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態經濟學范文第1篇
摘要：應用生態學與生態經濟學是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兩大科學門類中聯系最為緊密的兩門學科。既有人把生態經濟學列為應用生態學的分支學科，也有人認為生態經濟學是經濟學與生態學的融合。應用生態學將人類活動的影響納入研究范圍，生態經濟學將地球自然生態系統的作用納入研究范圍，兩者殊途同歸，共同指向諧調人與地球生物圈關系的目標。應用生態學和生態經濟學在研究內容上有很大重合性和互補性。應用生態學應借鑒經濟學成果，生態經濟學更應掌握生態學原理，才能進行正確的經濟分析。
主題詞：應用生態學；生態經濟學；關系；思考
在當今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兩大學科門類中，可能再沒有比應用生態學與生態經濟學的關系更獨特的了，有人將生態經濟學作為應用生態學的分支學科。有人認為生態經濟學是生態學和經濟學的融合。對分屬于兩大科學門類的這兩門學科之間的關系做一些探討，對推動它們的協同發展，更好地為人類社會可持續發展服務，應該是一件不無意義的工作。
一、殊途同歸的演化進程
應用生態學與生態經濟學，作為兩門新興的充滿生機的學科，幾乎都是在二十世紀六十一七十年代間迅猛發展起來的，這并非巧合，而是人類經濟活動與支撐它的地球生態系統之間的矛盾和沖突日益顯化、日益尖銳化的結果。人類創造的經濟規模不斷逼近，在很多方面已經超越包含、支撐它的地球生態系統空間和功能服務邊界，經濟活動產生的生態成本越來越無法承受、排出的廢物、廢氣越來越難以容納、地球上各種生物資源和非生物資源的枯竭越來越不可逆轉。正是這一巨大現實矛盾，加速催發了應用生態學和生態經濟學的發展。
生態學本來是研究動植物、微生物生命現象的生物學的一個分支，二十世紀后發展成獨立的學科門類。傳統的經典生態學研究生物與生物環境和非生物環境的關系是不包括人類活動影響的，那時侯人類的影響基本可以忽略不計，為了保證研究觀察的準確性，有時還要盡量排除人類活動的影響，防止人類事物不確定性干擾研究結果。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以來。人口危機、能源危機、資源危機、環境危機等逐步引起世界關注，促使生態學與人類環境問題相結合，應用生態學迅速發展起來。二十世紀六十一七十年代中期，國際科學聯合會執行了一項有70多個國家參加的國際生物學計劃(IBP)，針對世界上一些生態系統物質循環和生物生產力開展許多觀測和實驗，建立大量模型，旨在查明綠色植物提供世界食物與生物能源上的潛力和前景。這一計劃的執行將生態學推向以生態系統研究為核心的新階段，但正是由于在設計思想上存在較大缺陷，沒有把人的作用包括進來，因此沒有取得圓滿成功。吸取這一教訓，1971年，由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國際生物學計劃基礎上，發起人與生物圈計劃(MAB)，這是一項有100多個國家參加的政府問大型綜合性研究計劃。該項計劃14個專題，包括：不斷增加的人類活動對熱帶、亞熱帶森林生態系統的影響、不同土地利用和管理方法對溫帶和地中海森林景觀的影響等，幾乎都基于人類活動，著重對人與環境關系進行生態學研究。預測人類活動引起生物圈及其資源變化以及這種變化對人類本身的影響。為解決人、生物、環境關系提供全方位服務。
與傳統經典生態學將人類活動納入研究對象從而形成現代應用生態學相對應，傳統經濟學將地球生態系統納入研究對象從而形成生態經濟學。生態經濟學是研究協調自然生態系統和人類經濟系統關系的科學。如果說經典生態學忽視人類活動的影響，專注于自然生態的研究，傳統經濟學則相反，忽視地球自然生態系統的影響。專注于經濟本身的研究。傳統經濟學將宏觀經濟看成一個整體，而地球自然生態系統根據面對經濟活動的產業性質不同。劃分為整體經濟下不同的產業部門，如農業經濟、漁業經濟、礦業經濟、牧業經濟等，這種劃分將自然生態系統相對于人類經濟系統應有的平等地位完全剝奪，成為單純被榨取的對象。在傳統經濟學視野下，人們享受的自然生態服務、產生的自然生態成本都是不存在的，對自然生態系統應有的補償和回饋也是不必要的，因此經濟增長是沒有極限的。這種經濟學在二十世紀下半葉之后便難以為繼，隨著經濟全球化的不斷深化，不僅生態壓力加大，而且不斷轉化為政治、經濟、民間等各方面壓力，這種壓力甚至某些方面比一個國家增長本身面臨的資源壓力還要強大，傳統經濟學向生態經濟學轉化是時代的必然要求。生態經濟學認為：人類經濟活動只是地球生態系統中一個開放子系統，增長不僅要受到生態約束，而且這種約束越來越成為瓶頸因素。
生態經濟學根據自然生態觀念對傳統經濟學實施一系列根本性交革：
一是擴展資本定義，生態經濟學認為不僅包括人造資本，也包括自然資本，即如水、空氣等自然公共物品和自然生態系統提供的服務都是人類從事經濟活動的資本，應予以資本化管理。
二是擴展最佳經濟規模定義。在傳統微觀經濟學中，最佳經濟規模指邊際成本等于邊際收益時的規模。由于不承認經濟會受到生態約束，經濟成本不包括生態成本，經濟收益也不包括生態收益，經濟可以無止境增長，所以在傳統宏觀經濟學中，只有經濟總量，沒有最佳經濟規模概念。在生態經濟學中，最佳經濟規模指的是包括消耗的自然生態服務成本和得到的自然生態服務收益在內的邊際相等時的規模，所以在宏觀經濟中，也有最佳經濟規模問題，經濟不能無止境增長。
三是擴展自然生態資源共享定義。在傳統經濟學中，只注重當代人類對自然資源的共享，通過未來資本的貼現模式，實際上賦予未來人類對資源享有很小的權重。生態經濟學認為：人類當代只是接受后代委托來管理地球資產，即所謂代際托管，不能通過生態赤字方式消耗子孫后代資產?！吧鷳B經濟是能滿足我們需求而又不會危及子孫后代滿足自身之需前景”的經濟。
應用生態學與生態經濟學就是這樣，一方面將生態規律與社會問題相結合，另一方面將經濟規律與生態問題相結合，從不同的方向走到一起，共同指向人類活動與地球生物圈協調發展的目標。
二、重合互補的研究內容
在應用生態學和生態經濟學研究成果中，很多重要成果實際上很難單純歸為應用生態學類或生態經濟學類，它們具有高度重合性，將之稱為生態經濟或經濟生態研究成果更為貼切。如1962年出版的《寂靜的春天》，可以說是一部掀起世界環保革命的劃時代著作。長期在美國聯邦政府所轄的魚類及野生生物調查所供職的蕾切爾·卡遜在書中以大量確鑿無疑調查事實揭露美國社會對各種劇毒農藥無節制使用，毒化天空、湖泊、河流、土壤，使生命喧囂的春天變成死氣沉沉寂靜的春天的景象。這實際上是一部對人類從私利出發的經濟活動破壞生態平衡問題的長篇調查報告。
它既是應用生態學的，又是生態經濟學的。布朗所著《生態經濟——有利于地球的經濟構想》也具有類似性質。該書對生態經濟的構想基于生態學原理，所以是生態學的；對破壞生態經濟的原因和實現生態經濟的途徑分析依賴的是經濟學架構，所以又是經濟學的。
我們再隨便翻開一本應用生態學和生態經濟學教科書，很容易發現其中許多內容是重合的。如包括農業、工業、革業、旅游等在內的產業生態學、城市生態學，既屬于應用生態學內容，又屬于生態經濟學內容。雖然兩者在涵蓋范圍、研究側重點、研究方法上有所區別，但研究對象基本一致，這種重合性是由這兩門學科具有研究人與生態環境關系的共同性質決定的。正是這種既重合又區別的特點，使這兩門學科產生很強的互補型。例如在應用生態學中，農業生態學研究的是農業生物和農業產業系統與其環境相互之間的關系，在生態經濟學中。著重研究的是適應生態要求的生態農業的應用和改造，充分合理利用自然資源，保護農業環境，有效提高農業生產力。前者研究農業生態，后者側重生態農業。在應用生態學中，旅游生態學研究旅游地各項生態資源的保護、利用；在生態經濟學中，側重研究人類的旅游活動應符合生態要求。前者研究旅游生態，后者側重生態旅游。
三、彼此尊重協同發展的科學精神
如何看待應用生態學與生態經濟學的關系，目前存在的傾向性意見，是把應用生態學看得更高，強調生態經濟學應向應用生態學學習、借鑒。萊斯特·R·布朗甚至認為：生態學凌駕于經濟學之上。這固然是因為人類經濟活動長期脫離生態實踐的要求，迫切需要向生態軌道復歸，因而有它的必要性和合理性，但另一方面也存在片面性，生態學沒有任何理由忽視經濟學成果。阻止自己主動向經濟學靠攏，表現出過于高傲的態度。生態學要想更好地協調解決人類與地球生物圈的關系，漠視經濟活動一些固有規律也是不行的。在《寂靜的春天》中，作者痛切寫道：“大多數有能力鉆研生物控制方法并協助付諸實踐的人卻一直過分地在實行化學控制的更富有刺激性小天地中操勞。1960年報道，在美國僅有2％昆蟲學家在從事生物控制的現場工作，其余98％的主要人員都被聘去研究化學殺蟲劑?！薄澳承┙艹龅睦ハx學家正在領頭為化學控制辯護，對這些人中某些人的背景進行調查，披露出他們的全部研究計劃都是由化學工業資助的，他們的專業威望，有時甚至他們的工作本身都要依靠化學控制方法的永世長存。毫不夸張地說，難道我們能期望他們去咬那只給他們喂食物的手嗎?！边@種情況，在包括我國在內的世界大多數地方并沒有改變。甚至更加嚴重。毫無疑問，與生態學比起來，經濟學畢竟更容易把研究成果和目標政策化、產業化、輿論化。在當今社會，脫離經濟學，生態學很難走上推動生態經濟發展的前臺，生態學成果也很難得到經濟應用。這主要是由于以下幾大原因：
一是生態經濟不是把一切推倒重來，憑空構造，發展生態經濟脫離不開現有的經濟基礎。而對現有經濟結構的調整、功能的改造，主要是經濟學的任務，不是生態學的任務。
二是經濟學是生態學成果運用于人類進行生態經濟建設的橋梁。只要有一定的經濟條件存在，客觀經濟規律就必然要發揮作用，生態學要實現效益最大化，必須掌握和利用客觀經濟規律。
三是生態系統管理需要經濟化。生態系統管理指的是以維持生態系統良好的動態行為，獲得可持續的生態系統產品生產與環境服務功能產出為目標的管理策略、方式和過程。生態系統管理要遵循經濟發展目標與生態環境保護目標協調的經濟原則，要運用適當的經濟方法。
另一方面，不可否認的是，當前應用生態學對加強生態經濟建設的服務和指導作用確實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而這一意義還遠遠沒有被普遍和充分認識，生態經濟學確實需要大大增強生態學方面的營養。雖然我國生態學指導和服務作用在不斷增強，但還遠遠跟不上經濟建設的速度。我國經濟生態化水平與非生態化經濟和反生態化經濟的差距在繼續拉大。2008年。全國75％的湖泊呈富營養化，28個國控重點湖(庫)中有4個水質為Ⅳ類(不能飲用，身體不能直接接觸)，占14.3％；東海整體重度污染；園環境污染引發上訪2006--2007達140萬件；2007年水土流失面積達356萬平方公里，占國土總面積37.8％。
最突出的是我國一些經濟指標如不根據生態學原理進行根本改革，將會繼續發生嚴重誤導。中國長期來熱衷于綠化面積和森林覆蓋宰指標，經濟襪也計算為覆蓋率范圍，推動轟轟烈烈全民植樹運動，導致人工純林面積越來越多，天然林面積越來越少，樹種單一，造成另一種形式生態惡化。福建南平是全國林改模式標本之一，所有天然林替換為人工林，閩江各支流年年洪水爆發?？梢韵胂?，當經濟學在用良好的通車里程指標、森林覆蓋率指標、綠化指標進行經濟分析，得出分析結論的時候，如看不到背后的生態狀況，將會得出多么錯誤的結論。顯然，生態經濟學在經濟目標體系建設、經濟結構的生態化調整、對經濟效果的生態評估以及大力增強生態經濟的國際協調等方面有必要充分獲取應用生態學服務和支持。
生態經濟學范文第2篇
摘 要：隨著對海洋生態研究的不斷深入，生態系統的服務功能逐漸受到研究人員的重視。本文對生態系統的服務功能的研究作了初步探索，回顧了其研究歷程，并在此基礎上提出了生態系統服務今后發展的方向。
關鍵詞：生態系統 海洋生態 服務功能
1. 引言
生態系統是人類社會的生命支持系統，為人類福利提供了大量的服務。生態系統的服務功能是指生態系統提供、生態過程中形成、人類賴以生存的自然環境條件及其效用［１］。生態系統服務研究屬于生態學和環境經濟學的交叉學科方向，也是海洋學的研究熱點之一。近年來，眾多學者開展了大量研究，極大地推動了生態系統服務研究的進展［２］。其中，以Daily和Costanza等的工作最具代表性。Daily系統介紹了生態系統服務的概念、服務價值評估、不同生態系統的服務功能等內容。生態系統服務不僅是聯系生態環境與社會經濟的橋梁，也是將行政經濟手段應用于生態環境管理的橋梁。對于海洋生態系統服務的研究，讓我們更加清楚地認識到海洋生態系統對于人類的重要意義和作用，也為可持續性管理提供了更好的理念和方法。
國內科學家積極關注生態系統服務研究。歐陽志云等通過計算得出我國陸地生態系統主要服務功能的經濟價值為30.48萬億/年。陳仲新等按照Costanza的方法按面積比例折算后，得到我國陸地生態系統效益價值為5.61萬億/年，海洋生態系統效益價值為2.17萬億/年，是同年我國GDP的1.73倍，比歐陽志云的結果明顯偏低。何浩等基于遙感數據認為中國陸地生態系統2000年所產生的生態服務價值為9.17萬億元。不同學者的估算結果都說明我國陸地生態系統的服務價值在萬億量級［３］。
陸地生態系統服務研究已經取得顯著進展，出版了生態系統服務功能研究專著。國外針對海洋生態系統服務的研究不多。Duarte分析了海洋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系統服務之間的關系。Hol-mund分析了大西洋斯德哥爾摩群島海域放流5種魚類所提高的服務價值變化。國內已有學者開始關注，實際的研究工作不多。徐叢春等探討了海洋生態系統服務價值的估算框架體系。汪永華等采用問卷方式研究海南新村海灣生態系統服務恢復的價值，當地居民的最大支付意愿為56.87元/人，恢復該區域生態系統服務的經濟效益每年至少有325萬元。2002年國家海洋局資助了我國第一個海洋生態系統服務研究課題，陳尚等率先對膠州灣生態系統服務功能進行了探索性研究，建立了我國海灣生態系統服務功能分類體系。2003年科技部資助朱明遠等研究2種不同性質的海洋生態系統服務功能和價值，包括養殖開發型海灣——桑溝灣、保護型生態系統——南麂列島，初步研究報告已經完成。目前研究工作是建立不同海洋生態類型的服務功能定量和價值計算的方法，并開發生態系統服務價值評估軟件，應用于評估4大海區(渤海、黃海、東海、南海)和11個沿海省區的近海生態系統服務價值。2005年3月，國家海洋局啟動了為期5年的“海洋生態系統服務功能及其價值評估”研究計劃，經費總額228.8萬元。
2. 研究進展
2.1 基礎理論研究
對于生態系統服務的基礎理論研究主要集中在生態系統服務的定義和內涵、服務的分類指標體系、生態系統服務的產生與受控機理等方面。對于生態系統的服務，存在著不同的理解和定義。Cairns(1997)認為：生態系統服務是人類生存和福利所必需的那些生態系統功能。Daily(1997)則認為：生態系統的服務是指生態系統與生態過程所形成及所維持的人類賴以生存的自然環境條件與效用。Costanza等(1997)指出：生態系統服務就是生態系統為人們提供的物品和服務的統稱，它代表著人類直接和間接從生態系統得到的利益。董全(1999)認為：生態系統服務是指那些由自然生物過程產生和維持的環境資源方面的條件和服務。MA(2003)則認為：生態系統服務是指人類從生態系統獲得的效益。Daily和Dasgupta(2004)進一步將生態系統服務的定義明確為：生態系統服務是生態系統以及它們的生物多樣性通過廣泛的生態效應與過程，對人類所提供的各種效益，包括了物質生產、生命支撐功能、生活滿足效應和選擇的保留。從這些定義來看，Daily的定義更傾向從生態學角度來闡明生態系統的服務，在生態學研究中被廣泛采用和認可［４］。
2.2 價值評估研究
自1997年后，許多生態學家與經濟學家都對生態系統服務進行了研究和討論，對完善價值評估理論和方法做出了貢獻。Goulder等(1997)詳細地分析討論了生態系統服務價值的哲學基礎，并指出生態系統服務除了具有內在價值，對人類還具有工具價值。一般認為，生態系統服務的價值除了哲學含義以外，還具有生態學、經濟學與社會學含義。在生態學上，生態系統服務的價值來源于生物的生存價值和協同進化，并與生態系統的調節功能和生境功能相關聯，通常以能量的形式來表達價值的多少，稱為能量價值論。在社會學中，生態系統服務的價值受信息功能支持，是實現社會和諧與可持續發展的基礎。在經濟學中，生態系統服務的價值是以貨幣形式來表達生態系統的產品和服務的效用性大小、稀缺性多少以及獲得這些服務所需成本的高低。生態系統服務的總經濟價值(TEV)包括了使用價值(UV)和非使用價值(NUV)兩大部分，前者又包含了直接使用價值(DUV)、間接使用價值(IUV)和選擇價值(OV)，而非使用價值則包括遺產價值(BV)和存在價值(EV)。盡管在學術上還存在著爭議，但大多數學者將存在價值歸類于使用價值當中［３］。同時Farber等(2002)指出，生態系統服務價值還具有時間含義：由于對未來的不確定和利息折扣等因素，人們通常認為未來的價值不如現在高。應用研究各國的學者們利用生態系統服務的生態學和經濟學理論，以及生態系統服務的價值評估技術方法對不同的生態系統以及不同類型的服務進行了大量的研究和探索，取得了一批具有可利用價值的成果。
3. 海洋生態系統服務學科發展方向
海洋生態系統服務研究已經起步，今后需要在以下10個方面加強研究：(1)海洋生態系統服務功能的定量化及其在不同尺度(海灣、海盆、大洋、全球)上的轉換；(2)不同海洋生態類型(如海灣、珊瑚礁、紅樹林、草灘濕地等)服務價值的準確計算方法；(3)重要人類用?；顒訉ι鷳B系統服務功能時空格局的長期影響；(4)支撐海洋生態系統服務功能的關鍵生態過程；(5)各類海洋工程、海岸工程和海洋災害損害海洋生態系統服務價值的評估理論、方法；(6)海洋生態系統服務功能與生態系統健康、國家生態安全的關系；(7)在縣、市、省、海區、大生態系、大洋、全球尺度開展海洋生態系統服務價值評估；(8)海洋生態補償金和生態補償制度；(9)生態系統服務價值評估對優化沿海土地開發、產業開發、海洋功能區劃、海域使用、海域環保的貢獻；(10)優化生態系統服務價值利用的技術、經濟和管理對策。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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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歐陽志云，李文華.生態系統服務功能內涵與研究進展//李文華，等.生態系統服務功能研究.北京：氣象出版社，2002：1-27.
生態經濟學范文第3篇
［摘要］生態危機愈演愈烈，究其原因多種多樣，但生態危機所關注的焦點最終應集中于人與人之間的相互關系，生態危機成為了人類自身范疇的問題。生態破壞是人類改造自然的必然結果，生態環境的走向，取決于人類整體在生態破壞與生態改善之間所作出的集體決策，生態危機的解決途徑在于共同富裕。
［關鍵詞］經濟哲學；生態；危機；共同富裕
［
從字面意思上講，生態危機與生態破壞的區別是顯而易見的。但是在日常生活，甚至是學術研究中，這兩個概念經常被不加區別地使用。其結果就是在對生態危機根源探討中出現了明顯的偏差。因而厘清生態破壞與生態危機的區別，是理解生態危機的根源并找出其解決途徑的重要前提。
生態破壞屬于人與自然關系的范疇。當人類作為相對獨立于自然的存在出現時，生態破壞就已經開始。自然是一個動態平衡的生態系統，至少在人類出現的幾百萬年前到近代之前，從自動調節的角度看生態系統是基本平衡的。只有在人出現后，生態破壞才開始出現，是伴隨人類改造自然的過程對生態系統的破壞。而且，只有當人類改造自然的能力足以改變生態系統時，才會形成生態破壞。換言之，自然生態具有自我調節能力，而這種能力也有一定的限度，在這個限度之內，人類活動只能影響而不能破壞生態平衡，當人類的力量超過了這個限度并持續強大時，對自然的持續改造就可能使自然生態系統偏離原來的平衡狀態，從而造成生態破壞。
雖然生態破壞是貶義詞，但其與中性的生態改造、甚至褒義的生態改善在本質上并無不同，都是在原有的自我調節的生態平衡之上，增加了人類的行為，從而導致生態系統的失衡。當然，從平衡到失衡，再從失衡到再平衡，這本身就是一個動態平衡的調整過程。喜歡這一動態平衡調整結果的，就稱之為生態改善，厭惡這一調整結果的，就稱之為生態破壞。
即便我們不考慮那些因人們態度的不同，而對其究竟是生態改善還是生態破壞而有所爭論的情況，即使是顯而易見的生態破壞，也并不必然地對人類有害。由于生態破壞的本質是人的行為參與了生態系統的動態調整，那么這種人的行為就應該在大多數情況下是符合人的意愿，并且對人是有利的。
例如一個湖泊的生態系統。人類如果只是釣魚，那么就是在生態系統的自我調節能力限度之內，就沒有破壞原有的生態平衡。如果人類在湖中大規模養殖魚類且超過了自然生態的調節能力，原有的生態平衡被打破，原有的生物種群數量就會減少，甚至原有的一些魚類就可能會滅絕。這種將物種豐富的湖泊變成物種單一的養魚池是明顯的生態破壞。但是這種生態破壞的行為卻為人類提供了更多的食物來源，也使從事養殖的漁民獲得了更多的經濟收入。
然而，如果不僅在湖中養魚，還在岸邊設立工廠，向湖中排放污水，那么，就有可能毒害水中生物，使大量物種消亡，或者使湖水產生富養化而出現藍藻等的泛濫，湖水變質、變臭、無法飲用等。這就不僅是打破了原有的生態平衡，而且使新的生態平衡難以建立，或者對人類的生存產生了威脅。這種生態破壞，就達到了生態危機的程度。
生態危機并非簡單的生態破壞、生態失調、環境惡化，而是指由于人的活動所引起的以環境質量下降、生態秩序紊亂為表征的生態系統乃至整個生物圈的結構與功能嚴重失調，以至生命維持系統瀕臨瓦解，威脅人類生存和發展的現象。
生態危機是嚴重的生態破壞，其嚴重性在兩方面體現出與普通的生態破壞存在質的差異，從生態破壞到生態危機已經不僅僅是量變，二者已經有了質的不同。生態危機的嚴重性一方面是新的生態平衡難以建立，因而生態系統處于長期的失衡狀態，或言之，對生態的破壞是持續性的，也正是因為破壞的持續性，才導致了失衡的長期性。嚴重性的另一方面是生態危機對人類有害而且足以威脅人類的生存和發展，并不像生態破壞那樣在很多情況下對人類有利。
那么，既然生態危機威脅到了人類的生存和發展，為什么人類還要持續性地破壞生態呢？對這一問題的追問，就可發現生態危機與生態破壞在更深層次的本質差異。
生態破壞是人的行為參與了生態系統的動態平衡調節過程，因而，生態破壞需要解決的是人與自然的關系，屬于人與自然的范疇。而生態危機要解決的是人類在意識到自身的生存和發展已經受到威脅的條件下，依然持續地破壞生態的問題。顯然，任何一個正常人都不會作出這樣的非理性選擇，而只能歸罪于集體的謬誤，是人與人在互動過程中，由于合作機制的失靈而產生的集體非理性決策。因此，生態危機所關注的焦點，應該脫離人與自然的關系，而集中于人與人之間的相互關系，生態危機成為了人類自身范疇的問題。
二、對現行生態危機理論的批判
現行與生態危機有關的理論，主要從技術、意識形態、經濟基礎三個方面尋找生態危機的根源。然而，這些理論，或混淆概念，或以偏概全，均尚未找出生態危機的真正根源。
面對生態危機，最早最直接的反應是將其歸因于技術的進步。若無技術的進步，人類的力量不可能強大到破壞自然生態，形成生態危機的程度。在沒有形成人類力量的自我約束機制的情況下，期望于技術的進一步進步來解決生態危機問題。這種思維方式在當代仍然流行，例如期望第三次工業革命、生產技術的綠色革命等實現環境生態的改善。
但是早在１００多年前，杰文斯就已經有力地批判了這種觀點，其在《煤炭問題》［１］中論證說，提高自然資源的利用率，例如煤炭，只會增加而不會減少對這種資源的需求，這是由于效率的改進會導致生產規模的擴大，反而擴大了對資源的需求。這后來被稱為“杰文斯悖論”。杰文斯悖論在現代社會同樣存在，例如電腦是可以節約紙張的，無紙化辦公曾經是很多人的夢想，然而現實卻是電腦方便了文檔的修改和打印，反而大大增加了紙張的消耗。
當然，我們并不能因為杰文斯悖論的存在而否定節約資源消耗的技術進步的存在性，有些技術進步的確可以在更好滿足人們需求的同時降低或減少資源的消耗。問題在于人類的需求是多方面的，某些節約資源的技術進步無法影響其他存在杰文斯悖論的技術進步，而只要這樣的技術進步存在，就不可能通過技術進步解決生態危機問題。
實際上，技術是人與自然關系的范疇，是人類改造自然的技術，提高技術固然就是提高人類對自然生態的改造能力，也有可能在局部實現由生態破壞向生態改善的轉變。但是在總體上，技術和屬于人與人關系范疇的生態危機并無太大關系。對生態危機起決定作用的是人與人的關系，而不是技術。生態危機問題并不在于技術本身對資源的投入產出關系，而在于人類在整體上形成對技術應用的理性決策。
對生態危機根源的另一種認識是觀念與文化。即認為只要改變了人們的錯誤認識與社會文化，生態危機就可以得到解決。當前不僅存在著“將生態價值與文化融為一體的道德革命”、“綠色思維革命”等呼吁，在學術領域也有很多相關研究。例如羅馬俱樂部創造人Ａ·佩切伊認為：“人類創造了技術圈，入侵生物圈，進行過多的榨取，從而破壞了人類自己明天的生活基礎。因此人類如果想自救的話，只有進行文化價值觀念和思維方式的革命。［２］”再如國內的任永堂認為從文化與生態關系角度可以對文化的生態功能概括為：原始文明時代的文化屬于“生態無為型”文化；農業文明時代的文化屬于“生態改造型”文化；工業文明時代的文化屬于“生態掠奪型”文化?，F時代應該建構“生態協調型”文化［３］。
誠然，最初的生態破壞的確有觀念與文化上的問題，改變觀念與文化的確有助于解決生態危機問題，在這一認識中產生的“可持續發展理念”也有力地促進了人類社會的進步。但是，從根本上說，觀念與文化決不是產生生態危機的根源，將生態危機的根源歸結為觀念與文化，是簡單地將集體理性混同于個體理性的認識，也是一種歷史唯心主義的認識。首先，將生態危機歸結為觀念與文化無法解釋在多元文化存在的當代社會，生態危機的全球普遍性。也無法解釋在西方發達國家環境保護意識普遍覺醒的時代，環境污染和破壞只是從發達國家轉移到落后國家，全球性的生態危機并未得到解決的客觀現實。其次，人類對人與自然的關系認識的進步同樣是一個客觀的歷史過程。伴隨著人類力量的日益強大與生態破壞的日益加劇，對生態危機的恐懼必然產生對人與自然關系的反省，形成普遍的環境保護意識。再次，普遍的綠色思維、尊重保護生態環境的觀念與文化并不必然地形成可以導致生態危機逆轉的人類行為。當然，沒有這種觀念與文化，生態危機只能無限惡化，但是這種觀念與文化只是解決生態危機的必要而非充分條件。即便是普遍的綠色思維，也依然屬于個人與自然的關系范疇。在所有人都希望改善生態環境的條件下，缺少合理的決策機制，也未必能形成集體一致的改善生態環境的決策。將生態危機的根源歸結為觀念與文化，與將其歸結為技術一樣是犯了混淆生態破壞與生態危機概念的錯誤。
與將生態危機的根源歸結為觀念與文化類似，還有一種生態政治的觀點。該觀點認為生態危機離開政治的參與，不被組織在政治框架內，問題本身難以得到根本的解決，因此需要把生態問題提到政治問題的高度，進而使政治與生態環境的發展一體化，把政治與生態有機辯證地統一起來，最終促進全球政治與生態環境持續、健康和穩定發展。這一觀點促成了把生態危機問題納入到全球戰略規劃、政府決策、法制法規、公民政治參與、國際政治行為等呼吁和努力。
從生態危機的解決離不開政治參與的角度，這一觀點并無不妥，并且在現實中也促成了各國環境保護法律的頒行和國際環保的合作等。而且這一觀點與之前的觀點相比，沒有混淆生態危機與生態破壞的概念，屬于在人與人的關系范疇內的討論。但是，如果將生態危機的根源歸結為政治因素則顯然忽視了生態危機自身發展的規律，依靠政治力量解決生態危機不僅在現實中難以完全實現，在邏輯上也陷入了外因決定論的窠臼。政府只是生態危機眾多利益相關者中的一員，政治力量只是影響環境力量中的一種，而且政治與環境是相互作用的，政治可以改善或惡化生態環境，生態環境也會影響政治力量的走向。而且，政治力量只是生態環境的利益相關者之一。特別是在現代社會的生態環境問題上，政治力量更多地是扮演著破壞生態環境的資源利用者與期望生態環境改善的民眾之間的協調人的角色。拋開另外兩種更重要的生態環境利益相關者而只談政治力量，顯然有失偏頗。
在全球范圍，即便有《京都議定書》之類的國際環境保護公約，其對各國的約束顯然不足。國際的政策協調需要各國利益導向的支撐，缺乏各國一致性的利益支撐，不僅環境保護國際合作的協議難以達成，已經達成的協議也難以落實。這也就不難理解《京都議定書》執行的意義和效果為何并不顯著，而且即使《京都議定書》所規定的各項目標能夠實現，與穩定氣候變化的最終目標仍相距甚遠。在中國，１９８４年成立了國務院環境保護委員會，此后先后制定了《環境保護法》《大氣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海洋環境保護法》等環境法律，確定環境影響評價、城市環境綜合整治定量考核、污染物總量控制等環境管理制度。然而中國的環境惡化依然難以扭轉，最近的霧霾更引起了全球關注。究其原因，政治力量制定法律是一回事，而法律的貫徹實施則是另一回事。任何法律的實施都是人來完成的，因此法律只有符合利益相關人的訴求才會被認真地貫徹實施。顯然，在破壞環境可以獲得巨大的商業利益條件下，環保的法律被認真貫徹實施是不可想象的。
說到底，生態危機是生態環境的惡化威脅到了每個人的切身利益，因此在從技術層面與意識形態層面探討生態危機的根源之后，從經濟層面尋求生態危機的根源成為當前最流行的研究方向。在這一方向的研究觀點并不統一，甚至是截然對立的，崇尚市場力量的觀點認為包含生態環境的資本化是解決生態危機的根本途徑，而生態學馬克思主義則嚴厲地批判了資本化，認為資本邏輯才是導致生態危機的根源。
生態危機理論是生態學馬克思主義的最核心組成部分，是西方馬克思主義者從２０世紀７０年代開始使用的一種分析資本主義危機的理論。他們將馬克思有關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理論應用于資本主義的生產與整個生態系統的互相作用中，認為正是資本、資本邏輯、資本制度導致了生態危機。
生態危機理論從資本的本質屬性出發，認為資本的效用原則屬性是把一切都變成有用的體系，這當然也包括把自然生態環境也當成有用的工具；資本的增殖原則屬性則使資本對無限增殖的追求，導致資本對自然生態環境的利用是無限制無止境的。因此在資本邏輯下，生態危機成為一個必然的過程。生態危機理論從四個方面分析了資本導致生態危機的過程。其中對技術使用方面與意識形態方面的分析與其他理論相比并無新意，而對生產方式與消費方式方面的分析則極大地深化了對生態危機本質的認識。高茲認為，在追求利潤這一動機的支配下，資本主義生產存在著一種“成本外在化”的趨勢，因此，資本家不可能犧牲企業利潤去保護環境。把降低生產成本看得比生態平衡更重要，這就是資本主義的“生產邏輯”［４］。阿格爾在給出異化消費概念“指人們為補償自己那種單調乏味的、非創造性的且常常是報酬不足的勞動而致力于獲得商品的一種現象［５］”的同時，指出為解決需求不足的經濟危機，當代資本主義社會力圖誘使人們把追求消費作為最大的需要和真正的滿足。這種異化消費的無限擴大導致了對資源的無限索取，這是資本主義的“消費邏輯”。更進一步，福斯特認為“資本主義制度是不會使其發展道路發生逆轉的，就是說它不會改變工業和資本積累的發展結構，而這種發展模式從長遠的角度看（許多方面從短期看也是如此）對環境將產生災難性的影響。［６］”
生態危機理論揭示了產生生態危機的一個方面，但不是全部，而且由于其邏輯上的缺陷也使得其結論顯得不切實際。首先，自然生態環境的有用性本身就應該可以限制生態危機的產生。既然資本將自然生態環境作為一種有用的工具，那么生態破壞達到生態危機的程度，自然生態環境就喪失了其有用性，這同樣不符合資本的本質屬性。因此資本內在地存在著一種避免生態過度破壞到生態危機程度的自我限制機制。其次，即使是在資本主義國家，資本也不是主導一切的力量，任何社會都存在著對資本邏輯的限制力量。政府、公眾、社會團體，乃至法律、社會輿論都可以形成對資本破壞生態環境的限制。第三，資本邏輯并非惟一破壞生態環境的因素。資本邏輯只是社會生產組織方式中的一種。實際上，只要存在著人類通過生產改造自然的過程，生態破壞甚至生態危機就有可能發生?，斞盼拿?、樓蘭古國等等一些古代文明的隕落就是由于其對自然資源的過度開發導致的生態系統崩潰［７］。第四，當代社會現實并未展現生態危機與資本制度之間的關系。生態危機并非只出現于資本主義國家。相反地，生態危機體現出與各國發達程度的高度相關：發達國家包括典型的資本主義國家與民主社會主義國家生態環境都普遍較好，而發展中國家則無論資本主義還是社會主義國家，其生態問題的形勢都更為嚴峻。尤其是那些生態環境破壞最為嚴重的國家或者生態環境破壞最為嚴重的時期，經濟都正處于迅速騰飛的階段。
支持市場化觀點的理論來源于科斯定理。認為通過更徹底的市場化與資本化可以解決生態危機的觀點泛化了科斯定理的使用?？扑乖凇渡鐣杀締栴}》中提出了科斯定理，并用一個污染企業的例子加以說明?？扑苟ɡ碚J為：產權的界定是市場交易的基本前提，清晰的產權可以達成市場的最優化結果。當然，生態問題并不是科斯研究的重點，其所謂的由產權界定而達成的市場化最優結果也并未包含生態環境的改善。在這方面科斯有明確的表述：“如果我們確定污染的有害后果是魚類的死亡，要決定的問題則是：魚類損失的價值究竟大于還是小于可能污染河流的產品的價值?！保郏福菟麄冋J為生態危機的根源在與產權界定不清晰，從而導致對包含生態環境的社會成本的濫用，而只要界定清楚了排污權的歸屬，通過市場交易，對生態環境的污染就必然由無約束的社會成本轉化為有約束的私人成本，從而限制污染的排放、改善生態環境質量。正是在這一邏輯的基礎上，一些環境學家與經濟學家大力呼吁要賦予自然以經濟價值并更加充分地把生態環境納入市場體系之中，以此來解決所有的生態環境問題。其最著名的口號就是“把自然市場化、資本化”，“將地球納入資產負債表”。
就這一邏輯本身而言，一些生態危機理論對其的批評并不成立。例如福斯特將市場化、資本化解決生態危機問題的邏輯，稱為“建立在環境能夠并應當成為自我調節的市場體系這一信念基礎之上的烏托邦神話”。市場體系具有自我調節機制是公認的事實，而科斯定理也展現了包含生態環境的市場自我調節機制的運行機理。福斯特的批評過于武斷。而其他大多數對市場化與資本化觀點的批駁更停留于技術與價值層面，即認為技術上難以用貨幣量化生態環境的價值，或強調生態環境的道德價值遠高于企業產品，或認為污染的擴散效應導致污染權的界定根本無法進行。然而即便是這樣的批評也禁不住推敲，在產權界定清晰的基礎上，市場具有價格發現的功能，生態環境的貨幣價值是不需要技術去量化的，而市場所形成的最終結果即便包括了對環境的破壞，其破壞程度也是所有利益相關者通過市場所共同確定的，在道德上并無不妥。
實際上，通過市場化與資本化解決生態危機的觀點的確過于理想化。例如將地球納入資產負債表即便在理論上可行，在現實中也無法操作。更重要的是，產權界定清晰的市場雖然要比產權界定不清晰的市場更能約束對生態環境的破壞。但是，這種市場約束的力量一定可以強大到避免生態危機的發生嗎？對這一疑問，該觀點并未能給出任何解釋。
三、生態危機的解決途徑在于共同富裕
生態破壞是人類改造自然的必然結果。雖然也存在著人類對自然環境的改善，但是從總體上講，人類改造自然是一個先生態破壞，再生態改善的過程。生態破壞是不可避免的，是人類行為參與生態系統動態平衡調節的必然過程。但生態破壞并不必然導致生態危機。生態環境的走向，取決于人類整體在生態破壞與生態改善之間所作出的集體決策。
然而，一般來講，破壞生態環境往往會產生巨大的經濟價值（否則不會有人愿意去破壞生態環境），而改善生態環境則往往會消耗經濟資源（如果改善生態環境可以普遍地產生經濟價值，生態危機就不會出現）。在現代社會，環境保護已經成為全球的共識，幾乎不會有人認為生態危機是無關緊要的，不會有人認為良好的生態環境是沒有價值的。但是在持續地破壞生態環境可以產生巨大經濟價值的條件下，人類在整體上面臨生態價值與經濟價值的選擇時，卻大多會形成非理性的集體決策，選擇經濟價值而放棄生態價值，最終導致生態危機。這才是生態危機產生的原因所在。而生態危機的現實存在，也反證了人類集體決策的非理性。
進一步分析這種集體決策非理性的深層次根源，在于人類集體決策機制中，缺乏對生態破壞的有力約束，因而無法形成與個體理性相一致的集體的理性決策。
在集體理性與如何與個體理性相一致的問題上，目前主要有兩種不同的觀點。
一種觀點以奧爾森為代表，他認為“理性的、尋求自我利益的個人不會采取行動去實現他們共同的或集團的利益”［９］。唯一可以不受這一集體行動困境限制的情況是集團的規模足夠?。盒〉郊词箚蝹€成員購買全部的公共物品，也能使個人收益大于成本；小到“搭便車”行為可以被很容易地察覺并受到譴責。
另一種觀點以帕特南為代表，他引入了“社會資本”的概念，認為社會資本的本質要素是集體行動中人與人之間的相互信任，而這種信任關系有利于集體形成與個體理性相一致的行為。正是因此，他認為走出集體行動困境的捷徑就是“大力發展社會資本”［１０］。
本文無意去分析這兩種觀點的分歧與對立，無論是規模的限制還是社會資本的制約，二者在邏輯實質上是一致的，即均認為只有建立了集團內部對個體行為的激勵約束機制，才可能實現集體理性與個體理性的一致性行為。這種邏輯在實質上與科斯定理的產權界定也是一致的。因此，上述理論都表明，缺乏有力的約束機制，就不可能形成與個體理性相一致的集體的理性決策。
究其實質造成生態危機的根源就在于缺乏有力的約束機制而導致的個體理性無法轉化為集體理性的集體行動。然而，借助集體決策理論的分析邏輯雖然可以找到生態危機的根源，這些理論卻并未給出解決生態危機的途徑。以奧爾森為代表的集團規模限制、以帕特南為代表的社會資本、以科斯為代表的產權界定等莫不如此。
首先，作為普遍性社會問題的生態危機，其利益相關者必然是大量的人群，因此奧爾森的對集體規模的限制并不適用。其次，按照社會資本的觀點，社會資本的積累到一定程度就可以發展出民主政治，并由此解決集體理性與個體理性不一致的矛盾。但從歷史與現實看各國生態危機的嚴重程度與其是否為民主政治并無相關關系。因此，雖然社會資本的發展的確有利于形成集體一致的行為，但還不足以形成阻止生態危機的足夠約束。最后，生態環境的產權界定只是形成集體決策中對生態危機約束的一個必要條件。雖然產權界定有利于強化資本的自我約束機制，但是這種約束機制是不充分的，不足以形成對生態危機的足夠約束。
資本的本質屬性揭示了資本既會將自然生態環境作為有用的工具，也會在自然生態環境面臨危機而變成無用甚至有害時轉變為對自然生態環境的保護甚至改善。然而這一自我約束機制的前提就是自然生態環境的資本化，即通過清晰的產權界定，將自然生態環境破壞的社會成本內化為私人成本。從這一意義上說，自然生態環境的產權界定是避免生態危機的一個必要條件。
然而與社會資本類似，通過界定產權而進行更徹底的市場化與資本化雖然有利于集體一致性行為的產生，但同樣其約束力度不足以阻止生態危機的產生。自然生態環境的資本化必然導自然生態環境價值的市場化，也即通俗意義上的排污權交易。也正是排污權的交易過程形成了對資本邏輯的外在約束。那么只有排污權的定價足夠高，才可能阻止生態危機的發生（生態破壞與生態改善都可能同時存在）。而生態危機之所以會產生，就在于這種外在約束的無力。也正是這種外在約束的無力導致了污染企業與被污染公眾的個體理性無法形成一致性的集體理性，經濟價值被過度重視，而自然生態環境價值則被過度忽視。因此，對排污權的定價偏低，才是導致資本邏輯的外在約束難以與內在約束共同發生作用，難以阻止產生生態危機的關鍵。
為尋求生態危機的解決途徑，有必要對前述討論作以梳理。生態危機的原因在于無法形成與個體理性相一致集體理性決策，而深層次根源則是集體決策機制中缺乏對生態危機足夠有力的約束。
要解決生態危機，就要在實現個體理性的前提下實現集體理性。具體來說，第一就是要實現個體理性，即形成生態環境價值的普遍共識，這已經基本得到解決；第二就是要對生態環境進行清晰的產權界定，這是形成集體決策機制中約束機制的一個前提，這正在逐步地變為現實；第三就應該使排污權的市場定價足夠高，這才能形成對生態危機的約束足夠有力，這目前還未得到足夠的重視。
在這一分析框架中，有兩個層次的集體決策：第一個層次是排污企業、被污染公眾、政治力量與社會團體所形成的集體決策。其中對生態環境價值的宣傳主要由社會團體完成，對生態環境的產權界定主要由政治力量進行，而排污權的價格則是在污染企業與被污染公眾的市場博弈中產生。第二個層次則是被污染公眾的集體決策。這一層次集體決策與個體理性相一致的問題會隨著國家法制、公共管理、社會團體的發展與產權界定的進行而自然得到解決。下面著重分析第一層次的集體決策。
在個體理性與產權界定得到解決的條件下，生態環境的市場化價格的扭曲成為第一個層次集體決策的關鍵。而定價的扭曲在本質上是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扭曲導致的不同群體的價值訴求不同。產權的界定形成了人與人在法律意義上的平等，但是財富的過大差距依然導致了人與人在事實意義上的不平等，從而導致了在價值訴求上的差異。作為追求利潤最大化的污染企業，其訴求完全是經濟價值，生態價值只是在產權界定清晰的條件下作為成本計入經濟價值。而作為博弈另一方的被污染公眾，則同時具備經濟價值與生態價值兩種訴求，即一方面希望增加收入，這包括工資收入、財產性收入以及排污權交易所得，另一方面也期望生態環境的改善。
生態環境問題從來都不是一個孤立的現象，而是總與經濟增長、經濟結構的改變、就業機會的增加、工資與經濟福利水平的提高等經濟價值相關聯。而生態危機則正是由于對經濟價值的過度重視而導致的對生態環境無節制的破壞。形成自然生態環境的市場定價有兩種方式：一種是污染企業與每一個被污染公眾分別協商定價，另一種是所有被污染公眾形成一致性意見后與污染企業進行協商定價。無論哪種定價方式，都需要被污染公眾具備強烈的生態環境訴求，即被污染公眾對生態環境的訴求必須要強于對經濟利益的訴求，自然生態環境的定價才有可能達到阻止生態危機產生的價格水平。
然而正如馬克思所說，人首先要吃。生存權是人的第一訴求，只有基本需求得到滿足，其他需求才會得以突顯。雖然舍生取義在個體行為上是可能的，在現實中也的確存在少數在經濟條件不好時依然強烈要求保護生態環境的個人。但是對于人類群體，這種行為則是不可想象的。
資本外在約束機制中的被污染公眾恰恰是人所形成的群體，因此在經濟基礎薄弱的條件下，經濟利益必然成為被污染公眾的首要訴求。即便在自然生態環境的產權被清晰界定的條件下，污染企業與被污染公眾在財富上的過大差距也導致了自然生態環境價值與經濟價值市場交換的扭曲。污染企業可以用較小的代價換取污染的權力，生態危機難以避免。而只有在被污染公眾的基本經濟訴求都得到滿足的情況下，也即實現了共同富裕的前提下，被污染公眾才會將生態價值置于經濟價值之上，在生態環境的市場化定價中要求的價格才會足以阻止污染企業無節制的生態破壞，避免生態危機。而且在已經出現生態危機的情況下，也可以達成共同承擔環境改善成本的集體一致性決策。
上述分析雖然是以資本邏輯對生態的破壞為例進行的，但是適用于任何人類的生產組織形式。因為只要存在著對自然改造的人類生產，就存在著生態被破壞地區的公眾對生產過程的制約，這一訴求的強度取決于公眾對生態環境訴求的強度，而這又進一步取決于公眾的經濟基礎狀況。
這也可以解釋為什么生態環境問題最嚴重的國家往往處于經濟迅速發展的階段。因為只有在這一階段，貧富差距才最為顯著。而一旦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實現了貧富差距的緩解，被污染公眾的財富積累使得其不再將經濟利益作為其首要的訴求，生態環境就會得到改善。
這同樣可以解釋當前有關環境問題的國際合作。正是因為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貧富差距過大，發展中國家才愿意接受發達國家污染產業的國際轉移，才難以實現污染排放的減少。只有當發展中國家也實現了經濟上的富裕，生態環境的改善才會成為這些國家的政策導向，全球性的生態危機才會得以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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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 姚黎君彭坤
生態經濟學范文第4篇
摘要：畜牧生態經濟的發展對于促進國民經濟發展等起著重要的作用。當前畜牧生態經濟可持續發展還存在一些問題。本文將對我國畜牧生態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對策進行探討。
關鍵詞：畜牧；生態經濟；可持續發展
1我國畜牧生態經濟發展的形勢
作為一個長期發展的過程，畜牧生態經濟的發展需要滿足科學發展觀的基本要求。不過在當前的畜牧生態經濟發展的同時，只有很少的區域意識到了生態以及環保的重要性，當前生態經濟發展緩慢有幾個比較重要的原因，比如，缺乏科學的畜牧生態經濟發展制度，養殖人員素質較低等，都會影響畜牧生態經濟發展的進程。目前的畜牧生態經濟完善程度較低，而且會受到多種因素的影響，為了不斷的提高畜牧生態經濟發展的水平，需要對其有更多的重視，比如可以利用畜牧生態經濟發展的現狀和科技相融合，重視生態環境的保護同時也可以保證經濟效益[1]。
2我國畜牧生態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對策
2.1政府需要給予大力的支持
在畜牧生態經濟發展的過程中，需要政府強有力的支持，主要體現在畜牧生態經濟發展的過程中，政府的政策支持可以把控畜牧生態經濟發展的科學監督和調控，而且需要結合畜牧生態經濟市場的實際情況進行分析，要制定科學的畜牧生態消費措施，并且要用合理的法律來保護畜牧經濟市場的發展，在發展的同時，政府支持可以推動畜牧生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給予更高的關注，可以提高起市場競爭力，重視畜牧產品的生產和加工等，為畜牧生態經濟的發展可以提供有力的保障[2]。
2.2注意環境保護和衛生
在畜牧生態經濟發展的過程中，良好的環境條件有助于動物的健康成長，所以需要重視環境的作用，比如引進清潔生產的理念，并且要注意在動物的產前、產中和產后進行清潔生產，確保生態環境不被破壞，同時也要為動物提供足夠空間的養殖場地，盡量減少畜禽污染，合理的空間安排能夠為動物帶來更好的環境，不過這一空間的設置也要保證合理，不可過大也不可過小，否則會造成資源的浪費。此外，還要注意水資源的合理利用，動物飲水問題始終是一個關鍵問題，避免水資源浪費，同時也要減少污染物的排放。為了更好的促進畜牧生態經濟的發展，需要重視動物的福利，比如動物生長的環境以及動物的健康狀況和精神狀況等。動物福利一般有生理、衛生、心理福利等，而且要保障動物在較寒冷的環境下不會挨餓受凍，在炎熱的環境下不會難以忍受。因此要求為動物提供符合科學標準的福利，不斷的完善飼養方式以及環境的建設，保障動物的健康。
2.3進行合理的營養搭配
動物的飼料要發揮出最大的價值，因此在調整動物飼料的過程中，最好可以結合科學的方法，并且添加一些無害的添加劑，減少畜禽排放物中的氮污染。因此在進行營養搭配的過程中需要注意幾點要求，第一要注意調配糧食的營養，營養的調節，主要是包含糧食營養調節以及能夠調節消化系統的調節技術。第二，要使用特制的調控劑，注意根據飼料的情況進行合理的調配，然后注意環境的保護，使用環保的添加劑，制定調控秘方，并且要通過科學技術進行再一次的加工，還可以在保護環境的基礎上提高飼料的使用價值，不過在使用添加劑的時候，拒絕使用抗生素類藥物。第三，飼料的調配，需要分析傳統飼養模式的弊端，在當前的條件下，要選擇符合現代動物生長的飼養模式，比如采用分段飼養的方式，對不同禽類采用分開飼養的方式，都是符合環境保護的他要求，還能在一定程度上避免飼料的浪費。如果將公和母進行分開飼養，則有利于養殖人員對動物進行針對性的營養調節。第四，要注意改變飼料的工序，比如采用粉碎等方式，能夠更大的發揮飼料的營養價值，結合調查分析，飼料如果采用膨化的方式，營養價值會發生質的變化，如果是粉碎后的飼料，會幫助動物更好的消化[3]。
結論
隨著動物的不斷成長和發展，動物的產品也會質量越來越高，并且隨著經濟的發展逐漸的走向國際。因此在這一過程中，就要注意環境的優化、飼養模式的優化以及政策的扶持，畜牧生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是一個長期的過程，因此需要引起更多的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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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經濟學范文第5篇
摘 要：【目的/意義】以福建省東山縣為例，從理論和實證兩方面探討海洋生態保護與海洋經濟發展的協調性問題，探索黨的十九大所提出的堅持陸海兼顧、扎實推進海洋強國建設在驅動我國經濟發展進程中的作用路徑，為促進海洋經濟與生態保護協調發展提出具有參考性的建議?！痉椒?過程】通過構建海洋生態保護與海洋經濟耦合協調模型，運用熵值法對東山縣生態保護與海洋經濟發展耦合協調度進行測算，得出東山縣2015-2018年海洋生態保護與海洋經濟發展的協調度變化趨勢?！窘Y果/結論】結果表明：東山縣耦合度協調總體呈衰退趨勢、生態環境發展水平衰退，未建立長效運行機制;還存在生態環境保護力度不足、海洋環境的質量日趨下降、海洋科技水平有待提高、海洋產業結構不盡合理等問題。針對這些問題提出培育海洋生態文明意識、建立海洋生態補償機制、加大科學技術創新投入、優化海洋經濟產業結構等對策建議。
關鍵詞：耦合協調性;熵值法;海洋經濟;生態經濟保護
Key words： coupling coordination; entropy method; marine economy; ecological economic protection
海洋經濟體系又被稱作“藍色經濟”[1]，是由海洋社會、海洋經濟與海洋生態系統三大部分構成的開放性的自組織經濟發展體系。21世紀是人類發展海洋經濟產業的重要節點，中國作為世界主要漁業國，海洋經濟自然成為國民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和新的經濟增長點。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指出：走向海洋是國家強盛的必由之路，要采取有效措施推進海洋強國建設，將“走向海洋”上升到國家戰略宏觀層面[2]。鑒于生態環境是經濟發展的基礎和前提條件，良好的海洋經濟理應需要依賴于海洋生態的有力保護[3]。
然而，由于當前各種經濟活動的加劇，海洋生態環境系統不斷遭到破壞，海洋生態環境與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呈現出“環境庫茲涅茨”曲線的態勢。許多學者研究認為，環境可持續發展與海洋經濟的關系目前正處于環境庫茲涅茨曲線的左邊，即海洋經濟在不斷發展的同時海洋環境卻在不斷惡化。我國在發展海洋經濟時也存在著環境污染、資源浪費、過度開發以及不合理掠奪等問題，生態壓力居高不下，因此海洋經濟與生態環境能否協調也引起了國內眾多學者的關注。劉賜貴[4]認為加強海洋生態文明建設，要充分尊重海洋的自然規律，以海洋環境承載能力為基礎，不斷提升資源集約節約和綜合利用效率，促進人與海洋的長期和諧共處，最終實現海洋經濟的全面、協調和可持續發展。同春芬等[3]針對統籌海陸生產要素配置以實現海陸雙棲共同開發這一觀點指出，海洋低碳經濟是一種突出的海洋生態文明，強調能源節約應與環境保護并行，強化實現資源可持續、環境友好、永續發展的新經濟形態。魏婷等[5]指出開發利用海洋資源不僅具有經濟效益，也具有社會效益和環境效益，應全面提高海洋資源利用的經濟-社會-環境綜合效益。呂祥等[6]提出生態系統極易受損且自我修復能力弱，如何在經濟快速發展過程中重視海島的資源開發與生態保護的協調，是保障海島可持續發展的關鍵。綜上所述，當前的研究多數為總體宏觀的理論定性研究，微觀角度的定量評價研究則較少，基于此，本研究以福建省東山縣為例，運用耦合協調度計算法對東山縣海洋經濟發展與生態環境的協調度進行測算，并根據實證結果結合我國海洋經濟生態環境保護與可持續發展戰略，提出海洋經濟與生態協調發展的建設性思路與參考性意見。
1 東山縣海洋經濟與生態環境發展現狀
福建省位居中國東南沿海，是中國“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核心區，海岸線總長約3300 km，擁有著豐富的海洋資源，海洋經濟在福建山海協作的發展戰略中占據著重要的一極。
東山縣位于福建省的南部，隸屬漳州市，是一個海島縣，由東山島（東山島俗稱蝶島，是東山縣的主島，面積220.18 km2，為福建省第二大島）及其周邊40多個大小島嶼組成，瀕臨東海與南海[7]，是連接廈門經濟特區與汕頭經濟特區的重要海上門戶。東山縣作為國家級外貿轉型升級示范基地、全國重要的出口海捕水產品質量安全示范區、首批國家級海洋生態文明示范區、省級海洋產業示范園區（經濟區水產品加工園），在福建省的海洋經濟強省戰略中具有重要地位。
以建設環境優雅的生態旅游海島和海洋經濟強縣為“兩大戰略目標”，東山縣通過實施科技帶動、項目帶動、轉型升級以及結構調整，近年來該縣發展的海洋經濟日趨呈現出強勁的成長態勢。2018年東山縣海洋捕撈產量130602 t，遠洋漁業總產量34636 t;水產品加工總量544000 t，加工產值262.5億元，水產品出口額79.9億元;海水養殖面積7068 hm2，產量245804 t [8]。東山縣海洋生態環境良好，根據近年來的海洋環境監測結果，其近岸海域水質達到《海水水質標準GB3097-1997》第一類及第二類海水水質標準的海域面積占近岸海域面積的比例為80.2%，水質狀況總體良好;沉積物監測指標符合《海洋沉積物質量GB18668-2002》中的第一類標準;大部分區域養殖貝類監測指標符合《海洋生物質量GB18421-2001》中的第一類或第二類標準。
2 研究方法與研究數據
2.1 研究方法
耦合是對兩個或者兩個以上系統之間的相互依賴程度的衡量，耦合度在一定程度上能夠定量地描述海洋生態保護與區域經濟間的協同發展程度。但考慮到耦合度不能體現兩個系統間協調發展水平的高低，故選取耦合協調度來進行評價。東山縣海洋生態保護與區域經濟增長的耦合協調度在一定程度上能夠反映東山縣生態文明建設情況，體現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水平，因此將海洋生態環境質量與海洋經濟發展情況兩個子系統相互作用、相互依存的關系定義為耦合關系。
2.2 數據來源
數據主要來源于2015-2018年的《中國統計年鑒》、《中國海洋統計年鑒》、《中國海洋經濟統計公報》、中華人民共和國漁業信息官網、中國海洋報官網，以及東山縣統計局、東山縣海洋與漁業局相關統計年鑒和對應年份的國民海洋漁業經濟統計公報。
2.3 數據處理
2.3.1 數據標準化處理
鑒于不同數據指標的比較存在差異難以進行量綱，并考慮到其本身的原始單位不相同，形成較為直觀的對比存在困難。為提高對生態環境與經濟發展兩者綜合評價的客觀性和準確性，本文通過標準化處理去除量綱的影響，具體處理步驟如下[9]：
3.1.1 海洋生態環境質量評價指標
生態環境質量需要多指標進行綜合評價，本研究基于可再現性、代表性和科學性原則，從海洋水質檢測達標率、城鎮污水處理率、排污口入海氮（磷）排放總量以及浮游生物群落多樣性指數H[11] 4個方面綜合評價海洋的生態環境質量情況，結合東山縣生態保護現狀和國內外相關理論研究，采用熵值法生成東山縣海洋生態環境質量評價指標體系。指標說明如下，具體數值見表3。
（1）海洋水質檢測達標率。海洋水質檢測質量一般分為5個等級[5]，分別是清潔、較清潔、輕度污染、中度污染和重度污染[7]。本指標的海洋水質達標率以《海水水質標準》（GB 3097-1997）為依據，根據海洋功能區達標率水平即東山縣近岸海域海水水質達到清潔海域水質標準面積的比例對東山縣海洋水質進行評價。
（2）排污口入海氮（磷）排放總量。大量氮（磷）元素會促使海水富營養化、造成海洋生態環境污染惡化，排污口入海氮（磷）排放總量是指氮（氨氮）、磷（總磷）年入海量的總和。
（3）浮游生物群落多樣性指數（H）。根據《海洋監測規范》（GB 17378.7）計算的浮游生物群落多樣性指數（H）從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水體受污染的程度。一般而言，環境越健康，群落多樣性指數越高，污染環境的群落多樣性指數就越低。
（4）城鎮污水處理率。城鎮污水處理率是指在《污水綜合排放標準》（GB 8978-1996）的一級標準下，對主要超標污染物如化學耗氧量、生化需氧量、總磷值和氨氮值等處理情況的量化評估值。
3.1.2 海洋經濟發展評價指標
海洋經濟發展水平評價指標體系則由海洋漁業產值、海洋水產品加工業產值以及海洋旅游業規模這3個能夠較好地反映東山縣海洋經濟發展情況的指標構成[12]，指標說明如下，具體數值見表4。
（1）海洋漁業產值。海洋漁業產值指在海洋中開發和利用水域，通過采集捕撈與人工養殖各種有經濟價值的水生動植物以取得水產品的總產值，反映了經濟方面開發漁業資源的規模和產能。
（2）海洋水產品加工業產值。海洋水產品加工業產值指制造有經濟價值的水生動植物的冷凍制品、干制品、熟制品等生產行業的總產值，衡量經濟方面加工創造的附加值和生產力。
（3）海洋旅游業規模。海洋旅游業規模是指主要活動在濱海地區、海上、海底、海島的旅游的總量，因而可以通過東山縣旅游總收入來表示海洋旅游業規模，有助于評估東山縣第三產業經濟發展情況。
3.2 評價模型的測度
3.2.1 綜合評價得分
基于以上分析，將表1中經熵值法處理的權重與無量綱后的各項指標數值代入綜合評價模型Uq，可得東山縣2015-2018年海洋生態環境質量評價體系與海洋經濟發展情況評價體系，得分見表5。
由評價體系得分結果可知，2015-2018年間海洋生態環境質量U1總體呈降低趨勢，海洋生態環境情況不容樂觀，亟待采取相應措施使其與日趨增長的海洋經濟發展情況協調配合。
3.2.2 耦合協調度
運用熵值法、耦合協調度模型測算出2015-2018年東山縣海洋生態環境質量與海洋經濟發展情況耦合協調度關系，結果如表6所示。
4 結論與對策
4.1 結論
本研究選取東山縣作為生態環境和海洋經濟發展的代表，對其生態環境與海洋經濟發展水平的耦合協調性進行研究。
從海洋生態環境質量來看，東山縣生態環境發展水平整體趨于下降，海洋生態環境質量評價指數由2015年的0.991下降至2018年的0.4760（表5）。雖然生態系統的4項指標中正向指標城鎮污水處理率整體呈波動上升，反向指標排污口入海氮（磷）排放總量（mg/L）整體呈波動下降，但正向指標中海洋水質檢測達標率變化不大，略有下降，浮游生物群落多樣性指數（H）持續下降，總體情況仍不容樂觀，表明局部海域污染加重，生態系統較為脆弱。
從海洋經濟發展情況來看，東山縣海洋經濟的3項指標除2018年海洋水產品加工業產值受當年的市場大環境因素影響下降外，均呈正增長的效果，表明東山縣海洋經濟開發總體進程加快。值得注意的是，2016年來東山縣加大對海洋生態環境的資金建設投入，建立漁港海漂垃圾示范點，海洋生態環境評價指數U1從0.4714上升至0.6952，表明東山縣生態環境治理有所成效，加強了對海洋經濟的承載作用。
從總體上看，東山縣海洋生態環境質量和海洋經濟發展情況兩大系統存在耦合互動關系，耦合協調度總體呈衰退趨勢（表6）。評價類型由2015年的嚴重失調衰退類經濟滯后型發展到2016年的勉強協調發展類環境滯后型，再到2017年的中度失調衰退類環境滯后型，雖然耦合互動關系向良好轉變，但2018年則轉變成嚴重失調衰退類環境滯后型，耦合協調水平提高存在瓶頸，生態環境一定程度上制約了海洋經濟發展，表明東山縣生態環境發展尚未建立長效運行機制。
分析其原因，具體如下。（1）生態環境保護力度不足。東山縣公眾的生態意識仍較薄弱，如在無居民海島上采石、采砂、采伐林木、填海連島等盲目開發海洋、不科學的用海行為導致新的海洋問題不斷產生;環保統一監管機制和責任追究制尚未真正形成，尤其是海岸帶管理以及跨越行政區域的海洋生態環境保護協同問題難以得到有效解決[14]，環境保護綜合協調能力不強;環保資金投入不足，對生態環境保護能力薄弱，對環境監測和預警能力欠缺，環境綜合治理和修復難度較大。（2）海洋環境的質量日趨下降。海島生態環境脆弱，過度開發會給海島生態和環境造成極大壓力，目前，東山縣海洋資源開發利用總體水平仍較低，綜合效益不高，不同程度存在著資源浪費、生態破壞等現象。且隨著東山縣經濟的發展速度和城市化進程的加快，污染形式更加多樣化，陸源污染持續擴大;水產品深加工、玻璃等工業項目陸續投產以及不科學的種養殖方式，導致主要污染物產生量增加，重點養殖水域水質受到污染[8];生產及生活中污水處理率較低，污染物減排壓力加大，生態環境有待進一步改善。（3）海洋科技水平有待提高。2020年是福建省“十三五”海洋經濟發展專項規劃的最后一年，東山灣作為福建省六大海洋經濟密集區之一，海洋科技如海水養殖生物遺傳育種的核心技術、海洋可再生能源利用和海水綜合利用技術、海洋生態修復與海洋微生物處理污水等技術的開發應用整體水平與海洋科技成果產業化程度均較低，科技對海洋經濟與生態環境保護的貢獻率仍不高[13]。海洋科技與環保生態方面的人才匱乏、科技力量薄弱、科技儲備不足，亟須提高海洋科技水平，滿足經濟發展與海洋生態保護的需要。（4）海洋產業結構不盡合理。東山縣海洋經濟產業處于發展的初級階段，產業結構中第一、二產業占比極高。傳統的海水養殖業、海洋捕撈業、水產加工業在東山縣經濟發展中仍占主導地位，且該類產業粗放式的發展模式對生態環境影響較大。海洋旅游（休閑漁業）、海洋藥物與生物制品業、海洋（漁業）工程裝備制造業及其他環境友好型新興海洋產業的發展尚處于起步階段，有待進一步扶持并培育為海洋經濟發展新的增長點。
4.2 對策
4.2.1 培育海洋生態文明意識，強化生態環境保護的力度
強化環境污染整治協同監督力度，積極開展海洋生態修復，恢復受損海洋生態系統功能;開展海洋生態環境監測預警，推進構建海洋生態安全格局，編制海洋生態保護紅線和管控措施;全面開展海洋生態文明宣傳教育相關活動，將海洋生態教育引入課堂，形成公眾參與機制，帶動公眾積極地投身于海洋生態文明建設[14];政策資金支持向環境保護傾斜，鼓勵社會各界參與海洋生態保護建設，牢固樹立海洋經濟發展與生態文明建設協調推進的可持續發展理念。
4.2.2 建立海洋生態補償機制，有效改善海洋環境的質量
東山縣應建立健全海洋生態補償機制，并結合企業環境目標責任制、環境影響追責制度、排污許可證、海域使用證、限期治理制度[14]等一系列政策措施全面長效地改善海洋環境。實現海洋污染有償，加強陸海統籌管控，聯合相關部門共同監管陸源污染物排海，督促企業污染減排設施的建設和規范運行，逐步提高企業污染減排的能力。
同時，進行不合理養殖清退工作、加強保護珊瑚礁保護區;進行海灘治理、海岸修復，推進海岸保護生態修復示范工程;建立海洋生態紅線制度，制定東山海洋生態保護紅線，限時定期管控，引導“示范區”建設;加快發展生態循環農業，加強海水養殖污染控制，加大污水處理廠建設，加強海上傾廢排污管理和港灣海洋垃圾清理工作，逐步減少入海污染物的排放總量，有效改善海洋環境質量，海陸污染綜合防治。
4.2.3 加大科學技術創新投入，為海洋經濟發展提供支撐
東山縣應加大科技投入，實現科技成果和產業效益的高度對接，推進海洋科技創新、產業融合發展。如積極引進深水網箱等先進養殖技術、建立永久性的科研和種苗繁殖基地[15]，實現養殖創新;完善海陸空交通物流通道、依托冷鏈配送、低溫保鮮技術，進一步加強“海上絲綢之路”沿線區域的互聯互通，打造貿易物流大通道;高效協同應用大數據監控、遙感技術等先進技術，進行科學研究管理和長效檢測。
搭建科技創新交流平臺、大力宣傳具有海島地方特色的優化服務平臺，將科技成果與產業發展相聯系。加強與省內外高校以及科研院所的交流與合作，為海洋經濟發展和海洋生態保護培養、引進高技術人才，并根據海洋經濟發展和海洋生態保護的需要提高瀕海勞動者的素質，為海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提供有力的人才支撐。
4.2.4 優化海洋經濟產業結構，促進海洋經濟可持續發展
立足東山縣地理環境與資源優勢，科學規劃產業布局，優化產業結構。積極推廣生態捕撈業、生態養殖業、生態加工業，并大力發展海洋生物資源利用、海洋能開發等海洋新興產業，發展循環經濟和低碳經濟，用生態文明理念指導和促進濱海旅游業服務產業的發展。
漁業捕撈方面，遵循“保護近海、拓展外海、開發遠洋”的原則，可持續開發海洋漁業資源，高效綠色開發，提升海洋資源的綜合利用效率，實現漁業捕撈可持續;水產養殖方面，通過承包、租賃、優惠貸款等方式鼓勵和支持“企業+漁民”新型養殖模式的構建，將企業環境目標責任制和海洋生態補償制相結合，實現生態養殖;水產加工方面，切實推進建設區域水產品交易中心和東海岸保稅倉儲物流中心建設，吸引集聚，做大做強海峽兩岸（福建東山）水產品加工，并發展上中下游配套的海洋資源開發利用產業群，強化產業協作，促進產業結構調整和升級，提高綜合效益，實現海洋經濟發展與生態文明建設協調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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