匯率波動影響經濟論文范文第1篇
摘 要：主要以811匯改為背景，運用ADF檢驗、協整檢驗及格蘭杰因果檢驗等方法，研究了匯改后至2018年6月匯率及其波動率與A股市場價格的現實表現。實證結果表明：匯率及其波動與股市存在較長時期的均衡關系，匯率對于A股股票的引導作用有所增強。一方面人民幣匯率與股市人民幣匯率和上證指數顯著相關且相關性有所加強，但兩者之間的并不存在嚴格的正相關性和負相關性。另一方面，匯率波動率與A股市場走勢呈正相關，且匯率波動率對股市變動的影響是單向的。
關鍵詞： 人民幣匯率；A股市場；811匯改；協整檢驗；Granger因果關系
1 引言
2015年8月11日，央行宣布對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中間價報價機制進行調整，做市商根據上一日外匯市場收盤匯率，綜合國際主要貨幣的匯率變動和外匯供求提供中間價報價。新規更好地反映了外匯市場的供求關系，促進了人民幣兌美元匯率中間價機制的市場化進程。2015年8月11日至2016年8月11日，人民幣階段性發生貶值，對美元匯率中間價最低為6.2298元，最高為6.6971元，幣值下降8.3%，基本消除了人民幣對一籃子有效匯率的高估。
但過去中間價定價機制中的外匯市場出清問題并沒有得到解決，人民幣外匯交易量依然相對低迷，量價不匹配。外匯市場難以出清，人民幣貶值壓力持續加大，匯率貶值與股市下跌互相強化，形成了較大的金融風險。本文從人民幣匯率及其波動率兩個方面分析了對 A 股市場的影響，并提出防范和化解股市金融風險的政策建議。
2 文獻綜述
國外文獻關于匯率變動對股市影響起步較早，Dornbusch&Fisher（1980）最早提出流量導向模型，認為匯率變動會引起股市的反向變動。Athanasios Tsagkanos（2013）采用結構參數協整回歸來檢驗長期關系，得出金融危機（2008-2012）期間股票價格與匯率的因果關系在歐盟是長期的，在美國是短期的。Marko Korhonen（2015）利用1973-2011年間16個工業化國家的月度數據，發現有效匯率與國家股票市場指數之間的時間協整關系的證據，并提出協整關系影響匯率暴露。
目前國內學術文獻中關于匯率變動對股市影響的文獻較少，主要從2005年7月21日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后興起。舒家先（2008）采用基于廣義誤差分析（CED）的多因素TGARCH模型，對2005年匯改后人民幣匯率與股市收益的動態關系進行實證分析，認為人民幣匯率對股市收益有顯著的價格擴散效應。張兵（2008）發現匯率和股價之間存在長期均衡的協整關系，匯率對上證指數存在長期影響，短期匯率變化影響股指變動有時滯。李夢弦（2009）認為匯率與上證A股指數、深證A股指數之間具有單向的Granger因果關系，匯率與上證B股指數、深證B股指數之間不存在任何方面的因果關系。李延剛（2013）通過協整檢驗和面板數據回歸，檢驗匯率對股市的影響途徑，結果表明人民幣匯率與股市之間存在著相關關系，流動性與股市之間為正相關關系，匯率對不同行業股指作用方向和影響程度不同。
綜上，對于國家匯率市場與股市之間的聯動性問題，大部分學者都認為存在著一定相關性，對于這種相關性的非對稱性和時變性也達成了共識。但是目前文獻中關于股票波動率對股市影響的研究還比較少，本文對811匯改后匯率及其波動率對股市影響進行實證分析，對于我國金融監管機構防范和化解金融風險具有一定現實意義。
3 人民幣匯率對于A股市場的影響分析
圖中顯示了2014年1月到2018年6月美元兌匯率和上證綜指的走勢?？梢悦黠@看出，以2015年811匯改為界，匯改后匯率與上證綜指的聯動性比匯改前明顯增強，且2017年9月至2018年6月兩者的正相關關系十分明顯，用SPSS軟件對這兩段數據分別做相關性檢驗，結果如表1。
可以看出，人民幣匯率和上證指數顯著相關，但兩者之間的并不存在嚴格的正相關性和負相關性。2017年9月份以來，人民幣匯率貶值與股市下跌之間的相關性跟811匯改后相比有所加強。
4 人民幣匯率波動率對于A股市場的影響分析
為了進一步研究匯率變動對股市影響，我們引入匯率波動率，接下來通過ADF檢驗、協整分析、誤差修正模型和Granger因果檢驗等方法研究匯率波動率與A股股市之間的關系。
4.1 ADF檢驗
本文選取人民幣兌美元匯率和上證綜指分別作為人民幣匯率和A股股市的代理變量，以2015年811匯改至2018年6月30日共703個樣本點作為研究對象。本文變量表示如下：lnE、lnI、分別是人民幣匯率變量（Exchange）和上證指數日收盤價（Index）的自然對數值，Vt是人民幣匯率的波動率（即實際匯率的變化率，計算公式為Vt=| lnE t- lnE t-1|）。數據來自大智慧和國家外匯管理局，數據分析使用Eviews8.0軟件。
本文采用ADF檢驗法來對時間序列數據進行單位根檢驗，檢查其平穩性。原序列以及一階差分的單位根檢驗結果如表2。
序列Vt的ADF值小于相應臨界值，無法拒絕原假設，說明E存在單位根，是趨勢平穩序列；而一階差分序列dVt的ADF值小于相應臨界值，拒絕原假設，那么序列dVt不存在單位根，屬于不含趨勢項和截距項平穩。同理，序列lnI存在單位根，是含截距項平穩，而序列dlnI存在單位根，是不含趨勢項和截距項平穩。由于序列Vt和序列lnI分別是趨勢平穩和含截距項平穩，并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平穩，所以需要對Vt和lnI繼續進行協整檢驗。
4.2 Engle-Grange協整檢驗
經過單位根檢驗，Vt和lnI兩個變量分別是趨勢平穩序列和含截距項平穩序列，屬于同階單整，因此要進行協整檢驗，以防止偽回歸。
下面我們用Eviews中的EG檢驗進行協整檢驗如圖2。
根據EG檢驗t統計量對應的P值進行判斷，給定顯著水平5%，t檢驗對應的P值為0.0174小于5%，拒絕原假設，表明存在協整關系。
4.3 誤差修正模型（ECM）的建立
協整檢驗表明變量Vt和lnI之間存在長期均衡關系。但從短期來看，可能會出現失衡，為了增強模型精度，建立如下的誤差修正模型，用來反映匯率波動率對股市的影響：
其中ecm（-1）是滯后一期的殘差序列。最終得到誤差修正模型的最優估計結果為：
（1）誤差修正系數約為-0.0280，符合反向修正作用，即誤差修正項將以0.0280的調整力度將非均衡狀態拉回到均衡狀態，說明調整速度較慢，短期波動不明顯。
（2）回歸系數為0.2654，說明匯率增長率變動對上證指數變動的短期彈性為0.02654，即1單位的dVt變動將導致0.2654單位的dlnI的同向變動。
4.4 Granger因果檢驗
前文的協整檢驗我們得出匯率波動率與股票市場長期存在均衡關系，下面分析它們之間的因果關系，即相互作用方向。
可以看出， Vt不是lnI的格蘭杰原因的原假設被拒絕，lnI不是Vt的原假設被接受。說明匯率波動率對股市變動的影響是單向的，即股市變動不影響匯率波動率。
5 結論與政策建議
“811匯改”以來，匯率及其波動與股市存在較長時期的均衡關系，匯率對于A股股票的引導作用有所增強。一方面，人民幣匯率與股市相關性有所加強，但兩者之間的并不存在嚴格的正相關性和負相關性。另一方面，匯率波動率與A股市場走勢呈正相關，即匯率波動越強，股市上漲幅度越大，且匯率波動率對股市的影響的單向的。據此，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議：
（1）促進人民幣匯率制度完善。合理而富有彈性的匯率制度保證了貨幣政策的自主性，使匯率圍繞均衡匯率上下浮動，同時可以提高資源的配置效率。
（2）保持適當的資本管制。不斷完善宏觀審慎監管制度，綜合使用多種政策工具。面對美元加息的沖擊，應適當加強對資本流進和流出的掌控，保護金融市場的穩定性。
（3）推進金融供給側改革。從提高金融服務效率出發，進一步拓展外匯衍生品市場，加快金融衍生工具創新。
參考文獻
[1]周亮.人民幣匯率影響因素及“811匯改”影響研究——基于ARMAX-GARCH模型與協整模型的比較[J].天津商業大學學報，2017，37（06）：28-36.
[2]赫鳳杰.人民幣匯率貶值對A股市場的影響機制研究[J].國際經貿探索，2017，33（03）：80-95.
[3]Dornbusch，R.and S. Fisher，1980，Exchange Rates and the Current Account，American Economic Review，70： 960-971.
[4]Athanasios Tsagkanos，Costas Siriopoulos.A long-run relationship between stock price index and exchange rate： A structural nonparametric cointegrating regression approach[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Markets，Institutions & Money，2013，25.
[5]Marko Korhonen.The Relation between National Stock Prices and Effective Exchange Rates： Does It Affect Exchange Rate Exposure？[J].Global Economy Journal，2015，15（2）.
[6]舒家先，謝遠濤.人民幣匯率與股市收益的動態關聯性實證研究[J].技術經濟，2008，（02）：116-119+127.
[7]張兵，封思賢，李心丹，汪慧建.匯率與股價變動關系：基于匯改后數據的實證研究[J].經濟研究，2008，43（09）：70-81+135.
[8]李夢玄.我國外匯市場與股票市場的動態相關性分析[J].財會月刊，2009，（09）：48-50.
[9]李延剛.人民幣匯率波動對中國股市的影響機制研究[J].廣東金融學院學報，2011，26（01）：45-54.
匯率波動影響經濟論文范文第2篇
摘要：【目的】在基于鄉村振興戰略和人民幣匯率貶值波動的背景下，研究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波動對我國農產品進出口的影響，為我國農產品進出口貿易發展提供參考?！痉椒ā窟x取2014年1月—2019年1月人民幣匯率和我國農產品進出口的月度數據，通過構建GARCH（1，1）模型對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波動進行測度，進而基于兩國非完全替代模型構建農產品出口和進口方程，實證分析人民幣匯率波動對我國農產品進出口的影響?！窘Y果】人民幣匯率波動對我國農產品出口和進口均存在顯著正向影響，但出口彈性大于進口彈性，進口存在剛性特征;匯率波動短期對農產品出口和進口均有負向沖擊，但對出口的沖擊小于進口;本國和貿易國的收入和外商投資等因素也是影響農產品進出口貿易的重要因素?！窘ㄗh】我國應穩定匯率，在為農產品貿易提供更穩定外部環境的基礎上，提升農產品貿易企業的抗風險能力，并進一步優化貿易結構，發揮對農產品貿易有利因素的協同效應，實現我國農產品貿易的長足優良發展，為實現鄉村振興尋找正確的發展路徑。
關鍵詞： 人民幣匯率;波動;農產品;進出口貿易;GARCH模型 ;實際有效匯率
Impact of RMB exchange rate fluctuation on China’s agricultural products import and export trade
WANG Yu-ru
（Zhengzhou University of Industrial Technology，Zhengzhou 451150， China）
Key words：RMB exchange rate; fluctuation; agricultural product; import and export; GARCH model; real effective exchange rate
0 引言
【研究意義】我國作為世界上最大的農產品消費和生產國，與國際市場始終保持著緊密聯系。據農業農村部發布的最新數據顯示，2019年1—2月我國農產品進口總額達235.2億美元，同比上升10.2%，已成為世界最大的農產品進口國;出口總額為108億美元，存在貿易逆差。隨著黨的十九大首次提出鄉村振興戰略，以及特色優勢農產品出口提升行動的開展，將促進我國農產品出口增長。國內農產品進一步深度參與國際市場競爭，匯率問題對我國農產品進出口貿易的影響也將進一步加劇。同時，近年來人民幣匯率在國際經濟與政治等方面的影響下，呈現出較強的波動性，特別是受2018年以來中美貿易戰的影響，國際市場對人民幣的預期呈現出兩極分化的態勢，匯率雙向波動進一步加劇，對國內農產品進出口的擾動愈發頻繁，我國農產品對外貿易面臨著更多的外部風險和挑戰。因此，開展人民幣匯率波動對我國農產品進出口影響的研究，對于規避農產品國際貿易風險及推動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具有重要意義?！厩叭搜芯窟M展】人民幣匯率自2005年匯改以來，由固定匯率制度轉向參考一籃子貨幣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此后，人民幣匯率以市場導向為主，開始不斷升值;至2013年人民幣匯率已累積上升約35%。在此背景下，學術界展開了大量研究，盧向前和戴國強（2005）、潘俊美（2008）、張鵬飛（2014）、陳立軒等（2018）認為匯率升值對進出口有顯著影響，二者之間存在長期協整關系，并基于貿易結算方式和計價貨幣、匯率機制改革和匯率避險工具方面提出了相應的政策建議。易行?。?007）、楊凱文和臧日宏（2014）則認為匯率變動并不會對進出口產生顯著影響，其原因在于我國出口的商品較初級，價格彈性較小。目前，關于人民幣匯率波動對農產品進出口影響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對某一種或幾種農產品貿易方面（鄭雨彤，2018），或對某些省份或地區的研究（麻文奇，2010;梁三金等，2018），也有部分文獻從宏觀層面對我國農產品貿易進行研究（吳潔，2017;陳立軒等，2018;鄭燕，2018）。上述研究大多得出人民幣匯率變化對農產品貿易有顯著影響的結論，并基于價格因素及市場結構等方面作了進一步分析，對于人民幣匯率升值背景下的農產品生產和貿易布局有重要意義?！颈狙芯壳腥朦c】以往文獻主要基于人民幣匯率升值背景展開分析，而2014年2月19日人民幣匯率兌美元匯率中間價大跌91個基點后，開始呈現波動態勢，加之當前我國農產品貿易企業普遍規模小、實力弱，抵御匯率風險的能力有限，使得農產品進出口呈現出一些新的特點?！緮M解決的關鍵問題】基于當前匯率貶值的現實背景，采用剔除通貨膨脹因素的實際匯率，對我國農產品進出口影響的新特征進行研究，為匯率調整和農產品貿易發展提供參考依據。
1 數據來源與研究方法
1. 1 研究對象
1. 1. 1 人民幣匯率 匯率是一國貨幣與另一國貨幣的比率或比價，分為名義匯率和實際匯率，二者的區別在于是否考慮國家相對價格的變動，名義匯率不考慮相對價格變動對本國貨幣購買力的影響，不能真實反映兩國貨幣價值;而實際匯率剔除了通貨膨脹的影響，可更準確地反映出一國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Goldstein and Khan，1985）。因此，本研究對人民幣匯率的分析均采用實際有效匯率。計算方式為：
REER=[i=1n[BNERi×（CPId/CPIi）]]wi，[i=1nwi]=1
式中，BEER為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指數，BNERi為本國對國家i的雙邊名義匯率指數，CPId和CPIi分別為本國和國家i的物價指數，n為國家數量，ωi為權重。本研究選取國際清算銀行（BIS）對61個經濟體計算的實際有效匯率指數，若匯率提高，則代表本國貨幣相對價值提升，反之則為本國貨幣貶值。
從圖1可看出，2014年1月—2019年1月期間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整體上呈有升有降的周期性波動特征，其中2014年1月—2014年5月出現較大幅度的貶值，此后至2015年1月持續升值，之后出現小幅交替波動態勢，2016年1月之后又出現較明顯的貶值，隨后呈現小幅波動，至2018年1月和5月出現兩個波峰，此后又呈現小幅波動貶值的態勢。5年間，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總體趨勢較平穩。
1. 1. 2 我國農產品進出口額 從圖2可看出，2014年1月—2019年1月期間我國農產品進口額始終大于進口額，總體上處于貿易逆差狀態，出口和進口呈總體波動上升趨勢。另外，出口和進口呈明顯周期性的同向或反向變化特征。2014年1月—2016年1月，進口和出口額的波動趨勢較一致，表現為同向變化特征;2016年1月之后開始出現逆轉，在2017年1月、2018年2月、2018年11月和2019年1月均出現出口額明顯下跌而進口額顯著增加的反向變化特征;自2018年11月出口出現小波峰，而進口出現較大的波谷，此后又開始出現反向變化趨勢。
1. 2 兩國非完全替代模型
本研究實證分析的依據是Hooper和Kohlhage（1978）、Goldstein和Khan（1985）提出的兩國非完全替代模型。其基本思想是假定世界上只存在兩個國家，兩國經濟交往是基于兩國資源稟賦的差異，一個國家出口本國資源稟賦優勢的產品，進口資源稟賦存在劣勢的產品，另一國家恰好為該國出口產品的進口國和進口產品的出口國;假定本國進口和出口額由貿易國的收入和本國匯率決定，另外該模型假定一國進口或出口都不是該國商品的完全替代品。出口方程和進口方程可表示為：
X=f （yf，e），[?X?yf][?]0，[?X?e]的值不確定;M=f （yd，e），[?M?yd][?]0，[?M?e]的值不確定。式中，X為一國出口額，M為一國進口額，yf為貿易國收入，用以衡量貿易國對本國農產品的需求能力，yd為本國收入，用以衡量本國對外國商品的需求能力，e表示匯率波動。
由于我國一直以來將吸引外商投資作為一項重要政策，《國務院辦公廳關于聚焦企業關切進一步推動優化營商環境政策落實的通知》（國辦發〔2018〕104號）中明確指出，積極鼓勵外商投資更多投向現代農業等領域，進一步推動開放型經濟發展。鑒于此，本研究引入外商投資（FDI）這一變量對以上模型進行擴展，采用自回歸分布滯后（ADL）模型，取對數轉化為線性回歸方程，分別得到出口和進口方程如下：
lnXt=[i=1aαi] lnXt-i+[i=0bβi] lnet-i+[i=0cλi] lnyft-i+
[i=0dτi] lnFDIt-i+εx，t （1）
lnMt=[i=1aαi] lnXt-i+[i=0bβi] lnet-i+[i=0cλi] lnydt-i+
[i=0dτi] lnFDIt-i+εx，t （2）
式中，X表示我國農產品的出口額，M表示進口額，yf表示貿易國的居民總收入，yd表示我國居民總收入，e表示匯率的波動性，FDI為外商投資額，t表示時期，i表示滯后階數。
1. 3 人民幣匯率波動的測度
由于人民幣匯率的波動指數無法直接得到，因此本研究通過構建計量模型對其進行測度。由1.1.1的人民幣實際匯率月度數據的波動情況（圖1）可知，其波動表現為大波動中有小波動，小波動還呈現出連續性等特征，因此，通過自回歸條件異方差（ARCH）模型進行測度：
Yt=βTXt+εt，t=1，2[…]N （3）
εt /ψt-1～N（0，σ[2t-i]）
σ[2t]=α0+[i-1pαi]ε[2t-i]
式中，εt為殘差，ψt-1為t-1時期的信息集，σ[2t]為εt的條件方差，α0>0，αi≥0，t=1，2，i=1，2[…]p。上式表明過去波動的擾動對未來市場波動有減緩的影響，方差大的觀測值聚集在一起，方差小的同樣聚集在一起。GARCH模型具有更優良的估計性質，使得待估計參數減少，對條件異方差的預測會更加準確。GARCH（p，q）模型的一般表達式如下：
σ[2t]=α0+αiε[2t-i]+[…]αqε[2t-q]+γ1σ[2t-i]+[…]γpσ[2t-p] （4）
式中，p為σ2的自回歸階數，q為ε2的滯后階數。ε[2t-q]為ARCH項，σ[2t-p]為GARCH項。
1. 4 變量說明
我國農產品出口額（X）：以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業農村部網站公布的農產品貿易種類計算出口額，以美元計。農產品種類涵蓋谷物（小麥、玉米、大米、大麥、高粱、玉米酒槽和木薯）、棉花、食糖、食用油籽、食用植物油（棕櫚油、菜油、葵花油、紅花油和豆油）、蔬菜、水果、畜產品（豬肉、豬雜碎、牛肉和奶粉）、水產品等。
我國農產品進口額（M）：出口農產品統計數據中對應種類的進口額，以美元計。
人民幣匯率波動：采用國際清算銀行（BIS）公布的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并由GARCH模型測得。
我國收入（yf）：以我國GDP作為代理變量。由于GDP缺乏月度數據，采用工業增加值作為代理變量。
貿易國收入（yd）：選取與我國農產品貿易量較大的美國和日本兩國的GDP之和作為代理變量。
外商投資（FDI）：采用我國實際利用外商投資額作為代理變量。
1. 5 數據來源
本研究數據主要來源于中華人民共和國商務部、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業農村部及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經濟貿易司、國際清算銀行、世界銀行等的官方網站。
2 實證分析
2. 1 人民幣匯率波動的估計
由于本研究采用的是時間序列數據，為避免單位根存在造成的偽回歸，首先應對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的時間序列數據進行ADF單位根檢驗，以確定其是否平穩，檢驗結果見表1。對2014年1月—2019年1月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月度數據的ADF單位根檢驗結果表明，該時間序列在1%水平上顯著，拒絕了數據不平穩的原假設，說明該時間序列數據平穩。
判斷擾動項是否存在條件異方差，若存在，則可使用ARCH或GARCH模型進行估計，反之亦然。本研究采用ARCH-LM檢驗，該檢驗原假設為殘差序列中直至p階都不存在ARCH效應。由于篇幅限制，只列出4階的檢驗結果，據表2的檢驗結果顯示，直至4階的P在1%水平上均顯著，拒絕不存在ARCH效應的原假設，表明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月度值存在條件異方差，可使用ARCH或GARCH模型對人民幣匯率波動進行估計。
為確定均值方程的階數，本研究采用信息準則進行判定，結果見表3。由表3中的檢驗結果中可看出，大多數準則選擇AR（2）模型。
由于本研究選擇階數為2，在ARCH（p）模型中，如果p很大，則需要估計很多參數，會損失樣本容量，因此以AR（2）作為均值方程，直接構建GARCH（1，1）模型：
[（5）][rt=θrt-2+εt
σ[2t]=α0+α1ε[2t-1]+βσ[2t-1]]
其中，θ、α0、α1、β均為待估參數，經估計得到的各參數結果見表4。
根據表4對GARCH（1，1）模型的估計結果可得到以下方程：
[ t=05851rt-2+εt
σ[2t]=1.4939+0.6686ε[2t-1]+0.3342σ[2t-1]
] [（6）]
由方程（6）得到的條件方差序列即為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的波動序列。
2. 2 人民幣匯率波動對我國農產品出口和進口的影響
基于前文中對人民幣匯率波動的實證分析，可對出口方程（1）和進口方程（2）中變量間的協整關系進行驗證。首先需對出口和進口方程中的各變量進行平穩性檢驗，本部分依然采用ADF單位根檢驗，結果如表5所示，各變量的平穩性檢驗結果表明，所有序列在一階差分后均為平穩序列。由于所有變序列均為一階單整序列，接下來通過協整性檢驗以確定各變量間是否存在長期的穩定關系。
經協整檢驗，各變量間存在協整關系，得到匯率波動對我國農產品出口和進口影響的回歸方程如下：
出口方程的估計。采用OLS方法測算出口方程的長期協整關系得到：
lnXt=0.0255lne+0.1383lnyf+0.0030lnFDI （7）
（2.51） （3.31） （3.26）
R2=0.56，adjR2=0.47，DW=1.46
方程（7）中的結果表明，人民幣匯率波動、貿易國收入、外商投資與我國農產品出口額間存在長期協整關系，農產品出口受到人民幣匯率波動的影響，系數為正值且顯著，即匯率波動性每增加1%，出口額增加0.0255%。
進口方程的估計：
lnMt=0.00161lne+0.2322lnyd+0.0034lnFDI （8）
（1.72） （3.80） （2.44）
R2=0.62，adjR2=0.51，DW=1.05
方程（8）的結果表明，與出口方程類似，人民幣匯率波動、本國居民收入、外商投資與我國農產品進口額間同樣存在長期協整關系，人民幣匯率波動對農產品進口存在正向影響，即匯率波動性每增加1%，出口額增加0.0016%，與出口彈性系數相比，進口彈性系數較小，說明人民幣匯率波動對出口的影響大于對進口的影響。
由以上實證得出的人民幣匯率波動對我國農產品出口和進口影響存在長期的協整關系，據此可建立誤差修正模型（ARDL），采用滯后2階，以考察匯率波動對出口和進口的短期沖擊。經估計得到：
出口方程為：
△lnEXt=0.3246+0.1501△lne-0.0109ECMt-2 （9）
（4.73） （3.61） （-2.00）
從出口的短期影響來看，誤差修正項系數為負值且顯著，表明我國農產品出口在短期內受到滯后2期的負向影響，即人民幣匯率波動在短期內對農產品出口造成負向沖擊。
進口方程為：
△lnEXt=0.1088+0.0022△lne-0.0311ECMt-2 （10）
（4.63） （5.11） （-2.93）
從進口方程的短期影響來看，誤差修正項與出口方程一致，也為負向影響且顯著，說明農產品進口同樣受到人民幣匯率波動的負向沖擊。
綜上所述，本研究在2014年人民幣匯率開始出現貶值的背景下，構建了人民幣匯率波動對農產品影響的出口和進口方程，實證分析結果表明：人民幣匯率波動對我國農產品出口和進口均存在顯著的正向影響，但對出口的影響大于進口，且對進口的影響較小;人民幣匯率波動在短期內對農產品出口和進口均有負向沖擊，但對出口的沖擊效應小于對進口，有利于增加農產品貿易的順差;本國和貿易國的收入和外商投資等因素也是影響農產品進出口的重要因素。
3 討論
本研究基于當前鄉村振興戰略和人民幣匯率貶值波動的背景，對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的波動影響我國農產品進出口展開了實證研究，發現二者存在長期協整關系。人民幣匯率波動對農產品出口產生了正向影響，符合國家貿易的傳統觀點;但人民幣匯率波動對農產品進口同樣產生正向影響;同時，對出口的影響大于對進口，且農產品的出口和進口均受到人民幣匯率波動的短期負向沖擊。
由于本研究是基于2014年后人民幣匯率貶值呈現略有波動趨勢的背景下進行分析，一方面說明匯率的小幅貶值使得農產品出口價格相對降低，促使我國農產品出口額增加，從統計數據來看，2019年1月的農產品出口額與2014年2月相比累計增加約2倍，增長幅度較大;另一方面，在我國金融市場發展水平不斷提升和金融避險工具不斷完善下，農產品出口企業的避險意識和手段不斷提高，出口企業的抗風險能力有一定程度的提升。
另外，從估計出口方程中可看出，貿易國收入對農產品出口有顯著的正向影響，這與美國、日本等主要貿易國的經濟運行態勢較良好有關，為我國農產品出口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經濟環境;外商投資對農產品出口也起到正向影響，說明雖然外商投資對農產品出口起促進作用，但其效應還有待進一步發揮，印證了當前我國進一步引導外商投資在現代農業、高附加值農產品領域政策的合理性。
本研究中進口方程的結果與傳統國際貿易理論中認為匯率貶值減少進口的觀點存在差異。究其原因：首先，雖然人民幣匯率呈現出小幅貶值波動趨勢，導致進口農產品的企業匯兌成本增加，但我國耕地資源緊張，農業規?；潭绕?，機械化程度不高，種植成本較高，加之龐大的人口基數，對農產品需求量大，一些種類農產品例如大豆、油籽等需要依靠進口，具有一定剛性，因此對進口的影響非常有限。其次，隨著我國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對進口農產品的需求引致進口消費增加，也促進了農產品的進口。第三，中美貿易戰是農產品進口量增加的另一個重要影響因素。從進口方程中還可看出，我國居民收入對農產品出口起到積極的促進作用，也進一步印證了我國居民消費水平提高導致對進口農產品需求增加這一因素，外商投資對農產品進口的影響較小。
通過出口和進口方程的長期協整結果和誤差修正模型結果的對比發現，長期來看，人民幣匯率波動的出口彈性大于進口彈性，說明出口對匯率波動的敏感性比進口高。出口彈性大體上表現為我國農產品出口市場集中度較高，不利于分散風險，據我國商務部發布的數據顯示，2017年我國在亞洲國家的出口份額占總額的64.53%，主要的貿易國為日本和韓國等。另外，出口產品多以初級農產品為主，深加工程度和產品附加值較低，產品競爭力不強，匯率一旦出現較大幅度的波動，則會對出口造成較大的沖擊?？梢?，我國農產品出口抵御風險的能力還較弱。進口彈性小、具有剛性說明我國部分種類農產品對國外依賴性強，當匯率貶值幅度較大時，農產品進口成本將增加，使原本實力較弱的農產品企業負擔加劇，而是不利于我國農產品貿易健康發展的因素。從匯率的短期沖擊來看，對出口的負向沖擊效應小于對進口的沖擊效應，表明人民幣匯率波動在短期內有利于增加農產品貿易的順差。
4 建議
4. 1 穩定匯率，為農產品貿易提供更穩定的外部環境
本研究結果表明，人民幣匯率波動不僅對我國農產品進出口有長期影響，還存在短期沖擊。因此，政府應把握好人民幣匯率的變化方向和幅度，有針對性地實施微調，防止匯率波動幅度過大給農產品交易帶來較大風險，通過利率和其他調控政策，規避風險，進一步為農產品貿易提供良好的外部環境。
4. 2 提升農產品貿易企業的抗風險能力
當前我國農產品出口企業的規模和實力還有待提高，雖然抗風險能力較以前得到了提升，但總體上較弱。因此，面對復雜的國際市場，除了提升自身產品質量和增強產品特色外，還應增強自身的抗風險能力，例如開拓多元化市場，防止市場過于單一造成的風險集中;通過農產品期貨交易實現風險對沖，進一步降低匯率風險;還可通過購買保險降低貿易風險。
4. 3 進一步優化貿易結構，發揮有利因素的影響
本研究證實，外商投資和居民收入等因素均對農產品貿易有重要影響。因此，需要在農產品貿易中打出“組合拳”。一方面通過實施更加有力、有效的外資吸引政策，積極改善外商投資環境，放寬市場準入，加強對知識產權的保護，進一步拓展外資在農產品領域與我國合作的深度和廣度;另一方面，有針對性地加大對國內農產品企業的扶持力度，特別是加快推動優勢農產品企業對外貿易轉型升級，鼓勵其主動參與到國際市場競爭中來，在國際化競爭中不斷提高品牌影響力和產品品質。發揮對農產品貿易有利因素的協同效應，并進一步優化貿易結構，實現我國農產品貿易的長足優良發展，為實現鄉村振興尋找正確的發展路徑。
參考文獻：
陳立軒，韓曉婧，姚瑤，海新權. 2018. 人民幣升值趨勢下的農業經濟效應分析[J]. 當代經濟，（9）： 28-31. [Chen L X，Han X J，Yao Y，Hai X Q. 2018. Analysis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 effects under the trend of RMB appreciation[J]. Contemporary Economics，（9）： 28-31.]
梁三金，余雷，方玲. 2018. 人民幣匯率變動對安徽主要農產品出口貿易結構影響實證分析[J]. 蚌埠學院學報，7（3）： 58-63. [Liang S J，Yu L，Fang L. 2018. Empirical analysis of RMB exchange rate change on export structure major agricultural products in Anhui[J]. Journal of Bengbu University，7（3）： 58-63.]
盧向前，戴國強. 2005. 人民幣實際匯率波動對我國進出口的影響：1994—2003[J]. 經濟研究，（5）： 31-39. [Lu X Q，Dai G Q. 2005. The influence of fluctuation of real RMB exchange rate to China’s import and export： 1994-2003[J]. Economic Research，（5）： 31-39.]
麻文奇. 2010. 匯率制度改革對我國進出口影響的實證分析[J]. 金融發展評論，（7）： 150-158. [Ma W Q. 2010.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impact of exchange rate system reform on China’s import and export[J]. Financial Deve-lopment Review，（7）： 150-158.]
潘俊美. 2008. 關于人民幣匯率變動對我國貿易收支影響的分析[J]. 中國集體經濟，（6）： 75-76. [Pan J M. 2008. Analysis of the impact of RMB exchange rate changes on China’s trade balance[J]. China Collective Economy，（6）： 75-76.]
吳潔. 2017. 人民幣匯率、產品質量與農產品出口貿易分析[J]. 世界農業，（8）： 152-157. [Wu J. 2017. Analysis of RMB exchange rate，product quality and agricultural product export trade[J]. World Agriculture，（8）： 152-157.]
楊凱文，臧日宏. 2014. 人民幣匯率變動對我國國際貿易影響的VAR模型實證分析[J].金融理論與實踐，（12）： 20-25. [Yang K W，Zang R H. 2014.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VAR model of the impact of RMB exchange rate changes on China’s international trade[J]. Financial Theo-ry and Practice，（12）： 20-25.]
易行健. 2007. 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波動對外匯儲備影響的實證研究：1996—2004[J]. 數量經濟技術經濟研究，（2）： 3-10. [Yi X J. 2007. A positive study on the effect of RMB real effective exchange rate on the international reserve： 1996-2004[J]. The Journal of Quantitative & Technical Economics，（2）： 3-10.]
張鵬飛. 2014. 金融危機背景下人民幣升值對我國進出口貿易的影響[J]. 中國管理信息化，17（15）： 85-87. [Zhang P F. 2014. The impact of RMB appreciation on China’s import and export trad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financial crisis[J]. China Management Informationization，17（15）： 85-87.]
鄭燕. 2018. 人民幣匯率對中國農產品進出口價格動態傳遞效應研究——基于TVP-VAR模型[J]. 國際商務（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學報），（1）： 23-37. [Zheng Y. 2018. Research on the dynamic transmission effect of RMB exchange rate on China’s agricultural products import and export price—Based on TVP-VAR model[J]. International Business（Journal of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conomics），（1）： 23-37.]
鄭雨彤. 2018. 人民幣匯率變動對中國大豆進口貿易的影響研究[J]. 時代經貿，（25）： 30-31. [Zheng Y T. 2018. Research on the impact of RMB exchange rate changes on China’s soybean import trade[J]. Economic and Trade Update，（25）： 30-31.]
Goldstein M，Khan M S. 1985. Chapter 20 Income and price effects in foreign trade[M]//Jones R W，Kenen P B. 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Volume 2：1041-1105.
Hooper P，Kohlhagen S W. 1978. The effect of exchange rate uncertainty on the prices and volume of international trade[M].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8（4）：483-511.
（責任編輯 鄧慧靈）
匯率波動影響經濟論文范文第3篇
摘要:關于匯率變動對國際收支的影響,一般理論認為,一國貨幣的貶值或升值會引起進出口商品價格的變化,進而引起進出口商品數量的變化,最終導致貿易收支余額的變化。匯率變動對貿易余額的影響程度,取決于匯率變動的價格傳導程度和反映價格與數量關系的進出口供需彈性的大小。本文對相關文獻進行了較為完整的綜述,以期實現對匯率變動貿易效應問題的充分認識,為研究我國當前人民幣匯率變化對貿易余額的影響提供較為全面的參考。
關鍵詞:匯率變動;價格傳導;ML條件;貿易時滯
一、引言
基于自2005年7月21日人民幣升值以來持續至今的升值趨勢與匯改以來至2008年6月期間我國對外貿易余額持續增長的現實,有必要從理論與實證兩方面對該現象予分析和解釋。對人民幣升值的貿易效應進行研究,將有助于政府當局在安排我國未來匯率制度時對對外貿易問題予以恰當的考慮。本文的目的在于對國內外文獻進行較為完整述評的基礎上,以期為全面的分析和理解匯率變動的貿易效應提供有益的框架。
匯率變動對貿易余額的影響總的來說可以分為兩個環節:一是匯率變動對一國價格的影響;二是價格變化如何影響貿易數量從而最終影響到貿易余額。與之相對應,對匯率變動貿易效應的研究內容也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面:一是對匯率變動的價格傳導問題進行研究;二是對價格數量之間的彈性關系進行分析。另外,對應于開放條件下宏觀經濟學的發展以及國際經濟現實的不斷變化,對匯率變動貿易效應問題的研究也呈現出兩階段特征。起初,由于傳統開放經濟的宏觀經濟學中都假定完全競爭市場,匯率變動對價格的傳導完全,故長期以來人們分析匯率變動的貿易效應時一直關注第二個問題—貿易品價格與數量的彈性關系。隨著新開放宏觀經濟學的發展,研究者們更多地把興趣集中到了價格數量分析之前的環節—匯率變動對價格傳導問題的研究上。
有關匯率變動貿易效應的理論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從微觀價格機制出發,運用彈性分析法通過討論匯率變動對進出口數量和相對價格的影響來分析其對貿易余額的直接影響;二是從宏觀框架出發,運用吸收分析法通過考慮匯率變動對國民收入的影響來進一步分析其對貿易余額的間接影響;三是圍繞匯率變動的價格傳導問題展開的研究,主要是探討匯率變動對價格傳導不完全的原因以及傳導不完全的貿易與福利結果;四是從匯率變動對貿易余額影響的時滯問題出發,考慮不同時期內匯率變動貿易余額效應的動態變化。實證方面,國內外學者就匯率傳導程度問題以及以彈性分析為基礎的ML條件問題進行了大量的經驗研究,本文將一并予以綜述。
二、匯率變動的貿易余額效應理論研究
(一)彈性分析法——貿易余額效應的微觀分析
在有關貿易余額受匯率影響的理論分析中,最早出現的是由Marshall(1923)、Lerner(1944)和Robinson(1937)等人于20世紀30、40年代提出來的彈性分析法。[1]該方法通過對貿易方程式T=X-M的分析,認為匯率貶值可以影響一國出口產品的相對價格,本幣貶值將使出口商品的相對價格下降,而進口商品的相對價格提高,從而使出口量增加、進口量減少。由于貿易余額的大小由進出口商品價格和數量兩因素共同決定,因此在確定貶值對貿易余額的影響時必須同時考慮進出口數量和相對價格這兩者變化的共同結果?；诖?該方法引入了反映商品數量變動與價格變動關系的價格彈性概念,并得出只有當出口商品的需求價格彈性與進口商品的需求價格彈性之和大于1時本幣貶值才能改善貿易收支的結論,該結論被稱之為“馬歇爾-勒納條件(ML條件)”。
另外,Bikerdicke(1920)、Robinson(1937)和Metzler(1948)認為,本幣貶值能否改善貿易收支以及能在多大程度上改善貿易收支,不僅取決于進出口商品的需求價格彈性,還取決于進出口商品的供給價格彈性。[2]只有當進口供給彈性和出口供給彈性都趨向于無窮大時,畢克迪克-羅賓遜-梅茨勒條件(Bikerdicke-Robinson-Metzler condition)才與ML條件相一致。但事實上,進出口供給彈性無窮大是不符合經濟現實的。比如初級產品受到自然條件和資源儲備的限制就不能保證其供給隨價格的上漲而大量增加。另外,其他產品的供給也可能由于生產國在資金、能源、技術等生產要素以及基礎設施等公共服務方面的限制而不能在短期內實現生產規模的快速增長,這一點在發展中國家尤其如此。
(二)吸收分析法——貿易余額效應的宏觀分析
彈性分析法對貿易方程式T=X-M的分析是建立在國民收入保持不變的假定之上的,沒有考慮宏觀經濟的均衡問題。如果考慮商品市場均衡時貿易余額等于窖藏(窖藏等于國民收入Y與國內吸收A之間的差額)這一條件(即T=Y-A),則本幣貶值是否改善貿易余額就要看貶值之后窖藏數額是否提高。也就是說,即使一國經濟滿足ML條件,貶值帶來的貿易余額改善還只是自主性貿易余額的改善,當自主性貿易余額改善帶來國民收入的增長后,還需要比較國民收入的增長與因此而帶來的國內吸收的增長之間的大小,并依此而最終確定窖藏或均衡時的貿易余額。這構成了“吸收分析法”的基本內容。吸收分析法考慮了在國民收入變動后貶值對貿易余額更為復雜的影響,并得出貶值可以改善貿易余額的條件是:在貶值可以改善自主性貿易余額(即滿足ML條件)時,還要求由此而引起的國民收入的增加超過國內吸收的增加幅度,也即要求邊際吸收傾向小于1。
貶值會因為改善自主性貿易余額進而增加國民收入,國民收入又導致國內吸收的增加。但事實上,貶值也可能通過其他途徑直接影響國內吸收,比如匯率貶值將產生現金余額效應影響國內吸收。本幣貶值,則外國商品的相對價格提高,因為需要消費一部分進口商品,故本國居民原有收入的實際購買力水平下降,從而總消費減少;為了維持原有的生活標準,人們將不得不在收入不變的情況下增加其支出,從而增加自主性吸收支出。這一效應稱之為“勞爾森-梅茨勒效應(Lausen-Metzler effect)”?？紤]了貶值對自主吸收的影響后,貶值的貿易余額效應就變得更加復雜和不確定。
從以上分析可知,貶值既會直接影響貿易余額,也會通過貿易余額變動引起收入與吸收的變動,從而對原有的貿易余額產生進一步的影響。因此,在分析中,必須將對貿易余額的直接影響以及對收入與吸收的影響結合起來,才能全面分析貶值對貿易余額的影響。
(三)匯率變動貿易余額效應中的匯率傳導分析
吸收分析法與彈性分析法雖然從分析的宏微觀機制上截然不同,以至于長期以來這兩種分析方法一直被認為是相對立的。但實際上,吸收分析法的分析起點仍然來自于彈性分析框架中的ML條件,即以自主性貿易余額得以改善為分析前提。同時,由于傳統彈性分析都是以匯率對價格的完全傳導為前提,因此,這兩種方法都不能完整地解釋匯率對價格不完全傳導條件下匯率變動對貿易余額的影響。20世紀80年代,美國出現大量貿易逆差,人們認為需要通過美元貶值來增加凈出口以減少貿易逆差。1985年以后,美元開始不斷貶值,但貿易逆差卻不斷增加,這一現象與傳統彈性分析法的理論背道而馳。于是,研究者們開始探究各種不同原因,其中許多研究者就從匯率變動對進出口價格的傳導問題入手,來解釋匯率變動對貿易收支影響的弱化問題。
匯率的價格傳導效應(pass-through effect)是指匯率的波動在多大程度上被傳遞到價格上。關于匯率價格傳導的絕大多數的研究都集中在對匯率價格傳導的不完全問題上,這些研究從多方面分析導致匯率對價格不完全傳導的原因以及考慮各種不同因素條件下匯率對價格的傳導程度。
匯率傳導研究的基本思想是假定廠商只關心以本幣表示的收益,因此匯率的波動就帶來了是由出口國還是由進口國來承擔相應價格調整成本的問題。最早關于匯率變動的價格不完全傳導理論研究可追溯到Krugman(1987)和Dornbush(1987),文章建立了一個寡頭市場模型考察了匯率變動對進口價格的傳遞作用。在該模型中,廠商隨匯率變動不斷地調整價格,并且由于不完全競爭的存在,匯率的價格傳導效應呈現不完全特征。[3]之后,有關匯率變動對價格不完全傳導的分析主要集中在市場的不完全競爭與市場分割、不對稱信息、沉淀成本、商品定價貨幣的選擇(Obstfeld and Rogoff,1995;Devereux and Engel,2003)與粘性價格(Taylor,2000)等原因的討論上。[4]Hooper and Mann(1987)的研究指出,傳遞程度與利潤加成和生產成本的匯率彈性成反比關系。[5]Dornbush(1987)和Krugman(1987)將匯率變化引起的國際市場價格歧視定義為因市定價(pricing to market),認為相互分割的目標市場允許廠商通過改變價格加成而使得產品價格保持穩定,以達到穩定國外市場份額的目的,從廠商的市場決策角度對匯率的不完全傳導給出了合理的解釋。Baldwin、Krugman(1989)研究了出口商的沉淀成本對加成調整的影響。另外,匯率變動的幅度也會對匯率的價格傳導程度產生影響。[6]
由于匯率變動對價格的不完全傳導極大的削弱了傳統理論中匯率變動對貿易余額的影響程度,這就要求我們在分析匯率變動對貿易余額的影響時第一步必須要考慮匯率的價格傳導程度問題。
(四)匯率變動貿易余額效應中的時滯問題
對有關匯率變動對貿易余額影響的時滯問題的研究中指出,匯率貶值有利于一國貿易收支的改善,但需要經歷較長的時滯,且短期內甚至可能導致貿易收支狀況的惡化。這是因為,在進出口廠商未被預期到的匯率貶值發生之前進行價格設定的條件下,在貶值發生后的一段時期內,貶值前已簽訂的貿易協議仍將按原來的數量和價格執行,從而進出口數量不變,但以本幣定價的出口其外幣收入減少,而以外幣定價的進口其本幣支出增加,這兩方面都將使得貿易余額趨向惡化。另外,即使對于貶值后簽訂的貿易協議而言,出口的增長短期內也要受國內供給在資源調整方面的時間和其他條件的約束,同時進口方面卻很有可能由于進口商對未來匯率的進一步貶值預期而加速訂貨,導致進口短期迅速增加,從而最終導致貿易余額的進一步惡化。只有當出口供給和進口需求對匯率貶值作出了相應的調整之后,貿易余額才可能開始得到改善。整個調整過程可以用J形曲線來予以描述,有關貶值對貿易余額的時滯效應也通常因此而被稱為“J曲線效應”。
Magee(1973)對J曲線效應的形成給出了合理的理論解釋,他認為一國貨幣貶值的貿易效應將經歷三個階段:合約貨幣階段(Currency-Contract Period)、匯率傳導階段(Pass-Through Period)和數量調整階段(Quantity Adjustment Period)。[7]在不同階段,制約貿易收支的因素存在明顯的差異。在合約貨幣階段,合同標明的價格和數量都不會因貶值而改變,這是因為,短期內匯率變化雖然發生了,但匯率變化前簽訂的合同仍需按原有合同予以執行,從而使得原有貿易逆差進一步擴大;在匯率傳導階段,匯率變化后簽訂的合同將會依據匯率的變化而調整其合同價格,但進出口數量由于進出口的供求粘性而暫時保持不變,該階段貿易收支的結果取決于匯率對價格的傳導程度以及貿易合同定價貨幣的選擇;在數量調整階段,進出口數量和價格都將因貶值而發生調整,這時如果馬歇爾-勒拉條件滿足,則貶值改善貿易收支的結果才得以實現。
但傳統的J曲線效應理論并不能完整地說明所有匯率變動的時滯問題,后來的研究者們從三個方面對J曲線效應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首先,J曲線效應需滿足馬歇爾-勒拉條件,如果該條件不滿足,或者貶值后國內物價的上漲趕上甚至超過本幣貶值程度,則貿易收支非但不能改善,反而可能進一步惡化,貶值出現負的貿易收支效應。Meade(1998)就曾指出只有匯率浮動機制靈活且經濟開放度較高的國家其匯率變動的J曲線效應才比較明顯。
其次,Hodwood(1996)認為如果考慮回歸預期,那么即使馬歇爾-勒拉條件滿足,本幣貶值也不一定能帶來J 曲線效應,貶值還可能產生W曲線效應。這是因為貶值初期的貿易收支惡化或其他原因可能導致另一次的貨幣貶值,當發生連續貨幣貶值時,該經濟體的貿易收支可能長期地在逆水平上徘徊,從而產生W曲線效應。
第三,因為J曲線效應理論是建立在匯率與進出口之間存在一個穩定關系的前提之上的,而匯率與進出口之間穩定關系的存在只發生在某一特定的匯率變動區間之內,若匯率變動超出某一匯率區間,則匯率與進出口之間的原有關系也將發生變化。在這一分析中,匯率波動性或波動幅度問題顯得尤為重要。Baldwin, Krugman(1989)運用“沉淀成本模型”解釋了在一個不穩定的環境中,廠商不愿意主動對匯率作出反應,而當廠商作出最終反應后,又很難促使他們再次改變決策,從而出現貿易決策中的滯后問題。也就是說滯后的原因來源自于國際貿易中的沉淀成本和匯率易變性。在滯后存在的條件下,即使恢復原有的匯率水平或是環境,也不足以恢復原有的結果。這意味著貿易方程同宏觀經濟的許多其他方面一樣,都面臨盧卡斯批判,當環境發生改變時,決定貿易的因素和結果之間的原有關系也隨之改變。
基于以上分析,我們在考察匯率變動對貿易余額影響的時滯問題時,不僅要考慮其價格和數量的時滯特征,而且還需考慮在不同匯率變動幅度下匯率與貿易關系變化的可能性。
三、匯率變動貿易余額效應的實證分析
(一)關于“彈性悲觀主義”的論爭
關于彈性分析法的實證研究重點在于考慮國際貿易在多大程度上對相對價格的變化做出反應,具體說就是貶值能否改善國際貿易收支,也即ML條件是否成立。有研究結論顯示,由于進出口需求的價格彈性極低,不能滿足馬歇爾-勒納條件,一國匯率貶值不能有效地改善貿易收支(Metzler,1948),從而一度出現了彈性悲觀論。但Magee(1973)的研究指出,價格彈性并沒有明確到可以確定在“彈性悲觀主義”論爭中的任何一方。諸多實證結論表明, ML條件并不一定成立,盡管這個假定非常重要且在理論上正確與否還不明確,但很少有關于匯率變動影響國際貿易的實證證據(Boyd, 2001)。
Rose and Yellen(1989)使用回歸分析方法對美國和其他G7國家1960年后雙邊貿易季度數據進行了檢驗,得出了不能拒絕真實匯率和其滯后項不是美國與其他G7國家之間雙向貿易的顯著決定因素的假設。[8]Marquez(1990)運用帶狀譜(band spectrum)分析法估計了雙邊貿易彈性,并將其加總得出多邊彈性,最后得出的結論是混合性的,從該分析中得到的證據很難支持ML條件。進入20世紀90年代后計量經濟學的快速發展表明先前研究得到的證據可能是不可靠的,因為數據的“非平穩性”問題沒有得到恰當的處理。
接下來的研究基本上都是使用協整的方法來估計長期的貿易彈性,但其結論仍然是混合性的。大部分研究傾向于認為ML條件成立,如Bahmani-Oskooee(1998),Bahmani-Oskooee and Niroomand(1998)。但也有部分研究認為ML條件不成立,或者不能確定是否成立。如Rose(1991)對美、英、加、德、日等國1974-1986年的數據檢驗表明,上述國家的進出口與實際匯率及國內外產出(工業增加值代替)之間均不存在協整關系,ML條件不成立。Boyd(2001)等的檢驗結果表明,從長期來看,在美、英、加、德、日、法、意、荷8個發達國家中有5個ML條件成立,他們在運用混合性證據的基礎上得出結論認為,總的來看實際匯率對進出口的影響還是顯著的。[9]
(二)關于匯率變動價格傳導程度的經驗估計
關于匯率傳導問題的理論研究主要集中于對匯率不完全傳導的原因進行探討,Krugman和Dornbush(1987)、Feldstein(1992)、Obstfeld and Rogoff(1995,1998)等人的研究指出,某種商品在不同地域或國別市場上將因產業組織結構、產品差異與市場分割、價格歧視、定價貨幣的選擇、跨國公司內部貿易、沉淀成本等原因導致匯率傳導程度的不完全。
而關于匯率傳導問題的實證研究則主要集中于兩個方面:一是匯率傳導不完全所導致的經濟影響(Saiki,Ayako,2004; Gagnon,Joseph,Jane Ihrig,2004),這類研究對一國貨幣政策的實行和宏觀經濟的穩定以及沖擊的國際傳遞和緩解國際收支不平衡等問題的探討都具有廣泛的意義;二是匯率傳導不完全程度及其動態變化的經驗估計。諸多實證分析的結果都顯示,匯率波動對進口價格的傳遞并不完全,且匯率對進口價格的長期傳遞程度要高于短期傳遞程度,也即匯率波動對價格傳導的過程中存在時滯。如Goldberg and Knetter(1997)的實證分析得出匯率貶值對OECD國家工業制成品進口價格的傳遞系數約為0.5。Campa and Goldberg(2002)采用1975-1999年的季度數據對經合組織(OECD)25國的匯率傳遞系數進行了估計,其結論認為經合組織(OECD)25國平均短期匯率傳遞系數為0.61,長期匯率傳遞系數為0.77。
另外,匯率對進口價格的傳遞程度在不同地區或不同商品間皆有不同,且匯率傳遞本身在長期內呈現動態波動。如Piriya Pholphirul(2003)對泰國九種主要商品的匯率傳遞進行實證研究,發現這些商品的匯率傳遞系數很低,匯率傳導程度最低的是動植物油脂類商品,為0.104;最高的是機械類商品,為0.527。同時,還指出自泰國1997年金融危機后,泰銖匯率波動性增強且變化趨勢難以預測,從而使匯率波動對進口價格傳導的程度出現下降趨勢。Taylor(2002), Goldfajn and Werlang(2000)也得出了在許多國家匯率傳導皆呈現下降趨勢的結論。這些都進一步驗證了在匯率價格傳導的不完全且傳導程度逐漸降低的條件下,傳統意義上的匯率變化對貿易收支的調整作用將越來越小。
總的來說,匯率變動對一國價格的傳導,基本呈現以下特征:一是從傳導總水平來看傳導具有顯著的不完全性;二是從傳導環節及程度上來看,匯率變動首先影響到一國進口商品的價格,其次是生產價格指數和出口廠商的出廠價格指數,最后才是消費價格指數以及出口價格,且傳導程度也依照該順序逐漸減弱;三是從對各種價格傳導的時間上來看,長期內價格傳導程度要略高于短期價格傳導,也即匯率變動對價格傳導的過程中存在時滯。
四、結論及對我國的重要啟示
(一)結論
從整體上來看,匯率變動的貿易效應理論研究基本上是在新開放經濟的宏觀經濟學框架中演變和發展。匯率變動的貿易效應理論主要是對新開放宏觀經濟學框架中所強調的關于不完全競爭市場、時間偏好和風險規避、理性預期等普遍理論和方法在該問題上的具體應用。但由于每個國家和地區處于不同的經濟發展環境,所面臨的經濟現實也有很大不同,因此對每一普遍理論的具體應用都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只能解釋某一經濟體在某一具體經濟環境下甚至是面對某一具體沖擊條件下的經濟現象,很難運用普遍理論在現實經濟中得出一般性的分析結果。
同樣,從實證研究的發展來看,計量分析方法是研究該問題的主要實證研究方法。在具體方法的選取上,20世紀90年代前大多采用簡單的最小二乘法進行估計,20世紀90年代后由于計量經濟學本身的發展而普遍采用協整分析方法,有效地解決了對不平穩樣本的處理問題,同時也通過誤差修正模型實現了對匯率變動與貿易收支之間的長期與短期關系的估計。近期開始有學者試圖采用數值模擬(simulation)的方法來分析不同幅度的匯率變動對貿易余額的影響(Li Wang and John Whalley, 2007)。在分析樣本的選取上有兩種:一是選用總量數據進行實證分析;二是分行業或產品類型使用雙邊季度數據甚至月度數據進行分析,用以討論匯率變動對貿易影響的長短期不同效果。
(二)對我國的重要啟示
在對人民幣匯率變動的貿易余額效應進行理論分析和實證檢驗時,應當充分考慮我國經濟的實際情況。
第一,就匯率變化的價格傳導來看,存在多方面的原因使得我國人民幣匯率變化的價格傳導模式與主流分析中匯率-價格傳導模式相去甚遠。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一是加工貿易占比較大。長期以來我國加工貿易占進出口總額之比一直大于一般貿易占進出口總額之比,直到2008年這一局面才得以調整,加工貿易占比首次低于一般貿易,即使如此,截至2008年10月,加工貿易在總貿易中的占比仍高達47.5%。由于加工貿易“兩頭在外”的性質,出口產品成本中包含了大量的進口成分,出口價格受匯率變化的影響將因為進口已受匯率影響而被削弱,這與傳統匯率-價格傳導理論研究的一般貿易假設相違背。因此大規模的加工貿易勢必降低人民幣匯率變化對出口價格總水平的傳導程度,人民幣升值對出口價格的推高作用并不顯著。
二是進口替代程度低。我國總進口中占比最大的是源自發達國家的機械及運輸設備類產品的進口,國內同類競爭產品的競爭能力弱,加上我國國內投資需求旺盛,這導致我國進口需求彈性小,在國際市場上進口的議價能力弱,這使得人民幣升值對進口價格的降低作用受到局限。
三是在出口市場上,結算貨幣的選擇和“因市定價(pricing to market)”使人民幣匯率變化所導致的出口價格變化面臨不確定性。人民幣的非自由兌換性質使得結算貨幣大多采用美元和歐元等其他國際貨幣,同時,我國出口商品的國際競爭力不高,使得出口商為確保海外市場份額而在人民幣升值時更多采用“因市定價”原則,降低出口產品的人民幣價格以保持外幣價格的穩定。這大大降低了人民幣升值對出口外幣價格的傳導程度。
第二,就進出口價格的供需彈性來看,在新的開放與經濟發展階段,我國各類貿易品的ML條件呈現出新的發展趨勢。我國出口產品的議價能力近年來呈現出逐漸增強的趨勢,海外需求的價格彈性漸弱;國內市場上,由于近幾年來國內勞動力供給彈性的降低以及國內其他資源成本的逐漸上升,使得出口供給的價格彈性加大,這些都將直接改變進出口價格變化對貿易數量的影響效應。
第三,國內外對人民幣升值的預期仍未衰減。從中長期來看,匯率變化及其預期對貿易收支的影響將在一定時滯之后被最終反映出來。2008年上半年進出口增速的減緩即可為證,尤其是2008年下半年美國發生金融危機進而全球經濟步入衰退后,對外依存度高的中國東部地區進出口已出現了嚴重的負增長,這其中主要是受外部需求的影響,但人民幣長期的持續升值也為貿易負增長起了不可忽視的推波助瀾的作用。以上這些都應該是具體研究我國當前貨幣升值對貿易影響所需考慮的重要方面,也是有待進一步深入研究的有意義的主題。
另外,在分析我國問題時,研究者們也應針對我國的具體經濟現實在模型的設定、指標的選取、不同時期樣本數據的選取及處理方面對上述問題予以充分的考慮。
參考文獻:
[1]Robinson, J. The Foreign Exchanges,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37.
[2] Metzler,Lloyd A.Theory of International Trade[M].A Survey of Contermporary Economics,Philadelphia,Bladiston,1948.
[3] Krugman Paul.Pricing to Market when the Exchange Rate Changes.CambridgeMA:The MIT Press,1987.
[4] Taylor.Low Inflation,Pass-through and the Pricing Power of Firms[J].European Economic Review,2000,(44):1389-1408.
[5]Hooper, Peter, and C. Mann, 1987, “The U.S. External Deficit: Causes and Persistence,”Federal Reserve Board.
[6] Krugman,P.Exchange Rate Instability[M].The Lionel Robbins Lectures,Cambridge,The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hnoloty(MIT)Press,1989.
[7] Magee, S., 1973, “Currency contracts, pass-through , and devaluation” Brookings paper on economic Activity”
[8] Rose and Yellen.Is there a J-Curve[J].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1989,(24):53-68.
[9]Boyd D Real Exchange Rate Effects on the Balance Of Trade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Financial & Economi cs 2001,(6).
匯率波動影響經濟論文范文第4篇
摘 要 論文首先就匯率變動對于貿易商品價格、支出變化及收入變化等幾個途徑分析匯率變動對于進出口貿易的影響，這是對匯率變動影響進出口貿易的方式和機制的梳理；其次針對目前人民幣升值的進出口貿易的大環境，就改善對外貿易增長方式、轉型需求來源及完善政策性出口支持等幾個方面提出了幾點切實可行的對策，來應對匯率變動給進出口貿易帶來的影響。
關鍵詞 匯率 貿易 進出口 對策
1.引言
自1994年我國開始人民幣浮動匯率機制以來，匯率在社會經濟發展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對于我國進出口貿易有著深遠的影響，隨著匯率機制的不斷完善以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不斷成熟，匯率變動對貿易發展的調節范圍和調節強度也在不斷的發展和深化。
2.匯率變動影響貿易收支的幾個途徑
2.1匯率變動引起的貿易商品價格變化對貿易收支影響
匯率的變動可以通過影響國際市場和國內市場商品的相對價格來影響進出口貿易的收支，在滿足馬歇爾-勒那條件時，本幣貶值即意味著國外產品價格的提高和本國產品相對價格的降低，此時進口商品的價格就會上漲，而出口商品的價格則會降低，即造成擴大出口量限制進口量的局面，一定條件下是有利于改善貿易收支的。貿易收支對匯率變動引起的商品價格變化有著促進競爭和價格傳遞兩個效果，但這種效果受到兩個方面因素的制約：一是進出口商品在受到匯率變動時是否存在時滯，時滯的長短又如何，本幣貶值可能存在使本國貿易收支先降后揚的現象，當中有著J曲線效應的影子；另一方面是匯率變動引起的商品價格的變化程度的制約。
2.2匯率變動引起的支出變化對貿易收支影響
匯率變動帶來的支出變化有兩種形式：一種是代表數量變動的支出改變，另一種是代表結構表動的支出轉移，匯率變動對于貿易收支的影響正是通過這兩種形式共同完成的。如前文所言，匯率變動會引起兩國商品相對價格的變化，本幣貶值則本國出口商品外幣價格下降，本國商品相對于外國商品更便宜，這樣貶值帶來的支出影響是使得國內外支出從外國商品轉移到本國商品，這就是結構變動的支出轉移；但盡管支出轉移完成了，其能否起效果且效果是否顯著則取決于國內外商品的供求彈性關系，彈性大時則支出轉移就能改變貿易收支，若考慮回傳效應，本幣貶值帶來的國民收入的提升，則本國支出規模擴大，即涉及到數量變動的支出改變對貿易收支的影響，但因其更具有復雜性此處不展闡述。
2.3匯率變動引起的收入變化對貿易收支影響
匯率變動可以從兩個方面影響國民收入，進而影響貿易收支：一是貶值通常會造成進口商品的價格上揚，若國民收入中支出于進口的比重很大，則貿易條件對支出的影響很大，即當國內貨幣貶值后，同樣名義收入下，國民只能購買更少的商品，這可以理解為實際收入的降低；二是若貶值國存在沒有利用充分的資源，則貶值可以間接刺激國內外居民對于該種資源的大量需求，貶值的這種效應會改善自主性貿易余額，而通過凱恩斯乘數的作用，這種自主性貿易余額的改善就能提高國民收入。此外，如果貶值引起的自主性貿易余額改善滿足貿易余額的改善，即這種改善超過因國民收入增加而帶來的進口增幅，則貨幣貶值對貿易收支的主要影響仍然是正面的。
3.應對匯率變動的對策研究
3.1轉變對外貿易增長方式
匯率固然對于進出口貿易有著重要的影響，但絕不是唯一重要影響因素。我國產品的出口仍然是以初級產品為主，加工產品為輔，這就是的出口商品的附加價值不高，回饋的利潤自然就低。因此，要應對匯率變動帶來的進出口貿易影響最根本的對策是轉變對外貿易增長方式，即積極引進國外先進技術，促進產品加工行業的正面發展，優化出口結構，將數量型出口轉變為質量型出口，這樣不僅僅能在人民幣升值背景下的對外貿易中獲得良好的口碑，更能有效的提高我國出口商品的國際競爭力。
3.2轉變我國發展戰略，由外向型向內需型
作為擁有世界上最多人口的國家，尤其是正當我國處于初級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過程中，單純依靠出口的發展戰略的很危險的，對于國際市場的過分依賴的結果就是必然受制于國外市場，進而影響我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這一點從近幾年我國如華碩等移動通訊企業在美國、歐盟等相繼收到掣肘，需要我國動用外交關系來進行磋商就可見一斑。如果將我國轉變為內需型發展戰略，擴大內需的政策可以有效的低檔人民幣升值后可能下降的外需，從而改善我國進出口貿易關系。
3.3完善針對我國產品出口的政策性金融支持體系
世貿組織多次重申禁止成員采取傾銷或補貼等不公平貿易手段擾亂正常貿易的行為，并允許采取反傾銷和反補貼的貿易補救措施，保證國際貿易在公平的基礎上進行的公平競爭原則。對于這一點我國出口補貼固然有其存在的必要性，但與此禁令確實有不可調和的矛盾，并且隨著世貿組織對出口補貼的限制規定逐漸完善，舊有的補貼措施實行起來有著越來越多的限制，但世貿組織對于不以出口實績為基礎的支持手段至今無明確紀律約束，這就使得我國對產品出口可以采取更完善的政策性支持體系，逐步采取以出口信貸和信用保險等措施為主體來支持農產品的出口。值得注意的是，出口信貸并不等同于出口補貼，并不直接作用于出口價格，信貸數額的大小也并不標志著市場扭曲的程度，也正是因為出口信貸公平的特性，使得這些措施逐漸為國際社會所接受，就這一點來講，這種政策性金融支持措施是值得我們再三思考的，如何舉一反三的完善針對我國產品出口的政策性金融支持體系是值得我們每一個業內人士深思的問題
參考文獻：
[1]陳琦.匯率調整對我國國際貿易的影響.新西部（下半月）.2008（3）.
[2]劉崇獻.李彤人民幣升值對中國經濟的影響.中國經濟出版杜.2009.
[3]曹瑜.匯率制度改革以來實際匯率升值對中美貿易影響的實證研究.世界經濟研 究.2008（07）.
匯率波動影響經濟論文范文第5篇
市場相對比較完善的狀態下, 利率與匯率結果主要是由資本市場、外匯市場以及貨比市場供求決定。對利率與匯率造成影響機制的主要是市場之間相互關聯。由于我國的國情, 不能根據市場機制創建出利率與匯率的直接聯系。當利率發生變化時, 對匯率帶來的影響更多是來自于宏觀貿易經濟調控及投資者心理預期。當外流入減少或者資本外流量較大時, 國際經濟貿易中可能會出現逆差。本國貨幣就會貶值, 對進口和出口都會造成影響, 如進口減少、出口增加等。[2]經濟的回升與國家內部利率上浮, 避免出現過多的資本外流, 或者外資流入額增加。全球化經濟發展條件下, 浮動匯率制度的應用, 會使得國際經濟出現浮動時, 傳遞性影響越大。匯率越是靈活, 貨幣政策就越具有主動性, 短期投機性資本流入就會越多。當出現金融危機或實體經濟沖擊時, 資本項目進行開放和浮動制度帶來的有利影響要高于固定不變的匯率制度。
2 利率與匯率的協調對貿易經濟的影響
2.1 構建貨幣政策, 發揮利率內在調節作用
要想建立靈活性較強, 同時又能有效的協調宏觀金融調控, 可以緊密協調市場化條件下的利率和匯率機制。中央銀行利用利率與匯率不同的選擇方式進行操作, 健全并完善外匯市場和貨幣市場, 盡可能的維護金融市場的安全與穩定。通常情況下, 利率機制是不能全部化解人民幣升值帶來的壓力, 不過再利用市場導向形成的利率能夠對幣值壓力帶來很大的緩解作用。當人民幣匯率穩定時, 可以放寬利率的管制, 促進市場利率的均衡化。當利率上升時, 需要采取措施擴大匯率浮動, 增加貨幣政策調控能力。除此之外, 還要保證限制國際資本流動, 增加貨幣政策調控力。
2.2 發展短期貨幣市場, 減少外匯市場波動
現今社會發展條件下, 發展短期貨幣市場, 盡可能的減少外匯市場波動有利于減少利率與匯率協調對貿易經濟帶來的影響。短期貨幣是根據短期資本流動狀況來判斷, 作為一種緩沖及吸收的場所。當人民幣進行自由兌換之后, 外匯市場要能夠保持活躍, 已達到外匯供求的平衡。這個過程中需要具備不同外匯交易品種, 同時還需要存在大量外匯投機。短期貨幣市場是外匯投機能夠存在的重要根據, 大體上有資金拆借市場、短期國庫券市場、融資市場、富有流動性質的短期信用工具等。在實際中外匯供大于求, 投機者就能夠從短期貨幣市場得到相應的人民幣資金, 并購進外匯。當外匯供不應求時, 就可以對外匯進行拋出。如果政府干預, 通常在短期貨幣市場上進行操作, 以達到影響匯率、使貨幣正常流通等。我國目前需要構建相對比較發達的短期貨幣市場, 并在實際操作中, 能夠靈活的使用短期利率實現對貨幣市場的操作?？梢蕴岣呃?、發行高利率短期信用工具等方式, 從外匯市場把資金引入到貨幣市場, 減少外匯市場中存在的需求壓力。[3]
2.3 完善市場化監管方式
作為金融資源進行配置的場所, 金融體系是人們關注的重要內容。利率在金融資源應用中作為價格出現。如果缺乏金融資源配置數量, 最先體現的就是利率。在金融市場中, 信息不對稱是嚴重的現象, 利率不能準確的對金融資金供需進行反應, 造成利率收到很多管制。因此, 很多高利潤追逐下, 銀行也更加重視高利率的貸款。實際上, 高利率同時還伴隨著高風險, 而高利率貸款不是簡單的增多利潤, 更是會使銀行的不良資產增加, 很容易造成銀行經營中出現大的風險。在管制利率下, 銀行不能超越利率上限, 開展高風險項目, 也不會應用高利率項目提高銀行利潤, 但是也會增加經營風險。當利率管制開放之后, 利率將會根據銀行實際情況決定。對銀行的資本管制需要有充分的監管, 有利于避免銀行經營人員出現道德風險涉足大量高風險項目。
結束語
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 美元貶值, 人民幣增值帶來的壓力越來越大。如何通過利率與匯率的協調減少國際間經濟貿易帶來的影響, 對維護我國經濟安全, 推動國家宏觀調控有重要的意義。因此, 最大限度的減少國際金融市場帶給我國貿易經濟的沖擊, 對維護我國貿易經濟安全尤為重要。
摘要：近年來, 經濟全球化日益發展, 成為世界經濟發展的方向。不同國家質檢的經濟貿易往來日益密切, 互相滲透。這個過程中, 利率和匯率成為經濟往來中不可忽視的因素, 并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利率和匯率把不同國家之間的經濟聯系起來, 世界范圍內的貿易得以順利開展。[1]本文基于此, 對理論與匯率的協調對貿易經濟的影響進行研究, 希望能夠時刻把握世界經濟發展大的動態更好的發揮利率與匯率在貿易經濟中發揮的作用。
關鍵詞：市場化,貿易經濟,利率,匯率
參考文獻
匯率波動影響經濟論文范文第6篇
(一)這次匯率改革重在機制而非升值。
此次匯率調整的最大看點并不在升值幅度，而是我們采取了“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的更加靈活的匯率政策。這種方案的基本構想是，根據與中國之間貿易與投資的密切程度來選擇數種主要貨幣，設定不同的權重，組成一個籃子的貨幣;設定一定的浮動范圍，允許人民幣參考一籃子貨幣在其范圍內浮動，實行“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與單一地盯住美元相比，參考一籃子貨幣的人民幣匯率制度方案更為科學和客觀，與實體經濟的聯系更緊密，能夠及時反映市場供求關系，同時可避免匯率的大幅波動，減少了熱錢可能對單一貨幣的沖擊。所以可以這樣說，這次匯率調整中升值2%只是形式的表現，而匯率形成機制的調整才是核心的內容。
(二)匯率未來的變動趨勢
大多數學者認為這次匯率改革只是試探性的一步，未來很可能還有升值空間。因為根據大多數學者的測算，人民幣現在已經低估了10%以上，有人甚至認為達到了40%，從而引發了強烈的升值預期，這次人民幣升值只是對這種升值預期的一定釋放。本文認為由于這次升值的程度不大，并且以后匯率形成機制更加靈活，所以未來很有可能引發更為強烈的升值預期，從而導致人民幣的進一步升值。但是，有一點可以肯定，為了金融系統和國民經濟的穩定，中國政府未來即使再動，也不會是幾個月內頻頻調整，而是長期緩慢上升。(當然，一定情況下人民幣還有可能貶值。)
二、匯率變動對公司的影響
外匯風險(ExchangeRateRisk)指的是本國貨幣實質購買力或外幣于未來時間點未預期的波動，而這種波動會改變公司未來現金流量的預期數目或變動程度。
由于公司主營業務中30%左右為國際石油運輸業務，而按國際航運業慣例，遠洋運輸的運費通常以美元計價和結算，公司運輸收入中約三成以外幣結算(主要是美元)，日常經營性支出中約二成以外幣結算，這就造成公司的貨幣收支在幣種結構上不平衡，公司主要持有的外幣為美元，隨著金融市場中匯率的劇烈波動，存在著人民幣與美元匯率及國際外匯市場美元與其他國貨幣匯率波動的風險。
匯率變動給公司帶來的外匯風險主要有：會計風險和經濟風險。
會計風險又可以分為折算風險和交易風險。
a)折算風險，由于公司很大一部分收入和支出為外幣(主要是美元)，并形成外幣資產和負債而公司的記賬本位幣為人民幣，因此在會計上存在由于匯率變化導致的外幣折算風險。
b)交易風險，即公司簽訂運輸合同以美元作為結算貨幣之日，到公司履行完該合同期間，由于美元與人民幣匯率變動而導致該運輸合同人民幣價格發生變動的風險。
經濟風險對企業未來現金流量的影響是全面性的，包括影響公司的顧客和競爭者，同時對國際投資、貿易、政策風險以及各企業的行銷決策都有重大影響。
三、公司對于匯率風險的應對之策
(一)公司建立外匯風險避險機制的必要性考察
雖然，大多數企業都想將其暴露的匯率風險規避掉，但是任何規避措施都是需要支付成本的，所以當一個企業認為其采取風險規避措施獲得的可能收益彌補不了其為此付出的成本時，它趨向于不采取規避措施，反之，它就會采用風險規避措施。一個企業是否有必要建立匯率風險避險機制需要涉及的考慮因素很多，一般需要考慮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幾方面：公司規模、負債率、流動比例、利息保障倍數、市盈率。各因素的影響簡述如下：
l公司規模大，在避險成本上越具有規模經濟效應，因此可以降低避險成本而樂于避險。
l負債率衡量公司發生財務困難的可能性，可能性越高越需要避險。
l流動比率衡量企業應付日常營運上所需的現金需求，其比率越高，代表企業的應變能力越強，即短期償債能力越好。若流動比率低，代表該公司應變能力較差，公司經營者將需要采取避險措施。
l利息保障倍數比率越低，則發生財務困難的幾率越大，也越需要進行避險活動。
l市盈率衡量公司的外部融資成本高低，市盈率越低越有可能產生投資不足的問題，因此越需要從事避險活動以降低因投資不足而產生的成本。
根據上述因素分析，公司并沒有很大的外匯風險暴露，所以也沒有急迫的外匯風險規避的壓力。但是考慮另一方面，公司現在用外匯結算的收支約占公司全部收支的三成，并且隨著公司全面的“脫江入海”走向海洋，以后外匯收支占公司全部收支的比例會迅速增大，公司將很快面對較大風險暴露的狀況，因此公司必須未雨綢繆，及早建立應對外匯風險的機制。
(二)公司應對外匯風險的措施
外匯風險管理的核心是首先計算外匯風險暴露的頭寸然后通過技術手段將其對沖掉。
外匯的頭寸的計算
l從靜態的角度看，首先要計算公司外匯的存量，也就是公司某個時點上外幣賬戶上的外幣凈資產或外幣凈負債。
l從動態的角度看，還要計算公司未來外匯動態流量。比如具體的每次運輸外匯收入，比如公司某個時間點上需要支付美元計價的造船款等等。
對于匯率風險，公司可以根據風險的特性采取對應的措施來進行化解和規避。
1.在交易風險方面
l國內運輸合同使用人民幣作為計價和結算貨幣，國外的運輸合同盡量增加歐元等近期強勢的貨幣，降低美元匯率變動的風險。
l一般選擇在付匯時以軟幣、收匯時以硬幣計價，但是這種計價方式會受到交易本身的限制，造成交易成本的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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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bsp;l調整結算期限。公司在外匯市場劇烈變動的時候，可以提前或推遲結匯，從而避免損失。
2.在會計風險管理方面
l鑒于公司外幣收入大于支出的現實，盡量增加人民幣資產，減少外幣資產;減少人民幣負債，增加外幣負債。
l通過調整現金流量，進行遠期外匯交易，風險對沖。
其中，現在市場最通用、本公司也完全可行的是通過遠期外匯交易規避風險。遠期外匯買賣是國際上最常用的規避外匯風險、固定外匯成本的方法。公司可以到銀行辦理遠期外匯買賣，事先鎖定外匯成本，避免因匯率波動而造成的損失，從而達到保值的目的，使公司集中精力搞好本業經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