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自由論讀后感范文第1篇
寒假期間，讀了約翰•密爾的著作《論自由》一書，附帶查找了一些關于自由主義和功利主義的內容和淵源，頗有收獲?，F想就這本影響人類歷史發展的好書做個小結。
一、 密爾自由主義觀點的歷史淵源
英國19世紀有自由主義、保守主義、實證主義、社會主義等各種社會思潮盛行，密爾在各種思潮中受到許多思想家的新觀念、新方法的影響，他有選擇與吸收性的把早期功利主義學說與許多新思想的重大營養成分結合在一起，為他的自由主義思想提供了理論依據。思想來源主要有：
l、邊沁的“功利主義”是密爾自由主義思想的基石
密爾因為父親的緣故從小就有機會與邊沁接觸，這使他有機會置身于更大更自由的空間，除了父親一直教導他運用邊沁的“最大幸福原則”來觀察事物外，邊沁的《立法論》也真正把密爾帶入了功利主義。邊沁的功利主義思想對年輕密爾的確實產生了影響，密爾在其早期信仰與傳播功利主義思想。
2、圣西門、傅立葉、歐文等空想社會主義的思想
圣西門的從工作到分工合作的社會計劃，傅立葉的保存私有財產原則，歐文的合作社計劃，他們看到資本主義的弊端和無產階級的悲慘狀況，對資本主義制度加以批判，這些都啟發著密爾，加之密爾在東印度公司35年的職業生涯，他日益同情勞工階層，這使其功利主義發生了轉變，加入了公益或社會利益的內涵，也為其向自由主義思想的過渡提供了理論依據。
3、法國思想家孔德的實證主義思想
密爾欣賞孔德，對孔德最后一部著作《實證政治學體系》，他說，“盡管孔德的著作除了對人文主義的信仰外不承認任何宗教，可是它
仍使人難以難以抗拒地相信：全社會一致承認的道德信仰可以用一種難以想象的力量和潛力。來影響每個人的行為和生活。這本著作可以說是對社會學家與政治學家的一個重大的警告：如果人們一旦在思維中忽視自由與個性的價值，將發生何等可怕的情景”。這對密爾中后期自由主義思想中其對自由與個性的重視起了很好的指引作用。
二、 個人與社會的關系
如果用一句話來概括密爾的自由主義思想，那就是“除非個人行為正在傷害或者必然會傷害他人或社會的利益，社會不得限制采取那一行為的自由。”密爾在論證自由主義的觀點時，出發點是功利，其自由學說的核心是公民自由，而民主政治和制度重構則是其自由學說在實踐中的應用。本書共五章，探討自由的含義，論證思想自由和討論自由、個性自由發展、社會權威的限度等問題，其主要意義在于闡明個人自由與他人自由之間、個人利益與社會利益之間、個人自由與社會限制之間的界限。
1、 自由與個性
密爾認為“在并非根本涉及他人的事情上，個性應該張揚，這是可取的。”并且，在他看來，“個性的自由發展是幸福的最主要的因素之一。”關于這點，本人是信奉的。作為社會的人，既有社會性又有個性。人的社會性通常是通過法律或者習俗等方式加以塑造，而個性是人的獨立地位和自我存在價值的體現，個性的自由發展是個人和社會進步的首要因素。假設在過度的壓制下，人們首先想到的是順從習俗或者隨波逐流，而不會想到遵從自己的意向，不會想到發揮自身所長。當人們的心靈逐漸屈從于枷鎖，人們不再依循自己的本性，而是避免行為古怪和鶴立雞群，于是個人就會消失在群體之中，公眾意見統治著世界，由此導致“集體平庸”，人類才智會逐漸衰退和喪失。因此，應當鼓勵個性自由，寬容生活方式、個人習慣或癖好的多樣化。
同時，密爾認為，崇尚自由是改進以上情況的唯一可靠而永久的源泉。密爾的自由主義是建立在對自由的捍衛與個性的發展之上的。他將個人自由分為三個領域：一是思想意識的內在領域自由，包括良心自由、思想情感自由，言論自由等;二是追求個體情趣和志趣的自由;三是與任何人相互交往的自由。密爾認為，任何一個社會，此三方面的自由都是必不可少的、絕對的，都應當受到尊重，否則，就不是完全的自由。沒有個性的人在思想方面是別人的奴隸，在選擇自己的生活方式上任人擺布，在擴大自己社會活動上處處碰壁。“必須不使自己成為他人的妨礙”。
2、 思想自由與討論自由
密爾認為，公民自由中最重要的方面是思想自由和討論自由，即在科學、道德、教育、文化、宗教等問題上，人民有表達自己意見的自由。他認為“一個自由的社會要承受并保護這種自由——可被說服而不可被強制的權利。”
在討論思想自由和討論自由一章里，密爾以大量事例和推理來論證思想自由和討論自由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我們決不能確信我們竭力窒息的意見是一個錯誤的意見;假如我們確信是一個錯誤的意見，要窒息那種意見仍然是一個罪惡。”
密爾認為，人的認識能力畢竟存在有限性和可能錯誤性，因此，即使大多數人認為是正確的意見(公眾意見)，也不應該抹殺少數意見的存在。如果抹殺它們的存在，就意味著人們認為自己的意見絕無錯誤性。而這種“完全正確的意見”是不存在的。第二種情況，假定某種公認的意見是正確的。那么它與對立的錯誤之間的沖突可以產生對真理的更加清楚的認識和更加生動的印象。第三種情況，兩種相互沖突的學說，不是一種為正確，另一種為謬誤，而是二者分攤了介于正誤之間的真理，這種情況在日常生活中更為多見;公認的學說只是
體現了一部分真理，于是就需要不一致的意見來補充其余的部分。因此，自由的思考和討論，發表一切意見的自由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在討論中不應該采取法律干預的手法，也不應該采取謾罵、諷刺、人身攻擊等方法。
同時，個人自由最基本的方面之一就是政治自由，而人們能夠自由的表達意見則是政治自由的核心。設想一下，一個無法自由表達自己心中所想的社會，每個人都誠惶誠恐，那會是個多么可怕的世界。
3、 個人自由與社會控制
本書開篇，密爾就寫道“這篇論文的主題不是所謂的意志自由，不是與被誤稱為哲學必然性的學說不幸相反的意志自由，而是公民自由或者社會自由，即社會能對個人合法施用的權力的性質和限度。”無疑，密爾是要告訴我們個人自由與社會控制是密不可分的，它們的關系此消彼長，而如何控制這天平的走向是人們要探討的關鍵。
密爾指出，在民主政治制度下可能出現多數的意志干涉個人自由和侵犯少數權利的危險，即“多數的暴虐”。這種“多數的暴虐”可能通過公共權力機關的行動來實施政治壓迫，也可能表現為流行觀念和公共輿論等形式。在這種情況下，密爾強調保護個人自由和權益，反對集體意見對個人自由的干預。
然后，密爾又不否認社會控制，他認為要找到社會權威可以對個人獨立進行合法干涉的限度，并維持這個限度免受侵蝕。“人類獲準干預其他任何人的行動自由，不管是以個別的方法還是以集體的方法，唯一的目的只有自我保護。”對于文明社會里的任何成員，可以違背其意志而正當的行使權利，唯一的目的只有防止對他人的傷害。易言之，就個人行為而言，只有涉及他人的部分才有服從社會的義務，對于只涉及本人的部分，個人的獨立性是當然和絕對的。從中不難看出，密爾從功利的角度出發，把人們生活分為私人部分和公共部分，他倡導個人自由，又認為適度的社會限制是必要的。
為此密爾做了不少的假設。假設一個人嚴重傷害了自己，如損害自己的財產或者身體，但是必然會直接或間接的傷害到相關的人，對于上述假設，密爾也有所解釋。“當一個人因這種行為而違背了他對另一個人或一些人的明確的規定義務時，這種情況就被劃在涉及自身的行為之外，理應受到本來意義上的道德責難。”那么，如果對于一個人因個人行為而對社會造成純屬偶然或者可以說是推定的損害，而那一行為即沒有違反對公眾的任何特定義務，也沒有對自己以外的人引起明顯的傷害，那么這個人是不用遭到責難的。
與此同時，密爾也分析了誤用自由的情況。密爾認為，對于自己的事務，一個人應當有樂意怎么做就怎么做的自由，但不應以他人的事務就是自己的事務為借口，同樣自由的代替他人來做自己喜歡的事，同樣也不能以自由的名義隨意干涉他人的自由。
綜上所述，密爾站在功利的角度上，論述個人和社會的關系，倡導個人自由，又認為適度的社會限制是不要的。他認為，只要個人的行為不干涉自身以外其他人的利益，個人就不必為該行為向社會負責。如果其他人認為其損害了自己的利益，可以對其忠告、指導、勸說甚至回避，但不能以法律的強制手段來干涉。反之，對于有害于他人利益的行為，個人應該負責，并且應該受到來自社會或法律的懲罰。
三、 自由主義觀點與社會主義法治
自由主義的產生和興起，是在英國工業革命時期，社會的進步突飛猛進。而如今中國也是處于生產力迅速發展、社會進步突飛猛進的大變革時期，政治、經濟、文化和人民生活方式都正在經歷著日新月異的變化。隨之而來的是多元化的思潮涌入，傳統觀念淡化。在這個特殊變革時期，筆者認為更要借鑒密爾的“自由觀”，在進一步解放思想崇尚個性的同時，把握個性自由的尺度和公共權力的方向，有效調和個人與社會、法律與道德之間微妙的關系。在目前個體權利和公共權力兩相擴張的社會轉型期，我們應不斷尋求人的個性自由和社會
柏林自由論讀后感范文第2篇
【摘要】自由新詩的自由性，是以詩歌的共性要素為創作前提的。只有遵循詩歌創作的基本法則，在共性要素的必要限制中，它才可能擁有真正的自由;絕對沒有限制的自由新詩是不存在的，即便存在也難以成其為“詩”，這是“自由性”與“詩”的藝術辯證關系。
【關鍵詞】自由新詩;“自由”;自由。
一、關于自由新詩
自由新詩是現當代詩體中的一種，19世紀末20世紀初源于歐洲，其特點是詩體結構自由，段數﹑行數﹑字數沒有一定規格，語言有自然節奏而不用韻。一般認為，美國詩人惠特曼是自由新詩的創始者，代表作為《草葉集》。五四前后，自由新詩開始在我國流行，如胡適的《嘗試集》、郭沫若的《女神》、李金發的《棄婦》等。
自由新詩是新文學領域中的先行者。五四運動前，舊體詩詞充斥著腐朽氣息：在思想內容上無病呻吟、言之無物;在詩體形式上頑守著陳腐不化的格律。“形式與內容有密切的關系。形式上的束縛，使精神不能自由發展，使良好的內容不能充分表現，若想有一種新內容和新精神，不能不打破那些束縛精神的枷鎖鐐銬„„五七言八句的律詩決不能容豐富的材料，28字的絕句決不能寫精密的觀察，長短一定的七言五言決不能委婉表達出高深的理想和復雜的感情„„近來的新詩發生，不但打破七言五言的詩體，并且推翻詞調曲譜的種種束縛，不拘格律，不拘平仄，不拘長短，有什么題目，做什么詩，詩該怎么做就怎么做”[1]。于是，在語言問題上，胡適把文言詩詞和自由新詩弄到了生死對立的地步，而這一主張，又成為了后來自由新詩創作的經典理論。
由于自由新詩的隨意性和不確定性，自其誕生以來，便流派紛呈、風格多樣，甚至彼此間形同水火、爭論不休，無法構建其審美規范并達成審美共識。究其原因，是因為大家都在“瞎子摸象”：觸其牙者言象形如蘿菔根，觸其耳者言如箕，觸其腳著言如臼，觸其脊者言如麻，觸其腹著言如甕，觸其尾者言如麻„„而且都以自己摸到的是正宗，再不愿承認或包容其它。尤其是新時期以來，自由新詩的隨意性愈演愈烈，你方唱罷我登場，詩人們的精神價值已經從崇高、純潔、美好、自然過渡到了時尚、喧囂、庸俗、腐爛的方向，大家一味地“先鋒”，一味地“解構”，一味地摧毀傳統，一味地拉幫結派爭先恐后做偽證，于是偽命題、偽概念、偽詩及偽詩人充斥著當代詩壇，大白話(如梨花體、羊羔體、口水詩、廢話詩)、大黃話(如垃圾派、下半身)、大黑話(如先鋒派、晦澀詩)流行自由新詩界，魚目混珠，泥沙俱下，令讀者敬而遠之，極大地阻礙了它的健康發展。
二、自由新詩的“自由”
自由新詩在新文學思潮推動下，摒棄了僵死的文言詞語，掃除了舊體詩詞唱濫了的那套封建主義的審美情趣，走上了詩體解放的道路，其產生與發展是適應著時代的呼喚的。但是，“由于急切‘求解放’的歷史情結，也由于文言向‘白話’轉換過程中現代漢語尚處于不穩定的狀態，20世紀中國詩歌雖然在20年代出現過‘新月詩派’那樣的集體試驗、磋商詩歌格律的局面，但格律詩與自由詩并存、對話與互動的格局并沒有真正形成。而作為主導形式的自由詩，在急于替代古典詩歌的語言體系和形式秩序時，又對‘自由’與‘詩’的辯證關系存在著不少誤解，影響了現代漢語詩歌的美學探討和形式規律的探索。這個問題不能不引起足夠的重視。沒有基本形式背景的詩歌是文類模糊、缺少本體精神的詩歌，偶然的、權宜性的詩歌，是無法被普遍認同和被傳統分享的詩歌。中國新詩的發展最終還要回到自己的美學議題上來。”[2] 由于自由新詩追求創作上的極端“自由”，而創作者把“個性寫作”等同于“個人寫作”，不厭其煩地對生活瑣事與兩性肉體作毫無意義的嘮叨，并以創作道德淪喪、心靈麻木、人格扭曲的詩作為榮，導致讀者群體不斷萎縮，甚至“寫詩的人比讀詩的人多”，昔日的輝煌終成明日黃花。
詩歌是一種精神的產物，缺少了精神的鈣質，就成為行尸走肉;詩歌是一種凝煉的語言藝術，無節
制的隨意和口水，會令其成為毫無意義的文字游戲。自由新詩不受任何創作約束的“自由”，是當下詩歌創作流弊之源：
一、語言散亂，故作高深?，F在的許多自由新詩其實就是散文詩或詩散文——分行排列是自由新詩，分段排列是散文詩或詩散文——這還算比較好的，更多的其實連散文詩或詩散文也不是，是隨筆，是雜言，是無任何意義的大白話。更有甚者，或如三歲的孩子牙牙學語時隨意蹦出的前言不搭后語的夢囈般的斷句，或如某些小學生作文時生吞活剝的造句，或如精神病人無厘頭的胡言亂語，故意讓讀者不知其所以然。
二、膚淺呈現，一覽無余。由于對詩歌語言和形式沒有約束，加之作者體驗生活的膚淺和太多太盛的理念入詩，不少自由新詩顯得平鋪直敘，一覽無余，即便那些描述社會人生苦難生活的詩作的寫實手法也較膚淺，多以旁觀姿態和一些生活表象的羅列堆集手法來呈現，而缺乏對現實社會的細致觀察和更深刻的刻畫，這種過分直露和明快的通病不僅使詩作本身缺乏應有的意境和充沛深刻的感情，也從整體的構成上喪失了詩歌的美感。
三、結構松散，篇幅冗長?？v觀當前的自由新詩，普遍存在結構松散、篇幅冗長的弊?。喊驯緛碛脦仔形淖志涂梢院芎玫仃U明主旨的詩歌，硬要人為地拉成散文、小說或者其它載體，好象詩人不寫“長詩”、“史詩”，不從篇幅長度上把別人比下去，就愧稱詩人似的。
四、孤芳自賞，自我枯萎。時下不少自由新詩，患有一種“自戀癥”。很多詩人對詩歌精神與格律形式是持懷疑態度的，甚至是嗤之以鼻、激烈批判。與此同時，他們選擇了滑向平庸、墮落、低俗和散漫的深淵中，用媚俗的主題、散亂無章的結構、缺乏風骨的病句、雕蟲般的技巧來制造文字垃圾，并自我肯定、自我滿足、自我安慰、自我陶醉，最后自我枯萎。
五、急功近利，山頭林立。著名詩人北島說：“自50年代后，詩歌在世界范圍內開始走下坡路。這并非意味著苦難不復存在，而是人們不愿再正視它，越來越繁榮的電視等聲像媒體，正迎合甚至創造了這種心理。文字退居次要地位。這不僅僅是中國詩歌的問題。„„沒人讀詩了，很多詩人放棄寫作。這是中國文化中的一大弊病——急功近利。商業化敗了詩歌的火，因為商業化更急功近利。”[3] 一方面是科技英雄和商業英雄、娛樂英雄取代了詩人藝術家的中心地位，詩歌越來越被推擠到社會的邊緣;另一方面是許多詩人詩評家高舉著“自由”的旗幟，以其詩作詩評作為謀取名利的工具，他們拉幫結派，炮制種種宣言，成立各類組織，滲透各式平臺，不僅對當前詩歌創作進行翻云覆雨、指鹿為馬的干涉，還利用相互吹捧、炒作、甚至漫罵和人身攻擊來吸引眼球，千方百計地尋覓著出名撈利的機會。而一旦“修成正果”，在各地如火如荼舉行的各類研討會、評獎會和筆會中，就總是少不了他們忙碌的身影，自然出場費他們也沒有少拿。雖然自由新詩山頭林立，亂花迷眼，但卻缺乏真正意義上的大師級詩人，也缺乏讓讀者心靈震顫的經典詩歌。
三、自由新詩的自由
中國古詩形神兼備、簡潔典雅、意境深遠，是世界詩歌史上所罕見的。但白話新詩卻失去了應有的魅力，正逐漸走向衰落，這不能不引起我們反思。
德國大詩人歌德認為：“在限制中才顯出能手，只有法則能給我們自由”;英國著名詩人艾略特認為：“對想干好一件事的人來說，沒有一首詩是自由的„„某種平易的格律的幽靈應當潛伏在即或是‘最自由’的詩的花毯后面，當我們昏昏欲睡的時候，它驅使我們;當我們驚醒之際，它又悄然隱去。換言之，只有當自由在人為的限制下時，才是真正意義上的自由”;中國現代著名詩人聞一多認為：“詩所以能激發情感，完全在它的節奏;節奏便是格律。„„越有魄力的作家，越是要戴著腳鐐跳舞才跳得痛快，跳得好。只有不會跳舞的才怪腳鐐礙事，只有不會作詩的才感覺格律的縛束。對于不會作詩的，格律是表現的障礙物;對于一個作家，格律便成了表現的利器。„„世上只有節奏比較簡單的散文，決不能有沒有節奏的詩。本來詩一向就沒有脫離過格律或節奏”[4];中國現代著名詩人宗白華也認為：“用一種美的文字——音律的繪畫的文字——表寫人底情緒中的意境„„這能表寫的，適當的文字就是詩的‘形’，那所表寫的‘意境’，就是詩的‘質’。換一句話說：詩的‘形’就是詩中的音節和詞句的構造詩的;‘質’就是詩人的感想情緒。所以要想寫出好詩真詩，就不得不在這兩方面注意”[5]?？梢娫姼枋菦]有絕對的自由和自主的，古今中外概不例外。詩人反叛僵化的形式是為新形式的到來作準備，而不是在“自由”的名義下把詩歌寫成拙劣的散文或小說，甚至毫無意義的口水。只要是寫詩，就要遵循一定的規律，就該受到一定的約束。當前漢語自由新詩創作，不能完全以西方自由詩標準
為圭臬，同時需要重視自己的民族、語言和音樂的特點，在中西詩藝交融下使其恢復活力，走上健康發展之大道。
無論是格律詩詞還是自由新詩，它們首先必須是“詩”，必須具有漢語詩歌的共性特征。簡言之，自由新詩也必須要具有：
一、抒情性?，F代著名詩人郭沫若認為：“詩的本職專在抒情，詩是通過抒發情感來反映現實和認識現實的，但它抒發的情感不限抒個人的情，它要抒時代的情，抒大眾的情”[6]。抒情性是詩歌的根本藝術特征和靈魂，盡管《詩經》所反映的內容與我們相距十分遙遠，但它之所以能夠流傳下來，就是因為它反映了三千年前的人們的喜怒哀樂的情感，讓我們為其真摯飽滿的詩情所打動。
二、意象美。臺灣著名詩人余光中在《論意象》中寫道：“意象是構成詩歌藝術的基本條件之一，我們似乎很難想象一首沒有意象的詩，正如我們很難想象一首沒有節奏的詩。”詩歌的思想感情必須通過清新、靈動、貼切的形象化的語言來傳達。因此，營造新奇的意象是詩歌創作的核心，而脫離或排斥意象，就會導致詩歌的概念化，成為空洞的口號和蒼白無力的陳述。詩歌形象化使讀者得到美的感受，更容易理解和接受。
三、語言美。唐代大詩人杜甫在《江上值水如海勢聊短述》中云：“為人性僻耽佳句，語不驚人死不休”。詩歌沒有小說那樣的曲折離奇的故事情節，沒有戲劇那樣的尖銳的矛盾沖突，只有凝煉、準確、張馳有力、富于色彩的語言，詩人要用生花妙筆，把平淡無奇的文字，組合成優美、生動、有余韻的詩歌語言，抒發滿腔的激情，從而打動讀者內心深處的心弦。
四、音樂美。詩歌與音樂，是各類文藝中最接近的兩種藝術。詩歌的音樂美，體現在節奏和押韻上。自由新詩的自由性，決定了其可能拒絕刻意的音韻節奏對稱和平仄關系，但它卻不能夠沒有內在的節律和自然的音韻協調，分行也必須伴隨意蘊的需要而定。沒有抑揚頓挫的音韻節奏，便難以傳達出詩歌要表達的情感，不能從心理上引起讀者的共鳴。
五、意境美。意境是指詩人的主觀情意(意)和客觀物景(境)互相交融而成的藝術境界。一首詩只有意沒有境，只是一個空洞的口號;只有境沒有意，猶如一個死寂的世界。詩歌是一種精神食糧，自然和諧、積極健康、崇高美好、情景交融的意境，能夠帶給讀者以美的享受和啟迪。
一語概之，自由新詩的自由性，是以詩歌的共性要素為創作前提的。只有遵循詩歌創作的基本法則，在共性要素的必要限制中，它才可能擁有真正的自由;絕對沒有限制的自由新詩是不存在的，即便存在也難以成其為“詩”，這是“自由性”與“詩”的藝術辯證關系。
路遙知馬力。期望自由新詩能夠充實當代意識，擴充題材領域，探求內在節律，促進審美規范，達成審美共識，馳騁在詩的王國里，與格律體新詩、當代詩詞互相借鑒、相互啟迪、逐步完善，共同推動中國當代詩歌的穩健發展，最終實現中國當代詩歌的真正繁榮。
【參考文獻】
[1]胡適.談新詩[c]//中國新文學大系·建設理論集.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80年. [2]王光明.自由詩與中國新詩//百度文庫. [3]老槍/北島.北島答記者問實錄//新華網.2003-03-04 15:29:40. [4]聞一多.詩的格律[J].北京晨報·副刊,1926.5.13. [5]宗白華.新詩略談//少年中國.一卷8期. [6]沫若詩話，第109頁，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
(摘自《上海詩人》2012年2期)
柏林自由論讀后感范文第3篇
密爾《論自由》的目的在于界定群己權界，提出了關于自由的兩個原則：個人在不傷害他人利益的情況下可以做任何想做的事情;國家或社會如果要干預個人行為，唯一的動機是社會保護。在這兩個原則的支配下，任何個人的行為，在不涉及他人的情況下，他成了個人的最高主權者。因此，個人自由成了個人與社會之間的邊界：你的自由，我的邊界;我的自由，你的邊界。自由的含義體現為嚴復所歸納的“自為造因，自受報果”。在國家與個人的關系當中，自由的意義則體現為兩個方面：
一方面，個人自由擁有的不被干涉的空間，是個人對自己行為的充分自主，對行為結果的自我承擔。在個人自由發展的環境中，個人的獨立性不斷培養出來。個人擁有的自由保證了個人不需要對權力的唯唯諾諾，國家對個人空間的不干預，使得國家對個人的思想不能一致化。密爾在《功利主義》中提出，快樂分為高級快樂和低級快樂。高級快樂是精神上的快樂，而低級快樂是物質上的快樂。人們只要經歷了這兩種快樂，就會更加享受精神上的快樂而非僅僅追求物質快樂。因此，自由提供給個人的是精神上的快樂，是個性的自由發展。如帕斯卡爾所言，人是一支會思想的蘆葦。人區別于動物正是在于人是會思想的動物，思想是人之所以為人的原因。對自由的渴望，是每一個人本能的需求。
自由對個人的充分發展，更是社會進步的前提，是人類幸福的基礎。功利主義認為，幸福是人們追求的唯一目的，而幸福也是多元的，自由、正義、美德、誠信等等都是實現幸福的手段。自由所實現的當然是“最大多少人的最大幸福”。密爾寫到，“一國當中，人們性格的多樣化，然后國家才有具有活力。”個人自由培養的獨立性的個人，是社會進步、國家強大的重要基礎。自由社會帶來的是自由的、異質化的個人，異質化的個人帶來的是思想的創新，人們智力水平的提高。因為在專制社會中，個人根本無自由可言，權力對思想壓制有本能的愛好，這種壓制帶來的是眾多同質的愚民。愚民是專制者鞏固權力的手段。因此，人民越是獨立，國家越是強大。迪爾克姆認為，分工越細，個性越鮮明，每個人對社會和其他人的依賴性越深，因而社會整體的統一性也就越大。“和實生物，同則不繼。”個人自由是異質化個人的保證，異質化個人是形成一個有機社會的條件?；舨己浪拐J為，自由主義的核心是懂得進步不是一個機械裝置的問題，而是解放活的精神力量問題。好的機制必須能夠提供渠道，讓這種力量通行無阻，使社會結構生氣勃勃。
另一方面，個人自由的確立，是對國家的一種約束。密爾看到了民主政治中，少數服從多數所產生的“多數人暴政”。專制的武斷是可以看得見，但多數人暴政帶來的后果卻總是在無形當中，其影響是所有人都難以逃避的?？梢哉f，多數人的暴政產生的惡絲毫不亞于專制產生的惡。多數人暴政在托克維爾《論美國民主》中得到了充分的論述，作為同時代的思想家，密爾在《自傳》中坦言，對多數人暴政的論述受到了托克維爾思想的影響，他們都意識到了民主政治中多數人利用民主的工具對少數人自由的壓迫。密爾對個人自由的呼吁，目的在于防止群體對個人的干涉，損害個人的自由?！墩撟杂伞诽岢龅膬蓚€原則，是對群體和個人權力界限的劃定，更是對個人自由的保護，和對群體權力的約束。個人擁有的對自身行為的自主權，是一種個人權利不得隨意侵犯的權利，要求國家權力作為群體組織對個體權利的尊重。
個人自由對群體的約束，使得國家的職能須重新界定。密爾對實現自由要義的要求是政府“代民之謀不若聽民自謀”。民眾之事，讓政府來做，不如讓民眾自己來做，因為最關乎民眾切身利益的事情，他們知道怎么做最合適。如果民眾所以的事情都需要政府過問，那么政府的權力將會越來越大，這樣勢必對剝奪個人的自由。在個人與國家關系上，自由的實現需要個人權利的可捍衛，國家權力的可控制?；舨己浪乖凇蹲杂芍髁x》提出，國家的職責是為正常健康的公民創造自食其力的條件。為確保個人的自由，政府所做的是提供一個個人個性得以自由發展的社會環境。因此，密爾認為，國家最重要的天職在于扶植國民，培養他們獨立自治的能力。為促進公民獨立自治的培養，國家權力必須下放，賦予地方權力更多的自治性，鼓勵基層民眾自主管理。這也是托克維爾在《論美國民主》中所發現的：美國民主的要義在于地方自治組織的發達。
19世紀是自由主義蓬勃發展的年代，各種自由學說不斷涌現。密爾對自由理論的闡述，之所以在如今仍具有不可替代的影響力，恐怕在于個人自由是每一個人發展都不能或缺的，這是“對個人自由最動人心弦、最強有力的辯護”。這樣一種渴望沒有地域之分，沒有民族之分，它僅僅是人們內心最本能追求，是對黎明前黑暗的一聲吶喊。自由就像是一束光，對生在光明中的人們如此司空見慣，但對黑暗卻具有強大的穿透力。
柏林自由論讀后感范文第4篇
這條原則就是：人類之所以有理有權可以個別地或者集體地對其中任何分子的行動自由進行干涉，唯一目的只是自我防衛。這就是說，對于文明群體中的任何一員，所以能夠施用一種權力以反其意志而不失為正當，唯一的目的只是要防止對他人的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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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任何人的行為，只有涉及他人的那部分才須對社會負責。
人類自由的適當領域：意識的內向境地——思想和言論自由;趣味和志趣的自由;個人之間相互聯合的自由。
唯一實稱其名的自由，乃是按照我們自己的道路去追求我們自己的好處的自由，只要我們不試圖剝奪他們的這種自由，不試圖阻礙他們取得這種自由的努力。 迫使一個意見不能發表的特殊罪惡乃在它是對整個人類的掠奪!
我們永遠不能確信我們所力圖窒閉的意見是一個謬誤的意見，假如我們確信，要窒閉它仍然是一個罪惡;
使得我們這個過度不能成為一個精神自由的地方的正是這一點，正是人們對于不信仰他們所重視的信條的人所抱的意見和所懷的情緒。在獲取很長的時間里，法律懲罰的主要害處就在它加強了社會的詆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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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12、 我們現在僅僅有點社會的不寬容，這既不殺死一個人，也不拔除什么意見，但是這卻誘導人們把意見遮掩起來，或者避免積極努力去傳布意見;
這在保持知識界中的寧靜，保持其中的一切事物都一仍舊慣的進行方面，倒不失為一個便宜的方案，但是為知識方面這種平靜所付出的代價確實犧牲掉人類心靈中的全部道德勇敢性。 人類應當有自由去形成意見并且無保留地發表意見; 天才只能在自由的空氣里自由地呼吸 ;
人類對于自由的珍重一般總是遠遠不及對于權力的珍重的;
人生在世為了生活，不是為了改革，所以對付一個不合理的制度，最好的辦法就是立即地抵制!——龍應臺《難局》寫梭羅
如果這個社會制度中有暢通的管道讓小市民去表達它的意愿，去實現它的要求，它就不會郁積到近乎爆炸的程度。——龍應臺《美國不是我們的家》
憲法第三十五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游行、示威的自由。
憲法是國家的根本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一切法律、行政法規和地方性法規都不得同憲法相抵觸。
匿名不是微博之亂源
荀子“流言止于智者”，謠言止于公開
《2011中國微博報告》稱，“微博謠言越來越多，但是有60%以上的微博謠言在1天之內被澄清。微博開始漸具自凈功能，而且微博的辟謠功能也比傳統媒體更快更有效。”即使在匿名狀態下,網絡傳播仍然具有很強的自澄清效果。
現在有人通過電話賣淫嫖娼，那么是不是電話運營商也要對該行為負責呢?馬化騰 安全、隱私和效率是互相矛盾的
支持法律懲罰拿菜刀干壞事的人，但搞菜刀實名制就是腦筋搭錯了。
柏林自由論讀后感范文第5篇
什么是自由呢?作者并沒有給出明確的定義，“這里所采用的自由觀涉及到確保行動和決策自由的過程，以及人們在給定的個人與社會境況下所享有的機會”。自由意味著一定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發展程度上的價值觀與生活方式的多元化。
什么是發展呢?發展可以看作是擴展人們享有的真實自由的一個過程。發展要更多的關注我們生活的充實度以及是否擁有更多的實質自由，因為“擴展我們有理由珍視的那些自由，不僅能使我們的生活更加豐富和不受局限，而且能使我們成為更加社會化的人、實施我們自己的選擇、與我們生活在其中的世界交往并影響它”。
在阿瑪蒂亞森的觀點中，發展本身不是重要的，而發展的目的，人類的發展可能是更加重要的。同樣的，自由本身不是重要的，真正的自由才是更加重要的。經濟和自由本身不是割裂的，而恰恰是緊密聯系的。由于極端貧困而造成的經濟不自由，會使一個人在其他形式的自由受到侵犯時成為一個弱小的犧牲品。經濟不自由可以助長社會不自由，正如社會和政治不自由也會助長經濟不自由一樣。他認為發
展的目的是為了擴大人們的實質自由，既集中注意人們去做他們有理由珍視的事情的可行能力以及去享受他們有理由珍視的生活的自由。這種自由如果具體操作可以被列成下列清單，人們應該享有吃、穿、住、行、讀書、看電視、投票選舉、在公共媒體發表言論觀點，參與政治生活而不必遭受諸如饑餓、營養不良、可避免的疾病等以及識字算數、享受政治參與等可行能力的剝奪。這些是一個人在一個社會中所應該得到的基本權利，即可行能力。如果上述任何一項被剝奪，那么也就是對可行能力的剝奪，是對自由的限制，也是對發展的限制?，F今之中國，發展本身仍被視為目的，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口號依然動人，而發展的手段仍延續無所不用其極的躍進方式，自由被壓制，能力被限縮。經濟總量極速增長，而人均收入增長緩慢，除了經濟總量之外，我們在促進人的自由和能力方面贏得的發展成果極其有限：教育、科技、環境、創新、法治、民主、人權„„以自由看待發展，發展的目的就在于“人”本身。以人為中心，人是發展的最終目的，社會上的一切都是為人服務的。發展要以人為中心，人的自由的擴展是判斷發展的標準。阿馬蒂亞·森的著作《以自由看待發展》始終貫穿的問題就是人的發展，以人們享有的實質自由來看待發展，以人們享有的實質自由的程度作為發展的標準;擴展人類的自由既是發展的首要目的，又是它的主要手段;以可行能力的剝奪來看待貧困，分析收入的不同層面的不平等;以公平的機會、有效率的制度、健全的保障實現人的自由;民主和政治自由的作用——民主自身固有的重要性、工具性作用、在價值標準和規范形成中的建設性作用等。
作者在第三章中分析對比了三種主要現代價值觀：功利主義、自由至上主義和以羅爾斯正義理論為代表的公平主義。功利主義認為人應該做出能“達到最大善”的行為，所謂最大善的計算則必須依靠此行為所涉及的每個個體之苦樂感覺的總和，其中每個個體都被視為具相同份量，且快樂與痛苦是能夠換算的，痛苦僅是“負的快樂”。不同于一般的倫理學說，功利主義不考慮一個人行為的動機與手段，僅考慮一個行為的結果對最大快樂值的影響。能增加最大快樂值的即是善;反之即為惡。自由至上主義是18世紀最先由英國發展起來，理論來源主要是彌爾頓、洛克等人的啟蒙主義思想和理性主義、自然權利的一般理論。該理論認為:報紙的主要功能是幫助人們了解真相，監督政府，同時具有告知、娛樂和銷售之功能，報業主要為私有，任何有經濟手段可以使用媒介的人都可擁有媒介。主要依靠"觀點自由市場"實行"自我修正"和依靠法庭來實行媒介控制，是監督政府和滿足其他需要的工具。以羅爾斯正義理論為代表的公平主義價值標準是：立足于公平的一套優先于任何其他考慮的自由權。作者認為應該著眼于信息基礎，他不贊成某種價值要素“絕對的”優先于另外一些價值要素。作者的建議是：擴大信息基礎，已構成實質自由的功能性活動為評價標準，對各種價值要素共同考慮，區別對待。同時作者在本章節結尾中評價總結：本章進一步考察了直接以人們的實質自由為焦點的含義，并確定了一種一般性的方法，即集中注意人們去做他們有理由珍視的事情的可行能力，以及去享受他們有理由珍視的生活的自由。在政治領域的自由，認為政治參與本身就是發展目標的組成部
分，人擁有了政治參與權還可以進一步提高自己的可行能力，擴展自由。在經濟領域的自由，認為經濟條件的獲得與應用是人們提高自由的途徑，自由貿易、自由勞動是人的基本權利，這些權力的實現要求健全的市場機制。市場機制運行過程可能會出現失靈的情況，這就要求政府提供防護性保障，防止受到影響的人遭受深重痛苦。這些自由的綜合，就是保障人們免受饑餓、營養不良、可避免的疾病、過早死亡，以及能夠識字算數、享受政治參與等等。因此，評價發展的自由觀是信息基礎更廣、包容性更強的評價標準。
柏林自由論讀后感范文第6篇
【摘要】自由新詩的自由性，是以詩歌的共性要素為創作前提的。只有遵循詩歌創作的基本法則，在共性要素的必要限制中，它才可能擁有真正的自由;絕對沒有限制的自由新詩是不存在的，即便存在也難以成其為“詩”，這是“自由性”與“詩”的藝術辯證關系。
【關鍵詞】自由新詩;“自由”;自由。
一、關于自由新詩
自由新詩是現當代詩體中的一種，19世紀末20世紀初源于歐洲，其特點是詩體結構自由，段數﹑行數﹑字數沒有一定規格，語言有自然節奏而不用韻。一般認為，美國詩人惠特曼是自由新詩的創始者，代表作為《草葉集》。五四前后，自由新詩開始在我國流行，如胡適的《嘗試集》、郭沫若的《女神》、李金發的《棄婦》等。
自由新詩是新文學領域中的先行者。五四運動前，舊體詩詞充斥著腐朽氣息：在思想內容上無病呻吟、言之無物;在詩體形式上頑守著陳腐不化的格律。“形式與內容有密切的關系。形式上的束縛，使精神不能自由發展，使良好的內容不能充分表現，若想有一種新內容和新精神，不能不打破那些束縛精神的枷鎖鐐銬„„五七言八句的律詩決不能容豐富的材料，28字的絕句決不能寫精密的觀察，長短一定的七言五言決不能委婉表達出高深的理想和復雜的感情„„近來的新詩發生，不但打破七言五言的詩體，并且推翻詞調曲譜的種種束縛，不拘格律，不拘平仄，不拘長短，有什么題目，做什么詩，詩該怎么做就怎么做”[1]。于是，在語言問題上，胡適把文言詩詞和自由新詩弄到了生死對立的地步，而這一主張，又成為了后來自由新詩創作的經典理論。
由于自由新詩的隨意性和不確定性，自其誕生以來，便流派紛呈、風格多樣，甚至彼此間形同水火、爭論不休，無法構建其審美規范并達成審美共識。究其原因，是因為大家都在“瞎子摸象”：觸其牙者言象形如蘿菔根，觸其耳者言如箕，觸其腳著言如臼，觸其脊者言如麻，觸其腹著言如甕，觸其尾者言如麻„„而且都以自己摸到的是正宗，再不愿承認或包容其它。尤其是新時期以來，自由新詩的隨意性愈演愈烈，你方唱罷我登場，詩人們的精神價值已經從崇高、純潔、美好、自然過渡到了時尚、喧囂、庸俗、腐爛的方向，大家一味地“先鋒”，一味地“解構”，一味地摧毀傳統，一味地拉幫結派爭先恐后做偽證，于是偽命題、偽概念、偽詩及偽詩人充斥著當代詩壇，大白話(如梨花體、羊羔體、口水詩、廢話詩)、大黃話(如垃圾派、下半身)、大黑話(如先鋒派、晦澀詩)流行自由新詩界，魚目混珠，泥沙俱下，令讀者敬而遠之，極大地阻礙了它的健康發展。
二、自由新詩的“自由”
自由新詩在新文學思潮推動下，摒棄了僵死的文言詞語，掃除了舊體詩詞唱濫了的那套封建主義的審美情趣，走上了詩體解放的道路，其產生與發展是適應著時代的呼喚的。但是，“由于急切‘求解放’的歷史情結，也由于文言向‘白話’轉換過程中現代漢語尚處于不穩定的狀態，20世紀中國詩歌雖然在20年代出現過‘新月詩派’那樣的集體試驗、磋商詩歌格律的局面，但格律詩與自由詩并存、對話與互動的格局并沒有真正形成。而作為主導形式的自由詩，在急于替代古典詩歌的語言體系和形式秩序時，又對‘自由’與‘詩’的辯證關系存在著不少誤解，影響了現代漢語詩歌的美學探討和形式規律的探索。這個問題不能不引起足夠的重視。沒有基本形式背景的詩歌是文類模糊、缺少本體精神的詩歌，偶然的、權宜性的詩歌，是無法被普遍認同和被傳統分享的詩歌。中國新詩的發展最終還要回到自己的美學議題上來。”[2] 由于自由新詩追求創作上的極端“自由”，而創作者把“個性寫作”等同于“個人寫作”，不厭其煩地對生活瑣事與兩性肉體作毫無意義的嘮叨，并以創作道德淪喪、心靈麻木、人格扭曲的詩作為榮，導致讀者群體不斷萎縮，甚至“寫詩的人比讀詩的人多”，昔日的輝煌終成明日黃花。
詩歌是一種精神的產物，缺少了精神的鈣質，就成為行尸走肉;詩歌是一種凝煉的語言藝術，無節
制的隨意和口水，會令其成為毫無意義的文字游戲。自由新詩不受任何創作約束的“自由”，是當下詩歌創作流弊之源：
一、語言散亂，故作高深?，F在的許多自由新詩其實就是散文詩或詩散文——分行排列是自由新詩，分段排列是散文詩或詩散文——這還算比較好的，更多的其實連散文詩或詩散文也不是，是隨筆，是雜言，是無任何意義的大白話。更有甚者，或如三歲的孩子牙牙學語時隨意蹦出的前言不搭后語的夢囈般的斷句，或如某些小學生作文時生吞活剝的造句，或如精神病人無厘頭的胡言亂語，故意讓讀者不知其所以然。
二、膚淺呈現，一覽無余。由于對詩歌語言和形式沒有約束，加之作者體驗生活的膚淺和太多太盛的理念入詩，不少自由新詩顯得平鋪直敘，一覽無余，即便那些描述社會人生苦難生活的詩作的寫實手法也較膚淺，多以旁觀姿態和一些生活表象的羅列堆集手法來呈現，而缺乏對現實社會的細致觀察和更深刻的刻畫，這種過分直露和明快的通病不僅使詩作本身缺乏應有的意境和充沛深刻的感情，也從整體的構成上喪失了詩歌的美感。
三、結構松散，篇幅冗長?？v觀當前的自由新詩，普遍存在結構松散、篇幅冗長的弊?。喊驯緛碛脦仔形淖志涂梢院芎玫仃U明主旨的詩歌，硬要人為地拉成散文、小說或者其它載體，好象詩人不寫“長詩”、“史詩”，不從篇幅長度上把別人比下去，就愧稱詩人似的。
四、孤芳自賞，自我枯萎。時下不少自由新詩，患有一種“自戀癥”。很多詩人對詩歌精神與格律形式是持懷疑態度的，甚至是嗤之以鼻、激烈批判。與此同時，他們選擇了滑向平庸、墮落、低俗和散漫的深淵中，用媚俗的主題、散亂無章的結構、缺乏風骨的病句、雕蟲般的技巧來制造文字垃圾，并自我肯定、自我滿足、自我安慰、自我陶醉，最后自我枯萎。
五、急功近利，山頭林立。著名詩人北島說：“自50年代后，詩歌在世界范圍內開始走下坡路。這并非意味著苦難不復存在，而是人們不愿再正視它，越來越繁榮的電視等聲像媒體，正迎合甚至創造了這種心理。文字退居次要地位。這不僅僅是中國詩歌的問題。„„沒人讀詩了，很多詩人放棄寫作。這是中國文化中的一大弊病——急功近利。商業化敗了詩歌的火，因為商業化更急功近利。”[3] 一方面是科技英雄和商業英雄、娛樂英雄取代了詩人藝術家的中心地位，詩歌越來越被推擠到社會的邊緣;另一方面是許多詩人詩評家高舉著“自由”的旗幟，以其詩作詩評作為謀取名利的工具，他們拉幫結派，炮制種種宣言，成立各類組織，滲透各式平臺，不僅對當前詩歌創作進行翻云覆雨、指鹿為馬的干涉，還利用相互吹捧、炒作、甚至漫罵和人身攻擊來吸引眼球，千方百計地尋覓著出名撈利的機會。而一旦“修成正果”，在各地如火如荼舉行的各類研討會、評獎會和筆會中，就總是少不了他們忙碌的身影，自然出場費他們也沒有少拿。雖然自由新詩山頭林立，亂花迷眼，但卻缺乏真正意義上的大師級詩人，也缺乏讓讀者心靈震顫的經典詩歌。
三、自由新詩的自由
中國古詩形神兼備、簡潔典雅、意境深遠，是世界詩歌史上所罕見的。但白話新詩卻失去了應有的魅力，正逐漸走向衰落，這不能不引起我們反思。
德國大詩人歌德認為：“在限制中才顯出能手，只有法則能給我們自由”;英國著名詩人艾略特認為：“對想干好一件事的人來說，沒有一首詩是自由的„„某種平易的格律的幽靈應當潛伏在即或是‘最自由’的詩的花毯后面，當我們昏昏欲睡的時候，它驅使我們;當我們驚醒之際，它又悄然隱去。換言之，只有當自由在人為的限制下時，才是真正意義上的自由”;中國現代著名詩人聞一多認為：“詩所以能激發情感，完全在它的節奏;節奏便是格律。„„越有魄力的作家，越是要戴著腳鐐跳舞才跳得痛快，跳得好。只有不會跳舞的才怪腳鐐礙事，只有不會作詩的才感覺格律的縛束。對于不會作詩的，格律是表現的障礙物;對于一個作家，格律便成了表現的利器。„„世上只有節奏比較簡單的散文，決不能有沒有節奏的詩。本來詩一向就沒有脫離過格律或節奏”[4];中國現代著名詩人宗白華也認為：“用一種美的文字——音律的繪畫的文字——表寫人底情緒中的意境„„這能表寫的，適當的文字就是詩的‘形’，那所表寫的‘意境’，就是詩的‘質’。換一句話說：詩的‘形’就是詩中的音節和詞句的構造詩的;‘質’就是詩人的感想情緒。所以要想寫出好詩真詩，就不得不在這兩方面注意”[5]?？梢娫姼枋菦]有絕對的自由和自主的，古今中外概不例外。詩人反叛僵化的形式是為新形式的到來作準備，而不是在“自由”的名義下把詩歌寫成拙劣的散文或小說，甚至毫無意義的口水。只要是寫詩，就要遵循一定的規律，就該受到一定的約束。當前漢語自由新詩創作，不能完全以西方自由詩標準
為圭臬，同時需要重視自己的民族、語言和音樂的特點，在中西詩藝交融下使其恢復活力，走上健康發展之大道。
無論是格律詩詞還是自由新詩，它們首先必須是“詩”，必須具有漢語詩歌的共性特征。簡言之，自由新詩也必須要具有：
一、抒情性?，F代著名詩人郭沫若認為：“詩的本職專在抒情，詩是通過抒發情感來反映現實和認識現實的，但它抒發的情感不限抒個人的情，它要抒時代的情，抒大眾的情”[6]。抒情性是詩歌的根本藝術特征和靈魂，盡管《詩經》所反映的內容與我們相距十分遙遠，但它之所以能夠流傳下來，就是因為它反映了三千年前的人們的喜怒哀樂的情感，讓我們為其真摯飽滿的詩情所打動。
二、意象美。臺灣著名詩人余光中在《論意象》中寫道：“意象是構成詩歌藝術的基本條件之一，我們似乎很難想象一首沒有意象的詩，正如我們很難想象一首沒有節奏的詩。”詩歌的思想感情必須通過清新、靈動、貼切的形象化的語言來傳達。因此，營造新奇的意象是詩歌創作的核心，而脫離或排斥意象，就會導致詩歌的概念化，成為空洞的口號和蒼白無力的陳述。詩歌形象化使讀者得到美的感受，更容易理解和接受。
三、語言美。唐代大詩人杜甫在《江上值水如海勢聊短述》中云：“為人性僻耽佳句，語不驚人死不休”。詩歌沒有小說那樣的曲折離奇的故事情節，沒有戲劇那樣的尖銳的矛盾沖突，只有凝煉、準確、張馳有力、富于色彩的語言，詩人要用生花妙筆，把平淡無奇的文字，組合成優美、生動、有余韻的詩歌語言，抒發滿腔的激情，從而打動讀者內心深處的心弦。
四、音樂美。詩歌與音樂，是各類文藝中最接近的兩種藝術。詩歌的音樂美，體現在節奏和押韻上。自由新詩的自由性，決定了其可能拒絕刻意的音韻節奏對稱和平仄關系，但它卻不能夠沒有內在的節律和自然的音韻協調，分行也必須伴隨意蘊的需要而定。沒有抑揚頓挫的音韻節奏，便難以傳達出詩歌要表達的情感，不能從心理上引起讀者的共鳴。
五、意境美。意境是指詩人的主觀情意(意)和客觀物景(境)互相交融而成的藝術境界。一首詩只有意沒有境，只是一個空洞的口號;只有境沒有意，猶如一個死寂的世界。詩歌是一種精神食糧，自然和諧、積極健康、崇高美好、情景交融的意境，能夠帶給讀者以美的享受和啟迪。
一語概之，自由新詩的自由性，是以詩歌的共性要素為創作前提的。只有遵循詩歌創作的基本法則，在共性要素的必要限制中，它才可能擁有真正的自由;絕對沒有限制的自由新詩是不存在的，即便存在也難以成其為“詩”，這是“自由性”與“詩”的藝術辯證關系。
路遙知馬力。期望自由新詩能夠充實當代意識，擴充題材領域，探求內在節律，促進審美規范，達成審美共識，馳騁在詩的王國里，與格律體新詩、當代詩詞互相借鑒、相互啟迪、逐步完善，共同推動中國當代詩歌的穩健發展，最終實現中國當代詩歌的真正繁榮。
【參考文獻】
[1]胡適.談新詩[c]//中國新文學大系·建設理論集.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80年. [2]王光明.自由詩與中國新詩//百度文庫. [3]老槍/北島.北島答記者問實錄//新華網.2003-03-04 15:29:40. [4]聞一多.詩的格律[J].北京晨報·副刊,1926.5.13. [5]宗白華.新詩略談//少年中國.一卷8期. [6]沫若詩話，第109頁，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
(摘自《上海詩人》2012年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