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論文沒有思路的時候，經常查閱一些論文范文，小編為此精心準備了《肝臟疾病免疫學診療研究論文(精選3篇)》，希望對大家有所幫助。關鍵詞：肝郁脾虛證；證候；綜述DOI：10.3969/j.issn.1005-5304.2013.11.049肝郁脾虛證是中醫臨床最常見的證候之一，也是中醫研究的熱點問題之一。目前研究領域已涉及文獻研究、標準研究和現代研究等多方面。
肝臟疾病免疫學診療研究論文 篇1：
胱抑素C、腦鈉肽前體、降鈣素原及超敏C反應蛋白在阻塞性肺疾病患者加重期中的診斷價值
[摘要] 目的 探討血清胱抑素C（CysC）、腦鈉肽前體（NT-proBNP）、降鈣素原及（PCT）、超敏C反應蛋白（hs-CRP）在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急性加重期的水平變化及診斷價值。 方法 選取我院2016年1月～2018年12月期間收治的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患者56例作為研究對象，其中穩定期30例為穩定組，加重期26例為加重組，選取同期在我院進行健康體檢的30名健康人員為對照組。比較三組研究對象血清CysC、NT-proBNP、PCT、hs-CRP水平，并對結果進行分析。 結果 加重組患者血清CysC、NT-proBNP、PCT、hs-CRP水平顯著高于穩定組和對照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穩定組患者血清CysC、NT-proBNP、PCT、hs-CRP水平高于對照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治療后加重組患者血清CysC、NT-proBNP、PCT、hs-CRP水平較治療前顯著下降，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血清CysC、NT-proBNP、PCT、hs-CRP四項聯合檢測在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急性加重期中的陽性率為96.15%，顯著高于各單項檢測，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 結論 急性加重期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患者血清CysC、NT-proBNP、PCT、hs-CRP水平明顯增高，與病情的發展密切相關，聯合檢測對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病情評估及預后具有重要的臨床價值。
[關鍵詞]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胱抑素;腦鈉肽前體;降鈣素原;超敏C反應蛋白
Diagnostic value of cystatin C， brain natriuretic peptide precursor， procalcitonin and hypersensitive C-reactive protein in the patients with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 at exacerbation stage
ZHANG Qi XU Yanping LIU Wei GONG Maomao
Department of Clinical Laboratory， Yichun Second People’s Hospital in Jiangxi Province， Yichun 336000， China
[
[Key words] 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COPD）; Cystatin; Brain natriuretic peptide precursor（NT-proBNP）; Procalcitonin（PCT）; Hypersensitive C-reactive protein（hs-CRP）
慢性阻塞性肺疾?。–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COPD）為呼吸系統常見病、多發病，以氣流受限和呼吸道癥狀為主，患病人數多以中老年為主，主要累及肺臟且伴有炎癥反應[1]，心血管也是其常見并發癥，對疾病的發展及預后具有重要的影響。胱抑素C（CysC）是一種半胱氨酸蛋白酶抑制劑，能影響COPD患者蛋白水解酶的活性及蛋白酶代謝過程[2]，研究也發現CysC在COPD急性期存在高表達[3]。腦鈉肽前體（NT-proBNP）是由BNP原前體在內切酶作用下裂解產生，有研究報道，COPD加重期患者NT-proBNP和NT-proBNP水平升高[4]。降鈣素原及（PCT）、超敏C反應蛋白（hs-CRP）是炎癥指標，研究顯示COPD加重期患者炎癥指標會出現顯著變化。本研究通過檢測COPD加重期患者血清CysC、NT-proBNP、PCT、hs-CRP水平，旨在探討其在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急性加重期患者中的變化及診斷價值。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選取2016年1月～2018年12月在我院呼吸內科收治的56例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患者為研究對象。納入標準：所有入選病例均符合《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加重診療指南》[6]（2013年修訂版）診斷標準;排除標準：存在肺癌等其他肺部疾病;意識障礙、先天性心臟病、嚴重肝腎功能不足等患者。研究病例中26例處于急性加重期，其中男15例，女11例，年齡42～75歲，平均（54.35±11.28）歲;30例處于穩定期，其中男18例，女12例，年齡43～74歲，平均（55.32±11.65）歲。選取同期在我院進行健康檢查的30名健康人員為健康對照組，其中男16名，女14名，年齡42～76歲，平均（55.76±11.79）歲。所有患者均簽署知情同意書，各組時間研究對象在年齡、性別等一般資料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具有可比性。
1.2方法
COPD患者于入院24 h內清晨空腹抽取靜脈血6 mL分兩管。對照組采集清晨空腹靜脈血6 mL分兩管，血液凝固后離心取血清。其中一管日立7600生化儀檢測CysC水平;另一管用南京基蛋生物公司免疫分析儀檢測PCT、NT-proBNP、hs-CRP的含量，所有試劑均為儀器配套試劑，標本采集及儀器使用均嚴格按照說明書進行。
1.3 觀察指標
所有研究對象均進行血清CysC、NT-proBNP、PCT、hs-CRP水平的檢測，參考范圍是：CysC<1.20 mg/L;NT-proBNP<100 pg/mL;PCT<1.0 ng/mL;hs-CRP<6 mg/L;同時進行各指標陽性率的比較。
1.4 統計學方法
采用SPSS22.0統計學軟件對所得數據進行分析，其中計量資料以（x±s）表示，組間比較采用t檢驗，多組間比較采用多因素方差分析;計數資料以[n（%）]表示，組間比較采用χ2檢驗，以P<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各組血清CysC、NT-proBNP、PCT、hs-CRP水平的比較
加重組患者血清CysC、NT-proBNP、PCT、hs-CRP水平顯著高于穩定組患者和對照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穩定組患者血清CysC、NT-proBNP、PCT、hs-CRP水平高于對照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1。
2.2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急性加重期治療前后血清CysC、NT-proBNP、PCT、hs-CRP水平的比較
治療后加重組患者血清CysC、NT-proBNP、PCT、hs-CRP水平較治療前顯著下降，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2。
2.3 各指標單項及聯合檢測陽性率的比較
血清CysC、NT-proBNP、PCT、hs-CRP四項聯合檢測在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急性加重期中的陽性率為96.15%，顯著高于各單項檢測，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3。
3討論
COPD是一種以氣流受限為主要特征的常見慢性肺部疾病，對患者的肺功能有嚴重影響，多發于中老年群體。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急性加重期患者體內炎性反應加重，由于患者年齡較大、免疫功能較低，會引起多種并發癥，加重患者肺功能及腎功能損傷，嚴重者危及生命安全[8]。臨床上一般對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急性加重期主要通過各種臨床癥狀及相關血常規、痰培養等實驗室檢查來進行診斷，并判斷是否存在細菌感染[9]。但由于血常規缺乏特異性，痰培養容易出現干擾且時間較長，不利于臨床對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急性加重期的診斷及治療。因此尋找敏感及方便的臨床指標對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急性加重期進行診斷并加以及時治療具有重要的臨床價值。
CysC是一種能夠抑制不同組織蛋白酶的高效蛋白酶抑制劑，主要由炎癥細胞分泌，是慢性炎癥的標記物。COPD患者肺組織中能夠分解肺實質結締組織的蛋白酶，破壞彈性蛋白引起肺氣腫，這是引起COPD患者血清CysC升高的原因[10]。本研究結果顯示，COPD加重期組患者的血清CysC水平高于穩定期組和健康對照組，穩定期的CysC高于健康對照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表明COPD患者存在CysC高表達，且隨著疾病的嚴重程度的加重而顯著升高，同時治療后血清CysC顯著下降，表明CysC是COPD可以作為評估COPD加重期病情嚴重程度及預后的生物標志物。
NT-proBNP是公認的心衰標記物，在心肌梗死和肺動脈高壓等疾病中具有重要的檢測診斷意義[11]。而COPD患者存在著各種心血管疾病并發癥，因此NT-proBNP在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急性加重期的作用也日益顯著。Gale等[12]研究顯示NT-proBNP顯著升高可以作為是COPD加重期患者遠期死亡的預測因素。本研究結果與既往研究相一致，NT-proBNP水平在COPD加重期患者顯著升高，表明NT-proBNP水平對COPD患者疾病程度具有較好的評估作用。
PCT為無激素活性降鈣素前體物質，是一種反映全身炎癥反應活躍度的蛋白質[13]，當體內出現感染時，體內毒素或細胞因子會抑制PCT的分解導致血清水平升高，是檢測嚴重細菌性炎癥或真菌性感染的一個特異性標志，且與患者感染的程度密切相關[14]。hs-CRP是肝臟合成的一種急性時相反應蛋白，當機體出現感染時，炎癥性刺激會導致肝細胞迅速合成，并在24～48 h內達到高峰，并在有效炎癥治療后迅速恢復下降，是判斷細菌感染及預后的有效指標[15]。本研究結果顯示，急性加重期患者血清PCT、hs-CRP水平顯著高于穩定期患者和對照組，穩定期患者血清PCT、hs-CRP水平高于對照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同時治療后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急性加重期患者血清PCT、hs-CRP水平較治療前顯著下降，表明COPD患者存在明顯的炎癥反應，提示PCT、hs-CRP可以作為判斷COPD加重期病情嚴重程度及治療效果的有效指標。
本研究同時還發現，血清CysC、NT-proBNP、PCT、hs-CRP四項聯合檢測在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急性加重期中的陽性率為96.15%，顯著高于各單項檢測，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表明CysC、NT-proBNP、PCT、hs-CRP四項是COPD加重期診斷的敏感指標，其聯合檢測有助于提高COPD加重期的早期診斷及病情評估，對患者的及早治療具有重要的臨床價值。
綜上所述，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患者急性加重期血清CysC、NT-proBNP、PCT、hs-CRP水平明顯增高，與病情的發展密切相關，聯合檢測對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病情評估及預后具有重要的臨床價值。
[參考文獻]
[1] 孫倩倩.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合并癥研究進展[J].安徽醫學，2017，38（5）：668-671.
[2] 丁云峰，李志輝，段翠蓉，等.阻塞性睡眠呼吸暫停低通氣綜合征患兒血清胱抑素C和β2-微球蛋白水平檢測的臨床意義[J].醫學臨床研究，2018，35（10）：1977-1979.
[3] 陳寶春.C-反應蛋白、降鈣素原以及D-二聚體在AECOPD中聯合監測的意義[J].標記免疫分析與臨床，2017， 24（12）：1369-1371.
[4] 侯紅云，魏軍，牛曉娜，等.COPD急性發作期患者早期SIRS評分及NT-proBNP與患者病死率的相關性研究[J].臨床和實驗醫學雜志，2017，16（21）：2131-2133.
[5] 蔣凌志，許丹媛，楊志雄.老年COPD患者血清PCT、hs-CRP的表達與肺功能指標、生活質量的相關性[J].中國老年學雜志，2018，38（7）：1623-1625.
[6] 賈偉，錢曉君，趙世光，等.降鈣素原檢測在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抗生素治療中的應用[J].臨床肺科雜志，2018， 23（5）：810-813.
[7] 徐曼.血漿BNP、CysC水平與慢性心衰發生發展的關系研究[J].中西醫結合心血管病電子雜志，2016，4（16）：143-144.
[8] 王虹娟，劉鑫，曹永宏，等.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急性加重期患者炎性介質與凝血狀態相關性研究[J].國際檢驗醫學雜志，2017，38（12）：1693-1694.
[9] 張洋洋，張慶，楊林瀛.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急性加重期住院患者的痰培養結果及耐藥性研究[J].中國全科醫學，2017，20（31）：123-127.
[10] 郟琴，洪慶，周海，等.不同臨床分期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患者血清炎癥因子及基質金屬蛋白酶水平變化[J].實用預防醫學，2017，24（6）：747-749.
[11] 江帆，陳浩.D-二聚體、NT-proBNP對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并肺動脈高壓的診斷價值[J].標記免疫分析與臨床，2017，24（8）：875-879.
[12] Gale CP，White JE，Hunter A，et al.Predicting mortality and hospital admission in patients with COPD：Significance of NT pro-BNP，clinical and echocardiographic assessment[J].Cardiovasc Med（Hagerstown），2011，12（9）：613-618.
[13] 李結周.化學發光法與POCT檢測降鈣素原的方法比較及臨床應用[J].中國免疫學雜志，2017，33（9）：1359-1360.
[14] 張鵬，王永才，張喜報，等.血清降鈣素原、炎癥細胞因子及超敏C-反應蛋白聯合檢測放射性肺炎合并肺部感染的診斷價值[J].中華醫院感染學雜志，2017，27（23）：5322-5324.
[15] 孫宓.PCT、hs-CRP檢測、簡化臨床肺部感染評分在AECOPD中的評估作用[J].中外醫學研究，2019，17（24）：77-79.
（收稿日期：2019-08-29）
作者：張起 徐艷平 劉偉 龔毛毛
肝臟疾病免疫學診療研究論文 篇2：
肝郁脾虛證研究現狀
關鍵詞：肝郁脾虛證；證候；綜述
DOI：10.3969/j.issn.1005-5304.2013.11.049
肝郁脾虛證是中醫臨床最常見的證候之一，也是中醫研究的熱點問題之一。目前研究領域已涉及文獻研究、標準研究和現代研究等多方面。中醫客觀化與現代化已成為當今科學領域的重點和難點，由于肝郁脾虛證見于臨床多種疾病，疾病的特點不同，肝郁脾虛證的癥狀特點及辨證標準也不盡一致，影響了中醫的療效評價。筆者現就近10年來關于肝郁脾虛證不同研究方向的近況作一綜述，以期為開展肝郁脾虛證的標準化和實質研究提供思路和借鑒。
1 文獻研究
肝脾之間關系密切，相互影響。肝郁脾虛證臨床上很常見，早在《內經》中就有記載，其中還有豐富的肝脾同治的理論，值得深入研究繼承。湯氏等[1]研究指出，《內經》中認為肝屬木，脾屬土，它們在生理上相互依賴，病理上相互影響，很容易導致肝脾同病，所以，在治法上主張肝脾同治，從而較好地構建了肝脾同治理論體系。如《素問·寶命全形論篇》云：“土得木而達?！蓖醣J為“達”指“通”，即疏通的意思。也就是說，生理上，肝木能起到疏達脾土的作用，肝的疏泄是保證和促進脾胃正常運化水谷的重要條件。而《素問·經脈別論篇》云：“食氣入胃，散精于肝，淫氣于筋?！敝赋隽似⒅鬟\化，助精微之物輸送到肝臟以滋養肝血。此外，《內經》也詳細描述出病理上的影響。如對肝病及脾，《素問·氣交變大論篇》指出：“歲木太過，風氣流行，脾土受邪。民病飧泄食減，體重煩冤，腸鳴腹支滿，上應歲星。甚則忽忽善怒，眩冒巔疾……反脅痛?！薄鹅`樞·病傳》曰：“病先發于肝，三日而之脾?！逼⒉〖案蝿t有《素問·氣交變大論篇》：“歲土太過，雨濕流行，腎水受邪。民病腹痛，清厥意不樂，體重煩冤，上應鎮星。甚則肌肉萎，足痿不收……腹滿溏泄腸鳴?！背陨纤?，《內經》中還用五行乘侮理論解釋肝脾同病現象以及肝脾同治的經典臨床實踐，這些都為中醫學肝脾研究與應用奠定了理論基礎，而肝郁脾虛證是肝脾同病中最常見的證候之一。
無論是古醫籍還是現代期刊文獻，有關肝郁脾虛證的資料十分豐富。薛氏等[2]檢索1998-2008年有關中醫辨證有明確肝郁脾虛證型及證候診斷標準的文獻，采用頻數分析法及判別分析法等多元統計方法，分析肝郁脾虛證的疾病分布、各個癥狀出現的頻率及肝病中肝郁脾虛證主要癥狀的篩選和權重等，
基金項目：北京市科學技術委員會首都臨床特色應用研究（Z111107058811057）
通訊作者：汪紅兵，E-mail：ivy0106@sina.com
得出肝郁脾虛證辨證標準難以脫離疾病特點的結論。該研究有利于提高臨床診斷的標準化和客觀化水平。此外，薛氏等[3]還利用數據挖掘知識和頻數分析法對近15年來有關肝郁脾虛證的期刊文獻進行統計分析和總結，研究分析出不同病種肝郁脾虛證的癥狀特點和規律。文獻的頻數分析得出，在肝郁脾虛證總體與肝病、腸道疾病、胃部疾病、抑郁癥等各類疾病中，共同存在著乏力、腹脹（痛）、便溏、情緒抑郁、面色萎黃、胸脅脹痛（悶）、食欲不振、脈弦、舌淡紅苔白等16個癥狀，而總體和幾種疾病的肝郁脾虛證出現頻率最多的前5個癥狀為：腹脹（痛）、脈弦、舌淡紅苔白、食欲不振和便溏。
2 標準研究
現行的《中醫診斷學》[4]中對肝郁證、脾虛證及肝郁脾虛證均有相應的診斷標準。肝郁證診斷標準是胸脅或少腹脹悶竄痛，情志抑郁或易怒，善太息，或咽部異物感，或癭瘤、瘰疬、脅下結塊，婦女見乳房脹痛、月經不調、痛經甚至經閉，舌淡紅，苔薄白，脈弦；脾虛證診斷標準為胃脘隱痛喜按，腹脹納呆，食后脹甚，嘔惡噯氣，大便溏薄，少氣懶言，倦怠乏力，面色萎黃或淡白，消瘦或肢體浮腫，舌淡，苔白，脈緩弱；而肝郁脾虛證診斷標準則是胸脅脹滿竄痛，情志抑郁，善太息，或急躁易怒，納呆腹脹，腹痛欲瀉，瀉后痛減，或便溏不爽，腸鳴矢氣，舌苔白，脈弦或弦緩。
馬氏等[5]利用頻數分析法對1995-2005年肝郁脾虛證相關文獻進行了較為全面的研究，闡述了肝郁脾虛證的癥狀特點、涉及疾病及其診斷標準，分析得出肝郁脾虛證主要有2組癥狀群。①軀體癥狀：脅和/或胸脹痛/悶、食欲不振、便溏、腹脹；②舌脈：舌苔白或白膩、舌淡、脈弦或細。認為可將此2組表現作為肝郁脾虛證共性的診斷標準。這為肝郁脾虛證的標準化、規范化提供了一定依據。徐氏等[6]通過對1999-2009年期間有關肝郁脾虛證在臨床報道方面文獻整理研究，得出證型的診斷采用國家標準、行業標準或自擬標準，其中《中藥新藥臨床研究指導原則（試行）》[7]的使用頻率達45.8%。并提示在臨床應用時，大多數醫生考慮了肝郁脾虛證診斷標準與疾病的相關性，證候的表現常常帶有該種疾病本身的特征，在診斷標準選擇時兼顧了二者，這為肝郁脾虛證臨床診治規律提供了一定的依據。陳氏等[8]選擇抑郁癥臨床流行病學調查肝郁氣滯證和肝郁脾虛證，對證候指標進行統計學處理，其中肝郁脾虛證的證候標準為情緒抑郁、悲觀厭世、善嘆息、倦怠乏力、納差、形體消瘦、脈細，7項中具備4項，即肝郁2項（情緒抑郁必備）、脾虛2項，總計分在6分以上者，即可診斷。陳氏等[9]根據文獻資料和預測結果，編制出抑郁癥常見中醫證候專家問卷，向全國范圍內遴選出的102位專家發放調查問卷。結果回收問卷92份，得分在200分以上的證候12項，50%以上專家認定的必備證候有7項，即情緒抑郁、納差、倦怠乏力、舌質淡紅或淡白、脈細或弦細、多愁善感、大便溏，可認為是抑郁癥肝郁脾虛證辨證的必備證候。而吳氏等[10]則應用臨床流行病學（DME）方法，在全國15家三甲中醫醫院同步專家問卷調查，目的是研究中醫肝郁脾虛證的癥狀分布和特征，研究結果顯示，中醫肝郁脾虛證最常見的5個癥狀依次是脈弦、胸脅脹悶、納呆食少、舌苔白和神疲乏力，本次調查為進一步的更大規模的患者現場調查研究奠定了基礎。
3 現代研究
中醫認為，肝郁與脾虛相互影響，可一并發展為肝郁脾虛證。臨床上患者早期會出現肝郁或脾虛單一的癥狀，隨著時間的推移，兩者可相互作用轉化，大部分患者會出現肝郁脾虛的雙重癥狀，再加上現代社會人們的不良飲食習慣和巨大的生活、工作壓力，越來越多的患者出現此類癥狀，所以，臨床以肝郁脾虛證為常見證型。
3.1 肝郁證
肝主疏泄、調暢氣機。中醫學認為肝郁主要與肝失疏泄有關，肝疏泄失常則氣機紊亂，臟腑功能失調，諸病叢生。因此，現代有很多學者都在肝主疏泄的領域中進行研究。胡氏[11]借助腦科學前沿技術獲取疏泄功能的人體信息，提倡病證結合，先病理后生理，并且還提出肝主疏泄現代研究亟待解決的4個基本問題，即肝失疏泄的評價指標、疏肝類方對同證異病的臨床療效評價、疏肝類方治療的藥效物質基礎及肝主疏泄的研究成果服務社會。岳氏等[12]從現代信息控制系統理論的角度，指出肝主疏泄的生理學基礎：本能需求為肝主疏泄的核心，動機和情緒中樞大腦邊緣系統為肝主疏泄的調控中樞；下丘腦-腦干-自主神經通路和交感-腎上腺髓質通路是其信息通路；平滑肌系統是肝主疏泄功能得以實現的效應器等。王氏等[13]通過中醫基本觀點和肝的特性，得出肝氣郁結所導致的多種臟器疾病發生的機理，即氣機郁滯，臟腑功能失調，以及肝郁對人體的各種影響，如出現精神抑郁、情緒不寧、脅肋脹痛、口苦、吞酸、目赤、婦女月經不調等癥狀，提出治療要兼顧情志。徐氏等[14]通過搜集有關微觀指標與肝郁證相關性研究文獻，得出肝郁證與現代醫學神經內分泌系統、免疫系統、消化系統之間的關系，總結中醫肝郁證的現代研究概況，并提倡在今后的研究中，應選取靈敏性、特異性均高的指標進行多重比較研究，找出真正診斷為肝郁證所特有的篩選指標。
3.2 脾虛證
脾主運化，為氣血生化之源，后天之本?，F代研究表明其涉及消化、神經、免疫、內分泌、血液等系統的部分功能。脾虛證是一組能夠比較集中地反映脾的生理功能不足的癥候群，可見于多系統疾病。由此，脾虛證的研究一直是中醫現代化研究的重點課題。錢氏[15]主要剖析了中醫脾虛證研究的特點及存在的問題和對策思考，如脾虛模型造模方法和類型亟待進一步充實和完善、健脾方藥作用機理闡釋和開發有待加強等，這些豐富了脾虛證的研究，并強有力地發展了中醫脾胃學說。修氏等[16]概括現代免疫學的方法和手段對脾虛證的研究，指出脾虛證的發生涉及現代免疫學中各個領域，兩者間存在極為廣泛的內在聯系，并總結出脾虛時免疫系統異常表現為免疫器官萎縮、功能細胞數減少等發育不良樣改變，以及以低下為主的免疫功能紊亂。這些探索為中醫學理論提供了科學內涵，也可深化對脾虛證與現代免疫學相關性的具體認識。馬氏等[17]對脾虛證的模型研究進行分析，并深入探討脾虛證病理狀態下的生物學機制，從而建立一些與脾胃相關的學說，在不同水平上研究脾虛證的本質，并提出應充分認識造成脾虛的病因，內外因素結合，病證結合，研究出更有代表性的脾虛模型。而陳氏等[18]研究發現，不同疾病人群中脾虛證的發病率有很大差異，消化系統疾病脾虛證發生率明顯大于非消化系統疾??；脾虛證在常見疾病中，特別是慢性疾病總體發生率可達33.9%，說明該證是疾病最常見證候之一，值得從各方面深入研究，為提高臨床診療效果服務。
3.3 肝郁脾虛證
近年來，醫學界對肝郁脾虛證進行了多層次多指標的研究，大多涉及到了現代醫學的胃腸道、肝膽、神經-內分泌-免疫、血液循環等方面，實驗取得了顯著進展。肝郁脾虛證臨床見于多種疾病，如腸易激綜合征、功能性消化不良、潰瘍性結腸炎（UC）、慢性乙型肝炎、脂肪肝等多種消化系統疾??；同時，也與抑郁癥、亞健康等精神類疾病密切相關。所以，醫生極易出現對同一證型的不同辨證，難以充分發揮中醫辨證論治的優勢。
關于胃腸道疾病，明氏等[19]建立UC脾虛及肝郁脾虛證動物模型，進行一般情況、結腸組織損傷積分及鏡下觀察。研究后得出2種證候模型的一般表現基本符合證候要點，病理組織形態學均顯示出UC特征，脾虛組較肝郁脾虛組結腸組織損傷積分顯著上升，并且結腸黏膜組織損傷更為嚴重，脾虛可能是UC中醫的病理基礎。任氏等[20]用胃腸分析儀等觀察加味逍遙散作用前后功能性消化不良肝郁脾虛證患者癥狀總積分、胃電圖和阿魏酸體內藥動學（PK）特征的變化，觀察后得出加味逍遙散在改善肝郁脾虛型患者臨床癥狀、胃電圖觀察指標的同時，對阿魏酸的PK參數也有明顯影響。
而對于肝膽病，劉氏等[21]采用放射免疫法對濕熱中阻證組、肝郁脾虛證組、肝腎陰虛證組以及健康人組進行空腹血清生長激素檢測，并得出慢性乙型肝炎患者存在神經內分泌激素方面的異常，而且肝郁脾虛證、肝腎陰虛證較濕熱中阻證更為嚴重。孫氏[22]則以臨床60例肝郁脾虛證慢性乙型肝炎患者為研究對象，隨機分為試驗組和對照組各30例，試驗組給予加減逍遙散，對照組給予水飛薊賓葡甲胺。觀察患者治療12周后的臨床證候、生化指標、免疫學指標等的改善情況，得出試驗組明顯優于對照組，二者存在統計學差異，提示逍遙散加減方對治療肝郁脾虛證慢性乙型肝炎有較好的臨床療效。王氏等[23]將病毒性肝炎按照中醫辨證總結分型標準，分為肝郁脾虛型、濕熱中阻型、肝腎陰虛型、脾腎陽虛型、瘀血阻絡型。用聚合酶鏈式反應，檢測乙肝表面抗原、乙肝e抗原、乙肝核心抗體等指標，結果表明肝郁脾虛證肝臟病變最輕，在此階段注重疏肝健脾可能會對肝損害有所緩解。
血液循環方面，李氏等[24]通過測定大鼠造模3周、自然恢復1周時的血流變和血漿血栓素B2（TXB2）、前列腺素F1α（PGF1α），探查中醫肝郁脾虛證模型慢性束縛應激+過度疲勞+飲食失節法的大鼠血流變及相關調節因子的狀態。結果表明，肝郁脾虛證大鼠存在血液高黏和血栓易形成狀態，恢復期血液高黏同時伴有擴血管因素的加強。彭氏等[25]將小鼠腋下接種肉瘤細胞后，給予肝郁脾虛因素刺激，治療組給予疏肝健脾方，通過測定巨噬細胞功能及稱取瘤重，得出肝郁脾虛因素刺激可抑制荷瘤小鼠巨噬細胞吞噬能力、殺瘤活性及產生一氧化氮的能力，導致其殺傷腫瘤細胞的能力下降，且瘤重明顯增大，而疏肝健脾方藥對巨噬細胞功能有不同程度的正性調節作用，延緩腫瘤細胞的生長過程。
4 展望
由《金匱要略·臟腑經絡先后病脈證》“見肝之病，知肝傳脾，當先實脾，四季脾旺不受邪，即勿補之”可知古人對肝脾的相關性已有足夠的重視，提出其病理上的聯系和治療中對肝脾相關性的應用，為后世學者的研究奠定了基礎。無論是文獻、實驗還是證候診斷標準的探究，肝與脾的研究一直是各代醫家和現代醫學者研究的熱門。雖然各方面的研究都取得了相應的成就，但尚存在不少問題，如肝郁脾虛證實驗研究與臨床實際存在差異，還需要進一步充實和完善；另外，肝郁脾虛證可見于臨床多種疾病，每種疾病均有其不同的特點，致使肝郁脾虛這一證型在臨床應用中無章可循，不利于證候標準化及規范使用。因此，今后有必要制定疾病之上的共性標準及基于疾病的個性診斷標準，即在共性標準的基礎上，結合疾病個性化等。
總之，近年來肝郁脾虛證的研究取得了很大成果，對中醫藥學的發展起到促進作用。雖然中醫證實質的研究過程是艱難和曲折的，但筆者堅信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和研究方法的不斷完善，肝郁脾虛證的本質會更加清晰透徹，指導中醫學者更好地應用于臨床治療。
參考文獻：
[1] 湯川安.《內經》之肝脾同治論[J].中醫文獻雜志，2011，29（3）：25-28.
[2] 薛飛飛，汪南玥.基于判別分析的肝病肝郁脾虛證證候特點的文獻研究[J].中華中醫藥雜志，2011，26（6）：1260-1263.
[3] 薛飛飛，陳家旭.不同疾病肝郁脾虛證證候特點的文獻學研究[J].中國中醫基礎醫學雜志，2010，16（6）：454.
[4] 季紹良，成肇智.中醫診斷學[M].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2006：136.
[5] 馬玉平，王天芳，薛曉琳，等.肝郁脾虛證的癥狀特點及辨證標準的現代文獻研究[J].中華中醫藥雜志，2006，21（2）：89-92.
[6] 徐聯，陳家旭.基于文獻研究的肝郁脾虛證臨床診治規律探析[J].中華中醫藥雜志，2011，26（12）：2977-2979.
[7] 鄭筱萸.中藥新藥臨床研究指導原則（試行）[S].北京：中國醫藥科技出版社，2002：364-366.
[8] 陳珍貴，陳澤奇，胡隨瑜，等.抑郁癥肝郁氣滯證及肝郁脾虛證證候標準的研究[J].中國現代醫學雜志，2003，13（21）：18-22.
[9] 陳澤奇，胡隨瑜，張海男，等.抑郁癥肝郁脾虛證證候標準專家問卷分析[J].中國現代醫學雜志，2002，12（20）：10-12.
[10] 吳圣賢，方素欽，王映輝，等.中醫肝郁脾虛證癥狀分布和特征專家問卷調查研究[J].北京中醫藥大學學報，2007，30（12）：854-856.
[11] 胡隨瑜.肝主疏泄有待探索的問題[J].湖南中醫藥大學學報，2010， 30（3）：6-8.
[12] 岳廣欣，陳家旭，王竹風.肝主疏泄的生理學基礎探討[J].北京中醫藥大學學報，2005，28（2）：1-4.
[13] 王竹風，陳家旭，趙歆，等.探討肝郁的影響[J].時珍國醫國藥，2005， 16（10）：948-949.
[14] 徐元雯.管窺肝郁證的現代研究[J].江西中醫學院學報，2007，19（2）：99-100.
[15] 錢會南.論脾虛證現代研究特點與存在問題及對策[J].中國中醫基礎醫學雜志，2002，8（12）：943-944.
[16] 修宗昌，余紹源，黃穗平.脾虛證免疫學機制研究的回顧與思考[J].中國中醫藥信息雜志，2003，10（4）：10-12.
[17] 馬捷，李峰，宋月晗，等.脾虛證現代研究與思考[J].遼寧中醫藥大學學報，2012，14（11）：41-43.
[18] 陳玉龍，符仁，劉紫陽，等.脾虛證發生率研究[J].光明中醫，2012， 27（3）：614-615.
[19] 明海霞，劉喜平，賈育新，等.潰瘍性結腸炎脾虛及肝郁脾虛證模型大鼠腸黏膜病理損傷的比較研究[J].中國中西醫結合消化雜志，2010， 18（1）：18-20.
[20] 任平，黃熙，李雙慶，等.加味逍遙散對功能性消化不良肝郁脾虛型患者胃電圖及阿魏酸藥動學特征的影響[J].中國中西醫結合雜志，2006， 26（5）：398-402.
[21] 劉文蘭，李秀慧，張炎，等.慢性乙型肝炎主要證型血清生長激素水平的實驗研究[J].北京中醫藥大學學報：中醫臨床版，2007，14（5）：11-12.
[22] 孫建光.加減逍遙散治療肝郁脾虛證慢性乙型肝炎療效觀察[J].中國藥物警戒，2011，8（5）：269-271.
[23] 王萬娥，徐明.慢性乙型肝炎臨床分度與中醫辨證分型的關系[J].江蘇中醫藥，2006，27（3）：33.
[24] 李艷彥，謝鳴，王洪海，等.肝郁脾虛證模型大鼠血流變及TXB2、PGF1α的變化[J].現代生物醫學進展，2007，11（7）：15-18.
[25] 彭桂英，顧立剛，王慶國，等.疏肝健脾方藥對肝郁脾虛證荷瘤小鼠腹腔巨噬細胞功能的影響[J].中國中醫藥信息雜志，2003，10（2）：29-31.
（收稿日期：2012-12-18）
（修回日期：2013-01-18，編輯：梅智勝）
作者：李享等
肝臟疾病免疫學診療研究論文 篇3：
慢性乙型肝炎代表證候代謝組學研究進展
[摘要] 在中醫辨證論治中，辨證是整個治療過程的第一道關卡，也是最為重要的一道關卡，辨證的正確與否直接影響后期的潛方用藥，故治療疾病必須提高診斷該疾病證候的水平。隨著科學發展力求中醫科學化、客觀化，故本文綜述了國內外運用代謝組學方法對慢性乙型肝炎肝郁脾虛證及濕熱蘊結證兩個代表證型的生物學本質和診斷標志物的探索與研究，提出了中醫證候客觀化、標準化研究。
[關鍵詞] 慢性乙型肝炎;肝郁脾虛證;濕熱蘊結證;代謝組學
慢性乙型病毒性肝炎（CHB）簡稱慢乙肝，是指機體遭到乙型肝炎病毒侵襲后，機體檢測到乙肝病毒檢測陽性的傳染性肝病之一[1]，它主要介于不同種急性肝炎病程和彌漫性肝損害（比如肝硬化）系列慢性肝病譜之間，且相當比例的患者具有組織學改變。慢性乙肝（HBV）的傳播與感染在全世界分發，我國是HBV高感染地區，在我國已經有超過3000萬慢性乙型肝炎患者，慢性乙肝已經嚴重威脅人民健康。發展至今中醫藥治療慢性乙肝得到廣泛認同并且療效顯著，其中辨證論治是其精髓所在，起始辨證方向的正確是為后期潛方用藥提供可靠的指導方向，同時也是后期治療及預后的重要保障。與目前中醫“辨證辨病相結合”的科學內涵相吻合。近幾年隨著的科學發展，力求將中醫科學化、客觀化，隨著組學技術的發展，人們發現其符合中醫整體觀以及為西醫循證醫學提供理論支持。本文主要綜述了代謝組學這一新興技術對慢性乙型肝炎代表證型的研究概述。
1 慢性乙型肝炎中醫病因病機
中醫學理論認為慢乙肝是由病位在肝膽、脾胃、三焦。其具體病機為濕熱毒邪由外界環境或機體內部產生進入機體，濕熱浸潤脾胃中焦，相互搏結于肝膽，機體感受濕熱之邪屬于乙肝主要病因，濕熱毒邪導致脾胃、肝膽、三焦功能失調是慢乙肝的主要基本病機。疾病本身的發展與變化在于正氣與邪氣相互斗爭和機體內部陰陽兩氣失調的結果，在此問題中，主要還是強調患者本身的正氣充足與否，能否有充足的能力抵御邪氣，此中患者本身的正氣相當于機體免疫系統的防御功能，正氣不足的患者相應表現為免疫系統防御功能的不作為，正所謂“正氣存內，邪不可干”[22]。中醫學中并無“慢性乙型肝炎”這一病名，現代各家中醫學者潛心研究，根據該病主要的癥狀、體征及臨床特異性發展過程，同時對比中醫古籍中與“黃疸”、“脅痛”、“積聚”、“鼓脹”、“疫毒”等疾病特點頗為符合。雖然本病的病因頗多，觀點側重各異，但觀察該病病程特點屬于不斷動態演變的過程，諸多醫家均沿著“濕、熱、瘀、痰、毒、虛”來進一步闡述。更有張國梁等[2]總結近30余年中醫各家持本病病因的不同觀點，大體可分為濕熱論、瘀血論、痰濁論、疫毒論、正虛論等等。濕熱毒戀纏綿難愈，既是CHB的病因，又是其病理產物，大量的基礎研究與臨床診療體現出：熱毒邪熱活動是CHB病人反復發作的主要病變特征，上述四者在CHB整體病程中濕熱毒邪與機體自身正氣相互博弈，其結局、表現形式各有不同。
許方瀝[3]在其論文中通過文獻研究，梳理出6800例慢性乙型肝炎中醫證候分布結果可以看出，所有證型中肝郁脾虛型、濕熱蘊結證占比例較高，上兩種證型是慢性乙型肝炎最主要的證型。本文也就以上兩例為代表證候，經文獻研究這兩個證型的代謝組學研究進展。慢性乙型肝炎病因可歸納為“濕、熱、瘀、痰、毒、虛”等幾種，“邪之所湊，其氣必虛”。其患者體內濕熱蘊結，最常見病邪于中焦搏結，遂阻遏氣機，故而阻礙脾胃運化，故以肝郁脾虛證、濕熱蘊結證為多見。李非非等[4]在研究中發現，總膽紅素（TBiL）、直接膽紅素（DBiL）的異常主要見于肝細胞損傷從而引發其對膽紅素攝取功能的異常，進而引起排泄功能的障礙，其研究中濕熱蘊結證的TBiL、DBiL陽性率明顯高于其他三組（P<0.05），提示濕熱蘊結證有明顯的膽紅素代謝紊亂，肝細胞的破壞和炎癥更嚴重，預后更差。徐琳等[5]運用二元Logistic回歸分析探討臨床CHB中醫常見證候特征，發現濕熱內阻證、肝郁脾虛證和肝腎陰虛證是慢乙肝的臨床常見證型，且有各自不同的證候特征。
2 代謝組學
2.1代謝組學概念
代謝組學（metabolomics）是一種新興的技術，超越了許多傳統分析技術，研究關于生物體被外源性物質影響，從而擾動其內源性代謝物質的數量、種類及其變化規律的科學[5]，發現代謝產物中我們所需要的特異性標志物，能夠明確揭開外源性物質所導致物質體內發生變化的神秘面紗，具有分析速度快、靈敏度、選擇性高的特點。近年來關于定義病癥證型的研究已從基因組學轉向轉錄組學再輾轉到蛋白質組學，直到當前以更直觀確切、定量，標記生物體體內代謝過程，從而得出相關證候標志性物質，從而科學客觀描述中醫證候，以及涉及多參數為目標的新興“組學”——代謝組學。這是在基因組學、轉錄組學和蛋白質組學研究基礎上，對所欠缺之處做出的劃時代補充。隨著人們對代謝組學研究認識和研究的不斷深入，橫向范圍上代謝組學在疾病的診斷、治療及預后，甚至是動植物和微生物領域皆得到了廣泛應用，都取得斐然成績。
2.2代謝組學的優勢
相關文獻[6]寫道：“基因組學反映了什么是可以發生的事情，轉錄組學反映的是將要發生的事情，蛋白質組學指出了發生了的事情，只有代謝組學才真正反映已經發生了的事情?！迸c前階段大熱的組學相比較，新興的代謝組學具有更大潛能以及更長遠的發展[7-8]：（1）代謝組與基因組、蛋白組、轉錄組相比，代謝組更容易操作;（2）代謝組不需要建立全基因組測序的大數據支持，且代謝產物的種類要比基因和蛋白的數量少很多;（3）由于代謝產物在每個組織中都是固定且穩定成分的，所以得出的代謝組結果也是不會有人為因素或其他因素干擾的[9]。
2.3代謝組學在慢性乙型肝炎證候研究中的應用
“證”是望診、聞診、切診三診合參的理性直觀病情的理性概括，也是對致病因素與機體反應狀態的綜合，辨證是整個治療過程的第一道關卡，也是最為重要的一道關卡，辨證的正確與否直接影響后期的潛方用藥，故治療疾病必須提高診斷該疾病證候的診斷水平，是對疾病當前本質所作的結論[10-23]。證候是反映疾病當下情況的病理表現[24]。廣東藥學院的楊永霞等[21]應用核磁共振氫譜（1H nuclear magnetic resonance，1H NMR）和主成分分析（principal compollent analysis，PCA）方法研究乙肝后肝硬化患者血清的代謝組學變化。 羅和古[10]在他們的研究中發現，正常組與應用慢性束縛方法制作引起的誘導應激大鼠肝郁脾虛證模型組之間有著代謝產物的差異，表明血漿代謝組分析能夠更好地反映證候之間的差異。Chu Y[19]對脾氣虛患者血漿中小分子代謝組成分進行分析，觀察到脾氣虛組呈現出不同于正常對照組和代謝綜合征組的代謝圖譜。與后兩虛相比，脾氣虛組血漿中肉堿C8：0、甘油磷脂酰膽堿38：6和分子量為341.282的未知化合物峰高下降，由此推測這3種物質可能為脾氣虛證的潛在標志物。葉永安等[11]調查統計發現，慢性乙型肝炎患者的肝膽濕熱證和肝郁脾虛證具有較高的檢出率及臨床占有率。李波等[12]研究CHB濕熱中阻證的物質，并用液相色質譜聯用（LC-MS）方法，分析乙型肝炎患者血清代謝產物譜，結果表明：與正常組相比，慢性乙型肝炎濕熱中阻證組有13種特異性差異代謝產物，對慢性乙型肝炎濕熱中阻證更為科學客觀。通過范昕建[6]研究發現：多種代謝物，包括葡萄糖、氨基酸、脂類等物質在CHB肝郁脾虛證患者的身上發生許多變化，與健康組相比較，除tyrosine 和Phenylalanine以外，其他氨基酸均呈現下調，可能與肝臟為氨基酸的代謝中心，病毒導致其代謝功能損傷有關，肝郁脾虛證患者甾體相關的代謝體現出甾體、糖酵解通路均有不同程度的下調，而脂類代謝明顯上調的特征性表現?；谏鲜鰧嶒灲Y果，中醫證候在代謝物譜上可能存在明顯的差異，上述觀點可表明，在肝臟疾病中，可以利用代謝組學來明確確定證候分型，從而提高臨床診斷率。生物標志物功能的生物學分析以鑒別多種肝臟疾病的不同證候，以確定各種肝臟疾病的“證相關代謝譜群”的方法是可行的。趙瑜等[13]研究不同舌象慢性乙型肝炎患者的尿液樣本，同樣選用氣相色譜技術對代謝指紋譜進行檢測，與健康人相比，不同舌象的慢性乙型肝炎患者代謝生物譜的差異主要涉及能量、氨基酸、核苷酸以及腸道菌群四大代謝，眾所周知，中醫辨證是患者癥狀、舌象、脈象綜合評定的，上述實驗證實，不同舌象慢性乙型肝炎患者均有其明確的特征性尿代謝物譜。Sun S等[14]研究分析慢性乙型肝炎患者的虛證和實證的尿代謝產物，發現虛證和實證患者與隱證型患者相比分別有17種和22種不同的尿代謝產物，其中木吡喃糖苷、核糖酸、尿酸、d-核糖以及環己酮這五種尿產物可作為診斷慢性乙型肝炎虛、實證的生物標志物。候玉潔[15]、Zhang A[16]、Shao X等[17]分別發現區分慢性乙型肝炎患者和正常人的潛在標志物;發現慢性乙肝患者尿液中標志物;肝炎感染不同階段的血清中含有免疫清除期特異的臨床指標。此皆為診斷提出了更直觀的指標參考。
代謝組學是一種前景十分長遠且有潛能的中醫證候學研究方法，其發展已不斷趨于成熟，前景廣闊，其相比較于傳統的診斷方法及蛋白質組學和基因組學更有優勢。從基因水平探討證候的本質，可以忽略具體器官、組織的解剖定位，更符合中醫學整體觀的基本特點;通過對蛋白質組的研究，可獲得無法單獨從基因水平上獲得的信息，是對基因組學研究的一種完善和補充[20-25]。該技術只要采集患者的機體基本樣本即可進行方便檢測，是一種操作簡便、經濟成本低、無創的檢驗方法。它不僅是追求“證”的本質，也是奠定中西醫結合的基礎。目前代謝組學優勢上文已綜述，但劣勢也不能小覷，具有一定局限性。為了規避劣勢，個人認為應該與蛋白組學、基因組學、轉錄組學等相結合，實行多學科的交匯融合，對慢性乙型肝炎的辨證論治、臨床診斷、鑒別診斷和治療進行較深入的研究。目前慢性乙型肝炎的肝郁脾虛證及濕熱蘊結證運用代謝組學方法已可以明顯區分，但其余證型鮮有報道，另有文獻綜述表明，慢性乙型肝炎有很大一部分屬于證型交雜的情況，目前對此還未能妥善解決。另外，代謝組學解決了“同病異治”問題，但是辨證論治的另一特點“異病同治”同樣是重要的內容，甚至意義更大，該問題還需進一步分析解決。
[參考文獻]
[1] George KK Lau. Hepatitis B Infection in China[J]. Clinics in Liver Disease，2001.
[2] 張國梁，李艷.慢性乙型肝炎中醫病因病機研究概述[J].中醫藥臨床雜志，2012，24（7）：687-689.
[3] 許方瀝.慢性乙型肝炎中醫證候分型的文獻評價[J].實用肝臟病雜志，2008，（2）：109-112.
[4] 李菲菲，王蕾，張瑋.慢性乙型肝炎中醫證候與實驗室指標的相關性研究[J].國際檢驗醫學雜志，2014，35（5）：545-546.
[5] 徐琳，趙瑜，彭景華，等.慢性乙型肝炎常見證候特征的二元Logistic回歸分析[J].中華中醫藥雜志，2015，30（5）：1780-1783.
[6] 范昕建. 慢性乙型肝炎代表證候的轉錄與代謝組學研究[A]. 中國醫師協會感染科醫師分會、傳染病診治國家重點實驗室、浙江省醫學會、浙江省醫師協會、中華臨床感染病雜志編輯委員會.第四屆中國醫師協會感染科醫師大會暨傳染病診治高峰論壇、浙江省醫學會肝病、感染病學學術年會論文匯編[C].中國醫師協會感染科醫師分會、傳染病診治國家重點實驗室、浙江省醫學會、浙江省醫師協會、中華臨床感染病雜志編輯委員會，2011：2.
[7] 許國旺，楊軍.代謝組學及其研究進展[J].色譜，2003，（4）：316-320.
[8] 劉昌孝.代謝組學與醫藥科學研究[J].中國醫學科學院學報，2007，（6）：712-718.
[9] Johnson Helen E，Broadhurst David，Goodacre Royston，et al. Metabolic fingerprinting of salt-stressed tomatoes[J].Phytochemistry，2003，62（6）：919-928.
[10] 羅和古，丁杰，岳廣欣，等.大鼠肝郁脾虛證的代謝組學研究[J].中西醫結合學報，2007，（3）：307-313.
[11] 葉永安，田德祿，蔣健，等.1003例慢性乙型肝炎（ALT≥2×ULN）患者中醫常見癥狀及證候分布特點研究[J].世界中醫藥，2015，10（9）：1293-1298，1304.
[12] 李波，魏嵋.慢性乙型肝炎中醫證候代謝組學研究概況[J].湖南中醫雜志，2012，28（1）：111-113.
[13] 趙瑜，茍小軍，戴建業，等.慢性乙型肝炎舌紅苔黃和舌淡苔白不同舌象的尿代謝組研究[J].世界中醫藥，2015， 10（2）：182-185.
[14] Sun S，Dai J，Fang J，et al. Differences of excess and deficiency zheng in patients chronic hepatitis B by urinary metabonomics[J].Evid Based Complement Alternat Med，2013，2013：738245.
[15] 侯玉潔，祝文君，陳長功，等.基于氣相色譜-質譜聯用技術的乙型肝炎血清代謝標志物的探究[J].色譜，2015， 33（4）：383-388.
[16] Zhang A，Sun H，Han Y，et al.Urinary metabolic biomarker and pathway study of hepatitis B virus infected patients based on UPLC-MS system[J].PLoS One，2013，8（5）：e64381.
[17] Shao X，Niu J.A metabonomics study of chronic hepatitis B in different stages[J].Gastroenterol Hepatol，2013，28：644.
[18] Nicholson JK，Lindon JC，Holmes E. Metabonomics：understanding the metabolic responses of living systems to pathophysiological stimuli via multivariate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biological NMR spectroscopic data[J].Xenobiotica，1999，29（11）：1181-1189.
[19] Chu Y.Study of the esence of splen qi deficiency based on metabonomics of the human plasma[D]. Dalian：Dalian Medical University，2009：37-38.
[20] Humphery-Smith I，Cordwel SJ，Blackstock WP.Proteome research：complementarity and limitations with respect to the RNA and DNA worlds[J].Electrophoresis，1997，18（18）：1217-1242.
[21] 楊永霞，楊生義，梁敏鋒，等.乙肝后肝硬化患者血清代謝組的核磁共振氫譜研究[J].廣東藥學院學報，2010， 26（1）：99-101.
[22] 董振華.中醫有關免疫學思想的探討[J].山西中醫，1986，（1）：40-42.
[23] 李德新，王鍵，范永升，等.中醫基礎理論[M].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2001：10.
[24] 趙瑜，彭景華，李雪梅，等.基于受試者工作特征曲線和逐步判別分析法探索實驗室指標對慢性乙型肝炎中醫證候診斷的價值[J].中西醫結合學報，2012，10（12）：1382-1387.
[25] 賈偉，蔣健，劉平，等.代謝組學在中醫藥復雜理論體系研究中的應用[J].中國中藥雜志，2006，（8）：621-624.
（收稿日期：2018-08-04）
作者：權冬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