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京派與海派之爭范文
從“京派、海派”之爭辨析民間委托炒股合同的效力
現實生活中，股票投資者委托理財公司代為炒股的情形相當普遍，對于雙方之間的委托合同是否具有法律效力，學界和實務界有不同看法，并形成“京派、海派”兩種代表性的觀點。該文將分析兩種觀點的差別，辨析該類合同是否有效。
一、典型案例及其爭議焦點
2012年4月20日，李某與光輝投資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光輝公司)簽訂一份《股票投資理財合作協議書》，約定李某將其在證券公司開設的股票賬戶委托光輝公司進行打理，具體約定內容為：
1、李某將其證券賬戶密碼告知光輝公司，委托該公司管理;
2、委托期間，李某完全委托光輝公司買賣股票，自己不得干涉;
3、在協議期間，雙方按照3:7的比例分享收益、分擔風險。委托開始時，李某股票賬戶上存有資金及股票合計價值50萬元;一年的協議期滿后，李某股票賬戶上僅有資金及股票合計價值15萬元;虧損合計35萬元。李某遂將光輝公司訴至法院，認為光輝公司沒有代為接受委托炒股的資質，雙方簽訂的委托協議應屬無效，請求法院判令：確認雙方簽訂的投資理財合作協議書無效、光輝公司還應返還其損失的財產35萬元。經查明：光輝公司的營業執照登記的營業范圍為：投資管理咨詢服務;個人理財、貸款咨詢服務;企業管理咨詢服務;企業營銷策劃(經營范圍中涉及國家專項審批規劃的需辦理審批后方可經營)。該公司承認并未辦理過代為炒股的行政審批。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證券法》第一百二十二條的規定：設立證券公司，必須經國務院證券監督管理機構審查批準。未經國務院證券監督管理機構批準，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經營證券業務。從該條款可以看出，經營證券業務屬特許經營項目，未經批準從事該業務應視為違反證券法。本案中，光輝公司并未取得經營證券的行政許可，其接受他人委托代為炒股，是否應當視為違反證券法的行為，由此引出該案的爭議焦點在于：雙方簽訂的委托理財合同是否有效?
二、“京派”、“海派”的不同觀點
因法律傳統和司法實踐中對法律理解的不同，在我國的法學理論界和實務界經常形成“京派”、“海派”對立的情形，即北京和上海兩地的法學家及司法機關在看待同一法律問題時，經常產生針鋒相對的不同理解。因兩地整體法律水平處于全國最前列，所以兩地之間的法律爭論經常會產生全國性的影響，其法律意見值得仔細研究。關于本案中的委托炒股問題，“京派”、“海派”亦形成了不同理解：
“京派”觀點：認定該類型合同無效。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界定了金融類委托理財合同糾紛案件的范圍，是指法院受理的受托人和委托人為實現一定利益，委托人將其資金、證券等金融類資產根據合同約定委托給受托人，由受托人在資本市場上從事股票、債券等金融類產品的交易、管理活動所引發糾紛而訴之法院的民商事案件。該院認為：不具備金融類委托理財資質的非金融機構作為受托人訂立的金融類委托理財合同應認定無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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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定該類型合同有效。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持此意見。該院對受托人主體資格進行了不同的區分：(1)受托人為證券公司、期貨公司等金融機構法人的，該類法人從事委托理財業務按照法律規定屬“特許經營”，未取得委托理財資質的，應認定合同無效。(2)受托人為一般企事業等非金融機構法人的。因證券法僅對金融、證券以及基金管理機構從事委托理財業務予以規制，對其他單位的委托理財行為處于無規可循的灰色地帶，法院不應輕易否定該類型委托理財合同的效力。(3)受托人為自然人情形的。因該類型委托過于分散，不致對金融市場產生不良影響，故該類型合同原則上應認定有效;但若自然人在同一時期內共同或分別接受社會上不特定多數人委托從事理財業務，特別是進行集合性受托投資管理業務情形的，應認定合同無效。[]
三、本案的民間委托理財合同不應認定無效
認定該合同無效缺乏充分的法律依據。關于本案民間委托理財合同是否有效，所涉及的法律依據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五十二條第(五)項，即“違反法律、行政法規的強制性規定的合同無效”。據此，結合證券法律中明確規定未經批準的單位和個人不得從事證券業務，“京派”據此強制性規定認定該類合同無效。但《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二)》第十四條規定，合同法第五十二條中的“強制性規定”，是指效力性強制性規定。由此將強制性規定區分為管理性規范與效力性規范，以限縮解釋的方式縮小了判定合同無效的依據范圍。學者提出，如何識別效力性強制性規定，首先的判斷標準是是否明確規定了違反的后果是合同無效，如果規定了違反的后果是導致合同無效，該規定屬于效力性強制性規定;其次，法律、行政法規雖然沒有規定違反將導致合同無效的，但違反該規定如使合同繼續有效將損害國家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的，也應當認定該規定是效力性強制性規定。[]由此可見，《證券法》第一百二十二條雖然規定了未經批準不得從事證券業務，但該規定是否屬于效力性強制性規定并不明確，需在司法實踐中通過法律解釋的方式予以明確，所以，“京派”的觀點并無充分的法律依據。
從利益衡量角度應當認定該類型合同有效。利益衡量，是民商事案件審判過程中一種重要的法律解釋方法，即指法官審理案件，在案情事實查清后，不急于尋找本案應適用的法律規則，而是綜合把握案件實質，結合社會環境、經濟狀況、價值觀念等，對雙方當事人的利害關系作比較衡量，作出本案當事人哪一方應當受保護的判斷。[]現實生活中，股票作為現代社會一種重要的經濟載體，為廣大投資者提供了有效的投資途徑，充分吸收了社會閑散資金，能夠很大程度上起到促進經濟發展的作用。許多投資者購買股票卻又因缺乏時間、精力、專業知識等原因而不能親自理財的情形比比皆是，社會中廣泛存在的各式理財公司恰好能夠滿足股票投資者的理財需求，由此導致民間委托理財的情形相當普遍。按照利益衡量的法律解釋方法，投資者系自行從證券公司開設股票賬戶，后又自愿將賬戶交由理財公司打理，雙方之間的合同行為一般并不構成對經濟秩序的破壞，反而能促進股票交易的高效運行，故該類型合同從實質上講不宜認定無效，否則將在很大程度上造成股票投資的萎縮與股票市場的蕭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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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比“京派”、“海派”兩種觀點，筆者認為，“海派”觀點更貼近實際生活，更符合當今社會經濟高速發展的潮流。當然，委托理財合同不宜一概而論，對于真正觸犯社會經濟秩序與侵害他人合法權益的理財行為，仍應通過法律途徑進行否定與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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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淺談京派和海派的形成
現在分別說到京派和海派，我們都會聯想到一系列不同的事物，有如被周立波標榜著的咖啡，和他所謂的趙本山吃著的大蔥;或者同種事物的兩種完全不同的風格，比如同樣是旗袍，也明確的分著京派旗袍和海派旗袍。這兩個名詞，早已脫離其最初形成時的語境，成為伴隨著它們各自所代表的地域的兩種亞文化，進入現代人的生活，同時也打破了地域，無處不在，無處不能看到它們互相的碰撞、斗爭、交流與融合。那么它們究竟是怎樣形成的呢?
追本溯源，我們還是先從它們最開始出現的文學界說起。“京派”，是上世紀30年代的一個文學流派，“京派”作家代表有廢名、沈從文、朱光潛、林徽因等，稱為“京派”是因為他們當時多在京津兩地活動，發表的文章都在京津刊物，又具有較為統一的藝術風格。而“海派”最開始有多種含義：活躍于上海一帶的一群畫家的畫作和風格;京劇在上海的表現風格;主要體現都市文化和商業色彩的文學流派等等都稱為“海派”。京派和海派文學就有著鮮明的差異和斗爭，京派文學追求自然和人性的美，有著淳樸、平和、雋永的語言風格;而海派則首先提出“都市男女”，著力描寫五光十色的繁榮都市和現代人的生活狀態，具有世俗性與商業性。那么為什么在這兩地的作家群會有如此大的不同呢?所有的藝術和文化都離不開它們所生長的土地，北京和上海，我們需要認識這兩塊特質的土壤。
簡單的從上海說起，上海自從開埠以來，一直是與外界貿易往來的重要港口，同時有進駐了各國租界，商業發達，西方文化強勢的影響，使上海很快成為了一個西方文化在中國的窗口和中西方文化交融的地方，現代化和都市化在這里生根發芽。于是快節奏的生活、商業氣息、靈活多變、中西結合、都市人的病態心理„„這些也很自然的進入了藝術表現，成為海派風格的特征。而相對于上海的開放，京津一帶卻在內陸，未能接觸到這樣的“西風”吹拂，又是一貫的政治中心，風格自然不同。魯迅有段對京派和海派的分析：“北京是明清的帝都，上海乃各國之租界，帝都多官，租界多商，所以文人之在京者近官，沒海者近商，近官者在使官得名，近商者在使商獲利，而自己也賴以糊口。要而言之，不過"京派"是官的幫閑，"海派"則是商的幫忙而已。”雖然尖刻絕對了點，但引用于此，還是能說明些問題的。
總的來說，還是藝術源于生活，離不開地域與時代，人的性格也是如此，“海派”和“京派”的形成，是特定時代中在不同地域上孕育出來的文化體現。
第三篇：張愛玲與海派作家
作為海派作家的張愛玲
——天才的創作 摘要：“海派”是中國現代小說史上不可不提的一個流派，被納入海派文學的作家各有特色，其中不乏佼佼者，如新感覺派的穆時英、施蟄存等，天才作家張愛玲尤其出色，她的小說創作繼承和發揚了新感覺派和心理分析派的特點，同時又演變出自己的風格。
關鍵詞：海派 張愛玲 洋場愛情小說 女性 一，海派文學的發展
海派和京派最初是指京劇的兩個流派，后來演變成了兩個文學流派。20世紀30年代，中國文壇上發生了一場“京派”和“海派”的論爭。此后，兩派漸漸發展壯大起來。
“海派”是集中在上海的小說流派，雖然文學史上并不存在一個標舉“海派”旗幟的創作團體。第一代的代表是鴛鴦蝴蝶派，代表作家有張恨水、包笑天、徐枕亞等。代表作品有張恨水的《啼笑姻緣》《金粉世家》，徐枕亞的《玉梨魂》、包天笑的《空谷蘭》等。第二代是以張資平、葉靈鳳等人為代表的的三角戀愛作家、新感覺派和心理分析派。成就較高的當屬新感覺派和心理分析派。“新感覺派”是在日本新感覺主義的影響下產生的，劉吶鷗是這一流派的開創者，代表作有《都市風景線》。另有穆時英被稱為“新感覺派”的圣手，代表作有《上海的狐步舞》、《白金的女體塑像》等。施蟄存的小說以心理分析顯示出獨特的個性，主要作品有《梅雨之夕》、《上元燈》等。“新感覺派”的小說創作在現代文學史上第一次使都市成為獨立的審美對象，描繪了都市五光十色的繁榮景象，以及都市人的生存狀態。在藝術上，注重借助敘述者的主觀感覺，創造一種意識跳躍、不斷流動的特殊文體，是當時中國最完整的現代主義小說流派。新感覺派和心理分析派的可以說是海派文學的代表，因此，海派又被稱為“新感覺派”、“心理分析派”、“現代派”等。 海派的第三代作家，是以張愛玲為代表的擅長寫洋場愛情小說的一批作家，他們深受新感覺派和心理分析派的影響。尤其是才華橫溢的女作家張愛玲。
二、關于張愛玲
張愛玲是20世紀中國文學史上一位充滿傳奇色彩的作家，她的小說大多寫的是上海沒落淑女的傳奇故事，她把自己的小說集也命名為《傳奇》，而她的身世本身也是一部蒼涼哀婉而精彩動人的女性傳奇。張愛玲生于1920年9月30日，卒于1995年，終年75歲，祖籍河北豐潤，生于上海，原名張英。張愛玲是一個天才兒童，6歲入私塾，在讀詩背經的同時，就開始小說創作。 張愛玲的小說，長篇不如中短篇?！督疰i記》和《沉香屑：第一爐香》是張愛玲寫得最好的作品，而《金鎖記》和《傾城之戀》則是張愛玲小說最有代表性的作品，因此，我們讀張愛玲的小說最起碼要讀三篇：《沉香屑：第一爐香》、《傾城之戀》和《金鎖記》。
三、關于張愛玲的小說
《第一爐香》是張愛玲開始作家生涯的第一篇小說。這是一個關于寡婦的故事，寫了梁太太和葛薇龍兩代寡婦。在小說中，作者通過人物的舉動，對話，背景的移換，甚至光線、氣味，反映出心理的進展。傳神的寫出了葛薇龍自甘墮落的過程。
還有那篇《傾城之戀》，寫的是一對精明而又庸俗的男女白流蘇和范柳原，他們在戀愛過程中彼此算計，都想獲得最大利益。取名“傾城”，并不是書中的女主人白流蘇有多美貌驚人，主要是在是在“傾城”的另一意義上：傾覆、倒塌，淪陷，在這個意義上，傾城之戀名副其實。香港的淪陷成全了白流蘇和范柳原，使他們做成了一對平凡的夫妻。流蘇與范柳原成婚，交易的因素多于愛情的因素。
《金鎖記》是張愛玲最重要的代表作之一，曾得到許多批評家的贊譽，傅雷先生譽之為“文壇最美的收獲”這篇《金鎖記》可以說是張愛玲頂峰之作，無論從技巧上還是思想上，都能體現張愛玲的天賦所在，尋常人是無法企及的。小說女主人公曹七巧是麻油店人家出身的下級階層的女子，可是她的大哥為了攀附權貴，把她嫁入了沒落大族姜家，她丈夫是個自小就臥病在床的廢人，七巧出身平民，有著勇敢剛強直爽的一面，突然進入了死氣沉沉、勾心斗角的封建家族，而且嫁著一個廢人，這個矛盾注定這是一個悲劇故事。在姜家她處處遭到排斥和冷眼，因此她不斷反抗，在別人眼中，她惡名昭著。后來丈夫和老爺相繼死后，姜家分了家產，七巧終于得以脫離封建家族的桎梏——張愛玲把它比作是一把金鎖——帶著兒女搬到外頭住。在七巧的下半生，雖然沒有了壓抑的生活，而且有了經濟基礎，可是她的后半生過得并不如意。舊時曾托以幻想的意中人三爺季澤來找她，她毫不猶豫揭穿了他的騙財的把戲，把自己生命中唯一一點的愛情葬送了；兒女長大要成婚出嫁了，可是七巧偏要和兒媳過不去，終于氣死了兒媳；女兒三十歲了仍未婚嫁，好不容易找了對象，七巧偏從中破壞……最后，這么一個不幸的女人終于在郁郁中死去，結束了她不幸的一生?！督疰i記》中的女主人公曹七巧也可以說是張愛玲塑造的最成功的女性形象，有陣很深刻的意義，引人深思。
張愛玲的小說創作，是新感覺派和心理分析派也即海派文學的又一發展，雖然我們并不能因此把它當作新感覺派作家，就如著名學者北京大學教授嚴家炎先生所說的，“到四十年代初出現張愛玲，則使心理分析小說達到一個小小的高峰。”①P161她注意對都市里的兩性心理描寫，特別是沒落家族里的女性，表現細膩而傳神，塑造了一批同樣命運悲慘卻又各有特色的女性形象。如沒落的姜氏公館里的曹七巧，白公館里的白流蘇。
她善于在文字表達中，對意象的撲捉，精當的描寫，用比喻通感來寫情狀物以推進情節和烘托人物心理。這其中，包融了她對生活細致的觀察，豐富的想像力以及對作品寫作背景、人物塑造上的經驗和總體把握。很明顯是受到新感覺派和心理分析派的影響。然而她比新感覺派高明的地方就在于其深刻性。人物的舉動，對話，背景的移換，甚至光線、氣味，都反映出心理的進展。如《金鎖記》中童世舫與長安戀愛的一段，完全用眼光、氣味和感覺表達出了主人公沉浴愛河的心理狀態：
“兩人并排在公園里走著，很少說話，眼角里帶一點對方衣裙與移動著的腳，女子的粉香，男子的淡巴菰氣，這單純而可愛的印象，便是他們的欄桿，欄桿把他們與大眾隔開了?？諘绲木G地上，許多人跑著，笑著談著，可是他們走的是寂寂的綺麗的回廊——走不完的寂寂的回廊。不說話，長安并不感到任何缺陷。”
描寫于小見大，卻又起伏跌蕩，給人目不瑕接的感覺。如《傾城之戀》中一段風的描寫：
“只有那莽莽的寒風，三個不同的音階……三條駢行的灰色的龍，一直線向前飛……叫喚到后來，索性連蒼龍也沒有了，只是三條虛無的氣，真空的橋梁，通入黑暗，通入虛空的虛空。
……風停了下來，像三條灰色的龍，蟠在墻頭，月光中閃著銀鱗。”
還有一些形象而極具美感的比喻描寫成為文章的亮點，使作家的文字具有很強的閱讀價值，如：
“晴天的風像一群鴿子鉆進他的紡綢褲褂里去，哪都鉆到了，飄飄拍著翅子。” （《金鎖記》）
“振保覺得她完全被打敗了，得意至極，立在那里無聲的笑著，靜靜的笑從他的眼里流出來，像眼淚似的流了一臉。”
（ 《紅玫瑰與白玫瑰》）
張愛玲的小說所充斥的大量物質與細節的描寫，主要是由20世紀上半葉上海這個城市的都市化進程所造成，張愛玲生活在其中，并運用其獨特的敘事方式與藝術技巧，成為消費社會與日常生活領域的完美的書寫記錄。細節的描寫是脫節、砸碎、分拆掉文化整體意義為無數小細節，這些現實生活中的道具本身具有一種指涉作用。它是象征無數意義的小物體，如舊式的中國、新潮的玩意、過去的遺跡，或是未來想象的創造體。
張愛玲的小說的一特點也是她超越新感覺派和心理分析派的地方，那就是她的“現代派小說竟是和傳統的民族形式相結合的”，②P168她常借鑒中國古白話小說的語言和意象，即使在今天，她的文學語言也是佼佼者。這與她"古典小說的根底"有關，與她從《紅樓夢》等舊小說那里得到的文化素養和審美品味有關。如，她在小說《金鎖記》中反復寫到月光，不同的場景下用月光營造不同的氣氛，所要傳達的信息也各異。開場時的月亮是：“那扁扁的下弦月，低一點，低一點，大一點，象赤金的臉盆，沉下去……”，這預示著一個沒落的時代沒落的家族；“模糊的狀月，象石印的圖畫”，這是七巧女兒長安眼中的月亮；“彰影綽綽烏云里有個月亮，一搭黑，一搭白，象個戲劇化的猙獰的臉譜”，七巧眼中的月亮；“今天晚上的月亮比哪一天都好，高高的一輪滿月，萬里無云，象是黑漆的天上的一個白太陽”，是兒媳眼里的太陽。月圓月缺，正是人物命運的象征。“那種強烈的對比，鮮明的刻畫、深刻的揭示、無情的抨擊。”③
在對張愛玲有影響的現代作家中，既有鴛鴦蝴蝶派的代表人物張恨水，又有新文學作家中的實力派代表老舍，因此張愛玲作品中表現出來的市俗化或通俗化創作特點。
張愛玲用冷靜的筆調，依據自己的生活經驗，憑借女性敏銳的觀察力，精確細致地寫出了生活中平平凡凡人物的婚戀關系，雖然缺少浪漫的愛情，但給人們帶來了極大心靈的撞擊的現實，為我們勾勒出了那個獨特年代的輪廓，以及以各種姿態生活的人們，深入剖析了人性的弱點，深刻而富有閱讀性，即使在今天，她不愧為一代天才作家，她的作品值得我們再三品味一再敬仰。
注釋：①②嚴家炎《中國現代小說流派史》 ③傅雷《論張愛玲的小說》
參考文獻：上
錢理群 溫儒敏 吳福輝《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
第四篇：論京派小說與新感覺派小說 的藝術特色與成就的比較
1934年1月10日，沈從文在《大公報》文藝副刊發表了《論海派》一文，無意間引發了一場"京派"和"海派"的論爭。這場論爭看似偶然，卻蘊含著20世紀中國文學的諸多基本母題：如傳統與現代、東方和西方、鄉土與都市、沿海與內陸等等。其中，“海派”所指的，很大程度上就是下文所提到的新感覺派。
1 關于“京派”與“新感覺派”
京派指的是20年代末到30年代居留或求學于以北京為中心的北方城市，堅守自由主義立場的作家群體，他們追求文學（學術）的自由與獨立，既反對從屬于政治，也反對文學的商業化，是一群維護文學的理想主義者，其基本成員是大學教師和大學生，以《大公報》文藝副刊、《文學雜志》、《水星》為主要陣地，以沈從文、廢名、蕭乾、蘆焚、林徽因等一批學者型的文人為代表，其中最重要的作家就是沈從文。
而新感覺派是一個小說流派，發端于20年代末，形成于30年代前半期，以《現代》雜志為主要陣地。代表作家是劉吶鷗、穆時英、施蜇存，其作品多表現半殖民地中國現代都市的畸形和病態生活，刻意描寫主觀感覺和印象，著重人物的心理分析和潛意識、隱意識的開掘，人物多具有"二重人格"，一部分作品具有心理分析小說的特色，并流露出頹廢悲觀情緒。因主要受日本新感覺主義的影響，所以被稱為是中國的新感覺派。
2 “京派小說”與“新感覺派小說”各自的藝術特色
⑴從寫作手法
京派作家的文體都帶有一種抒情性。他們小說的文體形態是與他們的敘事態度、價值選擇、文化情致相聯結而存在的。在敘述中融入詩性的追求，在寫實中彌漫著浪漫的氣息是京派小說文體的突出特征。沈從文喜歡用“詩的抒情”方式作小說，如《邊城》有現實的憂傷，也有桃園般的浪漫，還有水的恬靜蘊藉，清麗雋永的詩意撲面而來。廢名善用“寫絕句的方法”寫小說，還常把詩的象征手法移用在其小說中，《竹林的故事》以竹寫青春氣息，《浣衣母》、《河上柳》以楊柳喻鄉村的古樸，《桃園》、《橋》以桃樹言理想境界。與詩性追求相應，京派作家往往都有著意境營造的自覺。他們的小說或以景結情，或以象寓意，用空白和空靈構成立體的藝術空間，給讀者以極大的想象空間。廢名的《四大》等難于區分出是小說還是散文，林徽因的小說筆致活絡自由，于看似平淡松散中見出功力。
與京派相比，新感覺派的藝術手法更接近于西方現代主義小說的手法。新感覺派強調主觀感受。并運用意識流手法，描寫上海這個大都會的現代風景和生活。以劉吶鷗為代表。他15歲赴海外求學，較早就受到現代主義的熏染。他1930年出版的《都市風景線》，被公認為“中國新感覺派的開山之作”。同時，新感覺派小說用有色彩的象征、動態的結構、時空疊合交錯的表達式，來反映都市的繁華和喧嘩。以穆時英為代表，其作有南北極》、《公墓》等有“新感覺派圣手”之稱。此外，描寫手法新穎也是新感覺派藝術手法之一。海派小說不斷變換新技巧，深入人物的內心世界，描寫人物的潛意識，表現人物“超我”與“原我”的沖突，顯示心理分析的特征。以施蟄存為代表。其心理分析小說堪稱獨步，并為我國現代文學創作提供了一個新的角度，如《將軍的頭》、《梅雨之夕》等
⑵寫作內容
京派作家善用創造社身邊小說的抒情筆法。但在自身的發展演變中，他們逐漸淡化了鄉土小說的現實性而向夢幻鄉土延伸。在視藝術即夢、情感即真，他們努力從中開掘純樸的人情美、道德美，風俗美，自然美。沈從文的湘西世界，廢名的鄂東山野，蘆焚的河南果園城等構成了龐大的“鄉村中國”的身影。在京派小說中，鄉土文明與都市文明的沖突是一個主要內容。在京派作家看來，現代文明的都市道德虛偽，人性異化，壓抑束縛著自然生命的發展，于是他們在回歸自然的企圖中以夢幻般的心態描繪著一幅幅自在自足的鄉土圖景。沈從文的《七個野人和最后一個迎春節》，通過對原始態的生活與“文明社會”的契約分工和政治狀態的生活相對立隔膜的述說，表現出作者對“鄉下人”自然、熱情、勇敢、誠實等高貴性格的謳歌。不論是對強悍生命力的描摹，還是表現女性的溫婉純美、兒童的純潔稚嫩，都突出地牽動著作家們的一種共同的夢幻之情，用沈從文在《舊作選集·代序》中的話來說就是對“一種優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的神往。
"都市"是新感覺派作家小說中的真正主角，其具體化意象有：流線型的汽車、服裝、廣告、咖啡廳、摩天大樓、霓虹燈、電影院等，而最核心的意象就是"舞廳"。新感覺派的名篇如《夜總會里的五個人》、《黑牡丹》、《上海的狐步舞》中都有舞廳的場景，其中暗含著的內在景觀就是充滿了商業化和娛樂氣息的消費文化，還有中產階級和市民階層的生活習慣、節奏、態度和情趣，著重暴露了資產階級男女放縱、刺激的色情生活，寫出了大都市的病態和糜爛。如劉吶鷗《殘留》和《風景》中，表現出了都市生活給人造成的極度壓抑，現代機械的壓力竟然迫使人們逃離了城市。穆時英《公墓》描寫都市的愛情生活，表現愛情與死亡的主題；《上海的狐步舞》則進一步揭露了上海這個半殖民地都市的本質，施蟄存《梅雨之夕》、《春陽》等，更擅長描寫現代人在都市中的孤獨感和疏離感，這種傾向最終發展為他的心理分析小說的創作。
3 藝術成就的比較 在現代中國文學史上，京派是很有特色同時又是在藝術上比較成熟的一個流派。它疏離政治，追求純正的文學趣味，在追尋人文理想、承接文學傳統、融合藝術新機、開拓小說新文體等方面為現代小說走向成熟提供多樣的發展途徑。但是不能否認，在30年代的政治歷史語境中，京派作家無疑是處在邊緣的，因為左翼要求文學為政治服務，海派主張文學商品化，而他們與時代文藝主潮脫節，影響了其剖析人性的深度。盡管如此，從人性角度尋求重造民族品德的門徑，嚴肅探討了人生，有某種永久的啟示意義。
新感覺派受到了西方現代藝術特別是電影的熏陶，所以具有鮮明的文學先鋒意識，其小說最突出的意義在于它是真正觀照現代大都市的文學。所以，他們的作品，無論從內容上，還是從形式上，都具有真正的大都市的氣息。他們最矚目的成績在于，不僅注重對都市外在景觀的炫奇式的描繪，而且也注重對都市的感受和體驗的描寫，并且將這種外在景觀和內在體驗同時落實到了小說的形式層面上，獲得了把體驗到的內在的都市內容和外在的文本形式相對應的詩學途徑。但是其存在的一些弊病也是不可忽視的。一些作品在暴露大都市資產階級男女的荒淫墮落時，同時流露出對這種生活方式的留戀與欣賞，體現了作家主體精神的某種頹廢。但是新感覺派促進了現代都市文學的發展，豐富了現代小說的表現方式，成為30年代文學中一個較有成就的流派。
參考資料
《中國現當代文學史》 《京派文學的雙重地域》 《京派與海派比較研究》
《比爾茲利、海派頹廢文學與1930年代的商品文化》
第五篇：“諸葛釀”與“諸葛亮”之爭
一起關于知名商品名稱與注冊商標權何者優先的案件，成了廣東省法院的指導性案例。2004年9月，四川瀘州千年酒業有限公司以“四川江口醇酒業(集團)有限公司在白酒商品上使用‘諸葛釀’商品名稱侵犯其‘諸葛亮’注冊商標專用權”為由提起商標侵權訴訟。江口醇公司則認為其“諸葛釀”商品名稱為“知名商品特有名稱”，其行為不構成商標侵權，并同時提起反訴。
該案涉及商品名稱與注冊商標的沖突及保護問題。湛江中院一審判決：注冊商標“諸葛亮”對知名商品“諸葛釀”構成侵權，判令永超超市、諸葛釀酒公司和瀘州千年酒業公司承擔侵權責任。
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二審認為，對于知名商品名稱與注冊商標的沖突及保護問題，盡管現行法律、行政法規并無明確規定，但是應當考慮的一個標準是權利在先原則。江口醇酒業公司在1999年就開始使用“諸葛釀”作為所開發產品的商品名稱，在該商品名稱形成一定知名度和影響力之后，諸葛釀酒公司才于2003年正式生產“諸葛亮”酒，本案顯然是知名商品的名稱使用在先，故應當保護在先使用的權利。
據此，廣東高院最終認定諸葛釀酒公司、千年酒業公司存在著搭江口醇酒業公司“諸葛釀”酒便車的行為，遂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點評
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院長鄭鄂：實行案例指導制度契合人民法院審判執行工作管理程式化、精細化、體系化的內在要求，也為人民法院規范法官自由裁量權行使、壓縮法官酌定權的彈性空間、減少同案不同判現象創造了技術條件。
在該案中，爭議的焦點是知名商品名稱和注冊商標作為商業標記的兩種形式，在我國現行法律體制下都受到保護。但在知名商品名稱與注冊商標的權利發生沖突時，它們各自的權利邊界在哪里?
我國目前沒有制定專門的法律法規來保護商品特有名稱，由于沒有這方面的法律規范直接調整這一領域，往往會造成商品特有名稱和商標權、企業字號等在同類商品上使用時發生混淆和權利沖突。應當盡快出臺商品特有名稱權利保護的法律法規，以解決這一法律問題。
該案判決成為一個開拓性的判例，也因此成為廣東法院的指導性案例。其后，廣東法院審理的“榮華月餅”案等案件都沿用了該案的裁判原則，在相關的法律出臺前，此類型案件審理中有了統一的裁判標準。
來源: 法制網——法制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