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南海問題的由來及現狀
日本介入南海問題的動因及戰略目標
日本介入南海問題的動因及發展動向
摘要：近年來，隨著美國“重返亞太”、南海海洋權益爭端日趨激烈，加上安倍第二次執政后，基于國內發展需要以及配合美國 “重返亞太戰略”的需要，依托日美同盟，加大了對南海問題的關注和介入力度，并試圖借南海問題遏制中國的崛起，以擴大自身在東南亞地區的影響力。日本在南海問題上的戰略舉措將會對中國的和平崛起構成不容忽視的威脅和挑戰，對于中日兩國的關系會帶來一系列的不利影響。 關鍵詞：日本;南海問題;中日關系
眾所周知，日本并非南海爭端的當事國。但其出于維護自身海上運輸通道的安全、應對釣魚島爭端等現實利益，又有爭奪地區影響力、遏制中國崛起等戰略性的考量，雖然沒有對南海主權提出訴求，卻極為關注并積極介入到南海爭端的相關事宜中。日本歷來視東南亞地區為其傳統戰略勢力范圍和海上“生命線”，加之近年來中日兩國在地區主導權、東海問題上的爭端不斷激化，在介入南海問題的力度和程度上，以及所造成的消極影響和后果上，日本是僅次于美國的區域外大國，其介入南海爭端的意愿更為強烈，目標也更為清晰，并且在不同時期由于對周邊和國際安全環境、自身戰略定位的判斷不同而展現出不同的政策重心和導向，值得我們高度關注。
然而，與對美國介入南海問題的重視和探討相對比，目前國內學界對日本介入南海問題的關注和探討還遠遠不夠充分和深入?？梢灶A見，在亞太地區格局深度調整和中日結構性矛盾不斷凸顯的背景下，以及在日本加速解禁集體自衛權和修改和平憲法的情況下，日本今后會以各種方式進一步加強對南海問題的介入，甚至在軍事上重返南海。我們對此應保持警惕。本文將重點探究日本介入南海問題的動因及其發展動向。
一、日本介入南海問題的動因
日本對南海的染指，可以追溯到20世紀初期，當時日本通過甲午戰爭占領了中國臺灣省后，就開始逐步向南海滲透。“二戰”期間，日本一度侵占南海諸島。中國在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后，根據《開羅宣言》、《波茨坦公告》等國際法文件的相關條款，收復了對南海諸島的主權。此后，日本對南海地區的關注逐漸淡化，并在相當長的時期內承認南海諸島的主權屬于中國。冷戰后，國際格局發生了深刻變化，日本相應地調整了國家戰略目標，開始從經濟大國向政治、軍事大國邁進。日本將南海問題視為其在亞太地區攫取地緣政治利益和抗衡中國的一個著力點，開始逐步介入南海問題。
2015年 9 月 19 日，日本執政聯盟憑借多數議席，在國會參議院全體會議上強行表決通過了安保相關法案。這標志著該法案已正式升級為法律，日本政府可以行使集體自衛權。新安保法案包括 《國際和平支援法案》和 《和平安全法制整備法案》。 《和平安全法制整備法案》由十個小法案構成，其中 《周邊事態法》更名為 《重要影響事態安全確保法》，該法案取消了 “日本周邊”的地理限制，在全球范圍內，只要日本政府主觀判斷會對其安全產生重大影響，就可以出動自衛隊加以應對。此舉將會為日本軍事干預南海問題提供了法律依據。
[1]
(一)基于經濟角度分析
首先，日本是一個資源極度匱乏的小島國，石油99. 8%都依賴進口，經濟發展的對外依存度極高。資源的高度依賴國外進口使得油氣資源豐富的南海漸漸引起日本的矚目，這也是日本一貫使用的資源進口渠道的多元化戰略的一部分。上世紀 70 年代的石油危機對日本經濟造成嚴重負面影響，為了保證石油進口的供給可靠、穩定價格，隨著號稱有“第二個波斯灣”之稱的南海的豐富的油氣資源的發現，未來日本肯定會要分得資源的“一杯羹”，所以現在的一切準備都是為了在以后的資源爭奪中獲得有利地位。其次，能源運輸航線安全的需要。馬六甲海峽—南海是全球最繁忙的航線之一，這一命題對于日本來說尤其正確，且對日本有著生死攸關的影響。隨著近年來南海問題愈演愈烈，南海周邊國家與中國的島嶼主權爭端越來越激烈，日本擔心從中東進口的石油無法保證其運輸航線的安全性。為了使從中東進口的石油順利抵達日本，對于地區熱點的南海，日本自然不會袖手旁觀。
(二)基于政治角度分析
首先，是為了配合美國 “重返亞太戰略”的需要。2010年 5 月，美國發布 《國家安全戰略報告》。該報告指出，美國將對其亞洲戰略作出調整，以進一步維護霸權地位，重建美國的 “領導力”。[2]在美國 “重返亞太戰略”中，日本發揮著 “急先鋒”作用。同時，美國必須為 “重返亞太戰略”尋找介入點，而亞太地區存在爭端的問題主要有中日釣魚島爭端、俄日南千島群島爭端、韓日獨島爭端以及南海問題。在美國看來，對美國 “重返亞太戰略”構成威脅的是中國，而與中國相關的釣魚島爭端與南海問題成為了美國 “重返亞太戰略”的主要介入點。其次，日本是世界大國之一，對東亞一直有做領頭羊的心態，但 2009 [1][2]周永生：《日本 “新安保法案”的問題》， 《國別政治》，2015 年第 12 期。 杜曉軍：《日本外交與美國 “重返亞洲”戰略》， 《政治與歷史研究》，2012 年第 1 期。 年起，中國已超過日本，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這對日本無疑是個巨大的打擊。隨著中國實力的日益上升，日本擔心一個強大的鄰居會成為自己的安全威脅。因此，日本想方設法削弱、遏制中國。希望通過插手南海問題使得日本在東南亞地區的影響力上升，為日本在國際舞臺發揮更大更重要的作用打下基礎。
(三)基于國際角度分析
隨著中國在東亞地區的迅速崛起，尤其是中國于 2010 年超越日本成為亞洲第
一、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以后，日本對中國表現出了不適應癥狀。日本一直有主導東亞的雄心，但在實力相對衰落的現實下，中國的快速崛起是日本實現這一戰略目標的主要障礙之一，日本將中國視為其實施亞太戰略的主要競爭對手。自 2008 年臺灣地區領導人馬英九上臺以來，臺海局勢趨于緩和，日本手中原本可打的“臺灣牌”的效力大不如從前，“南海牌”是其在中國周邊制造麻煩的極好選擇。在美國戰略重心東移亞太的大背景下，日本積極策應美國，“密切配合美國在西太平洋地區的軍事部署，遏制中國海上力量的發展，嚴防中國海上力量突破所謂‘第一島鏈’”[1]，“從海上圍堵中國，全面牽制中國的海洋戰略”[2]，并企圖聯手南海周邊國家一同構建遏制中國崛起的東亞戰略格局。
二、日本介入南海問題的發展動向
(一)借重美日同盟，尋求戰略對接
一直以來，日本雖然是經濟大國，但是在安全問題上依賴于美日同盟。受此影響，日本在東南亞地區的政策也一貫與美國保持一致。二戰后，為了避免日本對社會主義中國過度依賴，在對東南亞國家戰后賠償問題上，美國提出了勞務賠償主張。當時日本雖然不愿意放棄中國市場，但依然遵從了美國的主張，重返東南亞。21 世紀后，美國提出了 “重返亞太戰略”，南海問題成為了美國的重要抓手，此時日本也高調介入南海問題，配合美國在南海問題上的一系列行動。因此，美日同盟關系是日本介入南海的重要依托，日本雖然介入到了南海問題中，但是不會貿然行動，日本未來在南海問題上的行動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美國的態度。
日本將日美同盟視為其軍事介入南海的“合法性”機制框架。日本《國家安全保障戰略》指出：“作為擁有依托開放海洋的全球貿易網絡的國家，日美兩國 [1][2]王傳劍:《日本的南海政策:內涵和外延》，《外交評論》，2011 年第3期。 鄭澤民:《亞太格局下的南海爭端》，《中共中央黨?！?，2004 年第5期。 強調在遵守包括航行及飛越自由在內的國際法基礎上，維持海洋秩序的重要性。”安倍政府積極為自衛隊追隨美國赴南海行動提供法理支撐。日美在南海問題上的協調與合作還表現在對有關聲索國提供能力建設支持，比如為了幫助菲律賓提高在海上抗衡中國的能力，兩國分工明確，美國負責向菲律賓的武裝力量提供武器裝備，日本則負責向菲律賓的海岸警衛隊提供裝備。
(二)將南海問題不斷推向國家化浪尖
隨著美國高調介入南海問題，日本也緊隨其后，在各種場合大肆炒作南海問題，聲援東南亞相關國家的訴求，推動南海問題國際化。近年來，日本分別在東盟地區論壇、東亞峰會、七國集團峰會等多邊場合，對中國在南海的正常行動大放厥詞，橫加指責。日本媒體和領導人不但多次表態支持南海問題在多邊框架下解決，而且還通過鼓吹建立各種南海問題討論機制，來促成南海問題的國際化。
日本積極提升與印度尼西亞的政治、安全關系，并將南海問題列入兩國首次“2+2”會談。除東盟國家外，日本在與澳大利亞、印度、英國等共同享有“自由民主價值觀”的國家交往中，以自由、民主、法治等為工具，綁架相關國家同意日本提出的東海、南海議題。除在雙邊場合外，安倍在幾乎所有可資利用的國際場合，極力推動東海、南海問題國際化。在七國集團(G7)、二十國集團(G20)、東亞峰會(EAS)、“10+1”、“10+3”、日本—太平洋島國會議等國際場合，日本均以“維護國際法”、“維護航行自由”為幌子，將南海爭端裹挾進會議議程。“要求各相關國家明確本國海洋權益主張的國際法依據，并支持盡早制定行為準則(COC)”，“支持用包括國際仲裁在內的外交及法律手段解決南海的海洋紛爭”等是日本向中國施壓的主要論調。此外，日本還批評中國在南海的吹填作業和設施建設。
(三)構建針對中國的南海維權聯防體系
日本介入南海爭端的一個最新動態，就是將中國的南海和東海事務進行捆綁，通過渲染所謂的“中國威脅論”、拉攏南海地區相關國家并博取其同情等手段，構建包圍中國的海洋聯防體系。由于東海問題與南海問題都涉及海域的主權歸屬，都涉及周圍國家的資源爭奪，以及涉及域外大國干涉問題，因此日本寄希望通過干預南海問題為解決東海問題爭取更多時間和空間。近期，日本頻頻插手南海問題，支持東南亞國家關于南海問題以及資源劃分的政策，大肆渲染“中國威脅論”、“中國異質論”和“中國傲慢論”，企圖把更多的大國引入南海，在南海問題的解決過程中扮演一種“攪渾水”的角色。日本希望通過“攪渾水”，一方面拖住中國，減輕日本在東海和釣魚島海域的壓力 ;另一方面趁中國無暇他顧的空隙，在沖繩等西南海域加快軍事部署。
日本《國家安全保障戰略》中明確指出：“中國在東海和南海等?？疹I域提出與現行國際法規則相矛盾的主張，試圖用武力改變現狀。”安倍政府以倡導所謂“海洋法治”為名，質疑中國南海維權行動的正當性與合法性。日本將南海視為“海洋公共財產”，聲稱“維護無可替代的國際公共財產安全與和平的唯一手段，就是通過法律來保持秩序的不可動搖”。安倍不點名指責中國“不斷出現基于單方主張的行動，使地區國家間的緊張氣氛驟增”。在 2014 年亞洲安全峰會上，安倍提出“海洋法治三原則”，即“國家主張，必須依照法律;不得以主張為由，訴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脅;糾紛的解決，必須恪守和平”。2015 年 7 月，日防衛省發表題為《中國在南海的行動》報告，大肆制造“中國威脅論”，全面反對中國在南海的領土主權及政策主張。這是日防衛省首次專門針對南海問題公開發表評述報告。
三、結語
日本積極介入南海問題，并不單純是美國“亞太再平衡”戰略的產物，其背后有著更深層次的基于日本國家利益和國內政治變化的原因。當前，日本國內民眾希望日本成為與其經濟相匹配的政治大國的呼聲正越來越高，已漸漸成為日本國內政治的一個基本共識。日本對南海問題干涉程度的加大，正是其國內政治因素變化的一個重要表現。日本與南海地區相關國家實施戰略互動，不僅影響了南海地區的安全格局，使地區不穩定因素增多，而且還使得南海問題更加復雜，增加了中國解決南海問題的難度，并且使中國面臨著越來越大的海上戰略壓力。
隨著日本國內政治進一步右傾化，安倍政府持續加大擺脫“戰后體制”的政策投入及實施力度，加之中國快速發展而導致的中日結構性矛盾日益凸顯，可以預見日本介入南海問題的舉動不會停止，在某種情況下還可能加大力度。這一方面將使南海問題變得更加錯綜復雜，影響地區和平與穩定，另一方面又會使在低位徘徊的中日關系全面回升困難重重。日本蓄意插手南海問題，“嚴重損害中日政治安全互信，與中日關系改善勢頭背道而馳”。在此問題上，中國有必要提醒日方勿以犧牲兩國關系大局為代價攪局南海，更應做好反制日方損害中國利益的準備，打消其利用南海問題牽制中國的念頭。
未來，日本在南海問題上還將會采取新的舉措，以實現其戰略目標，并將更加靈活積極地利用美國“亞太再平衡”戰略機會，展現更加主動和強硬的姿態來對抗中國，這些都將會對中國的和平崛起構成不容忽視的威脅和挑戰。對此，中國要密切關注，提高警惕，并加強防范，有效應對。在制定或完善南海政策時，中國不僅要考慮如何應對日本在南海問題上選邊站和支持部分相關國家的舉動，而且更要考慮如何防范日本長遠的戰略野心和軍事化轉型所帶來的后果，這樣才能使南海爭端向著于中國有利的方向發展。
參考文獻
[1]珠海燕：《日本介入南海問題的動向及影響》，《國際問題研究》，2016年第3期。 [2]楊繼龍：《論南海爭端中的日本因素》，《太平洋學報》，2013年第12期。
[3]巴殿君、朱振愷：《簡論日本介入南海問題的動因、措施與趨勢》，《漢江論壇》，2016年 第4期。
[4]方曉志：《日本介入南海問題：發展動向與戰略目標》，《當代世界》，2016年第2期。 [5]張學昆、歐炫汐：《日本介入南海問題的動因及路徑分析》，《太平洋學報》，2016年第4期。
[6]楊澤軍：《日本近年介入南海事務的主要做法及意圖分析》，《亞太安全與海洋研究》，2016年第5期。
[7]孫占坤：《日本學者看南海問題》，《亞太安全與海洋研究》，2015年第4期。
[8]朱陸民、劉燕：《中日關系新視角:基于南海問題的分析》，《沈陽工程學院學報》，2013年第10期。
[9]康甫：《日本南海政策變遷及其影響因素分析》，《國際關系研究》，2013年第10期。 [10]張瑤華：《日本在中國南海問題上扮演的角色》，《國際問題研究》，2011年第5期。 [11]黃鳳志、郭玉強：《升級與擴展：日美同盟與日本介入南海問題的戰略透視》，《東北亞論壇》，2016年第3期。
[12]葛紅亮：《日本的南海政策及其與東盟在南海問題上的互動關系分析》，《南海學刊》，2016年第3期。
第二篇：南海爭端的現狀、原因及對策
海洋對于一個國家意味著邊界、國防和海洋權益。直到今天，東海釣魚島、南海爭端、臺海問題，仍在折磨著每一個中國人。和其他大國相比，中國的弱勢顯而易見，沒有航母并不是最大缺憾，領土不完整才是中國最大的痛。放眼南眺，這其中，情況最嚴峻的要屬南海諸島。
一、南海的現狀：好島嶼被周邊瓜分殆盡，海疆“九段線”名存實亡
目前南海諸島的情況是，越南占了29個，占據最多;菲律賓占了8個，占據最早;馬來西亞占了5個，占據得最肥。還有印尼和文萊分別占了2個和1個。中國實際控制9個，大陸8個，臺灣1個
二、南海爭端的原因
首先，經濟價值，石油儲量約為350億噸，隨著陸地能源的枯竭，未來能源靠海上，海上能源靠深水，對于南海豐富的油氣資源，在未來20年內只要開發30%，每年可為中國GDP增長貢獻1-2個百分點。
其次，南沙海域是黃金通道。南海素有“亞洲地中海”之稱，處于越南金蘭灣和菲律賓蘇比克灣兩大海軍基地之間，控制太平洋至印度洋海上交通要道，是東亞通往南亞、中東、非洲、歐洲必經的國際重要航道。在我國通往國外的39條航線中，有21條通過南沙群島海域，60%的外貿運輸從南沙經過。誰控制了這些海上戰略通道，誰就能隨時威脅中國的經濟安全。當今世界海上運輸承擔了95%的國際貿易量，海洋已經成為不少以外貿型經濟為主導的國家的命門。
再次，戰略價值。南沙群島扼兩洋、制八方，軍事戰略地位十分重要。如果我國能控制南沙海域，我軍防御縱深將增大上千千米。這一寶貴的戰略縱深，不但加大了我軍海、空力量的回旋余地，而且對于我國抵御強敵戰略空襲，掩護陸上兵力行動具有突出意義。中國東海、黃海外是日本本土四島，釣魚島也處于日本實際控制之中，我們如果失去了南海，中國有相當一段海上生命線將失去控制。國防線將被壓縮到海南島一線，南部出?？趯⒈环馑?。
三、我國解決南海的主要對策
1.首先，落實南海行政建制刻不容緩。從現在開始，中國必須痛定思痛，定方略、施重手，加強對南沙群島的管理與開發。主權問題不容爭辯。行政管理的觸角需要遍及我們的每一寸土地，每一片海域
2.統一我國的海上執法隊伍，建設一支強有力的海上執法力量，是維護我國海洋權益的當務之急。中國發展準海軍有現實需要?？梢钥纯磩e國的做法，目前，美國海軍+海岸警衛隊軍警結合的體制是目前國際上通用的做法。當今世界一百多個國家擁有海岸警衛隊。這樣做的好處是：和平時期海岸警衛隊進行海上維權，戰時海岸警衛隊輔助海軍作戰，相當于我們的武警。最好以非軍人的警察出面。
3.解決海權爭端，立法要跟上來。我國的相關法律比較陳舊，不太適應新的形勢，執行度也比較小。美國和英國的船長都有執法手冊，遇事不用請示，對照著做就可以了。而我們的規定是層層請示，等請示完畢，事情可能都過去了。立法之后一定要行之有效。戰略博弈中在于承諾可信，否則還不如沒有，在政治博弈中，獲取威懾之本在于建立可信的承諾機制。在正中“廣而告之”之后，該出手時就出手。威懾是要有力量作后盾的，軍事實力就是中國解決南海問題的后盾，箭在弦上，引而不發才最具有威懾力。強大的軍事力量未必能夠解決所有問題，但如果沒有這股力量，就會在許多問題上處于被動地位
4.建設強大的海軍。這是和平解決南海問題的根本保證。包括釣魚島和東海問題的解決，無論是和平方式或者不得已的戰爭選擇，都離不開強大的海洋實力。建設強大的海軍，就是為保衛我國海疆安全，為解決海上糾紛提供后盾。加大海上防御縱深，實施全方位保衛海疆戰略，脫海入洋迫在眉睫。涉足淺水者得魚蝦，涉足深水者得蛟龍。
近年來中國航天事業大步前進，目前的中國已是飛龍在天，但這還不夠，中國還需要蛟龍在淵，唯有如此，才能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第三篇：形勢與政策論文——談南海問題及我國對策
《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生效之后，各國依據相關規定競相劃定領海以及專屬經濟區范圍，積極維護國家的領海以及專屬經濟區、大陸架的海洋權益，不可避免產生很多海洋劃界和資源開發方面的問題。南海海域及其海底蘊藏著豐富的海洋油氣資源和漁業資源等，石油儲量有“第二個波斯灣”之稱，地理位置也具有重要戰略價值。我國在南海區域也與周邊各國產生領海重疊和權利重合，越、菲、馬等國先后單方面的劃定自己的領海界限，侵入了我國在南海的主權范圍，并采取軍事行動侵占了我國南海大量島礁。
2010年以來,在美國高調介入南海地區事務以及越南推動南海問題多邊化與外部化政策的影響下,東盟對南海問題的影響日趨增強,主要南海權益爭端國家對中國的態度趨向強硬.南海問題的發展趨勢表明,南海爭端矛盾的尖銳化、問題解決機制的多邊化、區域外強國介入的常態化已經成為中國和平維護南海權益不得不面對的國際環境.而美國與東盟提出的多邊談判和盡早協商通過《南海地區行為準則》的建議短期內無益于問題的解決.從容易解決的爭端下手,通過雙邊談判首先解決某些具體爭端,逐漸消解南海問題的復雜性是中國應對當前南海問題復雜國際因素、和平維護南海權益的必要之舉.
2011年，南海問題爭端再起。越南石油勘探船侵入中國管轄海域與中國海監船發生碰撞，并不時動用軍艦非法驅趕中國漁民;菲律賓高調向國際社會宣布，把南海重新命名為‘西菲律賓海’。2012年4月8日，菲律賓海軍的巡邏機在南海黃巖島附近發現了12艘中國漁船。菲海軍隨后出動了該國最大的軍艦“德爾皮拉爾”號，將中國漁船非法堵在黃巖島潟湖內，試圖抓扣在黃巖島附近作業的中國漁民。國家海洋局隨即派正在附近執行南海定期維權巡航執法任務的“中國海監75號”和“中國海監84號”編隊趕赴黃巖島海域，對我漁船和漁民實施現場保護。隨后中國海監船與菲律賓軍艦對峙至今，已超20天。
一直以來，我國解決國際爭端主要應用政治方法，談判和協商方式成為首選，仲裁方法僅限于經濟貿易爭議?；旧?，我國沒有采用仲裁裁決和國際法院判決的方法去解決重大的國際爭端，尤其是主權爭端。隨著中國更深一步融入國際社會，我國完全可以根據實際情況綜合運用政治和法律以及各種非法律手段去解決南海諸島主權爭端及類似的國際爭端，力爭在擱置主權爭議的基礎上共同開發南海資源，進而構建南中國海國際合作開發機制。而我國一向以來，民族傳統繼承了‘中庸’思想，卻不太表我國能容忍南海諸國任意侵占我國領土，國防部發表聲明稱中國軍隊會堅決配合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領土之爭，古來有之，像近代英國與阿根廷馬島之爭，上世紀的一場戰爭漣漪一直延續到現在仍未停止。最近由于英國在馬島附近發現大量石油，英國不理會阿根廷抗議準備強行鉆探，又引起兩國激烈爭吵。但是英國也完全不會放棄馬島，“擱置爭議、共同開發”的結果是什么呢?古人說：文官不愛財，武官不怕死，一個國家才有希望。希望我們國家始終能夠保持“文官不愛財，武官不怕死”的政風。有人從馬島戰爭中看出領土爭端沒有妥協和調和的余地，只有戰爭，國際爭端誰的拳頭硬誰是老大，什么國際法庭，什么公理正義都一文不值，中國國內不乏強硬派，只望菲律賓及南海諸國，不要再做出擴大事態的舉動，戰爭是任何人不想的。
中國與周邊國家國家擱置爭議、積極建立國際合作開發機制，是穩定區域形勢，求得共同發展的必要之舉。主權絕不能放棄，但力爭和平發展環境及國家利益的最大化才是明智之舉。二十一世紀是和平與發展的世紀，以合作開發機制來實現對南海的有效治理，是一種較優的選擇。針對目前中國海洋權益遭到嚴重侵害的現狀和趨勢，應抓緊建立一系列海洋權益保護制度，盡快出臺海洋國策，與周邊國家加強合作友好關系，尤其是加強與東盟之間的友好關系，“擱置爭議，共同開發”，以維護地區穩定和經濟繁榮為目標，通過談判解決劃界爭端，積極促進南海共同開發，立足于現有條件，努力獲取這一地區的最大經濟利益，以提高國家整體實力。
第四篇：1、試論述臺灣問題的由來與發展及對中美關系的影響。
內容摘要：自70年代初中美關系開始緩解后,臺灣問題一直是影響中美關系的一個核心 問題。臺灣問題牽涉到中美雙方的利益,中美關系能否順利發展,很大程度上取決于臺灣問題 能否得到妥善解決。從美國本身的利益出發,維持臺灣現狀是至關重要的,出于全球戰略的考 慮,美國絕不會輕易放棄對臺灣的控制和干預。對于中國而言,祖國統一是沒有任何討價還價 余地的。鑒于雙方立場迥異,可以預見,在中國完成統一大業之前,臺灣問題將始終是中美關 系中一個不穩定因素。
關鍵詞： 臺灣問題 中美關系
臺灣的歷史與臺灣問題的由來
臺灣地處中國大陸的東南緣，是中國第一大島，與大陸一衣帶水，隔海相望，是不可分割的整體。臺灣自古以來就是中華民族的神圣領土，古稱夷洲、琉球。
中國近代史是一部被侵略、被宰割、被凌辱的歷史，也是中國人民為爭取民族獨立，維護國家主權、領土完整和民族尊嚴而英勇奮斗的歷史。臺灣問題的產生與發展，都與這段歷史有著緊密的聯系。臺灣曾一度淪落于荷蘭殖民者之手，鄭成功收復臺灣后，明清征服都曾在臺灣設置行政機構進行管理。將臺灣作為單獨的一個省份的行政規劃進行管理是在清朝時，劉銘傳(1836-1896)1885年就任首任臺灣巡撫，對建設和保衛臺灣做出了巨大貢獻。甲午戰爭后，臺灣淪于日本人之手長達半個多世紀之久，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戰日本戰敗，臺灣才重新回到中華民族的懷抱。 臺灣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不僅在法律上而且在事實上已歸還中國。我們這里所說的臺灣問題，即是在第二次大戰后，中國國民黨發動的反人民的內戰，戰敗后，退踞臺灣島，當時美國政府的支持下，憑借臺灣海峽的天險，造成與大陸隔絕的狀態。隨著國際國內形勢的變化，盤踞在臺灣島的國民黨當局與大陸執政的共產黨政權相互對峙，長達幾十年之久。后來臺灣島內政權交替，國民黨成為在野黨，陳水扁領導的民進黨執政，倚重于國外勢力，大行“臺獨”之勢，一度造成臺海局勢緊張，使得臺灣問題愈演愈烈。
總的來說，臺灣問題是中國的內政問題，是中國內戰的結果，但是與國外勢力的介入、國際形勢的發展變化有很大的關系。由于種種原因，臺灣迄今尚處于與大陸分離的狀態。這種狀態一天不結束，中華民族所蒙受的創傷就一天不能愈合，中國人民為維護國家統一和領土完整的斗爭也一天不會結束。
臺灣問題的出現，是國民黨發動反人民內戰的結果，其本質是中國的內政問題。臺灣問題之所以長期存在且迄今尚未解決的一個重要因素，是美國等西方反華勢力插手臺灣問題，干涉中國內政，阻礙中國統一。臺灣問題是中美關系中最重要、最敏感的核心問題。雖然臺灣問題尚未最終解決，海峽兩岸尚未統一，但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中國的領土和主權完整不容分割。 二，臺灣問題的發展
在50、60年代,美國出于全球戰略的考慮,與臺灣國民黨當局結成了戰略同盟關系,這種
關系是以敵視和遏制中華人民共和國為基礎的,因此,長期以來中美兩國一直處于全面對抗狀態。到60年代末期,隨著世界局勢變化,中美雙方開始調整各自的外交政策,兩國關系出現緩和趨勢,然而臺灣問題仍然是中美關系中矛盾和斗爭的焦點之一。、70年代初期中美關系開始緩和,但臺灣問題仍然是兩國關系進一步發展的障礙。
70年代美國出于全球利益的考慮,美國政府在保持盡可能多的美臺關系的條件下,接受了中國關于臺灣問題的三原則(廢約、撤軍、斷交)。但在另一方面,中美建交后臺灣問題并沒有最終解決。美國不僅沒有真正放棄/兩個中國的政策,反而變本加厲地搞/雙軌0政策。依舊宣布向臺灣出賣防御性武器。
在這一時期,由于中國在美國反蘇的三角戰略關系中還具有重要作用,因此在對臺政策上美國還不敢走得太遠,只能是對臺灣采取低調政策。然而當冷戰結束后,美國對臺政策又進入調整時期,其雙軌政策又變得公開化了。
冷戰結束后,美國為牽制中國而提升美臺關系,使中美關系又出現波折，進入90年代以來,美國成為冷戰后唯一的超級大國,提出了/世界新秩序0的口號,企圖號令天下,實現美國領導下的世界政治、經濟一體化。美國將亞太視為重點控制地區。這時期亞太地區出現了經濟飛速發展的勢頭和多元化的政治格局,中國作為這一地區唯一高舉社會主義大旗的大國,政局穩定,經濟發展迅速,使美國日益感到由于中國強大所帶來的挑戰與威脅。它最擔心的是,中國的崛起會打破亞洲均勢,一個強大的社會主義中國將是美國稱霸亞洲和世界的遏制力量。在這種背景下,美國日益重視臺灣在亞太地區的戰略意義。
三，臺灣問題對中美關系的影響
在中美關系中,臺灣問題一直是影響兩國關系正?；闹匾蛩?。中美建交以來,雙方關 系不斷出現摩擦與危機,其中大部分起因都與臺灣問題有關。
中國政府歷來十分重視祖國統一問題。1979年元旦,鄧小平在全國政協座談會上提出,將/解決臺灣問題,完成祖國統一的大業提上具體日程0;1980年1月,臺灣回歸祖國被列為我國80年代的三件大事之一;•1984年6月,鄧小平又提出/一國兩制、和平統一0的構想。面對美國等西方勢力插手臺灣問題的做法,中國政府領導人表示:中國不可能因中美關系的重要性而將臺灣問題的苦果吞下去,如果/在臺灣問題上需要中美關系倒退的話,中國只能面對現實。•
對美國來說,臺灣島在其全球戰略中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臺灣在海軍及陸戰上的有利位置,是值得考慮的。另外一點,該島直接地面對著中國的許多主要商業口岸,只要在該島駐泊足夠的海軍,它不但可以控制這個口岸,并且可以控制中國海面的東北入口,因此,美國決不會輕易放棄對臺灣的控制與干預。冷戰結束后,隨著國際局勢變化,美國日益看重臺灣在亞太地區的戰略地位,調整了對臺政策并提升了對臺關系。美國插手臺灣問題的主要意圖,是要加強美國在亞太地區的主導地位,遏制中國在這一地區不斷增加的影響力,從而達到利用臺灣問題牽制中國的目的。
臺灣問題牽涉中美雙方利益。中美關系能否平穩發展,很大程度上取決于臺灣問題能否得到妥善處理。中美兩國作為在國際事務中有影響力的大國,建立一種穩定的、建設性的雙邊關系,不僅符合各自利益,而且有利于世界的和平與穩定。在李登輝訪美后,中國政府作出了 強烈反應,中國人民表現出了高漲的愛國熱情,年輕人尤為明顯,這些都是美國政界人士始料 不及的。美國方面開始認識到,如何處理臺灣問題,是中美關系能否平穩發展的關鍵。從美國 的利益出發,維持臺灣海峽的均勢至關重要。它既不希望看到中國以/一國兩制0實現統一從 而失去牽制中國的/臺灣牌0,也不希望因臺灣宣布/獨立0而導致海峽爆發戰事,進而影響美國 在該地區的利益。因此,在美國今后的對臺政策中,中國大陸因素將是首要考慮的重點。
對于中國來說,統一是一個沒有任何討價還價余地的命題。完成祖國統一大業,是12億 中國人民最齊心協力堅持的民族大義,是包括臺灣同胞在內的全體炎黃子孫的共同心愿。這 不僅是領土分合問題,而且關系到民族的團結與分裂,關系到民族傳統、精神、情感是繼承發揚還是終止斷裂的問題。中國一百多年來受外國侵略壓迫的屈辱歷史,使得中國人在這個問題上極度敏感,絕對不能容忍任何挑戰。在這個問題上中國政府和人民決不會后退半步。鑒于中美雙方在臺灣問題上的立場,可以預見,在中國順利完成統一大業前,臺灣問題將始終是中美關系中一個不穩定的因素。
然而時間對于中國和平統一有利。隨著中國政治實力、經濟實力持續快速增長,中國的崛起勢不可擋。當中國經濟繁榮、社會進步到一定程度時,海峽兩岸的和平統一即將瓜熟蒂落。在一個多樣化的世界中,美國不能失去中國,中國也不能忽視美國。在中國完成統一后,中美關系應當可以進入比較正?；能壍?。
第五篇：南海問題的研究
【作者簡介】
王緝思，1993年起任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所長，2001年5月起兼任中共中央黨校國際戰略研究所所長，2005年起任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院長。兼任中華美國學會會長，中國改革開放論壇副理事長，中國國際關系學會副會長等。被業界稱做“中國知名智囊人士”、“中國最具影響力的美國觀察家”、“鉆進白宮心臟的中國行者”。
【評論動機】
當一些中國網民尚在驚詫于希拉里在東盟會議上何以突然地“伏擊”中國，美國對華強硬派已經將“希拉里主義”推向前臺了;當一些中國人尚在將“華盛頓”號航母不開至黃海視為外交“勝利”，美國報刊已在歡呼雀躍于“美國頂住中國的威嚇”;當中國輿論還在觀望并爭辯美國對華政策的“變”與“不變”，西方輿論已明確將今夏美國在亞洲一北一南兩場爭端中的出手定性為“里程碑”和“樞紐”，“這一刻改變的不僅是美國對華政策，還有該地區各國的對華政策”。
這一刻，預示著中美新戰略較量的序幕已經開啟。
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院長王緝思將為我們深度剖析：中美關系的漸變是如何發生的;在雙方重大利益關切問題上，兩國是否漸行漸遠;美國國內政治因素、兩國客觀實力及主觀認知的變遷將給兩國關系帶來什么樣的變數;中美整體戰略態勢將如何發展。
【先驅語錄】
★在兩國關系的幾大重大議題領域，幾乎都因結構性矛盾而新增了消極因素，導致更濃厚的戰略猜疑而非促進戰略互信。
★當前中美關系的癥結在于，在中國越來越強烈地說“不”的重大戰略與安全問題上，美國并沒有改弦更張的意圖和跡象。
★也許只有在經歷一場或幾場重大較量之后，雙方才能摸索出若干新的政策底線，構建一個更為穩定的戰略關系框架。
2010年年初，美國宣布新的對臺軍售、谷歌事件、奧巴馬會見**喇嘛、中美貿易摩擦、美國炒作人民幣匯率等問題相繼發生，引發了自2001年南海撞機事件以來中美關系最嚴重的**。4月上旬，以兩國元首通電話及宣布胡錦濤主席赴華盛頓出席全球核安全峰會為標志，雙邊關系實現轉圜。5月24日-25日，在北京成功舉行了第二輪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在金融和能源合作等諸多領域取得實質性成果。
然而，盡管近來中美關系的氣氛有所緩和，但深層次的結構性矛盾仍在激化。正如美國防部長蓋茨抱怨未能如愿訪華以及美韓黃海聯合軍事演習等事件所揭示的，中美戰略互信遠未培
育出來，而戰略互疑卻在近幾年中日益加深。
更濃厚的戰略猜疑而非戰略互信
本文將當今中美關系同2003年的中美關系作對比，來證實以上判斷。之所以選擇2003年為參照系，是因為那是冷戰后中美關系發展較為順暢的一年。當年11月，正在訪美的前國務院副總理錢其琛說，“鮑威爾國務卿不久前說美中關系正處于最好時期。我同意這樣的評價。但我愿意補充說，中美關系還應當也可以做到‘更好’。”
首先來看中美雙邊經貿關系。2003年，中美經貿摩擦案例很多，美方也提出人民幣匯率問題。但是當時的摩擦主要集中于貿易不平衡、反傾銷、知識產權等傳統領域。一般來說，經貿關系在總的雙邊關系中起著“壓艙石”的積極作用。相比之下，當今中美經貿摩擦已經擴展到金融領域，人民幣匯率等問題高度政治化。同時，高盛、谷歌、通用電氣等跨國公司對中方扶植自主創新產業等政策十分不滿，指這些政策影響其利潤和市場份額，認為中國開始排擠外資。雙邊經貿關系不僅不再是“壓艙石”，其中許多問題反而成為培育戰略互信的嚴重障礙。
再看中美軍事關系。在南海撞機事件后中斷的雙邊軍事交流，以2003年10月中國軍委副主席曹剛川訪美為標志，實現了“全面恢復”。當年兩國海軍艦只在良好氣氛下互訪對方軍港。今年初以來，中美軍事交流因美國對臺軍售問題而進入“冷凍”狀態，軍方之間的對立言論也在升溫。兩國海軍在中國沿海地區發生碰撞的危險上升。軍事關系嚴重滯后于中美在其他領域的關系。
中美關系發展至今天這種局面，與美國國內政治與領導人因素密切相關。2003年，由于美國在伊拉克戰爭中迅速得手，布什總統聲望如日中天。共和黨占上風的國會對布什本人親自掌控的對華政策不持異議。但是，今天奧巴馬總統的國內支持率低于當年的布什，對美中關系的把握力度也不如布什。民主黨將在今年11月的中期選舉中遭遇共和黨的嚴峻挑戰。國會議員出于國內政治考慮而攻擊中國，外交和國防班子中的對華強硬派也在抬頭，使現政府對華政策呈左右搖擺之勢。
美國對華政策的新調整給兩國關系帶來了不少新變數，突出表現在以下幾個重大問題上：反恐與國際安全問題。當年美國深陷中東，排除了將中國視為主要安全威脅的可能性。今天情形已大不相同。美國不滿中國在伊朗核問題上的態度，而中國對聯合國制裁伊朗決議所投的贊成票相當勉強。國內不少觀察家擔心美國反恐告一段落后將矛頭指向中國。中國對于奧巴馬政府提出的“零核世界”構想態度并不積極。美國在中國周邊布局造勢的動作也引起中方更高的警惕。
在美國最為關切的朝鮮問題上：目前中美都視對方為事實上的消極因素，戰略互疑增加。中方懷疑美韓加強軍事聯盟含有對抗中國的戰略意圖，美方則指責中國越來越偏袒作為“盟國”的朝鮮，同美國的目標分道揚鑣。
再來看中國大陸至為關切的臺灣問題。從布什本人到所有負責對華事務的高級官員，都多次強調一個中國政策和不支持“臺獨”的立場，由被動不接受“臺獨”轉為主動“防獨”。中
美在臺灣問題上形成了某種共識和政策協調。反觀今日，在兩岸關系持續改善的時候，美國更多地被視為其中的負面因素。前外長李肇星今年3月說，美國對臺軍售相當于“在兄弟擁抱時遞過一把匕首”。
非傳統安全問題。2003年防治非典，拉近了中美兩國在非傳統安全問題上的認知。2009年年底的哥本哈根氣候變化會議，則出現了一些讓雙方不愉快的場景。在應對氣候變化和能源合作方面，懷疑對方戰略動機者大有人在。
總之，在以上兩國關系的幾大重大議題領域，幾乎都因結構性矛盾而新增了消極因素，導致更濃厚的戰略猜疑而非促進戰略互信。
實力拉近，認知差距卻拉大
綜合來看，數年來國際格局和中美的實力對比相對發生了較大變化，但是，美國仍然在是否、又該如何承認中國崛起問題上游移不決。
2003年，中美兩國GDP分別為1.4萬億和10.9萬億美元，中國GDP只有美國的1/8多一點。當時國內普遍擔心美國的戰略擴張勢頭和建立單極世界的圖謀。2009年，中國GDP高達5萬億美元，占美國14萬億美元的1/3以上。美國GDP在世界經濟總量中所占比重，從2003年的29%降低到現在的23%左右。中國軍事力量迅速增強的趨勢令人矚目。無論如何解讀數字，中美兩國硬實力迅速接近，是不爭之事實。國際金融危機以來，西方整體實力和影響下降，新興國家在世界舞臺上的作用日益突出。在全球治理機制的結構性轉型中，中國逐漸進入權力中心。
兩國實力相對拉近，但輿論反映的認知差距卻在拉大。針對西方的“中國威脅論”，胡錦濤主席和溫家寶總理分別于2003年12月和11月闡述了中國的和平崛起道路，受到美國輿論的關注與歡迎。當年美國學界關于中國的評論相對公允，普遍認為中國的長遠走向是融入西方主導的國際秩序。然而今天美國輿論界除了繼續散布“中國威脅論”之外，又出現了“中國傲慢論”，對于中國國內政治和對外關系的負面報道明顯增多。諸多評論家認為中國強大之后終將同美國分庭抗禮。在中國方面，以《貨幣戰爭》、《中國不高興》、《中國夢》等書籍為代表，輿論風向也有明顯變化。褒揚“中國模式”、批判美國模式和“普世價值觀”、抵制美國政治文化影響、取代美國成為第一軍事強國的觀點日益上揚。質疑“韜光養晦”外交思想等論調，在國內媒體中屢見不鮮。
中國掌握主動還需要時間
不可否認，同2003年相比，今天中美務實合作的廣度和深度確實得到了發展，尤其是在教育、衛生、環保、能源、金融等領域，存在著廣泛的、不斷擴大的共同利益。
然而，綜合而論，在中美兩國國內政治、實力消長與國際地位均發生變化的新形勢下，兩國之間的戰略關系框架正面臨重大調整。隨著自身實力的迅速上升，在維持對美關系基本穩定的前提下，中國將要求在上述一系列重大問題上抬高政策底線，改變現狀，爭取主動。在中
美博弈中，中方控球的時間更長了，而球越來越頻繁地踢到了美國那半場上去。
可是關鍵問題是，當前中美關系的癥結恰恰在于，在中國越來越強烈地說“不”的重大戰略與安全問題上，美國并沒有改弦更張的意圖和跡象。而美國不改弦更張，中美關系就難以維持穩定。
美國政治主流并未承認美國實力地位正在衰落，不承認西方在國際道義、發展模式等方面存在根本缺陷，反而宣稱奧巴馬上臺后美國的對外關系和國際形象得到改善。雙方在重大國際問題上的認知差距在擴大而不是在縮小。美國戰略家仍在中國對外關系和國內問題上發現“軟肋”，并試圖加以利用，其中最為明顯的是利用周邊國家對中國的疑懼心理，在戰略上“重返亞洲”。
還應當看到，美國對華戰略的改弦更張將是一個很長的過程。而中國實力地位的提高并不能迅速轉化為對美關系中的主動權和政策杠桿。因此，未來兩國之間的戰略合作空間將受到擠壓，重大較量將難以避免。也許，只有在經歷一場或幾場重大較量之后，雙方才能摸索出若干新的政策底線，構建一個更為穩定的戰略關系框架。
改革開放以來的實踐證明，中國國內的穩定和發展是中美關系穩定和發展的前提。把國內的事情做得更好，才能把對美關系處理得更好。當前，涉及對美關系的決策部門越來越多，外交、國防、維穩、外貿、金融、能源、涉臺、宣傳等部門的相互協調并在重大政策性問題上同中央保持一致，是穩定對美關系的關鍵。(原載《北京大學國際戰略研究中心簡報》，略有增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