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日關系的歷史與發展
我眼中的中日關系發展歷史
日本是我國的重要近鄰，中日交往綿延兩千多年，既有密切的現實利害關系，又有復雜的歷史恩怨。在長達兩千年的歷史中，中日兩大民族友好交往，古代中華文明推動了日本文化的形成和發展，近代中國也從日本學習了許多重要的西方先進文明成果。但從甲午戰爭到二戰結束，日本軍國主義在歷時半個多世紀的時間里，野蠻侵略中國，使中華民族蒙受了深重的災難。周恩來總理曾經將中日關系交往史概括為“兩千年友好，五十年對立”。
【兩千年友好】
有一個傳說，說是秦朝的時候秦始皇拍了個叫徐福的人帶了三千童男童女去海外找長生不老的仙丹。后來遇到了些意外，徐福不敢回去了，就帶著這三千童男童女跑到了個島上，在那里自立為王了，于是日本就產生了。
不知道這個傳說是真是假，暫且不談?？纯春髞?。
西漢的時候，中國和就與日本三十多個小國有來往，東漢的時候，到了光武帝的時候，日本倭奴國王派遣使者來中國，光武帝還贈送了個“漢倭奴國王”金印。在經濟上，中國的鐵器，銅器和絲綢傳往日本。
到了隋唐的時候，日本不斷的派遣唐使來中國，向中國學習，在這期間有些中國人也積極向日本傳播盛唐文化，其中比較著名的就是鑒真東渡日本向日本傳播了諸多盛唐文化。再后來日本效仿唐制，實行了大化改新，并在當時的首都仿造了長安城建起了城市，宮殿。在日常生活中，中國的茶葉種植也開始推廣，人們仿造唐朝的服飾創造了和服?？傊軐W的他們都學習了。
宋元時期，南宋和日本交往頻繁，元朝的時候由于京杭大運河的進一步挖通，航海技術的發展等諸多原因海船可以直達日本進一步促進了兩國的經濟貿易的往來與交流。
到了明朝，日本經歷了戰國時代，豐臣秀吉統一日本后，開始垂涎自己的老師中國了，于是倭寇頻繁騷擾我國東南沿海，沿海的倭寇問題震驚了當時的朝廷，大獎戚繼光帶領明朝的軍隊和朝鮮名將李舜臣共同努力，把日本軍隊的主力打進了太平洋，解決了倭寇的問題。
清朝前期，由于清政府實行閉關鎖國的政策，所以中日交往基本斷絕。
綜合中國古代歷史上中日的交往，不難得出這樣的一個結論：日本發展起來的歷史很短暫——他自稱也只有1200年的歷史;深受中國文化的影響。古代，兩國交惡的時期也不是沒有，但基本上是中國具有壓倒性的優勢，可以說在古代日本一直積極的向中國學習。
【五十年對立】
自甲午中日戰爭以來，再至八國聯軍侵華，日俄戰爭，侵華戰爭(抗日戰爭)近五十年來的歷史中，中日之間的關系可以用“戰爭”這兩個字來概括了。這些由日本發起的戰爭對中國人民造成了巨大的傷害，以侵華戰爭為例，南京大屠殺，潘家峪慘案，731部隊這每一個詞語都是令那些經歷過那段歷史的人們感到毛骨悚然。同時在戰爭期間肆意掠奪中國的豐富資源還有至今仍遺留在中國土地上的兩千多枚化學武器對中國人民的危害將是更難以計算的。 而現在諸如歷史問題，臺灣問題，釣魚島問題，靖國神社問題，東海油氣田問題，教科書問題等等使中日關系在曲折中發展。以近期為例，去年的撞船事件一度讓中日關系處于冰點。今年3月份日本的大地震，互聯網上雖然有不少幸災樂禍的“憤青”們，但是大部分國人還是積極幫助日本進行救援和重建工作。
經濟上來說，中日量過經濟上往來密切。中國廣闊的市場與豐富的資源與日本的技術形成了互補優勢。兩國經濟發展的要求中日經濟在亞洲占有重要的位置。中日兩國GDP之和占亞洲GDP總和的3/4。日本是亞洲最大、最發達的工業國,中國是亞洲和世界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中日兩國經濟上有巨大的互利性,因此,兩國的合作不僅使兩國受益,而且使亞洲乃至世界都能從中獲得巨大的經濟利益。以近期為例6月10日山田電機第二家中國門店將于天津開業; 日本關西和江浙滬簽訂旅游合作協議;此外索尼，松下，豐田等諸多日本品牌也在中國發展迅速。
【感悟】
日本的武士喜歡櫻花，也喜歡刀。
這似乎是很矛盾的，一個讓人感覺到美麗，一個卻讓人感覺到血腥與殘暴。
也許，這就是這個民族的性格，就像他對待中國，曾經的老師，而后是自己嘴邊的食物，現在的朋友和對手。
這個民族千百年來不斷以強者為師，這個民族對教育事業的投入使這個民族能夠在短期內迅速崛起成為世界舞臺上一支不可忽視的力量。
這個民族在大災大難之前所表現出來的驚人的國民素質，這個民族居安思危的意識讓這個資源稀缺，時時受到地震，火山等自然災害的威脅下依然能夠發展。
中日兩國一衣帶水,隔海相望,兩國人民在兩千多年的交往中和睦相處,互相學習,豐富和發展了兩國的經濟文化,共同創造了光輝燦爛的東方文明。但到了近代,日本在明治維新以后,逐漸走上了對外擴張的軍國主義道路,連續發動戰爭侵略中國,企圖將中國完全變為日本的殖民地,曾給中國人民帶來了深重的災難。新中國成立后,中日關系經歷了一個艱難、曲折、漫長的發展過程。1972年9月,兩國實現了邦交正?；?此后,“和平友好、平等互利、相互信賴、長期穩定”成為中日友好關系發展的基本原則,兩國關系迅速發展。
中日邦交正?；詠?兩國之間盡管經歷了許多曲折和風波,特別是冷戰結束以后,兩國在歷史、領土、臺灣、經濟貿易等問題上分歧和摩擦不斷,但兩國關系總的說來是穩定向前發展的,友好和合作始終占據主流地位。
第二篇：湖北省孝感市孝南區肖港初級中學七年級歷史下冊《經濟重心的南移與民族關系的發展》教學案
《經濟重心的南移與民族關系的發展》教學案
1.遼、宋、西夏、金政權的并立(識記)
遼(契丹首領耶律阿保機916年在上京稱帝，建立契丹國，后來契丹改國號為遼)、宋(960年，趙匡胤在陳橋驛發動兵變，建立宋朝，定都東京，史稱北宋)、西夏(1038年，黨項族首領元昊稱帝，國號大夏，建都興慶，史稱西夏)、金(完顏阿骨打做了女真族首領后，率從抗遼，1115年稱帝，建立金國，定都會寧)。南宋(1127年，趙構建立南宋，都城在臨安。)
1141年宋金和議內容：雙方以東自淮水中流、西至大散關為界;宋向金稱臣，每年向金貢送銀25萬兩、絹25萬匹。
南宋抗金名將岳飛在郾城大敗金軍，岳飛后來被秦檜殺害。
44頁(知識鞏固) (暢想天地) 49頁(知識鞏固) (暢想天地)
2.中國古代經濟重心南移的史實(識記)
兩宋時，經濟重心已從黃河流域轉移到長江流域。即經濟重心南移。
宋代南方生產發展和商業繁榮史實：①宋朝時，發明了新農具“秧馬”，還出現了牛轉翻車。②“蘇湖熟、天下足”說明太湖流域是重要的糧食產區;出現了占城稻和棉花由南往北、小麥由北往南推廣的現象。③紡織業：民間絲織專業戶;蘇州、杭州、成都官營織錦院;棉紡織業南方逐漸普及。濟南劉家功夫針鋪的白兔標，是我國目前發現的最早商標。④陶瓷業：江西景德鎮成為著名瓷都。⑤采煤業：采煤技術領先世界，煤已大量用于居民生活。⑥造船業：宋朝造船業在當時世界首屈一指，海船裝有指南針。泉州、廣州、明州等是對外貿易的主要港口。⑦北宋時，出現了世界上最早的紙幣“交子”。⑧北宋都城東京、南宋都城臨安，是聞名世界的大都市。宋代城市，有專門的娛樂場所“瓦肆”。⑨城市周圍出現的集市，逐步發展為市鎮。
54頁(知識鞏固) (暢想天地)
3.成吉思汗統一蒙古和忽必烈建立元朝(識記)
1206年，鐵木真統一蒙古各部，建立蒙古政權，被尊稱為成吉思汗;忽必烈1271年建立元朝，次年定都大都。1279年統一全國。
元朝實行行省制度。在中央設立中書省，地方設立行省。我國省級行政區的設立，始于元朝。
1 設宣政院管轄吐蕃。西藏成為中央政府的正式行政區。還設置澎湖巡檢司，管理澎湖和琉球(今臺灣)。
松江的黃道婆對棉紡織業做出了重要貢獻。松江成為全國的棉紡織業的中心。 元朝時，泉州是對外貿易的最大港口。
意大利旅行家馬可·波羅來華并寫了《馬可波羅行紀》，描繪了大都的繁華景象。
59頁(知識鞏固) (暢想天地)
4.元朝民族關系的發展(識記)
①元的統一，給各族人民相互交往和學習提供了有利的環境。②蒙古等族人民成批遷往內地，漢族人也大量來到邊疆，契丹、女真等族人民早已進入黃河流域，各族人民雜居相處，互通婚姻，逐漸融合。③元朝時，許多信仰伊斯蘭教的阿拉伯人、波斯人遷入中國，同維吾爾、蒙、漢等民族逐步融合，形成一個新的民族——回族。④在元朝的廣大疆域內，出現了民族大融合的盛況。 5.四大發明(運用)
世界上最早的指南儀器是司南，司南發明于戰國時期。北宋時制成了指南針，南宋時，指南針廣泛用于航海事業，還由阿拉伯人傳入歐洲。 北宋畢昇發明活字印刷術，比歐洲早400多年。
造紙術、指南針、火藥和印刷術，是我國古代的四大發明，為人類在文化、經濟、軍事等領域的發展提供了重要條件，是我國人民對世界文明做出了重要貢獻，也是我國成為文明古國的重要標志。 64頁(溫故知新) 6.宋元的史學、文學和藝術
北宋史學家司馬光，主持編寫的《資治通鑒》，是我國第一部編年體通史。記述了從戰國到五代1300多年的歷史。
宋代文學的主要成就是詞，北宋著名詞人蘇軾，開創了豪放詞風《念奴嬌·赤壁懷古》;李清照是兩宋之際杰出的女詞人，她的詞風格委婉《如夢令·昨夜雨蔬風驟》;南宋豪放派詞人辛棄疾《破陣子·醉里挑燈看劍》。
元曲是由雜劇和散曲組成，元朝最優秀的劇作家是關漢卿，他的代表作是悲劇《竇娥冤》。 北宋大畫家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是風俗畫的代表作。元朝的趙孟頫是當時的畫壇領袖，《秋郊飲馬圖》。
69頁(溫故知新)
第三篇：淺析海河與天津歷史文化的關系
摘要：海河是天津的母親河。三岔河口一帶的直沽寨是天津最早的城市胚胎，海津鎮的出現則確立了天津地區河海通津的重要地位。從金元時期開始， 作為天津城市前身的直沽，經濟、 文化中心即在三岔河口沿河一帶，天津設衛建城后這種情況未嘗稍改， 從而為天津確立了河海通津、 南北交融的文化品格。開埠后，各國租界自海河上游向下發展，不但形成了天津城市發展夾河而立的總格局，也決定了“百年風云看天津” 和東、西文化薈萃的文化走向。
關鍵詞：海河;天津城市;天津文化
海河，對于天津這座中國北方最大的工商業和 港口城市來說， 無疑是一條濃縮了歲月風光， 收藏著 歷史積淀， 裝載了無數過去的河流。 海河不但帶來了 天津的歷史， 而且決定了天津的文化走向。
一. 天津的設衛筑城是在 1404 年( 明永樂二年)這與金、元以來沽河的航運發達， 以及直沽“河海沖要” 的地位是緊密相連的。
這一年，有人向永樂皇帝朱棣建議說，直沽是“海運商舶往來之沖，宜設軍衛”。因為朱棣在做皇帝。以前，長期鎮守元代的大都——明初已經改名北平了，自然知道直沽地位的重要。 而且在四年前即1400年( 建文二年) 朱棣從他鎮守的北平發兵，與其侄子爭奪皇位，由直沽渡河，滄州旗開得勝，沽遂成在直為天子車駕經過的渡口，于是便將在直沽所設的軍衛命名為天津衛。
明代在天津設有左、中、右三個衛，因為衛在明代是一種軍事建置，并不涉足地方行政事務， 所以建設衛城的時候，避開了三岔河口以下的海河右岸和三岔河口以西、南運河南岸一帶早已形成的商業區，采取了“局部封閉，總體開放”的規劃原則，使這些沿河地帶仍舊可以保持著與海河、運河的密切聯系。 天津城的“總體開放”也可以說是直面海河的“ 開放”。以致明清以來，在天津城市平面上， 經濟中心始終不在城內， 而是在城外河干的“環城開衢”。在這里，商賈輻輳，“駢填逼側”，“百貨交集”，以致“素封巨室， 率萃河干”，而衛城之內則是“屋瓦蕭條，或為蒿萊”。
清代不再實行衛所制，先是將三衛并為一衛，后來干脆統一為行政建置，改為比縣的級別稍高的天津州，旋即升為行政層次同于府一級直隸州，不久又開府置縣，天津府管轄一州六縣 ，府、縣衙門同處一城，而且府、縣官都是“沖、繁、疲、難”的四字最要缺。 特別是天津府，還屬于清代的“請旨缺”，即缺出，先由軍機處將奉旨記名人員進單請旨，最后再由皇帝欽定，應當說，這一切都與天津城市依河傍海，不密可分。
二. 近代以降，西方侵略者骎骎東向。他們認定，天津是北京的出?？诤蜄|大門，只要封鎖或占領了天津，“比毀滅二十個沿?；蜻吘成系某鞘羞€要有效”。這是100多年來外國侵略者遵循的信條。
1840年，(清道光二十年)英國軍艦八艘駛抵大沽，向清王朝遞交了所謂的抗議書，導致了林則徐的被免職，以及嚴禁鴉片運動的失敗。1858~1860 年( 清咸豐八~十年)英法聯軍三次攻打大沽口，兩次占領大沽炮臺， 最終占領了天津城，并攻陷北京，最終天津被辟為通商口岸。1900年 (清光緒二十六年)以鎮壓義和團運動為借口，八國聯軍自大沽口登陸， 占領了天津和北京。日本的增援部隊自塘沽登陸， 京津淪陷。
在天津開埠的當年，英、法、美三國即在靠近天津城廂的海河右岸開辟了租界;中日甲午戰爭以后，德國在美租界之下、日本在法租界之上的海河右岸 分別開辟了租界。八國聯軍占領天津期間， 已在天津設有租界的各國，紛紛對租界進行擴張;沒有租界的俄國、意大利、奧地利三國，以他們在海河左岸的則占領區，劃定為本國的租界。比利時當時并沒有出 兵中國，這時也乘機在俄租界之南，劃定了比租界。至此，天津海河上游兩岸，共有九國租界之設;1992年( 光 緒 二十八年)美租界并入英租清界，天津仍有八國租界。 這在中國、 在世界， 都是獨一 無二的的歷史現象。
由于海河與海河水系造成的特殊地理環境，使天津具備了宜于集散貿易發展的優越區位和便利條件，所以天津中心市區的發展始終離不開海河。各國租界在開辟之時，為取得自身的發展， 無不是沿海河 的走向而劃定， 而且相互毗連。 即從天津城廂東部的 繁華區以下， 沿著海河向下延伸。 由于海河上游水深 河闊，各國租界都在海河沿岸修筑了條件良好的停船碼頭，這就為租界發展成為天津港口的航運中心創造了條件。天津的開埠和租界的設立，極大地改變了天津的城市地位，海河和海河流域蘊藏的經濟火花很快迸發出來，并迅速燃燒，在不到半個世紀的時間里，天津便一躍成為中國北方的經濟中心。譬如，開埠前， 天津作為水旱碼頭城市，僅僅是區域性的經濟中心：開埠后成為了世界資本主義市場的一部分，特別是港口貿易發展，被外國人認為是天津城市“潛在的力量”，“ 來日的發展自不待言” 。到20世紀 30年代初，天津港的進出口總額已占到華北地區的60% ，成為中國北方最大的進出口貿易港。天津的近代工業出現在10世紀60年代，但在1900年的八國聯軍侵華戰爭中幾乎全部遭到破壞。經過20世紀初期的重建，發展很快，到30 年代已經形成為完整的工業體系，并發展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工業投資總額僅低于上海，居全國第二位。 天津在商業方面也成為了北方的中心， 當時天津的腹地有華北、 西北和東北三個地區， 同時也是這三個地區的物資集散中心。 進出口貿易和工 商 業 的 發 展 ， 又 拉 動 了 天 津 金 融 業 的 發 展 ， 中外各大銀行差不多都開設在毗鄰海河的英租界中 街 (維多利亞路)和法租界大法國路 (即今解放 路) 因此這兩條路被稱為 “銀行街”或 “ 金融街”， 天 津 城 市 的 迅 速 繁 榮 ， 反 映 出 天 津 作 為 工 商
業和港口城市財富的集中、人口的集中和經濟實力 的集中;也反映出天津作為中國北方經濟中心的特 定地位這時已經形成。
就城市的空間來說，整個天津南北長，東西狹，夾河而立， 主要街道均與海河平行或垂直; 市區被海 河分割成東、 西兩個部分， 需要依靠橋梁和渡口來聯結。城市的中心繁 華 區 ，開
埠 前 在 海 河 上 游 右 岸 ，開 埠后隨著租界的沿河發展而不斷向下延伸，從而奠 定了日后天津城市發展的基本格局。 經過長期發展， 天津雖然成為了中國北方著名的港口城市，但港口 卻在海河上游， 而不 直 接 靠 海 。到20世 紀30 年 代 ， 因 海河自身條件的限制，地處市區的內河港已不能適 應經濟發展的需要，只能移向河口新建的人工港 區—— —天津新港。 由于有海河干流的聯結， 下游的河 口地區迅速得到開發，并成為天津密不可分的一部 分。這也就是今日天津“一根扁擔(指 海河) 挑兩頭( 指中心市區和濱海新區) 城市格局的由來。 ”
三. 天津是中國歷史文化名城，確切一點說是中國 近代歷史文化名城。但是天津歷史文化名城的定位 離不開海河。 由于海河具有河海通津的優越條件， 天 津一直是首都北京的出?？诤蜄|大門，所以中國近 代史上的每一重大歷史事件—— —從鴉片戰爭到平津 戰役—— —差不多都要通過海河演繹，都要進入天津 彰顯， 七八十年前就有人深刻指出，近百年來， “ 吾國外事盡萃于天津， 交 之 利 害 ， 國 之 安 危 ， 恒 于 外 全 而 是乎卜之， 故往往動中外人之視聽。” 這就是說，百年 間的風云變幻， 無不在海河與天津留有深深的跡痕。 長駐天津的直隸總督手握軍政大權，其衙署被視為 中國的第二政府和影子內閣，開埠以后，
“國家維新之大計， 擘畫經營，尤多 發 軔 于 是 邦 ( 指天 津 )， 然 后 漸及于各省， 是區區雖為一隅， 而天下興廢之關鍵系 焉。” 此后， 天津更出現了名人名居星羅棋布現象， 其 實， 這種現象也是由天津的特殊的“ 政治后院” 地位， 在民國初年繼續延伸而決定的。由此可見， 一條河海 通津的海河， 對近代天津政治文化的影響是深遠的。
在開埠后的40多年中，在天津海河兩岸有九國 租界之設。租界無疑是舊中國屈辱和痛苦的象征， 但 是封閉的堅冰卻因此而打破。正是由于被迫開放和 租界的“ 窗口效應”， 使西方先進的工業、 技術、 科學、 思想、 文化、 教育、 藝術得以通 過 天 津 ，來到 中 國
， 從 而帶來了城市的國際性和先進性。近代天津涌現出 一批先進的歷史人物， 在許多方面開中國風氣之先， 決非偶然，海河對近代天津思想文化的影響也是深 遠的。 在近代中國， 沒有哪一個城市像天津那樣， 遭受 過如此眾多的外來侵略;也沒有哪一個城市像天津 那樣，緊緊地把城市的命運與國家的命運結合在一 起。天津城市的風云變幻， 海河兩岸的潮起潮落， 在 一定意義上說， 就是近代中國的縮影。通過海河開發 重現中國近代的歷史，已經刻不容緩地提到了我們 的議事日程之上。另一方面也應看到， 歷史的煙云已 經成為過去，八國租界林立構成的世界上獨有的人 文景觀， 早已成為人民手中的財富， 這是海河收藏的 歷史積淀， 也是海河獨有的文化結晶。因此， 把原有 的租界區劃定為歷史文化保護區， 設定標志， 有條件 地恢復或重建被損壞的各國風貌建筑與公園、 廣場， 讓人們在一個城市里， 用一天的時間， 就可以欣賞到 世界各地的景觀風 物 ， 實現 “坐地 日 行 八 萬 里 ”的夢想， 這將是一件多么愜意的事情!
天津城市的國際性帶來了世界上少見的城市人 文景觀的多樣性。由于世界各國不同風格的建筑藝 術得以薈萃于海河上游兩岸，所以租界社區被視為 “ 萬國建筑博覽會” ，聯結海河兩岸租界的橋梁被叫 做“ 萬國橋” 。在幾十年的時間里， 天津的“ 小洋樓” 竟 能與具有幾百年歷史的北京“ 四合院” 分庭抗禮。這 難道不是從一個側面代表了近代天津城市文化在中 國、 在世界的特殊地位么?
坐落在海河岸邊的天津， 從其誕生之日起， 就不 是一個封閉型的城市; 南北文化的交匯， 東西文化的 碰撞， 賦予了海河、 也賦予了天津獨特的魅力。而這， 正是我們在開發海河兩岸時必須著力弘揚的。一條 能在一百年的時間里， 托起了一座72 公里長的河流， 能在一百年的時間里，托起了一座國際化的大都市，承載了一部與國家緊密相連的歷 史， 彰顯了一種交匯型的文化， 代表了一個特殊時代 的脈動。這樣影響于一個城市和城市文化的流， 在中 國， 在世界， 都是絕無僅有的。這對天津來說無疑是 得天獨厚的天賜良緣。海河干流短， 但賦予了天津離 海近的優勢， 這也是鄰近的其他大城市所不具備的。 因此， 依托“ 兩海”(
海河，渤海) 優勢 ，重現 海 河 濃 縮的歲月風光， 發展特色旅游， 帶動名河、 名城建設， 應 是天津城市發展的“ 捷徑” 。 參考文獻：
(1).武經總要.影印刻本 (2). 宋史.中華書局標點本 (3).金史.中華書局標點本 (4).元史.中華書局標點本 (5).明史.中華書局標點本
(6).畿輔通志.河北人民出版社標點本
(7).近代天津城市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3 (8).天津通志·附志·租界,天津:天津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6
第四篇：中美關系的歷史沿革與現狀分析
引言
40年前，美國總統尼克松到中國訪問，開啟了中美關系正?；倪M程。經過6年多艱難探索，兩國在1979年1月1日實現正式建交。
40年間，中美關系經歷了漫長的發展過程，道路是坎坷曲折的，成果也 是全面豐碩的。作為世界上兩個各具影響的大國，中美關系今后的發展趨向， 對兩國乃至整個世界的未來前景都攸關緊要，越來越引起國際社會的深切 關注。
2012年10月14日，中國駐美國大使張業遂日前在接受新華社記者專訪時表示，過去10年里，世界和中國都發生了深刻變化。包括中國在內的新興國家的群體性崛起成為影響世界格局的重大事件。中國經濟總量已上升到世界第二位，成為推動世界經濟增長的重要引擎之一。中國是維護世界和平穩定的重要力量。
張業遂說，中美關系的發展變化是中國世界關系發展變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中美重新打開交往大門40年來，在中國幾代領導人和美國歷屆政府的共同努力下，兩國關系總體保持了穩定發展勢頭。過去10年可以說是中美關系迅速發展的10年。中美關系已成為當今世界最重要、最富活力的雙邊關系之一。
1. 中美關系的歷史沿革
1.1972-1989 中美關系的蜜月期
中美關系基礎原本非常薄弱，幾乎是從冰點開始的。1949年10月，新中 國在美蘇冷戰對峙的國際大環境中誕生。美國對向社會主義陣營“一邊倒”的中國充滿敵意，糾集西方國家對中國采取了政治上孤立、經濟上封鎖、安全上包圍的敵對政策，同時還與臺灣當局締結軍事同盟，直接阻撓中國統一大業。后來，中美兩國還在朝鮮和越南打了一場半的“熱戰”，致使雙方在相當長時期內處于相互僵持和敵視狀態，幾乎沒有任何來往。直到1954年，在討論和平解決朝鮮問題和恢復印度支那和平問題的日內瓦會議期間中美開始有所接觸，并于1955年8月1日開始舉行大使級會談——這也成為當時中美之間唯一的溝通渠道。到1970年2月20日，雙方共舉行了136次會談，歷時15年的“馬拉松式談判”在實質問題上沒有取得任何進展，被稱為“聾子的對話”。
理查德·尼克松于1969年就任總統后，美國面臨著戰后史上罕見的內外交困局面：首先，越南戰爭已成為美國全球戰略的重大掣肘。更重要的是，在與蘇聯的戰略競爭中，美國處于極為不利的地位，尤其是蘇聯借美國深陷中南半島之際，不僅加強了向中東、南亞與中美洲等地區的擴張，而且在戰略核力量方面趕上了美國，使美國的國家安全形勢空前嚴峻。其次，美國國內出現持續滯脹局面，經濟危機頻發，美元地位不斷下降，面臨經濟轉型的巨大陣痛。最后，美國社會圍繞越戰而分裂，價值觀認同危機使國家動蕩不安。概言之，美國的自身安全，繁榮和價值觀等國家核心利益經受著巨大沖擊，因此其全球地位遭遇了整個冷戰時期最嚴重的挑戰。同時，隨著珍寶島事件爆發，中蘇關系全面破裂，瀕臨戰爭邊緣，對中國來說，蘇聯成了首要安全威脅
上述現實開始推動中美從各自利益的大局出發，拋開意識形態分歧，探索并成功找到了進行合作的基礎，即遏制蘇聯。中美在1972-1989年的戰略合作期間，由于雙方國家核心利益的一致性/兼容性遠超分歧，特別是在頭等重要的國家安全方面利益高度一致，因此兩國對彼此的認知由此前的意識形態敵人迅速轉為地緣政治的“準盟友”，外交互動也以良性方式運作，合作的戰略基礎一直十分穩固。盡管雙方圍繞臺灣問題產生過激烈交鋒，但在安全、經濟等更廣領域進行了合作。在經濟方面，盡管由于中國處于改革開放起步期，中美經濟交往仍十分有限，但美國依然是推動中國現代化進程的重要外部力量之一。例如，中美間的貿易、投資、旅行、互派留學生等已成為常態，美國成為中國外國直接投資(FDI)的第一大來源國，而且正如美方在1984年年初宣稱的那樣，其目標是“推動中國獨立于蘇聯集團之外„„在中國經濟中引入市場動力和機制，擴大中國通主要工業化民主國家的聯系”，幫助中國的現代化進程。
總之，1972-1989年是中美關系史上的“蜜月期”，雙方在戰略、安全和經濟等多個領域展開了深入合作，并最終實現了彼此的國家核心利益
隨著美蘇冷戰在20世紀80年代末趨于終結，中美雖然都解決了外部安全威脅這一根本問題，但兩國關系卻受到巨大沖擊。共同威脅的消除使中美合作得以維系的戰略基礎大為削弱，雙方核心利益中的一致性/兼容性急劇衰減，分歧和沖突因素開始顯現。顯然，此時中美兩國核心利益中的一致性/兼容性已讓位于分歧和矛盾，隨之而來的是雙方對彼此認知的逆轉和對抗情緒的上升。這一點反映在外交互動中，就是兩國在1989年夏天進行的制裁——反制裁交鋒。中美關系急轉直下
因此，從1989年到1992年，中國領導層從國家利益出發，開始為中美關系探索新的戰略基礎。首先，透過當時國際國內的一系列重大事態，中國政府認識到，要想實現政治穩定、國家安全和經濟現代化等國家核心利益，中國必須加快經濟增長速度、提高民眾生活水平，而這些都有賴于進一步深化改革并擴大開放，其中一個穩定、健康的中美關系至關重要。其次，和平與發展的時代主題不僅沒有變，而且在冷戰后更加突出，因此中國的改革開放能擴大中美共同利益，從而有助于兩國關系發展?；诖?，鄧小平于1991年又提出了對美政策的“16字方針”：增加信任、減少麻煩、發展合作、不搞對抗。最終，以1992年鄧小平視察南方談話和中共十四大為標志，中國開始以全面市場化改革和加快對外開放、積極融入現有國際體系作為實現自身核心利益的戰略選擇;同時，這也在事實上增強了美國作為全球化時代國際體系主導者的地位，符合美國的總體國家利益。相應地，中美對對方的認知也擺脫了1989年后的對立思維，開始將彼此定位為戰略合作伙伴，積極的外交互動也隨之恢復。這樣，兩國戰略合作關系建立在了新的穩固基礎上。在這期間，盡管雙方在臺灣、西藏等政治問題上的分歧有所突出，并且一些特殊事件曾對兩國關系造成困擾，但合作成為中美關系的主流。
在外交實踐上，克林頓政府時期的“接觸戰略”成為美國全球戰略和對華政策的基石。在小布什任內，美國對華政策的防范成為雖有所增加，但大體延續了克林頓的接觸模式?？偟膩碚f，中美關系在此期間處于不對稱相互依存狀態，雙方的地位是不平等的，但由于中國的政治、經濟、軍事力量較弱，因而這種狀態有助于獲取自身發展所需的國際環境、國際市場和先進技術，客觀上為中國的崛起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條件。當然，對中國的接觸也使美國獲益匪淺;美國不僅獲取了大量質優價廉的工業品，經歷了冷戰結束后經濟發展的黃金十年，更重要的是，中國的合作和開放態度增強了美國作為全球領導者的合法性，有助于美國維系其國際地位。’，
然而，由于蘇聯解體使美國國內的勝利主義思潮彌漫，美國在后冷戰時代出現了嚴重的戰略失誤：在國內，源于“里根革命”的新自由主義被兩黨奉為圭皋，其中的市場原教旨主義使經濟金融化，為經濟危機埋下了伏筆;國際上，美國利用無人匹敵的軍事優勢，接連發動兩場戰爭，最終陷入過度伸展。美國似乎再度處于內外交困的境地，而且此次由金融危機衍生出的經濟、社會矛盾更為復雜和難解。
反觀中國，自1992-2009年，在國內形成改革共識并擴大開放后，經濟社會實現了高速發展1992年，中國的經濟總量僅為4200億美元，不到美國的7%;到2009年，中國的經濟規模達5萬億元，接近美國的40%?？梢哉f，中美相對實力的迅速縮小，尤其是美國從2008-2009年開始出現的戰略困境，極大改變了美方對中美關系的認知。在美國看來，中國已成為一個有力的競爭者甚至挑戰者。在這樣的認知下，奧巴馬政府以重返亞太戰略為抓手，開始“超越接觸”，從戰略層面加強對中國的防范與威懾：
中美之間的合作與分歧
是世界格局正處于大發展、大變革、大調整之中。冷戰后全球化持續
發展，將世界日益緊密地“籠”在一起，各國聯系密切、利益交融、安危與 共、相互依存的程度前所未有，“零和游戲”的空間縮小。許多危及人類安全
和生存的威脅成為全球性問題，任何國家都難以單獨應對，需要國際社會合 作解決。傳統的強權政治和霸權主義遭到國際社會的普遍反對與抵制，世界 秩序要求新的安排和思維。和平、發展、合作成為各國的共同追求目標。 “中美關系正在惡化”是當前頗為流行的一種說法。相比奧巴馬剛剛入主 白宮，兩國關系氣氛確實不如以前。但從中美關系40年的發展歷程來看，當
前兩國關系仍屬于良好發展階段。
首先，中美高層交往的密度和廣度都是空前的。中美兩國元首三年間共 會晤11次。雙方高層互訪更是接連不斷。中美已建立60多種磋商機制，涵蓋
外交、經貿、金融、能源、環境、執法、人文和安全各個領域。特別是中美 全面客觀地評價中美關系現 狀，對維持兩國關系發展的氣氛 和環境，以及亞太地區的穩定 與合作大局，都有現實和長遠意 義。 17 中美關系的現在與未來 戰略和經濟對話、中美人文交流高層磋商兩個高級別機制，對雙方加強溝通、 增深相互了解、推動兩國實質性合作都發揮著重要作用。
第二，兩國對雙邊關系的戰略認知較為明確。建設互利共贏的合作伙伴 關系是中美雙方的重要共識。兩國也都將彼此關系視為當今世界最重要雙邊 關系之一，置于各自對外戰略的重要位置。中方認為，美國在世界上的領先 地位和在亞太地區的利益存在是歷史形成的，中國對此予以尊重，并歡迎美 國作為一個亞太國家為本地區和平、穩定與繁榮做出努力。美方表示歡迎中 國的和平崛起，認為一個強大、繁榮、穩定的中國有利于亞太地區和世界的 繁榮與穩定，并一再表示無意遏制中國。
第三，中美在各個領域的合作持續擴大深入，并不斷取得實質性成果， 實現了互利共贏。兩國的經貿合作即是典型的例證：1979年雙邊貿易額僅為 24億美元，2011年則達到4466.4億美元，增長180多倍;2003年雙方貿易額
突破1000億美元，2005年突破2000億美元，2007年突破3000億美元，增長
勢頭強勁;中美現已互為第二大貿易伙伴，截至2011年底，美國對華投資項
目累計61068個，累計合同外資1623億美元，實際投入675.9億美元。中國在
美投資也在逐年增加，2011年底非金融類直接投資累計達60億美元。(以上 均按中方統計)
中方的疑惑是空穴來風，事出有因。歷史上的中國曾遭受過美國的侵略和欺凌，新中國也曾多次遭到美國封堵。兩國關系改善后，美方仍不時尋找借口對華施壓，甚至屢屢進行制裁，迄今尚未解除軍售禁令。多年來，美國制造的“中國崩潰論”、“中國威脅論”、“中國責任論”、“中國強硬論”等奇談怪論不絕于耳。凡此種種，很難讓中國人對美國對華戰略意圖真正放心。美國領導人多次表示“無意遏制中國”，但言行差距實難為中國人所接受。中國可以理解美國大張旗鼓調整亞太政策，但其中明顯針對中國的行為不能不引起中國人的關切和警覺。美方對中國的疑慮主要源自陳舊的思維和觀念。其一是冷戰思維。美國仍存在一些頑固堅持冷戰思想的勢力，他們堅持以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的異同劃線，總把中國列為“異類”國家，對中國懷有根深蒂固的敵對情緒，不論中國是強是弱，都把中國視作威脅。其二是霸權思維。有些美國人長期沉迷于“世界領袖”的角色，而對中國崛起則虎視眈眈，擔心中國會挑戰甚至取代美國的“霸主”地位，懷疑中國一舉一動都含有挑戰美國的意圖。其三多年來，美國制造的“中國崩潰論”、“中國威脅論”、“中國責任論”、“中國強硬論”等奇談怪論不絕于耳。凡此種種，很難讓中國人對美國對華戰略意圖真正放心。美國領導人多次表示“無意遏制中國”，但言行差距實難為中國人所接受。
仔細分析中美新型大國關系中美國一方的想法和憂慮，我們會發現更多的證據來支持過程建構主義的解釋。在中美關系的變遷中，美國最關心或者擔憂的不是中國權力增長，因為如果是權力，那么過去 30 多年中國的權力一直都在增長當中，但美國并不是過去 30 年一直都在憂慮中國可能帶來的挑戰和威脅，關鍵是中國的權力增長帶來的關系的變化。權力增長不一定會帶來關系的變化，比如日本在戰后也經歷了幾十年的高速增長，權力增長也很快，但是這些權力或力量的增長并沒有從根本上改變日本和美國的關系本質，即日本依然是在總體戰略和安全上依賴于美國的附庸。這樣的主人—附庸關系并沒有隨著日本經濟實力的強大而發生變化，美國與日本的總體關系也沒有發生變化，其中的競爭和沖突只能是美日合作主流關系旁邊的支流，不構成對美日關系的本質挑戰。因此，在中美關系當中雙方最關心的核心問題其實還是如何確定雙方在社會互動關系中的身份和角色。當對雙方角色的認知出現偏差時，雙方就形成了矛盾和沖突，在某些物質或者結構性因素的刺激下，這些對關系認知的矛盾和沖突會加劇，從而放
大沖突的規模和程度。正如奧巴馬多次強調的，美國永遠不會放棄第一的地位，不能
讓中國主導國際貿易的規則等，這里他強調的其實是對美國在全球體系的關系網絡中
的定位以及對中國在關系網絡中的定位。中國學者達巍也同樣指出，美國對中國的擔
心體現在中國對美國領導的全球關系網絡、中國對國際經濟體系關系和中國對美國與
盟國關系網絡的挑戰三個方面。
但權力轉移理論的有效性也存在疑問。理查德·內德·勒博的統計研究表明，崛起大國和主導大國即便涉入戰爭，也是傾向于攻擊弱小的第三國和正在衰落的大國，而不是相互對抗。歷史上，崛起國和強國幾乎不發動針對主導國家的戰爭。反過來講，主導國家也不經常攻擊大國，它們更愿意通過進攻弱國來擴張或顯示實力。
重要的事權力轉移理論是從唯地位論的角度看待世界格局變遷的。按照傳統觀點，權力轉移的過程就是國際地位或者支配地位發生變更的過程。由于國際地位是一種稀缺品，支配地位則更是珍稀品，自然不缺乏追求者和競爭者。按照傳統觀點，一旦大國處在權力變遷過程當中，它們之間的關系自然而然也會高度緊張起來。
然而，如果就此斷定權力變遷必然導致沖突，有些甚至演變成慘烈的戰爭。但是，大國關系史上有不少場合，一些看似迫在眉睫的沖突也是在最后時刻得到了避免。權力轉移理論過分關注實際發生了的沖突，而忽視了那些被避免了的沖突。對于沖突被避免的現象，傳統理論關注的并不多，沖突被避免的機制更是無從談起。
①
簡言之，關系本位而非權力本位和規范本位，才是 中美關系中的重中之重。
中美關系正在邁進一個新的歷史時期，機遇與挑戰都在增大，未來中美 關系的發展面臨如下三個選擇：
第一，未能擺脫大國競爭不可避免的傳統格局。中美競爭惡性發展，走 向相互對抗乃至軍事沖突，使冷戰演變為熱戰，最終難免兩敗俱傷，并給亞 太地區和世界和平發展帶來巨大災難。
第二，繼續既合作又競爭的基本框架，維護互利合作為主的大局，妥善 處理雙方分歧，求同存異，力避中美關系大起大落。本質上，這仍是美國長 期奉行的“接觸加遏制”對華關系套路。這種狀態下的中美關系難免出現風 險，但從過去二十余年的較為穩定的發展歷程可以看出，該模式將會延續較 長時間。
第三，在新的歷史條件下，中美通過創新思維，共同構建相互尊重、平 等互信、合作共贏的新型大國關系模式。
隨著世界和中美兩國發生的深刻變化，雙方都在認真思考兩國關系的未 來走向。去年胡錦濤主席訪美時，兩國領導人曾就中美雙方“打破大國競爭 不可避免的傳統觀念”問題進行討論。今年習近平副主席訪美期間，也與美 方就此多次探討。希拉里 · 克林頓國務卿近期也發表講話，提出中美雙方要
努力找到處理好守成大國與新興大國關系這一老問題的新答案。今年5月第 四輪中美戰略和經濟對話在北京舉行，胡錦濤主席在題為“推進互利共贏合 作，發展新興大國關系”的致辭中，提出創新思維、相互信任、平等互諒、 積極行動、厚植友誼等五點構想，全面回答了這個問題。
在上述三種選擇中，第一種關系可能引發的后果將不堪設想，第二種關 系越來越難適應形勢的變化，第三種關系是唯一的正確抉擇。顯然，中美雙 方對此都有了深刻的認識，并已開始嚴肅認真地思考這一問題。兩國如能在 此問題上達成共識，并逐步加以實踐，中美關系將面臨更加美好、更加廣闊 的發展前景，對世界未來發展也將十分有益。美好的愿望，需要實實在在的 行動。
中美關系實踐經過 30 多年的發展，已經證實了中美關系作為一種社會結果的開放性，美國不再是處于中美關系的主導地位和獨占了中美關系之間的議題日程。最近十幾年中國對中美關系實踐的主動塑造能力就預示了中美關系結果的開放性，即其結果并非是由實力相對大的美國一方所能決定的。中美之間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而且雙方存在相互轉換的可能，正如過程建構主義的中庸辯證法所指出的。
在意圖性邏輯的指導下，中美兩國都是具有強大能動力的國家。兩國分別具有強大的經濟、軍事、文化、外交和理念實力，這樣的實力會賦予中美兩國在國際社會中實現自己意圖的巨大活動空間。這也意味著如果中美兩國有良好的建立新型大國關系的戰略意圖，那么新型大國關系的建立并非難事。如果兩國都沒有建立新型大國關系的意圖，反而是具有重復過去歷史的邏輯，那么兩國重復“修昔底德陷阱”的概率就會很高。如果只有一方(中國)堅持建立新型大國關系而另外一方(美國)不積極支持，那么雙邊關系就會在合作與競爭之間徘徊不前，造成時而合作、時而沖突的局面。在非意圖性邏輯的指導下，過程本身具有能動力，這是因為雖然過程本身在最開始階段必須由一個社會實體(國家或者個人)來啟動，但是一旦成功啟動，過程和關系會形成自己的生命力和邏輯，從而按照自身的邏輯來運轉。這樣的邏輯也可稱為習慣邏輯，其遵循的不再是外界實體的操作邏輯。能遵循自己的邏輯繼續發展下去，這樣最初啟動的國家行為體反而無法操控。中美關系的沖突或者合作也有這樣的特征，即合作會帶來雙方更高水平的信心和相互信任，進而又促進更多的合作。沖突則會導致雙方的互相猜疑和恐懼感，進而導致更多的摩擦和沖突。
從未來的趨勢看，美國不得不與中國(以及其他一些新興國家)分享權力，這是難以避免的戰略走勢。但在讓中國分享什么權力，在什么時間，讓中國分享多少等方面，美國必然斤斤計較，不會輕易相讓，新型大國關系框架的穩定，需要使美國在這個框架下對中國實力和影響力的上升不至于十分反感，這意味著中國需要對美國做出一定的戰略安撫，使美國能夠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對中國實力的上升感到安心。未來一個時期，中美新型大國關系建設的順利與否，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中美博弈中的討價還價過程。策略上說，中美任一方都不應該過分地追求對已有利的結果，“贏者通吃”的邏輯不利于雙邊關系的穩定，受雙方歡迎、雙方都能穩定地從中獲得好處的結果才最能持久;而一方明顯是贏家、另一方明顯是輸家的情況是內在不穩定的。
在新型大國關系建設中，中國應堅持以斗爭求合作的策略，新型大國關系的建成和穩定，需要中國與美國在某些領域進行比較堅定的斗爭，讓美國在這些領域知難而退，然后才能真正回心轉意，不能讓美國形成一種預期;因為中國試圖建立新型大國關系，因此對美方的一些無理和過分的做法不會做出強有力反擊。中國對美方的不合理做法進行適度強硬的反擊，在維護重要利益方面顯示堅定性，有助于使美方以更為務實的態度處理中美關系，并對新型大國關系形成比較穩定、一致和切合實際的預期，斗爭的目的，是為了讓美國不敢輕易突破中國的底線，以維護中國的原則性利益;適度的妥協，是為了給中美關系提供一定得轉圜之機’，避免中美關系走上斗爭呈螺旋式升級的軌道，最終導致兩敗俱傷。斗爭與合作，兩方面的手段都不可少，不可偏廢。
新型大國關系涉及中美相互對自身以及對方行為目的、行為模式形成較為穩定的預期，使雙邊關系的發展方向具有更大的確定性和建設性。同時，它也會使亞太地區其他國家對中美關系的穩定具有更大的信心，從而為它們提供更大的戰略與政策空間，也為地區合作的深入發展提供更為良好的外部條件。這些因素相互作用的結果，將從根本上影響亞太地區秩序的整體結構和面貌。
不論是在全球層面，還是在地區層面，中美之間的課題不是傳統的守成大國與新興大國之間的關系問題，而是在新形勢下，大國之間如何以和平的方式競爭，國際權力如何在和平的局面下進行交接和轉移。不過，新型大國關系不意味著在這一框架下，中美雙方只能合作，不能競爭。合作與競爭是一種復雜交織的關系，中美可以在戰略合作，戰術上競爭;或在戰略上競爭，戰術上合作。從理論上說，這都是可以想象的，新型大國關系只是意味著中美共同構建了一種在戰略層面總體上具有合作性的關系，在這個大框架下，中美關系依然會保持其內在的豐富性和復雜性。
中美新型大國關系的建設，可能是一個先有遠景，并逐漸填充內容的過程，從實質內容上說，新型大國關系有不同的層面，包括“就事論事”式的事務層面的新型大國關系，以及上升到對雙邊關系的認知和定位發生根本改變的關系層面的新型大國關系。這兩者在一定程度上并行不悖。中美可以在這兩個層面分別作出不同的努力，以漸進的方式協同地加以推進。在這個過程中，也可以讓中國周邊的一些國家逐漸從心理和行為上適應中美關系的變化。歸根結底，我們要建設的是一種為周邊鄰國接受和歡迎，并能為它們帶來實質利益的新型大國關系。
總體來說，新型大國關系具有重要的意義，但不可能一蹴而就地建成，它需要中美以及其他相關國家的共同努力，而且它有被意外事件或外部力量破壞的可能性。我們不能因為困難而松懈和漫不經心。如果不去推動新型大國關系的建設，中美關系很可能在無意中滑入傳統大國爭霸的老路。我們需要有相互包容、愿意做出戰略和解的心態，并努力尋找和發現適當的時機，努力以代價相對較小，實際效果相對較好的方式，一點一點地向前推進，最終鎖定中美關系的發展路徑，為亞太地區創造一個光明和充滿希望的未來。
參考文獻
【1】王傳劍 南海問題與中美關系_ 【2】王瑋 權力變遷_責任協調與中美關系的未來 【3】馬振崗 中美關系的現在與未來
【4】達巍 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系的路徑選擇 【5】王繼思 構建中美戰略互信
【6】周方銀 中美新型大國關系的動力_路徑與前景
第五篇：回顧50多年來中國的對美政策和中美關系發展的歷史
回顧50多年來中國的對美政策和中美關系發展的歷史，雙方既有尖銳的對立，也有真誠的合作。冷戰后的中美關系也曾經出現了多次起伏和危機，但是中美關系并未破裂，反而加深了。其深刻的原因就在于，中美之間存在著許多共同的戰略利益。美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發達國家，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兩國對亞洲和世界局勢的發展都有重要影響。在新的國際形勢下，中美之間在許多全球性和區域性的重大問題上具有共同利益，存在著廣泛的合作基礎，中美經濟合作的前景更是不可限量。因此，展望21世紀的中美關系，我們有理由表示審慎的樂觀。當然，影響兩國關系的負面因素也不容忽視，諸如人權問題、貿易問題、軍售問題和臺灣問題等，其中臺灣問題事關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是影響中美關系改善和發展的最大障礙，也是最容易導致中美兩國發生直接沖突的敏感問
中美關系是當今世界上最重要的雙邊關系之一。從歷史上看，影響中美關系的因素很多，諸如國際格局、經濟和意識形態、地緣政治和國家利益以及彼此處理雙邊關系的政策等等。其中彼此處理雙邊關系的政策在中美關系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和影響?？v觀70年代以來，運用史學和國際關系 。
穩定同美國關系，是中國外交的關鍵。近年來，中美關系中的合作關系越來越多，越來越廣泛;但是，這并不意味著中美關系的發展越來越和諧。美國是當今最大的發達國家，在世界舞臺居于權力中心。從中國建國以來，美國一直在多方面遏止中國，企圖通過經濟、軍事、外交等手段阻礙中國經濟發展，其中的原因不難理解。尤其在近幾年，中國的經濟增長率一直為其他國家所震驚，而中國本身所擁有的龐大的市場，又成為了中國經濟發展有利的依托平臺。在這樣一個為諸多國家眼紅的平臺上，中國的經濟將會持續、高速的增長將是不爭的事實。而隨著經濟的增長，中國的軍事、科技水平也在突飛猛進。這一切迫使美國不得不將中國作為阻礙其在實現全球霸權主義統治的一個強勁的對手。并且，在臺灣問題上，美國雖然沒有明確表態將臺灣劃進美日聯合防御范圍，但從其模糊描述的背后不難看出，中國臺灣乃至中國大陸早就是美國窺視以久的土地。對于中美關系，應堅守中美三個聯合公報的框架，在當前國際形勢下為我國經濟求得穩定，高速的發展空間。中美雙方經貿關系密切，在許多方面存在著共同利益。中美關系非常復雜，必須處理好。中國外交的很多工作都是圍繞這個問題展開的。
我們首先應該看到和明白幾點：
1 機遇來自全球化這個國際背景， 美國有求于中國的面上升 2 雙方在安全關切上既有交叉點又有不同點 3 并不是說美國不把中國當做潛在對手了
4 美國必須在臺灣“統獨”問題上作出抉擇
縱觀歷史分析當前中國對美政策應循之道
“變”與“不變”是50多年來中國外交發展過程中對立統一的兩個方面。一方面，隨著國際形勢的變化，中國外交經歷了幾次大的戰略調整;另一方面，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始終貫穿其中。中國外交的基本內容正是在這種變與不變中不斷充實、發展和完善的，在不同的時期，以不同的方式展示了中國外交獨特而又豐富的內涵和風格。
“變”是與時俱進的要求和表現，更是在不同國內外環境下更好地謀求國家利益的需要。而“不變”則包含兩個方面的內容，一是有意識繼承的部分，表現為連續性;另一部分則是不愿繼承、希望改變的內容，但由于不同的原因，歷史上的政策對決策者或大眾心理有巨大影響，使現有政策有意無意地保持了原來政策的某些內容、某些宣示、某些態勢或傾向，表現為外交政策的“慣性”。“變”突出了中國外交的特點，而“不變”在很多方面已經成為制約和影響中國外交的消極因素
形勢已經發生了變化，政策已經不是原來的政策，援助也與以往大不相同，但我國的對外政策宣示仍然把八項原則作為中國對外援助的指導思想，實際上這也是一種慣性的表現
總體上說，自2009年1月美國“新科”總統奧巴馬執政以來，中美關系保持了穩定，并取得了許多積極的進展。但步入2010年后，中美關系將呈現大盤回調、局部震蕩的格局。
回顧：2009年中美關系平穩增長
首先，中美關系發展的起點比較高。，布什政府的對華政策卻是其中為數不多的亮點。尤其是“9·11”事件發生之后，中美關系保持了連續7年的穩定發展。其間，中美之間沒有出現一次重大危機。兩國在打擊恐怖主義、防止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方面展開了有效合作，兩國關系的機制化程度獲得了很大提升。這包括兩國最高領導人經常性見面，各種電話熱線陸續建立，各種磋商機制日益豐富，兩國在最重要也最敏感的臺灣問題上達成了有限但重要的共識。所有這些，使新總統執政一開始兩國關系發展就有了一個很好的基礎。
其次，中美關系在美國的政黨輪替中實現了平穩過渡，開局良好，保持了積極的發展勢頭。這在冷戰結束后還是第一次。雖然在奧巴馬上臺之初，中美間也出現過各種摩擦，但上述問題在兩國的共同努力下都未演化成危機。2009年2月，國務卿希拉里·克林頓首訪東亞，其中國之行獲得重大成功。
2009年4月1日，在倫敦G20峰會期間，胡錦濤主席與奧巴馬就任美國總統后舉行了首次會談。除了就如何應對金融危機深入交換意見外，兩國元首還強調了中美關系的重要性。兩國元首一致同意建立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機制，進一步深化廣泛領域的互利合作，加強能源、環境以及氣候變化領域的政策對話和務實合作，恢復和擴大防擴散和其他安全問題的磋商，擴大兩國立法機構、地方、學術、青年等社會各界的交往，恢復人權對話，推動兩國軍方關系繼續改善和發展。
2009年9月21日至25日，胡錦濤主席和奧巴馬馬不停蹄地出席了四大峰會，從在紐約舉行的聯合國氣候變化峰會、第64屆聯合國大會一般性辯論，以及安理會核不擴散與核裁軍峰會，到在匹茲堡舉行的20國集團領導人第三次金融峰會。中美首腦分別在核不擴散、氣候變化和全球經濟問題上提出了負責任的主張，雙方表示將共同反對貿易保護主義，致力于在2010年成功完成多哈回合談判。
2009年11月13日，奧巴馬啟程前往亞洲進行8天訪問。在其豐富多彩的為期4天的中國行中，奧巴馬與中國領導人就經濟復蘇、氣候變暖、開發新能源、防核武器擴散、地區安全等雙方共同感興趣的話題進行了坦率、深入、富有建設性的會談，共同發表了《中美聯合聲明》。“中方表示，歡迎美國作為一個亞太國家為本地區和平、穩定與繁榮作出努力”，“美方重申，美方歡迎一個強大、繁榮、成功、在國際事務中發揮更大作用的中國”，“雙方重申致力于建設21世紀積極合作全面的中美關系，并將采取切實行動穩步建立應對共同挑戰的伙伴關系”。
在不到10個月的時間里，兩位國家元首先后在倫敦和紐約舉行正式會晤、5次共同出席國際會議、4次通電話。而奧巴馬在上任后頭一年就對中國進行國事訪問更是中美交流史上的第一次。與此同時，兩國政府重要的內閣成員也在不到一年的時間里悉數見面。
第三，兩國關系的機制化程度有了進一步提升。這種機制化在兩個方面取得了突出成果：一是戰略對話和戰略經濟對話的整合。在胡錦濤與奧巴馬的倫敦會晤期間，雙方同意將布什政府時期建立中美戰略對話和中美戰略經濟對話整合為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這種對話的規模和層級在美國與其盟國的關系中也屬罕見。二是對話和磋商機制延伸到了兩國關系中一些突出的薄弱環節。與迅速發展的兩國政府間關系相比，兩國立法機構之間的交流要落后太多，這使得美國國會成為中美關系中的最大不確定因素。
第四，兩國關系的內涵不斷豐富，一些新的重大議題進入中美關系的議程，諸如如何應付全球金融危機、氣候變化、開發新能源、阿富汗及巴基斯坦局勢等。上述議題均為奧巴馬上臺后面臨的最緊要的對外政策議題，這些議題成為中美關系的議題表明，奧巴馬政府較上屆政府相比，更加重視中美關系，更加看重中國在國際舞臺上的作用。
前瞻：2010年中美關系或許局部震蕩
過去30年的歷史表明，中美關系的發展循著一種螺旋式上升的軌道，有時步入低谷，但一段時間后又峰回路轉，攀升到一個新的高度。奧巴馬執政以來，中美關系開局良好，但步入2010年后，我們已經感到中美關系的政治氣氛在變冷：在雙邊關系上，美國正在做一些刺激中國神經的事，譬如美國決定向臺灣出售包括愛國者三型導彈在內的高性能武器，美國國務院借谷歌事件指責中國限制言論自由，奧巴馬揚言將會見**喇嘛，美國指責中國政府人為降低人民幣匯率損害了美國利益，對中國實行貿易保護的“特保案”不斷增加等;在地區
或多邊議題上，中美的分歧也因為相關問題的復雜性而凸顯出來，例如朝核問題、伊核問題、全球氣候變化問題。
中美關系的變冷有其自然的邏輯，對此我們不必感到驚訝。一是因為兩國關系中一些老的結構性問題依然存在，如中美在意識形態、價值觀念、社會制度方面以及臺灣問題等老大難問題上的分歧，一直在羈絆著中美關系。二是因為中美關系中出現了一些新的結構性問題。隨著中國國力和自信心的增強，中國在世界舞臺的影響力不斷擴大，而作為世界上唯一超級大國的美國尚未適應中國力量的到來，時時擔心中國的崛起會以美國衰落為代價，諸如“中國模式”會取代“美國模式”，全球化中的美國化會因中國化而受到阻止等，這就形成了新興國家與老牌國家的結構性矛盾。三是中美關系周期性地受到美國選舉政治的影響。美國兩黨的候選人出于當選的需要，每每將中國作為替罪羊，以轉移選民對自己的不滿。
這就需要雙方從以下幾個方面來妥善處理上述諸多挑戰和問題：
——從戰略上，適度降低對對方的期望值。2009年中美關系的熱絡，主要是由于奧巴馬面對一些急迫的問題，如金融風暴、氣候變暖、核武擴散、甲流肆虐、塔利班卷土重來等，認識到與中國合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奧巴馬政府對中國在這些領域發揮作用的期望值很高，希望說服中國在這些領域發揮更多更積極的作用，承擔更多的責任。中國從自己的國情和國力出發，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但美國卻認為中國做得不夠，并開始有所抱怨和指責。
當中國不能如美國所愿行事時，美國就感覺很受傷害。而中國也對奧巴馬存在著過高的期望——既然美國說了要尊重中國的領土完整和國家統一，那美國就應該尊重中國根據自己的國情所選擇的發展道路，就應該在臺灣、涉藏、涉疆等問題上尊重中國的核心國家利益。但事實上，奧巴馬政府無法跳出美國政策的慣性而停止售臺武器，不理**，滿足中國的期望。雙方對于對方的期望存在著巨大落差和錯位，因此需要重新冷靜認識對方能夠做什么，而不僅僅是期望對方做什么。
——從政策上，美國應盡量避免國內政治的干擾。我們現實的要求只能是：美國領導人能夠超越于黨派之上，從全民總統、一國領導人的高度出發來制定對中美關系有利也是對美國有利的正確政策。從政治上講，2010年對奧巴馬來說是困難的一年
——從議題上，雙方有必要進行微觀管理。2010年，中美關系的“議題之爭”會更加頻繁，老的未去新的又來。老議題如臺灣議題、人權議題、人民幣匯率議題、知識產權議題、貿易平衡議題、涉藏議題、朝核議題、伊核議題等，新議題如氣候議題、地區影響議題等。受金融危機的影響，美國失業率居高不下，美國貿易保護主義有抬頭之勢
最近發生的谷歌事件，本來只是一樁商業事件，結果美國將它演變為一樁政治事件、外交事件。谷歌進中國也非一朝一夕，何以不明白中國的相關政策和相關法律，近來才如此發飆?美國一直高舉言論自由、網絡自由的大旗，為何在去年不言語，今年則大叫要信息自由?看來時機很重要。去年沒有聲響，緣由是因為需要中國、不敢得罪中國;今年經濟有所復蘇、中國又使之失望，因此不怕得罪中國了。正所謂此一時彼一時。這就是美國政治的權宜之計。美國對中國滿意時，人權問題退居二線;一旦美國對中國不滿或失望時，人權問題就浮出水面。對中國來說，需要警惕的是，由于中國發展的路徑與美國設想的不一致，美國知識階層和精英階層對中國的前進方向難以把握甚至有一種幻滅感。之所以要微觀管理這些議題，目的就是要避免任何一個議題失控，進而管理好整個中美關系的大格局。
中美自建交以來，兩國關系跌宕起伏，時有摩擦和波折，但從大的方向看，這艘巨輪一直在向前發展。因此，我們對于2010年可能到來的中美關系大盤回調，局部震蕩應該有充分的心理準備和應對預案。畢竟中美關系不是一方的事，而是雙方的事，需要雙方悉心經營。正如胡錦濤主席在與奧巴馬會面時說：“中美兩國國情不同，雙方存在一些分歧是正常的，關鍵是要尊重和照顧雙方的核心利益和重大關切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