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河流域社會經濟論文范文第1篇
區域經濟的非平衡發展,是世界范圍內從古至今一個具有普遍性的經濟現象,古今中外的經濟史表明,區域經濟非平衡發展是一個極為普遍的客觀經濟現象和規律。區域經濟非平衡發展雖然是由聚集經濟引起的,但是,其根源在于某一地區因非移動性要素與其他地區相比具有絕對或相對優勢,而導致該地區聚集經濟的形成,并通過其自我增強的初始循環和累積循環過程,使該地區經濟增長持續地高于其他地區并導致收入差距的擴大。
[關鍵詞]區域經濟;非平衡發展;聚集經濟
程啟智(1953—),男,博士,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生態文明與可持續經濟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方向為政府管制與可持續發展經濟學;汪劍平(1973—),男,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博士生,江西省發改委工業處處長,主要研究方向為政府管制與可持續發展經濟學。(湖北武漢430073)
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社會經濟保持了持續快速增長。進入21世紀后,中國中部和西部地區的內陸省份明顯加快了發展步伐,但區域經濟發展明顯地表現為非平衡發展和區域收入差距的擴大趨勢,由此引起了人們對非平衡發展問題的高度關注。本文從理論上深入分析區域經濟非平衡發展的表現形式及其根源,對于縮小差距,走“共同富?！敝?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一、經濟非平衡發展:一個世界性的經濟現象
經濟發展的非平衡性并非一國一區域的經濟現象,而是世界范圍內從古至今一個具有普遍性的經濟現象。
上古時期,四大文明古國分別發源于尼羅河、兩河流域、印度河和黃河,即是世界經濟不平衡發展的早期例證。中世紀,世界大部分地區尚處于教會統治的黑暗時代,愚昧而又落后;而此時,中國封建社會的經濟空前繁榮,在許多方面都居世界領先地位,成為世界上的農業經濟中心。但是,明代以后,中國封建社會的政治結構窒息了內部的經濟活力,同時,隨著歐洲商業文明的產生,地中海沿岸因其優越的港口地理位置而壟斷了東西方貿易,于是,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荷蘭等國家相繼成為世界經濟貿易中心。
產業革命最先發生在英國,它所帶來的巨大經濟變革使英國迅速崛起,成為世界工業中心、貿易中心和國際金融中心,隨之世界經濟中心也由地中海沿岸轉移到了英國。然而,19世紀末20世紀初,英國出現了“英國病”,其經濟出現停滯并開始走向衰落。此時,由于發電機的發明,德國率先開啟了電氣化時代,其經濟呈高速發展態勢。于是德國想取代英國的中心地位,據此前后挑起了重新瓜分世界勢力范圍的兩次世界大戰。在兩次世界大戰中,美國因遭受戰爭的破壞最小,并趁機大發戰爭橫財,其經濟實力得以迅速上升。
二戰后的初期,無論是英國還是德國,經濟實力均受到了嚴重削弱,美國則獨霸世界經濟之首,其工業生產占整個資本主義世界工業生產的1/2以上,出口貿易占l/3、黃金儲備約占1/4。但在世界經濟非平衡發展規律支配下,在隨后的50多年里,隨著德、英、法、意等西歐國家和日本經濟的逐步恢復與發展,它們之間的實力對比也就相應發生了改變?；緫B勢是:美國經濟增長逐步下降,英國經濟繼續衰落,法國和意大利經濟有所增長,日本和聯邦德國的經濟增長快速而呈跳躍式上升。其中,增長速度最快的是日本,其次是聯邦德國。戰后,不僅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仍然呈現出經濟非平衡發展的規律性,而且,發展中國家之間,以及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之間,也表現出發展的非平衡性規律。繼日本之后,被譽為亞洲“四小龍”的新加坡、韓國、中國的香港和臺灣地區在20世紀70年代迅速崛起。
在經濟非平衡發展規律的作用下,當今世界更是一個“你方唱罷,我登場”的大舞臺。伴隨20世紀90年代后半期亞洲金融危機的沖擊,“四小龍”增長奇跡逐漸淡出人們的視線。進入21世紀以來,被譽為“金磚四國”(BRICs)的巴西、俄羅斯、印度和中國因其連續多年的經濟高速增長,而受世人矚目。高盛公司甚至預言:BRICs將于2050年統領世界經濟風騷。
經濟非平衡發展規律不僅體現在世界范圍內,而且在一國經濟發展中如中國經濟發展中也表現出其絕對的規律性。中國區域經濟發展的非平衡性,實際上早在古代和近代就存在。宋代以前,中國經濟的重心一直在北方,但從東漢末年開始,由于北方長期處于戰亂,南方相對穩定,從而導致中國經濟重心逐漸向南轉移。近代由于國外資本主義經濟首先從東南沿海及長江中下游的港口侵入中國,使這些地區的現代商品經濟比內陸地區發展得更早更快,至此,中國開始出現東西部經濟發展的差距,并一直延續到20世紀50年代初。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出于國際政治局勢的考慮,國家向北方的內陸省份投資傾斜,于是中國區域經濟發展差異的特點主要表現為“南北問題”,即北方較南方發展更快。但實踐表明,撇開政治因素,這一傾斜政策并不成功。改革開放以來,東部地區由于在優惠政策支持下獲得大量的資金、技術、人才,加上自身的區位優勢和商品經濟傳承優勢,而實現了快速經濟增長,相對而言,中部和西部地區發展滯后。
由于中國幅員遼闊、人口眾多,經濟發展的不平衡性不僅表現在東、中、西部的發展差距上,而且還表現在省域經濟內部的發展差距上,后者不平衡性甚至比前者更大。據肖金成對2001年中國22個省域內(除4個直轄市、港澳臺和5個自治區外)的經濟發展差距研究,發現省會城市所在地區與該省人均GDP最低的地區的平均差距為4.45倍①。由此可見,經濟發展差距最大的既不是東中西部的差距(2001 年東西部的平均差距為1.44 倍),也不是城鄉之間的差距(2002 年城鄉之間的平均差距為3.1倍),而是省域經濟范圍內中心地區與邊緣地區的差距。
通過以上古今中外粗略的經濟史分析,我們基本可以認定,區域經濟非平衡發展,是一個極為普遍的客觀經濟現象和規律。當然這并不是要否定公平發展的價值觀,但是公平發展的價值觀應該建立在客觀經濟規律的基礎之上,而不是相反。所以,在理論上深入研究區域經濟非平衡發展的表現形式和原因,對于縮小差距,走“共同富?！敝?顯然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二、經濟非平衡發展的表現形式:經濟聚集
(一)相關概念的界定
聚集是區域經濟發展過程中的突出現象,在某種程度上講,城市就是聚集的結果,因此它是區域和城市經濟學的核心概念。為有利于探討區域經濟非平衡發展問題,與此密切相關的幾個概念我們有必要界定清楚。
聚集不僅是系統要素的一種特征性組織結構,也是系統進化的特征性演變過程。一般系統進化理論將這種過程稱為會聚(Convergence)②。它意味著兩個或兩個以上的系統趨向于連鎖,超越原有組織層次的功能復雜性優化極點,從而創造出更高層次的系統,并且有選擇地“忽視”下層系統的動態細節。
經濟聚集,靜態而言,是指資源、技術、人口、資金、信息、經濟活動等構成經濟增長的要素在某一地理空間位置即區域的集中;動態而言,是指構成經濟增長的要素向某一地理空間位置即區域的移動過程。聚集經濟則是指資源、技術、人口、資金、信息、經濟活動或者企業、產業向某一特定區域集中而產生的好處和成本節約的經濟現象,亦稱聚集經濟效益。所以,兩者在通用的情況下,前者是因,后者是果。由于要素的有限性,經濟增長的要素集中在某一地區,相對而言,其他地區的要素就會減少,集中程度就會弱化,從而導致該地區與其他地區經濟之間不平衡發展和差距擴大。也就是說,經濟聚集的必然結果是所謂的極化效應。為什么經濟聚集會導致經濟非平衡發展?這是由于聚集經濟效應作用的結果。
(二)聚集經濟效應
聚集經濟效應主要體現在以下八個方面:第一,某些指向性相同的或者前向、后向關聯性企業集中在一個地區,可以節約生產成本。比如,煉鋼企業與煉焦、煉鐵、軋鋼、重型機械等企業聚集在一起,可以節約勞動力、運輸費用和燃料等。第二,相關產業集中于某一區域,可以共同利用某些輔助企業而降低成本。第三,各種產業在某一區域的集中,可以共享該區域如城市的公共基礎設施和服務設施。第四,人口和產業在地理上的大量集中,將擴大該區域市場的潛在規模。第五,人口和產業的聚集,將使熟練勞動力市場的形成,于是,不僅企業可以很方便地雇用到自己所需要的熟練勞動力,而且也使這些勞動者可以很方便地找到自己所需要的企業和工作崗位。第六,工商業在地理上的集中,可使經營者之間面對面地打交道,這有助于他們增進信任,以更為有效的方式進行交往,從而使信息和思想得以自由交流。第七,經濟高度聚集的大城市,一般是區域性的金融中心,聚集了各種金融機構,如大銀行、信托投資公司、證券交易所、證券公司、期貨公司等,它們給所有的企業提供了高效而便利的金融服務。第八,企業和產業在地理上的集中,促進了商業信息的快速交流和技術擴散。如果聚集的企業和員工的數量越多,交流思想的機會也就越多,創新的可能性也就越大。
實際上,上述幾個方面的聚集經濟效應還具有不斷自我增強的累積效應。一般來說,企業總是希望在最大的市場中生產,以節約運輸成本和獲得規模經濟及其外部經濟的好處,但是市場規模的大小一方面依賴于企業和產業進入的數量和規模,另一方面依賴于居民數量和收入水平,而他們又反過來依賴于其工作和消費的可獲得性。企業和產業的集中既提高了該區域的經濟規模,又提高了工作和消費的可獲得性。同時,大量企業和產業的集中,使得該市場區內產品種類豐富而多樣化,且價格便宜,消費者由于偏好的多樣性和追求生活成本最小化,而選擇在該區域內集中,居民的集中進一步擴大了市場容量和消費水平,進而又吸引企業和產業進入。這種因果循環累積的自我增強機制,便是聚集經濟得以形成的重要微觀機理。③
三、經濟聚集的原因分析
(一)經濟聚集的外生動因
關于聚集經濟原因的外生解釋,我們可以從要素稟賦和區位差異以及外部經濟兩個方面進行理論分析。
按照新古典主義貿易理論,經濟活動傾向于集中在最適宜的要素稟賦區域和具有區位優勢的地區,也就是說,企業和產業將根據對要素的需求、價格以及區位條件來選擇其投資與開展經濟活動的區域。例如:勞動密集型產業將集中在勞動力資源豐富的地區,采掘業傾向于集中在自然資源豐富的地區。由此而形成其社會分工,并相互交換其產品,以獲得比較利益和絕對利益。應該說,這一理論是能夠解釋古代和近代的許多經濟聚集現象的。例如世界四大文明古國的興盛,是和大河流域優越的地理環境相關的;近代許多港口城市如中國香港、上海等中心城市的興起,也是因為它們擁有便利的交通區位條件。
但是,如果對以非自然要素為對象的產業進行分析時,我們將發現要素稟賦差異無助于說明其產業聚集現象。例如,制造業需要大量的資本投入,我們雖然可以用資本的區域稟賦差異來解釋制造業在該地區的集中,但如果要進一步解釋這種稟賦差異是如何形成時,我們卻是難以給出合理解釋的。因為資本稟賦的區域差異本身在很大程度上是區域經濟非平衡發展的結果而不是其原因。
外部性,是指某個微觀經濟單位的經濟活動對其他微觀經濟單位所產生的非市場性的影響,也就是說不經市場交易而對其他微觀經濟單位造成的成本或收益的影響。其中,有利的影響被稱為外部經濟;不利的影響被稱為外部不經濟。這兩者也統稱外部經濟,它最早是由馬歇爾在《經濟學原理》中提出的。由于經濟聚集具有收益遞增效果,但這又與新古典的完全競爭理論相沖突,所以外部經濟是馬歇爾用來協調兩者矛盾的產物。他認為,經濟聚集的發生源自于三個方面的:第一,聚集為具有專業技能的工人提供了勞動力共享的市場;第二,聚集可以為企業提供廉價的專門化的中間投入和服務;第三,聚集有利于信息傳播,使企業從技術外溢中獲利。
在區域經濟學中,人們把這種外部經濟在空間結構中的作用分為局域化經濟和城市化經濟。前者又稱地方化經濟(Localization Economics),是指同一行業的企業或一組密切相關的行業由于聚集在一個特定地點,通過產業功能聯系所獲得的外部經濟。但是,對于該行業來說,這種影響則是內部經濟效應。當聚集經濟對于企業和產業而言都是外部經濟時,就出現了城市化經濟。城市化經濟(Urbanization Economics),是指由多個行業(產業)向城市地區集中所形成的聚集經濟。城市化經濟使得公共基礎設施和服務在大范圍內得到共享,而這種共享有效地降低了城市區域內的所有企業的成本,因而使得那些小型企業也有條件從事專業化生產或專業化服務。
(二)經濟聚集的內生動因
20世紀70年代,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在西方發達國家如美國、聯邦德國、法國和意大利等國相繼涌現出了一大批聚集的“新產業區”,這些在地理空間上高度聚集的新產業,極大地促進了區域經濟的發展和科技創新,成為這些國家和地區經濟競爭力的典型代表。這促使人們對聚集經濟的重視和深入研究,并開始拋棄新古典理論不現實的假設,通過引進收益遞增和壟斷競爭因素,內生地解釋了聚集經濟的形成原因。
如用內生理論來解釋經濟聚集的原因時,馬歇爾的關于勞動力共享和知識外溢的外部經濟理論便與規模收益遞增不再相沖突。當一定規模的勞動力和企業在某一地區集中時,勞資雙方都能獲得遞增規模收益。首先,地域性的勞動力共享市場可以減少雇主和雇員雙方的搜尋成本。經濟聚集程度越高,勞動力市場就越大,而勞資雙方的搜尋成本則越小,搜尋活動的效率也就越高。其次,地域性的勞動力共享市場可以有效地降低勞資雙方的市場風險。從雇主方講,由于較大勞動力市場總保持著絕對量較大的求職者,因此,當市場不確定時他可以采取富有彈性的生產方式,而無需保持一定數量的勞動力儲備。對工人來說,一方面,在經濟活動集中的區域工作雖然將面臨較強的就業者競爭,失業可能隨時發生,但他同時也面臨較多的就業機會,一旦失去工作他可以很快地找到新的工作崗位;另一方面,經濟集中的區域也給就業者提供了更多的跳槽機會和發展機會。所以,即使在不確定的市場,勞資雙方也因經濟活動在地理上的集中而都能獲得遞增的收益。
聚集經濟的外生理論把知識外溢的作用看成空間成本的降低。但實際上,隨著交通、通信技術的改進和效能的提高,其空間摩擦成本越來越趨于下降。所以,空間成本不能充分地解釋知識外溢對經濟聚集的好處。但從內生的理論來看,知識外溢對經濟聚集的作用,是和知識擴散機制相聯系的。知識擴散機制主要有三條途徑:(1)第一條途徑是通過廠商擴大投資實現的,而這時,知識并沒有擴散到其他地方,因而知識外溢與空間成本降低無關。擁有新知識的廠商擴大投資有兩個方面的原因:一是因為新產品生產獲得了較多的利潤即創新租金;二是其高額利潤誘使其他低利潤領域的資本通過市場流入這一新的生產領域。(2)知識擴散的第二條途徑是所謂的模仿。當一家企業因擁有新知識而獲得成功后,其競爭對手將會想方設法地找出其成功的原因,并進行模仿。(3)第三條途徑與第二條相似,即模仿,但實現的機制不同,它不是通過有意地投入資源而獲取有關的新知識,而是由于隨機的原因,例如通過人員的流動實現,也就是所謂的傳染病機制。我們知道,知識分為公共知識和私人知識。對公共知識,通過第一種模仿擴散機制途徑是很容易實現的。但對于私人知識來說,該途徑就難以獲得,而需要通過“邊干邊學”機制才能實現。阿羅說:“私人知識在很多生產領域的作用都非常突出,其中包括高科技領域?！吀蛇厡W是復制私人知識的一種途徑,這種復制并不是通過任何直接的資源投入獲得的,而是作為生產副產品或聯合產品形式出現的?！雹軐嶋H上,邊干邊學機制不僅在企業中存在,而且它通過生產聯系存在于整個行業和區域經濟發展之中。所以,空間成本不一定是知識擴散的障礙,但知識擴散的機制和實現方式卻使它具有空間聚集的意義。
(三)經濟聚集的根源
通過以上對經濟聚集的內生和外生動因分析,我們發現,導致經濟活動在某一地理空間的聚集,從而使區域經濟非平衡發展的因素,概括起來可以分為三個方面:一是要素稟賦因素;二是分工和專業化因素,它與規模經濟及其收益遞增有關;三是一定規模的外部經濟因素,因為當達到一定經濟規模時,經濟活動便會產生收益遞增,所以它也是內生的。然而,如果進一步追問:分工和專業化,從而一定規模的外部經濟,為什么在該地區發生,并形成聚集經濟?這必將使我們陷入循環論證和同義反復之中,因為只有經濟活動聚集到一定規模后,才有可能產生收益遞增的分工和專業化及其內外部經濟。所以,即使是內生的理論并不能在根源上對聚集經濟的形成作出合理的解釋。我們認為,要想沖出循環論證的怪圈,還需要回到古典的要素稟賦理論上來,但同時需要沖破新古典主義的一般均衡理論框架。
現有的理論在分析要素稟賦時,通常把生產要素分為自然要素和非自然要素,前者如自然資源、土地、位置等;后者如資本、人力資源、技術、制度(包括各種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制度)等等。這樣分類,顯然無助于分析經濟聚集形成的根源,因為:前者雖然基本上是不可移動的要素,但是有些資源如礦產資源,從投入要素來說,它也是可以移動的,即通過開采,它們是可以流動到其他地區;后者除制度、基礎設施等因素不可移動外,大多都是可以移動的。這些可移動的要素既然可以流動到其他區域,那么,它們本身就無助于說明這些要素何以流動到該區域而不是它區域聚集,并形成一定的規模,從而產生外部經濟效應。所以,我們認為分析經濟聚集的根本原因,需要把要素按可否移動性,而分為移動性要素和非移動性要素。
本文所說的非移動性要素,是指那些與特定區域的地理空間相聯系的無法通過市場交易而流動到其他區域,或者難以在其他區域復制的各種影響經濟增長的因素。如果這些非移動性要素對經濟增長具有區域性的絕對或相對優勢,那么,由于其特定的區域空間性質,使其擁有了某種壟斷性,從而在經濟增長中便可以產生超額利潤。于是,因其非移動性優勢而使該區域對其他可移動性要素和經濟活動產生了聚集力,并形成聚集經濟,這才導致增長極的形成和區域經濟的非平衡發展。所以,非移動性要素才是解釋經濟聚集從而區域經濟非平衡發展的根源。對于非移動性要素,我們可以概括地分為以下四大類:
(1)區域性制度,即廣義的制度因素。它包括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正式制度,主要是指政府組織及其制定的區域性制度安排和政策法規等,例如深圳特區的優惠政策,與全國其他區域相比,在20世紀80—90年代具有獨特的區域優勢,而導致全國的生產要素向該地區聚集,從而帶來了該地區超速發展。非正式制度,主要是指文化、創業精神等等,例如,溫州地區的創業精神和傳統,對溫州的率先發展所產生的經濟聚集作用。
(2)地理位置即區位因素。這主要與交通和區域性貿易有關,比如深圳特殊的地理位置及其與香港特別行政區之間的貿易關系,其他地方也是無法相比的;近代世界各國優良的港口城市無不率先發展,并產生聚集經濟效應,從而成為當時乃至今天都是世界經濟的一個增長極,如紐約。
(3)社會和自然環境因素。這些因素,當它們在某一區域出現并具有絕對和相對優勢時,也是不可移動或難以復制的。前者如社會穩定,是影響經濟聚集從而增長的重要因素。為什么中東地區難以形成聚集經濟,就是因為該地區戰亂不斷。不僅近現代如此,在古代也一樣。例如,為什么在南北朝和五代十國時期,中國古代經濟的重心不斷南移,即經濟向南方聚集?就是因為北方長期處于戰亂之中,而南方社會環境相對穩定。自然環境因素,雖然不是經濟增長的充分條件,但如果自然環境惡劣,經濟增長顯然是不可能發生的,更不用說經濟聚集。所以,它是經濟聚集和增長的一個必要條件,尤其在現代。
(4)軟硬基礎設施因素。這里的軟基礎設施不包括制度,主要是指為經濟增長提供優良服務的行業如金融業。為什么區域性的增長極往往出現在大都市,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與其他地方相比,它有著優越的軟硬基礎設施先決條件?；A設施雖然可以復制,但在一定的時間內是難以復制的,尤其是當軟基礎設施的優勢如金融服務中心形成后,更是難以在其他區域復制。
需要說明的是,在區域經濟發展過程中,非移動性要素在既定的技術和社會條件下還可以分為可變和不可變的非移動性要素。例如土地數量和地理位置在既定的社會與技術條件下是不可變的,但是,基礎設施、制度、社會和自然環境等要素在區域經濟發展過程中卻是可變的。在發展過程中基礎設施會增加,制度會改進和完善,環境會變得更好,等等,這將使該地區的聚集經濟效應累積性地自我增強。當然,可變的非移動性要素也會向不利的方向變化,例如,過度發展會使環境變差,政府不自律會導致尋租日益猖獗,等等。顯然,前者將增強該地區聚集力,而后者將減弱其聚集力,甚而導致聚散力的出現。
四、區域經濟非平衡發展的一個綜合性分析框架
區域經濟的非平衡發展,具體表現為某一地區如中心城市相對其他地區所獲得的一個優先而持續的經濟發展過程,從而造成經濟的非平衡發展和收入的差距擴大。這個發展過程實際上是該地區聚集經濟不斷自我增強的循環過程,它在時間順序上可以分為初始循環和累積循環兩個階段。
初始循環,是指某一地區由于其不可移動性要素稟賦與其他地區相比具有絕對的或相對的優勢,即具有較強的聚集力,而導致其他地區的可移動性要素紛紛向該地區聚集,形成一定的規模經濟和外部經濟,并促成該地區分工和專業化的初步發展,從而使該地區形成某一區域經濟的增長極或優先發展的循環過程。所以,區域經濟的初始循環,必須要依托該地區不可移動性要素的天賦優勢及其壟斷效應才能實現。否則,即使你有再多的移動性要素優勢如人才和技術優勢,但因其他地區的聚集力而使該地區留守不住,最終這些可移動性要素必將“孔雀東南飛”,即流動到有聚集力的地區。中國在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上半期,內地大量的具有優勢的移動性要素如人才、技術、資本等要素紛紛流動到東南沿海地區,就是其證明。所以,增長極或增長中心形成的真正原因,存在于非移動性要素稟賦之中。
累積循環,是在初始循環的基礎上由于其分工和專業化而形成的規模經濟和外部經濟的收益遞增優勢,并促進非移動性要素在數量和質量上的累加(例如:某地區經濟獲得優先增長即增長極的形成,必將帶動該地區基礎設施的增加和制度的完善),由于這兩個方面優勢的累積,而使其聚集力不斷自我增強,從而導致該地區經濟獲得良性而持續發展的循環過程。所以,累積循環與初始循環不同,它主要不是靠非移動性要素天賦的壟斷優勢產生的聚集力,而是靠后天的分工和專業化及其規模經濟與外部經濟優勢實現的。
我們在理論上把區域經濟的聚集效應及其優先發展過程,分為初始循環和累積循環,不僅僅是為了便于深入探討區域經濟的增長極及其聚集效應形成的真正原因或初始原因,更重要的是它有利于分析區域經濟怎樣才能獲得持續發展。也就是說,雖然某一地區因其非移動性要素的優勢而獲得優先發展,但是經濟聚集如果沒有后續的累積循環,是不可能獲得持續發展的。至此,我們就可以直觀地給出區域經濟非平衡發展原因的一個綜合性理論框架圖。(見圖1)
五、兩點簡單結論
(一)區域經濟的非平衡發展,在現象上表現為生產要素和經濟活動在某一地區或中心城市的聚集,從而導致該地區的經濟增長持續地高于其他地區和收入差距不斷擴大。經濟聚集,探究其根源,是由于該地區的非移動性要素與其他地區相比具有絕對或相對優勢,并通過自我增強的初始循環和累積循環過程而形成。
(二)21世紀以來,中國中部和西部地區的內陸省份明顯加快了發展步伐,因此,省域經濟如何選擇優先發展的區域即具有非移動性要素優勢的區域至關重要;但同時,還需要在發展過程中強化這一優勢,以獲得聚集經濟的累積循環,走上持續發展之路。
注釋:
①轉引自肖金成著:《省域中心與邊緣地區的經濟發展差距》,載于《重慶工商大學學報》,2004年第6期,第22—26頁。②E•拉茲洛著:《進化——廣義綜合理論》(中文版)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89年版。③ Krugman,P.R.:“Increasing returns and economic geogra-phy”.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99, 1991,P.490.④Kenneth Arrow: “The Production and Distribution of Knowledge”, See Gerald Silverberg and Luc Soete,The E-conomecs of Growth and Technical Change,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Limited, 1994, P.17.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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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葉萍】
海河流域社會經濟論文范文第2篇
(長江經濟帶區域結構:“核心一邊緣” 視角 于濤方甄峰吳溢)
長江經濟帶概念的提出已越20 余年, 前后經歷了三個發展階段: 第一個階段是1984一1985年間, 首先由中國生產力經濟學研究會提出了“長江產業密集帶”之說。指出以長江流域若干超級城市或特大城市為中心, 通過其輻射作用和吸引作用聯結各自腹地的大中小型城市和廣大農村組成的經濟區; 第二個階段是1990年代始, 隨著浦東開發和三峽工程建設等重大決策的相繼實施, 特別是1992年6月中央召開了“長三角及長江沿江地區經濟規劃會議”提出了發展“長三角及長江沿江地區經濟”的戰略構想; 第三個階段是十四屆五中全會進一步明確指出, 要建設以上海為龍頭的長三角及沿江地區經濟帶。至此，“ 長江經濟帶”的聯合開發已被提上國家和沿江省市的議事日程。 (建設長江經濟帶的國家意志和戰略重點吳傳清)
盡管長江是中國第一大內河，但長江經濟帶成為國家發展戰略，歷經了一個長期的思想醞釀過程。孫中山先生在《實業計劃》(該書部分內容于1918年單獨發表，1920年全書英文本出版，1921年全書中文本出版)一書中最早從振興中國實業的戰略高度，系統闡述了長江流域經濟開發問題。新中國成立后，中央政府高度重視長江流域的水利建設、防洪防災、交通運輸事業發展。但直到改革開放后，國家智庫機構學者才提出長江經濟帶戰略構想。重要代表人物一是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原主任馬洪在20世紀80年代初提出我國“一線(沿海一線)一軸(長江)”戰略構想，隨后，中國生產力經濟學會提出“長江產業密集帶”戰略構想;二是中國科學院經濟地理學家陸大道在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提出我國“T”型開發戰略構想(即由沿海軸線、沿長江軸線構成國土開發格局)，這一主張曾被《全國國土總體規劃綱要(草案)》(1987)、《全國國土總體規劃綱要》(1990)采納。長江經濟帶首次正式納入國家發展戰略實踐始于20世紀90年代。隨著浦東開發、三峽工程建設等重大決策的相繼實施，國家提出發展“長江三角洲及長江沿江地區經濟”戰略構想。標志性事件主要有：1.1992年6月，國務院召開長江三角洲及長江沿江地區經濟發展規劃座談會。2.1992年10月，黨的十四大報告提出，“以上海浦東開發為龍頭，進一步開放長江沿岸城市，盡快把上海建成國際經濟、金融、貿易中心城市之一，帶動長江三角洲和整個長江流域地區經濟的新飛躍”。3.1995年，黨的十四屆五中全會再次明確提出，“建設以上海為龍頭的長江三角洲及沿江地區經濟帶”。4.1996年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九五”計劃和2010年遠景目標綱要》強調，長江三角洲及沿江地區要“以浦東開放開發、三峽建設為契機，依托沿江大中城市，逐步形成一條貫穿東西、連接南北的綜合經濟帶”。上述“長江三角洲和沿江地區”概念的地域范圍指江蘇、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四川和上海七省一市。
長江經濟帶第一次上升為國家發展戰略的側重點是從流域經濟發展的戰略高度，強調以浦東開放開發、三峽建設為契機，發揮上海的輻射帶動作用，依托沿江中心城市建設長江經濟帶。由于國家率先啟動了沿海開放戰略，實質上并未全國動員式地啟動長江流域的整體開發。
長江經濟帶再次納入國家發展戰略的契機是《全國主體功能區規劃》。“十一五”時期啟動編制的《全國主體功能區規劃——構建高效、協調、可持續的國土空間開發格局》于2010年12月21日由國務院頒布實施，提出到2020年全國主體功能區布局基本形成時，經濟布局更趨集中均衡，“使經濟增長的空間由東向西、由南向北，人口和經濟在國土空間的分布更趨集中均衡”。該規劃從國家“頂層設計”層面強調了長江流域地區在國土空間開發格局中的重要地位。主要體現在：沿長江通道是“兩橫(陸橋通道、沿長江通道)三縱(沿海、京哈京廣、包昆通道)”為主體的城市化戰略格局中的重要發展軸;長江流域農業主產區是“七區二十三帶”為主體的農業戰略格局中的重要農業主產區;青藏高原生態屏障、黃土高原——川滇生態屏障是“兩屏三帶”為主體的生態安全戰略格局中的重要生態屏障;長江三 角洲地區是國家層面的三大優化開發區域之一，江淮地區、長江中游地區(含武漢城市圈、環長株潭城市群、鄱陽湖生態經濟區)、成渝地區、黔中地區、滇中地區名列國家層面的18個重點開發區域之中。
自2012年黨的十八大后，長江經濟帶正式定位為國家重點發展戰略區域。2012年12月，李克強副總理視察江西九江，強調重視長江地區發展。2013年3月，李克強總理視察上海，勉勵上海港發揮長江黃金水道的龍頭作用，輻射帶動沿江港口和中上游腹地發展。2013年7月，總書記視察湖北時指出，“長江流域要加強合作，發揮內河航運作用，努力把全流域打造成黃金水道”。2013年9月21日，李克強總理在國務發改委呈報件上批示：“沿海、沿江先行開發，再向內陸地區梯度推進，這是區域經濟發展的重要規律。請有關方面抓緊落實，深入調研形成指導意見，依托長江這條橫貫東西的黃金水道，帶動中上游腹地發展，促進中西部地區有序承接沿海產業轉移，打造中國經濟新的支撐帶”。2013年9月23日，國家發改委會同交通部在北京召開《依托長江建設中國經濟新支撐帶指導意見》研究起草工作動員會議，同年12月，將長江經濟帶的地域范圍擴展為云南、貴州、四川、重慶、湖北、湖南、安徽、江西、江蘇、浙江、上海九省二市。2014年3月5日，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把培育新的區域經濟帶作為推動發展的戰略支撐”，“依托黃金水道，建設長江經濟帶”。2014年4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提出“推動 京津冀協同發展和長江經濟帶發展”。2014年4月28日，李克強總理在重慶召開長江經濟帶11省市座談會，研究依托黃金水道建設長江經濟帶問題。
長江經濟帶第二次上升為國家發展戰略的側重點是從打造中國經濟升級版的戰略高度，“謀劃區域發展新棋局”，強調“由東向西、由沿海向內地，沿大江大河和陸路交通干線”，推進中國東部沿海地區——內陸地區梯度發展。長江經濟帶上升為國家戰略后，建設長江經濟帶的實踐將重塑中國經濟發展戰略格局。主要表現為：長江經濟帶將成為打造中國經濟升級版、支撐中國經濟轉型發展的重要新支撐帶;將成為推動中國東中西三大地帶協調發展、推進全面小康社會建設的重要經濟帶;將成為推動中國新型城鎮化發展的重要支撐帶;將成為完善中國區域開放格局的重要支撐帶;將成為完善中國綜合交通運輸體系的重要支撐帶。
主要關注的是學術界、國家層面對長江經濟帶發展的相關提法 (建設長江經濟帶的時空意義 車海剛)
首先，從空間維度看。正如李克強總理所言，從沿海起步先行、溯內河向縱深腹地梯度發展，是世界經濟史上一個重要規律，也是許多發達國家在現代化進程中的共同經歷。長江作為中國的第一大河和排名世界內河貨運量第一的“黃金水道”， 自西向東連接著發達的沿海和廣袤的內陸，覆蓋了超過1/5的國土、約6億人口，其對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作用是不言而喻的。以往，我國客觀形成及重點打造的經濟區域主要為“塊狀”，而長江經濟帶這一“條狀”區域，可以串起長三角、長江中游城市群和成渝經濟區三大板塊，更好地實現地區間生產要素的流動和互補、產業的轉移銜接和優化升級以及市場的整合統一。并且， 長江經濟帶將與沿海一線構成“一縱一橫”的T形格局，撐起未來中國經濟空間的主干骨架。
其次，從時間維度看。長江經濟帶從提出概念和設想到成為戰略決策， 大約歷經了30年。目前，付諸實施的條件已經成熟。一方面，中國要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如何有效推動相對落后的中西部地區發展并與全國同步實現小康目標， 必然是一個關鍵性任務;另一方面， 中國當前處于發展速度換檔器、結構調整陣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疊加” 階段， 亟須尋找新的發展引擎和促動轉型升級的抓手。而東部沿海地區發展正面臨相對飽和、遭遇“瓶頸”制約的現實，正與中西部內陸地區加快開發開放的需求相呼應、相契合， 橫貫東西的長江經濟帶是把這兩者對接起來的再合適不過的載體。如果說， 京津冀協調發展戰略所關照的是南北之間以及環渤海地區內部之間的發展不均衡，長江經濟帶所要解決的則是更為嚴重的東西發展失衡問題。以此視之，建設長江經濟帶既恰逢其時，又可謂當務之急。
最后，從國際合作角度看。長江經濟帶溯大江而上，不僅深入中國腹地，還可通過重慶等節點繼續向西延展，與正在建設的絲綢之路經濟帶相連接;向東，則可借由沿海一線，與建設中的海上絲綢之路相連接。由此，能夠融通國內、國際兩個市場，形成東西雙向，沿海、沿江、沿邊全方位的中國開放新棋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