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爭名言范文第1篇
1、鴉片走私和虎門硝煙
(1)英國走私鴉片目的：扭轉對華貿易逆差。危害：“兵荒銀弱”，危害清朝統治。
(2)中國禁煙運動：林則徐禁煙措施：整頓海防，緝拿煙犯，收繳鴉片。1839年6月3日，虎門銷煙 。影響：虎門銷煙鼓舞了中國人民的斗志。
2、第一次鴉片戰爭。
爆發：1840年6月-1842年8月，英國政府以中國的禁煙運動為借口，發動了鴉片戰爭。 鴉片戰爭的根本目的：為了打開中國市場。
《南京條約》的簽訂：1842年8月。條約內容及危害：將廣洲、福州、廈門、寧波、上海開辟為通商口岸;將香港割讓給英國;中國賠償英國2100萬銀元;中國向英國商人征收進出口貨物稅，必須同英國政府商議。(割地、賠款、開放通商口岸、協定關稅)
3、鴉片戰爭的影響：鴉片戰爭的失敗，清政府被迫簽訂一系列不平等條約，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遭到破壞，中國被卷入到資本主義世界市場。中國開始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開始轉化為外國資本主義與中華民族的矛盾，封建主義與人民大眾的矛盾。中國社會的主要任務反對外國資本主義侵略和本國封建統治的雙重革命任務。中國進入了舊民主主義革命時期。
3、第二次鴉片戰爭。
1856年10月，英法聯軍發動—1858年6月，簽訂《天津條約》—1860年聯軍攻入北京城—洗劫北京并燒毀圓明園—1860年，簽訂《北京條約》。
影響：通過不平等條約的簽訂(《天津條約》、《北京條約》)攫取利益。政治上：中國喪失了大片領土和主權;中外反動勢力公開勾結，共同鎮壓中國人民的反抗。經濟上：外國侵略勢力擴張到沿海各省，并伸向內地，加緊了對中國的經濟侵略。第二次鴉片戰爭后清政府權力結構發生變化：一部分官紳開始認識到中國的新變局，主張學習西方“長技”，自強求富，興起了洋務運動。
(二)甲午中日戰爭
戰爭背景：根本原因：日本蓄謀已久(大陸政策)。導火線：朝鮮東學黨起義。
1894年7月，日軍在朝鮮半島海域豐島海面偷襲中國的運兵船，戰爭爆發。日本在海陸兩個戰場同時對華作戰。1894年11月，日軍攻占旅順，進行了慘絕人寰的大屠殺。
《馬關條約》：中國割讓臺灣島及其附屬各島嶼、澎湖列島和遼東半島給日本;賠償日本軍費2億兩白銀;開放沙市、重慶、蘇州、杭州為商埠;允許日本在華設廠;后來，在列強的干涉下，日本交還遼東半島，但中國需交3000萬兩白銀的“贖遼費”。
甲午中日戰爭對中國的影響：
1、《馬關條約》的危害：《馬關條約》是繼《南京條約》以后危害最深的不平等條約。大大加深了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程度。列強侵略勢力深入中國內地;外國資本的擠壓，嚴重阻礙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巨額戰爭賠款使清政府不得不舉借外債，使列強進一步控制中國財政。
2、中國在甲午中日戰爭中的失敗宣告了洋務運動的破產。甲午中日戰爭后中國國勢艱危，民生凋敝，中華民族陷入極其深重的危機。
3、日本的勝利大大刺激了西方列強，以“三國還遼”為開端，帝國主義掀起了瓜分中國的狂潮，嚴重破壞了中國的主權。
4、甲午戰敗后，為挽救統治危機，清王朝進行了軍事改革。
5、面對民族和生存危機，中國的知識界和各階層民眾始而震驚，繼而奮起，以不同的形式展開了救亡圖存的斗爭。
(三)八國聯軍侵華
1900年6月，帝國主義列強組成八國聯軍，在英國海軍中將西摩爾率領下從天津進犯北京。
《辛丑條約》的簽訂，1901年。內容：賠款4.5億兩白銀，本息合計9.8億兩;允許各國在北京到山海關鐵路沿線駐兵;劃定北京東郊民巷為使館區界內不許中國人居住;清政府保證嚴禁人民反對外國侵略。改總理衙門為外務部，位居六部之上。影響：《辛丑條約》的簽訂，標志著中國完全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
1.(2009廣東文基，22)馬克思在評論鴉片戰爭時說,，“在這場決斗中，陳腐世界的代表是激于道義，而最現代的社會的代表卻是為了獲得賤買貴賣的特權——這真是任何詩人想也不敢想的的一種奇異的對聯式悲歌。”據此，下列表述正確的是
A.“陳腐世界的代表”是指固守舊制度的清政府 B.“賤買貴賣的特權”說明英國侵華與鴉片無關
C.“對聯式悲歌” 是指中英兩國在戰爭中兩敗俱傷D.“最現代的社會的代表”體現出人類的正義和道德 【解析】A 本題考查學生對材料的理解能力。從上述材料來看，‚陳腐世界的代表?是指固守舊制度的清政府，‚最現代的社會的代表?是英國政府。 ‚賤買貴賣的特權?說明英國侵華的根本目的是為了打開中國市場; ‚對聯式悲歌? 是指中英兩國在戰爭中勝敗對比;‚最現代的社會的代表?英國體現出其侵略本質。 2.(2009海南歷史卷，13)2009年2月，佳士得拍賣公司在巴黎拍賣圓明園十二生肖銅獸首中的兔首、鼠首。這兩件中國文物被掠奪于
A.鴉片戰爭時期B.第二次鴉片戰爭時期 C.甲午戰爭時期D.八國聯軍侵華時期 【解析】B 圓明園被焚掠是在1860年第二次鴉片戰爭期間。
3.(2009高考重慶文綜，19)右圖是外國侵略者在洗劫并焚毀圓明園時掠奪的文物照片。法國佳士得公司于2009年2月25日將這兩件文物公開拍賣，引起中國人民的憤慨。該文物被掠奪時在位的清朝皇帝是
A、道光帝
B、咸豐帝
C、光緒帝D、宣統帝
【解析】B 英法聯軍發動第二次鴉片戰爭時中國在位的皇帝是咸豐帝。
4.(2009全國文綜一，17)1858年，中英《天津條約》規定：“嗣后各式公文，無論京外，內敘大英國官民，自不得提書‘夷’字。”這表明當時的中國
A已形成平等的外交觀念B“天朝上國”規制受到沖擊 C對西方列強產生崇拜心理D受到西方文化的廣泛影響
【解析】B 從材料中的‚自不得提書‘夷’字?，可知西方列強以條約的形式，否定了清王朝以‚天朝上國?自居的規制，故選B項。
5.(2009高考廣東文科基礎，24)某年，清政府明令各省督撫放寬民間設置工廠的限制。促成這一政策出臺的是A.《南京條約》B.《北京條約》C.《馬關條約》D.《辛丑條約》
【解析】C題眼：‚放寬民間設臵工廠的限制?。甲午戰爭后，清政府為了擴大稅源,解決財政危機,放寬了對民間設廠的限制 。1895年甲午戰敗后，清政府被迫簽訂《馬關條約》。
6.(2009高考重慶文綜，20)日本強迫清政府開重慶為商埠那一年發生的歷史事件有
①日俄戰爭在中國東北爆發②臺灣人民掀起了反割臺斗爭③康有為發動了“公車上書”④日本向中國提出“二十一條”A、①②
B、①④
C、②③
D、③④
【解析】 C 1895年《馬關條約》開放重慶，1904年日俄戰爭在中國東北爆發;1985年臺灣人民掀起了反割臺斗爭;1895年康有為發動了‚公車上書?;1915年日本向中國提出‚二十一條?，故選C項。
7.(2008寧夏，31)《上?？h竹枝詞》有詩云：“卅年求富更求強，造炮成船法仿洋。海面未收功一戰，總歸虛牝擲金黃。”與上述內容有關的歷史事件是
A.第二次鴉片戰爭 B.中法馬尾海戰 C.中日甲午戰爭 D.八國聯軍侵華
【解析】C ‚卅年求富更求強，造炮成船法仿洋?明顯指的是洋務運動，‚海面未收功一戰，總歸虛牝擲金黃?體現的是甲午海戰中北洋艦隊的慘敗，因此選C。 8.(2011·福建文綜·18)林則徐在給道光皇帝的奏稿中提出：“迨(等到)流毒于天下„„數十年后，中原幾無可以御敵之兵，且無可以充餉之銀„„(白銀)果皆散在內地，何妨損上而益下;無如(無奈)漏向外洋，豈宜籍寇資盜，不亟(急迫)為計?在這里，林則徐強調鴉片泛濫的最大危害是( )
A.損害身體，削弱軍人戰斗力B.國庫空虛，無餉銀供給軍隊 C.藏富于民，但損害國家利益D.白銀外流，為列強增加財源
【解析】D 從關鍵句“無如(無奈)漏向外洋，豈宜籍寇資盜，不亟(急迫)為計?”可見林則徐清楚表明，中國的財富，寧可“損上益下”，也不可“漏向外洋”，為侵略者提供資金，這更是當務之急。A、B兩項只從材料側面反映了問題，屬于鴉片帶來的危害，但不是題干強調的“最大危害”，排除;藏富于民，但損害國家利益與材料中的“何妨損上而益下”相違背，排除;故選D項。
9.(2011·重慶文綜·17)重慶海關稅務司報告中記載的大足縣余棟臣起義布告稱：“我大清臣民皆忠孝之人，誰敢信奉夷狄之教。今洋人詐稱通商傳教„„自道光以來„„焚我皇宮，滅我屬國，既占上海，又割臺灣，強迫開埠膠州，竟欲瓜分中國。”這次起義應該發生在( )
A.1851年 B.1895年 C.1898年 D.1906年
【解析】C 此題考查的是對近代中國人民反對外來侵略斗爭的理解。根據題干提供的信息和所學史實反對洋教、強占膠州瓜分中國發生于19世紀末，中國人民掀起反帝愛國的義和團運動是在1898年。所以此題正確選項是C。 10.(2011·全國新課標文綜·31)1900年6月21日，清政府頒布“向各國宣戰懿旨”。6月26日，兩江總督劉坤
一、湖廣總督張之洞等與列強駐上海領事商定《東南保護約款》，規定“上海租界歸各國公同保護，長江及蘇、杭內地均歸各督撫保護，兩不相擾，以保中外商民人民產業為主”。這表明( ) A.列強在華勢力受到有效遏制 B.清政府中央集權面臨危機 C.地方實力派成為列強代理人 D.地方勢力與朝廷分庭抗禮
【解析】B 《東南保護約款》強化而非遏制了列強在華勢力，A項錯誤;中央政府宣戰，而地方政府勾結列強充分表明清政府中央集權面臨危機，C、D兩項均不符合史實，也無法從材料中得以體現。故選B項。
11.(2011·四川文綜·16)1898年8月，清廷頒布上諭：“現當海禁洞開，強鄰環伺，欲圖商務流通，隱杜覬覦，惟有廣開口岸之一法。”清廷的意圖不包括( )
A.收回通商口岸B.發展民族經濟 C.維護國家主權D.挽救國家危亡
【解析】A 此題考查的是對19世紀末中國政治經濟形勢的理解。根據題干提供的信息和所學史實本題應結合19世紀末中國社會的時代背景，帝國主義掀起了瓜分中國的狂潮。甲午中日戰爭后中國需要進行巨額賠款，故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對商業、通商口岸的限制。所以此題正確選項是A。 12.(2011·北京文綜·17)圖8是一幅法國報刊上的政治諷刺漫畫：義和團殺外國人為“野蠻”(BARBARIE);外國人殺義和團為“文明”(CIVILISATION)。這幅漫畫的作者意在( ) A.主張武力解決爭端B.抨擊西方殖民侵略 C.混淆文明與野蠻的界限D.承認殖民者的雙重標準
【解析】B 本題考查學生辨析能力。面對民族危機，中國農民階級掀起義和團運動，英勇抗擊外國侵略者，但由于農民階級的局限性，義和團主張“扶清滅洋”，體現了盲目排外的色彩。在中外反動勢力的聯合鎮壓下，義和團運動失敗。從題干材料可以得出作者抨擊和諷刺西方侵略者屠殺義和團的“文明”行為。
13.(2012年北京文綜歷史，15)有西方學者在分析第二次鴉片戰爭爆發原因時說：“歐洲人渴望中國做出更大的讓步以實現其貿易擴張。”若對此進行補充，下列選項正確的是( )
A.西方國家希望通過“最惠國待遇”獲得更多權益B.西方國家想借“修約”名義攫取更多的在華利益 C.清政府沒有遵守《南京條約》各項條款的規定D.總理衙門拒絕了西方提出的公使進駐北京的要求 【考點】1840—1900年列強的侵華活動——第二次鴉片戰爭
【解析】本題考查理解和材料解讀能力。結合所學可知英法為代表的西方國家在1854年提出“修約”要求以攫取更多的在華利益，而這一要求遭到清政府的拒絕，這實際上成為第二次鴉片戰爭的原因，“歐洲人渴望中國做出更大的讓步以實現其貿易擴張。”表明歐洲列強希望擴大對中國的侵略，故選B項。其余三項不第二次鴉片戰爭爆發(1865年)時間或史實不符?！敬鸢浮緽 14.(2012年全國大綱文綜歷史，17)1928年，南京國民政府制定的《海關進口稅則》確定進口貨物稅率為7.5～27.5%，這廢止了近代某一條約的相關規定。這一條約是( ) A.《南京條約》
B.《天津條約》
C.《馬關條約》
D.《辛丑條約》
【考點】1840—1900年列強的侵華活動——近代不平等條約的?！窘馕觥恐袊鷼v史上第一個不平等條約《南京條約》規定，外商進出口貨物交納的關稅，中國須同外國商定，中國逐漸喪失關稅自主權，南京國民政府制定的《海關進口稅則》確定進口貨物稅率，中國重新挽回這項主權【答案】A 15.(2012年海南卷歷史，14)1870年前后，湖南、江西、江蘇、湖北、直隸等地教案頻發。民間傳言，“或稱教堂拐騙人口，或稱教堂挖眼剖心，或稱教堂誘污婦女”。此類傳言盛行的主要原因在于
A.清政府允許傳教士在華傳教
B.民眾與外國勢力的矛盾加劇
C.普通民眾受教育程度較低
D.太平天國運動的影響
【考點】義和團運動【解析】教會因中國簽訂的不平等條約而享有許多特權，西方列強侵略中國時，成為西方列強的幫兇，以及持特權欺壓中國百姓，因此，教案頻發的歷史現象說明民眾與外國勢力的矛盾加劇，B項正確;A、C、D項與題干中的“主要原因”不符，排除?！敬鸢浮緽 16.(2012年重慶文綜歷史，16)法國政府曾向各國遞交一份備忘錄，為將要到來的議和定調子。其中寫道：“由于各國使館希望前往沿?；蚋鲊筷犗胍獜难睾Ｇ巴锥?北京)，為了保持道路始終暢通起見，各國對某些地方進行軍事占領。”該條文的核心內容最終寫入了(
) A.《黃埔條約》
B.《天津條約》
C.《北京條約》
D.《辛丑條約》 【考點】《辛丑條約》【解析】本題考查知識的識記與再現。根據信息“各國使館希望前往沿?；蚋鲊筷犗胍獜难睾Ｇ巴锥?北京)、各國對某些地方進行軍事占領。”可知與《辛丑條約》的規定“拆毀北京至大沽的炮臺，各國駐兵北京到山海關沿線”相對應?！敬鸢浮緿 材料題
1. (2009高考上海單科，33)
(1)上述拍賣品是在哪一次戰爭中被哪些國家劫掠的?(3分)
(2)依據當時歐洲所遵循的國際法原則分析這場戰爭的性質。(4分) (3)你如何看待把戰爭的劫掠品拿到市場上拍賣這種行為?(2分) (1)答案1：能完整地寫出與題憊相符的內容。 第二次鴉片戰爭;英國、法國。
答案2 ：未能完整地寫出與題怠相符的內容。
(2)答案1：能完整地運用主權理論的原則進行分析。
格勞秀斯的《戰爭與和平法》提出國家主權‚對內最高，對外獨立?的原則，主權國家是國際法的主體，第二次鴉片戰爭違反了國際法的這些原則，所以是侵略戰爭。
《威斯特伐利亞和約》確立了國家主權平等，國家主權的統一性、不可分割性和獨立性等原則，第二次鴉片戰爭違反了國際法的這些原則，所以是侵略戰爭。
答案2：未能完整地運用主權理論的原則進行分析。 答案3：僅有正確結論。
第二次鴉片戰爭是侵略戰爭。 (3)答案1：回答合理而充分。
在戰爭中進行掠奪，是對所在主權國家財產權的侵害，把這樣的不義之財進行拍賣是不應該的。 答案2：回答不充分。拍賣劫掠品是對國家主權的侵害。
2.(2009高考上海單科，37)1906年，美國律師安德魯在上海會審公廨旁聽了一整天的訴訟，隨后在《紐約時報》上發表了專題文章，寫道：
世界上許多國家，尤其是在文明世界里，都對其人民行使司法管轄權，也對居住在本國的外國的外國公民行使司法權。 文明國家在于清國簽署條約時，表達了要保留對駐上海和清國其他城市的本國公民行使司法權的愿望。換言之，美、英、法、德、意等國的公民不得在清國法庭被起訴，二必須在這些國家設在上海的法院提起訴訟。
幾乎所有西方大國都向駐上海的領事館派出了司法官處理司法事務，英國不久前還建立了擁有一名資深律師的終審法院。英國人在宣判時，特地被允許懸掛英國國旗。美國國會最終也同意在清國建立一個與清國分庭抗禮、擁有更多尊嚴和權力的法院。
關于建立新法院的初衷，一位先生告訴我：“清國人對事物的判斷常常受到其民族文化傳統的影響，也受到個性品格的局限。他們斷案，不管是肯定或否定，通常都根據審案法官的感覺而定，并不重視證據與嚴密的邏輯推理。英國政府察覺了這個情況，這成為英國力求在清國乃至全亞洲擴張自己影響的重要原因。”
摘自《1906年的上海：會審公廨——一個美國律師的觀察》 閱讀以上材料，結合所學知識回答問題。(25分)
(1)為什么西方國家的公民“不得在清國法庭被起訴”?西方國家在什么情況下獲得了這樣的特權?(5分)
(2)當時的中西法律體系存在著那些差異?(5分) (3)你如何理解這位美國律師的觀察?(15分)
【解析】第一問結合所學知識，即可明確原因在于西方領事裁判權特權的取得，但是取得的情況要避免表述為《南京條約》，因為西方列強取得這一特權不是通過《南京條約》，而是通過此后《南京條約》的附件。第二問要充分依托材料提示信息概括比較。第三問設計具有一定的開放性和靈活性，答案的組織在堅持辯證唯物主義歷史觀的基礎上，一定要做到史論結合和多維度闡釋。
參考答案：
(1)答案1：能依據材料和所學知識進行合理解釋。
西方國家獲得了領事裁判權;它們通過鴉片戰爭逼迫清政府簽訂了《南京條約》等一系列不平等條約，獲得了這一特權。
答案2：僅籠統地回答。
侵害了司法主權;通過戰爭簽訂不平等條約，獲得了這一特權。 (2)答案1：能完整地將兩者進行比較。
中國：以禮人法,禮刑結合;不重事實，不重證據;沒有律師和陪審制度。西方：有律師制度;有法院、陪審團;重證據。
答案2：未能完整地將兩者進行比較。 答案3：僅籠統地回答。
中西在司法制度上存在著巨大的差異。 (3)本小題采用SOLO評分法。
第一層次，前結構：沒有形成對問題的理解，回答與問題無關或同義反復。 第二層次，單點結構：找到一個線索或材料即得出結論。
第三層次，多點結構：使用多個線索或材料，進行單一維度地解釋。 材料與史實：運用較多材料;運用較少材料。
視角：提煉出一個視角，如西方在中國設立法院，建立起自己的司法制度，是對中國主權的侵犯;中、西兩種法律體系存在差異與沖突。觀點清晰;觀點不清晰。
敘述：敘述完整流暢;僅能列舉。
第四層次，關聯結構：能在多個線索或材料之間建立起聯系，并對此作出解釋。 材料與史實：運用充分;運用較充分。
視角：從兩個以上角度展開分析，如從中西雙方的司法體系的差異與沖突的視角來進行分析;從西方國家對自己和對中國的雙重標準來進行分析。觀點清晰;觀點較清晰。
論述：論述充分;論述不夠充分。 敘述：敘述形成結構;敘述連貫流暢。
第五層次，抽象拓展結構：能夠擴展材料本身的意義，并進行更為抽象的提煉和概括。 材料與史實：運用充分;運用較充分。
視角：如‚文明?概念和對這一概念的定義以及定義權的問題;文明觀的問題，文明與野蠻，文明(西方)/野蠻(清朝)兩分法的問題;西方在‚文明觀?視野下，利用修辭的力量來為自己尋求合理性和合法性的向題。
論述：論述充分;論述較充分。 敘述：敘述完整流暢形成結構。 3.(37分)(2007寧夏文綜，41)閱讀材料回答問題。
材料一 19世紀中葉，日本經過明治維新，建立起中央集權的近代天皇制國家。明治政府大力推進現代化，興辦工業企業，80年代中期開始工業革命。在各種因素作用下，日本走上軍國主義道路，建立了裝備精良的近代軍隊，確立了對外侵略擴張的“大陸政策”，企圖吞并中國、朝鮮等周邊大陸國家。1887年，參謀本部制定了《清國征討方略》。日本一面擴軍，一面派出大批間諜中、朝活動，在甲午戰爭前繪成了包括朝鮮和中國遼東半島、山東半島和渤海沿岸的每一座小丘、沒一條道路和河流的詳圖。(摘編自《日本大陸政策史》) 根據上述材料并結合所學知識，回答下列問題。
⑴梁啟超說：“蓋十九世紀下半世紀以來，各國之戰爭，其勝負皆可于未戰前決之。”此觀點適用于對甲午戰爭的分析，請具體說明理由。(19分)
⑵甲午戰爭后，有人說：“日本與中國戰，并不是日本與全中國戰，不過是與北京政府戰。”談談你對此觀點的認識。(12分)
⑶指出甲午戰爭對近代中國社會的影響。(6分) 【答案】
⑴當時雙方實力差距不大，但中國存在著根本性的弱點。日本通過明治維新，建立君主立憲制度;中國仍為君主專制，且政治腐敗。日本由國家推動工業化，國力增強;中國近代工業發展緩慢，國力增長遲緩。日本已建成近代化軍隊，制定了詳細的侵略計劃，戰爭準備充分;中國軍隊近代化進程緩慢，軍隊素質低下，倉促應戰。 ⑵日本在戰爭期間能一致對外;清政府腐敗無能，內部矛盾重重，難以動員全國力量抗擊日本侵略。 ⑵甲午戰敗使中國損失巨大，民族危機加深，引發維新運動。
4.(2008上海歷史，共同部分36) 1840年英國對中國發動了鴉片戰爭，有學者在談到這次戰爭之后中外交往的歷史時曾說：“在鴉片戰爭以前，我們不肯給外國平等待遇;在以后，他們不肯給我們平等待遇。” 問題：(13分)
(1)“我們不肯給外國平等待遇”指的是什么?(2分)
(2)簡要敘述中國在19世紀是如何受到“不平等待遇”的。(9分) (3)你如何評價這位學者的觀點?(2分)
答案要點：(1)清朝前期盲目自大，實行閉關鎖國政策。
(2)組織：列舉;部分列舉，部分有簡單組織;語句連貫通順;回答形成結構和層次。
史實：包括近代侵略中國的戰爭、簽訂的不平等條約以及對中國政治、經濟等方面的影響。
(3)言之有理即可得分。如：能對作者的觀點進行批判性、反思性的回答。 4.(2011·上海單科·37)—份護照
《天津條約》簽訂后，游歷護照開始出現。通商口岸的外國人從領事館取得護照，經當地海關道蓋印，即可憑此護照進入內地游歷。以下是一份護照的主要內容：
本領事遵行兩國議定和約章程第八款，內載：準許法國人請照赴內地游歷等因。茲有本國人名□□請照赴十八省游歷，本領事深知系我國良民，為此給照，準其前往。故請煩大清執政大臣及各省文武官員驗照放行，絲毫不得留難，并望以賓禮相待，隨時照料，庶臻妥協，以示照給本咸遵約章毋違，永垂不朽也。 問題：(12分)
(1)除法國外，與清政府簽訂《天津條約》的還有哪些國家? (3分) (2)你認為當時外國人持這類護照游歷有哪些弊端?(9分) 37.(1)答案l：填寫了符合史實的3個國家。(3分)
·英、美、俄
(2)答案1：能結合護照中的信息分析弊端。(9分)
·護照上所填游歷地區很廣，也沒有確定的有效期，等于讓外國人持此一照，周游全國，為其侵略活動提供方便;護照上要求地方官“隨時照料”的措辭十分含混。
·給外國人敲詐地方官吏提供了口實;護照上要求地方官對外國人“賓禮相待”，卻只字未提外國人進入內地應遵守的法律和義務，如果外國人尋釁滋事，地方官難以裁辦。
5.(2011·重慶文綜·39)東北亞地區的和平與發展符合時代的主題。閱讀材料，回答問題。
材料一
(甲午)戰爭的結果使日本一躍而為新興的軍事強國，擠進了帝國主義的行列，構成對朝鮮和中國安全的威脅，進而縱橫捭闔，與西方強國爭權奪利。
日本對于三國干涉還遼，強迫它交出已到手的贓物，引為奇恥大辱，認定日、俄為爭奪朝鮮和中國東北遲早必出一戰。1904年2月，日、俄雙方相互宣戰。――摘編自丁銘楠等《帝國主義侵華史》
材料二
1905年，日、俄簽訂《樸茨茅斯和約》。其主要內容有：俄國承認日本在朝鮮的政治、軍事、經濟的絕對利益;俄國自中國東北搬兵，除遼東半島外，東北的一切地方均交還中國;俄國將遼東半島的租借權、南滿鐵路及有關特權均無償轉讓給日本。 ――摘編自趙建民《日本通史》
(1)根據材料
一、二并結合所學知識，指出甲午戰爭前日本利用什么機會出兵朝鮮;(2分)說明甲午戰爭后日俄矛盾日趨尖銳以致引發戰爭的原因;(2分)分別歸納這兩次戰爭對東北亞地區政治格局的影響。(10分) 答案：清政府應邀出兵幫助朝鮮鎮壓東學黨起義。爭奪朝鮮和中國東北。甲午戰爭后，日本成為亞洲軍事強國，躋身帝國主義行列;朝鮮和中國的安全受到威脅;中國被大大削弱，國際地位急劇下降。日俄戰爭后，俄國在東北亞地區的勢力遭到削弱;日本取得了中國東北南部地區的權益，把朝鮮變為其實際上的殖民地，勢力得到更大擴展。
6.(2011·海南單科·27)(12分)根據材料并結合所學知識回答問題。
材料
1900年10月16日英國和德國就中國問題簽訂《英德協定》，相約遵守下列原則：‚第一，將中國之江河及沿海各口岸各國貿易及其他正當經濟活動，自由開放，毫無差別。此為列強之共同永久利益;兩國政府相約凡其勢力所能及，對于一切中國領土均應遵守此原則。第二，德帝國政府及英女王陛下政府不得利用現時之紛擾在中國獲得任何領土利益，其政策應以維持中國領土不使變更為指歸。第三，若他國利用中國現時之紛擾，無論用何種方式，欲獲得領土利益時，兩締約國關于為保護本國在華利益所采之步驟應保留初步之諒解。第四，兩國政府應將本協定通知其他關系列強，如奧、法、意、日、俄、美等國，并請其接受本協定所采之原則。?
意大利和奧地利表示‚深愿接受?此協定，‚毫不躊躇而贊同之?。日本此時正‚不安達于極點?，不僅表示‚贊同此協定?，而且還愿意‚加入此協定?。美國政府的答復則是，接受前兩條，對第三條則無需表示任何意見，法國附和美國答復之內容。俄國聲稱對第一條‚表示歡迎?，第二條尤與俄國的意旨相符，因為俄國政府在此次紛擾之初，即曾首先倡導將保全中國的完整和‚舊國家制度?，作為對華政策的基本原則。
——摘編自《德國外交文件有關中國交涉史料選譯》
(1)說明1900年前后列強對華政策的轉變及其實質，并指出列強提出或接受《英德協定》的原因。(7分) (2)簡要分析《英德協定》對中國局勢的影響。(5分)
答案：(1)轉變：由瓜分到“保全”。(2分)實質：進一步侵略和共同控制中國。(2分) 原因：中國人民的反抗;列強在中國的爭奪加劇，需要調整利益關系。(3分)
(2)清政府進一步成為列強統治中國的工具;列強在華矛盾暫時緩和;殖民地程度加深;進一步激發了反帝反封建斗爭。(5分)
7.(2012年上海歷史，38)有學者認為“就世界大勢論，鴉片戰爭是不能避免的。”試用所學知識論證這一觀點?！窘馕觥?/p>
鴉片戰爭前中英實力的對比
工業革命后的英國資產階級竭力在全世界拓展市場，搶占原料產地，在全球擴張。中國市場廣闊，必然成為其經濟侵略的對象。鴉片戰爭前正常的中英貿易中，英國處于入超地位，為了扭轉對華貿易逆差，英國對華走私鴉片，引發中國的禁煙運動。這成為導致鴉片戰爭的直接原因。因此，就世界大勢論，鴉片戰爭是不能避免的。
【答案】史實答案l：能圍繞與問題相關性較強的核心知識進行回答
·19世紀是西方向全球進行殖民擴張的年代，殖民勢力已經滲透到亞洲。在西方國家中，英國率先完成工業革命，成為頭號資本主義強國，為了爭奪原料產地和市場，亟需打開中國的大門。此時的中國，在經歷了康乾盛世的繁榮之后逐漸走向衰落，統治者以“天朝上國”自居，實行閉關鎖國的政策。西方主導的國際關系秩序與中國的朝貢體系產生了劇烈沖突。圍繞著鴉片貿易，中英矛盾不斷升級?？梢?，19世紀資本主義國家向中國及全球的擴張，體現了近代工業文明與傳統農業文明的碰撞，在這樣的大勢下，鴉片戰爭無可避免地爆發了。
8、民國初期，有人認為：‚吾國自通海以來，自悲觀者言之，失地償金，國力索矣。自樂觀者言之，倘無甲午(中日戰爭)庚子(八國聯軍侵華)兩次之福音，至今猶在八股垂發時代。?
(3)結合19世紀末至辛亥革命期間的相關史實，從政治和經濟角度說明“甲午”和“庚子”對近代中國社會轉型所產生的影響。(16分)
政治：甲午、庚子所引發的民族危機促進了國民覺醒;(1分)資產階級維新派發動戊戌變法;(2分)清政府推行新政和預備立憲;(2分)資產階級革命派發動辛亥革命，結束君主專制政體，建立中華民國(或民主共和政體);(2分)中國近代化進入到追求民主政治的階段(或民族資產階級作為新的政治力量登上了歷史舞臺)。(1分)
經濟：甲午、庚子之后，實業救國思潮興起;(1分)清政府放寬民間辦廠的限制：(2分)清末新政鼓勵興辦：工商業;(2分)辛亥革命掃除了資本主義發展的部分障礙;(2分)民族資本主義得到較快發展。
9、近代主權國家意識和中外交往
清政府長期以來把外國視為“蠻夷之邦”、“藩屬之邦”，以天朝上國自居，這時的中外交往是宗主國與“藩屬之邦”之間的交往，兼管外事的中央機構——禮部和理藩院是管理“藩屬之邦”的機構。
近代以來，中國逐漸理解了西方的國家和主權的觀念;認識到歐洲列強實際上構成了世界的政治中心，于列強并峙之中，中國不但不足以稱“萬邦宗主”，平起平坐也難以達到。有識之士開始用新詞代替“夷”字，對于西方國家或稱“外國”，或稱“西洋”。外交文書中也以“大清國”和“大英國”“大法國”等對應。(據李斌著《頓挫與嬗變：晚清社會變革研究》)
(2)依據以上材料分析從清前期到晚清時期中國人世界意識的變化。分析變化的原因。你如何評價這種變化?(10分)
戰爭名言范文第2篇
軍事沖突，如卡爾·馮·克勞塞維茨所說，是政治通過其他手段的繼續。在此意義上，朝鮮戰爭如何結束同其如何爆發一樣重要。然而，由于朝鮮戰爭的起因問題頗具政治敏感性，學者乃至公眾，均將大部分注意力集中于研究戰爭的起源而不是它的結束。而那些確實意識到研究戰爭結束問題之重要性的學者們長期所面對的障礙是：缺少探究共產黨方面內幕的可靠資料，盡管人們對美國-聯合國方面結束朝鮮戰爭的戰略的確進行了比較深入的研究，[2]可是對于中國共產黨處理停戰和談問題的詳情我們則知之甚少。[3]
本文的目的是基于中國方面新近公開的資料，對中國方面結束朝鮮戰爭戰略的制定和發展過程進行評論和回顧。首先要分析北京領導層是如何看待朝鮮危機的含義的，以及北京方面通過參與戰爭所要達到的目標。然后，將分階段探討北京的目標是如何在卷入戰爭的過程中不斷發生變化的，以及為達到這些目標所制定的戰略是如何一再被迫進行相應調整的。中心議題是在北京對朝鮮危機變化過程的認識形成及相應處理方面有三種互動關系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中共領導人從國內及國際的角度對制定朝鮮戰略的考慮，共產黨方面所采取的與美國-聯合國方面相對立的結束朝鮮戰爭的戰略，以及北京、莫斯科與平壤對各自在朝鮮利益的認識。
北京對朝鮮的反映：
朝鮮戰爭于1950年6月25日爆發并未使北京感到意外，但是華盛頓決定既卷入朝鮮又插手臺灣事務確使北京始料不及。[4]因此，朝鮮危機使北京面對的不僅有一系列的挑戰，還有一系列的機會。一方面，朝鮮危機從不同的意義上來說威脅到北京的重要利益：它對中國，特別是中國東北地區的安全構成潛在威脅;它對北京的中共領導人于1946—1947年提出的東亞地區是“國際帝國主義鏈條上薄弱的一環”這一整體構想的正確性提出了質疑;它對臺灣海峽兩岸中共與國民黨的對峙情勢提出了挑戰;它也為依照北京的希望應遵循中國模式而發展的東亞地區革命蒙上了陰影;最后但并非不重要的是，戰爭的爆發給已成為剛剛建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統治者毛澤東及中共領導層造成了極大的內部壓力。[5]
另一方面，朝鮮危機又為北京領導人提供了潛在的機遇。在審度朝鮮危機可能對中國帶來的不利影響的時候，毛澤東和他的中共同事們可以清楚地意識到，通過在朝鮮和臺灣堅決抗擊帝國主義侵略，他們將可能利用來自外部的巨大壓力推進中國人民的革命勢頭，擴大中共作為執政者的權威和聲望。這將為毛澤東的把舊中國轉變為社會主義新中國的宏偉計劃奠定基礎。就其國際影響而言，朝鮮危機的確是對亞太地區國際格局的挑戰。然而，新中國外交政策的主要目標之一，便是猛烈沖擊由西方國家主宰的國際秩序，北京領導人認為北朝鮮的勝利(最好是在中國支援下獲勝)有助于在東亞建立新的國際秩序。所以在北京領導人眼里，朝鮮半島沖突的升級并非不能容忍，盡管他們并不愿意出現這種情況。中國共產黨同北朝鮮共產黨之間的關系是錯綜復雜的。金日成在努力同他的中國同志保持合作關系的同時，對中國的影響也保持著高度的警惕。[6]
對毛澤東和中共領導人來說，朝鮮戰爭的擴大將不可避免地威脅到中國的國家安全利益，但是同時又能給中國共產黨人提供了一種可能的機會，從而在中共亞洲革命日程表上排列在優先位置的地區擴大中國革命的影響。[7]從一開始，毛澤東和中共領導人對朝鮮戰爭就有一種復雜的心情：如果不能把美國人逐出朝鮮將意謂著中國沒有安全保障，而成功則會提高中國革命的國際聲譽和影響力。
關于參戰的步驟安排
北京領導人正是根據以上考慮確定對于朝鮮危機的戰略的。到7月初，北京領導人已決定推遲有關臺灣戰役的一系列計劃，而把注意力集中在朝鮮。[8]為了應付“最壞的情況”，北京于7月中旬組建了一支“東北邊防軍”，并于8月初在中朝邊境部署了26萬多人的中國軍隊。[9]8月18日，在經過一系列慎重考慮和調整之后，毛澤東確定9月底為中國軍隊完成入朝參戰的一切準備工作的最后期限。[10]
在國內戰線上，北京領導人發動了以“打敗美國侵略”為中心口號的”偉大的抗美援朝運動”。北京方面利用每一種可能的手段在中國老百姓中間激起“仇恨美帝國主義”的情緒。他們著重強調的是：美國長期以來對中國進行了政治和經濟侵略，日趨沒落的資本主義美國并不像其外表顯示的那樣強大，中美兩國之間的對抗是不可避免的。[11]同時，北京領導人決定在全國范圍內開展一場旨在鎮壓“反革命分子和反革命活動”的運動，并使其在數月之內中國軍隊入朝參戰時達到高潮。[12]
所有這一切均表明北京領導人在處理朝鮮危機時所采用的方式實質上是綜合性的。在毛澤東和中共領導人的眼中，中國的安全利益將通過保障中朝邊境的安全，提高中共在國內的權威和信譽，以及使新中國的國際威望不斷上升來得以實現。北京領導人決心同時實現這些目標。
周恩來在7月12日聲明中提出了“和平解決”朝鮮危機的五項先決條件：所有外國軍隊應撤出朝鮮;美國軍事力量應撤出臺灣海峽;朝鮮問題應由朝鮮人民自己解決;中國在聯合國的席位應由北京擁有;召開四國(蘇、美、英、法)會議討論與日本簽訂和平條約的問題。[13]在隨后的兩個月中，北京不斷地在一些其他場合重申這些條件。
這些條件的提出顯露了北京看待朝鮮危機的基本趨向：危機大大超出朝鮮沖突本身，其解決應同時包括臺灣問題及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席位問題。然而，直到仁川登陸之前，共產黨方面扮演主角的一直是平壤和莫斯科。金日成作為一名朝鮮民族主義者，在他認為局勢已經得到控制的情況下，并不愿讓中國人進行長時間的干預。[14]另一方面，斯大林最優先考慮的是避免同美國直接沖突，因此，采取了一種“等著瞧”的態度。在這種境況之下，北京提出的結束戰爭的條件，與其說是一種結束戰爭的具體戰略，毋寧說是為其綜合軍事準備和政治動員進行辯護的手段。
仁川登陸之后：確定中國的參戰目標及作出參戰決定
1950年9月15日美軍仁川登陸的成功改變了朝鮮戰爭的整體態勢。在北朝鮮抵抗力量逐步崩潰，聯合國軍向北推進的情況下，毛澤東和他的同志們不得不就是否派中國軍隊入朝這一問題作出決定。
在10月份的前三個星期中，北京作出了入朝參戰的決定。作出這一決定的過程是復雜的。中國最高領導層處于嚴峻國內形勢和惡劣國際條件帶來的強大壓力之下，中央內部在是否必須參戰的問題上也未能達成一致意見。10月2日，毛澤東及中央書記處初步決定派中國軍隊入朝，毛并將此決定告知了斯大林。[15]然而，在政治局會議上討論此一決定時，多數中央領導人對派軍隊入朝持保留意見。在經過激烈的辯論之后，政治局才批準了這一決定。[16]
10月8日，毛澤東發出了入朝參戰的最后命令。但是，因斯大林不愿實現先前作出的蘇聯為中國入朝地面部隊提供空中掩護的承諾，毛不得不在10月12日和17日兩次推遲中國軍隊入朝的最后日期。[17]歷史學家邁克爾•亨特無疑是正確的，他認為“要想揭示毛澤東介入朝鮮危機決策幕后的真正動機，就必須進行與毛澤東所全力應付的危機同樣復雜的考慮”。[18]
然而，作出參戰決定的基本過程是清晰的。從一開始，毛澤東就傾向于參戰：在北京作出參戰決定的每一個緊要關頭他都扮演了中心角色。在10月2日中央書記處會議上，毛明確表示中國必須參戰，并且促使中共中央領導人作出了最初的決定。[19]在10月4日至5日的政治局會議上，毛利用他的權威和政治智慧保障了參戰決定得以確認和實施。[20]最后，在北京面對因莫斯科拒絕在朝鮮為中國軍隊提供直接空中支援而引起的嚴重挑戰時，毛再一次使他的同志們確信參戰是中國的唯一選擇。[21]
通過強調在朝鮮戰勝美國符合中國的根本利益，毛為他的參戰決定提供了依據。在他同斯大林的函電往來及他在中共中央的講話中，這位主席強調，為了“解決朝鮮問題”，中國軍隊應該參與戰爭，這意味著他們能夠“消滅來自美國和其他國家的侵略者，把他們趕出(朝鮮)”。毛澤東把“解決朝鮮問題”同中國和“整個東方”聯系 一起，強調指出，中國的參戰將會加強中共對中國國家和社會的控制，促進東方的革命事業循著中國模式發展。[22]
然而，從一開始，毛的以輝煌勝利戰勝美國的雄心就受限制于他所擁有的手段，特別是斯大林未能向中國在朝鮮的軍事行動提供空中支援所帶來的后果。[23]盡管中國軍隊出現在朝鮮戰場的前六個月中準備采取守勢，但中共中央領導層還是在毛澤東的推動下決定參與戰爭。[24]10月19日，大批中國軍隊開始入朝。
拒絕談判：謀求全勝
在隨后的幾周中，聯合國軍迅速逼近中朝邊境，這給中國人造成了更大壓力，同時也向他們提供了新的機會。經毛澤東批準，中國人民志愿軍總司令彭德懷采取了誘敵深入，而后集中優勢兵力從后方及兩翼圍而殲之的戰略。10月25日，志愿軍在云山地區發動了入朝后的首次戰役，迫使聯合國軍從鴨綠江邊撤退至清川江。[25]
這本該給聯合國軍傳遞一個嚴重警告，但是，道格拉斯•麥克阿瑟將軍對此卻沒有在意。11月中旬，他又發起了新一輪“結束戰爭”的攻勢。彭德懷命令志愿軍各部隊后撤30公里，占據有利地勢，等待最好機會殲滅來犯之敵。[26]11月下旬，聯合國軍進入志愿軍的包圍圈。11月25日，中國軍隊開始了強有力的反擊。到12月中旬，中朝聯軍已基本控制了所有北朝鮮的國土。
中國人在軍事上的勝利使北京領導人在通過談判結束戰爭方面處于有利地位，如果北京愿意這樣做的話。12月8日，以印度為首的13個非西方國家向北京提出了一項和平建議。他們建議中國在三八線停止進攻。在?；鸬幕A上，召開對朝鮮問題感興趣的大國會議討論最終解決朝鮮危機問題。6天之后，聯合國成立了一個尋求“?；鸹A”的三人小組。為了使北京認識到?；鸱掀淅?，印度不斷地向中國人保證，13國的建議并不是由西方策劃的，為換取北京接受?；?，他們還保證將中國的其他利益也考慮在內。[27]
然而，北京領導人除獲取全面勝利之外對其他概不考慮。12月8日，中國外交部高級官員陳家康質問印度人為什么13國?；鸾ㄗh不在美軍-聯合國軍越過三八線時提出，而在中朝聯軍向前挺進時提出,[28]3天后，周恩來在約見印度駐華大使潘尼迦時強調指出，由于三八線已經被美國人所破壞，中國人無需再去尊重它。[29]
中國在戰場上的指揮員，特別是彭德懷，對中國軍隊是否應繼續進攻持保留意見。他們很清楚，盡管中國軍隊已在反擊聯合國軍的作戰中取得了初步勝利，但是由于后勤系統薄弱和缺乏空中支援，這支軍隊還是脆弱的。彭因此認為中國人在獲得國內增援以使其地面及空中劣勢得以改善之前不應再繼續進攻。[30]
然而，毛澤東在志愿軍前兩次戰役輝煌戰果的鼓舞下，依然堅持最初制定的“消滅敵軍，把美國人趕出朝鮮半島”的目標。這位主席在12月4日指出，中國在前兩次戰役中取得的勝利已使戰爭形勢變得對中國有利。主席推測，在中國的壓力下，美國會要求?；?。如果情況如此，他將要求美國人保證從朝鮮半島撤軍，作為實現?；鸬牡谝徊?，美國軍隊必須撤退至三八線以南。在對敵作戰取得更為決定性的勝利之前，他拒絕考慮通過談判結束朝鮮沖突的任何建議。12月21日，他命令彭德懷“發動另一次戰役”并“跨過三八線”。[31]第二天，北京正式拒絕了13國的?；鸾ㄗh。
1950年的最后一天，中國軍隊開始了第三次戰役，聯合國軍繼續后撤。1951年1月4日漢城落入中朝聯軍之手。1月8日，中朝聯軍先頭部隊抵達三七線。[32]
此時，聯合國三人?；鹦〗M于1月11日提出了解決朝鮮沖突的五項原則。在建議立即實現?；鸬耐瑫r，這些原則許諾外國軍隊將逐步撤離朝鮮，召開一次四大國(蘇聯、美國、英國、中國)會議解決遠東重大問題，臺灣及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席位問題也一并列入四大國會議議程。[33]
現在回顧起來，這一決議案很可能給北京提供了一次結束戰爭的良機。雖然中朝聯軍在第三次戰役中取得了令人難忘的戰果，但由于他們的補給線過長，傷亡不斷增加，進攻的潛力已近枯竭。由于擔心繼續前進會使中朝聯軍的側翼置于敵軍的進攻之下，彭德懷命令停止進攻行動，鞏固現有戰果。[34]即刻?；鹂墒构伯a黨人占據已有的地盤，如果?；鹗∫嗫墒顾麄儷@得寶貴的時間以重建進攻的潛力。[35]
此外，共產黨人方面若接受這一議案將肯定能把華盛頓置于兩難境地。盡管華盛頓并
不完全同意13國議案的所有原則，但美國還是了贊成票。正如艾奇遜后來所說，華盛頓面對一種困難的選擇：支持該議案的結果是“失去朝鮮人并會在國會和新聞界引起震怒”，不支持該議案則會導致“在聯合國中失去多數的支持”。艾奇遜承認，做出支持該建議的決定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希望中國會拒絕接受它。[36]
北京領導人決定拒絕此議案。1月17日，周恩來指出該議案是“為美軍在朝鮮贏得喘息的時間”，他提出了北京方面的談判條件。他呼吁在中國召開七大國會議，使中華人民共和國立即代表中國在聯合國中獲得席位，并要求所有外國軍隊撤出朝鮮和臺灣。[37]在當時這些條件使通過談判結束戰爭成為不可能。
北京的不妥協態度是建立在幾個關鍵性因素之上的。首先，毛澤東認為中朝聯軍在戰場上仍占據上風。雖然彭德懷及在朝鮮的其他中國戰地指揮員發現繼續向前進攻對他們的部隊來說是困難的，但毛在北京的看法卻截然不同。他以自己在中國內戰中所獲的經驗觀察朝鮮沖突，確信中國軍隊在數量和士氣上都勝過敵方，肯定能擴大戰果。在1月14日致彭德懷的電報中，毛提出了美軍-聯合國軍未來行動的兩種可能性：“(1)在強大的中朝聯軍的壓力下，(敵人)在進行象征性抵抗之后，可能會從南朝鮮撤退„„(2)敵人可能在大邱和釜山頑抗，但在我們耗盡他們的潛力之后，最終將從朝鮮撤退。”[38]很明顯，這位主席相信中國人能夠將美國人趕出朝鮮。
需要同北朝鮮保持團結是北京采取不妥協態度的另一個原因。北朝鮮領導人，包括金日成和樸憲永在內，都希望能使朝鮮半島得到統一，他們不相信彭德懷關于中朝聯軍已無力繼續進攻的看法。[39]他們向毛澤東和斯大林抱怨彭德懷。[40]北京的最高領導層在意識到同北朝鮮保持協調一致的必要性之后，于1月14日致電金日成,表明了中國的官方立場。這封電報強調，立即?；鹪诠伯a黨一方是不能接受的。只有當美國-聯合國一方對諸如從朝鮮撤出全部外國軍隊、解決臺灣問題、把其他遠東重要問題提上議事日程等重要條件表示同意之后，北京才能同意進行談判。北朝鮮對這一反饋感到滿意并于1月16日復電表示同意。[41]3天之后，毛澤東指示中國人民志愿軍向北朝鮮人民、政府、黨，特別是向“朝鮮人民的領袖金日成同志”致以“衷心敬意”。[42]在這一背景之下，周恩來于1月17日拒絕了13國建議。
從更深的層次上去理解，毛澤東尋求在朝鮮獲取全面勝利是為了最大限度地利用這一勝利，按照中國共產黨的要求將對中國人民進行的政治動員向前推進。中國對朝鮮戰爭的參與，如北京領導人所期待的，在中國人民中間掀起了愛國主義和革命民族主義的新浪潮。對“抗美援朝偉大運動”的宣傳很快便超越了最初關于“保家衛國”的宣傳重點，而進入了一個強調在共產黨領導下建設強大而自豪的“新中國”的新階段。毛澤東及其他北京領導人清楚地意識到，共產黨在朝鮮戰場上繼續獲勝將會使這場運動更加廣泛深入。2月2日，中共中央發出了“在全國各階層推動抗美援朝運動的通知”。文件號召全黨全國以更廣泛深入地開展”抗美援朝偉大愛國運動”來響應中國人民志愿軍在朝鮮所取得的勝利。文件特別強調了要把運動引向“提高對美帝國主義的警惕和憎恨”，同時“激發(中國人民)的民族自信心和自尊心”的方向。北京領導人希望將這一運動滲透到中國社會的每一個角落，使中國人民從靈魂深處擁護“毛主席、人民政府和中國共產黨的領導”。[43]兩周之后，根據毛的意見，召開了一次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再次強調了在全國開展“抗美援朝偉大運動”的重要性，以使每一個中國人都能通過參加這一運動而受到“再教育”。[44]因此，對北京方面來說，此時實現?；鹗遣皇軞g迎的。
然而，中朝聯軍缺乏將北京的雄心變成現實的力量。出乎中國人意料的是，聯合國軍于1月25日開始進行反攻。彭德懷明白他的部隊缺少彈藥和食品，于是在27日向毛澤東提出撤退的建議。[45]毛并不準備放棄奪取全面勝利的設想，于次日命令彭德懷以中國人的反擊來回敬美國人的進攻。他甚至相信中國人民志愿軍有力量打到三七或三六線。[46]彭德懷不得不再次服從毛的命令;而中國人的反擊，如彭所預料，很快就被聯合國軍擊退。2月下旬，彭德懷回到北京向毛澤東當面報告戰場實情。彭認為志愿軍應采取守勢，并應派遣新部隊入朝去把那些傷亡嚴重的部隊換下來，為開展春季大反攻做好準備。[47]
根據彭德懷的報告，毛對中國在朝鮮戰場應該采取的戰略的看法開始出現了微妙轉變。他現在承認戰爭將會長期化，中國的最佳戰略應是派遣部隊輪番入朝作戰。然而，毛依舊相信中國人能夠通過不斷殲滅美國增援部隊而最終把聯合國軍趕出朝鮮。[48]
經過兩個月的調整準備，中朝聯軍最高統帥部集結了12個軍于4月下旬發起了進攻，希望能擊潰大部分聯合國軍，在戰場上為共產黨方面贏得明顯優勢。在4月19日向參戰部隊發出的動員令中，志愿軍指揮員們指出“這是一次決定朝鮮戰爭命運以及結束戰爭的戰役”。[49]然而，由于沒有適當的空中掩護和可靠的后勤支援，這次進攻又失敗了。在戰役的最后階段,幾支過于深入聯合國軍陣線的中國部隊受到反擊的聯合國軍的包圍。中國的180師幾乎全軍覆沒。[50]
來到談判桌前
共產黨方面在第五次戰役中的失利迫使毛澤東及其他北京領導人重新考慮他們在朝鮮戰場上要實現的目標。在意識到中國在朝部隊的能力與北京為他們確立的雄心勃勃的目標之間存在著巨大差距之后，毛澤東開始愿意在中朝聯軍未獲全勝的情況下結束戰爭了。[51]1951年5月下旬，北京的軍事計劃者們根據毛的指示對中國在朝鮮的戰略進行了一次全面回顧。
代總參謀長聶榮臻在他的回憶錄中概括此次回顧的過程和后果時是這樣寫的：“第五次戰役之后，中央委員會開會對下一步應如何走進行了研究。多數人的意見是我們的部隊應停止在三八線，邊談邊打，爭取通過談判結束戰爭。我本人也同意這種意見。我認為，把敵人趕出北朝鮮，我們的政治目的已經達到。在三八線停止前進，意味著恢復到戰前狀態，有關各方都容易接受。”[52]此外，在重新評估停戰對中國國內形勢和國際格局可能帶來的影響時，毛澤東及其同事們認識到中國軍隊把美國-聯合國軍從鴨綠江邊趕回到三八線附近，這一成功足以證明中國已經取得了偉大的勝利。[53]在這種情況下，北京領導人決定中國在5月底改用新的戰略，其重點是“邊談邊打”。據此，中國的作戰目標被重新界定為通過恢復朝鮮戰前狀態謀求停戰。[54]
為了讓北朝鮮方面了解這一新的戰略，中國領導人邀請金日成于6月初訪問北京。[55]中國目前已公開的資料沒有提供毛同金之間討論的詳情，但是跡象表明，金日成并不情愿接受中國方面關于以恢復戰前狀態為條件謀求停戰的建議，這使得中國方面很為難。金日成認為，中朝聯軍在戰場上依然占有優勢，最好是把談判拖延到殲滅大部分敵軍之后再舉行。然而，毛澤東強調的是，如果談判是要討論諸如從朝鮮逐步撤出外國軍隊以及解決朝鮮沖突等問題，中朝方面就沒有理由不坐到談判桌前。[56]
由于中國軍隊是朝鮮戰場的主要戰斗力量，金日成自身沒有能力單獨對聯合國軍作戰，所以他不得不贊同中國的新戰略。最后，毛澤東與金日成達成一項協議，以在三八線停戰為原則同美國人開始正式談判，至少在今后兩三個月中，中朝聯軍不再發動新的戰略進攻。[57]6月中旬，毛和中共中央正式決定，從今以后，中國要采取的戰略是“準備打一場持久戰，同時努力通過和平談判結束戰爭”。[58]
或許是因為金日成并未被北京完全說服，6月中旬，高崗代表北京、金日成代表北朝鮮，二人一同去莫斯科面見斯大林進行磋商，他們剛一抵達即受到斯大林接見。他們的討論集中在三個重要問題上：(1)戰場上的真實形勢如何?(2)將雙方實力進行對此，中朝聯軍是否依然占據優勢?(3)敵方是否正在策劃反攻?如若敵方確在進行策劃，中朝聯軍能否將之粉碎?簡言之，蘇聯、中國及北朝鮮領導人希望能搞清楚中朝聯軍是否仍舊處于有利地位，進而決定是立即謀求?；?，還是繼續作戰。在向斯大林陳述見解的過程中，高崗和金日成似乎混用了“停戰”、“和解”、“?；?rdquo;、“休戰”及“和平協定”等詞匯。斯大林因此要求他們明確解釋這些詞匯的含義以便他能明了討論所要達到的目的。高崗和金日成最后一致認為中國和北朝鮮想要尋求的是以?；馂榛A的停戰。結果，在斯大林的認可之下，雙方最終達成一致，決定為通過談判實現?；鸲?，并把恢復戰前狀態作為談判的基點。[59]
在斯大林、高崗、金日成三人會議作出決定之后，馬立克緊接著于6月23日正式呼吁實現“?；?，并以雙方軍隊從三八線后撤為條件實現停戰”。北京立即表示贊同蘇聯的提議。[60]美國-聯合國方面對共產黨方面的和談呼吁也給予積極的響應。6月24日，聯合國秘書長賴伊發表談話表示希望盡早開始停戰談判。次日，杜魯門總統宣布美國愿意參加導致朝鮮停戰的談判。7月初，雙方同意于7月10日在開城舉行談判。
確立中國的談判戰略
同美國人進行談判是對北京領導人的一次新的挑戰。1944年至1946年，中共方面在同國民黨為防止內戰舉行和談期間曾多次與美國人接觸，但當時并未經歷過中共與美國的直接談判。為了保證能對談判進程直接控制，北京最高領導層層立即著手組織了中國的談判小組，朝鮮人民軍南日將軍，中國人民志愿軍鄧華將軍和解方將軍是中朝聯軍的公開談判代表，其背后還有一個“談判指導小組”負責確保談判能“遵循北京制定的正確戰略和策略”。長期擔任中共軍事情報機構首腦并在當時擔任外交部副部長的李克農、40年代即開始與美國人打交道的外交部國際司司長喬冠華被任命為指導小組負責人。[61]李和喬離開北京之前，毛澤東同他們進行了長時間談話，向他們強調要把即將開始的談判作為一場“政治戰爭”，要時刻遵循北京制定的政治路線。毛還指示他們要每天用電報同北京最高領導層保持聯系。[62]7月6日清晨該小組抵達金日成的指揮部。北朝鮮方面同意談判活動將在以李克農為“組長”、喬冠華為“指導員”的指導小組領導下進行。[63]
北京關心的另一個問題是如何將結束戰爭的新戰略傳達給中國人民。7月3日，中共中央委員會發出了“關于朝鮮和平談判宣傳問題的通知”。文件指出，“我們一向贊同通過和平方式解決朝鮮爭端，實現和平是中國人民解放參加朝鮮反侵略戰爭的真正目的”。文件還指出，在過去8個月中，“抗美援朝戰爭”不僅成功地保衛了“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安全”，同時也成功地“迫使美國人放棄了原定侵略計劃并領教了中國人民的力量”。中共中央強調指出，談判和停戰的請求是由美國人先提出的。不論談判能否導致和平，中共中央認為，中國已經取得了政治上的主動。[64]
至于談判將進行多久，北京的看法是停戰協定短期內(可能數周之內)即可達成。毛澤東在7月2日致彭德懷、高崗(抄送金日成)的電報中預言“要進行10至14天的談判準備和談判工作”。他命令高崗“盡最大努力”在10天之內把志愿軍增援部隊、武器、彈藥運送到北朝鮮„„以備應付協議達成之后不得再運輸人員及物資的局面”。[65]包括李克農、喬冠華在內的中方赴朝談判代表們隨身只帶有夏季的衣物，他們均認為在冬季來臨之前談判工作即可結束。[66]
由于確信中朝聯軍在戰場上仍對美軍-聯合國軍占有相對優勢，使得談判很快就可結束的推斷更引人注目。雖然志愿軍在第五次戰役中遭受挫折已使北京領導人及志愿軍指戰員們認識到中國不可能在朝鮮取得完全軍事勝利，但他們還是認為過去8個月的戰況應已使美國人懂得聯合國軍獲勝也同樣是不可能的。況且，北京領導人認為，他們所提出的停戰條件——恢復戰前狀態，即雙方軍事力量撤至三八線——應可為美國人所接受(如果不是受到歡迎的話)。此外，北京領導人還認為，這一解決辦法是先由美國人建議的，它使雙方都可聲稱自己并未戰敗。[67]在北京看來，最困難的挑戰并不是達成停戰協定，而是從朝鮮撤出所有外國軍隊、解決臺灣問題和中國在聯合國的席位問題。北京領導人現在愿意贊同把這些棘手的問題放到協議達成之后再解決。因此，他們盼望實現停戰的談判不要耗時過久。
然而，鑒于中國內戰中的經驗教訓，北京領導人也不摒棄其他見解。他們明白只有在戰場上處于強有力的地位，在談判桌前才能獲得最好的談判結果，談判依然有可能長期化，因此在軍事上保持強大是十分必要的。當談判日期和地點確定之后，北京領導人及志愿軍指揮員們便開始籌劃第六次戰役。7月2日，彭德懷命令所有志愿軍部隊對敵“保持高度警惕”，以防他們可能會借和談掩護發動突然進攻。他強調指出“沒有艱苦的斗爭就不可能得到和平”。[68]當晚，毛澤東命令志愿軍做好一些準備，隨時準備轉入進攻，嚴懲來犯之敵。[69]
根據毛的指示，志愿軍司令部參謀機構于7月初開始制定第六次戰役的計劃?；镜目紤]是一旦談判不能依共產黨方面預想的線路進行而重開戰端，那么就要再次發動進攻給敵人施加壓力。志愿軍指揮員們計劃集中13個中國軍和4個北朝鮮軍，在22個蘇聯和中國航空大隊的支援下，全殲聯合國軍兩個師，并把東線的聯合國軍趕回到三八線以南。7月8日，志愿軍司令部下令開始戰役準備(又稱9月戰役)。[70]
在開城進行的談判很快就遇到了一系列困難。在開始兩周中，雙方未能就談判議程達成協議。中朝談判代表提出，除?；鹬?，“撤退所有的外國軍隊”也應是停戰的一個組成部分，美國-聯合國的代表則堅持只應討論與停止朝鮮沖突有關的軍事問題。直到7月26日，雙方才就一項包括5個部分的談判議程達成協議：(1)通過議程;(2)劃定一條軍事分界線;(3)對朝鮮停戰作出具體安排;(4)對戰俘問題作出安排;(5)就有關問題向雙方政府提出建議。[71]
第二階段的談判更為曲折。7月26日之后，雙方開始把討論集中于議程的第二項，即劃定軍事分界線及建立非軍事區。中朝方面根據北京、平壤、莫斯科三方達成的協議，提出應以三八線為基準劃定軍事分界線。但是，美國-聯合國方面反駁說應基本上沿平壤、元山一線劃定，大約從雙方目前的前線位置向北推20—30(有些地方為40)公里，要求共產黨方面放棄仍在他們控制之下的13000多平方公里領土。[72]為了證明這樣一條非常有利于美國-聯合國一方的劃線是合情合理的，其首席談判代表查爾斯•特納•喬伊海軍上將辯解說鑒于聯合國軍控制了朝鮮全部領空及朝鮮半島周圍海域，所以應在停戰協定中多劃得一些領土。[73]美國人試圖利用這樣的協定進行討價還價，以求得到最有利的解決，但北京領導人則將這一切視為華盛頓方面對達成停戰協議缺乏興趣的證據。
談判進展緩慢，在志愿軍指揮員和中共談判代表之間引起了不同反響。彭德懷認為，除非中朝聯軍能在戰場上對美國人施加新的壓力，否則談判無望繼續。在7月24日電報中他向毛澤東陳述，美國人是否真的愿于此刻達成停戰協議很值得懷疑。他認為，為了實現停戰，共產黨軍隊要連打“幾個勝仗，并前進到三八線以南地區”。彭建議，“然后，我們可以退至三八線，并同(敵人)開始談判，以使在朝鮮的所有外國軍隊在相互平等的基礎上逐步撤退”。彭因此建議共產黨軍隊應于8月中旬完成反攻的準備，如果敵方屆時不發動另一次進攻，可于9月向敵人攻擊。[74]兩天后，毛澤東批準了彭的方案。這位主席強調“我方軍隊積極準備于9月進攻是絕對必要的”。[75]8月1日，毛澤東批準派20軍入朝增援中國軍隊。他還指示志愿軍貯存足夠的彈藥以備9月戰役之需。[76]
美方在劃定分界線問題上采取的進攻性姿態使彭德懷及其同志們更加相信如若不給美國人“另一次教訓”[77]朝鮮沖突的“合理解決”就不會實現。8月8日，彭德懷致電毛澤東，報告他志愿軍已開始第六次戰役的動員工作，這次戰役要殲滅美軍第3師和南朝鮮第2師，把前線推進到三八線以南。8月17日，志愿軍指揮部發出了開始第六次戰役的初步命令。[78]
然而，鄧華及其他一些志愿軍指揮員的看法是中國方面用軍事力量提高在談判桌前地位的意愿將面對美國方面同樣的決心和反應。華盛頓的決策者們看來是要在最壞的境況下冒著使談判破裂的風險來力保按他們所提條件達成停戰協定。8月中旬，在志愿軍開始第六次戰役之前，美軍-聯合國軍地面部隊開始了進攻。與此同時，美國空軍加強了對共產黨軍隊補給線的轟炸。共產黨軍隊陣線向北緩慢退移。面對這一情況，鄧華于8月20日給彭德懷發了一封電報，向他強調志愿軍發動第六次戰役將面臨很大危險。他指出美軍-聯合國軍已建立了很堅固的防御體系，如果志愿軍再一次發動進攻，很可能遭受另一次重大失敗，這樣會使中-朝聯軍在戰場上和談判桌前均陷于很不利的境地。鄧華建議志愿軍最好采取守勢，迫使敵人先發動進攻，而后擊潰之。[79]
鄧的見解與在開城的中國談判代表們的見解極為吻合。8月中旬，包括李克農、喬冠華、解方在內的中國代表團成員對談判前景進行了一次討論。他們均認為“鑒于對方自談判開始以來的一貫態度及談判桌以外的整個局勢”，尚無跡象表明美方會同意中朝方面關于沿三八線劃線停戰的建議。他們認為美方的底牌是按現狀劃線停戰，另做一些小的調整。如果中朝一方堅持按三八線劃線，那么談判將會破裂。為了實現停戰，他們認為中朝方面需改變立場，同意按現狀?；?。8月22日，他們直接向北京建議應采取以按現狀?；馂榛A的新立場。[80]北京領導人不得不重新考慮如何確定中國結束戰爭的最佳戰略。早在8月10日，毛澤東就指示周恩來和聶榮臻審定志愿軍第六次戰役的計劃，重點審定志愿軍指揮員們所制定的戰役目標的可行性。8月18日，即志愿軍發出第六次戰役動員令的第二天，北京領導人開會仔細考慮了有關第六次戰役的各方面因素。8月19日，中央軍委向志愿軍發出長電，指示其指揮員們對戰役計劃重新考慮。在電報的開始部分對朝鮮局勢和華盛頓的意圖進行了分析。中央軍委認為，美國人反對以三八線劃定分界線主要是基于政治考慮而不是軍事考慮：一方面，朝鮮局勢持續緊張會有助于保持美國同其盟國之間的團結;另一方面，華盛頓在同日本訂立和約之前不想解決朝鮮問題。因此，中央軍委推斷，雖然華盛頓不像是要讓談判完全破裂或把戰爭擴大到中國境內(因為那樣會引起華盛頓與倫敦和巴黎的嚴重矛盾)，但是把停戰談判的進程延長是可能的。根據這些觀察和推測，中央軍委指示志愿軍指揮員重新考慮進行第六次戰役的必要性。中央軍委特別強調指出，除非志愿軍指揮員確信第六次戰役能殲滅敵人兩個師，或至少不導致中朝聯軍的另一次軍事撤退，否則，戰役計劃最好取消。[81]
正當中國人重新考慮結束戰爭的戰略之際，在開城發生了一系列事件。8月4日，一隊中國武裝軍人“誤入”停戰談判地點所在地。兩周后，即8月19日，中國軍隊一名排長在開城中立區內被擊斃。三天后，中朝聯軍一方宣稱一架聯合國飛機轟炸了會場。[82]8月23日，即最后一次事件發生的次日，北京最高領導層層指示中國談判代表對美國人的暴行予以“堅決回擊，即使冒使談判延長甚至破裂之風險也在所不惜”。[83]根據北京的指示，中朝方面立即中斷了談判。[84]
中國人此時退出談判并不意味著北京對通過談判結束戰爭不再感興趣;也不單純是為提高討價還價的實力而作出的姿態。北京領導人作出這一決定是為給自己一個重新評估在戰場上及談判桌前所處地位的機會，以便使他們在必要情況下，能夠澄清中國的談判戰略并依據在前40天的停戰談判中所獲得的經驗，以便重新修訂談判戰略。
在隨后的兩個月中，北京最高領導層層、志愿軍高級指揮員及在朝鮮的中國談判代表團把對談判戰略的回顧集中在三個關鍵問題上：(1)什么原因使美國人在談判桌前持貌似強硬的態度?(2)中朝方面通過談判能夠得到的最好條件是什么，應持什么底牌?(3)把保持北京底牌的需要同可行的手段聯系在一起進行考慮，中朝方面能采取的最佳戰略是什么?在評估中國戰略的過程中，北京領導人意識到他們最初對如何進行談判的各種考慮過于簡單也過于樂觀。除此之外，北京領導人也清楚地感覺到美國人在談判桌前表現出的傲慢系出于其對美軍-聯合國軍在戰場上占有優勢的強烈意識，如果不能戰勝美國人的傲慢，談判就不可能按中國人的條件進行。[85]況且，7個星期同美國人交鋒的經歷也清楚地說明，雙方談判的結果都含有“面子”問題。在這一“嚴肅政治斗爭”中如讓美國人占了上風，北京領導人相信，中共當局在國內外的信譽和影響，即中國出兵朝鮮考慮的兩個主要方面，都將受到危害。[86]北京領導人的結論是他們承受不起這場意志之戰的失敗。
然而，北京最高領導層層和志愿軍指揮員們現在均已意識到在朝鮮戰場上中朝方面確實處于劣勢地位。即使把計劃已久的中國空軍于1951年9月入朝參戰也計算在內，美軍-聯合國軍一方依然牢牢控制著朝鮮領空，因此脆弱的補給線繼續限制著志愿軍的戰斗力。除此之外，聯合國軍通過控制海域，完全有可能在中朝聯軍的后方進行兩棲登陸作戰，瓦解中朝一方的任何攻勢?？紤]到以上諸因素，北京領導人及志愿軍指揮員們一致認為試圖通過擴大戰爭來向美國人施加更多壓力并不符合他們自身的利益。[87]1951年10月，他們決定取消第六次戰役。
作為此次綜合性評估的結果，制定一系列更為明確的中國談判及戰爭戰略在9月底10月初時成為關注的焦點。“準備長期作戰，同時爭取和談結束戰爭”將是中國戰略的主旨，志愿軍放棄了通過大規模進攻行動迫使敵人接受中方條件的計劃。中國人現在采取了在戰場上采用進攻性防御的戰略，寄希望于在無休止的戰斗中不斷增加的傷亡最終迫使美軍-聯合國軍一方在談判桌前同意北京的最低條件。換句話說，北京領導人相信，只要中國軍隊在朝鮮不被打敗，他們就會處于宣告勝利的地位。[88]中國人現在已準備重新回到談判桌前。10月25日，停戰談判在板門店重新舉行。
盡管北京領導人不斷談論“長期談判”的可能性，他們依然盼望盡快結束戰爭。1951年11月14日，毛澤東及中共中央就停戰談判戰略發出綜合性指示。指示認為，由于10月25日在板門店重開談判，美國便面對著來自國內和國際要求停止朝鮮戰爭、增進和平機會的壓力。因此，北京領導人認為，中國方面采取新戰略，接受以雙方實際接觸線為基礎劃定?；鹁€，已經掃除了此一問題上的主要障礙。他們還認為，在中立國名單中加進瑞典等國家行?；鸨O督，將能使這一問題得以解決，戰俘問題則可通過采取停戰后遣返所有戰俘的原則加以解決。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因此相信在年底之前有可能實現停戰。然而，指示中也命令中國談判代表不要顯得過分渴望停戰，應準備戰爭再延長六個月乃至一年。指示中強調中國人的基本方針應該是“如能實現和平最好，如果戰爭延續我們也不怕”。[89]
中國談判指導小組于11月20日討論了這些指示。小組中多數人認為，如果能就分界線問題達成協議，便可為年底締結停戰協議奠定良機;鑒于敵軍方面已表現出無力打破中朝防線，那么便有理由認為在近期內便可劃定分界線。只有喬冠華提出戰俘問題可能引起麻煩。[90]
在一段時間里，中國人的樂觀主義似乎是有其根據的。復會兩天之后，雙方便就劃定分界線的原則達到了一項協議。11月27日談判代表們一致同意接受雙方之間的實際接觸線。至此，停戰似乎是臨近了。
僵局：戰俘問題
然而，認為戰爭會很快結束的樂觀情緒并未持續多久。當雙方參謀人員在地圖上劃定分界線的時候，美國人附加了一項條件：只有在談判中所涉及的其他懸而未決的問題于30日之內得以解決的情況下分界線方能劃定。
要為所有遺留問題都找出答案，這一時限顯然太短。
對第三項議程(為停戰作出具體安排)的討論于11月27日開始，在12月27日最后期限到來之際，在這一問題上只勉強獲得邊緣性的進展。分界線因此不能生效。在第二年5月初之前，雙方未能為與此一議程相關的問題找出解決辦法。為了加快談判進程，有關第五項議程(就有關問題向雙方政府提出建議)的討論于1952年1月31日開始進行。2月19日，雙方最終達成協議，于停戰協議簽字后90天之內召開一次政治會議討論從朝鮮撤出所有外國軍隊問題以及同和平解決朝鮮問題相關的一般性問題。 然而，雙方不久便認識到真正的障礙是議程的第四項，即戰俘問題。1951年12月11日開始為解決此一問題進行談判，在后來的17個月中未能找到解決辦法。
中國人沒有預料到把停戰談判引向僵局的竟是戰俘問題。參戰初期，依循人民解放軍在中國內戰中的經驗，志愿軍指揮員們在毛澤東的批準下，釋放了幾批聯合國軍戰俘，希望此舉會有助于瓦解敵軍的士氣。[91]事先未料及戰俘問題會在結束戰爭之際變得如此重要，毛澤東甚至把決定釋放戰俘的時間及數量的權力也交到了志愿軍指揮員手里，允許他們自行決定，無需上報北京。[92]
甚至在停戰談判開始之后，毛澤東和北京領導人也未能認真對待戰俘問題。在7月份發給志愿軍指揮員及中國談判代表的幾封電報中，毛均視戰俘問題為容易解決的問題，認為找到其他“重大問題”的解決辦法之后，戰俘問題將依以交換所有戰俘的原則很快得以解決。[93]遲至1951年11月14日，在對華盛頓談判戰略進行分析的時候，毛澤東依然相信中朝方面所持的停戰后交換所有戰俘的立場會被美國人所接受。[94]然有一些中國談判代表如喬冠華，感覺到解決戰俘問題會比較復雜，但北京領導人及中方談判代表總體上仍把這一問題列為次要問題。[95]
然而，出乎中國人的意料之外，當所有其他問題的解決逐漸顯出眉目之際，戰俘問題卻陷入了僵局。1951年12月中旬，雙方在互詢被對方監押的戰俘數量的時候，發生了第一次大的沖突：美國人發現只有25%的美方失蹤人員被列在共方提交的名單上，中朝代表也要求對方解釋為什么聯合國軍司令部從原提交的共方戰俘名單上減掉了37000人。由于在澄清這些問題時進展甚微，中朝方面愈加懷疑，并聲稱美國-聯合國一方企圖將大量共方戰俘扣留。[96]這一懷疑后來在1952年1月2日得到印證，那天，美國-聯合國一方正式建議戰俘的遣返應在自愿基礎上進行，那些不愿意返回本國的人員可以不再持武器參加朝鮮戰爭為條件得到釋放。[97]
美國人以這一問題涉及基本人權為由為其在戰俘問題上的立場辯護。[98]事實上，美方這一政治路線是幾種不同因素相互作用的結果。從政治意義上說，華盛頓的政策制定者認識到如果大量共方戰俘選擇留在“自由世界”，美國-聯合國一方將會在反共宣傳戰中占據極有利地位。從軍事意義上說，美國軍事策劃者們認為，共方戰俘在數量上約為美國-聯合國一方戰俘的10倍，如將他們全部遣回，定會為共產主義戰爭機器輸入新的血液，因此是不可取的。在論及戰俘問題對美國在談判桌前討價還價實力的影響時，任何人也不能忽視美國-聯合國一方手中的戰俘大大多于中朝一方這一事實。后來，李承晚政府在這個問題上的強硬態度，更加妨礙了美國-聯合國談判代表的靈活性。在這種狀況下，美國人堅持其在1952年1月初提出的不強迫遣返的立場。4月28日，美國-聯合國談判代表提出了一項“最后”一攬子建議，其關鍵部分是戰俘不得被強迫遣返，中朝方面被遣返的戰俘將為70000人，而不再是先前提出的112000人。[99]
面對這一始料不及的復雜情況，北京最高領導層層和中國談判代表把注意力集中在戰俘問題的政治方面。1952年5月初，在對美國-聯合國方面4月28日所提一攬子建議的實質進行分析時，中國談判代表團指導小組成員認為美國人的目的在于取得政治上的優勢。此外，李克農還指出，杜魯門政府此時并不想結束戰爭系出于兩方面原因：第一，在總統大選之年，杜魯門擔心一種較弱的形象會危害民主黨獲勝的機會;第二，為在1953年預算中增加軍費開支，朝鮮戰爭須繼續進行。[100]
當戰俘戰略如何制定這一問題擺在北京最高領導層層面前的時候，他們更著重強調這一問題實質上是“一場嚴重的政治斗爭”。1952年7月12日，美國-聯合國談判代表提出了一項建議，將欲以遣返的中朝戰俘總數從70000人提高到83000人。李克農及其他中方代表于7月13日和14日兩次向北京發報，提議接受對方這一建議，作為解決戰俘問題的基礎，因為83000這一數字與中方代表提出的90000這一底線數字相距不算太遠。[101]但是，毛澤東立即駁回了這一建議，并嚴厲批評了李克農和他的同志們。這位主席指出，提出這一建議表明中國談判代表在政治上很幼稚。他強調說，關鍵問題并不在于有多少中朝聯軍的戰俘被遣返，而在于這樣的安排將會使哪一方占據政治上和軍事上的有利地位。如果中國接受了美國-聯合國方面的建議，這位主席警告說，就意味著他們已屈從于敵人的政治和軍事壓力而接受了條件。因此，對這一建議是不能接受的。[102]根據毛澤東的指示，中朝談判代表們于7月8日拒絕了對方的建議。
在此背景之下，北京領導人于1952年夏重新審度了中國結束戰爭的戰略。他們決定放棄任何對戰爭會早日結束的幻想，同美國人在政治戰場上和軍事戰場上均進行針鋒相對的斗爭。毛明確表示，只有當中朝方面在軍事反政治上均處于有利地位時，北京再行考慮怎樣同美國-聯合國一方就戰俘問題達成妥協。[103]
在這種情況下，北京領導人戲劇性地把宣傳活動升溫，譴責華盛頓在北朝鮮和中國東北搞“卑鄙的細菌戰”。據中國方面的消息，早在1952年1月28日志愿軍就首次報告了美國人有可能在北朝鮮使用“細菌武器”的跡象。[104]經過深思熟慮和相互磋商后，北京和平壤決定將事態公布于眾。1952年2月22日北朝鮮外務相樸憲永發表正式聲明譴責“美帝國主義對朝鮮人民進行細菌戰的罪行”。兩天后，周恩來發表了同樣的聲明。隨后，中國和北朝鮮共產黨人發動了一次“反美”運動，抨擊這一被他們指控的罪行，并呼吁進行國際調查。[105]
回顧往事，1951年冬至1952年在朝鮮發生的事情必須被視為朝鮮戰爭史上一個最為神秘的問題：在查閱北京的文獻資料時，我發現了足夠的證據表明在1952年初志愿軍指揮員和北京領導人確實相信美國人曾對中國人和北朝鮮人使用過細菌武器。例如，聶榮臻于2月18日發給毛澤東和周恩來的報告中指出，現有確鑿證據表明美國人在朝鮮進行了細菌戰。[106]次日，毛澤東談到這封電報并指示周恩來“密切注意事態并采取適當手段”。[107]然而，并未見到任何證據表明美國對中國的說法予以過確認或對事情真相做過任何解釋。
總之，北京方而的確將此事視為其對抗華盛頓方面欲利用戰俘問題獲取政治優勢的有利武器。當第四項議程的討論僵持不下時，北京盡一切努力將對“美國進行細菌戰”的譴責運動擴大到全國乃至全世界。從3月底至9月初，北京和平壤邀請了三個“國際調查組”到北朝鮮和中國東北“收集美國在戰爭中使用細菌武器的證據”。[108]1952年5月開始，北京陸續公布了25名被俘美軍飛行員的“懺悔書”，他們均被指控參加了針對中國和北朝鮮的“細菌戰”。[109]“譴責美國”的運動于1952年底至1953初達到高潮。
與此同時，北京領導人積極努力加強共產黨方面在朝鮮戰場上的軍事地位。1952年8—9月間，周恩來率中國代表團訪問蘇聯。他同蘇聯領導人會談的一個主要問題是請蘇聯增加對華軍事援助。[110]1952年9月開始，在首先努力取得戰場上的優勢，而后再謀求同美國人就戰俘問題達妥協這一政策指引下，毛澤東和北京領導人采取了一系列相互關聯的措施以提高共產黨方面在朝鮮的軍事地位。首先，加速對中國入朝部隊實行輪換。第
23、24和49軍于1952年秋季入朝，第
1、
16、21和54軍于1953年1月份入朝。至1953年初，中國在朝鮮的部隊總數已達135萬人(包括后勤部隊)，為中國入朝參戰以來的最高水平。[111]
其次，以更大的努力保障中朝聯軍的后勤供給。周恩來1952年8月至9月訪蘇期間，斯大林同意增派5個蘇軍防空炮團赴朝參戰。[112]1952年底至1953年初，北京派出6個鐵道兵師赴朝鮮搶建新鐵路并對現有鐵路進行維修。1952年冬至1953年春，志愿軍后勤部儲備了12萬多噸彈藥和24萬8千噸糧食。[113]第三，北京領導人格外關注在朝鮮東西海岸修筑堅固的防御體系，以防美國-聯合國軍可能在中朝聯軍背后進行登陸。1952年11月至12月，如何應付敵軍可能的登陸作戰問題成為志愿軍日程表上最為重要的一個問題。毛澤東認為“如果我們能挫敗敵人這一企圖，敵軍將無路可走，定敗無疑”。[114]
中國在戰俘問題上持強硬態度的原因是中國人相信自己在打持久戰方面比美國人有優勢。毛澤東在1952年8月4日向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所做的報告中強調指出，美國在朝鮮打持久戰存在三個最根本的弱點：第一，戰爭持續下去會使美國消耗更多生命，而美國人口比中國少得多。第二，長期化的戰爭會使華盛頓背上沉重的包袱。第三，美國的戰略重點在歐洲，在朝鮮打持久戰會持續干擾美國人的全球戰略安排。[115]10月17日，中共中央向志愿軍指揮員發出一系列指示，強調指出，美國人如果繼續朝鮮戰爭，定會遇到越來越多的困難。與此相反，中國在持久戰中會處于轉強地位。北京領導人的理由是，美國人一向習慣于驅使別國為他們的利益去打仗，但是朝鮮戰爭則不同——從戰爭一開始，美國人就直接卷入了。而且，北京領導人再次表明，因為美國把全球戰略重點放在歐洲，持續朝鮮戰爭將使美國的主要軍事力量陷在朝鮮。在這種情況下，北京領導人對美國人怎么可能打得起這樣一場持久戰提出了質疑。[116]
沒有證據表明北京領導人在制定這一強硬戰略的時候認真考慮過美國人是否會在朝鮮使用核武器的問題。雖然北京軍事決策人員大概想到了美國人可能會在朝鮮對戰術目標使用核武器，但毛澤東和其他中國領導人堅定相信最后解決朝鮮沖突還是要靠地面戰爭，而不是靠使用原子彈這樣的非常規武器。[117]毛澤東和其他中共領導分析華盛頓向共產黨方面施加壓力可能會利用何種手段時，甚至不屑于提及原子彈。
中國的針鋒相對戰略同美國的僵硬態度合到一起，把板門店會談推向了僵局。1952年5月以后，雙方均宣布戰俘問題的談判已陷入僵局，當時板門店進行的會談經常會連續幾個星期中斷。1952年10月8日，美國-聯合國一方有關戰俘問題的“最后建議”被共產黨人拒絕，美國-聯合國談判代表宣布談判無限期休會。結束戰爭看來還很遙遠。
打破僵局
戰俘問題上的僵局是在何時以及如何被打破的?許多研究朝鮮戰爭史的學者注意到，1953年斯大林逝世之后，中國和北朝鮮的立場發生了戲劇性的變化。3月27日，共產黨方面對美國-聯合國方面提出先交換傷病戰俘的建議給予了積極的響應。3天后，周恩來提出那些不愿被遣返的戰俘應被送到一個中立國“以便確保對他們的遣返問題得以公正解決”。[118]這一聲明重新打開了停戰的大門，解決戰俘問題的討論也于4月底開始恢復。一些學者就因此推測斯大林的逝世肯定在緩和共產黨方面對解決戰俘問題的態度上起到了重要的 (如果不是決定性的)作用，在此推測的基礎上得出的一個符合邏輯的論點是，中國人對待戰俘問題的強硬態度反映了斯大林并不愿意結束朝鮮戰爭。
中國和俄羅斯新近公開的資料表明這些推測有一定的基礎。根據中國的資料，周恩來在3月7日至24日參加斯大林葬禮期間，曾同新的蘇聯領導人進行了廣泛的討論。3月21日晚，周恩來同包括馬林科夫、赫魯曉夫、貝利亞、莫洛托夫和布爾加寧在內的新蘇聯領導人進行了長時間會晤，討論解決朝鮮戰爭的最佳途徑。討論的結果是一致認為“中國和北朝鮮方面目前正處于在與敵人合理妥協的基礎上結束戰爭的地位”。[119]近期公開的俄羅斯檔案也確認了周恩來在莫斯科出席斯大林葬禮期間，中國和蘇聯確定了在朝鮮“加速談判和締結停戰協議”的共同立場。[120]
然而，把中國在戰俘問題上轉變態度的原因完全歸結到斯大林的逝世上是沒有道理的。目前可見到的中國文獻資料說明北京方面采用更為和解的方式有其自身的邏輯，這個問題只能在更廣泛、更復雜的背景下加以理解。有確鑿證據表明，即使斯大林在1953年3月初沒有去世，根據北京的計劃，也要于1953年謀求在朝鮮停戰。
北京在戰俘問題上采取強硬態度并不是要關上停戰的大門，而是想在坐到談判桌旁之前先取得政治上和軍事上的有利地位。這一立場當然同北京對待朝鮮危機的整體安排是一致的，從一開始，北京所強調的就是這場危機中所蘊含的國內及國際的政治意義。因此，北京在戰俘問題上的不屈服立場更應該被理解為是對美國人利用戰俘問題把北京迫于守勢的作法的反應，而不是在斯大林的壓力下所作出的一種不情愿的姿態。
在中國目前開放的文獻資料中尚無證據表明在1952年底至1953年初這段時間里，北京和莫斯科之間在如何結束戰爭這一問題上有過嚴重的分岐。根據師哲的回憶，1952年8月中旬，周恩來率領一個中國代表團訪問蘇聯，討論內容之一就是共產黨方面結束戰爭的戰略。周的代表團8月17日抵達莫斯科。4天之后，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宮與周會晤。周向斯大林簡要介紹了中國的國內形勢，國際地位以及朝鮮戰場最近的局勢發展。他告訴斯大林中國愿意根據可以接受的條件結束戰爭，但不會屈服于美國人的不合理條件。他告訴斯大林，毛澤東的看法是如果共產黨方面能夠表現出比美國人更具有持久的耐心，那么敵人遲早會作出更大的讓步。周恩來特別強調，毛澤東相信在停戰談判中共產黨方面的堅定立場會延長朝鮮戰爭，但不會引發第三次世界大戰。相反，毛澤東認為，朝鮮沖突已經暴露了美國的弱點，會延遲新的世界大戰的來臨。不過，周還是提到了中國在現有條件下繼續作戰有很多困難，特別是美國人所擁有的大炮是共產黨方面的9倍。[121]
討論的焦點隨后又轉向中國和北朝鮮方面在談判中應以什么為底線，如何保住這一底線。在制定中國-北朝鮮談判戰略方面斯大林提出了詳細的建議。他提出中朝方面在戰俘問題上對付美國人時應分三步走。第一，如敵人堅持留下30%的中朝戰俘，中朝方面可以留下13%的敵人戰俘來予以回敬。此建議的目的是迫使美國人改變態度。第二，如果第一方案不能實現，中朝方面可以建議先?；?，然后交換戰俘。第三，如果第二建議不為美國人所接受，中朝方面可以提出下一個建議：如果有一些戰俘確實不愿被遣返，他們可暫時停留在中立的第三國，待詢問過他們自己的意愿之后，再行決定是予以釋放還是遣返。為了加強中朝方面在談判桌前的地位，斯大林同意派5個蘇聯高射炮團入朝。然而，他告誡中國人不要在三八線附近使用蘇聯空軍。他確信，由于美國人不可能在朝鮮打一場持久戰，如果中朝方面能耐心進行談判，同時在戰場上保持強有力的地位，美國人遲早將會接受以上所提到的共產黨方面三個方案之中的一個。[122]
為進一步協調共產黨方面在朝鮮作戰及談判的戰略，根據周恩來的建議，斯大林同意接受一個志愿軍和北朝鮮聯合組成的高級代表團訪問莫斯科。[123]1952年9月1日，彭德懷、金日成和樸憲永抵達莫斯科同周恩來和斯大林共同進行磋商。斯大林于3天后會見了他們。會談的中心問題是蘇聯向中國和北朝鮮提供軍事援助的問題。斯大林許諾蘇聯將加強中朝聯軍的防空體系。周恩來根據毛澤東的指示安排于9月14日再次同斯大林會談，中蘇達成一致意見，在中朝方面的政治和軍事狀況得到進一步改善之前，不向美國人作出任何讓步。[124]
在戰俘問題采取不妥協的態度基本上是北京自己的選擇，這一點可在兩份重要文件中清楚地看出來。1952年12月16日，在由周恩來起草、毛澤東簽署的一封電報中，北京領導人論述了朝鮮的整體局勢及中國的戰略。毛澤東和周恩來都認為“停戰談判已陷入僵局，在未來一段時間(可能為一年)里，朝鮮的戰爭會加劇”。他們做此估計的主要依據是“美國在朝鮮所損失的軍隊還未達到足以迫使他們停止戰爭的程度”。此外，毛和周想等著看一看艾森豪威爾當選總統后會有什么舉動。他們認為，美國人手中唯一的一張牌是“在我軍背后進行東西海岸登陸作戰”，對中朝聯軍的重大考驗可能在1953年春季來臨。他們暗示，過了那時中國的政策可能改變，因為屆時朝鮮的軍事形勢定會轉而對他們有利。[125]
1953年2月19日，喬冠華根據周恩來的指示向北京發送了一份報告，簡述了中國代表團對形勢的分析和中方當時的戰略。報告認為美國在朝鮮戰場上采取新的重大軍事行動的可能性不大，艾森豪威爾政府制定在臺灣海峽“放蔣”的新政策是為向中國施加更大壓力，這個壓力大于允許蔣試圖反攻大陸(換句話說，中國談判代表團認為中朝聯軍已在朝鮮戰場上取得相對優勢)。但是，由于美國已再次將朝鮮問題提交聯合國審議，又由于美國軍方并沒有放棄聯合國軍會在戰場上進一步獲得軍事優勢的幻想，所以美國人不會很快地回到板門店談判桌前。報告推測，如果中國在此情況下建議無條件重開板門店談判，美國人會以此為中國軟弱的表現。因此，報告建議中國可靜等美國人提出下一個動議。毛澤東和周恩來均同意這一分析。毛澤東甚至預言，美國人可能會去找蘇聯人提出動議。[126]很顯然，在斯大林逝世之前，中國人已準備緩和他們在戰俘問題上的立場，但是他們想要美國人先邁出第一步。[127]
若把中國于1953年3月下旬對戰俘問題態度的改變放到以上背景下考慮，這樣一種改變就顯得很合乎邏輯，并不像某些人所認為的那樣具有戲劇性。斯大林的逝世可會對發生此一變化起到了一定作用，但是，歸根結底，這一變化應主要歸因于北京以往根據中國領導人對局勢變化的估計而制定的政策，并非僅僅是對外部環境變化所作出的反應。
現在讓我們回過頭來討論1953年春夏兩季的一些大事。在這段時間里，中美雙方都準備接受停戰。4月26日恢復停戰談判之后，進展是順利的。雖然雙方為防備談判可能再度中斷都沒有放棄軍事上的準備，但是，雙方談判代表還是就戰俘問題在自愿遣返的原則上于6月8日達成了一項協議。周恩來以個人名義打電話給李克農向中國參加板門店會談的代表團成員表示祝賀。[128]6月15日，雙方軍事參謀人員最后劃定了軍事分界線。在經歷23個月的艱苦談判之后，和平的曙光終于顯露出來。當日18時，彭德懷以中朝聯合指揮部司令員的名義，命令所有部隊于6月16日停止攻擊行動。[129]6月18日凌晨，局勢發生突變，李承晚釋放了25000多名由南朝鮮軍隊監押的北朝鮮反共的戰俘。[130]當日下午，北京高層領導人毛澤東、周恩來、朱德對這一局勢進行了分析。在次日發給志愿軍和中國談判代表團的電報中，毛澤東表示，美國人不大會支持李承晚拖延達成最后協定的企圖，因為這樣將會使華盛頓在國內、國外都受到“巨大壓力”。這位主席的見解是，最大的可能是美國人迫使李承晚接受停戰。毛此時認為中國的戰略應該是“在美國同南朝鮮的矛盾中坐收漁利”。[131]
此刻，彭德懷正在從北京返回朝鮮前線去簽署停戰協定的途中。出于確信李承晚的行為為共產黨軍隊提供了在最終停戰之前打一次大勝仗的機會，彭德懷6月20日致電毛澤東，建議“根據目前形勢，如果停戰簽字能拖延至月底會對我們更為有利;為加深敵人之間的矛盾，我們計劃對李承晚偽軍進行另一次打擊，殲滅李偽軍15000人。”[132]毛澤東于次日同意了這一建議，[133]雖然金日成對于在戰爭最后階段發動一次進攻的必要性持保留態度，彭德懷還是發出了作戰命令。[134]
經過三個星期的準備，中國軍隊于7月13日開始進攻，旨在對李承晚和南朝鮮進行一次懲罰。這一次攻擊在南朝鮮軍隊穩住陣角之前重創了首都師和第三師。[135]7天之后，停戰協定最后簽字，持續三年之久的朝鮮戰爭終告結束。 結論
中國于1950年10月加入朝鮮戰爭，為的是保衛國家安全，更重要的是要取得對美國指揮的聯合國軍的輝煌勝利。這樣做的思想基礎是北京領導人渴望把朝鮮危機所帶來的挑戰和威脅轉變為共產黨人控制國家與社會并提高共產黨中國的國際威望和影響的原動力。因此，中國為結束戰爭所采取的戰略就其實質而言是帶有進攻性的。
然而，中國人從1950年10月至1951年5月在朝鮮的經歷使北京領導人清楚認識到中國的作戰能力無法實現其雄心勃勃的目標，北京領導人有必要對戰爭的目的及結束戰爭的戰略進行根本調整。經過對中國在朝鮮的得失重新進行審度并與莫斯科和平壤協商之后，北京領導人改變了對“中國在朝鮮取勝”的定義(北京領導人認為他們有資格宣稱已在朝鮮獲勝)，并于1950年7月坐到談判桌前，希望停戰能迅速實現。
談判的過程表明比北京領導人所期待的要復雜得多。在談判日程上沒有一個問題可以輕易得解決，而且，出乎北京領導人意料的是戰俘問題成為障礙，使談判陷入僵局。北京領導人發現，所有這些都同中國介入朝鮮沖突的實質問題密切相關，因此下決心絕不能輸掉這場“嚴肅的政治斗爭”。結果，他們在談判中采取了針鋒相對的作法，并繼續戰場上的軍事行動。后來，這一作法同美國同樣僵化的政策碰在一處，使朝鮮戰爭趨于長期化。
眾多因素，包括如何認識當時的緊張局勢及美國人的力量，如何與莫斯科和平壤進行協調，如何綜合估價中國在停戰協定中政治及軍事方面的得失，把北京變化不定的政策引向致力于結束戰爭。但是，歸根結底，北京結束戰爭的決心是由其對國家與社會變革及提高國際威望和影響的理性認識所決定的?；厥淄?，毛澤東及其他北京領導人可以宣稱他們已經在實現國際及國內目標方面獲得成功(盡管代價太高)。[136]這一成功的經歷也鼓勵了毛澤東和北京領導人把共產黨中國的外交政策作為中國“繼續革命”的一個組成部分。朝鮮戰爭的結束因此而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作為一種革命力量崛起于世界之林的見證。
----------------- [1] 見陳兼：“1950年至1951年中國對朝鮮戰爭目標的變化”，《美國與東亞關系雜志》1992年第1期，第8—41頁，特別是19—20頁。
[2] 有關這一問題的最佳研究包括羅斯瑪麗•福特的《替代勝利：朝鮮停戰談判中締造和平的政治問題》(伊薩卡1990年)，及威廉•斯德克的《必要的戰爭：朝鮮戰爭中的國際關系史》(普林斯頓1995年)。
[3] 唯一主要涉及這一問題的著述見張曙光的《威懾和戰略文化：1949—1958年的中美對峙》(依薩卡1992年)第5章“朝鮮戰爭的結束”。不過，張的著作集中在問題的軍事方面.
[4] 雖然北朝鮮共產黨人很可能沒有告訴北京領導人入侵南朝鮮的確切日期和安排，但在朝鮮戰爭爆發之前北京與平壤之間已有頻繁來往。見陳兼：《中國走向朝鮮戰爭之路：中美沖突的形成，1948—1950》(紐約1994年)第4章。
[5] 更為詳細的探討見《中國走向朝鮮戰爭之路》第5章。
[6] 對金日成及北朝鮮共產黨與中共之間錯綜復雜的合作關系的探討，見卡明斯的《朝鮮戰爭的起源》(紐約1990年)第2卷第11章。
[7]見沈宗洪和孟照輝：《中國人民志愿早軍抗美援朝戰史》，軍事科學出版社1988年，第7頁;另見周恩來1950年8月26日在中央軍委擴大會議上的報告，中國軍事檔案館。
[8] 《肖勁光回憶錄》，解放軍出版社1990年;楊國玉等：《當代中國的海軍》，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年，第41頁。
[9] 1950年7月7日毛澤東致聶榮臻電，見《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卷，中央文獻出版社1987年，第428頁;韓渙之和譚旌樵：《當代中國軍隊的軍事工作》第1卷，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年，第449—450頁。
[10] 1950年8月18日毛澤東致高崗電，見《毛文稿》第1卷，第499頁;另見1950年8月5日毛澤東致高崗電，前引書，第454頁，第17—21頁。
[11] 《偉大的抗美援朝運動》，人民出版社1954年，第7—8頁。
[12] 1950年7月23日，國務院和最高法院發布了“鎮壓反革命活動通告”，見《建國以來重要文件選編》第1卷，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年，第358—360頁;張民：建國初期鎮壓反革命斗爭初探”，《黨的文獻》1988年第2期。
[13] 柴成文、趙永田：《抗美援朝紀實》，解放軍出版社1987年，第47頁。
[14]除于7月中旬派一個軍事情報小組以外交官身份去平壤外，北京沒有再派高級軍事觀察員去朝鮮。見柴成文、趙永田：《板門店談判》，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第2版，第35—
36、37頁;洪學智：《抗美援朝戰爭回憶》，解放軍文藝出版社1992年第2版，第8—9頁。
[15] 1950年10月2日毛澤東致斯大林電，見《毛文稿》第1卷，第539—540頁;張希：《任命彭德懷為入朝部隊司令前后》，《中共黨史資料》1989年第31期，第123—125頁。
[16]詳細論述見《中國走向朝鮮戰爭之路》第6章。
[17] 1950年10月8日毛澤東關于組建中國人民志愿軍的命令，見《毛文稿》第1卷，第544頁;10月12日毛澤東致彭德懷、高崗電，見前引書，第567頁。
[18]麥克爾•亨特：“北京和朝鮮危機，1950年6月—1951年6月”，見《政治學季刊》1992年第107卷第3期，第463頁。
[19] 《任命彭德懷》，第125—126頁。
[20]見《任命彭德懷》，第128—198頁;《中國走向朝鮮戰爭之路》第6章。
[21]對北京決定參與朝鮮戰爭之詳情研究見《中國走向朝鮮戰爭之路》第7章;李海文：“中國派軍隊入朝決策始末”，《朝鮮與世界事務》1994年第18卷第1期。
[22] 1950年10月2日毛澤東致斯大林電，10月13日毛澤東致周恩來電，見《毛文稿》第1卷，第539—540、556頁。
[23] 1950年10月11日斯大林、周恩來致中共中央委員會電，引自師哲：《在歷史巨人身邊：師哲回憶錄》，中央文獻出版社1991年，第498頁;10月13日毛澤東致周恩來電，引自“中國派軍隊入朝決策始末”。
[24] 1950年10月13日毛澤東致周恩來電，《毛文稿》第1卷，第556頁;《任命彭德懷》，第150—151頁。 ,
[25]彭德懷：《彭德懷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59頁;《中國人民志愿軍抗美援朝戰史》，第37—38頁。根據中國的統計，約有15000名南朝鮮士兵被擊斃。
[26] 《彭德懷自述》，第259—260頁。
[27] 《替代勝利》，第28—29頁;《抗美援朝紀實》，第70—71頁。
[28] 《抗美援朝紀實》，第69頁;齊德學：《朝鮮戰爭決策內幕》，遼寧大學出版社1991年，第99頁。
[29]抗美援朝紀實》，第70頁;《朝鮮戰爭決策內幕》，第99頁。
[30] 1950年12月19日彭德懷致毛澤東電。
[31] 1950年12月21日毛澤東致彭德懷電，《毛文稿》第1卷，731—732頁。
[32] 《中國人民志愿軍抗美援朝戰史》，第64頁。
[33]該建議全文見《美國對外關系文件集》1951年第7卷，第64頁。該建議的中文本見《抗美援朝紀實》，第75頁。
[34] 《抗美援朝戰爭回憶》，第109—110頁;譚旌樵等：《抗美援朝戰爭》，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年，第100頁。
[35]一種較有道理的記述見徐焰：“朝鮮戰爭研究”，《當代中國史研究》1994年第1期。
[36]艾奇遜：《創世親歷記：我在國務院的歲月》，紐約1969年，第513頁;《替代勝利》，第31—32頁。
[37] 《抗美援朝紀實》，第76頁。
[38]引自《中國人民志愿軍抗美援朝戰史》，第67頁。
[39]見1950年1月10日彭德懷致毛澤東和中央軍委電。彭在電報中報告說，北朝鮮對他下命令停止進攻很不高興，并通過駐北朝鮮的蘇聯顧問提出報怨?！犊姑涝o實》，第74—75頁記載，1951年1月10日和11月“根據金日成建議”，彭會見了金日成和樸憲永。
[40]見《彭德懷自述》，第349—350頁;王亞志：“聶榮臻將軍在抗美援朝戰爭中的兩次談話”，《黨史研究資料》1992年第11期，第1—2頁。
[41] 《抗美援朝紀實》，第76頁。
[42] 1951年1月19日毛澤東講話，《毛澤東軍事文集》第6卷，軍事科學出版社1993年，第266頁。
[43] 1951年2月2日中共中央委員會“在全國各界進一步開展抗美援朝運動的通知”，《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1986年第19期，第242—243頁。
[44] 1951年2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決議要點，見《毛文稿》第2卷，第126頁。
[45] 1951年1月27日彭德懷致毛澤東電，電報原稿現存中國軍事檔案館。
[46] 1951年1月28日毛澤東致彭德懷電，毛與彭交換意見的詳情研究見陳兼：“朝鮮戰爭期間中國目標的變化”，第31—33頁;《朝鮮戰爭決策內幕》，第116—119頁。
[47]王焰等：《彭德懷傳》，當代中國出版社1993年，第451—453頁;《抗美援朝紀實》，第15頁。
[48] 1951年3月1日毛澤東致斯大林電，《毛文稿》第2卷，第151—153頁;“朝鮮戰爭期間中國目標的變化”，第34—36頁。
[49] 《中國人民志愿軍抗美援朝戰史》，第93頁。
[50]關于第五次戰役的過程，見《中國人民志愿軍抗美援朝戰史》，第94—109頁;對志愿軍在五次戰役中未能實現原定目標所產生的影響的詳細論述，見“朝鮮戰爭期間中國目標的變化”，第37—38頁。
[51] 1951年5月25日毛澤東致彭德懷電，見《毛文稿》第2卷，第331—332頁。在此電報中，毛承認志愿軍在一次戰斗中不可能殲滅美軍一個師，甚至不能全殲美軍一個整編團。“美軍此刻依然有強烈的作戰愿望和自信心”。
[52]聶榮臻：《聶榮臻回憶錄》，解放軍出版社1986年，第741—742頁。
[53]見1951年7月3日中共中央委員會“關于朝鮮和談宣傳問題的通知”;《朝鮮戰爭決策內幕》，第188頁。
[54]徐焰：《第一次較量：抗美援朝戰爭的歷史回顧與反思》，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0年，第268頁。
[55] 1951年6月2日毛澤東致彭德懷電，《毛文稿》第2卷，第350頁。
[56] 《板門店談判》，第115頁。
[57] 《板門店談判》，第115—116頁;1951年6月11日毛澤東致彭德懷電，見《毛文稿》第2卷，第355頁;《抗美援朝戰爭》，第165頁。
[58] 《抗美援朝戰爭》，第165頁;《中國人民志愿軍抗美援朝戰史》，第118頁。
[59] 《在歷史巨人身邊》，第506—507頁;1992年8月采訪師哲記錄。
[60]見1951年6月25日《人民日報》;《板門店談判》，第126頁。
[61] 1951年7月2日毛澤東致彭德懷、金日成和高崗電，見《毛文稿》第2卷，第379—38頁;《板門店談判》第118—119頁;杜平：《在志愿軍總部》，解放軍出版社1989年，第260—270頁。
[62] 《板門店談判》，第119頁;1992年8月對接觸到檔案的中國研究人員的訪談記錄。毛澤東本人指導制定了開城談判的方略。他甚至口述了中國代表團的新聞發布稿。1951年7月9日、11日、14日毛澤東致李克農電，見《毛文稿》第2卷，第390、39
2、415頁。
[63] 《板門店談判》，第119—120，124頁;《在志愿軍總部》，第270頁。
[64] 《朝鮮戰爭決策內幕》，第188頁。
[65] 1951年7月2日毛澤東致彭德懷、高崗并轉金日成電，見《毛文稿》第2卷，第381頁。
[66] 《板門店談判》，第150—151頁;第169—170頁。
[67] 《板門店談判》，第167—168頁;《聶榮臻回憶錄》，第742頁。
[68] 《朝鮮戰爭決策內幕》，第202頁;《彭德懷傳》，第472—473頁。
[69] 1951年7月2日毛澤東致彭德懷、高崗并轉金日成電，《毛文稿》第2卷，第381頁.
[70] 《朝鮮戰爭決策內幕》，第203頁。
[71] 《美國對外關系文件集》1951年第7卷，第735頁。
[72] 《板門店談判》，第167—170頁。
[73] 《替代勝利》，第47頁;《板門店談判》，第167頁。
[74] 1951年7月24日彭德懷致毛澤東電，引自《毛文稿》第2卷，第426頁注二。
[75] 1951年7月26日毛澤東致彭德懷電，前引書，第426頁。
[76] 1951年8月1日毛澤東致彭德懷電，前引書，第428頁。
[77] 1951年7月31日鄧華、謝方致彭德懷電，引自《朝鮮戰爭決策內幕》，第204頁。
[78] 《朝鮮戰爭決策內幕》，第204—205頁。
[79] 《在志愿軍總部》，第277—278頁;鄧華：《論抗美援朝戰爭的作戰指導》，軍事科學出版社1989年，第25—34頁。
[80] 《朝鮮戰爭決策內幕》，第217—218頁。
[81]同上，第205—206頁。
[82] 《替代勝利》，第48頁;《板門店談判》，第148—149頁。
[83] 《在志愿軍總部》，第369頁。
[84] 《板門店談判》，第148頁;《在志愿軍總部》，第369—370頁。
[85] 1951年8月25日鄧華的報告，見《在志愿軍總部》，第375頁。
[86]見前引書，第375—378頁。
[87] 《朝鮮戰爭決策內幕》，第206頁。
[88] 《抗美援朝紀實》，第159—160頁;《在志愿軍總部》，第387—388頁。
[89] 抗美援朝紀實》，第109—110頁;《第一次較量》，第277頁。
[90] 《板門店談判》，第179—183頁。
[91] 1950年11月18日、24日毛澤東致彭德懷電，《毛文稿》第1卷，第67
2、685頁。
[92] 1950年11月18日毛澤東致彭德懷電，《毛文稿》第1卷，第672頁。
[93] 1951年7月2日毛澤東致彭德懷、高崗電，《毛文稿》第2卷，第381—382頁;1951年7月16日彭德懷致李克農、鄧華、解方電，《彭德懷軍事文選》，中央文獻出版社1988年，第413—414頁。
[94] 《第一次較量》，第277—279頁;《板門店談判》，第183頁。
[95] 《板門店談判》，第183頁。
[96] 《第一次較量》，第281—282頁。
[97]見《美國對外關系文件集》1952—1954年第15卷，第6頁;《替代勝利》，第96頁;《抗美援朝紀實》，第116頁。根據北京的指示，中朝談判代表于1月8日斷然拒絕了美國-聯合國非強制遣返的建議，指出該建議破壞了日內瓦公約，根據該公約，所有戰俘應于敵對狀態結束后立即釋放，而此建議會使這一軍事問題政治化。
[98]例如在5月7日的新聞發布會上，杜魯門總統強調指出，對現在由聯合國監押的戰俘實行強制性遣返將會“違背我們在朝鮮作戰所遵循的基本道德和人道主義原則”。引自《替代勝利》，第108頁。
[99]對美國在戰俘問題上的立場及其邏輯基礎的頗有道理的討論，見《替代勝利》第5章。
[100] 《在志愿軍總部》，第465頁;《第一次較量》，第279—289頁。
[101] 《在志愿軍總部》，第473頁。
[102] 《在志愿軍總部》，第474頁;《第一次較量》，第285—286頁。
[103] 《在志愿軍總部》，第474—475頁。
[104] 《朝鮮戰爭決策內幕》，第280頁;《中國人民志愿軍抗美援朝戰史》，第149—150
頁。
[105] 《中國人民志愿軍抗美援朝戰史》，第150頁。
[106] 1952年2月18日聶榮臻給周恩來、毛澤東的報告，見《聶榮臻軍事文選》，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第365—366頁。該書編輯將此報告日期寫為2月28日，但根據其他資料，此日期應為2月18日。
[107] 1952年2月19日毛澤東在聶榮臻報告上的批示，見《毛文稿》第3卷，第239頁。
[108] 《中國人民志愿軍抗美援朝戰史》，第149—152頁;《朝鮮戰爭決策內幕》，第282頁;1952年3月26日彭德懷在歡迎“美帝國主義細菌戰罪行國際調查團”儀式上的講話，見《彭德懷軍事文選》，第435—436頁。
[109] 《朝鮮戰爭決策內幕》，第285頁。
[110] 《在歷史巨人身邊》，第510—511頁。
[111] 《朝鮮戰爭決策內幕》，第316—
317、319頁。
[112] 《在歷史巨人身邊》，第512頁。
[113] 1952年12月11日毛澤東對聶榮臻報告的批示，見《毛文稿》第3卷，第640—641頁;《朝鮮戰爭決策內幕》，第318頁。
[114]毛澤東起草的1952年12月20日中共中央通知，引自《朝鮮戰爭決策內幕》，第314—315頁;進一步的論述見張曙光：《威懾與戰略文化》，第131—137頁。)
[115] 1952年8月4日毛澤東在政協第38次會議上的講話，見《毛澤東軍事文集》第6卷，第317—318頁。
[116] 《抗美援朝紀實》，第138頁。
[117] 《朝鮮戰爭決策內幕》，第314頁。
[118] 《抗美援朝紀實》，第148頁;《替代勝利》，第168頁。
[119]中國外交部外交史研究所編：《周恩來外交活動大事記》，世界知識出版社1993年
，第44頁。
[120]蘇聯外交部1966年8月9日“關于朝鮮戰爭的背景報告”，英譯文見威瑟斯比在《美國與東亞關系雜志》1993年第2卷第4期上發表的文章。
[121] 《在歷史巨人身邊》，第510頁。
[122] 《在歷史巨人身邊》，第510—511頁;1992年8月對師哲的訪談記錄。
[123] 《在歷史巨人身邊》，第510—511頁。
[124] 1952年9月13日毛澤東致周恩來電，《毛文稿》第3卷，第544—545頁;《在歷史巨人身邊》，第511—512頁;《彭德懷傳》，第480頁。
[125] 《朝鮮戰爭決策內幕》，第313—314頁。
[126]板門店談判》，第250頁;《抗美援朝紀實》，第147頁;《第一次較量》，第288頁。
[127] 3月23日，在共產黨方面對美國-聯合國所提出的交換傷、病員戰俘的建議作出積極反應4天之前，毛澤東認為美國作出這一建議可能是因為艾森豪威爾希望改變美國在板門店的強硬姿態。見1953年3月23日毛澤東致丁國鈺并轉金日成、彭德懷電，引自《毛文稿》第4卷，第148—149頁。
[128] 《板門店談判》，第260頁。
[129] 《朝鮮戰爭決策內幕》，第340頁;《彭德懷傳》第483—484頁;《抗美援朝戰爭》，第304頁。
[130] 《替代勝利》，第183—184頁。
[131] 1953年6月19日毛澤東致志愿軍指揮員及中國談判代表團電，引自《朝鮮戰爭決策內幕》，第344頁;《抗美援朝戰爭》，第307頁。
[132] 《朝鮮戰爭決策內幕》，第345頁;《彭德懷傳》，第484頁;《抗美援朝戰爭》，第307—308頁。
[133] 1953年6月21日毛澤東致彭德懷電，見《毛澤東軍事文集》第6卷，第350頁。
[134]見《彭德懷自述》(內部本)，第352頁。金日成對發動攻擊有所保留這一點以往已為學者們所知。這可能是因為當時他正在清洗北朝鮮黨內樸憲永、樸一禹及其他反對派領導人，因此他不想看到戰爭進一步打下去。
[135] 《替代勝利》，第186—187頁;《中國人民志愿軍抗美援朝戰史》，第205—213頁;《抗美援朝戰爭》，第305—325頁。
[136]詳細的分析見《中國走向朝鮮戰爭之路》，第220—222頁。
陳兼的《中國走向朝鮮戰爭之路》一書，盡管采用了學者的晦澀表達方式，但是觀點很明確，就是中國參與朝鮮戰爭是出于獲取世界革命領導權的目的，參戰是既定的方針——這就否認了70年代因中美和解、每股偶左派歷史學家所謂“修正學派”的觀點：中國參戰是一個誤會、一個意外事件，是因為美國愚蠢的過于靠近中朝邊界的緣故。
另外，陳兼還強調這場戰爭的國內政治因素，就是利用這場戰爭，大力推進專政，徹底拋棄原來那層“新民主主義”偽裝，迅速建成斯大林式國家
另外，陳兼還強調這場戰爭的國內政治因素，就是利用這場戰爭，大力推進專政，徹底拋棄原來那層“新民主主義”偽裝，迅速建成斯大林式國家 老木匠 發表于 2013-7-25 19:53
楊奎松寫五反運動寫到﹐毛澤東對羅瑞清說﹐打仗是個好機會﹐你們要抓緊向資產階級動手﹐只有這一次機會﹐劉少奇說得更明確﹕要沒有朝鮮戰爭﹐我們很難動資產階級﹐殺幾個人就不得了﹐現在一打仗﹐是好機會﹐再大動作也不明顯﹐大概是這意思。
戰爭名言范文第3篇
2003年9月，在馬克思的祖國-德國進行了一場“最偉大的德國人”的評選，第一名是獲得57萬張選票的康拉德·阿登納，(感謝他“為德國人民所做的一切”和他“勤奮、剛直”的品格和求實態度，他的政敵也贊賞他的“真正領導者的素質”。西方評論界普遍贊譽他“以他的鐵肩支撐危局，使一個戰敗的、幾乎氣息奄奄的民族經受住了考驗”。) 第二名是馬丁·路德，他獲得52萬張選票，馬克思以50萬張選票獲得第三名。除了阿登納、馬丁·路德和馬克思之外，另外七位是：兄弟戰士索菲·斯谷爾和漢斯·斯谷爾(他們因反對希勒特而遭到納粹屠殺)、著名音樂家巴赫、發明西方印刷術的約翰斯納·古登堡、“鐵血首相”俾斯麥和物理學家愛因斯坦等。
2
(一)
每一個民族在其漫長的歷史與文明的發展過程
3 中積淀和形成了區別于其他民族的獨特的民族文化心理結構，即積淀和形成了區別于其他民族獨特的語言、獨特的文字、獨特的哲學、獨特的文學藝術、獨特的宗教信仰、獨特的服飾、獨特的飲食、獨特的習俗等等，而國民性則是民族文化心理結構最為重要的標志。國民性是一個民族的群體人格，是一個民族在特殊的社會歷史條件下形成的各種心理和行為特征之總和。它賦予了民族心理以質的規定性，這種質的規定性足以將一個民族和他民族區別開來。所以，我們從一個民族的文化心理結構的維度，從一個民族國民性的維度，從一個民族的哲學和宗教信仰的維度，我們就可以追溯到這個民族精神的根源、思想的淵源和情感的脈絡之底蘊。自然，德國和日本也不能例外。
在近代以來，德國、日本兩國具有較多的共性：都是在十九世紀的下半葉開始崛起并迅速成為強大的軍事帝國主義國家，而且都挑起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和發動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他們做事認真精細，講究秩序，追求完美，崇尚徹底、極端甚至殘酷的審美價值。無論是從他們的科學技術、電子產品、還是汽車制造、醫學技術，抑或文學藝術作品中都可以看出這種價值追求。由于日本伊藤博文時代的明治維新運動就是主要向德國學的，所以，有人甚至把日本比喻為“東方
4 的德意志”。同樣，德國和日本在民族精神與民族性格上也有某些相似之處：第一，他們都是單一的民族國家，德國是單一的日耳曼民族的國家，日本是單一的大和民族的國家;第二，德日二國都有較長的封建專制和君主極權的歷史。在十九世紀五十年代以前，德國長期由容克地主統治，而日本主要由帶有明顯封建主色彩的武士道集團統治。第三，都有比較強烈的、狹隘的、極端的民族主義的傾向。
德國盡管位于歐洲的中心 ，但歷史和文化發展的路徑卻與歐洲的其他國家迥異，有其獨特的的發展脈絡，較少受到古希臘文化和羅馬文化的影響。在十九世紀中葉前，歐洲其它國家如意大利、荷蘭、英國、法國等都紛紛完成資本主義的工業革命，而德國還處在四分五裂的封建容克地主的專制統治之下，所以，德國人在文化和精神上曾幾乎長期游離于歐洲的傳統之外。但在歐洲文明的強大輻射下，德國人有強烈的自卑感和屈辱感，然而擅長于精神探索和哲學思辨的的德國人又自信滿滿地認為自己絕不遜于歐洲任何其它民族，加上自康德、萊布尼茨以來，德國確實產生了比世界上任何國家和民族多得多的星光璀璨的哲學家和哲學思想，以及自海頓、巴赫以來又產生了比世界上任何國家和民族多得多的星光熠熠的音樂家和交
5 響樂(如貝多芬、勃拉姆斯、瓦格納等)因此，德國人又有其民族的自大感(自豪感的膨脹)，托馬斯。曼把德國比喻為“永遠是歐洲的精神戰場”。這種自卑和自大相糾集的康德二律背反式的性格，往往使德國極易走向極端的民族主義，如點燃一戰和二戰的導火索就是一個明證。
日本雖然是一個四面環海的島國，但由于偏居東亞一隅，面積狹小，資源貧乏由于其相對封閉的島國環境，從未受到外族入侵的絕對自尊，使其又發展出了武士道和神道及皇道的傳統。加上臺風和地震的不斷襲擊、日本沉沒的危險、地域的狹小和資源的匱乏、與鄰國充滿恩怨的關系、曾經的“戰勝”的“榮光”和戰敗的“屈辱”諸多因素綜合起來，使得日本民族充滿著相當程度的恐懼感和一定程度的自卑感的二重性矛盾心理。這種民族心理不僅加強了日本人民族的凝聚力和排外傾向，也加強了日本人的擴張意識和囂張氣焰。所以在不少日本人的心理，對中國古代文明的敬仰(在歷史上曾受到中國盛唐文化的影響并將其化為“大和”文化的一部分)和對近代中國的鄙視非常矛盾地呈現出來，形成了日本人非常極端的民族主義氣焰，從19世紀末到20世紀30年代的不到半個世紀二次對中國的侵略戰爭(中日甲午戰爭和抗日戰爭)
6 就是其極端民族主義的表征。
(二)
世人都知道，七十多年前發生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在亞洲是以日本在1937年7月7日在華發動“盧溝橋事變”，在歐洲是以德國1939年9月1日向波蘭發起“閃電戰”為起始標志的。在這場由德、日法西斯發動的空前規模的戰爭中，先后有60多個國家和地區參加，有20多億人卷入，給世界人民造成空前的浩劫和災難。
然而，德日兩國如今是如何看待這場戰爭的?讓我們先看看聯邦德國的元首是如何反省的?1970年 的12月7日，在波蘭首都華沙的廣場上，來訪的西德總理勃蘭特向無名烈士獻完花圈后，默默無聞地走到一旁的猶太殉難者紀念牌前，面對600多萬被納粹法西斯殺害的猶太苦難亡靈，突然雙膝跪在濕漉漉的冰冷的大理石上，“替所有必須這樣做而沒有下跪的人下跪!”勃蘭特的世紀一跪不僅感動了成千上萬的波蘭人，也震撼了德國人的心靈，同時還為他贏得了1971年的諾貝爾和平獎。無獨有偶，1995年6月的一天，作為東西德統一的功臣的科爾總理在訪問以色列的耶路撒冷時，再次跪在二戰猶太死難者的紀念牌前，向被納粹法西斯殺害的猶太苦難亡靈深深地謝罪。同
7 年8月，總理科爾出席了在莫斯科舉行的紀念戰勝納粹德國50周年的活動。他在致詞時也表示：“我向死難者你們請求寬恕。我們在莫斯科緬懷遭受過希特勒造成的種種災難的俄羅斯人以及前蘇聯其他民族的人。”
剛戰敗不久，面對一個滿是廢墟的傷痕累累的國家，聯邦德國戰后的第一任總理阿登納上任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向曾經的“宿敵”法國進行真誠的道歉。第一位總統特奧多爾·豪斯在1949年12月7日的一次集會上談到納粹對猶太人的罪行時說：“這段歷史現在和將來都是我們全體德國人的恥辱。”同樣，1985年5月8日，聯邦總統魏茨澤克在二戰結束40周年的紀念活動上說：“我們德國人醒悟到，歷史問題是無法超越的，是難以洗刷掉的，也是不能回避的。無論我們大家有罪與否，也無論我們是老是少，都不得不接受歷史。我們大家都受到歷史后果的牽連，都要對歷史承擔責任。”緊接著，1994年8月1日，統一后的德國總統赫爾佐克在波蘭紀念反法西斯紀念大會上，再次向波蘭人民謝罪。他說：“我在華沙起義的戰士和戰爭受害者面前低下我的頭，我請求你們寬恕德國人給你們造成的痛苦。”1998年11月，赫爾佐克在紀念猶太人慘遭納粹屠殺和迫害的大會上指
8 出：“60年前，對猶太人的屠殺是德國歷史上最惡劣、最無恥的事件，國家本身成了有組織犯罪的兇手” 。“清算過去”、“永遠不再由德國發動戰爭”，是德國戰后最常見的政治口號。上至國家元首，下至普通百姓，對德國歷史上曾發動兩次世界大戰的罪行都有深切認識，他們對受害國人民懷有一種深重的歷史負罪感。德國的主流社會、朝野主要政黨，特別是政府政要，在對待戰爭罪責的立場和態度上始終如一。他們敢于直面歷史，勇于承擔歷史罪責，利用一切機會向受害國人民認罪，并以實際行動清算過去，贏得了過去受害國政府和人民的諒解和信任。事實上，自二戰結束以來，德國的歷屆總統和總理都在不同的場合和時機代表德國人民進行了深刻的反思、道歉和懺悔，從來沒有為納粹的侵略行徑和屠殺行為進行過辯解。
不僅國家政要如此深刻地反省、虔誠地懺悔、真誠地道歉，宗教界人士也不例外。斯圖加特教區的主教說：“我們給世界人民和國家帶來了無窮的災難„„我們譴責自己。在一個民族的生命中可能會出現這樣的階段，在這一階段中，贖罪是惟一可能的態度，從而也是這個民族的歷史行為。”
為了讓納粹的歷史不再重演，德國還以法律形式規定：凡喊納粹口號、打納粹旗幟和佩戴納粹標志均
9 屬違法，都要受到刑法的處罰。德國人下跪懺悔還不算，在經濟剛剛復蘇之際，自己勒緊褲帶，非常真誠地對受害國進行物質賠償。阿登納總理在1951年9月27日發表的一項政府聲明中表示：“新的德意志國家及其公民只有感到對猶太民族犯下了罪行，并且有義務作出物質賠償時，我們才算令人信服地與納粹的罪惡一刀兩斷了。”從第一任總理阿登納開始至今，德國已向以色列、波蘭、法國、希臘、俄羅斯等國家支付了711億馬克二戰賠款，而對受害猶太人的賠償也達到550多億歐元。
德國在戰爭罪責問題上坦誠和自覺的反省態度，贏得了世人的理解和信任，為它在戰后融入國際社會，在國際舞臺發揮更大作用創造了必要的前提條件。今天已經不再有多少歐洲人對德國曾經對自己造成的戰爭傷害耿耿于懷，倒是德國人自己在不斷地進行批判和反思這段歷史，牢記那段歷史，并用實際行動告訴世人：當今的德國已經與過去徹底劃清了界限。
反觀日本，對于侵略戰爭的歷史，上至政府的內閣成員，下到民間的右翼勢力則是多方否認，屢屢開脫戰爭責任，甚至美化侵略戰爭。日本文部省的歷史教科書中把日本的侵略戰爭給朝鮮人民、中國人民及新加坡、馬來西亞、緬甸人民等造成的巨大的人員傷
10 亡和戰爭創傷只字未提，反而將它寫成是日本軍隊將亞洲國家從白人的統治下解放出來的“圣戰”，稱朝鮮、中國的慰安婦是“自愿獻身”的，把對中國的血腥洗劫寫成“日本軍人在中國的土地上和中國軍人打仗”，把太平洋戰爭結束寫成“大東亞圣戰終戰”，將美國轟炸東京及廣島和長崎原子彈爆炸后留下的廢墟照片進行大肆宣傳，儼然把日本裝扮成二戰的受害國。特別是應該作為侵略戰爭第一責任人的裕仁天皇，其生前從未因戰爭的罪行向被侵略國的人民和政府公開道歉過。更令亞洲各國人民憤慨的是，在戰后的歷屆政府的內閣中，幾乎年年都有內閣大臣及眾多的議員甚至多名首相崇拜供奉東條英機等戰爭魔王的靖國神社。就連中日邦交正?；?ldquo;有功之臣”田中角榮首相1972年訪華時也只稱“過去日本給中國人民帶來了麻煩”。1998年的日本首相竹下登更狂妄地認為“上次戰爭(即日本對朝鮮、中國等亞洲國家的侵略戰爭-筆者注)是否是侵略戰爭，應當由后世的歷史學家來做評判。”
有一個美國學者曾經說過：日本作為一個民族，從來就沒有講過信用。言而無信，口蜜腹劍，這是日本人慣用的伎倆。雖然國共兩黨政府先后放棄對日本的戰爭賠款，但中國人的誠意舉動是否感動了這個
11 “一衣帶水”的近鄰呢?回答是否定的!沒有!絕對沒有!!日本至今非但沒有主動對中國支付過一分錢的戰爭賠款，而極右勢力的代表人物，原東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公開叫囂南京大屠殺“是中國人編造的故事。這個故事破壞了日本人的形象，它全是謊言。”1994年5月羽田孜任首相時的法務大臣永野茂門也說“南京大屠殺是捏造出來的”。更有甚者，作為南京市的友好城市的日本名古屋市的市長河村隆之在2012年2月20日會見南京市的代表團時竟然也稱“沒有發生過南京事件”。不僅如此，他們還把日本侵略戰爭期間強征的朝鮮和中國慰安婦的行為說成是她們自愿的行為。這種死不認罪的島國文化心態，能不令人憤慨嗎?時至今日，日本政府在與鄰國的領土關系問題上也一而再再而三與中國、韓國、俄羅斯在釣魚島、獨島和北方四島等產生領土爭端。尤其是在中國的釣魚島問題上不斷挑釁中國人民善良的神經和耐心，日本政府不僅無視釣魚島自古以來是中國神圣的領土，而且在一年以前出演的購島鬧劇更是激怒了中國人民和中國政府。更有甚者，安蓓內閣還試圖通過修改《和平憲法》將日本自衛隊改造成為國防軍，以再次圖謀軍事帝國主義大國的企圖與夢想。
與德國政府的行為相比，日本政府的這種對戰爭
12 責任的冥頑態度，其境界和差距相差的何其遠耳!
(三)
對于侵略戰爭的認知，可以說德國和日本走的是完全不同的道路，即面對相似的侵略歷史所呈現出的是兩種截然不同的認知態度。二戰以后，德國的政府和人民對戰爭的責任進行了深刻的反思和反省。在德國，承認、反省、銘記納粹的侵略歷史(特別是屠殺600多萬猶太人的那段歷史)，絕不允許侵略的歷史重演早已稱為整個德國社會的共識。為了讓年輕的一代牢記這段歷史，德國還制定了嚴格的、系統的、完善的歷史教科書，通過學校的教育，培養年輕人正視歷史、直面歷史的正確的歷史觀。而日本的政府和極右勢力恰恰相反，其不但無法正視歷史、直面歷史、反思歷史，甚至利用教科書美化日本的侵略歷史，無法讓日本的年輕一代獲得真實的歷史，自然也無法培養他們正確的歷史觀，因而也無法取得中韓等亞洲人民和政府的原諒，也一直被世界所警惕和詬病。
德日兩國對于二戰的侵略歷史之截然不同的認知，其原因何在?我認為從宗教的和哲學的維度就可以揭示出這兩個國家不同的民族心靈及民族境界。
我們說：懺悔是良心的自省，是對自身罪惡的救贖。對于個人而言，宗教信仰是可以養護人的心靈，
13 凈化人的靈魂的;同樣，對于一個民族而言，宗教信仰也可以養護民族的心靈，凈化民族的靈魂。由是，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作為日耳曼民族的德國，由于深厚的宗教情懷以及自馬丁。路德宗教改革后所具有的新教倫理精神，加上對上帝和基督的敬畏與信仰，使得這個民族具有歷史的負罪感(原罪意識)和現實的罪惡感，所以，這個民族在二戰結束后能夠虔誠地跪倒在上帝和耶穌的面前進行深深的懺悔與贖罪。事實證明戰后的德國民族通過在上帝和神的面前深深地懺悔，并用實際行動完成了整個民族的自我救贖。而作為“大和”民族的日本，由于沒有深厚的宗教情懷的積淀(在日本幾乎沒有真正意義上的宗教：日本的佛教由于世俗化太重顯然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宗教，神道教也不是宗教，)，只有頑固的武士道的傳統(武士道更不是宗教)，所以這個民族只有羞恥感，而沒有罪惡感和負罪感的。在日本的歷史中，“他們只有祈禱幸福的儀式，卻沒有祈禱贖罪的儀式”。由于這個民族是絕對不會在上帝和神的面前進行懺悔與贖罪的 ，因此我們不難理解，在1937年的南京，為何日本軍隊能夠對中國軍民進行無所顧忌甚至肆無忌憚地大肆屠殺而絲毫沒有任何良心上的不安! 因為，在日本人潛意識里：國家的侵略不是侵略，集體的殺
14 戮不是犯罪。之所以他們完全可以無所顧忌，恣意妄為地對中國人、朝鮮人等進行的屠殺并且不需要對此承擔任何責任，是因為在日本人的潛意識里是沒有罪惡感和負罪感的。一個沒有罪惡感和負罪感的民族是絕對不會敬神的，也是絕對不會在上帝和神的面前進行懺悔與贖罪的，而只會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地到靖國神社去拜鬼，對歷史上殺人如麻的所謂武士道的英雄(武士)和二戰時期的戰爭魔王進行頂禮膜拜。
馮友蘭先生認為，哲學是提高人的境界的學問。對于個人而言，哲學可以提高一個人的精神境界和道德境界;同樣的，對于國家和民族而言，哲學也可以提高一個國家和民族的精神境界和道德境界。所以，一個具有深厚的哲學傳統的國家-德國，一個具有深厚哲學傳統的民族-日耳曼民族，自近代的康德和萊布尼茨以來，德國在哲學上產生了比世界上其他國家和民族更多更光輝燦爛的哲學和哲學家“Heute Schon Philosophiert?”(今天你哲學了嗎?像哲學家一樣地思考反思與批判是德國人的家常便飯。)，以及古典音樂和音樂家(雨果說：“音樂是思想的藝術。”音樂是用樂音呈現的哲學思想，如貝多芬的《命運交響曲》)，受哲學和音樂的影響，形成了德國人崇尚哲學和音樂、
15 崇尚理性的民族傳統，即形成了德國人的“浮士德”式的抽象求索精神，故而德國人在氣質上有一種凝重、沉思，講求規則與秩序的理性主義文化特質。反思是思想的升華，批判是哲學的靈魂。由于長期的哲學滋養和熏陶及浸潤，加上德國哲學固有的批判精神和反思傳統，所以，德國民族能夠用哲學的批判精神與反思精神，對侵略戰爭進行深刻的批判與反思。就像法國哲學家、文藝批評家丹納在《藝術哲學》一書中所寫的那樣：“德國人他們感覺不太敏銳，所以更安靜更慎重。對快感的要求不強，所以能做厭煩的事而不覺得厭煩。感官比較粗糙，所以喜歡內容過于形式，喜歡實際過于外表裝飾。反應比較遲鈍，所以不容易受急躁和任性的影響 。在他們身上，理智的力量大的多，因為外界的誘惑比較少，內心的爆炸比較少。普通人貪逸惡勞的本能，有教育的人不愿意勞動的可笑的虛榮，都被日耳曼人清醒的頭腦和堅強的理性克服了。”
羅曼·羅蘭在《音樂在通史中的地位》一書中說過：“一個國家的政治生活，不過是它存在的表面特性;無論探明它的內在生命，即它種種活動的源泉，我們必須深入探討它的靈魂，哪就是要研究它的文學、它的哲學、它的藝術，因為所有這些都反映了這個國家人民的觀念、感情以及他們的夢想。” 而所謂的“大和”民族的日本，由于這個國家沒有深厚的哲學的傳統，在近代又沒有進行較為深入的啟蒙思想的洗禮和
16 熏陶，所以，這個國家的上至元首下至國民，它不可能對戰爭的罪惡進行理性的批判和深刻的反思。非但如此，它還美化侵略戰爭的歷史，為戰爭的魔王們開脫罪責，甚至把他們放供奉在靖國神社里，對他們頂禮膜拜。
宗教信仰告訴我們“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在神面前人人平等”。由于宗教信仰(基督教或天主教)深入每一個德國人的靈魂(德國有97%以上的人信仰宗教)，所以，二戰以后的德國，從政府政要到民間百姓，都能夠虔誠地面對神或上帝進行深刻地謝罪和懺悔。由于在日本幾乎沒有真正的宗教信仰，只有世俗的武士道傳統，所以，他們無視人與人之間的平等，只重視人與人之間的差別，并且對權威與強權具有極度的敬畏和服從。他們媚上欺下，對強者盲目祟拜和服從，對弱者缺乏同情心，鄙視弱者，甚至根本不把弱者當作人來看待。受武士道的影響，日本人還把強烈的等級觀念也投射到與其它國家和民族的關系上。他們把世界上的國家排列成一個強弱分明的序列。明治維新以后，日本人認為在亞洲，自己是第一號的強國，所以，它傲視一切亞洲國家，它欺凌一切亞洲國家。因為在他們眼里，只有強者才可以被尊重，弱者就應該被踐踏。之所以如此，他們才會對亞洲的其它國家進
17 行肆無忌憚的侵略、對其它國家的婦女(包括慰安婦)進行喪盡天良地蹂躪，對其它民族的人民進行毫無人性地殺戮，對其它民族的財富進行貪得無厭地掠奪。
哲學是關注人類命運的學問，是一種人道主義的思想體系，即一種“人道主義”或“人本主義”的精神、境界和情懷。大凡歷史上的國家侵略、殖民統治、種族歧視、種族屠殺、種族壓迫都是反人類的，都是違反哲學的人道主義精神、違背哲學的人道主義境界的!從這個意義而言，二戰時期納粹德國對歐洲其他國家的侵略，特別是對猶太民族的大肆殺戮 ，日本軍國主義對亞洲人民特別是中國人民的侵略和殺戮，都是對哲學的人道主義的違背和褻瀆。哲學的人道主義宣揚“人生而平等，每個人都有其生命存在的意義和價值”，“任何人都不能剝奪和取代其他人生命的存在和價值”。 在德國，這種平等的價值理念是從康德、黑格爾等的德國古典啟蒙哲學家那里傳承下來的理性主義傳統，也是當代德國政府和人民高揚的旗幟，而深深地鐫刻在所有德國人的心靈里。然而，在日本人的意識里是絕對沒有這樣的平等觀念的。在他們的意識里，只有強者才有生存的權利，只有強者才有存在的意義與價值，而弱者是根本沒有生存的權利，也根本沒有存在的意義和價值的，所以，它才會在侵略戰
18 爭中，對其它民族的人民進行毫無人性地殺戮而絲毫沒有任何的罪惡感，對其它國家的婦女(包括慰安婦)進行喪盡天良地蹂躪而絲毫沒有任何的羞恥心。然而，當美國人原子彈爆炸的蘑菇云在長崎和廣島的上空彌漫之后，日本天皇則宣布無條件投降。于是，他們知道，在這個世界上，美國是真正的老大，美國人是真正的強者，所以，日本應該對美國俯首稱臣，對美國人頂禮膜拜，這是天經地義的事。直到今天，日本的對外關系仍然受這種等級觀念的影響。日本總是跟在美國人身后指手畫腳，完全是美國的應聲蟲的模樣。
(四)
總之，無論是從德國人哲學中批判精神，還是從日本人理念中的等級意識;無論是從德國民族宗教情懷的敬神意識，還是從日本民族武士道的拜鬼傳統;無論是德國人深刻地反思與批判，還是日本人百般地抵賴與否認;無論是德國政府對侵略戰爭真誠地反省與懺悔，還是日本政府對侵略戰爭竭力地美化與拜鬼;無論是德國民族自覺地賠款，還是日本民族的分文未賠;無論是德國政府不斷改善與鄰國的和睦關系，還是日本政府不斷地與鄰國發生領土的磨擦與爭端;無論是德國政府用刑法的規定防范納粹陰魂死灰復燃，還是日本內閣試圖修改《和平憲法》以重溫帝國主義
戰爭名言范文第4篇
課程內容有個人數字，企業數字，流年，流月，流日，與股票
一、數字與企業
一個企業的誕生的時間，在宇宙的時空中帶來了什么樣的能量
企業的成長趨勢是你期望的那樣健康嗎?
企業的誕生是有個性的，你怎樣趨吉避兇，呵護它的成長。
你的合作伙伴跟你的能量組合是否一定會創造財富。
能了解我們合作伙伴的優勢與不足，做到知己知彼，取長補短， 達到共贏。
二、數字與人生
家庭的和諧：你與你的伴侶的關系有可能產生沖突的地方是在哪里，怎樣去到和諧。
子女的教育：孩子來到這個世界，有他們自己的人生課題，會有他們自己的人生旅途，作為他們的父母你怎樣順勢引導他們，讓他們健康的成長。
人生最重要的幾個支點
掌握由負面能量轉換成正面能量的秘訣：首先你自己帶著什么樣的能量來到這個世界。
三、數字與五行
五行是構成宇宙的基本物盾元素，宇宙間各種物質都可以按照這五種基本物質的屬性來歸類，五行之間存在著一定的聯系，五行相生，相克，有相互滋生，促進，助長的意思。相克，有相互制約，抑制，克服的意思。
五行相生秩序: 金生水, 水生木, 木生火, 火生土, 土生金. 五行相克秩序: 金克木, 木克土, 土克水, 水克火, 火克金. 五行所主的事物
四柱五行宜從事的行業與方位
四柱五行生克中對應需補的臟腑和部位
五行之性
五行生克制化宜忌
五行相生相克在風水學及中醫學中，有著舉足輕重的影響力
四、數字與財富
揭示 關于財富的密碼， 領悟獲得財富的神奇方法。
你怎樣突破你生命能量的節點，創造屬于你自己的財富。
戰爭名言范文第5篇
對人類來說,現代天氣,氣候與水日益取得巨大的,新的價值,但又處于變化和危機發展的時代。自古以來,危機都是發展的動力,當前的危機主要來自人類自己,在認識與處理現代氣候變化與水荒問題的過程中,人類的生產,生活與思維方式也隨之改變。
大氣就像一部
大機器,它的能源是太陽輻射。主要受到天文因子(如緯度的差別)和地表層因子(如海陸差別與地形,植被等)的影響,轉變成為熱能,一般用溫度表示。溫度有緯度的差別,也有區域與地方的差異。最突出的區域差異是海洋與陸地熱力性質不同造成的。溫度差異是產生氣流的主要動力。一般大氣環流,季風環流與其它風系被稱為熱力環流,因為它們都是熱力差別推動的環流系統,前蘇聯科學家舒列金形象地簡稱之為熱機。氣流循環又帶動水分循環。這兩種循環是互相影響,共同產生各種天氣氣候與水文現象。
水分主要通過海水蒸發進入大氣,并由氣流輸進大陸后,以降水的形式到達陸地表層,形成多種多樣性和五光十色的水氣現象。降水與溫度是地球上產生各種氣候帶與氣候區的原因,當前人們所說的氣候變化主要指的就是長時期里溫度與降水的變化。降水的強度與持續的時間對生產生活有決定性影響,也是風調雨順或旱澇災害的主要原因。
天氣氣候與水分循環在正常情況下,有利于生產的發展。但是,在幾千年的歷史里累次出現人們難以適應的異?，F象,這就是災害。澇災就是降水量超過農業生產承受能力的上限,旱災則是低于需水量的下限，熱害是溫度高于生產承受能力的上限,冷害則是農作物難以忍受的下限。因此,幾千年的歷史既是人們開發利用天氣氣候與水資源的歷史,也是人們同旱澇與冷熱災害的斗爭史。夏禹治水與羿射九日等傳說故事就是人們對古代災害的回憶與想象的文學表現。
美好地球上的天氣氣候與水都是宇宙中極其珍貴的資源,從某種意義上說，災害從反面反映了這種資源的價值，告訴人們如何去認識和珍惜自然給予人類的這種恩賜。
更值得人們擔心的是,自從工業迅速發展以來,天氣氣候與水文現象的人為因素逐漸強化。工業使用化石能與機器,有力地推動生產能力加速提高。從此人類不再完全聽命自然,而開始有了自己的主動權。然而,生產的發展不可能不影響自然界,這個影響首先原于化石能(煤、石油、天然氣)加速消耗所產生的嚴重后果。
化石能源供不應求發出了了自然資源危機信號,而化石能源燃燒排放大量二氧化碳等溫室氣體是全球性的大氣污染的災害性的結果,把全球變暖變成科學的熱門課題，都反映自然界的物質與能量平衡因人類濫用資源而受到了嚴重的影響。
能量收支失調在現代最突出地表現在大氣中溫室氣體濃度上升所引起的全球增溫;而自然界的物質平衡受到影響,主要表現為資源匱乏,環境污染物的增加與現代水荒問題,這兩者都具有惡性發展趨勢,可能引發全球性災變,因而得到社會各界與科學界的高度重視。
全球增溫實際上是人為提高大氣的能量水平。應當認為,人們利用化石能極為粗放,低效多耗,導致能源匱乏,而燃燒過程中放出的二氧化碳等溫室氣體數量很大,并卻未經處理地排入大氣。自然植被通過光合作用大量吸取二氧化碳是大氣中二氧化碳的主要支出之一,而人類又大量破壞植被,大氣中二氧化碳的收入猛增而支出劇減,所以溫室氣體的濃度與溫室效應有增無減,是全球增溫的氣候變化的原因。
應當認為,事實是最強有力的證明。近百年來,世界平均溫度上升了0.6℃。如果這個升溫值果真是幾千年來未曾有過的大值,那么設想(雖然不能最后斷言)當前的增溫有可能不是自然因素所為,而是人為原因造成的。然而,這里也有一個重要問題,科學家至今還拿不出幾千年來每百年的平均溫度數據,那么這個結論也帶來了問號。我國氣候學的奠基人竺可楨先生的《中國近五千年的氣候變遷的初步研究》著名論文根據公元533～544年出版的著名農書《齊民要術》中的物候與現代(1906～1961年)物候比較,認為當時年平均溫度比現代約低1℃,他考證一百多年后,即唐代6好范文，全國文秘工作者的11450-847年的史料,認為那時溫度高于現代,也就是說,100多年間溫度上升1度多,已經大于近百年0.6℃的升溫記錄。應當指出,在同一時期里全球也是增溫的,所以竺可楨的估計有全球代表性。雖然竺可楨的研究并不精確,但卻是唯一的有數值意義的估計,它不低于現代0.6℃的增溫值。
戰爭名言范文第6篇
按照省、市《2020年動物疫病監測與流行病學調查計劃》要求，結合《2020年全省畜牧業工作要點》，在縣域內組織開展口蹄疫、禽流感等優先防治病種，非洲豬瘟新發病，小反芻獸疫外病等畜禽疫病流行病學調查工作。
重點掌握口蹄疫、禽流感發病與流行情況，持續監視養殖、流通、屠宰環節非洲豬瘟趨勢發展，嚴密監視小反芻獸疫、口蹄疫（新毒株）、高致病性禽流感（新亞型）等外來動物疫病流行與發展情況。
（一）縣農業農村管理局主管全縣動物疫病流行病學調查工作，負責組織制修定全縣動物疫病流行病學調查方案，發布流行病學調查結果。
（二）縣動物疫病預防控制中心要按照本方案要求，組織和指導全縣開展相關動物疫病流行病學調查，必要時組織開展動物疫病流行病學調查技術培訓工作。要細化制定本地動物疫病流行病學調查實施方案，組織相關單位開展調查，特別要加強對小反芻獸疫列入國家評估范疇、鞏固無疫區建設和非洲豬瘟控制成果的調查，配合國家完成非洲豬瘟等疫病調查。
（三）各鄉鎮畜牧站負責組織專項專人開展本鄉鎮流行病學調查工作，及時上報調查、排查結果，相關信息數據必須做到完整、準確和真實有效。
（一）由縣農業農村局組織本級有關鄉鎮和部門于每月下旬進行1次疫病流行情況調查。調查要覆蓋豬、牛、羊、禽各畜種和人工飼養野生動物，覆蓋規模養殖場（含養殖大戶），動物診療機構（含獸藥和飼料經銷店），屠宰場點、養殖戶等風險場所，全年要覆蓋所有養殖場。依據全縣所轄鄉鎮數量確定每次調查鄉鎮數量，每次最低調查數量不少于2個鄉（鎮）4個村（屯）40個養殖戶，全年覆蓋所有鄉鎮。
在開展常規調查同時，要做好定點調查，可選擇轄區內個別養殖場點（包括禽、豬、牛、羊）了解畜禽發病、死亡、治療等情況，記錄信息（見附表1），由縣級動物疫病預防控制機構于每月23日前同常規流行病學調查數據表報市動物疫病預防控制中心。
（二）集貿農貿市場和活畜禽交易點的回溯性調查由所在縣疫控中心、畜牧站每季度調查1次，發現異常情況，要及時開展緊急流行病學調查。
（三）邊境鄉鎮在做好常規和定點調查同時，要持續關注境外疫情發生情況，特別是非洲豬瘟、口蹄疫疫情情況，必要時可聯合本林業等相關部門開展聯合調查，掌握走私、野生動物發病情況。
1.目的
了解非洲豬瘟病原存在，排查非洲豬瘟疑似病豬，為控制和清除非洲豬瘟病原提供依據。
2.范圍
覆蓋所有生豬養殖場戶和自然村，覆蓋養殖、交易、屠宰等各個環節。
3.方法與內容
（1）問卷調查。重點要加大生豬養殖場戶的日常排查力度，記錄排查信息（見附表2）。同時，兼顧生豬交易市場、無害化處理場點、屠宰場的排查。
（2）現場調查。要在上述場點采集一定數量樣品進行非洲豬瘟病毒檢測，可結合非洲豬瘟監測工作同步進行。
4.組織實施
由縣農業農村局組織疫控、監督、屠宰等機構開展轄區非洲豬瘟日常排查。同時協助國家、省、市有關部門在我縣開展非洲豬瘟調查和樣品采集準備工作。
1.目的
了解我縣小反芻獸疫感染與免疫情況，推進小反芻獸疫消滅工作。
2.范圍
全縣十四個鄉鎮。
3.方法與內容
（1）問卷調查。全縣每月在每個鄉鎮隨機選擇2個規模羊場和5個養殖戶進行問卷調查（見附表3），了解小反芻獸疫免疫情況、羊群飼養管理情況等。
（2）現場調查?？h級每半年采集血清、鼻腔或眼拭子樣品至少120份，進行小反芻獸疫抗體檢測。
4.組織實施
縣級動物疫病預防控制中心負責抗體檢測，各鄉鎮畜牧站負責協助開展樣品采集、問卷調查實施工作。同時協助國家、省、市在我縣開展小反芻獸疫調查和樣品采集準備工作。
1.目的
了解無疫區內易感動物的養殖和分布情況，掌握無疫區口蹄疫發生規律，科學判斷口蹄疫發生風險和流行趨勢，系統評估口蹄疫流行狀況和防控效果，提升口蹄疫預測預警、風險防范、應急處置能力和防控水平。
2.范圍
無疫區、保護區全境。
3.方法與內容
（1）常規調查。每月進行一次，每次至少調查2個鄉（鎮）、每個鄉（鎮）至少抽查2個村，每村至少調查5個口蹄疫易感牲畜養殖戶（被調查戶同時飼養其他動物一并填表）。各縣（市、區）依據轄區口蹄疫易感牲畜養殖場、屠宰場、交易市場現有數量擬定月度調查數量，全年實現全覆蓋。如果該月開展專項調查可不在進行常規調查?？谔阋咭赘猩箴B殖戶、養殖場常規流行病學調查表見附表4，屠宰場、交易市場調查表見專項調查表。
（2）專項調查。每半年開展一次。每次隨機抽查2個鄉（鎮）4個村10個口蹄疫易感牲畜養殖戶。每次調查口蹄疫易感牲畜養殖場、屠宰場、交易市場數量要不少于轄區內該畜種場所總量的半數。每次隨機采集血清樣品60份進行抗體檢測。每次隨機采集30份口蹄疫易感牲畜血清樣品進行非結構蛋白抗體檢測，被檢測樣品要覆蓋口蹄疫所有易感動物?？谔阋咭赘猩箴B殖場、養殖戶、屠宰場、交易市場調查表，見附表5-8。
（3）3abc抗體陽性畜流調排查。要及時對3abc抗體陽性畜及同群畜要采取限制移動等措施，并對陽性畜及同群畜開展動物衛生狀況調查，見附表9。
（4）緊急流行病學調查。懷疑或確認發生口蹄疫疫情時，根據本方案要求，啟動緊急流行病學調查?？谔阋咭赘猩缶o急流行病學調查表，見附表10-12。
1.目的
掌握我縣牛飼養量相對較大區域牛病毒性腹瀉、牛傳染性鼻氣管炎、牛呼吸道合胞體病流行情況，科學評估發病風險。
2.范圍
縣十四個鄉鎮。
3.方法與內容
（1）問卷調查。了解牛病毒性腹瀉、牛傳染性鼻氣管炎、牛呼吸道合胞體等牛病免疫和感染情況，被調查場戶牛調入調出情況，填寫調查表（見附表13）。
（2）現場調查?？h域內隨機選擇規?；龊妥匀淮甯鞑簧儆?個，以掌握流行率的方式在95%置信水平、30%預期流行率、8%可接受誤差的情況下采集分離牛血清100份（每份血清不少于1.5ml）同步采集棉拭子，進行牛病毒性腹瀉、牛傳染性鼻氣管炎和牛呼吸道合胞體抗體檢測。
4.組織實施
縣動物疫病預防控制中心負責檢測工作。相關鄉鎮協助做好樣品采集和問卷調查工作。
（一）范圍界定。懷疑或確認發生以下情況時，縣級動物疫病預防控制中心應根據本方案的要求啟動緊急流行病學調查，并及時填報緊急流行病學調查表。
1.高致病性禽流感、口蹄疫、高致病性豬藍耳病、炭疽、狂犬??；
2.瘋牛病、癢病、非洲豬瘟等外來動物疫??；
3.牛瘟、牛肺疫等已消滅疫病再次發生；
4.豬瘟、新城疫、布病、結核病、藍舌病等主要動物疫病發病率或流行特征出現異常變化；
5.較短時間內出現導致較大數量動物發病或死亡，且蔓延較快疫病，或懷疑為新發病的；
6.其他需要開展緊急流行病學調查的情況。
（二）工作程序。
1.縣級動物疫病預防控制機構接到疑似緊急疫情報告后，應立即核實信息，進行初步調查確認，并按規定逐級上報疫情。
2.現場調查人員進一步核實情況后，參照相應緊急流行病學調查表，采集有關信息，填寫調查表。
3.現場調查人員應根據調查獲取的信息，描述動物疫情現狀（空間、時間、群間分布等），分析疫病來源，判斷疫情發展趨勢，提出控制措施建議，形成調查評估報告。懷疑疫情擴散時，應在高風險地區開展追蹤調查。
4.省、市級專家組負責對現場調查人員形成的調查評估報告及其結論進行審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