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動兒童教育公共政策論文范文第1篇
〔摘要〕 研究通過關注江蘇省常州市武進區坂上小學的流動兒童家庭教育問題，深入探究從而呈現社會和教育存在的事實普遍性和多樣性。通過對農村流動兒童家庭教育的研究，了解學校流動兒童教育中存在的具體問題，和社會同仁一起呼吁各界通力合作，準確提出可操作性的措施，恰到好處地為農村流動兒童家庭教育問題探索策略。
〔關鍵詞〕流動兒童；家庭教育；探索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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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
隨著我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迅猛發展，傳統農業經濟結構逐漸被打破，“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農家生存方式也被一些“城市打工族”的生活方式取而代之，以往的“獨自外出”打工逐漸演化成“全家遷移”。
2016年年末，我國流動人口2.53億人，比上年末增加800萬人。從人口遷移數據反映的情況看，中國經濟實力增強，更多的人口從西部往東部發達地區遷移、流動。此趨勢反映了人口的流動和經濟的格局是一致的。人口遷移促進了人口流入地區的經濟發展，滿足了當地勞動力的需求，也提高了流出地區的家庭收入水平。然而流動家庭的隨遷子女正處于極為尷尬的局面：由于自身幼小，他們無法對當地文化形成認知，無形之中成為邊緣角色。
近幾年來，黨和政府已經制定和推行多項法令對流動兒童這一特殊群體的權益進行保障。培養他們良好的品行和健全的人格，家庭教育仍是至關重要。已有研究表明，家庭教育對孩子學業成就的影響，毫無疑問地起基礎性作用。父母既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師又是終身老師，家庭在孩子心目中的地位無可替代。因此，要提高農民工隨遷子女的教育質量，必須關注他們父母的教養方式，是否重視家庭教育。
據2015年統計，江蘇省常州市武進區坂上小學生源情況如圖1、2、3所示。
研究通過關注我校的流動兒童家庭教育問題，深入探究從而呈現社會和教育存在的事實普遍性和多樣性。通過對農村流動兒童家庭教育的研究，了解我校流動兒童教育中存在的具體問題，和社會同仁一起呼吁各界通力合作，準確提出可操作性的措施，恰到好處地為農村流動兒童家庭教育問題探索策略。
二、理論分析
（一）概念界定
1.流動兒童
在以往日常言談中，很多人會提到“外地生”，字面之義即不是土生土長的家鄉人在校讀書子女。為了尊重這類人群，認可他們父母的勞動付出，有關政策出臺后對他們給予明確的定義——“流動兒童”。流動兒童即跟隨父母來到打工的城市已經居住半年以上的具有學習能力的學齡期兒童，通常針對6歲至14歲的兒童而言。
2.家庭教育
家庭教育與學校教育、社會教育同等重要。廣義的家庭教育包括雙親之間、子女與子女之間、子女與祖輩之間相互產生的教育影響。狹義的家庭教育指父母對子女所產生的影響
（二）國內外已有研究
1.國外關于家庭教育的研究
1959年，著名學者弗雷澤曾提出了家庭環境四種要素。
一是家庭經濟背景：家庭收入情況、父母職業狀況、家庭規模情況、住宅房間數量；
二是家庭文化背景：父母受教育程度及對待學習的認識態度；
三是家庭動機背景：父母對子女職業婚姻前途的態度；
四是家庭情感背景：家庭氣氛是否和諧、父母對子女是否關心、父母是否外出工作、家庭是否完整等。
弗雷澤的觀點涉及了家庭的多方面，被廣為引用。弗雷澤在調查中得知：父母的文化程度與子女的學習成績具有正相關性，同時父母的職業對子女的學習成績也有一定的影響。
美國著名的《科爾曼報告》中指出，智力和家庭背景是學生取得學業成就的最重要的兩個因素。在國外，一些家庭特別注重孩子的家庭教育。如美國家長提倡培養孩子在逆境中的抗挫折能力；英國家長喜歡從孩子上餐桌的時候對其進行有意無意的家庭教育；德國教育家強調父母的言行將對孩子的一生起著至關重要的影響，甚至決定孩子未來的成就。
2.國內關于流動兒童的相關研究
國內關于流動兒童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個方面。
一是關于流動兒童社會支持的系統研究。
張興杰等認為，從微觀層面來看，正式的社會支持系統作用十分有限，流動兒童的支持也主要來自家庭、同學和朋友等，來自政府、學校等的正式支持相當有限，甚至有些學生沒有獲得任何的社會支持。劉丹認為流動兒童因為其父母工作不穩定、居住環境不固定以及家庭條件不優越，而使其家庭教育受到很大影響，僅靠父母及親戚支持已難以為繼，必須吸納社會多元主體參與支持，構建社會支持體系。董鈺萍，認為流動兒童早期教育的家庭支持系統包括教育物質經費支持、教育期望觀念、教育培養指導、親子教養方式。
二是關于流動兒童家庭教育期望的研究。
曾守錘等認為，流動兒童的家長教育期望出現兩極分化，并且其背后隱含的思想都是非常質樸的和功利的，他們很少將接受大學教育與提高素質聯系在一起，這其實是將教育的價值或功能狹隘地工具化了。楊威發現，總體而言，一半以上（54%）的家長均希望子女能夠達到最高學歷（研究生）。只有6%左右的家長對子女的教育期望在高中及以下。
三是關于流動兒童教育資本的研究。
周海玲認為，家庭文化資本是影響兒童學業的重要因素。在社會文化資本不足的情況下，兒童父母所擁有的文化資本即家庭文化資本對兒童學業成就的影響十分突出。牛林曉等從家庭經濟資本、家庭社會資本、家庭文化資本3 個維度來說明家庭資本如何影響到流動兒童的家庭教育。馬菱在其論文中試圖從家庭文化資本的獲得方式出發，對進城農民工子女所獲得的家庭文化資本予以維度劃分的探討。
（三）本課題創新之處
流動兒童同樣是社會一分子，如何教育這類群體成為教育界研討的話題。在流動家庭的教育正隨社會穩定和發展不斷改善提高的今天，流動兒童家庭教育的好壞反映了他們融入社會進步的文明程度。本課題有詳實的調查樣本顯示（部分摘錄）。
1.本次調查的對象為一至五年級學生部分家長，兩天時間回收問卷237份。調查對象中，離婚、喪偶、再婚及其他家庭占19.4%。
2.家庭流動情況：調查家庭共有237戶，166戶為流動家庭，達到70%。其中，有的家庭租房，有的家庭子女隨父母住員工宿舍，更有極少數的家庭寄居在親友家里。在這些家庭里，有一部分家庭一直在流動，不能夠保證長期居住于此地。通過以上調查數據的統計可以發現，農村小學的流動家庭比例很大。
3.家長的學歷及職業情況：父母親的文化水平在某種程度上決定著家庭教育的思想與方法。而父母親的學歷層次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文化水平的高低狀況。被調查家庭家長的文化程度普遍偏低，父親高中以下文化程度約占69.9%，大專文化以上學歷的約占其總數5.5%；母親是初中及以下文化學歷的約占其總數83.9%。
父母的職業概況也是家庭環境的一個基本要素。調查結果表明，父母親是工人、農民或個體勞動者的比例約占其學生父母親總數的59.1%；其次是一般職員，占其父母親總數的38.5%；而機關干部及企業管理人員占0.16%。這個比例大致同上述父母親的學歷層次一致，說明了父母親的學歷同其職業相對應。
4.在家庭教育中的困惑：被調查者237戶家庭，對于問卷12題“家庭教育上存在問題，您認為主要是”的回答，統計情況如表1所示。
5.對孩子的期待：被調查者237戶家庭，對問卷47題“您希望自己的孩子將來成為一個怎樣的人” 的回答，統計情況如表2所示。
本課題的選題來自學生家庭教育面臨現代化高科技發展的趨勢所存在的困惑，貼近家長的實際需求。從問卷調查中發現第一手資料，家長文化水平低，家庭流動性強。面對現狀、分析問題，本研究旨在通過課題形式幫助尋找解決問題的策略，一切活動以家庭為基礎，強調實效性，激發家長主動學習的熱情。
三、研究目標
1.探索出一套學校輔助流動家庭搞好家庭教育的基本思路和策略，建立班級QQ群或微信群，開發家庭教育平臺，發布一些家教理念。
2.促使流動兒童的學習和生活能力有大幅度提高，能獨立解決簡單的困難，成為適應社會發展、敢于擔責任的接班人。
3.擴大教師教育視野，不局限于書本與課堂，從另一視角來觀察流動兒童。幫助家長進行家庭教育，使他們的教育在新時代環境下更優化。
四、研究內容
1.調查并分析流動兒童家庭的經濟資本狀況、社會資本狀況，尋找家庭教育對子女的影響因素。
2.研究分析流動兒童家庭教育觀念、教育方式、親子關系問題。
通過調查問卷、班主任和任課教師家訪等形式，全面分析影響家庭教育質量的要素——父母職業、收入、文化水平、勞動時間、教育方法、行為習慣、教育期望、親子關系、夫妻關系等對子女的影響。
從問卷中反映出的問題：（1）家長家教知識貧乏；（2）家庭教育時間不足；（3）家庭教育品質不高；（4）教育子女依賴性強。
分析問題歸因：（1）家庭經濟條件；（2）家長個人素質；（3）兒童自身發展；（4）學校老師責任。
3.探索指導流動兒童家庭教育的有效途徑。
調查了解流動兒童家庭在教育方面存在的問題，逐步形成學校、家庭、社區共同教育的聯系紐帶，有效推進協助教育，豐富對流動兒童的多方位教育手段。
（1）成立“家長學?！?，宣講家庭教育知識。
（2）舉辦“家教沙龍”，促進家長交流經驗。
（3）開設“親子課堂”，鼓勵家長自主閱讀。
（4）搭建“交流平臺”，架起家校溝通橋梁。
（5）組建“志愿團隊”，溫馨社會家教入戶。
（6）開通“成長熱線”，心理疏導關愛兒童。
五、研究方法
1.文獻法：通過搜索學校圖書館及知網等各種關于流動兒童家庭教育的資源，借他山之石，融合自己的調查成果，然后提煉觀點。
2.問卷調查法：通過對江蘇省常州市武進區坂上小學的流動兒童家庭中的家長發放問卷，然后回收有效問卷，分析得出一定結論。
3.訪談法：通過對江蘇省常州市武進區坂上小學的流動兒童家庭中的家長與兒童有針對性地訪談，直接獲取第一手資料。
4.個案研究法：教師深入家訪，建立個別親子教育檔案，由外到內，細致研究流動兒童家庭教育的現狀及特點。
六、研究計劃
（一）準備階段
（1）選擇課題。
（2）對學生家長進行抽樣問卷調查，運用金數據軟件收集數據，并撰寫調查分析報告，在此基礎上進行課題論證，制定研究方案。
（3）落實課題組成員，建立課題組。
（二）文獻研究階段
（1）組織各級部主任座談會，商討研究方案，調查各班主任對學生家庭教育的認識及重視程度，摸清家長對孩子家庭教育的現狀。
（2）組織課題組成員學習并推廣合理的家庭教育理念及相關理論。
（3）確定研究的目標和內容體系。
（4）確定具體的研究方案。
（三）行動研究階段
（1）按計劃開展各級部家庭教育研討活動，重點研究部分家長的沙龍活動。
（2）在課題實施過程中，加強對課題組成員的定期培訓學習工作。
（3）對一些家庭個案進行分析。
（4）依據具體的實施方案，在組織活動中嘗試、探索、創新、反思。
（四）分析總結階段
（1）收集資料并歸檔。
（2）對各類資料進行分析整理匯總，對家長家庭教育的研究成效進行總結提煉。
（3）撰寫研究報告，準備結題匯報。
七、預期效果
（一）理論成果
來自一線班主任和家長進行溝通的經驗總結，探索深入細致的、具有可行性的、具有實踐指導意義的輔助家長更好家庭教育的策略。理論成果形式有：課題研究報告、相關研究論文、優秀個案及新聞報道等。
（二）實踐成效
（1）活動報道發布學校微信公眾平臺。
（2）常州市家庭教育指導講師團為部分自愿參加沙龍活動的家長進行家庭教育輔導的MP4光盤。
（3）抽取武進區坂上小學一至五年級各1 個班的樣本問卷調查分析報告。
（4）優秀家長的家庭教育故事集錦，在家庭教育中有困惑的并得到良好轉變的案例。
（5）兒童成長自述集錦。
（6）全校30個班級的家長會匯總材料。
（7）收集各類優秀家庭教育文章推送給家長。
（8）家訪故事。
八、推進措施
為了使本課題的研究能順利進行，需要采取以下推進措施。
1.重視學習研究
我們將積極組織班主任進行課題方案的各類培訓，并通過網絡及書籍學習相關的理論知識，使班主任進一步轉變輔助家長進行家庭教育的觀念，積極有效地推廣微信公眾平臺的教育功能。
2.建立工作制度
成立課題領導小組，建立評價激勵機制，對課題組各成員參與并落實研究任務、取得的研究成果等，定期納入檢查考核和評價激勵條例中。
3.加強團隊合作
課題組成員明確分工，各司其職。培養級部主任的團隊管理能力，促進其他班主任關注家庭教育，提高家長家教的素養，為提升本校學生的學習和生活技能夯實基礎。
4.具體措施
（1）吸納周邊學校的家庭教育成功案例，立足本校實際情況進行實質性問卷調查及分析匯總，幫助家長改善家庭教育方式，提升學校家長會的品牌，積極推廣經驗。
（2）開展有特色的家庭教育指導沙龍活動，促進家長自主學習，形成你追我趕的家庭教育氛圍，輔助學校教育更上一臺階，尊重、理解、接納學生的差異。并作好視頻記錄工作。
（3）30位班主任高度重視每次家長會與家長交流的機會，結合平時對學生的觀察與家庭表現，綜合評價學生的素養，避免重學習輕生活或重生活輕學習等的片面觀點。
（4）鼓勵并指導部分家長撰寫家庭教育故事，收集成功或失敗的案例。
（5）四至六年級學生圍繞“自我成長中的喜怒哀樂”主題寫日記，收集學生日記個案。
（6）開展假日家庭走訪活動，關愛貧困或學困學生家庭。
（作者單位：江蘇省常州市武進區坂上小學，常州，213165）
編輯/衛 虹 終校/肖亦華
流動兒童教育公共政策論文范文第2篇
摘要：通過分析“人口遷移與兒童發展的跟蹤研究”（PSDMC）的調查數據，討論遷移行為、社會變遷與家庭教育對流動兒童心理健康的影響。結果表明，心理健康狀況及其發展軌跡在兒童性質、年級和性別上存在著顯著差異。研究結論認為：人口遷移行為對流動兒童心理健康具有異質性作用，且與兒童在遷入地所處的社會情境有關；社會變遷對流動兒童心理健康并未起到應有作用；家庭教育目前仍然是改善流動兒童心理健康的重要手段。在強調家庭教育并向流動兒童提供社會關懷與支持的同時，為流動人口制訂并健全保障性社會政策、消除社會不公與歧視，才能真正改變流動兒童心理健康的不良處境。
關鍵詞：流動兒童；心理健康；社會情境；社會變遷；家庭教育
流動兒童教育公共政策論文范文第3篇
我國社會階層流動進入了以市場化為主動力、以產業結構調整帶動的職業高級化為主軸、以內涵式流動為特征的常態流動階段。高等教育在社會階層良性流動中具有重要的促進作用。社會分層使高等教育在起點、過程和結果中產生不公平現象已成為社會現實。促進高等教育公平的重點是促進教育機會實現的平等,充分發揮政府的作用,建立促進高等教育公平的社會機制,促進社會階層良性流動,實現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
[關鍵詞]社會階層;階層流動;高等教育;社會公平
蘇葉蘭(1963—),女,江西科技師范學院職業技術學院英語系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為英語教育與教育管理;(江西南昌330009)詹莎(1989—),女,南京理工大學人文與社會學院學生,主要研究方向為社會管理。(江蘇南京210094)
2001年12月,中國社會科學院發表了《當代中國社會階層研究報告》。該研究報告以職業作為分類基礎,依據對經濟資源、政治資源、文化資源占有份額的不同,把社會成員分為十大社會階層和五大社會等級,比較準確地反映了20世紀中國社會階層的變革和現狀,具有開創性的意義。[1]以此為發端,關于社會階層結構的研究成為熱門課題,有力地促進了對社會階層結構這一基本國情、地情的掌握,為制定科學合理的社會政策奠定了基礎。
一、社會階層流動的新特點
近10年來是中國經濟、社會高速發展時期,伴隨著經濟社會發展,中國社會階層流動與此前20年相比,在流動規模、流動動力機制、流動速率、流動路徑方面都有很大不同,呈現出許多新的特點。
(一)階層流動的總體規模相對縮小。中國社會階層結構性流動始于改革開放初期的20世紀80年代。社會流動打破了計劃經濟時代的政治身份、戶籍身份、階級身份的限制,大量農民從農村走向城市,從第一產業轉向第二、第三產業;城市失業、半失業群體自主創業,成為私營企業主和個體工商戶,輔之以機關企事業單位下海潮。我國農業就業人口從改革開放前占總人口的80%迅速下降到占人口比例50%左右,4億左右人口通過自主擇業轉變社會階層,提升了社會階層地位,堪稱世界社會階層流動的奇觀。這是一個非常規的、快速的、向上流動的特殊時期。與之相比,近10年社會流動規模則相對縮小,如果把城市化提高作為參照,合理預計每年階層流動1000萬人左右,1億左右人口轉變了自己的社會階層。
(二)階層流動的動力機制發生變化。20世紀后20年,社會階層流動的推動力主要來自體制改革。體制改革打破了政治分層、身份分層,使中國由先賦型社會演變為后致型社會;破除了城鄉二元結構,大批農民進入城市成為農民工;國有企業改革導致數以千萬計的下崗人員自主擇業和再就業;大力發展非公有制經濟、三資企業、私營企業、個體工商戶,吸納了大量轉移和新增的就業人員。[2]這20年社會階層快速流動是伴隨體制改革、經濟發展自然形成的,帶有明顯的外延性特點。而近10年社會階層流動的主要動力機制來自工業化、城市化、現代化帶來的產業結構加速調整,主要是市場力量帶動的社會職業高級化的趨向,帶有內涵性特點。
(三)代內跨越式流動的概率大幅下降。在20世紀后20年,個人通過自身努力向上流動幾個社會階層、社會等級的事例比比皆是,從底層躍升至最高層的現象也屢見不鮮。中國富裕階層迅速膨脹。近10年由于經濟發展進入常規化階段,代內階層跨越式流動大幅下降,更多的是逐層上升流動?？偟牧鲃勇孰m然有所提高,但社會上層向上流動的比率更高,社會下層向上流動比率較低,下層流入上層的機會減少,社會下層、邊緣群眾流動獲利明顯減少。
(四)階層結構定型化。與其他發達國家相比,我國現有的社會階層基本完備了,只是結構比例有所不同。新的階層結構基本定型,各階層的界限開始清晰。各階層之間流動性減少,代際繼承性增強,社會開放度降低;產權、資格證書等排他性增加,白領職業、社會管理職業,只有受過高等教育的人才有資格從事,進入新興產業(如房地產業、金融、高技術產業)的門檻大大提高;居住地、子女入學區隔開始出現,各階層之間居住分化,富人社區、中間階層社區、貧民社區成片集中出現,學校和住宅緊密相連,子女入學區隔自然形成;各階層的生活方式和交往模式、消費分層日益明顯;階層內的聯系網絡形成,本階層交往密切,跨階層交往明顯下降。[3]
總體而言,我國已經初步形成了現代社會階層結構,社會階層流動已經進入以市場化為主動力、以產業結構調整帶動的職業高級化趨勢為主軸、以內涵式流動為特征的常態階層流動階段。
二、高等教育在社會階層良性流動中的促進作用
高等教育與社會階層流動的關系密不可分,高等教育對于社會階層良性流動具有不可替代的促進作用。在常態階層流動階段,要實現社會階層的良性流動,必須突破社會階層的流動瓶頸,加速社會下層群體向上流動,壯大中間階層比例,這樣既可為工業化、城市化、現代化提供動力,又可形成現代化的社會結構,緩解社會矛盾,實現社會全面和諧。加速中間階層發育壯大,要促進現有社會下層向上流動,更主要的是使新增加的就業人員職業的起點就位于社會的中間階層。而要做到這一點,高等教育就成為最主要的決定因素和階層流動方式。
(一)高等教育能使個體最大限度地擁有綜合資源。法國社會學家布爾迪厄認為經濟資本、社會資本、文化資本是三種最基本資本。[4] 作為文化資本最重要來源的教育,就有一種最終為受教育者提供三種資本的能力。高等教育不僅使人擁有較多文化資本,而且通過文化資本的運用,謀求到更好職業,獲得更高收入;此外,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員工作環境更好,擁有更豐富、更優越的學緣、業緣關系,從而為自己進一步發展積累重要的社會資本。就我國國情而言,推動社會階層結構的改善,幫助弱勢群體進入中間階層,最有效的方式莫過于向其提供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
(二)高等教育是影響代際向上流動的重要因素。高等教育一個重要職能就是在社會存在經濟社會地位巨大不平等的情況下,給人提供公平競爭、向上流動的機會,幫助弱勢擺脫出身所帶來的個人發展方面的局限,顯著改善人的生存狀態,減少社會不公平。研究表明,在影響代際向上流動的過程中,教育是最重要的后賦因素,并且越是處于社會下層,教育因素越突出。中國的科舉制度是極端而典型的例子。良性的社會流動應表現為后致性因素,體現個體的努力與奮斗。處于社會中下層的子女要超越父母所處階層,改變自身命運,最大的可能就是接受高等教育,提升自身素質,在社會競爭中取得更好的位置。
(三)高等教育是獲取更好職業的重要通道。丹尼爾•貝爾早就預言,大學教育是階級地位的仲裁者。當代職業分化、職業白領化、專業化成為趨勢。專業化的職業都需要較高的教育程度及相應的資格證書,沒有受過良好教育或沒有取得相應資歷、資格者被排斥在許多職業之外。教育對就業市場進行了分割。是否接受高等教育,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人們未來職業的發展道路。
(四)高等教育是取得更高收入的重要保證。教育程度的差別,使得各階層存在巨大的工資差別。這種現象出現在各個領域和各種類型的國家。人力資本理論為工資差別提供了理論依據,一般認為教育的收益在20%～25%之間,而一般資本的收益率在10%左右。有調查顯示,1981年與1987年中國教育的經濟回報率,分別為0.025和0.027,而目前中國教育回報率大約為0.06～0.07,即多受一年教育,其收入增長6%～7%。就處于社會中下層的人來說,通過接受高等教育來獲得更高的收入已經成為現實。
(五)高等教育是社會聲望的重要來源。在現代社會的階層劃分中,非物質因素、價值觀也是重要的參照系。是否接受高等教育正成為越來越重要的地位特征,影響社會對人的主觀評價。精神氣質因素在個體職業生涯、階層流動中也起著重要作用。而精神氣質、價值觀很大程度上是由教育,特別由是高等教育塑造的。
高等教育對社會階層向上流動的促進作用和示范效應,刺激和激勵著青年特別是家庭處于社會中下層的青年勤奮學習,力圖通過接受高等教育,積累知識,提升素質,改變自身命運,尋求美好人生。這也成為國家發展、民族振興的動力之源。
三、與階層流動相關聯的教育公平現狀
以1999年高校擴招為契機,我國高等教育發展成效卓著。2007年,普通高等學校在校生1 885萬人,比1978年增加了1 799萬人,高等教育毛入學率達23%,已接近中等收入國家的平均水平。我國高等教育規模和水平基本上適應經濟社會發展的水平。但在高等教育高速發展的同時,教育公平問題日益凸現,成為社會關注的熱點問題。
教育公平只是一個相對概念。在社會分層的條件下,絕對的教育公平是不存在的。不能脫離社會發展階段和具體的社會制度來探討教育公平,應把它與社會階層結構和由此產生的階層差別結合起來,與國家制度、政策相聯系;不能把教育公平理解為人人接受同樣的教育,強調教育結果絕對平等。既要看到教育不公平的現實,又要看到其產生的根源,盡量從社會各階層受教育的權利、機會的角度加以比較分析,才能客觀有效地理解教育公平。
隨著高等教育快速發展,我國高等教育公平現狀有了很大改進。1995年頒布的教育法賦予了每個人平等接受高等教育的權利,高考制度沒有關于社會階層的歧視性規定,高等教育機會的實質平等在我國具有最高的、普遍的社會合法性。1999年,高校大規模擴招,高等教育規模急劇擴大,高等學校招生規模以每年25%左右的速度增加。高等教育招生人數從1998年的100萬人迅速擴展到2005年的504萬人,我國高等教育的規模已占世界第一位,為有志于接受高等教育的人群提供了多樣化的實現途徑,只要有上大學的愿望,基本上都能有學上。與高等教育精英化相比,高等教育大眾化在教育公平上無疑是歷史性的進步。
但是,由于社會階層分化和個人選擇的存在,我國的高等教育確實存在事實上的不平等,而且這種不平等還有固化的趨勢。
(一)社會分層影響高等教育起點公平。高等教育起點公平主要指的是入學機會均等。盡管在入學機會上,高考采取的各省、市、區從高到低按分數錄取原則,并不考慮家庭出身。但在基礎教育資源配置上存在很大差異,占全國40%左右的城市人口占用了70%左右的基礎教育財政撥款,東、中、西部的基礎教育差異也很大,導致農村和中、西部地區考生在高考時就面臨著先天不足,處于劣勢。在錄取指標分配上,區域間存在很大差異。東部發達地區高校特別是重點高校所占比例大大高于中西部地區,而東部和中心城市高校在本省、市、區招生數量占了相當大比重。例如,每年中國人民大學在北京招生名額占總名額1/6,南開大學招天津考生1/4,復旦招上?？忌?0%,浙江大學招浙江考生近70%。越是發達地區,高等升學率就越高,高考錄取最低控制線也越低。
現有的社會分層潛移默化地影響著高等教育的起點公平。來自較好家庭條件的考生在學習條件、素質養成和特長訓練方面擁有先天優勢。經濟、知識、信息方面的差異,反映在高考分數估計和志愿填報上,家庭條件好的考生傾向于選擇優質、重點高校,而家庭條件欠佳和農村地區考生趨于保守,在選擇學校類型時,費用低廉、政策優惠(如師范、農林、地質)的高校是他們重點考慮的因素。與貧困階層子女因經濟原因而難以享有高等教育機會相反,富有階層考慮的已不是其子女所享有的教育機會本身,而是更多地追求教育機會的品味及其學校的聲望、師資、設施。社會階層較高的家庭在爭取高等教育機會上表現出更高的積極性。[5]
從高等學校錄取情況,可進一步發現社會分層所引起的入學機會不均現象。2005年1月,“中國高等教育公平問題”課題組發布研究結果:低階層家庭子女的平均錄取平均分數普遍高于高階層家庭子女。平均分從高到低依次為:農民、下崗人員、個體經營者、工人、職員、中高層管理人員和技術人員。這與他們的社會地位剛好大致相反。平均分最低的是高級管理、技術人員階層子女,為571.3分,比農民階層子女低38.8分,比下崗失業人員階層低35分,比工人階層低26.2分。從農村學生在重點大學所占比例看,該課題組研究成果顯示:這一比例呈下降趨勢,城鄉之間的巨大差距成為我國最主要、最顯著的教育差距。
(二)社會分層影響高等教育過程公平。個體先賦的家庭階層地位在影響高等教育過程均等時仍起著很大作用。這種影響主要體現在專業選擇、校園學習、生活中,來自前一階段的影響還會直接延續到大學教育階段。
我國是實行高等教育高收費的國度。我國高等教育運作經費中財政只占20%左右,而學生承擔了50%左右,10年間我國大學學費上漲20倍,而同期國民人均收入只增長了不到4倍,已嚴重超過教育部按高校日常運行成本25%提取的學費計算標準。大學本科四年學費相當于城鎮家庭4.2年、普通農民家庭13.6年的純收入。高額的學費之后,是更高的生活開支,如果到發達地區就讀,負擔更高。貧困家庭學生不得不勤工儉學,課余打工,這必將影響他的學業。而富裕家庭的子女則有足夠時間、精力來豐富自己的學習、生活。
校園生活方面,貧困大學生在中學階段把大量時間、精力投入在學習上,忽視了綜合能力、素質培育。進校后還要忙于籌集生活費用,進而影響到他們在綜合能力、素質方面的鍛煉。來自富裕家庭的學生,更多擔任學生干部,在群團拓展、人際交往、自身能力培養方面獲得了更多機會。受教育過程中的機會均等不只是在獲取知識方面的機會均等,更主要的是使人獲得本領的機會均等。但先賦的階層地位再次擴大了入學機會上既有的不公平狀態。
(三)社會分層影響高等教育結果公平。階層地位較低的學生在融入社會、就業機會上的劣勢,與他們在報考志愿時出于經濟考慮、穩妥考慮而就讀學校質量不高、專業一般不無關系。起點不公平影響到過程不公平,進而是學業成就、結果的不公平。單憑一紙文憑在就業市場中的競爭力已大不如前,用人單位關注點已轉移到重點大學文憑,轉移到人際交往、語言表達、組織管理能力,甚至是家庭背景上面。低階層家庭學生由于先天缺乏培育,大學期間缺乏鍛煉,再加上在“人情關系社會”找工作,受到社會資本的影響,擇業時處于劣勢。個體把教育轉換為隨后的收入能力、發展潛力,受家庭階層地位影響很大。學生學業成就的不同,反映的正是他們所處社會階層的差異。高等教育在促進社會流動、打破封閉的社會代際傳承方面,還是難以徹底擺脫來自社會階層地位的制約。
目前,我國高等教育的不公平的實質是高等教育機會實現過程中的不公平。究其原因,既有經濟社會發展水平不高,區域、城鄉發展不平衡等外部原因;也有高等教育特別是優質高校發展不夠,教育政策失衡,高校管理效率不佳等內部原因;還有中國傳統的文化因素。因而,高等教育不公平具有綜合性、客觀性和社會性特征。
高等教育不公平的危害是相當嚴重和深遠的。其最直接的影響就是不同的人,人生起點高低不同,由此影響人的就業,進而影響人的一生。更深層的影響則是:教育不公平復制著既有的社會階層結構,阻塞社會階層向上流動的通道,固化社會結構,這必然會引發社會下層的不公平感和被掠奪感,激發社會不滿情緒,影響社會穩定;不利于形成努力向上、拼搏奮斗、勇于成就的社會精神,不利于盡快完善現代化的社會階層結構,推動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
四、增進高等教育公平的對策
教育公平是社會公平在教育領域的延展和體現。教育公平是和諧社會的重要價值取向,是構建和諧社會的重要支撐,對創建和諧社會具有先導性作用。
高等教育公平的核心是使每一個受教育者都能得到與自己智力水平相當的合理開發,最大限度地挖掘每個人的潛能,使他們進入社會后找到適合自己的社會定位,逐漸縮小社會差距,促進社會階層結構合理化,實現社會的和諧發展。
(一)明確高等教育公平的基本思路和責任。黨委和政府,特別是教育行政部門要把促進高等教育公平放在與高等教育發展同樣重要的地位。促進高等教育公平,必須打破人人接受同樣教育的迷思,遵循抑制先賦教育原則、適度競爭原則、促進效率原則。我國應把促進高等教育公平的重點從教育機會均等轉變到教育機會實現平等上來;把促進教育公平的目標從人人能上學轉變到確保人人能上學和上好學并重上來。政府要增強責任意識,把促進高等教育公平作為重要的施政目標,制訂切實可行的改進目標和政策。教育行政部門要把改進高等教育公平作為重大社會責任,提出具有可操作性的改進計劃,并加以落實、考核。高等教育工作者都要樹立教育必須公平的理念,在教育的全過程體現公平的要求。
(二)調整教育資源配置機制。政府要加大對教育的投入,要使教育投入與經濟發展基本同步,這是教育發展的前提,也是實現教育公平的基礎;要均衡發展以義務教育為核心的基礎教育,實行以居住地接受義務教育的制度,改變“以城市為中心”的教育發展模式,改善農村地區基礎教育現狀。財政轉移支付要把中、西部地區、農村地區的基礎教育作為重點之一,為高等教育起點公平奠定基礎。中央財政要對高等教育實行傾斜性的地區政策,加大對中、西部地區高等教育的支持力度,在中、西部扶持建設一批優質高校,擴大中、西部地區高等學校的整體規模和水平;要把更多的財政資金、政府資源用于各類高等職業技術學校和?？茖W校的建設,提高高等教育的整體水平。
(三)完善高等學校招生機制。我國應改革現行的分省定額、劃線錄取的機制。主要由中央財政出資的高等學校,應大致按各省、市、區考生比例劃分錄取指標。東部高校在錄取指標上要提高中、西部地區學生錄取比例。省、市、區一級政府應注重城鄉考生錄取比例的平衡,制訂農村考生錄取最低控制指標,并據此制訂相應錄取分數線。
(四)規范高等學校的管理機制。我國要逐步減少部屬高校的數量,實現高等教育的地方化;改革高等學校的考核指標體系,有效抑制學校盲目擴張的沖動,對高校超出自身能力,盲目建設新校區、升格、增設院系要有約束機制,把考核重點放在提高教育質量、學生就業率等內涵發展指標上;建立高校收費審批制度,從嚴審查高校設立的收費項目和收費標準,對不執行政策規定的要從嚴查處,高校收費標準的調整不得高于當地經濟增長和人均收入增長水平;實行高校分類評估制度;要根據綜合性高校、專業性高校、職業技術學校、民辦學校等不同類別,制定不同的評估標準和辦法,增強教育評估的適用性和準確性,為社會提供公開、準確的信息,引導社會公眾正確選擇就讀學校。
(五)建立弱勢群體的資助體系。在高等院校實行“高收費、高資助”的政策,根據學生家庭收入狀況,結合就讀學校收費標準,對貧困生予以相應比例的學費減免,同時擴大免收學費的學校和專業數量,不讓一個貧困學生因貧不能上學。疏通社會勤工儉學的渠道,對特困生,由政府和大學提供適應學生特點的勤工儉學崗位。對大學畢業一年后仍未能找到工作崗位的貧困學生,由政府資助購買崗位以實現就業。
(六)健全終身教育的機制。除了大力發展各種類型的傳統高等學校外,我國要充分利用電子、互聯網等現代信息技術,積極發展“開放學院”,加大網絡遠程教育投資,實現高等教育電子化、信息化;通過高等教育信息化來擺脫高等教育的空間地域限制,使沒有條件進入高等學校脫產學習的社會弱勢群體,能通過影視、音像、電腦、報紙等現代傳媒接受高等教育;提倡社會成員終身學習,打破高等教育的年齡限制,實行高等教育終身化,使社會成員不斷更新知識技能,在學習化、知識化社會中不會因知識斷層而面臨生存環境惡化,社會地位下滑,建設學習型社會,提高全社會的學習創新能力。
[參考文獻]
[1]陸學藝.當代中國社會階層研究報告[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
[2]游龍坡,徐彬.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社會階層結構變遷的若干特征[J].東南學術,2007,(6).
[3]陸學藝.當代中國社會流動[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
[4](法)布爾迪厄.文化資本與社會煉金術[M].包亞明,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5]王英杰,劉慧珍.2005年中國教育發展報告:高等教育的發展、問題與對策[M].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05.
【責任編輯:葉萍】
流動兒童教育公共政策論文范文第4篇
【摘 要】本文在布迪厄的文化資本理論視角下，利用問卷調查法、訪談法及實地觀察法對云南昆明Y社區流動人口家庭教育進行研究，發現流動人口家庭教育資本十分欠缺需要社會的關注來幫助改變他們窘迫的現狀，讓流動兒童得到更好的家庭教育。
【關鍵詞】流動人口；家庭教育；文化資本
布迪厄認為，文化資本是“那些非正式的人際交往技巧、習慣、態度、語言風格、教育素質、品位與生活方式”。為進一步理解文化資本，他闡述了文化資本的三種存在狀態：一是具體的狀態，二是客觀的狀態，三是體制的狀態。文化資本對兒童學業有重要影響。布迪厄在研究出身于不同社會階級的孩子取得不同學術成就的原因時發現，出身于不同階級和階級小團體的孩子在學術市場中獲得的特殊利潤，是對應于階級與階級小團體之間的文化資本的分布狀況的。因此在布迪厄看來，受教育者在走進學校接受教育之前并不是都是一樣的教育水平下，他們都或多或少地擁有各自的文化資本（來源于家庭的），而文化資本的多與少預示著他們將來在教育成就上的大小。流動人口家庭的文化資本情況如何呢，下面按照布迪厄的分類進行分析。
為研究流動人口家庭的家庭教育現狀，我們以昆明Y社區三所農民工子弟小學為基地，全面開展了一次訪問、座談、問卷等諸多形式的調查。本次調查除訪問、座談外，還問卷調查全校200名學生的家庭。問卷由學校帶給家長，家長填寫后再由學生帶回學校匯總，從問卷發放到收回和情況匯總分析看，家長對本次調查是十分支持認真配合的，反應信息是可信的。流動人口子女學生195名，流動人口戶籍分布是：四川68人，貴州22人，湖北8人，福建3人，昭通27人，會澤28人，山西1人，河南11人，重慶23人，廣西4人。
一、流動人口家庭教育文化資本現狀及存在問題
1.具體狀態的文化資本
具體狀態的文化資本包含父母的知識、修養、技能、能力等等方面內容，操作化較困難，在此筆者僅僅討論社會排斥對于家庭文化代際傳遞的負面影響。
隨著兒童年齡的增長，他們對于世界有了一定的了解，如通過電視、老師、同伴、相關他人來了解這個世界，來了解父母在社會中的“形象”，在我國城市中，對流動人口的“污名化”過程相當的嚴重，不修邊幅、臟、隨地吐痰、渾身臭味、不文明等似乎理所當然的加在他們身上。在調查的時候，筆者發現有些孩子對于父母的職業和身份有掩飾的傾向，怕被別人嘲笑，這種“污名化”也影響著父母在子女心目中的位置，影響教育的效果，讓孩子們認為父母就是臟的、沒有修養，能力低下的，這些沖淡了父母身上很多堅強、樂觀、豁達等優點。導致家庭文化代際傳遞面臨著困境。
2.客觀化文化資本
客觀化文化資本是以圖片、書籍、音像、工具等為代表的文化商品形式。在布迪厄看來，所謂文化產品，正是客觀化的文化資本和經濟資本的統一?！拔幕a品既可以表現出物質性的一面，也可以表現出符號性的一面。在物質性方面，文化產品預先假定了經濟資本，而在符號性方面，文化產品則預先假定了文化資本?！绷鲃尤丝诩彝ナ杖氲?，物質生活極端貧困，他們的花費往往集中在維持生存的物質生活消費上而非文化消費上。
由于學校老師的要求每個小學生都必須有字典，字典是孩子學習的重要工具占有量達到68.2%，報紙的占有量為24.1%，作為科普讀物的百科全書是重要的開闊視野的工具但是占有量僅為6.2%，地圖作為了解世界的重要媒介占有量也僅為8.7%?？梢?，除了學校要求的字典以外，其他的文化用品的占有量都很低。
備注：樣本量為195個流動人口家庭
電子文化產品不僅可以啟迪孩子的思維陶冶孩子的情操，而且還可以開發他們對于科學的興趣。如表1所示在流動人口家庭中電視十分普及的，87.7%的家庭有電視，但是在筆者走訪的時候發現電視機總是開著，孩子寫作業的時候也開著，而且聲音開得很大，選擇觀看的節目也是一些臺灣的很長的連續劇。而對于一些新聞類節目和科普節目他們很少觀看。
家里的課外書的擁有量是衡量家庭物質文化資本的重要指標。我可以從表2看到18.5%的家庭連一本課外書都沒有，擁有10本以下課外書的家庭占到74.5%流動人口家庭的圖書占有量十分有限。小學階段正是學習和閱讀的旺盛階段，良好的閱讀習慣對于以后學習能力的提高和學習習慣的養成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但是流動人口家庭的課外書的擁有量十分有限。
3.體制化文化資本
體制化文化資本主要指通過正規教育獲得的學歷資本。具體說，即通過學術資格、文化能力證書等方式從體制上予以承認的、得到保障的文化能力。體制化狀態的資本與自學者的資本最大的區別在于，前者以社會公認的證書賦予其擁有者一種文化的、約定俗成的、經久不變的、有合法保障的價值，后者則不能給予其擁有者類似的保障。
流動人口的低學歷使其子女在代際傳遞過程中處于弱勢。在城鄉二元分化的經濟體制下，城鄉教育投資體制也是二元分化的，這導致農村教育水平落后于城市。來自農村的流動人口必然受農村教育水平的制約，學歷水平必然不高。如表3所示，母親不識字比率很高占到總數的29.7%，會基本讀寫的占26.2%，小學畢業的占27.2%。父親的受教育水平明顯高于母親，不識字率僅占3.6%初中以上畢業的比率高于母親。但是總體看來流動人口學歷水平處于劣勢地位。
二、改善流動人口家庭教育的對策
1.完善教育立法，將流動兒童家庭教育納入法制軌道
制訂一部《家庭教育法》，與《義務教育法》、《未成年保護法》等一道規范我國的基礎教育，通過家庭教育的立法形式，將流動人口子女的家庭教育納入法制軌道，使全社會更加重視家庭教育，促進我國教育的可持續發展。
2.發掘社區力量大力改善流動人口家庭教育環境
首先，利用社區的力量，招募大學生志愿者，發動社會愛心人士為流動兒童建立公共的閱覽室。彌補流動人口家庭閱讀書目不足的缺口。
其次，發動學校的力量定期為流動兒童做問卷調查，發現學生的心理問題，由社工進入幫助父母進行處理。建立社區兒童少年教育和監護體系，增強和發展社區教育的作用。
3.建立以家長學校為平臺的培訓機構，對家庭教育進行科學指導
家庭教育主要是父母與子女的互動活動。家長的素質直接關系到家教水平。由于流動人口整體素質偏低，嚴重影響到家庭教育質量的提高，不利于流動人口子女的健康成長。因此加強對家庭學校的管理，使家長能得到較為全面、系統、科學的家庭教育指導，對流動人口家庭教育特別重要。
參考文獻：
[1]郭凱.《文化資本與教育場域——布迪厄教育思想述評》《當代教育科學》，2005年第16期
[2]〔美〕喬納森·特納：《社會學理論的結構》，華夏出版社，2001年，192頁
[3]http：//www.zjwomen.org/2013/0412/5719.html
流動兒童教育公共政策論文范文第5篇
關 鍵 詞 公共危機;公共危機治理;公共責任;公共責任教育
文獻編碼 A
當前，新冠肺炎疫情引發公共危機，凸顯了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緊迫性。在黨中央領導下，全國人民眾志成城，必將取得疫情防控阻擊戰的最后勝利。然而，中國社會也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價。痛定思痛，惟有細致剖析本次危機治理過程中出現的各種現象，將此次戰“疫”看作中國社會治理現代化進程中的重要一課，從經驗中學習，提升中國社會預防和應對公共危機的能力，才不至于讓這筆學費付諸東流。以此次戰“疫”為契機，加強公共責任教育，全面培育廣大青少年的公共責任意識，無疑是一個值得深入探討的重要課題。
一、公共危機與公共危機治理
公共危機是由于自然災害、社會運行機制失靈而引發的，可能危及公共安全和正常秩序的危機事件。公共危機一旦發生，就會威脅到社會體系的常規運作和社會全體成員的共同生活。[1]公共危機具有破壞性和公共性兩大基本特征，前者指出公共危機對社會生活具有較強的負面影響，意味著生命、財產、社會結構等方面的風險、威脅、傷害、損失;后者指出公共危機帶來的破壞和傷害指向特定區域的所有成員，每個人都是危機侵害的對象，因而相比一般性危機，公共危機強調危機造成的公共支出增加、對公共利益的損害和涉及主體的全民性。[2]此外，盡管所有人都不愿遭受危機，公共危機在社會發展中并非一無是處。危機狀態將日常生活中人們熟視無睹的諸多不合理因素暴露無遺，能夠引發社會成員內心深處的震蕩，促使人們檢討和反思習俗，自覺地開展不同層面的社會創新。
突發公共危機將全社會帶入緊張狀態，惟有快速有效干預，才能重建社會穩定。由于當代中國應對公共危機的實踐經驗相對缺乏、社會治理現代化還處于起步階段等原因，當前我國公共危機干預方式較為傳統，而危機管理主體單一、社會力量參與不足是最突出的短板。我國既有的公共危機應急管理體系形成于全能政府的理念之下，強調政府部門對抗擊公共危機進行全面安排，各類社會組織、經濟組織、公眾以及輿論界處于被動員、被安排的境地;而在現代社會，任何一個政府都沒有能力單打獨斗地應對無限可能的、多種多樣的公共危機，更不能完全徹底地擔負起管理所有公共危機的社會責任。[3]科學引入治理理念，支持、引導公民以個體或組織形式參與承擔公共責任，構建政府部門、非政府公共部門、企業部門以及公民個人協同實施系列性控制活動的公共危機協同治理格局勢在必行。
作為與民主社會相適應的管理方式，公共危機協同治理堅持多元主體的平等對話，是使相互沖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調和并且采取聯合行動的持續過程。在協同治理格局中，政府理所當然要擔任應對公共危機的組織者和領導者，運用合法權力調配各種資源和力量與災難抗衡，同時，政府還必須采取有效措施，使所有公民都能主動參與到危機事件的處理中來，即要在以政府為主導和中央政府統一決斷的前提下讓非政府組織、企業組織以及公民個人擁有相應的權力、能力和責任，上下聯動，協同應對，實現危機治理成本的最小化和效能的最大化。[4]協同治理一方面要求政府轉變職能，適度向各類社會組織和廣大公民賦權，搭建公共參與平臺，另一方面要求廣大公民具備關注公共福祉、參與公共生活的意識、能力和習慣，在危急關頭能夠熟練進行理性表達、平等決策、社會自治，這些都是無法臨時抱佛腳的。因而，必須正視“危機管理”與“常態管理”的辯證統一關系，[5]將協同治理作為一以貫之的社會治理原則，在社會正常運轉階段為應對危機做好制度、人才及文化儲備。
二、公共危機治理視域下的公民公共責任擔當審視
參與公共危機治理要求廣大公民承擔公共責任。公共責任是國家、社會以及其他公共主體對公民的規范性要求，[6]是社會公德的實質和內核，涵蓋與人為善、奉獻國家、公共參與等具體內容。換言之，“承擔公共責任”與“講公德”基本同義。中國傳統道德體系偏重私德而忽視公德，當前人們對公德和公共責任的理解存在一定的模糊性。通常人們認為承擔公共責任就是要遵守交通秩序、愛護公共財物、保持公共衛生、不在公共場所大聲喧嘩，其實這種“不作為”只是消極層面的公共責任，“不要求人們去做什么，而是要求人們不要做什么”;與此相比，公共責任還有“有所為”的積極層面，“它要求人們積極行動，促進社會公共秩序的和諧與穩定”[7]。公共責任與個體利益既緊密相聯，又可能存在沖突。面對兩難沖突，個體需要在大公無私——公私兼顧——損公肥私三者構成的豐富可能之間進行選擇，而承擔公共責任往往要求個體不同程度地犧牲個體利益，使個體行為符合公共利益，這種要求，在公共危機背景下顯得更為迫切。那么，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過程中，我國公民在擔當公共責任方面的表現如何呢?
總體而言，在此次疫情防控中，全體公民能夠響應國家部署，數以萬計的醫務工作者、公務員、網格員、志愿者在各地勇敢“逆行”，甚至獻出了寶貴的生命，堪稱好公民典范。但多數公民無力或者沒有渠道提出防控方略，部分公民為了買到新鮮菜或者解悶而沖擊社區封閉管理規定，加大了基層防控難度。這些都說明，公共危機協同治理所需要的大批兼具領導力和執行力的公民還沒有培養出來，培育廣大公民的公共責任擔當任重而道遠。
首先，一些公民偏重個體利益，忽視公共責任。為了阻止病毒傳播，很多地方制訂了嚴格的診療規定和封閉管理辦法?？墒?，一些公民因私廢公，如有的患者嫌棄病房條件差而堅持在家治療，給周圍居民帶來恐慌;有些處于潛伏期的病毒攜帶者無視管理規定四處走親訪友，導致病毒擴散;更有不少人不甘心暫時降低生活品位，堅持自行外出采購稱心如意的商品。這些都是公民缺少公共責任意識的突出表現。
其二，部分公民缺少對公共責任和管理規定的理性認同和自覺遵守，增加全社會的監督成本。當個體對規則缺少認同時，其對規則的遵守停留在趨賞避罰的他律水平，遵規守紀的行為并不可靠，需要他人強力監督;一旦監督機制缺位或者松動，個體就傾向于違規。新冠肺炎來路不明，危害巨大，惟有全民齊心防控，才能盡快打贏疫情阻擊戰，減少社會和個體的損失?？墒?，部分社會成員仍然持僥幸心理，千方百計地在社區封閉管理中“鉆空子”，最終導致社區封閉手段越來越嚴，網格員工作負擔越來越重，大大增加了疫情防控的監督成本。
其三，很多公民偏重承擔消極的公共責任，回避積極的公共責任。不少人認為“宅在家就是愛國”，在危急關頭僅僅做到了照顧好自己，不給社會添麻煩。事實上，呆在家里可以防止疾病傳播，確實屬于愛國、講公德的范疇，但并非其全部內容;除此之外，公民還可以捐款捐物、參加志愿服務、為疫情防控獻計獻策等。不過，很多人在積極有為方面做得不夠，他們擔心志愿服務可能導致感染，認為自己身處底層缺少資源和能力，期待他人為公共利益挺身而出，可是自己卻在家坐等成功。這不能不說是一種利己主義的表現。
其四，身處數字化時代，不少公民忽視網絡環境中的公共責任，在網絡信息發布和傳播方面隨意任性。盡管“不信謠、不傳謠”被廣泛倡導，但網絡輿情事件在疫情防控過程中不斷涌現。一些寫手為博取點擊量捏造新聞，或者斷章取義地發布與病毒、疫情相關的信息，煽動民眾的恐慌、憤怒等情緒;很多網民在非理性狀態下隨手轉發和點評，以訛傳訛，給疫情防控帶來了不同程度的干擾。這說明，在匿名化、開放式的網絡環境中，人們對自己的言行可能給公共領域帶來的影響缺少清醒認識，道德自律程度有待提升。[8]
三、新時代公共責任教育的實施路徑探討
政治民主化、社會治理現代化持續呼喚一大批關注公共利益、參與公共事務的高素質公民，但這種需求經常被有意無意地擱置;“時窮節乃見”，公共危機治理清晰地表達了對公民素養提升的要求。“前事不忘，后事之師”，在當下和未來的很長時間里，全面開展公共責任教育，大力培育廣大公民的公共責任擔當，必須得到各級教育機構的持續重視。
(一)依托思想政治課倡導和樹立全面的公共責任觀，引導學生樹立強烈的公共責任意識
著眼于為完滿的生活作準備，斯賓塞將學生應該學習的課程分為五類，為維持正常的社會和政治關系所需要的活動作準備是其中的一大門類。杜威指出，在民主社會中公民對社會公共生活所應承擔的責任并不僅限于投票，而是要成為社區的積極成員，既能領導也能服從。這些觀點對于當前我國開展公共責任教育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
一是要引導學生從消極和積極兩個層面理解公共責任，突出對積極層面公共責任的認識。不破壞公共秩序、公共衛生、公共財物，對于維持社會常態運轉來說，是必要的公德要求;但僅僅做到這些還不夠，公民還要具備批判性思考社會問題的能力，能夠為社會問題解決貢獻智慧和力量，實現“有所不為”和“有所為”的和諧統一，這樣才是健全的公共責任擔當。
二是要圍繞公共責任開展平等對話，調動學生對公共責任的理性認同，進而做出自覺自律的負責任行為。在他律階段，個體承擔公共責任的行為受制于外部獎懲機制，既不高尚也不可靠;惟有到達自律階段，個體才能出于自主選擇的道德觀而主動負責，不僅做得對、做得好，而且穩定可靠、值得信賴。個體對公共責任的理性認同，是達到自律的必要條件。教育者要善于曉之以理、動之以情，擺事實、講道理地幫助學生思考個人與公共的關系;傾聽學生的觀點，展開師生之間和學生集體內部的平等對話，最終讓學生切實認識到個人利益與公共利益的共通共生關系。
三是要與時俱進，幫助學生明晰網絡環境中的公共責任要求。網絡世界雖然虛擬但絕非虛幻，在開放的網絡環境中，個體的隨意言行極易無序擴散，給公共社會帶來消極影響，也使本人面臨意想不到的后果或懲罰。學生要正視網絡空間的規范性和網絡行為的真實性，清楚線上線下公共責任的一致性和相通性，學會做負責任的網絡公民。
(二)建立思政課教學與學生生活經驗的有機聯系，綜合運用直接德育與間接德育相結合的立體機制培養學生的公共參與素養
在經驗中學習是普遍適用的道德學習規律，[9]有效的思政課教學必須建立課堂教學與學生實際生活的聯系，在課堂上圍繞班級、校園、社會中的公共事件和問題展開對話研討、模擬體驗，在課后依托實踐類作業讓學生學以致用，以知行合一的方式切實掌握公共參與的基本原則和行動策略。
孤立的思政課育人效果有限，學校開設的每門學科都要貫穿公共精神，促使學生依托學科學習提高有效參與社會生活的能力、增進服務國家和社會的才華。要確認學科教學的社會意義，引導學生把學科看作認識社會和參與社會的一種工具而不是“必須考”的一門科目;建立學科教學內容及其社會應用的有機聯系，促使學生在當下和未來能夠將文化科學技術應用于真實的生產生活實踐之中。
如果不能在日常生活經驗中得到驗證和支撐，來自課堂的教導只會導致學生內心的困惑，無法成為指導學生行動的觀念。日積月累的校內外生活是促進學生公共參與的基礎性資源，理應得到重視和改造。學生天然地生活在家庭、學校、社區等具體可感的集體之中，如果能夠從小培養學生對這些集體的愛心、關心、責任心，養成他們參與集體事務的習慣，將來他們自然會關心社會，愿意通過各種形式參與公共事務。學校要堅持師生平等對話，聽取學生觀點;有步驟地將班級和校園事務賦權給學生管理，給他們提供承擔共同生活責任、自主規劃團體事務的機會;將學生帶出校門，開展志愿服務，支持學生積極主動有創意地參與社會。家庭生活和社區生活也要仿照學校，讓學生能夠真切地感受到自己是能夠為集體做貢獻的平等成員。
(三)珍惜公共危機治理實踐經驗，統籌開發公共責任教育精品課程
多難興邦，災難可以成為促進一個民族覺醒進步的強大動力。新冠肺炎疫情讓中國社會付出沉重的代價，給無數中國人帶來了難以抹去的創傷記憶。人的本性傾向于遺忘創傷，但遺忘意味著對過去的背叛和對未來的不負責任。一個善于反思、力爭上游的民族必須正視創傷，從災難中汲取經驗教訓，把危機轉化為再出發的推動力量。
在危機這塊試金石面前，國民素質、政府功能、社會運轉各領域的優缺點都充分地呈現出來，這些為公共責任教育、法治教育、媒介素養教育等提供了豐富的素材。危機過后，教育行政部門應該動員醫學、政治學、社會學、管理學、教育學各領域專家學者，圍繞確鑿可靠的數據資料整理打造適合不同年段學生特點的專題課程，引導新時代青少年牢記經驗教訓，為未來更好地應對公共危機做好必要準備。
公民責任教育課程形式要靈活多樣，培養學生的實際應用和轉化能力。小學階段可以突出知識識記和情感陶冶，著重講述英雄事跡，再現感人場景，讓小學生在領悟英雄精神的同時樹立為社會做貢獻的遠大理想。中學階段可以突出模擬訓練，以演習的形式鼓勵學生分析問題情境，負責任地完成模擬任務。大學階段可以將公民教育融入專業教學，促進學生批判性反思，提出解決問題的創新型方案。文藝界以及動漫和游戲開發企業也可以發揮創造性，通過開發富有吸引力的文化娛樂產品開展潤物無聲的公共責任教育。
參考文獻：
[1]王小璐.公共危機與價值失范[J].社會科學家，2003(3)：13-17.
[2]張海波.風險社會與公共危機[J].江海學刊，2006(2)：113-118.
[3][4]張立榮.協同治理與我國公共危機管理模式創新[J].華中師范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8(2)：11-19.
[5]杜寶貴.正確認識公共危機管理中的幾個關系[J].東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3(5)：361-363.
[6][8]孫卓華.虛擬社會中公民的公共責任析論[J].理論探討，2015(6)：19-22.
[7]于建東.當前我國社會公德教育的問題與對策[J].中國德育，2019(7)：24-29.
[9]劉長海.經驗德育：一種基于杜威哲學的德育思路[J].教育研究，2019(6)：51-59.
責任編輯 徐向陽
流動兒童教育公共政策論文范文第6篇
記者5月14日從教育部獲悉，新修訂的《中小學校會計制度》已正式施行。根據新規，全國37萬多所公辦中小學校實行“一校一本賬”，嚴格了學校收支和資產管理。教育部財務司負責人指出，歷時近一年修訂的《中小學校會計制度》在科目設置上將義務教育與非義務教育分類區別，明確規定義務教育階段學校不得使用的科目，不得從事經營活動，不提取修購基金，不得對外投資，不得舉債等。根據新規，廣大中小學校校長必須加強每一筆支出的績效管理，定期分析學校預算的執行情況和財務狀況，提高經費使用的有效性，做到“該用的錢不少用一分，不該花的錢一分都不能多花”。
寧夏：多舉措預防少年兒童遭性侵
為切實預防性侵少年兒童案件的發生，寧夏回族自治區教育廳近日發出《關于做好預防少年兒童遭受性侵工作有關問題的通知》，規定校長、教師與學生談話不得在個人場所，包括老師和家長在內的男性一律不得進入女生宿舍。據了解，自治區教育廳要求各地教育部門把好入口關，落實好對校長、教師和職工從業資格的有關規定，堅決清理和杜絕不合格人員進入學校工作崗位。加強對教職員工的品行考核，對品行不良、侮辱學生、影響惡劣的，由縣級以上教育行政部門撤銷其教師資格，堅決清除出教師隊伍。對涉及違法犯罪的要及時移送司法部門，依法嚴懲。
江蘇：研發學生營養配餐指南系統
針對中小學生膳食營養存在的主要問題，江蘇省教育廳組織專家研發了《學生營養配餐指南》及其軟件系統，可針對學生不同個體情況，快速、靈活地生成學生食譜。據江蘇省教育廳新聞發言人洪流介紹，調查覆蓋全省13個市7932名中小學生及其家長，采集原始數據100多萬個。結果顯示，江蘇中小學生個人衛生情況總體較好，學生膳食結構較為合理，食物選擇呈現多樣性。但半數學生蛋類、奶類攝入不足，多數學生蔬菜種類攝入不全，學校課間餐制度不夠普及，部分學生上午常有饑餓感。
河南：優秀教師赴貧困縣支教
河南省教育廳、省財政廳5月8日聯合發出通知，今年河南省將繼續實施邊遠貧困地區和革命老區人才支持計劃教師專項計劃。根據安排，從2014年秋季開學到2015學年，全省計劃選派2982名優秀教師赴貧困縣支教。按照要求，選派教師必須到受援縣的縣級以下(含縣)薄弱學校連續任教一個完整的學年，擔任相應課程或專業的教學任務，并通過集體備課、舉辦講座、開設公開課等多種形式，幫助當地教師提高教學水平、業務能力。選派工作期間，支教教師原工資福利待遇不變。在此基礎上，按月發放支教補助，標準每人每年2萬元。
重慶：培養千名農村小學全科教師
重慶市今年計劃培養農村小學全科教師1100人，比去年增加近六成，覆蓋28個區縣。全科教師培養采用“3+1”的創新模式，即前3年在高校進行課程學習，最后1年在教師進修學院研修，并在實踐基地學校實習同時完成畢業論文。全科教師培養不分專業，學生畢業后將能較好地勝任小學多門學科教學。在校學習期間，定向培養的全科教師將享受免除學費、免繳住宿費并獲補助生活費的優惠待遇，畢業后要在與其簽訂培養使用協議區縣的農村鄉鎮以下小學至少從教6年。
福建：逐年降低特長生招生比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