軍事思想論文范文第1篇
北京交通大學坐落在北京市西直門外，是教育部直屬的全國重點大學。她的前身是清政府郵傳部創辦的北京鐵路管理傳習所及北京郵電學校。1921年與上海、唐山兩所工業專門學校合并，定名交通大學，下設京、滬、唐三校，我校稱交通大學北京學校。新中國成立后，經政務院定名為北方交通大學，毛澤東主席任命著名橋梁專家茅以升院士為校長，并于1951年親筆為學校題寫了校名。1981年國家批準我校為全國首批博士、碩士學位授予單位，相繼批準可自行審定副教授、教授及博士生導師任職資格。1994年7月我校率先通過國家教委組織的"211工程"預審，成為首批進入"211工程"建設的高校之一。2000年4月原北京電力高等?？茖W校并入，學校劃歸教育部管理。
培訓目標
本研修班試圖追尋西點軍校成功者的足跡，思索孫子兵法的智慧啟迪，探求毛澤東十大軍事指揮思想的內蘊哲理，培養擁有睿智靈活、意志堅強和膽量超人的商戰統帥。
招生對象：
總裁、副總裁、總經理、副總經理、市場營銷總監、市場部經理、銷售總監、渠道總監以及未來的商戰統帥。
學習期限：
在職學習10個月，每月第三周周末上課。
核心課程：
《博弈論與企業競爭制勝》、《營銷戰爭論》、《毛澤東十大軍事思想研究》、《孫子兵法研究》、《世界著名軍事戰役研究》、《合縱連橫戰略與企業兼并重組》、《領導統御藝術》、《軍事管理與企業文化》、《軍隊建制與企業組織結構設計》、《軍事時勢解析與企業國際化經營》
學習費用：
學費為18000元人民幣(含資料費、學費、證書費、考試費)。
報名事宜：
報名時請攜帶本人學歷證、學位證、身份證原件及復印件各一份，推薦信一封，一寸免冠照片4張，填寫報名申請表，交納報名費200元，經我院審查合格后，寄發錄取通知書。
聯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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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事思想論文范文第2篇
1 信息化條件下, 要充分應用“慎戰”和“全勝”的軍事思想, 正確對待戰爭
“兵者, 國之大事, 死生之地, 存亡之道, 不可不察也。”一個軍事家, 一個軍事思想家, 他首先對戰爭要有一個基本的態度, 是肯定戰爭、還是否定戰爭;戰爭與政治的關系;戰爭與民心向背的情況;勝負的關系;戰爭的性質是正義的, 還是非正義的;他必須要有個基本的看法。孫子的戰爭觀, 他的最主要的核心, 就是“慎戰”, 謹慎地對待戰爭。他既不否定戰爭, 但是又反對窮兵黷武, 反對把戰爭看成是最好的包醫百病的良方, 這是孫子對戰爭的一個基本的態度。這是他的戰爭觀, 簡單地說就是慎戰思想。
現代戰爭是敵對雙方在多領域、多層次的綜合對抗, 孫子推崇的乃是“不戰而屈人之兵”的全勝戰略, “必以全爭于天下”就是說追求萬全, 追求以最小代價取得最大的勝利, 因此, 我們必須做到“上兵伐謀”。
謀略是一門科學, 更是一門藝術。從事物的正反兩面分析和考慮問題, 從利、害這兩個對立面考察戰場的態勢, 是謀略思想的重要原則, 正如“是故智者之慮, 必雜于利害, 雜于利而務可信也, 雜于害而患可解也”所說的那樣。
在現代軍事斗爭中, 謀略不僅涉及軍事行動本身, 還涉及國家政治、經濟、文化、科技、教育等方面的大略;不僅涉及雙方在有限、超限戰場上的智謀博殺;還涉及雙方在全空域、全時域范圍內的運籌謀劃。信息化條件下, 一大的特點就是:謀略的參與者更加“平民化”, 任何一個掌握網絡技術和計算機技術的機構或個人, 都有條件成為一名謀士。因此, 在未來的信息化條件下, 要想實現謀略的“全勝”, 必須最大限度的利用眾人參與的積極性, 依靠智慧群體 (智囊團) 的謀略, 來實現“自保而全勝”。
2 信息化條件下, 應用“詭道”思想實現迷惑敵人的目的
“兵者, 詭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 用而示之不用, 近而示之遠, 遠而示之近。利而誘之, 亂而取之, 實而備之, 強而避之, 怒而撓之, 卑而驕之, 佚而勞之, 親而離之, 攻其無備, 出其不意。此兵家之勝, 不可先傳也。”
“兵以詐立”的思想在信息化條件下的軍事斗爭中, 顯得尤為突出。要所謂隱真示假, 利用信息技術制造錯覺, 利用現代電子技術“掩人耳目”, 利用最新的隱形與顯形技術迷惑敵人, 最大限度的隱藏自身的弱點, 創造不能被敵人戰勝的有利態勢。其主要做法有以下兩種:第一, 電磁靜默, 隱藏行蹤。在信息化條件下, 對手擁有各種先進的電子偵察設備, 一旦我方發出電磁信號, 通信聯系和無線信息網絡的程式與頻率就很容易被敵方獲取。因此, 在部隊進行集結, 戰斗準備, 及采取特種作戰行動時, 指揮控制系統和無線電網絡應盡可能保持無線電靜默, 取而代之以有線通信、運動通信等傳統方法, 在交戰過程中加強電磁管理, 在保障指揮順暢的前提下, 盡量壓縮電文的傳送量, 運用各種屏蔽手段最大限度的減少電磁輻射, 以達到藏影匿形的作用。第二, 隱真示假, 亂敵惑敵。在信息技術如此發達的今天, 在信息戰行動中采取各種措施模擬信息戰力量的存在, 吸引、牽制地方信息與其他作戰力量, 從而掩蓋我方真實作戰力量和意圖, 達到“出奇不意”的效果。未來戰場上, 各種先進的偵察器材將廣泛運用, 電子戰裝備的信息化和智能化程度也將越來越高, 無人駕駛偵察機、投擲式干擾機、遙感控制裝置、先進的傳感器等都將大量充斥其中。在這種情況下, 我方可最大限度的運用虛擬現實技術, 欺騙敵方, 使其炮瞄雷達和火控系統受騙, 誘導其電子干擾和反輻射武器攻擊, 達到“逸而勞之”的目的。
3 應用“知己知彼”與“因敵致勝”的思想, 奪取制信息權
“知彼知己, 百戰不殆”, 孫子還說“勝兵先勝而后求戰”。在信息化條件下, 只有在作戰行動準備上樹立“先勝”的思想, 使用一切可能的偵察手段, 收集敵方的各種信息, 如:目標的精確位置、要害部位、堅固程度、識別特征、兵力部署、武器性能、可能采取的對抗戰術, 以及戰斗區域的電磁環境、地理特征等, 在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的基礎上, 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分析, 然后將我方的具體情況加上去, 進行“廟算”, 研究雙方的力量對比和相互關系, 調整、部署我方力量, 最終制定出符合實際的作戰計劃, 達成戰時能“若決積水于千仞之溪”和“轉圓石于千仞之山”的勢態。因此, 在未來信息化條件下的局部戰爭中, 誰能夠奪取信息優勢, 做到知己知彼, 誰就能夠“因敵而致勝”。
4 應用“速勝”思想, 取得信息作戰的最終勝利
孫子提出“兵貴勝, 不貴久”的思想, 在信息化條件下的局部戰爭中顯得尤為重要。就拿美軍在伊拉克的戰爭來講, 又何止“日費千金”!看看其現在深陷伊拉克的泥潭不能自拔的窘相和國內民眾對這場戰爭的爭論, 真讓人有種“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后矣”的感覺。也許小布什真應該認真學習和體會孫子在2500多年前的那句充滿哲理的教誨:“夫兵久而國利者, 未之有也。故不盡知用兵之害者, 則不能盡知用兵之利也。”
“兵貴勝, 不貴久”強調的是速度, 其應當建立在“精度”的基礎上。隨著信息技術的迅猛發展, 各種精確制導武器廣泛使用, 使作戰行動中的命中精度大大提高, 可以對敵方作戰體系中的要害部位或關鍵系統如:敵方高層首腦、軍政要員、指揮控制與預警系統、通信系統以及其作戰力量中的節點部位, 進行“外科手術式”的精確打擊, 直接破壞和癱瘓敵方戰略指揮系統, 削弱其作戰指揮能力, 對其軍民產生極大的心理震撼作用, 使其成為“易勝者也”。而后, 再“疾如風”、“侵掠如火”、“動如雷震”, “動而勝人”, 避免出現“力屈”、“財殫”。
摘要：孫子的軍事思想對當今的信息化作戰仍然具有指導意義, 本文根據信息化作戰要求, 分析了如何運用應用“慎戰”、“全勝”、“詭道”、“知己知彼”、“因敵致勝”和“速勝”等思想, 取得信息化作戰的最終勝利。
關鍵詞：信息化,作戰,孫子,軍事思想
參考文獻
軍事思想論文范文第3篇
關鍵詞：軍事經濟資源 組織制度 知識資源 金融資源
近些年，軍事經濟資源的概念一直受限于自然資源、資本和勞動力這三個基本要素的范圍。然而，現代軍事經濟的發展經驗顯示，勞動力和實物資本對軍事經濟發展貢獻的比重呈現不斷下降的趨勢，包括技術進步和教育發展在內的知識要素已把資本要素取代，成為新經濟時代—知識經濟時代的第一要素。新經濟增長決定因素的出現，對以傳統資源概念為根基的軍事經濟發展理論提出了挑戰?，F行的軍事經濟資源概念不能夠清楚說明新軍事資源要素對于軍事經濟發展的作用機制。因此，在理論上將“軍事經濟資源”這一概念重新定義是研究軍事經濟理論的關鍵。
一、新的軍事經濟資源的概念
軍事經濟資源是一個國家在一定時期所供給的可用于軍事領域的商品和服務的能力，是由這個國家在一段時期所持有軍事經濟資源的規模、品質、種類及其相互關系決定的。勞動力、資本和固定供給的自然資源總量決定了軍事經濟實力，因而狹隘的“三要素”軍事經濟資源觀就自然而然地流傳下來。應該說，傳統的軍事經濟資源觀點對軍事經濟的潛在生產能力同軍事經濟資源之間關系的認識并沒有特別的錯誤，失誤的地方只在于這種資源觀不加分析地接受了傳統的生產要素理論，我們要對“軍事經濟資源”概念重新界定，首先需要對一些相關的概念進行辨析。
1、軍事經濟資源的存量與流量
慨括地說，任何一期的存量等于前一期期末的存量加上該期的凈流量之和，而任何一期的流量則都要由該期期初的存量本質來決定。如果把軍事經濟資源當作一般軍事經濟分析當中的一個先行變量，它在任何一個節點上的存量性質都是確定的。同時，許多種類的軍事經濟資源在一段時期中發生變換的流量性質也是明顯的。有了存量和流量的概念中蘊涵著的時間和積累的思想，就能夠提高人們對于軍事經濟資源普遍存在著的狹隘的認識。美國經濟學家哈維·萊賓斯坦在他的落后國家經濟增長理論中指出，除土地、資本、勞動力之外，一個國家的資源存量還應包括習慣、傳統、目標、技藝等?？梢?，用存量與流量觀點來考察軍事經濟資源的概念有助于人們超越對這個概念的認識。
2、軍事經濟的靜態資源與動態資源
靜態資源是指那些在軍事經濟分析中不作為變量考慮，但是在實際軍事經濟活動中需要的軍事經濟資源，例如過去的“三要素”軍事經濟資源觀中。自然資源不作為變量考慮。還有一種關于靜態資源的解釋是，在任何一個節點上其資源存量都可以假定為常數的那一類軍事經濟資源。靜態資源給一國軍事生產能力發揮了很大的作用，但是它自己并不參與其中。同靜態資源相對應的是以不同的方式起作用的動態經濟資源動態資源是軍事經濟理論分析當中的變量，一國軍事生產能力的變動受到了動態資源的變動，可以依據存量與流量的觀點來考察這些變量。
3、軍事經濟的靜態效率與動態效率
靜態效率和動態效率是美國經濟學家保羅·格雷戈里和羅伯特·斯圖爾特提出的。他們指出，效率是指一個經濟體制在特定時點的靜態效率或一定時期內的動態效率，對可得到的資源有效利用。在格雷戈里和斯圖爾特的分析中，靜態效率和動態效率主要作為區分和衡量不同經濟體制效率的指標。本文對這兩個概念的理解在含義上有所拓展，因為僅僅用體制效率來解釋生產可能性曲線邊界的移動過于籠統，我們感興趣的是以動態效率遞升的方式來決定生產可能性邊界的那些基本構成。對“軍事經濟資源”概念的重新思考，就是以這種經濟關系的存在為基礎的。
二、現代軍事經濟發展的實質
同過去的軍事經濟發展主要依靠實物資本和勞動力要素的投入增加來推動不同，現代軍事經濟發展主要通過新資源因素的積累和改進來推動。通過降低軍事經濟體系宏觀和微觀層次的生產成本、交易成本和資源配置成本，新資源因素以效率改進的方式來促進軍事經濟的發展。因此，現代軍事經濟發展是一種效率改進型、集約型的發展結構。這種結構突破了以傳統資源為基礎的、遵循要素報酬遞減規律的粗放型軍事經濟發展結構的局限性，表現為一種要素報酬遞增的、集約型的長期可持續發展的軍事經濟發展。
軍事經濟發展之所以是一種集約型的長期可持續發展，其原因在于構成軍事經濟發展的新資源因素都是具有歷史積淀性質的動態資源。對新資源因素的邊際投入成本遠遠不大于其積累存量所能產生的直接和間接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新資源因素與傳統資源因素相結合，使社會生產具有遞增的邊際生產率，從而為軍事經濟提供了不斷遞增的收益報酬率。這種遞增收益不僅源于新資源因素本身的積累增加，而且也包括傳統資源因素的不斷知識化、高效化帶來的遞增收益。這樣增長本身就是新的軍事經濟發展的源泉和動力，從而使得軍事經濟不斷獲得長期持續增長的能力?，F代軍事經濟發展與新資源因素積累之間的相互推動機制構成內在的良性循環，推動了軍事經濟實現無需外生因素推動的長期發展，克服了以傳統資源因素為基礎的軍事經濟發展極限，形成為一個在歷史維度上沒有極限的發展。
三、新軍事經濟資源因素對軍事經濟發展的作用方式
新軍事經濟資源因素與傳統軍事經濟資源的不同點在于，它們對于軍事經濟發展的作用方式不同。軍事經濟體系的內涵資源因素包括組織制度、知識技能和金融體系，主要是通過提高軍事經濟系統的效率的方式來促進軍事經濟的不斷發展。降低軍事經濟活動的內在成本是這些新資源因素為軍事經濟發展作貢獻的主要途徑，不過在具體的實現形式和途徑方面，這些資源的側重點不盡相同。
1、組織制度主要以降低軍事經濟活動交易成本的方式，來提升軍事經濟系統的運行效率。軍事經濟中的交易成本產生的原因是軍事經濟行為主體的行為結果在未來的不確定性。而要想減少未來不確定性對于軍事經濟活動的沖擊，就要付出交易成本時間成本和信息成本來盡可能充分把握有關未來的信息，或者通過制度安排來降低未來的不確定性。如果降低軍事經濟的未來不確定性，則軍事經濟行為主體所需付出的交易成本就減少。因此，組織制度資源的實質是通過降低未來不確定性的方式來降低軍事經濟體系運行當中交易成本的。
2、知識資源主要是通過改進其他資源因素的素質，提高要素生產率，降低成本的方式來完成軍事經濟發展的。知識資源降低成本主要有兩條途徑：一是以實物資本為載體，使得在實物資本中實現的知識積累、知識變更構成生產過程的技術進步，促進新的實物資本的形成，從而提高勞動生產率，降低軍工企業生產過程的生產成本。二是以人力資本為載體，通過知識創新和各種專業知識與技能的改進來提高軍事經濟行為主體的綜合經濟行為能力，從而降低整個軍事經濟的社會生產成本。知識密集型產業的第一生產要素是人力資本，根據世界銀行的報道，現在世界上的財富由人力資本構成?？梢?，以人力資本為載體的知識將成為知識經濟時代一國財富的主要來源，哪個國家擁有了“第一流”的頭腦，哪個國家就擁有了取之不盡的財富源泉。
3、金融資源對軍事經濟發展作出貢獻的主要有兩種，一是以降低宏觀資源配置成本;二是微觀交易成本的方式。作為金融資源，良好的金融體系會合理地配置軍事經濟資源以形成高效率的產出能力；反之不良的金融體系則會把資源分配給低效率的部門。同時，金融體系還必須監督資金的運用，以保持資金運用具有持續的效率，這時金融的功能就擴展到減少風險、增加流動性和傳遞信息等方面。所有這些功能的發揮都會促進其它動態軍事經濟資源的形成進而促進軍事經濟的發展。
四、21世紀我國軍事經濟資源發展的思路
目前我國的經濟增長方式正經歷由粗放型經濟增長向集約型經濟增長的轉型，未來軍事經濟發展的主要制約因素將不再是自然資源、勞動力和實物資本?，F階段中國軍事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將來源于效率的提升，而效率提升取決于以新資源因素為代表的效率因素的歷史積累。就我國目前實際的軍事經濟資源狀況而言，能夠推動和保證軍事經濟以內涵型、集約型的現代增長方式運行的新資源因素的歷史積累存量相當匱乏，遠遠不能滿足軍事經濟發展的需要。所以，為了實現新世紀我國軍事經濟發展的戰略宏圖，根據新資源因素具有歷史積累和動態發展的特性，我們應從戰略的高度對新資源因素的存量積累主動進行培育和發展。同時，由于動態資源的邊際積累受到當期有限資源條件的約束，面臨著資源配置競爭的問題，在制定新世紀軍事經濟資源發展戰略時，應盡量將有限的邊際資源流量投向組織制度安排、知識技能創新和金融體系完善等新資源因素的積累方面，而那些同傳統的軍事經濟發展相適應的軍事經濟資源則無須過多開發。
參考文獻：
[1]高鴻業主編.《西方經濟學》(第五版).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
[2]劉化綿主編.《中國軍事經濟學教程》.軍事科學出版社，1998
[3]朱慶林，王新華，張忠義著.《軍事經濟基本理論研究》.黃河出版社，1993
[4]林家水主編.《軍事理論概要》.解放軍出版社，2003
[5]李建中.《國防經濟學》.西北工業大學出版社，2006
軍事思想論文范文第4篇
關鍵詞 微時代 高校 大學生 軍事理論課 教學改革
隨著移動通信技術和多媒體技術的廣泛應用和蓬勃發展，“微”成為了新時期的一個代名詞，同時也成為了新時代的一個典型特征，微信、微博等新媒體，憑借其方便、快捷、及時等特點，成為了當代人日常交流、獲取信息的重要方式之一。微時代是新媒體時代的典型特征，它對高校軍事理論課程教學改革提出了新挑戰和機遇，在微時代背景下，對于高校軍事理論課程教學改革路徑的探索將成為推進高校軍事理論教育的關注焦點。
1“微時代”的內涵
“微時代”是以微博，微信公眾平臺，微網站，微APP為傳播途徑的一種營銷方式。[1]微時代主要通過上述幾種途徑作為傳播媒介，以簡短而又精煉為表現特點來實現文化的傳播，同樣也是由于其內容具有簡短精煉的特點，使得它的傳播速度更快，傳播的內容更加具有影響力，形式更加容易被大眾接受。
對于“微時代”的含義，我們從不同的角度有著不同的解釋。從產生的基礎角度，微博的出現是微時代到來的基礎和標志。微博，也就是我們說的微型博客，是一個基于用戶關系信息分享、傳播以及獲取平臺，用戶可以通過各種客戶端組建個人社區，以140字左右的文字更新信息，并實現即時分享。據相關數據統計2011年10月，中國微博用戶總數達到2.498億，成世界第一大國。[2]隨著微博在網民中的日益火熱，很多在微博上流行的詞匯、概念等逐漸進入到了人們的日常生活，并在日常生活中形成了所謂的微博效應。從信息傳播的角度而言，“微時代”指的是以信息的數字化為基礎，運用視頻、音頻、文字、圖片等多種形式，通過終端設備，進行以高效、實時、互動為主要特征的傳播活動的新的傳播時代。[3]從包含的內容而言，“微時代”主要包括微信、微博等相關平臺，從內容的表現形式來看，又包含微小說、微電影、微課等。從受眾方面來說，當代社會的人可以說都是“微時代”的受眾，從前文我們提到的相關數據來看，“微”在當今社會的占有率，或者說使用率正在逐漸提升，而且提升的速度很快，由此可見它的社會認可度和接受度是比較高的，人們要不就是“微”的直接使用者，要不就是正在受著“微時代”的影響，我們用“微民”來表示這些受眾，每一個微民都可以通過微時代的平臺來發表自己的微看法，做一些微小的事情。
“微時代”為社會的發展提供了微動力，而微動力也造就了這個時代。
2 “微時代”背景下高校軍事理論課教學存在的問題分析
2.1 學生參與度不高
當代的教育理論認為教學過程應該是雙向的，是教師和學生的互動過程。提高學生課堂的參與度，將在很大程度上提升學生學習的積極性和興趣。而傳統的課堂教學則是單向的，即教師的單向輸出，學生的接收，少了學生與教師的互動，課堂的活躍度與教學效果將大幅降低。在當代高校的軍事理論課教學過程中，由于所教授的內容不是像語數外之類學生較為熟悉的內容，也不是學生日常生活中特別關注的內容，故而大部分學生對軍事理論課表現出的熱情度不高，大多將該門課程當做是入學教育之類的必修課，只要考試通過就可以，而不求是否真的吸收了這門課程的真正內涵。只有少部分對國防、軍事、時政感興趣的同學會在課堂上認真聽講，課后認真復習，并積極思考問題，但是這樣的同學確實少之又少。
2.2 教學內容局限于課本
對于高校軍事理論課的教學內容，有研究者指出應包含：軍事思想、中國人民解放軍戰史以及當代革命軍人核心價值觀三方面的內容。[4]而王春雪在《大學生德育融入高校軍事理論課探析》一文中提到，[5]應將德育融入到高校的軍事理論課程教學，例如愛國教育、集體主義、奉獻精神等。陸海燕在《戰例教學在普通高校軍事理論課中的運用》中提到：普通高校軍事理論課運用戰例教學，符合軍事課自身特點和當代大學生實際。其實施過程包括甄選戰例、課堂討論和總結評價三個步驟，[6]并且認為將戰例放入到軍事理論課程中，有利于學生理論聯系實際。從上述情況來看，理論研究認為軍事理論課的教學內容應該是包含思想教育、軍事理論和實戰案例的，但是從當前大多數高校的實際軍事理論課程開展的情況來看，大部分的高校在教學內容上仍局限于《軍事課教程》這本教材，由上課教師根據教材教授相關的知識，包括：軍事思想、軍事高技術、信息化戰爭、非傳統領域安全威脅、國防建設等方面的基本理論和知識，以及學生應了解和掌握的軍事技能理論知識等。除了少部分老師會在授課過程中穿插一些國內外政治形勢、實戰案例等以外，大部分教師都是按照書本內容進行教學。由此可見，當前大學軍事理論課程在教學內容上面來說，過于局限于書本、教材，而少了與實際的聯系，更加沒有與當前微時代的大背景相聯系。
2.3 教學模式傳統
傳統的教學模式指的是在教學場地上，局限于課堂教學，在授課方式上，局限于教師講學生聽。從當前高校軍事理論課的教學模式來說，大部分高校采用的是傳統的教學模式。傳統的教學模式有利于學生集中學習，也有利于教師對教學內容的選擇和提前備課，但傳統的教學模式局限性太大，將很多新時代的新教學元素擋在了教室門外，例如微時代背景下流行的網絡微課平臺，這個平臺只需要學生用手機下載相關的APP，就可以實現只要在有網絡的情況下，隨時、隨地、隨需的進行學習，學生也不需要到指定的地點進行授課，在時間安排上，學生可以根據自己的時間來安排學習，同時學生可以根據自己的興趣選擇自己感興趣的內容來學習，提高了學生的學習興趣，這樣的學習更加靈活自由，少了傳統模式的局限。
3 “微時代”背景下高校軍事理論課程改革的實踐路徑
3.1 革新對大學生軍事理論教育的傳統認識
微時代背景下，大學生價值觀出現了多元化的特點，價值觀的導向直接影響了軍事理論課在大學生思想中的認識和地位。因此，首先高校應該從思想上改變學生對軍事理論課的認識。[7]軍事理論課不是一門僅僅是為了考試、考查而開設的功課，而是為了進一步完善大學生作為社會公民所應承擔的社會責任——保護自己的國家，而開設的一門課程。雖然在初高中階段也有開設軍訓課程，但是初高中階段的軍訓更多的是強調對學生身體素質、意志、團隊意識的磨礪，還沒有上升到軍事理論的層面。而大學的軍事理論課相對而言是非常正式的，具有真正國防教育意義的。因此，必須革新大學生對大學軍事理論課的認識，意識到其真正內涵和意義。為提高軍事理論課教學的效果，在教學過程中，教師們也應改變對軍事理論課的傳統認識，改變拘濘于書本的教學內容，改變老師全堂講授學生只做聽眾的傳統教學模式，采取歸類式、模塊式教學，學會運用微時代提供的各類便利方式，收集學生感興趣的和關注的熱點新聞事件作為教學的案例材料，注重對當前國內外形勢、最新的軍事發展和軍事是想的把握，結合搜集到的案例，用現實的案例對枯燥的理論和思想進行分析，鼓勵學生參與到教學的討論之中，調動學生的積極性。[8]同時，要注重學生課后的反饋，傳統的軍事理論課大多課后不給學生留作業，或者僅留應付式作業，在微時代背景下，教師可以通過建立微信群、微信公眾號、微博朋友圈等方式，給學生留下討論類作業或者各類需要學生查閱相關資料后才能完成的作業，并改變傳統的上交書面報告的形式，改為學生通過上述“微”途徑進行交流的方式，通過這樣的方式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提升學生的興趣，也能讓教師在更大程度上了解學生的思想，并進行思想引導，從而提高教學效果。
3.2 構建“微”教學平臺
當前，在各大高校已經開展了各類學科的微課大賽，以此來提升教師的教育、教學技能，在高校的學科教學中，微課已經成為了一中創新的、受歡迎的形式，就目前而言，探索和構建“微課堂”數字化教學平臺已經成為了當下的熱點，軍事理論課作為各高校的必修課，以可以對“微”教學平臺進行探索。從思路上來說，“微課堂”講究的是實現隨時隨地隨需學習，將學習從教室移至“掌上”，形成掌上學習，同時實現學習過程中學生之間、學生和教師之間的互動。該教學平臺可以將教師提前錄制好的微課、作業、考試、互動等融合到一起，同時支持學生在線問答和交流，學生只需要在手機中下載該學習平臺，就可以實現學習。軍事理論課“微”教學平臺的使用，可以營造非常濃厚的網絡學習氛圍，學生在使用的過程中，可以獲得豐富的網絡軍事理論課知識，獲得學習的樂趣，提高教育教學的效果。就目前已有的資源來說，建立軍事理論課微信公眾號，通過公眾號普及軍事理論方面的知識，時政新聞等是可以實現的，事理論課微信朋友圈，通過朋友圈實現學生和學生之間、學生和老師之間、學生和軍訓教官之間的互動和交流，通過微平臺進行軍事理論課、實訓課網絡直播也是可以實現的，由此看，我們具備一定的現實條件，但是需要對這些條件和資源進行整合，使之成為一個完整的教育體系。
3.3 創建學生軍事理論教育“微”社團
生社團是大學校園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對大學生的思想政治教育、興趣培養、能力提升有著非常重要的作用。將軍事理論課教育滲入到學生的日常生活，可以進一步提升軍事理論課的教學效果。社團的主體是大學生，通過讓學生自己組建社團，不但可以發揮學生主動探索的積極性，還能培養學生的創新、創造能力，更重要的是，通過學生親自的參與，可以讓學生對軍事理論教育、國家安全等有更加親密的接觸，從而讓他們真正深入到軍事理論和國防教育之中，有助于他們從思想上改變對軍事理論教育的傳統認識，激發學生的愛國情懷和作為國家公民的責任感。在具體操作上，可以是以學生為主體，安排一名專業教師作為指導，以微信平臺、微博、公眾號、為依托，成立“微”社團，社團的具體活動的開展可以是通過上述“微平臺”，例如開展軍事理論知識普及宣傳、開展時政探討、網絡連線當地國防軍事教育基地等，同時也可以開展實地活動，例如邀請部隊相關軍事理論專家開展講座、帶領社團成員參觀軍事教育基地、體驗相關軍事器材的使用、掌握基本的國防知識等。由于社團的成員規模相對而言較小，在開展實訓課等方面相對于全校而言更加容易組織和開展，這樣一來可以再一定程度上彌補之前提到的理論課時和實踐操練課時比例不均衡的現象，通過在校園中對一部分人開展專業的實訓教育來帶動其他學生，最終實現高校中大部分人都能掌握或者了解基本的軍事理論知識。
基金項目：湖南省社科評審委項目“自媒體時代大學生網絡社群中的輿論領袖研究”(項目編號XSP19YBC130);湖南省大學生思想道德素質提升工程資助項目“新媒體時代大學生網絡意見領袖的形成及引導研究”(項目編號：18B14)
參考文獻
[1] 徐曼.微時代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D].沈陽師范大學碩士論文，2014：54.
[2] 微博是什么，http：//jingyan.baidu.com/article/a501d80cd6a5e0ec630f5eb6.html.
[3] 林群.理性面對傳播的“微時代”[J].思想政治工作研究，2010(3).
[4] 劉婷婷，陳新新.淺談高校軍事理論課應有的三項內容[J].人力資源管理，2014(6).
[5] 王春雪.大學生德育融入高校軍事理論課探析[J].現代經濟信息，2015(12).
[6] 陸海燕.戰例教學在普通高校軍事理論課中的運用[J].教育教學論壇，2016(8).
[7] 何珺.關于提升軍事理論課教學質量的思考[J].教育文化論壇，2017(1).
[8] 付強.強化軍事理論課育人功能 實現立德樹人使命[J].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15(3).
軍事思想論文范文第5篇
很長一段時間以來，菲律賓人都在熱情地講故事、看電影，連面對犯罪類型時都帶著某種冷靜的態度。我們用“鏡子理論”來解釋菲律賓社會犯罪與電影犯罪兩者的關系，似乎是說得通的。菲律賓令人堪憂的治安狀況既來自動蕩的國族歷史和落后的政治結構（如部族式政治、政治效忠、政治惡斗），也來自畸形的資源分配和錯綜的地理分布。然而我們不能由此倉促得出結論——因為菲律賓犯罪頻仍，所以電影就地取材。
但如果犯罪僅僅是電影的素材來源，菲律賓犯罪電影生產的數量、質量、反響應當相對穩定均衡，可事實上，它們參差不齊地混落在各個歷史時期，魚龍混雜，充滿爭議。也就是說，一定有其他因素在不斷地影響菲律賓犯罪電影的發展樣態。政府、影人、觀眾是一國電影產業與文化的主要參與者，他們勢必帶著各自的態度、理念、實踐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以下論述將結合菲律賓電影史的梳理和社會與媒介理論的討論，考察政府、影人、觀眾在形塑菲律賓犯罪電影時所涉情境、事件、文本、影響，以便為該類型和亞類型的研究、創作、政策制定提供啟發。
一、菲律賓政府與犯罪類型與亞類型電影
之互動
政府對犯罪的媒介呈現的定義和管控，往往伴隨電影審查機構的設立與發展。鑒于早期電影的有限傳播和紀錄性質，菲律賓當局并未設立完備的電影審查機構。但表現犯罪已經被認為是不當的。早期影人耶斯勒因拍攝惡徒的故事受到地方媒體攻訐，遂取消放映。最初的犯罪電影還包括描寫菲律賓民族英雄被處以極刑的影片，西班牙殖民者暴力的呈現分別觸動了親西華裔和美國殖民當局的敏感神經并采取要求重拍或打壓的對策。而其敘事層面的罪則有被指認的煽動罪、殘酷的刑罰、真相不明的招供?！赌泻汀罚˙oy Bandits，1937）因其片名、將教父設置為壞人、使用殺人暗器、包含少年戀愛及誘惑鏡頭，被審查委員會嚴厲指摘，此事還開始了審查制在國產電影和外國電影之間有所傾斜的爭論。之后浪漫片、喜劇片、動作片、奇幻片一直占據主流市場，犯罪電影并不顯著?！半娪皩彶槲瘑T會”（Board of Censorship for Motion Pictures）的職能還相對籠統，即“檢查有聲、無聲，進口、國產的所有電影，禁止他們認為不道德或違反法律和良善風俗或有損菲律賓政府、人民名譽的電影的公開和放映”[1]。20世紀40年代末至50年代，除了《艾弗與亞當》《他們說我是個哈客》引起的爭議，針對電影倫理正確或政治正確的審查仍相對薄弱。
20世紀60年代晚期，小型獨立公司出品的“大膽電影”（Bomba film）風靡一時，甚至有地下放映和送審與放映版本不同的情況。1967年9月15日《菲律賓先驅報》編輯部發表意見道：“未成年人犯罪的甚囂塵上和年輕人的道德淪喪可以歸咎于委員會通過并在影院和電視放（播）映的、有害身心的影片里的可怕例子。如果這類電影讓人反感的元素未被消除或者這些電影未在男孩中禁絕，過失很明顯在委員會一方?！盵2]由斐迪南·馬科斯總統欽定的電影審查委員會（Board of Censors for Motion Pictures）主席圭勒莫·德·維嘉對于大膽電影持有的矛盾態度剛開始可能會讓我們感到奇怪。他在認為其粗俗的同時，又不得不承認它們中的精品在活絡本國電影產業、抗衡外國同類作品、在較為單一的國內電影類型之外開拓新方向等方面的積極潛力。電影審查委員會已經意識到，若想在國際電影競爭中立于不敗，就需要稍微放開已被文化解放延展的文化尺度。
1972年9月27日，馬科斯頒布“第13號指導意見”，以“保衛我們社會的、尤其是年輕人的道德，與某些電影的不良影響作斗爭”為目的，禁止有下列內容的電影，為打造所謂“新社會”（New Society）創造有利環境：“1.有煽動針對國家之顛覆、叛亂、造反傾向的電影;2.有損害人們對其政府或合法建立之權威的信仰與信心傾向的電影;3.美化罪犯或寬恕犯罪的電影;4.除了滿足暴力色情市場別無他求的電影;5.冒犯種族或宗教的電影;6.有教唆禁令藥物之交易和使用傾向的電影;7.違反法律、公共秩序、道德、良善風俗、既定政策、法律秩序、法令及告示的電影?！盵3]
盡管存在上述禁令，當時的第一夫人伊麥達深諳電影傳播規律，認為電影是菲律賓國家形象和發展現狀的展示平臺，需要精進技藝，尋求國際合拍。在國內外市場發展不力之時，支持最賺錢的電影類型，在頻受批判的情況下通過對藝術創作有限度地松綁，爭取國際輿論支持，謀求政治生存空間，可謂一舉兩得。菲律賓文化藝術中心馬尼拉電影中心建造期間，因為她的趕工命令，“埋葬”了多名坍塌事故的受害者。該中心也是80年代低級影院獲權前，全國唯一合法放映色情電影的場所。
1982年1月29日通過“第770號行政命令”建立的菲律賓實驗電影中心，其實在一定程度上放松了電影內容的管制。同年“第640-A號行政命令”批準設立菲律賓電影學院，該機構的倫理標準包括：“1.主題選擇必須受良好品位的絕對指導，必須對未成年人參與或卷入的犯罪或反社會行為之表現施加特殊限制;2.銀幕上不得寬恕犯罪、美化罪犯;3.細致的和過度的殘忍、暴虐、肢體暴力將被禁止;4.不允許與故事和動機無關的或可能引起反常行為的性放蕩、裸體、激情親密場景;5.不允許對肉體或人物心理的缺陷進行過度的嘲弄;6.不允許以引用或暗示的形式貶低、嘲弄宗教、文化社群、其他種族、本國或其他國家的國旗;7.不允許與故事無關的猥褻、暗示、庸俗、瀆神的語言、姿勢、動作;8.不鼓勵美化或強調沒有反映我國民眾美好形象的不良習慣、習俗、態度、情景、實踐，如法律禁止的賭博、對合法建立之權威和老人的不敬等;9.不允許針對兒童和動物的殘暴行為，除非與故事極為相關;10.不允許故事、人物的設置有悖于我們社會道德和理念的發展，特別是在國家的發展時期?！盵4]1985年10月，“1986號總統令”通過，將“電影審查委員會”轉化為“影視檢查分級委員會”（Movie and Television Review and Classification Board）?！?986號總統令”條款基本與“第13號指導意見”一致，但增加了不得違抗“半”“亞”司法和誹謗中傷他人的條款。而在美國意味著“僅限成人觀看”的“X”級在影視檢查分級委員會那里卻是“不許公眾觀看”的意思，這也就是為何說該委員會的真正職能是審查而非分類的原因。
馬科斯倒臺后一段時期，即曼努埃爾·摩拉托和亨利埃塔·曼德茲分別任職影視檢查分級委員會主席期間，電影審查依然保守，前者對關涉政治、宗教等題材的電影[大膽電影化生出的勇敢電影（bold film）]呈現甚為敏感，只有“具有一定救贖的社會價值與藝術價值”“而非僅僅對于亂倫的窺視記錄”的“真誠電影”才有可能通過;而后者治下的分類/審查更在意道德維系而非政治評論了。[5]約瑟夫·埃斯特蘭達總統雖出身演藝界，但其電影政策由分類走向審查。埃斯特蘭達手下的阿米達·西圭昂-雷娜發覺總統設想的徹底排查不太現實，所以將重點放在嚴打限制級電影及其片名上?！肚橛硌荨泛Ｍ夥庞碂o虞，并在更名《現場秀》后獲得國內上映機會;后來的《pinaysex.com》改名《www.XXX.com》后也獲通過。格洛里亞·麥加帕果-阿羅甬當政期間，《現場秀》禁映風波最重要的一點是犯罪電影可以同時被解釋為過分自由、觸犯禁忌的電影以及嚴肅呈現并探討文化問題的電影。擅長黃色笑話但不屑當代電影的阿勒章德羅·羅塞斯任職影視檢查分級委員會時，準備升級對色情電影的干涉，但他很快就離開了這個吃力不討好的職位。
從菲律賓電影史可以看出，許多重要機構的建立初衷和后來的實際發展有所出入，白底黑字的法令條文也難以應付復雜的藝術表述。按理說，自由社會有賦予民眾權利的責任，也有確保社會文化不被污染的權力。無論在哪里，自由都是有限的。爭議在于限制自由的具體操作。如果采用分級制，除非有明顯的證據或對公眾本質的傷害，應只負責分級，最多是“僅限成人觀看”，但無權刪減片段或禁止上映。菲律賓政府既想在條文的主觀性和專制性上做文章，又想兌現電影的經濟文化價值，由此政府成員之間、某個法令之內、若干政策之間存在許多論述的裂縫和商榷的空間（如德·維嘉的文化精英立場VS馬科斯的威權政治立場VS伊麥達的實用主義立場），即比安維尼多·魯姆貝拉所說的“沖突的衍生”。[6]換句話說，菲律賓政府對犯罪電影的具體操控介于管制與開放之間、機構審查與自我規范之間。
二、菲律賓影人與犯罪類型與亞類型電
影之互動
出于美國在菲律賓比西班牙和日本“好”得多的殖民史，菲律賓對美國懷有一種斯德哥爾摩情結，其藝術與文化一面非常本土，另一面深度美式，像對前者過度戲劇化和異域化的某種反撥。后者從菲律賓電影對混血造型的青睞、菲美明星之間的比對、菲美電影合作或模仿（遺憾的是后者是常態）、英語臺詞的普及中可見一斑，當然在思考菲律賓電影好萊塢化時也不能忽視其地方保護的傾向。美式電影觀認為電影是門實打實的生意，首要考慮經濟收益，而其前提是用觀眾欲求的東西最大可能地招攬觀眾。在敘事、技術、意識形態的規程上或稍作精進創意或模仿拿來為核心的類型電影具有操控觀眾期待（意外）的優勢，成為票房的保證。一句話說，類型，就是七情六欲登場、規則中玩花樣。當然好萊塢不是菲律賓電影的唯一法典，因為其他影響菲律賓電影的藝術，如薩斯維拉、連環畫、雜耍劇場也都具有很強的程式化特征。
若不考慮品質，菲律賓電影的類型化和亞類型化的程度都很高，犯罪電影更是如此。菲律賓犯罪電影以色情、利誘、復仇、暴力、匡正為主軸，衍生出大膽/勇敢電影、撒旦電影（圣經電影的反面）、馬尼拉黑色電影、獄中女子/香蕉共和國電影、B級恐怖電影、霸道電影、大屠殺電影/真實犯罪電影、秘密機構電影等，同時犯罪亦滲透在其他常規類型如恐怖、動作、歷史，甚至喜劇中。①伴隨類型/亞類型電影，還涌現了不少類型/亞類型明星。一個可能的爭辯是，“題材”已能說明問題，無需再提出一個“亞類型”概念。強調亞類型的原因在于：類型的經典分類肇始于好萊塢大片場時期，而后者已被更多元的產業格局取代;類型混雜和亞類型說明現實的復雜性不能用一種類型來框定;題材更多指涉的是敘事層面，而亞類型的說法著重美學和技術的操作，即如何以電影的形式把故事講出來。正如導演羅摩羅對電影產業改進的建議：“精致但少些本土性，以獲取更多觀眾……我們可以說少些本土性的意思，不僅是少處理有限范圍內的主題，而且是用特殊的方式呈現主題?！盵7]這樣的操作，也很可能會折沖本土導演作品的鋒芒，拉平整個菲律賓電影的形象。
亞類型的出現是影人結合類型程式和本土經驗的結果，也是尋求商業和藝術之間平衡的結果。菲律賓心理問題或社會問題的間歇性發作可供觀眾做現實的參照，對心理問題或社會問題的側重則體現電影對于犯罪的論述立場。但我們不能忘記，盡管菲律賓電影顯得拖沓，有限時間內講清故事和主題需要對各種視聽材料進行權益的配置。因此，（亞）類型電影的社會呈現通常是去脈絡化的、濃縮的。各個領域的犯罪，即性別、種族、階層、城鄉、代際、天人之間的侵犯、異變、幻滅彼此糾葛，構成一個相對獨立，充滿強奸、亂倫、吸毒、虐待、械斗、兇殺、自殺、陰謀、腐敗、不公、復仇的世界，其中又搭配著濕身、殺妻殺夫（在菲律賓法律中，殺配偶沒有普通兇殺情節嚴重）、弱勢反攻等類型元素。借助類型規程，制片成本得到控制（軟色情開銷較低，動作片開銷較高），以應對高額稅收。除極少數例外，菲律賓影史上最嚴肅的電影藝術家也將票房收益奉為作品是否成功的重要指標，因為沒錢就意味著在下一部作品中自主權的削弱，甚至根本不會有下一部作品。自負的嚴肅影人里諾·布洛卡就曾拍過不少不太像他經典風格的片子，當然這也構成某種對宣傳電影的抗拒。
當然，認同票房并不等于拋棄社會關注和美學追求，類型電影也存在內外因素影響下的品質等級。電影審查框架下的劇本預審可能會減少電影生產的隨意性。另外，電影審查肯定不能容忍電影對社會現實的直白表述，那么就迫使影人和評論家創造性地表達觀點。這可以部分地解釋為何馬科斯軍事法政治高壓和菲律賓電影第二個黃金期是重疊的。創造性表達典型地體現在寓言和暗示的運用：艾迪·羅莫羅和格拉爾多·德·萊昂的B級恐怖片變形地描繪殖民的經驗與心理;問題家庭和父權家長制社會對婦孺弱小的壓迫是同構的;幫派扭打可能映射著國族沖突。由此看出，電影審查的作用未必負面。導演自己也會對犯罪類型元素進行配置，比如布洛卡的“好”“壞”比較鮮明，馬里奧·奧哈拉則“好”中有“壞”、“壞”中有“好”。有時美學風格出于無奈，布洛卡日間參加反政府游行演講，只能晚上拍片，遂有強烈“黑色”影調。麥克·德·萊昂的鬼魂通過聲音和惡夢顯靈，連天主教圖像也顯得詭異。取材自熱點奇案的大屠殺電影在電影語言的創新上值得一提?？柭濉たㄅ晾购吞峁痢ぐ⒐玺斊澰诖笸罋㈦娪爸恤酆鲜录默F實層面，包括角色與真實人物的互換、真實人物的視頻或音頻、媒體圖像、事件現場、超自然段落。這些電影手法的功能包括感官刺激、詭異氛圍、價值判斷、離間效果。當然，為了在現實、藝術、觀眾之間制造反思的空間，我們也需要電影評論、文化評論的協助。
影人和當局在犯罪電影生產中的關系并非鐵板一塊。有些涉及當代政治背景的電影的映射功能是明顯的，犯罪集團對菲律賓公權力部門侵蝕蔓延之時，電影中體制內壞人角色增多。電影中的馬科斯政府明目張膽，而阿奎諾當局則傾向把勾當外包給不法之徒。當體制內力量終于把體制外英雄消滅掉，電影和觀眾的認同可能依然傾向后者。如果影人把籌碼都壓在政治批評上也有風險。菲律賓影人在“人民權力革命”之后突然發現失去了反抗對象，造成一定程度上批判能力的減退。不只是政府，對于涉及情色的犯罪電影，影人內部的態度和策略也可能是割裂的：號召取消審查和批判對女性進行剝削的作品，兩種立場并存。
菲律賓犯罪電影一方面使本國的犯罪文化借助類型化敘事得以留存，另一方面又在跨國電影傳播中贏得市場和學界的認可，甚至為塔倫蒂諾式猛片（drive-in and exploitative）提供了基因。這種國際聲望將反過來影響當局對影片影人的態度。耶特不斷強調，它超越若干“安全”類型如浪漫和喜劇，堪稱激奮本土電影產業與文化的猛藥;但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過度依賴類型和取悅觀眾的菲律賓犯罪電影帶來的產業振興難以長久，電影對社會問題解決方法的討論也頗激進、有限。①當代影人在處理犯罪類型時，逐漸脫離報應的簡單思維模式，而邁向罪惡的多維迸發和結論懸置。比如布蘭里特·曼多薩、拉夫·迪亞茲、埃里克·塔蒂，都試圖讓各種形式的罪惡短兵相接，以此縱深地開拓社會現實和倫理兩難的探討?？墒侵卣芾磔p感官的電影，又大多復制著國外叫好國內不叫座的歷史舊談。
三、菲律賓觀眾與犯罪類型與亞類型電
影之互動
愛的糾葛和恨的炸裂最易激發感知流溢，它們往往發生在私人生活和社會心理甚至是國家認同的重合地帶，因此，大眾在現實生活和電影銀幕中特別喜歡圍觀犯罪。觀眾在犯罪電影中可以對不堪的社會現實進行確認或反思，可以跟隨法外英雄進行一場驚心動魄的冒險，也可以在虛擬情境中重估自己的倫理立場，而所有的不安，無論最終是否得以馴服，都“遙遠地”發生。
菲律賓是亞洲唯一的天主教國家，因此，從保守的社會觀點和正統的宗教觀點出發，性的公開展示是難以容忍的。在《庫拉嘉：沒日沒夜的女人》中，身為妓女的主角在幻覺中挨了瑪利亞一巴掌。前文曾提到，以大膽電影及勇敢電影為名的本土情色電影大行其道，菲律賓電影審查機構并未采取完全禁絕的態度，而試圖在打壓和支持的游走中實現管控，而這種操作很大程度上受到觀眾自下而上力量的影響。
西圭昂-雷娜發現自己既要討好傾向自治的電影同行，又得討好反對放縱的政府、宗教、民間力量，結果處于兩方的火力網中。麥加帕果-阿羅約總統和影視檢查分級委員會主席尼加諾·迪昂森的關系可以說是菲律賓影史上總統—委員會主席關系中最棘手的，很大原因是麥加帕果-阿羅約在《現場秀》的禁映上受到教會施加的壓力，卻為迪昂森及自由影人難以接受。前者代表的保守陣營認為政府是縱容性事在電影中的出現，而后者代表的自由陣營則認為不應限制藝術自由，如果被嚴肅探討人性議題的情色電影激起隱秘的感官就更為變態。婦女保護組織則指出，號稱保衛女性權益的教會在女性從事不得已的營生時不允許其發聲，顯得矛盾。有意思的是，在2004年，一些院線出于對政治、電影兩界情色風氣的反感，拒絕放映過審的R-18電影。另外，影人有可能出自自身利益的考量在表達自由方面辯駁或鉆空子。
對于犯罪電影放映的政治干預有違源自美國的表達自由原則，然而保守派政治精英和宗教人士勢必對表達自由有所保留，因為社會偏差行為的電影呈現，對于國家形象、社會安定、文化價值都可能產生負面影響。從幾次大的交鋒來看，觀眾的概念可以擴大到政府、宗教、民間、電影、媒體各界人士及其社團如“更好電影公民委員會”“吉普尼司機協會”“解放藝術家運動”“菲律賓藝術家當事人”“穆斯林編劇俱樂部”“國立教會委員會”“基督是主運動”“上帝子民正義聯盟”“菲律賓影視工作者聯盟”“反亞太婦女拐賣聯盟”等。普通觀眾形成的公共輿論通常被意見領袖借用、引導，或許在具體訴求實施中失控。但總之，他們都在表達自由寬容度的光譜上進行著拉鋸戰。
“可能在菲律賓，逃避嚴酷日常生活和假想著過別人的日子的需求比在西方更加顯著，電影成了一種全國性的迷戀?！盵8]在英雄缺席的時代，大眾不會放棄在電影中尋找英雄，無論它是否合法。后馬科斯時期，電影中的孤膽警員除了要對付犯罪組織，還要留神體制內的黑手。法外英雄角色如“年輕無知的反英雄、草莽英雄”也紛紛試圖在電影中奪回正義。尤其在專制總統馬科斯安然避居海外的情況下，俗套的英雄人物更加具有釋放負面情緒、凈化國民心理的作用，甚至不惜采取以暴制暴的形式。當然在法律框架內，個人復仇及其極端手法的合法性有所動搖。旁觀犯罪是將引誘犯罪還是引導升華，一直是媒介心理學的爭論焦點，但比較肯定的一點是，感官刺激可以麻痹感官，即旁觀犯罪積累到一定數量和程度后，對犯罪的忍耐度會增強，甚至會欲求更強烈的刺激。
除了避免效尤，觀眾還須學會分離電影角色和真實人物。這兩者可能是一致的，如卷入各種曲折案件及其曲折反轉的艾迪·費爾南德、“壞小子”羅賓·帕迪拉、艾斯·威格爾、丹尼斯·羅丹。大片場對自己演員外貌舉止的嚴格管理只是階段性特例。層出不窮的明星違法行為給自己和社會帶來不少麻煩，但這種現實和影像混同的影響終究更多屬于私人領域。而菲律賓電影和大眾在全國范圍的公共領域的互動以及電影角色和真實人物的混淆影響更為深遠。電影是表征的，而政治是代議的。用“幻想和現實混同，變得越來越難分難解”這句有點阿多諾和霍克海默感覺的話來描繪菲律賓政治犯罪與電影犯罪的吊詭關系再恰當不過。[9]在菲律賓，電影犯罪和政治亂象均令人瞠目結舌。里托·里帕德和雷·馬龍祖銀幕內外都是鐵血英雄，但反例更顯著。馬科斯傳記片《天命的痕跡》放映許可的糾葛為他勝選助一臂之力，而在任內，這位糟糕的總統卻試圖加強電影管控。他的夫人有明星欲，也有導演欲，臨近馬尼拉國際電影節，她下令將菲律賓文化藝術中心前的草地染綠。從政期間，埃斯特蘭達在銀幕內外構建大量底層英雄及愛國英雄形象，對其成功當選總統至關重要，但他在私人生活和政治生活中的惡劣表現無疑給予觀眾/選民慘痛的教訓?！半娪爸酢毙≠M南多·坡的超級人氣英雄銀幕形象未能保證總統競選成功，因為還有許多必然和偶然的因素影響選舉進程。
結語
菲律賓犯罪電影并非撲朔迷離的社會現實的單向映像，而是動態地處在政府、影人、觀眾錯綜復雜的欲求、期待、行動的夾角之中，正如耶特所說的“旋轉門”。面對越發凸顯強勁媒體力量的電影，專門的審查機構從政府建制中衍生出來，后者在一定獨立性的基礎上與政府框限、引導電影的意識形態價值和經濟文化價值。影人以商業利益為導向或以類型程式與社會熱點作為電影生產的基準無可厚非，因為在既有框架下仍有可能浮現出藝術的創新和社會的反思。以個人或社群形式出現的觀眾在銀幕面前，受制與能動并存。
在如此情境中觀察菲律賓犯罪電影，將我們引向非常有趣的發現。寡淡的國內外電影市場令菲律賓政府及其電影審查機構在意識形態價值和經濟文化價值的設定上有些自相矛盾。亦即，在電影中政治稍微偏離“正確”的標尺，能夠換來生產消費的勃興或國際聲望的維系。所以，隨著犯罪電影逐漸成為本國電影產業的強大引擎，菲律賓政府迅速采取行動，對內改制電影審查機構編訂相關條款，卻同時放松對敏感電影的管制，鼓勵國際展演交流。但具有審慎意識的影人將會小心行事，在避免觸碰禁忌紅線的同時把錢賺到。政府的禁令吊詭地像是商業片拍攝手冊。聰慧有心者還會創造性地利用、建構觀眾的感知，獲得產業界和評論界的認可。菲律賓政府持久的腐敗不義成了犯罪電影理想的素材，而政壇與影壇的相互滲透也引發太多荒誕的故事。但觀眾絕不只是購買刺激的人傻錢多者，他們可以在犯罪電影中替代性地實現僭越或批判，也可以圍繞電影議題形成大眾輿論以加持或折沖政府、影人的作為。在整個過程中，何為犯罪（如“對物與權的暴力爭奪”或“信仰的缺席”）、何為犯罪電影也被持續地解構、建構。后續的菲律賓犯罪電影研究仍可沿著兩條基本的線路展開，第一個是“逼真，特別是作出‘客觀’和‘事實’宣稱的地方”;第二個是“媒介表征和日常生活的關系，也就是訴諸‘常識’和‘我們全都知道’的地方”。
參考文獻：
[1][2][3][4][5][6][7][8][9]Yeatter，B.L.. Cinema of the Philippines： A History and Filmography，1897-2005[M]. Jefferson： MacFarland & Company，2007：25，114，117，162，169，129，87-88，103，124-125，17，2. .
[10]謝拉·布朗.媒介文化中的罪與法[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