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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女子體育社會學論文 篇1：
庚款留美女性對近代女子教育的影響
內容摘要：20世紀初，晚清政府與美國合力促成的庚款留美教育是中國近代留學史上濃墨重彩的一筆。以往的學術研究成果多是注重研究留美隊伍中的男性翹楚如梅貽琦、竺可楨、胡適等人，對優秀的留美女性著墨不多，如此未能全面客觀地反映庚款興學的歷史真實。本文將對清華學校時期的庚款留美女性進行考察。從女子庚款留美歷程出發，通過留美女性在各行業樹立的女子典范、促進女子教育觀念的嬗變及推動女子教育實踐方面闡述近代女子庚款留美對近代女子教育的重要意義。
關鍵詞：近代 庚款留美 女子教育
近代歷史上，眾多留學生負笈海外，接觸最先進、最新潮的教育思想理念，學成歸國后，支援祖國全面建設。在這眾多優秀求學海外的學子中，庚款留美女學生作為留學隊伍中的特殊的歷史群體，其通過考試選拔優秀女性派往海外學習先進的思想觀念與科學技術，她們潛心求學，取得了相當的學術成就?；厥走^往，這些留美女性對我國女子專業選擇的拓寬、女子“獨立人格”教育觀念的形成與促進女子教育全面發展等方面具有開創性的意義。而今筆者跨越時間與空間的阻礙，拂去時間的灰塵，去探尋這百年前的女學子對近代女子教育的影響。
一.庚款留美的女性
19世紀中后期，國際女權主義運動掀起了世界重視女子教育的思潮，而晚清一批受西方思想浪潮影響的有志之士提出了女子教育與國家危亡之間存在重要聯系，如梁啟超在《變法通議》中即提出“吾推及天下積弱之本，則必自婦人不學始?！盵1]此文通過強調女性母職天性培育良好公民，達到強國保種目標的方式，無疑促進了國人注重“開女禁”、“興女學”、“重女教”的新風氣。自1898經正女學的創辦到1907年清政府頒布《女子小學堂章程》和《女子師范學堂章程》將女子教育納入學制體系，至1909年國內已有女子學堂多達308所，共有女學生14054人。[2]可見，彼時的初、中等階段的女子教育都有相應程度的發展，然而女子難以踏入高等教育的大門、女校中優質女教師的匱乏等問題依舊不容樂觀。因此，仁人志士將目光投向女子留學，以期培養“賢妻良母”的女性，發展女子教育。
庚款興學計劃實施后不久，美國政府在1911年照會清政府，提及美國各校均無庚款留美女學生，請選有中學畢業學歷的女生赴美學習。[3]經中美雙方商議協定自1914年起每隔一年招考10名女學生派遣赴美學習。然而動蕩不安的時代下女子庚款留學名額幾經波折，僅有1914年、1916年與1921年遣送名額按計劃執行，而1918年遣送女生的名額縮減至8名。因畢業生經費緊張，1920年當局決定停送女生和?？粕裘?，1923年-1927年期間隔年派遣5名女學子赴美學習。雖歷經坎坷的女子留學但自1914年至1927年清華學校共派遣7批共53名優秀女子負笈海外，求學自強，其中優秀女性在歷史長河中熠熠生輝。[4]
早前清政府官派女學生赴日本進行短期的進修留學并無過多選拔條件，而庚款留美女性則選拔嚴苛，更加注重學業學術的提升而非單純偏重護理、家政等方向的培養。她們既有國家的穩定財政支持，又不拘束于家庭紛繁瑣事糾纏。她們在金錢與時間上的自主，使之能夠心無旁騖順利且高效地完成學業，并將所學報效祖國。相較于大批赴日本留學的女性而言，這一批官派選考赴美的學術成果顯著。據《清華同學錄》中記載的數據粗略統計得出，庚款留美女子獲得博士學位的有12名，占比22.64%;獲得碩士學位的庚款留美女生共有15名，占比28.30%;碩士學位以上總計達50.94%，取得學士學位的人數自然是更為普遍了。[5]顯然，這一赴美隊伍擺脫了以往女子留日的短期速成的求學模式，接受了更為長久更為完備的教育。留美女生在文憑層次、科研能力得到了顯著的提升，為此后中國社會建設的各個領域展現女性力量與風采奠定了基礎。
二.樹立各領域的女子典范
隨著社會新思想、新文化的涌現，傳統模式中男尊女卑的局面開始出現裂痕。一批受過新知識女性意識崛起的女子走出深閨，跳出傳統職業限制，闖入各個職業領域。1914年第一批庚款留美的女子，清華大學對其赴美就讀專業進行了限定：錄取各生，須于下列學科中，任選一科為進美研究之?？?。擇定后，不得擅改。應選學科為教育、幼稚園?？?、體育、家政、醫科、博物、物理、化學。然而據統計這53名留美的女性的專業選擇其實更為多樣，其中涉及文、法、商、醫、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6]入美求學的女留學生學習文學、社會科學、醫學專業的比例較大，分別有12人、16人、11人，但女學生們并未被規定的專業限制束縛，其中涉足自然科學、商學、法學專業的分別有9人、4人、1人。這一群在各自的專業汲取新知識，于他鄉感受新文化，學成歸國。
她們其中許多人在其所學專業領域繼續活躍。有如應誼、陸慎儀、倪逢吉、張端珍、袁世莊等女教師，回到祖國拿起粉筆，站上講臺譜寫中國強盛的未來;有如陳翠貞、王淑貞、章金寶、桂質良、王志宜等女醫生，獻身于杏林，懸壺濟世;有如顧靜徽、張錦等女科學家，從科學與技術中汲取真知力量貢獻給祖國的大好河山;有如陳衡哲一般的女學者，融情于文字，以筆作犁、著書立說;還有如王瑞嫻、周淑安、顧岱毓等的女性音樂家，唱響我國文化與藝術雙重奏;更有如湯藹林、張繼英等的女慈善家，為我國公益慈善事業貢獻力量;更有如楊?？?、朱蘭貞等的女校長在學校管理工作中成效卓著、獨當一面;亦有投身商、政等社會各界的女性。她們不僅突破傳統職業束縛，也開創了女性職業新領域，有的成為了該行業的領軍人物。例如顧靜徽是中國第一個物理學女博士;陳衡哲成為中國第一位女教授;周淑安是中國現代第一位專業聲樂教育家、第一位女指揮家、第一位女作曲家。[7]她們中無論是擁有開創者殊榮的，還是在平凡崗位上的堅守的，都致力于祖國的建設，貢獻出女性力量，在各行各業發展歷程上留下了自己的倩影。她們身上未披戰衣鎧甲，為當時社會各行業的發展上做出了自己的貢獻，其存在的本身卻已經是挑戰傳統的戰士。她們的步履從閨閣走向職場;從家庭走向社會;也意味著從傳統走向近代。
三.促進女子教育新觀念的形成
甲午戰敗后，以梁啟超為代表的仁人志士女子教育思想傳播開來，其倡導培育“上可相夫，下可教子，近可宜家，遠可善種”[8]的“賢妻良母”。這一觀點片面強調女子為人妻、為人母的職責，卻忽略其作為獨立個體的人格意識，于是“女國民”的觀念應時代而出現。國家危亡之際，留日女學生為代表的女子教育觀念強調女子與男子應同樣承擔挽救民族危亡的重任，雖具有革命性卻忽視了女子在生理上的特殊性與彼時的社會現實情況。此一“國民”概念的片面抹平男性與女性的生理特征，只看到共性而忽略特性并未真正從以男權為中心的世界中得到解放。再看庚款留美的女性，她們雖未高舉女性主義的旗幟搖旗吶喊，卻在各自專業上發光發熱，在各自的領域推動。這是學成歸國的留美女性，站在女性獨特的視角，以一種溫和的方式，為中國的婦女解放探索出了一條新的理性的道路。
留美女性中的陳衡哲認為女性的真正解放在于女性現代人格的建立?，F代人格的概念包括兩個基本方面：一是女性的性別人格，另一個是女性的個性人格，女性的這兩種人格都要給予充分的關注，女性現代人格的塑造在于這兩種人格都能得到充分發展”[9]她認為女子教育應注重女性作“為人”的第一性，并在“人”的意義上進行自我發覺，鼓勵女性主體精神與自我意識，勇敢地去“造命”，展現為“女”的風采。再如留學歸來開辦“上海婦女銀行”的顧岱毓女士在《女性在商界的地位》一文中寫道：“認為女性只能學醫或者當教員的觀念實際上剝奪了她們選擇的自由，如若她們并不想當醫生、護士或教員，而是對經商有興趣，完全可以把商業作學習的專業”。還有留美歸來的社會學專家倪逢吉女士，她曾在演講中對當時社會上存在的各種女性運動流派進行總結，倡導“男女道德標準當求同一，女子講貞操節義，稍一失常即為一般人所不齒，男子則酒地花天不以為羞，這樣畸形的道德標準日后力求取消?！盵10]呼吁社會解開女子教育中束縛女性的道德鐐銬，提倡女性在婚姻家庭中應獲得平等地位。
留美女性歸國后，將美國學到的新思想、新文化傳撒向國內。她們以身作則，注重女性的主體意識，從女子的立場探討婦女職業、婚姻、家庭、社會地位等問題，她們選擇任何感興趣的領域，努力拼搏，明確追求自己的事業，也促進女性的解放，為近代為女子教育觀念注入了新力量。
四.推動近代女子教育實踐
在傳統的封建等級秩序還未被打破的時代背景下，庚款留美女子通過自身的勤苦努力，赴笈海外的進取意識，為女子接受高等教育開了先河。53名留美女生不僅致力于汲取知識，也激勵國內女性群體奮發求學，為推動近代女子教育實踐做出貢獻。
1917年12月，庚款女學子黃桂葆在美攻讀博士期間，于報刊上發表文章，呼吁更多中國女學生到史密斯女子學院就讀。[11]彼時身處他鄉，仍不忘故土的女子教育。無獨有偶，1918年赴美留學在哥倫比亞大學取得教育碩士學位的留學生楊?？嫡劦?，[12]在教育實踐中應女子中學管理應效仿美國女子中學開展合理自由社交活動，希冀“異日者上農工商各業，皆能男女合作而日臻盛境，則吾國之福矣?！盵13]楊?？禋w國后任上海大同大學教授、中央大學區立南京女子中學校長等職。楊?？敌ｉL立足中國立場，學習西方良好的制度或方法，致力于將在美所見同我國女子教育發展聯系起來，推動我國女子教育發展。[14]再有張端珍女士倡導開展女子體育教育方面提出了相當有建樹的建議，其要求開展女子田徑運動，展現女子身心體態的自然之美，為豐富完善女子教育奮斗。[15]1925年，陸慎儀于《清華周刊》上發表言論：“清華學校是美國退回了庚子賠款開辦的，循例凡是中國人民都有享有此特權的機會，清華招生若是放一百個男生的額，也應當放一百個女生的名額，方為公道。為公平起見，清華男女同校制的應當實行，不可再緩下去?！盵16]其就清華建校以來，女子庚款留美名額的減少與當時社會女學興盛的現象不符，倡議清華大學應住持公道，給中國女子與男子同等的求學機會，以打破高等學府對女性設下的壁壘，實現女子教育的公平。除此之外，更有許多庚款留美女性執教女校，緩解師資短缺問題;溝通中西文明，改革舊課程，增設新專業等方面做了非常多貢獻，她們越過舊社會的藩籬，見識到新文明的曙光，在推進中國近代女子教育近代化的過程中貢獻了巨大力量。
總之，在傳統與近代交織的時代里，在新文化與舊道德的博弈之中，歷經女子“庚款”留美政策中斷、名額銳減等坎坷，最終這些五十多名女性由清華送出國門負笈海外。她們于異國潛心求學，取得的學術成就足以彰顯中華女性的勇敢、堅毅與智慧。留美女性在中西文化碰撞中汲取學識，在中西融合中滿載而歸，留學經歷使她們擁有豐富的知識與開闊的眼界，也賦予了她們較高的社會關注度及參與公共話語的資源和能力。在這過程中，留美女性從自我萌生到自我成長再到自我突破，由深閨無知怨女一躍成為社會知識精英，她們作為時代前沿的女性知識精英群體，提升了近代中國女性的地位，并推動了近代中國女子教育現代化進程，為近代中國女性寫下了亮麗的一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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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單位：寧波大學教師教育學院）
作者：鄭王怡
近代女子體育社會學論文 篇2：
近代日本女子學校的發展與特征
[關鍵詞]女子學校，階段性，多樣性，傳統性
在日本近代教育史上，女子教育可謂是一枝奇葩，獨具特色?；诋敃r的教育學制產生的女子學校以及之后發展而成的女子大學，對日本近代教育的發展起到了強有力的推動作用，在日本近代教育史上的貢獻乃至整個國家近代化中的作用也是不可忽視的。目前，日本大學中還有不少女子大學，而且這些女子大學通過不斷的改革和創新來適應社會發展的需要，成為日本大學中一支重要的生力軍。那么，近代日本的女子學校是如何起源和發展的呢?這些女子學校又有何特征呢?
一、近代日本女子學校探源
研究近代日本的女子教育，首先得從江戶時代說起，當時的武家藩校幾乎不允許女子入學，但到了幕府末期，以強化封建體制下的母親教育和家庭教育為目的，各藩也出現了以士族女子為對象的女學校。一般庶民女子在寺子屋和女塾學習知識和技術及一些家庭課，農村的女子則是在被稱為“娘宿”的類似學堂的場所，接受必要的生活理念教育。上述的這些學校、私塾等具有很強的階層性，并不是大眾化的教育，而且無論是從教學內容還是從規模上來說，都沒有形成真正意義上的學校模式。以江戶時代長野縣寺子屋為例，文政——天保年間(1825－1834年)寺子屋的女生數有62人，到慶應——明治七年間(1865－1874年)，女生人數也僅達到105人。
近代女子學校的真正起源是隨著歐美女子教育思想的傳人開始的。明治維新后，特別是在文明開化的浪潮中，介紹歐美各國教育體制的資料相繼被譯出，以此為契機，歐美各國的女子教育思想也源源不斷涌人日本，受這些因素的影響，明治四年(1871年)12月，文部省成立了《學制》調查委員會；次年9月，明治政府頒布了《學制》。在《學制》的九項施行計劃中，第三項計劃規定：“令一般女子與男子平等受教育?！绷硗?，第21章規定：“小學乃教育之初級，一般人民必須入學。小學有如下幾種，即尋常小學、女子小學、村落小學、貧民小學、私塾小學、幼稚小學等?！庇纱丝闯?，明治初期的《學制》，要求適齡兒童不分男女都要入小學學習。確立了男女共學的教育體制。女子小學是《學制》中特設的女子初等教育機構，在近代日本教育史上存在的時間較短，自1872年《學制》頒布時開始，作為尋常小學教育的補充，被正式納入近代教育體系，主要學習裁縫、禮儀等課程。隨著1879年《教育令》的出臺，裁縫課被正式定為高等小學的課程，女子小學失去了存在的意義?！秾W制》時期的女子小學一般來講有兩種類型：一種是士族主導型；一種是平民主導型。女子小學雖然存在時間很短，但它們開設了裁縫課程和其他一些技藝課程，從而推動了《學制》時期小學女子特色教育的發展。
1871年《學制》調查委員會成立的同月，文部省發布了建立官立女子學校的布告，表明明治政府對女子教育的重視。次年，東京女子學校、京都府女子學校、開拓使女子學校相繼成立。這些女子學校的學制為六年。另外還有兩年預科，它們不同于尋常小學校，最初施行的是小學程度的教育，然后逐漸提高，實行中等程度的教育。其中的東京女子學校與1874年設立的東京女子師范學校在1877年合并，之后經過不斷的合并和發展，形成了今天的御茶女子大學。而開拓使女子學校卻因為種種原因于1876年被廢止。1874年，文部省以設立女子師范學校為一大要務，以此為契機，1875年開設東京神田的女子師范學校，這個學校在培養女教師方面為近代日本的女子教育做出了巨大貢獻。
但在官辦女子學校出現的同時，歐美國家的基督教傳教士對近代日本的女子教育起了很大的推進作用。追溯幕末至明治初年日本的基督教傳教士的活動，可以發現他們在女子教育領域的貢獻很明顯：但傳教士的女子教育活動最初以自然發生的形態——家塾的形式出現。其中最早的代表學校首推明治三年(1870年)在橫濱設立的“斐麗絲”(音譯詞)和英女學校。次年，橫濱公立女學校設立之后，青山、神戶、立教、同志社、梅花、活水等著名的基督教主義女學校陸續出現，規模也由最初的家塾轉變成了學校。這些女子學校雖說都是基督教主義性質，但設立的動機及主體不盡相同。大致可以分為三種形式：第一種是傳教士作為校長或創立者，以教授英文為主軸，這類學校數量最多；第二種是傳教士和日本人合作辦學的，前述的同志社就是其中一例，但其中也有以逐步辭退外國援助為方針的學校，梅花女學校是最好的例子，最初梅花女學校是合辦性質的，后來轉由日本人獨辦；第三種是基督教主義性質沒變，但在某種意義上不是米歇爾型學校，這類學校的代表為櫻井女學校、熊本女學校和明治女學校。這些女子學校擔任著傳播歐美文化的使命，給長時期處于男人隸屬地位的女子帶來了新的氣息，而且這些學校的教學水平具有相當高的程度，培養了一批像若松賤子、羽仁元子(音譯詞)的優秀女性。
從這里可以看出，近代日本的女子學校的產生主要來自兩方面的動力，一個是政府政策的推動，集中體現在《學制》的頒布；另一方面來自民間開明人士的倡導，其中主要是歐美國家的傳教士的活動，明治三年(1870年)的“斐麗絲”(音譯詞)和英-女學校標志著近代日本女子學校的開端，這之后，近代日本的女子學校不斷增多。
二、由中等教育走向高等教育
明治初期的《學制》確立了男女共學的教育體制，但是這種開明的教育體制并沒有得到很好的貫徹，其結果在教育比較落后、女子入學率普遍較低的地區，受女教師不足、女子教育設施短缺等客觀條件的限制，實施的是男女共學教育；而在教育比較發達、女子入學率偏高的地區，受傳統女子教育觀的影響也比較大，一開始就采取了一些與《學制》的理念相悖的教規，推行著男女差別教育。1879年，明治政府宣布廢除《學制》，頒布了《教育令》，這一法令共由47條構成，其中第42條規定：“凡于學校之內，男女不得同室而學，但小學校中男女同室無妨?！边@項規定，否定了《學制》中“男女無別”的平等教育方針，由此開始了由男女共學向男女別學的轉變。特別是19世紀末期開始，日本政府通過建立義務教育制度、制定中等教育制度，逐漸加快了女子教育發展的步伐。1882年，文部省發布女子教育訓令，提倡開設“女子高等普通學科”，傳授“修身之道，進退起坐之節，家政經濟之要，養育子女之法”等“女子之要務”，并于同年7月開設了第一所官辦高等女子學?！獤|京女子師范學校附屬高等女子學校，實施女子中等教育。1891年12月公布的《中學校令》中規定：“高等女子學校對女子進行必要的高等普通教育，歸入尋常中學校之列”，至此，女子中等教育才首次被納入國家教育體系之中，日本的女子教育也進入了一個中等教育全面發
展的時期。
明治中期以來的女子中等教育，官公立主要以師范類學校為主，私立主要以基督教系學校為主，其實在明治初期，基督教系中等學校就已經出現，前述的橫濱共立、青山、神戶、活水等女子學校就是其中的例子。明治中期基督教系中等學校中最具代表性的學校是明治二十二年由櫻井女學校和新榮女學校合并而成的女子學院。女子學院的第一任院長是矢島楫子，矢島楫子作為社會改良家．特別是作為日本基督教婦人矯風會的領導者為眾人所知，但她作為女子學院的院長也作出了顯赫的成績。當時的女子學院在矢島楫子的管理和米歇爾方面的支援下，取得了很大的發展。它們開設了幼兒園、分校、貧民施療所和護士養成所等。特別是護士養成所的設立，被認為是日本最早的護士學校。
這一時期，日本人設立的中等女子學校也有很大的發展。主要以躋見花蹊創辦的躋見女子學校和下田歌子創辦的實踐女子學校(前身為桃夭女塾)為代表。前者是儒家婦道倫理教育的代表，后者是良妻賢母主義教育的代表。明治中期頒布的《教育敕語》使儒家婦道倫理重新在女子道德教育的總方針中占據了一席之地。此后直至日本戰敗為止，“遵照教育敕語精神，涵養貞淑之德”，一直是近代日本女子道德教育的主要內容。躋見花蹊就是貫徹實踐這種保守理念的教育家。躋見花蹊自幼就深受儒家的影響，還師從儒學家賴山陽門下的宮原節庵學習漢詩文和繪畫，正因為如此，1875年創辦的躋見女子學校保留了不少傳統。學校的課程設置主要有國語、漢學、和歌、茶道、裁縫等，教學內容也側重于對女子進行傳統文化、儒家婦德的培養，而地理、化學、物理等西洋科學知識的傳授并不受到重視。躋見女子學校這種排斥歐式教育、固守傳統的教育理念，奠定了面向上流社會女子的“良妻賢母主義教育”。
自1895年日本制定第一個女子中等教育法規開始，特別以《高等女子學校令》的頒布為契機，良妻賢母主義教育得以形成，并隨著女子教育的不斷發展逐漸向社會滲透。下田歌子及其創辦的實踐女子學校最具代表性。下田歌子自幼學習四書五經等漢文典籍，后來長期供職于皇宮，與上流社會接觸頻繁，傳統教育根基深固。她所創辦的實踐女子學校也以“傳授修身齊家所必需的實學，培養賢母良妻”為宗旨，學習年限為五年，教學內容包括國文、歷史、家政、技藝等科目。
此外，佛教主義和天主教主義女子教育也在展開，出現了一系列女子學校。佛教主義的女子學校主要有赤松照幢和安子創辦的德山女學校，以及輪島間聲的淑德女學校等，這些學校采取的是宗門教育，德山是真宗派的，淑德則是凈土宗的，它們的存在與當時的基督教系學校形成一種對立的形勢。與此同時，天主教系女子學校也開始誕生。雙葉高等女學校、東京白百合學園和圣心女子學院相繼出現。這些學校主要以教育和慈善為主，它們最初是以女子修道院的形式，奉行修道會的信條而開始日本的女子教育，在這一點上與基督教系學校完全不同。比如雙葉高等女學校所奉行的信條為“純真的品德、堅實的義務”。
這一時期的女子中等教育也開始朝著實學的方向發展，出現了一系列女子專門學校，具有代表性的是吉岡彌生的女醫學校、佐藤志津的女子美術學校和津田梅子的女子英學塾。前兩所學校都屬于專門領域內的。吉岡彌生在創辦女醫學校時，困難重重。當時的日本，婦女地位還是低下，特別在科學領域，女性還是受到排斥和譏諷，但吉岡彌生堅持以培養獨立的女性，掌握醫學技能為目標，創辦了女醫學校，揭開了女子醫學教育的序幕，之后，發展成為現在的東京女子醫科大學。明治三十三年(1900年)津田梅子創辦的女子英學塾，雖說是女子專門學校，但一般把它作為女子中等教育邁向高等教育的一個開端。
這一時期的女子中等教育在政府政策以及民間人士的推動下，獲得了很大的發展，女子學校的數量不斷增多，規模也在增大，而且女學生的就讀人數也在不斷上升。根據《學制百年史2》的統計，明治十六年(1883年)的女子學校有7所，學生人數為450人，到明治四十五年(1912年)，女子學校達到209所，人數達到59476人。
明治后期，以木村熊二、嚴本善治的明治女學校，津田梅子的女子英學塾和成瀨仁藏的日本女子大學校為標志，近代日本女子教育由中等教育進入了高等教育階段。嚴本善治的“女學”理論是明治女學校得以向高等女學校發展的重要原因。他認為“女學”是“婦女的學問”，只有“女學”才是獲得女權的捷徑，宣傳女子教育的必要性，主張塑造理想的女性形象，當時的明治女學校成為其“女學”理想的實驗學校。明治三十三年(1900年)，抱著“覺醒之魂”的津田梅子創辦了女子英學塾。女子英學塾雖以“塾”命名，但它以“培養合格的英語教師及理想的婦人”為目標，注重教師的資格和熱心及學生的研究能力，采取個性培養，使真正意義上的女子高等教育成為可能。
這一時期作為日本女子高等教育的代表當屬成瀨仁藏的日本女子大學校。日本女子大學成立于1901年，但在此之前成瀨仁藏的女子教育論已經深入人心，成瀨仁藏的女子教育論主張從人類、婦人、國民三方面對女子進行普通基礎教育，這種普通基礎教育以高等普通教育機構或大學的形式展開，同時女子大學的設立必須同國家的發展密切聯系。在這種教育論下，以培養“積極的、奮進的、進取的、熱誠的人格”為目標的日本女子大學校誕生了，它的誕生在日本女子教育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從下面列出的表中，我們可以看出日本女子大學校從幼兒園到大學本科乃至研究科，已經形成了一套嚴整的學校體系。
除此之外，明治時代開設的女子高等教育機構還有帝國女子?？茖W校、神戶女子學院?？撇?、東京女子醫學?？茖W校等，但明治時代的女子高等教育還處于初創期。
進入大正時代后，女子的高等教育得到了一定發展，不僅私立的女子?？茖W校的數量有所增加，還出現了公立的女子?？茖W校。其中當屬安井鐵(音譯)的東京女子大學和羽仁元子(音譯)的自由學園為代表。安井就任東京女子大學校長是在大正十三年(1924年)，自此東京女子大學非常重視實施人格教育、體育教育等，注意學習生活和社交生活的調和，大正十四年(1925年)新設高等學部、英語專攻部本科預科及大學部文學科社會學科，之后的昭和二年(1927年)又新設了數學專攻部和國語專攻部。這些都顯示出東京女子大學較明治期的女子學校有了大的發展。東京女子大學作為基督教系的女子高等教育機構在日本女子高等教育史上的貢獻是不可磨滅的。羽仁元子(音譯)的自由學園創辦于大正十年(1921年)，創辦之時并沒有依據當時的高等女學校令，與其他學校不同，它以實現自由大膽的教育在當時的新教育運動中綻放異彩。在這種自由大膽的教育理念之下，自由學園進行了一系列的教育實踐，集中表現于集團教育和個性教育，注重個人與社會間存在著家族生活，
通過自主獨立的個人間的相互幫助來創造美好的社會。這種集團教育和個性教育還擴大到國際范圍，強調了一直以來的學校教育所忽視的東西。自由學園的這種自由主義、實用主義的教學方式得到了社會的認可，把大正時期的高等女子教育推向了高潮。
但從20世紀20年代末開始，日本陷入了嚴重的經濟危機之中，日本政府為了轉嫁危機，迅速走上了向外侵略擴張的法西斯主義道路。在戰時體制下，日本的女子教育也蒙上了軍國主義色彩，日本軍國主義政權十分重視通過學校教育來向包括女子在內的國民灌輸皇國觀念，使這時期的學校教育皇國民化。1943年，日本文部省制定了《高等女子學校章程》，規定高等學校女子學校的教學學科分為兩部分，一部分是基本學科，包括國民科、理數科、家政科、體練科和藝能科；另一部分是增加學科，包括實業科和外語科。在《章程》之前文部省還公布了《高等女子學校學科教學及修練指導要目》，規定了高等女子學校的具體教育內容，主要包括：灌輸皇國道德、涵養傳統婦德、傳授家政技能，尤其是育兒、經濟、衛生方面等的知識，以確保女子將來可以管理好家庭，并養育出體格健壯的“軍國兒童”等幾個方面。在侵略戰爭期間，培養恪守傳統婦道的“軍國之妻”、“軍國之母”成為戰時女子學校教育的核心目標，這種狀況一直到戰后才得以改變。
近代日本的女子學校經過明治時期的飛速發展，到大正時期，女學校數目基本上也是呈遞增的趨勢，根據《學制百年史2》的數據顯示：1913年日本的高等女學校數為330所，至1928年數量猛增至940所，之后遞增速度有所減慢，1933年的女學校數為975所，僅增加了35所，但到了1943年，隨著教化總動員運動的倡議，日本的女學校數量也激增，達到1299所。戰后，隨著天皇制度的崩潰，1948年日本的高等女學校急劇下降，僅為44所。
三、近代日本女子學校發展的特點
1 明顯的階段性
我們從近代日本女子學校的發展過程可以看到一條清晰的呈上升階段性發展的脈絡：初等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從《學制》頒布開始，出現了最初的女子小學，隨著官立女子學校布告的頒布，東京女子學校、京都府女子學校、開拓使女子學校相繼出現，與此同時，基督教系的私立女子學校也開始出現，但這些無論是從學校規模還是教學內容上來看，都屬于初等教育，有些還是以塾的形式出現的，完整的學校規模還不具備，學生數量也少，教學內容的設置方面，也呈現單一化。明治初年開始，日本的女子教育進入中等教育階段，在這一階段，初期的基督教系女子學校經過不斷發展各項設施也趨于完備，學校規?；拘纬?，從這一時期的女子學院就可以看出，已經具有中等教育的程度了，此外日本人辦的女子學校也不斷涌現，分別代表儒家保守思想和良妻賢母思想的躋見女子學校和實踐女子學校出現在這一時期，而且女子中等教育也開始朝著實學的方向發展，出現了一系列女子專門學校，官公立的女子師范學校也有了發展。明治后期及大正時期，日本女子學校以明治女學校、津田女子英學塾和日本女子大學校為標志，很明顯地由中等教育階段進入了高等教育階段。我們從上述的日本女子大學?？梢钥闯?，在學部設置方面已經和現在的大學相差無幾了，而且在教育理念及教育內容上，都比明治中期有很大的突破。這一時期的女子學校不僅僅局限于單一的學校教育，而是從更高階段的人格教育及國民教育出發來培養女性，甚至還出現了個性教育及集團教育，這些教育理念及方式都是明治中期所沒有的，體現出這一時期的女子學校已經完全進入了高等教育階段。特別是大正初期的自由學園，把這一時期的高等女子教育推向了高潮。
2 形式的多樣性
從近代日本的女子學校的發展史中可以看出，女子學校的形式呈現出多樣化。這一特征我們可以從兩方面來看。
一是女子學校的經營方式，在近代日本的女子學校的發展中，始終存在著官公立和私立學校同時發展的傾向，雖然私立女子學校占據絕大部分，但官公立女子學校也還是存在。近代日本的官公立女子學校數量很少，而且主要是師范類學校，以培養女子教師為目的，發展速度也不及私立女子學校。私立女子學校在近代日本的女子學校中占主導地位，如上述的初期階段的基督教系女子學校、中期的躋見女子學校和實踐女子學校及一些女子專門學校、后期的日本女子大學校和自由學園等都屬于私立學校，私立女子學校的發展貫穿于整個近代日本女子教育史中。
二是女子學校的教育類型，我們可以看出近代日本的女子學校類型是多種多樣的，有初期的女子小學、官公立的女子師范學校、基督教主義女子學校、傳統理念的日本女子學校、佛教系統女子學校、天主教主義女子學校、實業型的女子專門學校、高等女子學校等等?；诓煌慕逃砟町a生了許多具有自己特色的女子學校，是近代日本的女子學校呈現出百花齊放的態勢。
3 濃厚的傳統性
近代日本的女子學校雖然經過了初等、中等到高等的發展，但它們的教育內容始終具有傳統性。初期的女子小學開設了裁縫課，基督教系女子學校雖然具有歐美思想，但為了適應日本社會的需要也有一些傳統科目。
中等女子學校的教育傳統化的特點最為明顯了，主要以躋見花蹊創辦的躋見女子學校和下田歌子創辦的實踐女子學校為代表?！督逃氛Z》的頒布，使“遵照教育敕語精神，涵養貞淑之德”，一直是近代日本女子道德教育的主要內容。躋見花蹊貫徹和實踐這種保守理念在創辦的躋見女子學校中保留了不少傳統。比如學校的課程設置主要有國語、漢學、和歌、茶道、裁縫等，教學內容也側重于對女子進行傳統文化、儒家婦德的培養。以《高等女子學校令》的頒布為契機，良妻賢母主義教育得以形成并隨著女子教育的不斷發展逐漸向社會滲透。下田歌子創辦的實踐女子學校也以“傳授修身齊家所必需的實學，培養賢母良妻”為宗旨，學習年限為五年，教學內容包括國文、歷史、家政、技藝等科目。
進入高等教育階段的女子學校依然具有傳統性的特點，比如，我們可以從上述日本女子大學校的體系表中看到，家政學部和佛文學部等具有傳統性學部的存在，此外，這一時期的其他女子學?；旧隙荚O有家政學部。在實施人格教育和國民教育的同時，這些傳統科目的設置并沒有減少，而且這一現象一直持續到現在，在當今的女子學校中依然存在。
作者簡介 周萍萍(1975－)，女，江西萬安人，南開大學日本研究院博士生，江西師范大學外國語學院講師。
責任編輯：倪金榮
作者：周萍萍
近代女子體育社會學論文 篇3：
新世紀我國女性體育研究概觀
摘要:新世紀我國女性體育的研究具有以下特點:研究內容涵蓋面廣､大眾健身研究多､中老年女性和職業女性為分析對象多;研究方法以文獻資料､調查統計為主,以地區性研究較多,口訪和個案分析的研究少見;描述性文章多,深度分析的文章較少｡
關鍵詞:女性;體育;女性體育研究
Key words: women; sport;women′s sports studies
進入新世紀后,女性體育研究在我國引起越來越多的關注｡與女性體育相關的研究課題獲得省部級科研立項,學術雜志上時?？怯嘘P女性､社會性別與體育的學術文章,論述女性體育的專門書籍也偶有問世｡ 2001-2005年正式發表的有關女性體育的文章和書籍至少達到170多篇(運動項目的技術訓練和人物報道文章沒包括進來)｡我國學者還登上了國際女性體育學術講壇｡
1 女性體育研究概說
1.1 學術組織誕生,學術會議舉行
我國首個女性體育研究機構“北京大學婦女體育研究中心”,于2002年10月25日成立｡該中心先后舉辦了“北京奧運—女性的機會和挑戰”研討會和“2005中國首屆女性與體育文化國際研討會”｡
1.2 內容豐富
新世紀前5年的女性體育研究,內容豐富,涵蓋了從奧運會､競技體育中社會性別關系､女子體育發展的歷史進程､女性健身鍛煉特點和規律､媒體報道中的性別問題到女性體育消費和休閑娛樂等眾多的主題范圍(見表1)｡
1.3 研究對象多樣
研究對象涉及到師生､運動員､職業女性､中老年女性等多個群體｡其中,以中老年女性和職業女性為研究對象的文章占較大比重,分別為15篇和18篇,占所收集的論文總數的8. 7%和10.4%｡但對中小學女生､幼兒園幼女的研究很少或幾乎沒有｡
1.4 地方調查和城市研究為主
直接以某一地區或省市為研究對象的大眾體育研究文章就有21篇,所涉及的地區有湘中地區､中部經濟欠發達地區､五大經濟特區､西南地區､東北地區等,省或直轄市有河南､甘肅､浙江､江蘇､北京､上海等,市､縣有蘭州､汕頭､錦州､南陽市､廣州､寧波等｡以農村為研究對象的文章只有1篇｡
1.5 研究方法
研究方法以文獻資料､調查統計為主,口訪和個案分析的研究少見｡對現狀的描述性文章多,從歷史､文化和社會學視角分析女性體育的文章較少｡
2 女性體育研究的主要觀點､特點及發展動向
2.1 女性､社會和體育
女性主義者介入體育領域始于北美 19世紀 70 年代｡鑒于體育運動具有使婦女獲得身體的自信､娛樂和滿足感等多方面的作用,女性主義者主張動員婦女參與體育運動｡“蓬勃發展的女權運動, 從過去重視政治､文化､教育等領域擴展到了體育這一長期把她們排斥在外的所謂男子領域｡”[1]二戰后,女性比賽成績的大幅度提高使女子身體不適宜運動的理論徹底破產,給世界體壇帶來了巨大的沖擊和驚喜,也撼動著千百年來形成的人類行為和思維定勢,震動了男性本位社會｡[2]可以說,婦女與體育的關系,從一個側面展示了人類體育的發展與進步,展示了婦女從社會底層走向賽場､走向體壇領獎臺的歷程｡
然而,女性在體育舞臺上走向男女平等的道路仍是曲折不平的｡“女性參加許多世界大賽獲得的獎金少于男性,WNA的社會影響和經濟效益與NA不可同日而語,匯集了全球女足精英的美國女足大聯盟不得不天折｡陰柔的女性形象自然不太適合人們心目中的領導者和管理者角色,女性進入教練和領導的位置自然就難上加難｡目前女性職業體育項目發展狀況不佳的原因主要是因為缺乏觀眾和消費者,因此無法獲得廣告和贊助,導致職業俱樂部無法生存｡女性觀眾能夠扶持男性職業體育項目為什么不能幫助女性職業體育走出低谷?”[3]
從全球范圍講,婦女體育活動在歐洲､北美和大洋洲開展較好,亞洲作為一個整體來說相對落后,但中日韓所在的東亞地區婦女體育的普及程度和參賽情況一直不錯｡[4]中日兩國婦女在社會地位､閑暇時間與體育生活上存在著各自的特點｡兩國婦女參與體育的比例均不如男子 ,且日本婦女的體育參與率高于中國｡[5]
中國女子體育的發展,經歷了曲折漫長的歷史階段｡盡管在古代的大多數時間中,女子體育處在邊緣或壓制狀況,在唐代女子體育出現了前所未有的繁榮｡其原因有三:1.經濟的繁榮,政治的清明,社會秩序的相對安定,為女子體育的興盛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2.漢朝末期的農民起義,沖擊了兩漢時期確立的封建綱常禮教.使隋唐兩朝代的女子獲得一定自由;3. 北方少數民族風俗的影響,為女子體育的發展創造了條件｡[6]
1840年鴉片戰爭后,西方傳教士在中國傳教或興辦學校｡女學生們在接受文化教育的同時也接受了體育｡以康有為為代表的資產階級維新運動(1896年)發起者宣傳“女不可無學”的新女學思想,并抵制女子裹足的陋習｡1897年起,中國人自己創辦的女校都設有體操課｡20世紀初留學日本的女性回國后多從事包括體育在內的女子教育工作,秋瑾､湯劍娥等便是其中的代表｡[7]夏曉陵強調:“近代女子體育與中國近代婦女運動的發展有著密不可分的內在聯系,尤其是在婦女運動初期,它的先鋒作用､啟蒙示范作用,乃至于對中國革命的促進作用是非常顯著的”｡[8]新中國成立以后, 我國的女子體育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女性在國際體育競爭中,為中國撐起了 “大半邊天”｡“陰盛陽衰”或“鳳先飛”現象引起了不同層面､不同視角的學術討論｡曾小松認為,這一現象是全社會多方位､多層面因素綜合交織影響的結果｡主要體現在三方面:1. 優越社會制度的保證; 2.刻苦精神與科學訓練的結晶; 3. 受益于男運動員的陪練｡[9]董進霞在其英文專著:《Women, Elite port and ociety in New China — Holding up More than Half the ky》一書中則指出:中國女運動員在競技體育領域取得成功是眾多因素相互作用的結果｡ 這些因素包括國內和國際政治風云､愛國主義､傳統文化､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經濟發展水平､中央計劃､以取勝為導向的體育方針､體育商業化和興奮劑的引進以及社會對女性期望和要求上的變化等｡[10]孫玉軍, 孟凡強認為:“我國競技體育"陰盛陽衰"現象是在社會環境因素和體育事業內部諸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形成的｡”[11]
盡管多年以來我國女運動員在國際大賽上的成績好于男運動員,但我國一些報紙的體育版和體育類報紙存在不同程度的性別偏見問題｡這一現象不僅“與體育報道本身的特點分不開外,還與社會環境､傳統觀念等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首先,我國的體育新聞采編隊伍中男性比例極高;其次,體育運動對健美､力度的追求,充滿了激烈的對抗與大幅的身體擺動,這與傳統文化對女性的要求是格格不入的｡雖然如今受眾思想發生了一定的改觀,但是,受到廣泛認同的女性體育運動項目也僅限于體操､跳水､網球､射擊､花樣游泳等那些觀賞性強､對抗不激烈的‘軟對抗”類項目｡雖然媒體也會認真報道女足､女籃､女曲等對抗性較強項目的輝煌戰績,但是包括媒體在內的廣大受眾,并不鼓勵女性從事這類運動｡ 最后,體育新聞的受眾群體是以男性為主､女性為輔,男性比例極高｡[12]“身兼女性和運動員雙重身份的女運動員在為自己擁有平等的體育競賽機會而歡呼的同時,又不得不適應或面對與體育競爭相去甚遠的社會對女性的期待､要求和限制｡她們往往采取現實主義的態度和做法來應付體育和社會對女性充滿矛盾的要求”｡[13]認識和把握社會轉型期價值觀念的變化與家庭､性別和運動訓練之間的關系是十分必要的｡
2.2 女性與奧運會
在過去的一百多年中,隨著社會的發展與變遷､婦女運動的發展､女性意識的覺醒以及婦女在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各個領域中作用的日益加強,女子思想和身體的解放得到加強,婦女在奧林匹克體育運動中的地位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14]女子項目的增加､女子參賽人數的增多以及女性在國際奧委會等體育組織中擔任要職等是具體體現｡然而,女性為獲得公正平等地進入奧運會進行了長達一個多世紀的奮爭｡ 她們勇敢地面對譏諷和誤解,長期不懈地向世俗和偏見發起挑戰｡[15]在 1921年至1934年間舉行了四屆“全女子奧運會”｡為了抗議奧運會女子比賽項目過少的狀況,英國女性發起了抵制1928年奧運會的行動 - 這是奧運史上唯一的女權主義抵抗運動｡隨著女性主義運動的不斷深入與普及, “現代奧運會發生了由傳統宗教的､同質性的男子單一結構, 向現代文明的､異質性的男女雙重結構轉化的結構性嬗變｡從女性主義運動視角歷史地看, 現代奧運會的結構性嬗變可劃分為4個階段: 進入階段､相持階段､開放階段和加速階段｡[16]
在人們為女性今日所取得的奧運成就和日益改善的地位而歡呼之時,也應看到前面面臨的困難和挑戰｡在教練和體育決策部門,女性的比率明顯不足｡在目前國際奧委會的127名委員中,女性委員只有12名｡在15人的執委會中,女性委員只有1名｡在我國的國家體育總局及直屬單位中,司級女干部只有20人,占總人數的12%｡男女平等的道路還任重道遠｡[17]
為吸引更多的婦女參與到奧林匹克運動中來,需要采取有效的措施｡朱小麗建議:1. 轉變人們的傳統觀念,從樹立起尊重婦女､男女平等的意識;2. 政策上要支持和加強婦女體育的工作;3.多渠道開發財源､物源,加強婦女體育物質動力建設;4.加強宣傳力度,提高婦女參與體育活動的使命感;5. 要加強學校體育,貫徹終生體育思想,培養體育鍛煉的習慣;6.完善國際奧委會和其他國際體育組織的管理制度,從管理人才的培養､考核到服務于社會,都要有相應的監督｡[18]
女性為我國奧運成功立下了汗馬功勞｡ 最近五屆奧運會上,我國女性參賽人數和獲得的金牌數都大大超過男性就是最好的證明｡值得注意的是,“運動成績提高了女運動員的知名度,‘名人效應’為她們在運動后的職業選擇拓寬了通道｡然而,‘早期專門化’訓練給運動員的文化學習帶來了一定的負面影響,使她們對體育以外的知識和技能掌握較少,這些都限制了她們選擇非體育職業的機會或在非體育職業領域發展的潛力｡當教練､體育教師或是與體育相關的商人､記者或影視明星是她們在停止運動訓練后最有可能選擇的職業”｡[19]
中國女子運動成績并非直線上升｡她們的勝敗､興衰史表明:“我國女運動員有著強烈的動機去獲得成功､榮譽和聲望,但這些最初都隱藏在謙遜､聽話和自我克制的外表之下｡而當她們贏得比賽并得到巨大的榮譽和物質獎勵之時,迅速獲得的社會地位很容易滋長她們的驕傲自滿的情緒,其結果是繼續從事艱苦訓練和比賽的奉獻精神受到干擾,正常的關系教練員-運動員關系遭到破壞……關心和殘酷,聽話和個性,服從和反抗,這些都是我國優秀運動隊中常見的特點｡”[20]
中國女運動員的成績在很大程度上將決定中國能否在2008年奧運會上稱雄｡董進霞在《影響我國女性2008年奧運會成績的社會學因素分析》一文中,分析了小康社會建設､體育全球化和商業化､高等教育大眾化､北京奧運､女性社會地位､世界女子體育的蓬勃發展等眾多可能影響我國女運動員在2008年奧運會取得成績的因素｡她指出:“在小康社會建設過程中,社會上就業和掙錢機會越多,把體育當作職業來追求的女性人數可能會越少;生活越舒適,女性承受大強度､艱苦訓練的能力可能會越低……在體育市場化的改革過程中,市場這支無形的手在幕后操縱明星們的收入｡女足､女籃的待遇明顯差于男足､男籃｡盡管許多女足姑娘退役后希望能夠從事足球的教練工作,但實際從教的人數很少”｡[21] 在體育領域實現真正意義上的平等還任重而道遠｡
2.3 女性與健身
隨著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休閑娛樂時間的增多和對健康的日益關注,大眾健身呈現蓬勃發展的生機｡億萬婦女健身活動展示大賽的舉辦就是一個例證(2001年首屆億萬婦女健身活動展示大賽在石家莊舉行)｡
對我國女性健身鍛煉的總體或某一地區和群體的研究表明,我國女性參加體育健身活動的動機呈多層次､多元化; 選擇的項目､形式､場所都帶有明顯的年齡特征｡例如,江蘇省的調查表明:強身健體､心理調適､減肥增重､健美體形､休閑娛樂和興趣愛好是廣大婦女堅持鍛煉的主要動機｡[22]蘇南地區城市老年婦女參加體育鍛煉的時段以早晨為主,大部分人都有每天進行一次或每周3次鍛煉的良好習慣;鍛煉的場地以公園廣場､住宅小區等不收費場地為主;鍛煉形式以個人獨自進行鍛煉或與朋友和家人在一起居多,參加社區活動的人較少,但增長的趨勢明顯｡[23]
青年時參加鍛煉是為了健身和娛樂,去收費體育場､單位和自家庭院的場所鍛煉為主｡沒有時間､沒有興趣､工作負擔重是他們不鍛煉的主要原因;中年人鍛煉多為調整情緒,與朋友同事在一起參與體育活動的形式呈現上升趨勢,而缺乏鍛煉方法和體育設施是阻礙她們鍛煉的原因;老年回歸為健身和娛樂,氣功､太極拳､舞蹈等項目流行,多在公共場所進行｡在不同職業中,教科人員和管理人員與朋友同事在一起參與體育活動的形式也呈現上升趨勢｡[24]“不同文化程度的婦女對參加體育活動的意識和作用有著各自不同的價值觀念和認識,教師對體育的健身價值的選擇高于其他職業婦女｡另外,職業婦女對"健康"概念的認識發生了很大變化,女性參加體育活動的目的已不單純是為了健身,還注重體育對自信心､自強､競爭等精神鍛煉價值”｡[25]
盡管女性體育呈現上升趨勢,女性體育人口仍明顯低于我國男性體育人口｡[26]孟凡強的調查發現,所劃分的13個年齡組中只有56- 60歲年齡組中女性體育人口高于男性,其余12個年齡組中男性體育人口都不同程度的高于女性｡ 此外,我國體育人口性別結構比與人口性別結構比高度不協調｡我國人口性別結構比平均為103.34%,而體育人口性別比平均為179. 17%,比人口性別比平均數高出75. 83個百分點｡[27]
承擔雙重角色的己婚職業婦女是中國婦女的主體｡對沈陽市300名不同年齡､不同職業的婦女職工調查發現,75%的職業婦女由于受雙重角色的壓力而沒有時間參加體育活動｡31家務重､工作忙､無時間或本身不喜歡是影響她們參加體育健身活動的主要因素｡[28]河南省的一項調查解釋:“在女性各階層中,城鄉無業､失業和半失業人員階層女性體育人口比例在各階層女性體育人口比例中最高”｡[29] 這說明時間是阻礙女性鍛煉的一個重要因素｡此外,“健身觀念意識的片面性､健身內容的單一性､組織管理的薄弱性､科學健身指導的缺乏性､運動場所建設的滯后性等”[30]是制約女性參與體育健身的主要問題｡此外,“大學女生體育教育的不完善嚴重影響未來職業女性的體育健身”,[31] 但徐富君､王華明斷言:“女子參加體育運動的積極性不是直接取決于女性文化觀念的變遷 ,而最終取決于當時的社會生產力､經濟發展水平”｡[32]
2.4 學校與女性體育
學校,尤其是高校女性師生的體育問題是近年女性體育研究的一個重要領域｡女性體育教師的教學具有其自身的特點和優勢, “集中體現在愛心､耐心､細心”｡[33]但是,中學“男女體育教師的比例不夠合理,集中表現在女性體育教師偏少,僅有16.7%”｡[34] 一名在中學體育教學的崗位上工作了12年的女體育感嘆道:“隨著時光的流逝,已過而立的我有些失落,有些傷感｡自從選擇了體育教育專業,我就感到了從事體育教育的艱難,特別是作為女性體育教育工作者的艱難｡”[35]
女大學生是一個具有現代思想､充滿青春活力的知識型群體｡孫晉蘭､王佳對900名女大學生進行調查后發現:女大學生是從文化道德､體育觀念､體育價值､體育精神和體育的目的等多方面來理解體育｡她們認為女大學生參加體育鍛煉是對男尊女卑傳統倫理觀念的直接挑戰;是當代女大學生享有體育文化的一種平等權利;是婦女享受公益文化的具體體現｡女大學生對于美的追求已具有時代性,認識到體育鍛煉在獲得健康的同時,可以促美益智｡此外,女大學生在項目選擇上具有一定的傾向性｡易接受一些刺激性小,難度適中,運動量､動作頻率便于自我調節的項目｡[36]
女大學生從事體育鍛煉受主､客觀因素的影響｡ 主觀原因是“懶惰和主體意識缺乏;客觀原因是場館設施不足､時間緊､沒有專門的教師輔導”｡[37]因此,肖玉梅等學者提議:加強體育理論課的教學,拓展體育課的內容,開設有關婦女體育文化的專題講座,進一步提高女大學生對體育活動的認識,掌握科學鍛煉身體的方法,具備自煉､自評和自控能力,使女大學生的體育文化水準邁上新臺階｡[38]
2.5 女性體育消費和市場
近兩年,中國女性生活消費發生著巨大變化,正從溫飽型消費向發展型､ 享受型消費轉化｡都市女性逐漸成為體育和文化娛樂消費的生力軍,[39]但“多數的女性體育消費支出還處在較低水平｡”[40]
北京城區職業女性對體育消費總體上持肯定態度,花錢買健康的健身意識在絕大多數職業女性頭腦中已形成｡但不同職業､年齡職業女性存在差異:公司職員對體育消費認可度最高,售貨員最低;不同年齡對體育消費的觀念呈中間高兩頭低的趨勢,20-40歲職業女性對體育消費認可度最高,20歲以下､40歲以上相對較低｡[41]
全球參加體育運動的女性人數的增加,女性體育用品提到了議事日程｡依據耐克集團的統計,在2001年帶來的銷售收入超過了150億美元,這幾乎要比男性體育用品市場高出30億美元｡[42]為此,耐克､阿迪達斯等大型體育用品廠商對女性體育用品市場的潛力寄予厚望｡ 在進入21世紀之前,各廠商生產的體育用品都是“男女兼用”,即使20世紀90年代后期,也只是為女性準備了較小尺寸的體育用品｡但現在專門針對女性的女性體育用品研發和銷售部門紛紛成立｡[43]由于文化觀念的不同,某些體育消費成為某種社會地位和身份的象征和代表｡新時期青年女性所創造的體育消費文化從整體土來說是一種時尚文化,也是新時期青年女性的地位符號｡ 她們有選擇性地進行體育消費,追逐體育時尚,近似地感受體育時尚方式所帶來的優越意味,使新時期青年女性的體育消費方式和體育消費產品在很大程度上實現同化｡[44]
3 我國女性體育研究的未來展望
綜上所述,我國女性體育研究已經全面起步,學者們從歷史､社會､文化､理論､實踐等不同角度對女性體育進行分析｡然而,圍繞女性參與體育的態度､時間､方式等技術層面因素展開調查的調研報告型文章比例較大,只有一小部分研究從更深層的社會文化因素來探究女性體育的發展和變化｡具體而言,在女子競技體育研究方面,運動生物力學､運動生理､生物化學､運動訓練學等自然科學研究被人重視,而社會學､人類學､歷史學等社會科學的研究處于邊緣地位｡在學校女性體育方面,絕大多數是以高校為研究對象,個別文章以中學女生為討論的主題,而小學女生體育的文章幾乎未見｡而中小學體育是女性形成正確的體育觀和終身體育意識的關鍵時期｡ 中小學女生體育參與意識及其影響因素､中小學女體育教師的地位和作用等是未來應探究的課題｡另外,如何改變體育領導和決策機構中女性比例低的現象､如何加強女性體育學科化建設和理論構建更是女性體育需要迫切解決的問題｡我國女性體育的研究正處在從感性向理性過渡的階段,研究的質量､深度和廣度都有待進一步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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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董進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