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言史研究范文第1篇
江蘇第二師范學院如皋分院
中文與社會科學系
徐靜靜 【摘要】近幾十年來，我國在各地大力推廣普通話，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方言的發展。針對這種現象，社會上出現了若干觀點，部分專家認為大力推廣普通話可以完成民族語言統一，增強民族凝聚力;而另一部分專家呼吁保護方言這種歷史文化的載體，在傳承和保護方言的同時合理推廣普通話。本文試圖從以上幾種角度出發，對方言的存在意義進行討論，進而對如何保護傳承方言提出一些見解。 【關鍵詞】方言;現狀;保護與傳承
一、引言
方言的起源應該就是語言的起源。最先的方言實際上就是語言，當然，最先的語言實際上也就是方言。語言剛剛產生，分化與統一都還談不上，語言和方言就是一致的。語言的統一和分化，往往和社會的變遷聯系在一起，社會的變遷，語言就發展、變化，逐漸就產生了語言的分支———方言。
二、我國方言的現狀
我國的漢語歷史悠久，內容豐富，由于歷史與地理條件的影響，根據語言特點可分為七大方言：北方方言、吳方言、湘方言、贛方言、客家方言、粵方言和閩方言。有此可以看出，漢語的分布也存在相對分散的南北差異。
為了增強民族的凝聚力，近年來，我國一直在大力推廣以北京語音為標準音，以北方話為基礎方言，以典范的現代白話文著作為語法規范的現代漢民族共同語言——普通話。語言交流的障礙消除了，普通話成為我國正式的官方語言。但不知從何時開始，人們竟將其與保護方言對立起來，致使近年來中華民族語言的多樣性受到了極大的挑戰，很多地方的方言都在逐漸消失，一些少數民族甚至發展到了只有幾個年過古稀的老人還會說方言的情況，一旦這些老人百年之后，這些地方的方言也將徹底成為歷史。
方言日漸衰微，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幾點：
1、普通話的沖擊：大力推力普通話是現代人交流的大趨勢，而且講普通話是從孩子抓起，這固然是件好事，但隨之也會帶來方言的萎縮。
2、部分人主動選擇放棄方言：農民進城打工者遍布中國甚至世界，一些青壯年紛紛告別了故鄉走進了城市，在家留守者大多數是老人。隨著國家逐步解決農民工子女的教育問題，給這些打工者提供了更好的生存環境，于是這些打工者進入城市后更愿意在城市扎根下來，自然而然的就放棄了方言，從而講起普通話。
3、以普通話為主流的交流日趨密切：我國的大交通已經建成立體便捷的交通體系，全國各地的縣級以上城市都慢慢加入了這樣便捷的交通網，交流聯系上日益密切，民眾遷移變得更加容易，各地都可以逐漸成為一個個不同大小的移民區，這更加速了方言的消亡速度。
4、以普通話為基礎的外語熱潮興起：近年我國的對外開放與國際接軌必然會掀起一股又一股的外語熱，講外語及外語的翻譯也是以普通話為基礎，所以這也會加快方言的消亡。
5、對方言認識不足：現今仍有很多人認為方言會阻礙名民族社會交流，忽略了方言對文化傳承的重要意義，一味對方言抱有排斥態度，造成方言影響日漸減小。
三、 方言的存與廢
(一) 方言滅亡說
方言的產生和保護主要是由于古代交通不便、地域隔絕等原因，隨著現代社會交往發達、人口流動頻繁、傳媒日益滲透，經濟發達地區的文化，生活方式受到推崇，而對現代生活的模仿與向往加速了網絡語言和大眾流行語言的入侵。普及推廣普通話，只能使孩子遠離自己的母語——方言，很多年輕人不再熟悉本地方言土語，因而方言的話語空間越來越小，生存空間越來越局促，失去了方言的地域文化色彩。一部分人甚至斷言因為普通話的盛行，方言在下一代會逐漸消失。
(二)方言過盛說
也有人說過，近些年雖然國家一再大力推廣普通話，但是各地方言各自獨立發展的勢頭仍然沒有減退，很多地方尤其是南方各地自成一派，因為所說的方言不同造成了不同的地域排斥，經濟發達地區的人們有著極強烈的地理優越感，而不發達的地區又有著一定仇視排斥心理，在合作上難免心中存在隔閡，嚴重影響了各地區人民之間的團結與共同進步，大大分散了名族的凝聚力。
為了所謂的保護方言，影視傳媒大張旗鼓地有了方言幽默——搞笑作品;有了網絡中流行的讀請方言;有了越是今天發達地區的方言，越不肯“屈服”于普通話的局面。曾經的十里洋場，如今的長江三角洲的老大——上海，派頭十足，連外鄉來了也得入鄉隨俗，趕時髦學說上海話。有著“東方之珠”美譽的珠江三角，借改革的東風，更是財大氣粗腰桿硬，粵語白話不僅橫行珠三角，橫行演藝界，而且悄然進入北方，在追逐時髦的年輕人當中成了時尚、魅力、會做生意的代名詞。諸如此類，無視方言作為現代交際工具之短，憑借著自己強大的經濟優勢，頑強地抵制著普通話的推廣與普及。學說“方言”的聲浪似有日趨擴大之勢，這其實是極不正常的。各種方言本無高低貴賤之分，但我們不得不選定一種方言作為名族共同語，是在元明清六百年定都北京的歷史中逐漸形成的，是六百年“官話”的強勢地位逐漸造成的。各地方言雖然重要，但是在保護的同時也應該尊重普通話的存在，這樣才能夠促進民眾之間交流順暢，增強名族凝聚力。
(三)方言與普通話并存說
近年來，國家有關部門負責人多次強調，普及普通話并不是要消滅方言，而是要使公民在說方言的同時，學會使用國家通用語言，從而在語言的社會應用中實現語言的主體性與多樣性的和諧統一。具體而言，正式的場合和公眾交際的場合要求人們講普通話，但并不排除大家在非正式場合講方言。
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吳語研究室主任游汝杰認為，方言和普通話的社會功能不一樣，不同場合用不同的語言，學會言語分工是交際能力增強的表現。滬語研究專家，上海大學中文系教授錢乃榮認為，經濟能全球化，文化不能單一化，而應該多樣化。“以前認為普通話好，方言不好，其實不盡然，方言的詞匯十分豐富，來自生活，正是文化的載體和體現。”同時，普通話推廣時，也應該有一些好的方言被吸引收到普通話。反之亦然，形成兩者之間的互補、互動、雙贏關系。“寬松的語言環境和文化環境，往往是社會文明程度的體現。”傳承與保護方言的同時推廣普通話，在教育教學、公務活動和公共交際中使用全國通用的普通話，以適應現代社會生活的需要，并非歧視方言。更不是要消滅方言。
四、方言的存在意義
(一)方言傳承是地域文化的直接標志
中國地域廣闊，古文明遺存甚多，有的東西挖出后的鑒別可能只有用當地的方言才能進行說明解釋，所以方言有著不可替代的作用，它是中華文明的重要部分，是我國寶貴的文化遺產。雖然方言的存在確實對各地的交流帶來很大的消極影響，不同方言區的人們在言語交流時甚至會出現阻隔和誤會。比如：山西離石人說“辦喜事”，外來人則會聽為“辦死尸”;廣東人說“私有制”，外來人則會聽為“四游記”;廣西人說“開始”，外來人則會聽為“該死”;更多方言區的人說“奶奶”，外來人則聽為“來來”等等。難以聽懂甚至無法溝通的現象更是比比皆是。但正是這些方言的存在才使中國的古老文明得以不斷傳承，不同的方言代表了這個地方的發展歷史，象征了一種古老的悠久的文化，正因為有了這些各異的方言，在歷史的長河中，在戰爭的歲月里，中國才不會被外界所輕易同化，不會被侵略者所左右，中華文化最終得以最好的保存與傳播，方言在很大程度上都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二) 方言有利于保護文化的多樣性
從民間文化的價值看，方言保護有利于保護文化的多樣性。方言是地域文化的重要載體，是文化存在與發展的基礎，其多樣性反應了文化的豐富性。方言屬于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一個類別，是地域文化的鮮明標志，文化往往體現在公民符號之中，社會成員通過這些符號交流思想，維系世代，而語言就是最典型的符號系統。方言不僅僅表現為語音、語法和詞匯的不同，其形成有著悠久的自身動態歷史，體現出濃郁的地方特色，起到了傳承與反映文化的作用，并且它對于地域文化的反映是全方位的，也是經年不衰的。它既體現了一個地方特殊的地理位置，也反映了一個地方的歷史變遷與風俗民情。通過對方言的了解，可以對當地社會演變、人民遷徙、地理阻隔、名族融合及語言接觸等都有一個更為清晰和透徹的了解。此外，方言還從側面反映了一個地區的開發歷史、聚落方式、行政區別、交通狀況、地區風物、習俗、觀念等情況。因此，操著不同方言口音的人往往就代表著不同地域文化，也給對話者帶來了不盡相同的文化心理感受。
(三) 方言是社會從屬的重要標志，是歷史文化認同的直接載體
方言是歷史文化認同的直接載體，一個地區最突出、最直接的歷史文化載體就是語言，語言是一個從屬于某個社會群體的重要標志，是表現民族感情、體現民族認同、增強民族凝聚力的基本手段，是一個民族或群體的歷史記憶工具，包含了現存社會群體對歷代先輩相連的延續之感，是區分文化身份認同的重要因素之一。唐代詩人賀知章的名句“少小離家老大回，鄉音無改鬢毛衰”就表達了一個五十多年離家在外的人對家鄉強烈的情感。同樣，身處異國他鄉的中國人聽到了熟悉的鄉音，總會感到無比的親切。
(四)方言是各具特色的地域文化基礎，可以拉近人與人之間的距離
誰都知道，在人們的日常生活用語中，用方言表達要比普通話自然流暢。方言作為普通話的地域分支，作為局部地區人民群眾的生活交往的交際工具，作為中華名族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自古以來就具有涵養與傳播地域文化的作用，地方戲曲、地方文藝和地方文學就帶有許多方言的痕跡。
五、方言的傳承與保護
由以上方言存在的重要意義可以看出，我國的方言不但要保護好，還要努力傳承下去。在方言的傳承與保護上有如下幾點建議：
(一)正確處理好方言與普通話的關系，給予方言合理寬容的文化生存空間
方言作為文化傳承的載體或工具，是重要的非物質文化遺產，理應得到精心保護和充分利用。我們要端正對方言的認識，當前出現的唯普通話是尊、杜絕公共傳媒出現方言話語的態式則未免有失偏頗，雖然普通話的優勢和作用無可厚非。但是普通話畢竟也有其不足，尤其是在某些文化情況下的表現力比起方言土語來要貧乏蒼白的多。普通話代表著一個城市或地方與外界的交往程度、外來人口的規模、城市的寬容度等，方言則代表著一個地域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以及歷史的悠久程度。作為語言使用的主體，每個人都有權利利用自己選擇的語言、特別是用自己的母語來表達思想、進行創作和傳播自己的作品。因此，對待二者不應厚此薄渡，而應采取公允的取長補短的態度。任方言自生自滅的做法是不負責的，而強迫使用或推廣方言的做法也是不符合現代發展趨勢的。對方言多一些尊重，這既意味著尊重說話人的話語權，又意味著對不同地域文化的尊重。
(二)有體系、有重點、有計劃地保護方言
1、各級政府應對方言保護給予以關注，組織力量，深入挖掘當地方言，可借助現代科技手段，如錄制DVD光盤進行保護，在錄制中一是選擇文化素質高的人用當地方言土語對話，二是選擇一批會當地土語的老年人進行對話錄制。對方言的保護，要充分挖掘錄制，并加以文字材料對照，各級政府應高度重視保護，這樣才能準確了解方言的發音方式和音調。
2、組織專家對民族語言進行系統整理，并成立專門的博物館進行這方便的保護。
3、在推廣普通話的同時，也要加大對保護民族語言多樣性宣傳力度，避免出現方言逐漸消失的情況，讓文化真正傳承下去。
4、可以通過多種方法挖掘、保護方言。
(三)學校、家庭教育應重視方言，積極鼓勵青少年學習方言這種民間文化載體
學生時代是學習語言的最佳時期，如果在這個階段不系統地學習母語方言，那么對方言的生存來說，無疑是釜底抽薪。教育機構不但應該提倡使用普通話，同時也要看到方言的重要性。作為新時代的大學生，大學里我們在說好普通話與他人更好交流的同時，也要以各自的方言為特點發展家鄉特色文化。
參考文獻：1.《漢語方言概要》(第二版) 袁家驊等著
語文出版社 200
12. 、《漢語方言學》 李如龍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1
方言史研究范文第2篇
中華大地，地廣人多，各地方有各地方的風土人情,因此，地方上產生了具有其地方特色的語言，我們便稱其為方言。但是,各地方言不一,互相交流困難,為了規范官方語言,歷代的當權政府便命名了官方語言,也就類似于如今的普通話.
近代的“普通話”一詞，是朱文熊于1906年首次提出的，后來瞿秋白等也曾提出“普通話”的說法，并與茅盾就普通話的實際所指展開爭論。經“五四”以來的白話文運動、大眾語運動和國語運動，北京語音的地位得到確立并鞏固下來。
1956年2月6日，國務院發出關于推廣普通話的指示，把普通話的定義增補為“以北京語音為標準音，以北方話為基礎方言、以典范的現代白話文著作為語法規范的現代漢民族共同語。”
這便是如今普通話的由來.
一開始,人們為了方便交流,便大力推廣普通話,僅用了十幾年的時間,普通話就成為了全國普及的語言.然而如今,隨著90后,00后的成長,人們發現,孩子過多依賴普通話,方言已經變味,更有甚者,直接用普通話和父母家人交流,徹底拋棄了運用方言.這無疑引起了人們的警惕.
方言不僅僅是地方語言,更是一個地方文化的表現,是一個族群的標志,對方言的遺忘,無疑可以說是對本地文化的一種遺忘,而對自己根文化的遺忘的后果,是人們萬萬不能設想的!
因此,在普及官方語言—普通話的同時，各地保護方言的行動開始了!
譬如上海，身為一個巨大的移民城市，方言的保護勢在必行!為了保護純正的滬語，讓我們的祖孫后代能夠聽到真正的上海話，上海政府以及其苛刻的要求，在全市招募“數據庫發音人”。將“發音人”最純正的滬語，運用科技錄制下來，作為一份珍貴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保留下來。另外，全力支持滬語進入課堂，開展相關課程，通過正規的滬語教學，不讓孩子從小就脫離母語，以此達到保護滬語的目的。
在人們了解到方言的重要性及其危機后，各地政府紛紛展開相應措施進行及時有效的保護，全民的方言保護行動開始了!
方言史研究范文第3篇
【摘要】近年來，一些科技史研究者開始把人類學的田野調查的方法引進了科技史研究領域，借鑒人類學田野工作方法的科學技術史研究尤其是少數民族科技史研究，近年來取得了不少的成就。本文指出了科技史傳統研究在方向和方法上缺陷，探討了田野工作方法在少數民族科技史研究中的優勢，并就如何在少數民族科技史中較好的應用田野工作方法提出了一些筆者的看法和意見。
【關鍵詞】田野調查;科技史;研究方法
【中圖號】C912.4【文獻標示碼】A
近年來，在科技史研究中尤其是少數民族科技史研究領域出現了一些新的氣象，很多科技史研究者在自己的研究中開始有意識的或是無意識的運用了人類學的田野工作方法，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少數民族科技史的前輩李迪先生就曾多次到民族地區做調查，并取得了一系列的成就。萬輔彬教授因此認為，“李迪先生和陳久金先生事實上已經在實踐中開始運用人類學方法研究少數民族科技史的先河?！北本┛萍即髮W冶金史研究所在讀博士生韋丹芳，曾多次前往廣西大化縣進行田野調查工作，并在調查的基礎上完成其碩士論文《壯族傳統紗紙工藝的科技人類學考察》。韋丹芳博士認為：與傳統的科技史的調查方法相比，她這此次調查方法的最大的特點是她住到造紙戶中，參與他們的日常生活、社會交往活動，特別是與紗紙相關的活動，從中了解相關狀況，這就人類學最基礎也是最為強調的“參與觀察法”。田松的博士論文《納西族傳統宇宙觀、自然觀、傳統技術及生存方式之變遷》也是基于其在2000年8月至11月，對云南和四川交界的瀘沽湖周邊的納西族的傳統技術和生存方式的田野調查的基礎上完成的。廣西大學郝瑞華的碩士論文《三江侗族建筑的科技人類學考察》也是采用了人類學田野調查的方法，通過訪談、調查以及文獻相結合的方法，對侗族的民居——干欄式吊腳樓以及標志性公共建筑鼓樓和風雨橋進行了詳細的考察。這些科技史研究的文章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那就是他們的研究對象都是少數民族的科技文化，在研究的方法上都采取了人類學的田野調查的方法，并通過田野調查獲取了大量的第一手資料，并在此基礎上結合理論形成了他們的觀點。
1科技史傳統的研究方法及其缺點
科學史研究主要以檔案館為工作地點，以文獻資料、史料、檔案為主要研究對象，以文獻的考據為主要研究方式。近年來，隨著外史研究以及科學文化研究趨勢的漸強，科技史的研究也開始出現了走出書齋的趨勢，人類學的田野工作方法開始進入到科學史的研究領域之中，既包括方法論上的倡導，也包括田野工作方法的實際應用?？萍际费芯?，特別是少數民族科技史研究者越來越多的人采用了人類學的田野調查方法，這和傳統科技史研究在方向和研究方法上的不足之處是分不開的。
1.1方向上的缺陷我國傳統的科技史研究均將目光聚焦在中國古代“靜態”的科技史上，從浩瀚的史海中尋找科技史料進行研究，即歷史文獻和史料的研究。隨著學科的發展，特別是對處史研究和少數民族科技史研究的的關注，使科技史研究僅僅局限于對故紙堆的搜尋和解釋是遠遠不夠的，更難以從已有的資料找到關于技術背后的文化信息。對少數民族科技史的研究呼吁我們走出書齋，更多的關注科學技術現狀、現存的傳統技術，關注這些現存技藝的文化作用以及對他們的保護工作，以期更好的為現代社會服務。人類學的田野調查方法要求調查者走出書齋，直接觀察、參與科學技術的相關活動，通過親身的觀察和體驗來獲取有關的資料，這將有利于調查者了解科學技術的現存狀況。并通過對科技的現狀調查、分析，可為學科的研究和發展提供更多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資料，也可以科技的發展、傳統技術的保護和傳承提出建設性的建議和對策。
1.2方法上的缺陷在科技史的研究中，位于中原地區的漢族不僅有著悠久的歷史，同樣有著豐富的文字記載，為科技史的研究者提供了大量的研究材料。而各少數民族大多沒有自己的文字，對自己民族本身的歷史記載很少，關于本民族科技的記載也就更少，而在一些漢族人的文字記載中對各少數民族的科技方面的記載也為數不多或語焉不詳，很難僅僅通過文獻資料就能對少數民族的科技史進行完全詳細的研究，一些少量的文獻資料只能是起到協助研究的作用。北京科技大學冶金與材料史研究所的李曉岑研究員認為，“科技史研究一向重視查文獻，但是有關少數民族科技的文獻越查越少，有時會遇到幾個星期幾個月都查不出一個新材料的尷尬處境，一旦轉入人類學調查，感覺空間一下子非常大?？萍既祟悓W可以涵蓋文化人類學的很大一塊，可以豐富科技史的研究內容?！标惥媒鹣壬?001年4月15日在廣西民族大學科技史沙龍上也曾強調“古代文人往往脫離社會生產實踐，脫離勞動人民，所以大量的發明創造沒有記載下來，為人民所遺忘。有的雖有記載，只是一鱗半爪，難以求其真。為了克服這些缺點，少數民族科學史家應該而且可以走出書齋，作社會調查，以補充文獻資料的不足?！币虼?，研究科技史應該重視田野調查工作，尤其是研究少數民族科技史更應該重視田野工作，使其能通過田野調查取得的大量資料來彌補文獻資料的不足。
2人類田野工作方法在少數民族科技史研究中的優勢
2.1在田野中可尋找到真實、直觀的科技史表象一些在科技史史料中沒有記載或是記載不詳的資料，可以在田野中找到現存的科學技術。這些科學技術更為真實和直觀，有利于彌補科技史史料中的空白?？萍际芳覐埌卮合壬苍鴱娬{過：只要稍加調查研究，我們就可以發現，傳統機械和工匠的手藝中保留了完整的技術信息，其內容遠比任何古籍的記載豐富得多。要想深入地認識技術傳統，補充文獻的不足，澄清古代機械的詳細構造原理、制作工藝和使用方法，一個有效的途徑就是調查研究現存的傳統機械。貴州的博物館傳統工藝課題組，在對80年代末其對貴州的傳統工藝的現狀進行過一次系統的調查，在調查中曾把貴州一些現存的傳統工藝與明代宋應星的科學專著作《天工開物》做比較，調查的結果發現《天工開物》里所記載的流傳于民間的工藝技術共計十八類一百零七項，現在僅有十六類五十九項在貴州尚有保存，僅占55%。但調查卻意外的發現共有多種傳統的工藝技術在《天工開物》中無記載，卻真實地存在于民間，如貴州的苗族蠟染和貫首服、侗族牛把腿琴等。
2.2可直接詢問傳統工藝傳人，并親自見證傳統工藝的流程田野調查的工作優勢是調查者能夠直接向傳統工藝傳人交談，并親自參與到工藝的制作流程活動中，這將更有利于描述出完整、詳細的工藝。通過和傳統藝人的深入接觸，直接參與和技術相關的其他活動，能更有利于了解傳統工藝社會背景以及文化含義，更能深入感受和了解到科技背后的文化。在人類學的田野調查工作中強調采用主位的研究的方法，即強調的是從被研究者的觀點來理解文化，而科技史工作者在對田野調查工作中，也應該采用人類學中的主位研究方法。即使是對同一工藝和技術，調查者和被調查者會有不同的看法。采用主位研究的方法使研究者能較少的受到個人因素的影響，更有利于描述出技術的完整性。
2.3可以搜集一些民間文字和實物資料民間存在著大量的文字和實物資料有待科技史研究人員去搜集和挖掘。文字資料有石碑資料、族譜、私人筆記等等；實物資料包括一些現存的工藝實物，或是一些制作工藝的工具等等。這要求科技史研究人員必須進入田野，通過自己的調查去發現發掘更多的資料。民間的這些實物資料和文字資料還具有一定的私有性和保密性，要獲取這些寶貴的資料，調查者還必須深入接觸被調查者，獲取得信任后，才有可能從被調查者獲取相關的資料，這決不是坐于書齋的研究者能獲得的資料。這些民間的文字文獻、實物資料將是對科技文獻的重要補充，是科技史研究者的重要資料。
3田野調查方法的具體應用
將田野調查方法引入少數民族科技史研究領域，雖然有著如上所述的諸多優勢，但田野調查決不是少數民族科技史研究者的捷徑，而是對研究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想在研究中較好的使用田野調查的方法，少數民族科技史研究者不僅要有深厚的科技史專業功底，還必須有一定的人類學基礎，掌握好田野調查的方法。與一般的人類學田野調查相比，少數民族科技史的田野調查有幾個顯著的特點：①由于所調查的對象多為民間的科學技術，具有一定的技術獨占性與保守性，導致調查對象擔心調查會對其經濟利益造成損失，在回答問題時會有所猶豫和保守。②調查的時間長度上，人類學的調查的一個周期一般為一年。人類學的關注的對象是被調查者的文化生活，一年中被調查者的生活方式和文化活動會因季節的變化表現會有所不同，因此以一年為周期方能夠完整描述被調查者的文化生活。而對少數民族科技史研究者來說，主要研究的對象是現存的科學技術，調查的時間長度可靈活撐握，調查周期可根據技術的生產工序、生產季節等來決定，以能夠完整的觀察和描述工藝和技術的生產過程為準。③少數民族科技史的田野調查具有局部性和針對性，主要針對技術本身，以及技術相關的文化，調查的對象和目的十分明確。人類學田野調查則關注的是一個社區的整體性、文化性，在調查時往往有遍地撒網重點撈魚的特點。雖然少數民族科技史的田野調查與人類學的田野調查有一定的不同之處，但在具體的應用方法上，兩者無本質上的區別，少數民族科技史研究者在田野調查中也應包括以下所有的過程和環節。
3.1調查的前期準備
3.1 1選題和調查方案、調查提綱的擬定選擇一個題目，就是要明確所要調查的主題是什么，而這個主題要符合自己長期以來的學術經歷和興趣點，有一定的研究基礎，是一個長期積累的結果。從某一方面來說,少數民族科技史的調查以專門化的研究為主，重點關注散落民間的科學技術。但不管是人類學田野調查的還是少數民族科技史的田野調查 ,選題都應具有一定的意義,選題是否有意義關系到最終的調查成果的意義大小，故選題時應把選題的意義考慮在內。調查方案是指調查者對課題的考慮和打算。調查方案應當包括：調查主題、調查地點和對象、調查日期和預計時間跨度、調查課題的理論和現實意義，你自己具備的條件及準備如何進行調查（文化人類學中的五個“W”）。調查方案獲得批準或支持后，還要根據你的調查課題，擬定一份詳細的調查提綱。調查提綱中應列舉你調查中準備提問的問題，調查提綱應詳細周全，擬定的過程實際上是對選題的思考和論證過程，提高提綱主要用于供自己參考，幫助自己全面考慮問題，防止調查中有所遺漏。
3.1.2調查點的選擇和其他的準備工作調查點的選擇主要是根據你的選題決定。特別在少數民族科技史的田野調查中更是如此。如選擇要以某項具有特色的少數民族傳統的工藝技術為調查主題，就應該選取一個工藝技術保存相對完整、有代表意義的社區為調查點。除了上述工作，還需要了解調查點的地理和歷史的背景材料，這些資料一般可通過查閱地方志書和其他相關的資料獲得。其次還應該掌握前人調查研究的成果。清楚前人對此項調查已有的成果，以及還有什么未曾解決的問題，即可為你的調查提供一些相關的材料，又能避免你的研究只是無用的重復。
3.2進入田野后的具體操作和基本調查方法
3.2.1進入調查點、接近報告人和選擇報告人進入調查點之后，接近報告人和選擇好的報告人是調查成功的關鍵。如何接近報告人，融入一個社區，調查者必須尊重當地的風俗習慣、主動接近調查地的居民，削除彼此的隔閡。選擇報告人主要是根據你的調查內容所決定，比如在關于傳統的工藝和技術的調查，選擇的報告人應該能夠了解整個工藝的流程、對你的調查工作有一定的理解而且愿意提供材料的人。
3.2.2參與觀察和深度訪談參與觀察是指調查者融入被調查的社區中，成為被調查的一員，并試圖用被研究對象群體的眼光來理解所要調查的文化和技術。深度訪談主要用于對某個問題進行深入的探究。在實際的調查過程中對兩種方法的地位和用途卻不可不加區分。少數民族科技史學科的田野調查中，深度訪談對熟悉和全面了解一項技術以及技術對于技術持有者所隱含的作用和意義有很大的幫助，可以讓調查者在比較短的時間內快速獲得工藝的主要流程信息，以及報告人的意義解釋。但是訪談不能獲得親身的感受和體驗，調查者無法從立體上感受到工藝的真正過程以及每個具體的細節。通過訪談所獲得的信息和資料還會因為報告人的語言表達能力、以及報告人對工藝所持的態度而影響資料的客觀性。要真正的清楚工藝過程的每個細節還得依賴于參與觀察法。參與觀察法雖然會要求更長的時間，但更有利于獲得完整的資料。通過參與觀察還能加深與被調查者的感情，更利于調查者能全面的理解技術背后的文化意義。
3.2.3訪問資料的記錄和核實記錄主要包括有影視記錄、錄音記錄、以及文字記錄。影視記錄能完整重現技術的全過程，使技術更具可觀性，更利于對技術的理解；錄音記錄主要記錄報告人的談話內容。錄音資料可以作為文字記錄的補充資料，錄音資料可供我們在日后整理資料時對文字資料的補充和核實；文字記錄是田野工作中的主要方法。調查對象由于種種原因（技術的獨占性和保守性），提供給調查者的信息有時候是虛假的，這在調查中難于避免。對于調查者來講，對訪問獲得的資料進行核實是保證資料相對客觀、正確的關鍵。
3.2.4實物標本的搜集少數民族科技史研究者在作田野工作時，應該盡量的搜集或加以復制一些在工藝程序中所用的材料和工具，以做研究之用。
4結論與探討
人類學的田野調查工作為少數民族科技史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方法和更多的研究資料。但是，作為一種研究方法來說，田野調查工作絕不是“靈丹妙藥”，并不是一去調查就自然會產出豐碩的成果。要想在少數民族科技史研究領域里取得成果首先還須具備豐富的學科理論和正確的研究方法，不僅應強調田野調查方法，還應重視其他的科技史的研究方法，并正確處理好各種研究方法之間的關系，方能在研究中取得豐收。人類學的田野調查方法在實際應用中還有更多的理論與實踐的研究有待探討。筆者認為，在把田野調查工作應用到科技史研究中還須注意以下幾個問題：①田野工作并不只是進入田野，觀察幾天，訪問幾個人就能收集到大量材料那么簡單。少數民族科技史研究者進入田野工作之后也應繼承和發揚人類學田野工作的光榮傳統，與被調查者同吃同住，加深與被調查者的感情，能夠更好的以一個被調查者而不是受歡迎的外來者的身份進行田野，這有助于的取得被調查者的協助，能獲取更多的更為客觀、詳實的資料。除此之外也應有一定的田野調查時間，進行深入調查，務求材料的完整和詳細，而應避免走馬觀花式的調查，然后回去憑空加工一些細節。②田野資料所收集到的資料數量巨大，種類繁多，但田野資料并不是是唯一可用的資料，田野工作的資料并不能取代其他重要的科技史料，在后期的資料整理和分析的過程中，應盡量把田野資料與已有的科技史料相結合，去偽存真。③田野工作決不是“一調查就靈”，更不能簡單的用田野研究取代其他科技史的重要研究方法。人類學的田野工作只是少數民族科技史研究的方法之一，應和其他的科技史的研究方法互為借鑒、互為補充。
總之，少數民族科技史的研究中引入人類學田野工作方法，是對科技史傳統研究方向和研究方法的一種有效的補充，要想較好的運用人類學的田野工作方法最好的方法就是走出檔案室，走進田野在調查中學會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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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言史研究范文第4篇
范祖锜（以下簡稱“范”）：尊敬的方先生，您是我國著名的蒙元史專家，在漫長的治學生涯中，對蒙元史研究和教學傾注了全部精力。時至今日，已屆85歲高齡，仍在這一領域孜孜不倦，筆耕不輟。您對事業的赤誠和執著追求，為后學者樹立了楷模。您之所以鐘情于蒙元史研究和教學，我想，最重要的是您對祖國源遠流長的歷史和輝煌燦爛的文化滿懷深情，對神圣的學術事業矢志不渝。除此之外，恐怕與您的身世有關吧？
方齡貴（以下簡稱“方”）：我是吉林省松原市人，童年是在前郭、扶余兩地度過的。父親原籍河北灤縣回頭莊，祖上大概在清朝末葉“跑關東”來到今遼寧省沈陽市遼中縣老達房方家崗子，祖父逃荒到吉林省德惠縣，父親又輾轉流落到郭爾羅斯前旗（今前郭縣），母親屬郭爾羅斯前旗蒙古族人。我1918年生于前郭旗錫伯屯村一個貧苦農民家庭。后來舉家遷往扶余謀生，我先后就讀于扶余縣一區第四初級小學、縣立第一高級小學。前郭和扶余乃是魚米之鄉，風光秀麗，歷史上還是遼、金兩朝的重鎮。關于我的民族成份，要在這里說上幾句。過去我的民族成份，依慣例一直從父填的是漢族。解放后大家知道我的民族出身，或稱我為蒙古族，并見于有關著錄，這使我很受觸動?；叵胛业哪赣H不但是蒙古族人，生我養我，給了我生命，在我身上流著蒙古族的血脈，而且平生有許多蒙古族親友，朝夕相處，頻繁往來；成人后又在名師指導下以研治蒙元史安身立命,對蒙古族懷有深厚的民族感情和血肉聯系,因而正式申請將民族成份從母由漢族改為蒙古族,并遞交了必要的證明材料和申請書,經有關部門審核批準,把民族成份正式改為蒙古族,了卻了我的一樁心愿。
范：您來自貧苦農民家庭，又成長于日寇入侵的動蕩年代。戰火紛飛，經濟拮據，求學之路肯定是坎坷不平了。
方：1931年當我讀高小二年級的時候，發生了“九·一八”事變，日本兵侵占了東北，父親無著無落，又返回前郭務農。我在鄉下讀了一年私塾，接著考入縣立初級中學。這時有一老同學從關里返鄉探親，說起北平（今北京）有一所專收東北流亡學生的中學，免收學費飯費，使我為之心動，因而有避寇入關求學之想。家里最初不同意，后因我態度堅決，不得己讓了步，乃約同學共5人，于1935年初到了北平。那時關里的學校都是秋季招生，故進入知行補習學校補習半年，暑假后考入東北中山中學高中部。這所學校半屬救濟性質，免收學費飯費，但生活還是很艱苦的，同來的5位同學，有4位熬不下去，只有我一個人留了下來。同學中多半是關里有親朋照顧，或靠家里匯錢接濟，而我卻舉目無親，老家又是那樣貧困。只有一次，因無奈而告急，家里東挪西借，匯來偽幣20元，在北平只折合法幣16元。我深知家里這錢來的不容易，從此再也不忍心再向家里要錢。怎么辦呢？只有自謀生路。所幸我的筆下還行，于是試著向報刊投稿。記得第一次向北平《世界日報》副刊的《學生生活》欄投寄一篇短文，居然被采用登了出來，領到三角錢的稿費。數目雖少，卻令我欣喜莫名，看到了一線希望。從此便一發而不可收拾，接連向北平《晨報》副刊《紅綠》、上?！洞蠊珗蟆犯笨洞笥^公園》、上?！渡陥蟆犯笨洞呵铩?，以“雪文”的筆名發表一些散文，每月總有不下五六元錢的稿費收入貼補生活，被班上同學推為“自食其力”的人。
1938年高中畢業后，到長沙報考國立西南聯合大學歷史社會系，等待發榜。這時敵寇已占領岳陽，長沙危急，人們紛紛西行避寇。我們班6個同學決定轉移到重慶，那里有一個東北青年教育救濟處可以暫時落腳。當時西行的汽車早已被闊人高價訂座一空，自然沒我們的份。我們少年氣盛，決定結伴徒步西行。苗力田學兄（他就是后來中國人民大學教授，主持編譯《亞里士多德全集》中文版工作的著名希臘哲學專家）首倡此議，大家一致贊成，并推他做我們的領頭人。那時我們每個人除了簡單的被蓋而外，還有點衣物包袱，于是每人買了一條竹扁擔，上面用毛筆寫上“任重道遠”4個大字，挑著行李，沿湘川公路而行。當時在這條公路上經行的汽車并不很多，特別是過湘西入川的一段尤其荒涼。最初每日行程不過二三十里，后來增加到百八十里。
回想我們從長沙走到重慶歷時46天，其間風風雨雨，艱苦備嘗，到達重慶朝天門碼頭時，真是百感交集，如釋重負。知道已考取西南聯大，于是求師告友，湊點路費，在1938年底到達昆明。及至去西南聯大報到，才知已是規定時限的最后一天，再遲一天就要編入下一個年級，多讀一年。這年我20歲，從此便和西南聯大，特別和云南，和昆明結下了不解之緣，屈指算來，不多不少，整整度過了66個年頭。云南，尤其是昆明，說起來已是我的第一故鄉了。
范：前輩學者走上治學之路，或因家學淵源，或有名師點撥，或二者兼備。您出身寒微，恐難論家學，師長的教誨和啟發，或許才是您踏入史學領域的關鍵？
方：應該說，我投考西南聯大歷史系，本意并不是將來要做一位歷史學家，而是夢想成為一個作家、文學家。這是有來由的。我自幼喜好文藝，在中學時還發表過一些散文。據我所知，有兩位知名的文學家端木蕻良、孫毓棠都是讀清華大學歷史系出身的。1936年我在蕭乾主編的上?！洞蠊珗蟆犯笨段乃嚒飞习l表過一篇題目為《雪夜》的小說，深得他的鼓勵。他和大作家沈從文先生是深交。當時沈先生正住在昆明青云街靛花巷，我由蕭乾中介，拜識了沈先生，從此趨訪無虛日，凡有所習作，徑送請沈先生過目審正，在香港《大公報》副刊《文藝》及重慶《大公報》副刊《戰線》發表。有時稿子回到我的手中，發現原稿經沈先生過手，不但時或加工潤色，乃至對個別的筆誤都細心予以糾正，連標點符號也不放過。這使我慚愧，更使我十分感動。這種認真不茍的學風，和后來本師姚從吾教授和邵循正教授嚴謹治學的態度，影響我終生不敢不自勵自勉。
沈先生不但不憚煩瑣為我修改文章，還經常不斷把一些中外（譯本）文學名著借給我閱讀，其中有一本竟是國學基本叢書本陳彬和選注的《元朝秘史》。后來我才知道《元朝秘史》是一部非常重要的蒙文典籍，是研究蒙古歷史、文學、語言和社會制度必不可少的古典文獻。原書是用蒙古文（回鶻蒙文或八思巴蒙文）寫成的，明初用漢字標音譯寫而出，體例極為嚴謹，對每個語詞都作了旁譯，還每段（全書共282段，稱為“節”）另有總譯以貫穿之，用的是元代通行的白話文。陳彬和不是蒙元史專家，這個本子只有總譯，注釋也無多可取。當時我還沒有開始鉆研蒙元史，這些都是以后才曉得的。沈先生借書給我時，再三強調要我注意此書文字是多么古樸自然，富有生命的活力。我讀了此書，深為書中所鋪敘渲染的蒙古草原的磅礴氣勢和粗獷風情所吸引，聯想到當年在郭爾羅斯前旗的種種經歷，倍感親切。不料想這竟是我研究蒙元史的先河。
1942年歷史系畢業后，我考取了北京大學研究院文科研究所史學部，兩位導師就是我所曾受教并十分敬仰、深孚眾望的姚從吾教授和邵循正教授，切實指引我走上蒙元史治學之路。
兩位先生在如何培養我的問題上，是有明確分工的。姚師教我習讀漢文史料，不但把案頭常用的四部備要本《元史》贈我，要我認真點讀，還把葉刻本《元朝秘史》、《蒙兀兒史記》長期借我披覽，指點我如何正確對待史料的搜集、整理、辨偽、運用，要我凡有述作，必須盡量用原手史料，即第一手史料，萬不得已引用轉手史料時，必須注明出處，切忌直接稱引。姚師還規定我每周三下午向姚師匯報讀書心得，呈交讀書筆記和對《元史》的圈點，見我偶有失誤，立即檢出指正。姚師對門下從不疾言厲色，而是循循善誘，如對家人子弟，藹然長者。門下偶有無心之失，必婉言啟發誘導，使有自得。對門下在生活上也十分關心?？箲鹌陂g，物價飛漲，研究生那點津貼根本不夠用。姚師知我舉目無親，除同意我在中學兼課外，還設法在他所主持的中日戰爭史料征集委員會幫助翻譯一點日文資料，取得若干報酬。此外還在西南聯大師范學院文史地專修科為我謀到一個半時教員的位置，通過講課，一方面進行教學實踐，同時也增加一點收入。
我的研究生論文《元朝建都及時巡制度考》，是姚師創意，與邵師共同商定，在兩位本師指導下完成的。1945年邵師赴歐洲講學，指導的重任落在姚師一個人身上。姚師認為，通常把大都（今北京）作為元朝惟一首都，并不很妥當。元朝諸帝自世祖忽必烈以下，一般陰歷二三月間赴上都（地在今內蒙古自治區正藍旗東北閃電河北岸），攜同后妃百官前往，照常處理政事，住上半年光景，到八九月間返回大都，成為一代定制。這絕非為了所謂“清暑”，實際意味著有元一代實行的乃是兩都并立的制度。我遵循姚師的思路，搜集大量史料，綜合分析，證明姚師的看法是完全正確的。情況是：大都便于對內地的統治，上都則著重對蒙古故地的照管，不妨說，有點二元帝國的意思。1946年5月，由姚師主持，聘請雷海宗、徐炳昶、毛子水、向達、唐蘭、吳晗幾位先生組成答辯委員會。通過論文答辯，我獲得碩士學位。這一年我結了婚，姚師是我當然的主婚人。于時抗戰結束，北大、清華、南開3校分別復員北返，我因家累留在昆明，經姚師介紹，在云南大學文史系任講師。
這就是我所經歷的簡單的治學過程，如今兩位恩師均已作了古人，回顧當年兩師耳提面命，諄諄教導，在學術上撫育我長大成人，為日后安身立命之本所傾注的大量心血，永遠使我刻骨難忘。如今兩師音容宛在，而墓木已拱，恍然竟成隔世，撫今追昔，能不愴然？
范：恩師的耳提面命，燭照了您的人生道路，然而真正要登上學問的高峰，必須不畏崎嶇艱難跋涉。您正是在幾十年的歲月里，發憤忘食，樂以忘憂，沉浸在蒙元史的教學與研究之中，通過艱苦的探索而取得豐碩成果。除發表數十篇論文外，還出版了《元朝秘史通檢》、《大理五華樓新出元碑選錄并考釋》、《元明戲曲中的蒙古語》、《古典戲曲外來語考釋詞典》、《通制條格校注》、《元史叢考》等6部專著，請您對這些專著作一介紹。
方：先說《元朝秘史通檢》?！睹厥贰穼ρ芯棵稍罚ㄇ也徽撈渌矫妫┘热贿@么重要，因而成為蒙元史學者必治之書，不少專家都對《秘史》作過深入尋究探討，“秘史學”已成為當今一種“顯學”。治《秘史》往往都要自己動手，編制有關人名、地名乃至種姓名的索引，以便尋檢，這很必要，但做起來既耗時又費事。從前王國維先生曾作過《元秘史山川地名索引》，沒有做完，《遺書》未收。最近聽說即將出版的《王國維全集》已將索引收了進去，渴欲一觀，刻下尚未見到。又日本箭內亙博士作過《元秘史地名索引》、《元秘史部族名索引》兩種，未見刊布，不知是否已成定本。我自己最初作的《元朝秘史索引》，分為人名、山川地名、種姓名3部分，以四部叢刊三編本《元朝秘史》為底本，只于每個條目收的專名之下，注明所見卷、頁、節次而已，比較簡單。后在使用中，立“對?！币粰?，據葉德輝刻本和前蘇聯東方文獻出版社出版的影印本《秘史》（依舊例稱“俄本”）互校對勘，標明異同；更進一步立“附見”欄，將《圣武親征錄》、《元史》所見相對應的專名也列了進去，還在每一條目旁轉寫拉丁字對音，并立“備注”欄，對有關條目進行必要的考證。前后五易其稿，歷時50余年。初時原備自用，深藏篋底，無心問世。而朋輩知有此稿，時或索觀，因思倘能公之于眾，使研治蒙元史的同道不必耗時費事自編索引，諒非無益。此意深得中華書局編輯部有關同志大力支持，還提出了一些很好的意見和建議，因重加董理，以《元朝秘史通檢》之名，版行問世。大家認為此書很有用，或以“有學術價值的工具書”許之。
次說《大理五華樓新出元碑選錄并考釋》。云南是一個多民族省份，又跟蒙元史有其特殊關系。云南不但至今有蒙古族居住，而且有大量元碑存在，現存元代文物也不少。我長期在云南生活和工作，還參加過一年多對少數民族社會歷史的調查，有關云南元代史事的探考，不能不是我的研究課題。據歷史記載，當年忽必烈進軍大理后，曾在五華樓駐兵。但這個五華樓是南詔故物，早已無存。后來的五華樓乃是清朝康熙年間對明修鼓樓的改稱。1977年，老友王云先生回大理探親，在縣文化館見到幾塊元碑，探詢之下，知為1973年拆除五華樓時所出，原系修樓時墊做石腳之用的。當時正值“文化大革命”，對“四舊”破壞之不遑。文化館有意入藏，未能如愿，僅得此數通。多數已被用于縣體育館修造籃球場看臺，余或流散民間，用作修橋補路、修廁所、墊豬圈的都有。他隨即追蹤到體育館籃球場看臺察看，發現改作看臺之用的碑刻，有的所敷石灰業已脫落，現露出至元、至正等年號，審為元碑無疑?；乩ッ骱笠蛳蛴嘘P部門游說，建議對砌做看臺的碑刻進行拆換清理，以復其舊。得到省文化局支持，撥款6000元作為資助，大理地方黨政部門也熱心力促其成。1979年6月，王云約我和其他幾位先生到大理，在大理文化館有關同仁合作參與下，組成班子，將估計元碑數量較多的看臺頭兩層進行拆換，對發掘出來的碑刻，逐塊進行清洗拓片，所得遠出預期之外。這些碑刻原為明初修筑鼓樓（即后來所稱的五華樓）時墊做石腳之用，故均為元代（包括北元）或以前的故物，因有少數宋（大理）碑?？偟目磥?，可大別為3類。一是漢字銘文比較完整的，但多已在兩次墊用中遭到刬毀；二是漢字附有梵文；三是純屬梵文經咒的?；乩ッ骱?，我們根據拓片做了些整理，發現所拓還不夠理想。9月間，我和王云又第二次赴大理，對拓片做了些拾遺補闕的工作，續有所獲。前后計得宋碑3通，元碑66通（單純的梵文經咒沒有計算在內）。昔人已有“宋元碑不易得”之嘆，過去《新纂云南通志》金石考所收元碑最為完備，細審所收不過58通，其中從舊志轉錄的26通，元碑尚存的32通，存目待訪的41事。此次所獲現存元碑遠過此數，不謂為稀世之遇不可了。這批元碑的發現，不但對治蒙元史非常重要，而且對研究南詔史、大理史、白族史、彝族史也很有價值。其中元碑署年可考者自至元二十五年迄至正二十八年，最晚為北元宣光九年?？夹饽吮痹獝坶嘧R理達臘所用年號，止八年，無九年，九年為脫古思帖木兒在位之天元元年，此蓋因南北交通阻隔，不知改元而致誤。此外，如對忽必烈下大理下令止殺及儂智高死事等均有相關史料，足資考證。我們于所獲大理五華樓元碑的發現不敢自秘，因稍加整理考證，編為《大理五華樓新發現宋元碑刻選錄》，以油印本提交1980年在南京召開的元史研究會成立大會，轟動一時，海外蒙元史學界也對此表示關注。后又重加董理，改題《大理五華樓新出元碑選錄》，在《西北民族研究》發表，2000年3月又在云南大學出版社出版《大理五華樓新出元碑選錄并考釋》。書分上、下兩編，上編選錄部分由我和王云先生合作，下編考釋乃我所獨撰，計收入論文11事，在此不復一一列舉云。
再說《元明戲曲中的蒙古語》和《古典戲曲外來語考釋辭典》。兩書是姊妹篇，論題近似，所以放在一起來說?！对鲬蚯械拿晒耪Z》，1991年10月漢語大辭典出版社出版。大家知道，元曲里夾雜些蒙古語，過去治元曲的人對此視為畏途。胡小石先生在南京大學講授元曲時，曾把元曲里的蒙古語比作攔路虎，令人裹足不前。元曲大家吳曉鈴先生也說，從事古典戲曲研究的人，常常在選作品時不得不割舍有些理應入選的作品，原因之一便是注不出這些非漢語詞匯（按：主要當指的是蒙古語），云云。近年為著尋檢有關元代社會經濟史料，隨便翻閱了《元曲選》以外的一些元明戲曲書，發現其中不大為人留心的蒙古語竟意外的多，因草成《元明戲曲中的蒙古語》，收錄蒙古語87事，以油印本提交1981年在烏魯木齊召開的蒙古史學會年會，并送請元曲大家吳曉鈴先生審正，多承賜教。于時吳先生赴美國講學，講到元明戲曲中的蒙古語時，當即出示拙著《元明戲曲中的蒙古語》油印本，引起美國元曲大家韓南教授（P.D.Hanan）和加拿大元曲大家施文林教授（Wayne Schlepp）極大關注，托請曉鈴先生函詢我是否可以允許復制（他們是非常重視版權問題的），我當然表示同意。該文旋在《民族學報》發表，海內外反應尚好，并希望有以續為輯補。后又成《元明戲曲中的蒙古語拾遺》，收得蒙古語6事，在《云南教育學院學報》1988年第1期發表。時曉鈴先生正在山西普救寺參加《西廂記》研討會，與會的日本元曲專家田中謙二教授獲見此文，頗感興趣，因從曉鈴先生處索得，云回國后作為他所指導的元曲研究生學習參考之用。1991年拙著《元明戲曲中的蒙古語》專著在漢語大辭典出版社版行問世，海內外同道多所許可，吳曉鈴先生在為本書所寫的序言中并推為“必傳”之作，令我深受鼓舞。惟是學如不及，本書出版后，我又獲讀前此無從寓目的一些中外文獻資料，個人翻檢亦續有所獲，并應讀者的要求，把清代戲曲中的蒙古語也收了進去，所收蒙古語由舊著的114條，增至近200條，并有部分來自波斯語、阿拉伯語、突厥語、滿洲語等的借詞。然則本書已非《元明戲曲中的蒙古語》所能包舉，因更名為《古典戲曲外來語考釋詞典》，2001年12月由漢語大詞典出版社、云南大學出版社出版。著名蒙元史大家、澳大利亞國立大學羅依果教授(Prof.I.de Rachewiltz)讀后于2002年8月28日來信說：“去年你寄贈的大作《古典戲曲外來語考釋詞典》，我幾乎每日用它，對我極大的幫助，再次謝謝！”
范：先生多年從事教學工作，桃李滿天下，愿聽這方面的感悟。
方：我的職業是教學。自從研究院畢業，一直從事教學工作，度過了40多個春秋。先在云南大學文史系任教1年，后轉至昆明師范學院（今云南師范大學）歷史系以終老。嚴格說，我在研究院畢業前，已在西南聯大師范學院文史地專修科上過課，后來還在昆明的好幾所中學兼過課?；叵肫饋?，我教過的同學大概成千上萬了。1987年退休，還不服老，給四屆碩士研究生上過課，講蒙元史。歷年來我教過的課是很多的，在大學，開過中國通史、中國古代中世紀史、遼金元史、蒙古史、元史、歷史文選、中國史學史、史學概論、歷史教學法；在中學我教過國文、英語、歷史?？梢哉f，教書不但是我的職業，也是我的樂趣，所謂“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一樂也。我所教過的同學，現在都已長大成人，成為社會棟梁。在他們中間，從省委書記到專家學者、各行各業的勞動模范、先進工作者，到處都有，這首先必須歸功于中國共產黨的培養造就。想到我曾經跟這些同學一起學習、成長，我也有幸盡了一點綿薄之力，像一顆紅色的蠟燭，為同學們在前進的道路上照明。我覺得生活得很充實，很滿足，很幸福，很自豪，可以說，我并沒有虛度年華。我常講，人如果有第二次生命，我將毫不遲疑地仍然選擇教書這個行當，不離開三尺教壇。倘問我的人生感悟，那就是8個大字：“愿為紅燭，甘做人梯?！比绱硕?。
方言史研究范文第5篇
最近已經發表的全面文獻回顧研究 (沃克, 2008) 表明會計歷史已經在世界各地達到了成熟的標準, 新的會計歷史需要會計研究在新的背景下運作, 并期望會計史研究有助于社會將會計理解為一種社會實踐。盡管有這樣或那樣的好處, 但是對于新會計歷史調查結果和結論, 無論其發表在哪里, 都應該要及時, 以評估是否有足夠的研究成果, 從而有說服力地將會計描繪為社會的公共關系。歷史行為或會計被認為是一種社會實踐, 它有時被大眾接受, 有時常常只是一種技術實踐。傳統會計與新會計歷史的區別在于實踐中是真實的還是離真實有很大的距離?如果進行這種真實形式的研究, 我們希望新一代的會計歷史學家能夠得到大眾的認可。同時, 在這項研究中, 需要注意到隱含的會計史重要性或明確的概念化會計和這些概念化的相互作用對傳統和新的會計歷史流派的影響。
二、未來會計歷史學家面臨的挑戰
一些研究分析了在過去幾十年中已經進行的會計歷史研究 (沃克, 2008) , 這些研究強調了在會計史領域研究數量得到了增長, 會計史研究解決了特定的研究方法和主題, 并已被不同的作者使用, 他們確定了未來的會計史研究途徑。20世紀90年代在所謂的傳統會計和新會計歷史之間發生了激烈的爭論, 爭論突出了差異和相似性, 爭論中有時還存在極端的立場, 爭論導致了兩種觀點之間的合流 (納皮爾, 2006) 。在會計史研究發展和評價的不同階段, 會計史研究的不同角色是為了進一步加深對會計實踐和會計變革的認識。
當前會計史研究正處于沃克 (2008) 所描述的“過渡階段”, 因為“辯論已經冷卻并被尋找新定位和新方向所取代”。沃克 (2008) 認為“會計歷史學家不應該進行更加持久的爭論, 或允許會計史上的中心問題‘萎縮’, 并強調了歷史辯論在會計研究中的優勢, 指出“歷史辯論是生命的力量。”這門學科是通過在新舞臺上發現新的爭議而充滿活力的, 但它也帶來了新的來源、新的理論和方法, 從而承擔歷史的既定主題。喚醒這場辯論的一個初始步驟是反思我們對新會計歷史的認識和貢獻, 并思考是否有助于更好地理解會計在其社會和制度背景下的承諾。會計史上未來研究的途徑是豐富而有前景的, 但現在我們要做得是:對會計歷史文獻進行新的評價, 并對會計知識的發展和對現代會計認識的貢獻進行評估。
一位匿名審稿人評論說:“歷史的會計文獻已經成熟了, 它開始挑戰會計史上一些被認為是理所當然的地位”。這種有幫助的評論引起了馬特對一些問題進一步的思考。這些問題包括:通過對會計過去的文獻進行全面的評價而不是回顧, 充分了解會計史的狀況。特別是, 在過去20年左右的時間里, 關于會計過去的文獻中存在的傳統和新會計歷史之間有著明顯的區別嗎?這些差異, 如通常所知, 在寫作時仍然存在嗎?另一方面, 這些差異縮小到傳統和新學派融合的地步了嗎?更重要的是, 超越新會計歷史的是什么?
會計史研究的未來路徑并不是一個直截了當的問題, 正如一些問題似乎暗示的那樣?，F在是及時反映和評估研究的時候, 評估已經進行和出版的在近年來價值驅動下的新會計歷史研究的影響, 而不是對最近的文獻進行進一步的評論。這些文獻雖然是翔實的, 但似乎有必要對最近出版的文獻進行評價, 以確定新會計歷史學家所使用的話語和修辭是否一貫并起作用。在一系列地方性的、特定時間的情境中, 應用于歷史分析中。這樣的評價可能允許以下具體問題得到回答:我們真的能更好地理解會計是如何牽涉到監視或監視歷史參與者的生活以及過去會計如何影響個人和他們的社區的?新會計史研究的結果清楚地表明過去的會計是如何普遍的, 并能在不同的組織和社會背景下實現嗎?盡管提倡不同地點和不同時期的會計研究, 我們是否仍然享有西方會計史的特權?盡管一再呼吁交叉學科, 會計歷史學家是否變得內省?我們是否有效地將會計技術從會計和專業實踐的研究中撤回到會計作為一種技術的觀點, 這是否被邊緣化甚至可能丟失的觀點?目前, 這些問題的答案在最近出版的關于會計的歷史文獻中是未知的。
三、沃克 (2008) 在寫作時對會計歷史的現狀進行了評述
會計作為一種“社會和制度實踐”, 已成為從技術核心出發的歷史論文中的一個強制性的緒論。這一描述, 連同對語境化的要求以及在邊緣上追求新的會計, 在解開新的研究領域 (米勒, 1998) 方面有巨大的價值。雖然它們在提供幫助引導未開發的研究方面沒有那么有用, 但是一些作者似乎認為僅僅定義會計概念為“社會實踐”就足夠了。這一斷言沒有得到令人信服的分析, 沒有說明會計是如何以這種方式運作的。會計史學家如何以及在哪里尋找和定位會計在社會中的作用, 這是一個重要的問題。 (沃克, 2008)
至少對于一些作者來說, 僅僅承認會計概念是一種社會實踐是不可接受的, 難道會計概念不產生任何關于會計在歷史背景下對組織和社會功能的影響的有力證據嗎?還有一個明顯的研究需要, 即在更為模糊的條件下評價歷史會計研究中的“社會”的潛在含義或鑒賞力 (波特, 2005) 。對于這些, 新會計歷史學家是否都給出了明確的案例?
最近公布的歷史會計研究的評價, 更好地了解了并突出了會計假設, 并且突出了新會計歷史研究的倡導者, 從而證明了會計史范圍內研究的有效性, 即會計是否至少應被宣布為一種社會實踐。這一研究流派的行為可能會給未來的會計歷史學家帶來新的挑戰, 也提供一種手段, 可以幫助確認當前對會計史研究的理解是否基于可靠的基礎, 而不只是部分可靠甚至只是修辭上的平衡。
四、結論
技術與社會的會計概念映射了傳統會計與新會計的歷史。會計作為一種社會實踐的概念, 對會計過去的研究采用了解釋性和批判性的觀點, 這為會計史研究及其學者以及新興領域的學者創造了新的可能性。會計史研究從對會計實踐所處的背景的考慮和采用多種理論觀點和方法論的角度進行了拓展, 從不同的學科中汲取了豐富的洞察會計的維度、計數和歷史視角。此外, 已經有越來越多的共識, 傳統和新的會計歷史是不相容的, 但這兩者都可以有助于豐富這一領域的研究。不同學派的支持者之間的合作被學者們接受和考慮, 然而, 如沃克 (2008) 所述, 可以認為, 在某些情況下, 兩個學派的會計歷史學家之間的調和雖然一直被追捧, 但是鑒于歷史研究和寫作的內在本質, 共識可能既不可能實現也不可取。
會計史研究在會計概念中不僅僅是一個靜態的和純粹的技術實踐以獲得新的有用性, 歷史研究可以作為一種重要的信息來源, 有助于增進對會計在組織和社會中的作用的理解, 特別是會計變更的過程, 這成為會計概念作為社會實踐的重要研究課題。泰斯在會計史上已經采用了新的主題和理論, 而在這一多樣性中, 泰斯的意圖是“提高我們對會計在社會中的多樣性和變化性的理解, 以及會計作為專業人員或簡單地作為工人的性質的變化”。
希望這一貢獻有助于增進對當代會計研究者所接受的會計概念與歷史會計研究者所采用的思想學派之間的內在聯系的理解。一些學者還試圖拓寬現有的會計史文獻的概念, 要求對最近的文獻進行評價, 并可能需要普遍認同的概念, 這些概念可能需要刷新或重新定位。
不同的研究, 包括會計史研究, 已經表明, 有不同的范式, 不同的觀點, 不同的方法和研究主題在會計史上被接受。無論是傳統學派還是新學派, 都在會計史研究中占有一席之地, 它們有助于擴大我們對會計和會計過去的認識。
這里匯集了各種呼吁:用不同的嘗試調和傳統和新的會計歷史學家和不同觀點的作者, 這些人分析了會計史研究的趨勢和未來的研究可能性。目前還不清楚甚至未知的是:近幾十年來會計史學家對會計政策制定者、標準制定者和監管機構在全球范圍內對會計在組織和社會中的顯性和隱性作用作出了何種貢獻, 會計改革對組織和社會職能的影響以及會計職業的責任。
摘要：在過去的二十年中, 會計概念區分了“傳統”和“新”的會計史研究學派。將會計作為一種社會實踐, 而不是單純的技術實踐, 將歷史研究者牢牢定位到新會計歷史的舞臺上。研究考察了歷史會計文獻中會計概念與學派的相互作用, 試圖增進對當代會計研究者所接受的會計概念與歷史會計研究者所采用的思想學派之間的內在聯系的理解。由于會計史研究的現狀似乎已經變得有點可預測, 因此對于未來的會計歷史學家來說是挑戰。
關鍵詞：會計史,學派,未來,研究方法
參考文獻
方言史研究范文第6篇
口述訪談方式, 古來有之。相傳周代設有采詩之官, 每年春天, 搖著木鐸深入民間, 并收集歌謠, 經過加工把能夠反映人民歡樂疾苦的作品, 經整理、譜曲后演唱給周天子聽, 作為施政參考依據, 在某種意義上, 這就是口述訪談法的現實運用。“著名口述作品藏族的《格薩爾王傳》、西方《荷馬史詩》和《馬可·波羅游記》都是眾所周知的口述史書籍”。1然而在古代, 口述史研究依然處于沉寂狀態, 文獻資料研究即傳統史學仍是歷史研究的主要方式, 占據著主導地位。近年來, 國內口述史研究呈現上升趨勢。
二、傳統史學和口述史研究的特點
(1) 傳統史學和口述史研究的內涵特點不同。從內涵來看, 傳統史學范疇下的歷史和口述歷史有不同的解釋。許慎在《說文解字》中說:“史, 記事者也;從又持中, 中, 正也。”這指出“史”的本意即記事者, 也就是“史官”。由此引申為被史官紀錄的事, 換言之, 所有被文字紀錄的過去事情。而“歷”乃近代日本學者為翻譯英文“history”而附加之輔助義, 其意味著人類所經歷過的事情, 在一定意義上其概括范圍遠比“史”字大。在西方, 多數語言的“歷史”一詞源自希臘文historia, 意為“調查、探究”?！短K聯大百科全書》對“歷史” (История) 定義:История, 來自希臘語historia, 意味對過去事件的敘述、對已認知的和研究過的事件的敘述。由此, 從古今中外來看, 歷史可簡單理解為對過去事實的記載。作為新興的研究方法, 口述史則具有獨有的特征內涵。“按照國際學術界比較通行的說法, 我們可以將口述歷史理解為由準備完善的訪談者, 以筆錄、錄音或錄影的方式, 收集、整理口傳記憶以及具有歷史意義的觀點”。
(2) 傳統史學和口述歷史關注視角和領域不同。傳統史書強調的是重大歷史事件的結果和對其的反思, 較少關注普通民眾的生活和發揮的歷史作用;究其原因, 這是由當朝史官基于維護封建統治而記錄前朝歷史的目的和封建君主專制制度所決定的?？谑鰵v史是通過對富有情感化的歷史見證人采訪來反映當時歷史條件下實際發生的事件過程和個體微觀視域下當時的人們對該事件看法的一定程度再現;同時, 在某種意義上揭示了當時社會環境下某個歷史事件產生的真實效用。從這個意義來說, “口述歷史”強調的是“口述現實”及其主觀性價值。
(3) 兩者的記錄方式和研究對象呈現不同特點?，F代意義上的口述歷史則是運用音傳和像傳手段來記述并反映歷史。就反映歷史真實度而言, 詳實的歷史文獻或許比不上一小段歷史影像給人們帶來的震撼和真實感?？谑鰵v史提供了相當廣闊的研究對象?？谑鰵v史從大的方面可以涵蓋社會政治、經濟和文化等, 小的方面可以是普通民眾日常生活, 口述歷史正好在這些方面彌補了傳統檔案、文獻的不足與缺漏。
三、傳統史書具有可控性和口述史的真實性
在封建君主專制下皇權至高無上, 皇帝可以控制史官史書并不能完全保證其記錄的真實性和客觀性。近年來, 有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從口述史現實性和主觀性方面考量其具有的獨特價值。他們認為口述資料是一種在印證歷史事實方面較為可靠的史料。從其過程來看, 它是在采訪某些歷史事件的親身經歷者、領導者或參與者的過程中得到的, 時間久遠, 受訪者顧慮較少, 能夠比較客觀地陳述事實真相。
四、口述史獨特的主觀價值
(1) 口述史學突顯現實性。它具有反映當時某個歷史事件背景下一部分民眾的真實想法的價值, 而非單純地反映客觀事實。從主體來看, 口述史沒有統一的命題, 它涉及多數人的觀點;相反, 作為歷史載體的史書是由史官記載, 他們大多是一家之觀點?？谑鍪肥菍ν粴v史時期的特定人群、不同層次的人進行采訪, 記錄他們的觀點, 從不同側面、角度記錄他們的觀點, 反映當時歷史時期下社會群體的整體風貌;相比較一家之言的史學而言, 口述史更具有現實性價值。
(2) 口述史主觀性的特點具有獨特價值。當代一些口述歷史學家開始把口述史學這種“記憶的不可靠性”的特性看作長處。意大利口述歷史學家A.波特利 (Alessandro Portelli) 認為錯誤的記憶對于個人及團體來說都是理解事件意義的關鍵, 因為他們在記憶中生活。他還說“真正重要的是回憶, 不是被動地收集事實, 而是創造事實意義的主動過程。”3顯然, 他承認個人主觀意識的介入是無法避免的。正因如此, 這種介入和對歷史過程的重現在一定程度上也能反映當時背景下社會群體整體心理面貌和現實生活。美國口述歷史學家邁克爾·弗里斯科 (Michael Frisch) 斷言:“如果回憶被作為歷史分析的目標來看待, 口述史學將是發掘、探索和評價歷史回憶過程性質的強有力工具———人們怎樣理解過去, 他們怎樣將個人經歷和社會背景相連, 過去怎樣成為現實的一部分, 人們怎樣用過去解釋他們現在的生活和周圍世界。”4綜合以上觀點, 我們可知口述史學更強調歷史過程, 是一種動態研究。
(3) 口述史和傳統史學的互補性?？谑鰵v史是一種搜集歷史的途徑, 該類歷史資料源自人的記憶?？谑鍪凡稍L不同于傳統史學的精英化和政治化, 而是倡導平民化和普通化, 這恰恰彌補了傳統史學研究的不足;在將口述史與傳統史學兩種研究方式進行比較的基礎上, 我們更應看重口述史料和傳統歷史文獻的相互補充, 共同為最大程度還原歷史事實的目標做努力, 使歷史更接近本來面目。
(4) 以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觀點看待口述史研究方法的獨特價值?？谑鍪泛蛡鹘y史學都是對客觀歷史事實的反映。傳統歷史研究多強調歷史事件本身的客觀性, 包含著機械歷史唯物主義觀點, 而忽略了人的主觀能動性, 是一種靜態研究;然而, 歷史是以人為核心的, 口述史采訪的對象以親歷者或者見證者為主, 更強調歷史過程, 是一種動態研究。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認為人民群眾是社會歷史的主體, 歷史的創造者;人民群眾是社會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創造者。因此, 人類歷史由人民群眾創造, 其記錄必然來源于人民群眾, 口述史采訪恰恰最大限度和范圍的發揮人民群眾反映歷史的作用。
摘要：本文從不同維度比較口述史和傳統史學的不同, 著重探討口述史主觀性的獨特價值。首先從基本概念出發, 闡釋口述史對歷史事實的研究, 口述史是指對準備完善的訪談者, 對歷史事件的親歷者進行采訪, 以筆錄、錄音或錄影的方式, 收集、整理口傳記憶, 對具有歷史意義的歷史事件進行匯總研究的史學研究方式。其次從研究視角、研究特點、記錄方式和對歷史進程的探究等方面展開兩者的比較研究。重點強調傳統史學是一種靜態研究, 而口述史是一種具有獨特主觀價值的動態研究。
關鍵詞：口述史,傳統史學,比較研究,主觀價值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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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岳慶平.關于口述史的五個問題[J].北京:中國高校社會科學, 2013.
[3] 唐諾·里齊, 王芝芝.大家來做口述歷史[M].遠流出版公司, 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