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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運動歷史論文

2022-05-17

以下是小編精心整理的《五四運動歷史論文(精選3篇)》,供大家參考借鑒,希望可以幫助到有需要的朋友?!舱澄逅倪\動后至建黨前,各地共產主義小組成員加強以馬克思主義的學習和研究;以通俗易懂的方式傳播馬克思主義,大力開展工人工作;積極推進工人階級對馬克思主義的學習和運用。馬克思主義大眾化結出了豐碩成果,工會組織紛紛成立??疾煳逅倪\動后至建黨前馬克思主義大眾化的進程,總結規律性,對推動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大眾化的工程,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和實踐意義。

第一篇:五四運動歷史論文

理解五四運動歷史意義的四個向度

【關鍵詞】五四運動 偉大覺醒 革命形態轉型 馬克思主義傳播 中國共產黨誕生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9.08.002

1919年5月4日,一場全國范圍的愛國主義群眾運動在中國爆發。作為100年前的歷史事件,它已經成為留存在人們頭腦里的過往記憶;作為彰顯民族精神的歷史運動,它依然是激勵當代中國前進的思想財富。五四運動具有厚重的價值,它不僅鑄造了愛國、進步、民主、科學的時代精神,而且匯集了中國人民偉大覺醒、中國革命形態轉型、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廣泛傳播、中國共產黨建立等歷史價值的精華。2019年4月19日,中央政治局舉行第十四次集體學習,習近平總書記發表重要講話,指出:“要加強對五四運動歷史意義的研究,深刻揭示五四運動對當代中國發展進步的深遠影響”,“安排這次中央政治局集體學習,目的是重溫100年前那段激情燃燒的歲月,加深對五四運動歷史意義和時代價值的認識”。[1]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的當下,深化五四運動歷史意義的認識具有非常重要的現實意義,它有助于我們激活歷史記憶,挖掘歷史資源,從而為堅定不移地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增添不竭的動力。

體現近代中國人民的偉大覺醒

1840年鴉片戰爭的失敗,使中國人民品嘗到民族恥辱的苦澀。從清政府簽訂《南京條約》開始,各種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壓得中國人民喘不過氣來,山河破碎、經濟凋敝、生靈涂炭、國弱民窮,中國陷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黑暗之中。中國人民在屈辱中抗爭、在苦難中奮斗、在危機中擔當,五四運動是表現中國人民不屈不撓頑強意志的標志性事件。

歷史帶來的不幸,催生中國人民的一次次覺醒,每一次覺醒都推動了社會的進步。五四運動之前,近代中國人民的覺醒有幾種主要的表現形式:一是三元里抗英斗爭、義和團運動等類型的人民群眾反抗外國侵略的壯舉;二是以林則徐、魏源、康有為、孫中山等為代表的先進中國人向西方尋求真理的救國救民道路探索;三是遭遇戰爭失敗而形成的刺激,尤以1894年甲午戰爭為突出,堂堂天朝帝國被彈丸島國的日本打敗,引起朝野上下的強烈震撼,時人有“吾國四千年大夢之喚醒”的感受。這幾種形式的覺醒促使中國人民反帝反封建斗爭一步步向前發展。

沉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那個年代,國外稱中國是一頭“睡獅”,對中國人民來說,如何從睡夢中醒過來是個沉重的話題。近代中國人民不是一下子覺醒的,而是有一個由弱到強、由淺及深的過程。誠然,反侵略斗爭中無論哪一種覺醒形式都表現了中國人民愛國主義的英勇氣概,但表現形式不同,覺醒的表現在程度和意義上有所差別。概括地說,五四運動之前中國人民反帝反封建斗爭基本上還處于被動反抗、急促應對、行動自發、目標茫然的狀態,主要局限于社會部分群體和少數仁人志士的范圍,形不成斗爭合力,缺乏整體性的覺醒。一些先進中國人對這樣的局面深有感觸。孫中山先生曾形容中國猶如一盤散沙,沒有覺醒起來形成團結的力量,他說:“因為是一片散沙,所以受外國帝國主義的侵略,受列強經濟商戰的壓迫,我們現在便不能抵抗。”[2]陳獨秀認為鴉片戰爭后各次變革都只是少數人的行為,缺乏民眾的參與,廣大國民都還站在旁邊“隔岸觀火”,以致“共和已經八年,一般國民不曾有一天明了正確意識的活動。國民和政治,隔離得千百丈遠”。[3]五四時期魯迅創作的《吶喊》《藥》等多篇小說,以辛辣的文字揭露社會黑暗,他把當時中國的社會比作一間沉悶的屋子,希望用吶喊喚醒房間里所有沉睡的人們。這些觀點都蘊含著對中國社會和人民整體性覺醒的期望。

五四運動的一個重要歷史意義是體現了中國人民的整體性覺醒,這不僅表現在全國規模的范圍上,更表現在覺醒的形式上。眾所周知,五四運動因巴黎和會上中國外交失敗而引發,西方列強無視中國的主權,達成把山東膠州半島管轄權交給日本的協議,引起中國人民的強烈不滿,捍衛國家主權、維護民族尊嚴成為這場群眾性愛國主義運動的鮮明主題。五四運動不僅發生在1919年5月4日這一天,而且是一個持續較長時間的過程,因此形成“五四時期”“五四時代”等歷史概念。它不僅是發生在天安門廣場北京青年學生的示威活動,而且蔓延成為遍及全國范圍的學生運動、罷課罷工罷市的抗議斗爭。這樣的反帝反封建斗爭在鴉片戰爭后的中國是空前的,對喚起近代中國人民覺醒有著重要意義,吳玉章回憶五四運動時說,“在群眾運動的沖擊震蕩下,整個中國從沉睡中復蘇了”。[4]與以前中國人民的覺醒形式相比,五四運動表現的愛國主義不是被動地反抗,而是主動地抗爭,是為國家地位和民族尊嚴而戰,體現出近代國家和民族意識的真正覺醒。

五四運動體現近代中國人民偉大覺醒表現在反帝反封建斗爭的組織化程度提高。五四運動是中國人民發揚愛國主義民族精神的一次集體行動,參與其中的不僅有起著先鋒隊作用的青年知識分子,而且有極大熱情的廣大工人、商人、教師、城市居民以及農民群眾。五四運動的愛國主義斗爭于北京發生,蔓延到全國各地,形成聲勢浩大的規??範?。這樣的反帝反封建斗爭如果缺少有序的組織引導是難以開展起來的。雖然五四運動不是在哪個領導機構或哪種政治力量主體的組織下開展起來的,但全國各地為聲援抗爭而成立的學生聯合會、請愿團以及“三罷”斗爭的一些工商界團體統一行動,使五四運動在秩序、方向、目標和過程等方面體現出組織性。北京學生五四示威游行的消息傳到上海后,復旦學生舉行集會,決定組織上海學生聯合會,5月19日,該聯合會召開緊急會議,決定各校派代表分赴外埠,聯絡全國學界,并在罷課后組織演講、散發傳單、調查日貨、組織義勇團等活動。5月9日,武昌各大中學校學生以學生團的名義向北京學生致電聲援,17日,正式成立武漢學生聯合會。6月16日,全國學聯在上海召開成立大會。各地報紙紛紛加入斗爭的行列,發揮媒體輿情宣傳的作用,連續報道五四運動進展的消息?!睹駠請蟆贰渡陥蟆返葓罂衣侗本┱鲑u國家權益、鎮壓學生的罪行。學界、商界、新聞出版界等團體通電全國,要求釋放學生,拒簽和約;組織游行;抵制日貨。這都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五四運動的社會動員組織性、抗爭行動組織性、方法步驟組織性等特點。

五四運動體現近代中國人民偉大覺醒還表現在反帝反封建斗爭具有徹底性。毛澤東指出:“五四運動的杰出的歷史意義,在于它帶著為辛亥革命還不曾有的姿態,這就是徹底地不妥協地反帝國主義和徹底地不妥協地反封建主義。”[5]如果把五四運動與辛亥革命進行比較,那么評判反帝反封建斗爭的徹底性顯然不在實踐的激烈程度上,而是以思想的深刻程度為標準。再進一步說,五四運動反帝反封建斗爭的徹底性主要也不是表現在聲勢浩大的現象上,而是五四運動使中國人民開始清醒地認識到了帝國主義的本質,打破了對外國侵略者的幻想,同時又加深了對封建主義的認識,提升了與軍閥統治的北京政府斗爭的思想自覺。1919年5月18日,李大釗撰文指出:巴黎和會就是“歐洲分贓會議”,“我們且看巴黎會議所議決的事,哪一件有一絲一毫人道、正義、平和、光明的影子!哪一件不是拿著弱小民族的自由、權利,作幾個強盜國家的犧牲!”五四運動“乃是反抗侵略主義,反抗強盜世界的強盜行為”。[6]這是從本質上認識帝國主義的體現。五四運動反對賣國政府的斗爭,使中國人民進一步看清了封建統治階級成為帝國主義附庸的面目,開始認識到必須推翻他們的統治。認識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思想深化,是五四運動超越歷史的表征,不能認清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本質,必然影響反帝反封建斗爭的有效性和徹底性。正是有了五四運動對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本質的認識深化這個基礎,中國共產黨才能夠在近代中國歷史上第一次明確提出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綱領。

迎來中國革命形態的歷史轉型

在中國近代史上,五四運動是劃分新舊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兩個階段的標志。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有新舊之分,是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國的特殊現象。新舊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屬于同一個范疇,但具有完全不同的屬性,是兩種革命形態。五四運動成為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開端,是其歷史意義顯示的又一個向度。

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的80年,理論上統稱為資產階級舊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其實,這只是歷史研究分期意義上的使用,嚴格地說,中國資產階級舊民主主義革命實際發生的時間很短。中國資產階級到19世紀60年代的洋務運動以后才產生,而完整意義上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按照毛澤東的說法是從辛亥革命才開始的,“從孫中山先生開始,才有比較明確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7]從這個意思上看五四運動的歷史意義,它以實現革命形態轉型推動了近代中國發展進入新的歷史進程。

一般意義上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主要任務是反對封建主義,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還要加上反對帝國主義的任務。辛亥革命之前,無論是統治階級的開明人士進行的革新自救,還是舊式農民戰爭或資產階級改良運動,都發生于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統治的社會環境下,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具有間接或直接地反帝反封建斗爭的特點。之所以說辛亥革命是具有完整意義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是因為它以推翻封建統治為目標,同時也具有反對帝國主義的意義。以孫中山先生為代表的資產階級革命派高舉西方近代民主主義的思想旗幟,追求在中國實現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1911年武昌起義掀起的革命風潮取得了推翻清政府統治的成果,結束了中國延續幾千年的封建專制制度,建立起中華民國。這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創造的偉大業績。但是,中國并沒有因此而獲得新生,中華民族仍然沒有擺脫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壓迫的桎梏。孫中山先生認識到革命尚未完成,要求同志仍須努力,一些激進民主主義者在實踐的反思中對曾經奉為法寶的西方近代民主主義思想產生了懷疑和動搖。

辛亥革命的夭折事實上宣告了資產階級舊民主主義革命的短命,它的內在邏輯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國情決定了西方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道路在中國走不通,中國資產階級沒有能力擔當起領導民主革命勝利的使命。撞上了墻、碰破了頭,就要尋覓新的路,中國革命形態轉型成為必然要求。“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五四運動迎來了時機,知識分子的思想變化印證了這個時機的到來。五四運動前,思想處于激進狀態的知識分子盡管對“共和其名、專制其實”的中華民國強烈不滿,但還是束縛于仿效英美國家的目標;1915年9月陳獨秀創辦《青年雜志》,雖然表示出崇尚法國革命的激進姿態,但依然沒有擺脫資產階級舊民主主義革命的圭臬。五四運動后,先進知識分子將目光轉向了俄國,走十月革命的路成為新的選擇。李大釗發表了多篇文章評論俄國十月革命,頌揚它是“新文明之創造,新生命之誕生”“開辟了人類新紀元”“實十九世紀全世界人類普遍心理變動之表征”,揭示中國向社會主義發展的必然趨勢。[8]陳獨秀說“倘然仍舊走歐、美、日本人的錯路,前途遍地荊棘”,“我以為即在最近的將來,不但封建主義要讓共和,就是共和也要讓社會主義……俄羅斯共和推翻半年便被社會主義代替了”,認為中國走上俄國十月革命道路是必然的。[9]毛澤東與新民學會會員討論改造中國的出路問題時說,“至于方法,啟民主用俄式,我極贊成。因俄式系諸路皆走不通了新發明的一條路,只此方法較之別的改造方法所含可能的性質為多”。[10]這些歷史資料清晰反映了中國革命面臨形態轉型的思想動向,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難以再按照老的樣式進行下去了。

五四運動不是由資產階級領導的,當時中國共產黨也還沒有誕生,但是,反帝反封建斗爭的徹底性使它成為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一次重大實踐。五四運動之所以成為新舊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分水嶺,是因為它顯示了革命形態轉型的征兆。這場運動發生于俄國十月革命改變世界革命格局的新形勢下,發生于中國工人階級登上歷史舞臺的新情況下,這就使中國革命的屬性內涵、斗爭特征和發展趨向都發生了變化。資產階級新民主主義革命有兩個基本要素,一是從資產階級領導轉變為無產階級領導,二是從世界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的組成部分轉變為無產階級社會主義世界革命的組成部分。這兩個基本要素決定了反帝反封建斗爭不再沿著以往的路徑發展,革命的前途不再是建立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一文中指出:“在五四運動以后,雖然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繼續參加了革命,但是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政治指導者,已經不是屬于中國資產階級,而是屬于中國無產階級了”,新民主主義革命“是徹底打擊帝國主義的,因此它不為帝國主義所容許,而為帝國主義所反對。但是它卻為社會主義所容許,而為社會主義的國家和社會主義的國際無產階級所援助”,他強調“這是一個絕大的變化,這是自有世界歷史和中國歷史以來無可比擬的大變化”。[11]近代中國革命這樣的變化從五四運動開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形態轉型顯示了五四運動特有的歷史意義。

無產階級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仍然以完成反帝反封建任務為使命,但革命屬性和形態的變化使它能夠創造出與資產階級舊民主主義革命天壤之別的歷史場景。五四運動揭開了新的歷史扉頁,深刻的社會變革使中國人民前進道路上的天塹變通途,資產階級新民主主義革命因為有了代表無產階級利益的中國共產黨領導,其反帝反封建斗爭取得徹底勝利才得到了保證。新民主主義革命從五四運動出發,打開了奪取全國勝利、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歷史通道。

形成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廣泛傳播的思想契機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認識五四運動的歷史意義和時代價值,要堅持大歷史觀,“從五四運動以來中國的政治史、思想史、文化史、社會史等各領域開展研究,總結歷史規律,揭示歷史趨勢”。[12]五四運動不僅在近代中國政治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且也是近代中國思想史上的重要篇章。鴉片戰爭后中國社會思潮的第一波轉向是擺脫封建傳統文化束縛,接受西方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思想;第二波轉向是用無產階級社會主義思想替換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思想。五四運動以馬克思主義的廣泛傳播成為近代中國社會思潮第二波轉向的歷史標識。

與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思想一樣,馬克思主義思想也誕生于西方,它傳入中國經歷了一個過程。中國人知道外國有叫馬克思、恩格斯的人,是在19世紀末。1899年2月,上海發行的《萬國公報》刊載一篇譯文,最早提到了他們的名字。此后,國內一些報刊雜志上的介紹陸續多了起來,介紹者主要是資產階級改良派和民主派的人士、海外中國留學生和無政府主義者。從馬克思主義早期傳入中國的情況看,有幾個特點。一是介紹雜亂零碎,大多是片言只語,甚至斷章取義。二是流傳范圍窄小,僅限于知識界的少數人。三是獵奇性明顯,興趣集中在馬克思、恩格斯關于經濟學、哲學和歷史學的某些具體觀點上。這樣的介紹沒有與中國社會變革的需要相聯系,因此還不能引起人們的重視。

五四運動促進馬克思主義廣泛傳播到中國,外部原因是受俄國十月革命影響,內部原因是中國社會自身的理論需要。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的80年里,一批又一批仁人志士孜孜不倦地探索救國救民道路,先后聚焦于仿照西方船堅炮利、發展工商業、取法民主共和制度以及進行思想啟蒙等方面,希望通過向西方尋找真理發現救國救民的出路。但是,一切努力都失敗了,辛亥革命在取得推翻封建制度偉大成就的同時也幻滅了中國資產階級的美好憧憬,中華民國初年混亂不堪的糟糕實踐,實際上宣告了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思想的破產。救國救民需要新的思想武器,變革中國產生了新的社會需要。五四運動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發生,構成近代中國思想嬗變的一個環節。

從19世紀末開始介紹,到五四運動后廣泛傳播,馬克思主義登場中國的局面改變是因為這一新思想進入了中國社會需要的關切之中。如果說五四運動前的中國人介紹馬克思主義還只是把它作為新的學術觀點加以認知的話,那么,五四運動后的中國知識分子則開始把它當作新的救國方案進行定位,從而使尋求先進理論指導的社會需要與救國救民道路探索的重新選擇掛上了鉤。五四運動期間知識分子的思想動向表明,馬克思主義正是因為具有改變中國命運的思想價值而形成了廣泛傳播的動力。五四運動后的先進知識分子不再停留于學術視野的介紹,而把馬克思主義作為一面思想旗幟樹立起來,就如當時毛澤東所說,“主義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趨赴”。[13]針對有人提出“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的觀點,李大釗指出,研究問題和談主義不是分離的,要解決社會問題,“先要有一個共同趨向的理想、主義”,并明確表明自己的馬克思主義立場,強調應該“宣傳我們的主義”。[14]這些立足中國社會變革需要的認識,推動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廣泛傳播,當先進中國人從救國武器的角度發現馬克思主義的價值時,近代中國思想史就翻開了新的一頁。

五四運動后,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廣泛傳播制造了新的歷史鏡像。首先,馬克思主義得到系統的宣傳。1919年9月,《新青年》第6卷第5號出刊,開辟了“馬克思主義專號”,發表了7篇研究馬克思的文章。雖然這些文章立場和觀點不同,但以專號形式進行集中宣傳則放大了傳播的社會效應。其中,李大釗《我的馬克思主義觀》一文詳細介紹了剩余價值理論、唯物史觀、階級斗爭學說和無產階級專政理論,以豐富內容呈現了馬克思主義的思想體系。其次,馬克思主義成為流行社會的新思潮。“五四時代,大家爭著談社會主義”,[15]“及‘五四’運動后,社會主義的學說盛極一時,很受一般青年學子的歡迎”,[16]在“觸醒了空泛的民主主義的噩夢”后,“學生運動倏然一變而傾向于社會主義”。[17]不僅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的知曉度越來越高,而且他們的思想先進性得到較為普遍的認同。再次,各種宣傳馬克思主義的刊物層出不窮。有研究者統計,五四時期各種宣傳新思想的刊物達1000余種,除《新青年》外,像《每周評論》《湘江評論》等一大批刊物都成為宣傳新思想的重鎮。雖然并不是所有的刊物都宣傳馬克思主義,但傳播新思想形成龐大媒體陣營,客觀上為馬克思主義廣泛傳播提供了有利條件。最后,形成了一批信奉馬克思主義的中堅力量。與馬克思主義早期介紹的情況不同,五四運動中馬克思主義的廣泛傳播促進了一大批知識分子信仰的轉變,在李大釗、陳獨秀等人的影響下,許多人走上信仰馬克思主義的道路,他們不僅在馬克思主義廣泛傳播中發揮了中堅力量的作用,而且成為一輩子奉獻共產主義事業的戰士。

從思想史的角度看,近代中國社會思潮第一波轉向沒有給中國帶來成功的希望,第二波轉向則從根本上改變了中華民族的命運。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馬克思主義不僅深刻改變了世界,也深刻改變了中國。”“實踐證明,馬克思主義的命運早已同中國共產黨的命運、中國人民的命運、中華民族的命運緊緊連在一起。”[18]五四運動形成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廣泛傳播的思想契機,使中華民族的前途命運從此與馬克思主義緊密相聯,中國人民正是因為找到了馬克思主義這個先進的思想武器,才在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的偉大事業中占據了主動、把握了命運、贏得了勝利、走向了光明。

創造中國共產黨誕生的社會條件

五四運動為中國共產黨的誕生作了思想上和組織上的準備,廣大人民群眾愛國主義精神的高漲引出了近代中國開天辟地的大事變。中國共產黨于五四運動兩年后宣告成立的事實,把兩個影響中國歷史發展的重大事件近距離地連在了一起。“一九二一年,五四運動之后,在中華民族內憂外患、社會危機空前深重的背景下,在馬克思列寧主義同中國工人運動相結合的進程中,中國共產黨誕生了。”[19]中國共產黨的橫空出世是五四運動發展帶來的必然結果。

在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前,國內已經有許多政黨存在,形形色色的政黨以不同的面目活動在政治舞臺上。中華民國初年,一些人熱衷政黨政治的實踐,數百個大大小小的政黨紛爭角逐出現的亂象景觀,給人們留下極壞的印象。1921年中國共產黨建立時只有50多名黨員,與之前的政黨相比,不僅是后來者,而且力量很單薄,又處于秘密狀態。然而,就是這樣一個弱小稚嫩、毫不起眼的政黨,卻不斷發展壯大、日益成熟,成為擔當革命重任、贏得人民擁護、引領中國發展的大黨。近代中國政黨興衰沉浮的邏輯,演繹了中國共產黨旺盛生命力的密鑰,五四運動創造的機遇助力馬克思主義先進政黨的誕生,一些新的歷史要素賦予中國共產黨特有的品質。

中國共產黨為什么能夠在各種政黨林立和各派政治力量博弈中脫穎而出?因為它從誕生之日起就具有先進的政黨品質。這樣的品質建立在兩個基礎之上:一是階級基礎,二是思想基礎。中國工人階級代表的新社會力量和馬克思主義代表的新思想新理論,使中國共產黨一登臺亮相就具有與它之前的其他政黨根本不同的性質。五四運動不是工人運動,但中國工人階級是在五四運動中成熟為一個覺悟了的自為階級;五四運動以中國人民的偉大覺醒形成思想解放的浪潮,促進了馬克思主義先進思想的廣泛傳播。這兩個層面上的發展使五四運動創造出“三個相結合”的歷史機遇:一是新的社會力量與先進思想相結合,二是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工人運動相結合,三是知識分子與工農民眾相結合。中國共產黨的誕生是這“三個相結合”的產物。新的社會力量與先進思想相結合,顯示了中國共產黨代表先進生產力發展要求和先進文化前進方向的建黨特征。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工人運動相結合,顯示了中國共產黨作為無產階級先鋒隊組織的建黨性質。知識分子與工農群眾相結合,顯示了中國共產黨代表廣大人民群眾利益的建黨取向。“三個相結合”衍生的政黨先進稟性決定著中國共產黨擔當神圣使命的歷史品格。

五四運動體現的一些歷史要素,創造了孕育中國共產黨誕生的社會政治生態。首先,五四運動彰顯的愛國主義,呼喚著誕生一個能夠領導人民徹底進行反帝反封建斗爭的政黨。新陳代謝的歷史規律決定著新型政黨取代舊式政黨,時代催生先進政黨,中國人民在五四運動中激發的愛國主義熱情,構成中國共產黨建立的重要政治生態。其次,中國工人階級的發展、成熟和工人運動的蓬勃興起,為相對應的政黨建立提供了孕育環境。代表無產階級利益的中國共產黨以工人為階級基礎,五四運動中工人階級的表現和作為,以創造歷史的主體力量得以顯示,營造了中國共產黨建立的社會政治生態。最后,一批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形成,改變了此前政黨運行的社會政治生態。五四運動促使許多先進知識分子從激進民主主義者向馬克思主義者轉變,新的宇宙觀幫助先進的中國人實現了建立政黨的動力變化。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組建的中國共產黨,完全擺脫了爭權奪利的官僚政治運行軌跡,確立了為民族解放、國家統一、人民幸福而奮斗的政黨建設取向。

歷史是現實的一面鏡子。想明白我們要到哪里去,就要知道我們從哪里來。從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演化進程和發展趨勢看,可以得出這樣一個結論:中國共產黨不在這個時候誕生,也會在另外一個時候建立。歷史之所以選擇五四運動兩年后這個時機誕生中國共產黨,是因為建立馬克思主義先進政黨的社會條件已經成熟。1921年是中國共產黨正式宣告成立的歷史起點,1919年的五四運動則是中國共產黨孕育過程的歷史發端。習近平總書記概括中國共產黨發展歷史時,突出了五四運動的發端意義。他指出:“建立中國共產黨、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推進改革開放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是五四運動以來我國發生的三大歷史性事件。”[20]這個歷史敘事的表達,啟示我們應把五四運動納入中國共產黨發展的歷史視野之中。“三大歷史性事件”由五四運動拉開帷幕,五四運動創造的社會條件,注定了中國共產黨將領導中國人民干出和干成讓世界刮目相看的偉大事業。

五四運動時的中國,中華民族還掙扎在半殖民半封建社會的黑暗中;100年后的中國,中華民族已經以繁榮富強的面貌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時光荏苒,令人感慨萬千,百年歷史見證中國的滄海桑田。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中國實現了從幾千年封建專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偉大飛躍,中華民族實現了由不斷衰落到根本扭轉命運、持續走向繁榮富強的偉大飛躍,中國人民實現了從站起來到富起來、強起來的偉大飛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全黨全國人民正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領導下,向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目標不懈奮斗。紀念五四運動100周年,可以使我們通過回顧歷史,增添砥礪前進的力量和激發更大作為的斗志。

注釋

[1][12]習近平:《加強對五四運動和五四精神的研究》,《人民日報海外版》,2019年4月22日。

[2]《孫中山全集》第9卷,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第281頁。

[3]《獨秀文存》,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404~405頁。

[4]《五四運動回憶錄》下,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79年,第60頁。

[5]《毛澤東選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99頁。

[6]《李大釗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20頁。

[7]《毛澤東選集》第2卷,第564頁。

[8]《李大釗文集》第2卷,第219頁。

[9]《獨秀文存》,第360、374~375頁。

[10]《毛澤東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頁。

[11]《毛澤東選集》第2卷,第672~673、668、669頁。

[13]《毛澤東早期文稿》,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498頁。

[14]《李大釗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4頁。

[15]《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3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第15~16頁。

[16]李季:《社會主義與中國》,《新青年》,1921年第8卷第6號。

[17]《五四運動回憶錄》上,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79年,第79頁。

[18]習近平:《在紀念馬克思誕辰20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18年5月5日。

[19]《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下,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8年,第341~342頁。

[20]習近平:《在慶祝改革開放4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18年12月19日。

責 編/刁 娜

作者:齊衛平

第二篇:五四運動后至建黨前馬克思主義大眾化進程的歷史考察

〔摘要〕五四運動后至建黨前,各地共產主義小組成員加強以馬克思主義的學習和研究;以通俗易懂的方式傳播馬克思主義,大力開展工人工作;積極推進工人階級對馬克思主義的學習和運用。馬克思主義大眾化結出了豐碩成果,工會組織紛紛成立??疾煳逅倪\動后至建黨前馬克思主義大眾化的進程,總結規律性,對推動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大眾化的工程,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和實踐意義。

〔關鍵詞〕馬克思主義;大眾化;共產主義小組

馬克思主義產生于19世紀40年代的歐洲。馬克思主義以其宏大的理論體系,揭示了世界發展的普遍規律,具有世界意義。所以,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之后,很快就被中國先進分子所接受,并運用它作為改造中國的強大思想武器。

馬克思主義來到中國,首先是一個大眾化的過程,即在中國先進的知識分子中廣泛傳播并得到認同、接納后逐步向工農大眾傳播。五四運動后,隨著各地共產主義小組的紛紛建立,中國共產黨的創始者們身體力行,艱辛努力,很快在工人、知識分子中推進馬克思主義的大眾化,開辟了馬克思主義大眾化方向,使馬克思主義不僅在中國扎根,并且轉化為推進中國革命的巨大力量。

黨的十七大報告明確提出了“開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宣傳普及活動,推動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大眾化”這一具有戰略意義的偉大工程?;仡櫄v史,考察五四運動后至建黨前馬克思主義大眾化的進程,總結規律性,對推動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大眾化的工程,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和實踐意義。

一、早期共產黨人學習、

研究馬克思主義

堅持馬克思主義,積極推進馬克思主義大眾化,需要一大批理論家和理論工作者,需要黨中干部掌握馬克思主義基本立場、觀點和方法。

五四運動后,馬克思主義開始系統、全面地介紹到中國,馬克思主義廣泛傳播,并開始同工人運動結合。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的重點是:關于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唯物史觀、剩余價值學說、階級和階級斗爭、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無產階級政黨的學說和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的思想。早期共產黨人陳獨秀、李大釗、毛澤東、周恩來、蔡和森、李達、瞿秋白、李漢俊、陳望道、惲代英、張太雷、鄧中夏等人的傳播活動,帶來了全國各地學習和宣傳馬克思主義的高潮。而他們自身也在刻苦鉆研馬克思主義,提升馬克思主義的水平,以便更好地指導中國革命。

早期黨組織民員重視對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的學習,盡管他們對馬克思主義的了解還不深入,但他們對當時能找到的馬克思主義著作進行了認真的研究,并對它的各個組成部分及其相互關系有了基本正確的理解。他們著重從馬克思、恩格斯的原著來學習馬克思主義,同時也開始學習列寧的著作。

武漢黨組織建立后,為了加強研究和宣傳馬克思主義,重視自己成員的思想政治學習。他們每周開一次會,除交流工作外,就是暢談學習心得。他們學習的資料有:《共產黨宣言》、《唯物史觀》、《社會主義史》、《〈資本論〉淺談》和《新青年》、《共產黨》等雜志。

五四運動后,蔡和森等新民學會會員赴法勤工儉學。他們利用國外的有利條件,深入研究馬克思主義理論,撰寫心得,與國內毛澤東等人分享。蔡和森等人還組織了工學互助社,聯絡中國進步留學生,學習、研究馬克思主義。周恩來、趙世炎、陳炎年、陳喬年等人到西歐后,也刻苦學習馬克思主義。

在共產黨早期組織的領導下,1920年11月,社會主義青年團在上海成立,其后,北京、天津、長沙、武漢等地也成立了團的組織。這些團組織引導青年積極學習馬克思主義,參加實際斗爭,為黨造就了后備干部。

早期共產黨人學習、研究馬克思主義各有特色。李大釗重視唯物史觀、剩余價值理論和階級斗爭學說。他是使用唯物史觀研究史學的開拓者。他提出了歷史是人民創造的,歷史研究旨在探求歷史發展規律的觀點;陳獨秀看重馬克思主義的階級斗爭學說和剩余價值理論。早在1920年5月《新青年》組織的“上海厚生紗廠湖南女工問題”的討論中,他就運動馬克思和剩余價值理論揭露資本家剝削的殘酷性,指出中國不能再走“歐美、日本人的錯路”。[1]李達1921年春出版了《唯物史觀》、《馬克思經濟學說》、《社會問題總覽》等3部譯著,分別從馬克思主義哲學、政治經濟學、科學社會主義三個主要方面闡釋了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代表了當時馬克思主義研究的最高水平,對中國共產黨人加深馬克思主義理論修養具有重要的意義。蔡和森強調無產階級專政的必要性,重視建立無產階級政黨;毛澤東強調用階級專政的辦法改造社會。

在提升自身馬克思主義理論修養的同時,為救國救民,改造社會,早期共產黨人開始了馬克思主義轉播的歷程。

二、以通俗易懂的方式傳播

馬克思主義,大力開展工人工作

馬克思主義大眾化要進行話語方式的轉換,從學理性的理論術語和政治性的文件語言向日常性的大眾語言轉換,從抽象向具體轉化。推進馬克思主義大眾化,要把理論形態、體系化的馬克思主義,轉化為人民群眾的政治信念和行為準則;要把抽象的理論通俗化、具體化,要使馬克思主義理論具有新鮮活潑的、為人民服務所喜聞樂見的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推進馬克思主義大眾化,要眼睛向下,致力于馬克思主義同人民群眾的日常生活、社會實踐相結合。

馬克思主義從工人運動中產生,是指導工人階級實現自身解放的強大理論武器。歷史上,從來沒有一種理論像馬克思主義那樣,與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的命運緊密地聯系在一起。早期中國共產黨人已認識到,要想實現改天換地,變革中國社會,推翻舊制度,建設新國家,必須將馬克思主義理論在人民群眾尤其在工人階級中傳播,將其變成實現社會改造的強大力量。他們深入工廠,同工人打成一片。上海黨組織成員俞秀松改名換服,到厚生鐵工廠去做工。

北京黨組織以馬克思主義研究會作為繼續宣傳馬克思主義的團體。李大釗對該會非常重視,希望其為中國革命培養出“幾位真正能夠了解馬克思學說的,真正能夠在中國放點光彩的人。”[2](371)該會成立了專門搜集馬克思主義書籍、指導青年閱讀的圖書室,取共產主義中譯名“亢慕義齋”。

北京工業不發達,沒有可以把工人聯合起來的大工廠。在這種情況下,北京黨組織決定把工作轉移到鐵路員工方面。由于擔心都是知識分子出身,與工人階級有距離,因此,決定同這些工人加強內部聯系。為此,在長辛店創辦勞動補習學校,訓練2000名鐵路工人。該校1921年元旦正式開學。學校分日夜兩班,日班為工人子弟上課,夜班為工人上課。上課的工人多是青年工人,學校主持人是鄧中夏。在這所學校,有3名社會主義者任教。教育人什么呢?北京黨組織成員之一的張國燾說:“我們經常不斷地向他們說,他們遭受他們的廠主資本家的掠奪,不得不過著牛馬般的生活;其次,向他們介紹外國工人運動史。我們不斷地向他們指出組織起來的意義和方法,時常給他們講課,教他們識字,同時,還教他們習慣于用文字來表述自己的思想,讓他們寫出關于家庭生活和日常生活情況以及工廠里發生的一切不公平事件的書面報告。起初,他們感到有些為難,但后來從他們中間培養出了一些優秀的鼓動員。”[3](15-16) 講課內容同淺入深,從工人為什么受苦,為什么要團結,為什么要向帝國主義、軍閥、官僚、資本家作斗爭,一直講到階級斗爭,講到工人階級政黨,講到十月革命和蘇俄,通俗易懂,受到工人的歡迎。長辛店勞動補習學校成為北京黨組織接近工人的一個途徑,他們和工人之間逐步產生了親密的感情。他們不止一次地向工人提出各種階級要求,像增加工資、縮短工時、成立工會等思想,在工人之間不斷增長起來。后來,工人們成立了擁有340至350人的鐵路工人工會。

利用刊物教育工人是馬克思主義大眾化的重要方式。工人文化水平低,10人當中只有1人看報,北京黨組織感到應該加強對他們的宣傳工作。為工人階級出版的宣傳刊物,大部分篇幅不多。1920年,北京黨組織創辦了《勞動音》周刊,由鄧中夏負責編輯。該刊的宗旨是:提高工人的覺悟,促進工人的團結,指導工人勞動。鄧中夏在創刊號上說:我們既然要排斥那幫不勞而食的人以維持我們的真正勞動同胞的生活,那么,我們不可不有充足的知識和善良的方法,做我們排斥他們的利器,階級斗爭的工具。所以我們出版《勞動音》來闡明道理,增進一般勞動同胞的知識;研究這些方法,以指導一般勞動同胞的斗爭?!秳趧右簟犯淖冎幌蛑R階級作“學理”宣傳,而向無產階級作實事運作。該刊強調:“只向知識階級作學理的宣傳,而不向無產階級作實際的運動,結果還只是空談。”[4]張國燾說:“我們經常鼓勵工人自己寫簡訊,并全部刊登在我們的刊物上或一般的報刊上。我們最初出版的是《勞動者》(應為《勞動音》)周刊,但出到第六期以后,就被政府查禁了。遭到這次迫害以后,我們的刊物改名為《仁聲》,但在第三期以后,由于缺乏經費,只得???。我們還出版了一些小冊子,如《工人的勝利》和《五一節》,這些出版物傳播得相當廣泛??墒?,我們的主要宣傳工作集中在要求提高工資和縮短工時上,這些要求現在已成為最有效的戰爭口號。”[4](17)1921年上半年,北京黨組織又創辦了《工人周刊》,該刊介紹國內外勞動消息,報道各地工人受奴役的痛苦生活,以啟發工人的覺悟,此外,號召工人組織工會,團結起來進行斗爭。該刊很快在北方工人中風行,被譽為“勞動者的喉舌”。

上海黨組織1920年8月成立,是中國共產黨的發起組。她將《新青年》改為黨的公開理論刊物,宣傳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理論,隨后又創辦半公開的刊物《共產黨》,介紹革命理論和黨的基本知識,擬訂中國共產黨的綱領草案和《中國共產黨宣言》,建立社會主義青年團。為更好地傳播馬克思主義,新青年社組織翻譯出版了一批有關馬克思主義的著作,包括考茨基的《階級斗爭》(惲代英譯)、馬爾西的《馬克思資本論入門》(李漢俊譯)和柯卡普的《社會主義史》(李季譯)等。其中還有在非常困難的條件下,由陳望道翻譯的《共產黨宣言》的最早的中文全譯本。1920年8月15日創辦了工人刊物《勞動界》周刊。該刊開辟有國內勞動界、國外勞動界、演說、讀者投稿、時文、調查、通訊、詩歌、小說、趣聞、閑談等11個欄目。上海黨組織成員李漢俊特別重視在該刊上做啟發工人覺悟的宣傳,發表了《為什么要辦這個報》一文,提出工人在世界上已經是最苦的,而中國工人比外國工人更苦,這是什么道理?是因為外國工人略微曉得他們應該曉得的事情,而中國工人曉得。黨的創始人之一陳獨秀在該刊上發表了《真正的工人團體》一文,告訴工人要改變自己的處境,必須結成團體,靠大家共同努力。但這種團體一定要真正屬于工人自己,而不能被資產階級操縱。他號召覺悟的工人趕快聯合起來,組成真正的工人團體。該刊上的文章大都通俗易懂,生動活潑,工人能看得懂,在啟發工人的覺悟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上海楊樹浦電燈廠工人陳文煥致信《勞動界》編輯部說:“有了《勞動界》,我們苦惱的工人有話可以說了,有冤可以伸了。”[6](52-53)

武漢黨組織成員重視調查工人的狀況。在黨組織成立前,他們就“漢口勞動狀況”進行過調查;黨組織成立后,他們的調查活動更為密集。他們深入到鐵路、碼頭、紗廠、兵工廠,取得第一手材料。他們通過在武漢第一紗廠、裕華紗廠、南洋煙廠、漢陽兵工廠等地辦識字班同工人接近。在識字班,他們向工人灌輸革命思想,號召工人團結起來進行斗爭。他們還經常通過學生家長同工人聯系,向他們灌輸革命思想。

湖南黨組織成員毛澤東注重對工人的教育。1920年冬,他在湖同第一師范附小創辦了民眾夜校和青年補習班,吸收附近工廠的工人來學習。在講課時,毛澤東將“工”和“人”聯系起來,寫成了一個“天”字,并形象地說,工人階級聯合起來,力量就大于天。他還同工人一起做工和學習,共同討論擺脫壓迫和剝削的道理。為推動馬克思主義傳播,湖南黨組織成員創辦了“文化韋社”,銷售進步書籍,如《社會主義史》、《勞動政府與中國》、《馬克思資本論入門》等。1920年8月,毛澤東等人創立了俄羅斯研究會,目的是研究俄國情況,作為改造中國的借鑒,此外,計劃派人到俄國實地考察,倡導留俄勤工儉學,培養革命人才。

山東黨組織成員也重視對工人的教育。1921年5月,他們組織了濟南勞動周刊社,創辦了《濟南勞動周刊》,反映工人的痛苦生活,報道各地工人運動進展情況,提出了“提高勞動者地位”、“增進勞動者知識”和“改造勞動者生活”等三項任務。周刊受到工人們的歡迎。他們還深入工人中間,宣讀進步報刊上的文章,啟發工人的覺悟,培養骨干,建立工人組織。山東黨組織還創辦了“文化書社”,出版有關馬克思主義的書籍,如《共產黨宣言》、《社會主義史》、《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階級斗爭》等。

廣州黨組織1920年創辦了對工人進行教育的通俗刊物《勞動者》,由于該刊由無政府主義者主持,向工人宣傳了很多無政府主義的思想,陳獨秀到廣泛后停辦了該刊。他開辦了機器工人夜校,認為機器工人比較先進,革命要依靠他們去發動。1921年2月,廣州黨組織創辦了《勞動與婦女》周刊,大力宣傳馬克思主義,希望將婦女發動、組織起來。廣州黨組織還發起了“馬克思主義研究會”,會員約有80人,除了青年學生和知識分子,還有其他職業者。他們還創辦了“宣傳員養成所”,學員來自全國各地,學習內容為社會科學、共產主義常識、國語常識等,目的是培養具有共產主義理論知識的人才,培養向人民大眾宣傳馬克思主義的宣傳員。1921年1月,《新青年》雜志社由上海遷往武漢,陳獨秀及中共部分早期領導人也來到廣州,廣州地區馬克思主義的傳播工作又大大前進了一步。廣州黨組織以原有的《群報》作為黨的機關報,刊登了有關馬克思、列寧的傳記,俄國共產黨的歷史,第三國際的文件。

旅法共產主義小組利用便利條件,了解國際工人運動的狀況和經驗,大量搜集和介紹馬克思主義著作,在旅法學生裝和華工中開展革命宣傳工作。

早期共產黨人在人民群眾尤其在工人中間宣傳馬克思主義,為促使工人覺醒,推進工人階級對馬克思主義的學習和運動,創造了必要的條件。

三、推進工人階級對馬克思主義的

學習和運用

馬克思恩格斯創立自己的學說,不是為了構建一個純粹的理論體系,而是為了動員群眾、發動群眾、教育群眾、武裝群眾以完成解放無產階級和全人類的偉大使命。堅持馬克思主義,積極推進馬克思主義大眾化,需要人民群眾廣泛參與到“大眾化”中來,變成馬克思主義為改造社會的強大力量。

早期中國黨組織成員繼承了馬克思主義與各國實際相結合的思想精髓,學得馬克思主義,就主張運用它去研究和解決中國面臨的問題。李大釗強調:“我們應該細細的研究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怎樣應用于中國今日的政治經濟情形。詳細一點說,就是依馬克思的唯物史觀以研究怎樣成了中國今日政治經濟的情狀,我們應該怎樣去做民族獨立的運動,把中國從列強壓迫之下救濟出來。”……[7](711-712)這說明,早期馬克思主義者已初步形成了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結合的思想,力圖在馬克思主義大眾化過程中,運用馬克思主義改造中國。

北京共產主義小組在長辛店播下的宣傳工作的第一批種子有了果實。1920年5月1日,那里舉行了示威游行。一千多工人參加了群眾大會,工人親自在會上發表了鼓勵性演說,會議持續了3個多小時,可仍有一些工人沒有來得及發言。群眾大會后,開始游行,由1500名工人組成的隊伍高舉著寫有重要標語的旗幟,唱著革命歌曲,喊著“增加工資、縮短工時”的口號沿街游行。此后,不到1個星期,工廠車間里發生了10起使管理人員感到不安的小型活動。經過最初一個時期的斗爭,北京共產主義組織得出了經驗;在忠實于工人運動的人與工人之間建立友好關系;從工人中選拔一些領袖;提醒他們不要忘記北京共產主義組織的目的,并利用自己的工會同雇主進行斗爭,從而使階級仇恨激化;必須利用一切機會摧動群眾舉行游行示威和罷工。1921年五一勞動節,長辛店鐵路工人舉行慶祝大會,通過組織工會的決議。

上海工人經過有組織的教育,階級覺悟不斷提高,認識到建立獨立工會的必要性。上海黨組織促使工人擺脫舊式行幫和黃色工會的束縛,直接領導工人建立了上海機器工會、印刷工會等新型工會組織。受陳獨秀組建真正的工人工會思想宣傳的影響,上海海軍造船所鍛工李中(即李聲毅)投書《勞動界》,主張 “ 我們少數同聲同類的工人,再聯絡多數同聲同類的工人,成一個大團體。由我們的大團體,再聯絡他一大團體,以成中國一大團體。”[8][6](53)1920年11月,由李中等人發起籌組上海機器工會,這是在共產主義小組領導之下建立起來的第一個工會組織。機器工會會員、其他工人團體的代表和來賓近1000人參加了成立大會,陳獨秀、孫中山等到會祝賀并講話。大會通過工會簡章,決定出版,《機器工會》,同天津、北京等地的機器工會建立聯系。12月,上海印刷工會成立,會員有1300多人,由工人自己創辦《友世畫報》,主旨是宣傳提供勞工生活,改造社會。為適應形式的發展,上海黨組織成立了職工運動委員會,專門組織和領導工人運動。上海工人運動由此進入到一個新的階段。

在武漢共產主義小組領導下,1921年5月5日,漢口人力車夫為反對加租,舉行罷工。罷工工人散發傳單,提出“奮斗,爭自由,爭人格”等口號。

綜上所述,五四運動后馬克思主義大眾化結出了豐碩成果,革命的知識分子深入工人之間參加實際斗爭,思想感情上發生了很大變化,樹立了為工農大眾服務的革命信念;工人中一部分人開始接受馬克思主義,成為具有共產主義覺悟的先進分子。這樣,成立中國共產黨的條件具備了。中國革命的面貌即將“煥然一新”.

早期共產黨人摧進馬克思主義大眾化的理論和實踐成果得到了黨的一大的黨綱和決議的首肯。一大黨綱規定“黨采用蘇維埃的形式,把工農勞動者和士兵組織起來,宣傳共產主義,承認社會革命為我黨的首要政策。”大會通過了《中國共產黨的第一次決議》,確定黨在當前的中心任務是加強黨對工人運動的領導,大力發展工會組織。決議強調:黨在工會里要灌輸階級斗爭的精神。因為工會補習學校是組織工會的一個準備步驟,因此各種產業部門都應建立這類學校,例如,應成立“運輸工人預備學校”和:“紡織工人預備學校”等等。工人補習學校應成為工人組織的中心。學校最重要的方針是喚醒工人門的覺悟,并激發他們組織工會的需要。決議要求建立工會研究機構,加強這種機構應由工業部門的領導人,有覺悟的工人和黨員組成,研究的內容是工人運動史、組織工廠工人的方法、卡尓 馬克思的經濟學說、各國工人運動之現狀,并提出對特別研究中國工人的情況。[8](6-8)

通過對五四運動后至建黨前馬克思主義大眾化進程的歷史考察,可對摧動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大眾化的工程獲得以下啟示:1、必須深入學習、研究馬克思主義,發展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理論是行動的先導,只有用先進的理論武裝全國人民,才能實現振興中華的目標。2、要以通俗易懂的方式傳播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將其轉化為群眾的生活語言,使理論簡明、扼要、易于接受。要將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科學精神融入群眾生產的生活實踐的具體生動的實踐中,逐漸內化群眾的觀念、意識、素養。3、摧進廣大人民群眾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運用。要堅持把理論學習和實踐結合起來,促使人民群眾自覺地行動,發揮社會主義事業建設者的主體作用,投身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之中,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參考文獻〕

[1]陳獨秀. 我的意見[J].新青年,2,(6).

[2]李大釗選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

[3]北京共產主義組織的報告[A].中共中央選集(1921—1925)[C].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9.

[4]我們為什么出版這個〈勞動音〉[J]. 勞動音,(1).

[5]北京共產主義組織的報告[A].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921—1925)[C],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9.

[6]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卷[A].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7]李大釗文集:下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8]中國共產黨第一個決議[A].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921—1925)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9.

(責任編輯:左鵬)

Historical Review of the Popularization of Marxism During the

Founding of the Party and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ZHANG Bei-gen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eijing,

Beijing 100083,China)

Key words: Marxism; popularization; members of communist groups

作者:張北根

第三篇:抗戰時期文化運動的歷史貢獻

[摘要]抗戰時期的文化運動是以中華民族傳統民族精神為思想基礎,是抗戰實踐對中華民族優秀文化的時代選擇和升華。在抗日民主根據地、國統區和淪陷區,廣泛開展的以抗日救亡為主題的多種形式的抗戰文化運動,在抗日戰爭中發揮了不可替代的歷史作用。

[關鍵詞]抗日戰爭;民族文化;歷史貢獻

一、根據地抗戰文化運動引領抗戰時期文化運動的前進方向

抗日戰爭爆發不久,國共兩黨為抵御外侮而再度合作。中國共產黨取得了事實上的合法地位,陜甘寧邊區成為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特區政府。隨后,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武裝挺進敵后,開展游擊戰爭,又陸續建立了一系列抗日根據地。在整個抗日戰爭時期,延安和陜甘寧邊區一直是中國共產黨中央所在地,是八路軍、新四軍及其他人民抗日武裝的總后方,是全國抗日戰爭的領導中心。隨著晉察冀邊區、晉綏邊區、晉冀魯豫邊區、華中地區、山東地區等各抗日根據地的創立,各地抗日民主政權的健康發展,文化建設也蓬勃發展起來,形成了以延安為中心的抗日根據地文化建設的歷史洪流,推動了全國抗日文化運動的開展。

抗日民主根據地延安是抗戰文化的策源地和搖籃。延安的抗日文化運動,是全國抗日文化運動的模范,延安抗日文化的方向,是全國抗日文化的方向??谷崭鶕氐奈幕且哉螢楹诵?,為抗戰服務的戰時形態的文化,它以大眾化的風格為基礎,“軍民共建”、群眾參與是它的重要特點。[1]抗日根據地的抗戰文化運動是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為指導的新興文明建設;是以人民群眾為主體的大眾文化運動;是直接為戰爭服務的實用性文化操作,它具有階級性、民族性和時代性的基本特征。

新民主主義文化是這個時期的抗戰文化的主流,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指出了新民主主義文化的三個特征: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谷諔馉幨切旅裰髦髁x革命的一個重要階段,所以毫無疑問,這也是抗戰文化的基本綱領,所以也是“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在抗日戰爭時期,所謂“民族的”,就是說必須反抗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爭取中華民族的獨立解放,同時應有自己的民族形式和民族風格;所謂“科學的”,就是必須反對和批判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對中國古代文化遺產批判地繼承,對外國的進步文化批判地吸取;所謂“大眾的”,就是要為最廣大的抗日民眾服務,并逐漸成為他們的文化。[2]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他又進一步強調,“文藝服務于政治”,在抗戰時期“中國政治的第一個根本問題是抗日”。

因此,在狹義上,抗戰文化的任務就是在爭取抗日勝利這一根本方針指導下,發展文化事業,推進文化運動??箲鹞幕\動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新民主主義文化運動的整個鏈條上的一個環節,因此在突出其抗日這一共同目標的前提下,也不排除還要進行其他一些進步文化建設。為此,中共中央宣傳部在《關于黨的宣傳鼓動工作提綱》中規定“黨在文化運動上的任務”是:第一,團結一切抗日不反共的文化力量,建立文化運動中最廣泛的統一戰線,向著一個共同的目標;反對民族敵人——日本帝國主義,反對民族投降主義,反對黑暗復古主義。第二,發展進步的文化力量,發展民主思想,主張思想自由,研究各種學術,宣傳科學的社會主義,推進中國的文化向前發展。第三,團結文化干部,培養文化干部,愛護文化干部,尤其在根據地內更應大批的吸收知識分子,各種專家學者參加一切抗戰的工作。第四,參加國民教育,發展國民教育,這是文化運動最基層的工作??梢?,作為為抗戰服務的抗戰文化,除了“團結人民,教育人民,打擊敵人,消滅敵人”,即反抗日本帝國主義和民族投降主義這一最根本任務外,還擔負著反對黑暗復古主義、發展民主思想、宣傳科學社會主義、發展國民教育等項任務??偟氖且?ldquo;推進中國文化向前發展”,要代表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

以新民主主義文化綱領為指導,根據地的抗戰文化運動推動民族精神向民主的、科學的、大眾的方向發展,使抗戰時期中華民族精神具有了新的時代內涵。新民主主義文化通過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戰文化運動傳播出去,對全國的抗戰文化運動都具有方向性的指導意義,很快就在國統區和淪陷區產生了廣泛的影響。并且,隨著抗日民主根據地的鞏固和發展,根據地的先進文化影響力和吸引力越來越大。中共中央的方針政策、馬克思主義著作,不僅在國統區,而且在淪陷區秘密流傳,對各地抗日民主運動和抗戰文化運動起到了積極作用,推動了抗戰時期中華民族精神的形成。

二、國統區抗戰文化運動堅定了中華民族團結抗日的信念

國統區的抗戰文化運動和抗日根據地的文化運動,共存于同一國土上,面對著共同的敵人。但由于所處的政治環境不同,國民黨對文化采取控制、壓迫、摧殘的政策,這就使國統區抗戰文化的發展面臨著特殊的形勢,文化斗爭任務更具艱巨性和復雜性。主要表現在:國民黨政府推行文化專制政策,尤其是進入戰爭相持階段后,更加變本加厲,抗戰文化活動所處的政治、文化環境惡劣;文化團體和機構經費短缺,文化人士生活困難,處境危險;文化活動中心和重要文化城市隨著政治、軍事形勢的變化而不斷變換,由抗戰初期的上海,到武漢、重慶,又到抗戰中后期的桂林、昆明,文化發展多樣性明顯;文化戰線內部矛盾斗爭情況復雜,不僅有不同學術觀點、藝術流派的爭鳴,而且有不同意識形態、政治立場、抗戰路線的斗爭,同時還有對國民黨文化專制政策的斗爭等。在民族危機時刻,這些矛盾和斗爭都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內部的問題,必須堅持原則性和靈活性的有機統一,做到有理、有利、有節,這就使國統區抗戰文化運動的任務更為艱巨復雜。

國統區的文化工作者大都目睹過侵略者的暴行,經歷過四處流離的苦難。所有這一切,在他們思想意識深處造成了前所未有的震動和撞擊。民族生存危機和個人生存危機喚醒了他們的歷史使命感和社會責任感,民族解放意識和愛國主義精神深深地在他們心里扎下了根。這一超越階級、民族界限的意識和精神,既是他們團結抗日的凝聚劑和力量的源泉,又決定著他們自覺地把抗日救國的主題貫穿于一切文化活動之中。無論是抗戰初期的上海、武漢等地的抗戰文化運動,還是抗戰中后期重慶、桂林、昆明等地的抗戰文化運動,弘揚愛國主義精神和強化民族解放意識始終是高揚著的主旋律??箲鸪跗诘奈乃囎髌分饕院喍?、明快、鼓動性、大眾性等特點,直接反映抗戰現實。創作者高昂的愛國熱情、追求民族解放和新生的心態,創作出大量展現中國人民的愛國主義精神、寧死不屈的堅強意志和頑強抗敵的英雄氣概的文藝作品,其主旨就是要增強民眾的民族解放意識,強化民眾的愛國行為,發動民眾抗日救亡,爭取中華民族的解放??箲疬M入相持階段后,文藝工作者對現狀和未來的思索更加深沉,作品的題材更廣泛,內容更豐厚。許多戲劇工作者和文學工作者都把焦灼的目光投向歷史,并把歷史性和現實性結合起來,用贊美本民族的輝煌歷史來提升中華民族的自信心,用歌頌歷史上的民族英雄來吸取重振民族精神的活力,借古喻今、反思歷史,使愛國主義、民族解放意識在新的時代背景下得到發展??箲鸷笃?,國統區的抗戰文藝運動雖與反獨裁反專制的民主運動相結合,但也仍圍繞著民族解放這一主旋律展開??傊?,弘揚愛國主義精神和強化民族解放意識貫穿于國統區抗戰文化運動的始終,對抗戰時期中華民族精神的形成和發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愛國進步文化人士在那樣惡劣的環境下,面對那樣艱巨復雜的斗爭形勢,以弘揚愛國主義精神和強化民族解放意識為主旨,在“文章下鄉,文章入伍”的號召下,堅持深入農村、軍隊、街頭,一面利用一切合法的手段和途徑與國民黨政府展開斗爭,一面廣泛聯系群眾開展抗日救亡的宣傳活動,掀起了一次次抗戰文化運動高潮,取得了豐碩的文化成果。國統區的進步愛國人士不僅成功激發了中國人民的斗志,增強了國人團結抗戰的信念和誓將日本帝國主義趕出中國的決心,而且以自身的不畏犧牲、英勇斗爭實際行動展示了堅強的斗志和必勝的信心,更加堅定了國統區人民團結一致抗戰到底的信念。國統區的抗戰文化運動高潮還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國民黨政府消極抗戰思想,對鞏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起到了積極作用。

三、淪陷區抗戰文化運動鼓舞了中華民族抗日到底的斗志

淪陷區抗戰文化運動是抗戰時期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從大的范圍劃分,淪陷區應包括東北淪陷區、華北淪陷區、華中淪陷區、華南淪陷區和臺灣。這些淪陷區因其淪陷的時間不同,政治環境以及淪陷前的歷史條件和文化背景不同,其文化也存在著許多差異。日本占領東北后,扶植了偽滿洲國政權,一切文化宣傳工作都操縱在日偽統治者所轄的文化機構中。華北、華中和華南淪陷區,在日寇操縱下,成立了汪偽政府,努力推行奴化政策。日本帝國主義在臺灣占據時間最長,推行的殖民同化政策也最甚。但這些殖民者和偽政府的統治并未得逞,無一例外地受到了當地愛國進步文化人士和愛國民眾的堅決抵抗和斗爭。

自日本出兵占領沈陽的那天起,東北人民的反抗和斗爭就一直沒有停止。中共領導下的東北抗日聯軍,在極端困難的條件下,轉戰白山黑水之間,在與敵人進行不屈不撓軍事斗爭的同時,積極創作,以文藝為武器同敵人展開斗爭,形成了獨具特色的抗聯文學,生動地記錄了東北人民的抗日斗爭經歷,充分體現了東北抗聯英勇殺敵的英雄氣概和堅強意志,體現了抗日軍民團結一心不畏艱難的革命樂觀主義精神,鼓舞了東北人民的抗日斗志。

為了抵制敵偽的奴化教育,中共向華北、華中、華南淪陷區派出武裝工作隊,是集軍事、政治、經濟、文化于一體的戰斗組織。每個隊員既是戰斗員、又是宣傳員、組織員。他們一方面用各種方式打擊敵人,一方面進行抗日的宣傳教育。工作隊向群眾宣講抗日形勢,號召群眾行動起來,樹立抗戰必勝的信念,與敵人展開機智靈活的反掃蕩、反清鄉斗爭。

臺灣人民自1894年開始就生活在日本殖民統治的陰影之下。在長達半個世紀的時間里,臺灣人民反抗日本帝國主義的斗爭就一直沒有停止過,臺灣的抗日文學就是臺灣人民抗日斗爭實踐的藝術表現。在日偽戰時體制下,法西斯文化專制進一步加強,對進步文化的打擊更加嚴重。在這種形勢下,臺灣進步作家并沒有屈服,采取各種公開和隱蔽的方式進行了頑強斗爭。作品題材與內容以更加曲折隱蔽的方式表達對日本侵略者的不滿和反同化、反殖民統治精神,使臺灣文學進一步成熟。大批具有民族意識和愛國熱情的作家以《臺灣文學》為陣地,堅持貫徹現實主義原則,繼承了臺灣鄉土文學傳統,與日偽控制下的《文藝臺灣》對壘,展開了不屈不撓的斗爭,不斷揭露殖民統治給臺灣人民帶來的災難,增強了臺灣人民的民族意識和反抗精神。

與根據地和國統區的抗戰文化運動相比,淪陷區的抗戰文化運動相對處于低潮,但始終沒有中斷,這是淪陷區人民和愛國進步文化人士堅強斗志的具體體現。雖然,淪陷區與根據地、國統區之間交通封鎖,接觸機會極少,信息溝通困難,但淪陷區的抗戰文化運動并不是孤立的。三種地區的抗戰文化運動都是以抗日救國為主題,在實踐中力求互相交流、互相影響、互相支持、互相聲援而形成統一的整體,振奮民族精神,號召民眾起來抗日是它們共同的特點。淪陷區抗戰文化運動在極端險惡的環境中宣傳了抗戰,激發了淪陷區人民的愛國主義精神和奮起抗日的斗爭意志。淪陷區人民的堅定意志和頑強斗爭得到了根據地、國統區人民的聲援和支持,鼓舞了全民族不屈不撓、抗戰到底的斗志,對抗戰時期中華民族精神的形成和發展起到了積極作用。

參考文獻:

[1]吳祖鯤.抗日根據地的文化建設及其特點[J].理論探討,1995,(5).

[2]詹永媛.試論國統區抗戰文化運動的特點[J].《貴州民族學院學報》,2001,(2).

責任編輯 李秀華

作者:郜世奇 鄭 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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