日本 論文題目范文第1篇
2、國際奧林匹克運動發展新特點及人文追求
3、國內動漫衍生品開發模式分析
4、“互聯網＋”背景下傳統文化創意產品的開發與研究
5、“中南卡通”的三種鏡頭
6、世界杯足球賽帶來的經濟效益
7、三人制籃球賽在全民健身中的價值研究
8、珠海城市品牌個性的多群體感知比較研究
9、資訊傳播語境下的商業展臺設計
10、中國英利:體育營銷的四度思考
11、智慧花樣滑冰項目產業化信息傳播云平臺構建研究
12、IP品牌個性對消費者購買意愿的影響
13、淺析零食品牌卡通吉祥物的設計策略
14、動漫品牌形象在地方特色小吃中的跨界應用
15、寶雞非物質文化遺產產業化之路的調查與思考
16、論盛福源純真有機公社會員營銷策略
17、安卓公仔品牌的再設計探究
18、日本熊本縣：網紅熊的故鄉
19、國內車展淪為利益叢林
20、城市CI與企業CI比較研究
21、從“主體間性”視角解讀微表情符號與社會互動的創新性消費趨勢
22、設計先行——論江西旅游文化資源的視覺化表現
23、信小呆：“中國錦鯉”的2019
24、我國創意動漫衍生產品設計與開發芻議
25、“品牌提升”還是“品牌升級”?
26、一款杯子賣了50億：我的浪漫必須隱藏在我的內心
27、北京冬奧會國際傳播路徑與策略創新
28、奧組委保障贊助商權益確保奧運品牌價值
29、“水軍”真能左右電影市場嗎
30、企業視覺識別系統（VI）設計的基本原則
31、兒童職業體驗,化“虛”為“實”
32、被億萬大禮包砸中后……
33、奧運圖書策劃的窘境與突破
34、《中國童話》出版傳奇
35、淺談產品包裝設計中卡通形象的運用
36、企業跨文化廣告傳播沖突探析
37、從“信達雅”談商標異化翻譯
38、“羊”氣過年動漫爭寵
39、上市公司積極布局“錢”景賽道
40、城市形象設計中的視覺傳達研究
41、《山海村》景區文創品牌塑造方式研究
42、基于鉆石模型的河北省旅游業競爭力研究
43、基于嶺南文化的廣州旅游商品開發研究
44、從《杜拉拉升職記》看電影植入式廣告之效果
45、淺談媒體品牌的策劃與構建
46、電影音樂玩轉“另類”營銷
47、京東營銷的無界與有道
48、中國品牌的世界杯營銷新態勢
49、奧運會對國家形象的建構邏輯與整合策略
日本 論文題目范文第2篇
摘 要：不同時代的經濟發展趨勢對當時國內文化和社會意識有著重大沖擊和影響作用。上世紀后半期的日本經濟飛速發展和傳統的儒家文化思想和倫理行為規范密不可分，隨之而來的日本社會經濟結構的發展變化使得“中流階層”和“中流意識”盛行一時。然而，由于全球經濟危機的影響，又出現了“新窮困”現象和“差別意識”。
關鍵詞：日本文化； 社會意識；影響
0.引言
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形勢從一定程度上對其文化和意識發展起著重大的影響作用。日本在上世紀后半期經歷了一段時間的政治動蕩之后，其經濟逐漸趨于穩定并快速發展，這是與其儒家傳統文化思想的影響密不可分的。
1.傳統儒家文化的影響
在日本經濟飛速發展的同時，東亞的韓國，中國的臺灣等亞洲國家的經濟也在迅速發展，這些國家的歷史淵源同屬于儒家文化，這時，有很多的學者將研究焦點放在了東亞經濟發展原因上面。他們首先關注的是儒家文化圈對東亞經濟的影響方面。儒家文化圈是指運用儒教的倫理行為規范和求實精神形成的文化意識[1]。儒家文化圈具有以下特點：各個地區不同的傳統文化的內容和社會作用也有所不同，同時也是儒教文化中的一種。儒教文化中的“性本善”和“仁政”和日本文化關系密切，具體說來，儒教文化不能創造和諧的人際關系，也不能激發勞動者熱情，然而可以使得勞動者的勞動熱情更加高漲。
可以這樣說，日本化的儒家文化所形成的日本人的價值觀，對于日本的經濟和社會的發展起到了一定的影響作用。日本化儒家文化傳統的“和”和“忠”起初作用于天皇，后轉換到作用于集團，企業和利益共同體。最明顯的表現形式是戰后經濟重建時期，日本國民表現出空前規模的協調和合作，因而保障了日本社會的長期穩定，動蕩減少。另外，企業根據儒家這一傳統文化精神各自建立自己的企業文化，使得企業內部之間保持良好配合、協調的工作秩序與和諧的工作環境，使得工作效率大大提高。這些都是傳統的儒家文化在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中發揮的作用。
2.中流意識的出現
日本經濟快速發展的同時，其政府也吸取儒家傳統文化中的“中和”思想，效仿一些西方發達國家的做法，為國人建立社會保障制度，保障國內貧苦人民的基本生活，完善福利制度，使得普通工薪階層能夠過上較為富裕的生活，另外，向富裕的人們收取稅務，以確保人民的福利，縮小貧富差距和城鄉差距。
日本社會中流階層也被稱為中產階級和中間階級，主要是企業的白領雇員、高級知識分子和政府部門的公務員等，這一階層的人群數量不斷擴大，社會機構也有著較大的變化。在社會輿論中出現了“一億總中流”的說法，學術界也有了“中間社會”的說法和“日本的新中間階層是經濟發展本身孕育出來的”等論點[2]。
在日本的文化學術界中對于“一億總中流”和“中流”等概念有著不同的表述，同時也有相關學者探討是否存在著階級社會的問題，是否存在著中產階級的問題等，如東京大學教授村上泰亮的“新中間大眾”論和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者岸本重陳教授的“中流的幻想論”等。村上泰亮不使用“中流”這一概念，而是從階層化概念的角度來定義：第一，階層化概念使得經濟、政治和文化都階層化。第二，日本社會中流階層具有明哲保身和保守的傾向。村上嘗試著用階層結構化這一概念為中心來分析和展現日本社會內的非結構化。村上的論述中最終中流階級瓦解，新中間大眾時代到來，使得階層去結構化現象出現。村上的觀點總結起來就是，社會內部的不平等使得階層結構化失去了意義，因此現實社會中不再意識形態上的階層和階級。
“中流階層”，這種在中間社會上形成的階層終身享受著雇傭的權利，其職業穩定，消費生活趨向于平均，接受的教育也比較均等，在財力和社會形態上也處于平均化地位，處于這一社會階層的人們已經沒有了意識形態上的階級觀念，他們的意識和行為基本都已模式化，多數人都沒有“仇富心理”，他們不僅追求完美你的物質生活，而且也有著精神追求的欲望，即實現自我價值的欲望，他們當中的多數人只是關注與衣食住行的自由，而對社會和政治并不關心，并沒有真正意義上的批判精神和批判能力。這使得日本的社會意識和文化意識在根本上發生了變化，原有的傳統的日本集團意識也在一定程度上消失，個人主義思想也開始活躍起來，從而形成了新的“中流”意識。
3.社會差距、新窮困現象的出現
中等級差別在2006年進入了高潮，特別是2007年的金融風暴爆發，全球經濟處于蕭條時期，很多大型企業轉而趨向國外發展，而中小型企業多數只是自保，不得已情況下倒閉。企業的用工變得十分苛刻，多數情況下是選用廉價臨時工，工資水平較經濟發達時明顯降低，從整個社會來看，失業人員也有上升趨勢。這種經濟和社會狀況使得社會意識和文化發生了很大差距，也就是在此時出現了“新窮人”這一社會現象?！靶赂F人”一詞源于著名學者鮑曼所著的《新的貧困——勞動、消費主義、new poor》一書[3]。這本書主要探討貧困的根源，講述了西方發達國家在經濟危機時期，推行臨時雇傭制和無薪休假制，福利國家的生產過剩、勞動力過剩和勞動者長期失業問題等。該書在日本的出版是在2008年8月，也正好是日本出現“差距社會”的時期，書中的“新窮人”在日本社會上引起了廣泛關注。有眾多專家學者相繼圍繞新窮困和解決這一現象等問題進行了探討。
在政治理論上表現出了政黨的生態上發生了非常明顯的變化。在蘇聯解體和東歐劇變的影響下，日本的共產黨發展經歷了一系列曲折的發展變化，也一度陷入了低潮，然而，日本共產黨出于對勞動者權益的維護，關注“新窮苦”問題的解決，并且提出了一些對于非正式雇工和勞動者的待遇保障要求，尖銳的指出了保障勞動者權益是企業和政府的責任，在一定程度上維護和保障了人權，因而廣受窮苦大眾的支持和擁護，在政治上面也取得了一定的發展。
4.結語
總而言之，隨著日本經濟的發展，日本的“中流”意識已然走入其末期階段，而經濟低靡時代，差距在整個日本社會文化和意識發展中成為了主流，因而也產生了“新貧窮意識”、“社會差別意識”。
（作者單位：江西科技學院）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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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 論文題目范文第3篇
關鍵詞：中國漢服;日本和服;比較研究
前言：回顧歷史發現，日本和服文化很多都是受到中國漢服文化的影響并發展而生，在這個過程中，日本也一直在不斷地對吸收到的中國漢服文化進行著改革與創新，使漢服文化的理念等元素有機融入在和服設計中，成為符合日本需要的特色服裝文化。在歷史的洪流中，中國作為盛極一時的超級大國，其在服裝文化領域中呈現出繽紛多彩的多樣化特點，查閱文獻可知，中國漢服文化對日本的影響是一條漫漫長路，有著不同的時代背景和廣泛的覆蓋面。隨著時代的發展和科學的進步，當前的日本已經成為一個具有特色服裝文化即和服文化的民族，甚至可以說是東方傳統文化的結晶，具備東方文化的情調。從歷史淵源的角度來看，由于受到我國漢服文化的熏陶影響，因此決定了日本的和服文化與中國的漢服文化有著一些相同之處，當然由于兩國不同發展軌跡，在漢服與和服上也會呈現出一定不同之處，而這也是歷史因素流傳至今的最真實的表現。
一、中日文化發展的淵源
中日關系一衣帶水是眾所周知，也正是這樣的理念使得中國認為日本文化是繼承了中國文化的衣缽，排除先入之見，也確實是這樣。從歷史的發展過程能夠看出，日本文化很大程度上受著中國文化的影響，這種影響是深刻的，甚至可以說深入骨髓，并且涉及的范圍極其廣泛，而服裝文化作為總體文化領域中的一種，中國漢服和日本和服的交融發展也找到了歷史根源。比如歷史中的唐朝，更對日本和服文化有著異常強烈的影響和沖擊[1]。
查閱文獻可知，在唐朝時期，中日關系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友好往來甚是頻繁，因而同期促成了相互之間繁榮的文化交流。在日本的理念中，唐朝的昌盛是偉大的，當時大量的遣唐使者和留學生都曾在中國接受各方面的教育。據相關研究證實，日本對于外來文化的接受程度可以說是諸多國家當中最高的，所有先進的事物，日本均會想方設法吸收，并在此基礎之上進行改革與創新使之成為自身的東西，形成特有的文化[2]。所以日本所模仿的文化都會在達到一定高度之后進行創新，變成“引我之用，用則創新”。對于這一點，中國始終望塵莫及，比如日本的動漫產業，一直可以說是世界的“花魁”，日本通過元素的不斷創新將自身的文化推向了國際，成為了日本的標志性產業，并以此為依靠在很大程度上推進了日本經濟的發展[3]。相比之下，雖然中國的動漫產業也有著相對輝煌的歷史，但嚴重缺乏創新顯然是一大弊病。日本狹小的領土迫使日本不得不通過創新來提升綜合競爭力，日本作為世界上第一個在海上建造的國家，受著領土的限制，只能依靠發展科技來“強國”，比如日本的“圍海造田”，排除萬難將原有的全國各地生活垃圾和廢棄物“變廢為寶”，單這一點，就足以讓所有國家感嘆[4]。
二、中國漢服和日本和服的歷史淵源歷程
(一)中國漢服文化傳入日本
古代的中國由于具有著“天朝上國”的稱號，周邊很多小國都會為了自己需要的資源來中國上貢從而換取稀缺的資源[5]。也正是在這種來來往往的交流中，中日兩國各有的服裝文化也伴隨來往人們開始傳播和交流起來。而要說中日服裝文化正式產生歷史淵源的話，則要從公元三世紀說起。那時中國正處于鐵器與青銅器時代，日本在受中國的影響下，紛紛引入中國的鐵器、青銅器以及多種生產器械，這大大推動了日本社會生產力的提高[6]。也正是在社會生產力的推動下，日本文化層面的發展也得到了良好的發展機遇。在公元五世紀至八世紀期間，日本已經能實現自給自足的經濟發展狀態，同時伴隨中國漢服文化積極傳入日本國內，日本人開始竭盡全力的開創屬于自己的和服文化，并且也非常推崇中國傳來的傳統漢服文化?？梢哉f，在這時期中，中國漢服文化深深地在日本扎下了根[7]。
(二)日本在中國影響下形成自己的和服文化
發展至隋唐時期，中國處于太平盛世，這時的中國古代漢服文化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就。而在中國漢服文化的影響下，日本積極引入并積極學習和探索中國的漢服文化，在結合帶有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基礎上，日本人開始對屬于自己民族、自己國家的服裝文化進行創作和傳播[8]。當唐太宗在位期間，中日兩國積極互派文化使節，擔負著傳播與交流自己國家文化的責任與使命，為兩國之間友好、藝術的文化交流發揮了重要意義。其中為中日服裝文化形成良好溝通紐帶的留學生吉備真備，對日本和服文化的形成與體系化發展發揮了關鍵作用[9]。在公元716年，吉備真備來到中國潛心學習，他長達十七年的學習歷程，讓吉備真備充分體會到中國漢服文化的博大精深。于是，在735年， 吉備真備帶著的中國的漢服回到了日本，并在日本大力宣傳中國多樣化的服裝文化，為日本的服裝設計注入了靈感[10]。從這時開始，日本在中國漢服文化的影響下逐漸發展并形成帶有自己國家特色的日本和服文化，也正是從這時開始，中日之間服裝文化歷史淵源越來越濃厚，同時二者也朝著帶有各自特色元素的方向發展[11]。
三、中國漢服和日本和服存在淵源的原因
綜合以上方面可以看出中國漢服與日本和服都有著自身相應的特點，之所以使中國漢服與日本和服產生歷史淵源、存在連結關系，本文認為原因主要來自于以下幾個方面：
(一)地理原因
日本是一個島國，經常受到臺風、地震等自然災害的襲擊，惡劣的環境迫使日本人想法設法求生存和發展。而中國作為地大物博的遼闊大國，豐富的物種與資源，使作為小國的日本向天朝大國進貢從而來換取更加需求的資源。在這樣的條件下，日本在與中國內部各個地區進行貿易往來、人員流動的過程中，也吸取了不同類型的服裝文化，來加入和填充到自己民族的服裝文化中[12]?？梢?，具備極強限制性的地理因素，決定了日本吸取外來服裝文化的緊迫性，也急需加大力度吸收外來的中國漢服理念，使日本人民通過克服困難來創造自己的和服文化。
(二)政治原因
查閱文獻可知，日本的歷史在中古武人執政之后，就形成了兩大權威，一是天皇萬世，一是幕府，隨著不斷的演變和發展，打破了日本傳統的唯權主義觀念。日本人民由此對至尊和至強有了認識，允許兩者同時存在。盡管這與中國的君主制度存在不同，但是很大程度上是學習中國君主制度的基本模式演變而來[13]?？梢哉f在這樣的條件下，中國的至尊和日本的至強兩種思想取得了交融發展與平衡，為日本的和服文化開辟了嶄新的發展道路，日本人由此開始傾向于服裝文化的平衡發展而避免閉門造車情況出現，這就體現了日本和服文化的混合性，同時也是產生中日服裝文化存在淵源的原因[14]。
(三)民族原因
關于這一點，可以說無可諱言，相比之下，傳統時期的日本國家比較缺乏創新能力，日本人也因此存在一種自卑感。由此可見日本對于外來文化的學習態度，實質上是基于文化的自卑而形成的。日本學習過中國的漢服文化之后，并不是按照常理來進行服裝文化的再造，而是直接模仿，隨后日本人通過歷史的不斷發展與演進，使得日本和服形成特有的價值觀得以保存下來。由此可見，日本的這種自卑心態也促進了日本的良好學態度，更能重視起自身和服文化發展的單一性并不斷彌補這種不足[15]。
(四)價值觀原因
中國的價值觀是以單一的善或惡的行為來規范另一些行為，由此達到人格的統一，在這樣的背景下人們創作出來的中國漢服會更加注重對美的表達、對偉大的歌頌等。而日本的價值觀也會在善與惡的基礎上更加注重個人行為的規范性，這樣對于人的評價并不會基于某個單一的標準。那么從價值觀的角度來看，在中國傳統價值觀的影響下，日本在此基礎上形成了自己的價值觀，也使得日本人會在服裝設計層面上追求更為突出自我性格。其中，中日服裝文化最為相通的便是對“忠、孝、義、理”等中華傳統思想的借鑒與發展，而日本和服文化在發展的過程中也會不斷將原本的思想進行更改，在日本人看來，“忠、孝、義、禮”成為人的全部義務，對于一個人的人格評價也能夠明確指出其在哪個方面有所欠缺，而不是通過對其一方面的否定就全面否定了這個人。而追根溯源，這與中國漢服的基本思想存在著緊緊的聯系。
四、漢服和和服對比
雖然說和服是以漢服為基礎進行發展的，但歷經漫長時間演變，逐漸帶有別具一格民族特點。例如女款和服背后大腰帶便為和服一大特色，而這也為區分漢服和和服最為主要的標志。而且和服衣料紋飾也通常帶有鮮明日本民族的特色。接下來就以漢服中的一個典型代表曲裾深衣舉例說明，同和服具有如下差異：一是和服衿與漢服不同。和服之衿，不同于中國交領，而且也不同于我國的直領，最為典型特點在于衿頭露于衣服外。漢服衿與衣服卻平齊。而且和服有一層布貼于衿內作為共衿，而且其共衿是不封口的，用來插進領芯，這樣可以使領子變硬，但是漢服卻不存在領芯;二是和服袖后沒有封口，反倒是袖前端的下面要封，與我國宋朝代表服裝是恰好相反的。秦漢時期我國傳統服飾袖子前端下方也有部分是封口的，僅存留小口伸手，叫做懸壺袖。該袖形發展至唐朝保存下來，但是再后期就被大袖所取代，之后就沒有再封過口。袖后沒有封口，直接開到腋下也作為和服主要特征;三是和服袖子大多為方形袖，但漢服袖子大多為圓形袖。和服大多為房型秀，少部分為圓形款式，像圓祿袖，當代和服通常是方形袖。但是漢服，大多為圓形袖，但需要一提的少部分為方形袖，唐朝有些舞衣袖就是方形的。
四是漢服上彩縷、披帛、綬帶、環佩、桃符、香囊等裝飾，在和服當中是不存在的，而和服也存在自身獨特裝飾品。而且漢服還存在小佩劍等，和服則普遍使用懷刀;五是和服腰帶復雜打法、長度與打出來花樣，卻是在漢服中不存在的。漢服腰帶同腰圍基本是一樣的，綁上而后下墜些便可以。女式和服腰帶要約四米，并用它在背后系出各式花樣;六是漢服用系帶方法綁著穿，但和服不系帶。在和服上有系帶一根，完全依賴腰帶固定住，假若和服腰帶散開的話衣服會徹底散開，因此女式和服的腰帶會綁較為夸張。
五、結語
綜上所述，通過站在追溯歷史的角度來探討中日關于服裝文化歷史淵源，能夠知道中國的漢服文化對日本和服文化有著深遠的影響。歷史處于不斷的發展中，可以說，歷史的發展就是文化的發展，我國能夠崛起就是源于民族文化的崛起。在歷史的洪流中，中國作為盛極一時的超級大國，其在服裝文化領域中呈現出繽紛多彩的多樣化特點，因此便也對日本國家的服裝文化產生了不同程度的影響。同時，在某些領域，我國也要學習日本的文化精神，取他國的服裝文化之長、補己國服裝文化之短，兼收并蓄、揚長避短，并不斷進行服裝文化領域的創新，才能發揚我國中華民族的服裝文化特色，走好社會主義建設的道路。以上通過對中國漢服和日本和服對比研究，并粗淺總結了中日兩國服裝文化存在歷史淵源的相關原因，以便為今后的深層次研究打好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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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 論文題目范文第4篇
關鍵詞：日本;現代設計;傳統文化
在日本的文化發展歷史上，不斷地受到外來文化的沖擊和影響，可以說，日本的文化發展是基于大量地吸收外國文明的精華基礎上的，他們把這些精華加以消化，加上日本本身的文明傳統，特殊的地理環境、特殊的社會結構和人際關系網絡，融會貫通，使日本的文化、經濟、政治都與眾不同。日本的設計，也是基于這種模式發展起來的。
日本的現代設計自上世紀50年代起開始大力發展，此時的日本設計家試圖將反映西方生活方式的觀念照搬到自己的設計當中，卻顯得笨拙、生硬和膚淺。隨著現代設計走向成熟，他們發現融合了日本民族藝術傳統的作品反而能引起了世界的關注。
現代的設計以其特有的民族性格在西方發達國家主導的國際設計界取得一席之地，在國際競爭中取得顯著成就的作品大都帶有鮮明的日本身份。在現代高科技工業沖擊中傳統并沒有消亡，反而與現代設計融為一體，作為精神支柱植根于日本現代設計理念中，使日本設計表現出獨特的氣質，成為別國無法取代的重大特征，是日本躋身設計強國的制勝法寶。
一、日本現代設計中的傳統精神
總的來說，日本的美學傳統，重視細節，重視自然，講究簡單、樸素，講究美學精神含義，構成了日本設計中的精神支柱。
永井一正把日本設計家分為四代人：其中第一代的代表人物為龜侖雄策、早川良雄、伊藤光治等人;第二代的代表人物則為田中一光、福田繁雄、五十嵐威暢等;第三、四代的代表人物有石崗瑛子、淺葉克己、伊藤晃一和上條喬支等。
第一、二代的設計家盡管各自風格相差很遠，但作品都具有強烈的民族特點。永井一正用幾何框架勾畫出一種特定的畫面空間氣氛，又著重具象的裝飾性圖形的研究和應用;早川良雄則用水彩、色粉等材料以透明且柔和的手法繪制招貼形象。他的作品帶有一種夢幻般的韻味，各種隱喻的圖像間滲透著一種淡淡的憂郁和詩意;田中一光對平面設計語言的運用有著獨到之處，他對日本的字體和符號有著很深的研究，試圖通過現代的方式將他們在招貼上重新加以詮釋和表現，他強調設計的平面型和空間型，作品具有高度的秩序感和工整性，在他的作品我們可以感受到平面符號的獨特魅力，他的作品既有強烈的民族性又有典型的國際風格;中村誠則主要以攝影的手法進行設計，在為資生堂化妝品公司設計的系列招貼中，他以日本人獨特的審美眼光去揭示日本女性的美，選取最具日本風格的細節，以點帶面，戲劇性地夸張處理，對肌膚、睫毛等細節的細枝表現，對畫面朦朧氣氛和色調的把握，使招貼畫面充滿著一種東方的審美意蘊。
在第一、二代設計家中，最為突出的是龜侖雄策和福田繁雄。
龜侖雄策是日本被稱為國際設計大師的第一人。他的畫面具有強烈而又穩重的色調對比，對每一細節一絲不茍地精細刻畫，表現出日本傳統工藝美術所具有的典雅而細膩的審美情趣。1964年的東京奧運會，使以龜侖雄策有機會在全世界展示才華。事實上也正是以此為契機，日本設計家開始確定他們的國際地位。
福田繁雄可能是最為其他國家所熟知的平面設計師。他的作品被歐美設計家譽為“經濟簡潔又復雜多變”。他的設計風格幽默生動，設計思維既繼承了日本傳統中追求典雅的風格又反映了追求間接新奇的日本現代設計新潮流。他總是棄舊圖新，并系統地將各種創意、革新加以融會貫通。力圖以各種圖形矛盾性的復合，引導觀眾產生設定的聯想，在看似荒謬的視覺形象中透射出一種理性的秩序感和連續性。福田繁雄既深諳傳統，又掌握現代感之心理學。他的作品緊扣主題、富于幻想，同時又極其簡潔，并善于用視幻覺來創造一種怪異的情趣。
第三、四代設計家則從攝影、電腦等方面獲得了更多表現上的自由，向著多元化的方向發展，然而他們的作品中同樣滲透著日本的傳統文化精神和審美元素。
佐藤晃一便是一個典型的例子。他的設計作品有著明顯的民族風格，色彩具有很強的戲劇性、分離感和張力，把裝飾色彩、變形形體和折中了的印象派的光表現與色漸變手法融為一體。他不但繼承了日本文化中肅靜、悠遠、清雅、柔和的風格，還將這種風格更進一步推向完美和充實。提煉日本文化中最精要的精神內涵。以日本傳統的空靈虛無的思想為精神根底，帶有日本自古以來清愁的色調，追求其中浮現的優美和冷艷的感情世界。
設計評論家厄爾(J.V.Earle)認為日本設計可以總結為兩大類，即：
1、色彩豐富的，裝飾的，華貴的，創造性的;
2、單色的，直線的，修飾的，單純與儉樸的。
這在表面上指出了日本設計的形式風格特征，也不無巧合地印證了日本人審美的兩重性。
日本人獨特的審美情緒和美學觀念，自始至終滲透著日本民族固有的精神。
美國人類學者本尼迪克特曾經對日本民族精神作過較恰切的表述：“菊花與刀都是這幅畫中的一部分。日本人既好斗又和善，既尚武又愛美，既蠻橫又文雅，既刻板又富有適應性，既順從又不甘任人擺布，既忠誠不二又會背信棄義，既勇敢又膽怯，既保守又善于接受新事物，而且這一切矛盾的氣質都是在最高的程度上表現出來。”這同樣體現在日本的審美思想和藝術創造中：日本的審美觀念中充滿優雅和諧的情趣又不乏陰郁和深沉的審美趣味;熱衷于事物優雅的姿態和幽玄的意境又崇尚激越和狂熱的情緒;敬仰崇高對象和悲劇精神，同時又愛好滑稽和幽默。日本的藝術可能簡樸自然也可能繁復華麗，既平常又怪誕，既有抽象的浪漫精神又有現實主義精神。
從地理環境上看，這種文化精神的兩重性與日本人的生活環境是分不開的。邱紫華在《東方美學史》中提到：“日本地理環境中有三個基本因素對于形成日本文化模式有重要的影響，這就是森林、海洋和農耕。”日本多森林，植被覆蓋面廣，森林在日本人的生活里有著不可替代的位置。森林文明使日本人崇尚生命之美。森林在不同季節變換的繽紛色彩和自然物千姿百態不僅有助于日本人對寂靜、閑適之美的感受，而且還促進了對事物色彩和姿態的審美敏感和對瞬間狀態的留戀，日本美學中關于優美、和諧的審美觀念，同森林環境密不可分。日本列島有漫長曲折的海岸線，日本人對大海的冒險和征服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日本人勇猛好斗的征服性格和追求壯美的崇高精神。森林與海洋共存于日本人的生活中，日本人自然把森林文化的優雅精神與海洋文化的狂暴精神結合起來，從而構成了日本文化的主體內容。此外，日本還具有悠久的農耕文明，農耕生產的生活方式激發了古代日本人對季節時令變化的敏感，也促成他們追求自然天成的美學思想。
日本人的傳統神道信仰使日本的傳統藝術在崇尚自然外還帶有特別干凈、整潔的特點;而日本人對佛教禪宗的信仰，形成日本人儉樸、單純并且喜愛非完整、非規則的美學特點，精神上則推崇內斂，自我控制，自我修養。
日本17世紀到19世紀經歷了高度商業化的江戶時期，商業文化高度發展，形成日本人重視和喜愛奢華平面裝飾的特性、喜歡商業修飾和大眾化的文化特征。
二、傳統帶動現代設計
日本設計從上個世紀50年代開始起步，只用了很短的時間，在上個世紀80年代已經躋身世界設計大國。“日本制造”甚至作為優質產品的代名詞成為一種文化標簽。日本是世界發達國家中唯一一個非西方國家，它的民族傳統、設計風格、文化根源與西方大相徑庭。日本的傳統精神，無論在深層民族特性層面還是在表面的技術層面都決定著日本設計的命運。
1.民族特性層面
日本的歷史是吸收外國文化精華，使之成為本土文化的組成部分的一個長期的、連續不斷的歷史過程。日本是學習外國先進經驗最好的學生，也是最能夠把作別國的經驗和本土國情結合，發展自己獨特文化體系的國家。日本美術也不外如此：“但凡觸及外來文化時，日本美術總是以柔和的立場受其影響。……這種隨遇而安、廣泛吸收的情況，顯示了日本美術的廣泛適應性，或稱反預見性”
在對待外來文化的態度及方法上，正如魯迅先生所說：“優良而非國貨的時候，中國禁用，日本仿造，這是兩國截然不同的地方。”日本民族是一個善于學習和模仿的民族，但這種學習和模仿只是在植根于本土文化傳統及其所急迫需要的基礎上進行的。日本人沒有非此即彼的思維方式，對外來文化的吸收無原則性，兼收并蓄，并且對外來文化進行分解、還原，拋棄不實用的東西，進而達到東西方文化的共存融會。“將原產于外國的東西加以吸收，改良和應用，從而大力發展并超出原有水平，這就是日本人的專擅和特性。”
日本的設計正是基于這種無原則地徹底吸收而又有選擇地為己所用的方式下經歷了模仿、折衷轉化進而發展為成熟的“日本制造”。
另外，日本是個單一民族的國家。日本的傳統文化的單一種族基礎，使得他們非常重視集團和團體，因此文化可兼具活躍和穩定兩重因素。日本社會重視集體和團體，輕視個人，因此無論是在處理傳統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大問題上，還是像每個具體設計這樣的小問題上，都能兼有大而穩定的方向，小而活躍的因素這雙重特征。
2.技術層面
日本傳統中有幾個因素是它的設計與現代迅速接軌的重要原因。
第一，日本傳統審美思想中受禪宗的影響推崇少而簡約的風格，并且因為崇尚天然的神道信仰而重視材料的本身特色，喜好不經掩飾的裸露的材料，裝飾性地使用結構部件，完全暴露并體現結構，這種特性與現代設計的要求不謀而合。
第二，在生活中他們形成了以榻榻米為標準的模數體系，從建筑到用品，日本人形成了長期對基本單元為設計中心的習慣，這使他們很快接受了從德國引進的模數概念。這也正是現代設計所需要的要素。
第三，日本領土狹小，人口密度大，長期以來狹小擁擠的居住環境使日本民族喜愛小型化多功能化的產品，重視細節并喜愛裝飾功能部件。而現代的國際市場趨勢恰恰是傾向袖珍化、微型化、便攜式、多功能化。這些傳統的觀念非常順利地融入現代設計中，成為別國所難以具備的特點。
另外，日本現代設計強調集團式工作方式，完全不追逐個人出名，以集體的成就而驕傲。企業內部力量比較容易得以集中。這也使得日本的設計可以飛速地發展。
3.體制層面
日本設計的一個非常重要的特點是它的傳統與現代雙軌并行體制。世界上很少有國家能夠在發展現代化時能夠完整地保持，甚至發揚了自己的民族傳統設計。日本自第二次世界大戰后開始發展設計以來，它的傳統設計基本沒有因為現代化被破壞。這與政府對傳統設計的重視與扶持不無關系。
日本戰后的設計發展與其戰后經濟增長迅速成為一個制造業大國的歷程是分不開的。日本政府、企業通力合作，建立一個健全和發達的國內市場，從而促進日本設計的成熟。政府對設計的大力扶持，企業對于設計的高度重視，是促成日本設計發展的重要原因。1918年創建的松下電器公司的老板松下幸之助1951年訪問美國后便積極推動日本工業設計發展，率先在公司成立工業設計部。之后各產業界均在自己公司內部相繼設置設計部門，積極改善產品設計，使產品打開世界市場。
日本在50年代建立一系列的機構以幫助設計進步。這種特別為促進設計而成立的機構和機制，使日本設計能夠穩健發展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例如1951年日本成立的隸屬日本通產省的日本出口貿易研究組織和1928年成立的日本工業藝術院。日本政府的這種完全利用國家力量來促進私人企業產品競爭的行為，在西方國家是絕無僅有的。因為日本政府非常清楚地認識到，好的設計和好的質量是使日本產品贏得國際商業競爭的唯一途徑，這已不在局限于文化這一層面上，而是商業、經濟甚至日本民族發展的根本大計。因此，設計是日本民族的發展生命線，是政府的發展重點之一。
但是，日本的這一系列政府保護產品設計的手段，基本上都是單向的，即保護日本的出口產品設計專利。而對于外國產品，日本則幾乎是肆無忌憚地仿造和學習。甚至一度出現大量抄襲和剽竊歐美設計的現象，但這只是設計發展道路上的插曲，并沒有影響日本走傳統文化與高技術向結合的道路。日本政府再三強調“和魂洋材”，堅決拒絕這種物質層面的模仿發展到精神領域。
另外，重視教育事業也是日本設計界成功的重要因素。日本在明治時期就設立了美術及工藝學校，為二戰后的日本工業的崛起打消了堅實的基礎。50年代日本的設計教育開始大規模發展。設計學院紛紛成立，這對于設計人才的培養和傳承起了積極的作用。日本的設計教育已經成為社會與企業復雜結構中的一個難以分離的有機組成部分。
三、啟示與反思
一切科學技術的發明都有賴于設計的物化，從而使之成為方便實用的產品或商品。在現代社會，隨著先進設計理念及高科技設計手段的應用，使得設計與科技結合更趨緊密，作為知識密集型產業之一，設計自身的“先進生產力”性質也日益明顯。因此，設計行業受到空前重視勢所必然。同時，我們悠久的傳統文化也面臨著流失與更新。因此，在世界日益全球化的趨勢下，面對外國文化和現代理念的沖擊，如何保護和利用傳統文化，處理傳統與現代的關系成為日益凸顯的問題。
中國的設計起步比較晚，就設計理論上來講還相對薄弱，設計作品也還停留在對外國設計在物質層面的模仿上。我們應該意識到，更重要的是要挖掘我國傳統文化中的內質和精神。因為，無論社會如何發展，對文化的重視只會不斷加強，設計中帶有的本土文化的烙印是人們求得歸屬感的基礎。在當今信息爆炸的社會，只有潛心研究、挖掘、融合傳統文化，才能使設計脫穎而出。中國傳統文化的包容性很強，其意象特征和抽象性廣為現代藝術及設計所利用。把華人文化作為一個積極的設計因子進行利用、推廣和發展，對于保護民族藝術、保留華人文化特色等方面都有著十分積極的現實意義。
中日兩國一衣帶水，同屬東亞儒教文化圈。由于歷史的淵源，在傳統上有諸多相似之處。雖然在文化深層上實際上是大異小同，但在處理傳統與現代設計的問題上，為同樣具有悠久歷史傳統的中國提供了非常有意義的參照系統。日本政府重視傳統工藝美術與傳統文化，重視設計的傳承和教育，日本的設計師對待傳統文化，更多地從精神上、思想上、功能上來考慮，運用傳統的理念，現代的元素和構成手法，走在了設計的前沿，這些不能不值得我們學習和借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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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 論文題目范文第5篇
[摘要]根據發達國家產業集群的發展實踐及相關嵌入性研究發現，集群的內生性嵌入是外生性嵌入的基礎與競爭優勢的源泉，外生性嵌入是保持與擴大競爭優勢的方式與手段。我國在利用FDI過程中形成的大量外生性產業集群，正是由于缺乏內生性嵌入而難以形成本地企業的競爭優勢，從而陷入“OEM鎖定”而難以自拔。
[關鍵詞]產業集群的外生性；內生性嵌入；外生性嵌入；內生性嵌入缺陷
一、我國產業集群的外生性
(一)FDI與我國產業集群的形成：相關文獻回顧
產業集群的理論研究最初源自于發達國家的地區實踐和當時相對封閉的經濟系統，雖然許多發達國家的典型產業集群云集著眾多來自其他國家的跨國公司，但研究者們更多地強調地方發展的內生性資源和能力，對FDI的關注較少。因此，在為數不多的研究FDI與產業集群形成的國外文獻中，對產業集群形成的研究主要基于內生的觀點，即在國內產業集群的基礎上探討內生產業集群對外生產業集群形成的引致作用。Head、Ries和Swenson在研究日本制造業在美國投資時，通過實證分析表明：對日本投資選址起主要作用的是美國既有的產業集聚效應，指出日本投資的區位顯著受到美國產業簇群定位的影響，美國產業內和產業簇群的市場關聯和技術外溢對投資區位的影響是最主要的，而且美國垂直產業關聯對日本公司區位選擇的吸引力很強。Guimaraer等人對集聚在葡萄牙的FDI定位進行了實證研究，研究結果表明：國內集聚經濟是影響FDI投資的決定性定位因素。
相對于發達國家產業集群形成的內生性，發展中國家產業集群的形成更多來自于外力的作用，即FDI的作用，如波特指出：外商直接投資總是傾向于能夠獲得最大投資回報的地區，先投資的外國企業對后來的企業具有示范性，加上一些國家對外國投資有鼓勵性政策，因此，在外商直接投資的帶動下，發展中國家的一些地方先后出現了不同產業的集群。Head&Ries對中國1984－1999年引進FDI問題進行了分析，揭示了現有工業規模和利用外資水平對FDI區位選擇的重要影響。中國在20世紀90年代開始對集群研究進行跟蹤，在國內眾多研究產業集群的文獻中有一部分與FDI相關。從內容上看，主要涉及如下兩個方面：
1．指出FDI是導致產業集群形成的關鍵因素。魏后凱、徐康寧、梁琦等人從FDI區位選擇的角度，指出某些地區特有的區位優勢因素導致FDI流入并形成地區集聚。我國學者朱華晟指出在發展中國家產業集群的研究中，外商直接投資、跨國公司及全球聯系一直受到關注。隨著全球化程度加深，發展中國家的產業集群受外商直接投資和跨國公司的影響日益深刻，尤其是對后者的技術依賴性增強。茹玉驄指出是跨國公司垂直型的FDI導致了我國FDI產業集聚的形成。王劍以江蘇省FDI的歷史數據為樣本，分析FDI集聚過程的空間演化模式，得出如下結論：傳統行業由最初的集聚逐漸向擴散演化，而新興行業則由最初的隨機分布逐漸向集聚演化。劉義圣將產業集群分為三類：內生式傳統產業集群、外生式產業集群和高新技術產業集群，并指出外生式產業集群是FDI與當地的區位優勢結合形成的以外商投資為主的產業集群。李鋒從實證的角度對江蘇產業集聚現狀進行了分析，指出目前江蘇產業集聚很大程度上是FDI推動型集聚，跨國公司垂直專業化生產對集聚網絡深化起到了重要作用。鄭勝利通過臺商在大陸投資特征的分析，指出臺商目前已在大陸形成地域集聚，但與當地企業缺乏密切合作，根植性不足，對當地的產業升級與技術進步作用不明顯。他在后來的研究中指出，我國外生性產業集群的形成是國內的區位優勢與FDI鏈合的結果。黃德春指出，在開放型產業集群形成過程中，跨國公司將會影響技術型集群的知識輻射、生產型集群的集群結構，并成為市場型集群的樞紐。開放型集群的形成會給地方性企業提供進入國際市場的機會，促進中小企業的國際化行為，形成大量的地方性企業。
2．認為產業集群或集群因素形成了吸引FDI的特殊區位優勢，促進了FDI的流入。毛新雅通過對長江三角洲16城市的實證研究得出結論：產業集聚狀況已成為影響FDI在這一地區進行區位決策的最重要因素。賀燦飛用與信息成本和集聚經濟有關的變量來解釋我國207個地級以上城市間實際利用FDI和協議FDI的分布，驗證了信息成本和集聚經濟對FDI的重要作用。王煥祥以FDI雙集中為背景，提出并論證了東道國吸引FDI的二重優勢，即基礎性優勢和集聚性優勢。隨著各國吸引FDI的競爭日趨加劇，基礎性優勢吸引FDI的競爭力不斷弱化，而集聚性優勢吸引FDI的競爭力日益強化。祖強指出，隨著經濟全球化，跨國公司的FDI紛紛投向中國，跨國公司的FDI對我國的產業集聚和產業升級產生了重要影響。我國部分學者將上述兩種觀點進行折衷，指出我國FDI與產業集聚的關系，首先是因優惠政策、市場、資源等因素導致FDI流入，在路徑依賴以及循環累積作用下形成產業集聚，而產業集聚又成為進一步吸引FDI流人的區位優勢。如李鋒指出FDI流入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地區產業結構，增強了區域的整體福利與可持續發展能力，形成了區域產業集聚。而產業集聚的經濟因素降低了商務成本，從而增強了區位的引資能力。
綜上所述，我國的產業集群具有明顯的外生性，而我國外生性產業集群的形成是在改革開放、利用外資的進程中逐漸形成和發展壯大起來的。在引進外資過程中，由于我國的區位優勢，如東南沿海地區優越的地理位置、優惠的投資政策、豐富的土地資源和充足廉價的勞動力等，吸引了大量FDI進入我國。由于歷史與偶然因素使FDI駐留于某一地區，在循環累積作用下開始形成產業集群，并引致本地與外資企業加入，導致更大規模的產業集群。在產業集群效應的示范與帶動下，更多的FDI進入，從而使集群效應成為吸引FDI的區位優勢。因此，我國的外資利用與產業集群的形成已進入良性循環：區位優勢——FDI進人——形成集群效應——區位優勢增加——更多FDI進入——形成更大規模的集群效應。
(二)FDI與我國產業集群區域分布的描述性統計分析
1．我國加工制造業利用FDI數量最多，相應地外生性產業集群也更多地體現在第二產業中。隨著近年加工制造業向沿海地區的集中，形成了三大經濟核心區和若干制造業帶。由表1數據可知，我國各地工業增加值與FDI的地區分布相一致，利用FDI多的地區，相應的工業增加值也高。
注：①工業增加值占全國各地區總額的比重；②FDI實際利用額占全國各地區總額的比重
東部：北京、天津、河北、遼寧、上海、江蘇、浙江、福建、山東、廣東、海南
中部：山西、吉林、黑龍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
西部：重慶、四川、貴州、西藏、甘肅、青海、寧夏、新疆、陜西、內蒙古、廣西、云南
資料來源：根據各年度《中國統計年鑒》計算整理。
目前，我國制造業生產能力的70％集中在珠江三角洲(粵)、長江三角洲(蘇浙滬)和環渤海地區(京津冀魯遼)三大經濟核心區，隨著FDI在這些地域內的集聚，在沿海地區初步形成長三角制造業帶、珠三
角制造業帶、京津制造業帶、山東半島制造業帶、閩東南制造業帶和遼中南(沈大)制造業帶。這些制造業帶，由最初的簡單聚合到一定地域范圍內，形成產業集聚后，由于集聚體內企業之間不斷發生聯系，已經開始由集聚向集群轉化，形成產業集群化趨勢。
2．FDI區域分布與各地產業集群數量分布呈現一致性。根據表2數據，2004年我國東部lO省市(不包括海南省)利用FDI實際額共計46 714 984萬美元，占全國FDI利用實際額的比重高達83.11％。2005年我國25個省(市、區)的產業集群數共計748個，而東部10省市的產業集群數為569個，占25省(市、區)集群總數的76.07％，產業集群數排名第一至第五的省份均在東部。通過FDI利用額與產業集群數量的比較，我們發現二者之間存在高度的一致性，即FDI利用多的地區，產業集群的數量也位于全國前列，這進一步說明我國產業集群的形成與FDI的區位分布存在高度的相關性，FDI對我國產業集群的形成產生了關鍵的影響。
二、產業集群的嵌入性
根據新制度經濟學與交易費用理論的觀點，產業集群是一種介于市場與企業之間的中間組織——網絡組織，它兼有企業與市場的某些特征，是建立在網絡中各種中間組織的地理接近、相互依賴、持續交互作用以及產業組織間柔性專業化分工基礎上的，具有外部規模經濟與范圍經濟效應的生產網絡、知識網絡與社會網絡。
嵌入性的概念是新經濟社會學在具體闡述其觀點時用到的三個概念之一，即嵌入性、社會網絡和社會資本，最早形成于美籍匈牙利學者波蘭尼的思想中。嵌入性一詞的普遍應用歸功于格蘭諾維特的研究工作。西方產業集群網絡的嵌入性研究伴隨著產業集群的形成與發展實踐，經歷了由內生到外生，由本地化聯系到全球性聯系的過程。該研究認為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產業集群的穩定發展一方面要重視內生的本地化基礎與優勢，另一方面要加強與全球經濟網絡的聯系。因而產業集群的嵌入性可分為本地化嵌入與全球性嵌入。前者指集群區域內部的企業之間、企業同政府、行業協會、中介服務機構等之間的網絡聯系；后者指集群中的企業、政府、行業協會以及其他中介服務機構同區域外部成員之間的網絡聯系。本地化嵌入即格蘭諾維特提出的關系性嵌入(relational embeddedness)和結構性嵌入(structural embedded-ness)。單個行動者的經濟行動是嵌入他與他人互動所形成的關系網絡之中(關系性嵌入)，即集群成員間的互動聯系；行為者所在的網絡又是與其他社會網絡相聯系的，并構成了整個社會的網絡結構(結構性嵌入)，即集群受其所處外部宏觀環境的影響與制約。全球性嵌入主要是指集群對全球價值鏈(GlobalValue Chain，簡稱GVC)的嵌入。
產業集群的嵌入性研究之所以會經歷由本地化嵌入到全球性嵌入，原因在于一些過于強調本地化嵌入的集群，由于嵌入性依賴，導致“鎖定效應”，致使集群走向衰落或解體。在相對較早的西方經濟地理學及相關社會科學的大量研究文獻中，強調本地化嵌入的重要性，認為集群本地企業間網絡、企業與其他機構之間的網絡聯系是集群競爭優勢的重要來源。但這些研究都往往忽視過密、過強的集群本地化聯系可能導致集群創新能力的退化和競爭力的下降。因為過度嵌入會導致集群的“鎖定效應”，即集群網絡互動模式對外部環境變化反應能力的弱化或喪失問題。集群對本地特定經濟、社會、政治環境的完美適應將削弱本地經濟的外部適應性。當外在環境發生變化時，系統便可能因資產高度專用性所帶來的高轉換成本，放棄進行內在調整的努力，轉而沿著既有路徑演變甚至衰落。
為彌補本地化的區域研究范式的不足，一些學者開始從集群與外部聯系的角度探討促進集群穩定發展的路徑。格蘭諾維特于1973年發表《弱關系的強力量》一文，將行為者的網絡關系分為強關系與弱關系。強關系是指互動頻率高、相互間感情投入多、親密程度高和互惠互利多的互動交往關系；弱關系是指偶爾聯系的互動頻率低的關系。由于契約的不完全性及交易環境的不確定性，強關系是集群交易治理的重要機制，它可以增進集群內各成員之間的信任，減少機會主義行為，提高集群內信息的共享與創新效率。但集群的弱關系可以使集群規模增大，信息量增多，信息的重復性降低。強關系網絡適合顯性知識的傳遞，而弱關系網絡適合隱性知識的傳遞。隨著全球化中不確定性的提高，隱性知識對集群的發展變得更為重要。因此，弱關系可能給行動者帶來有價值的信息資源，使具有弱關系的集群由于具有更多與外界的聯系而使集群更穩定，并獲得更多有價值的信息與發展的機會。
Burt于1992年提出結構洞理論，從網絡整體結構性特征來探討網絡關系的多余程度以及網絡關系的位置對于行動者資源的影響。所謂“結構洞”是指兩個接觸間的非多余的關系。行動者所擁有網絡的結構洞越多，則行動者所可能獲得的資源、機會就越多，能帶來的收益便越高?？缭浇Y構洞的網絡成員至少可獲得兩方面的優勢：獲取更多的有效信息(信息利益)，占據影響交易結果的主導位置(控制利益)。Ow—en－Smith and Powell提出“全球性管道”一詞，對集群與外部知識體的互動渠道進行描述。認為如果本地化網絡可以為集群企業互動提供大量自發及不可預期的環境，并形成某種解釋性社區，從而促進集群的創新，那么全球性管道則能為本地集群的創新提供大量新的信息，并能為本地企業提供大量可行技術。
Raphael Kaplinsky&Mike Morris等人對全球價值鏈進行了深入分析。全球價值鏈是指在全球范圍內考察產品定義、設計、生產、銷售直至消費這一價值不斷增值的過程。全球價值鏈包括生產商驅動(pro—ducer—driven)的價值鏈和采購商驅動(buyer—driven)的價值鏈。在生產商驅動的價值鏈中，大制造商(通常是跨國公司)在生產網絡(包括其上下游聯系)的協調中發揮主要作用。比較典型的有汽車、飛機、計算機、半導體和重型機械等資本和技術密集型行業。在采購商驅動的價值鏈中，大零售商、經銷商和品牌制造商在全球建立的分散化生產網絡中發揮著核心作用。這種貿易導向型的工業化模式在鞋類、服裝、玩具、手工藝品、消費類電子產品等勞動密集型行業中很普遍。
新經濟時代的全球價值鏈各環節的價值量，相對于工業時代的全球價值鏈各環節的價值量發生了明顯的變化。工業時代，價值鏈各環節中的制造環節的價值量最高，而研發、設計與營銷等環節的價值量較低，所以企業以內部一體化取代市場一體化，以企業組織形式代替市場形式以規避市場不完全所帶來的市場風險。在新經濟時代，價值鏈各環節的價值量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在價值鏈各環節中，研發、設計與營銷等環節的價值量迅速提高，而制造環節的價值量最低，形成“u型”價值鏈曲線(見圖1)。
由于價值鏈各環節價值量的變化，使眾多跨國公司發現將非核心的制造業務外包出去可增強其競爭優勢。于是跨國公司借助世界各國及眾多企業之間存在的專業化分工與協作關系，將生產過程分解為散
布于世界各地的諸多步驟而將全球價值鏈分割。通過全球價值鏈的分割，跨國公司將自己不再具有優勢的、使用標準化技術的制造業轉移到勞動力成本廉價的發展中國家，而集中自己的資源優勢于研發、設計和營銷環節，從而獲取最大的價值量。正是由于跨國公司分割價值鏈以及將制造業外包的行為，使發展中國家的產業集群獲得了嵌入全球價值鏈的機會。
綜上所述，西方產業集群的形成與發展是從內生到外生的過程，其集群的嵌入性研究相應地經歷了由本地化聯系到全球性聯系的過程。本地化嵌入與全球性嵌入在促進集群穩定發展中緊密聯系，相輔相成，本地化嵌入是集群穩定發展的基礎與優勢的來源，全球性嵌入是保持集群發展基礎、擴大集群優勢的方式與手段。相對于發達國家，很多發展中國家的產業集群是在利用外資的過程中形成與發展的，具有先天的外生性，即首先通過嵌入全球價值鏈的某個環節形成集群，然后通過培育集群的內部優勢，促使集群中的企業從工藝流程升級、產品升級、產業功能升級，最后到鏈條升級。通過外生性嵌入，培養內生性嵌入的基礎與優勢，最后利用內外嵌入性的共同作用實現產業升級的目的。
三、我國產業集群的外生性嵌入與“OEM鎖定”
我國外生性產業集群是在利用外資過程中FDI的技術、管理與品牌等優勢與我國豐富、廉價的土地、勞動力、自然資源以及優惠政策相結合的產物，因此，其形成之初就外生地嵌入到全球價值鏈中。但這種嵌入對于我國來說屬于被動性嵌入，是FDI為保持和擴大自身的競爭優勢，在全球范圍內選擇最適合投資區位，進行產業鏈分割與產業外包的結果。根據現有研究文獻以及我們的實地調研，本文將我國外生性產業集群分為兩類：技術密集型集群與勞動密集型集群，目前這兩類集群都以OEM方式承接新興工業化國家、地區與歐美等發達國家的產業轉移，并嵌入到全球價值鏈的低端——生產制造環節。在集群內由于內資企業對外資企業的嚴重依賴，使內資企業的發展日益呈現出“OEM”鎖定趨勢。
我國外生技術密集型集群嵌入生產商驅動的全球價值鏈。在這一類全球價值鏈中，居于主導地位的通常是壟斷全球生產環節的大型制造商，其通過控制研發、設計與銷售等價值鏈高端環節，掌握著產業發展的R&D能力、核心技術、關鍵零部件與全球營銷網絡，以強大的生產規模、技術優勢與工業資本，構筑起以全球投資為基礎的縱向網絡，形成對新進人者強大的產業鏈高端生產環節的進人壁壘。在這類集群中的國內中小企業由于不具有或欠缺研發能力，不掌握核心技術與全球營銷網絡，只能圍繞集群內的跨國公司，以OEM方式從事勞動密集型的生產制造，被動地嵌入到全球價值鏈中，價值創造有限并處于受控地位。在生產商驅動的全球價值鏈上分布這樣幾類生產方式：接單產品組裝(Original Equipment Assemb-ling，OEA)、接單加工生產(Original Equipment Manufacturing，OEM)、設計生產加工(Own design Manufac-turing，ODM)、自有品牌生產加工(Own Brand Manufacturing，OBM)、電子制造服務(Electronics Manufac-turing Service，EMS)。從OEA—OEM—ODM—OBM—EMS，隨著生產方式的轉換，其在全球價值鏈中價值量的創造也由低到高。EMS、OBM、ODM等生產商一般位于全球價值鏈的研發、設計與銷售等價值量的高端環節。OEA、OEM等生產商一般位于全球價值鏈的生產制造環節，處于價值量創造的最低環節。以當今世界計算機生產為例，其全球價值鏈可分為三個層次：第一層在美國(EMS)，核心技術集中，利潤率高達25％以上；第二層在日本、韓國和中國臺灣(ODM、OBM)，利潤率達15％；第三層在東南亞和中國(OEM)，以制造業為主，生產規模高達幾十億美元，但利潤率卻不到5％。在我國信息設備制造集群中，美國、日本和歐洲的公司憑借壟斷計算機硬件生產的核心技術、CPU、存儲器及其關鍵材料單晶硅的制造，獨占該行業利潤的絕大部分。而國內中小企業，由于使用標準化技術，產品的專用性低，與EMS、OBM、ODM廠商之間的關系松散，被其他廠商替代的可能性大，討價還價能力差，價值捕捉與創造能力差。
我國外生勞動密集型集群嵌入供應商驅動的全球價值鏈。在這類全球價值鏈中，居于主導地位的通常是在全球銷售環節中處于壟斷地位的大型零售商和經銷商，其通過控制設計和銷售環節，掌握著產業發展中的設計優勢、品牌優勢與全球營銷網絡，利用發展中國家的制造企業提供產品，構筑零售商、經銷商與設計者之間的以貿易為基礎的水平網絡，從而形成對新進入者強大的市場進入壁壘。相對于生產商驅動的全球價值鏈較高的生產環節進入壁壘，供應商驅動的全球價值鏈由于其技術難度不高，生產環節進入相對容易，但市場進人壁壘較高。在我國勞動密集型集群中的中小企業，由于在產業的上游不具有設計優勢，在產業下游不具有品牌與全球銷售優勢，只能利用廉價的勞動力、土地及各種自然資源，被動地以OEM方式為全球大型供應商提供產品，嵌入其全球價值鏈的生產制造環節，獲取微薄的工繳費。 。
外生技術密集型集群與勞動密集型集群的全球價值鏈嵌入的共性是：二者目前都嵌入到全球價值鏈的低端——生產制造環節，價值量創造有限。由于無法進入到研發、設計與銷售環節，缺乏生產的自主性，被動地依賴于跨國公司的產業轉移與產業分工，這種“兩頭在外”的全球價值鏈嵌入，使國內企業日益呈現出OEM鎖定趨勢。但二者的外生性嵌入也有差異，主要表現為勞動密集型集群的嵌入性發展好于技術密集型集群。技術密集型產業的技術壁壘高，技術決定市場進入，加之國內缺乏產業發展的傳統基礎，因此，國內企業要想由生產環節進入到設計、研發與銷售等高端環節面臨的困難較多，擺脫OEM鎖定還需要時日。相對于技術密集型產業的高技術壁壘，勞動密集型產業的技術壁壘較低，且國內具有一定的產業發展傳統與基礎，因此生產進入相對容易。國內企業通過多年為外資企業進行OEM生產，已開始普遍采用國際先進的機器設備，生產工藝與產品質量大幅度提高，與發達國家同類產品的差別日益縮小。因此，外生性的勞動密集型集群已開始向全球價值鏈的上下兩端擴展，一方面向上游的設計環節延伸，另一方面向下游的自有品牌的市場開拓環節延伸，從而能夠分享來自價值鏈各環節的價值量，集群所獲利潤相應提高。從內外資企業在集群內的融合發展來看，外資企業的進入不僅導致了集群的產生，也促進了本地民營企業以及相關配套產業的發展與完善，使外資企業與當地的聯系加深，增加了其對當地的本土化嵌入，這又進一步促進了本地企業的發展，使本地企業與外資企業之間由原來的垂直分工向水平分工轉化，與外資企業之間的關系由原來的單純合作關系向競爭與合作關系轉變。國內企業在依托OEM賺取穩定收益的同時，開始積極自創品牌，開拓國內市場，并已取得一定成效，國內近年來在紡織服裝、鞋帽、家具等眾多產業中已經涌現出大批知名國內品牌。但在追求品牌競爭優勢、開拓國內市場的同時，一些矛盾開始暴露，
即內資企業間的競爭多于合作，彼此間的無序競爭已造成大量資源浪費，使競爭優勢難以形成，集群發展后勁不足，不僅沒能獲得集群所應具有的規模經濟與范圍經濟效應，而且也較難擺脫OEM鎖定，實現產業升級，從長期發展來看還將威脅到集群的存續。
綜上所述，導致“OEM鎖定”的根本原因是我國外生性產業集群存在的內生性缺陷。我國的外生性集群的形成是在外資作用下被動形成的，雖然形成的時間短，發展速度快，但不具有或缺乏發達國家或地區產業集群在長期自主發展過程中所產生的內生性嵌入優勢，而內生性嵌入優勢才是產業集群穩定可持續發展的基礎與競爭優勢之源?？鐕镜膶ν馔顿Y“催生”了我國的外生性產業集群，但在一些外生性集群中，由于跨國公司大力借助于其內生性嵌入網絡提高競爭優勢，將與其配套的上下游廠商、服務商整體移植到我國，形成孤立于本土企業的具有較強的追逐廉價勞動力的“復制群居鏈”，如東莞的臺商IT集群。我國外生性產業集群發展的比較優勢主要是國內廉價的勞動力，但隨著我國計劃生育人口政策的推行與國內經濟的快速發展導致的要素價格的上升，廉價勞動力將不具有長期可持續性，因而基于廉價勞動力形成的外生性產業集群也同樣不具有長期可持續性，如果我們不能在廉價要素存續期間培育出內生性嵌入優勢，爭取集群發展的自主權，我國將永遠處于落后、被動的地位，并存在被邊緣化的危險。
四、我國產業集群的內生性缺陷
產業集群的構成主體要包括各類企業、中介組織、政府、大學及研究機構等(見圖2)。各類主體在集群的內生性嵌入中具有不同的功能，發揮不同的作用。首先是集群中的各類企業，它們是集群的核心主體，企業在經濟利益和企業家精神的驅動下，會平等互惠地進行技術、制度、文化等各個方面的交流與合作，以最大限度地降低自己在價值鏈上的投資成本。其次是與企業具有各種聯系的中介組織、政府、大學及研究機構等主體。政府是產業集群中的建設主體，在產業集群的網絡活動中，政府通過法律、經濟和組織管理手段，在制度、環境和政策層面，引導產業集群的活動方向，并刺激大學與研究機構同企業之間協同創新，保護創新成果和協調創新主體間的矛盾。產業集群中的一些中介組織如商會、行業協會、教育培訓機構、咨詢機構、風險投資機構等，在產業集群中起到積極作用，它們是產業集群網絡中的主要節點，通過其自身的專業化服務促進集群內各主體間的合作博弈。這些主體間的群內相互作用形成集群的關系性嵌入，與集群網絡所處區域或國家宏觀環境體系之間的互動形成結構性嵌入。我國外生性產業集群的內生性嵌入缺陷主要表現為關系性嵌入與結構性嵌入不足。
關系性嵌入不足主要表現為：一是集群網絡主體不健全，許多集群內的各種中介組織缺失，如商會、行業協會不健全或沒有發揮其應有的作用，缺少教育培訓機構，咨詢機構不發育以及缺少對高新技術產業發展至關重要的風險投資機構等；二是核心主體——企業與其他各類主體間的聯系不密切。目前許多外生性集群中的企業積極嵌入全球價值鏈，紛紛與跨國公司結網，努力成為全球化網絡中的一員，形成集群內以跨國公司為中心的、基于生產流程的上下游垂直分工體系。集群內的信息由跨國公司控制，呈單向流動。集群內地方企業之間(企業與競爭者、與協同者、與同一價值鏈上的供應商、銷售商)、地方企業與本地其他行為主體(大學、科研機構、市場中介組織、政府、公眾)之間的聯系不密切，網絡水平聯系沒有形成，網絡的本地嵌入性不強，導致集群內集體學習能力有限、創新嚴重不足。而只與跨國公司結網，不與本土企業聯系，會造成對國外企業的嚴重依賴，成為跨國公司控制的全球網絡中的一個喪失自主性的結點，最終將被激烈的競爭所淘汰。
結構性嵌入不足主要表現為政府作為不當及市場的不健全，具體表現為：(1)行政審批效率差，不適應某些高新技術產業集群快速發展的需求。根據國家規定，3 000萬美元以上的大型項目要報國家審批，導致項目建設周期延長，不能適應市場的快速變化。(2)海關的通關時間長，通關渠道不健全(如缺少全天候通關渠道)，境內外人員出入境手續繁瑣，通關環節多，通關效率低，導致外生性產業集群中高科技人員流動不便，企業的產品運輸不暢，影響集群的持續發展。(3)金融市場發育不健全，國內企業的融資渠道不暢，縮小了企業資金的來源，降低了企業的籌資能力。(4)優惠政策存在瑕疵，沒有顧及價值鏈上的配套與協作企業，不利于集群內公平競爭環境的形成與發展。(5)相關配套法律法規不健全，不利于對集群內各類企業的規范與管理，也不利于集群的創新與知識在集群內的傳播，更不利于集群內公平競爭氛圍的形成。(6)缺乏技術創新環境與人才培養機制。目前我國外生性產業集群中的本地企業在全球價值鏈上游的研發、設計環節以及下游的銷售環節缺少競爭優勢，這一方面是由于國內固有的發展現狀決定的，但另一方面與國內缺少創新環境與人才培養機制密不可分。
五、結論
1．隨著我國FDI利用規模的擴大，在我國東部地區的制造業中日益形成大量的產業集群，而這些產業集群具有明顯的外生性，即是在FDI的引致與孵化下產生與發展起來的，主要可分為勞動密集型與技術密集型兩類。
2．我國的外生性產業集群一開始就外生地嵌入到全球價值鏈中，外生嵌入一方面使我國產業集群的形成時間縮短，發展速度提高，另一方面也使我國現有的外生性產業集群陷入“OEM鎖定”狀態，很難沿著產業鏈進行產業升級。
3．根據對發達國家產業集群的形成與嵌入性的研究發現，產業集群的內生性嵌入是集群穩定可持續發展的基礎與競爭優勢的源泉，外生性嵌入是保持與擴大競爭優勢的手段。沒有充分的內生性嵌入作基礎，想通過單純的外生性嵌入實現產業升級，提高產業競爭優勢是非常困難的。
4．我國外生性產業集群之所以發生“OEM鎖定”，原因就在于集群存在內生性嵌入缺陷，集群內眾多的本地企業間競爭多于合作，使群內的規模經濟效應與范圍經濟效應難以形成，致使本地企業相對于外資企業的競爭優勢難以提高，只能單純依賴本地的廉價要素，特別是勞動力要素與跨國公司的競爭優勢相鏈合，簡單地嵌入到全球價值鏈的低端環節。
5．我國的各級政府、眾多的本地企業應充分認識到內生性嵌入與外生性嵌入的關系，在集群外生性嵌入的前提下，在國內廉價要素存續期間，充分認識到內生性嵌入的重要意義，轉變政策思路與經營模式，促進與加強本地企業之間以及本地企業與集群內其他主體間的聯系，構筑集群的內生性嵌入的網絡關系，從而內在地為本地企業提升競爭優勢提供基礎與支持。
日本 論文題目范文第6篇
[摘要]胡風在抗戰時期的詩歌創作中塑造了豐富的形象，這些形象的生成與胡風的文藝思想密切相關。同時，胡風戰時文藝觀也深受日本現代文學理論的熏陶和影響，在藏原惟人“無產階級現實主義論”的指導下，他提出了文藝與生活的關系，此外，還批判地吸收了廚川百村重視內部心靈與青野季吉偏愛外部環境的理論，從而形成了辯證的現實主義文藝觀，閃爍著新無產階級文學的光輝。
[關鍵詞]胡風；抗戰詩歌；文藝觀；日本現代文學理論
一、文藝與生活的三重關系
胡風在論及文藝與生活的密切關系時，提出了“文藝是從實際生活產生出來的”、“文藝是生活底反映”、“文藝站在比生活更高的地方”三個觀點。胡風認為，文藝的來源是社會生活，因此它應該真實地反映實際生活的點滴，文藝是對客觀現實的再現。在胡風抗戰時期的詩歌中，我們不難發現他筆下的眾多日本形象正是真實地存在于當時社會中的實體群：“踏著血跡沖過哭聲，他們把日章旗插遍了滿洲?！比毡緸榱饲终贾袊臇|三省，發動了震驚中外的“九一八”事變，眾多無辜的中國百姓成為了戰爭的犧牲品，殘暴的日軍卻漠視模糊的血漬與悲慟的哭喊聲，將日本國旗插遍了中國東北每一處被攻陷的城樓。借以彰顯他們驕狂的氣焰。與侵華戰場上兇暴亢奮的日軍相對照的，是日本國內冷酷無情的政府：“展開了被檢閱官刪了又刪的／現在還坐在監視的警官／在一面聽一面對著稿本的故事?！睘榱藝栏窨刂泼癖姷乃枷?，日本政府敦促著檢察官將無產者聚會的稿本不斷修改，還在無產者聚會的現場監視著他們的一舉一動，杜絕反動言論的傳播，日本政府的高壓統治與日本軍隊的屠殺如出一轍。實為一丘之貉。然而，他們的形象只不過是歷史事件與社會現狀的一個縮影，胡風運用敏銳的嗅覺捕捉并將之展現在詩歌中，這便是意識直覺的自覺反映。正如近代美學家克羅齊所說：“直覺給我們的是這世界，是現象?！焙L憑借藝術的本能，從這些直觀感性的日本形象人手，以它們作為真實社會生活中的一個個基點，將它們串聯起來。組成了歷史長河中的一個個橫截面。這些剖面既反映了日本入侵中國的現實狀況，也能折射出日本國內的真實國情，我們也能夠從這些形象中真切地感受到其中蘊含的意義與韻味。
另一方面，胡風認為：“所謂現實，所謂生活，決不是止于藝術家身外的東西。只要看到，擇出，采來就是。而是非得滲進藝術家底內部，被藝術家底生活欲望所肯定，所擁護，所蒸沸，所提升不可?！痹诤L看來。文藝不等同于生活。它在記錄和展現生活的同時還應該高于生活。因此，文藝創作更不能機械刻板地模仿生活。那樣不僅不能給人們以審美的快感，還會讓人感到枯燥乏味。如果僅僅將文藝停留在社會現象的再現上。譬如將詩歌作為記錄中日戰爭的筆，那么，文藝就成為了一朵缺失美感的殘花，無法帶給人們審美的愉悅感。法國古典主義理論家布瓦洛曾說：“一支精細的畫筆引人人勝的巧技能將最慘的對象變成有趣的東西?！苯^對真實的摹擬生活只會引起憎惡。因此，胡風選取了一些獨具特色的形象，正如詩歌《安魂曲》中所寫：“完全沒有把敵人放在眼里／你寫了一個中篇《地區的人們》／想用血肉的形象／去代替那鋼鐵的邏輯語言：為了說出／什么是生活的真實／為了說出／什么是人民的愛憎／為了告訴迷惑著的廣大讀者／日本在走向著浩劫／為了告訴潰敗著的左翼戰線／地下在猛烈地斗爭／為了指出，什么是使斗爭敗北的偏向／為了堅持／什么是使斗爭取勝的途徑……”胡風成功塑造了小林多喜二這個日本無產階級斗士的形象，將他生前英勇無畏地與日本法西斯政府抗爭的事實經過自己的藝術加工，用充滿魔力的筆將它們展現出來，從而暗示了小林多喜二的死是偉大的。當時的大多數中國詩人將和日本有關的一切事物都描繪成丑陋卑微的形象，并形成了抵制日本人的固定思維模式。小林多喜二的形象背離了當時主流的文化意識，體現出一種相異性，從而顛覆了人們頭腦中的日本人形象。胡風沒有盲目武斷地去復制社會集體想象物，他在現實與歷史的張力之間運用理智清晰的思維去提煉這位特殊的日本人形象的諸多成因，從而在對群體傳統觀念進行審視與反思以后，用自己的經歷和判斷創造性地刻畫出日本反戰者的形象，展現出一類嶄新的日本人。
日本無產階級理論家藏原惟人提倡無產階級現實主義論創作方法。他認為，無產階級的現實主義“絕不是對現實——生活無差別對待的冷淡的態度，也不是超階級的態度”。日本左翼文藝理論對胡風文藝思想的影響是巨大的，既強調對生活保持高漲的熱情，細微地去覺察生活點滴，同時又要牢牢地把握無產階級的話語權，必須以無產階級的價值觀為指南去進行文藝創作，胡風正是遵循了這樣一套理論，將對日本形象的描寫建立在現實生活的基礎之上，如他的舊體詩《隨感》中所寫：“大空飛敵鳥，寬路走窮黎?！焙L于一九三七年回到武漢，親眼目睹了窮苦百姓在地面行走，日本空軍卻在空中巡邏的場景。胡風以一個無產者的眼光去審視日本對中國的奴役以及當時國內的緊張局勢，通過這樣一個場面的刻畫詮釋了中日間的敵對關系。此外，關于無產階級現實主義創作的方法論，藏原惟人提出了兩點具體要求：“第一。必須用‘前衛的眼’來觀察這個世界；第二。以嚴正的描寫主義態度來描寫這個世界，這就是無產階級現實主義的態度?！边@就要求作家站在超越生活的藝術高度上，用冷靜嚴密的大腦去思考問題，用實事求是的精神去描述無產階級的社會生活。胡風的詩歌創作便是對這一方法論的實踐。在抗戰的大背景下，大眾詩人都在呼吁投身戰爭，揭露日本的殘暴，卻無暇顧及到日本國內的反戰者形象，胡風卻細心地關注了這一事實，他對小林多喜二這位日本反戰斗士作出了中肯的評價：“一個革命文學的天才／被謀害了!一個日本人民的兒子／被燒死了!一個無產階級的戰士／被屠殺了!”對這樣一位光輝的戰士的死深感惋惜。胡風用藝術的眼光去俯瞰現實，卻又不脫離現實，其抗戰詩歌中的日本形象經過藝術的洗滌顯得光彩照人。但這些形象也是真實存在于社會現象與歷史事件之中的，胡風合理拿捏了現實與藝術的關系和比例。游走于實體與創造的兩重世界中，將日本形象嚴謹而又生動地展現在人們的眼前。
二、主觀與客觀的有機結合
如何更好地將文藝創作與現實生活緊密地聯系在一起呢?胡風認為，在“文藝是從實際生活產生出來的”、“文藝是生活底反映”、“文藝站在比生活更高的地方”三者之間存在著一條紐帶將它們聯系起來，從而形成一個有機的整體，這條紐帶就是他提倡的主觀與客觀相統一的創作原則。主觀公式主義和客觀主義都是胡風堅決反對的，因為“如果說，客觀主義是作家對于現實的屈服。拋棄了他的主觀作用，是人物的形象成了凡俗的虛偽的東西，那么，相反地，如果主觀作用跳出了客觀現實的生命，也一定會使
人物形象成了空洞的虛偽的東西”。只偏重于客觀會使人物形象顯得平庸俗套，過于強調主觀也會讓人物形象如同空中樓閣一般飄忽不定。胡風在抗戰時期詩歌中塑造的日本人物形象中融人了詩人深邃的思想和真摯的情感：“在糊涂地死掉了的尸灰前面，他們用大臣‘大將’……的尊嚴來致什么‘最后敬禮’，這是對于死者的第二次強奸，這是對于生者的無言的誘惑和威嚇?！痹娙嗽谧l責日軍令人發指的殘暴與絕情的同時，也對日本士兵的不幸遭遇感到萬般的無奈并給予了深切的同情：“他們是在勞動、窮苦、受騙里掙扎的天皇的草民?！痹娙艘环矫鎸ι硖幙嗪５娜毡酒矫癖硎緹o比的憐憫，另一方面又對冷酷無情的日本政府感到極度的憤怒。這些飽含著情感的人物形象顯得典型而具有特色，同時又是那么的真實可信，我們也似乎被帶回到了那個戰爭的年代，呈現在眼前的是兇殘的日軍、悲慘的日本士兵、冷漠的日本政府、凄苦的日本平民這一幅幅清晰的人物畫像。
胡風還認為，客觀是主觀的基礎，主觀是客觀的反映：“我認為，詩是作者在客觀生活中接觸到了客觀的形象，得到了心的跳動，于是，通過這客觀的形象來表現作者自己的情緒體驗?！焙L在抗戰時期詩歌中對日本——島國形象的成功塑造，正是借助客觀的日本諸意象來表現自我內心感悟。初到日本的胡風由于語言不通，對周圍的環境不熟，他眼中的日本是一個很陌生的世界：“武藏野的天空依然是高而且藍的吧，我們底那些日子活在我底心里，那些日子里的故事活在我底心里?！敝簧硪蝗巳ト毡娟J蕩的胡風在異國他鄉感到孤獨寂寞，在武藏野湛藍的天空下，詩人想起了曾經在一起“嚼著麥飯的”、“顴骨抽動的”、“灰白的臉孔”的兄弟，無比懷戀和他們在一起度過的時光，想到不可捉摸的未來，心中泛起了一絲惆悵?！熬乓话恕笔伦儽l以后，胡風將對日軍的憤怒之情與日本聯系在了一起：“他們夢想著擴大這個吸盡了膏血的三島王國?！比哲姷那致耘c擴張與他們的生存空間密不可分。日本人居住在四面環海的島國上，缺乏一種穩定和安全的感覺，思想里充斥著危機與擴張的意識，這滋生了他們侵占吞并中國廣袤土地的野心。胡風將對日軍的憎恨情感轉變為了對日本的厭惡，這種厭惡感在之后又轉化成對日本的抵觸和排斥，正如詩歌《海路歷程》中所描述的那樣：“東京／那東方羅馬帝國的都城／有鋼骨水泥高廈的銀行街／有陳列著劣質的但卻五光十色的商品的鬧市?！比毡臼锥紪|京擁有高樓林立的金融中心和琳瑯滿目的商品市場，其繁華宏大的場面將胡風——“來自田間”的農民的兒子——完全震懾住了。然而，他卻幻想出外表光鮮的質量低劣的商品，這成為其無法真正融入日本社會生活的象征。胡風以留學日本的歷程向人們層層展現出日本這個國家的形象，我們在讀到胡風詩歌時，也會有著大致相同的情感，與之產生共鳴。
這種主觀和客觀的理論受到了日本文學理論家廚川白村提出主宰人生活的兩種力觀點的影響。第一種力是源自人的內在生命沖動力：“即個性表現的內底欲求，在我們的靈和肉的兩方面，就顯現為各種各樣的生活現象?！睆N川白村強調應該充分發揮主觀能動性去追求生命，達到烏托邦式的自由與理想的境界。這種來自個人的精神靈魂和思想意識與胡風文藝理論中的主觀因素相通：第二種力是來自外界的環境束縛力，即現實的社會環境對人尋求生命的欲望的限制和約束，這種來自外在的作用力與胡風文藝理論中的客觀因素相關。廚川白村在這兩種力中，更加側重于主體對生命的欲求，他認為：“文藝是純然的生命的表現。是能夠全然離了外界的壓抑和強制，站在絕對自由的心境上，表現出個性來的唯一的世界?！睆N川白村顯然忽視了客觀環境的刺激作用，過分夸大了主觀思想的力量，將文學藝術等同于不受絲毫束縛的心靈世界，落入了一種唯心的境地。胡風則強調要將兩者統一起來。他認為：“這種主觀精神和客觀真理的結合或融合，就產生了新文藝底戰斗的生命，我們把那叫做現實主義?！焙L筆下的日本形象里既蘊含著歷史事件與社會現狀，也寄予詩人建立在這些現實基礎上的情感，它們正是這種主客觀相交融的產物。胡風的這種唯物辯證的文藝觀更加全面地去探尋文學藝術的真諦，是對廚川白村理論的超越。
三、精神與意志的強力支撐
然而，胡風也重視主觀精神和意志的作用，這種作用在他抗戰時期的詩歌中表現為對民眾的號召與鼓動。胡風在抗戰時期提出了“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的口號，這個口號的提出與日本侵華戰爭所帶來的變化有著直接的關系。隨著中國東北和華北的淪陷，中華民族的地位岌岌可危，隨時會遭遇亡國滅種的危機。與此同時，“人民大眾的生活起了一個大的紛擾，產生了新的苦悶新的焦慮，新的憤怒新抗戰，凡這一切形成了一個新的歷史階段”。歷經了“九一八”事變的陣痛后。關內的人們并沒有警覺起來，甚至有人妄想坐擁半壁江山與日本和平相處。但是日軍的貪欲是無窮的，他們早已將中國的領土視為囊中之物，隨著“盧溝橋事變”的爆發，人們才意識到中國處于風雨飄搖中，不得不對日軍的侵略作出回應了，于是，抗戰由局部轉變為全面。從被動進入主動。借助這樣一個嶄新的歷史契機，胡風在詩歌中發出來熾熱而嘹亮的口號：“為了抖掉苦痛和侮辱底重載／為了勝利／為了自由而幸福的明天?！痹谌哲姎埍┑男蜗蟊澈笫侵袊嗣窨鄲?、焦慮和憤怒的情感。胡風動員廣大民眾將這些悲觀的情緒轉化成為對日軍積極主動的斗爭，并樂觀地認為在大家團結一致和持久的努力下會取得最后的勝利。胡風詩歌的鼓動與號召的對象不僅是受苦受難的中國人民：“起來呵，海這邊的奴隸!起來呵，海那邊的奴隸!起來呵，全世界的奴隸!”他還動員那些被欺騙的日本士兵和被愚弄的日本平民與冷酷無情的日本軍國主義政府進行斗爭，在日本國內發動反政府的事變，使日本法西斯陷入內外交困的境地，并最終走向滅亡。
胡風抗戰時期詩歌中的戰斗性受到了日本無產階級文藝理論家青野季吉“目的意識論”的影響。青野季吉堅持“社會主義文學公開聲言文學的社會效果和‘宣傳的’、‘機動的’作用”，針對以往重視文學自身研究的“內在的”批評，青野季吉提出了文藝作品轉向重視社會意義的“外在批評”理論。胡風筆下的日本形象正是基于對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社會和勞苦民眾的關注，通過這些日本形象的刻畫來喚醒麻木的人民起來斗爭。青野季吉還說道：“開始自覺到無產階級的斗爭目的，這才成為‘為階級的藝術’，即由社會主義思想指導。這才成為‘為階級’的藝術?！彼麑o產階級文學作為統攝全局的綱領，又把階級意識和階級斗爭置于中心地位，讓大量的政治因素滲透到文學中去，絕對孤立地視“外在批評”為文學的第一要義。胡風對此并不茍同；“作家的主觀一定要主動地表現出或迎合或選擇或抵抗的作用。而對象也要主動地用它的真實性來促成、修改、甚至推翻作家的或迎合或選擇或抵抗的作用。這就引起了深刻的自我斗爭。經過這樣的自我斗爭，作家才能夠在歷史要求的真實性上得到自我擴張，這(就是)藝術創造的源泉?！焙L筆下的日本形象中寄予了詩人同情抑或憤恨的情感，這是對悲苦形象的“迎合”，對殘暴形象的“抵抗”，它們又反作用于詩人，讓他去重新審視和發現，在矛盾的斗爭中去探尋藝術的本質。胡風冷靜而具有思辨性的理論遠遠超過了青野季吉主觀而又偏激的思想，“胡風既重視文藝批評的社會性又探究文藝批評的自身特性，顯示了他所具有的左翼文藝理論的總導向下的獨有的個體存在”。胡風從實際生活出發，摒棄了青野季吉式純粹的“外在批評”的文藝本位觀念，將不同類型的人物主觀情緒情感融入文學的社會屬性中，從而形成了一種內外結合的獨特的無產階級文學理論，其支柱正是強大的精神助推力，折射出生命的沖動與訴求。
縱觀胡風在抗戰時期詩歌創中的日本形象，在兇殘的日軍和冷漠的日本政府形象中是詩人憤怒和仇視的情感；在悲慘的日本士兵和凄苦的日本平民的形象中是詩人同情和憐憫的情感：在英勇的日本反戰者的形象中是詩人敬佩的情感，胡風眼中的日本形象中是詩人由惆悵悲傷到驚嘆反思的情感變化。這些他者形象的創作和產生的背后是注視者系統辯證的現實主義理論的支持，在對藏原惟人、廚川百村、青野季吉為代表的日本現代文學理論的吸收與批判中，胡風形成了獨具特色的新無產階級文藝理論，彰顯出其作為一位文藝理論家的深厚的藝術功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