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怖主義的論文范文第1篇
2、共倡文明對話 推動金磚合作
3、習近平出席世界經濟論壇“達沃斯議程”對話會并發表特別致辭
4、堅定信心 共克時艱 共建更加美好的世界
5、習近平出席金磚國家領導人第十一次會晤并發表重要講話
6、中國、歐盟多邊主義芻議
7、應對全球挑戰 貢獻金磚力量
8、堅定不移踐行多邊主義
9、施燕華：“那一刻，我感受到了‘正義的勝利’”
10、攜手共創亞洲和世界的美好未來
11、特殊時期，習近平主席主持的這場特別峰會有何特殊意義
12、大變局下的聯合國與全球治理新議題
13、外交部： 中俄關系百煉成金，堅如磐石
14、習近平出席亞洲相互協作與信任措施會議第五次峰會 并發表重要講話
15、堅定不移攜手抗擊疫情
16、外長訪非五國打造中非合作模板
17、習近平首次闡述“21世紀的多邊主義”
18、聯合國全球地理信息知識與創新中心將落戶中國
19、讓多邊主義的火炬照亮人類前行之路
20、2021年高考文科綜合能力測試題（四）
21、中美如何“重塑大國關系”
22、世行掌門人易主：全球政經治理改革注上分號
23、21世紀我國的國際關系和外交思想
24、習近平治國理政思想的四個基本形態
25、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時代意蘊
26、新冠肺炎疫情下全球公共衛生治理的改革路徑與中國角色
27、“人類優先”：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價值共識”
28、習近平：承前啟后繼往開來共創中巴關系更加輝煌燦爛的明天
29、俄羅斯如何應對美歐金融制裁
30、在團結抗疫中踐行中非衛生健康共同體理念
31、淺談新形勢下加強和改進黨群思想政治工作的策略
32、齊心協力把準航向 駛向更加美好未來
33、為解決時代課題貢獻中國方案
34、以“德”促“教”，踐行德育課堂
35、第九屆世界和平論壇在清華大學舉行
36、入世17年，中國為WTO注入了生機與活力
37、增進理解互信，推動全球紡織業創新合作 近500人齊聚國際紡聯紡機大會探討行業未來發展
38、面對人類共同的挑戰，爭議與合作并存
39、習近平同德國總理默克爾通電話
40、共同推動多邊主義再啟航、聯合國重整行裝再出發
41、多邊主義、國際組織與可持續的和平發展
42、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美國在亞太地區的多邊主義實踐
43、高擎命運與共旗幟 指引共同發展方向
44、簡論中國對地區多邊機制的參與
45、2019年多邊主義新動向
46、年末電話：習近平普京謀劃更長遠之事
47、秉承合作初心 堅持多邊主義
48、堅持和平發展道路 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49、從中國的堅守到世界的出路——多邊主義
恐怖主義的論文范文第2篇
內容摘要：建構主義的理論對現代的教育理論和實踐研究產生了非常廣泛的影響，對于商務英語教學來說，在建構主義的教學設計原則下，突出了學生的主體地位，同時綜合了多種教學方法，對傳統的教學目標設計、教學內容設計以及教學方法設計進行了改革，有利于商務英語復合型人才的培養，值得在實踐和應用中推廣。
關鍵詞：建構主義 商務英語 教學
一.引言
建構主義最早可以追溯到瑞士著名認知心理學家皮亞杰對于兒童認知過程的研究和探討，而建構主義理論對現代的教育理論也對現代的教育理論和實踐研究產生了廣泛的影響。建構主義突出學生的主體地位，將傳統的以教師為主義的灌輸式教學方法進行了灌輸，為目前商務英語教學模式的改革與創新提供了有益的探索?；诖?，本文對相關的內容進行了探討。
二.建構主義的相關理論及實驗分析
建構主義，又稱之為結構主義，屬于認知心理學派的一個重要分支。在建構主義理論之下，將學習看成一個主動的建構過程，而并非簡單的被動灌輸知識，建構主義下的學習是要是根據先前認知結構主動的有選擇性的知覺外在信息，將其轉化為自身的知識。同時，對知識的建構并非是隨心所欲的，在建構的過程中務必要與他人達成一致，而且在建構的過程中還需要不斷進行修改和挑戰，同時還可能會受到其他因素的制約。
在建構主義理論包含情景、協作、會話與意義建構等四個主要的要素，具體來說：1）情景。在建構主義中對知識的建構過程中，首先需要建立一個相應的情境，學生只有在特定的環境之中，才能夠對相應的知識進行建構；2）協作。協作是指在建構知識的過程中所發生的合作關系。通過協作，能夠顯著提升學習效率，并對知識的建構提供較大的幫助；3）會話。會話在協作的過程中體現的最為明顯，尤其在小組教學中，會話更是非常學習的基礎所在，只有通過會話才能有效達到學習交流資源共享的目的；4）意義建構。意義建構是整個知識建構過程的最終目的，建構的意義是指事物的規律、性質和事物之間存在的內在聯系。而建構知識的過程就是讓學生對情景中所反映的事物的內在練習進行深刻理解，從而在大腦中長期存儲，成為自身的知識。
四.基于建構主義的商務英語教學改革探析
在建構主義之下，對傳統的教學觀念提出了尖刻的批評，其對教學和學習給出了新的解釋，在這種理論下，本文認為可以針對商務英語教學進行如下幾個方面的改革嘗試：
（1）商務英語教學目標改革
教學目標是整個商務英語教學的導向，在明確的教學目標之下，學生能夠確定學習的主題和努力的方向。在建構主義下，學生對知識的意義建構是整個學習過程的最終目的。因此，在建構主義下，針對商務英語教學目標的設計，首先需要創設有利于學生意義建構的情境開始，整個教學設計過程緊緊圍繞“意義建構”這個中心而展開，“愿意縱覽當代商務，了解更多的商務世界及其如何運作的人們。培養學生的認知、理解和思維能力?！痹趯W習完成之后，學生能夠還能夠掌握與商務、管理相關的知識，這種培養方式更加具體和全面。
（2）商務英語教學內容改革
教學目標的實現需要以教學內容為載體的，在建構主義中，其強調的學習是需要對真實的問題進行解決的，在解決真實問題的任務中來達到學習的目的。換句話說，在教學過程中，傳授知識并非是其首要任務，對知識的獲取要在實踐之中進行，而作為學校來說，其更重要的任務是培養學生如何對知識進行獲取、運用的能力。因此，基于建構主義下的商務英語教學內容改革，可以在教學過程中給學生創造條件和機會讓學生在實際中運用所學語言知識和技能，進行語言和技能的再輸出，以培養實用能力。比如，可以師生互動打造一個仿真的工作環境，一切遵循國外的真實情境。
（3）商務英語教學方法改革
在建構主義下，教師的角色也應該有所改變，不應該一直都是傳統的“學科專家”，而需要轉變成學生學習的促進者與輔導者。在建構主義下的商務英語教學改革中，首先可以按照建構主義的原則，突出學生的主體地位，將教師的角色定義為主導，在教學過程中注重培養學生的學習、研究和解決問題的能力。要盡量調動學生參與學習的過程，充分利用現代的多媒體等教學手段，以提升教學效率。同時將實踐教學模式的重要性進行提升，可以針對企業的真實環境進行創設教學環境，讓學生身臨其境擔任進出口商、部門經理等各種角色，通過類似于真實的實踐訓練，可以更大潛力地挖掘學生能力，為以后的工作積累經驗。
（作者單位：銅陵學院）
恐怖主義的論文范文第3篇
[關鍵詞]中國國情;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邏輯聯系
國情是一個國家在一定發展階段的社會情況和自然情況、歷史情況和現實情況的統一。中國國情具有豐富的內容、多層的結構和獨特的特點,是決定和影響中國近現代社會發展的客觀存在。中國共產黨成立以來進行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事業,是在中國國情基礎上所展開的現實運動。中國國情的特殊性、多樣性、動態性,規定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發生和發展,關涉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內容和形式,影響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進程和結果。因此,科學分析和準確把握中國國情,是實現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重要環節。
一、特殊的中國國情:隱含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內在根據
馬克思主義為什么要中國化?即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依據是什么?這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前提性問題。對此,我們既要從馬克思主義理論普遍性方面尋求依據,更要從中國國情的特殊性方面尋找根源。
1.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品質: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基本依據
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開創,不是偶然而是必然,這種客觀必然性由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品質所決定:其一,科學性,馬克思主義既來自于馬克思、恩格斯對資本主義和工人運動的發展規律的認識,又來自于對人類文化的批判繼承;它既揭示了自然界、人類社會和思維發展的一般規律與基本趨勢,也為人們提供了科學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其二,普遍性,馬克思主義是從人類社會歷史發展的客觀實際中抽象出來的基本原理,反映了各國無產階級革命的共性,對各國革命具有普遍指導作用。其三,實踐性,馬克思主義理論從實踐中產生,在實踐中發展,對實踐具有指導作用,正如馬克思在《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中表明的:“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而問題在于改變世界。”[1]其四,開放性,馬克思主義公開聲明自己的理論不是現存的教條,而是行動的指南;不是終極真理,而是隨著實踐的發展變化而發展變化的理論。因此,馬克思主義是融科學性、普遍性、實踐性與開放性為一體的理論體系。馬克思主義具有的上述理論品質,表明馬克思主義具有鮮活的生命力、廣泛的影響力和極強的穿透力,它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提供了基本依據。
2. 特殊的中國國情: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內在根據
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品質,表明馬克思主義具有中國化的可能,馬克思主義要實現真正意義的中國化,需要與中國國情緊密聯系。馬克思說:“理論在一個國家實現的程度,總是決定于理論滿足這個國家的需要的程度。”[1]
近代中國處于特殊的社會發展階段。近代中國社會并不是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分析的五種經濟形態之中的完整意義的封建社會或資本主義社會,而是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相互勾結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1840年的鴉片戰爭,帝國主義利用堅船利炮敲開了中國國門,中國開始進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主權喪失、領土瓜分、國家動蕩、民族危亡。因此,民族獨立、國家富強成為近代中國社會發展的主題。為了尋找中國社會的發展道路,近代的仁人志士們先后引進了近代西方先進的生產方式,提出了“自強”、“求富”的口號,掀起了洋務運動,搬來了君主立憲制、資產階級共和國的救國方案,也掀起了轟轟烈烈的革命運動。但是,由于對近代以來中國社會所處的歷史方位辨別不清和對社會性質把握不準,他們并沒有真正找到中國社會發展的正確道路。處于特殊發展階段的中國社會迫切需要新的理論指導,此時“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2]十月革命的勝利,給中國人民帶來了希望,給中國社會發展指明了方向:用馬克思主義作指導,實行無產階級革命,走社會主義發展道路。因此,近代中國社會發展對理論的現實需要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入、生根、發芽的現實土壤。
特殊的革命對理論有特殊的要求。完成中國近現代社會的歷史任務,必須進行無產階級革命,這是中國近現代社會發展的必然選擇。但是,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是在特殊的國情下進行的革命,它不僅與歐美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無產階級革命大不一樣,也與經濟文化同樣落后的俄國無產階級革命不盡相同。因此,中國革命不能對馬克思主義的無產階級革命理論進行邏輯上的純粹推演,也不能對俄國無產階級革命的實際做法進行機械復制。特殊的中國國情,要求中國的無產階級既要著眼于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具體運用,又對中國實踐經驗進行系統的理論思考,并做出合乎中國革命需要的理論性創造。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正是依據這一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邏輯,在深刻分析中國社會性質的基礎上,全面認識了中國革命的性質、革命的對象、革命的動力、革命的前途、革命的道路等中國革命的具體問題,探索了一條中國特色的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革命道路,形成了中國特色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的實踐充分證明了毛澤東關于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的正確性,而這一理論的正確性是以毛澤東對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特殊國情的正確把握為前提。所以說,特殊的中國革命對理論的特別要求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內在根據。
二、多樣的中國國情:蘊含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基本內容
什么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馬克思主義怎樣中國化?即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內在涵義和實現形式,這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基本內容。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基本內容,不是概念的推演,而是由中國國情的多樣性所規定。
1. 深厚的文化傳統:表征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民族化
從理論形態上看,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就是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傳統文化不斷融合,使之具有中國作風和氣派,實現馬克思主義理論形態在中國的民族化。
中國傳統文化,具有深厚的思想資源和廣泛的社會影響,是中國國情中厚重的一個部分。作為一種文化現象,馬克思主義是人類智慧的結晶,屬于人類和世界。但由于不同地域和不同民族文化的多樣性,決定了在西方社會特有歷史條件和文化背景下產生的人類智慧,必須演變成為具體國家和民族的智慧,才能展示它真正的智慧和價值。因此,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必然要求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傳統文化相融合,使之具有中國的特性、作風和氣派。
毛澤東指明了馬克思主義民族化方向。毛澤東作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倡導者和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事業的開辟者,他在黨的六屆六中全會上闡釋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首先強調馬克思主義民族化內涵。他說:“共產黨員是國際主義的馬克思主義者,但馬克思主義必須通過民族形式才能實現,沒有抽象的馬克思主義,只有具體的馬克思主義。所謂具體的馬克思主義就是民族形式的馬克思主義,也就是把馬克思主義應用到具體環境的具體斗爭中去,而不是抽象地應用它。成為偉大中華民族的一部分而與這個民族血肉相連的共產黨員,離開中國特點來談馬克思主義,只是抽象空洞的馬克思主義。”[3] 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實踐中,毛澤東堅持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傳統文化有機融合,他一方面用“實事求是”、“一分為二”、“知行統一”等生動活潑的民族語言對馬克思主義進行通俗的解釋,賦予馬克思主義以民族化的存在形式,另一方面他又用馬克思主義改造和提煉中國傳統文化中的“民本”思想和“實事求是”傳統,創立了黨的群眾路線和思想路線。毛澤東把馬克思主義植根于中國的優秀文化之中,指明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發展的方向,奠定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深厚的歷史根基。
鄧小平豐富了馬克思主義民族化內容。鄧小平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事業的繼承者,他將傳統的革故鼎新、通變救弊主張,升華為全面改革的政策;將兼容并包的文化品格,提升為對外開放的基本國策;將傳統的民本思想,光大為人民為主體的價值觀;將傳統的“正德厚生”、“貴義尚利”的主張,拓展為“兩個文明一起抓”;將傳統的大同理想與共同富裕的目標、傳統的中華“大一統”觀念與祖國統一的理論聯系起來。鄧小平理論中蘊涵的豐富的中國傳統文化內容,使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枝繁葉茂。“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是與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一脈相承,它既堅持了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理論和方法,又批判地繼承了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發展變化”、“民本”和“自強不息”等重要觀點?？茖W發展觀更是在繼承中華民族優秀文化傳統和總結中國現代化建設經驗、順應時代潮流的基礎上形成的科學發展理論,它強調的以人為本、統籌協調、與時俱進、社會和諧等重要理念,都植根于中國傳統文化的深厚土壤之中,汲取了傳統文化的智慧和養分?？梢哉f,中國共產黨倡導和推進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過程,是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傳統文化不斷融合的過程,是馬克思主義不斷民族化的過程。
2. 特定的歷史條件:表征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具體化
從理論內容上看, 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就是馬克思主義與中國特定的社會歷史條件、特定的社會發展相結合,通過理論和實踐創新,豐富和發展馬克思主義,實現馬克思主義理論內容在中國的具體化。
中國革命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東方大國進行的革命,中國無產階級在革命中遇到很多特殊而復雜的問題,在馬克思主義的書本中找不到現存的答案,它要求中國無產階級根據特定的社會條件和現實發展階段,運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具體研究和回答中國革命面臨的實際問題。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具體分析了“中國的特性”。第一,革命性質特殊,毛澤東說:“現時中國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革命,已不是舊式的一般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革命,這種革命已經過時了,而是新式的特殊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我們稱這種革命為新民主主義的革命。”[3]第二,革命對象和任務特殊,毛澤東分析,中國革命的對象“就是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就是帝國主義國家的資產階級和本國的地主階級”。[3]中國革命的任務,“主要地就是打擊這兩個敵人,就是對外推翻帝國主義壓迫的民族革命和對內推翻封建地主壓迫的民主革命,而最主要的任務是推翻帝國主義的民族革命”。[3]第三,革命動力特殊,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共同構成了中國革命的強大動力。毛澤東認為:“農民的力量,是中國革命的主要力量。”[3] “民族資產階級受帝國主義的壓迫,又受封建主義的束縛,所以,他們同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有矛盾。從這一方面來說,他們是革命的力量之一。”[3]第四,革命道路特殊,中國是一個政治經濟發展不平衡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大國,城市是敵人統治的中心,農村則是其薄弱環節;敵人的力量十分強大,共產黨的力量還很弱小。因此,中國革命只能走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道路,而且革命將是長期的斗爭過程?；谏鲜鼍唧w分析,毛澤東創造性地提出了具有中國特色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實現了馬克思主義無產階級革命理論在中國的具體化,成功指導了中國無產階級革命。
同樣,在特殊的社會條件下進行的中國社會主義建設,又是一項前無古人的全新事業,以鄧小平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根據經濟文化落后國家走上社會主義道路這一歷史條件,把馬克思主義創造性地運用到中國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具體環境中,準確分析了中國社會主義發展階段,科學回答了社會主義的本質,開辟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形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實現了馬克思主義關于社會主義建設理論在中國的具體化,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
3. 具體的實踐環境:表征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應用化
從理論價值上看,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就是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的具體實踐相結合,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方法來解決中國問題,實現馬克思主義理論價值在中國的實際應用化(或實踐化)。
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實際應用,要求將馬克思主義科學世界觀轉化為一整套具體指導中國革命和建設的科學方法論。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過程中,毛澤東形成了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的思想方法,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工作方法,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等整套具體指導中國革命和建設的科學方法。毛澤東豐富多樣的方法,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實際應用的生動體現。
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實際應用,要求把馬克思主義理論和無產階級政黨的具體實踐活動結合起來,制定正確的路線方針政策。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根據中國革命的具體實際,制定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總路線,提出了新民主義的政治、經濟、文化綱領,指導了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社會主義建設時期,以鄧小平為核心的中國共產黨人根據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具體實際,提出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路線和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政治、經濟、文化與社會發展綱領,指導著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國共產黨根據不同時期具體實際而提出的路線、綱領、方針、政策,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實際應用的現實寫照。
4. 復雜的社會結構:表征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大眾化
從理論實踐上看,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就是馬克思主義被廣大人民群眾接受、理解、掌握、運用,使馬克思主義“變成改造社會、改造世界的物質力量”[4],實現馬克思主義理論與人民大眾的結合。
近現代中國社會具有復雜的社會結構,是一個以農民為主要成分的農業大國,無產階級只占人口的少數。中國的革命實質上是無產階級領導的農民革命,中國革命的主要力量是農民,正如毛澤東指出的:“中國民主革命的主要力量是農民。忘記了農民,就沒有中國的民主革命。”[5]因此,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推廣和運用的主體就是中國農民。為了使全黨更好地團結和凝聚以農民為主體的廣大中國人民,毛澤東強調對農民進行馬克思主義的教育,使他們掌握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
理論的實踐程度取決于人民群眾對理論的把握程度。為了使馬克思主義為人民大眾所接受、理解、掌握和運用,中國共產黨人不斷尋求馬克思主義大眾化的有效方法和具體途徑。毛澤東提出讓哲學從哲學家的書齋里解放出來,讓人民群眾掌握哲學。在毛澤東著作中,隨處可見他用非常樸素的人民群眾的語言來表達馬克思主義的深刻道理。鄧小平十分重視馬克思主義的大眾化工作,他說:“我們講了一輩子馬克思主義,其實馬克思主義并不玄奧。馬克思主義是很樸實的東西,很樸實的道理。”[6]所謂通俗和樸實就是馬克思主義要大眾化。江澤民同志論述了馬克思主義大眾化的問題,強調在堅持正確的輿論導向的前提下,要講究宣傳藝術,提高引導水平,努力使理論和宣傳報道“更加貼近生活、貼近讀者,使廣大讀者喜聞樂見。”[7]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則更加明確地提出了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和大眾化的歷史任務。
深厚的文化傳統、特定的歷史條件、具體的實踐環境、復雜的社會結構,體現了中國國情的多層次性,內在地規定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民族化、具體化、應用化、大眾化等基本內容。
三、動態的中國國情:促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持續發展
馬克思主義什么會不斷中國化?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經歷了怎樣的過程?這涉及到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發展進程和發展機制問題。剖析變化發展的中國國情,此類問題也可從中得到合理解答。
1. 實踐主題的變遷:標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發展階段
從內部要素分析,中國國情的變化深刻體現在實踐的變動之中,實踐的發展推動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不斷發展。實踐主題的變遷,使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展示為不同的發展階段。
中國人民自近代以來改造中國社會的實踐不斷變化發展,歷經了革命、建設、改革和發展的具體實踐,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圍繞中國社會不同的實踐主題則展開為四個具體階段:
(1)毛澤東思想階段。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圍繞民族獨立、人民解放的社會實踐活動和“進行什么樣的革命?如何進行革命?”的實踐主題,將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和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特殊國情結合,對中國革命道路進行了艱難探索,找到了一條不同于俄國十月革命的道路——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革命道路。在這條道路的正確指導下,中國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偉大勝利,建立了新中國。新中國成立后,中國共產黨直接面對“怎樣由新民主主義社會向社會主義社會轉變?怎樣建立社會主義制度?”的社會實踐,圍繞這一實踐主題,中國共產黨人創造性地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結合,形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改造道路,順利實現了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中國特色的革命道路和改造道路,構成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第一個重大理論成果——毛澤東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
(2)鄧小平理論階段。社會主義制度建立以后,中國共產黨面臨國家富強、人民富裕的社會實踐活動和“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實踐主題。以鄧小平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對此進行了深入的理論思考和實踐創造,第一次比較系統地回答了中國社會主義的發展道路、發展階段、根本任務、發展動力、外部條件、政治保證、戰略目標、戰略步驟、整體布局、黨的領導和依靠力量以及祖國統一等基本問題,開創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形成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第二個重大理論成果——鄧小平理論,推進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發展。
(3)“三個代表”重要思想階段。黨的十三屆四中全會以來,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繼續進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探索,此時黨的隊伍發生了重大變化,新黨員的數量大量增加,如何加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核心力量的建設,增強黨的戰斗力、凝聚力,提高黨的領導水平和執政水平,提高拒腐防變和抵御風險的能力,成為重要的實踐問題。以江澤民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緊緊圍繞“建設什么樣的黨、怎樣建設黨” 這一實踐主題,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和中國共產黨的建設緊密結合,形成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第三個重大理論成果——“三個代表”重要思想,進一步推進了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
(4)科學發展觀階段。黨的十六大以來,我國發展面臨的環境更加復雜多變,改革的深層次矛盾日益明顯,面對世界經濟全球化、政治多極化和科學技術日新月異帶來的發展機遇和挑戰,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圍繞“實現什么樣的發展”、“怎樣發展”等實踐主題,吸取人類發展的經驗教訓,把馬克思主義的發展理論與當代中國的發展實際緊密結合,提出了以人為本、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的科學發展觀,形成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最新理論成果——科學發展觀,不斷推進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
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基本歷程就是實踐主題的轉換和解答。歷史事實表明,適時把握中國社會實踐的主題,不斷進行馬克思主義的科學回答,才能有力推動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深入發展和不斷前行。
2. 時代主題的變換:顯現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發展形態
從外部環境分析,中國國情的變化與時代的變換相牽連,時代的發展推動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不斷發展。時代主題的變換,使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呈現出不同的發展形態。
時代是指人類社會依據經濟、政治和文化等狀況為而劃分的某個時期。人類社會每一個時代都有區別于其他時代的時代特征(包括時代性質、時代主要矛盾及其發展趨勢等)和需要解決的時代課題。隨著時代主題的變換和時代特征的不同,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主題、任務、內容、進程相應發生改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也就呈現不同的發展形態,正如恩格斯所指出:“每一個時代的理論思維,從而我們時代的理論思維,都是一種歷史的產物,它在不同的時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時具有完全不同的內容。”[8]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過程中,時代主題經歷了“戰爭與革命”到“和平與發展”的重大轉換,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發生了“兩次歷史性飛躍”,呈現兩種理論形態。
(1)第一次歷史飛躍——毛澤東思想。20世紀上半期,“戰爭與革命”是時代的主題,時代的發展需要回答“進行什么樣的革命?如何進行革命?”這一中國社會發展的實踐課題,確立中國革命的戰略和策略。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主要運用階級斗爭和無產階級專政等馬列主義基本原理分析中國國情,闡明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邏輯,成功地找到了新民主主義革命道路,領導中國人民取得了革命勝利,建立了新中國,經過社會主義改造,走上了社會主義道路,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解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落后國家如何進行無產階級革命、如何走上社會主義道路的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形成了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實現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第一次歷史性飛躍。
(2)第二次歷史飛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20世紀下半期,世界格局發生重大變化,正如鄧小平分析的:“現在世界上真正大的問題,帶全球性的戰略問題,一個是和平問題,一個是經濟問題或者說發展問題。和平問題是東西問題,發展問題是南北問題。概括起來,就是東西南北四個字。南北問題是核心問題。”[6]以鄧小平、江澤民和胡錦濤等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準確把握“和平與發展”的時代主題,圍繞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重點,回答了“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建設什么樣的黨、怎樣建設黨”,“實現什么樣的發展、怎樣發展”等一系列重大理論和實際問題,闡明了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邏輯,開辟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建設道路,形成了關于建設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科學理論體系——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解決了經濟文化落后的國家如何進行建設社會主義、如何發展社會主義的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實現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第二次歷史性飛躍,拓展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發展道路。
從毛澤東思想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確立都是對時代課題的回應和對時代精神的把握,也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理論的創新和發展。
縱觀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進程,可以得出一個基本的邏輯結論:依據時代的變化和實踐的需要,運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不斷研究和回答中國革命、建設和發展面臨的實際問題,不斷尋求和開拓中國特色的革命、建設和發展道路,這是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持續發展的強大動力,也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本質所在。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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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江澤民文選: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8]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注:基金項目:本文系湖南省高等學?？蒲许椖?ldquo;毛澤東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探索與實踐研究”(項目編號:09C496)和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專項任務項目“馬克思主義大眾化與中國傳統文化關系研究”(項目編號:10JD710027)?！?/p>
恐怖主義的論文范文第4篇
【關鍵詞】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概論 教學互動 實效性 教學改革
一 前言
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概論課程的教學是通過對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的系統講解，幫助學生樹立科學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使其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者和接班人，實現“才能為一個更高級的、以每個人的全面而自由的發展為基本原則的社會形式建立現實基礎”的目標。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概論課的教學不能只是空洞的理論灌輸、政治說教，應強化教學互動環節，使教與學雙方都能發揮各自的主觀能動性，教學過程由教師的“獨角戲”轉變為師生“二人轉”。
二 制約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概論教學實效的原因分析
據筆者的教學實踐經驗，學生對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概論課興趣不大，學生認為該課程重理論、語句抽象、枯燥乏味，學習的積極性不高導致教學效果不明顯。
1.課程內容多、范圍廣，課時有限
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概論課是教育部(“05方案”)推出的一門思想政治理論課，這門課程包括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原理、科學社會主義等主要內容。新課改后的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概論課突出了其理論的完整性、系統性，整合了馬克思主義理論的三個基本部分，課程的范圍涉及哲學、政治經濟學、科學社會主義等諸多領域。“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蘊含和集中體現著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是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本源和基礎。只有認真學習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系統掌握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才能完整準確地理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才能創造性地運用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方法去分析和解決我們面臨的實際問題，不斷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推向前進。”然而，該課程內容增加了但課時卻沒有相應增加反而相對減少了，“98方案”中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為36學時，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原理為36學時，這還不包括科學社會主義的部分，而“05方案”中的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概論課的總學時僅為48學時。
2.教學方法老套、單一
教學方法的研究與探索，對提高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概論課的課堂教學效果至關重要。而在當前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概論教學中，教學方法已成為制約其發展的一個瓶頸，遠不能適應該課程教學的目標和要求。教學方法的單一和教學手段的陳舊已對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概論教學造成了很大的影響，這應該引起我們的深思，探索一系列切實可行的、能增強該課程教學實效性的方法和模式。
3.大班教學，學生多并且多元化
目前，在我國高校擴招的時代背景下，普遍存在思政課教師與學生配備比例較大、教師工作量大。教師授課往往采取大班教學，來自不同專業甚至不同院系的多個自然班組成一個行政班，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概論課也是如此。來自不同班級、不同專業、不同知識背景的學生之間缺乏交流，班級整體意識淡漠。不同專業背景的學生對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概論的認識與了解程度不同，如文科班學生理論基礎普遍好于理工科的學生，幾個班一起上課，教師不容易根據不同的學情因材施教。
三 提升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概論課教學實效的有效途徑
1.科學設置教學體系
該課程教材內容相對于不斷發展的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技術來說，具有滯后性的特征。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概論的教學應當按照“知識—能力—覺悟相統一的教學要求，設計教學目標、教學內容和教學方法”?？梢圆捎脤ｎ}式教學，教師可根據自己所學的專業、感興趣的研究領域去選擇所要講授的專題，這樣各個教師利用自己的專業特長可以把各個專題講得透徹、講得有特色。在專題設計上，以教材為藍本又不拘泥于教材體系，在改變原有教材章節順序的基礎上，始終圍繞一個主題，保持馬克思主義體系的完整性。在課前向學生推薦相關的學術網站，讓學生自己去搜集即將講授的最新觀點的“學術爭鳴”，再由任課老師篩選出學生提出的問題，有針對性地加入到教學內容中。
2.創新教學方法
教學實踐表明，教學互動的成功依賴于諸多有效教學方法的綜合運用。其中，創新的典型方法有讀書增慧的博學式教學法、寓教于樂的情景式教學法、知而后行的體驗式教學法等。具體形式有演講、小品表演、看錄像、討論會、獨幕劇、相聲、唱“紅歌”等，給學生提供一個自我表現的舞臺。知而后行的體驗式教學法強調學以致用，是將理論付諸實踐的教學形式。教師可組織學生進行社會調查和社會實踐，實現學生對理論的理解和實踐能力的發展。
3.使用現代化教學手段
利用現代化的教學手段，搭建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概論為基礎的富有特色的網絡資源信息庫，為學生的自主學習搭建平臺，發揮網絡教學和育人的優勢。占領網絡陣地，發展服務于課堂教學的第二課堂。網絡資源信息庫要及時更新豐富資源，可收集一些時評文章、理論文章、反映學科發展動向的文章，也可以是一些有教育意義的視頻，如《文化的力量》《思想的力量》《誠信的力量》等，發揮網絡的實時性、互動性等功能，努力把它建造成動態的師生互動平臺。利用校園網絡平臺和現代網絡多種信息傳播途徑，形成開放性、多層次的教學體系，將其建設成為學生自主性學習的支撐平臺、師生互動的有效渠道、深入學生實際生活的第二課堂。
4.創新主講教師的工作模式
教師工作的主要內容包括教學和科研兩大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概論課的教師基本上是一線教師，而各個高校的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師普遍面臨著一個困境就是課時量大、科研時間少。圍繞著教學和科研工作的主線即教學中講什么、怎么講、講得怎么樣，關鍵在于“講得怎么樣”，它是整個科研和教學的最終結合及效果評價。由此觀之，科研是先導，科研決定著教學效果，科研在整個教學過程中占據著重要的位置。要想創新主講教師的工作，核心在于是否能有效地提高主講教師的科研水平。在整個教學和科研過程中，可以以教研室為單位形成科研團隊，以老帶新加強主講教師的科研能力，并以教研室為單位進行專題討論。除此之外，各高校應給予政策支持，派教師外出學習研修，或者定期請專家來講學，形成學校之間的溝通與交流的良性互動。
5.探索改革考核體系
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概論課的本質功能在于育人，而傳統的考試模式采用閉卷考試的形式，則恰恰忽視了這一點。研究型教學不僅僅是強調理論知識的掌握，還重在增強學生的學習研究能力，提升實際動手能力和實踐能力。所以，我們要探索改革考核體系。理論知識的考核除采用閉卷和開卷的方式外，還可以采取辯論賽的方式，辯手分別代表不同的班級，辯手根據教師所給的主題進行準備，在課堂上老師和其他同學作為裁判，評判出的2～3名優秀辯手期末考試可以免考。從實踐來看，這種考核方式能夠更為科學合理地對學生的綜合表現及整體能力進行全面測評，可以提升學生的實踐能力和參與積極性。
四 結語
“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是馬克思主義科學理論體系的一系列原理中最根本、最具有普遍性的指導意義的部分，是馬克思主義的‘珍寶’中之‘珍寶’。”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引導下，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概論課的教學應以學生為本，通過師生雙向互動式教學，充分調動學生的積極性和主動性，把學習與研究該門課程轉化為大學生內在的強烈需求。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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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正明.關于“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概論”課程教學設計的幾點認識[J].思想理論教育導刊，2008(7)
〔責任編輯：龐遠燕、汪二款〕
恐怖主義的論文范文第5篇
2、成就與經驗：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共產黨對依法治國的探索
3、全面推進依法治國 努力建設法治中國
4、為何要繼續完善以憲法為核心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等3則）
5、集中體現法律制度成果和制度自信 一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法典
6、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形成后的地方立法重點
7、論和諧社會進程中大學生法律意識的培養
8、論以人為本理念下的法律意識培育
9、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共產黨對依法治國的探索
10、十七大后地方立法工作的新課題
11、地方人大在地方立法工作中如何貫徹落實憲法精神
12、我國當前財經法規的現狀與改革
13、新時代“德法兼修”法治人才培養路徑探析
14、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科學內涵
15、彭真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形成和發展
16、論形成中國特色法律體系的政治意義
17、法律在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中的定位思考
18、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結構及其原因
19、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中的“中國特色”
20、關于依憲治國的幾點思考
21、新時代背景下我國民事立法語言的規范及思考
22、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四個維度
23、試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族法律體系建設
24、平等是社會主義法律的基本屬性
25、法治中國建設的新起點
26、當代中國法律體系形成路徑之反思
27、從兩個“十六字方針”看我國法治建設的跨越發展
28、憲法的守護者:試論中國憲法法院建構
29、社會主義榮辱觀與法律信仰
30、我國傳統法律文化對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影響
31、《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律援助法》解讀
32、不斷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
33、建國以來法制建設的歷史回顧
34、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思考
35、和諧視野下大學生社會主義法律意識培養探討
36、按照科學發展觀的要求發展律師服務業
37、與時俱進地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司法制度
38、法治建設，農村不能“掉隊”
39、試論加強法治文化建設的路徑選擇
40、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需要持續給力
41、中西法學思想差異對形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啟示
42、全面提高青少年學生的法律素質，為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奠定基礎
43、新時期社會主義法律意識培養探討
44、試析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法律在精神文明建設中的作用
45、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視域下大學生法律信仰的培育
46、淺議社會主義法系之法律觀
47、中國特色法律體系形成的標志與特征
48、食品安全法的法學屬性之我見
49、三方面理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形成
恐怖主義的論文范文第6篇
美國學者伊哈布·哈桑（Ihab Hassan）之所以在美國被稱為“后現代主義之父”，是因為他從文學批評的經驗出發，敏銳地感知、命名并率先對后現代轉向（Postmodern Turn）與后現代主義批評進行了理論化的嘗試。其著作從《肢解俄耳甫斯：走向后現代文學》（1971）到《超批評：關于時代的七種思考》（1975）再到《后現代轉向：后現代理論與文化論文集》（1987），清晰有力地表達了哈桑的后現代主義研究的歷程———始于后現代主義文學的描述，中經后現代主義批評的探索，終于后現代理論與文化。其中，《后現代轉向》一書既是西方后現代文論的扛鼎之作，也是影響國內學者接受后現代主義觀念的重要著作之一。[1]不過，哈桑諷喻式的文學批評方式與“星叢”式概念的大量使用，讓本就充滿不確定性的后現代主義變得晦澀難解。這無疑加深了國內讀者的理解難度，使其在中國學界的接受停留在“話語的平移”[2]階段?！霸捳Z的平移”具有兩種內涵，一是指考察西方思潮的熱點時只把具體的概念、論點和命題抽出，不太注意把握這些觀點和說法產生的背景、語境、動機和所指；二是指忽略東西方文化傳統、意識形態及其具體問題的差異，簡單移植、套用西方后現代主義話語來解釋中國具體的文化現象。
如何命名、闡釋、辨析文藝與文化中的后現代主義現象？如何在后現代轉向的語境中，理解現代主義、先鋒派與后現代主義之間的關系？又如何在后現代的問題史中，理解后現代主義批評的內在特征與后現代精神的批判性？毛娟的新著《“沉默的先鋒”與“多元的后現代”：伊哈布·哈桑的后現代文學批評研究》，以哈桑的后現代文學批評為個案，用細膩的文筆、清晰的邏輯與大刀闊斧般的結構，在文本細讀的基礎上對上述問題進行了鮮明有力的回答。該書包含導論共有六個部分，不僅在后現代轉向的語境中辨析了后現代主義及其批評方式的核心特征，而且在問題史的視野中全面、系統、深入地揭示了哈桑的后現代文論的價值與貢獻。這無疑為我們理解、闡釋后現代主義文學與文化現象，提供了一個很好的研究視角。
一、再語境化：后現代轉向
語境決定話語的功能和用法。任何概念的命名、描述與闡釋的過程都有其特殊的文化語境和歷史語境。再語境化是理解后現代主義合法化過程的有效路徑。為了解讀哈桑的后現代理論，作者在導論、第一章和第五章中，不僅進行了后現代主義概念的考古，而且在后現代轉向的視野中為我們重構了問題的語境，凸顯了后現代性的批判精神。
20世紀中葉以來，西方世界發生了深刻的轉變。伴隨科學技術的革新、消費文化的形成與亞非拉民族解放運動的風起云涌，以青年、女性和少數族裔為主體的民權文化運動席卷歐美，公開挑戰資本主義體制、意識形態及其話語的大一統（monolith）結構。一批激進的知識分子相信，他們在經驗認知、思想表達與歷史敘事的方式上正在經歷一種重要的文化轉變，即總體性美學讓位于多元的后現代主義。它質疑現代主義話語的同一性，轉而強調語言游戲的異質性，以凸顯邊緣、差異和受排斥的聲音。德里達（JacquesDerrida）對邏各斯中心主義（logocentrism）的解構，?？拢∕ichelFoucault）對知識與權力之間共謀關系的揭示，利奧塔（JeanFrancoisLyotard）對元敘事（metanarration）的質疑，詹姆遜對晚期資本主義文化邏輯的批判，都預示了相對于現代性而言的“后現代轉向”。
后現代轉向是話語游戲規則的巨大變化，它暗示了對現代主義話語的質疑與揚棄，必然引起顛覆者與捍衛者之間的“后現代之爭”。歐文·豪（IrvingHowe）和哈里·列文（HarryLevin）分別在《大眾社會與后現代小說》（1959）、《什么是現代主義》（1960）中哀嘆現代主義偉大傳統的衰落；約翰·巴思（John Barth）與理查·波瓦利爾（Richard Poirier）更是分別在《枯竭的文學》（TheLiteratureofExhaustion，1967）和《廢墟文學》（TheLiteratureof Waste，1967）中把后現代主義視為文學生命力的耗盡；蘇珊·桑塔格（SusanSontag）與萊斯利·費德勒（LeslieFiedler）卻分別在《反對闡釋》（1966）、《跨越邊界，填平鴻溝》（1969）中興奮地擁抱新感性時代的到來。與文學批評界的同行不同，哈桑是在新批評逐漸式微的語境中，率先以理性研究的立場介入后現代之爭，嘗試客觀描述并理論化后現代主義文學現象的。當然，雖然哈桑的主要貢獻是后現代主義文學批評，但他反復強調，后現代主義不僅僅是一種文學藝術現象，而且是一種哲學文化現象。
作為一種哲學文化現象，后現代主義不僅是審美領域的裂變，而且是認識論意義上的范式轉型，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社會結構發生質變后的文化必然。為了更全面地闡述后現代理論，作者以理想類型的研究方式，分別以丹尼爾·貝爾（DanielBell）、詹姆遜（FredricR.Jameson）、利奧塔、理查德·羅蒂（RichardRorty）的后現代思想為個案，重點論述了新保守主義（Neoconservatism）、新馬克思主義（NeoMarxism）、后結構主義（Poststructuralism）和新實用主義（NeoPragmatism）四種后現代思潮。
貝爾一直在后工業社會的語境中，關注政治、經濟與文化之間日益加深的鴻溝，對后現代主義的“反文化”沖動和無政府主義狀態感到憂心忡忡。詹姆遜傳承馬克思主義的社會批判立場，把后現代主義視為晚期資本主義的文化邏輯，把藝術的商業化傾向視為歷史深度感的消失和主體碎片化的癥候。利奧塔從解構主義視角出發，凸顯后現代性的批判立場———質疑元敘事，否定共識，向總體性宣戰。他之所以反對哈貝馬斯（JürgenHabermas）的共識論，是因為“共識違背了語言游戲的異質性，發明總是產生在分歧中。后現代知識并不僅僅是政權的工具。它可以提高我們對差異的敏感性，增強我們對不可通約的承受力?！盵3]利奧塔與哈貝馬斯之爭是學術界的一樁公案。羅蒂以新實用主義的立場參與了這場論爭。他肯定利奧塔對元敘事的質疑，也贊同哈貝馬斯對主體和社群認同感的堅持。他懸置了“實在”，不再追問“絕對的真實”，而是著眼于語境的重構，在社群的日常生活與具體事物的關注中重新為世界施魅。哈桑的觀點比較接近羅蒂，一方面理解利奧塔把分歧、欲望、隱喻、嬉戲等異質語言游戲引入后現代話語的初衷，因為我們用以建構話語的根基沒有了，一切語言游戲都是暫時的、局部的、人為建構的；另一方面批評利奧塔的小敘事與總體性專制一樣，是一種話語“恐怖主義”，忽視了少數派語言游戲的道德和政治后果。[4]
這場后現代之爭揭示了語言游戲從現代性向后現代性重心的轉移，辨析了后現代性話語中的一些核心思想。通過學術話語的再語境化，作者頗有說服力地論證了爭議者之間內在精神的一致性遠遠超出思想觀念的差異性。換言之，他們都是同一戰壕的同志，“他們的理論都是對當代資本主義社會中占支配地位的合法化原則的質疑，他們都認為當代資本主義社會組織具有吞噬一切反抗形式的能力，都對權威話語提出質疑，都支持邊緣話語參與對話和決策，都捍衛公正和同情各種新社會運動。不過，他們更為根本的一致性在于，他們都是對啟蒙思想的批判，只是提出的治療方法不同而已?！盵5]
二、現代性的一副新面孔：后現代主義
在過去幾十年內，后現代主義與后現代、后現代性等術語一起，被頻繁地用在文學、藝術與文化語境中，以表達一種強烈的歷史相對主義意識及其對現代主義話語的質疑。什么是后現代主義？如何理清后現代主義與現代主義之間的內在邏輯關系？這是作者試圖在哈桑的后現代主義研究成果中尋找的答案。
先看第一個問題。雖然作者對后現代主義之名進行了概念考古，但要準確、明晰地界定后現代主義并非易事。如哈桑所言，“后現代主義充其量是一個語義含混的概念，一個缺乏關聯的范疇，既受現象本身動力的推動又受批評家不斷變化的觀念制約?！盵4]297作為現象，后現代主義首先出現在文學領域，然后是藝術與建筑領域，繼而擴散到整個文化與社會領域。作為觀念，后現代主義之名孕育于20世紀二三十年代，在“二戰”以后成為西方藝術與文化研究領域中一種愛恨交織的研究對象，在七八十年代的后現代之爭中上升為人文社科研究中的熱點話題，但在20世紀90年代以后聲勢逐漸減弱。
哈桑承認，如分析哲學那樣明確界定后現代主義是困難的，但并不妨礙學者以客觀描述和理性闡釋的方式將其歷史化、理論化。在《后現代主義概念試述》（1982）一文中，哈桑以二元對立的方式把后現代主義與現代主義之間的23對概念加以比較，試圖在相互對照中探尋后現代主義現象的系列特征，如另類形而上學、反形式、嬉戲、無政府主義、沉默、表演、換喻、欲望、延異、反諷、不確定性、內在性、精神分裂癥等。這些術語來自修辭學、詩學、哲學、心理分析、政治學、神學等不同學科領域，宛若星叢（constellations）中的群星，彼此之間相互獨立、相互吸引、相互排斥，以不可通約的距離形成豐富多彩的后現代主義圖景?！靶菂病笔潜狙琶鲝奶煳膶W挪用到詩學中的一個術語。它是由各自獨立的多元要素構成的非穩定集合。這些要素之間以自由的方式組合和存在，不具有共同的本原。哈桑的語義“星叢”，旨在用認知星空格局的隱喻方式形象地感知后現代主義現象，凸顯它的多元、流變與不確定性。不過，哈桑的對照圖表略顯生硬，因為“用這種二元對立的方式把各種不同的風格和特征對立起來，把各種復雜關系描繪成相對簡單的兩極分化，這種做法本身存在著一定的危險?！盵5]62哈桑對此是有明確反思意識的，“它所采用的二分法仍然是靠不住的、語義模糊的，因為二者之間的差異在不斷移動、延宕，甚至垮塌?！盵4]185顯然，這是一種策略性的權宜之計，旨在勾勒后現代主義的輪廓，形象地感知后現代主義“不確定的內在性（Indetermanence）”———一種無以言表的自我質疑特性。
不確定性（inderterminacy）與內在性（immanence）是后現代主義的兩種核心傾向，它們既不是嚴格對立的，也不是辯證存在的。每一種傾向都包含它自身的矛盾，暗示了另一種傾向的存在。二者相互作用形成了后現代主義中彌漫的“多種組合”關系。不確定性是話語表述方式上的含混、斷裂、位移。它否定世界存在的本原和話語建構的根基，使一切行為、思想和解釋在相對化中失去了基礎。它暗示了總體性的危機、自我的迷失、歷史深度感的消解和意義的不可再現性。內在性是心靈通過符號概括自身的能力，旨在強調語言游戲的自我指涉性。這是一種破碎的、反諷的話語狀態，一種充滿喜劇性的荒誕精神。它暗示了語言的狂歡、經典的祛魅，以及文本的表演性和真實的建構性?？傊?，不確定性與內在性以隱喻的方式構成了后現代主義基因的雙螺旋結構，一種在不斷自我否定中進行創造的無政府主義狀態。
再看第二個問題。為了理清后現代主義與現代主義的內在邏輯關系，作者在后現代主義概念考古的基礎上，系統闡釋了哈桑的后現代主義觀點，客觀揭示了后現代主義概念的復雜性及其理論上的啟發意義。
學術界對后現代主義與現代主義之間的內在邏輯關系一般有三種理解。一是斷裂論?！昂螅╬ost）”意味著批判、超越與反思。作為一場思想文化運動，后現代主義不僅表示現代主義之后，而且是對盛期現代主義的質疑、反叛與顛覆。二者之間存在某種激進的斷裂。它以激進的策略尋求新的抵抗形式，來表達對理性主義的不滿和宏大敘事的質疑。作為一種文化風格，它是戲謔的、反諷的、折中主義的。二是延續論。后現代主義是另一種形式的現代主義，是現代主義邏輯在新語境下的發展。二者之間分享共有的前提、思想和話語方式。如哈維所言，后現代主義是現代主義內部的“一種特定危機，一種突出了波德萊爾所闡述的分裂、短暫和混亂一面的危機?！盵6]三是轉向論。它是延續與斷裂的統一，處于范式的危機狀態。在這種危機狀態中，現存范式的合法性與有效性受到質疑，而新的范式尚未確立起來。經過幾十年的發展，現代主義的嚴肅及其對偉大或原創性的關注，逐漸讓位于后現代主義的嬉戲、拼貼與反諷。它既質疑、批判了體制化的現代主義，也延續了現代性的內在批判精神。因此，它不是一種新的世界觀，而是一種反思現代性的視角或正在來臨的現代性。作為現代性的一副新面孔，它有鮮明的質疑本性，“自我懷疑卻好奇，不相信卻求索，友善卻冷嘲”[7]。
哈桑的觀點屬于第三種。他曾用“POSTmodernISM”一詞來表示后現代主義，旨在強調后現代主義的中心是現代主義，既是現代主義邏輯的延續也是超越，暗示了某種文化精神和認識上的轉變。[4]170一方面，它是比現代主義更激進、更先鋒的那些文學藝術形式、類型和觀念；另一方面，它也是向包括現代主義在內的傳統和歷史的回歸，向民間文藝和大眾文化的一種回歸，表達了對過去和傳統不斷修正的意愿。它強調過去的新穎性，以多元的方式重新闡釋過去。因此，它在風格上是混雜的、折中主義的；在觀念上是懷疑論的、反諷的。后現代建筑設計師查爾斯·詹克斯認為，它同時尋求在兩個層次上言說，是一種雙重編碼，既是現代的，也是其他的：民間的、復古的、本土的、商業的、隱喻的、情境的，等等。[7]304
三、后現代主義的先鋒性：沉默的文學與反藝術
哈桑的后現代主義研究有兩個獨特的路徑。一是從文學入手，然后拓展到藝術與文化，最后把它視為一種哲學與社會現象。二是在現代性的語境中把后現代主義現象追溯到現代主義與先鋒派，重構西方現代藝術的傳統。我們在上文已經探討了第一種研究路徑，也闡釋了后現代主義與現代主義的內在邏輯關系?，F在，我們需要追問：后現代主義與先鋒派之間是一種什么關系？后現代主義是否具有一種先鋒性？其先鋒性的核心特征是什么？作者在專著第三章以嚴謹的邏輯回應了這些問題。
哈桑認為，喬伊斯的《為芬尼根守靈》（1929）在語言表達上的實驗，為后現代主義拉開了序幕，它是一種當代的先鋒派，或者說是先鋒派藝術在當代的一種新的表現形態。它的誕生源于現代藝術在形式與意義兩方面都遭遇了“不可呈現”的危機，失去了明確的方向感。這種內在包含危機的語言、文藝與美學被喬治·斯坦納、蘇珊·桑塔格和哈桑分別視為“沉默的語言”“沉默的文學”和“沉默的美學”。何為“沉默”？語言、文學、藝術與美學何以會陷入“沉默”？“沉默”何為？
哈桑在與作者的通信中強調，沉默是一種隱喻，是文學對自身觀念和西方社會的質疑；沉默的文學是自己時代的新文學、新藝術，既是先鋒派，也是后現代主義的前奏。[5]266在哈桑的著作中，沉默至少有兩個相互依存的內涵，一是后現代主義的表達策略，二是后現代主義的先鋒立場。
作為表達策略，它是一種自我否定、欲說還休的藝術，即反藝術。它不僅象征了形式的顛倒，而且象征了意志和能量的翻轉，可能會像神話中的俄耳甫斯那樣被無情地肢解。它無視或逃避傳統的力量，在形式與觀念上“轉過頭來反對自己，渴望沉默，留給我們的只是憤怒和啟示錄式的種種令人不安的通告?！盵4]39這種自我否定的傾向延續了先鋒派反傳統、反自身的慣例。它不僅否定、顛覆了藝術的形式，而且摧毀了藝術意義的根基，使之陷入隱喻意義上的巨大沉默。這種沉默的語言是一種“反語言”，它把在場的文字轉換成語義的缺失或開放的語法意識，以此來表達極端的現代性體驗，如虛無、瘋狂、憤怒、狂喜、神秘的恍惚等。
作為先鋒立場，沉默不是沒有聲音，更不是自我壓抑的屈從，而是絕望的吶喊或無聲的控訴，并以此來質疑、批判西方社會中文明的壓抑與暴力的野蠻。如哈桑所言，“在許多雜亂的音調中最響亮的是憤怒的呼喊和啟示錄式的調子。亨利·米勒和塞繆爾·貝克特就頑強地唱著這種調子，傳達著沉默的信息?！盵4]40憤怒的呼喊與非人化的暴力緊密相關，是自我毀滅的、魔鬼式的撒旦之聲。它既是一種形而上的反叛，也是一種形而上的投降，即對虛無的渴望。它之所以是沉默的，是因為心靈的呼喊被它本身的反叛耗盡了。這意味理性、社會與歷史的分離，暗示了虛無主義時代的來臨。天啟式的聲音是在絕望的深淵中對存在的召喚，是自我超越的、神圣的、無限的。它既是自我意識的覺醒，也是語言、文學、意識在自殺傾向中對自我超越的祈禱，涉及從薩德到貝克特的傳統。它預示了“即將來臨的啟示，啟示存在世界本身，啟示歷史，啟示堅持的瓦解?！盵8]在此意義上，沉默是一種預言，是徹底重估一切價值的策略。它“滿足了人類自我毀滅和自我超越的需要，也是哈桑所強調的俄耳甫斯的雙重本質：不僅承受破壞和肢解，而且在這種情況下繼續歌唱，是毀滅與創造的并進?！盵5]174
令人遺憾的是，作者雖然指出了沉默文學的社會根源———它是西方現代文化危機的產物，但并沒有具體闡釋語言、文學、藝術與自我意識“何以會沉默”以及“沉默何為”的問題。哈桑在論述中十分推崇斯坦納（GeorgeSteiner）對“沉默的語言”的分析，而后者的分析有力地回答了這兩個問題。
語言是人獨特的技藝，是人之為人的象征。正是語言賦予人以身份、地位和歷史感，正是語言把人從決定性的符號、從不可言說之物、從主宰大部分生命的沉默狀態解救出來。那么，今日語言何以會沉默？沉默源于文明的壓抑及其不滿，源于信仰的危機與意義的虛無。一方面，伴隨技術化大眾社會的到來，數學、符號邏輯、化學方程式、計算機語言等科學話語迅速占據了表意實踐的大量空間，詩性言說的語言世界已經萎縮。更糟糕的是，為了迎合大眾文化和大眾傳播的要求，語言越來越承擔媚俗的任務，變得淺薄、瑣碎、平庸。毫無疑問，相對于偉大的文學傳統而言，今日的語言與文學貶值了。另一方面，語言的生命正在遭受極權主義體制下的政治謊言的侵蝕或污染。在納粹主義和斯大林主義的極權統治下，受戮者的悲鳴，在大學外清晰可聞；虐待的暴行，在與劇院、博物館一墻之隔的街上肆虐。古典人文的素養并沒有轉化成人性化的行動力量。相反，出現了大量為暴行服務的精確詞匯。一切發生的事都被記錄下來，分類、編年、歸檔。語言被用來摧毀人之為人的東西，取而代之的是獸性的主宰。這暗示了古典人文主義的危機！語言與道德生活、情感生活的紐帶被斬斷了，詞語已經變得扭曲而廉價，經典形式的敘述和比喻被復雜而短暫的方式取代。語言從內部墮落了，失去了人性化的力量，其“活力和精確已經減退”。[9]因此，“現代對語言表述的反叛說到底是對權威和抽象的反叛：日神主導的文明已經變成了極權的文明，他給人類提供的賴以生存的工具已變成了以抽象為燃料的機器。因而無意義便是抽象的相關物。具有反諷意味的是，文學中對語言的反叛反映了，但也滑稽模仿了技術統治中從語言的撤退?！盵4]68
面對語言的貶值與非人化，詩人有兩種選擇，要么努力使自己的語言“表現普遍的危機，傳遞交流活動本身的不穩定和脆弱”，要么“選擇自殺性的修辭———沉默”。[9]60前者使文學成為表現苦難的語言；后者使文學成為沉默的語言。在文化意義上，沉默的語言具有兩種功能。在經驗的維度上，沉默努力想表達的是語言在非人道行為面前的憤怒和無力感。它是一種在世俗語言之外的語言。因為不可能找出還沒有被污染的語言，還沒有墮落到陳詞濫調的語言，所以語言只能選擇以無言的方式表達難以言表的絕望和不可思議的恥辱。正是在充滿沉默、絕望和悖論的符號中，我們聽到了話語的回聲。在超驗的維度上，沉默是語言自我否定、自我超越的形式。它強化了語言的自我指涉性，把書寫語言帶到句法和認知可能性的極致。在精神貧乏的黑夜時代，沉默是語言的盡頭，接近神性之光或音樂之境。
綜上所述，后現代主義的先鋒性主要表現在兩方面，一是以批判的立場質疑資本主義社會的文化邏輯，二是以沉默的形式讓語言、藝術與意識陷入絕望的荒誕與天啟式的召喚之中。不過，與先鋒派不同，后現代主義并不拒絕傳統與他者的文化，它選擇重構傳統、包容差異，努力開創過去的新穎性；后現代主義也不拒絕大眾和日常生活，它傾向把通俗當作自己的策略，在含混而顛覆的語言游戲中，締造混雜的藝術風格。
四、超批評：批評的危機與多元文學批評
沉默是內在于后現代主義中的否定力量，它以自我否定、自我超越的方式重構了藝術的觀念和形式。其目的是為了重建一種新的觀看與傾聽方式，讓我們耳目一新，更直接、更感性地認知藝術與世界。但是，由于現實的分崩離析，后現代主義的自我解體（unmaking）運動更接近藝術的無政府狀態，接近意義的熵。其“荒誕的創造（absurd creation）”迫使作者把藝術視為單純的行動或荒唐的游戲；其激進的反諷導致了語詞的撤退與話語根基的崩塌；其內在的不確定性瓦解了一切流派風格，使雅俗藝術之間、藝術與日常生活之間失去了既有的邊界。它暗示了話語的分散、知識的不確定性和信念的危機。
在文學與藝術中，這既是形式的危機也是意義的危機。正是語言的內在性、文學性的喪失和闡釋學的摒棄，使文本的意義煙消云散。后現代的文本沉浸在能指的汪洋大海之中，失去了意義之錨。我們無所適從，“關于作者、觀眾、閱讀、書籍、體裁、批評理論，甚至文學觀念都突然變得成了問題?！盵4]186換言之，一切既有的文學觀念都失去了闡釋的有效性。面對文學與文學批評的危機，哈桑呼喚一種新的批評方式，一種即興的、多元的、反諷的、敏感于差異的批評———超批評（Paracriticism）。他希望文學批評繼續發揮它的功能：決定什么作品需要閱讀與重讀，如何重讀；建立過去與現在的對話，實現不同話語之間的交流與碰撞；判斷文學的好壞，通過閱讀把人們從沉默的孤島中拯救出來，化閱讀為行動。
哈桑的“超批評”理論拒絕任何單一的批評話語。比如，他肯定新批評在文本細讀中對藝術形式的認知，但也指責它“過度關注文學作品的形式，過度關注反諷、悖論等特殊策略”，具有“在文學上的排他性和政治上的保守性”；它承認解構主義批評帶來的沖擊力與解放性，但也批評解構主義的“虛偽空洞、不受約束”；他贊同女性主義、后殖民主義和文化研究把解構主義批評“從固有的貧乏中拯救出來”，在文學藝術中建立了抵抗的政治空間，但也不希望以“政治正確”為價值評判的唯一尺度。[5]6-7為了恢復多種藝術使命的召喚，哈桑呼吁藝術批評話語的多元性或方法論上的多視角主義。這種多元性隱含在后現代性的文化語境之中，隱含在它力圖抑制的相對主義和不確定的內在性之中。面對共同信仰與話語根基的缺失，哈桑提倡以實用主義的態度選擇具有共同價值、傳統、期望和目標的知識，以避免文藝批評滑入一元性的單調與恐怖之中。若給讀者開拓語義豐富的想象空間，文藝批評必須超越形式主義批評的藩籬，放棄預設的批評立場與方法，在語言游戲的異質性與斷裂性中捕捉靈感與洞見的閃光。這是一種自我嬉戲的、不斷重構詩性話語的批評方式。它把詩性的體悟與理性的思辨相結合，更關注沉默的語言、人文主義的突變和新穎的文學感知。
哈桑心目中理想的“超批評”文本是喬治·斯坦納的《從語言撤退》（1961）或《語言與沉默》（1967），是自己的《俄耳甫斯的解體》（1963）或《沉默的文學》（1967），是萊斯利·費德勒的《新變體》（1965）或《孩子們的時刻或消失的朗費羅歸來》（1971），是蘇珊·桑塔格的《反對闡釋》（1966）或《沉默的美學》（1967），是波瓦利爾（RichardPoirier）的《廢墟文學》（1967）或《自我戲仿的政治》（1968）或《自我表演》（1971），是約翰·巴思的《枯竭的文學》（1967）或《迷失在游樂場》（1968）。這些批評著作有著共同的主旨：探索中的文學行為及文學對自身的質疑，形式的自我顛覆或超越，時尚的變異，以及沉默的語言、文學與意識。
在《批評家即革新家：一條十個定格的超批評》（1977）一文中，哈桑正面論述了“超批評”的三種方式：定格（framing）、蒙太奇（montage）與滑移（slippage）。定格既是一個電影術語，也是美學與文化社會學中的一個概念，特指個人在理解自然、人生與世界時那種結構性的闡釋框架。Frame的本義是架上繪畫（easelpainting）的畫框或電影中的單幀畫面。它把特定時空中的畫面與周圍的空間分隔開來，把觀者的注意力引向畫面本身，從而具有劃分畫面邊界、框定我們審美眼光的定格功能。定格是我們觀看主客觀世界的過濾器，它決定了我們想看什么，能看什么，如何去看。不僅如此，它也把批評家想要討論的內容、視角框了起來。在此意義上，定格是一種虛構，它建構了批評家的言行。定格往往會伴隨上下文語境的變化發生滑移。定格的滑移不僅會重組畫面的能指，而且會改變畫面的所指，讓藝術的意義不斷地修正、變化與延宕。正是一系列相互并置的定格形成了批評話語中的蒙太奇效果。蒙太奇是重疊附加的，它向歷史和欲望開放，引誘批評家離開正題，提出質詢。
在哈桑的視野中，批評與文學藝術一樣是一種構成性話語，批評家是一種特殊的藝術家，享有認識論的自由。來自不同語境、不同學科、不同學派中的種種藝術觀念，會吸引批評家，采用個性化的文體，革新藝術批評的話語，讓定格本身產生滑移。所有這一切導向藝術批評的多元性，它拒絕總體性，表現出分裂一切，使一切解體的傾向。同時，它又在不斷自我解體的文學與藝術中，重建想象的自由、詩意的空間和道德的力量。因此，批評具有顛覆與創造的雙重功能。巧妙的顛覆會使我們的心靈從種種意識形態話語的桎梏中解放出來，而詩意的創造將在虛無主義的文化深淵中重建人文主義的地基。
結語
這是首部系統探索哈桑的后現代主義思想的專著。它不僅在現代性的語境中理清了后現代主義同現代主義、先鋒派之間的內在邏輯關系，而且在后現代轉向中辨析了后現代主義話語與后現代主義批評的核心特征。作者充分肯定了哈桑的學術貢獻：他是最早承認、描述和理論化后現代主義的學者；他堅守文學本位的立場，用“不確定的內在性”概括后現代主義文學與后現代文化，是對西方人文傳統的一次重新審視、重構和改寫。作者也毫不諱言哈桑研究的弱點：他的后現代主義概念過于寬泛，缺乏明晰的界定；他過度關注后現代現象，缺乏批判的社會理論視角，忽視了對社會文化根源的深入探索。因此，作者對哈桑的后現代主義研究，是理性的、辯證的、客觀的。她用細膩的文筆、冷峻的筆觸，犀利的話語，重構了哈桑的后現代主義文學批評，揭示了人文主義的危機及其意義重建的努力。
注釋
[1]從20世紀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后期，后現代主義在中國學術界的傳播僅僅依賴少數有限的文集。除了哈桑的《后現代轉向》一書，重要著作還有詹姆遜在北大的講稿《后現代主義與文化理論》（1985），荷蘭學者佛克馬（DouweForkema）和伯頓斯（Hans Bertens）編選的論文集《后現代主義問題研究》（ApproachingPostmodernism，1986）。
[2]盛寧.人文困惑與反思———西方后現代主義思潮批判[M].北京：三聯書店，1997：i-v.
[3][法]利奧塔著.后現代狀態：關于知識的報告[M].車槿山譯.北京：三聯書店，1997：3-4.
[4][美]伊哈布·哈桑著.劉象愚譯.后現代轉向：后現代理論與文化論文集[M].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332.
[5]毛娟.“沉默的先鋒”與“多元的后現代”：伊哈布·哈桑的后現代文學批評研究[M].北京：商務印書館，2016：51.
[6][美]戴維·哈維著.后現代的狀況———對文化變遷之緣起的探究[M].閻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4：155.
[7][美]馬泰·卡林內斯庫著.現代性的五副面孔———現代主義、先鋒派、頹廢、媚俗藝術、后現代主義[M].顧愛彬、李瑞華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4：299.
[8][美]IhabHassan.TheDismembermentofOrpheus：TowardaPostmodern Literature[M].NewYork：OxfordUniversityPress，1971：13—14.
[9][美]喬治·斯坦納著.語言與沉默：論語言、文學與非人道[M].李小均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