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frames id="ixm7d"><noframes id="ixm7d"><rt id="ixm7d"><delect id="ixm7d"></delect></rt><noframes id="ixm7d"><rt id="ixm7d"><rt id="ixm7d"></rt></rt><rt id="ixm7d"></rt> <noframes id="ixm7d"><rt id="ixm7d"><delect id="ixm7d"></delect></rt><delect id="ixm7d"></delect><bdo id="ixm7d"></bdo><rt id="ixm7d"></rt><bdo id="ixm7d"></bdo><noframes id="ixm7d"><rt id="ixm7d"><rt id="ixm7d"></rt></rt><rt id="ixm7d"><rt id="ixm7d"></rt></rt><noframes id="ixm7d"><rt id="ixm7d"></rt><noframes id="ixm7d"><rt id="ixm7d"></rt> <noframes id="ixm7d"><rt id="ixm7d"></rt><noframes id="ixm7d"><noframes id="ixm7d"><noframes id="ixm7d"><rt id="ixm7d"></rt><noframes id="ixm7d"><noframes id="ixm7d"><noframes id="ixm7d"><rt id="ixm7d"></rt><noframes id="ixm7d"><rt id="ixm7d"></rt><noframes id="ixm7d"><rt id="ixm7d"></rt><noframes id="ixm7d">

黃河流域協調發展范文

2023-12-27

黃河流域協調發展范文第1篇

情況開展調研

9月2日,市政協副主席、經科委主任帶領部分政協委員及市直相關部門負責人組成調研組,對我區居民主要消費品價格情況開展了調研。區委、區政府、區政協部分領導及區直有關職能部門負責人陪同參加了調研。

黃河流域協調發展范文第2篇

只選錯的

1、我國城鄉經濟社會的融合發展、公有制和非公經濟的融合發展是未來經濟發展的一個趨勢。

正確

錯誤

2、生產要素流動的規律是邊際效益率。生產要素流向邊際效益低的地方。

正確

錯誤

3、判定一個國家或地區的財政是否為公共財政,主要看其收入來源,而不是財政支出結構。

正確

錯誤

4、農業現代化的一般和中國特色結合起來,才是中國特色的農業現代化道路。

正確

錯誤

5、隨著改革不斷深入,我國多種經濟成分不斷發展,非公經濟越來越少,獨資企業越來越多,各種企業的財產組織性日漸增多。

正確

錯誤

6、我國的三大產業:工業、農業、服務業。

正確

錯誤

7、我國東部地區想繼續保持經濟不斷增長,需要大力發展第三產業,還要向質量效益型企業發展。

正確

錯誤

8、建國初期我國重點發展農業,優于服務業,如今世界糧食危機嚴重,農業仍然是優于服務業發展。

正確

錯誤

9、十七大報告中提出,要把過去主要依靠投資出口拉動,轉變為進口協調拉動。

正確

錯誤

10、2006年國務院辦公廳下發《關于開展全國主體功能區規劃編制工作的通知》,要求國土資源劃分為若干板塊實行切合實際的區域政策。

正確

錯誤

11、優化國土開發格局分為三大功能區:優化開發區、重點開發區、限制開發區。

正確

錯誤

12、限制開發區如自然保護區等,有不允許開發的地區。

正確

錯誤

13、國土開發格局的區域劃分,以行政區為依托,沒有打破行政區劃的限制。

正確

錯誤

14、各主體功能區之間,需要西部向東部產業轉移。

正確

錯誤

15、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是解決好人口、資源與環境的關系。

正確

錯誤

16、十七屆三中全會提出,要建立促進城鄉經濟社會發展( )的制度,推動城鄉經濟社會發展的融合。

一體化

多元化

豐富化

同步化

17、十二屆三中全會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提出,要實行( ),所有權和經營權適當分立。

政企合并 政企分開 政企對立

政企同步發展

18、統籌城鄉基礎設施建設和公共服務,需建立城鄉統一的公共服務制度。 要實現公共服務,建立完善的公共體系,實現( )。

基本公共服務特殊化

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

重點公共服務優先化

重點公共服務均等化

19、就業是民生之本,要對( )進行就業援助制度。

單親家庭

軍屬家庭

零就業家庭

無子女家庭

20、建立和完善公共財政體系是加大公共服務領域投入,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 )。

核心

關鍵因素

前提條件

手段

21、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以( )為主體,各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

私有制

混合所有制

公有制

公有制和私有制

22、《企業國有資產法》的出臺出臺和執行,有利于建立和完善( ),有利于提高我們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的水平。

國有資產

企業財產

公共財產

公有制財產

23、國有資本經營預算按單獨編制,納入本級人民政府預算,報( )批準。

上級人民代表大會

本級人民代表大會

當地財政部門

國家財政部門

24、建立起城鄉公共服務的統一制度,要靠完善的公共財政體系 ;要靠全國形成統

一、規范、透明的( )。

財政直接支付制度

資產異地管理制度

財政轉移支付制度

資本經營預算制度

25、十七屆三中全會的“五個統籌”提到農村服務業的發展,要與農民接受服務的能力和( )相適應。

消費水平

消費喜好

消費環境

家庭收入

26、十七大報告指出:把過去主要依靠( )產業拉動,轉變為一二三產協調拉動。

27、企業自主創新的良性循環為( )。①資金投入②取得技術效果③轉化為經濟效益④資金再投入

①→③→②→④

①→②→④→③ ③→②→①→④

①→②→③→④

28、十七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推進農村改革發展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指出,我國總體上已進入( )階段。

大力興農

先工業后農業

一元結構

以工促農、以城帶鄉

29、要建立促進城鄉經濟社會發展一體化的制度,推動城鄉經濟社會發展融合是在( )提出的。

十七屆六中全會

十七屆三中全會

十七屆五中全會

十六屆三中全會

30、十二屆三中全會《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提出,要實行政企自覺分開,( )適當分立。

所有權和經營權

所有權和管理權

財產權和管理權

以上答案都不對

31、公共財政是與市場經濟相適應,主要用于( )的一種財政。

提供公共產品

提供公共服務

履行政府職能

履行宏觀經濟政策

32、國有資本經營預算是針對經營性國有資產投資的利潤如何( )的一項經營制度。

收繳

分配

監管

使用

33、國家取得的下列國有資本收入及支出中,應當編制國有資本經營預算的包括( )。

從國家出資企業分得的利潤

國有資產轉讓收入

從地方出資企業取得的直接收入

從國家出資企業取得的清算收入

34、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決定》提出五個統籌,即“統籌城鄉發展、統籌區域發展、( )。

統籌經濟社會發展 統籌整體與局部發展

統籌人與自然和諧發展

統籌國內發展和對外開放

統籌政治文化發展

35、以( )作為劃分企業類型的標準。

企業的財產制度

企業的資本組織形式

企業的資產規模

企業的盈利能力

36、自主創新包括( )幾大創新。

新能源創新

技術的創新

體制和機制的創新

管理的創新

37、統籌城鄉基礎設施建設和公共服務中,公共服務包括( )。

“三就一保障”

交通

科技

通訊

能源

38、下列選項中屬于公共財政的是( )。

稅收

財政撥款給交通建設

國家支付的義務教育經費

外匯

39、國有資本中企業的改革包含( )制度。

政企分開

政資分開

利稅分開

人崗分開

40、國有投資可以有( )形式,是相對非國有投資而言的。

國有獨資

國有控股

國有參股

黃河流域協調發展范文第3篇

摘   要:基于生態足跡理論,采用人均生態赤字、萬元GDP生態足跡、生態足跡多樣性指數和生態可持續指數對黃河流域2010—2017年可持續發展狀態進行評價,結果表明:黃河流域處于強不可持續發展狀態,其原因是黃河流域人均生態赤字逐年加大,生態資源利用效率提高不顯著,生態足跡需求不均衡。依據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政策導向并結合GM(1,1)模型,預測了2020—2025年四種政策情景下黃河流域的可持續發展狀態。結果表明:如果不采取政策措施,黃河流域不可持續狀態將進一步惡化。未來黃河流域要堅持生態優先,推行綠色發展模式,這樣才能實現生態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的雙贏。

關鍵詞:黃河流域高質量發展;生態足跡理論;可持續發展

黃河流域在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中占據重要地位。然而,目前黃河流域生態環境脆弱,不同區域間的自然資源稟賦差異較大,這對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構成了嚴峻挑戰。2019年9月,習近平總書記在鄭州主持召開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座談會并發表重要講話,強調黃河流域的發展方式必須體現生態保護和經濟發展相統一的理念。黃河流域必須擺脫對傳統發展方式的路徑依賴,以可持續發展為突破口,真正實現發展質量的全面提升。

一、相關文獻綜述

對黃河流域可持續發展的定性研究主要涉及兩方面:一是綠色發展問題。綠色發展是可持續發展的新時代延續。金鳳君從黃河流域生態環境脆弱、水資源短缺、發展與保護矛盾突出等方面剖析了黃河流域生態保護中面臨的問題,認為黃河流域未來發展應選擇綠色發展模式[1]。姜長云等也從生態承載、資源約束、產業結構等方面分析了黃河流域綠色發展中存在的問題,認為推進黃河流域綠色發展對于提升黃河流域在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生態安全和文化傳承中的戰略地位具有重要作用[2]。二是高質量發展問題。人口、社會、經濟與資源環境相協調的發展是經濟高質量發展的一個重要指標,有部分學者把可持續發展納入高質量發展中進行研究。任保平、張倩認為,黃河流域高質量發展要以生態保護為前提,實現流域當前利益和長遠利益相結合[3];陳曉東、金碚同樣強調了生態保護是黃河流域高質量發展的首要問題,是實現經濟社會繁榮的根本保證[4]。

從現有文獻來看,更多的研究是對黃河流域可持續發展水平進行定量評價。評價方法主要有兩種:一是指標體系法,即通過建立綜合指標體系,對其進行評價以描述流域可持續發展水平。雷仲敏從壓力與狀態、響應與動員能力兩個方面構建了黃河流域可持續發展評價指標體系,采用等權平均法對2005年黃河流域可持續發展水平進行了評價[5]。二是生態足跡法,依據1992年加拿大經濟學家William Rees提出的生態足跡理論[6],通過對比生態足跡和生態承載力的大小來評估可持續發展狀態。生態足跡法相較于指標體系法的優勢在于有理論支撐,考慮到了生態資源環境在可持續發展中的重要性。一些學者采用生態足跡法對黃河流域部分省區的可持續發展狀態進行了評價。如王曉鵬、丁生喜對青海省2000—2008年的生態足跡、生態承載力進行了計算,研究結果表明青海省的生態足跡逐年上升,生態資源的消耗嚴重超過了生態資源的再生能力,生態可持續發展面臨巨大壓力[7];梁春玲對黃河三角洲1994—2008年的生態足跡和生態承載力進行對比分析,結果表明黃河三角洲對生態資源的需求超出了生態承載的最大限度,處于不可持續狀態[8]。生態足跡理論只衡量了生態的可持續程度,而沒有考慮經濟、社會等方面的可持續性,作為可持續發展的評價指標是不夠全面的。為此,韓文文等在測算生態足跡和生態承載力的基礎上,采用萬元GDP生態足跡、生態足跡多樣性指數和發展能力指數對寧夏2000—2013年的可持續發展狀態進行了評價[9];田杰、姚順波利用生態壓力指數、萬元GDP生態足跡、生態足跡多樣性指數和生態系統發展能力四個指標對陜西省2001—2010年的可持續發展水平進行了評價[10]。

黃河流域未來可持續發展水平是我們關注的重點問題。已有研究中,王兆華等、姜綿峰和葉春明等采用ARIMA模型對地區可持續發展水平進行了定量預測[11-12]。該方法根據變量的長期歷史發展規律預測將來,僅適用于波動不大的短期預測。向秀容等、李健和張吉輝等則采用一元線性回歸進行預測分析,該方法依據變量間的相關關系進行擬合和預測,適用于有明顯線性變化趨勢的中短期預測[13-14]。以上兩種方法都必須依賴多期樣本數據,為了規避這一缺點,郭榮中等、廣佳選擇灰色GM(1,1)模型對可持續發展水平進行預測分析[15-16]。該方法對不確定因素的復雜系統預測精度較高,且所需樣本量少。

總體來看,圍繞黃河流域可持續發展的研究成果較為豐富,但也存在不足之處。一方面,上述以生態足跡法評價黃河流域可持續發展的研究都是針對黃河流域的部分省區,缺乏從全局視角評價黃河流域整體可持續發展水平的研究成果;另一方面,現有預測研究采用的方法都是建立在“過去的決定因素保持不變且持續影響未來”的假設基礎上,如果預測期受到外部影響,預測模型的解釋力度就會下降。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戰略提出后,相關政策規劃將相繼出臺。此時如果仍按照過去的發展趨勢進行預測,而不考慮政策實施的作用,顯然是不合理的。因此,本文從以下兩個方面對現有研究進行拓展:第一,依據生態足跡理論,對2010—2017年黃河流域整體及流域各省區的可持續發展狀態進行評價;第二,依據當前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相關政策,設定不同政策情景并結合灰色預測方法,對2020—2025年黃河流域可持續發展水平進行預測。

二、黃河流域可持續發展的內涵及其要求

流域可持續發展既有可持續發展的一般性,又有其特殊性。流域是以自然河流為基礎,以水資源綜合開發利用為核心的跨區域經濟系統。因此,流域可持續發展更強調人口、社會、經濟發展與生態資源,尤其是水資源的承載能力相協調。黃河流域可持續發展屬于典型的大流域可持續發展問題。具體來看,黃河流域可持續發展的內涵及其要求如下:

第一,生態優先發展。黃河流域人口、社會和經濟發展與生態資源供給不匹配、不協調,導致黃河流域生態資源供給短缺,特別是水資源短缺嚴重。黃河流域的資源環境容量有限。黃河流域廢污水排放量占全國的6%,化學需氧量排放占全國的7%。污染加劇使黃河水體稀釋與降解能力愈發薄弱,特別是汾河支流,劣Ⅴ類斷面比例高達61.5%。因此,黃河流域可持續發展應優先進行生態建設和環境保護。

第二,經濟綠色發展。黃河流域不僅是我國重要的生態屏障,而且是我國關鍵的經濟地帶。2019年,黃河流域GDP達24.7萬億元,占全國的25.1%。然而,這些產出的取得是以過度利用土地資源和環境資源為代價的,這種發展模式不僅不可持續,而且會帶來諸多問題。為了經濟增長過度犧牲資源環境或為了保護生態環境而放棄經濟發展的做法,都是不可取的。黃河流域在發展中應走綠色經濟發展模式,實現“生態保護”和“經濟發展”共同推進。

第三,高質量發展。黃河流域可持續發展不僅強調生態資源的當代作用,而且要考慮對后代人需要的滿足??沙掷m發展的最終目的是增進人民群眾的生活福祉。黃河流域橫跨我國的東中西部,流域內經濟發展水平差距懸殊。同時,黃河流域貧困人口集中,全國14個集中連片特困地區有5個涉及黃河流域。因此,黃河流域可持續發展更要在生態優先發展和綠色經濟發展中堅持以人為本,解決區域協調發展和貧困等問題,滿足黃河流域當代和后代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使黃河真正成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

三、黃河流域可持續發展評價指標的選取及數據來源

(一)評價指標的選取

生態足跡理論認為,經濟社會發展是由生態足跡和生態承載力的大小關系決定的。其中,生態足跡是指生產人們消費的資源和吸納人們產生的廢物所需要的生物生產土地總面積,反映了人們對生態資源的需求;生態承載力是指區域能提供的各類生物生產性土地總面積,反映了區域的生態資源總供給。當生態足跡小于生態承載力時,就出現了生態赤字;反之,則為生態盈余。生態赤字說明該地區生態資源供給難以維持該地區人們的需求,發展是不可持續的。生態足跡理論只衡量了生態資源的供給和需求信息,而沒有考慮人口數量、GDP產出和生態資源的需求結構等因素。因此,本文在生態足跡理論的基礎上,選取人均生態赤字指標來衡量人均生態資源的供需,用萬元GDP生態足跡指標來衡量生態資源的利用效率,用生態足跡多樣性指數來衡量生態資源利用的均衡程度,用生態可持續指數來衡量生態資源利用的可持續性。指標具體說明如下:

1.人均生態赤字

人均生態赤字反映了一個國家或地區的人們對生態資源需求和土地生態資源供給能力的大小關系。當出現生態赤字時,說明該地區生態資源供給難以維持需求,發展是不可持續的。其計算公式為:ed=ec-ef。式中,ed為人均生態赤字(盈余),ec為人均生態承載力,ef為人均生態足跡。當ec>ef時,ed為生態盈余;當ec

式中,i為第i種土地類型;λi為第i種類土地的均衡因子,它能將生產能力不同的土地轉化為生產能力相同的土地;Ci和Yi分別為第i種資源的地區消費量和世界平均產量;N為地區總人口數。

式中,?覣i為第i類土地的產量因子,其乘以均衡因子λi能將式中生產能力不同的土地轉化為與生態足跡測算式中屬性相同的土地。Li為第i類土地的實際面積。根據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的報告《我們共同的未來》的建議,需留出12%的土地面積保護生物多樣性,因此實際人均生態承載力應在原有基礎上乘以0.88。

2.萬元GDP生態足跡

萬元GDP生態足跡直接反映了地區每萬元GDP所消耗的生態資源,體現了生態資源的利用效率。萬元GDP生態足跡越小,說明生態資源利用效率越高;反之,生態資源利用效率越低。計算公式為:萬元GDP生態足跡=ef/人均GDP。

3.生態足跡多樣性指數

生態足跡多樣性指數反映了地區消費所需生物生產性土地面積的均衡程度。生態足跡多樣性指數越大,表明生態系統中生態足跡的需求越接近均衡。其計算公式為:

式中,H為生態足跡多樣性指數,pi是第i種土地類型在總生態足跡中的比例。

4.生態可持續指數

生態可持續指數反映了生態可持續利用的程度。生態可持續指數越大,說明生態可持續利用程度越高;反之,生態可持續利用程度越低。計算公式為: ESI=ec/(ec+ef)。式中,ESI為生態可持續指數。按ESI大小可將可持續發展程度分為6個等級[15]。具體劃分標準如表1(下頁)所示。

(二)數據來源及處理

本文以2010—2017年為研究區間,選取黃河流域9?。▍^)73個地級市(州、盟)為研究樣本(見表2,下頁)。根據黃河流域實際種植、養殖情況,將生態足跡計算中地區人均消費量分為生物資源賬戶和化石能源賬戶,選取生物資源賬戶消費品共39種、化石能源賬戶消費品5種①。

各類土地的全球平均產量數據來源于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數據庫和《BP世界能源統計年鑒(2018)》。各種類型土地的均衡因子和產量因子參考《國家足跡賬戶2016:工作指導手冊》公布的數值??紤]到黃河流域的地理特性,本文以2010—2017年黃河流域糧食單位面積平均產量與全國糧食單位面積平均產量之比的均值作為調整系數,對產量因子進行了修正。修正后耕地、草地、林地、化石能源用地、建筑用地、水域的產量因子分別為1.46、0.17、0.80、0.00、1.46、0.88。均衡因子分別為2.52、0.43、1.28、1.28、2.52、0.35,其余數據來源于黃河流域各?。▍^)、市(州、盟)水資源公報、統計年鑒和能源統計年鑒。

四、2010—2017年黃河流域可持續發展狀態評價分析

(一)人均生態赤字分析

由表3(下頁)可知,2010—2017年黃河流域持續處于生態赤字狀態。2017年黃河流域人均生態赤字較2010年增長了16.94%,年均增長2.26%。這說明黃河流域人均生態足跡需求已經超出人均生態承載供給能力,可持續發展中出現了生態資源供需失衡問題,并且供需缺口在逐年增大。從各省區來看,除四川外,黃河流域各省區生態資源利用都處于“供不應求”狀態,生態資源供需失衡問題突出。2010—2017年,內蒙古、寧夏生態赤字情況最為嚴重,平均值超過7.0hm2/人,原因是內蒙古和寧夏對生態資源的需求過高,而地區本身生態環境脆弱,現存土地再生能力差,導致生態承載能力逐年下降。陜西生態赤字惡化程度最大,速度也最快。2017年陜西人均生態赤字相較2010年增長了124.64%,年均增長率達到12.26%。造成這一結果的原因在于,陜西經濟發展過度依賴于煤炭、石油等資源投入,導致生態資源需求總量不斷擴增。

(二)萬元GDP生態足跡分析

如表4(下頁)所示,2010—2017年,黃河流域萬元GDP生態足跡均值為1.0659hm2/萬元。從時間變化趨勢來看,黃河流域萬元GDP生態足跡以年均6.14%的速度逐年遞減,這意味著黃河流域生態資源利用效率正在逐步提升,可持續發展具有較大潛力。在黃河流域各省區中,寧夏生態資源利用效率最低,其萬元GDP生態足跡均值是四川的19.45倍。河南和山東生態資源利用效率得到了顯著提高,其萬元GDP生態足跡年均分別下降9.86%和7.60%。生態資源利用效率存在較大差異的原因有二:一是黃河流域各省區間經濟發展水平差異懸殊,位于黃河流域西部的省份,如寧夏、甘肅等人均GDP較低,而中東部省份,如河南、山東經濟發展水平在全國都名列前茅;二是寧夏等地在經濟發展過程中并沒有將對生態資源高需求轉化為相應的經濟收益,存在嚴重的資源浪費。

(三)生態足跡多樣性指數分析

如表5(下頁)所示,2010—2017年,黃河流域生態足跡多樣性指數呈現平穩波動趨勢,年均下降0.19個百分點,總體下降幅度較小,僅為1.32個百分點。這意味著黃河流域生態資源利用的均衡程度近年來沒有得到明顯改善。從各省區來看,青海、甘肅、寧夏、陜西和山西生態足跡多樣性指數均有所下降。其中,陜西下降幅度最大,為32.27%。青海、甘肅、寧夏和陜西均位于我國西北地區,具有豐富的化石能源稟賦,在長期發展過程中形成了資源依賴型產業模式,導致生態資源需求主要集中在化石能源用地上,對其他類型的生態資源利用不充分不均衡。

(四)生態可持續指數分析

黃河流域及各省區生態可持續指數計算結果如表6(下頁)所示。2010—2017年,黃河流域生態可持續指數均小于0.20,且2015年以來呈現下降趨勢。對照表1的劃分標準可以看出,黃河流域一直處于強不可持續狀態。從各省區來看,四川可持續發展指數均值最高,為0.9310,8年間均為強可持續發展。而寧夏、陜西、山西、河南和山東可持續發展指數均值皆小于0.20,處于強不可持續狀態。內蒙古2010—2011年處于中等不可持續狀態,2012年為強不可持續狀態。青海和甘肅一直處于中等不可持續狀態。山西、河南、山東生態不可持續的主要原因在于生態資源的供給能力不足,其他省份生態不可持續則是由于對生態資源的需求過大導致的。

五、黃河流域可持續發展水平預測分析

(一)預測情景設定

1.基準情景

基準情景依據過去發展規律進行預測,不考慮任何的政策實施,方便與其他情景進行比較。這里以2010—2017年人均生態足跡、人均生態赤字、人均GDP和生態足跡多樣性指數為基礎,采用灰色GM(1,1)模型對2020—2025年黃河流域可持續發展進行預測。表7給出了預測模型的精度檢驗結果,模型預測精度均達到2級及以上標準,模型檢驗合格。

2.生態優先政策情景

黃河流域9省區相繼提出了黃河保護治理的工作要點和方向,制定了環境保護、河道灘區綜合治理和優化水資源配置等政策。政策實施預期將會改善流域生態承載能力,減少水資源不合理需求。因此,我們假定:黃河流域從2020年開始加大環境保護與生態建設力度,但仍保持現有產業結構。該情景下人均生態承載力年均增速按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中提出的“發展中國家在2030年前轉向可持續的消費模式”進行推算,取值為1%,水資源生態足跡同樣以年均1%的速度減少,人均GDP年均增速按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的203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目標推算,取5.8%,其余變量與基準情景保持一致。

3.綠色發展政策情景

黃河流域既要加大生態保護力度,又要落實高質量發展要求。黃河流域9省區制定了傳統產業轉型升級以及發展綠色、低碳、循環產業的相關政策。政策實施預期會減少生態足跡需求,尤其是減少對化石能源的資源消耗。因此,我們假定:黃河流域從2020年開始大力實施綠色發展政策(不考慮其他政策)。該情景下人均生態足跡年均減少速度同樣依據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推算,取值為1%;化石能源需求也以年均1%的速度減少;人均GDP年均增速同樣取5.8%(假設綠色發展帶來的經濟收益將被產業結構調整帶來的經濟損失所抵消),其余變量與基準情景保持一致。

4.綜合發展政策情景

綜合發展政策情景反映了同時實行生態優先與綠色發展政策下的可持續發展狀況??紤]到同時兼顧生態優先與綠色發展政策將分散對生態承載力改善和生態足跡優化的投資力度,以及生態改善與綠色發展并行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將日益凸顯,我們假定:自2020年起,黃河流域人均生態足跡以年均0.5%的速度下降,人均生態承載力以年均0.5%的速度增加,水資源和化石能源的消耗以年均0.5%的速度減少。人均GDP年均增速以5.8%為基準,之后每年上漲0.1個百分點。其余變量與基準情景保持一致。

(二)預測結果分析

圖1(下頁)顯示了不同政策情景下2020—2025年黃河流域可持續發展的走勢。從圖1可以看出,在不采取任何政策措施的情況下,黃河流域利用生態資源換取經濟價值的效率雖然會逐步提高,但生態供需失衡將不斷加劇。生態資源利用的均衡程度雖然有所改善,但總體水平較低,流域強不可持續發展狀態將進一步惡化。而在后三種政策情景下,會出現如下現象:第一,人均生態赤字將得到改善,即生態資源供需逐漸恢復平衡。其中,在綠色發展政策情景下,供需失衡改善速度最快,效果也最為明顯。第二,萬元GDP生態足跡均呈現下降趨勢,即生態資源的利用效率將逐年提升。其中,綠色發展政策實施效果在當期最為明顯,但從長期來看,同時實施生態優先與綠色發展政策對資源利用效率的提升效果最佳,而僅實施生態優先政策反而將減緩生態資源利用效率提升的速度。第三,生態足跡多樣性指數逐年上漲,即生態資源利用的均衡程度得到改善。其中,綜合發展政策效果略優于綠色發展和生態優先單一政策。第四,生態可持續指數不斷提升,即生態資源利用的可持續性逐步增強。提升效果從高到低依次為綜合發展政策、生態優先政策、綠色發展政策。綜上可知,改善黃河流域未來可持續發展狀態,不能僅靠單一政策,而應堅持生態優先與綠色發展齊頭并進。

六、結論與政策建議

本文采用人均生態赤字、萬元GDP生態足跡、生態足跡多樣性指數、生態可持續指數對黃河流域及流域各省區可持續發展水平進行了定量評價。依據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政策導向,設定了基準情景、生態優先政策情景、綠色發展政策情景和綜合發展政策情景并結合GM(1,1)預測模型,對2020—2025年黃河流域可持續發展狀態進行了預測分析。評價結果表明:2010—2017年,黃河流域一直處于強不可持續發展狀態,存在生態資源供需失衡、生態赤字逐年惡化和生態資源利用不均衡的問題。雖然流域生態資源的利用效率有所改善,但與長江經濟帶各省市相比仍有較大差距,且流域各省區間生態資源利用效率差異較大。

從2020—2025年黃河流域可持續發展基準情景的預測結果來看,如果不采取任何政策措施,未來黃河流域不可持續發展狀態將進一步惡化。為實現黃河流域可持續發展,應采取生態優先與綠色發展“兩手抓”的方案。一方面,因地制宜開展生態建設工作,加大生態保護力度。通過天然林保護、人工林撫育、退耕還林還草等工程實施,改善流域生態環境,恢復生態資源承載力。同時,依托科技創新,優化農業節水灌溉、實現工業廢水減排、生產生活廢水凈化等,改善水資源利用效率,優化水資源配置,減少水資源需求,提升水資源承載能力。另一方面,推行綠色發展模式。對于青海、甘肅、寧夏和陜西等省區,尤需加快調整產業結構,降低經濟增長對化石能源的依賴,減少生態資源需求。嚴格管控污染物排放量大、產能過剩嚴重的產業,限制高耗能、高耗水、高污染工業項目的新增,倒逼企業向低污染、低排放、低消耗、高品質的生產方式轉變,向綠色制造、智能制造轉型;上游河套、關中平原和下游平原地區應宜水則水、宜山則山、宜糧則糧,發展現代生態農牧業、生態旅游業和文化旅游業等綠色產業;區域中心城市,尤其是黃河入??诘貐^,應重點發展新一代信息技術、高端裝備制造、新材料、節能環保等戰略性新興產業,以吸引東部地區及國際人才、技術、資金等向黃河流域聚集。

參考文獻

[1]金鳳君.黃河流域生態保護與高質量發展的協調推進策略[J].改革,2019(11):33-39.

[2]姜長云,盛朝迅,張義博.黃河流域產業轉型升級與綠色發展研究[J].學術界,2019(11):68-82.

[3]任保平,張倩.黃河流域高質量發展的戰略設計及其支撐體系構建[J].改革,2019(10):26-34.

[4]陳曉東,金碚.黃河流域高質量發展的著力點[J].改革,2019(11):25-32.

[5]REES W E. Ecological footprints and appropriated carrying capacity: What urban economics leaves out[J]. Environment and Urbanization, 1992, 4(2): 121-130.

[6]雷仲敏.黃河可持續發展的經濟學分析與評價[M].北京:中國環境科學出版社,2009:145-146.

[7]王曉鵬,丁生喜.基于生態足跡的青海省社會經濟可持續發展研究[J].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2011(S2):40-43.

[8]梁春玲.基于生態足跡模型的黃河三角洲可持續發展動態評估[J].國土與自然資源研究,2012(3):45-47.

[9]韓文文,劉小鵬,裴銀寶,等.基于生態足跡的寧夏生態環境可持續發展研究[J].水土保持研究,2016(5):285-290.

[10]田杰,姚順波.基于生態足跡模型的陜西省可持續發展動態研究[J].中國科技論壇,2014(1):114-120.

[11]WANG Z, YANG L, YIN J, et al.Assessment and prediction of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 in China based on a modified ecological footprint model[J]. Resources, Conservation and Recycling, 2017, 5(3): 301-313.

[12]姜綿峰,葉春明.上海城市生態足跡動態研究——基于ARIMA模型[J].華東經濟管理,2015(1):18-24.

[13]向秀容,潘韜,吳紹洪,等.基于生態足跡的天山北坡經濟帶生態承載力評價與預測[J].地理研究,2016(5):875-884.

[14]李健,張吉輝.天津市水資源足跡趨勢預測與動態調節[J].地域研究與開發,2011(5):131-134.

[15]郭榮中,申海建,楊敏華.基于改進生態足跡因子的長株潭地區可持續發展[J].水土保持研究,2019(5):174-180.

[16]廣佳.基于生態文明理念的區域經濟可持續發展研究——以四川省為例[J].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4(4):127-131.

(責任編輯:許志敏)

黃河流域協調發展范文第4篇

[摘 要]基于山東省17城市2001—2012年面板數據,應用耦合模型,對山東省金融主體—經濟增長、金融環境—經濟增長兩類二元系統以及金融主體—金融環境—經濟增長三系統協調發展程度做出解析,借此對山東省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的協調發展關系做出全面判斷?;诎雲悼杉幽P?,進一步從線性和非線性兩個方面揭示兩類二元系統的協調發展對三系統協調發展影響的時序變動規律。結果顯示,無論是二系統耦合還是三系統耦合,各市均呈現穩定上升態勢,但當前的系統耦合水平并不高;從空間差異看,半島藍色經濟區與非半島藍色經濟區的耦合水平差異不大;三系統的協調發展明顯受到了其他兩類二元系統協調發展的影響,且影響方式具有明顯的線性特征。

[關鍵詞]金融發展;經濟增長;協調關系

一、前言

20世紀70年代,麥金農和肖的金融抑制(Financial Repression)與金融深化(Financial Deepening)理論的提出,標志著金融發展理論的全面成型。隨后眾多發展中國家貨幣金融改革的實踐都深受這一理論的影響。從金融深化理論看,金融體制與經濟發展之間存在相互推動和相互制約的關系:一方面,健全的金融體制能夠有效地動員儲蓄資金,并將其引導至生產性投資上,從而促進經濟發展;另一方面,發展良好的經濟同樣也可通過國民收入的提高和經濟活動主體對金融服務需求的增加來刺激金融業的發展,由此形成金融與經濟發展相互促進的良性循環。而在此過程中,有三個關鍵的動態因素產生了重要的作用:一是金融體系規模的擴大,二是金融機構的不斷優化,三是金融市場的秩序逐步健全。通過這三個因素的不斷優化,并不斷加深其與經濟增長的交互作用關系,就會產生金融體系本身的不斷正向演進,同時增強經濟發展動力。按照這一邏輯,后續出現了大量關于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關系的研究文獻,主要觀點有如下三個方面:一是“供給導向”型(Levine. etc[1],Shan. etc[2],Antal. etc[3]),即金融發展引領經濟增長;二是“需求跟隨”型(Lucas[4],Horváthová[5],Greenwood. etc[6]),即實體經濟的增長帶動金融的發展;三是“雙向”因果型(King. etc[7],Levine[8],Johnson N. etc[9]),即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是互促的。

近年來,國內有關我國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關系的研究亦相當活躍,研究大都遵循了上述范式。談儒勇發現我國金融中介體發展和經濟增長之間具有顯著的、很強的正相關關系, 這意味著金融中介的發展有可能促進經濟增長[10];趙振全等認為我國信貸市場對經濟增長的作用比較顯著,而股票市場的作用并不明顯[11];冉光和等基于我國東西部的省級面板數據,運用單位根檢驗、協整檢驗與誤差糾正模型,對東西部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的長短期關系進行研究,發現東西部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關系差異明顯,因此認為在不同的條件下,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關系可能并不穩定[12];楊誼主張完善相關法律體系和金融監管制度,通過金融體制改革促進金融功能在經濟發展中的積極作用[13];徐景峰,華桂宏等強調要注重金融結構的優化和平衡,這樣有助于經濟發展的穩定[14-15]。

從已有研究看,雖然多視角、多方法討論二者關系的實證分析已較為普遍,但大都集中于金融主體與經濟增長抑或是金融環境與經濟增長之間關系的單獨討論。而如能將這兩類分析置于一個統一的體系中加以綜合研究,從而能夠以一個更為全面的視角審視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關系的演化規律,將有可能得出一些更為全面而新穎的結論。

基于此,本文引入“系統耦合”概念,考慮到數據的可得性,以具有代表意義的山東省的金融主體、金融環境與經濟增長三系統為例展開分析。首先,基于山東省地市級數據,對其金融主體—經濟增長、金融環境—經濟增長兩類二元系統協調發展程度以及金融主體—金融環境—經濟增長三系統協調發展程度做出解析,借此對其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的協調發展關系做出初步的判斷,并進一步解析山東省金融發展作用下的區域經濟發展差異特征;其次,基于半參數可加模型,從線性和非線性兩個方面揭示山東省金融主體—經濟增長協調發展和金融環境—經濟增長協調發展對金融主體—金融環境—經濟增長三系統協調發展影響的時序變動規律。

二、研究方法

(一)耦合模型

耦合(Coupling)是物理學術語,是對兩個及以上系統相互依賴于對方的一個量度,可以從“協調”和“發展”兩個層面定義。協調是一個截面概念,考察在特定時點上,兩系統間的相互配合程度;發展是一個時序概念,考察隨著時間的延續,兩系統共同變化的過程,具體表現為系統從低級到高級,從簡單到復雜的演進[16]。耦合則是上述兩方面的綜合,全面考察兩系統在保證自身發展的同時兼顧彼此、協調一致的程度。耦合度的大小標志著系統之間相互協調程度的強弱,具體判斷標準如表1所示[17]。

有關兩系統耦合值的計算方法較為統一,一般的求解過程見公式(1)—(3)[18]。

假設存在兩個交互關聯的系統,各自的發展水平由綜合指數 X、Z 分別標識,則有

式中,為兩系統協調度;為兩個系統的綜合評價指數,也稱為發展度,、分別代表兩系統對綜合發展水平的重要性(權重),以金融主體、經濟增長兩系統為例,筆者認為兩個系統同等重要,因此,可設定==1/2;D為兩系統耦合度。

以二元系統耦合解析為基礎,并對其加以改造,可以對三元系統耦合的機理做出新穎的解析。設定系統離差系數為

(二)可加模型

自1990年以來,可加模型(Additive Model)作為一種全新的實證方法在國外被逐步應用于各個領域。其相對于一般非參數模型適用面更廣,即使在因變量的分布不易判定或者不符合正態分布假設的情況下,該模型依然適用[20]。相對于一般的參數線性回歸模型,可加模型可以依據研究問題的具體情況分別設定為參數、半參數以及非參數三類模型。這一模型除可以得出各變量間的線性關系,更為重要的是,還可以描繪出各變量之間在一般情況下難以被捕獲的非線性關系。此外,可加模型還具有一般非參數模型由數據驅動而非模型驅動的優點,從而可以避免一般非參數回歸中當維數過高時容易出現的“維數災難”問題[21]。因此,本文選擇可以描述變量間非線性關系的可加模型對相關變量之間的關系進行擬合。

可加模型最早由Stone[22]提出,在Stone設定的模型中,因變量是由個自變量,,…,的任意函數相加而構成的,數學表達式為

其中,為截距項,為非參數函數,誤差項不僅服從均值為0,方差為2的獨立同分布,且與因變量獨立。為了估計的可行性,一般要求。因此,標準可加模型也可表示為

為了有效解析自變量和因變量間的內在關系,并且與傳統線性模型的結果進行比較,可以在保留非線性信息的基礎上,加入線性部分,構成半參數可加模型

其中,為模型中因變量可由自變量表示的線性部分的回歸參數。其余部分的含義與式(10)相同。

三、指標與數據說明

(一)指標體系

借鑒已有研究成果[23],以數據可得性為指針,本文設定了指標體系,主要包括約束層與指標層兩類,而指標層又具體涵蓋3級指標(見表2)。

(二)數據說明

本文將研究時序限定為2001—2012年,依據前述指標體系構建了山東省17個地級市12年的面板數據。文中所用數據來源于歷年中國統計年鑒和山東省統計年鑒。這一時期恰為我國及山東省金融體制改革與金融主體、金融環境優化的有效期,因此具有較強的研究意義。對于部分缺失數據,本文統一采用線性擬合法估算得到。

(三)數據標準化處理

由于三系統各指標數據的量級和量綱差異較大,因此實證分析之前需要對數據進行標準化處理。本文采用組間極值法展開標準化處理。依據指標的正負特征,首先找出各指標數據中的最大值和最小值,爾后依據下式進行核算。

(四)指標權重的確定

對數據進行標準化處理后,就可確定各三級因子的權重值。為避免主觀因素帶來的偏差,本文采用熵權法確定各因子的權重。限于篇幅,權重值不再列出。

(五)綜合指數的核算

綜合指數可測算單個系統的整體發展情況,其計算公式為

式(13)中,Xn、Yn、Zn分別為金融主體、金融環境與經濟增長三系統的綜合指數;Wi、Wj、Wk分別為各因子的指標權重;Iin、Ijn、Ikn分別表示各因子的標準化數值。以此為基礎,可進一步計算二元和三元系統的耦合度。

四、實證分析

(一)耦合分析

運用式(1)(2)和(7)(8)分別計算兩系統和三系統的協調度和發展度,然后進一步運用式(3)(9)計算兩系統和三系統的耦合度D,部分年度山東省及省內兩大區域三類系統耦合值見表3①。三類耦合度的變動趨勢見圖1。限于篇幅,協調度和發展度不再列出。

根據表3及圖1可知:

首先,從全省整體看(表3最后一行),金融主體—經濟增長以及金融環境—經濟增長兩類二元系統耦合度由0.23、0.27變動到0.52、0.51,均由中度失調衰退型提升為勉強協調發展型;金融主體—金融環境—經濟增長三系統耦合度的變動亦出現了完全類似的情況,由中度失調衰退的0.24變動到勉強協調發展的0.52。由此可知各類系統均保持著耦合水平的不斷優化,且各系統耦合度發展水平相近。這說明兩類二元系統與三系統整體上保持了耦合變動的一致性。

其次,從兩大區域看,分別計算兩大區域三類系統耦合度的年度均值(見表3各區域橫向均值),可以發現,半島藍色經濟區金融主體—經濟增長二元系統耦合度從中度失調衰退的0.23提高為勉強協調發展的0.53,非半島藍色經濟區則從中度失調衰退的0.23提高為勉強協調發展的0.50;半島藍色經濟區金融環境—經濟增長二元系統耦合度從中度失調衰退的0.27提高為勉強協調發展的0.53,非半島藍色經濟區則從中度失調衰退的0.26提高為瀕臨失調衰退的0.49;半島藍色經濟區金融主體—金融環境—經濟增長三系統耦合度從中度失調衰退的0.24提高為勉強協調發展的0.53,非半島藍色經濟區則從中度失調衰退的0.25提高為勉強協調發展的0.50。因此,兩大區域三系統與兩類二元系統耦合度具有相似的變動趨勢與變動層次,且均呈現出穩步上升的態勢,而這一點與全省的整體變動趨勢是完全類似的。

綜上可知,整體上三系統與兩類二系統耦合度水平均呈現為平穩發展態勢,但耦合水平均存在一定的區域差異性,呈現出半島藍色經濟區高于非半島藍色經濟區。此外還可以初步推斷,三系統的耦合度與兩類二系統的協調發展程度密切相關。因此要提高三系統的整體耦合水平,實現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的高效協調互促,可以從兩類二元系統出發,先促進兩類二元系統的耦合發展,進而借此推動三系統的協調發展水平。

上述結果雖然可以有效揭示金融主體、金融環境以及經濟增長三者之間形成的三類耦合協同共進的過程與演化特征,但無法知曉二元系統耦合對三系統耦合的作用強度,下文將對此做進一步分析。

(二)可加模型分析

1.實證模型假定

借鑒有關研究[24-25],為解析金融主體—經濟增長耦合度(BE)、金融環境—經濟增長耦合度(FE)對金融主體—金融環境—經濟增長三系統耦合度(AE)的影響,本文建立半參數可加模型

其中,是常數項,是自變量的回歸系數,是殘差項。式(14)的右側前兩部分即為常規的線性回歸項,后兩部分是非參數可加項。非參數可加項并沒有明確而先驗的模型形式,但可以擬合二者對因變量的非線性影響。該模型可以通過分析線性部分兩自變量的參數估計值以及非線性部分中兩自變量的函數形狀,全面考察金融主體—經濟增長協調發展、金融環境—經濟增長協調發展對金融主體—金融環境—經濟增長三系統協調發展的影響,進而對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協調關系的非線性特征做出分析。同時,為消除變量間存在的時間趨勢,本文在進行回歸時皆采用的是各變量的增長率,但仍分別用BE、FE、AE表示。為實證結果的分析方便,BE和FE分別定義為自變量1和自變量2。

2.共曲線性檢驗

在運用半參數可加模型進行回歸之前,需要對自變量之間的共曲線性(Concurvity)進行檢驗。常用的檢驗方法是,檢驗模型中所關心的某項與懷疑和它有共曲線關系的非參數項擬合值的相關系數R(即決定系數R2)。依據經驗,當R的絕對值大于0.5,即判定系數R2大于0.25時,需關注模型的共曲線性;反之,如果R的絕對值小于0.5,則可近似忽略它們可能存在的共曲線性。對式(14)中兩自變量之間的共曲線性進行檢驗,結果表明兩變量之間的擬合相關系數小于0.5,因此可知式(14)滿足可加模型的各自變量之間不存在共曲線性的要求,即模型的構建較為合理。

3.模型擬合

(1)線性特征分析

依據式(14),以各地級市數據為基礎,分別對半島藍色經濟區和非半島藍色經濟區兩大區域進行線性特征估計,結果見表4。

模型中線性部分的參數是不隨自變量的變化而變化的,本文認為該參數即為自變量對因變量的長期穩定性影響部分。由表4可知,模型的擬合效果較好,兩大區域線性結果基本都在較高水平上通過了顯著性檢驗。分區域來看,半島藍色經濟區自變量2系數為0.25628,而自變量1的系數為-0.19965。這表明,半島藍色經濟區金融環境—經濟增長的協調發展對金融主體—金融環境—經濟增長的協調發展具有正向的線性作用,而金融主體—經濟增長協調發展對三系統的協調發展存在負向線性作用;非半島藍色經濟區自變量2系數為0.36457,而自變量1的系數為-0.11037。亦表明,非半島藍色經濟區金融環境—經濟增長的協調發展對金融主體—金融環境—經濟增長的協調發展也具有正向的線性作用,而金融主體—經濟增長協調發展對三系統的協調發展同樣表現為負向線性作用。

分析其原因,筆者認為,從當前形勢看,我國金融體系中依舊存在諸多問題,對實體經濟有效支撐遠未達到預想的程度,而這些問題在山東省同樣存在。首先,金融資源的配置能力不高,銀行信貸、財政資金以及資本市場三方面資金的轉化效率不高,銀行信貸仍然是企業籌措資金的主要途徑;同時仍有大量的資金沉淀在國有商業銀行等金融機構,并未有效轉化為生產性資金。而國內儲蓄過剩與外資大量涌入并存,也意味著國內金融資源的浪費。其次,金融機構的融資結構明顯扭曲,金融體系風險向銀行集中。我國當前的直接融資與間接融資比例嚴重失衡,間接融資比例過高,增加了銀行貸款風險,制約了經濟持續協調健康發展,并蘊藏著潛在的金融風險。再次,我國整體金融體系所具有的國有銀行業一方獨大、銀行傳統業務占據主導的金融發展模式,無法有效地對市場產生足夠的激勵機制,并導致了金融業產出的低效。此外,以互聯網金融為代表的現代新興金融模式,提供了遠超傳統金融業生產效率的金融服務,但目前傳統金融業并沒有完全跟進與有效利用這一新興模式,這可能導致未來以銀行為主的中國金融業遭受強烈的沖擊。這些問題無不表現出金融主體運行的低效??偫▉砜?,山東省經濟增長在一定程度上受制于金融主體的滯后發展,從而拉低了二者協調發展程度,進而影響了金融主體—金融環境—經濟增長三系統的協調發展。

(2)非線性特征分析

模型中各解釋變量的非線性部分是隨自變量的變化而變化的,因此這恰好表明了由于外部影響、政策因素等對其造成的短期波動和不能用線性部分來說明的長期影響[24]。由表5可知,兩大區域非線性結果均未通過顯著性檢驗。如此,結合上述可知,兩區域自變量1、2對因變量的影響在長期內主要以線性作用為主,短期的非線性波動作用并不明顯。

五、結論

本文運用耦合模型,以山東省17個地級市數據為基礎,實證分析了2001—2012年山東省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的協調發展關系,并對半島藍色經濟區和非半島藍色經濟區兩大區域協調發展程度差異性做出了解析。以此為基礎,從線性和非線性兩個方面進一步揭示了山東省金融主體—經濟增長和金融環境—經濟增長兩類二元系統的協調發展對金融主體—金融環境—經濟增長三系統協調發展影響的時序變動規律。具體結論如下:

第一,總體看,山東省金融主體、金融環境、經濟增長均表現出不斷優化的態勢,由三者構成的三系統及金融主體—經濟增長、金融環境—經濟增長兩類二元系統耦合水平不斷優化,且發展速度較快。由此可推斷當前山東省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協調發展水平穩步提高,前景比較樂觀;分區域看,兩大區域之間在該三系統及兩類二元系統耦合水平上的差距并不大。但當前三類耦合水平均較低,尚處于勉強協調發展階段,離優質協調發展階段還有很大差距。因此,今后如何更為有效地提升金融主體—金融環境—經濟增長三系統的耦合協調程度,實現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的高效協調發展是值得深入探究的問題。

第二,長期看,山東省金融環境—經濟增長和金融主體—經濟增長兩類二元系統的協調發展對金融主體—金融環境—經濟增長三系統協調發展的影響主要以線性作用為主,短期的非線性波動作用并不明顯。具體看,金融環境—經濟增長的協調發展對三系統協調發展具有明顯的正向線性推動作用,但金融主體—經濟增長協調發展的作用呈現為負向線性作用。因此,要實現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高效的協調互促發展,首先,可優先考慮從優化金融環境入手,持續推進金融市場的市場化改革,提高政府在金融領域的行政效率與監管層次;其次,政府應進一步健全法律制度、優化監管機制以及加強對市場誠信體系的建設,為金融業的發展構建一個良好的金融環境,進而促進金融環境—經濟增長協調發展水平的提高,從而使其對三系統協調發展產生更為有效的推動作用;再次,繼續加強金融主體的市場化導向,改革傳統金融機構的經營模式,引導傳統金融機構向現代金融發展的新興領域拓展。

[參考文獻]

Levine R, Zervos S. Stock markets, banks and economic growth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98, 88(3):537-558.

Shan J, Morris A. Does financial development lead economic growth? [J].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Applied Economics, 2002, 16(2): 153-168.

Antal M, Jeroen C J M van den Bergh. Macroeconomics, financial crisis and the environment: strategies for a sustainability transition [J]. Environmental Innovation and Societal Transitions, 2013, 6(3) : 47-66.

Lucas R E. On the mechanic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J]. Journal Monetary Economics, 1988, 22(1) : 3-42.

Horváthová E. Does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affect financial performance? A Meta-analysis[J]. Ecological Economics, 2010, 70(1) : 52-59.

Greenwood J, Sanchez J M,Wang C. Quantifying the impact of financial development on economic development[J]. Review of Economic Dynamics, 2013, 16(1) : 194-215.

King R G,Levine R. Finance, entrepreneurship and growth [J].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1993,32(3):513-542.

Levine R. 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economic growth: views and agenda [J].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1997:688-726.

Johnson N, Lux T. Financial systems: ecology and economics [J]. Nature, 2011, 469: 302-303.

談儒勇.中國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關系的實證研究[J].經濟研究,1999(10):53-61.

楊誼,劉軍.金融壓抑下的金融體系與經濟增長[J].生產力研究,2012(10):45-48.

趙振全,薛豐慧.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影響的實證分析[J].金融研究,2004(8):94-99.

冉光,李敬,熊德平,溫濤.中國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關系的區域差異—基于東部和西部的面板數據單位根檢驗、協整檢驗與誤差糾正模型[J].中國軟科學,2006(2):102-110.

徐景峰.金融結構與經濟增長的關系研究—基于資金供給角度[J].財經論叢,2014(3):40-46.

華桂宏,費凱怡,成春林.金融結構優化論—基于普惠金融視角[J]. 經濟體制改革,2016(1):144-149.

逯進,周惠民.中國省域人力資本與經濟增長耦合關系的實證分析[J].數量經濟技術經濟研究,2013(9):3-19.

逯進,郭志儀.中國省域人口遷移與經濟增長耦合關系的演進[J].人口研究,2014(6):40-56.

吳文恒,牛叔文.甘肅省人口與資源環境耦合的演進分析[J].中國人口科學,2006(12):81-96.

湯鈴,李建平,余樂安,覃東海.基于距離協調度模型的系統協調發展定量評價方法[J].系統工程理論與實踐,2010(4):594-602.

潘越,杜小敏.勞動力流動,工業化進程與區域經濟增長—基于非參數可加模型的實證研究[J].數量經濟技術經濟研究,2010(5):34-48.

馮國雙,陳景武.廣義可加模型及其SAS程序實現[J].中國衛生統計,2006(1):72-74.

Stone C J.Additive regression and other non-parametric models[J].Annals of Statistics,1985,13(2):689-705.

逯進,朱順杰.金融生態、經濟增長與區域發展差異—基于中國省域數據的耦合實證分析[J].管理評論,2015,27(11):44-56.

巴曙松,朱元倩.基于可加模型的外匯儲備影響因素的實證分析[J].金融研究,2007(11):1-12.

錢爭鳴,方麗婷.我國財政支出結構對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的影響—基于非參數可加模型的分析[J].廈門大學學報,2012(5):90-97.

[責任編輯 王艷芳]

黃河流域協調發展范文第5篇

一、文明城區創建需要齊心協力文明城區創建是一項社會系統工程,涉及全區方方面面,具有全面性、艱巨性、復雜性的特點。自全區文明創建動員大會后,各部門、各街道都對照《白下區創建文明城區實施意見》和《創建文明城區工作一級分解表》,制定了創建方案,成立了創建領導小組,指定了專門聯絡員,明確了創建目標,制作了一批宣傳品,營造創建氛圍,提高群眾對創建工作的知曉率。一些部門、街道還對照指標任務進行自查,針對薄弱環節,找出差距,明確重點,力爭在原有基礎上提高一個檔次。區文明辦抓住新街口創建工作重點,制定了新街口商業街區精神文明創建實施方案和工作進度表,開展了“實踐雷鋒精神,做誠信公民”、“青春閃亮新街口”兩大主題系列活動;在《南京日報》上開辟了“新街口三個文明大家談”欄目,并向社會廣泛征集新街口主題口號;以“文明誠信、科學發展”為主題舉行了2004中國南京新街口商圈高層論壇,為新街口建設和文明創建出謀劃策。各部門、各街道充分發揮社區論壇、黨員之家、社區大學等現有載體的作用,廣泛開展“文明從細微處入手”市民素質教育實踐活動和以誠信為核心的公民道德實踐活動,培育市民精神和城市精神。4月初,市文明辦對全市創建工作進行了隨機實地考察,從檢查反饋、平時工作和調研中反映出的問題來看,當前,我區的文明創建工作主要存在以下問題:一是市民的文明素質普遍不高。亂扔、亂吐、亂張貼、亂穿馬路現象,損壞公共物品現象,車輛亂停亂放現象還較為嚴重。二是文明城區創建氛圍還不夠濃厚。部分主干道既沒設大型公益性廣告,也沒有文明創建工作的標語牌。三是基礎設施毀壞和缺乏。主要是主干道人行道上的盲道部分被占,街巷路面硬化不夠,導致排水不暢、積存垃圾;居民小區有些未按規定設置消防設施,有的部分消防設施已損壞,消防通道不暢;社區文化場所面積缺口大,小區健身器材毀壞多。四是部分“窗口”行業服務、執法不規范。環衛部門存在環衛工人未統一著裝,不及時清掃垃圾等現象;園林風景區存在環境不整潔、公共物品有損壞等現象;物業管理缺乏健全高效的投訴、回訪處理機制;商業零售服務中存在未向顧客明示售后服務制度現象;交警有不及時疏導交通現象。五是市容、文化市場、衛生行業管理上的不足。如還存在違章搭建、無證流動攤點、拋灑滴漏、占道經營、盜版音像制品,娛樂中心、網吧等沒有標識未成年人不宜入內警示牌等現象。經營性公共場所存在證照不全,從業人員不持證上崗,食品行業中少數還存在食品衛生不符合質量標準和證照不全問題?;仡櫱耙浑A段的文明創建工作,與文明城區的標準還有很大一段距離,要實現文明城區這個目標,需要凝全區之力,齊心協力,全力以赴,用科學的發展觀引領創建工作,強化組織領導,健全工作機制,找準薄弱環節,突出工作重點,采取有效措施,破解創建難題,以求真務實的精神推進全區的文明創建工作不斷地提升。首先,全區要緊張起來,行動起來。距離文明城區評比還有半年時間,全區各部門、各街道應充分提高對文明創建工作的認識,增強創建的緊迫感和責任感,抓緊落實各項指標任務,確保在每個明查、暗查中不丟分。其次,應進一步發動和依靠群眾,在創建中凝聚民心。大力開展“文明從細微處入手”市民素質教育實踐活動,從基本禮儀和基本行為習慣做起,革除不良陋習,樹立文明新風,讓市民處處感受文明、享受文明成果,在潛移默化中受到教育得到提高。全體機關干部應先行一步,成為文明新風的倡導者和示范者。第三,以新街口商業街區文明創建為重點,推進文明行業建設。深入開展以誠信建設為核心內容的系列主題活動,重點突出商家的誠信建設,引導商家成為創建工作的主體,主動增加企業誠信成本的投入,樹立企業誠信形象,最終成為創建的受益者。政府部門要加強市場監管,堅決打擊假冒偽劣商品,規范市場秩序,強化對消費者權益的保護,使新街口真正成為精神文明建設的窗口,城市的品牌。第四,應進一步加大文明創建的宣傳力度。充分利用“四失關愛工程”、特教站等各種精神文明創建載體,通過豐富多彩、雅俗共賞的文體活動,宣傳和普及基本道德規范,大力傳播先進文化,弘揚社會正氣,倡導科學精神。同時發揮志愿者隊伍及好市民、勞模等先進人物、團隊的帶頭作用,用他們的自身行為來引導、說服、感染周圍的人。第五,將文明創建工作與全區重點工作、行業創建工作及機關日常工作相融合,在工作中創建,在創建中工作。如創全國老齡工作先進區、全國社區衛生服務示范區、全國科普示范城區、“百名文明南京人”、“十佳文明市民”、“十佳誠信企業”等等,通過各種類型、各種層次、各種角度的創評活動,來推動機關工作作風的轉變,樹立執法部門的形象,提高機關干部的素質,改善市民的文明行為,促進全區創建工作的有序開展,使全區三個文明領域中的各項工作能在全市、全省乃至全國有一席之地和一定的話語權,從而提高白下區的知名度和影響力。

二、加快教育資源整合刻不容緩加快教育資源整合,全面提高辦學質量,促進全區教育事業的發展,是落實科學發展觀的重要體現,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內在要求。區委、區政府始終堅持教育優先發展的戰略,近三年來,累計教育經費投入6.98億元,其中區財政用于教育投入3.71億元,年增長15%以上;基礎建設投入3億多元,完成校園建設項目17個,建筑面積10多萬平方米,教育技術裝備投入5931萬元。目前,全區有省、市實驗(示范)學校達25所,四星級高中1所、三星級高中4所、省合格職教中心1所、省示范初中3所、省實驗小學9所、市實驗小學7所、省示范性實驗幼兒園4所。為了進一步擴大優質教育資源,全區按照省、市部署和《“十五”教育布局調整規劃方案》,實施了中小學布局調整。到今年上半年,已撤銷合并了15所小學、5所初中、3所職業學校和6所集體幼兒園,基

本完成區域內中小學布局調整“十五”規劃任務。調研中大家一致認識到,我區教育發展中還存在一些突出問題,如:教育發展不均衡,中小學布局調整步伐已明顯滯后,存在學校數量多、辦學規模小、布局不合理、辦學效益低的現象,尤其是中學的結構布局調整已到了刻不容緩的地步;品牌窗口學校數量不充足,不能滿足社會對優質教育的需求,制約了全區辦學質量的整體提高;教師隊伍建設滯后于教育的改革與發展步伐,骨干教師尤其是在省內外有較大知名度的教師緊缺,沒有真正形成優勝劣汰、能上能下、能進能出的人事機制,隊伍的活力沒有被充分激發;教育服務經濟、文明社會、造福人民的社會功能有待進一步發揮。要早日實現白下教育強區的目標,使教育成為加速區域經濟發展的重要支撐,提供能量的發動機,必須采取有力的措施。首先,應高起點的做好結構布局調整,實現均衡優質發展。要按照省市有關教育布局調整的標準和要求,統攬全局、搶抓機遇、整體規劃、科學論證,抓緊啟動新一輪的中小學布局調整工作,結合白下教育發展實際和城市發展規劃,堅持“高起點、高效益、高標準、高質量”的原則,做大、做精、做優、做強品牌學校,撤并一批生源不足、辦學質量低的薄弱學校,盤活現有教育資源,加快規模學校建設步伐,爭取3年內高中從10所調整到5所左右,初中從11所調整到7所左右,小學從41所調整到25所左右。第二,應堅持內涵發展,提高辦學質量。白下教育應與全區經濟社會事業發展相適應,走在全市的前列。學校應強化自身辦學特色,強化課程教學等素質教育的內涵改革,在提高現有品牌學校教育水平的同時,努力爭創新品牌。高中學校要全部辦成四星級(即國家示范高中)的優質高中,金陵職教中心要建設國家級重點職業學校,初中要全部成為省示范初中,90%以上小學成為省、市實驗小學,教辦幼兒園全部創建為省、市示范性實驗幼兒園,滿足人民群眾對優質教育的需求。第三,應深化人事制度改革,建設高素質隊伍。樹立“教師是教育事業第一資源”觀念,積極推進人事制度改革。繼續通過校長聘任制、任期目標制和競爭上崗制的落實,建設一支敬業奉獻、高能高效的干部隊伍;全面推行聘用合同制,完善布局調整中富余人員多渠道妥善分流措施;深化校內分配制度改革,完善分配激勵機制,逐步向優秀人才、骨干教師和關鍵崗位傾斜;合理配置教師資源,把好教師入口關,實行教師“凡進必考”;加強教師繼續教育,開展實施“網絡教師培訓”工程,提高在職教師整體素質和專業化水平。第四,應推進社區教育,健全終身教育體系。提高社區教育發展水平,是教育服務經濟、文明社會的有效途徑。圍繞創建文明城區的目標,充分利用各類教育資源,為社區提供多樣化的教育服務,滿足社區成員的各種教育需求。重視和加強城市下崗失業人員再就業培訓、進城務工人員培訓、老年人的社會文化知識培訓、外來人群適應城區社會生活培訓、弱勢人群提高生存技能培訓等,努力提高群眾受教育的普及程度。第五,應加大經費投入,提高教育質量。發展教育是一項投資,通過加大對教育的投入,提高教育的水平和質量,來促進社會生產力的提高,促進人口素質的提高,促進區域經濟的發展。原則上義務教育階段由政府投入,非義務教育階段由政府和社會共同承擔。應積極鼓勵和吸引社會力量,通過銀行貸款、資產置換、捐資助學和社會辦學等形式多渠道籌措教育經費,在全區逐步形成以政府投入為主體,以社會投入為補充的基礎教育經費投入機制,確保教育事業發展的資金需求。

三、推進社區民主自治任重道遠我區的社區建設通過多年的努力,取得了一定成效,呈現四大特征:一是社區黨組織健全,工作扎實有效。全區60個社區建立了社區黨總支,樓院建立了黨小組,使黨的組織體系深入到居民樓院,形成了“縱向到底、橫向到邊”的新的社區黨組織活動網絡。還分別與轄區16家單位黨組織建立聯誼制度,實行黨員教育聯搞、思想教育聯做、社會治安聯防、公共建設聯辦、貧困對象聯幫、文明社區聯創。二是涌現出一批富有特色的品牌和亮點。如洪武路街道的“社區功德錄”和“愛心驛站”、苜蓿園的“特殊家庭教育輔導站”、止馬營街道七家灣社區的“民族之家”、五老村街道三條巷社區為獨居老人安裝的“愛心互助”門鈴等一大批特色服務項目。三是社區中介組織逐步發育。表現為三種類型:活動類,其特點是以消閑或文化娛樂為主。如各社區群眾自發組織的腰鼓隊、合唱隊、健身隊等老年活動隊。權益類,主要是居民合法權益的表達和維護。如五老村街道三條巷社區的計劃生育協會,會長由住在社區的醫院退休婦產科主任擔任,為轄區內育齡人群提供生殖保健和優生優育優教服務,并幫助婦女維護合法權益。服務類,其功能是為社區居民提供各類服務。如洪武路街道馬府新村社區的“康愛百姓服務站”,通過整合社會資源和力量,實現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的“雙贏”。四是社區民主自治意識進一步增強。各社區通過社區民主選舉制度、社區民主決策制度、社務公開制度、社區服務承諾制度、社區居民聽證會制度和社區工作者述職制度等有關制度來強化社區自治功能。建康路街道致和街社區的“社區議事園”自成立以來,先后解決了各種社區重大事務、鄰里矛盾和家庭糾紛上百個,深受居民歡迎。社區建設工作開展了多年,社區民主自治取得了一定的成績,但依然存在許多困難和問題。比如:社區居委會負擔仍然過重,表現在:社區臺帳多,除區里統一制作的“5+1”本臺帳外,不少職能部門又另設臺帳;檢查評比多,各類調查統計多,自去年底至今,各類調查統計不下9種。一些職能部門工作延伸落實不到位,社區工作經費與人員配置不到位,一定程度上影響了社區民主自治的進程。強化社區自治功能、推進城市基層民主政治建設是一項長期而艱巨的任務,可謂任重而道遠。為此,政府各部門和街道在推動社區工作中,要確立新的管理理念,實現由領導、管理到指導、服務的角色轉變,積極為社區依法自治創造條件。要充分發揮社區黨組織在民主自治中的領導核心作用。建立黨組織指導下的社區居民自治管理模式,積極發揮社區黨組織在社區自治、服務群

黃河流域協調發展范文第6篇

只選錯的

1、我國城鄉經濟社會的融合發展、公有制和非公經濟的融合發展是未來經濟發展的一個趨勢。

正確

錯誤

2、生產要素流動的規律是邊際效益率。生產要素流向邊際效益低的地方。

正確

錯誤

3、判定一個國家或地區的財政是否為公共財政,主要看其收入來源,而不是財政支出結構。

正確

錯誤

4、農業現代化的一般和中國特色結合起來,才是中國特色的農業現代化道路。

正確

錯誤

5、隨著改革不斷深入,我國多種經濟成分不斷發展,非公經濟越來越少,獨資企業越來越多,各種企業的財產組織性日漸增多。

正確

錯誤

6、我國的三大產業:工業、農業、服務業。

正確

錯誤

7、我國東部地區想繼續保持經濟不斷增長,需要大力發展第三產業,還要向質量效益型企業發展。

正確

錯誤

8、建國初期我國重點發展農業,優于服務業,如今世界糧食危機嚴重,農業仍然是優于服務業發展。

正確

錯誤

9、十七大報告中提出,要把過去主要依靠投資出口拉動,轉變為進口協調拉動。

正確

錯誤

10、2006年國務院辦公廳下發《關于開展全國主體功能區規劃編制工作的通知》,要求國土資源劃分為若干板塊實行切合實際的區域政策。

正確

錯誤

11、優化國土開發格局分為三大功能區:優化開發區、重點開發區、限制開發區。

正確

錯誤

12、限制開發區如自然保護區等,有不允許開發的地區。

正確

錯誤

13、國土開發格局的區域劃分,以行政區為依托,沒有打破行政區劃的限制。

正確

錯誤

14、各主體功能區之間,需要西部向東部產業轉移。

正確

錯誤

15、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是解決好人口、資源與環境的關系。

正確

錯誤

16、十七屆三中全會提出,要建立促進城鄉經濟社會發展( )的制度,推動城鄉經濟社會發展的融合。

一體化

多元化

豐富化

同步化

17、十二屆三中全會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提出,要實行( ),所有權和經營權適當分立。

政企合并 政企分開 政企對立

政企同步發展

18、統籌城鄉基礎設施建設和公共服務,需建立城鄉統一的公共服務制度。 要實現公共服務,建立完善的公共體系,實現( )。

基本公共服務特殊化

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

重點公共服務優先化

重點公共服務均等化

19、就業是民生之本,要對( )進行就業援助制度。

單親家庭

軍屬家庭

零就業家庭

無子女家庭

20、建立和完善公共財政體系是加大公共服務領域投入,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 )。

核心

關鍵因素

前提條件

手段

21、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以( )為主體,各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

私有制

混合所有制

公有制

公有制和私有制

22、《企業國有資產法》的出臺出臺和執行,有利于建立和完善( ),有利于提高我們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的水平。

國有資產

企業財產

公共財產

公有制財產

23、國有資本經營預算按單獨編制,納入本級人民政府預算,報( )批準。

上級人民代表大會

本級人民代表大會

當地財政部門

國家財政部門

24、建立起城鄉公共服務的統一制度,要靠完善的公共財政體系 ;要靠全國形成統

一、規范、透明的( )。

財政直接支付制度

資產異地管理制度

財政轉移支付制度

資本經營預算制度

25、十七屆三中全會的“五個統籌”提到農村服務業的發展,要與農民接受服務的能力和( )相適應。

消費水平

消費喜好

消費環境

家庭收入

26、十七大報告指出:把過去主要依靠( )產業拉動,轉變為一二三產協調拉動。

27、企業自主創新的良性循環為( )。①資金投入②取得技術效果③轉化為經濟效益④資金再投入

①→③→②→④

①→②→④→③ ③→②→①→④

①→②→③→④

28、十七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推進農村改革發展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指出,我國總體上已進入( )階段。

大力興農

先工業后農業

一元結構

以工促農、以城帶鄉

29、要建立促進城鄉經濟社會發展一體化的制度,推動城鄉經濟社會發展融合是在( )提出的。

十七屆六中全會

十七屆三中全會

十七屆五中全會

十六屆三中全會

30、十二屆三中全會《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提出,要實行政企自覺分開,( )適當分立。

所有權和經營權

所有權和管理權

財產權和管理權

以上答案都不對

31、公共財政是與市場經濟相適應,主要用于( )的一種財政。

提供公共產品

提供公共服務

履行政府職能

履行宏觀經濟政策

32、國有資本經營預算是針對經營性國有資產投資的利潤如何( )的一項經營制度。

收繳

分配

監管

使用

33、國家取得的下列國有資本收入及支出中,應當編制國有資本經營預算的包括( )。

從國家出資企業分得的利潤

國有資產轉讓收入

從地方出資企業取得的直接收入

從國家出資企業取得的清算收入

34、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決定》提出五個統籌,即“統籌城鄉發展、統籌區域發展、( )。

統籌經濟社會發展 統籌整體與局部發展

統籌人與自然和諧發展

統籌國內發展和對外開放

統籌政治文化發展

35、以( )作為劃分企業類型的標準。

企業的財產制度

企業的資本組織形式

企業的資產規模

企業的盈利能力

36、自主創新包括( )幾大創新。

新能源創新

技術的創新

體制和機制的創新

管理的創新

37、統籌城鄉基礎設施建設和公共服務中,公共服務包括( )。

“三就一保障”

交通

科技

通訊

能源

38、下列選項中屬于公共財政的是( )。

稅收

財政撥款給交通建設

國家支付的義務教育經費

外匯

39、國有資本中企業的改革包含( )制度。

政企分開

政資分開

利稅分開

人崗分開

40、國有投資可以有( )形式,是相對非國有投資而言的。

國有獨資

國有控股

國有參股

上一篇:核泄漏的主要危害范文下一篇:活動委托合同模板范文

91尤物免费视频-97这里有精品视频-99久久婷婷国产综合亚洲-国产91精品老熟女泄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