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茶文化對比論文范文第1篇
1.1 中國酒文化的起源
中國是酒的生產和消費大國, 在歷史上也曾對世界釀酒技術的發展作出過巨大的貢獻。酒的歷史發展與生產力的發展有著密切的關系。原始社會時期, 古人從發酵的野果中, 發現了天然果酒。隨著農業文明的出現, 農耕的發展, 人們偶然發現了谷物釀酒, 酒文化開始蓬勃發展起來。
關于第一杯酒的釀造, 我們無法從古書中得知最準確的時間。但從這些年出土的酒具文物, 可以推算出大致時間。比如河姆渡文化時期的酒杯, 說明中國至少有7000多年的釀酒歷史了。
1.2 日本酒文化的起源
日本的造酒文化起源于中國。28 000年前, 中國江浙一帶的大米種植技術和以大米為原料的釀酒技術傳到了日本。在那個時代, 酒只用于祭祀神靈和祖先, 人們通過酒來和神靈交流, 表達敬意。奈良縣的三輪神社、京都府的松尾神社、梅之宮神社在日本因供奉酒神而非常著名。三家神社所供奉的酒神代表了日本釀酒技術在不同時期的情況。
2 中國的酒文化
酒文化在中國源遠流長, 黃帝造酒的傳說, 給中國的酒歷史增添了不少神秘和趣味性。而曹操的煮酒論英雄、趙匡胤杯酒釋兵權, 都是歷史美談。古人飲酒時愛作詩, 醉意微醺時, 不少文人墨客寫下了無數優美的詩篇歌頌酒的魅力, 留下了無數寶貴的文化財富。如白居易的“綠蟻新醅酒, 紅泥小火爐。晚來天欲雪, 能飲一杯無?”, 李白的“風吹柳花滿店香, 吳姬壓酒勸客賞”“古來圣賢皆寂寞, 唯有飲者留其名”等, 詩人們用酒抒發著自己或飄然出世或憂國憂民的情懷, 留下了許多經典的詩篇。
酒桌社交在中國有特殊地位。中國有句俗話“無酒不歡”, 從古到今, 不論是他鄉遇故知, 還是洞房花燭夜, 亦或金榜題名, 都要把酒言歡, 喝個暢快。從古至今, 生活中操辦大小事都離不開酒。紅白喜事要喝酒, 桃園三結義要喝酒, 談生意要喝酒, 找人幫忙也要喝酒。另外, 祭祀敬神、燒香祭祖、開業典禮等等都要喝酒。
在中國人民的日常生活中, 酒也不僅作為一種單純的飲料來看待的, 它已成為人際交往的橋梁和紐帶, 調節著人際關系, 培養和促激人們性格的發展形成, 被稱為“潤滑劑”和“壯膽劑”。處在“關系性社會”的中國, 喝酒關系到禮節、面子和人際關系問題, 譬如“感情深, 一口悶”, 喝的多喝的好就代表關系不錯。一場酒席下來, 會喝酒, 會行酒令的人春風得意, 往往辦事得力。即使相處不睦, 心有芥蒂的倆人, 一場酒宴下來, 也可以“一笑泯恩仇”;刀光劍影, 黃袍加身, 一場皇室酒宴, 同樣可以“杯酒釋兵權”。由此可見, 酒, 在日常生活中有著非常重要的作用。
3 日本的酒文化
隨著商業的繁榮, 酒文化在日本發展迅速, 酒成為人們日常生活中的飲品。在日本的酒文化中, 常見的酒類有清酒、燒酒和啤酒, 日本人最常喝酒的地方便是居酒屋。入夜后, 街道上隨處可見日本人三三兩兩出入居酒屋, 暢飲啤酒, 聊聊工作的煩惱, 聊聊生活的展望, 酒陪伴著他們度過每個夜晚, 結束一天的疲憊。
作為日本文化的典型代表, 清酒在日本人的生活中占據重要地位。每年日本的成人節, 年滿20周歲的男孩女孩都會穿上漂亮的和服, 與朋友們到神社祭拜, 飲上一杯清酒, 虔誠地禱告, 祈盼神靈的庇佑。這一習俗沿襲至今, 也表明了日本人對清酒的重視。
櫻花盛開的3月, 日本人喜歡成群結隊觀賞櫻花, 在櫻花樹下喝“花見酒”;每年八月十五, 日本人沿襲中國人中秋吃月餅的習俗, 還要一起喝“月見酒”;重陽時節, 日本人也同中國人一樣, 緬懷故人, 飲菊花酒。同中國一樣, 日本人在逢年過節把酒吟詩, 曾也有曲水流觴之樂。
日本酒文化的發展, 能夠幫助日本人維持日常的人際關系, 也能夠促進日本經濟的快速成長, 在日本人的社會生活工作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4 中日酒文化的異同
4.1 中日酒文化的共同點
4.1.1 酒是農業發展的產物。
中日兩國酒文化都是農耕文化和稻作文化的產物。日本酒文化來源于中國, 隨著酒文化的傳播, 它和日本本土文化相融合, 又顯示出不同于中國酒文化的特征。
4.1.2 酒是人類交往的橋梁和紐帶。
在中國, 酒往往成為一種交際工具, 就是所謂的“無酒不成席”。在日本, 酒被稱贊“酒有十德”?，F代中國人和日本人用喝酒來緩解壓力, 消除疲勞, 甚至很多上班族常以醉酒為樂, 在微醺醉態下緩解生活和工作的壓力。
4.1.3 酒享有美譽。
酒在日本和中國, 都享有美譽和地位, 兩國都有很多關于美酒的文學作品。人們在生活中享受著酒帶來的絕佳口感, 品味著美好的生活。
4.1.4酒有酒儀。
中國和日本都有屬于自己的酒桌禮儀和文化, 非常注重酒行和酒德。憑借著優秀的酒桌表現, 擴展良好的關系網, 發展自己的事業。
4.2 中日酒文化的不同點
4.2.1 飲酒方式與禮儀的差異。
在中國, 辦事離不開飯局, 而酒桌上的出色表現為成功辦事增加了不少砝碼, 畢竟中國有“酒品看人品”的說法。然而酒在日本雖然可以增進友情、促進交易, 但完全不如中國這樣功利性。
無規矩不成方圓, 酒也有飲酒的規矩。雖然兩國向鄰, 日本的酒文化還起源于中國, 但是兩國的飲酒方式和飲酒禮儀仍然存在差異。在中國, 聚會喝酒, 與會者要喝碰杯酒。一場酒席下來, 大家可能要數次舉杯共飲。而日本人在宴會剛開始時會一起干杯, 之后, 各自憑借自己的喜好和酒量, 隨意飲酒。日本人所謂的“干杯”是舉起大家一起舉杯, 但是適量飲酒, 然而在中國卻不同, 舉杯者必須將杯中的酒全部喝完才算滿意, 否則會被誤認為不實在, ?；^。
中國諸多的酒桌禮儀, 讓許多國外友人喝而卻步, 不敢逾越酒規半步。咱們平時喝的高達五六十度的白酒, 讓口味清淡的日本人毫無招架之力。尤其餐桌上的勸酒法, 無論客人酒量多少, 一句句行酒令都能讓人醉得分不清東南西北。但是無論如何, 也不能喝得酩酊大醉、胡言亂語, 在酒會結束前務必保持清醒狀態。如果能做到這樣, 會被認為酒品好, 德行好, 于交友和談生意都有很大幫助, 是被尊重和欣賞的。反之, 如果在酒席上喝得大醉丑態百出的話, 則會被說酒品不好, 人際交往也會受一定的影響。日本在這方面卻同中國不同, 在酒席中, 從來不醉的人會被認為不夠坦誠, 沒有好的交際能力和朋友圈, 日本人認為微醺的人會給人踏實的感覺, 并值得信賴。
4.2.2 祭祀的差異。
中國古代的各種活動, 都有酒的參與。古人認為:“國之大事, 在祀在戎”。在古代的祭祀活動中, 作為首要貢品的酒, 首先要奉獻給上天、神明和祖先享用。古代出征打仗之前, 將軍甚至是皇帝, 要用酒來鼓舞士氣。酒與國家大事的關系由此可見一斑。這反映周王朝及戰國時代制度的《周禮》中, 對祭祀用酒有明確的規定。如祭祀時, 用“五齊”、“三酒”共八種酒。在一些重要的節日, 舉行家宴時, 都要為死去的祖先留著上席, 一家之主這時也只能坐在次要位置, 在上席, 為祖先置放酒菜, 并示意讓祖先先飲過酒或進過食后, 一家人才能開始飲酒進食。在祖先的靈象前, 還要插上蠟燭, 放一杯酒, 若干碟菜, 以表達對死者的衰思和敬意。
在日本, 如果天皇參與祭祀活動, 則要使用特定的酒。其余一般祭祀活動的酒, 則沒有什么過多要求。等祭祀活動一結束, 大家就一起喝供奉神靈的酒, 吃供奉的食物。這就是所謂的“神人共食”。然而中國卻是不同, 我們清明節供奉給祖先的酒, 則要恭敬地灑在墳前, 以示敬意。從這點來看, 日本人比中國人節約和注重實用性, 大家一起捧起供奉的酒杯喝酒, 也是向神靈和祖先祈禱來滿足自己的愿望。
4.2.3 婚禮習俗的差異。
酒不僅在祭祀活動擔當著重要角色, 在中日兩國的婚俗中也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中國人在訂婚彩禮中一般要有酒, 不僅要向女方送酒作聘, 大家要在酒桌中商議具體的婚事;而日本人雖然在訂婚、納彩時候都要喝酒, 但是彩禮中并不包括酒。在中國, 人們參加婚禮稱之為“喝喜酒”, 新婚當晚夫妻對飲酒稱之為“喝交杯酒”。同中國一樣, 日本人的婚禮上, 夫妻也喝交杯酒, 即“三三九度”交杯換盞。用三只淺的酒杯, 每杯各飲三次, 共九次。據說, 三杯表示天、地、人, 九是陽數中最高的數字, 表示喜慶至極。
隨著酒的出現, 形成了豐富多彩的酒文化, 對社會、經濟、文學藝術等各個領域都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中日兩國的酒文化歷史有很多相似之處, 卻又各自有自己獨特的魅力和特點。深入了解中日酒文化, 可以加深對彼此社會生活的理解、認識。中日兩國人民相互交流, 相互學習和借鑒, 在差別中尋求融合, 在融合中保存差別, 共同創建適合于本國國情和世界酒文化發展方向的新型酒文化。
摘要：酒在人類悠久的歷史文化長河中, 不僅僅作為“酒”這一飲品存在, 也是一種中原文化的象征。中國的酒文化源遠流長, 美味的酒成就了無數優秀的詩人和華美的作品。像酒圣杜康, 酒中仙李白。日本也不例外, 酒文化深入到日本國民的生活中, 在各個方面有著同中國相似的酒文化。中日兩國的酒文化歷史有很多相似之處, 卻又各自有自己獨特的魅力和特點。本文就中日酒文化的發展脈絡入手, 進行對比研究。
關鍵詞：中國,日本,酒文化,對比研究
參考文獻
[1] 賀靜彬.日本歷史與文化[M].大連理工大學出版社, 2013:52~60.
[2] 陳金芳.經典的飲酒禮儀[M].中國經濟出版社, 2012:33~50.
[3] 徐少華.中國酒與傳統文化概論 (一) [J];釀酒;2014年01期.
[4] 曾麗貞.從跨文化交際的角度解析中西方酒文化[J].赤峰學院學報 (漢文哲學社會科學版) .2016 (04) .
[5] 李麗.中日酒道的文化差異探究[J].美與時代 (城市版) .2016 (05) .
中日茶文化對比論文范文第2篇
摘要：隨著全球經濟的發展，國際經濟貿易和交流變得極為重要，而中日兩國作為鄰邦，兩國之間的交流必不可少。一個地區的語言由當地的文化所決定，而語言也能很好地反映出當地的文化和思想。中日語言存在著很多不同之處，而這些是中日文化的差異造成的。文章擬通過在研究中日語言基礎上，簡單剖析一下中日文化的差異，希望可以為學習日語和需要利用日語交流的人們提供一些幫助，讓溝通能更加順暢。
關鍵詞：中日文化;漢語;日語;語言差異
0引言
語言是文化的載體和表現。中國和日本雖然都屬于亞洲文化圈，但是語言的表達各有各的特點。中日雖然從古至今一直有著深入的交流，是距離不遠的鄰邦，在幾千年的歷史進程里，兩國一直保持著密切的政治、經濟和文化聯系。但是兩國人民在不同的自然、社會和文化環境里面生存，不僅形成了不同的文化觀念、價值觀和習俗，也形成了非常不一樣的語言系統。
語言也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交流方式，它可以幫助人們進行情感交流和信息交流。對于生活在相同文化背景下的人來說，人們交流是相對簡單的，但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們在交流的過程中，因為語言差異肯定會出現很多問題。中國語言和文化同日本的語言和文化兩者之間有巨大的差異，不僅影響人與人之間的溝通、理解和認知活動;還會影響跨環境的語言學習[1]。隨著全球化的快速發展，國際交流變得越來越重要。除了中日兩國之間的政治和經濟交流，還有很多中國人去日本工作或出差，同時有不少日本人在中國工作甚至定居。能否順暢交流是直接影響不同國家的人表達和語言交流的重要因素之一。在這樣的環境下，如果中日兩國因語言差異而造成溝通錯誤，將對國際社會產生負面影響。
1中日文化和中日語言的聯系
1.1中國文化的淵源及特色
中國有著五千年燦爛的人類文明史，傳統文化源遠流長，博大精深，包羅萬象，是當今世界上文明持續時間最長的傳統文明。在幾千年的歷史進程中，中國文化在不斷包容著、汲取著一些少數民族和西方的文化思想，它的傳播范圍直達東亞和東南亞。影響文化的因素主要包括社會政治思想意識、意識形態和其他宗教、教育、生活，人們目前普遍認為，中華文明有許多直接的文化源頭，其中黃河中華文明和長江中華文明文化是最主要的文化源頭。古代中華文化是各不同地域文化交流、融合、升華的重要成果，學術界一般將其稱之為“多源融合”，是中華文明文化形成的過程模式。
中國文化是和諧的。和諧一定程度上反映著人們對美好生活的追求，體現了中華民族愛好和平、追求和諧的精神。例如，儒家思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還有墨家主張的“博愛”，道家講“知和日?！?。這些人與自然和諧的思想匯聚、融合，使得中國文化的本身不斷地追求和諧。
中國文化也是包容的，它具有很強的兼容性、靈活性和滲透性。中國文化在五千多年的延續中不斷包容和汲取來自其他地區的文化，最終形成了獨具特色的中國文化。
中國文化還講求一個“義”字，它強調“以人為本、天人合一”“忠于國家、舍生取義”“與人為善、誠信待人”。這樣的中國文化使得中國充滿了凝聚力，讓中國不斷地進步和突破難關。
1.2漢語的特點
漢語是中國的標準通用語言，也稱為普通話。漢語主要在中國使用，很多亞洲國家和西方國家的華人社區或者唐人街也使用漢語。
漢語大致可以劃分為一種標準語和兩種方言。中國現代語的標準語是漢語，即現代普通話，以北京四個音節作為聲調基礎，收集于河北省承德市灤平縣金溝鎮。在中國現代漢語規范標準漢語中，除了柔和的一個聲調外，還有四個小的聲調。
漢語的母語族一般被劃分為13種民族語言（按照國際標準化組織ISO639-3國際語言順序代碼），可分為多個語言段。漢語通用字母方言語系的主要通用字母語言分別依序是：現代漢語中古普通話、晉語、粵語、湖南語、吳語、客家語、閩南語等。
1.3日本文化的淵源及特色
日本文化歷史起源于獨特的海洋風貌地理特征環境。日本作為一個亞洲島國，四面群山環海。海洋地貌特征相對單一，自然資源有限，所以在物資上很難自給自足。自明治維新以來，日本一直積極致力于擴大發展國家海軍軍事力量，并很注重與我國海事的持續合作發展。日本依靠日益便利的國際航運，為了充分享受我國更多、更豐富的海運物質經濟資源，人們開始逐漸萌生向海外地區擴張的偉大野心。正是由于日本這種特殊的社會生活文化環境，才逐漸形成了日本特有的傳統文化，主要特點表現在以下幾個主要方面：
第一，日本傳統文化以這種集體主義精神為文化核心。具體來說，日本人習慣于作為群體的一個整體，把群體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他們有強烈的群體歸屬感，注重群體之間的合作。特別是當個人利益與群體利益存在差異時，個人往往能夠以群體利益為中心，從整體布局規劃上考慮，相互協調。
第二，日本海洋文化政治具有推進融合文化創新的特點。日本東臨太平洋，北面東臨朝鮮海，南面西臨東海。特殊的文化傳播力和地理文化位置使其逐漸成為融合西方外來文化、不斷推進融合創新文化的文明典范。與此同時，隨著歐美世界列強入侵亞洲，客觀上推進了海洋文化政治的發展。善于深入學習和研究總結的日本人也從西方傳統文明中逐步收集了自己的重要文化融合創新動力元素，并逐漸將其融入當地傳統文化，成為推動現代文明穩步發展的重要文化創新動力。
1.4日語的特點
日語語言中的語助文字主要語言包括經常使用的片名為平假名和片假名、漢字，有時甚至可以直接使用羅馬字母，目前為止日語主要的元音平假名大體上是分布在五十個字的元音圖?，F在日語的詞匯按照不同詞語語義來源或者語法來源進行劃分，大致可以再細分為三類：和語詞、漢語詞、外來語。日語的句子整體語法結構中在成分中的順序一般是：主語+賓語+謂語的結構。日語是粘著語，在所有的語法成分后面都要加上表明其語法地位。此外現在日語還有著發達的敬語重音組合敬語詞和助詞使用系統。
2中日語言文化差異
2.1中日語言結構差異
從語言結構劃分，漢語屬于孤立語，而日語是粘著語，因此語言結構和形式各不相同。前者缺乏細微詞形變化，句子詞序中的所有詞形順序都呈現出鮮明的語法規律性，非常整齊嚴格，不能隨意發生改變。語言詞序上的細微詞形變化可以極大地改變整個語句的意思。而日語與漢語不一樣，一個句子的語法意義表達是否發生改變主要取決于語素，每個語素只能表達一個詞的語法意義?，F代日語中的動詞、助詞、助動詞的表達作用十分相似;每個單詞和短語在使用過程中，雖然都必須遵循一定的語法順序，但主要還是依靠有格助詞和粘連助詞等動詞的各種粘連用法來充分發揮其獨有語法表達功能，形成一個句子獨特的語法意義表達內涵。由此可見，中國人在開始學習現代日語時，經常對助詞（含格助詞和粘連助詞）、助動詞和無格助詞等動詞的粘連用法的不同感到不解。其形成原因主要是那些依附于格助詞的沒有語法表達功能和沒有語法表達意義的無格助詞，大多數是卡在某個實詞后面或所需要使用的實詞的某個詞根上。這與漢語的學習模式和習慣有著極大的不同，給學生帶來了很大的學習困難。
2.2中日語言意義的差異
中日不同語言文化的巨大差異主要體現在兩個大國不同的文化審美價值心理所直接帶來的不同的文化性格、不同的國際情感文化表達方式和不同的國際語言表達行為習慣[2]。例如，漢語名詞中的一些貶義詞幾乎都表現了突出鮮明的情感色彩，而日語中則幾乎沒有這種詞匯的情感表達。如果把中國人長期使用漢字的習慣及其運用推廣到日語學習上，人們就有可能無法正確表達自己的文化思想、觀念和情感，從而可能造成國際溝通交流的嚴重障礙。此外，日語中也雖然使用了大量的同音漢字，然而，這些詞對漢字的使用意義在長期的文化發展使用過程中已經產生了變化，與漢字的意義有差異甚至完全不同。例如，“人參”在傳統漢語中它只是要泛指一種珍貴的一味中藥，但在現代日語中它則是要泛指普通的一種胡蘿卜?！皭廴恕痹趥鹘y漢語中它只是“伴侶”的一個意思，但在現代日語中它卻是“情婦”的含義。因此，很多日文詞匯看似是漢語同音字或同義詞，在日本語言文化系統中，往往呈現出完全不同的語言意義和文化內涵，這也給現代日語字的學習發展造成了很大障礙。
2.3中日語言使用的差異
日本人不愛說和寫，當他們在不得不說或者要寫的時候，他們就會盡量簡短地用來表達自己的想法。但要是表達問候與寒暄，句子會長而豐富。此外，日語語言和文化中還存在著用性別差異，即男性語言和女性語言之間的差異[3]。雖然漢語在男性和女性的表達用語方面，也存在很大差異，但不像日本那樣強烈和明顯。這也可能是日語交流過程中，容易使中國人感到迷惑的一點。
每一種語言文化的發展，都會隨環境不同產生不同的民族情感文化思想、思維表達方式、價值觀、行為習慣等。中國語言文化作為現代人們之間進行人際溝通、交流和自我意識表達的主要語言渠道，也因此會在不知不覺中逐漸形成人們相應的文化表達方式和文化風格特征[4]。中日語言文化差異主要體現在人們使用漢語和學習日語的表達方式和語言習慣上，包括技術因素。同時，還受更深的多層次的個體思維習慣、情感情緒表達、價值觀、審美觀和心理因素影響。在此基礎上，我們深入研究傳統日語和現代日語的實際應用發展過程，一方面，既要加強對日語相關單詞、語法、語言基本結構和其他語言技巧使用的相關知識的學習，另一方面也要不斷加強對日本傳統文化、日本科學思想和日本思想哲學的學習。
3中日文化的差異分析
中國與日本兩國一直以來都深受儒家文化思想的影響。儒家思想具有強大的國際影響力?？梢哉f在文化學術研究方面，中國儒家文化仍然被認為是日本及其他儒家文化國家的重要研究源頭。但是隨著中日兩國關系的不斷變化發展及環境變遷，日本儒家文化開始表現出一些新的變化，開始與中國儒家文化有了一些新的差異。主要表現在各種人際交往方式、行為表現方式、思維邏輯表達、行為模式等幾個主要方面，接下來，本文將對其特點問題進行詳細化的敘述。
（1）中國與日本同為深受儒家文化影響的國家。日本儒家文化雖然是起源于中國的儒家文化，但隨著儒家歷史的持續發展不斷變遷，日本文化的基本結構又與中國文化表現出極大的差異，首先就是在人際交往方面的不同。人際交往，就是人們日常生活中耳濡目染形成的交流方式，這是一個國家文化表現的最直接的方式。我國的經濟發展稍遜于日本，還是個外向型、勞動密集型經濟為主的發展中國家，兩國經濟發展階段不同，受經濟影響的相關文化表現也就不同。例如，日本人十分注重時間觀念，他們認為浪費別人的時間是最不可饒恕的，當日本人遇到需要赴約進行各種大型約會、會議時，大家一般來說都會非常嚴格地要求自己遵守預約時間、按照預先的時間安排去進行赴約。在日本如果家里有客人來訪，那么主人放下手里的工作，先更換干凈的衣服再出去接待客人，以此方式來向訪客表達尊重。
（2）日本人有著強烈的社會集團管理意識，這與日本獨特的社會歷史觀和文化背景有著密切聯系。日本人強烈的社會集團管理意識，表現在日本人們實際工作與日常生活的各個方面[5]。日本人在進行自我介紹時，他們往往會說：“我是某某公司的某某某”，把自己所屬社會經濟集團放在首位。在日本人心里，自己及其所屬社會集團的強大與否、地位上的高低都直接代表著自己綜合能力的素質高低。所以在日本的責任企業里，員工每天都會努力地、用心地去及時做好自己所有屬于他們本職的各項業務工作，如果一天的各項業務工作沒有全部及時完成，那么企業員工絕不會及時下班回家好好享受休息，而會要求自己做完各項工作才下班回家。由日本人強烈的企業和集團經營管理責任意識看出，員工是日本這個企業集團經濟社會持續飛速發展的一個重要動力組成部分。此外，日本人從小就要做到長幼有序、嚴守高下尊卑，在很多日本企業里，員工與其他企業內部領導間依然保持有著嚴格的內部工作禮儀以及規范管理制度，員工不會因為工作遇到任何問題而“以下犯上”。所以日本員工在與其他企業內部領導之間，以及進行各項業務工作的內部信息溝通交流、匯報時，會充分做到表現得彬彬有禮，行為上的語言舉止十分謹慎。
4結語
本文通過對中日語言的差異進行分析，從而了解中日文化的差異在哪里。結合中日文化差異，加深對其他國家文化的了解，為國際交流和發展做準備。另一方面，對中日語言的差異研究可以提高對漢語和日語的認知以及提升學習效率。有日語交流和學習需要的人，在系統并深入地了解了日語還有日本文化之后，能夠在日常交流和學習生活中取得更大進步。
參考文獻
[1]馮爽，房國錚.從語言表達看翻譯中的文化不對稱現象[J].漢字文化，2021（8）：151-152.
[2]何娟娟.關于中日文化背景下語言差異的研究[J].今古文創，2021（11）：106-107.
[3]董俊.中日語言稱呼詞的對比研究[J].散文百家（理論）， 2021（3）：144-145.
[4]吳珍.探究日語翻譯方面的語言文化差異問題[J].作家天地，2020（8）：31+37.
[5]張永新.中日文化差異在日語翻譯中的重要性[J].國際公關，2020（2）：8-9.
（責編：李慧娟）
中日茶文化對比論文范文第3篇
關鍵詞： 中日和平友好條約;高等教育交流;中日關系;北京大學
DOI：10. 14156/j.cnki.rbwtyj.2018.06.003
新中國高等教育對外交流的發展，在經歷過建國初期對社會主義國家往來大繁榮之后，一度陷入長期相對封閉的境地。學界一般認為這種狀況一直持續到20世紀80年代，才開始發生根本性的改變，而這種改變是中國社會政治經濟發展的反映，是中國高等教育發展的歷史必然[1]。戰后中日兩國政府間高等教育交流的法律起點，應該是1972年9月29日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日本國政府聯合聲明》。聲明第八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日本國政府為進一步發展兩國間的關系和擴大人員往來，根據需要并考慮到已有的民間協定，同意進行以締結貿易、航海、航空、漁業等協定為目的的談判”[2]366。但很顯然，兩國建交之初，高等教育領域的交流沒有得到與政治、經濟領域交流同等重要的地位①。兩國高等教育交流是在《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締結之后才取得大發展的。文章嘗試在回顧中日締約以來高等教育四十年全面發展的基礎上，以中國有代表性的北京大學對日交流為個案，進行歸納，并結合兩國高等教育交流的最新動向，對未來中日兩國高等教育交流發展的趨勢進行展望。
一、締約 40 年來中日兩國高等教育大發展
中美、中日關系正?；院?，并沒有立即帶來中國高等教育對外交流的大發展，這與中國國內政治、經濟發展狀況，尤其是與思想觀念領域的交鋒密不可分。1978年6月23日，鄧小平大膽做出了派遣留學生的重要指示，“現在我們的格格太小，要千方百計加快步伐，路子要越走越寬……要成千成萬地派，不是只派十個八個。”[3]但鄧小平的提議在當時受到了很多質疑。9月，教育部提交給國務院的《駐外使館文化參贊會議討論派遣出國留學生工作的情況報告》，明確了派遣性質、比例、重點專業、到各國留學的具體人數以及需要注意的諸多問題，拉開了國家公派留學的序幕。1980年12月30日，教育部等七部門向國務院提出了《關于自費出國留學的請示》，擬定了《關于自費出國留學的暫行規定》，全面開啟了中國高等教育對外交流的新局面。
《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第三條規定了推動文化關系和人民往來的大原則，“締約雙方將本著睦鄰友好的精神，按照平等互利和互不干涉內政的原則，為進一步發展兩國之間的經濟關系和文化關系，促進兩國人民的往來而努力。”[2]393真正在高等教育交流領域里落實這一精神的是1979年12月6日簽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日本國政府為促進文化交流的協定》。其中確認了兩國高等教育交流的內容、主體、機構等內容：“(1)進行學者、教師、學生、藝術家、運動員和其他從事文化、教育以及學術活動的人士的交流;(2)對在大學和其他教育機構以及研究機構從事學習和研究工作的另一方國家公民，提供獎學金和其他方便;(3)組織學者和研究人員共同進行學術研究和學術調查……(5)交換書籍、期刊和其他出版物以及學術研究資料……”[4]這無疑為中日兩國高等教育交流提供了重要的政府支持和法律保障。
中日之間高等教育交流的大發展，具體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首先，兩國政府之間通過大量的條約、宣言和聯合聲明，不斷強調兩國高等教育交流的重要意義。如1998年的《中日聯合宣言》，強調“加強兩國各個層次和級別，特別是肩負兩國未來發展重任的青少年之間的交流”[5]。2008年，在東京簽署的《中日關于全面推進戰略互惠關系的聯合聲明》，進一步強調青年與教育領域交流的重大意義，“促進人文交流，增進國民友好感情。雙方確認，不斷增進兩國人民特別是青少年之間的相互了解和友好感情，有利于鞏固中日世代友好與合作的基礎。為此，雙方決定：廣泛開展兩國媒體、友城、體育、民間團體之間的交流，開展豐富多彩的文化交流及知識界交流;持之以恒地開展青少年交流。”[6]在這些重要基本原則基礎上，中日兩國還簽訂了大批關于高等教育交流的專門協定和備忘錄，如1979年9月17日，中國科學院與日本學術振興會簽署的《學術交流備忘錄》;1979年12月6日，兩國簽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和日本國政府為促進文化交流的協定》等等，都為推動兩國間高等教育交流提供了重要的法律基礎。
其次，兩國高等教育交流，經過40多年的不懈努力，取得了令人矚目的豐碩成果。中日邦交正?；詠?，特別是1979年兩國政府簽訂互派留學生協議以來，留學生交流取得了巨大發展，累計有24萬日本人到中國留學，到日本留學的中國學生超過百萬 。2017年以來，兩國關系持續改善，雙方在經貿和人文領域的合作也得到恢復和加強，雙邊貿易額再次突破3 000億美元，雙向人員往來超過1 000萬人次，留學生交流也呈現上升趨勢，2017年在日中國留學生達10.7萬人，日本赴華留學生也超過1.4萬人。根據日本文部科學省的統計，2016年中國在日留學生達到98 483人，在各國留日學生中占據第一;2014年統計的日本學生留學去向中，留學中國的日本學生為15 057人，僅次于留美學生，占據第2位[7]。
最后，中日高等教育交流，出現了一系列重要的官方或者民間的合作機制。1985年4月30日至5月2日，在北京香山飯店召開了第一次中日大學校長會議。以北京大學校長丁石孫為團長的中方12位校長和以慶應義塾大學校長石川忠雄為團長的日方11位校長，出席了主題為“在社會進步和科學技術發展中高等教育的作用及面臨的問題”的討論會[8]。此后，中日大學校長論壇由北京大學與東京大學共同發起，并于2000年10月在東京召開第一次會議，此后每兩年舉辦一次。每屆論壇均由包括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復旦大學與東京大學、京都大學、早稻田大學在內的兩國各20所著名高校的校長組成。雙方就中日大學全面合作的機制和途徑、中日大學聯合培養博士研究生人才、中日大學課程教學計劃、學分互認體系、加強留學生交 流、加強中日大學科研合作與學術交流等課題進行了討論，舉辦了多場(次)的校際對口交流與磋商，簽署了多個校際合作協議。中日大學校長論壇作為以教促政、以民促官的有效機制之一，已成為中日高等教育領域高層次對話的交流盛會，是中日兩國高等教育在高層次人才培養、合作科研等領域開展深層次合作交流的重要平臺[9]。至今，中日大學校長論壇已經舉辦了十屆，第十一屆中日大學校長論壇將于2019年在日本早稻田大學舉辦。
經過40年的發展，中日兩國高等教育界意識到，離開不同文明、不同國家的學校和不同學術派別的人們共同探討、博采眾長，知識發現和學術提高就成了無本之木、無源之水。特別是高等教育領域的國際合作已成為目前世界各國社會文化發展、經濟科技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蒲械膰H合作最初、最普遍的方式是國家之間的大學開展廣泛的交流，互派學者到對方進行科研活動。隨著高等學校發現知識和服務社會功能的加強，科研合作的國際化已從學校間向學校與學校、學校與企業等多邊合作關系發展。
二、 40 年來北京大學對日高等教育交流的基本態勢
北京大學是中國高等教育體系中一所有代表性的高校，在對日交流方面歷史悠久。在創建之初，北京大學的前身京師大學堂就與日本有千絲萬縷的聯系[10-11]。改革開放以后，北京大學迅速成為對日高等教育交流的重要窗口，除了上文提及的按照兩國政府間協議，直接參與的大量中日高等教育互動之外，還有以下幾個方面的重要努力。
首先，北京大學作為中國高校的代表，多次接待日本包括首相在內的各階層訪華貴賓，直接受惠于中日兩國政府和兩國領導人達成的一系列協議、協定。一個典型的例證是2007年底福田康夫首相的訪華，他在北京大學舉行的演講會上強調：“中日之間推進知識交流也是非常重要的，我認為，在中日兩國的年輕的學者之間，不僅就中日關系而且還就廣泛的國際形勢展開討論有著重大的意義。也就是說，敏銳地察覺到世界動態和時代的變遷，從而把握中日關系發展的方向，需要具備這種視野。如果能通過中日合作培養出具備國際視野的有識之士，造就出大批有助于解決地區及國際社會的各種課題的人才，我相信，中日兩國就會成為世界上值得自豪的伙伴。”同時，他直接提出了推動北京大學與日本全面交流的“北京大學福田方案”，“第一，舉辦學術研討會，在今后的兩年里，以聯合國改革援助第三國、聯合國維和活動環保節能等全球性課題為主，要求北京大學學者赴日本參加研討會;第二，明年從北京大學的同學們當中選拔150名學生到日本進修;第三，就是繼續幫助日本研究中心的集中授課工作。我由衷地期待通過旨在加強對日交流的福田方案，雖然規模也不算是非常之大，但是我非常希望使大家中間能夠有更多的同學走上研究日本之路。”[12]這些提案在中日雙方的共同努力之下，基本得以實現。
其次，北京大學參與創建很多中日高等教育和人文交流的平臺。例如，延續至今的“北京-東京論壇”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這個論壇是由中國國務院新聞辦直接倡導推動并支持，最初由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中國日報社與日本非盈利法人機構——言論NPO于2005年創立的中日兩國民間交流年度性論壇，每年在北京和東京輪流舉辦，至今已經舉辦了十三屆。該論壇廣泛聚集中日兩國政治、經貿、外交、安全、文化、媒體、智庫等領域的知名人士，圍繞涉及中日關系的重大問題進行交流研討，推動雙方溝通觀點、縮小分歧、增進互信，影響和引導兩國公眾輿論，已經成為兩國間高層次民間對話和交流的重要平臺，為促進中日關系的發展作出了積極貢獻[13]。從第一屆至第十屆，北京大學都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
與“北京-東京論壇”平行發展的，還有北京大學學生自發組織的“京論壇”。2005年，中日關系進入彼此交往的低谷。當時北京大學的一部分學生(包括在北大的日本留學生)，聯絡東京大學的同學，經過長期準備，在2006年召開了第一屆論壇。“京論壇”希望能體現出中日兩國青年共同的愿望與責任意識，其主要特點有三個：一是對等對話，論壇的工作語言是英文，希望兩國青年能用第三方語言進行討論，實現對等無障礙的交流。同時也強調參加訪問人數對等、兩地開會時間對等和流程性質對等。二是強調親身考察，雙方學生都要到對方國家進行學術討論，參加報告會，與當地學者互動，到企業、政府機關、研究機構等地訪問調研。三是遵循緊密的社會接觸原則，即建立起廣泛的贊助商和支持者網絡，借助于大學、企業、政府、媒體等多方力量，實現交流的可持續性和效果最大化[14]。在這個過程中，北京大學的學生社團“學生國際交流協會”(SICA)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們通過“京論壇”，突破了一般跨國性學生交流停留在增進友誼、友好交流的程度，交流目的意識明確、突出學術性，而且強調深度參與和研究，兩周集中活動的背后，實際上是為期一年的持續深刻交流，是中日兩國高校學生交流的一個典范和模板[15]。
第三，北京大學的對日交流，經過40年的發展，取得了諸多重要成果。根據北京大學國際合作部的統計，2018春季學期，北京大學在校長期留學生3 177人，其中，人數排名第一為韓國留學生(1 008人)，第二為美國留學生(280人)，第三為日本留學生(223人)。日本留學生以進修生與本科生為主，高級與普通進修生112人，本科生62人，碩士研究生23人，博士研究生16人。分布院系主要有對外漢語學院、國際關系學院、中文系，以及新聞傳播學院、法學院、歷史系等。北京大學招收的短期日本留學生，每年春季、秋季學期班有近20人，四周語言文化項目(春季、暑期)規模近130人，是美國留學生以外第二大留學生群體。根據校際交流協議，北京大學每年派出前往日本高校的交流學生有20人左右，接收日本各高校交流留學生15人左右，主要來自東京大學、京都大學、大阪大學、名古屋大學、北海道大學、九州大學等6所國立大學，以及早稻田大學、慶應大學、大阪經濟法科大學、關西大學、日本大學、明治大學等6所私立大學 。
1979年9月5日北京大學與日本創價大學簽訂校際交流協議以來，已經與日本37所大學、科研機構之間簽署了校際交流協議，確立了姊妹學校關系，與多數學校之間保持著較為密切的往來關系，進行定期人員互換，雙方還在不斷地探索新的合作可能性及有效模式。其中，以與東京大學、早稻田大學、京都大學之間的關系尤為明顯。目前，北京大學與東京大學不定期地進行著學者短期訪問、日本短期留學推進項目的學生互換。與早稻田大學方面，除了每年定期進行學生和教員的交換外，還共同成立了北京大學-早稻田大學學術委員會，定期在兩校輪流召開聯合學術研討會，進行聯合講座等。同時，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還與早稻田大學研究生院達成了博士生聯合培養協議。進入21世紀以來，北京大學持續加強了與日本各大研究機構，如日本理化學研究所(RIKEN)、三菱綜合研究所、日本財團等機構的全面合作關系。
需要說明的是，這些僅是北京大學作為主體與日本方面交流的狀況，其下設各個院系、各個學術研究中心也都有自己獨立的對日交流渠道和定期、不定期的溝通形式。以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為例，從20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先后與日本近十所大學的法學部、國際關系學部保持著持久穩定的人員往來和學術交流。
三、當前中日兩國高等教育交流的探索與發展
中日兩國高等教育的發展，伴隨著中日兩國政治、經濟、社會往來日益發展而不斷走向深入，從目前北京大學與日本高等教育交流的一些探索和嘗試來看，可以展望一下未來中日兩國高等教育發展可能的新思路。
首先，40年前條約簽訂的時候，對中日兩國高等教育交流的基本內容有比較明確的規定和羅列，主要集中在兩國不同高校之間的教師、學生交換交流，采取短期或者長期留學的方式，或者共同召開學術研討會的模式來加深彼此之間的理解，也有一部分是圖書資料以及出版物的交換。目前來看，北京大學對日高等教育交流已經突破了這種相互展示、了解為目標的傳統模式，走向了更深層次聯合人才培養的新嘗試。
以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為例，在與日本大學、日本國立新潟大學、成蹊大學、島根縣立大學等的交流中，主要保留著定期召開學術研討會、教師學生之間定期訪問交流的傳統合作模式。但在與早稻田大學合作過程中，則進行了大膽的嘗試。北京大學與早稻田大學本科生雙學位交流項目是根據2003年兩校簽署的學術合作協議，由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與早稻田大學國際教養學部共同執行的國際交流項目，是北京大學當時唯一一個本科生雙學位交流項目。自2012年始，項目擴展到早稻田大學政治經濟學部。根據協議，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與日本早稻田大學每年相互派出約15名本科生進行為期一年的交流、學習，在取得兩所大學規定的學分及達到其他畢業要求后，可分別獲得北京大學和日本早稻田大學的學位。2005年，兩校正式開始互派學生。2007年，首屆項目交換生畢業。到2017年底，北京大學畢業生取得早稻田大學本科學位的人數已達151人，取得北京大學本科學位的早稻田大學畢業生共計117人[16]。早稻田大學與北京大學的雙學位項目，已經成為日本各大學申辦雙學位項目可供借鑒的樣板。不但如此，從2008年開始，北京大學與早稻田大學開始推出雙博士學位。十年時間過去了，最早從這個項目畢業的很多博士生，如今已經成長為中國日本研究學界的希望之星。當然，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與早稻田大學之間傳統的學生交換項目并沒有受到任何影響，從2013至2017年，早稻田大學通過學生交換項目共向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派出了20多名碩士研究生。兩校最新的合作嘗試是舉行兩校的聯合面試吸納人才，已經成功推舉一位北京大學博士畢業生進入早稻田大學擔任教職。
其次，北京大學在對日交流過程中，通過引進來、走出去的一系列努力，利用既有的中日高校合作機制，積極推動校內、國內和兩國高校之間更廣泛的學科發展和資源整合。
依據國家教育部與日本國際交流基金的協定，從1990年開始在北京大學舉辦“現代日本研究項目”，設立項目管理委員會，由分管文科的副校長擔任主任，下設“現代日本研究班”，最初掛靠在北京大學經濟學院，后掛靠在國際關系學院，學校的主管單位為研究生院。最開始招生對象為政府機關及地方公共團體機關、企業和科研機構的年輕干部，2001年—2005年增加招收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政府管理學院、經濟學院、法學院和光華管理學院在讀的博士生和碩士生。2005年后，將“現代日本研究班”改為 “現代日本研究中心”，從北京大學社會科學學部(特別增加城市環境專業)院系招收20名博士生，經過在北京大學一年時間中日雙方教授講座課程的培養，赴日研修兩個星期，期間與日本政府機關、各大高校、企業等機構進行全方位接觸。旨在提高博士生的綜合素質與科研能力，使其成為既具有高度的政治素質及廣博的知識與實踐能力，又具有專門知識的杰出人才，使其能夠忠誠地服務于中國的現代化建設。自1990年此項目設立至2017年，已累計培養531名學生，其中北京大學的碩士生50名、博士生257名。為國家培養了一批企業和政府部門的高級管理人才、具有綜合素質和科研能力以及從事日本及相關研究的杰出人才。在這個平臺上，北京大學的博士生們首先獲得了接受中日雙方教授聯合授課以及赴日實地考察的獨特優勢;同時，又能與來自不同院系的同學取長補短，互相切磋。2007年， 現代日本研究中心與南開大學日本研究院召開了第一次“博士生日本研究論壇”，從2009年第三屆開始復旦大學日本研究中心加入，成立了三校博士研究生日本研究論壇，在三校輪流召開，至今已經舉辦了12屆，使這批博士研究生實現了在國內跨地域、跨學科的定期交流。北京大學現代日本研究中心主持的對日交流項目已經成為北京大學博士研究生培養的一種重要探索，得到了教育部和北京大學的多次表彰。此外，北京大學也在嘗試摸索和日本高校優勢互補，甚至聯合申請課題等新的合作方式和合作渠道。
最后，中日高等教育交流已經由中日兩國之間，開始逐漸向東北亞、東亞甚至整個世界范圍逐漸拓展，呈現出東亞乃至全球高等教育合作視野下中日高等教育交流的新特點。在東北亞地區，中日韓三國高等教育交流發展迅速。2016年，首次中日韓三國教育部長會議在韓國召開。2018年3月21日，第二次中日韓教育部長會議在日本東京召開，中國教育部部長陳寶生、日本文部科學大臣林芳正、韓國副總理兼教育部長官金相坤出席了會議。會后，三國教育部長共同簽署了《第二次中日韓教育部長會議聯合公報》。在會議召開期間，中日兩國教育部長就推進高等教育等務實合作交換了意見，雙方就《中日教育交流五年計劃(2018-2022)》達成一致。陳寶生部長表示：“三國教育部應充分發揮教育在國家關系發展中作為粘合劑和潤滑劑的獨特作用，互學互鑒、攜手前行，為本地區經濟社會發展提供人才支持、智力支撐，為地區和平與發展增添‘正能量’，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作出貢獻。”
會議中提及的“亞洲校園”項目其實從2012年秋季起已經實施。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作為中方負責實施單位，到2018年春季為止已經向日本東京大學和韓國首爾大學派出碩士研究生60人，同時接收來自兩校的碩士留學生65人。在中日韓三國政府推動的合作機制基礎上，從2014年秋季起，北京大學已經與東京大學將亞洲校園項目上升到聯合培養的“碩士雙學位”項目，2017年秋季開始，北京大學與首爾大學也建立了碩士雙學位項目。在這個合作過程中，北京大學與東京大學之間的合作不斷加深，自2015年起設置了北京大學-東京大學研討會，雙方輪流舉辦，目前共舉辦了4屆。每年約30名來自兩校的教授、碩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參加研討，圍繞海上安全、中日危機管控、歷史和戰爭記憶、區域經濟問題、發展、能源與環境、“一帶一路”、中日關系等雙方關切的話題進行深入交流 。
在東亞地區還存在著一個更大的“亞洲校園”項目——亞洲區域整合的東亞大學院(East Asian University Institute：EAUI)。這一計劃由日本早稻田大學亞太研究科發起，是以歐盟發起的伊拉斯謨世界項目(Erasmus Mundus Programme)為范本的一項高等教育交流計劃，目的是在東亞建立類似于歐盟的歐洲大學院(European University Institute： EUI)。合作成員包括中國北京大學、韓國高麗大學、泰國法政大學、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等五所學校 。從2012年至今，五校輪流舉辦了11次暑期班(冬季班)活動，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作為中國方面實施單位，每次派出約2～3名教師和5名碩士、博士研究生參加。當然，更廣范圍合作的，還包括如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參與的“五校會議”。此對話平臺是在2009年由北京大學、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日本東京大學、韓國高麗大學和新加坡國立大學的國際關系研究院系共同發起、輪流舉辦的聯席會議，就共同關心的國際關系中的重大問題進行深入研討，以促進國際問題的研究、教學以及五校之間的合作。到現在為止，每年參加的學校已遠遠不止上述五校，其影響力還有不斷擴大的趨勢。
結 語
“建設教育強國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基礎工程，必須把教育事業放在優先位置，深化教育改革，加快教育現代化，辦好人民滿意的教育。”[17]在深化教育改革和加快教育現代化過程中，高等教育的對外交流顯然是非常重要的一個環節，即便在當前全球化受到重大沖擊和質疑的背景下，“高等教育在研究和教學中的使命需要一種全球性視野。如果各個大學被限制在一種封閉的、限于一國的高教體系范圍內，那么它們還能有其他方法培養學生，使其成為全球公民并通過各自的研究為解決全球性挑戰做出貢獻嗎?”[18]應該看到，當前中日高等教育對外交流過程中還存在著一系列的問題，如從中日兩國國內總體情況來看，高等教育交流的資源分配嚴重不平衡，區域差異非常明顯;兩國高等教育交流發展的獨立性和持續性有待提高，目前受到兩國政治外交關系發展變化的影響較大;政府主導色彩比較濃厚，民間資金參與和推動高等教育交流的努力還需不斷加強等等。
在《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簽訂之后的40年里，中日高等教育交流的發展是兩國政治、經濟交流和兩國關系和諧穩定的重要內容，同時也為兩國各領域的發展提供了大量優秀人才，是造福當代、功在千秋的基礎性工程。面對新時代和新挑戰，相信中日兩國高等教育交流將繼往開來，開啟面向亞洲、面向世界、面向未來合作交流的新征程。
[參 考 文 獻]
[1] 季明明.中國高等教育改革與發展[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4： 319.
[2] 廉正保.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大事記：第4卷 1972年1月至1978年12月[M]. 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 2003： 366.
[3] 李滔. 中華留學教育史錄(1949年以后)[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0： 365.
[4] 對外文化聯絡委員會綜合研究室. 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合作協定匯編 1[M]. 北京：對外文化聯絡委員會綜合研究室， 1982. 123-124.
[5] 中日發表關于建立致力于和平與發展的友好合作伙伴關系的聯合宣言[N]. 人民日報，1998-11-27(001).
[6] 中日關于全面推進戰略互惠關系的聯合聲明[N]. 人民日報， 2008-05-08(003).
[7] 文部科學省.平成28年度文部科學白書[EB/OL].[2018-06-05].http：//www.mext.go.jp/b_menu/hakusho/html/hpab201701/detail/1398313.htm.
[8] 高柏.日本大學校長的改革觀念——中日大學校長會議述評[J].外國教育動態，1985(6)：10-12.
[9] 中國國家教育部.交流合作項目[EB/OL].[2018-06-04].http：//www.moe.gov.cn/s78/A20/s3117/moe_854/tnull_48799.html.
[10] 郝平. 北京大學創辦史實考源[M].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1998：319-320.
[11] 魏定熙. 權力源自地位：北京大學、知識分子與中國政治文化 1898-1929[M]. 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 2015. 47-54.
[12] 日本首相福田康夫北大演講：提出北京大學福田方案[N]. 北京大學校報， 2008-01-06(001).
[13] “北京—東京”論壇詳細資料和發展歷程[EB/OL].[2018-06-10].http：//www.beijing-tokyo.com/.
[14] 加藤嘉一. 致困惑中的年輕人[M]. 南京：鳳凰出版社， 2012： 48-50.
[15] 加藤嘉一. 以誰為師? 一個日本80后對中日關系的觀察與思考[M]. 北京：東方出版社， 2009： 145-154.
[16] “北京大學—早稻田大學雙學位交流項目十周年”紀念活動在北大國關學院舉行[EB/OL].[2018-06-12].http：//pkunews.pku.edu.cn/xwzh/2017-05/10/content_297777.htm.
[17] 習近平. 2017年10月18日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7： 45.
[18] 周岳峰. 高等教育國際化應更具開放性[N]. 社會科學報，2017-08-17(007).
The New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Exchanges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in the Past Forty Years after the Conclusion of the China-Japan Peace and Friendship Treaty ——A Case Study of Peking University
CHU Xiao-bo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Key words： China-Japan Peace and Friendship Treaty; higher education exchanges; Sino-Japanese relations; Peking University
中日茶文化對比論文范文第4篇
摘 要： 自改革開放以后，隨著中國與日本交流日益密切，大量的日語新詞傳入中國，被人們所熟知并廣泛使用，成為現代漢語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這些用來表示新事物和新現象的詞被稱作“日源新詞”，大大增加了現代漢語的表現力。研究這些日源新詞是時代的要求，是了解現代漢語在新時代發展變化的重要途徑。通過研究“宅”這一典型的日源新詞在漢語中的使用和變化，探討日源新詞在現代漢語中的受容情況。
關鍵詞： 御宅族 日源新詞 受容
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間，“宅家過年”“宅家抗疫”等詞頻頻出現在人們的視野中。其中的關鍵字“宅”在這里表示待在家里，不出門的意思，這并不是“宅”字原本就有的用法，而是來自日語中的“御宅族”一詞。該詞原本意思是對特定領域或事物感興趣，癡迷于收集相關信息的人，狹義來說，專指對動漫、游戲等虛擬世界有著異于常人熱情的人。這在日語中是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才開始出現的新含義，是一個典型的應對新事物新現象出現的新詞匯，或是舊詞被賦予的新含義?！罢弊衷谶M入中國后只在小部分二次元文化愛好者中被用作該含義，很快就發生了詞義變化及詞性增加，被用來表示“待在家不出門”的意思。這其中有語言本身的內在原因，也有兩國之間社會文化不同這一外在原因。本文將分別考察該詞在日語及現代漢語中的使用情況，分析在傳入現代漢語后發生變化的原因，總結歸納日源新詞在現代漢語中的使用和變化。
一、日源外來語的兩次輸入高峰
現代漢語發展到如今，外來語已經成為一個不可或缺的有機組成部分。外來語不僅豐富了原有的文化，還給人們帶來了各種各樣新的概念。尤其是在不斷全球化的現在，語言作為跨文化交流的媒介手段發揮著極重要的作用[1]。
在日本明治維新以前，中日之間的文化交流一直是“漢學東漸”的過程。日本為了吸取先進的中國文化，自飛鳥時代起就開始向中國學習并使用漢字，引進并翻譯了大量的中國典籍及漢譯的佛教經典。在近代以前，中國幾乎沒有翻譯過日語書籍，所以幾乎沒有對漢語產生影響。漢語接受來自日語的外來詞匯大多是在明治維新之后，至今已有一百多年的歷史。在這期間出現了兩次日元外來語傳入的高峰。
（一）第一次高峰
明治維新后，日本順利走上了資本主義道路并迅速發展成為近代化強國。中國的一些有識之士意識到向日本學習的必要，自1896年開始，向日本派遣留學生。中國開始向日本，或通過日本學習西方的先進文化。留日學生、翻譯家及學者們閱讀、翻譯了日語書籍，經過模仿和再創造吸收了大量的新詞。近代新詞，尤其是其中抽象詞匯的部分是西方文明的承載體和傳播者，有時甚至被視作西方文明的本身。在日本的近代詞匯研究中，這些詞語被稱為“新漢語”，即用漢字構成的新詞?！靶聺h語”這一術語表明：新的漢字詞超越了漢語、日語、朝鮮語等個別語言的框架，成為漢字文化圈概念共享的媒介物[2]。在這短短的二三十年間，大量表現歐美現代科學思想的日源詞匯融入現在漢語當中，不僅增強了漢語的表現力，還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漢語的文體。在這么短的期間內吸收如此多的外來詞匯，在社會、文化等各個領域中普及，在漢語的詞匯發展史上極為罕見。
（二）第二次高峰
改革開放以后，中國對外敞開了大門，外來的新事物、新概念接踵而至。人們需要新的詞語表述這些新事物、新概念，新詞的增長是這種社會生活變動的反應[3]。隨著中日兩國在科技、經貿、文化等各個方面的接觸增多，越來越多的日語新詞進入現代漢語之中。不僅有家電產品、汽車、機械等象征日本先進科技和物質文化的商品大量進入中國，還有日本的文學藝術、飲食文化、社會現象、時事政治等各個領域的詞匯輸入現代漢語當中。我們現在在日常生活中經常使用的“～族”“～屋”“卡拉OK”等就是在這個時期傳入并流行起來的。我們通常把這些通過各種途徑傳入中國，在原有的現代漢語常用詞匯中不存在的，具有新形式、新含義或是新用法的詞稱作“日源新詞”。
這一時期輸入的詞匯和第一次輸入高峰時期相比，盡管所涉及的領域相對較少，主要集中在社會、經濟和文化等領域，但是從數量上來看并不遜色。在這其中，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動畫、漫畫等相關內容中出現的日語新詞在整個社會文化領域新詞中占據相當大的比例，在我國，特別是青少年中被廣泛使用，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有“宅”。
二、“宅”在日語中的使用情況
“御宅族”一詞來源于日文的“お宅”，它在日語中原本是用來表達“您府上”或是“您”這個意思的敬語?！罢小薄罢钡让~中的“宅”狹義上指的是沉迷動畫、漫畫、游戲等次文化的人。在日本，第一次正式在出版物上出現“お宅”這一用法，是在1983年的《漫畫ブリッコ》雜志的六月號中，中森明夫在題為《『おたく』の研究》這一連載中，首次將這些聚集在Comike這一全球最大同人志即賣會上的動畫迷們稱為“御宅族”[3]。為了區別于該詞原有的含義，往往會用片假名標記為“オタク”。
被稱作“御宅族”的這一族群出現不過短短幾十年，作為一種新的社會現象，它的出現和發展是和社會、文化、經濟、科學技術等各個方面的發展息息相關的。日本在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經濟開始高速增長，國民生活水平提高。特別是電視機等家用電器普及，給動漫產業的發展提供了物質基礎[4]。但確切的關于“お宅”這一個新含義是如何出現的，目前還沒有定論。
慶應大學畢業的一群科幻迷們成立了動畫工作室并制作了熱門動畫《超時空要塞》，他們不僅相互稱呼“お宅”，還讓動畫中登場的人物也這樣稱呼。當時的女高中生科幻作家新井素子在雜志刊登的一篇隨筆中稱呼友人為“お宅”?？苹眯≌f作家平井和正在小說中，也讓主人公使用“お宅”這一稱謂。
除此之外還有另外幾種說法，但主要還是集中在第一種?！冻瑫r空要塞》在當時是轟動一時的動畫作品，粉絲紛紛效仿。以此為契機，這一稱呼在二次元愛好者中間流傳開來。尤其在同好者聚會上，以交流興趣愛好和交換信息為主要目的的他們甚至可能都不知曉對方的姓名，用“お宅”這一第二人稱詞成為最好的選擇。既能保持適當的射角距離，又能體現彼此共同的愛好。這些愛好者們往往表現出對人與人之間直接交流的回避，愛好者圈子具有一定的封閉性。
后來詞義進一步擴大，指只對特定的某領域或事物感興趣，并對此有異于常人的了解，卻缺乏一些社會常識的人。這個跟二次元文化密不可分的意思直到1998年才被收錄到《廣辭苑》的第五版之中。在中國，即使是懂日語的人，如果不關注二次元文化，恐怕就不太了解這個用法。因為“お宅”們總是被認為不善與人交際，在人際關系上存在問題，所以一開始是作為一個蔑稱存在的，但現在隨著詞義的擴大，性質趨于中性，開始使用于表示對某職業領域有極深造詣的人。
三、“宅”一詞在現代漢語中的使用狀況
“宅”或是“御宅族”進入中國的時間并不長，不過短短十幾年的時間。一開始只在一些ACG文化愛好者中流傳，按照這個詞的原意，在漢語中可譯為“愛好者”“～迷”。小圈子交流是他們的核心特征，會傾向于使用一些只有同好者才懂的詞語隔絕非同好，增進同好者之間的認同感。這些二次元愛好者們會頻繁接觸日本文化及日語，直接使用一些日語詞，例如“宅、萌、殘念、聲優、吐槽、耽美、蘿莉”等，成為他們與同好者進行交流時的語言習慣。
隨著互聯網等的發展，人與人之間的交流手段不斷增加，幾乎不再有完全封閉的圈子內交流，青少年對于新詞的接受總是最活躍的，很快這些源自二次元文化的日源新詞不再局限于動漫愛好者之間，成為青少年中普遍使用的流行詞匯。這其中不乏一些對二次元文化不甚了解的使用者，加之本身“宅”字在漢語中有“住所、房子”之意，與“宅”原意所指的御宅族不善與人交際的特點契合，“宅”開始被用來指待在家里的人，漸漸變成了“家里蹲”的代名詞。在越來越多的媒體開始這種誤用之后，被賦予了新含義的“宅”甚至比原意更廣泛地被使用。下面通過對新華網、人民日報等主流媒體報道中“宅”的使用情況進行分類歸納，看一看“宅”的使用情況。
（一）用作名詞
a.作為原意“愛好者”“～迷”之意
①喝完“肥宅快樂水”，就想“燃燒卡路里”?！按_認過眼神”“你是魔鬼嗎”？
②“FEEL”技術宅：我們將定義“90后”的生活。
③他由“技術宅”開始跑市場;他，見證著“老粗黑”成為“小清新”。
④不管你是吃貨還是游戲宅，都別貪圖享樂疏忽了用火用電安全。
b.作為漢語中新出現的“家里蹲之意”
①但我們還有時間計劃，更從容地去面對……制訂屬于你的7天“春節御宅計劃”。
②綠色健康、“家場景”“宅經濟”消費熱度凸顯，健身器材、保健食品、消毒衛生用品、中高端廚房電器、寵物用品增長均超過30%。
③航母不是“宅男”，遠航必是常態。
④致敬前線與病毒廝殺的英雄，也感謝每一個“宅男宅女”。
（二）用作動詞
①疫情防控期間，中國戲劇梅花獎獲得者武凌云和同為國家一級演員的父親、母親、妻子“宅”家直播，吸引數十萬網友的點贊。
②新冠疫情防控期間，日本大量民眾宅家，丈夫不再出門上班、改成在家遠程辦公。
③封城宅家，全國馳援，全民核酸，終于換來武漢的戰略性勝利。
④有人不懼嚴寒，堅守崗位;有人宅家戰疫，用感恩致敬守護。
⑤內蒙古中西部和西南部、華北及東北西部等地都將出現明顯沙塵天氣。提醒：遇到沙塵天氣，盡量宅家不出門。
⑥隨著各地開學在即，宅在家許久的同學們終于要告別網課了。
（三）用作形容詞
①因為重擔千斤，年逾古稀的院士還在戰斗;而為了避免傳染，所有人在理解與焦灼中，度過了史上最宅的春節。
②經歷史上最“宅”春節，所有中國人都憋著一股勁，希望多措并舉、多管齊下，凝心聚力打贏疫情防控阻擊戰。
③人大重陽金融研究院王文：中國500強企業有點“宅”。
④男性收視人群也從海量網絡數據中浮出水面，顯現出“男人也愛看電視”的有趣現象。漢子們，最近比較宅？
四、“宅”在漢語體系中的變化和原因
近年來，“宅”已經慢慢不再是局限于某個小圈子內部交流的“黑話”，使用的范圍不斷擴大，并且開始被很多主流媒體使用?！罢小薄罢弊鳛樾略鲈~匯，和“限行”“搖號”“團購”“微博”“云計算”“情人節”等詞一起被收錄進了《現代漢語詞典》第六版（2012年）之中，可以說已經正式地被接納到漢語之中，充分顯示了這個詞的強大生命力。
綜合上面的例子我們發現，“宅”在漢語的實際使用中，出現了詞義的擴大和詞性的增加。從數量上看，在漢語中誕生的新含義甚至比原義還要更廣泛地被使用。究其原因，可以歸納為以下幾點：
首先，兩國語言存在共同的漢字基礎，為這個詞在漢語里的使用奠定了基礎。在第二次日語輸入外來語的高峰中，非常多的與二次元文化相關的詞匯大量涌入，使很多非愛好者來不及一一探究其內涵，只是習慣性地按照一貫的思維認識模式“望文生義”。有關日本社會經濟文化的新聞報道之中，或許是為了凸顯某種東瀛風情，日語詞匯往往被直接拿來就用[5]。一些媒體在此基礎上還自創了“宅經濟”等詞匯，使“宅”的這一新含義產生了更廣泛的影響。
其次，古漢語中的“宅”本身就是“定居、居住”這一動詞性的用法。例如“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詩經·商頌·玄鳥》）。在日語中的“宅”一般只作為名詞使用，在現代漢語中發生了動詞化，并被廣泛使用，這和漢語中的“宅”字本身的動詞用法是分不開的。這使“宅”這一動詞化變化的接受度變得更高，與漢語的語言體系的融合更自然。
最后，“宅”的新含義正符合我國的新思想、新現象。隨著網絡技術的發達，越來越多的事情足不出戶就可以做到，“宅”在家里做一些自己喜歡的事成為新青年們喜歡的新的生活方式，“宅男”“宅女”成為這類年輕人略帶調侃意味的代名詞?！白罱悬c宅”是對這類生活狀態很好的形容。像這樣的一些日源新詞在現代漢語中詞義或詞性發生變化，然后通過本身強大的構詞能力不斷組成新詞，給現代漢語帶來更多的活力，適應不斷出現的新人群和新社會文化現象。
五、結語
從語言本身的角度來看，日語之所以能影響漢語，很重要的一個原因是日語中新創造的漢字詞符合漢語的造詞法。從影響的時期來看，主要集中在甲午戰爭到五四運動這二三十年間，以及中日恢復邦交至今的幾十年。這和兩國之間的社會政治歷史的發展過程密切相關，因此，對外來新詞的研究不應僅停留在語言文化交流層面，還應從社會語言學的層面關注。
語言是適應社會文化發展及社會不斷變化的交際需求不斷發展和演變的，這在人類的發展歷史中得到了普遍印證。在這其中對變化最敏感的往往是詞匯。二次元文化是日文現代文化輸出的重要部分，作為主要受眾的青少年的是創造或接受新詞匯最活躍的一個群體。隨著二次元產業的蓬勃發展，它的影響已經不僅僅限于文本、映像等，而是遍及日常生活的各個角落。青少年作為二次元文化的主力消費群體，他們往往有自己的行為方式和語言特色。對于這部分日源新詞的研究，不僅可以反映青少年群體語言使用的規律和特點，對揭示漢語新詞發展規律也有重大意義。
進入現代漢語體系中的日源新詞大大豐富了漢語的詞匯，增強了漢語的表現力。我們不拘泥于這些詞原本的詞義和詞性，很多日語新詞在被漢語吸收后發生了變化，或有了新的詮釋，更適合在漢語環境下使用。這是漢語以更開放的心態接納外來詞匯的表現。
參考文獻：
[1]史有為.漢語外來詞[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0.
[2]沈國威.漢語的近代新詞與中日詞匯交流——兼論現代漢語詞匯體系的形成[J].南開語言學刊，2008（1）.
[3]沈國威.新語往還——中日近代語言交涉史[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0.
[4]大塚英志.“御宅族”的精神史[M].東京：講談社，2004.
[5]熊野七繪.“動畫·漫畫”調查研究[J].日語教育紀要，2008（4）.
[6]甘濤.日源新詞在當代漢語新聞報道中的傳播與變異[J].傳媒新論，2012（2）.
基金項目：本文系2017年南京農業大學中央高?；究蒲袠I務費人文社科基金育才項目，“翻譯文化觀視域下的日語新詞漢譯策略研究”，項目編號：SKYC2017005;2017年江蘇省教育廳高校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項目，“翻譯文化觀視域下的日語新詞漢譯策略研究”，項目編號：2017SJB0035。
中日茶文化對比論文范文第5篇
關鍵詞：飲食文化;差異;哲學思維
在國際交往眾多的今天，我們會接觸到來自不同國家、不同領域的各種不同于我們的文化，飲食文化就是其中之一。飲、食是人類生存的第一要務，中西方在此方面都有著悠久的歷史和燦爛的文化，中西飲食文化各方面具體的差異和產生原因我們會一一進行分析。
一、飲食觀念
1.“民以食為天”、 “民可百年無貨，不可一朝有饑，故食為至急”，從此可以看出中國人多么地重視吃，把吃飯看做是人生至急、比天還重要。這種重要性體現在我們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在我們的語言和組詞方面：無論何時見面打招呼都是“吃了嗎?”說人不忠誠是“吃里扒外”、說誰社交能力好是“吃的開”、說經歷磨難是“吃苦”、感情中的嫉妒是“吃醋”等等。中國人重視吃、喜歡吃，無論各種場合都能找到吃的理由：人，出生要吃、滿月要吃、生日要吃、升學要吃、畢業要吃、升職要吃、結婚要吃、去世要吃;出遠門要吃(餞行)、回家要吃(接風)等等。
中國人不僅喜歡吃、重視吃的場合，還強調吃的美味。“民以食為天”但“食以味為先”。中國烹調對美味的追求幾乎達到極致，這也是中國飲食獨特魅力之所在。中國烹調美味的產生是各種調料、輔料，配料相互搭配、相互調和的結果。中國的飲食觀其實是一種美性飲食觀，講究五味調和，重內在而不刻意修飾外表，重菜肴的味而不過分展露菜肴的形和色。當然中國美食在過分追求“味”的同時，很難兼顧營養，這也是我們感性飲食觀的外露。
總之中國人重視吃、強調味，在物質豐富的時代，吃已不僅是填飽肚子維持生存的方法，而且是一種美的享受。中國人重視吃，是因為它是生存的第一要務，也因為歷史上很長一段時期中國都生產力水平低下，人們食不果腹，才會把吃看得重于一切。中國哲學強調“和”，陰陽調和、五味調和，講究的是統一、融合和和諧。不僅是“色、香、味、形、器”的“和”，還要 “陰陽五行、四季”的“和”，吃飯不僅要味道鮮美還要和四季時令結合，至此才創造出中國的美性、感性飲食觀。
2.西方國家雖重視吃，但其不管是在吃的重要性上還是對“美味”的重視上和中國相比都相去甚遠。飲食對他們來說大多還是作為生存的必要手段或者是一種交際方式而已。林語堂先生語：“英美人僅以‘吃’為對一個生物的機器注入燃料，只要他們吃了以后能保持身體的健康，足以抵擋病菌的感染，其他皆在不足道中。”[1] 所以，即便他們的食物單調乏味，為了生存他們還是會理性地吃下去的。同時，為了更好地活下去，他們會關心所吃食物是否有營養，營養成分的搭配是否合理、是否有利于充分吸收。盡管中西方都有食物的搭配，但中國強調的是“美味”，一種感性的享受;西方強調的是營養，一種理性的生存方式。
二、飲食對象
1.“一個民族的飲食與其生存環境和傳統密切相關” [2]，“其生存環境不僅決定了可能獲得的食物資源種類，而且對于該食物的獲得方式和消費方式等也影響至深” [3]，中國的飲食文化是建立在傳統的以種植業為主、畜牧業為輔的農業基礎之上的，所以歷來大多以谷物或其他素食為主，肉類為輔。但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和環境的改變，中國的飲食對象范圍在無限的擴大，食物的種類可以說無所不包，烹調方法：炒、煎、炸、蒸、燉、烤、爆、燜、拌等五花八門。食材的豐富、烹調方法的多樣化，使得中國人對吃更是樂在其中，并且不辭辛苦地不斷追求創新，把吃文化的享受發揮到極致。
中國飲食對象的廣泛性是和感性、隨意、享受的飲食觀念相適應的。哲學觀念上的“和”，在這里就是天人合一，人與自然是和諧共處的，一切皆可為我所用，為我所食。
2.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國家的傳統農業為畜牧業，種植業只占小部分。所以西方人以食用肉類和奶制品為主，輔以少量的谷物。西方的飲食往往是高脂肪、高熱量的，但他們注意的是盡量保持食物的原汁原味和天然營養。他們食材雖營養豐富但種類單一，制作簡單。他們吃的目的不在于享受，而只是為了生存和交際，所以他們會很樂于吃“大塊牛肉”和“整塊雞”。
理性、注重營養、簡單，這依然是西方理性哲學思維的表現。
三、烹調操作準則和程序
1.由于中國飲食對象的范圍廣，烹飪手法多樣，所以烹飪準則和烹飪程序也不確定，且同樣變化多端。就算是全國知名的菜，其菜譜上的描述也是只能意會不能言傳的模糊。不管是原料、調料或者是輔料，很多時候都是用“一湯匙”、“小半碗”、“適量”、 “少許”等等這些模糊概念來描述的。同樣一個菜，因為配料、調料或輔料選擇的不同，不同的人做出來有不同的味道，即使同一個人每次做出來的味道也不可能是完全相同的。在烹調程序上同樣可以發揮每個人的聰明才智，沒有嚴格的操作標準。那么在中國這么遼闊的土地上，不同地區的人更會做出不同的味道、不同的特色，中國飲食也才因此有了不同的菜系。為了追求味道的獨特和鮮美，廚師們甚至會根據不同的季節、不同的食客和不同的場合把同一道菜做出不同的變化。
宏觀、模糊、變化就是中國哲學的特點，中國飲食操作準則和程序上的隨意和不確定性就是其內在影響的外在表現形式之一。在操作程序和烹調準則上的隨意，歸根結底還是為了追求至高無上的“味”，對味的強調和追求依然是中國哲學“和”思想的深遠影響，陰陽調和、五味調和，食材原料、輔料、調味料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合而為一，包羅萬象。
2.西方國家在飲食習慣上強調的是營養，注意的是盡量保持食物的原汁原味和天然營養，在飲食對象上相對中國而言又比較的單一，他們吃的目的也只是為了充饑和交往，所以他們的烹調程序可以、也能夠嚴格地依照一套標準的步驟進行。“中國人既以飲食為人生之至樂，至樂之中自然以享受為第一要務;而西方人僅把飲食當做注入一個生物機器里的燃料，難免就要為進食制定清規戒律。” [4] 相對于中國的菜譜，西方的菜譜整體上看是科學和精確的，配料、調料的添加精確到克，烹調的時間精確到秒，甚至他們的廚房里備有天平、量杯、刻度鍋、定時器以及其他大大小小的容器，廚房不像是一個制作、享受人間美味的地方，反倒像個辛苦工作的實驗室。比如肯德基和麥當勞，雖然其連鎖店遍布全球，但其所有的食物在全世界任何一個能吃到的地方都是一個味道，因為他們是嚴格按照全球通用的一整套操作標準進行烹飪的。這種烹飪手法做出來的食物，幾乎都保持著食物本身的味道，即使有不同食物間的搭配，也只是在容器之上的搭配。
西方哲學的理性思維在這里的表現形式就是機械、嚴格的烹飪操作程序。西方哲學強調理性、強調個體和獨立。西餐中大部分正菜原料互不相干的搭配風格把這種哲學內涵生動地表達了出來。
四、飲食習慣
1.中國人用餐，不管是什么樣的宴席、怎樣的目的、什么樣的場合，大部分情況下都是圍桌而坐。所有的食物，冷菜、熱菜、主食、副食、湯、甜點、水果等等，全都放在桌子中間供大家共同享用。同時，會根據用餐人身份、地位、年齡等的不同，尊卑有序地安排不同的座次。大家在宴席中相互敬酒、相互勸菜。此種用餐習慣看起來團結、熱鬧、祥和，也便于集體情感的交流。
圍桌宴飲符合我們中國人“民族大團圓”的普遍心態，單道菜品的“味道”、整桌食物的“搭配”，以及用餐人員間的“團結、禮讓”，都是中國哲學思想“和”的體現。我們一向以“和”、“合”為最美妙的境界，我們重視整體、強調全局，個體和局部被融合在集體之中，“和”的哲學思想導致了如此的飲食習慣。
2.西方人用餐的主要目的是充饑，其次是交誼。通常情況下的用餐都是分食制，大家各自用餐互不干涉。而西式宴會的核心目的就在于交誼，所以此種宴會講究溫馨、優雅和富于情調。西方人最鐘情于自助餐，所有的食物依次排開，大家各取所需，在整個用餐過程中大家可以自由走動，或是取食或是獨處，當然最重要的是可以自由地選擇交誼的對象。如果在多人餐桌共同用餐時，西方人更注重的是和相鄰人的交談，而不是全桌人的交流。
與講究“氣”，追求“和”的中國哲學思想不同，西方哲學講究實體和虛空的分離，強調的是形式結構，他們尊重個體，崇尚個性突出，不喜群體性的交流，這也是自助餐流行的深層原因。
五、餐具、用餐環境及其他
飲食對象的差異以及用餐習慣的不同，也導致了飲食餐具的各不相同。中國人的飲食對象五花八門，用餐時又是圍桌共食，所以筷子的發明和使用簡直就是絕配了?？曜与m簡單，但卻幾乎能應付一切食物。中國人用餐，講究的氛圍就是熱鬧，要場面、好面子，吃飯或喝酒時喜歡大聲說話。
西方人喜歡大塊牛肉、雞肉，又實行分食制，刀叉當然是最好選擇了。他們宴請時，依然追求一種浪漫的情調，講究安靜，席間很少有人大聲喧嘩，甚至喝酒、咀嚼食物時發出聲音也被認為是不雅、不禮貌的，彼此間的敬酒也只是意思一下，絕少有人去狠命地勸酒和拼酒。
上面提到的這些飲食方面的差異只是飲食文化的一部分，飲食文化又是整個文化中的一個方面。中西飲食雖然在諸多方面存有差異，但這些差異也是相對的，在中西方文化不斷交流的過程中，它們已不斷融合。當今全球化的發展，使得各不相同的文化加速了相互間的吸收和包容，中餐西吃、西餐中國化都是跨文化交流的結果。當然，我們在了解、吸收西方飲食文化的同時還要保持自己的民族特點，通過飲食文化的傳播來搭建中西方溝通的橋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