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幣升值困境論文范文第1篇
【摘要】人民幣升值通過規模效應、結構效應和技術效應影響中國碳排放，其中前者導致排放上升，后兩者則相反?；?994-2011年的數據，利用VAR模型的脈沖響應分析，驗證了人民幣升值導致二氧化碳排放上升。為此建議，應協調人民幣升值和減排之間的關系、積極防止人民幣升值導致的產業結構高碳化和技術的停滯并及早應對。
【關鍵詞】人民幣升值；碳排放；VAR
根據巴拉薩一薩繆爾森效應，中國經濟快速增長導致人民幣升值的壓力長期存在。國際能源署的數據顯示，中國自2007年以來就成為全球最大的由化石燃料燃燒而生產的碳排放國家，減排壓力激增。黨的“十八大”報告明確提出要穩步推進匯率市場化改革和降低單位GDP的碳排放，急需弄清人民幣升值與碳排放的關系。因為人民幣升值整個經濟產生巨大的影響，而經濟活動是人類影響碳排放的主要因素。本文采用理論和實證的相結合的分析方法，研究人民幣升值對中國碳排放總量的影響并提出相應的建議。
一、我國面臨人民幣升值和減排的壓力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長期保持高速增長，導致人民幣匯率升值和二氧化碳排放的劇增。
（一）中國面臨人民幣升值的壓力
自2005年匯改以來，人民幣匯率處于升值態勢。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2015年發布的報告，2006年-2014年期間，人民幣有效匯率年均升值幅度為5%，其中2014年的升值幅度為3%0中國經濟繼續保持中高速增長，導致其在未來一段時期仍然面臨人民幣升值的壓力。根據世界銀行2015年1月份發布的報告（見表1），預計2015年全年的全球經濟增長率為2.8%，而中國、美國分別為7.1%、2.7%0而到2017年，全球、中國、美國的預計增速分別為3.2%、6.9%、2.4%0可見中國經濟增速將繼續高于美國及全球平均水平。根據巴拉薩一薩繆爾森效應，一國的經濟增長率越高，其工資實際增長率將越高，從而導致實際匯率上升越快。因此，中國經濟的中高速增長態勢，將導致人民幣繼續面臨升值的壓力。
（二）中國面臨減少碳排放的壓力
自上個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及以煤炭為主的能源結構，導致二氧化碳排放量持續上升（見圖1）。根據世界銀行公布的數據，中國2011年的二氧化碳排放比1991年增加了249%；并且從2007年起，成為全球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國家，減排壓力巨大。作為負責任的發展中國家，中國提出將于2030年左右達到二氧化碳排放的峰值，并且2030年單位國內生產總值的二氧化碳排放要在2005年基礎上下降60%-65%。為了更好地實現上述目標，應該考慮人民幣升值對碳排放的影響。因此，本文把人民幣升值對碳排放的影響途徑分解為規模效應、結構效應和技術效應，為協調人民幣升值與減排的關系提供合理建議。
數據來源：世界銀行數據庫。
二、人民幣升值對碳排放影響的機制
本文主要借鑒Grossman and Krueger（1991）的分析框架，將匯率變化對碳排放的影響分解為規模效應、結構效應和技術效應。假定經濟系統由高碳產出和清潔產出共同構成（Y）。而碳排放是高碳生產的副產品，單位產出的碳排放為T（碳排放技術）：清潔產出不產生碳排放，高碳產出占整個經濟的比重為S。這樣，二氧化碳的排放量為：
C02=T*S*Y （1）
對（1）式進行簡單求導，可分解出規模效應、結構效應和技術效應：
Ln碳=lnY+lnS+lnT（2）
2.1規模效應
在（2）式中，InY代表規模效應，是指在經濟結構和技。術不變的條件下，人民幣匯率升值導致國內經濟活動緊縮，從而導致碳排放下降。人民幣升值通過價格、相對財富、利率等渠道阻礙經濟增長。其中，價格渠道是指人民幣升值引起國內貿易品相對于非貿易品相對價格的價格下降，刺激國內非貿易品的需求，減少國內貿易品的生產，導致資源流向生產率較低的非貿易品部門，阻礙經濟增長。相對財富渠道是指人民幣升值導致跨國投資者財富存量的相對價值下降，外資流入減少，不利于經濟增長。Ken-neth et a].（1991）采用1974-1987年的美國數據來分析匯率與吸收直接投資的關系，發現美元貶值導致美國吸收的直接投資增加。該研究從相反的方向證實了本幣升值不利于吸引外資，從而阻礙經濟增長。利率渠道是指人民幣升值導致國內外的實際利率差減小，假定該情況在短期內難以調整的話，則將促使國內實際利率上升，引發國內的投資需求及國外對本國的投資需求下降，阻礙經濟增長。在經濟結構和技術不變的條件下，經濟規模下降導致碳排放減少。工業是中國主要的碳排放部門，同時其發展受人民幣升值影響較大。以2009年為例，其產值、碳排放分別占各自總額的39.7%、71.48%。因此，人民幣升值導致工業規模增速下降，對減少中國碳排放具有重要影響。
（二）結構效應
InS代表結構效應，是指在經濟規模和技術不變的情況下，人民幣升值導致高碳產出相對于清潔產出上升，碳排放增加。李小平等的研究顯示，以單位產值的碳排放系數作為指標，發現資本密集的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業、石油加工、煉焦及核燃料加工業等為高碳排放的產業，而勞動密集的服務業、農林牧漁、水利業等屬于低碳排放的產業。這與Mani et al.的研究相一致，認為資本、能源、土地相對密集的產業為污染產業，而勞動相對密集的產業為清潔的產業。人民幣升值導致資本相對于勞動的價格下降，刺激資本密集的高碳產業發展，阻礙低碳的服務產業發展。從表2可知，中國服務產業的發展（用其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來衡量）不僅比美國、日本等發達國家要低，而且還落后于巴西、印度等金磚國家。人民幣升值過快是服務業發展緩慢的原因之一。李利基于1990-2009年全國層面工業結構數據，考察人民幣匯率波動對行業結構的影響。結果發現，人民幣升值阻礙了勞動密集型行業發展，而顯著促進資本密集型發展?？梢?，人民幣升值，阻礙了服務等低碳行業的發展，刺激了石油加工等高碳行業的發展，導致了中國產業結構的高碳化，從而增加碳排放。
資料來源：程大中：《中國生產性服務業的水平、結構及影響——基于投入一產出法的國際比較研究》，《經濟研究》，2008年第1期，第76-88頁；以及《中國統計年鑒（ 2012）》。
（三）技術效應
InT代表技術效應，是指人民幣升值阻礙技術進步，使得碳排放增加。中國與碳排放相關的技術相對落后，根據Antoine Dechezlepretre et a]對1978-2003年應對氣候變化技術創新分布的研究，中國僅占其中的5.8%，而日本40.8%0這種落后的狀況與人民幣升值具有一定的內在聯系。技術創新是企業的一種風險行為，因而技術創新受抵御風險能力的制約，而后者與企業的規模密切正相關。因此，規模大的企業開展技術創新活動的傾向越大，技術進步越顯著，碳排放越低。Jen Baggset a].采用1987-1996年加拿大的制造業行業數據，發現匯率升值降低了企業生產規模，導致企業生產率下降，說明匯率升值阻礙了技術進步。
（四）小結
人民幣升值通過規模效應、結構效應和技術效應三個途徑影響中國的碳排放。其中，規模效應導致碳排放減少，結構效應和技術效應則剛好相反。而人民幣升值對中國碳排放的影響取決于上述三者之和，因此理論上不能明確總體影響的方向，需要進一步的實證分析。
三、實證分析
為了檢驗人民幣升值對中國碳排放的影響，本文對人民幣有效匯率和碳排放兩個時間序列建立VAR模型，然后采用脈沖響應函數和方差分解來分析。
（一）數據說明
本文選用人民幣有效匯率來表征人民幣變化，用ER表示。當該值上升，表明人民幣升值；相反則表示人民幣貶值。人民幣有效匯率來自國際清算銀行（ BIS）數據庫。該數據庫公布的是月度人民幣有效匯率，由于碳排放的月度數據無法獲取，故采用簡單平均數的方法，將其轉化為年度數據。本文所指的碳排放（用CE表示）主要是指使用化石燃料而導致的二氧化碳排放，自然界中產生的碳排放沒有考慮在內，因此其排放量等于化石燃料消耗量乘以二氧化碳排放系數。目前，二氧化碳排放系數有多種指標。為了提高碳排放數據的準確性，本文采用Pan etal（2009）和陳詩一算法的均值。其中，Pan et al.（2008）在世界資源研究所（WRI）相關研究的基礎上，考慮中國化石燃料的實際狀況，把每噸標準煤的二氧化碳排放設定為2.13噸。陳詩一則按照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2006）的方法，也考慮中國化石燃料的性質，把煤炭、石油、天然氣的二氧化碳排放系數分別設定為2.763、2.145、1.642（tce/toe）?；剂舷牡臄祿鶃碓从凇吨袊y計年鑒2012》，樣本期間為1994-2011年。人民幣有效匯率（ ER）和碳排放（CE）均取自然對數，數據分析采用Eviews6.0軟件。
（二）相關檢驗
對log（ER）和log（CE）進行單位根檢驗，其水平值均不平穩，而經過一階差分后則具有平穩性。根據LR、FPE、AIC、SC、HQ檢驗，確定滯后階數為5。在此基礎上，經過Jo-hansen檢驗，根據特征根的跡檢驗和最大特征根檢驗（結果見表3），log（ER）和log（CE）之間至少存在一個協整關系，說明它們之間存在長期穩定關系，避免了謬誤回歸.
（三）脈沖響應分析
脈沖響應函數描述的是內生變量受到誤差沖擊的反應過程，因此脈沖分析可從動態上把握系統變量相互影響的過程。為明確人民幣升值對中國碳排放的影響，本文利用VAR模型，對變量log（ER）和log（CE）進行脈沖響應分析，結果如圖2所示。從該圖可知，一是中國碳排放對人民幣升值的沖擊的響應總體上表現為正，即人民幣升值導致中國碳排放上升。這表明人民幣升值對中國碳排放影響的規模效應不如結構效應與技術效應之和，即人民幣升值對中國經濟增長的負面影響不大，而對產業結構高碳化和阻礙碳排放技術的影響較大。人民幣升值對中國經濟增長的負面影響相對不明顯的原因可能是，主要是人民幣逐年升值的幅度相對較小，1994-2011年間年均升值2.7%（小于10%，其對經濟增長的負面影響還沒有展現出來。二是中國碳排放對人民幣升值沖擊的反應呈現倒U型。第一、二期是爬升階段，在第三、四期的影響最大，其后總體上逐漸減小。其中的原因與人民幣升值的傳導路徑有關。人民幣升值在初期主要通過貿易、投資來影響中國外向型經濟，在區域上表現為東部沿海地區，產業上為開放度高的產業。而東部沿海地區和開放度高的產業屬于中國經濟的龍頭，通過空間和行業的溢出效應，人民幣升值的影響逐漸擴大到中國整體經濟。最后隨著應對能力的提升，人民幣升值的影響最終逐漸縮小。中國碳排放主要是經濟、特別是工業驅動，因此其對人民幣升值沖擊的響應呈倒U型。
（四）方差分解
通過方差分解，可以分析VAR模型中的變量的每個隨機沖擊產生影響的相對重要性。對log（ER）和log（CE）兩個變量進行方差分解，結果如圖3所示。從該圖可知，中國碳排放對來自沖擊的影響程度在一、二期處于上升通道，第三期基本穩定30%左右。根據國際能源署（IEA）的數據，中美二氧化碳排放量分別為68.32、54.65億噸。而當考慮人民幣升值的影響程度（約30%后，中國的二氧化碳排放為47.82億噸，低于美國的排放量。
四、主要結論和啟示
（一）主要結論
本文從理論和實證角度分析了人民幣升值對中國碳排放的影響，得出如下結論。一是人民幣升值通過規模效應、結構效應和技術效應三條渠道影響中國碳排放。其中規模效應減少碳排放，而結構效應和技術效應增加碳排放。二是采用VAR模型的脈>中響應分析和方差分解證實，人民幣升值導致中國碳排放增加，并且長期影響程度在30%左右，影響不容忽視。三是人民幣升值對碳排放的影響路徑呈倒U型。其中第一、二期處于上升階段，在第三、四期的影響最大，其后總體上趨于下降。
（二）啟示
因此，為了穩步推進匯率市場化改革和降低單位GDP的碳排放，一是應統籌考慮人民幣升值和減排之間的關系。這包含兩個層面國際和國內兩層背景。在國際上，歐美等發達國家一方面迫使人民幣升值，另一方面又要求中國參與總量減排。而在國內，當前考慮人民幣匯率變動主要還是基于增長、貿易、產業結構等經濟因素，很少考慮碳排放因素的制約。本文的分析表明，人民幣升值與減排兩個目標之間存在明顯的矛盾。因此，呼吁國際社會和國內相關管理機構把碳排放因素納入到人民幣匯率調整中，降低其對碳排放的不利沖擊。二是應積極應對人民幣升值導致的產業結構高碳化和低碳技術的停滯。積極通過制度、技術等方面的創新，化解人民幣升值導致勞動成本相對于資本的增加，促進低碳服務業的發展。鼓勵企業重組，壯大規模，增強應對人民幣升值的力量，積極進行與碳排放相關的技術創新。三是應及早應對人民幣升值對碳排放影響的影響。根據人民幣升值對碳排放影響的倒U型路徑，不可因初期的影響而麻痹大意。
人民幣升值困境論文范文第2篇
摘要：本文在分析匯率對產業結構調整的三大影響機制的基礎上，通過建立向量自回歸等計量方法對1994—2010年的季度數據檢驗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升值對我國產業結構調整的影響，并進一步考察我國服務業貿易進出口與人民幣匯率的相互關系，據此提出合理運用人民幣匯率調整優化我國產業結構的政策建議。
關鍵詞：人民幣 匯率變動 產業結構
一、問題的提出及文獻回顧
改革開放以來的三十多年，中國經濟一直保持高速增長，以至于成為當今世界的第二大經濟體。又由于連續多年巨額的貿易項目和資本項目的雙順差，中國持有的外匯儲備快速增加，成為世界第一外匯儲備國，人民幣匯率也出現了持續升值的狀況。中國參與和影響世界經濟的深度與廣度正日益增強。在此背景下，如何進一步保持經濟的持續健康快速發展，自然成為世人所關切的重要問題。產業結構調整升級和匯率水平問題是這重大關切中的重中之重。
20世紀90年代以后，我國的產業結構持續得到優化。主要表現為第一產業的增長相對較為緩慢，第二產業得到快速發展，第三產業尤其是金融、保險、研發、咨詢等行業得到極大發展。但是，我國的產業結構仍存在優化的空間。通常，在發達國家的GDP構成中，第一產業所占比重一般不超過5%，第二產業一般不超過30%，而第三產業所占一般為65%以上。截至2011年底，我國第一、第二、第三產業占GDP比重分別為101%、468%、431%，而我國的服務業相對其他發達國家來說，則顯得較為落后?？梢?，在產業結構上還需要優化升級，要推動經濟增長由主要依靠第二產業帶動向第一、第二、第三產業協調發展轉變，大力發展第三產業，并以此保持經濟的持續發展。
從人民幣匯率水平的變動看，自1995年起，人民幣的名義有效匯率進入持續升值期。1994年的匯改之后，人民幣匯率緩慢升值。面對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中國政府承諾人民幣對美元的名義匯率不貶值，這一舉措直接導致人民幣的名義有效匯率出現了持續大幅度的升值現象。人民幣名義有效匯率指數由1995年4月的8031急劇上升為2002年2月的11693，升值幅度達到了456%。自2005年匯改以來，人民幣的名義有效匯率進入持續升值期。世界銀行在2010年6月發布的《中國經濟季報》中指出，人民幣名義有效匯率從2005年7月匯改至2010年第一季度間升值1433%，實際有效匯率升值1828%。人民幣對美元匯率累計升值2124%，對歐元匯率累計升值934%，對日元匯率累計貶值049%。在2008年發生的世界經濟危機期間，人民幣非但沒有貶值，實際有效匯率反而升值了145%。
中國“十二五”規劃指出，我國的經濟已經進入到從數量擴張向結構轉換、效益提高的關鍵階段。我國產業結構的戰略性調整與轉型升級是保證我國經濟在未來能夠持續健康發展的關鍵。產業結構的升級已經成為衡量一國經濟發展的重要標志，更是影響一國經濟能否得到進一步發展的重要因素。
產業結構的相關理論表明，通過市場機制的引導實現產業結構的調整是一條重要途徑。在開放經濟條件下，匯率作為一種重要的價格指標，是本幣與外幣之間價值聯系的橋梁，在本國物價和外國物價之間起著紐帶作用，對國際貿易、國際資本流動和生產結構都會產生影響?？梢?，一國貨幣匯率變動對該國的產業結構的調整發揮著重要作用。
亞當·斯密和大衛·李嘉圖較早地注意到一國內部資源的配置效率會隨著該國與外部發生經濟往來而改變，最終產業結構也受此影響發生顯著性的變化。H錢納里等人（1989）通過分析以色列、日本、韓國等國家20世紀50年代到70年代的統計數據發現，制造業這類加工部門的增長明顯依賴于出口的增長，對于規模較小的經濟實體表現得更為明顯H錢納里等：《工業化和經濟增長的比較研究》，上海三聯書店，1989。。Obstfeld和Rogof（1995）假設存在這樣一個開放模型：所有的企業在出口商品時只能采用生產者貨幣定價，而不能采用消費者貨幣定價，那么進口商品的價格就會伴隨名義匯率的波動而變動，匯率的傳遞機制是完全的。泰勒（Taylor，2000）則分析了匯率的傳遞效應在發生通貨膨脹時可能產生的影響。泰勒設定了一個交錯定價模型，由于成本的變化不易被廠商發覺，廠商對通貨膨脹的預期由于在低的通貨膨脹環境下而降低了，因而企業對于價格的調整行為不再那么頻繁了，匯率的價格傳遞效應也因而降低了。
關于匯率升值對產業結構的影響，國內對這方面的研究也在進行之中。孫詠梅與祝金甫（2005）認為回歸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是我國匯率改革的目標。人民幣的適當升值有利于我國產業結構的調整。李鐵男與祝金甫（2005）則認為，因為長期實行人民幣的固定匯率制度，導致人民幣的匯率被長期低估，國內產業結構的協調性也在一定程度上遭到了破壞，如果想有序調整我國的整個國民經濟結構，人民幣的匯率水平就必須向均衡匯率水平進行調整。李天棟與姜波克（2006）則認為，如果本幣發生升值時，生產要素將會更多地流向非貿易品部門，從而使非貿易品部門相對于貿易品部門能夠以更快的速度發展。而本幣貶值的作用則恰好相反，它會促進本國貿易品部門的發展。莫濤（2007）認為，人民幣升值有利于提高我國出口產品的附加值、促進我國經濟向內涵型增長、有利于推動我國出口產業的升級，并能夠保證我國經濟可以長期得到可持續增長。
黃先軍和曹家和（2011）通過構建中國產業結構調整的匯率驅動模型，通過實證分析匯率對中國產業結構調整的影響，發現人民幣匯率的變動對中國的第二、第三產業影響較大。劉芝江（2011）選取了2000—2009年的數據，從正面和負面分別說明了人民幣升值對中國三大產業的影響。譚小芬和姜媌媌（2012）分析了人民幣匯率升值的產業結構調整效應，發現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對我國產業結構的調整具有顯著的影響，人民幣匯率的低估加劇了我國經濟的內外失衡。李利（2012）通過構建匯率與產業結構調整關系的計量模型，從影響渠道的角度考察了匯率變動的產業結構效應，發現實際匯率變動可以通過外商直接投資流入和貿易渠道影響資本密集和技術密集產業產值比重，但是資本密集型產業受匯率變動的影響弱于技術密集型產業，而FDI渠道的作用強于貿易渠道。
因此，無論是從實現我國“十二五”期間產業結構調整升級的要求，還是從深化人民幣匯率改革的目的出發，研究人民幣匯率對我國產業結構調整的影響都具有很強的現實意義。
本文在分析匯率對產業結構調整的三大影響機制的基礎上，通過建立向量自回歸等計量方法對1994—2010年的季度數據檢驗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升值對我國產業結構調整的影響，并進一步考察我國服務業貿易進出口與人民幣匯率的相互關系，據此提出合理運用人民幣匯率調整優化我國產業結構的政策建議。
二、影響機制的簡要理論分析
經濟學理論表明，匯率會影響一國的產業結構及其調整。那么它是怎樣實現其影響的呢？本文主要分析匯率影響產業結構的三條渠道。
匯率變動影響產業結構調整的第一條途徑是通過匯率的價格傳遞效應來發揮作用的。在開放的經濟條件下，匯率的變動能夠影響到國內商品的消費價格，匯率能夠調整外部經濟的失衡。一國貨幣升值后，對于該國各個生產部門的影響是不同的，有的受益，有的受損。對于那些獲得收益的部門來說，他們生產的商品被市場廣泛認同，價格提高，分配到的社會資源和生產要素也會相應增加，這又進一步提高了他們的要素使用效率，使得他們可以得到更多的收益。而對于那些遭受損失的部門而言，他們生產的商品不被市場認同，如果不及時提高對要素的使用效率，那么遲早會被市場淘汰。經過這樣的過程，社會資源與生產要素在不同部門、不同產業之間進行了重新分配，新的產業結構也由此形成。
匯率影響產業結構調整的第二條途徑是通過改變國外產品與本國產品的相對價格與競爭力，來改變該國的進出口貿易結構，繼而一國的產業結構也能得到調整。
從貿易結構效應的視角來分析，盡管匯率變動會導致國內各種貿易產品的價格調整幅度相同，但是匯率變動對各種貿易產品需求的影響程度卻是不同的。如果出口彈性比1大，出口貿易受匯率變動的影響則相對較大；如果出口彈性比1小，出口貿易受匯率變動的影響就相對較小。
具體而言，本國貨幣貶值會造成進出口商品的國內價格有不同的上升傾向，出口商品和進口代替商品的價格可能會隨之提高，這會吸引資源投入到進口代替產業、出口產業和與出口相關的產業，而且促使資源從非貿易部門向貿易部門和與生產貿易品的相關部門轉移，使國內資源進行符合所需要的分配。如果貶值前匯率是高估的，那么在扭曲的價格信號下資源配置未能最優化，貶值能夠使資源向進口替代或出口的部門流動，或者說使資源向生產率較高的部門流動，從而使資源配置更合理。相反，本國貨幣升值則會促使資源從貿易部門和與生產貿易品相關的部門向非貿易部門轉移，促進服務業等第三產業的發展。如果升值前匯率是低估的，本幣升值同樣使資源配置趨于合理。
匯率變動影響產業結構的第三條途徑是通過外商直接投資（FDI）實現的。其一，FDI流入東道國后，最直接的作用就是豐富了東道國當地的資本要素比例，為生產要素提供了新的更高水平的結合機會，從而為產業結構的升級作出物質上的鋪墊。其二，匯率水平的變動影響了FDI的投資成本，如果東道國貨幣貶值，那么外國投資者的成本降低了，FDI繼而增加了流入部門的資本，最終影響了東道國的GDP，再加上FDI的資本效應與技術外溢效應，東道國獲得了先進的生產技術或管理水平，有利于優化該國的產業結構。其三，匯率變動會改善FDI的投資結構，匯率升值盡管會對FDI的投資總量產生負的影響，但是貨幣升值能夠改善FDI的投資結構，通過降低對勞動密集型產業的投資，增大對資本密集型產業的投資力度，最終達到鼓勵外資參與國內產業結構調整與優化的目的。
三、實證分析和結論
（一）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對我國產業結構影響的實證分析
1變量選取和數據說明
本文一共選取了六大變量來進行數據分析?？紤]到人民幣與各國貨幣的雙邊匯率都會在一定程度上影響我國的產業結構，所以本文選擇反映一國貨幣在全球貨幣市場地位的實際有效匯率REER數據來作為實際匯率的指標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指數上升代表本幣升值，下降代表貶值。。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這一指標剔除了通貨膨脹對于貨幣本身價值變動的影響，還考慮了所有雙邊名義匯率的相對變動情況，能夠較為綜合地反映人民幣的對外價值和相對購買力。對于我國產業結構的衡量，選擇SDP（第二產業占GDP的比重）、TDP（第三產業占GDP的比重）這兩個指標，用產業占GDP的比重變化來表示產業結構的變動。本文不考慮農業部門，主要是因為農業部門長期存在低下的勞動生產率，對資源的吸引力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計。另外，本文還選取了外商直接投資FDI、進口總額IM、出口總額EX等指標作為影響產業結構的解釋變量。
其中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的相關數據來自于BIS數據庫；其他數據來自于巨靈金融平臺與中經網統計數據庫，樣本空間取自1994—2010年，因為我國GDP數據只有季度數據，所以本文所選數據皆為剔除季節性因素調整后的季度數據。
考慮到對變量進行自然對數變換不會影響原變量之間的協整關系，而且能使數據的趨勢線性化，同時還可以避免出現序列之間的異方差問題，但因為SDP、TDP皆為0～1的數值，取對數后其值為負，因此僅對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外商直接投資、進口總額、出口總額這四大變量取自然對數，分別得到四個處理后的變量，lnREER，lnFDI，lnIM與lnEX。
2對第二、第三產業影響的模型分析
分別建立兩個模型，模型1分析匯率對第二產業的影響，模型2分析匯率對第三產業的影響。
（1）單位根檢驗
下面將依據ADF法來檢驗各個變量的單整階數。
表1
單位根檢驗
注：在表的檢驗形式一欄（c，x，t）中，c表示時間序列存在截距項，如果c=0，說明沒有截距項，根據AIC準則所給出的滯后階數來決定x的取值，t表示存在時間趨勢項，t=0表示該時間序列沒有時間趨勢項。結果中用*來表示在5%的水平下平穩。所有的結果均由Eviews60軟件得出。
表1中的結果表明，所有的變量都是一階單整，因而滿足對相關變量做協整檢驗的前提條件。
（2）協整檢驗
本文選用序列有線性趨勢項而協整方程只有截距的檢驗形式，利用Eviews60得到如下的結論：
表2
模型1序列協整檢驗的結果
從表2與表3的結果可以看出，在5%的置信水平下，第二產業占GDP的比重與lnREER、lnFDI、lnIM、lnEX之間存在1個協整關系；第三產業占GDP的比重與lnREER、lnFDI、lnIM、lnEX之間存在1個協整關系。
（3）格蘭杰因果檢驗
由表4與表5可知，檢驗結果表明在5%的顯著性水平下，lnREER、lnIM、lnEX是變量SDP的格蘭杰原因，而lnFDI對SDP的作用不強，lnFDI與TDP之間不存在格蘭杰因果關系；因此模型1將建立SDP、lnREER、lnIM與lnEX這幾個變量之間的模型，模型2將建立TDP、lnREER、lnIM與lnEX這幾個變量之間的模型。
（4）VAR模型
利用計量分析軟件Eviews60建立以上四變量的VAR模型，模型滯后期的選擇見表6：
由于評價指標的值越小越好，所以根據表6與表7的結果，兩個模型都將建立VAR（2）模型。模型1的參數估計及檢驗結果見表8至表9；模型2的參數估計及檢驗結果見表10至表11：
表8
模型1的VAR參數估計值
注：表中參數估計值下面的第一個括號內的數字是估計系數標準差，第二個括號內的數字是t檢驗統計量值。
表9
模型1的VAR整體檢驗結果
從表8可以看出，以SDP作為因變量，其他變量作為自變量的方程擬合效果較好，可以看出對SDP影響最大的是其自身的一階滯后值，其次是其二階滯后值，lnREER對SDP產生負向影響，但其影響較小，lnIM與lnEX對SDP產生正向影響，影響效果也較小。由表9可知，VAR模型的整體檢驗中AIC和SC分別為-1971739和-1852303，說明這個模型整體來說擬合得比較好。
表10
模型2的VAR參數估計值
從表10可以看出，以TDP作為因變量，可以看出對TDP影響最大的是其自身的一階滯后值，其次是其二階滯后值，lnREER、lnIM對TDP產生正影響，但其影響較小，lnEX對TDP產生負影響，影響效果也較小。由表11可知，VAR模型的整體檢驗中AIC和SC分別為-2003729和-1884294，說明這個模型整體來說擬合得比較好。
（5）脈沖響應分析
首先對剛才建立的兩個VAR模型進行單位根檢驗，根據AR圖顯示，兩個模型都是穩定的。
對VAR系統模型采用Cholesky分解方法得到脈沖響應，圖1中橫軸表示沖擊作用的滯后期數，縱軸表示變量的波動幅度，實線表示脈沖響應函數，虛線表示正負兩倍標準差偏離帶。
由圖1可以得到以下的結論：
人民幣匯率升值對第二產業產生負向的影響，從第一期到第四期，影響逐漸變大，隨后保持這一趨勢持續下去，說明人民幣匯率的升值對第二產業所占比重的影響是負向的，存在著一定的制約作用。進口對第二產業產生正向的影響，在第二期時其正向影響最大，而后逐漸減弱，說明在短期內，增加進口，有利于改善第二產業的產業結構。從第一期到第四期，出口對第二產業產生微弱的正向影響，第四期后，出口對第二產業逐漸產生漸漸變大的負向影響。
由圖2可以得到以下的結論：
人民幣匯率升值對第三產業產生正向的影響，從第一期到第七期，響應效果越來越大，隨后保持這一趨勢持續下去，說明人民幣匯率的升值對第三產業所占比重的影響是正向的，說明人民幣匯率的升值有利于提高第三產業所占的比重。
綜上所述，人民幣升值有利于我國第三產業的發展，因此，第三產業應當把握好人民幣升值的大好時機。
前面的大部分實證分析只分析了人民幣升值對我國制造業貿易的影響，所以下文將專門分析人民幣升值對我國服務貿易的影響。
（二）人民幣匯率波動對我國服務貿易進出口影響的實證分析
1變量選取和數據說明
本文對于服務貿易的進出口，采取了先總量分析后結構分析的方法。由于我國國際收支統計的歷史原因，在結構分析部分，本文采用1997年以后的國際收支平衡表的數據來進行相關的實證研究。按照我國國際收支平衡表中的分類，本文也將服務貿易分為：運輸、旅游、通訊服務、建筑服務、保險服務、金融服務、計算機和信息服務、專有權利使用費和特許費、咨詢、廣告與宣傳、電影與音像、其他商業服務、別處未提及的政府服務這十三個服務類別，并分別用編號1～13表示，用大寫字母Xi，Mi，（i=1，2，…，13）來表示服務貿易各項的出口額與進口額。
2模型分析
本文用Sx來表示服務貿易的出口額，用Sm來表示服務貿易的進口額，因為我國服務貿易的數額都用美元來計價，因此本文用字母e來表示美元對人民幣的年平均匯價。另外，yf表示外國的實際收入，yd表示本國的實際收入，g是一個與匯率有關的虛擬變量。
本文準備用GDP來衡量本（外）國的實際收入，數據來源于世界銀行的數據庫，均按現值美元來計算。
關于虛擬變量g的設定，是根據我國的特殊國情，將2005年匯改前的g設置為0，匯改后的g設置為1，從而來分析匯改對于我國服務業貿易進出口的影響。
使用Eviews60作為工具，采用簡單的最小二乘估計法OLS模型來進行檢驗。并對各變量取自然對數。貿易方程模型變為：Xi=α
3實證結果分析及結論
通過觀察R-squared這個指標，說明此模型對于總量的擬合度很好，也就是說，用本（外）國的國民收入、人民幣匯率與虛擬變量能夠很好地解釋服務貿易進出口的情況。無論是本國還是國外的收入的符號均為正，這符合現實的實際經濟情況，即增加國外的收入，本國的出口也會隨之增加；增加國內的收入，則會帶來本國進口的增加。在出口貿易的公式中，匯率的符號為負，說明人民幣的貶值將帶來我國出口的增加，而在進口貿易中，匯率的符號為正，說明人民幣的升值使我國的進口增加。以上這些實證結果都是與我國的實際情況以及傳統理論相符的。
從結構上來分析，在出口方面，如保險服務、金融服務、電影與音像在模型的擬合上并不是很理想，這主要說明我國保險和金融等服務業的出口與我國的良好的宏觀經濟并不是同步地發展，而且這些行業受到其他因素如政府政策、出口貿易壁壘等的影響也比較大。而進口方面，金融服務、別處未提及的政府服務模型的擬合度不及其他項高；這些都說明我國對于金融服務、政府服務的進口還需進一步放開，積極地引進國外這些發達的服務，來改善我國的服務貿易，最終促使我國產業結構升級轉型。
四、幾點啟示和建議
1保持匯率升值的主動性和小幅漸進原則，繼續完善人民幣的匯率形成機制。作為一個國家維持其國內外經濟均衡的一種手段，匯率對一國經濟結構的影響巨大?，F階段，穩中有升的人民幣匯率與漸進式的匯率制度改革，為結構調整、經濟轉型爭取到了有利的時間，起到了促進的作用。經濟結構的調整通常是緩慢的，這一緩慢性與保持我國宏觀經濟的穩定性雙重地決定了人民幣匯率升值應當保持小幅漸進的原則。近年來，人民幣匯率屢創新高，所以人民幣也不太可能再出現大幅度升值現象。因此，有必要堅持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
人民幣保持小幅度地升值有利于維持我國對外貿易的比較優勢，可以促進資源要素由勞動密集型產業流向技術密集型產業，最終使得國內的產業結構向高度化方向發展。漸進式的匯率制度改革則使我國擁有確定人民幣匯率水平更加自主的選擇權。人民幣匯率水平不出現較大的變動，使得我國在現階段調整與優化經濟與產業結構時，可以擁有一個健康良好的外部環境。
2實施積極的產業政策，促進產業結構優化升級。人民幣的升值必將使我國進出口行業受到不同程度的影響，這就為我國實施積極的產業政策提供了條件。對于出口行業，政府除了需要給予政策扶持外，還要引導它們積極開拓國內市場，為擴大內需增加商品供給。對于進口企業要利用人民幣升值引致企業成本降低的機會，加速技術升級，實現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做大做強。同時，大力推進科技創新與制度創新，增強我國企業的自主創新能力，樹立我國自己的民族品牌，從而提高我國商品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能力。
3鼓勵FDI對我國技術密集型行業的投資，著力培育新興產業。相關數據表明，外資比較青睞投資技術密集型行業，國內有很多行業急需對技術投入的資金供給，而FDI的流入，無疑有利于解決這個問題。同時，由于FDI的資本與技術的外溢效應，先進的生產技術與管理方法都有助于我國企業提高自身的生產能力與效率水平。FDI能夠改善我國的產業結構，促使企業有更多的機會去參與國際市場上的競爭，提高中國企業的競爭能力。另外，FDI的流入也為各類技術與管理人才的培養提供了良好的機會，能夠為我國的人才儲備提供更為新鮮的血液，對我國今后的經濟發展提供了用之不竭的原動力。
4優化貨物貿易結構，促進產業結構調整。目前我國的支柱產業依然是工業，優化我國的貨物貿易結構依然很有必要。我國是一個貿易大國，但卻稱不上是貿易強國。伴隨著人民幣的升值，我國產品的出口在世界市場上不再具有那么明顯的價格優勢。我國的制造業與加工業，很有必要通過技術改造，提高它們的科技含量，改變我國貿易產品低附加值的這一狀況。因此，借助人民幣升值之勢，我國的外貿結構也應當進行優化與轉變。優化貨物的貿易結構是指增加高附加值產品的出口比重，多生產資本密集型與技術密集型的產品。選擇性地引進能源與高附加值類產品，由此優化我國的產業結構。
5推動我國服務貿易發展，優化產業結構。前面的實證部分我們發現，我國的服務貿易需要進一步的發展。服務業的發展，已經成為衡量一國現代化的標準之一。第一要完善我國服務貿易的立法，為我國服務業提供健康發展的法制環境；第二要積極培育服務貿易增長點，一方面大力推進旅游業、文化產業和娛樂業的對外發展，另一方面大力推進金融服務業對外開放，既要重視引進來，同樣要重視“走出去”；第三要加大對服務業人才的培養，積極開展服務業人才的職業與技能培訓，造就一批高素質的服務類人才，以適應服務業的國際化。
參考文獻
[1]H錢納里：《工業化和經濟增長的比較研究》，上海三聯書店，1989。
[2]黃先軍、曹家和：《中國產業結構調整的匯率驅動模型及實證分析》，載《經濟問題》，2011（4）。
[3]李輝：《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對我國加工貿易影響的實證分析》，載《國際貿易問題》，2008（5）。
[4]李天棟、姜波克：《增長與就業雙重約束下的人民幣匯率政策——基于匯率杠桿屬性的分析》，載《上海金融》，2006（8）。
[5]李鐵男、祝金甫：《人民幣匯率低估對我國產業結構的影響》，載《山東財政學院學報》，2005（6）。
[6]莫濤：《匯率變動、產品附加值和內涵經濟增長》，載《國際金融研究》，2007（1）。
[7]孫詠梅、祝金甫：《匯率低估與中國結構調整》，載《財經問題研究》，2005（4）。
[8]張宗斌、王春曉：《匯率波動與產業結構調整：美日的經驗教訓與中國的現實選擇》，載《山東師范大學學報》，2008（6）。
[9]劉芝江：《人民幣匯率升值對中國三大產業的影響及應采取的對策》，遼寧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1。
[10]譚小芬、姜媌媌：《人民幣匯率升值的產業結構調整效應——基于VAR模型的實證研究》，載《宏觀經濟研究》，2012（3）。
[11]李利：《人民幣匯率與區域產業結構關系實證研究》，載《經濟地理》，2012（3）。
[12]Obstfeld M，Rogoff，Exchange Rate Dynamics Re–dux，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95（103）
[13]Taylor J B，Low inflation，pass-through，and the pricing power of firms，European Economic Review，2000（7）
[14]Anand Krishnamoorthy，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the exchange-rate exposure of industry portfolio returns，Global Finance Journal，2001（12），285-297
[15]Angus Maddison，MEASURING THE ECONOMIC PERFORMANCE OF TRANSITION ECONOMIES：SOME LESSONS FROM CHINESE EXPERIENCE，Review of Income and Wealth Series 55，Special Issue 1，July 2009
[16]Jeannette Capel，Exchange Rate Effects on a Firms Output Composition，Amsterdam Thesis Publishers，1993
[17]Jen Baggs，Eugene Beaulieu，Loretta Fung，Are Service Firms Affected by Exchange Rate Movements？ ，Review of Income and Wealth，2008（9）
人民幣升值困境論文范文第3篇
如何解讀目前中國經濟，是經濟學者和決策者最困擾的難題。主要數據人人皆知：（1）真實經濟之趨勢：2006年GDP增長率達到10.7%，預計2007年至少可達9.5%，物價指數（CPI）上漲幅度只有1.5%，預計2007年不會超過2.6%；（2）資產市場價格（或虛擬經濟）之趨勢：2006年中國股市平均漲幅超過130%，股市市盈率平均超過25倍，銀行、地產股之漲幅尤其驚人。無庸置疑，真實經濟之走勢和虛擬經濟（資產價格）之走勢，已經嚴重背離。問題是怎樣解釋。
關于真實經濟之GDP增長率，我有不同看法。衡量真實經濟增長最可靠的指標其實不是GDP增長率，而是生產率增長率、人均真實收入增長率和人均真實GNP增長率。三個數據還沒有準確統計數字可資借鑒，然而筆者個人最近到多個地方與企業家、官員和普通朋友傾談，印象是：三個數據之增長實際低于GDP增長率。此外，我國GDP統計結果是逐級上報然后匯總，由于各地區經濟相互關聯度越來越大，譬如一個企業同時在多個地方設立分公司，勞力流動尤其普遍，那么是否會由此引起GDP的重復計算和夸大？
舉例而言，2007年1月6日《南方都市報》報道：廣州2006年人均GDP超過1萬美元。幾位朋友看見報道，立刻討論起來：關鍵是這里的人均包括哪些人？是廣州市戶籍登記人口？常住人口？還是包括外來打工者？三個數字分別是700萬，920萬和1350萬。顯然，廣州人均GDP超過1萬美元，只包括了戶籍登記人口數。但是，外來打工者是創造廣州經濟增長絕對不能忽視的重要力量，計算人均GDP又怎能剔除？外來打工者的收入或創造的GDP在廣州計算了一次，他們將錢匯回老家，老家是否也要計入當地的收入或GDP？
對于我國各個地區人均收入或GDP是否存在嚴重重復計算，筆者沒有深入研究，但生產率、人均收入和人均GNP增長率可能遠小于GDP增長率，或許是站得住腳的推測。還有一個佐證：美國2006年真實GDP（Real GDP）增長率不到4%，但美國制造業的“絕對和相對生產率增長卻居于國際領先，美國制造業具有非常強大的國際競爭力”（見美國財政部2006年12月《國際經濟和匯率政策報告》）。中國GDP增長率比美國高那么多，生產率增長率卻沒有排在世界前列，這怎么解釋？
有一點可以肯定：我們不能過于看重GDP數據，應該重視生產率、人均真實收入或GNP增長。以此衡量，中國真實經濟走勢與資產價格（虛擬經濟）走勢之脫節或背離趨勢更加嚴重。中國真實經濟尤其是生產率增長速度已經開始放緩，或增長速度并沒有人們想象的那么快，而中國資產價格（主要是股市和房地產）則已經出現嚴重泡沫。
什么是泡沫？中國股市是否已經形成泡沫？有關辯論熱鬧非凡。的確，經濟學至今沒有為資產價格泡沫給出一個嚴謹的、眾所認可的定義（事實上，幾乎所有經濟學的指標——比如貨幣供應量或貨幣——都有類似問題，此乃經濟學的基本困難，非獨資產泡沫如此，此處不詳論）。然而，假若我們愿意從歷史的角度進行冷靜的觀察和思考，我們實在無法否認中國資產價格存在嚴重泡沫。好些人天真地認為：中國與別國不同，我們例外。難道中國真的能夠例外，能夠獨善其身？
真實經濟之生產率、人均真實收入增長相對放緩，資產價格卻直線上漲；或者說，真實經濟相對通縮（對中國這個亟待快速發展的國家，不到2%的物價漲幅算是通縮了），虛擬經濟瘋狂擴張（人們喜歡談論的股票市值，已經接近GDP總量的50%）。二者趨勢嚴重背離，實乃中國經濟面臨的最大危險。我稱之為“人民幣升值預期綜合癥”。
人民幣升值預期怎能有如此強大的力量？基本邏輯推理如下：人的一切經濟活動，都是在不同資產之間進行選擇，我們可以將人的所有經濟活動簡單地都看作投資，消費也是投資，儲蓄當然是投資（為未來消費投資）。除了消費以外（“消費投資”的收益就是你消費產品和服務所獲得的“享受”，是我們一切經濟活動的最終目的），你可以投資購買金融資產，包括股票、債券、地產、貨幣（投資美元或人民幣或歐元或任何其他貨幣）等等；你可以投資真實經濟之資產，比如投資辦廠、開公司、上學（積累人力資產）、搞發明創造和科學研究（積累知識專利和技術秘訣）。顯然，金融資產本質上是對真實資產或真實經濟資源的要求權，即它們最終要反過來購買真實經濟之資產（產品和服務），以便消費享受。然而，個人投資決策，取決于各種資產的相對收益。如果金融資產之相對收益大于真實資產之相對收益，投資者自然會追捧金融資產，拋棄真實資產。金融資產需求旺盛，價格上漲；真實投資需求萎靡，價格下降，真實經濟與虛擬經濟就背道而馳。正常經濟發展過程里，金融資產與真實投資之收益（平均而言），大體相若，不會嚴重背離。
人民幣升值預期從多個渠道改變金融資產和真實投資的相對收益：一，以美元計算，人民幣升值提高持有人民幣的收益。將1美元兌換成人民幣，若人民幣一年升值5%，一年后將此人民幣再兌換成美元，僅匯率升值一項就獲利5%（你只需要做兩次兌換動作，其他什么也不要做）。此乃外國投機者大規模匯入美元、兌換人民幣的基本動因。
二，投資者或投機者當然不會只坐等匯率升值賺錢，若將人民幣存入銀行、或購買能夠容易變現的流動性資產（股票、債券、地產），既能賺匯率升值，又能賺資產價格上漲，何樂而不為？事實上，投資者或投機者就是如此辦理的。
三，金融資產與真實經濟投資有一個極其重大的區別：前者可以化整為零（單位投資資金規模要求非常?。?，幾乎人人皆可以參見投資或投機；后者則必須要求一定的投資規模，小到一個理發店或街邊小店，投資也要數萬乃至數十萬。金融資產容易變現；真實投資一旦下注，要變賣不易。因此，一旦市場預期金融資產投資收益高于真實投資，大規模的資金就會爭先恐后跑到金融資產市場，甚至每個人都會加入到“博一手、賭一把”的行列。
四，金融資產化整為零、容易變現之特點，導致金融市場非常容易出現“牛群跟風行為”，也就是金融市場著名的“5%-95%理論”。那就是說，金融市場上5%的資金可以引導或左右95%的資金。國際或國內著名的銀行、基金或個人投資者或許只控制了整個金融市場5%的資金，然而，數之不盡的散戶或小投資者無非“跟風起哄”，唯大戶馬首是瞻。大戶開始買入，過了一段時間，小戶忍耐不住，也開始進場，等到大戶開始出貨，小戶還蒙在鼓里。所以金融市場上，規模巨大的投資者往往呼風喚雨，賺得盆滿缽滿，小戶不過為人抬轎，最后血本無歸，是可憐的犧牲品。
人民幣升值預期導致中國股市、地產暴漲，推動力量（那個5%）就是那幾家國際投行、商業銀行以及國內幾家大金融機構或其中的一些個人。早在2003年，國外大投行（比如高盛、摩根斯坦利）的內部人員就直言不諱：他們已經兌換了大量人民幣，等待升值。有好些官員和學者說：國外投機資金進入中國數量不多，不足為慮；國內股市、地產大幅度上漲不是升值預期、不是國外熱錢刻意炒做之結果。這些人不明白金融市場簡單的“5%-95%理論”，沒有深刻理解“牛群跟風行為”。
五，金融市場之價格變化，還有一個極其著名、極其重要的現象：“預期自我實現”。諸如匯率、股價、期貨價格等等，其日常價格變動，與所謂真實經濟之“基本面”，幾乎完全脫節。一些領頭的市場“大鱷”，一邊發布各種報告或講話，一邊自己開始買賣，迅速吸引其他資金進場，很容易將股價、地產價、匯率等等推倒他們“精確預測”的那個水平。資產市場價格非常容易受各種消息或政治家言論的左右。人民幣升值預期，其實就是美國總統、議員、財長、國際金融機構（它們配合政府言論）炒起來的。升值預期一旦觸發，各種資金就會跟進買賣，預期有可能很快自我實現。有人拼命論證：人民幣升值、中國股市、地產暴漲是中國真實經濟之內在要求，是“基本面”力量的推動，甚至與美國各方巨大的壓力也沒有關系。我仔細拜讀過相關論著，他們實在是難以自圓其說。
總結一下。2002年11月，日本財長最早開始強烈指責中國人民幣匯率低估，要求大幅度升值，美國政府強力跟進，人民幣升值壓力從此一發不可收拾，2005年7月21日中國允許人民幣升值并且浮動，人民幣升值預期“自我實現”，美國政府和國際大金融機構信心大增，升值壓力進一步升級。2005年7月21日改革之后，中國國內投資者亦堅信人民幣“守不住”，遂迅速開始投機金融資產，股市、地產一路高歌猛進，資產價格（虛擬經濟）與真實經濟走勢就天壤之別。
此乃“人民幣升值預期綜合癥”：虛擬經濟與真實經濟嚴重背離，資產價格與經濟基本面嚴重脫節，資產價格出現嚴重泡沫，貨幣政策進退兩難、無能為力；一旦資產價格泡沫破滅，則數以千萬乃至億計的小民將血本無歸，銀行壞賬堆積如山，大量公司資不抵債，失業問題雪上加霜，虛擬經濟和真實經濟都將陷入長期蕭條。
困難是：今天的經濟學，還沒有能力推測泡沫破滅的準確時間！
人民幣升值困境論文范文第4篇
中國5月出口同比僅增長1.0%，遠低于上月的14.7%以及市場預期的7.4%；貿易數據的泡沫破滅，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近期中國海關收緊了對“熱錢套利”的監管人民幣的升值趨勢將難以持續
中國5月貿易數據今晨公布，數據顯示，中國5月出口同比僅增長1.0%，遠低于上月的14.7%以及市場預期的7.4%，進口則同比下滑了0.3%，也遠低于4月的16.8%以及市場預期值6.6%。進出口相抵，中國出現貿易順差為204億美元，高于上月的182億美元。
貿易數據的泡沫破滅，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近期中國海關收緊了對“熱錢套利”的監管，我們的研究也顯示，在過去的幾個月中，中國貿易數據的異常走高，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境內外套利導致的。
分類數據顯示，中國從美國的出口同比下降了1.6%，上月為-0.1%，對歐盟的出口下降了9.7%，上月為-6.4%。對香港、東盟以及臺灣的出口分別同比上升了7.7%、10.5%以及26.7%。
從進口總量來看，鐵礦石進口同比上升了7.4%，盡管上月的16.4%，但總體表明中國從澳大利亞的進口保持平穩。原油和銅進口分別下滑了6.0%和14.5%。大豆進口則下降了3.4%，而上月則下滑了18.4%。
經過季節調整的數據顯示，5月出口環比下滑了8.2%，進口則環比下滑了8.6%。
在未來的一段時間內，我們認為中國的外貿行業仍將面臨較為嚴峻的挑戰，這主要是因為人民幣的不斷升值以及貿易摩擦的加劇。歐盟近期對中國的太陽能制品采取了征收高額關稅的懲罰手段，而作為報復，中國也對從歐盟進口的紅酒采取了懲罰性關稅。盡管這些產品占整體貿易總量的比例較小，不斷上升的貿易摩擦對于中歐兩方來說都不會是一件好事。
與此同時，盡管央行將人民幣的中間價一直設定在強端，但境內市場上人民幣兌美元的即期匯率卻出現了走弱的趨勢。我們此前的研究表明自去年第四季度開始的資本流入導致了人民幣的中間價的走強，通過將人民幣設在強側，央行也避免了對外匯市場進行干預，否則過度干預則會增加市場的人民幣流動性。伴隨著即期匯率的走弱，央行也可能開始保持人民幣中間價的穩定，甚至將中間價設在弱側，這也可能降低市場對于人民幣升值的預期。
我們也維持此前的觀點，認為人民幣的升值趨勢將難以持續，今年以來，人民幣兌日元的升值幅度已經超過20%，同時本區域很多央行也在通過降息和貨幣貶值的方式來保持出口的競爭力，我們認為，這些政策的影響將在未來幾個月的出口數據中得到顯現，這也意味著中國的就業市場將受到更大的壓力。
即便這樣，我們認為境內外的利差是造成強勁資本流入的重要原因，因此，中國應該通過降息來收窄境內外的利差，從而減少熱錢流入，同時通過讓本幣貶值來保持出口行業的競爭力。
人民幣升值困境論文范文第5篇
摘 要:本文從國際收支、國內物價、國民收入、產業結構和就業水平等角度來分析人民幣對我國經濟的影響,并總結了人民幣升值后的會給我國帶來哪些好處以及會帶來哪些弊端。由此得出,我國應該頂住人民幣升值壓力,短期內保持匯率的穩定。
關鍵詞:人民幣;升值;影響;利弊
文獻標識碼:A
1 人民幣升值對我國經濟的影響
1.1 人民幣升值對國際收支的影響
1.1.1 對進出口的影響
首先人民幣升值會給我國出口貿易帶來壓力,出口成本增加,原來一樣價錢的東西,在人民幣升值后換算成國外價格就將要漲價,這樣就會削弱產品的競爭力。如果要降低價格,生產者就要降低利潤,這樣嚴重影響了我國大量生產勞動密集型出口產品的企業,使得我國中小型出口貿易的企業利潤下降甚至瀕臨破產。
對于進口來說,人民幣匯率升值會使得進口增加,國外的消費品和生產資料的價格會比以前要便宜,這樣就降低了進口的成本,人們購買國外進口的產品數量增加。所以人民幣升值將會刺激進口,抑制出口。但是實際上國際收支的情況還是要受進出口商品需求彈性大小的制約,只有進出口商品的需求彈性之和大于1,中國的國際收支的經常項目順差才會有所減少(馬歇爾-勒納條件),否則只會讓順差更加嚴重。
1.1.2 對國際資本流動的影響
對于長期資本投資,人民幣匯率升值會使得國外投資者用同樣的錢購得的生產資料和勞動減少,這樣可能不利于國外投資者到中國進行投資或追加投資。不過,匯率上升,也會使得外國投資者在中國掙到的錢兌換回其本幣的數額增加了,這樣又會吸引投資者在中國投資。所以對于人民幣升值是否會吸引更多的外國投資者,影響的因素有很多,不能做出明確的判斷。
而可以確定的是人民幣升值會吸引到短期資本流入,短期資本多是國際游資,具有投機性和趨利性。一旦市場上人民幣升值,大量資本將涌入中國,通過匯率上升賺錢。這樣國際收支中的資本與金融項目的順差短期內將會擴大,而且大量的投機熱錢進入中國容易造成中國金融市場的動蕩。在我國金融監管體系還不夠完善的情況下,短期資本的通過各種渠道大量流入,可能會引發我國的貨幣和金融危機。所以這樣看來人民幣升值還有待商榷。
1.2 人民幣升值對國內物價的影響
匯率上升使進口商品價格下跌,這樣生產所需的生產資料價格下跌,成本減少,國內物價也應該下跌?？墒俏覀兛吹降氖侨嗣駧旁谏?而國內物價也在上漲。我認為主要原因人民幣升值后大量的國際游資涌入國內,而資金進入中國市場的前提是將外幣兌換成為人民幣。這樣中國政府就要發行大量的人民幣來兌換外幣,這也是我國的外匯儲備為何如此之多的原因之一吧。市場上流通者過多的人民幣,當然會造成一定的通貨膨脹,使得物價上漲?，F在中國政府一面在用人民幣兌換外幣,一面又在馬不停蹄的發行國債收回流通在市場上的過多的人民幣,來控制物價和匯率的上漲壓力。所以在我看來,匯率制度和金融市場監管體系的完善才是至關重要的。
1.3 人民幣升值對國民收入的影響
人民幣匯率上升對國民收入的影響取決于對國際收支的影響。我們都知道國民收入是由儲蓄、投資、政府購買和進出口差額決定的。如果人民幣升值導致出口減少進口增加,則國民收入將會下降,反之則會上升。
1.4 人民幣升值對產業結構和就業水平的影響
由于人民幣升值給出口貿易帶來一定的壓力,國內的出口商就會轉移自己的資金,將其投入一些非出口部門或從事一些進口行業,改變了產業結構。而更多的出口企業可能面臨著更大的問題,比如資金鏈斷裂,企業瀕臨破產,這樣就會裁剪員工,影響了整體就業水平。
2 人民幣升值的利與弊
就目前來看,人民幣升值將給我國經濟帶來巨大的影響,當然其中有好的一面也有壞的一面。從國內角度考慮,升值會增加進口,改善國際收支順差。并且可以改善產業結構,使得由于人民幣升值帶來出口壓力的勞動密集型企業思考如何自主創新增加競爭力。這些都是人民幣升值對我國的有利影響?？墒侨嗣駧派岛蟮呢撁嬗绊戯@然更多,例如上面考慮到的一些影響:首先,會給我國出口企業帶來壓力,而且這個影響對我國經濟來說是巨大的。我國經濟增長很大一部分是依賴出口,如果出口貿易受影響,我國整體經濟也要受到重創。其次是人民幣升值并沒有為我國帶來低物價,反而近幾年來物價飛速上漲,人民的生活并沒有因匯率上升而改善。再加上在人民幣升值期間,江浙一帶很多中小型出口型企業紛紛裁員甚至倒閉,導致我國就業壓力增大。
從國際角度考慮,美國一直以來強烈要求人民幣升值,主要考慮的是其自身的經濟利益。金融危機以來,美國經濟發展一直低迷,本國企業競爭力減弱,便針對中國的貿易順差大作文章。長期的持續貿易順差讓中國看上去是應該調整匯率,讓人民幣適度升值?？墒蔷臀覈壳皝砜慈嗣駧派当状笥诶?。升值后帶來的經濟不穩定因素太多了。這些都不是我國現行的金融體制可以應付的了的。因此,在這種情況下,我以為中國應該頂住壓力,保持匯率的穩定。而最重要的是要加快金融監管的建設,加快金融市場的發展,完善匯率制度。在金融市場更成熟后,我國就可以放開手,大膽的將我國匯率調整到與我國經濟相適應的程度。
參考文獻
[1]朱孟楠.國際金融學[M].廈門大學出版社.
人民幣升值困境論文范文第6篇
關鍵詞：
人民幣升值;日元升值;升值壓力
文獻標識碼：A
從國際經驗看，伴隨著后進國家經濟起飛，往往會出現經常項目收支順差加大，外匯儲備增長較快，匯率升值壓力較大等情況。從2002年開始，國際上就開始施壓人民幣升值，尤其近來奧巴馬政府總是以中美貿易巨額順差為借口不斷要求人民幣升值。2005年7月-2008年9月期間，我國實行匯改，采取浮動匯率，人民幣兌美元匯率累計升值約21%。2011年4月29日，美元兌人民幣匯率再創新低，跌破6.5大關。無獨有偶，日本在20世紀60年代末期到80年代末期，同時經歷了經濟快速發展所帶來的匯率升值內部壓力和貿易逆差國施加的外部壓力。本文以下部分將對人民幣升值和日元升值的相同之處和不同之處作出深入比較。
1 文獻綜述
關于人民幣升值的原因，國內外學術界已做過很多這方面的研究并且取得了豐碩的成果?？偟膩碚f，大致可以歸結為內外兩方面的原因。首先，人民幣升值的外因。李苗苗、王婧、丁琳(2007)曾指出，美元的貶值，全球跨國資本的大搬家和全球資產的重估是人民幣升值的主要原因。張小雪、張小雙(2010)指出，國際收支的雙順差、熱錢的大量流入以及美、日、歐等國強大的壓力都是人民幣升值的外部原因。段瑞君(2010)指出外匯市場的供求情況和國際政治因素是人民幣升值的外因。其次，人民幣升值的內因。張琦(2008)指出，我國目前的貨幣政策也是造成人民幣升值的原因。劉犇、劉西葵(2009)指出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是人民幣升值的主要內因，人民幣匯率機制形成的缺陷也造成了人民幣的升值。侯廷媛(2010)認為我國經濟發展要求人民幣升值，人民幣升值的預期也施壓人民幣升值。張淑怡(2010)分析認為人民幣升值的根本原因是中國經濟基本面表現的最終結果。
關于日元升值的原因，自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初開始的日元升值，在國內以及國際學術界中的討論已經比較成熟。白仲林、耿偉(2005)年將日元升值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升值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日本外需主導型的經濟結構和日本政府為了避免美國通貨膨脹的輸入而采取的緊縮性貨幣政策。第二階段升值的主要原因是“廣島協議”的簽訂。第三階段升值的主要原因日本實行的寬松的貨幣政策和原油價格的降低。高長春、臧慶福(1995)認為經濟實力的差異是造成日元升值的主要原因。而是日元升值的影響及應對策略的研究。周克(2009)分析日元持續升值的原因包括美國經濟內外失衡的影響。
而把日元升值原因與人民幣升值原因進行系統對比的文章相比之下則顯得的不多。孫少巖(2008)對比日元升值的歷史得出中國應對人民幣升值的幾點啟示。王自力(2007)對比了日元升值和人民幣升值的不同路徑。而將人民幣升值與日元升值原因進行系統對比的文章很少。
2 人民幣升值原因與日元升值原因的相同因素
2.1 國內經濟飛速發展，保持經濟高速增長
從1978年中國改革開放以來，中國30年來GDP的平均增長率為9.92%，而近10年世界經濟平均增長速度僅在2%-4%范圍內。2010年中國的GDP增長率為10.1%。遠遠超過同時期美國、日本等發達國家。1955-1973年日本國民生產總值年平均增長率高達9.8%,期間實際國民生產總值增長了4.2倍。國民生產總值占世界的比重以及在世界的地位分別從第六位躍升到第二位,成為僅次于美國的第二經濟大國。兩國經濟增長率的差異必然給經濟增長相對較快的國家的貨幣帶來升值壓力。
2.2 外需主導型的經濟結構，國內經濟結構失衡
眾所周知，改革開放以后，在出口創匯的政策引導下，中國重點發展出口產品生產力，導致可貿易部門的經濟增長速度比不可貿易部門的經濟增長速度要高。日本在二戰以后提出了“貿易立國”的口號，將擴大出口作為基本國策，也導致相同的結果。在Balassa-Samueson效應的作用下,致使實際匯率升值,這需要名義匯率的大幅升值來恢復實際匯率的均衡。同時，兩國居民都有高儲蓄和謹慎消費的習慣，導致國內高儲蓄率和低消費率，國內消費的發展跟不上經濟增長速度。根據國民收入核算恒等式，一個經濟的凈出口應該等于其儲蓄和投資之間的差額，巨額貿易順差，說明儲蓄大于投資，儲蓄額越大，貿易盈余也就越大，投資偏熱的產能過剩也只能通過出口來消化掉，進一步加大了貨幣升值的壓力。
2.3 對外貿易巨額順差
2001年至2009年，我國持續巨額的國際收支雙順差和居高不下的外匯儲備給人民幣升值帶來了較大壓力。1968年，日方同美國出現貿易順差5.59億美元，此后，逐年增加。日本在“貿易立國”戰略期間也積累了大量外匯儲備，成為助推日元升值的壓力之一。巨額外匯儲備一直是美國等西方發達國家施壓人民幣升值的主要原因，認為中國壓制人民幣升值，長期低估人民幣，是導致巨額貿易順差的主要原因。
2.4 大量熱錢的流入
日元升值的同時，伴隨著大量熱錢的流入，熱錢投資于日本房市、股市，直接推動了房地產泡沫的產生和破滅。根據中國外匯管理局披露的外匯儲備數據，用“外匯儲備增加額-貿易順差-FDI-匯率變動造成的估值效應”的方法計算，2009年第二季度熱錢流入879億美元，第三季度熱錢流入規模為596億美元，規模龐大。而同期中國各大沿海城市的房價也是節節攀升，其中熱錢的推動因素不容忽視。
2.5 美國政府的壓力
由于美國希望能夠借助中國分擔美國經濟的調整成本以及滿足美國國內相關利益集團的需求，美國政府在過去的幾年中，積極推動人民幣升值，在國際輿論以及國際政治經濟中對中國及世界各國施壓，一定程度上也成為了人民幣升值的導火索。值得借鑒的是，日元升值也可謂是美國一手推動的結果。1985年9月美國壓日本簽訂了“廣場協議”，日元在此后的17個月內升值了57%。促使日本不斷開放金融市場，施壓日元加快國際化。
3 人民幣升值原因與日元升值原因的不同因素
3.1 升值幅度不同
1985年至1995的10年間，日元對美元一度升值達3倍;2005年7月-2008年9月期間，我國實行匯改，采取浮動匯率，人民幣兌美元匯率累計升值約21%，到目前為止，人民幣兌美元匯率升值約24%。很顯然，人民幣升值幅度遠遠低于當時日元的升值幅度。
3.2 外部環境與壓力不同
日元升值面對的壓力很大，美國要求日本開放商品市場，降低進口壁壘，迫使日本將日元大幅升值，1985年9月美國壓日本簽訂了“廣場協議”;英美等國于1987年2月迫使日本簽署了以利率調整為主的“盧浮宮協議”;迫使促使日本不斷開放金融市并積極推動日元國際化。人民幣升值目前來看基本屬于溫和性質的升值，升值速度比較緩慢，并且美國施壓多是通過會議或者領導發言，施壓人民幣升值的同時還伴隨著政治利益的斗爭，未來趨勢更加不確定。不過人民幣升值并沒有形成類似“廣場協議”的法律文件。
3.3 內部經濟結構不同
日本80年代后期被稱為內需主導型的經濟增長并沒有擴大消費需求,而是轉向投資品,實際上是依賴土地、股票價格的暴漲才得以實現的泡沫經濟。而中國的股市在政府的強力干預下泡沫已經提前破滅，房地產政策雖然一緊再緊，但只是放慢了增長速度，不至于馬上破滅。同時日本泡沫破滅之后經歷的長期的通貨緊縮，而中國目前正面臨著相當程度的通貨膨脹。
4 結語
在當今的國際經濟中，雙方制衡已經演變成為各國博弈、相互牽制的局面，人民幣升值也正是在這樣的國際環境中一步步被推進，演變成為各國政治經濟勢力的戰場。對比日元升值的原因看待人民幣升值，會得出一些有益于中國的啟示，以期避免歷史的悲劇再次上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