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小編整理了一些《泰國經濟發展的經濟全球化論文(精選3篇)》的文章，希望能夠很好的幫助到大家，謝謝大家對小編的支持和鼓勵。[摘要]全球化和區域化是當今世界經濟發展的兩大基本趨勢。泛北部灣具有地理位置優越、面臨市場廣闊、與東盟國家經濟互補性強、對外交往歷史悠久以及對外交通條件好等五大優勢，加強該次區域經濟合作，實施生產力的南向互利合作發展，已經上升為我國參與經濟全球化總體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馬克思資本擴張理論則是這種互利合作的理論基礎與深層動力。
泰國經濟發展的經濟全球化論文 篇1：
論“一帶一路”倡議困局與突破
摘 要：承載民族復興，成就美好中國，推動世界和平與經濟發展的“一帶一路”倡議，自發起、實施至今已有四年多的時間了，所取得的初步成效已令世界矚目。在倡議推進過程中，所面臨的風險和遭遇的困局也如影隨行，如，美日歐的戰略圍困、沿線國家的心理屏障、本國企業的能力瓶頸、高昂的戰略運作成本等等。對此，如果沒有清醒的認識并及時采取有效的應對策略，那“一帶一路”倡議很難取得預期的成果，甚至還有可能給我國帶來重大的經濟損失和安全隱患。因此，從外交、經濟、軍事和風險防范機制等多方面尋求突破困局的方略就顯得尤為緊迫和重要。
關鍵詞：一帶一路；戰略困局；風險防范；有效突破
以“政策通”“道路通”“貿易通”“貨幣通”“民心通”為核心內容的“一帶一路”倡議，不僅是實現中國夢的基石，也是推動“一帶一路”沿線區域經濟發展，促進全球一體化進程的重要舉措！我國作為這一倡議的倡導者，本著以包容、務實為宗旨，以合作共贏為目標，以和平發展為主線，與倡議沿線國家和地區積極開展全方位的合作關系。但不容忽視的是，“一帶一路”倡議自2013年提出至今，已過去了四年多的時間，在取得初步成效的同時，倡議推進遭遇困局卻也是不爭的事實。如果對此沒有清醒的認識，并及時采取有效的應對措施，那么“一帶一路”倡議就不可能進一步展開和取得預期的成果，甚至還有可能給我國帶來重大的經濟損失和安全威脅，那么這些困難表現在哪些方面，又如何應對與突破呢？
一、美、日、歐盟等國的戰略圍困
我國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其范圍所覆蓋的區域早已從古“絲綢之路”的沙漠、戈壁、海洋，變成了世界重要戰略資源的主產地，特別是作為全球能源中心的中東阿拉伯國家，美日歐等世界大國長期競爭于此，各方利益紛爭，宗教信仰的沖突與局部的戰爭從未間斷。作為全球少有的幾處火藥桶，對世界和平與穩定的影響巨大。因此，謀求對這一地區的控制、開發和利用，就成了以美國為首的諸多西方大國，實現國家利益的全球戰略。而我國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在擁有中東利益的西方國家看來，顯然對他們構成了威脅，他們擔心中國的崛起，將通過“一帶一路”的倡議，挑戰他們在中東地區的既得利益和霸主地位，因此勢必會采取行動，進行遏制！
美國輿論針對我國的“一帶一路”倡議，想當然地得出了“中國用兩條絲綢之路還擊華盛頓”的結論，他們認為中國此舉，最終的目的不過是打破西方國家對能源的把持和壟斷，為本國的能源供給，找到兩條安全通道：一條在海上，另一條在陸上。通過海陸兩個通道，在東西方之間架起一座通達的橋梁。對此，美國策劃了以毗鄰中國新疆的阿富汗為中心，連接起土耳其、伊朗、阿富汗、巴基斯坦和印度的“新絲綢之路”戰略，企圖從陸路阻擊我國的“一帶一路”的推進；同時，美國還為了從海路阻擊中國，近年來，連續在南海問題上向中國發難。特別是特朗普總統上臺以后，變本加厲地在我國南海問題上作文章，先是提出“南海航行的自由化”，后又派出“卡爾文森”號航母戰斗群開進南海進行巡航，肆意踐踏我國的領海與主權。美國的根本目的就是通過陸上圍堵和海上攔截雙管齊下的策略，扼制我國“一帶一路”倡議。
日本作為美國的附庸國和追隨者，對于我國 “一帶一路”倡議表現出的態度和美國如出一轍。日本官方和媒體普遍認為，“一帶一路”倡議是中國強大后向世界擴張的必然之舉，中國假借陸路與水路兩條“絲綢之路”，向南亞、西亞和中東地區進行經濟輸出、文化傳播和政治滲透，從而不斷擴大中國在沿線國家和地區中的影響力，以抗衡西方，改變傳統世界秩序，構建由中國為一極的國際政治經濟新格局。為了有效遏制中國，日本也仿效美國，一方面加大了對中亞國家進行“新絲綢之路”的外交攻勢，以經濟援助與技術支持拉攏中亞國家，以制衡中國；另一方面，日本國內當政的右翼勢力，積極修改和平憲法，不遺余力地推動海外派兵的合法化和主動防衛的非本土化。2016年8月，日本政府內閣審議通過了《防衛白皮書》，書中多次提到來自中國的威脅，并提出強化日本海上軍事力量的存在，充分利用已成建制的準航母戰斗群，加強對第一島鏈、第二島鏈的掌控，并適時介入中國的南海事務，定期在中國南海巡航，以遏制中國的海上崛起。顯然，我國在“海上絲綢之路”的倡議推進中亮起了黃燈！
歐盟早在2007年6月，就通過了由德國提出的《歐盟與中亞：新伙伴關系戰略》框架文件，雖然，那時我國的“一帶一路”倡議還沒有提出，但歐盟積極涉足中亞事務，全面介入原屬蘇聯勢力范圍的中亞國家的戰略企圖已昭然若揭，尤其在我國提出“一帶一路”倡議后，歐盟更是賦予了與中亞“戰略伙伴”關系更新的意義和內容，他們一方面提升了絲綢之路經濟帶上的中亞國家和高加索地區在世界經濟與政治版圖中的戰略地位；另一方面，從民主化進程、法制化建設、教育醫療、經貿能源、交通與水資源開發等多個領域不斷向該地區滲透，通過強化與中亞各國之間的合作，穩步擴大歐盟在中亞地區的影響力。僅以經濟援助為例，原先由于蘇聯勢力的存在，歐盟與該地區幾乎沒有什么有效的交流與聯系，而蘇聯解體后，歐盟對該地區的經援從無到有不斷增加。據統計，從1991年到2006年，歐盟的經濟援助為14.98億美元，平均每年為0.93億美元；2007年到2013年為8.03億美元，平均每年為1.33億美元；2013年到2017年達到了10億美元，平均每年為2.5億美元。由此可見，歐盟對中亞地區的經濟援助年均增長幅度幾近翻倍。由于歐盟的強力介入，一些中亞國家出現了親西方的發展戰略，對中國的政策出現了一定的搖擺，這無形中增加了“一帶一路”倡議在中亞地區推進的難度！
二、沿線國家與地區間的心理屏障
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科技進步、經濟發展，綜合實力不斷提升，融入世界一體化的進程日益加快。到目前為止，我國GDP僅次于美國，已躍居世界第二。在這一背景下，我國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已經對周邊與沿線國家和地區帶來了深刻的影響，這種影響表現在兩方面：一方面是沿線國家希望得到我國提供的資金、項目、技術與管理等方面的援助；另一方面又擔心自己在與中國的過多交往中，受到中方的控制，從而失去經濟自主性而成為中國的附庸。在東南亞，諸如越南、泰國、馬來西亞、新加坡等國家對“海上絲綢之路”計劃一直心存芥蒂；印度作為“海上絲綢之路”上的重要節點國家，一直以冷漠的態度，與我國的“一帶一路”倡議保持著距離；中亞的阿富汗、哈薩克斯坦、烏茲別克斯坦等國家，由于受西方國家 “中國威脅論”思想的影響，也對我國的“一帶一路”倡議構筑起了一道謹慎的心理防線！
我國在“一帶一路”倡議實施過程中，已取得了一些進展，但不可否認的是，在與我國開展合作的沿線國家，不論是在開放的廣度、開發的力度和合作的深度上，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著保留。我國的發展和取得的成就吸引著這些國家參與“一帶一路”倡議。但同時，單向的利益驅動時而又被一系列的擔憂和心理屏障所侵擾，那就是這些沿線國家一直提防著中國質優價廉的產品和雄厚的資本，會對本國業已形成的市場和傳統的產業帶來沖擊。最典型的表現就是，我國提出的打造“海上絲綢之路”、升級東盟自由貿易區計劃，并沒有得到東盟國家的一致響應和贊同，東盟國家從各自的利益出發，帶著對中國的顧忌和憂慮，內部產生了很大的分歧。這種分歧如果不能及時消除，按照“一帶一路”的倡議構想升級東盟自貿區的計劃必將無法順利實施，“海上絲綢之路”的第一關也必將在東南亞地區受阻！此外，倡議沿線的其他國家和地區，還不同程度地存在著貿易保護主義和各種非經濟性壁壘，這也嚴重地制約著我國“一帶一路”倡議的發展空間。
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 “一帶一路”倡議的核心問題，不僅在于道路、橋梁、項目、工程等硬件設施的建設，更重要的還在于打好“民心相通”的軟件攻堅戰。如何借史論今，充分挖掘“絲綢之路”歷史中的正能量，把“一帶一路”倡議中互利互惠的宗旨、和平發展的本意、合作分享的原則準確地傳播出去，營造理解、和諧的倡議語境，突破沿線國家的心理屏障，將是決定“一帶一路”倡議能否成功的關鍵！
三、我國企業遭遇能力瓶頸
“一帶一路”倡議雖然是國家牽頭構建的一個國際合作大舞臺，然而在這個舞臺上唱戲的主角顯然是企業。雖然國家搭建了舞臺、指明了戲路，但如何把這出大戲演好，演得精彩，那還得看企業的本領。而目前從各方反饋的信息來看，我國參與“一帶一路”倡議的不少企業，在倡議推進中表現得不盡如人意。它們在海外的投資生產、運營管理和市場競爭力、復雜環境下的生存力等諸多方面，遠比預想的艱難和坎坷！即便是一些國內知名的大企業，甚至有過多年海外投資經驗的跨國企業，在與倡議沿線國家的項目開發中，其影響力與實際取得的效益也經常飽受質疑。例如，我國某軌道交通工程建設集團，2009年中標了沙特阿拉伯麥加的輕軌項目，但由于對沙特國情的誤判和項目成本估算中的重大失誤，而與對方簽定了總價鎖定合同。雖然，中方承建公司歷經6年，克服了重重困難，輕軌最終建成，但整個工程項目卻付出了凈損失人民幣42億元的沉痛代價；另外，我國某集團公司，在進軍希臘投資比雷埃夫港的過程中，也因決策失誤，管理混亂，相關配套跟不上，加上企業文化與當地文化的沖突，最終導致投資失敗，企業慘遭重大損失。自“一帶一路”倡議實施四年多來，我國參與企業仍沒有期待中的出彩表現和優秀的值得借鑒與推廣的案例！
四、倡議運作面臨高成本之坎
據清華大學經濟外交中心的一份最新研究報告表明：企業能力瓶頸的深層次原因不在于企業本身，而在于政府的資源配置與基礎設施建設的推動，這兩方面的投入與效率，將直接決定“一帶一路”倡議能否成功地實施，同時這也將構筑起戰略運作的高昂成本！
古兵法有云：戰事未啟，糧草先行！改革開放后的中國，也已總結出“要想富，先修路”的道理，這都說明，以港口、碼頭、航道、高鐵、機場、大規模物流基地、電力、通信、工業園區等基礎設施作為先導工程，在“一帶一路”的推進中，將起到舉足輕重的作用，而基礎設施一般存在著投資數額巨大、周期過長、回報率偏低的問題，雖然它潛在的社會效益毋庸置疑，但作為逐利市場的企業，往往沒有能力承擔這些龐大的基礎工程，作為推動實施“一帶一路”倡議的主體，政府承擔起浩大而艱難的基礎設施建設將責無旁貸，而能否大規模地進行境外的基礎設施投資，政府也不得不根據本國經濟發展的狀況，仔細考量、量力而行。
如果說基礎設施的投資成本是看得見、算得出的顯性成本的話，那么與此相對應的另一項成本——政治成本與戰爭成本，將成為不可計算的成本黑洞，有學者也把它稱作隱性成本，這一成本的不確定性，將給“一帶一路”倡議的實施帶來巨大的風險。清華大學的何茂春教授曾經撰文，列舉了這樣兩個案例，較有說服力：一是斯里蘭卡的科倫坡港口項目，另一個是中吉烏鐵路項目。由于斯里蘭卡是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節點，我國交通建設集團與斯里蘭卡港務局合作開發的科倫坡港口城是我國投入“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建設的一個標志性工程，這個斯里蘭卡境內最大的外商投資項目如果按期建成，不僅能成為我國“一帶一路”實施布局中的一顆重要棋子，也可為當地提供27萬人的居住生活，同時將創造超過8.3萬個就業機會；然而由于斯里蘭卡政局變更，新總統上任后，以環保為由，直接叫停港口城項目，給中方帶來重大損失，參與開發的中方企業提出的1.4億美元的賠償至今懸而未決；而與此相類似的“中吉烏鐵路工程項目”，吉爾吉斯斯坦反對派以中方可能借修鐵路為名，覬覦吉的礦產資源為由而堅決反對，使這條陸上絲綢之路的新通道處于難產的尷尬境地！
另外，由于“一帶一路”倡議的陸上通道途經局勢動蕩的中東阿拉伯地區，這里的宗教、民族極端主義、武器毒品走私、國際恐怖主義的矛盾與沖突十分復雜和激烈，由此引發的區域戰爭常年不斷，雖然國際社會為本地區和平的努力從未歇息，但并沒有取得應有的效果。在這種氛圍下，一切投資與開發皆難言安全與保障，人、財、物力隨時有打水漂的可能，這種無可控制的隱性成本，將成為我國推進“一帶一路”倡議中的一道深谷幽壑。
五、倡議困境的突破
作為經濟全球化重要組成部分的“一帶一路”建設，所遇到的和即將遇到的各種難題和挑戰是不可避免的，不能因之而畏縮不前。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的，現代化建設開弓沒有回頭箭！那么如何才能在重重困境中殺出一條成功之路呢？以下的路徑和策略可資借鑒：
（一）開展卓有成效的多元外交
這是打開“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間合作關系通道，突破種種困難局面的最佳路徑。這一策略能否順利實施并達到預期效果主要取決于以下兩方面的努力：
1.對于“一帶一路”倡議推進所涉及的國家和地區，我們要始終堅持“尊重主權、互利互惠、富民安邦、共同發展”的理念，在“親誠、互惠、互助、友善”八個字上做好文章。在和“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進行經濟合作時，國家層面上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等相關領域的多邊外交活動應先期啟動，并發揮積極的先導作用。在外事活動和經貿活動中，要及時調整“唯市求利、唯財是舉”的重商主義思路，而要轉以“友好、互助”“互惠、共贏”的合作姿態，去消解沿線國家和民眾的疑慮與防御的心態。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推進，融入國際市場的程度不斷加深，我國的綜合國力得到了迅猛發展，現已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但這一發展不可避免地帶來了兩個方面的影響：一是經濟的全球化有了中國的新支點，由此，中國將受到國際社會更廣泛的關注；二是讓競爭對手和一些周邊國家有了對強大中國的猜忌和恐懼。如果說第一點有利于提升中國在國際上的話語權和影響力，那第二點則是我國在“一帶一路”實施中必須要突破的一道心理屏障！因此，如何突破將對“一帶一路”倡議的順利推進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為此，和戰略沿線國家的合作，要突出己方的誠意和去政治化色彩，以切實關心和幫助合作國家的發展為主線，以營造友善、互惠、共享的文化氛圍為目標，以實務、進取、開拓為手段，切實提升倡議執行的力度和效能。比如，經貿合作涉及到的意識形態之爭、文化差異之爭、領土主權之爭、水域島礁之爭等等，我們都要本著擱置爭議、求同存異、包容開放的胸懷去尋求最佳的外交解決路徑。
2.對于來自于美、日、歐的戰略圍困，外交依然是最有效的突圍手段。此刻的外交努力應該從政治、軍事和經濟多方面展開，在應對美、日、歐的全球競爭與戰略圍困之際，我國應該利用建國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在外交領域所取得的國際地位和影響，在繼續推行不結盟政策的同時，可以通過與相關國家的深度合作、海上救援、陸上反恐維和等各種形式構筑政治外交的強大后盾；在政治外交為先導的同時，大力加強軍事力量。只有以強大的軍力作保證，我國的政治外交才有可能取得實質性的突破。同時，我們的軍艦、戰機、航母也要帶著維和使命，經常走出去，加強對美國、日本與歐盟國家的訪問，并在軍事領域展開合作與對話，這樣的軍事外交，對于反圍困戰略的效果將是巨大的；在經濟外交方面，除了利用我國廣闊的市場和資源的吸引力，繼續深化與美、日、歐的經濟合作與多邊貿易，構建某種程度上的利益共同體。另一方面，利用人民幣正式加盟SDR特別提款權俱樂部的利好，加快本國的經濟轉型，爭取使人民幣成為國際化貨幣，實現金融獨立，早日擺脫對美元體系的依賴，讓美國利用貨幣、匯率杠桿對我國的金融圍剿和戰略抑制愿望落空。
（二） 提升我國企業的海外生存與競爭能力
“一帶一路”倡議中的一個重要瓶頸就是我國企業的海外生存力不夠，競爭能力不足，這一制約因素不能有效突破，一帶一路倡議就難以向前推進！雖然國家是倡議的倡導者、策化者、制定者，但把戰略付諸實施的主體還是走出國門的企業，正如上文所說，政府搭臺企業唱戲，若無好的唱功，這臺戲便沒法演下去。因此，提高企業的海外生存力與競爭力必然是當務之急！有效提升企業的海外生存力與競爭力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入手：
1.創新企業文化。文化是一種非物質形式的生產力，它的作用是巨大的，但也因文化的無形而最容易被忽略。走出國門的企業，不僅要觀念更新、文化跟進，更要把經營、管理和企業的活力納入到當地的文化情境當中去。不能入鄉隨俗，不能融入本地的社會環境，那這個企業縱有最好的項目、最好的技術也難以立足、生存和發展，也就難以擔當起“一帶一路”倡議應該擔當的重任。因此，創新企業文化，讓企業文化在包容中與外方文化融合發展，最終以這種新企業文化演繹成企業發展的強大推動力。
2.提高企業談判維權能力。在實施“一帶一路”倡議過程中，我國有些先期走出去的企業，屢有在國外遭受政局動蕩、政策搖擺、待遇不公，甚至被合作方肆意違反協議而中止合同的慘痛經歷，而此刻的中方企業，往往缺少與合作方政府、相關企業和部門進行交涉、談判和維權的能力。雖然，我國政府應該主動地通過外交、經濟等途徑為中方企業爭取合法權益，但我方企業作為直接的當事者，就應該積地參與到調查、取證和談判的過程中來，并和本方政府內外配合、依據國際法、世貿規則和相關協議，據理力爭，盡量挽回損失、有效地維護自己的正當權益。在這一過程中，企業的勇于擔當、主動出擊、善于談判、敢于維權的氣度和能力就顯得十分重要。因此，所有參與“一帶一路”倡議的出境企業，都應該做好這方面的功課，配備強而有力的外事、法律和談判斡旋人才，打造企業過硬的攻關團隊，為企業本身的利益，也為我國“一帶一路”倡議的有效實施爭取更多的生存和發展空間。
3.增強企業國際資本經營能力。參與“一帶一路”倡議的出境企業，除了要應對境外復雜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環境外，另一個重要的使命就是經營好手中寶貴的資本，并讓資本在國際化過程中不斷增值的功能。這不僅是企業自身發展的必要前提，也是國家倡議能否順利推進的財富保障與動力源泉，畢竟國家“一帶一路”倡議不是做慈善，雖然唯利是圖不可取，但贏利、賺錢、謀發展也是不可忽視的硬道理，因此，中方企業必須高度重視并切實提高資本的國際經營能力，通過向所在地區和國家進行滲透、聯合、兼并或戰略聯盟等舉措，進行資本打入，并與當地的企業融合發展，使中方的資本植入，才能有效免除或消減所在國或地區的排異性反應。同時，在資本立足之后，還應該以當地市場為基點，以國際市場為舞臺，在信息、科技、研發、管理和營銷等各路渠道方面，進行國際化運作，這樣可使我方企業資本的根系，在國際大市場的范圍內扎得更牢、伸得更遠，并以從中獲取的、源源不斷的營養，維系企業強大的生命力。
4.提升企業國際化管理能力。參與“一帶一路”倡議的出境企業，其管理所面臨的內外環境，諸如：人文環境、經濟環境、法律環境與政治環境等等，都迥異于國內。適用于國內的管理模式，到國外就不一定適用。不及時調整企業的管理模式，提升國際化的經營管理水平，企業就幾無立足與發展的可能。因此，企業就需要對所在國和地區的環境進行系統調研，對國際市場的動態與趨勢進行全面分析，在充分占有信息、知己知彼的基礎上，確立自身的發展方向與目標，并通過有效的手段，合理利用當地優勢的人力資源或自然資源、市場資源，進行科學的投資與資源配置，在此基礎上，再把國際化的戰略管理理念和方法引入到企業中來，以有效改變原有的管理模式，以期把國際系統集成商的價值鏈體系、管理體系延伸對接到境外企業的所在國，打通國際合作的戰略平臺，大幅度提升企業的國際化經營管理能力。
（三）建立海外投資風險防范機制
“一帶一路”倡議能否順利推進，一個關鍵的因素就是能不能跨越戰略投資的高成本之坎。而高成本的主要來源便是難以估算的政治成本與戰爭成本，即上文所述及的隱性成本，如何消解和規避隱性成本的巨大的風險，建立海外戰略投資的風險防范機制尤為重要。
海外戰略投資風險防范機制是一個綜合性極強的系統工程，它涉及信息的追蹤與監視，風險的評判與預警，規避的路徑和手段，談判的策略和方法，利益的協調和分配等，以最大的可能抑制、消除和轉移境外投資的風險，大大降低“一帶一路”倡議的實施成本。風險防范機制的建設可從以下幾個方面入手：
1.建立完善的境外投資風險信息網絡。這個網絡平臺可由政府出資、專業機構出力、多方共建的模式進行操作。在信息的采集方面，可利用我國政府與近二百個國家所建立的廣泛的外交關系、外交機構，以及先期出境的許多央企設在世界各國的辦事機構，及時了解和掌握戰略投資所在國的政治、經濟、軍事和文化等諸方面發展動態的重要資訊，為能否進行安全投資提供重要的信息參考。
2.聯手專業咨詢機構建立風險評估平臺。無論是承擔戰略使命的出境企業還是政府部門，往往難以全面、精確和深入地獲取所需信息，就是基于所獲信息，也往往缺少專業的分析人員和分析工具進行有效的風險預測。因此，政府和相關企業可以以出資的方式，借助第三方專業咨詢機構，比如全球著名的麥肯錫、羅蘭貝格、埃森哲咨詢公司等，聯手打造信息采集、篩選、匯編和系統分析的投資經營風險評估平臺，定期或不定期地為政府相關部門和有關出境企業提供分析報告，并為他們規避各類風險提前做出預判。
3.為政局動蕩、戰爭風險投保。由于政治與戰爭因素引發的風險，往往帶有很大的偶然性和突發性，比如：軍事政變、宗教極端主義的派系沖突等，即使出境企業預先采取了很多防范措施，但囿于能力的有限，出境企業不可能把所有的危險因素都納入到考慮和應對的范疇中來，因此，要想降低政治與戰爭風險帶來損失的一個最有效方法便是：利用現代經濟的保險機制，為境外企業的資金安全投保。在世界范圍內，已經開展這類業務的保險公司有很多家，規模較大、實力雄厚的有：倫敦勞合社旗下的辛迪加、AIG、美亞保險等，他們承保的政治風險涵蓋了戰爭及政治暴亂、征收、匯率限制等等，我國中信保險公司也推出了類似的險種。
結 語
承載民族復興，成就美好中國，推動世界和平和經濟發展的“一帶一路”倡議，自發起、推動、實施至今，取得的初步成效已令世界矚目，但戰略風險和所遇困難也十分顯著。目前，能否有效防范倡議風險、破解倡議困難，將成為倡議能否順利向縱深維度發展的關鍵。相信睿智、堅強的中華民族，一定能夠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正確領導下，在“和平共處、合作共贏”的思想指導下，充分發揮我國在國際經濟、社會中的作用和影響，通過加強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多邊、多領域的融通與合作，通過建立有效的戰略風險防范機制，切實消解倡議推進過程中的障礙，突破倡議困局，讓“一帶一路”倡議為促進經濟全球化、共謀人類福祉譜寫新的篇章。
參考文獻：
[1]凌蘭蘭，陶士貴.“一帶一路”戰略研究述評[J].改革與戰略，2017（1）：49-51.
[2]何茂春.張冀兵.“一帶一路”戰略面臨的障礙與對策[J].新疆師范大學學報（哲科版），2015（5）：36-45.
[3]張東華. 提高中國大型企業國際競爭力的思考[J].科技情報開發與經濟，2005（14）：171-172.
[4]賴風.“一帶一路”建設面臨的機遇和挑戰及其應對[J].南京郵電大學學報（社科版），2015（4）：52-57.
[5]陳曦.中國企業海外投資的“攔路虎”[J].國際工程與勞務，2015（12）：25-30.
[6]胡鍵.“一帶一路”戰略構想與歐亞大陸秩序的重塑[J].當代世界與社會主義，2015（4）；13-19.
[7]劉衛東.“一帶一路”戰略的科學內涵與科學問題[J].地理科學進展，2015（5）：538-544.
[8]吳艷文.“一帶一路”戰略下我國企業海外投資的風險及防范[J].西安財經學院學報，2017（4）：75-80.
[9]孟醒.董有德.“社會政治風險與我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區位選擇”[J].國際貿易問題，2015（4）：106-115.
作者：劉勁松
泰國經濟發展的經濟全球化論文 篇2：
生產力互利合作與泛北部灣次區域經濟發展
[摘要]全球化和區域化是當今世界經濟發展的兩大基本趨勢。泛北部灣具有地理位置優越、面臨市場廣闊、與東盟國家經濟互補性強、對外交往歷史悠久以及對外交通條件好等五大優勢，加強該次區域經濟合作，實施生產力的南向互利合作發展，已經上升為我國參與經濟全球化總體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馬克思資本擴張理論則是這種互利合作的理論基礎與深層動力。
[關鍵詞]生產力互利合作；泛北部灣次區域經濟發展；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資本擴張
[作者簡介５４]高劍平，廣西民族大學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基地，教授，哲學博士，經濟學博士后，廣西南寧 530006
全球化和區域化是當今世界經濟發展的兩大基本趨勢。一方面，為了獲取全球比較利益和規模利益，要素流動、生產組織、貿易市場等日益全球化；另一方面，隨著全球化過程的深入，國家和地區之間的競爭日趨激烈，為了在競爭中取得優勢，地理相鄰的不同國家和地區，其經濟取向相對一體化，相互間通過契約和協定，在區域內逐步消除成員國之間的貿易與非貿易壁壘，尋求更大的經濟發展空間，從而推動各成員國經濟的共同繁榮。這些已經成為世界上多數國家的一項重要政策選擇。
在2006年首屆環北部灣經濟合作論壇上，廣西首次提出了泛北部灣經濟合作的構想；在2006年11月召開的中國一東盟建立對話關系15周年紀念峰會和2007年1月召開的第十次中國與東盟領導人會議上，溫家寶總理又提出“積極探討泛北部灣經濟合作的可行性”。這說明，加強泛北部灣次區域經濟合作，實施生產力發展的南向互利合作戰略已經成為我國參與經濟全球化總體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
廣西位于兩大經濟區的結合部，具有地理位置優越、面臨市場廣闊、與東盟國家經濟互補性強、對外交往歷史悠久以及對外交通條件好等五大優勢，是實施我國生產力南向互利合作戰略最重要的基地。發揮廣西區位優勢，培育廣西連接兩大市場的生產力基礎，不僅可以為廣西乃至全中國企業走向東南亞鋪平道路，也可以為東南亞企業進入中國架起海陸橋梁。
一、生產力互利合作：泛北部灣經濟發展的必然要求
(一)后發優勢：泛北部灣次區域擁有豐富的資源、廣闊的市場
狹義地講，泛北部灣次區域包括中國環北部灣地區省份與海上東盟6國。廣義地講，泛北部灣次區域則包括中國環北部灣省份與整個東盟10國(本文取廣義)。東盟10國擁有極為豐富的自然資源、人力資源和廣闊的潛在市場；東南亞是世界著名的富礦帶，錫、錳、鉻、鎳、玉石等居世界前列。鉛、鋅、石油、天然氣、煤、磷酸鹽等礦產資源也占有重要地位；東盟年產稻米一億多噸，泰國和越南已經成為世界上第一和第二大的大米出口國；東盟熱帶經濟作物豐富，盛產咖啡、香料、橡膠、棕櫚油、熱帶水果等；東盟木材積蓄量248億立方米，年產原木約3億立方米，其中柚木的產量占世界的90％以上。東南亞的近海漁業資源也非常豐富，已經成為世界上重要的捕魚區。東南亞國家中的新加坡、文萊屬于高收入國家；馬來西亞、泰國、菲律賓、印度尼西亞屬于中等收入國家。隨著中國—東盟各國居民收入的不斷增加和購買力不斷增強，將會形成一個新興的、充滿巨大潛力和活力的市場。
2002年11月，《中國—東盟全面經濟合作框架協議》簽訂，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正式啟動。它的面積約1400萬平方公里，總人口達18億，近3萬億美元國內生產總值和2萬億美元貿易總量的經濟區①。這是繼歐洲聯盟、北美自由貿易區后的又一世界重要的自由貿易區，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由發展中國家組成的自由貿易區。其主要內容有：貨物貿易關稅的減讓；逐步取消非關稅壁壘，簡化和協調關稅程序；采取有效的貿易便捷化措施，簡化海關程序和制定相互認證安排；逐步實現涵蓋眾多部門的服務貿易自由化；對東盟新成員國給予特殊和差別待遇及靈活性；擴大中國與東盟在金融、旅游、投資、農業、人力資源開發、中小企業、產業合作、知識產權、環境保護、林業及產品、能源及次區域開發等領域的合作。
2003年10月1日，中泰兩國在自由貿易區框架下率先實施了水果和蔬菜產品的零關稅，邁出了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建設實質性的第一步。2004年1月1日，自由貿易區框架下的“早期收獲”計劃全面實施，中國對來自東盟的500多種產品(主要是農產品)降稅。同時，中國加入了《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與東盟簽署了《面向和平與繁榮的戰略伙伴關系聯合宣言》、《南海各方行為宣言》和《中國與東盟關于非傳統安全領域合作聯合宣言》，這些是建設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重要保障。2005年7月20日起，中國與東盟將正式開始對雙方約7000種產品相互削減關稅，其中大部分產品逐步取消關稅，標志著中國一東盟自由貿易區建設已經取得重大進展。中國與文萊、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菲律賓、新加坡和泰國等6國將于2010年建成自由貿易區(FTA)，越南、老撾、柬埔寨和緬甸4個東盟新成員則可享受五年過渡期的優惠待遇。
2004年中國與東盟雙邊貿易額突破千億美元大關，達到1059億美元，2005年雙邊貿易額達1304億美元,2010年雙邊貿易額將突破2000億美元。
通過泛北部灣次區域合作，加強廣西生產力基礎，發揮出廣西北部灣的區位優勢，將中國與東南亞兩大市場融合在一起，那將是一個擁有不同消費結構、消費層次，對高、中、低檔各種商品都有巨大需求的廣闊市場。實施生產力發展南向互利合作戰略，可以使中國一東盟各方獲得共贏，它將為中國一東盟兩大經濟區生產力的發展開拓出更大的上升空間。
(二)生產力南向發展：泛北部灣次區域經濟合作的現實可行性
形成于20世紀60年代的東南亞經濟產業鏈條即所謂的“雁行模式”，已經在上個世紀末斷裂。這意味著日本在東亞區域分工中的頭雁作用已經喪失。隨著中國經濟發展的突飛猛進，原尾隨日本的東南亞諸國，正改變策略，尾隨當今的中國。目前形成了整個東亞范圍的對話與合作即“10+3”、東盟自身10國的發展與合作、東盟分別與中日韓的合作(即三個“10+1”)、中日韓三國間的對話與合作等四個輪子并行運轉的東亞合作格局。在三個“10+1”中，中國與東盟之間的合作渠道是目前公認的最現實的合作機制。已經簽訂的《中國一東盟全面經濟合作框架協議》打下了良好的基礎。2003年10月，我國與東盟開始建立面向繁榮與穩定的戰略伙伴關系，標志著雙方關系邁上了新的臺階；我國同時加入《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增進了相互之間的信任，加強了相互之間的政治法律基礎。這也為鞏固我國的周邊環境、維護本地區的和平與穩定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然而，令人更為欣喜的是，泛北部灣次區域內的貿易正在發生轉變，
從原來的以資源稟賦為基礎的貿易格局轉變為以規模經濟和產業內貿易為基礎這二者并重的新貿易格局。一個以中國為中心的次區域內生產網絡正在形成，為實施生產力南向發展奠定了堅定而扎實的基礎。
高度重視泛北部灣次區域的經濟合作，將促進中國與東南亞兩大經濟區在經貿、科技、社會各領域的密切合作，推動中國與東南亞兩大市場的融合，從而創造出廣西乃至華南、西南地區生產力跨越式發展重大機遇，將為我國西部提速，東部擴展，東西互動，拉動東、中、西部地區的經濟協調發展，提供強大動力。
二、資本擴張：泛北部灣生產力互利合作的理論基礎與深層動力
一切社會都存在著利益的驅動，在市場經濟中，無論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還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人類追求自身利益表現為兩種形態——消費形態與資本擴張形態。它們決定著人們處置剩余勞動的方式。當人們把幾乎全部的剩余勞動都投入到消費之中，那么社會生產系統將會處于持續的簡單再生產狀態。而當人們把剩余價值轉化為資本，投入到現實的物質生產過程中，必然造成生產規模的不斷擴張。于是，社會經濟系統便會以不可遏止的力量將所有資源不斷吸收到資本的漩渦中運轉，推動著社會經濟無休止地擴張。
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把資本理解為一種組織社會生產、迫使工人生產剩余價值并進行全社會的剩余價值分配的社會關系，所以在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中，資本就成為一種社會關系的建構力量。資本的邏輯構成了市場經濟中的社會關系結構。形成了現代社會。資本的增值于是產生了一個不斷擴張的社會結構。
在西方流行的經濟學看來，資本被理解為一種生產要素，資本是投入到經濟生產過程中與勞動和土地相并列的生產要素。在生產過程中，投入到生產過程中的人工制品的資本與勞動、土地相結合，組成自變量，決定了產品的產量。由此形成了生產函數。西方經濟學用邊際分析的方法得到了資本的價格。
不論資本如何定義，其公認特征是資本的擴張性。在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中，這種擴張本性得到了淋漓盡致的理論說明：剩余價值一旦轉化為資本，投入到社會經濟系統內部而使其自身得到增值，從而使整個社會經濟系統不斷擴張。西方經濟學外在地描述了資本的擴張現象：廠商追求利潤，使經濟體系不斷擴張。
這種擴張意志通過兩個方向上表達自身：一是在空間中進行的量的不斷擴張，不斷把尚未資本化的資源卷入到資本化的漩渦中，由此產生了經濟全球化運動；二是在生產力的質上的擴張，不斷迫使經濟系統進行科學技術創新，以開辟新的市場，開辟新的資源流通渠道。
(一)空間擴張：經濟全球化運動
在市場競爭壓力下，追求最大利潤的資本將會產生出兩個方向上的運動：一是原有市場內企業不斷聯合兼并而走向壟斷，二是向國外尋求新的空間。由此而產生的結果，是壟斷集團向國際市場的擴張。隨著發達國家的資本輸出，必然把發展中國家原有的未資本化的資源——包括處于處女態、封閉態與閑置態的資源，吸收到國際性資源流通網絡中，實現資本化，進行全球性資源配置。由此形成經濟全球化。通過全球化，生產的社會化程度越來越高，范圍越來越廣，經濟系統越來越成為全球性市場經濟網絡系統。
通過全球化過程，那些在原來市場體系中沉積的不能流通的新增資本，一下子打開了流通的渠道，重新獲得了生機。因此，全球化是解決資本體系內部矛盾的重要途徑。與此同時，全球化過程是發達國家用自己的技術優勢與市場優勢，從發展中國家賺取巨額利潤的過程，必然受到各種政治的、文化的和經濟的力量的反抗與阻礙，招致各種“反全球化運動”，由此導致了一系列矛盾沖突與國際政治經濟事件。
一旦全球化過程達到它的目標狀態——全球資源全部實現資本化之時，或者資本的全球化過程遇到的障礙越來越大之時，新增資本便失去了通過全球擴張解決自身矛盾的能力，這些矛盾便會激化。馬克思關于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體系內部矛盾的一系列理論預言，將會比今天更充分地表現為活生生的社會現實。
(二)科技創新：經濟擴張質的表現
新增資本不僅通過全球化過程橫向開拓新的市場，而且還會在質上尋求新的出路——這就是科技創新，它在原來經濟的基礎上產生出擁有新質的經濟。
首先是因為它創造的新產品與產業能夠開辟出新的市場。例如，電視廣播的出現，計算機網絡的普及，移動電話的問世，都開辟了前所未有的新型市場，那些被困的過剩資本逐漸找到了出路，同時自然界更多的資源被圈人到資本化的漩渦中。于是，社會經濟擴張了，變得層次越來越高，越來越龐大。
其次是一旦某一科技創新獲得成功，將會吸收傳統產業中的各種生產要素，導致落后產業面臨瓦解—企業倒閉，工人失業，被困于落后產業中的生產要素將會被釋放出來，經過改造與轉型，又被重新吸收到科技創新產業中，并且獲得新的價值——超過它們在舊產業體系中的價值。這個過程被美籍奧地利經濟學家熊彼特稱之為“創新一毀滅過程”。于是，舊的社會產業體系被提升為新的產業體系。這既是質上的經濟擴張，也同時實現了量上的經濟擴張。因此，科技創新所獲得的經濟擴張，是最有效率、最有前途的高質量經濟擴張。
(三)資本擴張：全球化過程與科技創新過程的統一
現實的經濟擴張過程，是全球化化過程和科技創新過程的辯證統一。
首先，科技創新必然會生成和誘導全球化過程：由科技創新產生的技術勢差，是推動全球化經濟運動的動力源，它產生了新產業從產權國向全球推進與擴張的波浪。其次，全球化必然會誘導科技創新：因為全球領域中的激烈的國際競爭，迫使各個企業進行科技創新。從中國手機市場可以看出，全球各大廠家，如摩托羅拉、愛立信、諾基亞等等，為了搶占中國市場。紛紛進行研究和開發，以生產具有市場優勢的產品。發展中國家為了提高向發達國家的出口創匯能力，越來越不滿足于單純地供應原材料與初級產品，而是努力進行科技創新，以提高出口產品的科技含量。
因此，全球化與科技革命相互交織，共同構成了全球性經濟擴張過程。這是資本的經濟擴張力的最宏大的表現，它造就了近代以來世界經濟運動的主要潮流。當然，在這個過程中，會產生種種矛盾與曲折，但是，人類要解決經濟生活基本矛盾的巨大力量，驅使著這些矛盾總要得到某種形式的解決，而解決的方式則總是進—步的經濟擴張。當代社會主義的中國，也必須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充分利用資源的資本化力量，來實現經濟發展的偉大歷史使命。
在中國參與和推動區域一體化的進程中，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是我國參與的第一個區域一體化的建設，也是最重要的一個一體化的區域，并且由此可以推動東亞的區域經濟一體化。泛北部灣次區域經濟合作戰略的實施，不僅將促使中國一東盟兩大經濟區的共同發展，而且將進一步充實和豐
富中國—東盟合作的內涵，使之成為中國—東盟合作新的增長極，從而促進東亞整體合作的深入發展。因此，資本擴張則是泛北部灣次區域經濟合作的深層動力與理論基礎。
三、泛北部灣經濟合作：生產力互利發展與區域內資本擴張
中國與東盟國家要么陸上相連，要么海洋鄰接，在空間上連為一個整體，同處于太平洋西岸，是太平洋經濟圈和印度洋經濟圈的結合部。泛北部灣區域經濟合作戰略的適時提出，為區域內產業結構重組、生產力空間布局、區域內資本擴張提供諸多便利的條件。
(一)地緣臨近：具備合作的便利性
首先說廣西。廣西有著得天獨厚的地緣區位優勢。廣西有8個邊境縣、市與越南廣寧、諒山、高平3個邊境省接壤，邊境線長637公里。雙邊沿陸地邊境有5個國家一類口岸。它們是東興—芒街、憑祥一同登、友誼關一友誼關、水口—馱隆、龍邦一茶嶺。此外，還有7個國家二類口岸和25個邊境貿易互市及沿海有4個貿易碼頭。廣西與越南的進出口貿易逐年上升，越南已連續7年成為廣西對東盟貿易的第一大伙伴國。
一年一度的“中國—東盟博覽會”永久落戶南寧，對廣西對越南乃至對東盟國家都是一次難得的發展機遇。在這里，廣西扮演的角色是一中國與東盟各國之間雙向交流的橋梁。廣西成為中國與越南之間的橋梁是毋庸諱言的。東盟國家中最有條件利用博覽會平臺的就是越南。地緣上的接近、文化傳統上的許多相同之處、交通的便捷、經濟的互補、甚至廣西壯族與越南京族語言上的相似等多種原因，使得越南參加博覽會。十分便利。越南既可來南寧推銷產品，增加出口，又可來南寧招商引資，引進技術。
同時，廣西也將成為中國與東盟其他國家的橋梁。老撾、柬埔寨、泰國等國通過中國南寧的貨物進出口也變得便利。隨著經濟的發展，廣西與東盟國家的商品中的橋梁作用將變得更加明顯。
其次說云南。云南涉及“大湄公河次區域”及“兩廊一圈”中的西廊，即“昆明—河內一海防”經濟走廊?！袄ッ鳌觾纫缓７馈苯洕葍扔兄?0多個大大小小的口岸，其中河口與老街、天寶與清水河、金水河與馬鹿塘是經濟走廊內三對國家級的口岸。
近10多年來，云南與周邊國家都十分重視邊境口岸的建設與發展，制定了各種優惠政策鼓勵國內外投資者投資發展生產、經營、基礎設施，推動了口岸的經濟社會發展，特別是使經濟結構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由過去的單一通道功能發展為綜合型多功能的，成為重要的交通樞紐和物資集散地。貨物過境運輸、免稅倉庫、免稅商店、展覽會、交易會、生產企業、進出口商品加工、國內外公司辦事處，口岸集市、基礎設施投資、服務、旅游、酒店、娛樂文化等各行各業在口岸得到迅速發展。
再次說廣東與海南。廣東與海南主要涉及“環北部灣經濟圈”經濟合作。廣東的雷州半島，海南的?？?、洋浦、八所、三亞港，都是北部灣區域內的海上交通要道，對“泛北部灣經濟合作”建設將發揮重要作用。
隨著中國—東盟雙方經濟合作的推進，各項交通基礎設施將得到不斷完善，合作將日趨緊密，“泛北部灣”的地緣鄰近性將進一步凸顯，陸海通道將更為便捷，為雙方合作奠定扎實牢固的基礎。
(二)產業合作：增強互利共贏效應
中國—東盟雙方在經濟合作各方面都存在者很強的互補性，而在產業結構和經濟技術水平方面，互補性更強，有利于加強技術協作，互相開拓市場。一方面，有利于區域內產業轉移與承接，新加坡、中國香港和廣東、馬來西亞等產業發達地區正處于加快產業轉移速度，提升產業結構的關鍵時期，而中國廣西、云南、越南、菲律賓、印尼等國家和地區正在積極融入泛北部灣經濟合作的過程中。這樣可以充分發揮相互之間的特色優勢，實現產業的迅速轉移和承接，進而達到區域內產業的合理分工，實現生產力互利發展和利益共贏。另一方面，在一些傳統的合作領域，如旅游、貿易與物流、礦產與能源、海洋產業、海洋開發和農產品加工等領域，各方依然具有很強的產業合作與開發空間。
從次區域的合作層面看，由于我國珠江三角洲、新加坡、馬來西亞等已經形成了發達的產業優勢，與廣西、云南以及越南的產業互補明顯，因此，“泛北部灣次區域”內將出現三級產業分工梯隊。第一階梯是珠三角、新加坡、馬來西亞等；第二階梯是我國廣西、云南、海南；第三階梯是越南、老撾、柬埔寨、緬甸等東盟國家。珠三角的電子產品及通信設備制造業、家用電器、電器機械及專用設備制造業和服務業已具有相當的規模和競爭力，比較優勢明顯，呈現出向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產業轉移的態勢。
(三)要素流通：投資貿易便利通暢
結合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建設進程，積極推動泛北部灣經濟合作，各方正在優先制定便利化措施，相互簡化出入境手續，推進一站式通關，降低并統一區域內與貨物貿易相關的通關、檢驗檢疫、運輸、倉儲等收費標準，建立健全區域內銀行間跨國結算機制，促進區域內人員、貨物、資本等要素的快速便捷流動。
2008年2月21日，《廣西北部灣經濟區發展規劃》獲國務院批準實施，將廣西沿海地區作為一個經濟區來統籌開放開發，并建設成為“重要國家區域經濟合作區”，為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建設創造條件。為此，廣西方面確立了近期目標和中長期目標。
近期目標有以下六項：(1)實現貨物通關便利化；(2)實現人員簽證手續簡化和通關便利化；(3)實現交通基礎設施的基本對接，增加互相之間的航空、海港的航線、航班，形成海、陸、空交通樞紐的雛形；(4)實現降稅計劃目標；(5)建立常規化、有效的協調機制；(6)實現北部灣新區的率先發展。
這些措施必將加快要素流通，便于投資貿易，促進區域內經濟與社會的快速發展。
(四)泛北部灣次區域經濟合作：便于區域內資本擴張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沿海地區以建立經濟特區為契機，實現率先發展。20世紀80年代，珠江三角地區對外開放和經濟發展取得了歷史性突破。20世紀90年代，以浦東新區開放開發為契機。上海經濟迅速發展，帶動了長三角經濟圈。到20世紀末，我國沿海形成了以“兩角”即長三角和珠三角為主導的發展格局。
進入21世紀，我國沿海經濟發展呈現新的特征，形成“兩灣”新格局。天津濱海新區的開發建設，將帶動環渤海地區和遼東南地區的發展，而泛北部灣經濟合作，將帶動我國廣西、海南、粵西地區乃至帶動云南、貴州的開放開發，并促使我國沿海開放開發格局逐步從東南沿海向沿海整體方向的轉變，使我國改革開放的戰略更為深入、全面和協調?！皟蔀场毙赂窬值臓I造及其形成，實際上是運用馬克思資本擴張理論指導實踐的繼續。但是，從資本擴張的角度觀察，這里面呈現出兩個新轉變：
1、第一個轉變：我國對外開放的方式從當初的“引進來”為主，向“引進來”與“走出去”并重轉
變。改革開放初期，我國對外開放的方式主要是“引進來”，即引進外資、技術、先進的管理經驗等。上個世紀整個80年代到90年代初期都是屬于“引進來”階段。此階段，主要是營造一種氛圍，讓外部資本(外國資本及我國港澳臺資本)能夠比較好的進入我國，尋找價值和剩余價值，進行資本的增殖和擴張，從而促進我國經濟向前發展。但隨著對外開放的目標指向的轉變，“走出去”變得越來越重要。國家提出了對外開放的“走出去”戰略：鼓勵企業走出去，積極地參與國際競爭和國際合作，走向國際市場，拓展海外基地，包括拓展海外市場，建立生產基地，擴大海外投資，開拓能源基地，擴大資源合作等等。上個世紀90年代中期到2000年以后都是屬于“走出去”階段。此階段，我國自身的資本發展不僅有了巨大的量的積累，而且有了質的飛躍：誕生并成長出一大批有相當實力的企業，外匯儲備也有了飛速的增長。這就需要國家導引方向，為這些資本尋求出路，需要營造另外一種氛圍，讓國內的這些資本進行增殖和擴張，因此，“走出去”就變得越來越重要。因此，泛北部灣次區域經濟合作概念的提出，為中國實施“走出去”戰略找到了準確、合適的定位，為中國的對外開放拓展了巨大的空間。
2、第二個轉變：我國對外開放的途徑從經貿關系和經貿、產業領域的開放，向積極參與和推進區域一體化轉變。我國對外開放以來，主要經歷了三個階段。從上個世紀80年代到90年代的改革開放之初為第一階段，主要體現在經貿關系的開放上，以吸引外資，擴大貿易為主要目的。從上個世紀90年代中期到2002年為第二階段，隨著我國的進出口總額和外資吸引量的迅速提高，吸引外資全球最多，進出口總額居世界第三，于是逐步對經貿和產業領域開放。加入WTO以后，經貿和產業領域的開放成為主要途徑，到目前為止，我國大部分經貿領域包括服務貿易都已經基本開放，產業領域也已經基本開放，投資領域除個別涉及國計民生的重大基礎領域外，也基本開放。以2002年中國一東盟自由貿易區建設啟動為標志，我國的對外開放進入第三階段，主要呈現為推動區域一體化，并且將成為我國下一步對外開放的主要途徑和方式。除與東盟建立自由貿易區外，中國還啟動了與俄羅斯、與海灣阿拉伯國家合作委員會等建立自由貿易區的談判，中國與南非、中國與巴西、中國與澳大利亞及中日韓等自由貿易區的談判也在醞釀或者進行之中。顯然，參與和推動區域經濟一體化將是下一步對外開放的趨勢，也是未來相當一段時期的重點。區域一體化是對外開放層次更高，合作更深的形式，使中國經濟更加全面的與世界融為一體，從而在更大范圍、更廣闊的空間實現要素市場流動和資源配置。那些原來在國內市場體系中沉積的不能流通的新增資本一下子打開了流通的渠道。通過區域一體化找到了擴張的土壤與空間而重新獲得了生機。因此，區域一體化是解決國內資本體系諸多矛盾的重要途徑。同時，通過區域一體化，讓這些國內資本與國際資本同臺競技，摸爬滾打，全面博弈，一較高低，在更廣闊的舞臺上獲得錘煉，從而推動中國經濟在世界范圍內進一步擴張、發展和壯大。
泛北部灣次區域經濟合作，就是主動運用馬克思資本擴張理論的實踐成果。劃定宏觀經濟區域，精心營造，讓資本等發展經濟的關鍵要素，在區域內自由流動，由于資本的本性，它會帶來橫向擴張——全球化及區域經濟一體化，以及它自身發展經濟的質的擴張——科技創新，從而帶來生產力的互利發展，帶來區域內經濟、政治、文化乃各社會的繁榮與發展。
[參考文獻]
[1]魯品越，資本邏輯與當代現實——經濟發展觀的哲學沉思[M]，上海：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2006
[2]古小松，2007泛北部灣合作發展報告[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7
[3]侯振宇，揚鵬，泛北部灣經濟合作概覽(東盟篇)[M]，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7
[4]古小松，廣西參與北部灣經濟圈合作研究[M]，北京：中國商務出版社,2006
[5]萬輔彬，中越兩國建立“兩庫一圈”相關專題研究[M]，北京：中國商務出版社，2006
[6]高劍平，東靠西聯，南向發展——論廣西在中越“兩廊一圈”中的戰略定位[J】，學術論壇,2005，(11)
[責任編輯：羅運責]
作者：高劍平
泰國經濟發展的經濟全球化論文 篇3：
后危機時期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發展戰略調整
經濟全球化和區域經濟一體化是目前世界經濟發展的主流，其中自由貿易區是區域經濟一體化的主要表現形式。2002年11月，中國與東盟在第六次領導人會議上正式簽署了《中國—東盟全面經濟合作框架協議》，標志著雙方正式啟動了建設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CAFTA）的進程。在此之后，中國與東盟之間的貿易往來越來越頻繁，雙邊貿易總額在不斷增長，雙方在貿易規模上的相互影響也與日俱增。2010年1月1日，中國與東盟十國（包括泰國、馬來西亞、新加坡、文萊、菲律賓、印度尼西亞、越南、老撾、柬埔寨和緬甸）正式組建了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是繼歐盟（EU）、北美自由貿易區（NAFTA）之后成立的世界第三大區域經濟合作區，也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自由貿易區，而且是發展中國家最多的自由貿易區。CAFTA的成立是中國與東盟各國合作發展的里程碑，是中國加強與東盟經濟聯系的最有利平臺，對促進亞太地區和平發展與穩定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
根據中國商務部亞洲司統計，2002年到2012年，中國對東盟的出口額從235.69億美元增長到2042.72億美元；對東盟國家的進口額從311.98億美元增長到1958.21億美元；進出口總額從547.67億美元增長到4000.93億美元，年平均增長率達到20%以上，最高增長率在2003年達到42.9%。2011年，中國對東盟的進出口總額為3628.54億美元，中國已經連續第三年成為東盟的第一大貿易伙伴；東盟超過日本，成為中國第三大貿易伙伴，同時保持為中國第四大出口市場和第三大進口來源地。隨著自由貿易區的進一步建設，雙方的進出口額預計會繼續保持增長，合作關系也將更加緊密。
一、金融危機對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影響
（一）金融危機對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整體影響
研究發現，金融危機之所以在全球爆發，其深層次原因是世界經濟的不平衡造成的，這就要求各個國家必須加快調整經濟結構；從各個經濟體為應對金融危機而采取的短期和長期戰略來看，全球經濟已經進入到了大調整和大變革時代。由于中國與東盟國家大多都是發展中國家，都是典型的出口導向型經濟，而且中國和東盟都是跨國公司的主要生產基地，主要出口市場都是美國和歐盟，金融危機對美國和東盟的影響最為嚴重，導致這些國家的經濟衰退，進而影響到中國和東盟地區對美國和歐盟地區的對外貿易，也嚴重影響了吸引外資的能力，抑制了加工制造業的發展，導致金融市場的不穩定，嚴重沖擊了經濟發展。已經融入世界經濟的中國和東盟地區，對美國和歐盟的貿易一直保持順差，總體上看對美國和歐盟的經濟具有較強的依賴性，隨著金融危機演變成為經濟危機，馬來西亞、泰國、菲律賓、印度尼西亞、越南等東南亞各國經濟開始出現放緩跡象，股市波動加大，貨幣貶值加劇?？傊?，金融危機的爆發給中國和東盟地區帶來了諸多不利影響。
（二）金融危機對中國—東盟進出口貿易的影響
進入20世紀90年代以來，經濟全球化和區域經濟一體化越來越明顯，是世界經濟發展的突出亮點。隨著經濟全球化的逐步深入，不同發展水平的國家、地區的經濟體逐步融化，相互包容和影響，彼此通過國際貿易舞臺融為一體，形成了一個統一的全球市場。其中最為突出的經濟組織便是自由貿易區，如影響深遠的EU和NAFTA等龐大的國際經濟運行體系，通過組成自由貿易區實現資源的最佳配置。但是，事物的發展總是具有兩面性，自由貿易區帶來便利的同時也帶來了新的問題，當一國或地區發生金融危機時，通常會波及到其他國家，而且影響速度迅速。隨著我國的對外經濟越來越依靠東盟國家，在金融危機爆發后，必然會加大對我國外貿經濟的沖擊。這種狀況決定了全球性金融危機是中國與東盟之間貿易關系發展的重大消極因素。
受金融危機的沖擊，從近年我國對東盟貿易情況來看，我國對東盟各國的進出口總額明顯呈下降趨勢，甚至出現過負增長現象。經過中國和東盟各國的努力，先后采取了一系列應對危機的措施，才使得雙方的貿易情況有所好轉。在中國對外貿易下滑的情況下，中國與東盟的貿易減幅出現減緩態勢，貿易規模逐步開始回升?？偟膩砜?，中國與東盟地區的經濟貿易關系日益緊密，雖然東盟各國都在盡量不過度依賴中國，但又與中國保持著緊密的經濟聯系，這促使了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進一步發展和壯大。
二、后危機時期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發展前景
（一）雙方貿易優勢將進一步互補
由于中國國內市場巨大，各個地區發展又不平衡，而東盟各成員國處于不同的發展階段，區域間的差異為各方經濟帶來了互補性，進而為中國和東盟的貿易合作提供了有利條件。對中國和東盟地區的產業結構進行深度分析，發現雙方雖然產業結構都有相似之處，但所生產的產品各有不同。因此，隨著自由貿易區的進一步發展，雙方的市場進一步開放，各成員國產業間的橫向合作以及產業內部的縱向合作將進一步擴大。
（二）貿易規模會繼續擴大
從中國和東盟各國出口產品的比較優勢判斷，未來中國和東盟的進出口總額將持續增長。這是因為隨著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發展，中國國內龐大的消費群體將為東盟各國帶來巨大的市場，同時東盟各國的消費能力也較為強勁。例如，中國和東盟貿易中，按原料分類的制成品、機械及運輸設備呈現出較高的產業內貿易指數，產業內貿易依存度很大，是今后一段時間內最有互補發展潛力的貿易產品。
（三）相互直接投資將進一步擴大
隨著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進一步發展和壯大，各國經濟體將進一步擴大對外貿易，而且隨著雙方投資壁壘的消除，各方面的投資額度將進一步加大。為了實現貿易的便利化和自由化，中國和東盟相互降低關稅，積極消除雙方的非貿易壁壘，目的是進一步吸引外來投資。我國多年來不斷加大對外投資力度，其中對東盟地區的投資逐年增加，而東盟已經或正在努力與印度及韓國和日本建立自由貿易區，這樣我國企業投資在東盟地區的企業生產的產品將享受新的自由貿易區的關稅優惠政策，進而擴大了我國對外貿易的國際市場，這為雙方的進一步開放合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礎，也為雙方的進一步擴大投資提供了條件。
（四）經濟合作將更加豐富
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建成后，中國與東盟的經濟合作進入了全面發展的新階段。今后，隨著雙方開放合作的進一步加強，經濟合作方式將更加多元化，而且隨著我國在金融、電信、建筑等領域的比較優勢逐步顯現，我國將加大此類領域對外投資力度，而且在旅游方面，將進一步加大與東盟地區的合作。在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內，貿易雙方在自由流動實體商品的同時，比較帶動資本等其他生產要素的自由流動，這為加快人民幣的國際化速度帶來了動力。
總的來說，在金融危機的后期，隨著發達國家消費模式的逐漸改變，國際貿易市場短期內難以實現好的轉變，但是，金融危機并沒有從根本上改變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發展的良好趨勢。這是因為中國和東盟各國大部分是發展中國家，勞動力資源豐富且勞動力價格低廉，產品生產成本較低，市場競爭力強，而且市場廣闊，隨著自由貿易區城鎮化與工業化的快速推進，該地區必將成為世界矚目的制造和貿易大區。隨著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在進出口總額上逐步超過北美自由貿易區，預計到2020年在GDP總量上可以超過歐盟地區。
三、后金融危機時期中國的戰略調整
（一）中國與東盟貿易面臨的挑戰
為了消除國際金融危機的影響，世界各國紛紛采用刺激經濟增長的組合措施，這些刺激政策雖然起到了一定的效果，但也帶來了新一輪的物價上漲，致使通貨膨脹加劇，為經濟增長帶來了隱患。從中國來看，國內宏觀形勢復雜，部分出口企業出現倒閉或經營困難的情況，對外出口受到抑制，國內需求后勁不足，再加上融資、房地產等領域不確定因素的增多，經濟運行的風險逐漸加大。從東盟各國情況來看，很多外向型企業受到不同程度的沖擊，不僅出口下降明顯，而且訂單大幅度減少，致使企業難以收回成本，導致流動資金短缺，走在了破產的邊緣?？傮w來看，國際金融危機已經影響到中國和東盟的相互貿易。
（二）中國與東盟貿易面臨的機遇
金融危機雖然給我國帶來的不利影響，但危機的背后也出現了新的機遇，隨著發達國家紛紛調整發展的同時，中國和東盟地區為了新的合作，紛紛做出新的調整，貿易區雙方加大對產業結構調整力度，優勢互補，在化解矛盾的同時，積極應對新一輪的合作。中國和東盟各族人民之間源遠流長的深厚感情，以及經濟發展中來自企業界的區域合作呼聲，是中國與東盟區域合作的堅強基礎。未來應該抓住歷史契機，堅定目標，正視現實，調動一切力量，在具有全球戰略的合作中創造新的商機、新的合作模式，駕馭好歷史賦予的機遇。
當前，我國與東盟各國大多數處于工業化和城鎮化加速發展階段，無論是基礎設施建設，還是產業結構調整，以及科技發展水平等諸多方面，都存在進一步合作的機遇。一方面，中國的對外投資企業不僅為東盟各國帶來了大量的投資，而且為這些國家帶來了大量的就業，而且在科技方面帶動了這些國家的加速進步，為促進當地經濟發展做出了貢獻。此外，從另一個方面來看，中國企業憑借自身的資金和技術優勢，利用東盟地區豐富的資源優勢，以及廉價的勞動力，可以大幅度減少生產成本，進而提高產品的國際競爭力。
（三）中國的戰略調整
面對新的形勢，中國在東盟區域經濟合作中應確立自己的角色，采取戰略性決策。從總體來看，中國是最具備推動東盟區域經濟合作條件和能力的國家。中國應該充分發揮政治大國的作用，妥善處理政治分歧，促進東盟區域經濟合作；發揮經濟互補優勢，妥善協調經濟分歧，促進東盟區域經濟合作；發揮區域聯動優勢，深化經濟互利合作，促進東盟區域經濟合作。
一是穩定發展貨物貿易?！敦浳镔Q易協議》規定，在零關稅、免配額及其他市場準入條件進一步放寬的情況下，雙方產品可以順暢地進入對方市場。這不僅有助于中國企業進一步降低原材料成本，而且有助于提高雙方的貿易水平。隨著貿易雙方關稅的降低以及行政性壟斷的逐步減少，貨物貿易將加快好轉。
二是積極拓展服務貿易。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建立為中國與東盟的服務貿易發展提供了難得的機遇。對中國來說，應該積極利用東盟國家的資源和勞動力豐富的優勢，在這些國家大力設廠，進行產品當地化生產，同時發展生產性服務業，也可以利用當地的技術比較優勢，發展高新技術產業和服務業；或是利用一些國家的區位優勢建立分銷中心，發展中介服務業；或是利用自身的資源優勢，在能源開發型服務項目方面加大投資力度。因此，雙方金融、保險、法律及專業服務合作空間巨大，帶動相關生產者服務業的發展，推動加強貿易往來，擴大邊境貿易和國際貿易規模。
三是擴大雙方直接投資。建議引導中國企業到東盟國家投資，以此帶動貨物貿易、服務貿易的發展。要突出實施差異化戰略，如合作開發越南的煤礦、鐵礦、錳礦、鋁土礦資源，參與修建昆明—仰光—曼谷的鐵路和高速公路，共同開辟北部灣—仰光海上航線，合作勘察開發緬甸的礦產、水力和林業資源，重點合作開油氣田、鐵礦和鎢錫礦，擴大與印度尼西亞、菲律賓旅游服務貿易等。
四是推進金融領域合作。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建成后，貿易和投資合作深化，投資市場需求增加，必將加快推動區域金融合作的步伐。隨著中國與東盟國家之間的友好合作持續開展，雙方貿易依賴程度日益加深，將把金融合作推向新的高度，支付結算、防范風險等金融領域的合作將會不斷加強。為了有利于擴大中國和東盟地區的服務貿易規模，必須進一步加快雙方在金融領域方面的合作，這對推動其他貿易形式的發展提供了條件，對貿易雙方都會帶來更多的利益。
五是完善通關便利政策。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建成后，通關貨物顯著增加，通關便利化所引發的公共信息服務體系建設將加快，要加快報關、結算、交易、財會、金融、保險、貨運、倉儲、查詢等領域的信息服務業發展。建議利用各種區域合作平臺，積極構建區域海關聯盟；建議加快雙方的高速信息公路的建設，促成中國和東盟的信息網絡合作，加快發展便利通過的信息服務業。
六是繼續完善合作機制。各類別、各層級的區域協調組織，在推進深化合作的過程中，發揮準政策試點服務和維持準行政管理的作用，是推進深化貿易、投資與其他領域合作的重要力量。要充分利用自由貿易區內各國際區域性組織和非正式會議，構筑中國—東盟經濟合作網絡；要有意識地同在資金、技術、管理、人才等方面有優勢的國家、地區、集團和組織開展合作，進一步提升與東盟的合作水平。建議在國家層面制定專題性區域經濟合作制度，擴大合作和開放的空間。
（蔣同明，國家發展改革委體管所。王雨晗，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
作者：蔣同明 王雨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