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關于李約瑟難題的感想
專制制造出“李約瑟難題”——扯淡出來的西方文明（二十二）
明清：天下讀書種子絕矣
在尊師重教上，明清兩朝勝于唐宋。朱元璋說：“朕恒謂治國之要，教化在先，教化之道，學校為本。”“宜令郡縣皆立學校。”明朝建立了管理全國的教育部----國子監，我國的學校教育進入了前所未有的完善、發達的狀態。清朝在各省設置教育廳----學政，而且教育廳長的地位不亞于省長。地方官員將發展教育列為頭等大事之一，甚至作為出政績的手段。公立學校的學生，政府給予優厚的經濟補貼，以保證順利完成學業。全國私立、“民辦公助”和“公辦民助”學校若雨后春筍。學校教育的推廣普及，有效地提高了全民識字率。鴉片戰爭前，中國國民識字率與法國不相上下;明朝時更是遙遙領先于歐洲各國。
《劍橋中國明代史》借用同時期歐洲人的耳聞目睹說：
在文化普及上，“明代識字范圍的大小，可以從出版業的規模反映出來。晚明出版書籍的種類之多，是中國前所未有的。……意大利傳教士利瑪竇出生在一個印刷剛開始影響知識和使擁有任何數量的書籍成為可能的文化氛圍之中，他在進入17世紀之際對„這里有大量書籍流通，而且售價低得出奇?的情景驚訝不已。利瑪竇沒有夸大其辭，因為在利瑪竇在華期間出版的書籍在„那一代人中流通?。”
在學校教育上，“在明中葉，大部分學堂已藏有相當多的圖書……河間府學堂藏書一定接近4000卷。按照同時代歐洲的標準，這個藏書量令人吃驚：1424年時劍橋大學藏書只有122冊。但河間府的圖書館如與中國的私人巨大的藏書樓相比，仍是小型的。……明中葉至晚明(學堂)建立圖書館的活動，到明末給中國留下了比明朝建立時數量多得多的圖書館。與歐洲的對比是鮮明的。它肯定使17世紀來華的歐洲訪問者吃驚。根據這些人的觀察，杜·霍爾德深有感觸地談到：„中國的大批圖書館建筑宏偉，裝飾精致，收藏著數量驚人的圖書。?”
明清教學內容也不是只有“四書五經”。從國子監到縣學，除了儒學經典，均教授兵(軍事)、刑(司法)、天文(含數學)、河渠(水利)、樂(音樂)、律(法律)等以培養學生“治事”能力為目的的課程，所學課程每年進行結業考試，實行“學分制”，修滿學分之后，方可參加相應的科舉。要想獲得 “高考”的資格，并非易事。
明清科舉，須先經童試獲取秀才功名，再經鄉試中舉獲取會試資格。會試通過直至完成殿試，才算跨過做公務員的門檻。層層篩選的考試程序，從公務員培養考核來看，頗有借鑒價值。童試，主要考察學生對經典掌握的熟練程度和寫作基礎。鄉試的內容上了一個臺階，除考察對經典的理解程度，還要考核對法律的運用能力、對時務的分析和判斷及處理能力。會試內容與鄉試相同;殿試，只是考策論，即對時務提出自己的見解。
通過考試選拔人才，無疑是正確的，否則，西方國家不會將其引進，當作寶貝執行至今，并推廣到全世界。
中國古代的士大夫，大都修養比較全面。昨天的財政部長(戶部尚書)，今天擔任工業和建設部長(工部尚書)，工作起來照樣得心應手。明朝的帶兵的指揮官，多是文官;清朝的軍區司令(地區總督)，清一色文人;晚晴名臣曾國藩手下的幕僚、將領，多是有“功名”的書生。正如今天世界各地都有書呆子，古代也會有不少死讀書讀死書的人?！度辶滞馐贰返姆哆M純屬夸張，《孔乙己》更是 “大紅燈籠高高掛”式的藝術。
真正影響社會發展進程的，是明太祖朱元璋制定的政治制度。明朝稍有個性的丞相級人物，能臣如張居正，奸臣如嚴嵩，下場都極為悲慘。朱元璋設錦衣衛，朱棣建東廠，朱見深又搞了一個西廠，皇帝對官員的控制達到無以復加地步。明朝的皇帝，沒有唐宋君主那么開明豁達;專制文化下的明朝精英，也失去了唐宋士大夫的開闊胸襟。因治國理念不同，出現黨派之爭，本屬正常。范仲淹、王安石、蘇東坡等等，都曾因此遭到貶謫，但無論當權者還是失利者，多能禮敬對手，甚至對對方的才華贊不絕口。明朝則不然，黨爭變成了無視國家利益的傾軋。東林黨自稱“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國事家事天下事事事關心”，一旦落實到行動上，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即便邊關告急，他們仍以黨派利益為是非標準，非忠即奸，有我無你。所有的黨派，既是黨爭的受益者，也是受害者。東林黨因此博得巨大的虛名，也受盡苦難。勢如累卵的遼東戰場，能征善戰的將領熊廷弼、王化貞、毛文龍、袁崇煥等先后成為冤死鬼;孫承宗為避禍自保稱病辭職;無路可走的祖大壽、孔有德、尚可喜降清。邊關無將，局面終不可收拾。
明朝民間是清澈的。也許，如果沒有空前的天災，李自成、張獻忠等人不起事，明廷則可剿滅努爾哈赤的地方叛亂勢力;也許，民間清新空氣會最終蕩盡紫禁城污濁之氣，讓士大夫階層脫胎換骨，重現清明政治。再給明朝一點點時間，何愁歷史不能改寫!畢竟，明朝的士大夫不是酒囊飯袋，明朝的科技、經濟、文化實力，即所謂的綜合國力，大大優于整個西方。
歷史畢竟是歷史。正當英國鬧革命、歐洲接近啟蒙運動門檻的時候，中國走入了清朝。
較之明朝，清朝專制深入到了全民的靈魂深處，文字獄連綿不絕，從官場到民間，死于文字獄的士紳罄竹難書，大批愛舞文弄墨的百姓命喪黃泉。僅乾隆帝就禁毀書籍3100余種15萬余部，制造文字獄110余起。深得黨爭之利、深知黨爭之禍的清朝，開“密奏”之風，鼓勵告密，嚴控官員言行，所以清朝連“朋黨”也沒有。開國元勛們依靠馬背上的刀槍劍戟奪得天下，對于科學技術有一種天然的抵觸情緒，刻意推行崇尚冷兵器、打壓“奇淫技巧”的倒退措施。
清朝的士大夫，不僅生活清貧，而且終日戰戰兢兢、如履薄冰，唯恐飛來橫禍。曾國藩竭力拯救大清時，無時不是小媳婦般低眉順眼。閑暇時光，少數仍有留名青史志向的，鉆進故紙堆，考訂起子曰詩云來。對現實社會和大清周邊的一切，即便是近在咫尺的“南洋”，他們也毫無興趣。張衡那樣一邊撰寫大賦一邊研制地動儀的時代，一去不復返了。士大夫們連訪仙、禮佛的勇氣和興趣也沒有了。王維 “獨坐幽篁里，彈琴復長嘯”的參禪打坐，李白 “五花馬，千金裘，呼兒將出換美酒”的爛醉如泥，對他們來說，只能是一種奢望。偶爾到湖心亭賞雪一次，便是了不得的雅趣。唐宋士大夫那種“醉臥沙場君莫笑”、“醉里挑燈看劍”的豪氣，那種“寸寸柔腸，盈盈粉淚”、“楊柳岸，曉風殘月”般的柔情，那種“會當凌絕頂， 一覽眾山小”、“縱一葦之所如，凌萬頃之茫然”的胸懷，從中國大地消失，“天下讀書種子絕矣。”
創新源于激情。沒有敢想敢做的精神狀態、可想可做的社會環境，一切都無從談起。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中國從來不缺千里馬，所缺的，是良好的社會環境這個伯樂。
一聲嘆息
杰克·戈德斯通說，中國具有世界意義的重要科技創新，10世紀29項，11世紀38項，12世紀27項，13世紀34項，14世紀37項，15世紀18項，16世紀36項，17世紀43項，18世紀7項，19世紀2項，“科技創新曾經使中國的技術長期居于世界的前列，但這種創新隨著17世紀后期清政府的軍事征服而突然中止了。”
《劍橋中國明代史》證實：明朝的“天文學繼續顯著地進步，特別是把天文觀察實際應用于航海方面。制圖學和海員普遍使用的航海圖表的繪制也有長足的進步。醫藥學和藥理學是明代應用科學的豐產地。……我們還能看到明代建筑工程、造橋和軍事技術方面給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例子。就科學思想而言，明代不如宋代那樣有創造性，這可能是事實;但就將科學技術應用于日常生活而言，明代是一個重要的時代。”
明朝在冶金、紡織、陶瓷等諸多工業領域領先于歐洲，農業方面更是不在話下。“的確，在15世紀晚期，中國仍然是全世界最強的經濟大國。中國擁有也許超過1億的人口、一個具有巨大生產能力的農業、廣泛而復雜的國內貿易網絡，及在每一個品種和每一個方面都要優于已知的歐亞大陸的其它地方。例如，15世紀早期，一個歐洲外交使者在訪問中亞政治和貿易中心撒馬爾罕之后，描述了他所看到的中國貨物„是(進口到該城的)中最豐富最精致的……因為震旦(即中國)的手工藝人以其遠遠高于其他國家的最精湛的技巧而聞名于世? 。”
“17世紀早期，一個失望的荷蘭商人談到，他和他的同事„(在中國)并非找不到貨物……而是沒有足夠的錢購買?。他的說法略有誤導，因為當時，荷蘭已經進口了大量的中國絲綢和瓷器到阿姆斯特丹。雖然如此，的確，這時的中國商人往往看不上外國產品，正如上面所說，他們寧愿收„錢?。”
明朝政府對民間管理甚為寬松。明朝中晚期，民間思想活躍、社會經濟文化頗為繁榮。尤其是在江南地區，這里自然條件優越，農業、工商業發達，蜘蛛網般的水路，星羅棋布的城鎮，肥沃的農田，勤勞的百姓，成就了敢比天堂的蘇杭魚米鄉。這里官宦世家不可勝數，“詩禮傳家”的巨商富賈云集，文化底蘊深厚，教育普及，“耕讀傳家”成為社會風尚。著名的“三言二拍”，便如實地勾畫了這個多姿多彩的社會風貌。高級官員王陽明在挑戰正統思想，一身反骨的李贄在永不停歇的叛逆，鹽工出生的王艮也在作深入思考，知識階層在中華大地躁動著。商人們大辦實業、大興貿易，富比公侯后無視官家禮節，揮霍無度;窮人們或讀書或經商或打劫，總之是不安于現狀。此時，一個福建省，就有數萬人寓居海外謀生;一個中國海盜，能夠調集2000余名武裝人員，在呂宋島與西班牙正規軍大打出手。
此時的中國，與17世紀中晚期的英國社會精神面貌頗為類似，而工商業和社會經濟發展水平比英國要高得多，國民受教育程度更是遠高于英國。我們注意到，《算法統宗》作者程大位、《瘟疫論》作者吳有性、《外科正宗》作者陳實功、《本草綱目》作者李時珍、《農政全書》作者徐光啟、《天工開物》作者宋應星、《徐霞客游記》作者徐宏祖，等等，都誕生于這一時期。尤為值得一說的是，珠算的全面推廣應用，對于社會的意義，不亞于今天電腦的普及。因未引起西方學者的注意，我國的專家們忘卻了算盤的存在和價值。明中晚期，大有文化復興之勢。
清朝繼承的科技、經濟遺產是豐厚的。英國的“近代工業”先驅是紡織業，但是，“今天的人們可能很難相信，歐洲人生產襯衫、內衣和牛仔褲所必需的棉布直到18世紀都只有亞洲能夠制造，英國就曾進口了大量的棉布……直到19世紀早期，歐洲商人仍從中國購買大量的優質棉布販回歐洲售賣”，杰克·戈德斯通說，“在16----18世紀，中國出現了一些新的耕作技術，使得許多不同種類的農作物包括黍類、大豆、稻米和其它豆類、小麥、棉花產量都大大提高;中國還發展了一些新的制造技術，如制瓷、棉紡、紡絲，甚至還擴大了煤礦的開采與應用、拓展了海上貿易的范圍，這些成果都使得當時中國的生活水準超過了歐洲。”
直到鴉片戰爭前后，英國的日用工業品因質量低劣，沒法讓中國消費者正眼相看。
不如燒火棍的高科技
明朝創造了專制，清朝發展了專制。隨著清朝士大夫蛻變為桃花源人，以至鴉片戰爭爆發時，清廷既不知道對手是何方神圣，也無足以領兵御敵的親王郡王，兵器和戰力低于清軍入關時的水平。
鴉片戰爭是失敗了，而且敗得令人匪夷所思!
第一次鴉片戰爭，幾十艘木帆船、一兩萬人的軍隊千里迢迢的遠征，就搞定了幾億人口、千萬平方公里國土的大清帝國。
抗戰時期，100多萬以飛機、坦克、毒氣、細菌等武裝起來的倭寇，始終未能戰勝漢陽造、中正式步槍的中國!
不久前，美國手握原子彈、衛星、航母、巡航導彈、隱形飛機之類的洋玩意，在大批內應的合作之下，才逮住了薩達姆。
過于關注鴉片戰爭時中國與西方科技的差距，是一個莫大的誤會。
第一次鴉片戰爭時，英軍以陸海軍萬余人圍攻鎮江，投入陸軍7000余人攻城。清軍鎮江守軍僅1500人。英軍以絕對優勢兵力，花了4天時間才占領該城。英軍死傷165人(其中海軍死3人，傷17人)，清軍死傷493人，剛好是一比三。此時的清軍無組織、無訓練、缺裝備，這樣一支倉促應戰的隊伍，其傷亡比例，還低于抗戰時期國軍對日作戰四比一的損失。
科技很重要，先進的武器裝備很重要，而統治者的蓬勃朝氣、昂揚斗志更重要。沒有清明政治，培育不出高科技;即便掌握了高科技，也無法避免覆亡的下場!
最為典型的是中日甲午戰爭。
關于甲午戰爭的過程，國內有無數文章作過詳盡的描述。如果站在兩個國家對戰爭機器的把握的高度來分析，應該另有一番體會。
由于不知彼不知己，在歷次對外戰爭爆發前，清廷都是戰和主意搖擺不定。1883----1885年的中法戰爭，面對迫在眉睫的戰爭，高層猶豫彷徨不已，以致福建水師、馬尾船廠在糊里糊涂中毀于一旦。即便最值得驕傲的收復新疆戰爭，戰前，僅“海防”、“塞防”問題就爭論了一年，若非戰功赫赫、敢說敢干、有勇有謀的左宗棠堅持，也許新疆就此遠離祖國版圖。
歷次對外戰爭中，清朝從未以舉國之力背水一戰;也沒有一個條約，是在戰爭打出什么實質性的結果后簽署的。第一次鴉片戰爭時，英軍往往找不到對手，八旗子弟們要么不戰而潰，要么胡亂應戰，正如道光帝所說：“何以英人一到，遽而失守?可見將懦兵疲，全無斗士，非英人兇焰竟不可擋，實我兵弁臨陣逃脫幾成習慣。”晚清規模稍大的對外戰爭，是第二次鴉片戰爭、中法戰爭、收復新疆戰爭、甲午戰爭、八國聯軍侵華戰爭，惟有收復新疆戰爭，是有計劃有組織地以國家之力保衛主權的戰爭，但軍費還是左宗棠自己籌措的。第二次鴉片戰爭爆發時，清朝的精銳之師正在江南清剿太平天國;中法戰爭時，海軍未作動員，陸軍精銳沒動一兵一卒;八國聯軍侵華時，清政府向世界列強同時宣戰的二百五決定，被當時兩江總督劉坤
一、湖廣總督張之洞、兩廣總督李鴻章、閩浙總督許應、四川總督奎俊、山東巡撫袁世凱等指為“矯詔”、“亂命”， 這些高層精英拒絕對列強開戰，使之再次成為一場局部的、小規模的戰爭。
甲午戰爭，如李鴻章所說，不是中日兩國交戰，而是李鴻章淮軍與日本國在打仗。
慈禧為了一己私利，有意造成全國派系林立的局面，一邊鼓勵、縱容號稱“清流”的頑固派處處予以掣肘，對阻撓破壞洋務的行為視而不見，一邊制造洋務派官員之間的矛盾，讓 “洋務運動”始終處于各自為戰、自生自滅的地方性工作，致使散布于全國的遠強于日本的海軍、陸軍、軍事工業，無法轉化為國家的綜合實力。直到甲午海戰前，國家花費巨資組建的海軍，也處于“軍閥割據”狀態，沒有一個能提調全國海軍的“海軍司令部”。
對于這場本來很有把握的戰爭，慈禧太后等權貴壓根就不想打。李鴻章深知，一旦打起來，就成了他和淮軍的內部事務了，其他重臣不放冷箭，就謝天謝地了?！秳蛑袊砬迨贰氛f：“在海上，雖然中國夸耀他有一支較大的艦隊，但是并非所有艦船都被動員作戰。和日方作戰的只有李鴻章的北洋艦隊;南洋艦隊以及駐在廣東和福建的兩支地方海軍中隊則守„中立?以圖自保。”
單以北洋水師對付倭寇，至少也可打個平手。軍事專家們認為，雙方各有所長，中方在艦艇噸位、裝甲防護力、艦炮口徑上略占優勢，倭寇則在艦炮射速和軍艦航速上稍占上風，雙方實力差不多。因為清廷不愿打，李鴻章寄希望于列強的調停，北洋艦隊出海時連彈藥也沒有足額配備，交火沒多久，北洋艦隊的艦艇就沒了彈藥，眼睜睜地看著自己被擊沉。
如果僅僅海戰失敗，還可與“科技”掛鉤，大罵清廷多年不購置新型艦船，那么，陸戰的失敗，就找不到任何 “新型裝備”理由了。
當時，清朝陸軍約90萬人，以湘軍、淮軍為代表陸軍，普遍裝備了后膛槍炮，比之西洋各國毫不遜色，且70%完成西式訓練;日本陸軍僅26萬人，且一半以上為預備役，武器原始。然而，在日軍重點進攻的山東、遼寧兩地，軍港之外的非淮系清軍，因未得到任何指令，面對中日交戰，竟然多是作壁上觀。
更為荒唐的是，當日軍占領旅順、威海等港口，清廷便求和認輸。如此，抗日戰爭時，倭寇占領了南京，中國是不是應該徹底投降?
不難想象，即便晚晴具備創造原子彈的能力，士兵們手上必將依然是長矛大刀;即便生產出原子彈，只要到了慈禧等人手上，也抵不上一根燒火棍。
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張之洞等人盡心竭力辦洋務，而且這 “洋務”并不差，至少強于日本，但結果是可悲的，也是必然的。
即便鴉片戰爭、甲午戰爭打贏了，在不遠的一天，任人宰割的局面也會到來。
什么叫做高科技?由開明政治所創造并掌握的最先進的手段，才是高科技。
第二篇：李約瑟難題之我見
【摘要】李約瑟難題對中國意義甚大。從李約瑟提出至今，人們試圖從各個方面解答。就李約瑟提出的問題，從中國文化觀念、思維方式，政治體制、信息交流以及科學土壤與科學環境等方面給出了一些看法。
【關鍵詞】李約瑟難題科學技術中國傳統文化科學環境
【正文】
“如果我的中國朋友們在智力上和我完全一樣，那為什么像伽利略、托里拆利、斯蒂文、牛頓這樣的偉大人物都是歐洲人，而不是中國人或印度人呢?為什么近代科學和近代科學革命只產生于歐洲呢?…….為什么直到中世紀中國還比歐洲先進，后來卻會讓歐洲人著了先鞭呢?怎么會產生這樣的轉變呢?”①這就是李約瑟在其編著的15卷《中國科學技術史》正式提出的“李約瑟難題”。
中國光輝燦爛的5000年文明造就了輝煌的成就，最引以為豪的當屬古代的四大發明，在人類科學文化史上留下了燦爛的一頁，曾造福于全世界，推動了全人類歷史的前進?！恶R克思恩格斯全集》里這樣說，中國的四大發明在歐洲近代文明產生之前陸續傳入西方，成為資本主義發展的必要前提，為資產階級走上政治舞臺提供了物質基礎，印刷術的出現改變了只有僧侶才能讀書和受高等教育的狀況，有利于文化的傳播;火藥和火器的采用摧毀了封建城堡，幫助資產階級去戰勝封建貴族;指南針的出現使得歐洲的航海家有可能發現美洲新大陸和實現環球航行，為資產階級奠定了世界貿易和工場手工業發展的基礎。②除此之外，中國在天文，歷法，數學，醫學等方面也取得過許多重大成就。
然而，格局到了近幾百年被打破，歐洲誕生了現代科學，把中國遠遠拋在身后。這是值得我們深思的。
中國科技的全面落后可謂機緣頗重，原因很復雜，我認為是文化觀念、思維方式、政治體制、信息交流、科學環境等方方面面綜合作用的結果。
第一， 社會文化傳統方面的原因，中國古代沒有普遍設立科學技術方面獨的學院和研究機構，科學知識不能積累和系統化，并且上升為理論并廣泛傳播?？茖W知識如天文知識只為統治者服務，而諸多發明只是父子相傳，不能形成社會共有的科學知識。社會不重視科技，認為是雕蟲小技，不屑于學習。不僅科學知識不能普及，科學方法，科學態度和科學精神也不能蔚然成風。何況，古代中國的許多發明創造只是技術成果，而不等于古代的中國社會具備了科學的環境，即具備主動調節和實現科學發明的健全機制與文化環境。一般地說，在古代中國作出某種技術創造只需專門科研人員對理論性知識的收集、分析與沉思，只需日常生活中的經驗積累;并且一種技術發明均由發明者個體即可完成，它是發明者將自己的經驗與其相關的個體經驗進行組合而成的結果。而歐洲卻因新型學校的出現而形成了主要表現為數學化、邏輯化、理論化的環境。這種環境對科學的發展所具有的促進作用遠遠大于上述中國所特有的環境。另一方面，中國自古就沒有產生像西方的科學的環境，隋唐開始的科舉制度進一步阻礙中國產生科學環境的機制。所以中國沒有產生像歐氏幾何學一樣的嚴密的數學邏輯體系;阿基米德浮力定律一樣規范數學化的自然定律;亞里士多德物理學一樣嚴格實證推理的物理體系，等等，而近代科學傳統就產生于這種環境。中國文化中心論視中國為世界的中心，中國文化為世界最高水準，沒有迅速吸收外來先進科技和文化的要求。中國人一直都
認為自己是天朝上國，不需要想國外所謂的蠻夷學習，甚至鄭和下西洋也只是宣揚明朝皇帝的恩德。
第二， 實用主義觀念方面的原因。這也可謂是中國古代科技發展自身的缺陷：重視實用主義的技術而輕視理論研究。中國古代科學往往只是經驗的總結以及對現象的描述，而至于有人說中國古代有的是技術，而沒有科學。這是因為經世致用作為古代社會思想文化的一個基本特征，奠定了中國古代科學實用主義的基調。由于這種實用主義過于狹隘，致使中國古代科學呈現出邏輯性差，理論結構松散等弱點。
中國古代實用主義傾向表明，僅僅著眼于現實實用性是一種短視行為，放棄潛在價值的基礎研究，其結果只能是連現實一起喪失掉。只有完整而又系統的科學知識體系才能賦予科學以最廣泛的實用性。中國古代科技的許多成就雖在當時處于世界領先水平，但由于僅僅停留于定性與經驗水平，沒有進一步量化而達到自覺應用數學的階段，所以，在達到一定程度后便裹足不前了。由于中國古代科學知識的邏輯性和系統性都較差，所以中國古代科技呈現出經驗臆斷過多，理性實驗不足，邏輯組織能力低等非量化特點。這種缺陷造成了中國科技難以產生革命性的飛躍。
第三，思維方式的差異。中國傳統哲學對于客觀世界的理解和規定，表現為整體性的傾向。整體性思維方式是中國傳統思維方式最顯著特點之一。中國傳統哲學傾向于把客觀世界規定為一個無限的、發展的、和諧的有機整體，強調事物的相互聯系、特定結構及其連接方式和整體功能。這種思維特征在具體內容上表現為“天人合一”、“萬物一體”的宇宙觀。中國古代哲學對于客觀世界的規定但很少有人像西方人那樣對事物采取分析的方式，而在觀念內容上大多傾向于把對象理解為具有連續性結構的有機整體。中國傳統系統整體觀突出的長處是比較接近于辨證思維原則和系統論的整體性原則。這種缺陷的特質在于，中國傳統哲學在發展了設立在整體性原則基礎上的有機宇宙觀的同時，卻不可避免地忽視了分析的方法，沒有感覺到對宇宙進行精密的邏輯說明的必要。而這一點，恰恰是近代科學產生所必須的環節和條件。中國古代知識分子對復雜的社會系統有深入的研究，發展了辯證的整體思維方式，善于對政治和軍事等復雜問題作綜合的判斷，但不善于作定量的數學分析和形式邏輯的推理，沒有發展公理式的幾何和嚴格的現代數學，也不從事條件能控制的科學實驗、對自然界進行系統的觀測，因而對自然界的了解缺乏有科學根據的事實作為立論的依據。
第四，政治體制方面的原因。中國在漢，唐到宋都取得了一系列值得稱贊的成就，而到了元代之后，由于程朱理學的興起，作八股、考進士成了知識分子進入上層社會的唯一途徑，自然科學和技藝都受到了嚴重的貶斥。于是尊孔讀經的人成了“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的“名士”;而從事自然科學和技藝的人則成了只是會一點“雕蟲小技”的“藝人”，他們的社會地位、生活待遇再也無法和“科舉出生、八股取士”的進士們相比了。因此很快就導致了舉國上下的知識分子都走八股取士之路，沒有第一流的人才去研究自然科學了。中國傳統的知識分子多崇尚儒教，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為最高抱負，想的是入朝為官，注重的是人際關系。未能做官的知識分子多鉆研故紙，或歸隱田園，或放蕩不羈，除個別人外，都不去從事對自然界的了解和征服。此外，中國歷史上戰爭不斷，是分久必合，合久必
分，沒有一個連續的環境。
第五，科學信息交流的匱乏。進行科學研究，首先要獲取與交流科學信息，不僅可以避免重復勞動，而且還可以從同行研究中獲得啟發。而在中國古代，由于地理、語言障礙以及后來的閉關鎖國政策，不僅難以進行國際交流，而且國內交流也很有限。西方人曾經通過阿拉伯人從中國獲得了四大發明等科技成果，并且對其產生了巨大影響，但中國人并未對外吸收有較大影響的科技成果。
另外，還有科學土壤與科學環境方面的原因。因為以上原因在近代都被解除了以后，中國人仍然沒能在中國土地上某方面獲得比資本主義國家更高的科學成就。比如說在中國科舉制度廢除儀近百年，西方發現、發明、自然科學文化知識早已大規模普及并為眾人所接受，科學技術的研究方法和思維方式可說與西方人已別無二致，但即使如此，中國的科技發展也沒有以應有的速度發展，哪怕是某一方面由此而有突出表現。特別是如今已經有六位華裔獲得諾貝爾獎，卻沒有出現一位本土華人，這不能不令人深思。詹克明教授在分析中國未獲諾貝爾獎原因也談到：中國科學家與外國科學家從素質上比，差距并不明顯，差距大的是他所除的科學環境。移居美國的華人科學家李政道、楊振寧等獲得諾貝爾獎就是明證。由此可見，之所以這塊大陸迄今與諾貝爾獎無緣，主要原因是國內的科學土壤和科學環境。
【總結】綜上所述，中國古代的傳統文化不利于科學的發展;一些觀念和思維方式影響了中國科技的發展;長期以來，中國閉關鎖國的政策導致了中國在近代的落后。 “李約瑟難題”的意義不僅僅在于我們去理解這種現象，更重要的是我們能夠從中挖出深層次的問題，從而尋求中華民族更好的發展途徑。中國人的聰明才智在幾千年的浩瀚歷史中已經體現的淋漓盡致，近代落后的原因需要當今的國人去總結。盡管中國本土至今沒有人獲得過諾貝爾獎，但華人在科學節也嶄露頭腳。有多位華人已在一些自然科學領域獲得過諾貝爾獎，這說明中國人是有這個能力的。至于什么時候在中國自己的國度里培養出能獲得諾貝爾獎的卓越科學家，這實際上也是和“李約瑟難題”存在一定的聯系。究竟我們的問題在哪?這需要更多的學者尋求真正的根源所在。相信這一天終究不會太久遠! ①李約瑟.中國科學技術史.科學出版社，1990.
② 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馬克思恩格斯全集. 人民出版社，2008
第三篇：解讀李約瑟的傳奇人生 讀《李約瑟：揭開中國神秘面紗的人》有感
解讀李約瑟的傳奇人生
讀《李約瑟：揭開中國神秘面紗的人》有感
內容摘要 著有《教授與狂人》、《改變世界的地圖》等暢銷作品的作家文思淼以濃墨重彩、圖文并茂的方式栩栩如生地重現了李約瑟卓越而不凡的一生。是李約瑟向世界揭開了中國的科學技術在歷史上曾遙遙領先與其他國家這一鮮為人知的秘密。文中文思淼生動逼真地再現了李約瑟那激動人心又危機四伏的旅途，在穿過飽受戰爭創傷的中國大地抵達人跡罕至的邊陲前哨的過程中，感受到的對中化民族的崇敬、仰慕之情。本文簡要介紹了對文思淼筆下的李約瑟的傳奇人生、人格魅力的感悟以及學界對李約瑟問題的的再認識。
關 鍵 詞 李約瑟;傳奇人生 ;李約瑟難題再認識
一、人物背景及傳記梗概
關于李約瑟，一位大多數中國人都耳熟能詳的英國科學家，作為科技哲學的專業的學生，雖一直對其是久聞其名，其實對他只是一知半解。有的人將他當作“科學史”的代表人物，其實科學史到底搞些什么很多人也不清楚，很多人則更熱衷于解答“李約瑟問題”——中國科學技術曾長期領先于西方，為何現代科學卻沒有出現在中國?為什么中國到了16世紀，也就是中國的明清時期，中華文明停滯了，中國的創造動能突然枯竭了?在此之前中國的科學技術文明領先世界達5000年之久，而那時文藝復興正在歐洲轟轟烈烈地展開。英國科學家李約瑟因為愛，拼其大半生的精力完成了《中國科學技術史》這部巨著，扭轉了西方社會對中國許多偏執的看法;文思淼因為驚嘆于《中國科學技術史》的博大精深，歷時15年耕耘寫出了傳記《李約瑟：揭開中國神秘面紗的人》。
在英國暢銷書作家文思淼的新書《李約瑟：揭開中國神秘面紗的人》中，我們眼前呈現的是一個與以往不同的李約瑟。文思淼將充滿了史詩色彩、給人身臨其境的手法，以行云流水的筆觸，淋漓盡致的展示了是什么樣的力量促生了這位偉人和一個偉大的民族，乃至偉大的人類本身，那精彩絕倫的令人難以忘懷的傳奇故事。
二、李約瑟的傳奇人生及浪漫情懷
這本書不僅展現了李約瑟揭開中國神秘面紗的全過程，也為我們描繪了李約瑟這位中國人既熟悉又陌生的老朋友的多重面孔，將這位特立獨行、行為怪異，但又不乏可愛和可敬的有趣人物
描繪得活靈活現。正如我們所知道的，他有廣博的學識和科學家特有的嚴謹與理性——就像書中那幅照片里的樣子，頭發蓬亂，戴著眼鏡，在專注地做實驗，而照片的前景則是一排瓶瓶罐罐。他有個歇斯底里的母親和嚴厲慈愛的父親，他是個自由的裸體主義者和堅定的社會主義者;從劍橋凱思學院的高材生到霍普金斯實驗室的生物化學專家，從受人尊敬的中英科學合作館館長到引起公憤的國際科學委員會調查員，從經歷到中國危機四伏的旅途，穿過飽受戰爭創傷的中國大地抵達人跡罕至的邊陲前哨的過程，到深切感受到的對中化民族的崇敬、仰慕之情。他的一生無不充滿著史詩般的傳奇色彩。
而這一切還不算是他人生的重頭戲，他還擁有我們所不熟悉的另一面：他對他所熱愛的事物充滿激情，并且擁有延續了一生的浪漫情懷。他的人生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內容是和一位來自中國的美麗女子——魯桂珍以及她的祖國聯系在一起。在文思淼的筆下，命運不經意讓李約瑟認識了中國女生魯桂珍，卻讓他對中國情緣終身不渝，演繹出煌煌《中國科學技術史》。魯桂珍和“香煙”改變了李約瑟作為一位生物化學家的人生，成為他學術生涯的轉折點。而在李約瑟一生中，如此香艷旖旎的瞬間遠不止這一次，真可謂浪漫與嚴謹齊飛，愛情共學術一色。
對于文思淼版的《李約瑟》，作為80后年輕人的我們除了對李約瑟對科學研究的嚴謹和堅持敬佩外，也對書中關于李約瑟、李大斐和魯桂珍之間的三角戀情的描寫比較感興趣。對于李約瑟的愛情，文思淼感嘆說：“我發現這非常精彩：從對另一個人的愛情而生出對另一種語言乃至另一個國家的愛。這一系列的事件浪漫而富有詩意——雖然在我開始研究李約瑟的故事時我對此還一無所知，但是發現這個故事足以令我興奮。”的確，這種大愛讓我們這些生活在充斥著金錢利益的環境下的年輕人真的應該有些思考。
書中這些故事讓也我對文思淼生出許多好奇，并且猜想能寫出這樣浪漫故事的人多半也是一個有著浪漫情懷的人。而在之后對作家文思淼的進一步了解后，他的經歷證明了我的猜測。比如他常常設想去過一種像約瑟夫·洛克那樣的生活——洛克曾于1920年代來華并先后在中國云南、四川一帶進行了長達20余年的科學考察和探險尋訪活動——去到云南或是四川山區的一個小小村舍，并且將他余下的時光全都專注于中國的學問，“這可能不會發生，但它是我一直以來的夢想!”
三、文思淼的寫作初衷
通常來說，科學史家往往很難成為公眾話題，甚至他們的名字也少人為知。但李約瑟是個例外。據某家媒體對文思淼進行訪問時說到文思淼之選擇李約瑟作為他筆下故事的男主角，還要追溯到1995年。“當時我正在寫一部關于長江的書。對于從三峽逆流而上——從武漢到重慶的貿易中所使用的一種平底帆船，我想要找到一些相關的圖片一位博學的美國書商于是推薦我讀《中國的科學與文明》第4卷的第3部分，那一部分講的是與中國的船舶與航海有關的歷史。我買下了這本書，并且很快便被其將所需要的智力整合起來的想法給迷住了，而這套叢書的其他20多本也同樣
權威。當時我就發誓有一天我一定要去探尋這一叢書背后的那個人的故事，去寫一寫他。”文思淼在接受采訪時如是說。
四、學界對李約瑟問題的再思考
與文思淼的《李約瑟》中譯本出版幾乎同時，我注意到陳方正博士先生出版了《繼承與叛逆：現代科學為何出現于西方》一書。后者與李約瑟并沒有太直接的關系，不過該書的副標題“現代科學為何出現于西方”卻與“李約瑟難題”大有淵源，也引起了學界關于“李約瑟難題”的再思考?？偨Y起來，這種思考大致圍繞以下三個方面展開：
其一依然是“李約瑟問題”之真偽。余英時在為此書所作序言中對“李約瑟問題”有分析云：“中西對自然現象的探究既然自始便‘道不同，不相為謀’，則所謂‘李約瑟問題’只能是一個‘假問題’(我們可以用‘科學’一詞指所有關于自然現象的探究。在這一最寬松的定義下，我們當然可以說‘西方科學’、‘中國科學’。但事實上，中、西這兩種‘科學’同名而異實;二者并不能用同一標準加以測量或比較„„這好像圍棋和象棋雖同屬于‘棋’類，卻是完全不同的兩套游戲。‘李約瑟問題’說：中國的‘科學’曾長期領先西方，但16世紀以后‘現代科學’在西方興起，于是將中國遠遠拋在后面了。這無異于說，某一圍棋手的‘棋藝’曾長期領先某一象棋手，但今天后者的‘棋藝’突飛猛進，已遠遠超過前者了。通過‘棋’的模擬，我們不必再多說一句話，已可知‘李約瑟問題’是根本不能成立的，中、西‘科學’之間無從發生‘領先’與‘落后’的問題。”
余英時先生的分析可謂形象生動，而接下來的第二個問題自然就是：“李約瑟問題”何以產生?也即對“李約瑟問題”所反映的科學觀與科學史觀的反思。1970年，70歲的李約瑟在一篇懷念薩頓的文章中曾對自己的研究進路反思道：“我和我的同事一直認為只有一種一元的關于自然的科學，各種各樣的人類群體均有途徑通達這種科學，只不過道路或近或遠;均有時參與了這種科學的構建，只不過在貢獻上或多或少，在持續時間上或長或短。這意味著人們可以希望追溯出一條絕對連續的科學之路，它始于古巴比倫天文學和醫學，經由中世紀中國、印度和整個古典世界所提供的先進自然知識，到文藝復興晚期歐洲的突破性進展——正如人們所述，關于發現的最有效的方法本身被發現了。”這就很好理解何以他會提出“李約瑟問題”。這樣一種科學觀與科學史觀在陳方正先生著作所希圖解決的問題，即“現代科學為何出現于西方”中也大致有所體現。而李氏所秉持的這種基于“科學進步論”的、一元的科學觀與科學史觀也正是近幾十年來西方科學史同行反思的焦點所在。
從這種反思出發就引出了對“李約瑟問題”再思考的第三個問題：是否需要“超越李約瑟”?今天科學史界對此問題的回答大多是肯定的。 “超越李約瑟”并不是對李約瑟的貢獻予以貶低，而是體現了另一種肯定與褒揚：假如他不曾標記過一個時代，今天又何來超越呢?
參考文獻
[1] 江曉原、王國忠：《李約瑟與中國》，上?？破粘霭嫔?，1992年。
[2]李約瑟：《中國科學技術史·第一卷》，科學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 [3]被中國人誤讀的李約瑟，自然辯證法通訊，2001年第1期 [4]潘吉星主編：《李約瑟文集》，遼寧科技出版社，1986年。
[5]李國豪、張孟聞、曹天欽主編：《中國科技史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 [6]陳方正：《繼承與叛逆：現代科學為何出現于西方》，三聯書店，2009年。
第四篇：李約瑟與浙大研究的論文
[摘要]
以研究和宣傳中國古代科技史聞名于世的李約瑟博士，曾在1944年兩次訪問處于抗戰困苦條件下的浙江大學，本文對這一訪問的歷史背景、詳細經過進行了史料發掘，并就其歷史意義作了初步討論。
[關鍵詞]
李約瑟浙江大學中國科技史
一
李約瑟(JosephNeedham1900-1995)是世界著名的科學家。早在本世紀三、四十年代，李約瑟就以其對胚胎生物化學的卓越貢獻而飲譽全球，成為該學科的奠基人之一。40年代中期，是李約瑟人生的一個重要"分水嶺"，他的一生由此分為兩個差異很大的前后半生。前半生，主要是作為杰出的生物學家和胚胎學家為世人稱頌，后半生則傾注了對中國歷史文化的特別感情，以從事中國科技史研究為己任。他受中國傳統文化思想特別是道家思想的影響，自?"十宿道人"，因為他發現他的名字約瑟夫(Joseph)最古老的譯音是"十宿"，以"十宿"諧"約瑟"，隱喻星座，并把自己的中文姓取為"李"，以與老子李聃同姓為榮。
李約瑟作為一個在國際生物學界有重要影響的科學家，癡迷于中國的傳統文化和科技成就，是從二戰期間出使中國開始的。我國抗日戰爭后期(1942-1946)，李約瑟博士受英國文化委員會的資助和英國生產部的支持，出任英國駐華使館科學參贊和英國駐華科學考察團團長，并在重慶組建中英科學合作館。他經由印度飛越駝峰進入昆明，在云南、貴州、四川參觀了一些學術單位。在已經經歷了6年抗戰的貧困中國，親自駕車，踏遍大后方的十個省，東南到達閩、粵，西北直上秦、隴和敦煌千佛洞，西南到達云南洱海之濱，行程5萬多公里，訪問了三百余個文化教育和科學研究機構，接觸到上千位學術界著名人士，其中有竺可楨、李儼、錢寶琮、錢臨照、劉仙洲、郭沫若、傅斯年、李濟、陶孟和、王亞南等人。
他積極地通過英國文化委員會供應當時中國所缺乏的新刊圖書，并從印度代購急需的儀器和化學藥劑;又竭力介紹中國科學家的論文發表于國外科學期刊，推薦很多人到英國進修研究。也邀請了一些英國學者來華講學并協助他工作，為當時受日本封鎖的中國科學家、醫生和工程師提供援助。其夫人李大菲(DorothyMoyleNeedham)于1944年也來到中國，夫婦倆活躍在大后方的文化學術界。
由于李約瑟等人的積極努力，使中國抗戰期間科學研究成果遠播國外，并加強了與國際學術界的交流。他在此期間向國外發表了大量論文，極力介紹中國的科學文化。1943年他發表了《中國西南的科學》、《川西的科學》;1944年發表了《中國西北的科學與技術》、《重慶工業與礦業展覽會》、《中央科學合作局第一工作報告》;1945年發表了《中國科學》、《科學前哨》，《貴州和廣西的科學》等論文和書籍。據有關資料介紹，李約瑟從中國送往國外發表的學術成果，1943年第一年有30篇，到第二年及第三年增至108篇，其中大多數推薦到世界一流期刊，如英國的《自然》、美國的《科學》雜志等。([5]，P，136)李約瑟對中國科學事業的鐘情和傾力支持，給予中國科學家以極大的鼓舞，因此他受到中國科技界的廣泛尊重。
李約瑟對浙江大學的訪問并把抗戰期間浙江大學在難以想象的艱苦條件下所取得的教育成就和科研成果介紹給全世界的科學界，就發生在這一時期。
二
1944年4月10日和10月22日至29日，李約瑟先后兩次到貴州的遵義和離遵義75公里的湄潭，訪問當時為避戰亂從杭州西遷到那里辦學的浙江大學。
當時中國正處于抗戰后期，由于受到戰爭的破壞，國內與國外學術界的聯系極為困難。因此國內學術界對李約瑟的來訪特別重視，將其視為一次難得的與國際學術界交流的機會，希望借此向國外展示中國的最新科學研究成果。
1943年1月6日，中英文化協會致函浙江大學："英國學者陶德斯、尼德漢(即李約瑟--引者注)二氏將由英國文化協會BritishCouncil聘送來華作學術講演，冀藉文化之聯系加強兩國之友誼，二氏約于今年一二月間先后抵達，留華期間約為一年，茲特將其詳細履歷備函檢奉，預為介紹，希查閱為荷。"[2]
1月18日，學校收到來函，校行政談話會成員傳閱后，一致認為英國學者來訪意義重大。時竺可楨校長因公出差重慶，代理校長事務的文學院院長梅光迪在信函上批復："函復該會，本校歡迎兩英國教授來校講學數日。"[2]四天后(1月22日)浙江大學復函中英文化協會："接章：貴會卅二年一月六日大函以英國學者陶德斯、尼德漢二氏將來華作學術講演，預為介紹等由。查該氏來華講學，本校無任歡迎，擬請其來華后惠臨本校講學，并勾留數日，先此函復，即請查照，屆時代為介紹為荷。"[2]
除了中英文化協會的介紹信函外，學校在1月19日之前，又收到時任教育部長的杭立武致竺可楨校長的一封信，告知請二氏來華講學一事："按照現時假定秩序均擬請其赴，惟各項程序統須彼等到華以后始能作最后確定。"對此梅光迪批示："應請兩教授各留本校數日。"[2]
1944年4月6日，竺可楨校長接到教育部秘書室來函："查中英科學合作辦事處主任李約瑟博士將于四月中旬作東南之行，途經各地擬參觀貴校;希于李博士到達時妥為招待并惠予指導協助為荷。"[2]
對此浙江大學進行了積極的準備。1944年4月10日，李約瑟從重慶赴貴陽，途經遵義，竺可楨校長親自接待，并請李約瑟博士作《戰時及平時之國際科學合作》的演講。演講完后，李約瑟參觀了浙江大學工學院實驗室，晚上與浙大師生進行座談。
同年10月，李約瑟再次來到遵義，并到了浙大理學院和農學院所在的湄潭。他來湄潭主要有兩項活動，一是應竺可楨校長之邀參加中國科學社成立30周年的紀念活動;二是參觀考察浙江大學的科學研究情況。本來李約瑟只計劃在浙大呆四、五天，結果發現可看東西太多，就增加了訪問時間。([3]，P，791)10月22日到29日，李約瑟在浙大整整考察了8天，此間的活動主要有三個方面：
一是為浙大師生演講。24日上午9點，李約瑟在學生膳廳作《科學與民主》的演講報告。他"首述科學與戰爭之關系，次及納粹之失敗由于民主國國防科學之迎頭趕上，足以證明科學決不為暴君專制者所利用。""次述及科學之興起在近代，與文藝復興、宗教革命及商業之興盛有關，而近二十年來俄國對于土壤、地質及胚胎學均有顯著進步，由此可知社會主義并非反科學。""晚上8點在文廟，由李約瑟講科學在中國之發展及其與歐西之比較。"([3]，P789，)其他演講的內容還有關于中國的科學與文化等。
二是對浙大進行全方位的考察。在竺可楨校長和師范學院院長兼理學院化學系主任王進等教授的陪同下，李約瑟先后參觀了位于湄潭的化學系、生物系、數學系、物理系、農化系、湄潭茶廠和在遵義的史地系。李約瑟親眼目睹浙大師生在竺可楨校長領導下，身居偏僻山村，在經費拮據、設備簡陋、交通阻塞、物質匱乏、空襲騷擾、疾病侵身、通貨膨脹等重重困難的情況下，恪守"求是"校訓，弦歌不輟，教學、科研正常進行，且取得了很多重要的科研成果。僅中國科學社30周年紀念會期間提交宣讀的學術論文就有80多篇。他曾這樣寫到："在湄潭，研究工作是很活躍的，生物系正在進行著腔腸動物生殖作用的誘導現象和昆蟲的內分泌素等研究。這里關于甲蟲類所有的色彩因素的遺傳方面的工作，在美國已引起很大興趣，較有名的工作有磺胺類藥劑的衍化物的研究(有幾種業已證明具有促進植物生長的功效)。在植物方面，因為限于儀器，工作側重于理論的研究，如原子核物理學、幾何光學等，水平顯然是很高的。這里還有一個杰出的數學研究所。"([4]，P，497)
三是參加科學社成立30周年的紀念活動。1914年10月創建于美國康乃耳大學的中國科學社是我國第一個綜合性科學社團，它的創始人是一群血氣方剛、始終以救國救民為己任、遠在大洋彼岸美國留學的中國青年，這些人經歷了辛亥革命的洗禮，留學期間聽到袁世凱尊崇孔教、復辟舊學的消息，又目睹中國與美國在經濟實力和科學技術上的巨大反差，為之痛心疾首，進而奮起行動，組辦科學社，出刊《科學》雜志，欲以熱心青年的綿薄之力，為科學救國思想的廣泛傳播而拼命吶喊。這一年是科學社的大慶，原來準備在總會舉行慶?；顒?，但因抗戰期間，社友分散各處，再加上交通困難，不得已改為各地分會分別慶祝。中國科學社遵義地區社友會10月25日上午9點在浙大文廟大成殿召開科學社年會，由社友會會長、浙江大學理學院院長胡剛復教授致開幕詞，然后請李約瑟作《中國之科學與文化》的專題演講。社慶期間還有各種學術報告會和討論會，李約瑟都應邀參加，受到廣泛歡迎。
李約瑟在遵義、湄潭訪問浙江大學期間，對浙大師生在偏僻的山區和極其困難的條件下，保持濃厚學術研究氛圍，取得許多高水平研究成果，十分驚嘆。他在為浙大師生作《戰時與平時之國際科學合作》的講演時，把浙大與他所在的英國劍橋大學相提并論，稱譽浙大為"東方劍橋"。
三
李約瑟博士的兩次訪問，對浙江大學的學術研究、浙大與國外的學術交流和向全世界宣傳浙大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
首先，由于李約瑟對浙大的細致考察，使他發現在湄潭這個小小的縣城卻有這樣一所高水平的大學，云集如此多的知名學者，產出這么多高水平的論文。1945年10月27日，他在英國《自然》雜志上發表文章表述了他的深刻印象："在重慶與貴陽之間一個叫遵義的小城市里，可以找到浙江大學，是中國最好的四所大學之一。""遵義之東75公里為湄潭，是浙江大學科學活動的中心，在湄潭可以看到科學研究活動一派繁忙緊張的景象。"([4]，P，496)這是一位中國科學社名譽社員、英國皇家學會會員對浙江大學的最高贊譽，浙江大學經李約瑟等人的傳頌，一時蜚聲海內外。確實，抗戰前后的十年是浙江大學最重要的發展時期之一。期間，在竺可楨校長的卓越領導下，浙大由一所后起的一般性地方大學，迅速崛起為具有相當規模的全國著名大學，并且在西遷的困難條件下，取得了豐碩的科研成果，其中許多居世界領先、在國際上影響重大，如物理系王淦昌教授關于探測中微子的研究等;有一批國內首創、在學術界獨領風騷的研究成果，如著名史學家張蔭麟教授編著的《中國史綱》等;還有一批社會效益較大的研究成果，如《遵義新志》。
第二，他的來訪極大地鼓舞了浙大師生堅持抗戰的士氣和堅持教學、科研的熱情。他為浙大師生作《中國科學史與西方之比較觀察》的演講，在談及中國為何沒有產生近代科學的原因時，認為主要是中國的經濟制度與歐洲的經濟制度迥然不同，繼封建制度之后是亞洲的官僚制度或官僚封建制度，而非歐洲那樣的資本主義制度。他的演講使浙大廣大師生深刻認識到，雖然中國沒有產生近代科學，但中國古代科技文明卻受到全世界的尊重。同時他的《戰時及平時之國際科學合作》的演講也帶來了國際和平主義者的聲音，使廣大師生認識到中國的抗戰不是孤軍奮戰，而是得到世界上一切愛好和平與進步人士支持的正義事業，從而堅信中國的抗戰必定會取得最后的勝利。此外，他的來訪還給浙大帶來了物質上的直接幫助。如他幫助浙大購買剛發明的維他命D精(Caleiferol)，就是一例。因為在貴州，冬、秋兩季陽光極少，人們易產生一種皮膚病，但又缺乏必須的藥品，他帶來的藥品解了浙大的燃眉之急。([3]，P，750)對他給飽受戰亂的浙大師生帶來的精神食糧和物質幫助，竺可楨校長由衷地說，李約瑟的工作正是中國古話所說的"雪中送炭"。
第三，李約瑟的來訪也為《中國科學技術史》的寫作進行了重要的準備。當時浙江大學的許多學者、教授，如竺可楨、王進、胡剛復、錢寶琮、張孟聞等都是中國科學社的主要成員，李約瑟有很多機會與他們接觸并結下了深厚的友誼。多年以后，李約瑟寫到："我第一次認識竺博士是在貴州，當時浙江大學疏散到貴州。在那里，我開始熟悉他在天文學史方面所字的很有價值的工作。由于他的介紹，我認識了錢寶琮(及李儼-最杰出的兩位中國數學史家之一)和王進(他刻苦鉆研冶金和化學史)。"([1]，P，25)李約瑟博士不僅從他們那里得到了探索中國科學史的巨大鼓勵，而且也得到了許多豐富的資料。他的《中國科學技術史》使中國的古代科技成就重放異彩、矚目于世，也為世界新文明的建設注入了力量。這一過程中，李約瑟與竺可楨之間建立起了誠摯的友誼，對以后浙江大學與國外的學術交流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李約瑟在《中國科學技術史》中寫到："我們最慷慨的贊助人是著名的氣象學家、長期擔任浙江大學校長(現任中國科學院副院長)的竺可楨博士，在我即將離開中國的時候，他勸說許多朋友四出尋找各種版本，因此在我回到劍橋后不久，整箱整箱的書就運到了，其中包括一部《圖書集成》(1726年)。"([1]，P，25)這部《圖書集成》彌足珍貴，李約瑟生前視為珍寶。此書現藏于英國劍橋大學李約瑟研究所。
總之，李約瑟先后兩次對浙江大學的訪問考察，不僅使"東方劍橋"名聲遠揚，而且促進了戰亂時期浙江大學與國際科學界的學術交流，對以后浙江大學的國際合作起了積極的推動作用。他的到訪和演講，也極大地鼓舞了浙大師生的教學和科研熱情，使浙江大學在短短十年左右時間里成為國內著名的大學?；仡欉@段歷史，將極大鼓舞四校合并后的浙江大學廣大師生員工更加積極地擴大國際交流與合作、朝著建設具有世界先進水平的大學的目標邁進，以不辜負李約瑟博士生前對浙江大學的贊譽和厚望。
注釋及參考文獻：
[1]李約瑟，中國科學技術史，第一卷：總論，第一分冊，科學出版社,1975年;
[2]浙江省檔案館檔案，英國來華教授陶德斯、尼德漢二氏來校參觀講演，全宗號53·目錄號1·卷號1109;
[3]竺可楨日記(II),人民出版社，1984年;
[4]JosephNeedham，ScienceinKweichowandKuangsi,《Nature》,Oct.27,1945,Vol.156;
[5]錢進，抗戰時期的中英科學合作館，民國檔案，1991年第3期;
[6]李約瑟，戰時及平時之國際科學合作，科學，Vol.27，1944年第2期;
[7]李國豪等主編,中國科技史探索,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
[8]馬伯英，名聞遐邇的李約瑟研究所,科學，1990年第2期;
[9]貴州省湄潭縣文史資料，第四輯，湄潭縣政協文史資料征集辦公室編，1987年。
第五篇：后李約瑟時代中國科技史的發展趨向論文
李約瑟生前身后與中國人結下了不解這緣。昔人已乘黃鶴去，一代漢學大師李約瑟逝世有8年時間了，李約瑟的《中國科技技術史》撰著工程亦將全面告竣。于是，中國科技史界開始面對“后李約瑟時代”如何發展的問題，也開始了后李約瑟時代的探索——促進中國科技史研究的學科化、國際化發展。1、中國科技史研究的學科化。
中國科技史的研究并非自李約瑟始，李約瑟之前已有一些中國學者開展過這方面的工作并卓成效，他們也提出了“中國近代科學為什么落后”、“中國為什么在近代落后了”之類的問題，但中國科技史研究得到國際學術界的注目和認可還是在李約瑟的推動下出現的，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李約瑟的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功并贏得了世界性榮譽。李約瑟成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李約瑟個人的因素，也與當時中國在世界之林的崛起有相當關系。⑴李約瑟的成功激發了中國學者研究科技史的興致，自從上個世紀五十年代以來中國的科技史研究成果迭現，繼李約瑟《中國科學技術史》之后，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也不甘人后，決定完成一部由中國人自己撰著的《中國科學技術史》，這本書在資料的搜集等諸多方面都有突破性進展。除此之外，數學史、化學史、物理學史、天文學史、地理學史、生物學史以及中國傳統技術的歷史研究都取得了豐碩成果，各方面的專史論著大量涌現。但是，所有這些成果的實現和《中國科學技術史》的完成并不意味著中國科技史研究已經達到頂峰，甚至可能如席澤宗院士1990年所講：我們在總體上還沒有超越李約瑟，李約瑟之后中國的科技史研究者還有更多的工作需要深入開展。
“后李約瑟時代”的概念是美國MTT的Dibner科技史研究所所長于2001年提出來的，既寄托了人們對這位西方漢學大師的熱愛和留戀，同時也激勵中國的科技史研究者對未來發展進行深刻思索。中國的科技史研究并不是簡單地體現為一部《中國科學技術史》，也不是幾十部甚至幾百部中國科技史方面的學術著作所能涵蓋的范疇，它反映的是中國人對科學技術發展的歷史研究，體現的是中國學者在科技史領域的體驗和探索。近年來已經學者對中國的科技史現狀進行了考察，指出了其中存在的諸多缺陷和問題。⑵如果說“后李約瑟時代”中國的科技史研究者要確立未來的發展方向的話，那么加強科技史研究的學科化發展則首當其沖。
中國科技技術史研究的科學化包含著三層含義，設置研究機構、培養宇術梯隊、加彊學科建設。前兩個方面我們已經能夠做了大量的工作，中國科學院設有國家級的自然科學史研究所，中國科技大學、內蒙古師范大學、上海交通大學先后成立了科學史系、清華大學、北京科技大學、西北大學、山西大學、南京農業大學、西北農林科技大學等單位都有相應的研究機構。依托于此，很多機構也開展了博士、碩士人才的培養教育。
加強學科建設就要促進科技史研究在科學史的學科范圍內規范化的開展各項工作。按照科學史學科的創始人薩頓的解釋，科學史是唯一能體現人類進步的歷史，是科學的科學?？茖W史從學科結構上有內外史之分，內史探討科學發展的內在機制，外史則側重于科學與社會、經濟和文化的相互關系上。如同天文、地理、數學、化學等學科具有特定的研究對象、研究方法、研究目的一樣，科學史也有其獨立的發展空間。⑶科學史不僅要勾勒出科學發展的歷程，也要向人們指明今后科學發展的方向。⑷科學史研究領域有許多重要工作需要開展，諸如科學發展史、科學思想史以及科學家個人的學術成就等等。長期以來很多中國人把科學史學科等同于中國科技史研究，等同于李約瑟的《中國科學技術史》，因而對李約瑟、對李約瑟的中國科學史研究、對中國人的科學史研究產生了許多詮釋性錯誤，也曾一度出現了中國科技史研究中結構嚴重失衡的局面，即內史部分的大量研究和外史部分的嚴重不足，目前則表現為內史部分的停滯不前和外史部分的低水乎重復。
《中國科學技術史》的編撰是中國科書技術史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但不是全部，中國科技史研究者的終極月的是發展完善中國的科學技術史學科體系。李約瑟時代中國科技史研究得的主要工作集中于弘揚中國傳統文明，后李約瑟時代則應走出李約瑟這座大山，把中國古代科學技術的發展放到人類歷史文明的大潮中去考察，研究中西方古代科學技術發展的一般規律。這項工作的進行離不開理論指導，構建系統的中國科學史學科體系并發展產生出中國的科學技術史學派、開展多層次全方位的科學技術史研究工作已經是后李約瑟時代中國科技史研究者義不容辭的義務。作為學科建設的科學技術史離不開學科體系建設、研究內容拓展、研究方法改進等方面工作的支撐，當國際科學技術史已經成為一門比較成熟的學科的時候，中國的科學技術史研究整體上還停留在薩頓時代，迄今依然處于膚淺的成就描述和泛泛的外史探討的階段。⑸
科學史理論的探討既包含了科學起源、科學革命、科學結構、科學的社會功能、科學的歷史發展等一般問題，也涉及一些特殊問題的解釋，“李約瑟問題”就是其中之一，在科學史學科建設中這些問題都不能回避也回避不了，它們是科學史學科發展的永恒的主題。但是中國的科學史研究者還沒有對科學史的理論研究進行深入探討，也沒有把主要的精力集中于這方面的工作。中國學者幾十年來的科學史研究主要圍繞“李約瑟問題”而展開，即使這一問題的研究迄今依然迷霧茫茫。
“李約瑟問題”是李約瑟在開始研究中國科學技術史時提出來的，1976年，美國經濟學家肯尼思·博爾丁稱之為李約瑟難題，其一般表述是：為什么公元前2世紀至公元16世紀之間，在將人類的自然知識應用于實用目的方面，中國較之西方更為有效?或者，為什么近代科學，關于自然界假說的數學化學及其相關的先進技術，只是輝煌而短暫地興起于伽利略時代的歐洲?盡管這一問題的研究已經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我們對問題的理解和問題的答案之間似乎還存在一定的距離，原因之一是我們把李約瑟寫作《中國科學技術史》的意圖理解為解釋一個“李約瑟問題”是否符合李公的立題精神頗值得懷疑，⑹原因之二是“李約瑟問題”是一個多解的難題，李約瑟《中國科學技術史》不可能全面解決這一難題，我們的許多續貂之作一時三刻也調理不出琴瑟和諧的音調。
中國學者在科技史學科建設方面的欠缺還表現在與國際科學史界存在階段性差距。⑺20世紀科學史的發展經歷了三次轉向，即從學科史到通史的轉向、從內史到外史的轉向以及從外史到綜合史的轉向，⑻但中國的科學史研究迄今還偏重于內史的研究，促進外史研究和綜合史研究的發展對中國科技史研究者來說已是十分緊迫的任務。受制于此，國際科學史界一些基本的研究方法和研究領域在中國科技史研究中基本還是一片空白，或者有待開墾，其中以科學編史學研究和輝格史學的方法表現最為突出?？茖W編史學是第一代科學史家喬治·薩頓等開拓出來的一片天地，他們在晚年開始思索科學史的性質、目標、研究標準與編史方法等問題，并以回憶的方式撰文陳述他們的編史學思想，后來科學哲學家對科學編史發生濃厚興趣，1963年阿伽西(J.Agassi)就完成了第一部科學編史學著作《走向科學編史學》，科學史家直到1987年才出版了第一部科學編史學著作，即克拉夫(H.Kraph)的《科學編史學導論》。近年來，一些中國的科學史研究者已經注意到這些問題并開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清華大學劉兵教授的專著《克麗奧眼中的科學——科學編史學初論》就是我國第一部科學編史學方面的著作。在這部著作中作者也論述了科學史研究中的輝格史學方法。輝格史學的基本范式是參照今日研究過去，也就是用今天的觀點和標準編織歷史，其名稱來源于英國歷史上的輝格黨。輝格史學的方法在第一代科學史家的研究中得到相當普遍的運用，20世紀50年代以后科學史界開始接受反輝格式方法。⑼中國的科技史研究者對輝格史學的了解和認識很少，因此作者呼吁中國科學史研究者首先應補上輝格式研究方法這一課。
2、中國科學史研究的國際化。
中國曾經有過一句很流行的口號——“科學是沒有國界的”，但中國科學史研究領域的基本現狀是畫地為牢，研究中國的科學技術史的篇章占據了絕對優勢的地位，我們并沒有像西方學者研究中國科技史那樣放眼四海探索研究，研究西方科學史的學者廖若星辰，西方科學史的研究成果也屈指可數。因此出現的局面是中國科技史研究者的國際交流活動基本限定于海外漢學家的圈子里，長期游離于主流的國際科學技術史群體之外，在國際科學史研究的重要刊物——《ISIS》、《Orisis》、《History of Science》、《History of Technology》上，鮮見有中國學者的研究成果，國際科學史界最著名的薩頓獎章至今與中國學者無緣。這種傾向近年來已經有很大改觀，一些中青年科技史研究者積極參與國際科學史研究領域的各種學術活動，有學者還成為國際科技史界的領域人物。中國科技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所長劉鈍教授1993年當選為國際科學史通訊員院士后，2002年當選為院士，現在擔任國際科學史與科學哲學聯合會科學史分部第二副主席、國際東亞科學技術醫學史學會主席等國際職務，韓琦教授1999年當選為國際東亞科學技術醫學史學會副主席。
在世界科學的發展中出現了東西方兩大系統，各自都有其獨特的體系。近代科學的發生打破了這種兩雄分立的局面，以實驗為手段、以分析為方法的西方科學超越了崇尚陰陽理念和經驗積累的中國傳統科學，一時風靡全球。但中國的科技史研究者在批判歐洲中心論的同時，又出現矯枉過正的傾向。在世界科學技術史研究領域，中國科技史研究者目前普遍面臨過語言關的問題，不但要學習英語，還要懂得拉丁文、法文、德文、阿拉伯文。一些老一輩的科學史家早就注意到這個問題并多次提出要加強世界科學史研究的意見和建議，中國科技大學錢臨照教授生前就強調要開展世界科學史研究，不但要研究古希臘古羅馬的科技史，也要加強研究古代兩河流域的科技史，為此他還鼓勵年輕人去以色列和一些阿拉伯國家學習進修。
科學史界還要加強與歷史研究者的聯系，緊跟史學研究發展動態，及時學習利用新的史學理論和方法以改進我們的工作。有論者多次指出我國科學史界對國外同行的新成果關心注意不夠，封閉保守，科學史領域長期停滯于薩頓階段，在研究理念上也以薩頓、李約瑟等人奉行的新人文主義觀念和孔德實證主義編史方法論為標識，置年鑒學派和各種歷史哲學理論的發展于不顧的境地。在這方面國內史學界的思想要比科學史界更為開明，也應該成為我們學習的典范。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國內史學界就大量介紹引入了歐美史學思想，如法國的年鑒學派、英國新社會史、美國的新經濟史以及心理史學等，克羅齊、科林伍德、沃爾什等的歷史哲學理論也成為史學界關注的熱點，促使中國史學界拓寬了研究視野、開辟了新的研究領域、探索新的研究方法。
3、農史學科中被忽略的兩個問題。
農業史是一個很獨特的學科，作為交叉學科具有農學、歷史學、生物學、環境科學、土壤學、氣象學、經濟學等多學科的特征，以至于現在農史界的權威學者也很難論清農業史學科的歸屬問題。劃歸理學范疇的科學技術史似不滿意，放在歷史學中也覺得不倫不類，納入經濟史、社會史、思想文化史領域也不可行?？傊?，農業史學科是一個具有普遍的相似性又顯示出明顯個性色彩的學科，在科技史領域農業史是一個重要的方面，在經濟史領域農業史的研究必不可少，在社會文化史和思想史研究中也總是出現農業史的身影。
如果我們把農業史簡單地割裂為農業經濟史、農業科技史、農村社會史和農業思想文化史等四個部分時很容易為它們找到各自的歸宿，但農業史畢竟是農業史，四個部分密不可分成為一個整體，確實為當前的農史專家出了一個難題。農業史內部各要素之間關系的緊密程度遠遠超過其他的部門史，古代的農民既是技術專家，又是經驗農學家，同時也是農業生產活動的經濟主體，在這種情況下農業史的內容就顯得豐富多彩，妙趣橫生，農業史的學科屑性也就很難用現代的學科門類來界定劃分。其他各領域的專家學者雖多有涉獵，但農業史學科的復雜性也時常給他們的工作帶來這樣那樣的困難，對歷史學家來講研究農業史最大的障礙是缺乏現代農業科技知識，對經濟史家來講研究農業中最大的障礙是缺乏對農業的全面把握，僅僅掌握經濟學理論還不足以研究農村、農民、農業這個三位一體的問題。農業史是一個涉及面如此廣泛、又需要一定的專門知識才能有所成就的學科領域。1997年國家把農業史等各個專門的學科史統一納入科學技術史學科體系下，屬于理學學科而統籌發展。盡管當時許多學者對此持有異議，但毋庸置疑，農業科技史是農業史領域極其重要的組成部分，也是最為基礎和關鍵的部分。
經過幾十年的風風雨雨，農史研究走過了一段不平凡的道路，也發展壯大為中國學術界一支不可忽視的力量。但面對一個飛速發展的時代，農史學科和科學技術史等其他學科一樣需要反思、需要積蓄力量、需要革故鼎新，這是一個學科為了生存所必須付出的代價。近年來一些關心農史學科發展的年輕人已經為此而多次奔走呼號，但反映問題多集中在學科理論方法需要改進、研究領域需要拓展等方面，除此之外在人才培養、學科建設等方面也有一些地方亟待改進。
在農業史人才的培養上，近年來隨著高校學生的大規模擴招農史界也出現了一種虛假的繁榮，很多考生都擁擠到農業史學科點攻讀碩士、博士學位，但考生個人專業基礎薄弱的問題十分突出，農業史成為一個其他專業落榜生的棲息之地?；蛟S對個人而言農史的虛假繁榮有助于功利進取(這種功利進取對個人也不見得是有利的，一個學生花費數年的時間卻不能在農史研究領域做出成績，付出的青春代價也是很沉重的。)但對這個學科來講其后果是毀滅性的。很多人即使浪費終生精力在農史研究領域也難有成就。嚴酷的現實迫使我們不得不再一次反思辛樹幟、王毓瑚、萬國鼎、石聲漢等前輩為農史研究殫精竭慮、嘔心瀝血的良苦用心，也迫使我們清醒地認識到農史學科并非簡單的交叉學科，它需要研究者具備扎實的農業科學基礎、歷史文獻知識以及考古學、人類學、民族學、語言文字學、經濟學、哲學等方面極為寬泛知識積累，它需要研究者具有數十年如一日平心靜氣甘坐冷板凳的奉獻精神，它也需要研究者能夠讀書而不拘泥于書本具有走出書山看世界廣闊胸襟。因此農史人才的遴選是一件十分艱難的事情，稍有失誤便會出現后繼無人學科消亡的悲慘局面。當今的農史界個別單位已經為此而自嘗苦果。這種現象不僅在農業史領域有所表現，其他學科史研究中也存在類似情況。⑽
近年來農業史學科的處境極為尷尬。作為科學史的一部分，農業史學科的興起是以農業科技史的研究為開端的。當時一批卓有成就的農業科學家參與其事，如植物生理學家石聲漢教授、昆蟲學家周堯、鄒樹文教授、農業經濟學家萬國鼎教授、植物學家夏緯瑛教授、水土保持學家辛樹幟教授，他們置身其中能夠高屋建瓴開展學科史研究并都取得豐碩成果。但近年來隨著《中國農業科學技術史稿》的完成以及農史研究隊伍中知識結構的變化，在農業科技史研究中取得重要突破性進展的研究成果日漸稀缺，我們現在的研究隊伍中還缺少像石聲漢、游修齡先生那樣既具備良好小學功底又精通現代農業科技的大師級學者，農業史學科正在逐步遠離其賴以立足的科技史根基。另一方面，農業經濟史研究則逐漸成為農業史領域的熱門話題，加上社會科學的明珠——現代經濟學學科體系中設置有經濟史分支，因此很多農史研究者盡量把研究方向向經濟史領域靠攏，一時出現了農業經濟史研究一枝獨秀的格局。但農業經濟史研究的表面興盛并不代表著農史研究成果的高質量高水平，一些農史局外的專家教授早就洞察其中弊端并提醒了農史學人。今后的農業經濟史研究還需要加大力度，農業科技史研究也要加強力量，畸輕畸重都不足取。
注釋：
⑴ 何丙郁：《如何正視李約瑟博士的中國科技史研究》，西北大學學報，1996，26(2)，p103—98。
⑵ 張柏春：《對中國學者研究科技史的初步思考》，自然辯證法通訊2001(3)，pp88—94。
⑶ 霍耳頓：《科學思想史論集》P3，許良英編，范岱年、顧國慶、許成鋼、王貞平譯，許良英、范岱年、董光壁、顧國慶較，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0。
⑷ 林德宏：《關于科學史研究的幾個問題》，科學技術與辯證法2000，17(4)，PP39—42。
⑸ 楊浩菊、甘向陽：《世界背景下的中國科技史研究》，山西高等學校社會科學學報2003，15(1)，pp50-52。
⑹ 李約瑟的《中國科學技術史》原題目為《小國的科學與文明》(英文名為SCC)，1960年代小國大陸翻譯出版時山冀朝鼎博士題寫為“小國科學技術史”。據說也得到了李約瑟的認同?，F九人們對這一譯法持不同意見，是非互見。但李約瑟寫作該書的主要動機是作為一個西方學者對小國古代在科學技術上聽取得的巨大成就的驚奇和感慨，主要目的是為了促進中西方文化的交融理解，讓更多的西方人走出“西方中心論”的泥潭，看到遙遠的中國大地上曾經出現過燦爛輝煌的古代文明。這與李約瑟一貫所秉持的新人文主義理念是一致的，但與中國人所期許的弘揚中國傳統文明的精神則有本質的不同。
⑺ 張柏春：《對小國學者研究科技史的初步思考》，自然辯證法通訊，2001，23(3)，pp88—94。
⑻ 魏屹東：《20世紀科學業的三次轉向》，自然辯證法通訊，1999(3)，pp3—4。
⑼ 劉兵：《歷史的輝格解釋與科學史》，自然辯證法通訊，1991，3(1)，pp44—52。
⑽ 甘向陽，劉建軍：《數學史研究的科學價值》，西北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2001(6)，pp531—5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