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arcgis生態保護紅線
生態保護紅線——李干杰
“生態保護紅線”——確保國家生態安全的生命線
2014.01.16 08:00 來源： 《求是》
期號： 2014/02 作者： 李干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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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明確提出，要加快生態文明制度建設，用制度保護生態環境。其中，關于劃定生態保護紅線的部署和要求是生態文明建設的重大制度創新。生態保護紅線是指在自然生態服務功能、環境質量安全、自然資源利用等方面，需要實行嚴格保護的空間邊界與管理限值，以維護國家和區域生態安全及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保障人民群眾健康。“生態保護紅線”是繼“18億畝耕地紅線”后，另一條被提到國家層面的“生命線”。
一、劃定生態保護紅線的意義
30多年來，隨著城鎮化、工業化的快速發展，我國資源約束趨緊、環境污染嚴重、生態系統退化，可持續發展面臨嚴峻挑戰。劃定生態保護紅線，對維護國家生態安全、保障人民生產生活條件、增強國家可持續發展能力具有重大現實意義和深遠歷史影響。
劃定生態保護紅線是維護國家生態安全的需要。由于經濟社會活動對自然利用強度不斷加大，我國自然生態系統受擠占、破壞的情況日趨嚴重，呈現出由結構性破壞向功能性紊亂的方向發展。目前，我國草地生態系統退化趨勢明顯;濕地仍在萎縮，生態系統服務功能持續下降。比如，過去20年間，甘南水源涵養重要生態功能區生態服務能力下降了30%左右;黑河下游防風固沙重要生態功能區生態服務能力下降了近40%。只有劃定生態保護紅線，按照生態系統完整性原則和主體功能區定位，優化國土空間開發格局，理順保護與發展的關系，改善和提高生態系統服務功能，才能構建結構完整、功能穩定的生態安全格局，從而維護國家生態安全。
劃定生態保護紅線是不斷改善環境質量的關鍵舉措。隨著經濟社會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人民群眾對環境質量的要求和期待不斷提升。當前我國環境污染嚴重，以細顆粒物(PM2.5)為特征的區域性復合型大氣污染日益突出。2013年以來，我國中東部地區出現的長時間、大范圍、重污染霧霾天氣，影響了近6億人口。水環境質量也不容樂觀。2012年，長江、黃河、珠江、浙閩片河流、西南諸河等十大流域的國控斷面中，劣Ⅴ類水質的斷面比例達10.2%。土壤污染特別是重金屬問題日益顯現，威脅到食品安全。畜禽養殖業環境污染問題突出，成為農村的最大污染源。劃定并嚴守生態保護紅線，將環境污染控制、環境質量改善和環境風險防范有機銜接起來，才能確保環境質量不降級、并逐步得到改善，從源頭上扭轉生態環境惡化的趨勢，建設天藍、地綠、水凈的美好家園。
劃定生態保護紅線有助于增強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能力。我國人均耕地資源、森林資源、草地資源約為世界平均水平的39%、23%和46%，大多數礦產資源人均占有量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城鎮化是未來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到2020年，城鎮化率將達到60%左右，資源環境的壓力還將進一步加大。據研究，建設用地增加率是城鎮化水平提高率的1.56倍，城鎮人口人均能耗是農村人口的1.54倍。有研究表明，我國土地資源合理承載力僅為11.5億人，現已超載約兩億，我國已有600多個縣突破了聯合國糧農組織確定的人均耕地面積0.8畝的警戒線。劃定生態保護紅線，引導人口分布、經濟布局與資源環境承載能力相適應，促進各類資源集約節約利用，對于增強我國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生態支持能力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
二、生態保護紅線的內涵
生態保護紅線的實質是生態環境安全的底線，目的是建立最為嚴格的生態保護制度，對生態功能保障、環境質量安全和自然資源利用等方面提出更高的監管要求，從而促進人口資源環境相均衡、經濟社會生態效益相統一。生態保護紅線具有系統完整性、強制約束性、協同增效性、動態平衡性、操作可達性等特征。系統完整性是指生態保護紅線的劃定、遵守與監管需要在國家層面統籌考慮，有序實施;強制約束性要求生態保護紅線一旦劃定，必須制定嚴格的管理措施與環境準入制度，增強約束力;協同增效性要求紅線劃定與重大區劃規劃相協調，與經濟社會發展需求和當前監管能力相適應，與生態保護現狀以及管理制度有機結合，增強保護效果;動態平衡性是指在保證空間數量不減少、保護性質不改變、生態功能不退化、管理要求不降低的情況下可以對生態保護紅線進行適當調整，從而更好地使生態保護與經濟社會發展形勢相統一;操作可達性要求設定的紅線目標具備可實現性，配套的管理制度和政策具有可操作性。具體來說，生態保護紅線可劃分為生態功能保障基線、環境質量安全底線、自然資源利用上線。
生態功能保障基線包括禁止開發區生態紅線、重要生態功能區生態紅線和生態環境敏感區、脆弱區生態紅線。納入的區域，禁止進行工業化和城鎮化開發，從而有效保護我國珍稀、瀕危并具代表性的動植物物種及生態系統，維護我國重要生態系統的主導功能。禁止開發區紅線范圍可包括自然保護區、森林公園、風景名勝區、世界文化自然遺產、地質公園等。自然保護區應全部納入生態保護紅線的管控范圍，明確其空間分布界線。其他類型的禁止開發區根據其生態保護的重要性，通過生態系統服務重要性評價結果確定是否納入生態保護紅線的管控范圍。重要生態功能區紅線劃定范圍可包括《全國生態功能區劃》中規定的包括水源涵養、土壤保持、防風固沙、生物多樣性保護和洪水調蓄等5類共50個重要生態功能區。通過生態服務功能重要性評價，將重要性等級高、人為干擾小的核心區域劃定在重要生態功能區紅線范圍內。重要生態功能區紅線的劃定，既可保護生態系統中供給生態服務的關鍵區域，也能夠從根本上解決資源開發與生態保護之間的矛盾。生態敏感區、脆弱區紅線劃定范圍可主要包括生態系統結構穩定性較差、對環境變化反應相對敏感、容易受到外界干擾而發生退化、自然災害多發的生態敏感和脆弱地區。通過對區域生態環境敏感性進行等級劃分，將敏感性等級高、人為干擾強烈的核心區域劃定為生態保護紅線的管控范圍。生態環境敏感區、脆弱區紅線劃定后，將為人居環境安全提供生態保障，為協調區域生態保護與生態建設提供重要支撐。
環境質量安全底線是保障人民群眾呼吸上新鮮的空氣、喝上干凈的水、吃上放心的糧食、維護人類生存的基本環境質量需求的安全線，包括環境質量達標紅線、污染物排放總量控制紅線和環境風險管理紅線。環境質量達標紅線要求各類環境要素達到環境功能區要求。具體而言，要求大氣環境質量、水環境質量、土壤環境質量等均符合國家標準，確保人民群眾的安全健康。污染物排放總量控制紅線要求全面完成減排任務，有效控制和削減污染物排放總量。到“十二五”末期，主要污染物包括化學需氧量、氨氮、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的排放總量分別比2010年減少8%、10%、8%、10%。環境風險管理紅線要求建立環境與健康風險評估體系，完善環境風險管理措施，健全環境事故處置和損害賠償恢復機制，推進環境風險全過程管理。建立突發性污染事故應急響應機制，完善突發環境事件應急管理體系，加強環境預警體系建設，確保將環境風險降至最低。
自然資源利用上線是促進資源能源節約，保障能源、水、土地等資源高效利用，不應突破的最高限值。自然資源利用上線應符合經濟社會發展的基本需求，與現階段資源環境承載能力相適應。能源利用紅線是特定經濟社會發展目標下的能源利用水平，包括能源消耗總量、能源結構和單位國內生產總值能耗等。水資源利用紅線是建設節水型社會、保障水資源安全的基本要求，包括用水總量和用水效率等。土地資源利用紅線是優化國土空間開發格局、促進土地資源有序利用與保護的用地配置要求，使耕地、森林、草地、濕地等自然資源得到有效保護。
三、生態保護紅線的制度保障
有效保障生態保護紅線不被逾越，確保紅線落地，必須從制度、體制和機制入手，建立嚴格遵行生態保護紅線的基礎性和根本性保障。
建立健全自然資源資產產權和用途管制制度。在明晰的產權框架下，科學界定自然資源和生態空間的各項功能。通過建立用途管制制度，保障自然資源和生態空間的合理用途，確保準確執行主體功能區和生態環境功能區的定位，處理好開發與保護的關系。
建立自然資源資產負債表制度。建立自然資源資產負債統計、衡量與核算指標體系，摸清國家自然資源底數，包括規模、結構、分布以及變化趨勢等，準確把握自然資源的存量、增量和減量等，為劃定生態保護紅線以及未來績效評估提供基礎性依據。
建立生態、資源和環境風險監測預警和防控機制。構建生態保護紅線監測預警體系，基于國土生態安全現狀及動態分析評估，預測未來國土生態安全要素發展變化趨勢及時空分布，逐漸形成生態保護紅線監測與預警、決策與技術支持一體化的，具有充分技術、人力和物力保障的，兼有處理突發事件能力的國土生態安全預警體系。
完善基于生態保護紅線的產業環境準入機制。根據不同類型生態保護紅線的保護目標與管理要求，制定差別化產業準入環境標準。按照生態功能恢復和保育原則，引導自然資源合理有序開發。嚴格控制新建高耗能、高污染項目，遏制盲目重復建設。
實施生態保護紅線區域補償機制。逐步建立生態保護紅線區域的補償機制，明確補償標準、資金來源、補償渠道、補償方式，并依此推動補償區域的生態保護。探索多樣化的生態補償模式，對生態產品生產方和受益方明確的區域，按照誰受益誰補償的原則，建立不同地區間橫向的生態補償機制。
健全排污權有償交易機制。全面落實污染者付費原則，健全排污權有償取得和使用制度，發展排污權交易市場。加快制定符合市場規律和體現要素價格形成機制的排污權交易制度和交易規則，體現環境資源市場化配置方式并提高配置效率。
建立生態保護紅線考核與責任追究機制。逐步建立差異化的生態保護紅線評估體系，逐步將生態保護紅線評估結果納入各級黨政領導干部的綜合考核評價體系。對那些不顧生態環境盲目決策、造成嚴重后果的人，必須追究其責任。
(作者：環境保護部副部長)
第二篇：生態紅線征求意見
轉交姜局、于局
昆山市生態紅線區域保護規劃征求意見
——生態公益林部分
擬增加內容：
高速公路兩側防護公益林 (1)現狀概況
途經昆山的高速公路共有五條，包括滬寧高速、蘇昆太高速、蘇滬高速、繞城高速、常昆高速，完善了昆山交通網絡，推進昆山交通事業的發展。
高速公路兩側防護公益林植被大致可分為兩大類：喬木主要以香樟、無患子、垂柳、重陽木、水杉、意楊等為主;灌木主要以櫻花、垂絲海棠、紅葉李等為主。
(2)主要生態功能
生物多樣性保護。 (3)管理部門
昆山開發區、高新區、花橋經濟開發區管委會、陸家、巴城、周市、千燈、張浦、淀山湖鎮人民政府。 (4)管控措施
高速公路兩側防護生態公益林為生態紅線二級管控區、管控區內禁止從事下列活動：
(1) 砍柴、采脂和狩獵; (2) 挖砂、取土和開山采石; (3) 野外用火; (4) 修建墳墓;
(5) 排放污染物和堆放固體廢物; (6) 其他破壞生態公益林資源的行為。
第三篇：基于生態保護紅線的生態安全格局構建
徐德琳, 鄒長新*摘要 , 徐夢佳, 游廣永, 吳丹
生態保護紅線是國家依法在重點生態功能區、生態環境敏感區和脆弱區等區域劃定的嚴格管控邊界, 是國家和區域生態安全的底線。隨著生態保護紅線理念正式上升為國家戰略, 以及劃定技術與方法的發展完善, 生態保護紅線正成為生態安全領域的核心議題。由于生態保護紅線具有明顯地理邊界, 合理整合了多部門的生態保護成果, 并更加全面地關注了多種生態過程, 為生態安全格局的構建與優化提供了新思路。本文在梳理生態安全格局研究進展和生態保護紅線劃定科學本質與內涵的基礎上, 探索將生態保護紅線區作為生態安全格局的源地, 并以此為基礎進一步構建生態廊道、生態戰略節點等, 從而形成涵蓋重要生態功能保護格局、人居環境安全格局、生物多樣性維系格局的生態安全格局體系。以生態保護紅線為基礎的生態安全格局建設, 將有效保護、恢復和重建自然生態系統的完整性, 維持重要生態服務功能的可持續性。今后需深入探討生態保護紅線區內生態過程-功能-格局之間的內在聯系, 并在生態安全格局海陸統籌保護、配套相應管控措施、建立監督評估機制等方面做進一步研究。
關鍵詞: 生態保護紅線; 生態安全格局; 生態源地; 生態系統完整性; 生態服務功能
近年來, 隨著我國工業化和城市化的快速發展, 土地利用與地表覆蓋發生了巨大變化, 生態環境問題日益嚴峻, 土地生態承載力嚴重退化, 重要生態系統服務功能不斷下降, 國土及區域生態安全受到威脅。土地是重要生態過程和生態系統服務功能的載體, 也是人類社會經濟發展的基礎, 因此, 構建科學合理的生態安全格局, 是實現社會經濟可持續發展和生態環境保護的重要途徑(徐衛華等, 2014)。為此, 學者們進行了大量積極探索(李銳和何彤慧, 2012; 高吉喜, 2014; 鄒長新等, 2014; 楊邦杰等, 2014), 各級政府也出臺了相關政策, 為生態安全格局構建提供了理論與實踐支撐。
生態保護紅線是國家依法在重點生態功能區、生態環境敏感區和脆弱區等區域劃定的嚴格管控邊界(http:///gkml/hbb/bwj/201505/t20150518_301834.htm)。自2011年國務院明確提出劃定生態保護紅線的任務以后, 中國共產黨十八屆三中全會把劃定生態保護紅線作為推進生態文明制度建設、推進生態環境管理體制改革的重要舉措?！吨腥A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法》(2014年修訂版)更是首次明確提出“ 保護優先” 的原則, 將生態保護紅線寫入法律。生態保護紅線界定的是亟需實施嚴格保護的國土空間, 這些國土空間是國家和地方生態安全的重要保障, 也是生態安全格局構建的關鍵組分。本文從生態安全格局的研究意義和進展、生態保護紅線的科學本質和內涵等方面著手, 探索構建基于生態保護紅線的生態安全格局, 以期為保障國土和區域生態安全, 實現社會經濟可持續發展提供理論依據。
1 生態安全格局的研究意義和進展 1.1 研究意義
生態安全格局(ecological security pattern, ESP)理論強調, 景觀中存在著某些潛在的生態系統空間格局, 它由景觀中的某些關鍵元素、局部、空間位置及其聯系共同構成, 對維護或控制特定地段的某種生態過程具有關鍵意義(俞孔堅等, 1999; 張百平, 2005)。通過控制和調配這些關鍵空間和組分, 可以實現對生物多樣性的保護和恢復, 維持生態系統結構、功能和過程的完整性, 從而有效保障區域生態安全, 控制環境問題。
對景觀格局與生態過程關系的充分了解, 是構建合理生態安全格局的基礎。物種遷徙、水土流失等生態過程均需克服不同閾值的地形、地貌、土地利用類型等景觀阻力, 才能實現在空間上的擴散和覆蓋(趙筱青等, 2009)。通過改變景觀格局組分的空間配置和屬性, 可以有效控制有害生態過程的蔓延, 促進有利生態過程的流動, 實現生態安全格局的構建與優化。構建生態安全格局一方面可將抽象的生態系統過程與景觀要素充分連接起來, 從而維護對人類生存至關重要的生態系統及其服務; 另一方面, 對于國土空間的科學管理也具有重要意義。十八大報告中把構建生態安全格局作為國土空間開發優化布局的重要途徑, 認為它可以促進形成合理的國土生態空間, 繼而為優化生產和生活空間提供依據。因此, 開展生態安全格局構建方法研究, 也是科學整合現有各類保護區域、提高生態保護效率、優化國土空間開發格局、強化區域生態安全保障和管理的有效方法和途徑, 對于推進生態文明建設具有重要作用。
1.2 相關進展
我國學者已在生態安全格局領域開展了廣泛研究。生態安全格局的構建方法從最初定性的規劃分析評價、靜態格局的優化、條件不變時的孤立狀態尋優等逐步發展為定量數據演算、動態格局的發展模擬, 以及條件可變時的狀態趨勢的分析等。研究尺度從局地擴展到區域乃至國土水平, 研究對象涵蓋城市、流域、農牧交錯帶、生態敏感區和脆弱區等。從研究方法上看, 生態安全格局的構建方法主要包括定性規劃、3S技術、情景分析法、指標評價法及動態模擬等(歐定華等, 2015)。
盡管生態安全格局研究已取得諸多進展, 但仍存在一定不足。從功能組分上來看, 現有生態源地的識別方法較為簡單, 許多生態斑塊邊界模糊。依據“ 基質-斑塊-廊道” 理論, 俞孔堅(1999)指出典型的生態保護安全格局由生態源地、廊道、緩沖區、輻射道和戰略點等組成。其中, 生態源地是整個生態安全格局構建的基礎, 其準確性和全面性對格局整體構建至關重要。目前, 多數研究選擇區域內自然保護區和風景名勝區的核心區等作為生態源地, 還有學者選用區域內一定面積的綠地、水體等生態斑塊作為生態源地(李暉等, 2011; 蒙吉軍, 2014)。吳健生等(2013)嘗試采用景觀連通性指數、生態系統服務重要性的綜合方法對深圳市生態源地斑塊進行識別, 這為科學識別生態源地提供了思路。但是, 由于目前我國許多自然保護區、重要生態斑塊等的邊界仍不明確, 不同部門劃分的各類保護區還存在著空間交叉重疊等問題, 給生態源地選擇帶來了困難(趙廣華等, 2013)。此外, 從現實狀況來看, 一些保護區的核心區并非是真正意義上的生態保護關鍵區, 有些并不適于選作源地。
從生態過程類型來看, 當前的生態安全格局構建主要集中在對水平生態過程的控制上。生態過程可分為垂直生態過程和水平生態過程兩類(傅伯杰等, 2001)。垂直生態過程發生在某一地域單元內, 直接反映其所依賴的資源分布, 如養分循環、土壤侵蝕等(胡巍巍等, 2008)。雖然對垂直生態過程-格局的研究也有較為成熟的方法, 如多因素加權疊加法、生態適宜性綜合評價法等, 但在特定區域內, 同時考慮水平生態過程和垂直生態過程的生態安全格局研究還不多(俞孔堅等, 2009)。
2 生態保護紅線的研究內容 我國已建立了各級各類保護地如自然保護區、森林公園、風景名勝區等, 其中自然保護區面積達陸域國土面積的15%(高吉喜等, 2014)。同時我國也已提出全國重點生態功能區、重要生態功能區、生態敏感區和脆弱區等大尺度的生態功能區域。這些不同尺度的保護區域對我國的國土生態保護起到積極作用, 但是尚未形成系統完整的保護體系。如何用更加科學、全面、系統的方法實現大尺度生態保護體系構建與優化, 已成為自然資源保護與規劃研究的熱點問題。當前, 繼熱點地區(hotspots)和空缺保護分析(gap analysis)等理論之后, 系統保護規劃(Systematic Conservation Planning, SCP)理論已成為自然保護規劃領域的重要理論(Myers et al., 2000; Margules & Pressey, 2000; Hansen & Defries, 2007)。該理論認為, 有效的生態保護體系應能夠最大限度地保護特定尺度區域內的生態過程與功能, 識別保護體系空缺, 與現有生態保護區域合理整合與優化, 通過綜合考慮保護目標、保護成本和邊界連通度等, 使有限的資金、人力和物力資源實現最佳配置(Rondinini & Pressey, 2007; 欒曉峰等, 2009; Kukkala & Moilanen, 2013)。
生態保護紅線即是在系統保護規劃等理論的指導下, 結合我國環境保護管理工作的實際而提出的重要戰略任務。生態保護紅線不是重新劃定新的保護地, 而是將已有的重要保護地整合為完整且便于管理的生態保護體系, 既包含已建的各類保護地, 也包含現有的保護空缺區域。生態保護紅線具有明確的空間邊界, 是維護國土及區域生態安全的底線, 是現階段考慮生態保護能力和經濟社會發展需求下不可突破的保護地, 它保護的是對維護生態安全格局、保障生態系統功能、支撐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具有關鍵作用的區域(高吉喜, 2014)。
生態保護紅線的內涵包括以下3個方面: 一是生態服務保障線, 即提供生態調節與文化服務, 支撐經濟社會發展的必需生態區域; 二是人居環境安全屏障線, 即保護生態敏感區和脆弱區, 維護人居環境安全的基本生態屏障; 三是生物多樣性維持線, 即保護生物多樣性, 維持關鍵物種、生態系統與種質資源生存的最小面積。據此, 生態保護紅線較為全面地保障了生態系統和人居環境的安全。
國際上雖然尚未有生態保護紅線的概念, 但是國內外學者在保護區有效性評估、生態敏感性和脆弱性評價、保護區設計與選址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曲藝等, 2015), 為我國生態保護紅線劃定工作提供了技術參考。我國生態保護紅線的劃定工作借鑒國際上生態保護的相關理論與方法, 以國家層面的指導性文件和地方相關規劃為主要依據, 一般通過4個步驟完成, 即: (1)確定保護目標, 并依據代表性、不可替代性、互補性、連通性等特征, 識別包含保護空缺區域在內的重點區域范圍; (2)開展生態系統服務重要性評估和生態敏感性評估; (3)通過合理性和可行性綜合分析確定生態保護紅線劃定方案; (4)根據生態保護紅線分布圖開展地面調查并進行生態保護紅線邊界核定。
3 基于生態保護紅線的生態安全格局構建
生態保護紅線的劃定對象是區域內生態保護的核心區塊, 具有重要生態功能或高度生態敏感性、脆弱性(林勇等, 2016)。作為最嚴格的生態保護空間, 生態保護紅線區反映了區域內生態保護空間的分布特征和功能定位, 對維護和控制區域內重要生態過程發揮了關鍵作用。因此, 生態保護紅線的劃定, 為生態安全格局的構建提供了基礎。 相對于以往的生態安全格局構建, 基于生態保護紅線的生態安全格局構建具有一定優勢。首先, 生態保護紅線區具有明晰的地理邊界。生態保護紅線的劃定具有嚴格的技術流程, 通過范圍識別、重要性評估、劃定方案確定與協商、邊界核定等多個步驟, 最終得出精確的圖件及其基本信息。其次, 生態保護紅線的劃定整合了多部門的生態保護成果, 將多種生態保護空間在同一平臺進行統籌, 避免了保護空間的交叉重疊。第三, 生態保護紅線的保護范圍廣泛, 不僅包括水平生態過程, 也包括垂直生態過程。其劃定范圍包括重點生態功能區、生態敏感區和脆弱區、各類禁止開發區(國家與地方層面)以及其他具有重要生態保護價值的區域。相比于以往研究較多的以水平生態過程(物種遷徙、沙塵暴擴散等)為主的生態安全格局構建, 生態保護紅線還關注水源涵養、水土保持等垂直生態過程。因此, 在生態保護紅線的基礎上選擇生態源地, 可以更多地關注生態系統結構、過程與功能, 集中解決區域重要生態功能的保護與恢復、敏感區和脆弱區的保護與恢復等一系列生態環境問題, 進而構建更加全面系統的生態安全格局。
在基于生態保護紅線的生態安全格局構建研究中, 可將景觀生態學中的“ 基質-斑塊-廊道” 模式(傅伯杰等, 2001)作為切入點, 通過定性和定量分析, 識別研究區中的關鍵斑塊(生態源地)、斑塊間連接(生態廊道)以及生態戰略節點, 并分析這三大關鍵要素的數量組合、空間配置等關系, 最終構建成系統完整的生態安全格局(Teng et al., 2011)。
3.1 生態保護源地選擇
依據生態安全的內涵, 生態保護源地選擇應至少滿足3個層次的目標: 一是維持現有生態過程的完整性; 二是保障重要生態服務功能的可持續性; 三是預防生態系統退化帶來的生態環境問題(吳健生等, 2013)。生態保護紅線完整納入了區域內對生態過程、生態系統服務功能以及對外界干擾敏感的生態斑塊, 在進行具體生態保護源地選擇時還需進一步篩選與整合。
對生態保護紅線區域進行重要性排序是生態源地選擇的重要步驟。評估指標包括生態系統服務功能價值、生態斑塊連通性, 以及生態斑塊抵御外界干擾的能力。通過綜合利用生態系統服務功能價值核算及相關動態評估模型(Shi et al., 2012; 胡喜生等, 2013)和Conefor Sensinode等生態斑塊連通性評價軟件, 以及InVEST等生境質量評估模塊, 可將具有明確邊界和范圍的生態保護紅線區域進行重要值排序。根據區域內不同生態安全水平的需要設定閾值, 將區域內的不同類型生態保護紅線斑塊進行重要性分級, 進而構建不同水平的生態安全格局。
3.2 生態廊道與生態戰略節點辨識
廊道是呈條帶狀分布的景觀要素, 生態廊道則是指具有污染過濾、生物多樣性保護、防風固沙、洪水調控、景觀隔離等多種功能的廊道類型(朱強等, 2005)。生態戰略節點一般指在生態廊道上起到“ 跳板” 或“ 踏腳石” 功能的區域, 對生態廊道作用的發揮意義重大。由于人為因素和自然因素的干擾, 生態保護紅線區域多數呈島嶼式的非連續分布狀態, 區域間缺乏連接, 這給重要生態過程與功能的保護帶來一定困難。為實現對生態系統過程與功能的完整和連續性保護, 有必要在生態源地選擇的基礎上, 辨識區域內的生態廊道和生態戰略節點, 進而構建完整的區域生態安全格局。 水平生態過程(如物種遷徙、沙塵暴擴散等)帶有從源地向外擴張的特性, 會自然選擇阻抗最小的路徑擴張, 因而可采用費用距離(cost distance)、最小累積阻力(minimum cumulative resistance, MCR)等方法進行度量, 通過識別源地間的低阻力通道及通道交叉處, 進一步識別出生態廊道與生態戰略節點。對于垂直生態過程(如水源涵養、土壤侵蝕等), 應分析不同生態保護紅線區域的特點, 找出對區域生態安全具有關鍵影響的生態節點, 并依據景觀的連續性、異質性和生態保護紅線的重要性, 將不同等級節點通過綠色廊道連接為整體的保護網絡。
3.3 生態安全格局的構建與優化
依據生態保護紅線內涵, 我國的生態安全格局應包括三大部分, 即: (1)重要生態功能保護格局, 包括保護重要生態功能區, 維護生態系統服務功能, 支撐社會經濟可持續發展; (2)人居環境安全格局, 即保護生態敏感區和脆弱區, 減緩與控制生態災害, 保障人居環境安全; (3)生物多樣性維系格局, 即保護關鍵物種與生態系統, 維持生物多樣性, 確保生物資源可持續利用。
重要生態服務功能保護格局的構建需要確定發揮重要生態服務功能的區域?！度珖黧w功能區規劃》(http://zfs.mep.gov.cn/fg/gwyw/201106/t20110609_211861.htm)劃定了水源涵養型、水土保持型、防風固沙型和生物多樣性維護型等4大類共25個國家重點生態功能區?！度珖鷳B功能區劃》(http:///info/bgw/bgg/200808/t20080801_126867.htm)根據各生態功能區對保障國土生態安全的重要性, 以水源涵養、土壤保持、防風固沙、生物多樣性保護和洪水調蓄等5類主導生態調節功能為基礎, 在全國劃定了50個重要生態功能區。上述重要(點)生態功能區可作為重要生態服務功能保護格局的構建基礎。但是上述區域主要分布在我國西北、東北與東南等區域, 而社會經濟發展相對較快的東部地區的許多重要生態功能區域并未涵蓋, 如太湖濕地、京津水源地等; 同時, 一些生態熱點地區由于面積較小未納入全國重要(點)生態功能區, 但其生態價值很高, 在生態安全格局中也有著重要作用。故應進一步識別功能區以外的保護空缺區作為必要補充。
構建人居環境安全格局時, 要重點考慮那些生態系統結構穩定性較差、容易受到外界干擾并發生退化演替、對環境變化反應相對敏感, 且系統自我修復能力較弱、自然恢復時間較長的生態區域。應基于主要生態環境問題, 明確典型生態系統服務功能、資源利用與人類活動的相互作用關系及空間范圍, 并通過生態敏感性或脆弱性評價, 根據區域地理特征、生態結構和生態服務功能差異, 構建人居環境安全格局。
構建生物多樣性維系格局時, 要將稀有程度和瀕危等級高、受威脅程度大的關鍵物種和生態系統作為生態紅線的保護對象, 并選取重要的動植物物種和生態系統, 開展瀕危性、特有性及重要性評價, 遴選關鍵物種和生態系統的分布信息, 確定其分布范圍及當前保護空缺, 識別關鍵生態斑塊、生態廊道和生態戰略節點, 設置生態緩沖區, 同時注重保持自然生態系統的完整性與連通性, 以維護物種和生態系統存活的最小面積為原則, 最終確定生物多樣性維系格局。
整合3種生態安全格局, 最終構建成完整的國家生態安全格局, 使之成為保障國家、區域和城市生態安全的永久性格局, 為區域和城市提供生態系統服務, 保障國家尺度上的生態可持續性。從技術方法上說, 考慮到3種生態安全格局存在相互重疊的現象, 在整合時可以GIS空間分析技術為基礎, 采取空間疊加和綜合分析的方法完成。 在格局優化過程中, 還需注意生態安全格局的尺度和時空動態特征。目前, 生態保護紅線的劃定采取上下聯動的方式, 國家層面和地方省市層面都開展了劃定工作, 在此基礎上構建的各級生態安全格局的側重有所不同, 即國家紅線的劃定是從保障國家生態安全出發, 重點關注宏觀尺度或跨界分布的重點生態功能區、生態敏感區和脆弱區等; 省市縣或某一自然地理單元的紅線劃定則是從保障區域生態安全出發, 重點關注區域內部重要的生態保護區域。因此, 國家和地方共同劃定以后的生態紅線區域, 綜合起來就能夠為國土及區域地區生態安全提供基礎保障, 滿足不同尺度的生態安全需求。雖然生態系統功能受損或物種瀕危等問題多是發生在低尺度水平, 但保護和管理則需在更高尺度上進行(傅伯杰等, 2010)。在構建國土及區域水平生態安全格局體系時, 還需考慮受保護生態系統在時間和空間上的自相關性, 實現生態安全格局在多尺度間的轉換(陳利頂等, 2006)。同時, 受生態過程動態性的影響, 生態安全格局也呈現明顯的時空動態特征, 應隨生態系統保護的需要、生產力的變化、生態保護能力的增強, 及時增加生態保護紅線范圍, 進而對生態安全格局做出動態調整。隨著生態保護紅線區域的不斷拓展和完善, 也將使生態安全格局更加趨于優化。
4 展望
國土及區域尺度的生態安全格局構建是一個系統工程, 在今后的研究過程中還需不斷完善, 以保證其準確性和科學性。由于生態保護紅線區域涵蓋多種生態過程和功能, 目前的研究雖已認識到格局、過程與功能三者的重要聯系, 但相關研究仍處于初級階段。今后應深入探討不同類型生態保護紅線區內生態過程-功能-格局的內在聯系, 并尋求更多野外實測數據的支撐。同時, 目前的研究主要針對陸地, 對于海洋生態安全格局構建方面的研究尚未涉及, 在國家實施陸海統籌保護戰略時需要深入考慮。此外, 在構建基于生態保護紅線的生態安全格局的基礎上, 還需根據各類生態安全格局的性質和保護目標配套相應的管控措施, 建立完善的監測、評估與考核制度等, 從而更加系統地保障國土及區域生態安全。隨著劃定并嚴守生態保護紅線上升為我國一項重要的生態保護戰略, 構建基于生態紅線的生態安全格局框架體系, 將有效保護、恢復和重建國土及區域尺度上的關鍵生態系統的完整性, 以及重要生態服務功能的可持續性, 并為社會經濟發展提供生態支撐。
作者聲明沒有競爭性利益沖突. 作者聲明沒有競爭性利益沖突. 參考文獻 View Option 1 Chen LD (陳利頂), Lv YH (呂一河), Fu BJ (傅伯杰), Wei W(衛偉) (2006) A framework on land scape pattern analysis and scale change by using pattern recognition approach. Acta Ecologica Sinica(生態學報), 26, 663-670. (in Chinese with English abstract) [文內引用:1]
2 Fu BJ (傅伯杰), Chen LD (陳利頂), Ma KM (馬克明), Wang YL (王仰麟) (2001) Principle and Application of Land scape Ecology (景觀生態學原理及應用). Science Press, Beijing. (in Chinese) [文內引用:2] 3 Fu BJ (傅伯杰), Xu YD (徐延達), Lv YH (呂一河) (2010) Scale characteristics and coupled research of land scape pattern and soil and water loss. Advances in Earth Science(地球科學進展), 25, 673-681. (in Chinese with English abstract) [文內引用:1] 4 Gao JX (高吉喜) (2014) Construction ideas of national ecological protection redline system.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環境保護), 42(2-3), 18-21. (in Chinese) [文內引用:3] 5 Gao JX (高吉喜), Zou CX (鄒長新), Wang LX (王麗霞) (2014) Drawing ecological protection redline to deepen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環境影響評價), (4), 11-14. (in Chinese) [文內引用:1]
6 Hansen AJ, DeFries R (2007) Ecological mechanisms linking protected areas to surrounding lands. Ecology Letters, 8, 23-29. [文內引用:1]
7 Hu WW (胡巍巍), Wang GX (王根緒), Deng W (鄧偉) (2008) Advance in research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and scape patterns and ecological processes. Progress in Geography(地理科學進展), 27, 18-24. (in Chinese with English abstract) [文內引用:1] 8 Hu XS (胡喜生), Hong W (洪偉), Wu CZ (吳承禎) (2013) An improved dynamic evaluation model and land ecosystem service values for Fuzhou City. Resources Science(資源科學), 35, 30-41. (in Chinese with English abstract) [文內引用:1]
9 Kukkala AS, Moilanen A (2013) Core concepts of spatial prioritisation in systematic conservation planning. Biological Reviews, 88, 443-464. [文內引用:1]
10 Li H (李暉), Yi N (易娜), Yao WJ (姚文璟), Wang SQ (王思琪), Li ZY (李志英), Yang SH (楊樹華) (2011) Shangri-La county ecological land use planning based on land scape security pattern. Acta Ecologica Sinica(生態學報), 31, 5928-5936. (in Chinese with English abstract) [文內引用:1]
11 Li R (李銳), He TH (何彤慧) (2012) Basic theory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of the construction of regional pattern for ecological security. Journal of Anhui Agriculture Science(安徽農業科學), 40, 6113-6115. (in Chinese with English abstract) [文內引用:1]
12 Lin Y (林勇), Fan JF (樊景鳳), Wen Q (溫泉), Liu SX (劉述錫), Li BY (李濱勇) (2016) Primary exploration of ecological theories and technologies for delineation of ecological redline zones. Acta Ecologica Sinica (生態學報), 36, doi: DOI:10.5846/stxb201407091405.(inChinesewithEnglishabstract) [文內引用:1]
13 Luan XF (欒曉峰), Huang WN (黃維妮), Wang XL (王秀磊), Liu MC (劉敏超), Liu SR (劉世榮), Wu B (吳波), Li DQ (李迪強) (2009) Identification of hotspots and gaps for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in Northeast China based on a systematic conservation planning methodology. Acta Ecologica Sinica(生態學報), 29, 144-150. (in Chinese with English abstract) [文內引用:1]
14 Margules CR, Pressey RL (2000) Systematic conservation planning. Nature, 405, 243-253. [文內引用:1]
15 Meng JJ (蒙吉軍), Yan Q (燕群), Xiang YY (向蕓蕓) (2014) The optimization of ecological security pattern based on land use and assessment of schemes in Ordos. Journal of Desert Research(中國沙漠), 34, 590-596. (in Chinese with English abstract) [文內引用:1]
16 Myers N, Mittermeier RA, Mittermeier CG, Fonseca GA, Kent J (2000) Biodiversity hotspots for conservation priorities. Nature, 403, 853-858. [文內引用:1] 17 Ou DH (歐定華), Xia JG (夏建國), Zhang L (張莉), Zhao Z (趙智) (2015) Research progress on regional ecological security pattern planning and discussion of planning technique flow. Ecology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s(生態環境學報), 24, 163-173. (in Chinese with English abstract) [文內引用:1]
18 Qu Y (曲藝), Li JS (李佳珊), Wang JF (王繼豐), Cui FX (崔福星), Sun GQ (孫工棋), Luan XF (欒曉峰), Ni HW (倪紅偉) (2015) A SCP (Systematic Conservation Planning) optimization of a conservation network system for wetland s in Sanjiang Plain, China. Acta Ecologica Sinica(生態學報), 35, 6394-6404. (in Chinese with English abstract) [文內引用:1]
19 Rondinini C, Pressey RL (2007) Systematic conservation planning in European land scape. Conservation Biology, 21, 1404-1405. [文內引用:1]
20 Shi Y, Wang RS, Huang JL, Yang WR (2012) An analysis of the spatial and temporal changes in Chinese terrestrial ecosystem service functions. Chinese Science Bulletin, 57, 720-731. [文內引用:1]
21 Teng MJ, Wu CG, Zhou ZX, Lord E, Zheng ZM (2011) Multipurpose greenway planning for changing cities: a framework integrating priorities and a least-cost path model. Land scape and Urban Planning, 103, 1-14. [文內引用:1]
22 Wu JS (吳建生), Zhang LQ (張理卿), Peng J (彭建), Feng Z (馮喆), Liu HM (劉洪萌), Hao SB (郝勝彬) (2013) The integrated recognition of the source area of the urban ecological security pattern in Shenzhen. Acta Ecologica Sinica(生態學報), 33, 4125-4133. (in Chinese with English abstract) [文內引用:1]
23 Xu WH (徐衛華), Luan XF (欒雪菲), Ouyang ZY (歐陽志云), Zhang LJ (張麗君) (2014) Ecological security pattern and spatial management strategy in China. Land and Resources Information(國土資源情報), (5), 27-31. (in Chinese with English abstract) [文內引用:1]
24 Yang BJ (楊邦杰), Gao JX (高吉喜), Zou CX (鄒長新) (2014) The strategic significance of drawing the ecological protection red line. China Development(中國發展), 14(1), 1-3. (in Chinese with English abstract) [文內引用:1]
25 Yu KJ (俞孔堅), Li DH (李迪華), Duan TW (段鐵武) (1999) Land scape approaches in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Chinese Biodiversity(生物多樣性), 6, 205-212. (in Chinese with English abstract) [文內引用:1]
26 Yu KJ (俞孔堅), Li HL (李海龍), Li DH (李迪華), Qiao Q (喬青), Xi XS (奚雪松) (2009) National scale ecological security pattern. Acta Ecologica Sinica(生態學報), 29, 5163-5175. (in Chinese with English abstract) [文內引用:1]
27 Zhang BP (張百平), Yao YH (姚永慧), Zhu YH (朱運海), Xu J (許娟) (2005) Scientific basis and working frame for regional ecological security research. Progress in Geography(地理科學進展), 24, 1-7. (in Chinese with English abstract) [文內引用:1] 28 Zhao GH (趙廣華), Tian Y (田瑜), Tang ZY (唐志堯), Li JS (李俊生), Zeng H (曾輝) (2013) Distribution of terrestrial national nature reserves in relation to human activities and natural environments in China. Biodiversity Science(生物多樣性), 21, 658-665. (in Chinese with English abstract) [文內引用:1]
29 Zhao XQ (趙筱青), Wang HB (王海波), Yang SH (楊樹華), Xu XY (徐曉雅) (2009) GIS-based ecological optimization of spatial patterns of land resources. Acta Ecologica Sinica(生態學報), 29, 4892-4905. (in Chinese with English abstract) [文內引用:1]
30 Zhu Q (朱強), Yu KJ (俞孔堅), Li DH (李迪華) (2005) The width of ecological corridor in land scape planning. Acta Ecologica Sinica(生態學報), 9, 2406-2412. (in Chinese with English abstract) [文內引用:1]
31 Zou CX (鄒長新), Xu MJ (徐夢佳), Gao JX (高吉喜), Yang SS (楊姍姍) (2014) Ecological security evaluation of national important ecological function areas. Journal of Ecology and Rural Environment(生態與農村環境學報), 30, 688-693. (in Chinese with English abstract) [文內引用:1]
第四篇：新環保法亮點解讀四：劃定生態保護紅線
【摘要】
第三章第二十九條明確規定：國家在重點生態功能區、生態環境敏感區和脆弱區等區域劃定生態保護紅線，實行嚴格保護。
紅線范圍包括：具有代表性的各種類型的自然生態系統區域，珍稀、瀕危的野生動植物自然分布區域，重要的水源涵養區域，具有重大科學文化價值的地質構造、著名溶洞和化石分布區、冰川、火山、溫泉等自然遺跡，以及人文遺跡、古樹名木等。
【解讀】
新修訂的《環境保護法》體現了強烈的底線思維，生態保護紅線被首次寫進法律之中，這是新修訂的《環境保護法》的一個重大亮點，也是我國環境保護法制建設進程中的一個重大突破。不但從法律制度上確保了生態保護紅線在具體實踐中的落地，也使得這條生態保護“高壓線”變得更有威懾力。
紅線就是底線，是最后一條防線，沒有退路，也不允許逾越?？倳浂啻螐娬{，要堅持底線思維，不回避矛盾，不掩蓋問題，凡事從壞處準備，努力爭取最好的結果，做到有備無患、遇事不慌，牢牢把握主動權。生態保護紅線，實質上就是生態環境保護底線、經濟發展的環境承載底線和國家安全的重要底線之一，如果突破了這道底線，不但我國生態環境的根基會瓦解，經濟發展的基礎會坍塌，國家安全也會受到威脅。
[意義]
生態保護紅線體現了經濟社會建設的承載底線思維。生態保護紅線被首次列入新修訂的《環境保護法》，從立法的角度劃定并嚴守生態保護紅線，不但有利于提升環境承載力，提升和發揮生態系統的自我修復能力，也為子孫后代發展預留下更多的資源和空間，從根本上保證了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
生態保護紅線體現了國家和民族發展的安全底線思維。在國家安全涉及的諸多領域中，生態安全的地位至關重要，它是國家安全的重要保障，從根本上關系到國家、民族安全和可持續發展。一旦生態環境出了大問題，生態安全得不到保障，人們的生存和發展也會受到威脅，嚴重時甚至會造成一個社會的瓦解和消失。新修訂的《環境保護法》把生態保護紅線確立下來，有利于從法律制度上保障生態安全，也為保障國家安全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措施]
呼倫貝爾人事考試信息 一是加強宣傳教育，樹立生態安全意識。廣泛宣傳，意識要牢固樹立紅線就是底線、紅線就是高壓線、紅線就是生命線的意識，以守住底線，增強環境保護對社會建設的支撐力，對經濟發展的優化力，對國家安全的保障力。
二是嚴格按照紅線要求進行管理。加大污染防治力度，加大生態修復和保護力度，切實保護好現有森林、濕地、野生動植物及其生物多樣性，盡快扭轉生態系統退化、生態狀況惡化的趨勢，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奠定更牢固的生態環境基礎。
呼倫貝爾人事考試信息
第五篇：甘肅省林業生態紅線劃定方案
甘肅省落實林業生態紅線方案
一、背景及意義
生態紅線是指必須實行嚴格管理和維護的國土空間邊界線，是保障和維護國土生態安全、人居環境安全、生物多樣性安全的生態用地和物種數量底線，對維護國家和區域生態安全及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具有重要戰略意義。生態紅線具有不可替代性和無法復制性，一旦失去，難以拯救。
劃定林業生態紅線是推進生態文明建設的重大舉措，是國家生態安全和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基本保障，是保護自然生態系統的重要手段，是實施主體功能區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2013年5月，總書記在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體學習時強調，要牢固樹立生態紅線的觀念，在生態環境保護問題上，不能越雷池一步。
2013年9月，國家林業局制定了《推進生態文明建設規劃綱要(2013-2020年)》，劃定了全國林業生態紅線。林地和森林紅線：全國林地面積不低于46.8億畝，森林面積不低于37.4億畝，森林蓄積量不低于200億立方米;濕地紅線：全國濕地面積不少于8億畝;沙區植被紅線：全國治理和保護恢復植被的沙化土地面積不少于56萬平方公里;物種紅線：確保各級各類自然保護區嚴禁開發，現有瀕危野生動植物得到全面保護。同時要求各省(市、區)根據國家劃定的生態紅線落實好各自的生態紅線。
甘肅地處青藏高原、黃土高原、內蒙古高原交匯處，其獨特的地理位置，復雜、多樣的氣候、地貌類型在國家生態建設中具有戰略性、全局性、多樣性和示范性意義?！秶鴦赵恨k公廳關于進一步支持甘肅經濟社會發展的若干意見》明確指出，甘肅是我國西北地區乃至全國的重要生態屏障和戰略通道，在全國發展穩定大局中具有重要戰略地位。2012年4月，甘肅省第十二次黨代會提出，要“努力走出一條具有甘肅特色的生態文明發展之路”。2013年12月，國務院決定建設甘肅國家生態安全屏障綜合試驗區，這些舉措是事關甘肅長遠發展和國家生態安全的戰略任務，充分體現了國家對甘肅生態文明尤其是甘肅林業建設的更高要求。按照省十二次黨代會關于實施生態屏障行動的總體要求及省委關于貫徹落實《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意見，我們必須把保護生態放在首位，依法嚴格劃定我省林業生態紅線，為構建甘肅生態安全屏障提供有力保障。
二、劃定目的
通過劃定林業生態紅線，確保具有重要生態功能的區域、重要生態系統以及主要物種得到有效保護，提高生態產品供給能力，形成符合甘肅實際的生態空間格局，為國家“一帶一路”戰略實施及全省經濟社會發展提供生態保障。
三、指導思想與劃定原則
(一)指導思想
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全面貫徹落實黨的十八大及十八屆三中全會精神，以建設生態文明為總目標，以改善生態、服務民生為總任務，以建設國家生態安全屏障綜合試驗區為契機，按照優化全省國土空間布局、推動經濟綠色轉型、改善人居環境的基本要求，科學劃定林業生態紅線，切實加強保護與監管，維護和改善生態環境，協調人與自然、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的關系，為提升生態文明建設水平，實現美麗甘肅和我省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奠定堅實的生態基礎。
(二)劃定原則
一是遵循相關法律法規的原則。嚴格遵循《甘肅省實施森林法辦法》、《甘肅省林地保護條例》、《甘肅省濕地保護條例》、《甘肅省自然保護區管理條例》等法律法規，合理劃定林業生態紅線，對法律法規明確禁止開發的區域進行嚴格保護，對其他區域依法依規進行合理利用，確保甘肅生態安全和經濟社會協調發展。
二是符合國家生態紅線的原則。按照國家生態紅線分解到我省的指標，在銜接國家生態紅線，并征求國家林業局意見的基礎上，參照其他省份劃定林業生態紅線方案及相關思路，綜合考慮我省資源環境現狀和經濟社會發展需求，本著穩步發展，量力而行，不夸大不保守的思路，合理確定林業生態紅線規模和空間布局。
三是符合主體功能區規劃的原則。結合甘肅省主體功能區規劃，按照不同類型主體功能區功能定位，對紅線實行分類管理，對自然保護區核心區和緩沖區內的林地和濕地禁止一切經營活動，其面積和空間布局與主體功能區一致;對其他紅線區域明確紅線的數量，在空間布局上實行動態管理。
四是與扶貧攻堅和經濟社會發展密切結合的原則。生態紅線劃定堅持生態優先，并充分考慮我省扶貧開發和與全國同步進入小康社會對林地、濕地的需求，在維護自然生態系統基本格局的基礎上，與扶貧攻堅和經濟社會發展密切結合，為全省精準扶貧和經濟發展預留適當的發展空間。
四、劃定主要依據
《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加快推進生態文明建設的意見》; 《推進生態文明建設規劃綱要(2013—2020年)》(國家林業局); 《甘肅省主體功能區規劃》; 《甘肅省土地利用總體規劃(2006—2020年)》; 《甘肅省林地保護利用規劃(2010—2020年)》; 《甘肅省第七次森林資源清查成果》; 《甘肅省第四次荒漠化和沙化監測報告》; 《甘肅省濕地資源調查報告(2014年)》等。
五、劃定方案
(一)林地和森林紅線
甘肅自然條件嚴酷，生態環境脆弱，森林資源總量不足，分布不均，林地資源保護面臨巨大壓力，維護生態安全的任務十分繁重。根據甘肅省第七次森林資源清查結果，2011年，全省林地面積1042.65萬公頃(1.56億畝)，森林面積(包括有林地和國家特別規定灌木林地面積)507.45萬公頃(0.76億畝)，森林蓄積2.15億立方米。
根據甘肅省人民政府批復的《甘肅省林地保護利用規劃(2010—2020年)》，到2020年全省林地保有量為1022.04萬公頃(1.53億畝)，森林蓄積量保有量為2.6億立方米。2013年5月16日省政府第11次常務會議研究確定的2020年全省森林覆蓋率目標為12.58%，即森林面積達到566萬公頃(0.85億畝)。
綜合考慮全省生態保護與經濟發展的需要，全省林地和森林紅線確定為：到2020年，林地面積不少于1020萬公頃(1.53億畝)，森林面積不低于566萬公頃(0.85億畝)，森林蓄積量不低于2.6億立方米。
通過對現有林地和森林資源的保護，強化造林綠化和生態修復，保證森林資源數量和質量，確保林地和森林紅線目標的實現。根據林地和森林紅線管理要求，對林地和森林實施分類管理，對自然保護區的核心區、緩沖區，禁止一切經營活動，對其他區域實行動態管理。
(二)濕地紅線
我省干旱、少雨、缺水，生態狀況十分脆弱，濕地資源更顯珍貴。保護濕地生態系統及其棲息生長的動植物，對維護生態平衡，保護生物多樣性，改善環境有著十分重要的作用。根據甘肅省第二次濕地資源調查，全省濕地總面積169.39萬公頃(2540.85萬畝)，主要包括河流濕地、湖泊濕地、沼澤濕地、人工濕地4個大類16個濕地類型。
2013年9月，國家林業局在《推進生態文明建設規劃綱要(2013-2020年)》中劃定全國濕地紅線：“全國濕地面積不少于8億畝，維護國家淡水安全”;為確保全國濕地紅線目標，國家林業局根據2013年全國第二次濕地資源調查結果，分解到甘肅省濕地紅線面積169.0萬公頃(2535.0萬畝)。
綜合國家濕地紅線目標和我省近年來濕地面積趨于穩定的實際，全省濕地紅線確定為：到2020年，全省濕地面積不少于169萬公頃(2535萬畝)。
通過建立以濕地自然保護區、濕地公園相結合的濕地保護體系,實施濕地保護與修復工程，加大人工濕地建設力度，確保濕地紅線目標的實現。對濕地類型自然保護區的核心區、緩沖區，實施嚴格保護，禁止任何商業和生產經營活動，對其他濕地實行動態管理。
(三)沙區植被紅線
甘肅地處我國西北內陸腹地，地形狹長，大部分地區屬干旱半干旱氣候，生態環境脆弱，沙化土地分布范圍廣、面積大。根據全省第四次荒漠化和沙化監測成果：全省沙化土地(包括沙漠、戈壁)分布在8個市(州)的24個縣(市、區)，總面積達1192.24萬公頃(1.79億畝)，其中有治理條件、并有逆轉希望的可治理沙化土地278萬公頃(4170萬畝)。
根據國家確定沙區植被紅線的標準和國家林業局確定的2020年我省保護和治理面積不少于278萬公頃的要求，結合近年來沙化土地治理成效，全省沙區植被紅線確定為：到2020年，全省治理和保護恢復植被的沙化土地面積不少于278萬公頃(4170萬畝)，以拓展國土生態空間。
通過實施防沙治沙工程和沙化土地封禁保護項目，提高林草植被蓋度，改善區域生態狀況。對于尚未采取治理措施的沙化土地，主要通過營造林、沙化草場治理及非生物治沙措施進行治理;對得到初步治理和中等治理的沙化土地，在加強保護的前提下繼續采取合理治理措施，達到基本治理;對得到基本治理的沙化土地加強保護和監測，使治理成效不退化、不反彈。
(四)物種紅線
我省地域遼闊，地形復雜，地帶性分異明顯，植被類型繁多，孕育了豐富的野生動植物資源。根據初步調查，全省有陸生脊椎動物4綱30目96科845種和亞種，其中：國家重點保護野生動物105種。根據《甘肅植物志》記載，全省共分布有高等植物4400余種。根據《國家重點保護野生植物名錄——第一批》，全省境內原生地天然分布的國家重點保護野生植物有19種。
2013年9月，國家林業局在《推進生態文明建設規劃綱要(2013-2020年)》中劃定全國物種紅線：“確保各級各類自然保護區嚴禁開發，確?，F有瀕危野生動植物得到全面保護，維護國家物種安全”。
綜合國家物種紅線目標和我省實際，全省物種紅線確定為：到2020年，確保105種國家重點保護野生動物和19種國家重點保護野生植物得到全面保護，維護國家物種安全。
通過加強野生動植物和自然保護區建設與管理,確保陸地典型生態系統、野生動植物及主要棲息地、珍稀瀕危野生動植物得到有效保護。
我省地域遼闊、地形復雜、氣候多樣，林地與濕地、沙化土地交錯分布且在部分區域相互重疊，因此，林業生態紅線有交叉重疊現象存在。
六、保障措施
(一)增強紅線意識
各級人民政府要樹立正確的生態政績觀，切實增強林業生態紅線保護責任意識，正確處理好發展與保護關系，嚴守林業生態紅線，把林業生態紅線保護工作納入經濟社會發展評價體系，實行“一把手”負總責，強化生態紅線的剛性約束力，確保不逾越“高壓線”。林業生態紅線實行動態化管理，對建設項目必須征占用的林地、森林、濕地，要確保“占一補
一、占補平衡”。對劃定紅線前已經占用的自然保護區核心區、緩沖區的林地、濕地，按國家有關規定逐步退出。
(二)明確監管職責 各級人民政府是本區域內生態紅線監管的責任主體，各級林業主管部門承擔生態紅線監管的具體工作。各級人民政府要成立林業生態紅線監管工作協調小組，協調處理生態紅線監管中出現的問題。規劃、發改、土地、農業、水利、交通、建設、電力、環保等有關行政主管部門要加強協調配合，根據各自工作職責切實保護好生態紅線。
(三)嚴格行政問責
建立責任追究制度，把加強林業生態紅線監管作為政府行政問責的重要內容。對逾越生態紅線行為或生態紅線保護控制不力的責任單位，實施嚴格問責;情節嚴重的，依法依紀做出嚴肅處理。
(四)強化生態建設
按照建設生態文明的要求和甘肅實際，進一步爭取國家政策扶持和資金傾斜。繼續推進退耕還林、天然林資源保護、“三北”防護林、野生動植物保護和自然保護區建設等國家重點生態工程，加快實施重點區域生態綜合治理工程，加大植被保護力度，提高森林覆蓋率，擴大濕地面積，促進生態環境不斷改善。
(五)加強宣傳教育
林業生態紅線事關全省生態建設、事關民生、事關經濟社會發展全局，要充分利用網絡、報紙等媒體，采取多種形式，廣泛深入地宣傳生態紅線的重要作用,使社會各界了解林業生態紅線的重要意義，將保護生態紅線轉化為全社會的自覺行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