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無信不立打一字范文第1篇
同樣是2020年，一場突如其來的“新冠”疫情在全球蔓延，世界經濟和社會生活一度幾乎陷入停擺的困境，全球經濟遭受歷史上罕見的嚴峻挑戰，各種逆全球化思潮、民粹主義、保護主義進一步興起，給世界經濟發展和國際政治經濟治理帶來巨大的不確定性。
中國經濟已深度融入國際經濟，不可能獨善其身，但也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需要深刻把握我國發展的歷史方位和時代特征，搶抓新一輪科技革命與產業革命的機遇，積極參與全球產業分工布局重塑和價值鏈重構。為此，就必須堅持市場化改革和高水平開放，加快經濟增長模式轉型，增強經濟發展動力與活力，釋放經濟長期發展潛力。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4月9日，《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構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場化配置體制機制的意見》正式頒布，涉及土地、勞動力、資本、技術和數據等多個生產要素，涉及面之廣，改革力度之大是前所未有的。這個文件明確要求完善股票市場基礎制度，堅持市場化、法治化改革方向，改革完善股票市場發行、交易、退市等制度，鼓勵和引導上市公司現金分紅，完善投資者保護制度。這些都給我國未來資本市場改革發展確立了方向和原則。
資本市場改革：努力實現七大轉變，改變“倒金字塔”結構
回顧歷史，我國資本市場發展與國外市場不同，具有明顯的新興加轉軌的特征。發展初期，商業信用不夠發達，契約關系不夠完善，法治建設不夠健全，監管體系不夠到位。在這樣的特定環境下，政府力量起著主導作用，資本市場發展速度與成就遠遠超過自然演化的進程，我們用30年時間，差不多走過了西方國家上百年的發展歷程，體現了后發優勢，這與我國由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軌的歷史進程與內在需要是一致的。
與此同時，也應當看到，我國資本市場發育先天不足，市場結構不均衡，資源配置效率不高，市場波動過大。市場結構與層次呈現出“倒金字塔”形狀，長期以來，在資本市場建設中，重場內市場，輕場外市場；重融資，輕投資；重公募，輕私募；重數量，輕效率；重現貨市場，輕期貨市場；重管制，輕競爭。為了適應未來發展趨勢，我國資本市場改革發展應當堅持以需求為導向、以競爭為基礎、以創新為引領，努力實現幾個方面的轉變。
一是在市場層次上，從塔尖到塔基，拓寬塔基，夯實基礎。
二是在市場組織上，從場內到場外，在建設場內市場的同時，有序擴大場外交易。
三是在市場重心上，從融資到投資，從側重融資功能到更多重視投資者權益保護。
四是在市場募資上，從公募到私募，在彌補公募短板的同時，大力發展私募市場。
五是在市場質量上，從數量到效率，既要重視投融資數量增加，更要重視資金使用效率提高、資源配置效率改善以及風險對沖與管理，積極發展衍生品市場。
六是在市場開放上，從封閉到開放，加大市場雙向開放力度，提高開放水平。
七是在市場管理上，從管制到競爭，適當放松管制，鼓勵競爭與創新，加強事中事后監管。
歷史經驗反復告誡我們，防范和化解資本市場風險是一個永恒的課題。市場的脆弱性不僅來自宏觀面、基本面，而且與市場微觀結構、交易機制、杠桿水平、交易技術以及工具創新等因素密切相關。這次“新冠”疫情沖擊下的全球資本市場恐慌，再一次提供了研究案例。以美國股市為例，10天之內發生4 次股市熔斷，除了外生因素外，杠桿資金、量化對沖、高頻交易，加上被動型基金規模巨大，使自動化交易數量在成交量中占比過高，造成龐大的交易群體的交易行為空前一致且速度驚人，勢必引發羊群效應，導致相互踩踏，市場坍塌?？梢?，推動資本市場發展，必須持續關注市場創新，深入研究微觀結構，探尋市場自身運行機理。
總之，構建一個有活力、有韌性的資本市場，實際上就是建設發達的、具有廣度深度的市場，與我國超大規模的現代市場經濟體系高度適應，有效支持經濟高質量發展和居民財富管理，促進創新型國家建設，暢通宏觀政策傳導，維護經濟金融安全與穩定。要實現這樣的目標，至少需要兩個方面的條件。
一方面，資本市場改革發展需要有利的宏觀運行環境，比如，保持宏觀經濟穩定發展，健全法治環境，建立高效的監管制度，培育誠信社會，擴大金融對外開放等，為資本市場發展營造良好的生態環境。
另一方面，市場本身的制度變革也非常重要，比如，證券發行制度、退市制度、交易機制、信息披露制度、現貨與期貨市場、投資者結構、數字市場以及市場基礎設施等，這些對于驅動資本市場發展起著關鍵的基礎性作用。
資本市場是一個資金場、信息場、名利場，但歸根到底是一個法治市場，必須以規則為基礎。打造規范、透明、開放、有活力、有韌性的資本市場，關鍵是加快推進資本市場基礎制度建設。
資源配置：為“人才、創新、冒險、不確定性”提供資本融通和風險定價
伴隨改革的深化，我國已經明確了企業制度、產權制度和股份制度的內在關系，從而最終明確了股份制的核心地位。股份制公司的形成和壯大是資本市場得以形成和發展的基本保障，同時，資本市場發展為股份經濟提供了強大支持。
黨的十九大提出，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解決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離不開新理念、新技術、新模式。中國經濟轉型升級的關鍵支撐是加快形成現代金融體系，金融服務實體經濟也要從“物質有形資本”的信貸抵押向“知識無形資本”的資本定價轉變，唯有發達強大的資本市場才能為“人才、知識、創新、技術、冒險、不確定性”等代表未來轉型方向的因素提供資本融通和風險定價。這是資本市場具有“牽一發而動全身”重要性的基礎。其核心是加快創新資本形成、提升資本定價效率、豐富金融產品和服務供給、提升供給質量和效率，從而為經濟轉型和創新發展提供新動能，增強金融風險管理能力，促進金融結構調整、資源配置優化以及增強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能力。
市場經濟條件下，金融中介（商業銀行為主）和金融市場（資本市場為主）是金融體系配置資源的兩種方式，但兩者并非簡單的非此即彼的關系，而是存在功能差異、協同互補的關系，兩者在不同經濟發展階段的功能效率不同，在當前發展階段，我國迫切需要強大的多層次資本市場支持高質量經濟發展。
注冊制：巧妙之處在于解決信息不對稱引發的問題，又規范監管的職責邊界
新股發行制度是證券市場基礎制度之一，對發行上市公司質量、價格的形成穩定、資源配置有決定性的作用。30年來，我國股票發行審核制度先后經歷了額度管理制（1993-1995年）、指標管理制（1996-2000年）、通道制（2001-2004年）和保薦制（2004年至今）。
但隨著改革的持續深化和市場的不斷發展，原有制度的不足逐漸暴露出來。一方面，由證監會對企業進行發行上市審核，客觀上形成了政府對新股發行人資產質量和投資價值的背書作用，不利于投資者形成風險自擔的投資意識，也會弱化發行人和中介機構的履職責任。另一方面，核準制下監管部門對新股發行“管價格、調節奏、控規模”，雖然短期有穩定股指和投資者心理的作用，但卻不利于市場自我約束機制的培育和形成，亦不利于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
因此，推進股票發行注冊制改革成為資本市場改革的方向。注冊制是體現市場化、法治化要求，在市場參與各方主體間責任配置合理、責任分配到位的共管共擔的綜合性治理體系和治理機制。
推進注冊制改革的核心在于理順市場與政府的關系。注冊制的巧妙之處在于，一方面推動解決發行人與投資者信息不對稱所引發的問題，另一方面又規范監管部門的職責邊界，避免監管部門的過度干預，不再對發行人背書，避免道德風險。企業以往業績、未來發展前景，都交由投資者判斷和選擇，讓市場各方充分博弈，發揮好市場在配置資源中的決定性作用，這對于加快資本形成與流轉，增強市場的包容性，提高市場效率和覆蓋面，大力提高直接融資比重，增強服務實體經濟能力，促進創新創業和健全現代市場體系，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科創板的順利啟動與注冊制試點，架起了科技與資本順暢連接的橋梁，實現了關鍵制度創新。截至2020年6月，科創板個股數量已達108家，相比2019年7月的25家，增逾超3倍有余，可謂開局良好。設立科創板并試點注冊制，標志著資本市場改革進入了新征程，增量改革必將促進存量市場發展，迎來市場的“春天”。
退市：探索建立適合國情的市場化退市機制，自愿退市為主，強制退市為輔
如果說，注冊制解決了資本市場“進”的問題，那么退市制度就要解決“出”的問題。沒有“快進快出、寬進易出”，就談不上市場具有活力與韌性，形成不了優勝劣汰的機制。
由于歷史原因，我國中小市值股票長期存在價值偏高的問題，即便在熊市時期也依然偏高。這與退市制度不健全，沒有形成優勝劣汰的市場機制是有關系的。
上市公司退市制度是資本市場的基礎性制度，不僅對于優化資源配置、提升上市公司質量、保護投資者權益發揮著重要作用，而且對于防范股市泡沫、加快市場出清、化解市場風險具有現實意義。應當說，經過30年的實踐探索，我國已初步形成多元化的退市指標體系和較為穩定的退市實施機制，但相比成熟市場，我國退市制度還存在諸多不足。持續贏利能力欠缺的公司占據了大量的上市資源；績差股和“殼”資源被頻頻炒作；一些本已喪失經營管理能力的公司卻擁有較高的股價、市盈率和交易量，扭曲了定價機制，損害了資源配置功能。鑒于此，必須進一步改革退市制度。
通過對比可以發現，我國股票市場“吐故納新”能力與成熟市場存在很大的差距，退市制度的運行效果也不理想。“退市難”問題遲遲未得到解決有諸多原因，如退市標準不完善、退市執行力度不夠、相關配套制度不健全。而更深層次的原因在于，我國股票發行上市的市場化、法治化程度不高，行政干預市場過多，影響了退市制度的有效運轉。
一言以蔽之，沒有市場化的證券發行上市制度，就不會有市場化的退市制度。我國退市制度的改革與證券發行制度乃至整個資本市場的改革緊密相連，應當一起研究，一起部署，一起推動。探索建立適合我國國情的市場化退市機制，就是要讓上市公司的自愿退市成為基本方式和主要形態，讓監管部門實施的強制退市成為輔助形式，兩者互為補充，使退市常態化、規范化。
市場化的退市制度是市場“吐故納新”，不斷提升上市公司質量的保障。要進一步健全上市公司現金分紅和股票回購制度，優化上市公司治理結構，規范上市公司市值管理，塑造并購重組的良性生態，提高上市公司的內在價值，倡導長期投資、理性投資和價值投資理念。
公司治理：不能以合規代替治理、以監管代替治理
上市公司是資本市場的基石，是我國經濟的基本盤。良好的公司治理是上市公司長期健康發展、資本市場高質量發展的基礎條件。30 年來，我國的上市公司治理伴隨資本市場發展逐步完善，但還存在一些問題和不足。進一步改進和完善公司治理，將為打造有活力、有韌性的資本市場提供重要支撐。
中國上市公司治理起步于20世紀90 年代初，和資本市場的建立同步，大致經歷了三個階段：第一階段，雙層治理模式的基本構建；第二階段，獨立董事制度的建立和完善；第三階段，股權分置改革和股票全流通。
經過30 年的發展，我國的上市公司治理水平不斷提高，但仍存在不少問題。例如：一些上市公司和投資者不重視公司治理，公司快速成長時講究“業績為王”，用發展作為唯一目標；有些公司常常將治理看作合規性要求，以合規代替治理，以監管代替治理，等等。為提升我國上市公司的治理水平，需要采取以下措施。
一是加強黨委會的領導。黨委會在公司治理中發揮領導作用，基層黨組織發揮思想政治引領作用，為企業發展把握政治方向，落實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公司治理不是公司管理，黨委會、董事會、監事會、高管層都是由具體人員組成，相互信任至關重要。“雙向進入、交叉任職”，黨委書記和董事長由一人擔任，是一個巧妙的制度安排，能夠最大限度提高公司治理的效率和效力。
二是改進董事會和獨立董事制度。獨立董事不“獨立”，很難有效發揮監督作用。改進董事會應當從兩個方面著手：一是加強利益相關者監督，尋求外部治理出路，如發揮債權銀行、機構投資者等重要的利益相關者在信息和專業等方面的優勢，實現有效監督；二是改進獨立董事制度，尋求內部治理出路，在獨立董事的比例、提名、薪酬和考核等方面做出調整，真正讓履職認真、監督有效的獨立董事解除“后顧之憂”。
三是優化股東大會職能。切實改變股東大會“走過場”問題，強化股東大會的溝通和議事功能，使與會股東及高管就大家普遍關心的熱點重點問題進行深入討論，增加股東及高管之間的溝通互信。充分保障中小股東參與決策管理的權利，用足用好累積投票制以及類別股東表決等議事機制。
四是強化監事會職能。擴大監事的選任范圍并制定合理的薪酬管理辦法，確保上市公司監事會的獨立性。
五是積極發揮中小投資者服務中心等公益機構的作用，幫助中小投資者在參與和促進上市公司治理方面有所作為。
六是提高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質量。
七是嚴懲違背上市公司治理規則的行為，為中小股東提供有效的權益救濟途徑。
雙向開放：有助解決“頑疾”，也要降低“沖擊成本”
國際化是我國資本市場改革發展的方向之一。資本市場擴大雙向開放，其目的是提高我國資本市場配置全球資本要素的能力，更好地服務于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一個有活力、有韌性的資本市場，一定是一個開放包容的市場。
總體來看，我國資本市場雙向開放成績有目共睹，但國際化程度滯后于實體經濟，落后于國際平均水平，已經不能適應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和對外開放的需要。對外開放有助于解決當前我國資本市場的一些“頑疾”，也會帶來風險與挑戰。如何采取有效措施降低開放給市場帶來的“沖擊成本”，是我國資本市場亟待解決的重要問題。
2013 年，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首次提出“推動資本市場雙向開放，有序提高跨境資本和金融交易可兌換程度”，明確我國資本市場開放的取向是雙向開放，重點在于“跨境資本和金融交易可兌換”。2018 年，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博鰲亞洲論壇上的講話，明確了我國金融業開放“宜早不宜遲，宜快不宜慢”的原則。在過去近3年的時間里，我國先后推出了一系列加快金融開放的重大舉措，取得了積極進展。資本市場方面，對外開放程度不斷加深，層次日趨豐富，機制更為多樣化，境外投資者踴躍參與。
資本具有逐利本性，我國資本市場擴大開放后，國際資本大舉進入，當然是以盈利為目的，希望分享中國經濟增長的紅利。同時，外資進入確實帶來了實實在在的好處。
首先，引入了優質資產。市場開放的直接益處是引入中長期資金，改善我國資本存量結構。境外主權財富基金、共同基金、商業銀行、保險公司、養老基金等機構投資者，其資金實力雄厚、投資風格穩健、交易行為理性、投資經驗豐富，一般來說，以投資組合理論為基礎進行價值投資，有助于改善境內市場投資者結構，提高境內資本市場價值發現功能和資源配置效率。
其次，引入了良性競爭。充分競爭的金融服務業是資源有效配置的前提，也是金融創新發展的保障，有助于提升金融體系的競爭力和穩健性。放寬境外金融機構準入，一方面可以發揮“鲇魚效應”，促使境內金融機構提高競爭意識，學習先進技術和管理方法，提升服務能力，推動實現證券基金期貨經營機構創新發展與差異化競爭，也推動境內機構更加重視風險管理，加強自我約束，減少道德風險和逆向選擇；另一方面可以帶來規模聚集效應，帶動新業務模式發展和相關配套制度完善，有利于境內法律、財會、審計、證券交易和清算、風險對沖等業務的發展。
第三，以開放促改革。以開放促改革是我國40 多年改革開放的基本經驗。就資本市場而言，開放讓市場要素進一步雙向互通，既引進了外部競爭變量來增強本土市場核心競爭力，又讓本土資源可以廣泛參與到全球配置和競爭。通過開放，有助于我們發現自身不足，進一步深化本土市場改革。當前，資本市場各項基礎性制度還有待完善，改革進入“深水區”，開放可以注入外部推動力來倒逼我們進一步推進市場化改革，從而逐步解決一些深層次的結構性問題，激發市場潛力。
第四，能更好服務我國開放型經濟。改革開放40 多年來，中國是經濟全球化和多邊機制的受益者，維持開放的世界經濟秩序和發展開放型經濟是我國的必然選擇。在開放型經濟中，要素、商品與服務可以自由地跨境流動，從而實現資源的最優配置。當前我國企業每年大量參與境外并購重組、拓展境外業務，離不開具有國際展業能力、綜合實力較強的金融中介機構為其提供服務。金融機構在境外合理布局，可以為我國境內企業“走出去”提供更多幫助，使其能夠有效利用兩個市場、兩種資源，服務于我國經濟發展。
在繼續支持企業境外上市融資的同時，積極探索吸引境外優質創新企業來我國境內上市并進行股票、存托憑證和債券融資，可以提升我國境內資本市場服務全球投融資需求、支持“一帶一路”倡議的能力。因此，要推動我國構建互利共贏、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開放型經濟新體制，需要進一步推動資本市場雙向開放，便利境內外主體跨境投融資，構建“走出去”金融支持體系。
數字資本市場：未雨綢繆，研究建立新的監管框架應對挑戰
近幾年，國家領導人在多個場合提及“數字中國”概念。2018 年4月，習近平總書記在致首屆數字中國建設峰會的賀信中強調，加快數字中國建設，就是要適應我國發展新的歷史方位，全面貫徹新發展理念，以信息化培育新動能，用新動能推動新發展，以新發展創造新輝煌。
“數字經濟”是“數字中國”建設的重要方向。而“數字金融”是“數字經濟”在金融領域的體現。具體而言，“數字金融”是以信息技術為主要手段，以金融大數據作為核心資源，以提高效率、優化結構和提升競爭力為目標，催生的服務新模式、新金融體系，包含金融的業務、產品、市場的數字化創新。
“數字資本市場”是一個全新的概念，目前還沒有權威的定義。我們認為，它是以電子化證券交易場所與清算結算機構為基礎設施，以互聯網為信息披露與傳遞的重要渠道，以個性化和定制化方式提供創新性金融服務與產品，滿足各類投融資與風險管理需求的面向未來的新型市場形態。
數字資本市場是個新鮮事物，將面臨全球化競爭、數字貨幣發展、科技與金融混業、內外部監管、消費者權益保護、機構組織變革等方面的挑戰。對此，我們必須未雨綢繆，積極研究建立新的監管框架以應對各方面的挑戰。
首先，需要加大投入，迎接全球化競爭。一方面，加大資金投入，加強技術研發和人才培養，強化數字化技術與資本市場融合，促進產學研緊密結合，協同創新，提升數字化轉型能力；另一方面，創新組織架構，加快內部業務流程調整，真正實現以客戶為中心，敏捷應對市場變化，迎接數字資本市場發展新模式，增強全球競爭力。同時，加強與數字貨幣與數字資本市場協同發展，充分考慮數字貨幣對數字資本市場的影響，做好數字資本市場相應的配套環境建設。
其次，抓緊研究，建立數字資本市場監管框架與政策。我國有條件和能力積極參與和引導數字資本市場的監管規則制定。要深入分析數字資本市場的產品和業務的法律屬性和本質特征，研究數字資本市場對監管體制提出的新要求，加快制定數字資本市場的監管原則、理論框架和政策工具，形成數字資本市場的監管指標體系。
針對金融與科技混業帶來的問題，研究新型商業模式與業態，對大型金融科技公司提出更高、更嚴、更有針對性的要求，出臺新的監管規則，建立健全防火墻，防止風險的交叉和傳染。
要加快監管科技的發展，綜合運用人工智能、大數據、區塊鏈、云計算等新一代數字技術，增強數據治理和分析能力，實現監管數據實時采集、風險智能化分析。強化資本市場數據治理，完善新領域的風險監測，提升監管專業性和穿透性。探索開展監管沙盒等新興監管模式。
第三，加強消費者保護。進一步改善和落實投資者適當性管理制度，做好風險揭示。妥善處理投資者的投訴，加強對技術模型構建透明度監管，對一些數字技術存在“黑箱”可能引發的公平公正性問題，要分級分類精準施策，并建立適應數字資本市場的糾紛和補償機制。要加強消費者與投資者教育，擴大知識普及范圍，提高風險意識，引導理性參與新產品、新市場。加強消費者隱私保護，充分運用“聯邦學習”等技術手段在保護個人隱私和利用大數據分析之間求得平衡，明確數據所有權，完善數據使用及監管機制。
依法治市：增加資本市場法治供給，實現監管理念和方式的革命
法治興則市場興，法治強則市場強。依法治市是資本市場穩定發展的重要基礎，是保障市場長治久安的關鍵抓手。一個成熟的資本市場必然是一個高度依賴法治的市場。完善資本市場法治建設，增加資本市場法治供給，是建設規范、透明、開放、有活力、有韌性的資本市場的重要保障。
規范市場，監管先行。資本市場健康有序發展離不開依法監管。“監管姓監”，知易行難，監管人員不會管、不敢管、不好管的問題仍然突出，如何探索建立事中事后監管新機制，成為當務之急。監管部門的工作重心要實現從事前審批向事中事后監管執法的轉變，這本質上是監管理念和方式的一場革命。在金融創新加快和金融業綜合經營的趨勢下，加強監管統籌協調勢在必行。
推進資本市場法治建設，提升資本市場法治化水平，是一項長期性、系統性工程，涉及立法、執法等方方面面的改革，不能一蹴而就。要在現有法律體系下，堅持問題導向，循序漸進，逐步探索完善，走出一條中國特色的資本市場法治建設之路。
投資者保護是資本市場永恒的主題。我國擁有全世界最大、最活躍的個人投資者群體，這決定了投資者保護工作的重要性、復雜性和艱巨性。如何從根本上保障中小投資者合法權益，是資本市場發展和監管必須面對的重大問題。
凡是過往，皆為序章?？偨Y歷史與探索變革要融為一體。展望未來，盡管我國資本市場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基礎制度的完善也不可能一蹴而就，但我們充滿信心與期待，堅信資本市場必將成為我國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目標的重要推動力量。
人無信不立打一字范文第2篇
針對這種現狀，黨的十七屆六中全會《決定》指出：“把誠信建設擺在突出位置，大力推進政務誠信、商務誠信、社會誠信和司法誠信建設，抓緊建立健全覆蓋全社會的征信體系，加大對失信行為懲戒力度，在全社會廣泛形成守信光榮、失信可恥的氛圍。”誠信缺失已成為一種相當普遍的現象。
現象分析 政務誠信缺失、商務誠信缺失、公共服務領域誠信缺失、部分公民誠信缺失、部分干部誠信缺失、社會生活中的誠信缺失。目前社會公信力下降導致嚴重信任危機，政府表態，不信;專家解釋，不信;媒體報道，還是不信。政府、專家及媒體，這些曾經的權威聲音如今讓許多民眾將信將疑，在一系列熱點事件中，老百姓成了“老不信”?，F在恐怕很難找到一個行業、職業為全社會所充分信任，商家、醫生、教師、慈善組織、行業協會，無不處在信任危機的漩渦之中。信任危機的危害無處不在。
問題原因 誠信缺失成為比較普遍的社會現象，原因十分復雜。政府部門、企業、公共服務領域的誠信缺失，主要是法制不健全、監管不力造成的;而這些領域的誠信缺失，又造成了全社會對誠信的懷疑。
公眾誠信缺失，有一個從失信受害者到加害者的心理過程。一方面，人們呼喚誠信譴責誠信缺失的不道德行為;另一方面，在檢驗一個人誠信時卻不愿站到道德高地。
當前一些人失信的根本原因在于，失信的成本很低。一方面，甄別失信的機制尚未形成，調查失信的難度大、成本高，使得失信者不費吹灰之力就可以通過失信贏得利益。另一方面，失信被揭穿之后的懲罰成本小。
解決辦法 誠信是社會道德的底線，實行以德治國，必須高度重視誠信建設，在誠信缺失成為普遍現象的條件下尤其如此。
誠信屬于道德底線，誠信建設的首要問題是道德教育。構建信息和公開系統。政府的公信力是誠信社會的基石。一個良性的社會應形成政府、社會、個人完整的誠信鏈條。需要進一步完善政務信息體系，推進中央和地方的政務公開以及基層的廠務公開、村務公開等，以及黨務公開，做到“公開是一般，不公開是個別(涉密)”，將辦事的政策、程序、過程、結果公之于眾，讓群眾明白，受群眾監督，逐步增強公眾對政府部門的信任。
要健全相關法律法規。大量的失信行為，與法律法規不健全有關。針對現有法規不痛不癢的問題，進一步加大對違法行為的懲處力度。政府、企業和公共服務領域的失信行為，不少觸犯法律法規，在進行道德譴責的同時，要嚴肅進行法律、行政懲處，從法規上保證守信者得益、失信者受罰。其次要嚴格執法。一些失信行為，屬于有法不依。解決這類有法不依的問題，需要行政、司法部門積極作為。
人無信不立打一字范文第3篇
——淺談誠信對于企業和個人的重要性
誠信對企業的重要性：
誠信是企業的立業之本，既是創業成功的秘訣，又是守業堅實的根本，是現代企業的一個黃金準則，從在市場經濟的角度出發，企業誠信也具有經濟學價值。
1、誠信是推動企業生產力提高的精神動力
人是生產力中最積極、最活躍的因素，也是生產力中唯一具有能動性、創造性的主體因素，再好的管理、再好的制度，也需要人來執行和運作。因此，企業的誠信建設，在根本上決定于員工個體的誠信、決定于員工的素質，建設一流的隊伍是推動企業誠信體系建設的保證。通過精神層面的感召力，使得企業內部真誠相待，從而充分調動廣大員工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高度認同和支持企業的經營政策和方針，使企業生產力得到進一步的釋放和發展。
2、誠信是促進企業內外有效溝通的橋梁
對企業管理來說，管理的主體是人，人的因素是企業成功的關鍵因素，所有的管理問題歸根結底都是溝通的問題。溝通就是讓思想觀念不斷的獲得解放，使人與人之間誠信友愛、和睦相處、團結互助、共同發展。能否進行思想、情感、心靈上的有效溝通，不僅僅是工作方法，工作態度問題，對于企業而言，還是能否最廣泛、最充分的調動廣大員工的積
極性，培養和激發員工的主人翁精神，增強企業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沒有在誠信的基礎上建立有效的溝通，只能是 “雞犬之聲相聞，老死不相往來”，不會有充滿活力的和諧局面。
3、誠信是企業生存和發展的基石
企業凝聚力是企業生命力和企業活力的重要標志，而企業誠信則是增強企業凝聚力的源泉。一方面，企業對內以誠信作為核心價值觀，成為大家認同和遵從的價值規范，有助于把各級員工對企業的樸素情感升華為強烈的責任心和自豪感，把敬業愛崗的自發意識轉化為員工的自覺行動，使每位個體的積極性凝聚為一個整體，從而增強企業的生命力和活力。另一方面，企業對外誠實守信，就能形成巨大的吸引力從而不斷贏得創業和發展的機遇，其信譽度就會不斷提高。
4、誠信是企業獲得最大利潤的基礎。
企業的生存與發展是以經濟利益的最大化為目標，而真正持久的經濟效益來自于誠信經營。在客戶關系管理中只有以誠信服務為前提，才能切實保證企業與廣大客戶進行深入的交流，增進彼此的了解和認知，建立符合彼此要求的誠信服務體系，真正贏得客戶。與此同時提高銷售代表對企業的滿意度和忠誠度，企業才能在日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更好更快的開拓市場，才能保證企業經濟效益的平穩、健康、可持續增長，在更長遠的時間跨度上獲得最大利潤。
誠信不僅是企業生存和發展的基礎，還是企業樹立品牌的過程和企業不斷自我提升的過程必須遵循的準則。(至于構建以誠信為核心的企業文化，這是關于企業文化的，這里不再詳談。)
誠信對個人的重要性：
誠信是個人立足于社會的通行證，是生存和發展的重要條件，也是做人的基本準則。人無忠信，不可立于世!
1、 誠信是一種社會的道德原則和規范
誠信要求人們以求真務實的原則指導自己的行動，以知行合一的態度對待各項工作。在現代社會，誠信不僅指公民和法人之間的商業誠信，而且也包括建立在社會公正基礎上的社會公共誠信。
2、 誠信是個人與社會、心理和行為的辯證統一
誠信本質上是德性倫理與規范倫理或者說信念倫理與責任倫理的合一，是道義論與功利論、目的論與手段論的合一。人們如果不講誠信就無法實現自身的發展和完善，也很難取得長久而真正的利益。我們主張既把誠信的講求視為一種謀利和促進發展的手段，又把誠信的講求視為一種神圣的使命和內在的義務，使誠信的講求既崇高又實用，既偉大又平凡。
3、誠信是一切道德的根基和本原
誠信不僅是一種個人的美德和品質，而且是一種社會的
人無信不立打一字范文第4篇
針對這種現狀，黨的十七屆六中全會《決定》指出：“把誠信建設擺在突出位置，大力推進政務誠信、商務誠信、社會誠信和司法誠信建設，抓緊建立健全覆蓋全社會的征信體系，加大對失信行為懲戒力度，在全社會廣泛形成守信光榮、失信可恥的氛圍。”誠信缺失已成為一種相當普遍的現象。
現象分析 政務誠信缺失、商務誠信缺失、公共服務領域誠信缺失、部分公民誠信缺失、部分干部誠信缺失、社會生活中的誠信缺失。目前社會公信力下降導致嚴重信任危機，政府表態，不信;專家解釋，不信;媒體報道，還是不信。政府、專家及媒體，這些曾經的權威聲音如今讓許多民眾將信將疑，在一系列熱點事件中，老百姓成了“老不信”?，F在恐怕很難找到一個行業、職業為全社會所充分信任，商家、醫生、教師、慈善組織、行業協會，無不處在信任危機的漩渦之中。信任危機的危害無處不在。
問題原因 誠信缺失成為比較普遍的社會現象，原因十分復雜。政府部門、企業、公共服務領域的誠信缺失，主要是法制不健全、監管不力造成的;而這些領域的誠信缺失，又造成了全社會對誠信的懷疑。
公眾誠信缺失，有一個從失信受害者到加害者的心理過程。一方面，人們呼喚誠信譴責誠信缺失的不道德行為;另一方面，在檢驗一個人誠信時卻不愿站到道德高地。
當前一些人失信的根本原因在于，失信的成本很低。一方面，甄別失信的機制尚未形成，調查失信的難度大、成本高，使得失信者不費吹灰之力就可以通過失信贏得利益。另一方面，失信被揭穿之后的懲罰成本小。
解決辦法 誠信是社會道德的底線，實行以德治國，必須高度重視誠信建設，在誠信缺失成為普遍現象的條件下尤其如此。
誠信屬于道德底線，誠信建設的首要問題是道德教育。構建信息和公開系統。政府的公信力是誠信社會的基石。一個良性的社會應形成政府、社會、個人完整的誠信鏈條。需要進一步完善政務信息體系，推進中央和地方的政務公開以及基層的廠務公開、村務公開等，以及黨務公開，做到“公開是一般，不公開是個別(涉密)”，將辦事的政策、程序、過程、結果公之于眾，讓群眾明白，受群眾監督，逐步增強公眾對政府部門的信任。
要健全相關法律法規。大量的失信行為，與法律法規不健全有關。針對現有法規不痛不癢的問題，進一步加大對違法行為的懲處力度。政府、企業和公共服務領域的失信行為，不少觸犯法律法規，在進行道德譴責的同時，要嚴肅進行法律、行政懲處，從法規上保證守信者得益、失信者受罰。其次要嚴格執法。一些失信行為，屬于有法不依。解決這類有法不依的問題，需要行政、司法部門積極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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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這種現狀，黨的十七屆六中全會《決定》指出：“把誠信建設擺在突出位置，大力推進政務誠信、商務誠信、社會誠信和司法誠信建設，抓緊建立健全覆蓋全社會的征信體系，加大對失信行為懲戒力度，在全社會廣泛形成守信光榮、失信可恥的氛圍。”誠信缺失已成為一種相當普遍的現象。
現象分析 政務誠信缺失、商務誠信缺失、公共服務領域誠信缺失、部分公民誠信缺失、部分干部誠信缺失、社會生活中的誠信缺失。目前社會公信力下降導致嚴重信任危機，政府表態，不信;專家解釋，不信;媒體報道，還是不信。政府、專家及媒體，這些曾經的權威聲音如今讓許多民眾將信將疑，在一系列熱點事件中，老百姓成了“老不信”?，F在恐怕很難找到一個行業、職業為全社會所充分信任，商家、醫生、教師、慈善組織、行業協會，無不處在信任危機的漩渦之中。信任危機的危害無處不在。
問題原因 誠信缺失成為比較普遍的社會現象，原因十分復雜。政府部門、企業、公共服務領域的誠信缺失，主要是法制不健全、監管不力造成的;而這些領域的誠信缺失，又造成了全社會對誠信的懷疑。
公眾誠信缺失，有一個從失信受害者到加害者的心理過程。一方面，人們呼喚誠信譴責誠信缺失的不道德行為;另一方面，在檢驗一個人誠信時卻不愿站到道德高地。
當前一些人失信的根本原因在于，失信的成本很低。一方面，甄別失信的機制尚未形成，調查失信的難度大、成本高，使得失信者不費吹灰之力就可以通過失信贏得利益。另一方面，失信被揭穿之后的懲罰成本小。
解決辦法 誠信是社會道德的底線，實行以德治國，必須高度重視誠信建設，在誠信缺失成為普遍現象的條件下尤其如此。
誠信屬于道德底線，誠信建設的首要問題是道德教育。構建信息和公開系統。政府的公信力是誠信社會的基石。一個良性的社會應形成政府、社會、個人完整的誠信鏈條。需要進一步完善政務信息體系，推進中央和地方的政務公開以及基層的廠務公開、村務公開等，以及黨務公開，做到“公開是一般，不公開是個別(涉密)”，將辦事的政策、程序、過程、結果公之于眾，讓群眾明白，受群眾監督，逐步增強公眾對政府部門的信任。
要健全相關法律法規。大量的失信行為，與法律法規不健全有關。針對現有法規不痛不癢的問題，進一步加大對違法行為的懲處力度。政府、企業和公共服務領域的失信行為，不少觸犯法律法規，在進行道德譴責的同時，要嚴肅進行法律、行政懲處，從法規上保證守信者得益、失信者受罰。其次要嚴格執法。一些失信行為，屬于有法不依。解決這類有法不依的問題，需要行政、司法部門積極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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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凡中國人都知道商鞅變法南門立柱的故事。他的變法為后來秦國統一中原打下了堅實的基礎。而變法能夠成功的一大因素就是商鞅變法取得了百姓的信任。
商鞅在秦國實行變法之初，為取得百姓的信任與支持，在國都南門立了一根三丈長的木桿，發出布告說，誰能將這根木頭搬到北門去，便賞他十金。老百姓都覺得很奇怪，誰也不干。商鞅又宣布：“誰能搬到北門去的，賞五十金。”重賞之下必有勇夫，有一漢子抱著試試看的想法給搬了過去，商鞅立即送了他五十金，以此表明他的誠信。接著便頒布了他的變法措施。盡管此次變法開始受到了許多阻礙，但誠信已深入人心，得到老百姓的極大支持，變法還是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終使秦國走向富強。
欺人只能一時，而誠信都是長久之策。
周幽王有個寵妃叫褒姒，為博取她的一笑，周幽王下令在都城附近20多座烽火臺上點起烽火——烽火只有在外敵入侵需召諸侯來救援的時候才能點燃。諸侯們見到烽火，帶領兵將們匆匆趕到，知道這是君王為褒姒一笑的花招后憤然離去。褒姒看到平日威風赫赫的諸侯們手足無措的樣子，終于開心一笑。后來，酉夷太戎攻周，幽王再燃烽火但是諸侯卻未到。結果幽王被逼自刎而褒姒也被俘虜。烽火戲諸侯，此等不誠信的行為只能導致亡國。
一個“立木取信”，一諾千金;一個帝王無信，戲玩“狼來了”的游戲。結果前者變法成功，國強勢壯;后者自取其辱，身死國亡?？梢?，“信”對一個國家的興衰存亡都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
曾子殺豬是個家喻戶曉的故事了，有一次,曾子的妻子要上街,兒子哭鬧著想要跟著去,妻子就騙他說:“在家等我,回來給你殺豬吃。”妻子回來,見曾子正準備殺豬,趕忙阻攔說;“你怎么,你真的要殺豬給他吃?我是哄他的。”曾子說:“我們的一言一行對孩子都有影響,我們說話不算數,孩子以后也會不講誠信。”他果然把豬殺了。我們都知道家庭教育對一個孩子的未來很重要，家長們只能在平時教育孩子時講誠信才能為孩子樹立一個好榜樣，只有講誠信的家長才能培養出講誠信的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