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小編精心整理了《青藏高原林業資源發展論文(精選3篇)》僅供參考，希望能夠幫助到大家。摘要：作為我國的生態安全屏障，西藏被譽為“世界上最后一塊凈土”，地域特有的自然資源和文化資源對其發展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所謂生態經濟，即在于將區域內各項資源進行整合，依托其力量助推經濟加速發展。西藏生態與經濟之間關系的建設關系到我國“美麗中國”建設的步伐，因此生態經濟的開展對于西藏高高原經濟體系構建具有劃時代意義。
青藏高原林業資源發展論文 篇1：
中國省際森林資源詛咒效應的時空分異及傳導機制分析
摘 要：本文提出“森林資源詛咒系數”的概念，以此檢驗1976—2017年中國29個省級行政區森林資源詛咒效應的存在性;通過聚類分析，將研究對象分為森林資源詛咒高危區、森林資源詛咒嚴重區、森林資源詛咒邊緣區和無森林資源詛咒區。結果表明：中國的森林資源詛咒區主要集中在北部和西部地區，東部和南部地區幾乎沒有資源詛咒現象，資源詛咒區與無資源詛咒區在中國地圖上基本以“云南—吉林”對角線為邊界分布。各類型地區詛咒系數波動趨勢有所不同，2013年是森林資源詛咒高危區和嚴重區詛咒效應波動的“拐點”。根據對存在森林資源詛咒地區的傳導機制分析發現，林業資本投入過多、教育和科技水平落后，產業結構單一、森林資源依賴度高，國家開展林業保護政策、資源開發利用限制，區位交通不便、基礎設施落后，資源過度采伐、生態環境脆弱等5個方面是導致森林資源詛咒的主要原因。據此，提出相應的政策啟示，以期能夠幫助森林詛咒地區破解森林資源詛咒效應。
關鍵詞：森林資源;詛咒效應;時空分異;傳導機制;森林資源詛咒系數
DOI：10.16397/j.cnki.1671-1165.202003103 開放科學（資源服務）標識碼（OSID）：
習近平“兩山理論”的核心即為“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表明在新時代中國既要穩步發展的經濟也要美好的生態環境，社會主義發展既要“綠水青山”也要“金山銀山”。[1]但在實際省域或地區經濟發展過程中，我們觀察到，一些森林資源豐富的省份或地區往往是經濟增速緩慢的地區。這種森林資源豐裕地區相對于貧瘠地區經濟增長更為緩慢的現象稱為“森林資源詛咒”。破解森林資源詛咒對促進森林資源的有效利用、加快資源豐裕地區的經濟發展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國外學者Auty和Sachs等[2-3]最先關注并研究“資源詛咒”現象，研究范圍主要針對煤炭、石油等化石能源。近十幾年來，國內學者按照Sachs等的研究思路開始進行森林資源詛咒的研究，并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得出的結論大都表明森林資源詛咒在國內是存在的，包括村級[4]、縣域[5-6]、省際[7-10]和全國范圍[11-12]。這些研究結論為本文提供了一定的研究基礎，但現有研究仍存在以下不足之處：（1）對森林資源詛咒的空間分布和傳導機制的差異討論得比較少;（2）這些研究基本采用人均GDP來衡量森林資源豐裕程度對經濟增速的影響，但在整體經濟中，林業產值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不高，完全使用國內生產總值作為衡量森林資源對經濟發展的貢獻不夠精確;（3）資源豐裕區和貧瘠區的劃分方式缺少對森林資源的統計分布討論，劃分標準也不夠嚴謹[13]，大多按照森林覆蓋率大于30%來劃分森林資源豐裕區和貧瘠區，以此確定研究對象;（4）森林資源詛咒效應在研究期內有一定的波動趨勢，不能一概而論。
因此，本文以省域林業產業總值作為衡量經濟發展水平的指標，提出“森林資源詛咒系數”的概念和計算方法，據此判斷中國省際森林資源詛咒效應的存在性，從時間—空間兩個角度研究地區間森林資源詛咒的程度和差異，同時分析森林資源詛咒效應的波動趨勢，并在此基礎上進一步解析該地區森林資源詛咒特征及傳導機制。
一、數據與方法
（一）森林資源詛咒系數的提出
“資源詛咒系數”的概念最早由姚予龍等于2011年提出，其核心方法是區位熵，并通過實證分析驗證了用該系數檢驗資源詛咒存在性和詛咒程度區域差異的可靠性。[14]之后被國內學者廣泛應用于能源、礦產等集中性資源[15-17]以及土地資源[18-19]和耕地資源[20]的資源詛咒效應和區域差異的研究。目前，尚未有人嘗試從森林資源角度使用該系數來驗證并研究森林資源詛咒現象的存在性和空間分布特征。在已有的對森林資源稟賦與經濟發展水平間關系的研究中，大多采用森林覆蓋率或森林蓄積量作為衡量森林資源豐裕度的指標。[21-24]本文選取森林蓄積量作為森林資源豐裕度的指標，參照姚予龍等的研究思路并根據森林資源特征作出改進，構造森林資源詛咒系數。用公式表示為：
[RCCit=FViti=1nFVitGFPiti=1nGFPit] 。 （1）
式中：RCC（Resource curse coefficient）表示地區森林資源詛咒系數;FV表示森林蓄積量;GFP表示林業產業總值;i表示地區，t表示年份。如果地區森林蓄積量在全國范圍內占的比重大于其林業產業總值在全國范圍的比重，則森林資源詛咒系數大于1，說明該地區的森林資源優勢并沒有轉化為產業優勢，可據此判斷該地區遭受了森林資源詛咒，且森林資源詛咒系數越大，該地區遭受的森林資源詛咒越嚴重;反之，若森林資源詛咒系數小于或等于1，則該地區不存在森林資源詛咒現象。
（二）數據來源及計算
由于港澳臺及海南的部分年份數據無法獲得，將重慶市并入四川省后，本文的研究對象為中國29個省級行政區。測算數據主要來自1976—2017年《中國統計年鑒》《中國林業統計年鑒》以及各省區統計年鑒和第1～9次全國森林資源清查資料。由于我國的森林資源約每4～5年清查一次，因此選擇9次清查結束的年份作為研究時間點，收集各省或地區9個年份的森林蓄積量和林業三大產業中所有涉林產業總值共558個面板數據。林業第三產業中的森林生態服務價值對于生物多樣性保護、森林碳匯、水文服務、景觀和休閑旅游業都有一定的正向作用，也是森林資源轉化為地區發展優勢的一種體現[25]，因此這一指標不予剔除。將以上數據代入公式（1）可計算出我國29個省級行政區1976—2017年的森林資源詛咒系數，對各年份的詛咒系數分別取平均值后，所得結果如表1所示。
（三）詛咒區域劃分
根據表1計算結果，西藏自治區的森林資源詛咒系數高達216.357，與其他省份的詛咒系數相比量級過大，因此將西藏的數據剔除后，通過SPSS 22.0將剩余數據進行系統聚類分析，得出的結果作為劃分詛咒區域的閾值標準（表2）。上海、江蘇、山東等20個省級行政區的資源詛咒系數小于1，不存在森林資源詛咒;其他省或地區的資源詛咒系數大于1，存在森林資源詛咒。為了進一步區分各地區森林資源詛咒的程度，將存在森林資源詛咒的省或地區進一步劃分為森林詛咒邊緣區、嚴重區和高危區。陜西、甘肅、四川等6個地區的資源詛咒系數介于1和3之間，這些地區處于資源詛咒邊緣區域，詛咒效應在這些地區并不明顯;黑龍江和內蒙古的詛咒系數大于3小于5，這兩個地區的森林資源稟賦并沒有完全用于促進經濟增長，詛咒效應比較嚴重;吉林的資源詛咒系數是黑龍江的兩倍之多，僅次于西藏，為8.005，因此可將其與西藏劃分為資源詛咒高危區，該類地區的森林資源優勢幾乎沒有轉化為經濟優勢，詛咒程度極高。
從空間角度來看，我國的森林資源詛咒效應主要發生在北部和西部地區，東部及南部地區幾乎沒有資源詛咒現象，資源詛咒區與無資源詛咒區在中國地圖上基本以“云南—吉林”對角線為邊界分布。
二、結果與分析
（一）波動趨勢分析
根據表2的分區結果，分別選擇西藏、黑龍江、陜西和浙江作為4種森林資源詛咒類型區的典型區域，從時間角度分析各地區在9次森林資源清查期間的詛咒效應波動趨勢（圖1）。
吉林省森林資源豐富，是全國重點林業省份之一，森林蓄積量高但林業產值相對較低是該區森林資源詛咒系數在東北林區中居首位的原因之一。該區詛咒系數在1981年達到峰值36.022，1981—1998年雖有下降但系數大于5，仍處于資源詛咒高危區;2003—2017年詛咒效應減輕，脫離資源詛咒高危區，但詛咒程度仍然嚴重。
黑龍江省有我國最大的重點國有林區，第9次森林資源清查的森林面積為1 962.13萬hm2，居全國第三。1976—1981年其森林資源詛咒系數小幅度下降，1981—1993年呈較大幅度上升，并于1993年達到峰值6.439，此后逐年下降，于2003年降到最小值2.61，2003年以后雖有小幅度上升，但總體呈下降趨勢。整體來看，吉林省和黑龍江省的詛咒效應曲線除1981年外，其余年份基本重合或接近，并且波動趨勢近乎相同，都在2003年降到最小值，可以認為2003年是這兩類地區詛咒效應波動的“拐點”。
陜西省位于我國中部地區，森林資源豐富，生態系統多樣性突出。其資源詛咒系數整體呈小幅度上升趨勢，基本在1～2之間，并且在1976年、1988年和1993年這三個時間點詛咒系數小于1，可以看出陜西的森林資源詛咒效應在1976—1993年并不明顯，1993年以后才逐漸顯現，目前處于資源詛咒的邊緣區，且有進一步邁入嚴重區的趨勢。
浙江省位于東南沿海地區，經濟水平發達，亞熱帶季風氣候使得省內樹種資源豐富，第9次清查的森林覆蓋率為59.43%，位于全國前列。其資源詛咒系數曲線在第1～8次清查期間表現平緩，第9次清查則有輕微上升趨勢，但仍小于1，比較穩定。
（二）傳導機制分析
1. “擠出”效應
“擠出”效應在林業部門具體表現為對林業產業的資本投入過多，使得地區其他產業由于資金投入不足而發展滯后，尤其會導致與經濟增長密切相關的領域如教育、科研及基礎設施等的資金投入不足，而教育投資的忽視容易導致高素質人才外流，科研激勵不足則影響資源利用效率和創新能力，制約林業產業發展規模[26]，從而降低經濟增速。2015—2017年，詛咒效應較嚴重的吉林、黑龍江和內蒙古三省的教育水平及科技創新水平均低于國內平均值，且科技創新相對于教育水平受到的“擠出”效應更加嚴重;而處于無資源詛咒區的浙江省和廣東省的教育水平和科技創新水平則遠高于國內平均值（表3）。據中國林業信息網，2017年浙江省和廣東省的林業投資分別為796 396萬元和867 790萬元，低于吉林、黑龍江和內蒙古三省的林業投資932 160萬元、1 527 454萬元和1 534 901萬元。在林業產業資本投入更低的情況下，浙江省和廣東省的教育及科技創新水平卻遠高于吉林、黑龍江、內蒙古三省，可以認為林業投資過多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當地的教育及科技創新水平。此外，在內蒙古、吉林和黑龍江三省的國有林區中，林業產業是經濟發展的主要支柱，這容易導致對林業產業的路徑依賴，從而使得技術和人才等要素難以流動到高附加值的產業中，林產品初級加工對技術和勞動力素質的要求不高，人力資本和科技創新投資容易被忽視。
2. 產業結構單一
我國的森林資源詛咒嚴重區和高危區包括內蒙古、吉林和黑龍江三省，覆蓋東北林區的大部分地區，該類地區天然林資源豐富，國有成分偏高。2017年，內蒙古、吉林和黑龍江三省共完成林業固定資產投資116.22億元，其中國家投資占比高達95.53%。目前，內蒙古的林業產業結構仍以第一產業為主，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發展相對滯后（圖2），雖有逐年上升趨勢，但是后勁不足，林業三大產業結構發展仍不協調，從而導致該區經濟發展受到阻礙，這主要表現為森林資源利用面窄、產品深加工不足，經濟發展高度依賴于森林資源稟賦。[27]
黑龍江省的伊春林區自20世紀60年代開始實行政府與林業管理局“政企合一”的管理體制[28]，在這種制度下的伊春市，林業產值占生產總值的比重較高，側面反映了當地對森林資源的高依賴度。這客觀上也限制了其他行業的發展，使得林區產業結構單一、經濟發展難以突破瓶頸，更加容易導致該類地區患上“荷蘭病”，成為森林資源“詛咒”的對象。
3. 林業保護政策
為避免森林資源的無序開發與資源浪費，國家對部分林區采取了相應的保護措施，如森林采伐限額、天然林保護工程、退耕還林工程等，且森林資源為國家或集體所有，區域內的貧困人群無權對其隨意開發利用，容易產生“富饒的貧困”現象。[13]西藏自治區是我國重要的生態安全屏障，我國政府高度重視當地的生態環境保護，先后實施天然林保護工程、退耕還林工程、建立自然保護區等一系列林業保護政策。目前，其禁止開發區面積約占全區總面積三分之一，林業政策在保護動植物資源的同時，不可避免地制約了森林資源的開發利用，使得森林資源優勢幾乎沒有轉變為經濟優勢。
4. 區位交通不便
地理條件和經濟區位是影響人口分布和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29]，上海、江蘇、山東等無森林資源詛咒區多沿?？拷?，優越的地理位置促使這些地區的外向型經濟蓬勃發展;而西藏、內蒙古、云南等森林資源詛咒區，雖擁有豐富的森林資源，但由于地理位置偏遠、占地遼闊且地形復雜，基礎設施建設很難全面覆蓋，原始性貧困現象嚴重。西藏的森林資源條件優厚，森林蓄積量及活立木蓄積量居全國首位，但林業總產值卻位于末尾。該區位于青藏高原的西部和南部，海拔4 000 m以上的地區占全區總面積的85.1%[30]，縱向看，高寒高海拔的地理特性使得各項林產品生產運輸成本高，林產業很難實現規?；洜I;橫向看，西南邊疆的地理位置與我國主要政治、經濟、文化發達地區的空間距離較遠，且周圍大多數地區的經濟水平較低，吸引力和輻射力較弱，整體經濟增速緩慢。
5. 生態環境脆弱
一些經濟欠發達、人口密度高的偏遠地區，當地的農戶生態意識淡薄，往往迫于生計對土地和森林資源過度開墾、樵采，這種長期對森林資源不合理的開發方式，導致自然植被不斷遭到破壞，造成地表裸露，“石漠化”現象嚴重，制約了當地的可持續發展。豐富的森林資源、增長緩慢的經濟以及脆弱的生態環境，這三者之間很容易形成惡性循環[31]， 從而加深“資源詛咒”。第1～3次全國石漠化監測檢測結果顯示，云南省石漠化土地面積分別為288.1萬、284.0萬、235.2萬hm2，居全國第二位。盡管國家實施了天然林保護、退耕還林等林業生態工程，云南省的土地石漠化現象得到了緩解，石漠化的土地面積不斷減少，生態環境逐漸好轉，但人為逆向干擾活動的現象依然存在。云南省的貧困人口數量居全國第二位，高密度的貧困人群和欠發達的經濟水平極易導致“邊治理、邊破壞”的現象，給鞏固建設成果帶來一定阻礙，也嚴重制約了森林資源對于該地區經濟發展的正向作用。
三、政策建議
根據上述中國森林資源詛咒的5個傳導機制，為幫助森林資源詛咒區破解森林資源詛咒效應，本文給出了相應的政策建議。
（1）加大基礎設施和科技創新投資，加強人才引進和教育經費投入。制定人才優惠政策，提高區域內的教育水平;以科技帶動林業發展，依靠科技的逐漸成熟和相關制度的創新使經濟在質和量統一的基礎上穩步增長。[32]
（2）地方政府應著重進行林業產業結構調整，通過精深加工提高林產品附加值和林業產業競爭力?？梢酝ㄟ^推進森林內生性生態富民產業的發展，創新森林資源的經營理念，充分挖掘森林資源的深層價值和功能。
（3）由于國家開展林業保護政策而導致的當地林業產業欠發達，可以持續推廣生態補償機制，加大森林生態效益的補償力度，中央財政需大力支持。
（4）地理位置導致的詛咒效應無法從根本上消除，但政府可以采取一些措施來減輕詛咒程度。例如，詛咒地區的農戶大部分收入來源于森林資源，因此可以適當提高當地農戶的林業收入，同時加強基礎設施建設和公共產品供給。此外，地理位置偏遠的地區如西藏、云南等，都擁有豐富的旅游資源，政府應將其充分利用，大力發展森林資源的旅游價值。
（5）“石漠化”現象的成因主要分為自然因素和人為因素，因此需雙管齊下，從源頭治理。對于自然因素導致的生態環境脆弱，應進行林草植被保護和人工造林種草，將“石漠化”治理與林業生態工程緊密結合，必要時可以實施生態移民政策。[33]對于人為因素主導的環境破壞，需要加強對當地居民的宣傳教育，改變不合理的耕作方式，防止農戶對森林資源亂砍盜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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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 張月紅）
Key words： forest resource; curse effect; spatiotemporal differentiation; transmission mechanism; forest resource curse coefficient
作者：王雨露 謝煜
青藏高原林業資源發展論文 篇2：
西藏生態經濟發展路徑探討
摘要：作為我國的生態安全屏障，西藏被譽為“世界上最后一塊凈土”，地域特有的自然資源和文化資源對其發展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所謂生態經濟，即在于將區域內各項資源進行整合，依托其力量助推經濟加速發展。西藏生態與經濟之間關系的建設關系到我國“美麗中國”建設的步伐，因此生態經濟的開展對于西藏高高原經濟體系構建具有劃時代意義。該文旨在探討西藏生態經濟發展現狀，根據分析研究，以期提出具有可行性建議。
關鍵詞：生態經濟;西藏經濟發展;高高原經濟體系
1 概述
1）國內生態經濟現狀及發展
十九大指出：要加強社會主義生態文明建設，推進生態文明體制改革。生態文明建設旨在實現人與自然和諧可持續發展，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那么生態經濟就是生態文明建設的基礎，
只有實現社會經濟—環境的綠色可協調發展，才能實現生態文明建設的終極目標。我國自改革開放以來重視經濟發展，2010年雖然已超越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強國，但由于我國在經濟建設過程中存在的“高消耗、高污染、低產出”等特點，使得我國經濟結構嚴重失衡，環境大規模污染，嚴重制約著我國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因此，在當前社會情況下研究我國生態緊急協調發展具有重大現實和長久意義。
2）西藏生態經濟現狀和發展
西藏自治區“十一五”規劃提出了要發展“循環經濟”，通過嚴格監控對資源的回收和再生，實現循環利用。在循環經濟的基礎上“十二五”規劃中明確提出促進“生態經濟”，生態經濟的提出充分表明西藏自治區領導在經濟發展對于環境保護的重視程度，為西藏經濟可持續發展奠定堅實的基礎。目前，西藏七大產業協調發展，加快西藏經濟發展速度，且成果顯著，對于西藏加快高高原現代化經濟體系奠定堅實基礎。
2 生態經濟概述
2.1 “生態經濟”的概念內涵
“生態經濟”這一概念最早由美國經濟學家肯尼斯·鮑爾丁于20世紀60年代后期在其著作《一門學科——生態經濟學》中提出，是指在生態系統可承載范圍內，運用生態經濟學原理和生態經濟系統理論改變已有的生活方式、生產方式和消費方式，最大化利用資源，建立低耗能高收益的產業模式，大力發展經濟，通過不斷優化產業結構，調整市場布局，完善市場體制結構，形成生態、經濟、資源的和諧發展，不斷增強整個國家的經濟實力，最終實現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和諧共存，人與自然和諧共生，是一種綠色、可持續發展的經濟。對于生態經濟的概念表述雖在國內外學者之中各有其側重點，但對其概念內涵國內外學者們的觀點基本一致，都認為“生態經濟”的核心即可持續發展的概念，并為可持續發展提供了理論基礎。
2.2 “生態經濟”的特征
由“生態經濟”的概念內涵可以看出，該理論作為一個“生態”與“經濟”結合的經濟范疇，應該從“生態”與“經濟”這二者可持續發展的關系中找出其概念特征：
一是和諧性。當代社會在經濟發展中出現的各種生態問題，歸根結底都是由于在發展經濟的過程中忽視了保護生態的重要性，導致人與自然的相處過程中造成不和諧的聲音。和諧發展作為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重要內容，自然也應是衡量“生態經濟”發展狀況的重要指標。在實踐中，采取各種政策措施保證人與自然的協調，是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的根本任務。
二是公平性。從生態經濟學的觀點來看，持續和公平是兩個密切聯系的概念，公平是持續的前提，是經濟得以持續發展的首要條件。這就要求人們在利用自然資源發展經濟的過程中，必須重視代際的公平。即今天追求高速度發展經濟，不能以犧牲后代人賴以發展經濟的生態系統資源為代價，這也是可持續發展理念所要求的。
三是持久性?？沙掷m發展的持久性，來源于經濟發展中自然資源供給的持久性和生態環境對污染容納的持久性。只有人們能過正確的認識和對待自然資源供給的有限性和生態承載能力的有限性，才能在利用自然資源的時候不只是著眼于眼前的利益，而是以長足的眼光正確處理資源和發展之間的關系，以取得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3 西藏發展生態經濟的要素稟賦及其局限性
西藏自治區齊扎拉主席提出建設西藏高高原經濟體系，要求把“高”字“嫁接”到西藏的特色產業體系中，圍繞西藏獨特的旅游文化產業、高原農牧業經濟體系、礦產資源、清潔能源等，建立一個高高原經濟體系。建設高高原經濟體系也是對對建設西藏“生態經濟”的具體落實，是建立在對西藏特點、經濟發展方式的正確認識上所提出的的經濟建設模式。
西藏在資源要素稟賦方面具有雙面性。一方面，西藏地處高原，海拔偏高，地勢險峻，人才相對匱乏，面對如此的自然環境，西藏在資源的開采利用方面相對于其他省市有更大的阻力，需要更多的資金投入和人力投入。另一方面，西藏被譽為地球第三極，亞洲水塔，是中國重要的生態安全屏障，其草場資源、林業資源、藥材資源豐富，西藏草原總面積13.23億畝，其中可利用草原面積11.57億畝，除此之外，西藏還擁有豐富的太陽能和風能資源，在新能源利用方面有著得天獨厚的優勢。
在西藏生態經濟發展得到過程中，由于資源稟賦存在的雙面性，故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1）清潔能源的普及率有待提高
因為在自然資源要素稟賦方面，西藏有著得天獨厚的優勢，故西藏在太陽能、風能、水電、地熱能等方面的應用和推廣取得了一定的成績， 但由于技術能力的限制，總體的開發利用水平較低，規模小、開發利用率不高成了首要問題。西藏地區的地熱資源的開發利用由于前期缺少統籌規劃，所以在開發利用方面也存在很大缺陷?？傊?， 科技能力的欠缺、研發能力的滯后、開發成本較高、產業總體規劃不健全是導致西藏清潔能源普及率相對較低的首要原因。
2）對于產業發展定位精準性有待提高
目前西藏的特色產業較多，但總體呈現出規模小、知名度低、以售賣資源為主的特點，這對生態經濟的發展是不利的。規模小導致生產效率低下，生產過程中對資源的利用率不高;知名度低導致產業發展前景不被看好，容易形成作坊式生產，對西藏的生態可持續發展是不利的;沒有規劃的售賣資源會導致資源無序開采，形成資源浪費，這也是不符合可持續發展的要求的。
3）傳統農業發展渠道的豐富性有待提高
相較于東部經濟發達區域農業的現代化、機械化作業，西藏地區由于地處青藏高原海拔較高，農牧業的現代化、機械化作業有一定的難度。近年來，黨和國家主抓西藏第一產業的發展，但是由于西藏地廣人稀，農牧業經濟發展依然處于粗放型增長模式，主要依靠人力種植，且發展渠道單一，距離規?；?、現代化、多樣化、農牧業機械化種植還有一定距離，而且農牧民的整體文化水平比較低，導致經營水平較低，無法形成現代化農民經營新主體。
4）本區人民對生態經濟的認識度有待提高
在西藏的稟賦結構中，相較于豐富的資源稟賦，人力資源和物資資本相對薄弱得多，科技研發能力主要依靠外部“輸血”的模式，本區人民對資源的局限性認識相當有限。且由于受地理環境所限，對于可持續發展等理念的傳輸也是遇到了許多阻礙，僅僅依靠本區人民的宗教信仰，只能做到保護生態，不能使生態和經濟這兩個引擎同時驅動，還需要逐步推廣普及人民對生態經濟的認識程度。
4 西藏生態經濟建設路徑
近年來，生態污染不僅僅產生于城市，也開始向鄉鎮蔓延。因此，要保證城鎮化發展的猛烈勢頭，同時照顧好西藏的生態環境容量保持在承載限度內，做好以下幾點工作必不可少：
1）提高清潔能源普及率和廢水廢氣凈化率
解決生態環境惡化問題，則應該從污染根源上對癥下藥。居民的能源消耗應該轉變為以清潔能源為主，化石能源為輔的能耗方式。采取多種措施和普及宣傳方式，讓居民有條件使用水電、太陽能、天然氣、沼氣和地熱能等多樣化復合式的能源消耗方式。在提高清潔能源普及率的基礎上仍需要加大力度投入廢氣物凈化處理的設施和場所，為生態環境的保持減少負擔。將生態環境保護制度化常態化，嚴格監督管理。
2）優先發展低能耗低污染的環保產業
依托水質、土壤、空氣和人文環境“四不污染”的高原優勢，西藏生態經濟發展應針對其經濟發展方式應該做出相應的調整和變化，大力發展低能耗低排放低污染的環保產業。近年來，西藏各部門大力推崇的凈土健康產業也是其中之一。要注意挖掘和推進能夠和高原特色相結合的低碳產業，如天然飲用水、高原奶制品、高原肉制品、藏草藥材產業、高原特色文化產業和高原特色旅游產業等。對于高能耗高污染的產業加大監控力度，督促該產業進行污染物處理，嚴格達到排放標準后方可進行排出，征收環保稅。始終秉持著“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環保理念，倡導生態和經濟相生共長的經濟發展理念，拒絕走上先破壞再治理這樣的彎路。力求走出提一條經濟和生態環境相輔相成，人與環境和諧共進的綠色產業發展道路，實現生態環境和經濟發展共提速。
3）持續推進農業節能減排工作
在農業發展方式上，仍需持續推進農業種養循環工作，爭取在農業生產過程中不排出過多廢料殘渣，建立起循環農業、牧業生產方式。在農業種植方面，提倡以有機環保肥料代替化學肥料;改進種植技術和灌溉技術，以達到節約用水、節約農藥的目的;采取多種實現方式，形成生態循環農業種植方式，減少過多排放。在建立起新型生態循環農業的同時，應注意監測農業污染比較集中的地區，以先進的技術和效益改變慣于傳統農業的農民種植理念，對已造成的破壞和污染進行及時的治理。
4）提倡全民節能減排行動
最后，通過各種渠道進行環保宣傳教育，提高城鎮居民和游客的環境保護意識。加大力度推進國土綠化工程，鼓勵多植樹多種草，提高居民和游客對藍天、白云、鳥獸、山川、河湖存續的重視程度。樹立生態文明觀念，正視生態建設和經濟發展之間的辯證關系，在保護生態環境的同時提高生活水平。并且，加強輿論監督，使全社會了解生態環境安全的必要性和緊迫性，形成全社會共同關心生態環境、共同保護和建設自己生態家園的良好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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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聯編輯：張薇】
作者：寇揚揚 謝靜宜
青藏高原林業資源發展論文 篇3：
中部革命老區（貧困地區）經濟社會發展的SWOT分析
[摘要]中部貧困革命老區經濟社會穩步發展對于實現區域協調發展理念具有重要意義。在經濟社會發展過程中，中部革命老區（貧困地區）在地緣性、勞動力、自然資源和革命作風方面具有明顯優勢，面臨著區域協調發展戰略實施、中部崛起及產業梯度轉移加速等良好機遇，但同時存著資金積累不足、基礎設施落后、收入外部性依賴強、專業人才匱乏等劣勢與挑戰。據此，在結合其自身條件和外部環境下，本文提出了相應的對策建議。
[關鍵詞]中部革命老區（貧困地區）；SWOT分析；對策建議
一、中部革命老區（貧困地區）的界定及分布
中部革命老區（貧困地區），本文界定為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和抗日戰爭時期，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創建的中部6省革命老區縣。同時，依據《中國農村扶貧開發綱要（2011-2020年）》確定的國家扶貧開發工作重點縣，共計137個縣（市）。從中部革命老區（貧困地區）的地理分布來看，中部革命老區（貧困地區）絕大部分分布在山區，呈集中連片態勢（如圖1），且大多處省域周邊地帶，與本省中心城市相距較遠，如江西省贛州市距南昌421公里，河南省面積最大的深山區縣盧氏距離鄭州403公里，湖南省龍山至長沙市約500公里，等等。中部革命老區（貧困地區）山多、溝深、坡陡、交通不便，形成了較封閉的山區地域環境。其中，江西20個革命老區縣（貧困地區）主要分布在江西贛州、吉安、上饒、撫州、九江、萍鄉地區，多為山區縣，呈現集中連片狀態，國土面積47670平方公里，占江西省國土面積的28.6%。湖北25個革命老區縣（貧困地區）主要分布在鄂西北秦巴山區、鄂西南武陵山區、鄂東北大別山區和鄂東南幕阜山區，呈集中連片狀態，國土面積72995平方公里，占湖北省國土面積的39.3%。河南24個革命老區（貧困地區）處集中連片秦巴山片區和大別山片區，總面積43407平方公里，占河南省總面積的26%。湖南20個革命老區（貧困地區）主要集中在與四川、貴州和廣西交界的湘西土家族自治州，地處集中連片武陵山區和羅霄山區，總面積54200平方公里，占湖南省總面積的25.6%。安徽省13個革命老區（貧困地區）主要位于大別山區、沿淮淮北地區和皖南深山區，總面積29482平方公里，占安徽省總面積的21.1%。山西35個革命老區（貧困地區）主要分布在燕山一太行土石山區、呂梁山區和晉西北黃土高原丘陵山區，總面積60436平方公里，占山西省總面積的38.6%。
二、中部革命老區（貧困地區）經濟社會發展的SWOT分析
SWOT分析方法是一種系統綜合分析模型，通過對研究對象的內在條件和外在競爭環境進行綜合考察，以期對研究對象的競爭優勢作出正確的評估，其中s代表strength（優勢），W代表weakness（劣勢），O代表opportu-nity（機遇），T代表threat（挑戰）。系統化方面，早在SWOT誕生之前的20世紀60年代，就已經有人提出過SWOT分析中涉及到的內部優勢、弱勢，外部機會、挑戰這些變化因素，但只是孤立地對它們加以分析。SWOT方法的重要貢獻就在于用系統的思想將這些似乎獨立的因素相互匹配起來進行綜合分析，使得研究對象戰略計劃的制定更加科學全面。中部革命老區（貧困地區）經濟社會發展是一個復雜的多元系統，要了解其發展狀況，識別其競爭優勢，就需要借助SWOT分析方法，對其發展的優勢、劣勢、機遇和挑戰進行全面地分析，在此基礎上評價其競爭優劣勢，為其經濟社會發展戰略的制定奠定基礎。
（一）中部革命老區（貧困地區）經濟社會發展的優勢
1.區位集中連片，地緣性優勢有利于經濟社會的共同發展
中部革命老區（貧困地區）共137個縣（市），分屬于鄂、贛、豫、湘、皖、晉六個省份，數量較多，乍聽之下略顯凌亂。但事實上，中部革命老區（貧困地區）集中連成片，并不零散。雖然分屬于不同的省區，但恰是比鄰而居，相互連接，集中于秦巴山區、武陵山區、燕山-太行山區、呂梁山區、大別山區、羅霄山區等。且中部革命老區（貧困地區）同為山區縣，地形相似，生活具有相同空間的特性。
從經濟發展來看，中部革命老區（貧困地區）經濟發展水平普遍較低，人民生活較為貧困，提高生活水平、積極向上進取的意識強烈。從經濟發展方式來看，中部革命老區（貧困地區）因其自然環境的特性，非常有利于農作物的生長，發揮優勢的農業產業發展能為農民帶來實利。優美的生態環境，也為老區生態旅游的發展奠定基礎。另外，在國人的意識中，中部革命老區（貧困地區）同屬“紅色區域”，是一片英雄的土地，老區人民為革命無私奉獻、英勇獻身的精神獲得中國人普遍的感動與認同。不忘老區民生疾苦，不忘老區經濟發展！這是一個富強的共和國的責任，也是每一位中華兒女的心愿?？傊?，中部革命老區（貧困地區）這一片紅色土地，地域上集中連成片，經濟發展基礎相同，又具有共同的積極發展經濟的強烈意識，如此強大的地緣性優勢，非常有利于中部革命老區（貧困地區）經濟社會的共同發展。
2.生態、礦產、文化資源豐富
中部革命老區（貧困地區）多有生態之城的美稱。境內山清水秀、風光旖旎、氣候宜人，多數縣森林覆蓋率在70%以上，環境空氣質量達到國家一級標準，是旅游觀光的好去處。中部革命老區（貧困地區）基本為山區縣，境內崇山峻嶺，峰巒重疊，復雜的地形產生出豐富多彩的礦產資源。如贛州市是全國重點有色金屬基地之一，素有“世界鎢都”、“稀土王國”之美譽。已發現礦種106種，其中查明儲量的礦種75種。礦產地1254處，其中大型礦床28處，中型礦床60處，小型礦床712處，礦點454處。煤炭是山西省最大的優勢礦產資源。山西煤炭資源分布從北至南有大同、寧武、西山、沁水、霍西、河東六大煤田及渾源、五臺等煤產地，含煤面積6.2萬平方公里，占全省總面積的39.6%。中部革命老區（貧困地區）不僅生態資源和礦產資源獨特，而且文化資源也非常豐富。特別是歷史文化景觀豐富，是紅色旅游的寶貴資源。
3.勞動力轉移，居民思想逐漸開化
中部革命老區（貧困地區）大多農業生產結構單一，剩余勞動力就地消化困難，老區政府都在大力實施勞動力轉移政策，因此有大量的農民工外出務工。以安徽省霍邱為例?；羟窨h是安徽省勞務輸出大縣，全縣170萬人口中農業人口近140萬，常年外出務工人數達40余萬。農民工來到城市，進入非農產業部門，學習新的技能，開闊眼界，擴大交往，從觀念到能力都發生很大的轉變。對于人口流動給農村帶來的社會后果，列寧曾有過精辟論述：“遷移是防止農民‘生苔’的極重要的因素之一，歷史堆積在他們身上的苔蘚太多了，不造成居民的流動，就不可能有居民的開化”。外出務工人員經歷了現代城市的激烈市場競爭，大大增強了商品意識、競爭意識和風險意識。另外，中部革命老區（貧困地區）都在大力發展旅游業、規模特色農業和相應的工業，吸納了大量的勞動力，酒店管理、導游服務的人員越來越多，在工農業生產和服務業發展的實踐中，就業人員的能力和素質取得了進步和提升，逐漸走向專業化、職業化。
4.后發優勢，有利于經濟追趕
“后發優勢”理論最早是由美國經濟學家格申克龍（A·Gerschenkron）提出的。1962年，Gersehenkron從落后國家如何利用“落后的有利性”實現經濟趕超概括了后發優勢理論的主要內容：（1）相對落后會造成緊張狀態，從而激起國民要求工業化的強烈愿望，以致形成一種社會壓力，激發制度創新，并促進以本地適當的替代物填補先決條件的缺乏。（2）替代性的廣泛存在，使后進國在吸收先進國家的成功經驗和失敗教訓的基礎上形成和設計工業化模式時，具有可選擇性和創造性。（3）后進國家引進先進國家的技術和設備，可以節省科研經費和時間，加速人才培養，能在一個較高的起點上推進工業化，同時資金的引進也可以解決后進國家工業化過程中資本嚴重不足的問題。后發優勢起因于差距，源于引進、模仿和學習，包括資本、技術和制度等。中部革命老區（貧困地區）落后于我國其他地區的發展，這種差距既是壓力也是動力，能激發改變后進的決心，而其自身所具有的良好生態、礦產、勞動力、土地、紅色旅游等資源，也為其追趕奠定了物質條件。在此基礎上引進先進技術，模仿和學習發達地區相適應的發展模式，后發優勢的全面發揮定能促進中部革命老區（貧困地區）經濟社會的穩步向前發展。
5.作風優良，革命歷史文化傳統深厚
中部革命老區革命歷史文化，從很大范圍來說就是指在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誕生于以瑞金為核心的中央蘇區“紅土地”之上的人民大眾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文化。這種紅色文化是由毛澤東、周恩來、朱德、方志敏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領導老區共產黨人和廣大軍民在波瀾壯闊的蘇維埃革命運動中培育形成的。老區革命歷史文化內涵豐富博大精深，歸納起來就是“星火燎原，信念堅定；反對本本，開拓進??；執政為民，爭創第一；艱苦奮斗，廉潔奉公；無私奉獻，不怕犧牲”。老區人民長期沉浸在“紅色文化”中，受到革命精神的熏陶。紅色文化所蘊涵的堅持信念、開拓創新、集體主義、為民服務、艱苦奮斗、無私奉獻的精神，為中部革命老區（貧困地區）城市建設、新農村建設提供了強大的力量支撐。
（二）中部革命老區（貧困地區）經濟社會發展的劣勢
1.資本積累不足
中部革命老區（貧困地區）最主要的弱勢就是資本積累不足，生產總值和財政收入偏小，阻礙了其經濟社會發展的道路。以安徽省為例。安徽共有62個縣（市），其13個革命老區（貧困地區）2012年的GDP、人均GDP、財政收入、人均財政收入數據和位次如下表1。從中可以看出革命老區（貧困地區）生產總值和財政收入都量小，位次基本靠后，石臺位列最后一位。資本的缺乏成了革命老區（貧困地區）經濟社會發展的障礙。
2.地方居民的文化觀念保守，勞動技能低
由于地處偏遠山區，信息閉塞，農村勞動力普遍觀念陳舊，接受新思想、新技術的能力有限，發展現代農業缺乏技術支撐，科技對農業增長的貢獻率不高。勞動力文化程度低，缺少實用技能培訓，這是農村貧困家庭普遍存在的一種致貧現象。從勞動力的就業情況來看，絕大部分貧困戶都在本地從業，而且從事單一的種植業和家庭式的養殖業，很少人經營第二、三產業。由于勞動力束縛在單一的種養業上，增收渠道狹窄。據調查，江西省贛州市集中連片區域內貧困群眾小學畢業文化程度以下占48.8%，還有相當數量文盲、半文盲。有70%的貧困戶家庭主要依賴傳統農業，賣的是原材料，農產品無任何附加值，商品率極低；有80%以上貧困勞力外出務工靠苦力，收入低，工作環境差；有50%以上的貧困群眾對脫貧致富缺乏信心，因循守舊，“等、靠、要”依賴思想嚴重。
3.交通通訊等基礎設施發展不足
中部革命老區（貧困地區）基本都在山區，地理條件的限制導致交通通訊等基礎設施發展滯后。這類地區的基礎設施狀況普遍低于其他地區，特別是農業基礎設施薄弱，水、電、路等建設情況還比較落后。由于基礎設施落后，直接導致農民生產成本增加，增收致富難度加大。近年來，雖然鄉村通路里程也有所增加，但由于地貌以丘陵山地為主，農戶居住十分分散，公路彎彎曲曲，公路技術等級偏低，路面狀況差，通過能力低，基礎設施的改善還有很多工作要做。例如，湖南革命老區大多數公路技術等級低，交通流量已大大超過設計能力，經常造成公路堵塞，特別是國道G319線花垣至吉首路段、國道G209線鳳凰至吉首路段堵車現象更是嚴重，過境車輛和游客怨聲載道。從吉首到龍山由于路況差，近250公里的路程需要6個小時左右的時間，比吉首到長沙的時間還要長。同時，貧困人口大多分布在邊遠山區、水庫庫區和地質災害多發區，山洪、滑坡、泥石流等自然災害發生的頻率較高，致使廣大群眾因災返貧現象突出。因此，交通通訊等問題已經成為中部革命老區（貧困地區）發展的瓶頸。
4.地方居民的經濟增長力不強和收入外部依賴性強
中部革命老區（貧困地區）目前大都是農業縣、林業縣，有少數工業化程度比較好的縣也大都是資源開采型、環境污染型、能量高耗型，所生產的農副產品和資源性產品都靠外銷，創新能力不足，對外依賴加重，僅僅是低端供貨商。這種依賴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經濟動力、經濟收入依賴于外部，經濟投入主要依賴于國家上級財政支持。
第一，家庭收入的外部依賴性非常強。因本地工業比較少，所以勞動力大部分都流向上海、廣東、江蘇、福建廈門一帶。只有少數的縣有比較好的產業基礎，能帶動老百姓當地就業，比如湖北鄖縣光農產品工業園，就帶動了3萬農民就業，“工業梯田”的打造更是為鄖縣人們提供了廣闊的發展空間。但大多數老區縣都以農林為主，所以大部分居民出去尋求生計。農民收入有著嚴重的外部依賴性。收入外部依賴性存在一定的脆弱性，波動性。受制于人，受制于外界環境。例如：2008年金融危機導致了制造業的蕭條，很多外出務工人員就早早回家過年，經濟收入明顯下降，家庭生活困難。
第二，財政投入的外部依賴性強。例如：河南洛寧縣2011年生產總值116.9451億元，人均生產總值27698元。全縣完成地方財政一般預算收入4.3999億元，地方財政支出14.4558億元，70%的財政支撐依靠上級財政補助，屬于典型的財政投入依賴型。外部依賴性的財政很難保證當地農戶有更多開創性的產業發展，大多僅僅維持基本的生活需求。
（三）中部革命老區（貧困地區）經濟社會發展的機遇
1.“中部崛起”戰略實施提供了強有力的支撐
“中部崛起”戰略自2006年被正式提出，是我國繼西部大開戰略、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后又一個區域協調發展的偉大戰略舉措。2010年國家發改委通過了《促進中部地區崛起規劃實施意見的通知》，2012年國務院發布了《國務院關于大力實施促進中部地區崛起戰略的若干意見》，這些政策文件都強調要把中部地區建設成重要的糧食生產基地、能源原材料基地、現代裝備制造及高技術產業基地和綜合交通運輸樞紐，并著力發展服務業。中部革命老區（貧困地區）生態資源、礦產資源、能源資源、農業資源等都異常豐富，“中部崛起”戰略突出了縣域資源優勢，為中部革命老區（貧困地區）經濟發展確定了產業發展方向。政策還強調扶持欠發達地區加快發展?！霸黾臃鲐氋Y金投入，加大工作力度，推進秦巴山區、武陵山區、燕山一太行山區、呂梁山區、大別山區、羅霄山區等集中連片特困地區扶貧開發攻堅工程，到2020年穩定實現扶貧對象不愁吃、不愁穿，保障其義務教育、基本醫療和住房，扭轉貧困地區與其他地區發展差距擴大趨勢。推動在武陵山區率先開展區域發展與扶貧攻堅試點。支持贛南等原中央蘇區振興發展，促進大別山革命老區加快發展”，這都突顯了中部地區發展革命老區（貧困地區）的重大決心。
2.區域協調發展提供了政策支持
20世紀90年代，針對地區差距帶來的突出問題，國家“九五”規劃綱要適時作出了“堅持區域經濟協調發展，逐步縮小地區發展差距”的重大決策，要求更加重視支持中西部地區經濟的發展，加強東部地區與中西部地區的經濟聯合與合作，鼓勵向中西部地區投資，引導人才向中西部流動。區域協調發展這一國民經濟發展方針，在“十五”規劃、“十一五”規劃中得到繼續貫徹和強化?！笆濉币巹澗V要中再次確認了區域協調發展的方針政策，并且強調“加大對革命老區、民族地區、邊疆地區和貧困地區扶持力度”，“在南疆地區、青藏高原東緣地區、武陵山區、烏蒙山區、滇西邊境山區、秦巴山一六盤山區以及中西部其他集中連片特殊困難地區，實施扶貧開發攻堅工程，加大以工代賑和易地扶貧搬遷力度”，這為身處秦巴山區、武陵山區、燕山一太行山區、呂梁山區、大別山區、羅霄山區等集中連片特殊困難地區的中部革命老區發展提供了強有力的政策支持。
3.符合統籌城鄉發展與新農村建設的要求
一個社會的收入分配問題，不僅決定著全社會創造的財富為各個階層帶來的福利多寡，同時還影響著未來經濟社會的發展狀況。中部革命老區（貧困地區）城鄉居民的收入差距還較大，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本地區經濟社會的全面發展。以湖北革命老區（貧困地區）為例。2011年湖北24個革命老區（貧困地區）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與農民人均純收入之比都較高，多數縣超過國家的平均水平（3.16：1），也基本上高于全省的平均線（2.66：1），其中最低為陽新縣2.46：1，最高為恩施市3.81：1，快接近國際公認的警戒線4.0的水平（如圖2）。
所幸的是，貧富差距的擴大早已引起了國家的重視，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明確把“統籌城鄉關系”作為“五個統籌”的第一位加以提出，并且強調“建立有利于逐步改變城鄉二元經濟結構的體制”，同時黨的十六屆五中全會提出了“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要求，“三農”問題反復被黨中央列為工作的重點，這是我國從根本上協調城鄉關系和解決“三農”問題的重大理論創新和政策保障，是確保城鄉社會經濟穩定健康發展的戰略性思路。這一戰略性改革要求各級政府在制定計劃、解決問題、分配收入等方面，不要就農村說農村，就城市說城市，而是要改變“城鄉兩策，重城抑鄉”的思路，優先考慮農村，從城鄉各自的小循環、小系統走向城鄉統一的大循環、大系統，樹立城鄉一盤棋的總體思想，發揮城市輻射帶動優勢和城鄉之間關聯優勢，打通城鄉，資源共享，雙贏共榮。
4.國內外產業梯度轉移加速提供了契機
產業梯度轉移理論，源于日本經濟學家赤松要“雁行發展理論”和美國經濟學家弗農的“產品生命周期理論”。該理論認為，創新活動諸如新行業、新產品、新技術、新的生產管理和組織方法等大都發源于高梯度地區，以后隨著時間的推移和產品生命周期的變化，逐步由高梯度地區向低梯度地區轉移。高梯度地區關鍵在于創新，通過發明新產品，建立新產業，保持區域在技術上的領先地位；低梯度地區則主要居于自己的比較優勢承接從高梯度區域轉移出來的產業來加速區域經濟發展。梯度理論表明區域間經濟發展水平的梯度差異是產業轉移發生發展的客觀基礎。為了協調區域發展，我國政府積極推行產業梯度轉移，制定了一系列政策，如2007年商務部和國家開發銀行聯合發布了《關于支持中西部地區承接加工貿易梯度轉移工作的意見》，旨在通過金融手段，支持中西部承接產業轉移。中部各省為了吸引產業轉移，也制定了許多優惠政策，如2011年12月20日，江西省人民政府發布了《關于積極承接產業轉移促進加工貿易發展的意見》，提供用地、財稅、金融、人才等方面的政策支持。安徽省也積極規劃建設皖江城市帶承接產業轉移示范區，積極承接國際國內產業組團式轉移。產業梯度轉移的加快趨勢和相關優惠政策給中部革命老區（貧困地區）經濟社會發展帶來了契機，中部革命老區（貧困地區）要發揮生態、資源、勞動力等優勢，積極參與承接產業轉移，促進本地經濟社會的發展。
（四）中部革命老區（貧困地區）經濟社會發展面臨的挑戰
1.經濟發展與社會發展之間的相互擠壓和阻礙
理論上，發展是一個全面的范疇，經濟發展是社會發展的基礎，社會發展制衡著經濟的發展，經濟發展和社會發展是相輔相成的關系。經濟發展更多地關注“量”，社會發展則注重的是“質”；經濟是以“物”為中心的發展，社會則是以“人”為中心的發展。經濟發展的最終目的在于提高人的生活質量，社會發展滲透在經濟每一個發展階段。我國“十二五”規劃綱要指出，要堅持科學發展，實現發展的綜合性、系統性和戰略性，實現經濟與教育、科技、文化、醫療衛生、環境保護等的共同發展。但在現實中，經濟發展和社會發展時常偏離，這常表現為不發達國家和地區不顧后果地謀求經濟增長的努力。我們追求經濟與社會的協調發展，但現實卻對這種理想提出了嚴重的挑戰。特別是對于這些還處于貧困中的革命老區來說，壓力更加沉重。在以發展經濟為主導的價值觀下，經濟發展成了打開貧困之鎖的唯一鑰匙，在資本貧乏的情況下勢必會影響教育、科技、文衛、環境等方面的建設。如何從這種令人不滿的現實走向理想，也就是使經濟增長與社會發展的對立走向經濟發展與社會發展的整合，加強政府調控是必要的。通過制定一定的規則和制度，逐步實現經濟與社會發展的一致性安排，進而實現經濟發展與社會發展的優良整合。
2.難于持續的低成本優勢
前文對中部革命老區（貧困地區）經濟社會發展的優勢論述表明，生態、資源、勞動力以及相關支持政策都是其重要的發展優勢，也就是經濟學中的資源紅利、人口紅利和改革紅利。厲以寧指出，紅利的消失即發展優勢的消失，是經濟發展過程中正?，F象，每一個國家在發展過程中都會出現這種情況，并不是某一個國家的特殊問題。只要加快改革，創造新的制度優勢，就會產生新的人口紅利、資源紅利和改革紅利。進一步闡述認為，人口紅利通常是指廉價勞動力的存在，廉價勞動力的存在是發展前期成本低的主要原因，經濟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廉價勞動力的優勢會消失，然而廉價勞動力時代的結束就是技工時代的開始；資源紅利是指比較豐富的土地資源、礦產資源等，經濟發展前期，土地資源和礦產資源都比較便宜，但隨著經濟的發展，資源會越來越緊張，這種舊的資源優勢會消失，需要新的資源優勢，新的資源優勢在于先進的科學技術；改革紅利又稱為制度紅利和體制紅利，舊的改革紅利消失后，需要不斷調整完善制度創造改革的新動力。因此，要應對難以持續的低成本優勢，中部革命老區（貧困地區）需要從培養技術勞動工人、節約利用資源并引進先進的科學技術以及相適應的政府制度創新等三方面實行突破，以維持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
3.專業人才匱乏
由于中部革命老區（貧苦地區）經濟比較落后，收入相對較低，所以對人才吸引力小，直接導致了本地適應性人才的引進困難和短缺。以湖南古丈縣為例，古丈縣現有各類人才4047人，其中黨政人才862人，占21.3%；事業單位管理人才932人，占23%；事業單位專技人才1872，占46.3%；企業單位人才98人，占2.4%；農村實用人才283人，占7%?？梢?，行政事業單位人才較多，企業人才較少。事業單位技術人才中，教育、衛生人才1691人，占42%，其他專業人才181人，僅占4%，特別是經濟專業人才缺乏。另外，專業技術人才中初級職稱人員1757人，占43.4（%）；高職稱人員少僅有115人，僅占2.8%。以上數據表明，古丈縣人才隊伍數量不足，結構不完整，人才素質不高，整體專業人才匱乏。
三、中部革命老區（貧困地區）經濟社會發展的對策與建議
（一）明確政府責任，強化統籌職能
這就要求中部革命老區（貧困地區）的地方政府應該根據中央相關政策，妥善協商，廣泛吸納民智，明確政府責任，強化統籌職能，商討制定一個中長遠規劃。這一規劃應該涵括了未來發展的基本方面，充分考慮到本地區居民的民意訴求，綜合各方面的要素與條件，包括基礎設施、教育衛生事業、人口環境發展、產業發展與居民收入、城市化建設、資源開發與保護等等。
（二）加大教育投入，提高人才素質
基礎教育方面應該加大投入、靈活機制、爭取達標，職業教育需要得到重視，加大投入、提高水平、發揮效用。特別是需加大幼兒和小學教育投入，保證每個孩子都能夠安全、便利地上學。針對個別偏遠山村的孩子入學難的問題，應該建立教師扶助激勵機制，鼓勵大學生輪流幫扶和支教、或者建立專項基金，支持其轉入中心學校就讀，并妥善解決其生活問題。
（三）扶持特色產業，打造優勢集群
中部革命老區（貧困地區）經濟發展應以發展扶貧產業為抓手，充分利用貧困地區的資源優勢，從整體上謀篇布局，把扶貧開發與發展現代農業結合起來，把傳統農業與農產品加工、農產品貿易、生態農業相結合，按照“一村一品”的開發方式，形成區域性的扶貧主導產業。
（四）促進對外開放，加強對外協作
主要可以考慮三方面的對外協作工作：第一，積極推進勞務輸出，提高農民的收入。政府不僅要提供更多的就業信息，更重要的是提供符合他們需要的人道主義保護和保障措施，讓這些外出務工的農民安心務工，掙得的收入有保護，同時享受到應該享受的勞動保護、社保和醫保待遇。這樣可以避免一些外出務工的風險，真正保護農民的利益。第二，積極鼓勵本地的學生出外學習，以期日后反哺家鄉的發展。如當地政府建立適當的鼓勵政策，形成長效的激勵機制，既能夠推動和保障他們讀好大學，同時又能夠吸引他們返回家鄉，投身家鄉建設。第三，抓住產業梯度轉移的契機，積極加強與沿海地區的產業對接，創造更多的經濟機會。
（五）推進城鎮建設，挖掘內需潛力
李克強總理強調，“未來幾十年最大發展潛力在城鎮化”。一方面，城鎮化建設提供了大量的就業機會，大量農村居民成為城市居民，相應地擴大了消費需求規模。另一方面，隨著城鎮建設的推進，增大了城市基礎設施、公共服務設施建設和房地產開發等多方面的投資需求。而無論是城鎮化所帶來的消費需求還是投資需求，都將為地區經濟發展提供強大而持久的動力。中部革命老區（貧困地區）城鎮化建設需要綜合規劃新城建設、舊城改造與小城鎮建設，優化產業發展布局，結合財政和市場的能力為城鎮化建設提供資金支持，同時兼顧環境保護的要求為可持續發展奠定基礎。
（六）實行生態補償，實現協調發展
貧困地區在國家發展中實際承擔了“生態保障”、“資源儲備”和“風景建設”的角色，是“貧困的生態系統服務提供者”。對于這些貧困地區或貧困農戶實施生態補償，一定程度上改變其貧困狀況，是公平和諧發展的精神的體現，也是實現生態文明重要手段。在通常情況下，這些補償水平不需要太高，它只構成家庭總收入的一部分，因為這些農村家庭已經具有保護并改善當地環境的動機。而生態補償可以幫助他們實現這些目標，同時為他們提供一些經濟支持，促使他們向更加適合的環境友好的生產方式過度。
（七）集中連片開發，促進合作共贏
中部革命老區（貧困地區）多數縣呈現集中連片態勢，這一態勢為中部革命老區（貧困地區）合作發展提供了先天優勢。政府可以在中部崛起戰略的框架下，對于集中連片區域根據各個地方的實際情況和內在要求，建立綜合的宏觀協調性機構，常態性地磋商、討論乃至研究統籌規劃和統籌發展的方案與操作技術，反復交流、形成共識，推動整個中部革命老區（貧困地區）片區的振興和騰飛。這種機構的組成可以涵括一部分行政人員，也可以包括一部分專業技術人員，這樣既保證協調功能的順利開展，又保證專業技術方面的效果。只有兩方面人才的通力合作，才能確保這一協調協調機構在具體運作全盤規劃的時候可以真正制定出符合本地區客觀要求的合理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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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鄭克強 徐麗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