匯率制度選擇理論研究論文范文第1篇
2.1新中國成立到改革開放前的人民幣匯率制度
改革開放前的人民幣匯率安排大致可以劃分為兩個階段，國民經濟恢復時期的管理浮動和盯住美元再到盯住一籃子貨幣。
2.1.1管理浮動制階段(1949—1952年)
人民幣誕生初期，計劃經濟體制尚未建立，人民政府宣布人民幣不以黃金為基礎，在實際操作中實行的是管理浮動制。人民幣對美元匯率根據人民幣對美元的出口商品比價，進口商品比價和華僑日用生活費比價三者加權平均來確定;這段時期，人民幣匯率確定的依據是物價，其作用實際上是調節對外貿易，照顧僑匯收入。
2.1.2從盯住美元到盯住一籃子貨幣
由于社會主義改造的完成，計劃經濟體制的建立，匯率已失去調節進出口貿易的作用，為了有利于內部核算和編制計劃，人民幣匯率堅持穩定的方針。1955年3月，新幣代替舊幣，直到1971年11月，人民幣匯率在近16年時間里基本保持為1美元=2.4618人民幣。國際上布雷頓森林體系處于鼎盛時期，主要西方貨幣之間的匯率大體穩定，人民幣對西方主要貨幣也相應穩定。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后，人民幣匯率的確定是選擇我國在對外經貿往來中經常使用的若干種貨幣，按其重要程度和政策上的需要等，確定權重，根據這些貨幣在國際上的升降幅度，加權計算出人民幣匯率。實質上是盯住了一籃子貨幣。這種盯住籃子貨幣的匯率安排，操作簡便，在很大程度上能夠抵御或減少國際匯率波動對我國貨幣的影響，從而保持了人民幣匯率的相對穩定,有利于對外貿易企業的成本核算，利潤預測及減少匯兌風險。從1973年到1979年間,人民幣貨幣籃子的權重,只有為數幾次的調整。
在計劃經濟體制下，人民幣的主要功能只是起一種輔助性的計算單位的作用。它的變動，對我國外貿進出口的名義利潤有較大影響;但由于外匯當局的調節，人民幣匯率的變動對外貿部門的實際利潤并不起作用。
2.2改革開放后的匯率制度
改革開放后，人民幣匯率制度為更好的適應經濟的發展，經歷了計劃內部雙軌制和盯住美元的匯率制度兩個階段。
2.2.1計劃內部的雙軌制(1979—1993年)
1979年起我國實行外貿體制改革。為促進外貿的發展，實現貿易內部結算價和官方匯率并存的雙重匯率，一種是使用非貿易外匯收支的對外公布的匯率(1美元等于1.5人民幣作用,官方匯率)，實際是按一籃子貨幣加權平均計算。另一種使用于外匯收支結算的貿易內部結算價(1美元等于2.8人民幣,匯率)，實際上按全國平均換匯成本加上一定利潤算出的。因此，本階段我國人民幣匯率事實上實行的是計劃內部的雙軌制。內部結算價旨在糾正人民幣匯率被高估的問題，發揮了匯率作為價格杠桿刺激貿易出口的作用，是當時改革開放后人民幣匯率機制反映人民幣匯率市場化方向的一種進步。
2.2.2盯住美元的管理浮動匯率制(1985—1993年)
在人民幣實行雙軌制的同時，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一直在進行。1985年1月1日起，我國取消內部結算價，恢復單一匯率，人民幣匯率進入“官方匯率與外匯調劑市場匯率”并存時期。1986年，我國實行盯住美元的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將這種管理浮動的匯
率歸屬于較高彈性的匯率制度。此后，人民幣匯率經過了幾次大幅度下調,到1992年3月，人民幣匯率已下調至1美元=5.74元人民幣。這一時期，外匯調劑市場匯率主要按供求決定，但整個市場處于國家管理之中，必要時國家可采取行政手段對市場匯率進行干預。
2.2.3單一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1994—至今)
1994年1月1日起，人民幣實現官方匯率與外匯調劑市場匯率并軌.并軌后的匯率向市場匯率靠攏,是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單一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制。1996年11月，中國人民銀行行長戴相龍宣布中國自12月1日實行人民幣經常項目下的可兌換。亞洲金融危機后，鑒于國內外政治經濟形勢的變化，人民幣成為了實際上的“盯住美元匯率制”,事實證明了這種匯率安排是合理有效的。至此，人民幣匯率明確了進一步走向市場化，使十幾年來的人民幣匯率改革得到進一步深化，并取得了重大突破。
匯率制度選擇理論研究論文范文第2篇
關鍵詞：人民幣 匯率制度不穩定 調整成本 名義 匯率穩定
人民幣的名義匯率自1994年初至2005年底一直穩定在一個比較固定的水平，人民幣名義匯率的波動幅度非常小。通過我們對此期間中國外匯市場的匯率標準差計算，標準差為0.1183，這個結果表明人民幣名義匯率的波動幅度屬于“狹窄波幅”;換言之，人民幣的名義匯率是穩定的。對這種現象有兩種解釋：一是中國存在進出口外匯結售制度，資本項目的自由兌換還沒有開放，中國外匯市場上的市場機制還沒有充分運轉起來;二是中國經濟的高速和平穩發展為人民幣的穩定尊定了基礎，并且政府承擔了匯率波動的主要風險;同時，有觀點認為，信息的匱乏成為匯率持續穩定的根源。但這些理論都沒有充分說明人民幣名義匯率穩定的邏輯順序和傳導機制。
本文把人民幣匯率制度的不穩定性因素納入人民幣匯率均衡的模型，用它來解釋人民幣名義匯率的穩定性，并且對其邏輯順序和傳導機制給予了合理的解釋。
一、匯率均衡的基本模型及其擴展
匯率穩定在形式上表現為一定時期內均衡匯率的不變或者小幅波動;所以對匯率穩定性的理解，也就是對均衡匯率的運動路徑的理解。我國學者許少強等對人民幣均衡匯率理論的研究具有開創性意義，他們在產出市場均衡的基礎上，結合貨幣市場、資產市場和外部市場，逐步放松假定，建立了一個基本的均衡匯率決定模型：
e=e(α，M/P，dKD，dKF，K) (1)
其中，e表示名義匯率，M表示貨幣供給，α表示中央銀行自主的貨幣供給增長率，PKD表示本國的對外負債，PKF表示本國的實物資產，K表示本國的資本存量，P 表示當期的價格水平。
該模型就各個因素對均衡匯率的影響做出了很好的解釋，但并沒有充分說明均衡匯率的決定過程及其運動路徑;同時，該模型也沒有涉及我們在前文中提及的制度因素，更沒有考慮到均衡匯率的決定過程和制度因素所涉及的調整成本。
在這里，我們將基本的均衡模型進行擴展，提出了匯率制度不穩定性及具有調整成本條件下的名義匯率均衡模型，對人民幣均衡匯率的穩定性做出解釋。
模型的前提假定：
假定1：金融衍生工具不發達。這一方面使得匯率風險不能通過對沖來規避，另一方面也使得投機缺乏有力的放大杠桿。這時匯率制度是政府選擇的結果;
假定2：假定資本流動程度是外生給定的，由國內的金融體系發育成熟程度決定;
假定3：人民幣匯率制度是不穩定的;
假定4：匯率調整和匯率制度調整都會帶來相應的調整成本。
在基本均衡模型的基礎上，我們進行如下的改進，由此得到我們的擴展模型：
ê=x[θ，(ψ τ)，η，A] (2)
θ=g(δ，υ) (3)
υ=φ(k，y，p，ω) (4)
τ=Φ(Ⅱ，U，V) (5)
這里，ê表示匯率的變化率，θ表示匯率調整的成本，ψ表示匯率制度的穩定系數，η表示匯率制度對匯率的影響因子，其中η∈[0，∞) ;η=0表示浮動匯率制度的影響因子，η=∞表示固定匯率制的影響因子：A表示影響匯率的市場因素，δ表示對資本控制成本，υ表示匯率風險成本，κ表示匯率風險系數，γ表示貿易國的集中程度，ρ表示開放度，ω金融體系的發育程度;τ表示匯率制度調整成本，Ⅱ表示通貨膨脹率，U表示實際失業率，V表示目標失業率。
我們的擴展模型在以下四個方面與匯率均衡的基本模型是不同的：一是把(1)式中所有的影響因素進行了歸并，統之為市場因素;二是用名義匯率的變化率代替名義匯率，這樣可以直接反映出均衡匯率的運動路徑;三是引進制度因素，這樣可以直接反映出金融改革的效果與取向;四是提出了調整成本，并充分考慮了調整成本對均衡匯率的決定及其波動的影響。
二、匯率制度的不穩定性對均衡匯率的影響
匯率穩定常常與匯率制度穩定聯系在一起;然而，匯率制度的穩定是一個悖論。對于固定匯率制而言，保持匯率制度穩定最基本的因素是持續的國際收支順差和適當的政策干預;對于浮動匯率制而言，保持匯率制度穩定最基本的因素是擁有一個具備足夠深度和廣度的外匯市場。人民幣匯率制度安排正是印證了這一悖論。人民幣匯率制度被設計為“以市場為基礎、單一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這一安排的初衷是試圖結合固定匯率制和浮動匯率制的優點;然而，到了操作層面上，我國的匯率制度更傾向于同時兼有固定匯率制和浮動匯率制的缺點，導致事實上的多重匯率制。這一安排的目的是，在當局有能力控制匯率波動的前提下，逐步增大人民幣匯率制度的靈活性。
關于人民幣匯率制度的不穩定性，目前主要存在以下這么三種觀點：一是從折中內生交易費用與外生交易費用的兩難沖突的角度來說明匯率制度的不穩定性;二是在第二代貨幣危機模型的基礎上，分析了放棄成本對匯率制度選擇的影響，證明了人民幣匯率制度具有不穩定性;三是利用政府偏好的差異性建立目標函數，考察了人民幣匯率制度的不穩定性。然而，這些觀點都僅僅說明了匯率制度本身，而沒有看到匯率制度與匯率之間的轉換關系;本文試圖建立這種關系，用來解釋人民幣名義匯率的穩定的成因與機理。
根據名義匯率均衡模型的假定，無論是匯率制度的變動還是名義匯率的波動，都會帶來調整成本。我們再假定當局只面臨兩種選擇：要么匯率制度的變動，要么名義匯率的波動。這樣，匯率制度的變動、名義匯率的波動、匯率制度調整成本、名義匯率調整成本就組成了當局調整的自由度。但是，當局的自由空間不可能無限擴張，一定有一個空間限制Γ。
由此，可以得到我們的一個結論：在調整自由度Γ的約束下，調整成本越大，則其調整的空間就越小。
再結合顯示性偏好理論：行為本身己經顯示了偏好。我們可以用顯示性偏好理論證明匯率制度調整系數(R)與匯率調整系數(S)滿足柯布一道格拉斯函數。
于是，對于雙變量R和S的效用函數，我們可以這樣設定：
MAX U (R，S )=μ RαSβ (6)
其中μ表示剩余因子。再假設匯率制度調整成本和匯率調整成本都不是一次性支付，可以分成若干的單位，每次的單位成本是不變的;而且面臨著一個總成本約束。假設進行一次匯率制度調整的單位成本為ζ，進行一次匯率調整的單位成本ζ，總成本約束為Γ。為了簡便起見，我們用一定期間內的匯率制度調整次數來衡量調整系數R，用一定期間內的匯率調整次數來衡量調整系數S。于是我們得到一個約束方程：
S.T. Γ=ζR+ξS (7)
聯立式子(6)、(7)，求解，可以得到均衡條件為：R/S=α/β
這樣，我們可以計算出一個均衡結果：
R=αΓ/ζ(α+β)
S=βΓ/ξ(α+β)
進一步，我們可以用匯率制度彈性系數的方差與名義匯率的方差對α和β進行參數估計。
α=σ1/σ1+σ2
β=σ2/σ1+σ2
其中，δ1表示匯率制度彈性系數的方差，σ2表示名義匯率的方差。在這里，偏好是不變的，也就是說，σ1和σ2為外生給定;那么匯率制度調整系數R與匯率調整系數S完全取決于匯率制度調整的單位成本為心和匯率調整的單位成本ξ。短期內，匯率制度調整的單位成本為ζ和匯率調整的單位成本ξ也是給定的;長期內，匯率制度調整的單位成本為ζ和匯率調整的單位成本ξ是可變的;這樣，可以在匯率制度的變動與名義匯率的波動之間進行選擇。
由此，得到我們的另一個結論：如果偏好是不變的，那么人民幣匯率制度的不穩定性與人民幣名義匯率的波動之間的替代關系。
如圖1所示，如果一國在貿易國的集中程度γ比較高和開放度ρ比較大的情況下，資本控制成本δ比較高、金融體系的發育程度V不高、匯率風險系數κ比較大，匯率風險成本υ比較高，而且目標失業率V比較高、實際失業率U也比較高、通貨膨脹率Ⅱ比較低;這樣匯率調整的成本θ較高，匯率制度調整成本τ較低。于是均衡點為E點，對應著匯率制度的不穩定和匯率穩定;隨著條件的改變，均衡點為E1，匯率的波動代替了匯率制度的不穩定。
三、政策含義
本文建立了一個基于調整成本與匯率制度不穩定性條件下的人民幣均衡匯率模型，試圖解釋和驗證中國的金融現狀和改革對人民幣匯率波動的影響以及人民幣匯率穩定的成因對未來的金融改革取向的啟示。結果表明，在匯率制度具有不穩定性的情況下，非常大的人民幣匯率調整成本和相對比較小的匯率制度調整成本，是解釋人民幣匯率穩定的關鍵因素。
我們的理論分析至少在以下幾個方面對我國金融改革和匯率政策制訂都有著重要的借鑒和參考價值：
1.人民幣匯率制度要保持更大的穩定性與一致性。1994年至今人民幣匯率制度在承諾方面與實際操作層面存在很大的差別，這有礙中國的金融改革。同時，在未來的經濟環境里，公眾對通貨膨脹率與失業率的預期和忍受度都將有所改變，這將給人民幣匯率制度的調整帶來更大的成本;所以，今后的人民幣匯率制度要具有更大的穩定性與一致性。
2.采取措施降低匯率調整的成本才是我國的金融改革與深化的正確途徑。目前，匯率波動所帶來的調整成本被政策制訂者高估，匯率波動所造成的金融風險被當局放大;通過我們的分析，可以清晰的看到，在未來的決策當中，中央銀行在決定選擇何種匯率制度的同時，更多的應該是采取措施來消除匯率調整的壁壘，逐步降低匯率調整的成本;這才是我國的金融改革與深化的正確途徑。
責任編輯：宋忠霞
匯率制度選擇理論研究論文范文第3篇
內容提要：匯率制度安排對國內經濟發展和國際間貿易收支具有重要影響作用。本文從社會福利效應的角度出發，基于損失函數構建匯率制度選擇模型，根據不同的政策目標對我國中短期的匯率制度選擇進行判定。研究發現：當政策目標為產出穩定時，浮動匯率制度與釘住美元匯率制度相比較，釘住匯率制度可信并且可以持續的情況下，釘住美元的匯率制度可以減少國內產出的波動，與單一釘住美元相比，釘住貨幣籃子的匯率制度可以更大程度地減少國內產出的波動；當政策目標為匯率穩定時，最優的匯率制度是單一釘住美元匯率制度。結合我國目前貿易和金融市場的狀況，適合維持參考一籃子貨幣的匯率制度。
關鍵詞：人民幣匯率制度；政策目標；福利；損失函數
匯率制度的選擇是實現內外均衡及經濟發展目標的重要影響因素，隨著中國在世界經濟中的崛起和中國金融體制改革的深化以及人民幣國際化的進一步推進，特別是將人民幣納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特別提款權籃子的歷史性事件，人民幣匯率制度選擇問題越來越受到理論研究的關注。
Frankel（1999）曾說過“沒有任何一種匯率制度適合所有國家或一個國家的所有時期，制度的選擇應該取決于各國具體的特征”。對于匯率制度來說沒有絕對的好壞之分，不同國家不同時期不同經濟情況都會影響匯率制度的選擇。目前我國的匯率制度是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保持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穩定。一個國家的匯率制度是動態、不斷變化的，關于我國最適宜匯率制度的討論一直持續，主要觀點有以下三種：釘住美元匯率制度、參考一籃子匯率制度和完全浮動的匯率制度。
從社會福利效應的視角，一個國家最優的匯率制度就是在特定的政策目標下，使社會福利損失最小。由于傳統的研究框架難以將居民的福利因素考慮在內，并且需要相對復雜的理論模型，因此這方面的研究文獻較少。本文借助吉野、加特和鈴木（Yoshino，Kaji，Suzuki）2004年的理論模型，對不同的政策目標下的不同匯率制度的損失函數進行比較，即在國內產出穩定和匯率穩定的政策目標下，通過各類匯率制度對應的損失函數的大小比較，找出適合我國的匯率制度。
一、制度選擇模型
假設模型中共有三個國家，中國（不含港、澳、臺市場）、美國、日本；中國的經濟波動無法對美國和日本經濟產生影響，美元兌日元的匯率對中國來說是外生變量；國內有五個市場和三個部門，五個市場分別是國內貨幣市場、國內債券市場、美元資產市場、日元資產市場和國內商品及服務市場，三個部門分別是政府部門、私人部門和貿易部門；為了方便計量，所有變量（除利率外）均為原始變量的自然對數形式；人民幣對美元匯率、日元對美元匯率及人民幣對日元匯率可以表示為e2=e1+e3；假設日元資產與美元資產之間可以完全替代，人民幣資產與美元資產以及人民幣資產和日元資產之間均不能完全替代。如此假設之后，市場上會存在以下幾個均衡條件。
1.國內貨幣市場均衡條件
m-p=-ε1r-ε2（r1+e1*-e1）-ε3（r2+e2*-e2）+ε4y+ε5（w-p）（1）
等式左邊代表貨幣供給，右邊代表貨幣需求。貨幣需求取決于國內利率r，美元資產收益的本幣預期值（r1+e1*-e1）和日元資產收益的本幣預期值（r2+e2*-e2），國內產出y和實際資產（w-p）。
由于美元資產和日元資產是完全替代的，利率平價條件r1=（r2+e3*-e3），將其帶入國內貨幣市場均衡條件可得：
m-p=-ε1r-（ε2+ε3）（r1+e1*-e1）+ε4y+ε5（w-p）（2）
2.國內債券市場均衡條件
bg-p=bc+β1r-β2（r1+e1*-e1）-β3（r2+e2*-e2）+β4y+β5（w-p）+β6△e1+β7△e2（3）
等式左邊表示國內債券的實際供給，等式右邊表示國內債券的實際需求①。國內債券需求僅由中央銀行持有的本國債券、本國利率、美元資產和日元資產的利率、國內產出、實際資產存量以及持有美元資產和日元資產的匯率風險決定。將利率平價條件代人上式可得國內債券市場的最終均衡條件：
bg-p=bc+β1r-（β2+β3）（r1+e1*-e1）+β4y+β5（w-p）+β6△e1+β7△e2（4）
3.國外債券市場均衡條件
$f+￥f=$g-η1r+η2（r1+e1*-e1）-η3（r2+e2*-e2）-η4△e1+￥g-j1r-j2（r1+e1*-e1）+j3（r2+e2*-e2）-j4△e2+y（η5+j5）+（η6+j6）（w-p）（5）
等式左邊表示美元資產和日元資產的供給，等式右邊表示對美元資產和日元資產的需求。美元和日元資產的需求取決于政府部門持有的美元資產和日元資產、持有美元資產和日元資產的收益、匯率風險、國內利率、國內產出和實際資產存量等。將利率平價條件代入式（5）可得出國外債券市場的均衡條件：
$f+￥f=$g-η1r+η2+η3（r1+e1*-e1）-η4△e1+￥g-j1r-（j2-j3）（r1+e1*-e1）-j4△e2+y（η5+j5）+（η6+j6）（w-p）（6）
4.商品和服務市場均衡條件
y=γ1y-γ2r+γ3g+γ4（e1+p1-p）+γ5y1-γ6y+γ7△e1+（r1+e1+$f）+γ8（e2+p2-p）+γ9y2-γ10y+γ11△e2+（r2+e2+￥f）（7）
商品和服務市場均衡即IS曲線，國內消費取決于國內產出y，投資決于利率r。凈出口取決于人民幣兌美元的實際匯率（e1+p1-p），人民幣對日元實際匯率（e2+p2-p），美國的國內產出y1，日本的國內產出y2，本國的產出y，匯率風險△e1、△e2和政府支出g。（r1+e1+$f）和（r2+e2+￥f）是用人民幣表示的美元債券和日元債券的利息收入。方程（2）、（4）和（6）中出現的國內私人部門持有的資產定義為：
w=hp+bp+α1e1+$p+α2e2+￥p（8）
方程（8）表示的是資產市場的瓦爾拉斯法則，以上均衡方程是兩兩獨立。為了以上模型簡化，將國內貨幣市場均衡的條件省略，其他方程組中包含三個變量，國內產出y和國內利率r是內生變量，第三個變量則取決于所處的匯率制度。
浮動匯率制度下，第三個變量為人民幣對美元的匯率e1；在釘住美元或是釘住一籃子貨幣的匯率制度下，第三個變量為以美元計價的外匯儲備②，即國內貨幣供給m。在釘住美元的匯率制度下，央行對外匯市場進行干預以保持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保持在一個固定的水平，根據美元對日元匯率，可確定人民幣對日元匯率；在釘住貨幣籃子的匯率制度下，央行干預外匯市場的目的是為了保持人民幣匯率的穩定，日元對美元匯率為外生變量時，人民幣對美元匯率與人民幣對日元匯率同比例變動，此時央行需要根據日元對美元變動對人民幣對美元匯率進行干預，以保證人民幣對貨幣籃子的匯率相對穩定。
二、模型的簡化形式
1.浮動匯率制度下的模型
如果中國實行浮動的匯率制度，人民幣兌美元的匯率e1對于模型來說為內生變量，貨幣當局持有的美元存量就是外生變量，此時，三個內生變量e1，y，r的簡化型為：
（1-γ1+γ6+γ10）γ2-（γ4+γ8+2）β4β1（β2+β3+2β5）η5+j5-（η1+j1）（-η2+j2）+（-j3+η3）+2（η6+j6）（y-）（r-）（e1-e2）
=1γ7（1+γ8）0-β6（-β3-β5）0η4（-η3+j3）-（η6+j6）000β210（-η2+j2）0-1γ11-β7j4（g-）（△e1-△1）（e3-3）（e1*-1*）（bg-g）（$g-$-g）（△e2-△2）（9）
其中，，表示長期均衡值。為了簡化分析方程可將（9）進一步表示為：
YyYrYe1ByBrBe1FyFrFe1（y-）（r-）（e1-e2）=YgY△e1Ye30B△e1Be30F△e1Fe3000Be1*11Fe1*0-1Y△e2B△e2F△e2（g-）（△e1-△1）（e3-3）（e1*-1*）（bg-g）（$g-$-g）（△e2-△2）（10）
式（10）等號左邊系數矩陣行列式的值為Me，Me<0。
2.釘住美元匯率制度下的模型
在單一釘住美元匯率制度下，中央銀行要對外匯市場進行干預以保證人民幣對美元匯率的穩定。中央銀行持有的外匯儲備成為內生變量，外匯儲備根據中央銀行對外匯市場的干預而變化。此時人民幣對美元匯率成為外生變量。單一釘住美元匯率制度下模型如下：
YyYr0ByBr0FyFr1（y-）（r-）（$g-$-g）=YgY△e1Ye30B△e1Be30F△e1Fe300Ye1Be1*1Be1Fe1*0Fe1Y△e2B△e2F△e2（g-）（△e1-△1）（e3-3）（e1*-1*）（bg-g）（e1-1）（△e2-△2）（11）
令方程（11）等號左邊系數矩陣行列式值為M$，M$>0。
3.釘住貨幣籃子匯率制度下的模型
在釘住一籃子貨幣的匯率制度下，人民幣匯率是籃子中各貨幣兌人民幣匯率的加權平均，貨幣籃子的值可以表示為：
α=ve1+（1-v）e2，0v1（12）
并且根據e2=e1+e3，可得出以下關系：
e1=α-（1-v）e3；e2=α+ve3
當貨幣籃子的值保持α不變時，方程（12）的含義為：人民幣對美元匯率和人民幣對日元匯率以及日元對美元匯率有一一對應的關系，人民幣對美元匯率和人民幣對日元匯率變動方向相反，人民幣對美元匯率和人民幣對日元匯率都是內生變量，是由日元對美元匯率的變化決定的。
中央銀行的政策目標是在日元對美元匯率這這一外生的條件變化時保持貨幣籃子值α的穩定。如果日元對美元匯率固定，那么人民幣對美元匯率和人民幣對日元匯率也必須保持固定；如果日元對美元匯率發生變動，那么中央銀行行使干預手段，對人民幣對美元或人民幣對日元匯率進行干預，使得貨幣籃子的值保持穩定。顯然，在釘住貨幣籃子的匯率制度下，中央銀行仍然要對外匯市場進行干預，這和單一釘住美元匯率制度的情況類似，在釘住貨幣籃子的匯率制度下，外匯儲備是也內生變量。釘住貨幣籃子匯率制度下模型的簡化型為：
YyYr0ByBr0FyFr1（y-）（r-）（$g-$-g）=YgY△e1Ye3-（1-v）0B△e1Be3-（1-v）0F△e1Fe3-（1-v）Ye100Be1Be1*1Fe1Fe1*0Y△e2B△e2F△e2（g-）（△e1-△1）（e3-3）（e1*-1*）（bg-g）（e1-1）（△e2-△2）（13）
令方程等號左邊系數矩陣行列式值為M$，M$>0。
三、基于損失函數的最優制度選擇
一國政府在制定匯率制度時要根據不同的政策目標做出決策，通常是以經濟發展和匯率的相對穩定為目標；不同的政策目標下，能夠使社會損失函數最小化的匯率制度為最優匯率制度。以上部分我們分別討論了浮動匯率制度、釘住美元匯率制度和釘住一籃子貨幣匯率制度的方程式，下面將比較在不同的政策目標之下，不同的匯率制度所對應的損失函數的大小，以此來判定制度的選擇。
（一）經濟增長為政策目標
在分析損失函數之前，應先對可能造成的損失的來源做出判斷，一般來說，匯率波動對國內產出的影響大致有以下幾種：
A.日元對美元匯率變動所引起的直接效應；
B.日元對美元匯率變動所引起的匯率風險增加的間接效應；
C.人民幣對日元匯率變動所引起的匯率風險增加的間接效應；
D.由于外匯儲備的減少所引的人民幣對美元的貶值預期增加效應。
以上效應在特定的不同的匯率制度下有不同的呈現：當政府的政策目標為國內產出穩定、促進經濟增長時，政府的損失函數為：Lg=（y-）2，假設日元兌美元匯率從3變動到3。
1.浮動匯率制度
A.由日元對美元匯率變動的直接效應導致的政府損失方程為：
Lg（1，F，A）=（y-）2=Ye3YrYeBe3BrBeFe3FrFe2Me2（3-3）2（14）
B.日元對美元匯率變動所引起的匯率風險增加的間接效應為：
（e1-1）2=YyYrYe3ByBrBe3FyFrFe32Me2（3-3）2（15）
日元對美元匯率變動會引起人民幣對美元匯率波動，給外匯市場中交易參與者帶來匯率風險，假設外匯市場的風險增加來自于△1和△1，對國內生產造成的影響，引起的政府損失可表示為：
Lg（1，F，B）=（y-）2=Y△e1YrYeB△e1BrBeF△e1FrFe2Me2（△1-1）2（16）
C.人民幣對日元匯率變動所引起的匯率風險增加的間接效應：由e2=e1+e3，可知人民幣對日元匯率變動可以表示為：e2-2=（e1-1）+（e3-3），日元對美元匯率變動引起人民幣對日元匯率的波動，從而將增加外匯市場參與者的匯率風險，假設外匯市場風險的增加來自于△2和△2，則對國內產出產生影響并造成的政府損失方程為：
Lg（1，F，C）=（y-）2=Y△e2YrYeB△e2BrBeF△e2FrFe2Me2（△2-2）2（17）
D.由于外匯儲備的減少所引的人民幣對美元的匯率貶值預期增加效應。在浮動匯率制度下，不存在外匯儲備減少引起的人民幣兌美元匯率貶值預期增加。
因此以經濟增長為政策目標的，實行浮動匯率制度時，政府的損失函數等與以上三種效應A、B、C引起政府損失函數的平方和：
Lg（1，F）=（y-）2=Ye3（3-3）+Y△e1（△1-△1）+Y△e2（△1-△1）YrYeBe3（3-3）+B△e1（△1-△1）+B△e2（△1-△1）BrBeFe3（3-3）+F△e1（△1-△1）+F△e2（△1-△1）FrFe2Me2（18）
在浮動匯率制度下，可將貨幣政策作為調節工具，此時，政府利用貨幣政策使政府的福利損失降低，使損失函數最小時的貨幣政策為：
bc-c=-Y^BrFe1-Y^FrBe1+B^FrBe1-B^YrFe1+F^YrBe1-F^BrYe1FrYe1-YrFe1（19）
其中：
Y^=Ye3（3-3）+Y△e1（△1-△1）+Y△e2（△1-△1）（20）
B^=Be3（3-3）+B△e1（△1-△1）+B△e2（△1-△1）（21）
F^=Fe3（3-3）+F△e1（△1-△1）+F△e2（△1-△）（22）
此類情況下，政府損失函數最?。?/p>
L*g（1，F）=（y-）2=Ye3（3-3）+Y△e1（△1-△1）+Y△e2（△1-△1）YrYeBe3（3-3）+B△e1（△1-△1）+B△e2（△1-△1）+（bc-c）BrBeFe3（3-3）+F△e1（△1-△1）+F△e2（△1-△1）FrFe2Me2（23）
2.釘住美元匯率制度
A.日元對美元匯率變動所引起的直接效應：
Lg（1，D，A）=（y-）2=Ye3Yr0Be3Br0Fe3Fr12M$2（3-3）2（24）
B.日元對美元匯率變動所引起的匯率風險增加的間接效應：單一釘住美元的匯率制度下，日元對美元匯率變動引起的匯率風險增加的間接效應不存在。
C.人民幣對日元匯率變動所引起的匯率風險增加的間接效應：在釘住美元的匯率制度下，人民幣對美元匯率變動長期匯率變動為e1-1=0，日元對美元匯率變動的影響完全可以轉換為人民幣對日元匯率變動，即（e2-2）2=（e3-3）2，對國內產出的影響為：
Lg（1，D，C）=（y-）2=Y△e2Yr0B△e2Br0F△e2Fr12M$2（△2-△2）2（25）
D.由于外匯儲備的減少所引的人民幣對美元的貶值預期增加效應：當美元對日元升值外匯儲備減少的量為：
$g-$-g=YyYrYe3ByBrBe3FyFrFe32M$3-3>0（26）
由于外匯儲備的減少，導致人民幣兌美元的貶值預期增加，此時對國內產出的影響為：
Lg（1，D，D）=（y-）2=0Yr0Be1*Br0Fe1*Fr12M$2（△1-△1）2（27）
在釘住美元匯率制度下，將以上三種效應造成的損失求平方和可得到總的損失函數：
Lg（1，D）=（y-）2=Ye3（3-3）+Y△e2（△1-△1）Yr0Be3（3-3）+B△e2（△2-△2）+Be1*（1*-1*）Br0Fe3（3-3）+F△e2（△2-△2）+Fe1*（1*-1*）Fr12M$2（28）
3.釘住一籃子貨幣匯率制度
A.日元對美元匯率變動所引起的直接效應：
Lg（1，B，A）=（y-）2=Ye3-（1-v）Ye1Yr0Be3-（1-v）Be1Br0Fe3-（1-v）Fe1Fr12M$2（3-3）2（29）
B.日元對美元匯率變動所引起的匯率風險增加的間接效應：日元兌美元匯率的波動會引起人民幣對美元匯率按照（e1-1）=（1-v）（e3-3）變動，假設外匯市場風險的增加來自△1和△1，則對國內產出影響為：
Lg（1，B，B）=（y-）2=Y△e1Yr0B△e1Br0F△e1Fr12M$2（△1-△1）2（30）
C.人民幣對日元匯率變動所引起的匯率風險增加的間接效應：日元對美元匯率變動的結果是，人民幣對日元匯率變動為（e1-1）=（1-v）（e3-3），這將增加外匯市場風險，對國內產出的影響為：
Lg（1，B，C）=（y-）2=Y△e2Yr0B△e2Br0F△e2Fr12M$2（△2-△2）2（31）
將以上三種效應引起損失函數平法和，得到了釘住一籃子貨幣匯率制度下總的損失函數為：
Lg（1，B）=（y-）2
=Ye3-（1-v）Ye1（3-3）+Y△e2（△1-△1）+Y△e1*（△1*-△1*）Yr0Be3-（1-v）Be1（3-3）+B△e2（△2-△2）+B△e1*（△1*-△1*）Br0Fe3-（1-v）Fe1（3-3）+F△e2（△2-△2）+F△e1*（△1*-△1*）Fr12M$2（32）
綜合以上分析可知：在浮動匯率制度下，前三種效應存在；在釘住美元匯率制度下，如果市場對釘住匯率制度有信心，認為該制度是可以持續的，則第二種和第四種效應不存在，此時匯率的風險效應越大，釘住美元匯率制度與浮動匯率制度相比，國內產出的波動越小。當外匯儲備流失時，市場認為釘住匯率制度不可持續時，就會出現第四種效應。一旦釘住匯率制度崩潰，則第二種效應發生。
由于人民幣對美元匯率與人民幣對日元匯率反向變動，當中國與美國和日本的貿易以對方國家貨幣結算時，人民幣匯率的變動會對中國和美日兩國的出口額產生截然相反的影響。假設中國對美國和日本的貿易以對方國家貨幣結算，如果中國希望從貿易往來中獲益，必須要實行釘住籃子的匯率制度，并多元化使用貨幣籃子中的貨幣。釘住貨幣籃子時，外匯儲備的減少導致的預期貶值增加的效應將比釘住單一貨幣時變小，因為貨幣籃子中兩種貨幣的匯率反向變動。實際上，如果兩種貨幣匯率變動的加權平均之和等于零的話，就不需要對外匯市場進行干預。
浮動匯率制度與釘住美元匯率制度比較，如果釘住匯率制度可持續，則會減少國內產出的波動；在釘住貨幣籃子的匯率制度下，匯率波動對國內產出的影響主要由前三種效應組成，與浮動匯率制度相同，與單一釘住美元匯率制度相比，釘住貨幣籃子制度下，日元對美元匯率變動的直接效應比單一釘住美元匯率制度下小，因為釘住美元匯率制度下，日元對美元匯率的全部變動均通過人民幣對日元匯率的波動表現，而釘住貨幣籃子時人民幣對美元匯率部分的吸收了日元對美元匯率的變動。
（二）匯率穩定為政策目標
1.浮動匯率制度下
當日元對美元匯率發生變動，由3變動到3時，損失函數的值為：
Lg（2，F）=（e1-1）2=1MeYyYrYeByBrBeFyFrFe（3-3）2（33）
使該損失函數最小的貨幣政策為：
bc-c=-YyBrFe3-YrFrBe3+ByFrBe3-ByYrFe3+FyYrBe3-FyBrYe3FrYy-YrFy（34）
2.釘住美元匯率制度下
單一釘住美元匯率制度下，人民幣對美元匯率固定，此時的損失函數為：
Lg（2，D）=（e1-1）2=0（35）
3.釘住一籃子匯率制度下
由于e1=α-（1-v）e3，人民幣兌美元匯率變動為：e1-1=-（1-v）e3-3，此時的損失函數為：
Lg（2，B）=（e1-1）2=-（1-v）2（3-3）2（36）
當v=1時損失函數最小，表明了當政策目標為匯率穩定時，最優的匯率制度為釘住美元匯率制度（固定匯率制度）。
綜上所述，最優匯率制度取決于政策目標的選擇，貨幣籃子中的最優權重也取決于政策目標。當政策目標為國內產出穩定時，浮動匯率制度與釘住美元匯率制度相比較，如果釘住匯率制度可信并且可以持續的情況下，釘住美元的匯率制度可以減少國內產出的波動；與單一釘住美元相比，釘住貨幣籃子時日元對美元匯率變動的直接效應比單一釘住美元時小，釘住貨幣籃子的匯率制度可以減少國內產出的波動。當政策目標為匯率穩定時，最優的匯率制度是單一釘住美元匯率制度。結合我國目前的經濟狀況，當前適合選擇釘住一籃子貨幣的匯率制度。
四、結論
我國匯率制度改革以來，靈活性越來越大，導致人民幣的升值較為明顯。雖然我國在推進匯率制度改革時，考慮了國內、國際各方面的均衡利益關系，試圖實現穩步協調升值，但是在人民幣匯率升值與否和時間等問題上，面臨著多方壓力，國際上要求我國實行更加靈活的匯率制度的呼聲高亢。雖然我國經濟整體的發展處于良好的態勢，但是在微觀經濟方面的還存在許多弊端。我國經濟快速發展的代價是產業結構失衡，金融市場混亂，并且在高速發展的宏觀經濟背景下，我國的通貨膨脹和失業等問題也不容忽視。因此，選擇適合我國經濟基本面發展情況的匯率制度對我國持續性的、穩定高速發展是至關重要。
本文基于匯率制度選擇理論框架，分析了不同政策目標下，不同匯率制度對國民福利造成的損失，并結合我國的經濟發展狀況和金融市場的成熟度，得出在中短時間內，釘?。▍⒖迹┗@子貨幣的匯率制度是最優的選擇。我國央行采取參考一籃子貨幣，以市場供求為基礎、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這與本文的分析基本一致。目前來看，我國短期內還要維持參考一籃子貨幣的管理浮動匯率制度，但中長期，隨著我國資本市場逐步開放，完全浮動的匯率制度將是最優選擇。
注釋：
①假設外國居民沒有持有本國債券。
②假設貨幣籃子由美元和日元組成，并且美元是唯一的外匯儲備貨幣。
參考文獻：
[1]陳彪如.人民幣匯率研究[M].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92.
[2]陳建梁，梁志成.釘住美元與釘住貨幣籃子匯率安排對我國的影響比較[J].世界經濟研究，2005（11）.
[3]陳三毛.匯率制度分類理論述評[J].世界經濟，2007（1）.
[4]丁一兵.匯率制度選擇[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
[5]傅利平.我國匯率政策的效應及匯率制度的選擇[J].南開學報，2002（1）.
[6]姜卓青，白源婷.適時調整完善人民幣匯率制度[J].合作經濟與科技，2009（21）.
[7]劉曉輝.人民幣匯率制度選擇與轉型：基于社會福利視角的分析[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8]沈國兵.匯率制度的選擇：理論綜述及一個假說[J].世界經濟文匯，2002（3）.
[9]宋海鵬. 人民幣匯率制度五十年[J].中國外匯管理，1999（10）.
[10]王旭.人民幣匯率制度與我國金融安全[M].北京：中國經濟出版社，2011.
[11]溫彬.人民幣匯率改革的效應和趨勢分析[J].國際金融研究，2006（3）.
[12]吳念魯，陳全庚.人民幣匯率研究[M]. 北京：中國金融出版社，1992.
[13]小川英治，姚枝仲. 論釘住一籃子貨幣的匯率制度[J].世界經濟，2004（6）.
[14]徐進前.人民幣匯率制度變革的方向及政策建議[J].中國金融，2004（10）.
[15]許崇正.論我國匯率制度的選擇——兼論人民幣走向浮動并實行自由兌換的最佳時機[J].財經問題研究，2004（1）.
[16]楊帆.人民幣匯率制度歷史回顧[J].中國經濟史研究，2005（4）.
[17]易綱.匯率制度的選擇[J].金融研究，2000（9）.
[18]易綱，湯弦.匯率制度“角點解假設”的一個理論基礎[J].金融研究，2001（8）.
[19]余永定，陸磊.中國應從亞洲金融危機中汲取的教訓[J].金融研究，2000（12）.
[20]張天，馬紅霞.人民幣匯率制度的新進展：基于籃子貨幣的經驗分析[J].經濟與管理，2015（5）.
[21]張志超. 匯率政策新共識與“中間制度消失論”[J].經濟研究參考，2003，（15）.
[22]Adhikari D R， Gurugharana K K.Why China Wants to Peg It′s Currency？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Research， 2015，14：117-126.
[23]Levy-Yeyati E， Sturzenegger F. Classifying exchange rate regimes： Deeds vs. words[J].European Economic Review，2005，49（6）：1603-1635.
[24]Ito T， Ogawa E， Sasaki Y N. How Did the Dollar Peg Fail in Asia？[J].Journal of the Japanese & International Economies， 1998，12（4）：256-304.
[25]Frankel J A， Wei S J. Assessing China′s exchange rate regime[J].Economic Policy，2007，22（51）：575-627.
[26]Frankel J A. New Estimation of China′s Exchange Rate Regime[J].Pacific Economic Review， 2009，14（3）：346-360.
[27]Samuelson P A. Theoretical Notes on Trade Problems[J].Review of Economics & Statistics，1964，46（2）：145-154.
[28]Yoshino N， Kaji S， Suzuki A. The basket-peg， dollar-peg， and floating： A comparative analysis [J].Journal of the Japanese & International Economies， 2001， 18（2）：183-217.
[29]Zhang Z. Real Exchange Rate Misalignment in China：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J].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2001， 29（1）：80-94.
匯率制度選擇理論研究論文范文第4篇
[內容摘要]傳統的匯率決定理論有著令人信服的理論基礎，實際預測效果卻并不能讓人滿意?，F有的匯率決定理論也不能完全滿足這兩大目標。本文從馬克思主義勞動價值論出發，基于弱式有效市場假說，借助組合數學的思想方法，以外匯市場的參與者的信息條件為中心。建立起多重回歸一隨機游走模型，對匯率決定理論做了一些探討。最后本文認為傳統匯率決定理論中的存量觀點，本質上是勞動價值論中的價值觀點的體現；流量觀點則是勞動價值論中的交換價值的觀點。模型中存在著數學期望意義下和依時間序列收斂的兩種均衡匯率，前者代表價值，后者代表交換價值體現為價格。價格圍繞價值上下波動，是勞動價值論的體現。馬克思主義勞動價值論是匯率決定理論的堅實基礎，馬克思主義匯率決定理論是科學的匯率決定理論。本文同樣指出帶有約束條件的ARFIMA模型可以作為本文理論模型的計量經濟學模型，在實證分析中可以使用分數協整理論。
[關鍵詞]匯率決定理論；勞動價值論；弱式有效市場；隨機游走模型；組合數學
一、文獻綜述
自工業革命之后，人類社會的科學技術實現了爆炸式的飛躍發展。隨著社會生產化和全球化分工合作進程加速實現，在貿易實現全球化的同時，金融全球化也逐步得到實現。金融的滲透力和影響力比以往任何時代都要深刻有力。而匯率作為國際金融的中心樞紐，在全球化大浪潮的背景下，已經深入到日常經濟的方方面面。匯率決定理論不是憑空從經濟學家的頭腦中產生的，而是源于實踐，從國際貿易和金融活動的需要中產生，同時深刻地反作用于經濟實踐，并廣泛地影響著經濟的發展。因此，國際貿易的長足進步和金融市場的飛速發展，迫切需要既具有堅實可靠的理論基礎，又具有實際解釋和預測能力的匯率決定理論。然而，遺憾的是，現有的匯率理論并不能完全滿足這兩大目標。
傳統的匯率決定理論，如購買力平價理論（20世紀20年代）、利率平價理論（20世紀30年代）都有著令人信服的理論基礎，至今也有著強大的生命力，至今為止仍然是各國央行制定對外貨幣政策的重要參考。然而，在金本位制的布雷頓森林貨幣體系（Bretton Woods System）崩潰之后，浮動匯率制度日益盛行，金融創新活動層出不窮，傳統的匯率決定理論主要從兩國基本宏觀經濟參數，如廣義貨幣M2的增長率、基本利率、消費者價格指數（CPI）及生產者價格指數（PPI）、國民生產總值（GDP）、內外資產的替代性和均衡價格的調整速度等，來解釋匯率的決定和波動。在對這些因素進行分析的過程中，形成了以商品貿易為主的流量模型和以資產交換為主的存量模型。
早期的匯率決定理論主要有購買力平價理論（G.Cassel，1922）、國際借貸說（GLG.Goschen，1861）。在此基礎上，凱恩斯發展了利率平價理論（20世紀30年代）。從而，匯率決定理論主要沿著名義均衡和內在均衡兩個不同方向發展。市場名義均衡流派分別從貨幣和經濟均衡的角度出發，各自發展了貨幣模型和均衡匯率模型。
經濟內在均衡流派則分別融入一般均衡框架和資產市場理論。前者在蒙代爾-弗萊明模型的基礎上加入微觀基礎，擴展至開放宏觀經濟學（Obstfeld和Rogoff，1995）。后者基于Branson的資產分析法分別引入新聞、理性預期假設、訂單流和買賣差價等微觀市場結構因素，發展出了新聞模型（Mussa）、理性預期模型（Blan-chard和Dornbush等）、金融市場微觀結構理論（Lyons和Evans等）。
然而現實經濟中，運用這些傳統理論來預測匯率的走勢時顯得捉襟見肘。大量的實證檢驗結果也表明，傳統匯率理論的解釋能力十分低下，尤其對短期內的匯率變化，預測能力甚至遠不及簡單的隨機游走模型。
值得指出的是，金融市場微觀結構理論基于私有信息和搜索成本的假設，對市場不同結構的研究，通過引入博弈論和混沌理論，金融市場微觀結構理論對現實匯率波動具有一定的解釋和預測能力。
然而，Daskalakis（2008）證明了求解納什均衡的算法屬于NP問題，盡管不是通常認為的NP-完全問題，而是PPAD-完全問題。也就是說，受現階段人類的數學認知程度限制，納什均衡點是存在的，但是找不到一般解法，甚至不知道這個一般解法是否存在，導致了該理論不可能發展成一門全面的匯率決定理論。同時，混沌理論目前也缺乏統一的數學定義。在混沌系統三點基本性質中：（1）對初始條件敏感；（2）是拓撲混合的；（3）周期軌道稠密。我們注意到初始條件的選取在現實情況中十分復雜。政治事件、戰爭、自然災害、各國央行突如其來的貨幣政策甚至和經濟毫不相干的新聞等都有可能影響匯率。我們所選擇的初始條件維數越多，模型就越接近“真實模型”，然而結果也就愈加難以計算，實用性也就大打折扣。事實上，混沌是由系統內部的非線性機制所決定的，而前面所說的政治事件、戰爭、自然災害等一系列新聞則是外部隨機驅動力所引起的非周期狀態，這一時刻和下一時刻沒有關聯。這樣的非周期狀態應當是噪聲而非混沌。盡管噪聲（指白噪聲）相當于無窮lyapunov指數的混沌，但是前文已經指出無窮維度的初始條件模型是沒有太大實際意義的?；煦缈梢钥闯梢环N內在隨機性的表現，而造成現實中的外匯市場的非周期性，不但來自系統的混沌性，而且來自系統之外的噪聲。同樣，即使屏蔽噪聲，混沌系統也只能預測中短期的的時間演化，長期預測是不可能的。
綜上所述，金融市場微觀結構理論盡管比其他匯率決定模型更具有解釋和預測能力，但是其理論基礎的不嚴密以及所使用的數學工具方法的局限性，導致了該理論可以解釋匯率“是多少”而不能解釋匯率“為什么是多少”。而要兼顧模型的預測能力和理論基礎這兩大目標，并不容易。本文認為，馬克思主義勞動價值理論是匯率理論的堅實基礎。馬克思認為匯率在形式上表現為用一國貨幣表示另一國貨幣的價格，但在實質上是指兩國貨幣所包含或所代表的價值量之間的比率。因此，本文試圖從勞動價值論出發，基于最經典的匯率決定理論——購買力平價理論（PPP），對匯率決定理論做一些探討。
二、匯率的本質
關于外匯的定義觀點眾多，而關于匯率的定義則是大同小異。事實上，在經濟學的萌芽時代，匯率決定理論中的流量觀點和存量觀點就開始了不停的爭論，也各自形成了國際借貸說和購買力平價理論等經典理論。按馬克思辯證唯物主義的哲學觀點來看待流量存量之爭，這兩種觀點是對立而統一的。在早期的國際經濟學理論中，存量的觀點就來自于價值觀點。例如，李嘉圖在其“比較優勢理論”中，假定N國和s國生產商品1和商品2的勞動生產率矩陣為：
這一個國際價格PL本質上就是匯率。在這一個簡單的匯率決定模型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匯率名義上是一國貨幣在另一國貨幣的價格，本質上卻是兩種商品所含價值量的比率。這無疑是基于勞動價值論的。因為它假定各國人民勞動是均質的，換言之，是無差別的人類勞動。在此基礎上，卡塞爾提出的購買力平價理論，則更是影響深遠。
然而，李嘉圖并沒有區分價值與交換價值之間的內在聯系，沒有看到交換價值是價值的表現形態。比如，為什么發達國家的工人較少勞動時間生產的商品或服務可以交換到發展中國家工人較多時間生產的商品或服務？這種從亞當·斯密起就不加以區分的價值和交換價值的思想，一直深深影響了后世的古典經濟學乃至于新古典主義經濟學。也就造成了用絕對購買力平價理論分析人民幣匯率時，無論怎樣選擇一籃子商品，結論都是人民幣被低估，從而我國一直受到“操縱匯率”的指責。
在匯率決定中，僅僅考慮存量是不夠全面的，還需從流量的觀點加以考慮。在國際分工中，各國生產的商品重要程度不同，從而交換價值也不同，同樣可以歸到偏好中。某些商品或服務并非十分重要，然而人們的偏好使其交換價值偏離其價值，導致了價值相等，交換價值卻不等的現象。
西方經濟學中流量的觀點事實上是商品的交換價值的表現，而存量觀點則是商品的勞動價值的表現。
綜上所述，關于匯率的二重觀點，是由匯率的二重性決定的。匯率的二重性，正是由于勞動的二重性造成的。匯率中流量的觀點和存量的觀點是對立而統一的?；隈R克思勞動價值論的觀點，人們之所以愿意持有一定數額的外匯，是因為外匯對外國商品或服務具有購買能力，也即是一定數額的外匯代表了一定價值量的商品或服務，同時人們具有對外國商品或服務的偏好。從這個角度來說，中國國家外匯管理局對于外匯的定義更為接近外匯的本質。
三、有效市場假說
在所有對EMH的研究中，Fama的文章“Random Walks in Stock Market Prices”影響最為深遠。在這篇文章中第一次提到了Efficient Market的概念。1970年，Fama再次將這個概念提煉為有效市場假說，其對有效市場的定義是：如果在一個證券市場中，價格完全反映了所有可獲得的信息，那么就稱這樣的市場為有效市場。這個在研究股票市場時提出的概念，后來被應用到匯率決定理論中。該假說認為：匯率（相當于證券市場中的股票價格）充分反映所有相關和可能得到的信息，沒有任何投資者可以賺得超額利潤。
20世紀80年代，該假說應用到匯率決定理論之后，許多人對外匯市場的有效性進行了大量檢驗。這些文獻表明外匯市場的有效性不總是成立的。部分學者據此認為外匯市場有效性假說不成立，Edgar E.Peters（1991）借助混沌理論的“分形”概念，提出了分形市場假說。然而，前文已經指出，無窮lyapunov指數下的混沌才收斂于白噪聲。盡管從實際角度來考慮，分形的市場假說較有效市場假說更接近于真實世界，但是來自市場外部的沖擊（choc）可能來自任何方面，是無窮無盡的，既不可數又不可列的，而模型不可能包含所有的變量。
再者，從實證的角度出發，市場的有效性并不是絕對不成立的。如果市場不是有效的，那么私有信息應當很有用處。然而，在現實生活中，各證券公司的自營股票業務虧損的事實卻大量存在。在金融危機來臨的時候，投資機構的報告幾乎沒有正確過。
本文接受弱式有效市場假說：匯率（相當于證券市場中的價格）已經反映出所有過去歷史的匯率信息，包括外匯的成交價、成交量、多空頭寸、交易成本等和與匯率相關的如利率、國際貿易額等基本宏觀經濟因素。這些歷史信息對于所有人都是免費且公開的。如果歷史信息中隱藏有關匯率的未來信息，則公眾會迅速而充分地利用歷史信息，并運用到交易行為中，使匯率變動充分地反應出這些信息。
在“雙期記憶”假設中，我們得到了兩個均衡匯率：期望意義下的均衡匯率和依時間序列收斂的均衡匯率。
前者是匯率的“真實水平”，而后者則是市場主體行為決定的“現實水平”。后者圍繞前者上下波動。從勞動價值論的角度來說，匯率表面上是一種貨幣對另一種貨幣的價格，本質上卻代表了一定量的勞動價值。從方程（3）中可以看出，期望意義下的均衡匯率僅僅取決于宏觀經濟水平，代表的是凝結在商品中無差別的人類勞動，是價值的體現，因此也是購買力平價理論成立的基礎。在方程（7）中，依時間序列收斂的均衡匯率不但取決于宏觀經濟水平，同時也取決于市場主體的行為。對比“雙期假設”模型和簡單模型，我們并沒有考慮過于復雜的情況，如貿易壁壘、價格剛性、市場分級等情況，僅僅考慮了歷史信息對外匯市場參與者的不同程度影響，就可以看出現實中的匯率是偏離“真實匯率”的?，F實中的匯率是一種貨幣對另一種貨幣的價格，是貨幣所代表的交換價值的體現。依時間收斂的均衡匯率圍繞期望意義下的均衡匯率上下波動的現象，就是價格圍繞價值上下波動的現象，本質上是勞動價值論的體現。
（二）“多期記憶”模型
在“雙期假設”模型中，不等式（5）與不等式組（6）是等價的，因此依時間收斂的均衡匯率總是存在的。然而，在現實中，隨著時間的推移，匯率并不能依時間收斂于其均衡水平，這固然有各國宏觀經濟量相對值發生了不同步變化的可能（如A國GDP增長率高于B國，而B國失業率低于C國等），同時也是“雙期模型”的固有缺陷。在現實經濟活動中，外匯市場參與者不可能僅僅參照上兩期的歷史信息而進行交易，依據“弱市場有效性”外匯市場參與者是參照過去所有的歷史信息而決定自己的市場行為的。因此有必要考慮過去各期歷史信息的影響。
（三）對應計量經濟學模型的建議
本文的理論模型更多的是提供了一個分析框架而不是特定的匯率決定理論。因為本文并沒有限定基本經濟變量所決定的經濟基本面Xt，使用者可以自由地根據各國實際情況和不同的宏觀經濟理論選取基本經濟量。從這個意義上說，本文的模型更加接近于行為均衡匯率模型BEER，盡管有著本質上的不同。
正如前面指出，本文的模型是“長期記憶隨機過程”，傳統的時間序列無法對本文模型建模。我們建議使用帶有約束條件的ARFIMA模型作為對應的計量經濟學模型，并采取如下策略：
第一步：對匯率進行長期記憶檢驗。若匯率表現出長期記憶，則可使用本文模型。常用的檢驗方法有：Hurst（1951）的R/S檢驗，Lo（1991）的MR/S檢驗，KPSS單位根檢驗（Lee和Schmidt（1996）），LM檢驗（Robinson（1991）），LBI統計值（Wu（1992））和半參數估計（如Geweke和Porter-Hudak（1983））等。
第二步：根據一定的宏觀經濟理論選取基本經濟面后，根據本文模型所給出的約束條件，擬合“分數自回歸移動平均”ARFIMA模型。
第三步，使用分數協整檢驗得到即期匯率與基本經濟面、記憶的分數協整關系，并預測未來匯率。
五、總結
以動態連續的觀點來看“簡單模型”、“雙期記憶”模型和“多期記憶”模型，我們也可以觀察出一個外匯市場隨著時間的延續，從結構簡單到復雜的過程。在外匯市場成立初期，市場參與者沒有歷史信息可以使用，因此現實匯率僅取決于宏觀經濟水平和誤差項。由于弱有效市場假設事實上包含了理性經濟人假設和風險中性假設，因此平均誤差項為零，市場參與者不會高估或低估匯率，現實匯率等于均衡匯率。隨著時間的延續，外匯交易者有了歷史信息作為參考，同時存在隨機的外部沖擊，使得現實匯率偏離均衡匯率，圍繞均衡匯率上下波動。外匯市場延續時間越長，歷史信息越多，外部沖擊及其累積效應越大，市場結構越加復雜，匯率開始呈現不規則的混沌狀態。
傳統匯率決定理論中的存量觀點，本質上是勞動價值論中的價值觀點的體現；流量觀點則是勞動價值論中的交換價值的觀點。模型中存在著數學期望意義下和依時間序列收斂的兩種均衡匯率，前者代表價值，后者代表交換價值體現為價格。價格圍繞價值上下波動，是勞動價值論的體現。馬克思主義勞動價值論是匯率決定理論的堅實基礎，馬克思主義匯率決定理論是科學的匯率決定理論。
責任編輯：廖中新
匯率制度選擇理論研究論文范文第5篇
摘 要：
近年來人民幣匯率問題一直是國內外關注的焦點，從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匯率決定理論分析了人民幣升值的內在原因，及其對我國經濟發展的影響。
關鍵詞：
馬克思經濟學;匯率貨幣;貨幣的相對價值
F83
文獻標識碼：A
隨著我國經濟實力的增強和對外貿易的發展，人民幣匯率問題從2002年以來引起了廣泛的關注和爭議。以美國為代表的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多次向中國施壓要求人民幣升值。我國在2005年的匯率改革中，實行浮動匯率制，人民幣對美元大幅升值。因此有必要從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角度分析人民幣匯率的決定。
1 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匯率理論
1.1 貨幣層面上的匯率決定因素
匯率首先從貨幣和價值層面上來看主要表現為各國貨幣之間的比例，也被稱作本幣的外幣“價格”或者外幣的本幣“價格”。所以，這個“貨幣的價格”究竟如何決定，就成了一個格外復雜的問題。因此，對于匯率的決定，首先從貨幣層面來說，應當考慮如下因素：
（1）貨幣的實際價值。馬克思從貨幣代表一定量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的角度，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匯率決定的首要因素，即貨幣在執行“世界貨幣”的職能時，其實仍然是貴金屬貨幣的職能?！八械呢泿哦歼€原為它們的金或銀的含量;同時，金和銀這兩種商品作為世界貨幣來流通時，又要歸結為它們互相之間的不斷變動的價值比率?！倍诋敶澜缃洕臈l件下，“金和銀”這兩種商品同時作為“貨幣本位”的現象大體說來可以認為已經不復存在。所以，此時所剩下來的就只是各國貨幣的含金量之間的比例或代表的實際價值的比例及其變動。
（2）貨幣的相對價值。在馬克思的價值形式理論中，有“x量商品A=y量商品B”這個公式，這就是“貨幣的相對價值”。
顯然，從價值形式中可看出，在貨幣與商品交換中表現出的貨幣的相對價值，其變動取決于兩個方面：一是貨幣本身的實際價值的變動。二是生產商品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或勞動生產率提高或減低使貨幣的相對價值發生變化，從而也導致商品的價值降低或升高。與此同時，可以表現為某種或某幾種商品的價值發生變化或者先進的科學技術在商品生產領域的普遍應用使所有商品的價值都發生了變化，那么這些商品同貨幣的交換比例就會發生變化，這樣就一國國內范圍來說，貨幣的相對價值也發生變動，即此時它表現為更多或更少的商品量。在世界市場上，一國貨幣的相對價值的變動如何在與其他國家的貨幣的交換比例，即匯率中表現出來，則要看兩國貨幣的國內相對價值的變動情況。
（3）貨幣的國內相對價值?！耙粋€國家的資本主義生產越發達，那里的國民勞動的強度和生產率，就越超過國際水平。因此，不同國家在同一勞動時間內所生產的同種商品的不同量，有不同的國際價值，從而表現為不同的價格，即表現為按各自的國際價值而不同的貨幣額。所以，貨幣的相對價值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較發達的國家里，比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不太發達的國家里要小?！边@就為我們在世界貨幣市場中，比較兩國貨幣或不同國家的貨幣的相對價值提供了一個依據。即對于兩國貨幣即使在購買力平價相等的情況下，但由于兩個國家的國民勞動強度不同和勞動生產率的不同，因而也會使各國貨幣在國內所實際代表的國內價值不同。
如果我們假設1美元與6元人民幣的購買力平價都相同，但是由于兩國不同的勞動生產率水平，美國的勞動生產率和效率較高，我國的勞動生產率和效率相對較低，這樣，同量美國商品的實際價值肯定會低于同量中國商品的實際價值。因而貨幣的相對價值在美國要比我國的相對較低。于是，1美元在美國國內所購買到同量商品的實際價值會低于6元人民幣在中國國內購買到的同量商品的實際價值。
1.2 國際支付狀態對匯率的影響
在《資本論》中，馬克思曾經對影響匯率的因素作了一個總結，其中第一個因素即是“一時的支付差額”，同時指出“不管造成這種差額的是什么原因——純粹商業的原因，國外投資，或國家在戰爭等等場合所做的支出，只要由此會引起對外的現金支付?！弊罱K都將對匯兌率產生影響。
（1）對外貿易差額。馬克思認為，匯兌率的變動，以及由匯兌率的變動引起的“金屬的流出，在大多數情況下總是對外貿易狀況變化的象征”，而在對外貿易中，首要的是純粹商業的原因，即商品和勞務的進口和出口。由于信用制度的發展，信用貨幣取代了金的位置，商品的進出口通常以信用憑證和支付憑證為媒介，我們以匯票為代表。例如，英國出口商向德國出售商品，會得到體現債權的向德國開出的馬克匯票，相反，德國出口商向英國出口商品，則會得到體現債權的向英國開出的英鎊匯票。當英國進口商需進口德國商品時，他不是用金，而是在倫敦貨幣市場用英鎊購買馬克匯票，再把馬克匯票寄往德國作為支付，相反，德國進口商在進口英國商品時，通常是用馬克在漢堡和柏林的貨幣市場購買英銻匯票，用英鎊匯票作為支付。這樣，如同商品一樣，馬克匯票在倫敦有一個英鎊價格，英鎊匯票在柏林和漢堡有一個馬克價格，這就是匯兌率。它會隨供求變化而發生變動。如果英國對德國的商品出口大于進口，那末在倫敦貨幣市場上馬克匯票的供給就會大于需求，馬克匯票的英鎊價格就會下跌，英鎊對馬克的匯兌率便會提高，這對德國來說正好相反，是對英國的商品出口小于進口，在柏林和漢堡貨幣市場上英鎊匯票的供給就會小于需求，英鎊匯票的馬克價格就會上漲，馬克對英鎊的匯兌率便會降低。
（2）對外投資。對外投資也叫資本輸出。一般來說，資本輸出有兩種：實物資本輸出和貨幣資本輸出。實物資本輸出，又叫生產資本輸出。實物資本的輸出，對于輸入國來說，由于不需要對所輸入的商品作任何付款，因此也就不會對輸入國的貨幣市場產生任何影響，就不會對其匯率發生影響。
馬克思還指出：“只有當這種出口商品的生產需要其他外國商品的額外進口時，才會影響匯兌率（并不影響對得到投資的那個國家的匯兌率）。這時，這種生產不是用來抵消這種額外進口的?！北热?，對于我國來說，國外投資在中國辦的工廠，如果該工廠所使用的生產設備在美國或其他國家購買，這種情況，就會對匯率產生影響，但此時影響的是美元或其他國家貨幣的匯率水平。而貨幣資本輸出（對外投資）由于是采用貨幣方式，直接對外提供貸款。所以貨幣資本的輸出，會直接影響到資本輸出國的貨幣市場，因而會影響到該國匯率水平。以上論述的三個方面的因素，都會導致一國貨幣的外流，使該國國際收支狀況變差，其結果跟貿易逆差所產生的結果一致。
（3）其他對外支付。除了以上論述的對外貿易、對外投資等對國際支付狀態產生影響外，在國際交往中，還有一些其他的因素。如：消費資金型的非資本性的對外支付;本國居民到國外旅行時的花費，留學費用等等。諸如此類的一些對外的現金支付，一般不會導致大的支付差額。
2 從馬克思經濟學匯率理論看人民幣升值
（1）從國際收支的角度看，自1994年以來，我國的資本項目和金融項目已經連續多年呈現雙順差的格局，特別是近年來我國國際貿易雙順差呈現不斷擴大的態勢，引起我國外匯儲備過快增長。外匯儲備的原因，從根本上來說是因為我國經濟的發展，具體原因是：國際貿易順差，外部資本對中國的產業投資;國際游資集團對人民幣及人民幣資產的購買，導致大量“熱錢”涌入?？傊?，外匯儲備的巨額順差，在使人民幣的相對價值提高的同時，也形成了國際貨幣市場上對人民幣的巨大需求，最終引起了人民幣升值。
（2）從利率的角度看，近年來我國的利率水平相對提高，導致使用資金的成本提高，貨幣市場上借貸貨幣的供不應求，從而促進了人民幣相對價值的提高和其他商品相對價格的下降。這樣會吸引大量的外資進入中國市場購買人民幣。這樣會引起人民幣匯率的提高和利率的進一步上升，最終導致人民幣的相對價值繼續上升。
（3）從根本上來說，我國自實行對外開發以來，取得了巨大的成績，人民生活水平明顯改善，勞動生產率普遍提高，經濟整體水平也顯著上升，中國成為世界上經濟增長最快的國家之一。一系列的發展也使人民幣的相對價值得到提高。主要原因有兩個：一是人民幣先對價值的提高，主要表現為商品的品種的增多以及商品的數量的擴大，以及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使得商品的價值降低;二是貨幣的相對價值提高，隨著經濟的發展，也伴隨著貨幣作為支付手段及信用制度也相對發展較快，從而致使貨幣作為流通手段的流通速度加快。
3 人民幣升值的積極意義
3.1 人民幣匯率的適當升值有利于優化產業結構
我長期以來走的是外向型經濟發展道路，對外貿易增長主要依靠初級產品和低附加值產品的出口。出口企業依靠廉價的勞動力優勢，以低價戰略迅速打開國際市場。人民幣的升值降低了外貿企業的利潤空間，加上勞動力成本的上升，有些外貿企業面臨生存危機。這迫使一些資金轉向資金密集型和技術密集型，也迫使企業加大產品創新的力度和產業結構調整的步伐，加快實現產業結構優化升級，從而也加快了我國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和企業產業結構調整。
3.2 人民幣匯率的適當調整有利于減少對外貿易摩擦
我國外匯改革以來，對外貿易連年順差，連年的順差導致中國日益增加與各個貿易伙伴的摩擦，尤其是中美貿易摩擦。而人民幣升值有利于減少貿易順差的數值，繼而可增加我國的進口總額。能夠緩和與貿易伙伴的關系，也有利于我國外部的發展。人民幣的適當升值，有利于我國經濟和貿易的和諧發展，也有利于為我國的經濟平穩快速發展提供一個和諧的環境。
3.3 人民幣的適當升值有利于推動我國區域發展，尤其是中西部地區平衡發展
跨國公司隨著人民幣的升值在中國的投資成本就會相應提高。但是在沿海地區投資成本升高以后，一些跨國公司不想撤離中國市場，由于我國政府已經加大了對中西部地區的發展，基礎設施以及投資環境已經有了明顯的改善，而跨國公司為了為了降低成本，會轉向中西部地區發展，從而有利于推動我國區域發展，尤其是中西部地區的平衡發展。
3.4 人民幣適度升值有利于我們調整收入分配關系
我們要轉變發展戰略，隨著人民幣的升值，由外向型經濟轉向內部需求型。從而在分配上就要求我們調整分配關系，從而能更好的遏制兩極分化，實現均衡發展，從而提高普通工人及農民的購買力;與此同時，也會促使政府提高社會保障標準，擴大社會保障范圍，更多的惠及農村和農民工。
參考文獻
[1]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2]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3]馬克思.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4]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5]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匯率制度選擇理論研究論文范文第6篇
摘要：近年來，中國的貿易額不斷上升，同時，在華外商的貿易額也在不斷加大。因此，人民幣的估值成為中國極為敏感的話題，但二者之間的關系一直不明確。通過運用宏觀經濟理論，運用時間序列分析論證了人民幣實際均衡匯率和實際有效匯率之間存在的失調性缺口，并用其缺口分析了對中國外商投資企業進出口在總進出口中所占比例影響的分析，并最終得出了人民幣實際匯率失調對中國進出口外部依存度影響較大，同時波動程度相對較小的結論。
關鍵詞：均衡匯率；外部依存度；Balassa-Samuelson效應；匯率黑箱
引言
木秀于林，風必摧之。在經濟發展過程中起重要作用的經濟元素，往往在短期的外部沖擊下會受到更大的影響。中國每年的進出口中，有近1/2是來自于外商投資企業的進出口，這對于貿易依存度近60%的中國經濟來說，可以說是拉動經濟的一個十分重要的因素。
對一個國家或地區進出口大小的影響因素有很多，其中匯率變化的影響則是重中之重。當均衡意義上的實際匯率水平和現實中的實際匯率水平發生系統性偏離時，就稱之為匯率失調或匯率錯位。如是說，人民幣實際匯率與均衡匯率之間存在失調所產生的缺口對中國外商投資企業進出口所產生的種種促進或抑制的作用，也是研究過程中需要進行深究的部分。
一、相關文獻綜述
（一）均衡匯率的研究
均衡匯率思想與理論的提出，是隨各國經濟關系發展逐步推進的。最初Cassel(1918)提出了購買力平價概念，由此形成了均衡匯率思想，奠定了均衡匯率理論基礎。Balassa和Samuelson（1964）提出了生產率相對變動可通過產品要素價格傳導，從而決定匯率水平的理論，將增長因素納入了均衡匯率框架。Willianmson（1994）提出了排開各種短期的經濟條件和其他臨時性的周期性因素，集中分析基本經濟要素對實際均衡匯率影響的基本要素實際均衡匯率理論。Sten（1994）提出了自然均衡實際匯率理論，他認為均衡匯率是一種動態匯率，它隨著各種內生變量和各種外生基本經濟要素的持續變動而變動。而對于發展中國家均衡匯率研究具有代表性的就是Edwards（1989）模型和Montiel（1999）模型。在國內，張曉樸（1999）使用季度數據對亞洲金融危機時期人民幣實際均衡匯率進行測算，最終得出了人民幣實際匯率高估的結論；而張斌（2005）也得出人民幣中長期存在升值的壓力，相對勞動生產率和FDI是導致人民幣升值的主要力量。
（二）均衡匯率和進出口外部依存度的相關研究
進出口外部依存度，指的是在一個經濟體的進出口中外商投資企業的進出口所占的比重。計算公式為：
DDOT=(FX+FE)/(E+X)（1）
其中DDOT表示進出口的外部依存度，FX、FE、E、X分別表示外商投資企業的出口額、進口額和該經濟體的出口額、進口額。
對于均衡匯率與進出口外部依存度關系的研究，目前還相對較少。馬淑琴(2006）認為，一國或地區的貿易主導力水平，即進出口貿易中的主體結構以及吸引外資和對外直接投資的能力，對于一國或地區貿易水平的升級具有重要的作用。胡求光（2008）也認為外商直接投資對于浙江省進出口具有重要意義。
在上述一系列的研究中，雖然都對貿易的外部性對貿易的作用進行了闡述，也取得了研究成果，但是對于匯率失調對外部依存度關系的研究，仍然沒有進行深入的解釋。筆者將對這方面進行一個補充。
二、中國人民幣均衡匯率缺口的測算
匯率的決定過程是一個完全的“黑箱”，對于這個“黑箱”，機制中的一系列決定要素考察十分必要?？偟恼f來，可以將其過程視為：
REER=F(X1，X2，X3，X4， ……)（2）
其中，REER是實際均衡匯率，而X1，X2，X3，X4等均為可能影響均衡匯率的因素。這里假定X1，X2，X3，X4等與均衡匯率REER為協整關系。
傳統的國際經濟學認為，影響匯率的因素主要為貨幣供給量、產出以及利率。在具體數據的度量中，考慮了影響因素的獲取的實際情況，將以上幾種因素進行了一系列的分解度量，分出了相對勞動生產率等7種影響因素進行考察。這里將通過對中國1999年第一季度—2008年第四季度共36個截面數據進行考察，對人民幣實際均衡匯率進行了分析。
（一）ER變量的選取
國內研究人民幣均衡匯率時主要采用兩種方法來作為均衡匯率的代理變量，一種是易綱（1997）所采用的雙邊實際匯率，另一種是張斌（2005）所采用的IMF公布的實際有效匯率指數，這種匯率指數是通過貿易額加權得到的，它剔除了國內外價格水平差異的影響，反映了本國商品籃子和國外商品籃子的相對價格變化——國內外文獻中大多采用的也是該指數，故這里也采用此指數作為實際均衡匯率的代理變量。
（二）Xi變量的選取
1．相對勞動生產率。根據Montiel理論，作為供給因素的勞動生產率是影響均衡匯率最重要的長期基本經濟要素。一國的技術進步一般發生在貿易品部門，貿易部門的勞動生產率提高較快，而非貿易部門的勞動生產率變化很小。貿易部門勞動生產率的提高會引起該部門工資的提高，并帶來非貿易部門工資的相應提高，工資的提高將導致貿易品和非貿易品價格的提高，但是貿易部門的價格上漲比非貿易部門價格的上漲要慢，作為貿易品與非貿易品相對價格的實際匯率就會出現升值，這就是有名的Balassa-Samuelson效應。這里選取中國和美國、日本、歐元區平均勞動生產率為指標，由于目前這三個地區是中國對外貿易中前三位的地區，故各選取1/3作為權數，計算中國的相對勞動生產率。其計算公式為：
RGDPj=CAGDPj/(∑1/3* AGDPij) (i=1，2， 3；j=1，2……36) （3）
其中，RGDP代表相對勞動生產率，AGDPi代表美國、日本和歐元區的平均勞動生產率，由各國家或地區的GDP除以就業人數得來，其中GDP的數據已經用名義匯率換算為以美元為單位。
2．貿易條件。從長期來看，當貿易條件改善，要求實際匯率升值以維持經常項目長期均衡；反之，貿易條件惡化時，要求實際匯率貶值以維持外部長期均衡。本文采用貿易條件指數來對貿易條件進行衡量，計算公式為：
TC=X/M（4）
其中，TC表示貿易條件指數，由于我國并沒有相應的進出口價格指數，故用出口商品總額表示X，用進口商品總額表示M。
3．利率差異。根據利率平價理論，均衡匯率是通過國際拋補套利所引起的外匯交易形成的。在兩國利率存在差異的情況下，資金將從低利率國流向高利率國以謀取利潤，這時會造成兩國間貨幣需求的變化，最終導致匯率變化，故兩國間利率存在差別，必然會影響匯率的走勢。本文選取中美兩國的存款利率為參考變量，兩國間的利率差表示為：
△IR=IC-IU（5）
其中，IC、IU分別為中國和美國的存款利率，△IR表示兩國的利率差，由于中國的資本管制程度比美國要大，故可以得出美國的利率隨市場變化而變動的幅度更大，所以△IR的符號難以確定。
4．貨幣供給量M2。貨幣供給量的變化會影響國內對于貨幣的需求，同時影響貨幣的購買力。當M2增大時，國內對于國內貨幣的需求量減小，同時貨幣的購買力下降，這必然會導致外幣升值，本幣貶值。Montiel認為，影響一個國家長期匯率的變量因素，一定是實際變量，故這里選取實際M2作為代理變量，即由M2/CPIi得到，其中CPIi為中國第i期CPI。
5．對外直接投資FDI。FDI的大小會直接影響國家間資金的變化，也對匯率的變化有重要影響。
6.外匯儲備余額FNA。外匯儲備的多少直接影響一國的匯率走勢，故要選取作為參考變量。
以上變量所涉及的數據，均來自IMF官方網站和WIND數據庫。本文采用Eviews5.1作為分析工具，對數據進行擬線性化處理。
（三）模型建立
1.協整分析。對上述每個變量的樣本序列分別用ADF單位根檢驗進行平穩性分析，并在此基礎上運用協整檢驗和格蘭杰關系檢驗，在避免存在偽回歸的同時還可以識別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和其他7個變量之間是否存在長期關系。其結果如表1。
可以看出，通過ADF檢驗，所有變量的t檢驗值均拒絕置信區間為5%的假設，故均為不平穩變量，但是其一階差分的t值均滿足，故各變量均為一階單整，所以，這些變量為協整。通過最小二乘法可以得出人民幣匯率的協整方程：
LNREER=4.199148548*RGDP+6.596521581e-007*TC-0.5345518401*LNM2+0.3371499989*LNFNAR+ 0.0126661337*
IG+0.0305884972*LNFDIR+13.38612493（6）
R=0.7735863F=8.5439092 DW=1.6439886
2.缺口度量。在這里，用最小二乘法計算得出的均衡匯率ER和實際有效匯率REER之間的差額來定義匯率的缺口，用公式表示為：
GER=REER-ER（7）
該缺口可以表現人民幣的均衡匯率和實際有效匯率之間的變化。從圖1中可以看出，人民幣的實際有效匯率圍繞其均衡價格波動較大，其中2002和2003年有較長時間維持在均衡匯率之上；而從2004年開始，人民幣有相當長的時間位于均衡匯率之下，一直存在較大的升值壓力；到2007年中旬，伴隨著人民幣逐步升值，其有效匯率再度大于其均衡匯率值，這時人民幣又存在著貶值的壓力。
三、人民幣實際匯率缺口對進出口外部依存度
（一）實證檢驗
可以看出，當滯后階數取值為4時，中國進出口外部依存度和人民幣實際匯率缺口之間存在著單項的相關性，即人民幣實際匯率缺口是進出口外部依存度的格蘭杰原因。而進出口的外部依存度不是人民幣實際匯率缺口的格蘭杰原因，這說明人民幣實際匯率發生變化時對于我國外商投資企業在國內的進出口有相對比較大的影響。
（二）分析
當人民幣具有升值趨勢時，進口將會增加而出口將會減少，反之亦然。從理論上講，由于外商投資企業其生產投資的外部性，其進出口對于貨幣的升貶值必然更加敏感，因而當人民幣均衡匯率和實際有效匯率之間缺口增大時，中國進出口的外部依存度應該擴大。但是從圖2中可以看出，當人民幣實際均衡匯率和有效匯率之間缺口增大時，外商進出口在中國總進出口中所占比重的變化反而相對較小。經分析，可能具有以下兩種原因：
1.當人民幣實際均衡匯率和有效匯率偏離時，由于匯率的不完全傳導，導致人民幣波動產生的進出口商品的價格效應沒有完全體現出來，使得商品的價格沒有完全隨著匯率的變動而變動，導致中國進出口外部依存度相對穩定。
2.中國進出口的需求彈性相對于外商投資企業進出口來說相對較大。當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和其均衡匯率偏離使得人民幣有升值壓力時，中國的進口增量大于其外商投資企業的進口，而中國的出口的減小量也同樣大于外商投資企業的出口，這反映在我國進出口的外部依存度數據上，就是中國進出口外部依存度相對于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與均衡匯率的偏離程度相比波動較小。
四、結論
由于人民幣匯率的失調會導致實際有效匯率和實際均衡匯率之間的缺口加大，從長期來看，會使得人民幣有升值或貶值的趨勢，這對于外商投資企業的進出口具有相對較大的影響。在我國，貿易依存度一直維持在60%強，這意味著中國的GDP增幅大部分是由進出口拉動的，即中國GDP很大程度上需要依賴外國廠商在中國的進出口。在2007年爆發的金融危機的影響已經逐步擴大到了如今，外需的減少對于外向型經濟的中國來說影響是最大的，這也可以從2009年一季度的數據中可以解讀出。因此，為了保證經濟層面在金融危機時期的平穩過渡，一方面要清楚地認識到，匯率政策的改變對于總進出口的影響更大，而相對來說對外商進出口的影響要小于總進出口，故通過匯率的改變想達到增加外商進出口的做法是得不償失的；另一方面，人民幣實際匯率存在的缺口從長期來看終將回歸為0，故若想擴大中國的進出口還是要從產品的自身出發尋求新的出路，只有滿足了外需才能真正做到進出口的穩定；最后，由于人民幣匯率長期來看是具有升值的趨勢的，故減小實際匯率波動的幅度對于全國的進出口和外商進出口而言都是有利的。
參考文獻：
[1] PAUL.R.KRUGMAN， MAURICE OBSTFELD.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Theory and Policy[M].海聞，潘圓圓，張衛華，于揚杰，等，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424-435.
[2] CALVO， GUILLERMO， CARMEN REINHART. Fear of Floating[J].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2002，117：379-408.
[3] GUSTAV CASSEL. Post-War Monetary Stabilization[M].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28：34-35.
[4] BALASSA， B. The Purchasing Power Parity Doctrine： A Reap-praisal[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64：72.
[5] WILLIAMSON， JOHN.Estimates of FEER：In Estimating Equilibium Exchange Rates[R].Washington， D.C.：Institution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6] JEROME. L. STEIN ， POLLY REYNOLDS ALLEN and Associates. Fundamental Determinants of Exchange Rates[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5.
[7] 張曉樸.人民幣均衡匯率的理論與模型[J].經濟研究，1999，（12）：70-77.
[8] 張斌.人民幣真實匯率：概念、測量與解析[J].經濟學季刊，2005，（1）.
[9] 馬淑琴，戴晉.影響我國對外貿易水平升級的相關因子研究[J].財貿經濟，2006，（10）：64-68.
[10] 胡求光，黃平川.外商直接投資對浙江省進出口貿易影響的實證分析[J].國際貿易問題，2008，（11）：104-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