匯率變動國際貿易影響論文范文第1篇
一、國內外市場背景
(一) 國外經濟背景
海外經濟呈現美強歐弱, 全球穩健增長狀態, 2008年金融危機后, 全球經濟增長已逐漸恢復到較高的水平, 發達國家市場失業率走低, 經濟復蘇且穩健增長。歐洲政治局勢動蕩一定程度影響了歐洲復蘇進程;日本制造業也將受益于全球需求的改善。全球經濟的改善為貨幣政策正?；瘎撛炝藯l件, 貨幣政策由寬松趨向收緊, 隨著美國逐步退出量化寬松, 開啟了加息周期, 2017年加息三次, 聯邦基金利率區間上調到1.25%~1.5%, 2018年美聯儲加息概率大增。
同時美國采取寬松的財政政策, 通過減稅刺激制造業, 增加基礎設施等支持美國經濟保持強勁動力。收緊的貨幣政策能起到減少泡沫和高杠桿;放寬的財政政策能有效刺激實體經濟, 拉動國內消費水平;金融監管放松有利于信用創造, 組合策略下, 預計美國CPI將穩步向上。
(二) 國內經濟背景
國內經濟背景底部企穩, 不確定性增加, 政策略松, 有效對沖, 短期韌性仍強。目前國內經濟增速呈“L”型保持平穩, 在預期內進行逐步進行結構性調整。
十九大報告更強調經濟增長質量, 而不是增長速度。因此, 國內經濟在調整中也會“去虛就實”。在消費上提高消費層次, 鼓勵消費升級, 并通過挖掘消費潛力以激活市場;擴大出口規模, 改善出口結構, 增強出口競爭力;通過減稅、政策扶持和簡政放權等方式發展實體經濟;擴大在經濟中占比, 作為主要的經濟增長動力。同時, 結合一季度貨幣執行報告中關注經濟“調結構”, 政策在經濟下行壓力下提出“擴內需”, 制造業和消費預計將成為主要亮點。
關于房地產和基建:有觀點認為房地產尚未達到周期低點。次貸危機之后, 房地產市場的周期變為三年, 從波峰到波谷大概1.5年。2016年房地產調控全面加碼以來到現在有一年零一個月, 房地產還沒有探底。也有觀點認為隨著房地產調控政策的逐步出臺, 限購限貸調控, 貨幣信貸收緊, 房地產稅的實施, 同時基建重要性降低, 弱化地方債務等逐步推進, 會弱化其托底作用,
2018年的改革是否會推進還是存在爭議的, 有觀點認為在目前需求穩定, 行業發展態勢良好, 新經濟動力較強的情況下, 改革具有較佳的機會。也有觀點目前改革的節奏還是緩慢推進, 并未將加快改革放入今年的主要任務中。那么, 2018年存在怎樣的風險?中國宏觀經濟的風險整體可控, 主要的風險集中在金融去杠桿帶來的風險、房地產改革造成波動、海外市場的影響以及潛在的通貨膨脹風險。當風險性事件同時爆發時可能導致系統性風險, 但目前來看并無此前兆。
二、對匯率、外匯市場和國際收支影響
(一) 對匯率影響
人民幣匯率中間價和交易價略有上升。3月末, 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中間價和交易價分別為6.2881和6.2745;交易價圍繞中間價窄幅波動;3月份, 人民幣兌歐元的中間價共貶值0.03%;對日元貶值0.3%;對英鎊貶值0.3%。
“811匯改”至今, 人民幣匯率變動已經歷了一周期 (貶值-升值) 。近期美國利率上升較快, 美國經濟基本面較強, 美元指數上行和美聯儲加息支撐美元走強, 人民幣匯率短期創新低。最新, 部分新興經濟體的貨幣面臨著貶值風險, 其主要受美元走強和外部不確定因素影響。需要關注貨幣政策調整和與國外貨幣利差, 維護匯率穩定。
后續隨歐洲政治局勢的好轉以及經濟預期的修復, 美元后續升值幅度有限, 并且中國與爆發危機的新興國家基本面存在很大不同, 暫不會受到明顯波及, 因此人民幣貶值壓力相對可控。
(二) 對外匯市場的影響
目前國際金融市場變動對外匯的影響是穩定因素仍占主導, 在外部市場變化中, 年初美聯儲加息預期有所增強, 美國股票市場估值較高, 2018年經歷了階段性振蕩, 一月底至二月初, 美指下行明顯, 且看空情緒波及全球各大股指, 該國債收益率較快上升。加之近期中美貿易爭端, 美國股市再次振蕩加劇。據悉, 我國的跨境資本流動情況還是以穩定為主, 自主平衡仍是外匯供求的主基調, 穩中有升、雙向波動的匯率特點, 證明了我國并未受到較大影響。由此可見, 我國外匯市場適應能力在不斷提升, 能夠應對國際經濟金融市場運行中的部分影響, 其韌性在不斷加強。
分析該現象可知:第一是穩定的國內經濟金融是基礎;第二是市場主體的更為理性的涉外收支行為是支撐;第三是市場參與主體越發注意風險意識, 企業采取策略進行套期保值, 故我國外匯供需情況更為中性。
(三) 對國際收支的影響
中國5月進口高增, 出口基本走平, 但進出口數據均高于市場預期。具體而言:以美元為統計單位, 我國5月出口同比漲幅12.6% (預期增加10.5%) , 前值為12.7%;同期進口增加26.0% (預期17.2%) , 前值為21.5%;貿易順差249.2億美元 (預期339.1億美元) , 前值為284.8億美元, 環比減少34.6億美元。
近期中美貿易爭端也對國際收支存在影響, 會在一定程度挫傷外商投資者的信心, 因避免中美貿易爭端而造成的市場風險, 因規避風險資產而強化國內資本流向國外的趨勢;第二是雙方貿易量直接受影響, 嚴重限制中美貿易活動;第三是投資渠道, 中美可能產生的貿易投資保護主義, 限制中國對外投融資活動。但是分析中國的國際收支狀況:國內的投資儲蓄關系、人口結構變化等通常會對經常項目收支產生直接影響;國內市場前景、營商環境、產權保護等通常會影響跨境資本流動。這些并不會取決于中美貿易爭端。再加上中國是一個大型開放經濟體, 一直奉行開放的政策, 其強大的市場和開放包容性, 境外投資者也依然看好我國的經濟發展前景。而且, 我國未來國際收支總體平衡的基礎十分堅實, 所以中國有較大的余地應對風險, 保持國際收支的穩定。
同時, 也要注意潛在的隱憂。比如:依舊顯著的地下資本外流規模;顯著高于同年非儲備性質金融賬戶順差的誤差與遺漏項的凈流出;以及再創出歷史新高的經常賬戶下的服務貿易逆差。近年來, 服務貿易逆差呈上升趨勢, 服務貿易競爭力的缺失需要引起重視, 同時可能存在的一定程度的隱蔽資本外流現象也需要引起注意。
三、總結和措施
隨著全球經濟總體延續復蘇態勢, 我國經濟雖處在調整階段, 依然穩中向好,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扎實推進;資管新規和商業銀行流動性管理辦法落地, 在過渡期上有一定程度放松, 緩解實體經濟融資壓力, 預計定向降準等政策將有序推進, 降低企業融資成本。整體經濟預計在系列對沖政策中保持平穩下行;目前, 有所抬頭的貿易和投資保護主義使得我國跨境資本流動遭受著外部風險的沖擊。
但是, 隨著國內經濟的穩步發展和經濟發展質量的提高, 中國的國際收支平衡和外匯市場并不會受到太大的影響。
但需要關注潛在的通貨膨脹風險。2016年以來, 中國的核心通脹已經在上行, 約等于以前的高點。但是, 實體經濟的通脹一直很溫和, 2017年還在下降, 所以, 總體的通脹水平較低。國內的通脹可能上升, 尤其是食品。食品CPI在2017年2月份加速下降以后已經恢復到正常的水平, 即3%左右。假設2018年食品通脹處于正常水平, 整體的通貨膨脹率會上升。
為維持匯率的基本穩定, 除了向市場投放外匯外, 央行還執行了以下策略:引導市場預期、完善匯率形成機制、促進國際收支基本實現自主平衡。當國際收支可基本實現自主平衡時, 匯率也會更具自主性, 將更充分發揮市場機制的作用。
審慎、有序、漸進地資本項目開放的開放。在這個過程之中, 需要抑制無序、非理性的跨境資金的流出, 唯此方能為匯率形成機制、資本項目開放等方面的改革營造一個良好的環境。
摘要：目前全球經濟普遍復蘇, 穩健增長, 國內經濟積極調整, 存在不確定因素。面對2018年國內外金融市場變動, 匯率、外匯市場和國際收支變化都體現了保持一定的自主性, 整體穩健為主, 匯率波動較大。面對可能存在的風險, 需要了解宏觀經濟背景, 把握國內外金融市場波動原因, 預警波動潛在影響, 提高風險應對能力。
關鍵詞：國內外金融市場,匯率,外匯,國際收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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匯率變動國際貿易影響論文范文第2篇
摘 要：隨著布雷頓森林體系的解體，對外貿易賴以生存的固定匯率制度退出了歷史舞臺，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開始被世界各國普遍采用，外貿企業不得不面對匯率變動帶來的風險。防范和利用匯率變動風險成為各外貿企業普遍面臨的難題。本文就外貿企業面對的匯率變動風險進行分析，針對目前外貿企業匯率變動風險防范的手段以及帶來的問題進行了探究，在此基礎上提出切實可行的解決方案。
關鍵詞：外貿企業;匯率變動;遠期外匯;外匯期貨
2020年4月14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預測，受新冠疫情的影響，世界經濟2020年預計將下降3.0%。據世界貿易組織（WTO）預測，2020年-2022年全球外商直接投資降幅將達到30%-40%。世界經濟和貿易的下滑將增加匯率變動的頻率和幅度，直接影響外貿企業的生存和發展。與其他許多國家特別是西歐國家相比，中國經濟整體局勢保持穩定。但我們依然要清晰地認識到國際經濟局勢的嚴峻性，在強化自身經營管理水平的同時，積極探索對外貿易活動中有效規避匯率變動風險的措施和方法，以提高外貿企業在經濟下滑的大環境中應對匯率變動風險的能力，確保我國對外貿易的穩定發展。
一、匯率變動給外貿企業帶來的風險分析
1.匯率變動給外貿企業帶來業務盈虧風險增加
目前，人民幣還不是可以自由兌換的世界貨幣，我國的外貿企業在簽訂外貿合同時多數以美元等世界貨幣來給商品進行標價。外貿合同從簽訂到回款一般有一定的時間間隔，這段時間內本幣相對于計價貨幣的匯率變動直接影響到外貿企業的盈利水平。
以出口業務為例：外貿企業與交易對手簽訂100萬美元的出口合同，合同簽訂時匯率為1美元兌換6.4555元人民幣（意味著100萬美元可以兌換645.55萬元人民幣），如果進行貿易結算時美元升值到1美元兌換6.5555元人民幣（意味著結算時100萬美元可以兌換655.55萬人民幣），也就是說由于匯率變動（美元升值）給出口企業帶來10萬元人民幣的額外盈利，企業的最終利潤就會比預期增加10萬元人民幣。相反如果美元貶值，匯率變動就會帶來額外的虧損，影響企業的盈利水平。我們發現匯率變動的不確定性，對于外貿企業來講是一種風險與機遇共存的狀態，而不是一種傳統意義上單純的風險。外貿企業一方面可以通過風險管理的手段來規避匯率變動所帶來的損失，另一方面可以通過對匯率變動趨勢的精準預測利用匯率變動來獲利。
2.匯率變動給外貿企業帶來市場容量變動風險增加
按照市場需求定理，一般情況下市場需求量隨著商品的價格上升而減少，隨著商品價格的下降而增加。匯率變動直接影響商品的價格，進而影響商品需求量。
以本國貨幣升值為例：本國貨幣升值，意味著本國貨幣在國際市場上的購買力增強，在商品國際市場價格不變的情況下，降低了以進口為主的外貿企業的采購成本，進而降低產品的生產成本、銷售價格。降低銷售價格有利于擴大產品市場容量，產品的市場需求彈性越大，這種降價所帶來的市場容量增加得就越多。在我國，像造紙類企業（原材料紙漿依賴進口）、鋼鐵生產企業（原材料鐵礦石依賴進口）、航空公司（大型運輸飛機多數為進口）等都是受益于本幣升值的。然而，本幣的升值，造成用外幣表示的價格上升，本國產品在國際市場的競爭力下降，降低出口商品的市場容量。對于出口型外貿企業而言，出口數量會隨著本幣的升值而減少。所以本幣升值會抑制出口增加進口。
我國是世界貿易大國，按照2021年1月14日我國海關總署公布的統計數據，2020年全年我國出口量為25906.46億美元（以離岸價計算），進口量為20556.12億美元（以到岸價計算），對外貿易略有順差。匯率變動會對外貿企業的市場容量產生影響甚至改變目前的貿易狀況。
3.匯率變動帶來外貿企業估值變動風險
企業的估值一般采用凈現值法，對于上市企業還會采用市盈率法、市凈率法、市銷率法等。而這些估值方法都取決于企業的盈利水平或市場情況。對于外貿企業而言，匯率的變動直接影響企業的利潤水平與銷售額。
眾所周知，外貿企業是國際貿易活動的經營主體，更是承擔匯率變動風險的主體，而外匯匯率的變動會對企業的盈利能力產生影響。對于出口型外貿企業，本幣相對于國際貨幣的升值，一方面會造成出口數量的下降，同時還會因為本幣升值造成相同數量的計價貨幣所能兌換的本幣減少。在雙重力量的影響下，外貿企業的經營利潤會相應減少，企業未來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凈流量減少，以凈現值法計算的企業估值降低。同時由于企業利潤的減少，用市盈率法計算的企業估值同樣也會降低。相反，對于進口為主的外貿企業，會充分享受本國貨幣升值帶來的福利，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凈流量增加，用凈現值法計算的企業估值增加。利潤和銷售數量的增加，會使用市盈率法、市銷率法計算的估值增加。對于在證券交易所上市交易的外貿公司，不但要受這種雙重因素的影響，還會受到股民利潤預期的影響，更進一步推動了股價的波動。
二、目前外貿企業防范匯率變動風險常用的手段和措施
外貿企業的規模不同、業務范圍不同，采用的防范匯率變動風險的手段和措施也有所不同。但常用的手段和措施主要包括以下幾類。
1.通過縮短結匯期限規避匯率變動的風險
結匯時間的長短與匯率變動風險的大小成正比，結匯時間越長，企業面臨匯率變動風險越大，外貿企業可以通過縮短結匯時間的方式降低匯率變動風險。匯付、托收、信用證是目前應用最為廣泛的三種結算方式，這三種結算方式除了面臨的信用風險不同以外，結匯的時間也有所不同。一般認為匯付是純粹的商業信用，并且銀行不處理單據，對于外貿企業而言面臨的信用風險很大，但其好處在于結匯的時間最短，可以很好地規避匯率變動風險。如果外貿合同雙方在充分信任的前提下，采用匯付是最合適的。信用證對于外貿合同雙方是相對最安全的收匯方式，可以很好地規避信用風險，出口企業可以在發貨以后，向銀行進行交單議付，實現結匯。外貿企業習慣在防范信用風險的前提下盡量選擇能縮短結匯時間的方式以減小匯率變動風險。
縮短結匯期限是非常有效的防范匯率變動風險的方式，在實際應用的過程中，外貿企業只能盡量地縮短結匯時間，但不能完全沒有結匯的時間差，所以只能盡量規避而不能完全避免匯率變動所帶來的風險。
2.通過匯率變動趨勢預測的方式防范匯率變動風險
小型外貿企業由于規模的限制往往不會通過完善的金融市場來規避匯率變動風險，更多的是根據企業經營經驗按照自己的方式來規避匯率變動的風險（可以說是風險自擔的一種方式）。最常用的就是通過對計價貨幣的選擇和商品價格的靈活確定兩種方式。
對于計價貨幣的選擇，需要外貿企業經營者對國際匯率變動趨勢有精準的把握。目前，人民幣不是自由兌換貨幣，在簽訂國際貿易合同時一般不會采用，而是采用美元、歐元、日元、英鎊等自由兌換貨幣來計價，國際金融市場比較完善的情況下，選擇任何一種自由兌換貨幣都是可行的。自由兌換貨幣之間的比價也是處在不同的變化之中的，外貿企業會根據對匯率變動趨勢的判斷，進口選擇相對貶值的貨幣對商品進行計價，出口選擇相對升值的貨幣對商品進行計價。
一些外貿企業在簽訂外貿合同時，習慣性地采用美元對商品進行計價，但會根據美元相對于人民幣的匯率變動，對合同標的物的價格作出調整。預計美元相對于人民幣升值的情況下，出口商品在定價時適當降低價格，進口商品適當提高價格。
在實際應用的過程中，無論是采用付匯使用軟幣、收匯使用硬幣的方法，還是通過對匯率變化趨勢的預期修改商品價格的方法都需要對外匯市場常用貨幣的未來變化趨勢有準確的判斷，這對于外貿企業而言有時候很困難。
3.通過金融市場的金融衍生商品來規避匯率變動的風險
對于大型外貿企業，往往通過在完善的金融市場中尋找相匹配的衍生產品的方式來規避匯率變動的風險，常用的金融衍生產品有以下幾類：
（1）遠期外匯交易
遠期外匯交易是指在外匯市場上進行遠期外匯買賣的一種交易行為，是相對于即期外匯交易而言的。外貿企業通過選擇與外貿合同相反的外匯流向來規避匯率變動的風險。外貿企業通常以經營即期外匯交易的外匯銀行與外匯經紀人為交易對手，簽訂與外貿合同中商品的結算貨幣幣種相同、期限相同、數量相同、貨幣流向相反的外匯買賣合同，等合同到期時進行交割。利用外匯現貨交易與遠期交易的相關性，實現外貿合同中外匯盈虧與遠期交易合同的外匯盈虧相互抵消，進而實現規避匯率變動風險的目的。
遠期外匯交易的特點在于，遠期外匯交易合約中的幣種、期限、數量，買賣方向是可以根據外貿企業的需要量身定制的，可以實現最大限度的匹配，盡可能地規避匯率變動風險。
（2）外匯期貨
外匯期貨交易是在集中形式的期貨交易所內，交易雙方公開叫價，買進某種非本國貨幣或賣出某種非本國貨幣，并簽訂一個在未來的某一日期根據協議價格交割標準數量外匯的合約。相對于遠期外匯交易，外匯期貨合約有固定的交易場所、標準化的交易單位、期限等，所以外貿企業只能在交易市場上找到盡可能匹配的合約，但很難實現完全匹配。
（3）外匯期權交易
外匯期權交易指外匯期權合約的購買方在支付一定的期權費以后，所獲得的在未來約定日期或一定時間內，按照規定匯率買進或者賣出一定數量外匯資產的選擇權。外貿企業可以根據需要選擇相應的外匯期權合約。
相對于遠期外匯交易、外匯期貨而言，外匯期權合約的買賣雙方權利是不對等的，外匯期權的買方在支付期權費以后只享受交割的權利，不承擔必須交割的義務。外貿企業往往通過在外匯期權市場支付期權費的方式，鎖定匯率變動所帶來的風險，而不放棄匯率變動所帶來的收益。一些風險承受能力比較強的外貿企業也會成為外匯期權交易的賣方，往往希望通過期權費收入平滑匯率變動所帶來的風險。
通過金融市場的外匯衍生產品規避匯率變動帶來的風險，是絕大多數大型外貿企業的選擇。利用外匯遠期與即期的變動趨勢的一致性，通過一個市場的盈利來彌補在另一個市場的虧損。利用金融市場規避外匯市場的風險，需要企業有專門的、熟悉外匯市場的人才，同時控制風險頭寸，這是許多中小型外貿企業所不具備的。
三、外貿企業匯率變動風險防范的建議
1.樹立匯率變動風險防范意識
一方面，加強企業文化建設。塑造企業文化就是塑造一個企業的靈魂。對于外貿企業而言，匯率變動風險防范不是某一個員工、某一個部門的事情，而是關系企業生死存亡，關系到每個員工切身利益的大事。企業必須將匯率變動風險防范塑造成企業的靈魂。企業可以通過培訓、講座、案例分享等方式，讓每一個員工都參與進來，都掌握匯率變動風險防范的基礎知識，樹立防范匯率變動風險的意識，并將所學的知識融入到工作過程之中，確保匯率變動風險防范制度的順利執行。
另一方面，建立良好的獎懲機制。對于在外貿業務中能根據業務特點做好匯率變動風險防范的部門和個人適時給予獎勵，并做好宣傳工作。對于沒有做好匯率變動風險防范的部門和個人進行批評教育，對于由此給企業帶來重大損失的部門和個人進行嚴肅處理。以此促進外貿企業內部匯率變動風險防范意識的形成。
2.合理配置企業人才管理隊伍
匯率變動風險管理人才隊伍是企業構建匯率風險防控管理體系的基石。因此，企業需要從根本上意識到人才隊伍建設的重要性。外貿工作是專業性非常強的工作，要求外貿業務人員具有國際貿易實務、國際結算、國際金融等多方面的知識。企業在招聘的過程中，需要注重人員的綜合素質，側重其學習的能力。在平時的培訓過程中，加強對于員工匯率變動風險防范知識的培訓與相關案例的分享。大型外貿企業應該建立匯率變動風險防控部門，建立相應的匯率風險防控機制，注重匯率變動風險防控的高水平人才引進與培養。
3.提高外貿業務結算過程中人民幣的比重
匯率變動會給外貿企業帶來風險，但是如果使用人民幣作為結算貨幣就可以完全避免這種風險。2009年啟動人民幣跨境貿易結算試點，經過十多年的發展，其在全球貨幣體系中的地位和影響力不斷得到鞏固。2008年以來，中國人民銀行先后與韓國、中國香港、馬來西亞、白俄羅斯、印度尼西亞等38個國家央行或地區貨幣當局簽署了雙邊本幣互換協議。在與這些國家或地區進行貿易時，可以直接和對方協商使用人民幣進行結算，可以完全規避匯率變動的風險。
四、結語
隨著世界范圍內新冠疫情的持續，經濟與貿易存在更多的不確定因素，匯率變動帶來的風險也會更為嚴峻，外貿企業在經營過程中需要不斷提高產品國際市場競爭力的同時，更需要防范匯率變動所帶來的風險。外貿企業需要根據規模以及實際情況選擇合理的規避匯率變動風險的方法。金融市場有多種多樣的金融衍生工具，外貿企業需要合理選擇適合的工具，避免過于復雜和與外貿企業本身外幣種類、流向或時間跨度不匹配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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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李穎（1984.11- ），女，籍貫：河北衡水，碩士研究生，河北對外經貿職業學院專任教師，講師，中級會計師
匯率變動國際貿易影響論文范文第3篇
一、匯率對進出口貿易的影響
盡管進出口貿易會受到許多因素的影響, 但是匯率的影響尤為重要, 結合相關經濟學的常識可以看出, 不同國家貨幣的升值與貶值是相對的, 如果我國的貨幣升值, 那么就會使得我國在進口貿易的過程之中, 如果進口同樣的貨物, 那么就需要拿出較少的本國貨幣。相反, 如果我國的貨幣貶值, 那么我國在進口貿易的過程之中, 只需要拿出較少的本國貨幣, 因此, 如果站在宏觀的角度進行分析, 那么不難看出, 匯率變動會直接影響進出口貿易的實際情況。
(一) 匯率變動引起收入變化, 影響進出口貿易
本國貨幣的升值和貶值是匯率變動最直觀的反映和體現, 如果本國的貨幣不斷升值, 那么就會導致在進口商品的過程之中, 價格不斷地下降, 同時出口商品則呈現相反的態勢, 盡管這種發展模式不利于出口貿易的快速增長, 但是能夠有效地促進國際收支的調節和改善。相反, 如果貨幣出現了貶值的情況, 那么就能夠有效的促進出口。但是對于貨幣自身的貶值和升值來說, 每一種變化都為了這件影響收入。首先貶值會導致進口商品的價格不斷上升, 出口商品價格則下降, 實際上貿易條件會有所惡化。另外如果在同等收入水平之下, 消費者所購買的產品會有所減少, 實際的收入會不斷下降, 最終導致國家的支出也會呈現著下降的趨勢, 這種就只能夠促進貿易收支的改善, 但是如果無法真正地實現各類資源的合理利用和配置。因此, 當貨幣出現貶值之后, 國內外居民對該國貨幣的需求呈現著不斷上升的態勢。
(二) 匯率變動引起價格傳遞, 影響進出口貿易
從上文的相關分析可以看出, 價格的上升以及下降是匯率變動最為直觀的影響和體現, 通過對進出口貿易的深入分析和研究不難發現, 在全球化趨勢不斷加劇的今天, 國際市場之中價格的變動會影響全球市場的價格, 國內一般價格水平的變動會間接的影響進出口額以及國家的貿易支出。如果站在微觀的角度進行分析, 那么主要體現在以下幾點:首先, 如果本幣升值, 那么就會導致進口商品的價格不斷下降, 對于半成品和原料來說就可以采取價格傳遞的形式, 最終導致最終的價格成本呈現不斷下降的趨勢。其次, 匯率變動也會使得進出口貿易過程之中實際的數據產生較大的波動, 貨幣貶值之后就會產生許多的貿易收支順差, 實際的外匯儲備不斷增加, 央行會采取購買外匯的形式來積極地投放基礎貨幣, 導致較為嚴重的通貨膨脹。從目前來看我國的外匯儲備呈現不斷上漲的趨勢, 盡管這種現象并非是人民幣貶值所導致的, 但是外匯儲備的不斷上升會直接影響國際經濟形勢的轉變, 導致我國的通貨膨脹難以得到有效的控制。
二、應對匯率變化的一般對策
(一) 選擇多樣化的進口來源
匯率的變動會對一個國家的進出口貿易產生較大的影響, 對此, 為了能夠有效地應對匯率變動所帶來的負面影響, 國家可以積極的選擇多樣的對象或者進口來源。進口來源的單一性會導致凈出口轉移匯率風險的不斷上升, 同時會產生操縱價格這一惡劣的現象, 同時如果進口來源比較單一, 那么也可以呈現出一個國家對其他地區的依賴度相對比較高。為了能夠實現自身經濟的穩定建設, 盡量避免其他國家匯率變動所帶來的各類影響, 企業可以通過進口來源的豐富化以及多元化不斷地擴大進出口業務的地域分布, 在全球范圍之內選擇不同的原料來源地, 保障原料來源和銷售地點的分散化, 從不同的資金市場之中來籌集貨幣和資金, 積極的規避自身自愛融資過程中所面臨的各類外匯風險。
(二) 進出口貿易中合理選擇多種交易幣種
對于出口商來說, 在與其他國家和地區進行合作的過程之中必須要選擇合理的貨幣運行來進行付款和結算, 當然只有在進出口商進行互相協調的過程之中才能夠實現這一目的。為了有效地保障自身在進出口貿易中獲得更多的優勢, 進出口商可以積極的選擇合理多種交易幣種, 采取一部分硬幣和一部分軟幣相結合的形式, 實現匯率風險的共同承擔, 同時這種模式還能夠提高談判的成功率。另外在簽訂長期合同時, 還可以采取貨幣保值的方式, 選擇與合同貨幣不一致或者是價格相對比較穩定的貨幣, 通過這種形式來保證自身在清償以及結算的過程之中更好地完成相應的支付行為。還有一種辦法就是在出口的過程之中盡管選擇了軟幣, 但是可以通過提高價格的形式來將貨幣的貶值風險控制在最低的水平。
三、結語
要想保證自身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獲得更多的優勢, 真正地促進市場資源的優化配置和利用, 我國在與其他國家進行交流和互動的過程中需要立足于進出口貿易的實質情況, 了解匯率變動所帶來的各類負面影響, 以此來采取有效的解決對策, 積極的規避不同的負面影響, 實現自身的穩定運作。
摘要：在推動改革開放的過程之中, 我國的市場經濟體系越來越完善, 同時能夠保證我國在推動市場經濟運作的過程之中獲得更多的優勢, 積極主動的加強與其他國家之間的聯系。從目前來看, 盡管各個國家之間的貿易主要以經營利潤的提升為主, 但是進出口貿易已經成為不可逆轉的趨勢, 在進出口貿易所同時, 進出口貿易所受的影響因素越來越復雜, 不管是國家的政策, 匯率政策, 還是商品的價格都會影響進出口貿易的穩定運作, 本文站在宏觀的角度, 以匯率為切入點, 具體分析匯率變化對進出口貿易的影響。
關鍵詞：匯率影響,進出口貿易,對策分析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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匯率變動國際貿易影響論文范文第4篇
摘 要：本文使用1990年以來10個發達國家和新興經濟體的經濟數據，探究了經濟狀況和經濟政策不確定性對匯率波動的影響。結果顯示，對于發達經濟體，有強烈的證據表明本國和美國的經濟政策不確定性都增加了匯率波動；而對于新興經濟體，只有本國的經濟政策不確定性才會增加匯率波動。另外，宏觀經濟狀況的不確定性也增加了匯率波動，但其影響程度遠小于經濟政策不確定性。
關鍵詞：經濟政策不確定性；匯率
一、引言
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經濟政策在穩定經濟、促進全球經濟復蘇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與此同時，隨著市場對于經濟政策依賴程度和宏觀經濟復雜程度的加深，經濟政策的不確定性不斷升高。很多學者認為經濟政策不確定性有兩個特點。第一，從 2007年-2009年經濟衰退以來，對于稅收、財政支出、金融管制和貨幣政策的不確定性將經濟政策不確定性的水平推到了歷史性的高位上；第二，經濟政策不確定性的升高導致企業和家庭削減或延緩其投資、雇傭和消費，從而減緩了經濟從衰退中恢復的進程。本文探究了經濟政策不確定性將影響匯率波動的觀點。
經濟政策的不確定性將改變經濟主體對宏觀經濟的預期，加劇匯率波動。匯率的波動能夠反向影響經濟的表現，較大的匯率波動會增加企業利潤和凈資產的波動性，這將增加企業投融資的難度、降低生產能力，從而使GDP的增長變得更加困難。較大的匯率波動會增加通貨膨脹的不確定性，從而推高利率并減少消費和投資的規模。最終，匯率波動性的增加會改變生產的相對成本，并導致和國際貿易相關的外匯交易風險上升。
實證文獻普遍認為過度的匯率波動性會給經濟帶來負面影響。在Braun and Larrain （2005）， Aghion et al.（2009）， Schnabl（2009）的研究中，都提出了匯率波動對產出，國內投資，消費和經濟增長的負面影響。Feldmann（2011）發現較高的匯率波動性會使一國的失業率上升。匯率波動性也會影響國際貿易，在最近的研究中，Auboin and Ruta （2013）發現較大的匯率波動會減少國際貿易總量。
最近，Baker et al. （2013），Brogaard and Detzel （2012）構建了經濟政策不確定性的指數，該指數由新聞指數、稅法法條失效指數、經濟預測差值指數三個部分構成，這些指數衡量了經濟政策不確定性隨著時間不斷演化的情況。Pástor and Veronesi （2013）發現未來政府行為的不確定性增加了和持有股票相關的風險溢價，這一影響在經濟低迷時尤其顯著，因為當經濟狀況惡化時政府更有可能采取行動對宏觀經濟施加影響。我們則在外匯市場發現了支持以上假設的證據。
本文余下部分安排如下：在第二部分提出了實證模型，第三部分展示了實證結果，最后是本文的結論。
二、實證模型
本文的實證模型將匯率作為一種資產價格，匯率的現值反映了對經濟基本面、貨幣和財政政策的預期。經濟政策不確定性升高使得經濟主體調整對政策和宏觀經濟的預期，從而引發匯率的波動（Obstfeld and Rogoff 1996）。Engel et al. （2007） 強調了在理解匯率變化和波動時經濟政策是如何制定的重要性，這表明宏觀經濟和政策的不確定性都會影響匯率的變化路徑。
為了理解資產價格的波動，以往的研究往往參考布朗運動，它提供了一個有用的描述資產價格隨時間變化的方式，匯率的波動可以由此表示為（Brogaard and Detzel 2012， Baker et al. 2013）：
本文探究了每一種不確定性對于匯率波動影響的相對重要性。由于美國經濟在全球經濟中占有較大的比重，而且美元是國家間經貿往來中最主要的交易貨幣，在本文中匯率都轉換成對美元的比價。Colombo（2013）發現美國的經濟政策不確定性相對于歐元區的經濟政策不確定性對歐元區國家的價格和產出的影響程度更大。因此在全球經濟中，經濟政策不確定性極有可能具有顯著的溢出效應。下式是本文中估計匯率的基礎實證模型：
σi，t等于每日匯率百分比變化（滯后一階差分）的標準差，鑒于美國經濟在全球經濟中的重要地位，我們認為匯率的波動能同時被本國和美國的經濟政策不確定性水平來解釋：EPUi，t和EPUUS，t分別代表的是國家i和美國的經濟政策不確定性指數。為了一致性，我們使用了Brogaard and Detzel（2012）除了歐元區外所有國家經濟政策不確定性的指數。我們使用Baker， Bloom， and Davis的指數代表整個歐元區，因為Brogaard and Detzel 只計算了單個國家的指數。因為較高的經濟政策不確定性被認為會加劇匯率的波動，參數β1和β2都應該為正值。X代表的是一組控制變量，它包括了通貨膨脹（用每個國家CPI的百分比變化來衡量），經濟活動（用每個國家總的工業生產指數的百分比變化來衡量）和外匯市場條件（用實際匯率衡量，它捕捉了相對于購買力平價的偏差）。
三、實證結果
我們樣本中的國家包括了加拿大、歐元區、日本、瑞典、英國、巴西、印度、墨西哥、南非和韓國，涵蓋了美國主要的發達國家貿易伙伴和實行了浮動匯率機制的新興市場國家。除了歐元區（從1999年1月開始使用歐元）以外，其他發達國家的樣本區間是1990年6月到2012年2月。發展中國家的樣本區間與此相同，回歸的結果顯示在表1和表2中，分別對應發達國家和新興市場經濟體。
回歸模型使用了普通最小二乘估計或者工具變量估計，我們使用每個獨立變量的二階滯后項作為工具變量。在表1中，所有的回歸都使用的是工具變量估計，在表2中除了巴西以外其他的國家也都使用了工具變量進行估計。根據樣本的大小，我們用Newey‐West（1987）提出的方法來修正自相關問題。
當我們使用方程（1）對發達國家進行回歸分析時，在歐元區，國內經濟政策不確定性變量對于匯率波動有接近10%的正向影響，在日本這一影響同樣顯著但方向為負。美國的經濟政策不確定性變量對于加拿大和日本有顯著且正向的影響。在新興經濟體中，印度本國的經濟政策不確定性顯著地增加了匯率的波動，南非的系數也是顯著的，但為負值。美國經濟政策不確定性僅顯著地增加了南非的匯率波動。
在方程（2）的回歸結果中，在巴西、印度和韓國，本國交互項變量是負值且顯著，而美國的交互項變量在統計上是不顯著的。當增加交互項變量時，僅帶來宏觀經濟不確定性變量輕微的改變。
我們的結果強烈的支持了Pástor and Veronesi （2013）的假設，即經濟低迷時政策不確定性會增加，糟糕的經濟表現會增加政策激進主義和可能發生的不確定性。結果表明，在發達國家中，美國和本國的經濟政策不確定性都增加了匯率的波動性，當經濟表現疲弱時，這一關系尤其顯著。對于處在經濟低迷時期的新興經濟體，只有本國的經濟政策不確定性顯著地增加了匯率的波動性，這說明在樣本區間內，這些國家和美國之間的金融開放程度還比較低。另外，當宏觀經濟不確定性影響匯率波動時，其影響程度要明顯小于經濟政策不確定性。
四、結論和政策意涵
本文使用10個國家最近20年的數據探究了本國和美國的經濟政策不確定性對匯率波動的影響。實證結果表明，本國和美國的經濟政策不確定性在樣本中的很多國家都顯著的增加了匯率的波動性，尤其是在經濟低迷時期的發達國家中。對于新興經濟體，匯率波動僅受到本國經濟政策不確定性的影響。當宏觀經濟不確定性增加匯率波動性時，其影響程度小于經濟政策不確定性。
在不久前的G20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上，周小川行長向外釋放出央行貨幣政策空間和效能已經越來越小。央行行長坦言：“我個人覺得貨幣政策是有效的，貨幣政策在應對危機中確實也做出了很多適當的反應，緩解了危機，對度過危機、加快復蘇，都起了重要作用。但是別的政策應該跟上，你光用貨幣政策就有可能過度。貨幣政策如果用得太多，效應就有可能出現遞減?！庇纱丝梢?，人民銀行的貨幣政策已經“夠努力了”，甚至到了流動性陷阱的邊緣。
人民幣匯率市場化進程還有待加強，未來應加快人民幣離岸市場建設，建立人民幣產品交易中心，提高人民幣匯率的市場化水平，使人民幣匯率真正發揮宏觀經濟波動反應器的功能。由于不同國家或地區經濟政策不確定性對人民幣匯率呈現非均衡溢出效應，人民幣匯率目標應更加關注一攬子貨幣而非單一盯住人民幣兌美元匯率。
中國在制定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等過程中，必須選擇合適的經濟政策去推動經濟發展，需要注意到經濟政策的不確定性會對經濟產生消極影響，頻繁通過政策變更來調控解決的方式還會增加金融市場的波動性。在經濟下行時期，尤其需要果斷和明確的制定經濟政策，幫助經濟好轉并穩定金融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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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孫超（1989.12- ），男，滿族，湖北武漢，碩士研究生，武漢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研究方向：國際金融學
匯率變動國際貿易影響論文范文第5篇
摘要：在浮動匯率制下，隨著全球經濟一體化進程的加劇，國與國之間貿易往來日益密切，而與此同時合理規避國際貿易中的外匯風險勢在必行。本文通過實例具體分析了外匯期權交易的避險原理，并為進出口企業提供了外匯保值的策略。
關鍵詞：國際貿易 外匯風險 外匯期權
在浮動匯率制度下，外匯管制逐步放松，加劇了外匯市場的動蕩。由于進出口貿易中間環節復雜，從磋商談判、簽訂合同、履約發貨到支付貨款往往需要幾個月的時間甚至更長，加之在買賣合同的價格條款中就把商品計量單位、貿易術語、計價貨幣及貨物單價和總值已經確定下來，當收付貨款時，計價貨幣升值對進口支付遠期外匯債務的一方較為不利，使其承擔外匯升值導致貨款增加的損失；當計價貨幣貶值時，則對出口方不利。所以進出口商不僅要面臨價格變動風險，還要承受匯率變動風險。
事實上，把握匯率的變化是十分困難的。一般情況下，為了規避匯率風險，進出口商大體上不外乎有兩種措施：一是進出口商充分利用商務談判和財務管理技巧巧妙規避外匯風險；二是進出口商利用外部金融市場提供的避險工具合理的轉移外匯風險。目前外匯交易市場已經十分發達，運作高效，利用金融市場規避外匯風險，獲取穩定利潤已經成為現代進出口商的經常性措施。譬如對參與國際貿易的進出口商來說，采用遠期外匯交易、外匯期貨交易對遠期貨款現金流入流出進行的保值是非常重要的。然而必須注意，采取遠期外匯和外匯期貨保值對進出口商面臨的各種各樣的匯率風險來說，有時并不合適。理由就是兩者都是按既定匯率交割的不變協議，并且遠期外匯還必須進行實際貨幣交割。然而在許多現實例子中，保值者并不能確定所要保值的現金流入或流出是否會成為事實。如果一項國際貿易失敗、投標不成功，這樣兩種辦法都要承擔全部或部分的外匯風險，無需置疑，在這種情況下對于進出口商使用外匯期權來保值最為合適。
外匯期權（foreign exchange options）也稱為貨幣期權，指合約購買方在向出售方支付一定期權費后，所獲得的在未來約定日期或一定時間內，按照規定匯率（即執行價格）買進或者賣出一定數量外匯資產的選擇權。外匯期權是期權的一種，需特別指出外匯期權的交易對象并不是貨幣本身，而是一項將來可以買賣貨幣的權利。即期權買方在向期權賣方支付相應期權費后獲得一項權利，即期權買方在支付一定數額的期權費后，有權在約定的到期日按照雙方事先約定的協定匯率和金額同期權賣方買賣約定的貨幣，同時權利的買方也有權不執行上述買賣合約。對于賣方而言，其所承擔的是一項義務，根據買方的決定而履行買賣貨幣的責任。按期權買者的權利劃分，期權可分為看漲期權（call option）和看跌期權（put option）凡是賦予外匯期權買者購買外匯權利的合約就是看漲期權，又稱買權；而賦予外匯期權買者出售外匯權利的合約就是看跌期權，又稱賣權。
外匯期權交易的四種基本策略：買入買權，買入賣權，賣出買權和賣出賣權。當交易者預期外幣將會升值，可以采取買入該貨幣的買權的交易，即買入買權。當市場匯率如預期的那樣上漲時，買方會執行這項期權，其收益為市場匯率高于執行價格的差額部分；反之，當市場匯率低于執行價格時，買方將放棄此項期權。如果交易者預期外匯將會貶值，可以采取買入該貨幣賣權的交易，即買入賣權。如果判斷準確，該貨幣回來果真下跌，買者因執行這項權利而獲利。若判斷失誤，市場匯率向與預期相反的方向變化時，則選擇不執行該期權。賣出期權和買入期權是期權交易的兩個對立面，賣出買權是因為投資者預期該貨幣匯率將維持穩定或下跌，賣出買權的收益情況同買入買權恰好相反。如果市場匯率走勢正如所料，賣方的最大收益就是期權費收入；若預測有無，賣者將要承擔市場匯率變化的全部風險。同理，如果投資者預計某一貨幣匯率將維持盤整或升值，可通過賣出賣權來實現收益，起損益情況同買入賣權完全相反。
下面筆者通過一個例子來體現外匯期權的優越性。例，中國一出口企業要在3月份投標，保證提供一套設備，設備成本為6420萬元人民幣，成交價為1000萬美元。但投標結果要在6個月后公布。即期匯率為1美元=6.50人民幣元，中國公司將收入貨款6500萬元人民幣，凈利潤80萬元。為避免一旦中標后美元貶值的風險，該出口商會怎么辦？①該企業不會采取遠期外匯交易進行規避風險。由于遠期外匯交易到期必須履行交割，故該外匯交易只能規避中標情況下的外匯風險。但中國企業中標與否是問題的關鍵，故出口商不會貿然在不確定中標的情況下來采取遠期外匯合約來規避風險，否則會因小失大。②中國企業采用外匯期貨交易來抵制外匯風險。如果該企業未有幸中標，則在外匯期貨市場的外匯交易就變成一種投機；如果該企業投標成功，外匯期貨交易起到套期保值的目的，在匯率變動不利于企業時，它可以使企業在虧損時少虧一點，但它同時也會使企業在盈利時少盈一些，前者是企業所希望的，后者則是企業不滿意的。③出口商決定買入期限為6個月的1000萬美元的看跌期權，協定價格為1美元=6.48人民幣元，每美元的期權費為0.02元人民幣，期權費總計為20萬元。到9月份，該出口商盈虧（如圖1和圖2）：①中標的情況下，若市場匯率低于1美元=6.48人民幣元，則出口商在期權市場是盈利的，其最終收入6460萬元人民幣；若市場匯率高于1美元=6.48人民幣元，則看跌期權的買者虧損風險是有限的，則出口商最終收入高于6460萬元。②企業在沒有中標的情況下，不存在實物交割，當市場匯率低于1美元=6.48人民幣元，則出口商會從現匯市場上買入美元在期權市場執行期權，是盈利的；當市場匯率高于1美元=6.48人民幣元，則看跌期權的買者不履行期權虧損風險是有限的，即損失期權費。
在國際金融市場外匯風險不斷加劇的情況下，控制外匯風險已經成為企業經營策略的一個重要方面。因此，我國企業應該不斷提高風險防范意識，積極運用外匯期權來完善企業外匯風險管理系統，增強企業風險管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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匯率變動國際貿易影響論文范文第6篇
【摘要】通過分析后危機時代人民幣匯率的壓力,揭示匯率問題的實質,闡述了國際匯率理論中的三元悖論。同時指出匯率超調理論中存在的問題,以及修正方法。在此基礎上,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向人民幣匯率施加壓力的理論基礎提出質疑,并提出全球金融危機后我國應對美國金融霸權的策略建議。
【關鍵詞】匯率滯后超調 動態模型 實證檢驗
后危機時代人民幣匯率面臨的問題
金融危機后,歐美又開始新一輪對人民幣升值施加壓力,其真實目的在于讓人民幣與美元脫鉤,以便美元貶值,同時迫使人民幣升值,從而減輕美國面對的巨大財政赤字和不斷借債的壓力。美元貶值一方面可以緩解其金融體系內部逐步累積的大量債務,緩解美國財政赤字壓力。同時,作為美國債券的最大持有國,中國外匯儲備的國際購買力將會顯著縮水,中國國民財富將大量流逝,中國被迫為美國人買單。另一方面,美元貶值可以推動美國出口。奧巴馬執政以來一直試圖通過美元貶值來促進出口,美元兌一籃子貨幣已經下跌11.9%。據測算,人民幣兌美元每升值10個百分點,中國出口企業增長速度受其影響放慢3到4個百分點。
從中國的出口表現來看,盡管出口額連續多個月出現同比負增長,但中國出口在海外市場上的份額卻持續上升。國際上以此為借口迫使人民幣匯率升值。近來,歐美、俄羅斯、印度等國家針對中國發起的反傾銷調查有加劇之勢。繼“輪胎特保案”之后,10月6日,歐盟部長理事會發布公告,對中國輸歐的無縫鋼管征收反傾銷稅。西方國家一方面采取貿易保護主義,另一方面又重新要求人民幣升值,以便一次性大幅削弱中國出口優勢。
匯率問題的實質
從某種意義上說,全球貨幣均為美元的衍生物。因為美元是由美國發行的,其他國家在國際貿易中出售的是實物財富,而得到的是結算貨幣(即美元)。自從1971年8月15日美元與黃金脫鉤以后,只要國際貿易以美元結算,其實質就是由美國操控這些被交易的資源。美國政府只需加速印發美元,就能將大量美元注入其他貨幣區來迫使其他國家提高本國貨幣兌美元的匯率,從而促進美國的對外投資和出口。所以大量國際收支赤字不利于世界經濟的平衡發展,但是對美國卻是有利的。美國可以放任其國際收支赤字無限擴大,并通過美國國債吸收其他各國央行的盈余美元為其預算赤字融資,從而奠定美元的霸權地位。
自從中國2005年7月啟動人民幣匯改,實行“有管理的浮動匯率機制”至今,可劃分為兩個階段:2005年7月至2008年7月為第一階段,期間人民幣以爬行盯住美元的方式逐步升值21%。2008年7月至今為第二階段,人民幣匯率事實上重新回歸到盯住美元的剛性水平。在2008年下半年,人民幣有效匯率隨著美元的逆市反彈而繼續升值。然而,從2009年3月起,由于在應對美國金融危機過程中,美聯儲開動印鈔機致使美元大幅貶值,美元指數持續走弱,累計下跌近14%至14個月低位;同期人民幣兌美元保持穩定,導致人民幣兌一籃子貨幣的有效匯率貶值。
國際匯率理論中的三元悖論
蒙代爾對20世紀50年代后的國際經濟形勢進行研究并提出支持固定匯率制度的理論。蒙代爾和馬庫斯·弗萊明在20世紀60年代提出了蒙代爾-弗萊明模型,對開放經濟下的ISLM模型進行分析,由此得出著名的“蒙代爾三角”,即貨幣政策的獨立性、資本自由流動和匯率穩定這三種政策目標,不能同時實現。保羅·克魯格曼1999年根據這個原則畫出一個三角形,被稱為“永恒的三角形”,也被稱為三元悖論。根據這一理論,要保持本國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和匯率穩定,必須犧牲資本的完全流動性,實行資本管制。在金融危機的嚴重沖擊下,在匯率貶值無效的情況下,唯一的選擇是實行資本管制,實際上是政府以犧牲資本的完全流動性來維護匯率的穩定性和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大多數經濟不發達的國家,如中國,就是實行的這種政策組合。這一方面是由于我國需要相對穩定的匯率制度來維護對外經濟的穩定,另一方面是由于目前我國的監管能力較弱,無法對自由流動的資本進行有效的管理。所以,對于尚不發達且熱錢流動無常極易影響金融體系穩定的中國而言,應該繼續讓人民幣盯住美元。事實上,在上世紀90年代末亞洲金融危機期間,這種政策使我國受益。然而,關鍵的問題在于,人民幣的目標價是否合理。
目前全球主要貨幣均在貶值,只是貶值的幅度不等。如何確定人民幣均衡匯率?國外匯率理論對人民幣匯率是否適用?值得注意的是,在金融市場高度發達的西方國家能夠成立的匯率理論(如購買力平價理論、利率平價理論以及資產平衡理論等),在金融市場尚不發達的中國并不完全實用,不能簡單地套用于人民幣匯率決定理論。因為均衡市場利率和貨幣的完全可兌換這兩個前提條件在中國不成立,所以利率平價在中國的解釋能力不強,無法形成均衡匯率,匯率較難發揮經濟杠桿的調節作用。人民幣匯率的變動也不符合卡塞爾的購買力平價理論。在資本管制情況下,實行盯住匯率有其客觀必然性。
可見,雖然均衡匯率理論是西方國際金融理論的傳統范式,但因這些理論都有相對嚴格的假定條件,不能簡單地將其套用于人民幣的均衡匯率,需要進行實證分析加以修正。
匯率超調理論
匯率超調理論的核心。匯率超調又稱為匯率決定的粘性價格貨幣分析法。所謂超調通常是指一個變量對給定擾動做出的短期反應超過其長期穩定均衡值,并因此跟隨一個相反的調節。導致這種現象出現的起因在于商品市場上的價格存在“粘性”的特點。所謂粘性價格是指短期內商品價格調整是漸進的,但隨著時間的推移,價格水平會逐漸發生變化直至達到其新的長期均衡值。
匯率超調理論基本假設。匯率超調理論的基本假設是:在短期內購買力平價不成立,即由于商品市場和資產市場的調整速度不同,商品市場上的價格水平具有粘性,調整是漸進的,而資產市場反應卻極其靈敏,利息率將迅速發生調整,使貨幣市場恢復均衡;從長期來看,購買力平價能夠成立;無拋補利率平價始終成立;以對外開放的小國為考察對象,外國價格和外國利率都可以視為外生變量或假定為常數。
匯率超調理論的評價。正面評價有:多恩布什的匯率超調模型的顯著特征是將凱恩斯主義的短期分析與貨幣主義的長期分析結合起來;采用價格粘性這一說法,更切合實際。其具有鮮明的政策含義:表明貨幣擴張(或緊縮)效應的長期最終結果是導致物價和匯率的同比例上升(或下降)。但在短期內,貨幣擴張(或緊縮)的確對利率、貿易條件和總需求有實際的影響。當政府采取擴張或緊縮性貨幣政策來調節宏觀經濟時,就需要警惕匯率是否會超調,以及超調多少這樣的問題,以避免經濟的不必要波動。匯率超調理論存在的問題是:第一,匯率超調理論的貨幣需求不變的假設在高通脹情況下不成立;第二,匯率超調理論因建模困難未進行建模實證檢驗。
人民幣兌美元匯率動態模型
對匯率超調理論做了以下修正:指出匯率超調理論的貨幣需求不變的假設在高通脹情況下不成立。引入高通脹的滯后反應,且實證表明滯后期為兩年。加入反映匯率預期的變量,而不是將其視為隨機擾動項。當初的匯率超調理論因為歷史條件的限制建模困難未實證檢驗,本人構建帶有預期的匯率滯后超調動態模型如下:
LREERF=4.30+0.61LPRODHP+0.63LTOTHP-1.42LOPENHP+0.09LSDPHP-0.107LCPI(-2)HP
本模型采用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的數據實證檢驗,測算結果符合實際情況。
本文構建的帶預期的人民幣匯率滯后超調動態模型表明,存在兩年的匯率超調滯后期。也就是說,長期購買力平價在一年內是不成立的。然而,國際上用以向人民幣升值施加壓力的購買力平價,無論是短期購買力平價,還是一年期的長期購買力平價,都是不成立的。因此我們完全有理由頂住來自國際上的人民幣升值壓力。因為人民幣匯率存在為期兩年的滯后超調,即,人民幣匯率滯后兩年才能調整到長期均衡狀態,所以,向尚在滯后超調過程中的當年的人民幣匯率施加壓力,未免為時過早。
后危機時代我國應對美國金融霸權的策略建議
維持人民幣匯率穩定,抑制國際游資涌入我國市場。國際游資具有流動性強、逐利性強、期限短的特點。當資本項目管制疏松時,其大量涌入容易沖擊我國的資本市場;而當我國國際收支惡化時,大量內流的短期資本極易發生劇烈的逆轉。這種大量無序的流動無疑會加劇金融市場的波動,危及我國的經濟和金融穩定,甚至可能引發政治和社會動蕩。因此,我國應保持人民幣匯率相對穩定,在人民幣改制進程中我國應采取穩健謹慎的措施,以避免因匯率安排不當給社會經濟帶來消極影響。
逐漸改變中國出口結算方式,限制美元霸權。盡量避免在國際貿易中使用美元結算,改用本國貨幣或者采取商品互換的方式,和其他各國建立貨幣互換協議。
我國應該用外匯儲備購買有利于我國經濟發展的資源和在中國境內的優質外資公司的股份。美元泛濫使我國持有的美元資產貶值,但不宜將巨額美元借給美國。應該用外匯儲備購買有價值的資源,以便必要時用其平抑國內物價。另外,可以收購在中國境內的優質外資公司的股份。將我國的主權財富用于發展中國經濟,不宜過度引進外資,以便實現充分就業。(作者單位:首都經濟貿易大學金融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