鄱陽湖生態保護范文第1篇
隨著經濟全球化和區域經濟的發展, 我國區域競爭已從產品競爭發展到品牌競爭。為了提升區域市場競爭力, 提高經濟效益和促進經濟增長, 構建區域品牌資產不斷成為經濟區域發展的主要手段。近年來, 隨著國家出臺《鄱陽湖生態經濟區建設規劃》等政策文件, 生態品牌的發展逐漸成為鄱陽湖經濟區發展的重要途徑, 而且也是其打造生態經濟示范區的重要方法。然而, 由于大部分企業對區域品牌的參與度與自覺意識較低, 且區域品牌又是公共品牌, 使得“搭便車”的現象極為嚴重, 從而在構建區域品牌、實施和運行管理等方面的機會成本不斷增加。特別是由于少數企業存在違規行為, 會導致其他企業面臨使用區域品牌的風險。因此, 鄱陽湖生態品牌資產的構建是建設生態示范區刻不容緩的手段, 也是學者和政府著重研究的理論問題?；谝陨戏治? 本文在已有文獻的基礎上, 從制度理論視角研究構建鄱陽湖生態品牌資產的機理和途徑, 提出理論框架, 為打造鄱陽湖生態經濟示范區提供參考。
二、文獻綜述
品牌資產 (Brand Equity) 是指相對于無品牌資產, 品牌資產更能產生高的市場效益。其重點關注于品牌所賦予的附加價值。區域品牌資產 (Regional Brand Equity) 是在品牌資產的基礎上建立的, 主要是指一個地理或者行政區域依托于產業集聚的企業信譽、服務質量以及歷史文化等信息在市場中形成的品牌印象和知識。區域品牌資產不僅是購買動因也是發展區域經濟的重要途徑和方法?，F有文獻主要是從集群生成和政府構建這兩個視角研究區域品牌資產的構建。
集群生成視角認為形成區域品牌資產主要是由于產業的集聚。集群產業的內聚效應有利于傳播區域的品牌, 由此產生品牌資產效應。Rosenfeld提出將企業的集群行為作為區別與競爭對手的主要手段。徐鵬和趙軍認為區域品牌資產的增加價值主要包括大品牌、產業和區域這三種帶動機制。馬驍和肖陽認為產業集聚的三種優勢:市場、產業、產品優勢, 是形成區域品牌資產的關鍵因素。
政府構建視角認為與企業品牌和產品品牌不同, 區域品牌具有公共性等特點, 市場機制很難發揮資源配置作用, 因此需要政府來主導制定和規劃方案, 政府的主導是形成區域品牌資產的關鍵因素。Lodge認為區域品牌戰略之所以有失敗和成功之分, 關鍵是有無政府領導。
蔣廉雄等認為在構建區域品牌時, 政府主導作為中介變量是必不可少的。
綜上所述, 集群生成視角會存在市場機制不能發揮作用的問題;政府主導構建視角則會存在政府不能發揮作用的問題。這兩個視角都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失靈”問題。此外, 集群效應還存在“搭便車”問題, 集聚的形成也要看集聚的高低, 集聚周期性也會使區域品牌效應降低等等問題。在政府主導方面, 由于行政手段的過度使用導致市場不能發揮導向作用。
三、研究命題
產業集群和政府構建視角都存“失靈”問題, 制度理論給我們提供一個新的視角, 并且能夠解決“失靈”問題。因為制度能夠使組織有序發展和提高行為預期, 并且可以抑制機會主義動機, 降低“失靈”風險。鄱陽湖發展生態經濟區就是一個社會選擇, 因此, 其構建生態品牌資產的過程其實就是一個構建生態制度環境的過程。根據制度理論, 在鄱陽湖生態經濟區組織場中, 生態性具有社會合法性, 其生態品牌的構建有賴于強制性 (政府主導) 、規范性 (集群規范) 、文化認知性三個要素共同驅動。
(一) 強制性
區域品牌具有公共性等特點, 市場機制很難能夠發揮資源配置的作用, 因此需要政府在一定程度上主導。發展區域經濟和構建區域品牌往往都是政府發揮主導作用, 同時政府重視區域品牌也是防范構建風險的關鍵之處。政府制度以及相關政策都會對組織制定戰略產生重要影響, 而相關政策和制度設置的激勵方法和限制條件間接影響企業相關行為, 進而使企業會相對的制定戰略, 比如在產業集群中普遍存在的生態化等。政府強制性制度的指導性是構建鄱陽湖生態品牌資產的主要動力。政府出臺的對鄱陽湖生態經濟發展的規劃能夠促使產業集聚以及專業高效的發展, 能夠有效傳播和動員構建生態品牌資產。政府制度的強制性主要表現在一致的生態目標、專業的地方領導、協同的利益群體以及動員生態資源等都會是在建設鄱陽湖生態品牌中政府發揮指導作用的關鍵因素。為了建設鄱陽湖經濟區, 各級政府將統一生態發展共識, 充分挖掘和發揮生態特色優勢, 協同相關利益群體, 統一發展生態經濟的目標。因此, 在構建鄱陽湖生態品牌資產和傳播過程中, 政府將會發揮強制性的作用, 統一發展生態經濟目標與意志, 充分挖掘和發揮生態特色優勢, 協同相關利益群體, 促進發展鄱陽湖生態經濟, 提升與傳播鄱陽湖生態品牌資產。
命題1:政府的強制性在構建鄱陽湖生態品牌資產中發揮指導作用。其中, 一致的生態目標、專業的地方領導、協同的利益群體以及動員的生態資源有利于加強政府指導作用。
(二) 規范性
產業集聚和區域凝聚能夠促進區域品牌資產的形成, 因此, 在構建區域品牌時, 首先要培育集聚效應, 提高產業競爭力, 形成集聚效應, 從而促進品牌效應的形成。區域品牌的形成基礎是產業集聚, 支撐區域品牌的是要培育出名牌企業, 區域品牌戰略最重要的核心就是使企業品牌和區域品牌能夠良性互動。在形成產業集聚的過程中, 發揮驅動性作用的是規范性, 因此, 鄱陽湖生態品牌資產構建的驅動力就是規范生態產業群。規范生態產業群、打造專業化和規?；瘍瀯?、使生態產業的循環鏈完善, 不僅是構建鄱陽湖生態資產的基礎, 也是發展和建設鄱陽湖生態經濟區的內在要求。因此, 生態產業的高規范性有利于鄱陽湖生態特色效應的形成。通過規范性鄱陽湖經濟區制度可以培育生態產業、資源、產品的優勢性, 從而有助于形成鄱陽湖生態經濟區的集聚效應, 使鄱陽湖品牌資產大幅提升。
命題2:生態產業集聚效應的規范性能夠驅動鄱陽湖生態品牌資產構建。其中, 生態產業、資源、產品的優勢性能夠規范生態產業集聚。
(三) 文化認知性
文化認知有助于社會經濟的發展, 特定制度下的文化會產生特定的參與者和互動方式。特定制度所建立的價值體系會使特定參與者通過學習形成特定的互動方式, 并使其社會合法性。因此, 制度建立與成功的基礎就是對特定制度下的文化認知和認同。生態文化的認知性是構建鄱陽湖生態品牌資產的根本動力。在文化認知性中, 共享生態價值觀、定位角色任務、認知生態理論以及俗成性的生態理念將關鍵影響生態文化的認知性。在建設和發展鄱陽湖生態經濟區過程中要有序和規范發展集群產業, 充分發揮政府主導性的同時, 還需要大力開展和普及生態理論的文化學習, 使社會參與者能夠深刻理解生態文化和生態文明, 把握規律, 形成相關的生態理論體系, 定位自己的角色任務, 從而促進鄱陽湖生態品牌的傳播。因此, 生態文化的認知性能夠從根本上驅動構建鄱陽湖生態品牌資產。
命題3:生態文化的認知性能夠從根本上驅動構建鄱陽湖生態品牌資產。共享生態價值觀、定位角色任務、認知生態理論以及俗成性的生態理念將關鍵影響生態文化的認知性。
四、結論與啟示
鄱陽湖生態品牌資產的構建對打造和發展鄱陽湖生態經濟示范區, 提高江西省競爭力和實現目標具有深刻意義。本文在現有文獻的基礎上, 從全新的制度理論視角研究了構建鄱陽湖生態品牌資產的主要制度力量及其影響因素, 主要有以下結論和啟示。
第一, 構建生態品牌的基礎是建設制度環境。在鄱陽湖生態品牌資產構建中尋求社會合法性, 可以通過經濟、政治和文化三個方面來完善其制度環境, 使其社會參與者能夠在強制性、規范性和文化認知性的制度下按照相關要求來發展尋求。
第二, 生態制度組成的各要素績效決定了生態制度趨同力量的效能發揮。在強制性方面, 一致的生態目標、專業的地方領導、協同的利益群體以及動員的生態資源有利于加強政府指導作用;在規范性方面, 鄱陽湖生態產業、資源、產品的優勢性能夠使其制度規范;在文化認知性方面, 通過生態文化認知使社會參與者深刻理解生態文化和生態文明, 定位自己的角色任務, 發展鄱陽湖生態文化, 促進鄱陽湖生態品牌的傳播。
本文從制度理論這一全新視角探究鄱陽湖生態資產構建的理論框架和制度機理不僅有助于發展區域品牌理論, 也有助于優化鄱陽湖生態品牌的資源配置, 提高市場競爭力。然而, 本文的理論框架還缺乏數據支持, 還需要在以后的研究過程中實證檢驗。
摘要：本文基于制度理論視角, 研究構建鄱陽湖生態品牌資產的影響機理與途徑, 并提出鄱陽湖生態品牌資產的理論框架。研究發現:構建生態品牌的基礎是建設制度環境;強制性、規范性與文化認知性是構建鄱陽湖生態品牌資產的主要動力。
關鍵詞：制度理論,鄱陽湖,生態品牌資產
參考文獻
[1] Rosenfeld, Stuart A.A Guide to Cluster Strategies in Less Favored Regions[R].Paper Presented at the Conference of Regional Technology Strategies, North Carolina, USA.2002.
[2] 徐鵬, 趙軍.產業集群的區域品牌資產增值研究[J].中國科技論壇, 2017 (8) :40-43.
鄱陽湖生態保護范文第2篇
2009年12月, 國務院正式批復了《鄱陽湖生態經濟區規劃》, 建設鄱陽湖生態經濟區上升為國家戰略;2010年10月, 《<鄱陽湖生態經濟區規劃>實施方案》正式出臺;2012年3月江西省人大常委會通過了《鄱陽湖生態經濟區環境保護條例》。鄱陽湖生態經濟區規劃期2009-2015年, 至今已執行了6年的時間。課題組針對鄱陽湖生態經濟區農村面源污染問題對鄱陽湖周邊地區 (余干縣、永修縣、星子縣) 展開了實地調查。調查結果顯示, 鄱陽湖周邊地區農村面源水污染問題十分嚴重, 畜禽養殖、水產養殖造成鄱陽湖周邊水體嚴重富營養化, 化肥和農藥過量使用嚴重, 大部分農村生活垃圾和農村生活污水未予治理, 山地開發造成水土流失嚴重。鄱陽湖生態經濟區農村面源污染治理有規劃、有方案、有條例, 但沒行動, 政府單中心治理出現失靈。
二、農村面源污染是鄱陽湖水污染的主要來源
根據江西省環保廳發布的《江西省環境狀況公報》, 鄱陽湖2009年至2013年Ⅰ-Ⅲ類水質斷面比例分別為50%、52.9%、64.7%、70.6%、58.8%, 五年平均Ⅰ-Ⅲ類水質斷面比例為59.4%。課題組在赴大湖池、黃湖考察過程中, 發現湖體核心區湖水呈咖啡色;赴泊頭湖考察時, 發現湖水發黑發臭, 從色相上觀察, 湖水污染較為嚴重。
(一) 從工農業比例上看, 鄱陽湖水污染主要來源于農業
根據《江西省環境狀況公報 (2013) 》數據顯示, 全省工業廢水中化學需氧量排放量9.33萬噸, 農業化學需氧量排放量為23.90萬噸, 農業排放量相當于工業排放量的2.56倍;全省工業廢水中氨氮排放量0.90萬噸, 農業氨氮排放量2.87萬噸, 農業排放量相當于工業排放量的3.19倍;全省城鎮生活污水中化學需氧量排放量39.90萬噸, 城鎮生活污水中氨氮排放量5.04萬噸, 從《公報》上看, 江西省水污染主要來源為農業。另外根據江西省第二次土地調查數據, 全省水田面積占全省耕地面積的81.27%, 相比旱地和水澆地, 水田更容易將污染物直接帶入水體, 并且水田匯入水體的富營養化程要比旱地和水澆地高得多。
(二) 從農業經營狀況看, 鄱陽湖水污染主要來源于農業面源污染
按照水系劃分, 五大河所形成的遠湖水系是鄱陽湖水污染的主要來源, 所以我們將注意力集中在五大河污染治理上, 忽視了近湖水系、濱湖控制開發帶和湖體核心區的水污染治理。但數據表明, 即使五大河水質基本達標, 鄱陽湖的水質卻不容樂觀。
2009年至2013年, 鄱陽湖Ⅰ-Ⅲ類水質斷面比例平均為59.4%, 比五大河低得多。當然, 造成這一差距的原因很多, 比如酸雨、長江水倒灌、湖面蒸發、水流速度放緩等, 但其主要原因還是我們對鄱陽湖近湖水系、濱湖控制開發帶和湖體核心區水污染的忽視。“鄱陽湖的入湖水量由五大水系和湖區區間徑流組成。鄱陽湖流域多年平均年徑流量為1436×108m3。五大湖水系多年平均入湖水量1250×108m3, 湖區多年平均入湖水量為185.9×108m3。”[1]
(三) 小結
綜合上述分析, 可以看出, 鄱陽湖水質污染的主要污染源是農村面源污染, 鄱陽湖生態經濟區農村面源污染對鄱陽湖水質有重大影響, 鄱陽湖近湖區域的農村面源污染不容忽視。所以, 要治理好鄱陽湖水污染, 必須以鄱陽湖生態經濟區農村污染治理為重點, 而不應當只重視工業水污染和城鎮水污染的治理, 忽視農村面源污染的治理。
三、政府單中心治理鄱陽湖面源污染的困境
“迄今為止, 中國環境管制結構的形成、發展與變遷體現為一種自上而下的政府主導方式。”[2]“我國環境政策執行主體由立法監督機關、行政管理機關、司法機關和企業等社會組織四方構成, 在具體實施過程中, 各級政府的行政管理是實施環境政策的主要力量, 特別是各項環境管理制度, 絕大部分是由政府部門直接操作并作為一種行政行為實施的。也就是說, 到目前為止, 中國的環境政策主要是依靠政府管制手段, 且大部分是行政直接控制型政策安排, 具有強烈的行政管理色彩。顯然, 這種環境管制政策存在很多的局限性。”[3]
環境污染政府單中心治理的困境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 政府內部存在博弈
(一) 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的博弈。中央政府希望地方政府在治理好生態環境的基礎上發展經濟, 但地方政府的觀念仍未徹底轉變, 出于財政壓力以及地方政府之間的GDP競爭, 地方政府仍然把發展放在首位, 忽視生態環境的治理。
(二) 政府部門與地方政府之間的博弈。政府負責環境保護的部門比如環保、林業、農業、水利、漁政、土地等很難與強勢的地方政府對抗, 一些地方政府為了發展經濟, 打著支持產業發展的旗號對污染者進行保護, 阻礙職能部門的環境執法。
(二) 執法力量不足
“雖然我國環保投資總量較大, 但環保投入占GDP的比例總體上來說還是偏低的, 表現為‘舊賬未清, 又欠新賬’。‘十一五’期間僅污水處理費用一項, 我國的資金投入缺口就達700億元”。[4]環保投入不足, 地方政府就會將環保資金用在治理難度較小的城鎮, 從而取得更好的產出與績效。農村面源污染點多面廣, 目前的環保投入尚不能在鄉鎮一級組建執法隊伍、配備足夠的環保設施設備, 農村面源污染問題更是無法解決。
(三) 政府是經濟人而不是理性人
公共事物的治理的政府單中心治理建立在政府是理性人人的基礎上, 但政府實質上是經濟人而不是理性人, 有著自己的利益, 考慮自身的投入與產出。在政績考核的壓力下, 政府更愿意將資金投入到經濟領域, 以換取更多的財政收入;在環保投入上更愿意將資金投入城鎮, 以換取更高的環境治理績效。
四、網絡化治理是鄱陽湖農村面源污染治理的出路
在湖泊流域水環境污染治理方面, 有學者針對太湖治理提出以下網絡化治理構架:“ (1) 實行生態補償, 推進太湖流域跨行政區水污染協同管理。 (2) 構建水污染跨部門的協同機制。應進一步拓展‘太湖流域水環境綜合治理省部際聯席會議’的功能, 并強化聯席會議制度的建設。 (3) 構建政府與社會公眾間的合作機制。”[5]筆者認為應從以下幾方面進行治
(一) 協同立法網絡
在鄱陽湖生態經濟區農村面源污染治理方面, 可制定全省范圍的地方性法規和省政府規章, 較大的市可根據自身情況制定地方性法規和政府規章。在立法時, 要建立協同立法網絡。
一是要由地方人大常委會制定農村面源污染治理立法規劃, 明確立法時限、起草主體、立法主體和立法責任, 對未按時完成立法任務的起草主體、立法主體追究立法責任。
二是在立法協調方面, 在協調期限內, 如果地方政府法制辦無法協調部門間的立法爭議, 可以由地方政府組織立法人員進行起草, 或者交由地方人大法工委進行協調;在協調期限內, 如果地方人大法工委也無法協調立法爭議, 人大法工委應決定將起草權交由專門委員會, 由地方人大立法。
三是為了彌補地方人大和政府法制辦立法人員不足, 在立法起草時, 可以委托給政協、高校、社會團體等中立性機構, 也可從政府職能部門、政協、高校、社會團體等機構抽調人員參與起草。
(二) 綜合執法網絡
鄱陽湖生態經濟區農村面源污染執法力量不足, 但是我們可以通過組建農村面源污染綜合執法隊伍, 以綜合執法隊伍為結點, 將幾個部門的執法職能聯結在一起, 形成綜合執法網絡。綜合執法隊伍的組建可有效緩解各部門之間的執法沖突, 明確綜合執法隊伍的執法責任, 并對綜合執法隊伍的執法不作為進行追究。
(三) 基層自治網絡
村委會可與政府及相關部門、環保團體結合, 開展環保宣教;可與環保技術服務機構或企業合作, 開展清潔生產技術的推廣與使用, 發展生態農業;可以以村委會的名義向政府、村民、村經濟體、慈善團體或個人募集環境治理資金, 興建環境污染治理設施, 購買治理設備;組織村民和村經濟體制定環境治理村規民約;代表村民與村內的經濟體簽訂環境污染治理協議;對村民和村經濟體依照村規民約和環境污染治理協議進行獎懲。要充分發揮村民和村經濟體在基層自治網絡中的作用, 實現環境治理的民主決策和全面監督。[6]
(四) 技術服務網絡
縣政府或鄉政府應當推進環境治理技術服務機構或企業分片承包鄱陽湖生態經濟區農村的面源治理, 可以通過政府-技術服務機構或企業-農村三方協議的方式, 也可以通過招投標的方式, 明晰各方的權利和義務, 通過經濟刺激與合同約束將環境治理技術與產品推廣到農村當中去。
(五) 多元監督網絡
多元主體的介入和法律關系的復雜形成一個全面的多元的監督網絡, 一項環境違法行為可能會引發多元監督的結果甚至會引起法律責任、違約責任和管理責任等多重處罰, 而且多重處罰不會依競合規則予以選擇。在這種多元主體和多重法律關系的制約下, 能夠實現監督效果的最優化。
五、結論
鄱陽湖是江西省水污染治理的晴雨表, 江西省大部分河流都流入鄱陽湖, 因此鄱陽湖水質的優劣直接代表著江西省水污染治理的成敗。而鄱陽湖水污染的主要來自鄱陽湖生態經濟區尤其是鄱陽湖周邊的農村面源污染, 因此鄱陽湖生態經濟區農村面源污染治理是鄱陽湖水污染治理的關鍵, 鄱陽湖周邊農村面源污染治理是鄱陽湖水污染治理的重點。目前政府單中心治理無法解決農村面源污染難題, 必須通過網絡治理的設計, 整合各種資源, 引入多元主體共同治理, 才能保住鄱陽湖一湖清水。
摘要：鄱陽湖生態經濟區的農村面源污染是鄱陽湖水污染的主要污染來源, 在農村面源污染治理方面, 政府單中心治理模式出現了困境, 主要體現在政府內部存在博弈、環保部門執法力量不足、政府是經濟人考慮自身利益。因此, 要解決鄱陽湖農村面源水污染治理難題, 必須通過法治手段使農村自主治理發揮核心作用, 打破政府單中心治理的局面, 并在此基礎上形成政府、市場、公民社會共同參與的網絡化治理。
關鍵詞：鄱陽湖,水污染防治,網絡化治理,法治
參考文獻
[1] 譚國良, 龍興, 邢久生.江西省五大水系對鄱陽湖生態影響研究[C].水生態監測與分析論文集, 2008:136.
[2] 曲格平.夢想與期待:中國環境保護的過去與未來[M].北京:中國環境科學出版社, 2004:10.
[3] 馬小明, 趙月煒.環境管制政策的局限性與變革——自愿性環境政策的興起[J].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 2005 (6) :22.
[4] 汪勁.環保法治三十年:我們成功了嗎[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2011:69.
[5] 王浩.湖泊流域水環境污染治理的創新思路與關鍵對策研究[M].北京:科學出版社, 2010.8.
鄱陽湖生態保護范文第3篇
BOD-DO模型描述了河流中BOD和DO的消長變化規律, 是比較成熟的水質模型, 其中由斯特里特和菲爾普斯提出的S-P模型用于描述一維穩態河流中的BOD-DO的變化規律, 迄今仍得到廣泛的應用, 也是各種修正和復雜模型的先導和基礎。
1 S-P模型
1.1 S-P模型的建立及其解
S-P模型是建立在如下三項假設基礎上的。
(1) 河流中的BOD衰減反應和溶解氧的復氧都是一級反應, 即反應速率與反應物濃度的一次方成正比。
(2) 反應速度是恒定的。
(3) 水體中溶解氧的減少只是由于BOD降解引起的, 其減少速率與BOD降解速率相同;而河流中溶解氧的來源則是大氣復氧, 復氧速率與氧虧成正比。
由上述假設, 穩態的一維S-P模型的基本方程為:
式中:L為河水中的BOD值, mg/L;D為河水中的虧氧值, m g/L, 是飽和溶解氧濃度Cs與河水中的實際溶解氧濃度C的差值;k1為BOD耗氧速度常數, 1/d k2為復氧速度常數, 1/d;t為流經時間s。若記L0, Lt分別為初始時刻 (t=0) (或上斷面) 和下游斷面BOD濃度, 則k1可由方程計算得到。若記L為斷面平均BOD濃度, D0, Dt分別為初始時刻 (t=0) 0 (或上斷面) 和下游斷面的氧虧量, 則k2可由方程計算得到。
這兩個方程式是耦合的。當邊界條件
時, 其解析解為
任意時刻下游斷面的BOD濃度可由下式求得:
如果以河流的溶解氧來表示, 那么:
式中:O, sO分別為河流的溶解氧值和飽和溶解氧值。 (3) 式稱為S-P氧垂公式, 根據該式繪制的溶解氧沿程變化曲線稱為氧垂曲線, 如圖1所示。
1.2 臨界點及其指標
一般的, 人們最關心的是溶解氧濃度最低點——臨界點, 此時水質最差。在臨界點, 河水的氧虧值最大且變化率為零, 即
那么得到臨界點的氧虧值Dc為式中tc為臨界氧虧出現的時間, 可按下式計算
設u為河水平均流速, m/s, 則臨界距離xc可有下式計算:
此時相應的最大氧虧稱為臨界氧虧;對應的溶解氧濃度稱為臨界溶解氧濃度, 記為Cc。令則得:
f為水體的自凈系數, 為復氧常數與耗氧常數之比, 反映水體中溶解氧自凈作用的快慢, 是衡量一條河流環境容量的一個指標。
2 實例分析
2009年國務院批復同意江西省《鄱陽湖生態經濟區規劃》, 發展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為基礎的低碳與生態經濟已上升為國家戰略層面。然而近年來由于流域內過度的工業開發和不科學的農業生產, 鄱陽湖水質已出現逐步惡化的傾向。對鄱陽湖流域注入河流過去和現狀的水質進行研究, 摸清鄱陽湖水質變化趨勢, 更好地預測未來的水質變化情況, 可以有效地為鄱陽湖的綜合治理提供科學依據, 對鄱陽湖水環境管理和規劃具有重大意義。
2.1 控制斷面選擇
鄱陽湖入湖河流之一饒河的水質由于河道徑流量變化和沿途生活污水的排入, 對鄱陽湖的造成一定影響。根據上游污染源的分布及現有例行監測斷面情況, 選擇姚公渡和相距34km的入湖口龍口斷面作為水質影響預測控制斷面。
2.2 預測因子選擇
鄱陽湖水質總體上較好, 但有機污染物質、營養物質入湖數量比較大, 主要是因為入湖河流流域經濟發展和人口增長, 大量的工農業廢水和生活污水排進河流, 匯入鄱陽湖。因此選擇BOD和DO作為預測因子。
2.3 參數確定
水質模型里涉及很多參數, 這些參數很大程度上影響到預測效果, 所以參數確定至關重要。通過查閱文獻資料, 運用經驗公式, 并基于水質監測數據來確定模型參數, 對其進行匯總分析, 如表1所示。
2.4 預測結果
預測初始值取姚公渡斷面水質監測數據, 水溫數據采用日平均氣溫, 流速數據采用湖水豐、平、枯三期平均值。參數值取表1的確定結果。DO和BOD這兩個指標的水質預測曲線如圖2、圖3所示?，F將預測值和相應的實測值做一個誤差分析, 結果如表2所示。
由表2看出, 各水質指標預測值與實測值的誤差均控制在±20%之內, 最小誤差為-0.56%, 最大誤差為-15.71%。根據《水污染物排放許可證技術報告編寫指南》對模型精度要求, 其誤差應控制在±40%以內, 說明本模型滿足精度要求, 能比較客觀地反映研究流域污染物濃度與時間和空間的關系, 預測結果具有較高的可信度。
摘要：BOD-DO模型是定量描述水體污染物時空變化的一種數學表達式。論文將此模型應用于鄱陽湖入湖河流的水質預測, 并通過實例的應用分析, 將預測值與實測值對比, 證明此模型應用于河流水質預測, 理論合理, 方法簡便, 易于應用。
關鍵詞：BOD-DO模型,水質預測,鄱陽湖
參考文獻
[1] 金臘華, 徐峰俊.水環境數值模擬與可視化技術[M].北京:化學工業出版社, 2004.
[2] 彭澤洲, 楊天行, 梁秀娟, 等.水環境數學模型及其應用[M].北京:化學工業出版社, 2007.
鄱陽湖生態保護范文第4篇
為促進我縣農村社會經濟持續發展，解決支農資金管理和使用中存在的突出問題，我縣根據上級部門有關文件精神，決定大規模培訓農村財會人員，以提高農村財會人員政策和業務水平，特制定如下培訓計劃：
一、總體目標：通過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會計法》、《江西省會計條例》和《村集體經濟組織會計》、《村集體經濟組織財務管理》、《村集體經濟組織三資管理》以及財政支農政策等知識的學習，全面提高農村財會人員的政策理論水平，職業道德素養和業務工作能力，使各項農村財會政策得到更好地宣傳、貫徹和落實，建立健全的農村財務管理制度和科學有效的內部控制制度，促進農村財會工作的規范化、精細化、科學化。
二、具體目標
1、由于我縣地域遼闊，行政村較多，需培訓人員超千人，我縣力爭用三年的時間對全縣每個行政村的報帳員、村主任、鄉農經濟會計以及代理會計進行一次輪訓。
2、根據上饒市財政局印發《關于開展農村財會人員財政支農政策培訓工作實施意見》的通知(饒財秘【2010】11號)精神，我縣決定用兩年時間對全縣行政村級報賬員(文書)農經站會計進行培訓，每年不少于300人。做到全面推進與重點突破相結合，長遠規劃與近期目標相銜接，努力把好事辦好、辦實。
3、每年的培訓時間定于5月中下旬，每期100人左右，共三期，每期時間不少于2天。
4、精心組織局業務骨干參加各種形式的培訓，努力打造一支業務精良，素質過硬的師資隊伍，適應社會經濟發展。
鄱陽縣財政局會計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