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全國政協歷屆歷次會議
歷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歷次會議
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1954年9月～1959年4月)一次會議(1954年9月)
二次會議(1955年7月)
三次會議(1956年6月)
四次會議(1957年6月)
五次會議(1958年2月)
第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1959年4月～1965年1月)一次會議(1959年4月)
二次會議(1960年3～4月)
三次會議(1962年3～4月)
四次會議(1963年11～12月)
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1959年4月～1965年1月)
一次會議(1964年12月～1965年1月)
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1975年1月～1978年3月)一次會議(1975年1月)
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1978年3月～1983年6月)一次會議(1978年2月～3月)二次會議(1979年6月～7月)三次會議(1980年8月～9月)四次會議(1981年11月～12月)五次會議(1982年11月～12月)
第六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1983年6月～1988年4月)一次會議(1983年6月)
二次會議(1984年5月)
三次會議(1985年3月～4月)四次會議(1986年3月～4月)五次會議(1987年3月～4月)
第七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1988年4月～1993年3月)一次會議(1988年3月～4月)
二次會議(1989年3月～4月)
三次會議(1990年3月～4月)
四次會議(1991年3月～4月)
五次會議(1992年3月～4月)
第八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1993年3月～1998年3月)
一次會議(1993年3月15日～31日)
二次會議(1994年3月10日～22日)
三次會議(1995年3月5日～18日)
四次會議(1996年3月5日～17日)
五次會議(1997年3月1日～15日)
第九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1998年3月～2003年3月)
一次會議(1998年3月5日～19日)
二次會議(1999年3月5日～16日)
三次會議(2000年3月5日～15日)
四次會議(2001年3月5日～15日)
五次會議(2002年3月5日～15日)
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2003年3月～)
一次會議(2003年3月)
二次會議(2004年3月)
三次會議(2005年3月)
1、屆：因為一般黨的全國代表大會的一個重要議題是換屆選舉中央委員，大會完畢也就產生了新一屆中央委員，所以幾屆幾中的屆是第幾屆委員的屆，而非第幾次會議。比如十七屆一中全會，并不是因為十七大才叫十七屆，而是因為十七大產生的第十七屆中央委員的全體會議才叫十七屆?？赡苡腥艘f，這有什么區別?當然，一般情況下是一致的，但這并不代表沒區別。假設一種不太可能的情況，由于某種原因，某次黨的全國代表大會換屆流產，那么會后老一屆中央委員的全體會議只能延續上一屆的“屆”。例：黨的19999屆中央委員已經開了5次全會(19999屆五中全會)，而在第20000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時沒能換屆成功，中央委員還是第19999屆的，那么他們在此后召開的全體會議只能叫19999屆六中全會，而不能叫20000屆一中全會。1956年中國共產黨召開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會議通過了新的黨章，規定黨的全國代表大會實行常任制，每屆任期5年。但由于政治運動等原因，九大直到1969年才召開，而十大、十一大均比黨章規定提前一年召開，到了1982年的十二大及以后各次黨代會，才真正按“八大”確定的黨章的規定，5年召開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我們某次黨代會的中央委員會議為“幾屆幾中全會”。
2.“中”：是指中共中央委員會議，如“七屆二中全會”就是指七大的黨代表選出來的中央委員召開的第二次中央委員會議。
八大二次會議全稱是中國共產黨第八屆全國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八大二中全會 全稱是中國共產黨第八屆全國代表大會第二次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 。第一個是全國的黨代表參加，第二個是全部的中央委員參加。
一、黨的會議
1、全國代表大會
全國代表大會5年召開一次
中國共產黨第十六次全國代表大會，簡稱“黨的十六大”
2、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簡稱中央全會。
中國共產黨第十六屆中央委員會第五次全體會議簡稱“黨的十六屆五中全會”。(解釋：十六屆五中全會的意思是第十六屆中央委員會的第五次全體會議)
二、人大會議
1、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中華人民共和國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
(簡稱：十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解釋：第十屆全國人大代表開的第三次會)
2、全國人大常委會
中華人民共和國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22次會議
(簡稱：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22次會議，解釋：第十屆全國人大代表選舉的人大常委會委員開的第22次會)
三、政協會議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十屆全國委員會第三次會議
(簡稱：全國政協十屆三次會議，解釋：政協全國委員會第十屆委員開的第三次會)
歷任主席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主席
毛澤東(1949年10月1日—1954年9月27日)
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
毛澤東(1954年9月27日—1959年4月27日)
劉少奇(1959年4月27日—1968年10月31日)
宋慶齡，董必武(1968年10月31日—1972年2月24日)(副主席代行主席的職權)董必武(1972年2月24日—1975年1月17日)(以代主席名義行主席職權)
中華人民共和國名譽主席
宋慶齡(1981年5月16日授予)
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1982年以后)
李先念(1983年6月18日—1988年4月8日)
楊尚昆(1988年4月8日—1993年3月27日)
江澤民(1993年3月27日—2003年3月15日)
胡錦濤(2003年3月15日至今)
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機構的組成部分，是國家機構中的一種。自1954年開始設立。主席和全國人大常委會結合行使國家元首的職權，它對外代表國家。根
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主席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根據憲法第六十二條選舉產生，任期五年，最多可連任兩屆，根據憲法規定：國家主席必須是年滿45周歲并有選舉權及被選舉權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在實踐上則同時中國共產黨中央政治局委員以上的高級干部。
憲法第三章第二節界定了主席的職責與義務。主席的主要權力包括，根據全國人大和其常委會的決定公布法律、任免國務院總理和國務院其它組成人員、發布特赦令、宣布進入緊急狀態、動員令、授予國家勛章;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從事國事活動，接受外國使節、批準或廢除與外國締約等。
按憲法，主席職務僅僅是象征性的國家的元首。如果主席同時任別的職務，其實際權力則來自其他職務，自楊尚昆開始，國家主席一般都兼任中央軍委主席或副主席。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規定：如果國家主席出缺，由國家副主席繼任;如果正副主席都出缺，則由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代理主席職位至新的國家正副主席人選產生為止。
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的設立大致可分為四個階段即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至1954年第一部憲法的頒布，此時只有中央人民政府主席一職;1954年國家主席的設立至1975年第二部憲法對國家主席的撤消;自1975年國家主席在憲法上的缺位至1982年第四部憲法對國家主席的恢復;以及1982年至今國家主席制度的穩步發展時期。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初期
新中國建國初期到1954年，在國家機構體系中，沒有設置專門的國家主席，行使國家主席職權的國家機關是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設主席1名(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6名，委員56名，秘書長1名。中央人民政府主席主持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會議和領導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的工作，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發揮著重要作用。但中央人民政府主席不是一個獨立的國家機關，不是國家元首，而只是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的組成人員，不過在實際上中央人民政府主席行使了一部分屬于國家元首的職權。因此，在新中國建立至1954年9月，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就相當于國家主席。
中華人民共和國設置國家主席開始于1954年9月召開的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會議制定了中國第一部憲法。1954年憲法規定，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之下設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取消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國家主席是政治體制中一個獨立的國家機關，既是國家的代表，又是國家的象征。同時第一部憲法還對國家主席的產生、任期、地位和職權等一系列問題予以明確的規定。
1954年至1965年，中國的國家主席制度基本上得到正常運轉。1954年9月至1959年4月，毛澤東和朱德分別擔任國家主席和副主席。1959年和1965年，劉少奇兩次當選為國家主席。在1954年至1965年期間，國家主席根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的決定，公布了大批的法律法令，召開了多次國務會議，接見外國使節，并進行了其他許多有關的職務活動。1966年至1975年間，由于擔任國家主席的劉少奇被迫害致死，國家主席職位長期處于空缺狀態。
取消國家主席時期。1975年1月17日，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的第二部憲法。憲法正式取消了國家主席的建制。1978年3月5日，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的第三部憲法。該部憲法仍然堅持不設置國家主席。不過，1978年憲法把1954年憲法所規定的由國家主席行使的一些職權，包括：接受外國使節;根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或者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的決定，公布法律和法令，派遣和召回駐外全權代表，批準同外國締結的條約，授予國家的榮譽稱號
的重要職權，改為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長行使。
1982年12月4日，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的第四部憲法，恢復設置國家主席、副主席。1982年憲法于1988年4月、1993年3月、1999年3月和2005年4月經過了四次修正，每次都繼續堅持國家主席、副主席的設置，從而使國家主席制度得到確立。
第一屆(1954年——1959年)毛~~澤~~東為國家主席
第二屆(1959年——1965年)劉~~少~~奇為國家主席
第三屆(1965年——1975年)劉~~少~~奇為國家主席
第四屆(1975年——1978年)未設國家主席，朱~~德為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周~~恩~~來為國務院總理
第五屆(1978年——1983年)未設國家主席，葉~~劍~~英為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華~~國~~峰為國務院總理
第六屆(1983年——1988年)李 先 念為國家主席
第七屆(1988年——1993年)楊 尚 昆為國家主席
第八屆(1993年——1998年)江 澤 民為國家主席
第九屆(1998年——2003年)江 澤 民為國家主席
第十屆(2003年——至今)胡 錦 濤為國家主席
軍委主席：
毛澤東 (1949年10月～1954年9月)
鄧小平 (1983年6月～1988年4月)
鄧小平 (1988年4月～1993年3月)
江澤民 (1993年3月～1998年3月)
江澤民 (1998年3月～2003年3月)
胡錦濤(2005年3月～2010年3月)
中央局書記：陳獨秀(1921年7月中共一大選舉產生)
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長：陳獨秀(1922年7月中共二大選舉產生)
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長：陳獨秀(1923年6月中共三大選舉產生)
中共中央總書記：陳獨秀(1925年1月中共四大推選)
中共中央總書記：陳獨秀(1927年4月至5月中共五大推選)
中共中央總書記：向忠發(1928年6月至7月中共六大選舉產生)
(注：1931年向忠發被國民黨逮捕殺害后，由王明代理)
中共中央總書記：博古(秦邦憲)(1934年1月中共六屆五中全會產生)
中共中央總書記：張聞天(洛甫)(1935年1月遵義會議選舉產生)
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1945年6月中共七屆一中全會產生)
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1956年9月中共八屆一中全會選舉產生)
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1969年4月中共九屆一中全會選舉產生)
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1973年8月中共十屆一中全會選舉產生)
中共中央主席：華國鋒(1976年10月中央政治局會議通過，1977年7月十屆三中全會追認)
中共中央主席：華國鋒(1977年8月中共十一屆一中全會選舉產生)
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1980年2月中共十一屆五中全會選舉產生)
中共中央主席：胡耀邦(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選舉產生)
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1982年9月中共十二屆一中全會選舉產生)
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1987年11月中共十三屆一中全會產生)
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1989年6月中共十三屆四中全會產生)
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1992年10月19日中共十四屆一中全會選舉產生)
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1997年9月中共十五屆一中全會選舉產生)
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2002年11月中共十六屆一中全會選舉產生)
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2007年10月中共十七屆一中全會選舉產生)
第二篇：歷次全國統戰工作會議概況
作者: 來源:中央統戰部網站 時間:2011-07-26 08:05:54 點擊量:3034
第一次全國統戰工作會議概況
1950年3月16日，第一次全國統戰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這是根據七屆二中全確定的方針，為適應新中國成立后的形勢和任務而召開的一次具有重要意義的會議。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宣告成立，從此開創了中國歷史的新紀元。我國進入了由新民主主義有步驟地轉變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我國的人民民主統一戰線也開始進入一個新的歷史階段。
在建國初期，我國面臨錯綜復雜的形勢和任務：一方要用很大力量去徹底完成民主革命的遺留任務，如肅清反革命殘余勢力和在廣大農村進行土地改革等;另一方面，要沒收官僚資本主義企業，使之變為全民所有制的社會主義企業，并在全國建立社會主義的國營商業和合作社商業，同時對私人資本主義經濟要實行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政策，以促進國民經濟的恢復和發展。還要隨時準備對付帝國主義的侵略。這種新的形勢和艱巨的任務，要求我們黨進一步明確統一戰線工作的方針和各方面統戰工作的基本政策，以利于更好地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為建設新中國而奮斗。由于革命的勝利，黨內一部分同志滋長了驕傲和以功臣自居的思想情緒，在統一戰線問題上，存在一種"左"的關門主義、宗派主義傾向，嚴重妨礙黨的統一戰線工作的開展;在少數同志中也有敷衍主義和遷就主義的傾向。這些都需要克服和糾正。這就是第一次全國統戰工作會議所面臨的形勢和任務。
1950年1月23日，中央統戰部發出了由劉少奇同志批發，朱德、陳云、董必武同志閱過的關于“準備召集統戰工作會議”的電報通知。通知說，“第一屆人民政協會議后，各民主黨派已經召開或已準備召開會議，在政協精神和《共同綱領》的基礎上討論、確定他們今后的政治路線、活動方向與工作任務”，“中央統戰部現正與各黨派分別交換關于他們地方黨部工作的意見，并擬在3月15日召開一次我黨的統戰工作會議”，“討論地方統戰工作及各民主黨派地方組織問題。”要求各地確定來參加會議的人選并準備有關統戰工作的材料及意見，特別是：(1)一般統戰工作的經驗;(2)各民主黨派地方組織的工作，各民主黨派人員失業與學習問題;(3)各界人民代表會議及地方協商工作，共產黨人員參加工作及與之合作的問題。通知要求，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委要“對這些問題給出席人員以指示”。
出席和列席這次會議的有：東北代表九人;華北代表八人，列席代表三人;華東代表十三人;中南代表十七人，列席代表三人;西南代表五人;西北代表六人;中央黨政機關及工會、青年團、婦聯等群眾團體黨組負責同志二十九人。共計九十三人。
會前， 經過中央統戰部集體討論研究，由部長李維漢起草了《人民民主統一戰線的新形勢與任務》的報告提綱，經黨中央和毛澤東同志同意，提交會議討論。
3月16日下午在中南海懷仁堂，李維漢同志主持召開了由出席同會議的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委負責同志參加的預備會議。預備會議研究和地方統戰部作工作報告，再分組討論，最后大會發言。預備會議研究了這次會議的中心議題和分組等問題。會議分成六個小組：(1)民主黨派組，組長徐冰(中央統戰部副部長);(2)政權組，組長汪鋒(西北局統戰部長);(3)工商組，組長平杰三(華北局秘書長)，副組長周而復(華東局統戰部秘書長);(4)統戰部工作組，組長張執一(中南局統戰部長);(5)民族組;(6)人民團體組。另外設立綜合組，由李維漢、鄧穎超、廖承志、連貫以及各中央局、分局與會負責同志組成。
由于這是建國后的第一次全國統戰工作會議，又處在一個歷史轉變的時刻，遇到許多新情況，有許多問題要研究，致使會議議程和期限不得不突破原來的計劃。原定開半個月，實際上開了一個半月。這也從一個側面反映這次會議的必要性。
在大會上，西北局統戰部汪鋒同志作了《西北民族問題及政權中的統戰工作問題》的報告;湖北省委統戰部鄺林同志作了《湖北舊職員及失業人員的處理》的報告，中南局統戰部張執一同志作了《中南區黨派工作及工商界工作問題》的報告;華北革命大學崔仲遠同志作了《關于革大政治研究院的情況報告》;華南分局統戰部饒彰風同志作了《華南民主黨派及港澳工商界問題》的報告;湖南省委統戰部歐陽方同志作了《關于對湖南起義部隊工作的經驗》的報告;西南局統戰部程子健同志作了《關于重慶工作及黨派工作問題》的報告;湖北省委統戰部周季方同志作了《武漢各界代表會議問題》的報告;華東局統戰部周而復作了《上海工商工作與黨派工作》的報告;山東分局統戰部李宇超同志作了《山東省各界代表會議問題》的報告;華北局統戰部平杰三同志作了《華北區各界代表會議的情況與經驗》的報告;北京市委統戰室崔月犁同志作了《關于北京教授的統戰工作》的報告等。
鄧穎超、薛暮橋、南漢宸等同志分別就婦女問題、對資產階級的策略問題作了發言。徐冰同志在會上作了《關于民主黨派工作問題的報告》。李維漢同志作了《人民民主統一戰線的新形勢與新任務》的報告。
徐冰同志在報告中說，在參加了全國政治協商會議之后，各民主黨派為了適應新的時代、新的任務，分別召開或準備召開自己的代表會議。他們現在接受了新民主主義的《共同綱領》，公開承認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但他們過去的章程和綱領里邊，還有舊民主主義的東西，他們將修改他們的章程，總結過去的工作，整頓組織，以便為實現新民主主義的綱領而努力。徐冰介紹了各民主黨派的會議后，講了黨派工作中的幾個問題：
一、進步分子團結問題。指出現在進步分子有小圈子作風，狹隘的宗派主義，不接近群眾，不做群眾工作，有被孤立的現象。
二、各民主黨派地方組織的整頓。解放前夕，有些民主黨派吸收了新的分子擴大自己的組織，一些地方組織的內部成份很復雜，甚至敵特分子也鉆了進去。為了愛護他們自己的名譽，要幫助他們做好地方組織的整頓工作。同時，還要幫助他們解決房子問題和成員的職業問題。
三、幫助民主黨派學習毛澤東思想，進行理論政治教育，使他們了解黨的政策，并做好對他們的各種安排，做到毛主席講的"各行其事，各得其所"。
四、研究確決民主黨派經費問題。
李維漢同志在《人民民主統一戰線的新形勢與新任務》的報告中，對建國初期統一戰線的形勢和任務以及各方面統戰工作的基本政策，作了明確闡述。聽李維漢同志報告的，除與會代表外，還有中央直屬各部委、國家機關、華北局和北京市的部分黨政干部。
4月12日、13日，周恩來同志親自到會連續作了兩次報告。第一次報告的內容主要是講國內外形勢和如何處理好人民民主統一戰線中的四個關系，即階級關系、黨派關系、民族關系和上下關系的問題。第二次報告是講《發揮人民民主統一戰線積極作用的幾個問題》，即：(1)關于民族資產階級問題;(2)關于民主黨派問題;(3)關于人民團體問題;(4)關于政權中的統一戰線問題;(5)關于統戰部的工作問題。周恩來同志的這兩次報告，全面深刻地論述了人民民主統一戰線在開國初期所面臨的形勢、任務和統一戰線內部的各種關系，批駁了會議上暴露出來的"左"的觀點，明確具體地回答了會上提出的各種問題，對于提高認識，貫徹統戰政策，更好地發揮人民民主統一戰線的作用，有很重要的指導意義。
與會同志根據報告、講話的精神，聯系本地區統戰工作情況，進行了認真討論。會議上對以下幾個問題爭論是比較多的。
一、對民族資產階級的政策，是斗爭為主還是團結為主。有一種意見認為：今天斗爭的主要對象是民族資產階級，國營經濟要“無限制地發展”，“越發展就越要排擠私營。例如，火柴工業是有利于國計民生的，國營生產很多，對私營的即可不必扶持，甚至禁止”。對有利于國計民生標準的解釋權一定要掌握在我們手上。對資本家提出的“不要與民(指民族資產階級)爭利”，我們要反其道而行之，我們就是“只許州官放火，不準百姓點燈”，“大資本家要停工，就讓他停工”。等等。
毛澤東同志看了會議發言記錄，分別作了邊批。(1)關于斗爭的主要對象。今天斗爭對象主要是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及其代表國民黨反動派的殘余，而不是民族資產階級。2)對民族資產階級的政策。對于民族資產階級是有斗爭的，但必須團結它。是采取既團結又斗爭的政策，以達到團結它共同發展國民經濟之目的。(3)限制、排擠和扶助、發展哪些工商業。應限制和排擠的是那些不利于國計民生的工商業，即投機商業、奢侈品和迷信品工商業，而不是正當的有利于國計民生的工商業，對這些工商業當他們困難時，應給以扶助，使之發展。(4)關于公私經營關系。國營經濟無限制地發展是長遠的事，在目前階段不可能無限制地發展，必須同時利用私人資本，因此應當劃分公私陣地，即公私經營范圍“與民(指民族資產階級)爭利”、“只許州官放火，不準百姓點燈”是錯誤的說法，“大資本家要停工，就讓他停工”的主張是不對的。建立百貨公司也不是代替全部私營商業，我們只能控制幾種主要商品(糧、布、油、煤)一定的數量，例如糧食的三分之一等，除此之外，應當劃定范圍，不要壟斷一切。
二、關于民主黨派的性質及其存在的必要性。一種意見認為，對民主黨派不應在政治上去抬高他們，在組織去擴大他們，給我們找麻煩;有的同志甚至認為民主黨派是為爭取民主而成立的，現在有了民主，其任務已盡;民主黨派只不過是“一根頭發的功勞”，等等。
對此，毛澤東同志對前去匯報全國統戰工作會議情況的中央統戰部負責同志說：對民主黨派及非黨人物不重視，是一種社會現象，不僅黨內有，黨外也有。要向大家說清楚，從長遠和整體看，必須要民主黨派。民主黨派是聯系小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政權中要有他們的代表才行。認為民主黨派是“一根頭發的功勞”，一根頭發拔去不拔去都一樣的說法是不對的。從他們背后聯系的人們看，就不是一根頭發，而是一把頭發，不可藐視。要團結他們，使他們進步，幫助他們解決問題，如民主黨派的經費問題，民主人士的旅費問題。要給事做，尊重他們。當做自己的干部一樣，手掌手背都是肉，不能有厚薄。對他們要平等，不能蓮花出水有高低。要實行民主，現在許多人有好多氣沒有機會出，要出的氣不外是兩種，一種是有理的，一種是無理的，對有理的應接受，對無理的給他們講道理。我們要有氣魄，不怕批評，我們連蔣介石都不怕，還怕民主人士的批評?充其量讓人罵娘。人家拿《共同綱領》來和我們斗爭，就讓他斗，讓他爭。君子動口不動手，不讓批評，他當面不能說，背后一定說，結果就會鬧宗派主義，黨內也一樣。所以一定要敞開來讓人家說。
周恩來同志的報告中指出：各民主黨派，不論名稱叫什么，仍然是政黨，都有一定的代表性，但不能用英美政黨的標準來衡量他們。他們是從中國的的土壤中生長出來的。各民主黨派都有而且必須有進步分子，這樣才能與我們很好合作。但不能把民主黨派搞成進步分子組織，若都是進步分子，還有什么意義呢?那種認為民主黨派會"給我們找麻煩"的觀點是錯誤的。民主黨派在人民民主統一戰線中起著相當重要的作用。我們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現階段是四個民主階級的聯盟。有些工作他們(指民主黨派)去做，有時比我們更有效，在國際上也有影響，民主黨派的成員，在我們幫助和教育下，愿意同我們一道進入社會主義，我們多了一批幫手，這不是很好嗎!
三、工會和其他人民團體是否帶有統一戰線性質。會上，有些同志對工會帶有不同程度和不同范圍的統一戰線性質的觀點表示反對，認為工會雖有一些教授等非黨知識分子和民主黨派成員參加，但他們是以勞動者的身份參加的，不會改變工會單一階級組織的性質。工會雖應向外做統戰工作，但工會內部只有教育問題，沒有統戰問題。此外，對青聯、學聯、婦聯、文聯等組織是否帶有統一戰線性質的問題也有不同意見。
周恩來同志在作報告時回答了這些問題：工會是工人階級的群眾組織，同時也帶有統一戰線的性質。歐洲有很多工會其本身就是統一戰線的組織，它把很多不同政治主張的黨派及其分子組織在一起，使他們統一行動。中國情況較為復雜，早期的工會甚至有宗教性和落后性的派系組織。全國解放后，中國工會要強調階級教育，不同政治主張的差別并不大，但這里仍有統一戰線性質。如“勞協”也包括在工會之內。同時，工會中也有不同政治主張的分子，民主黨派分子也會參加進去，雖然這是少數，但也就包含有不同的階級成份。因此，中國工會既是工人階級的群眾性組織，同時也帶有統一戰線性質。青聯、學聯、婦聯這些團體都帶有統一戰線性質，其他學術團體也是一樣。
會議即將結束時，李維漢同志傳達了毛澤東同志會議期間對統戰工作的一系列指示，毛澤東同志特別針對黨內存在的“左”傾關門主義傾向，講了統一戰線的重要性，強調提出要在黨內廣泛開展統一戰線政策的宣傳教育。他指出：《共產黨宣言》1883年德文版序言中說：“被剝削被壓迫的階級(無產階級)，如果不同時使整個社會永遠擺脫剝削、壓迫和階級斗爭，就不再能使自己從剝削它壓迫它的那個階級(資產階級)下解放出來”，就是說無產階級必須解放全人類，才能最后解放自己。中國的工人階級單求得自己的解放不行，必須求得四個階級的共同解放。毛澤東同志這段話，把統一戰線的重要性提高到無產階級解放全人類的戰略高度，這就給統戰理論政策的宣傳教育指出了明確的方向。
毛澤東和中央領導同志在會議結束時，接見了全體與會代表并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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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全國統戰工作會議概況
1951年1月16日至1月25日，第二次全國統戰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這次會議是在土地改革、抗美援朝和鎮壓革命三大運動的高潮中召開的。
建國初期，我黨為著徹底完成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歷史任務，反抗美帝國主義的侵略、領導全國人民開展了土地改革、抗美援朝和鎮壓反革命三大政治運動。土地改革運動在1950年6月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國委員會第二次會議討論通過土地改革法草案后在廣大解放區展開;抗美援朝運動在1950年11月4日《各民主黨派聯合宣言》發表以后在全國范圍展開;鎮壓反革命運動在1950年10月中共中央發出《關于糾正鎮壓反革命活動的右傾偏向的指示》以后在全國展開。三大運動的矛頭都是針對著美帝國主義、封建主義以它們的代表國民黨反動派的殘余勢力的，是為著徹底完成新民主主義革命而進行偉大革命斗爭。為了奪取三大運動的勝利，必須鞏固發展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包括城市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在內的廣泛統一戰線，把一切可以爭取和團結的力量組織起來，以便徹底孤立和打擊敵人。同時，由于革命剛取得全國性勝利，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國民黨反動派當時在民族資產階級、民主黨派和民主人士中還有某些影響，因而三大運動的開展，對人民民主統一戰線不能不是一個考驗和鍛煉，這種形勢也要求全黨認真做好三大運動中的統一戰線工作，使統一戰線更加鞏固和發展，在三大運動中發揮更大的作用。這就是第二次全國統一戰線工作會議所面臨的形勢和任務。這次會議的中心是，討論反帝愛國運動中的統戰工作和幫助民主黨派組織發展問題。
1950年12月18日，以中共中央名義，向各中央局、分局和北京、天津、上海、南京、武漢、重慶等市委發出召開統戰部長會議的通知，要求各中央局、分局及六市的統戰部長，于1951年1月15日如時到會。
出席和列席這次會議的人員是：華東陳同生、周而復、劉仁壽、李宇超、史永;中南張執
一、饒彰風、周季方;西南程子健、楊松青;西北汪鋒、范明;華北平杰
三、李樂光、崔月犁、李之楠、范新
三、劉洪濤;東北王光偉;全國政協王伯評、張堯民、馬正信，馬冠英;民族事務委員會楊靜仁、劉春;政務院黨組于剛;政務院政法委員會黨組陳于彤，政務院財經委員會分黨組吳凡我;政務院文教委員會分黨組何成湘;監察委員會分黨組張鵬圖;中央人民政府黨委梁華，中共中央青委高棠、唐亮;中共中央婦委蔡暢、羅瓊;中共中央直屬機關黨委劉華峰;華北革命大學崔仲遠;中央政治研究室楊翊;中央政治秘書室田家英。中央統戰部出席和列席的有：李維漢、徐冰、廖承志、連貫、童小鵬、金城、張力之、夏英(吉+吉)、程緋英、孫超、王偉業、鄧巨云、王育平、魯明、石磊、許立、李啟薪、陳華、洪水、肖賢法，王福林、張鐵生。各地代表十九人，中央和國家機關代表二十人。中央統戰部二十二人，共計六十一人。
1月15日，由李維漢同志主持，在中南海迎春堂召開預備會議。他說，這次會議人數比上一次少，會期也想開短一些。會議的中心議題兩個：①反美帝統一戰線;②幫助民主黨發展組織問題。在講到反美帝統一戰線時，他說，他次全國性反美愛國運動的普及與深度是歷史上所沒有的，特別是工商界、與宗教有關的教會、學校、團體、及受過英美教育的教授等參加，范圍是很廣泛的。我們要利用這個有利時機，把運動開展得更廣更深，徹底揭發美帝國主義的侵略面目。在講到民主黨派問題時，他說，對民主黨派的基本原則方針，上次統戰會議上已解決，但實際工作做得不夠，這次會議需要再研究一下。我們黨內有一部分同志懷疑民主黨派的作用有多大，對民主黨派總想搞得緊一些，生怕人家大了控制不住，因此認為越小越好，這個問題要解決一下。在談到統戰部的機構時，他說，現在的問題是下邊無專人負責統戰工作，這個問題也要議一下，沒有專人管的要配備干部。毛主席打算組織一批民主人士下鄉參觀土改，中央統戰部準備發一個電報給各地，應該歡迎民主人士去參觀。毛主席說，參觀總會有好處，在北京他們只聽到地主聲音，參觀了就可以聽到地主和農民兩個方面的聲音。
1月16日，會議在北京飯店開幕。李維漢同志致開幕詞。他講了抗美授朝運動的意義、形勢及這場運動與統一戰線工作的關系。對民主黨派發展問題，他說，民主黨派工作一年來有成績，主要是他們內部進行了整頓，政治上同我們更加一致了。但民主黨派的組織人數同他們政治上的地位很不相稱。民主黨派能不能發展起來，這同共產黨的關系很大。不要他們大起來，這不要我們共產黨作決定，過去我們沒有作過決定不讓他們大起來，他們還是很小。但要讓他們大起來，就需要我們共產黨作決定，否則他們還是大不起來，因為在它旁邊有一個在政治上占壓倒優勢和極高威信的共產黨，人們不了解民主黨派，要聽聽共產黨的意見，否則，人們不會自動參加民主黨派的。因此，既使民主黨派都開了會，作了發展計劃，如果我們不幫助，不支持他們，還是發展不起來，所以我們要討論如何幫助民主黨派發展組織問題。
會議采取了分階段按專題的程序進行。第一階段，主要是各地報告開展抗美授朝運動的情況及經驗，發言的有華北局平杰
三、北京的李樂光、天津的李之楠、上海的周而復，山東的李宇超、中南局的饒彰風、西南局的楊松青、東北局的王光偉等。第二階段，主要是座談研究幫助民主黨派發展組織問題。各地匯報了當地民主黨派工作的情況，發言的有華東局的劉仁壽、西北局的汪鋒、西南局的程子健等。中央統戰部副部長徐冰、副秘書長金城分別就民主黨派發展的方針、對象，黨派的階級性質、地位和作用，黨派的歷史和現狀，統戰部門如何幫助黨派搞好內部團結和黨派的整頓工作等問題作了長篇發言。
1月17日，胡喬木同志到會講了話。主要講了抗美援朝的形勢、意義、發展經過和今后工作。喬木同志說，抗美援朝運動在中國引起了一個反帝高潮。毛主席作過這樣的估計：這是一個很大的高潮。這個高潮非常有益，不僅把美帝國主義的侵略打退了，而且又對中國各方面的工作有很大的推動和非常大的積極作用。在軍事上加速了國防建設，在政治上加強各民主黨派、各民主階級之間的聯系和團結，人民民主專政更加鞏固了，經濟上加強了國家對整個國民經濟的領導，在文化教育方面把帝國主義的影響打退了，使中國在各方面都有很大的進步，面貌為之一新。
胡喬木同志對今后工作提了四點意見：第一，要把帝國主義在中國的各種影響連根鏟除。他特別提到天主教和基督教教會的問題，中國教會中的反動分子只是極少數，絕大多數是可以爭取的，重要的辦法就是同他們的領袖人物公開談判。對他們說，你擁護政府，政府就保護你，中央人民政府決定在各地成立宗教事務處，進行對教會的公開管理。第二，要深入進行愛國主義教育，不僅要在工人、學生、共產黨員中宣傳，而且要在所有的民主階級中，在資產階級和各民主黨派中進行宣傳，使所有的中國人都有民族自尊心，認識人民民主主義勝過資本主義。第三，要做許多實際工作。第四，要把工作經?；?。會議結束時彭真同志到會作了報告。他著重講了如何進一步發展抗美援朝運動的問題。他說，土改、抗美援朝和鎮壓反革命都與統一戰線有密切關系。統戰工作不是只同那幾個人打交道的，是做團結全體人民群眾的工作，這三大運動搞好了，統戰工作也會搞好，三大運動不但不會妨礙統戰工作，而且會推動統戰工作，同時在運動中也鞏固和擴大了統一戰線。他還指出，抗美援朝運動要從城市推廣到廣大農村中去，要注意到各個落后階層。對工商界要大力開展工作，對教會的教徒和教會學校的學生與教職員也要著重開展工作，這些工作很大一部分是統戰工作。把落后階層團結起來了，進步的也就能提高了。
會議對于幫助民主黨派發展組織的問題意見是一致的。并且認為堅持發展與鞏固相結合方針，是符合我國當時歷史情況，也符合各民主黨派實際的。在討論過程中，有些地方的同志反映，黨內不少同志，特別是居于領導地位的同志關門主義思想很嚴重，瞧不起民主黨派，沒有認識到民主黨派的地位、作用，擔心民主黨派發展起來不好領導，或同我黨爭取群眾。還有的民主黨派內部的進步分子認為民主黨派的歷史任務已經完成，主張解散，或者同其它民主黨派合并。對于這些不正確的認識問題，會議經過認真分析和深入討論，取得一致的意見，最后擬定了《1951年協助各民主黨派發展黨員的建議》?！督ㄗh》提出：“由于我黨中央的建議，各民主黨派已決定今年采取發展的方針，并希望發展一至二倍。黨應積極協助各民主黨派今年內完成這個發展黨員的任務。”“主要應該在大、中城市和省會就現有基礎加以發展，使之具備相當規模，而不要采取分散力量，到處搭架子的辦法”。發展對象“必須是擁護共同綱領并愿為其實現而奮斗者”。幫助的方法是“吸收各民主黨派參加各種的人民革命運動，使他們能在運動中發展成員”。“應反對單純登記與追求數字的偏向，并協助與推動他們對于已發展的黨員采取適當方式加強政治教育和思想教育，以便他們的發展能與鞏固相結合”。對于“遇有兩個以上的民主黨派同時發展某一對象時，應依據其本人自愿決定。凡參加兩個以上的民主黨派者遇到有工作交叉時，應征求其本人意見，并由有關民主黨派協商決定”。“在一個機關或學校內幾個民主黨派都要去發展時，可邀請有關黨派，經過協商適當處理之。”《建議》還提出“在一個機關或學校內有民主黨派的組織時，政治上應依據共同綱領，工作或學習則應依據行政領導，竭誠合作，互相琢磨。至于合法權利則一視同仁，我(共產黨)在各該部門的負責黨員應采取主動積極幫助的態度，給以各種必要的便利。團支部也應有專人與他們聯系，并可定期開各黨派聯席會議以交換各種意見和協商有關黨派合作的問題。”
關于健全統戰部機構編制問題。會議期間，到會代表普遍反映統戰部任務重、人手少，開展工作困難比較多。經過會議的討論，形成了一個《關于各級統戰部工作部門的業務與組織機構的建議》?！督ㄗh》根據當時形勢，規定地委，五十萬人口以下的省轄市委和一百萬人口以上的大城市的區委均設統戰部。對統戰部的機構及編制也都作了具體規定。中央于3月22日批轉了這個報告，要求各地根據實際情況，參照此項建議，逐步充實和健全統戰部門的干部，并責成中央局、分局統戰部將辦理情況隨時報告中央統戰部。
1月19日，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陸定一同志到會就反帝愛國運動中爭取團結天主教徒和基督教徒問題作了重要講話;1月20日中共中央組織部副部長安子文同志到會講話，他提出要進一步加強組織部門與統戰部門的工作聯系;同一天，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中央副書記蔣南翔同志在大會上講了青年團作為黨的助手，如何幫助民主黨派發展組織問題。
周恩來同志在1月20日到會就大家提出的問題作了指示，他首先強調提出，統戰部門的同志要把自己的工作宣傳出去，讓大家都知道，不要把自己孤立起來，同時要積極爭取黨的重視和領導。他著重講了會議中提出的三個問題：(1)抗美援朝的鞏固、擴大和深入。(2)民主黨派的發展問題。(3)對待民主黨派的態度問題。
會議期間，毛澤東同志接見了各中央局、分局和六市委統戰部負責同志，同與會代表作了長時間談話。他指出，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和鎮壓反革命是當前的三大運動。在談到宗教問題時，他指出，對佛教問題要研究一下，要使他們也參加到運動中來。他們中有人說，他們沒有信教自由，廟都被占了。信佛教的人不少，不要不理會，北京市恐怕要給他們騰出幾座廟來，五臺山關系蒙藏兩個民族，要修一下。在談到抗美援朝運動時，他說，這個運動應普遍開展，普及到所有的工廠和農村，使得家喻戶曉，大家都參加進來。在談到土地改革運動時，毛澤東同志強調指出要讓民主黨派和民主人士到各地去參觀視察。民主人士到各地去視察，各地不要以此為累贅。讓他們去聽聽農民的訴苦，看看農民的歡喜。我們有些什么缺點和錯誤，也可以讓他們看看，這是一件有益的事情。狀元三年一考，土改千載難逢，應該迎他們去看看。他又說，分土地、鎮壓反革命、發動群眾都是好事。土改一項從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直到孫中山都沒有做過，我們才作。我們做了什么壞事呢?有什么怕人家看的呢?十個指頭有九個是好的，最多只有一個指頭不好。你們對民主人士不要估計不足。對于工商業家、宗教界、校長、教員、開明士紳和愛國分子，我們都應該采取積極的態度團結和教育他們，決不能置之不理。這個辦法屢試屢驗，結果總是好的，一切消極態度都是不對的。有話應讓他們講，寫萬言書也好，我們可以給大家看看，好的接受，不好的解釋。對民主人士要進行教育，并讓他們參加活動。如果不進行教育，有事不讓他們與聞，這是不對的。
關于民主黨派發展問題，他指出，社會上有他們的階層和人物存在，所以就應當發展。應該在運動中使民主黨派進步，放手讓他們去做，好處多，壞處少，這是積極的有益的方針。對民主黨派和民主人士，我們要采取積極態度，不要怕麻煩，要使他們了解土地改革、抗美援朝、鎮壓反革命運動的必要性，并且使他們積極參加。
在談到統戰部門的工作時，針對有些地方干部思想上還有若干阻礙，毛澤東同志說，你回去應當找鄧小平、鄧子恢、習仲勛等同志出來說話。他又說，要用積極態度去支持民主人士、民主黨派，教育他們，帶領他們共同前進，這對勞動人民是有益的，對進入社會主義是有益的。你們要好好做出成績來給大家看看。要很好地取得黨委書記和組織、宣傳等部門幫助，善于經過黨委和黨委負責同志把你們的“國家”建設起來。你們當中要出專家，要熟悉人物和歷史，精通此中門道。
1月25日，李維漢同志作了題為《關于目前統一戰線工作中的幾個問題》的總結報告，主要講了四個問題：(1)對統一戰線的認識和統一戰線的任務;(2)民主黨派的問題;(3)不要忽略了無黨派民主人士;(4)加強統戰部門的工作。
這次全國統戰工作會議閉幕后，中央于1月28日向全黨發出《關于進一步加強統戰工作的指示》。提出1951年統戰工作的主要任務：(1)在全國范圍內繼續進行抗美援朝的宣傳教育運動，務使全國人民受到這種教育;(2)積極爭取積極分子、工商界、宗教界、民主黨派、民主人士參加三大運動斗爭和適當工作;(3)準備成立全國工商業聯合會;(4)幫助民主黨派發展成員;(5)認真地在少數民族中進行工作，把推行區域自治和訓練少數民族干部作為民族工作的中心;(6)加強政權機關和協商機關中黨與非黨人士的合作。中央的這個《指示》要求各級黨委理直氣壯地向黨內外講清楚加強統一戰線工作的理由，各級宣傳部門要經常注意統一戰線的宣傳教育，積極爭取和教育一切愿意同我們合作的人，發揮人民民主統一戰線的作用，順利地完成偉大的革命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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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全國統戰工作會議概況
1952年6月6日，第三次全國統戰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這次會議是“三反”、“五反”運動結束后召開的，會議的中心內容是討論民族資產階級和民主黨派的工作問題。
當時，全國絕大部分地區的土改已經完成，反革命分子已經肅清，帝國主義的勢力已被趕走，國內范圍全國人民同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矛盾已經基本解決;但工人階級同資產階級的矛盾逐漸突出起來，剛剛勝利結束的“三反”、“五反”運動，便是工人階級同資產階級之間的一次大規模的階級斗爭。通過這場斗爭打退了資產階級的進攻，深入地揭露和批判了民族資產階級的消極一面，鞏固了工人階級和國營社會主義經濟的領導地位，從而也鞏固了工人階級同民族資產階級的聯盟;同時，也提出了今后如何看待民族資產階級的問題。這時，在黨內出現兩種看法，一種是只看到民族資產階級消極的一面，否認民族資產階級還有積極的一面，認為對資產階級應該實行打倒的政策，對資產階級人們的改造則要求以接受馬列主義而不是以共同綱領為標準;另一種是看不到國內主要矛盾的變化，仍把民族資產階級看作中間階級。前一種看法，以當時《學習》雜志發表的幾篇文章為代表，在黨內有相當的代表性，中央及時發現作了糾正。后一種看法是中央統戰部在為這次統戰會議起草文件時提出來的，毛澤東同志對此作了批示，指出在打倒地主階級和官僚資產階級以后，中國內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階級與民族資產階級的矛盾，故不應再將民族資產階極稱為中間階級。周恩來同志也指出，當著我們反對三大敵人的時候，說民族資產階級跟小資產階級是中間力量，那是恰當的，但是現在的情況不同了，不能再這樣說。第三次全國統戰工作會議，就是在這種形勢下召開的。1952年4月底，中央統戰部在給毛主席、中央書記處“關于五一年工作總結和五二年工作計劃要點”的報告中提出，要在6月上旬召開各中央局、分局和大城市統戰部長會議，主要討論三項工作：(1)在“五反”運動勝利的基礎上如何搞好工商界的組織和教育改造工作;(2)民主黨派的發展和鞏固;(3)幫助政協全國委員會貫徹關于《開展各界人士思想改造學習運動的決定》。經毛主席、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云同志圈閱同意。
5月13日，中央統戰部向各地統戰部發出關于召開全國統戰部長會議的通知，要求各地參加會議的同志于6月5日前到中央統戰部報到。
為開好這次會議，中央統戰部在會前準備了四個文件：《關于民主黨派工作的決定(草稿)》、《關于民主建國會工作的要點(草稿)》、《關于改組工商業聯合會的指示(草稿)》和《關于繼續加強各界民主人士思想改造的學習運動的意見(草稿)》。在送中央審批的《關于民主黨派工作的決定(草稿)》中，毛主席把分析民主黨派社會基礎時提到的“中間階級、階層的絕大多數人們”，改為：“資產階級、城市上層小資產階級(即雇有少數幾個工人或店員的小資本家)，一部分從地主階級分化出來帶有資產階級色彩的分子以及和這些階級、階層相聯系的知識分子中的許多人們”。中央統戰部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對文件稿作了修改，提交會議討論。
會議自6月6日開始，出席和列席這次會議的有：東北代表六人，華北代表六人，華東代表十二人，中南代表九人，西南代表四人，西北代表六人。中央黨政機關(包括中財委)及工、青、婦等群眾團體負責同志三十二人，共計七十五人。各中央局統戰部出席會議的負責同志有：華北局統戰部長平杰三，西北局統戰部長汪鋒，華東局統戰部副部長陳同生，西南局統戰部副部長程子健，中南局統戰部秘書長胡金魁，東北局統戰部副秘書長關山復等。
會議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共八天，由各地統戰部長匯報“三反”、“五反”運動以來對工商界和民主人士工作的情況，私營工商業面臨的問題及處理意見。6月11日，陳云同志到會，針對會議中提出的問題作了《市場情況與公私關系》的報告。
第二階段共十天，集中討論對資產階級和民主黨派工作的問題。6月14日，李維漢同志作了報告。他主要講了四個問題，第一，關于工商界的統戰工作。他說，工商界的統戰工作首先要注意階級關系?，F在由于國內的地主階級和官僚資產階級已被打倒，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矛盾已成為國內主要矛盾。因此，民族資產階級已不是中間階級。他指出，民族資產階級的兩面性仍然存在，今后仍應堅持又團結又斗爭、斗爭為了團結的政策。當前要做好以下幾項工作：(1)保證他們經濟上的合法利益;(2)政治上保持其合法權利;(3)要把他們組織起來，使工商聯成為他們的合法代表機關;(4)要培養進步的資本家，爭取資產階級代理人和高級職員;(5)對資產階級的工作要統一領導，各方配合。第二，關于民主黨派工作。主要講了：(1)民主黨派是統一戰線性質的組織，其主要階級基礎是民族資產階級、城市上層小資產階級、一部分從地主階級分化出來的帶有資產階級色彩的分子以及和這些階級、階層相聯系的知識分子;(2)民主黨派的歷史是從處在國共兩黨中間逐步向左轉，最后走到同我們黨站到一邊的進步歷史，不應因他們中曾有人搞過中間路線而看不起他們。他們中的有些進步分子認為民主黨派從一開始就是新民主主義路線，也是不對的;(3)民主黨派發展成員應以中上層為主;(4)要承認民主黨派有進行合法活動的地位;(5)民主黨派思想改造的共同標準是共同綱領。第三，關于代表人物的工作。第四，對民族、宗教問題的看法與態度。
經過這次會議正確地解決了對資產階級和民主黨派工作上的幾個主要問題：(1)明確了工人階級同資產階級的矛盾，已經成為國內主要矛盾，民族資產階級已不再是中間階級。這是今后在統戰工作中必須樹立的指導思想;(2)民族資產階級仍具有兩面性，黨對民族資本主義的政策必須繼續堅持又團結又斗爭、斗爭是為了團結的政策;(3)對資產階級的改造要求，在當時主要是把帶“五毒”的改造成不帶“五毒”的，把違法的改造成守法的，而不是把資產階級改造成工人階級。對民主黨派改造的要求，是要他們確立“接受工人階級和共產黨領導的領導”的思想，而不是要求他們具有工人階級的立場和思想。他們內部共同的準則只能是共同綱領，而對于他們成員中一部分從事文教、科技等方面工作的積極分子，則應要求他們學習馬列主義，逐步具備工人階級的立場和思想;(4)民主黨派發展成員，應以其所聯系的階級、階層的中上層代表人物為主要對象。毛澤東同志在“三反”、“五反”運動初期就指出，民主黨派尤其是民建會的發展對象，主要應是中上層代表人物，因為大工商業資本家及其代表人物的代表性大，作用大，影響大。他在1952年3月15日同黃炎培的談話中，也強調民建會要做大工商業資本家的工作。下層應是對象之一，但不是主要對象;(5)應支持民主黨派依照共同綱領從事合法活動。各民主黨派都負有協助我黨團結、教育、改造其所聯系的階級、階層的政治任務，要支持并推動他們與這些階級、階層的人們發生密切聯系，了解反映其要求，代表其合法利益。我們應在領導他們從事合法活動中，團結、教育和改造其所聯系的階級、階層;(6)各級統戰部應和民主黨派中的骨干分子一起，檢查克服關門主義和宗教情緒，加強對中間分子和右翼分子的聯系工作，切實發揮骨干分子的作用。
9月16日，中央向各中央局、分局并各省、市、自治區黨委批發了會議通過的四個文件，要求各有關黨委加以討論并督促統戰部門及有關方面結合當地情況研究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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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次全國統戰工作會議概況
1953年6月25日至7月22日，在北京召開了第四次全國統戰工作會議。這是一次貫徹過渡工時期總路線，研究、部署對資本主義工商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以及檢查和總結民族工作的會議。
從1953年開始，我國展開了大規模的有計劃的經濟建設，開始執行第一個五年計劃。當時，隨著國民經濟的恢復和發展，各項社會改革，特別是土地制度改革在全國范圍內順利完成，國內主要矛盾已經轉為工人階級同資產階級、社會主義道路和資本主義道路之間的矛盾。實現國家工業化，逐步實行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逐步改造個體農業和手工業，引導全國各族人民有步驟地實現由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的轉變，已成為黨和國家面臨的一項根本任務。在這之前，即1952年9月以后，毛澤東同志多次談到關于過渡時期總路線的輪廓設想。1953年6月，他在對李維漢同志給中央的《關于利用、限制和改造資本主義工商業的若干問題(未定稿)》的報告的批語中，明確提出過渡時期總路線的基本內容。批語說：“黨的任務是在十年至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時間內，基本上完成國家工業化和社會主義的改造。所謂社會主義改造的部分：(1)農業;(2)手工業;(3)資本主義企業”。6月15日，毛澤東同志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對黨在過渡時期總路線和總任務的內容，作了比較完整的表述。他指出：“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和總任務，是要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時間內，基本上完成國家工業化和對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這條總路線是照耀我們各項工作的燈塔，不要脫離這條總路線，脫離就要發生‘左’傾或右傾的錯誤”。
這次全國統戰會議就是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召開的。1953年5月16日，中央統戰部向中央報送了“關于召集統戰工作會議的請示”。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鄧小平等中央領導同志批示同意。1953年5月27日，中央統戰部向各局、中央分局及省、市、區黨委統戰部發出“關于1953年度全國統戰會議議程及其他事項”的通知?！锻ㄖ氛f：“這次會議議程為：(1)同資產階級的關系問題;(2)民族政策執行情況的檢查總結;(3)普選中民主人士的安排問題;(4)統一戰線的組織和作法問題;(5)其他問題。”《通知》規定，會議參加人員是：“(1)各中央局、分局統戰部部長或副部長;(2)各省、區黨委統戰部部長或副部長;(3)沈陽、旅大、北京等二十一個市委統戰部部長或副部長;(4)各大區民族事務委員會主任或副主任(黨員)。”《通知》要求“參加人員于6月24日前到京。各統戰部須就指定的議程準備意見，交出席同志帶來。”
在開會前，劉少奇同志聽取了統戰部工作會議領導小組對這次會議準備討論的幾個主要議題的匯報，在談到關于資產階級的問題時，他說，勞資關系問題很復雜，要和工會的同志好好研究一下，這是有關三百八十萬工人的動作問題。黨要經過工會去進行教育工作。在談到實行人民代表大會制以后對民主人士的安排問題時，他說，要使他們感到我們對他們是熱誠的，對他們的工作要做得好一點，其實他們的要求并不是很高，有些人只是要求有吃有用，有些人還要求榜上有名，有些人則要求與聞政事，也有的人要求有實權。對前三條要盡可能給以滿足;要有實權則需要有條件，他要有做好工作的能力，真心同我們合作，按照黨的政策辦事。因此，對黨外人士的安排必須恰當。對幾年來有進步需要提升者，應予提升。在談到民族問題時，他說，民族問題是照顧少數問題。我們應當照顧少數，否則就是不民主。我們的民主集中制，就包含有照顧少數的精神。否則就是不民主。如只要少數服從多數，那一切民主只能漢人才有，少數民族就沒有民主權利了。應當尊重少數的權利，否則也不合民主的精神。談到統一戰線組織是否需要考慮改變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名稱時，劉少奇同志說，改不改名稱由他們提為好，我們提要改，他們不同意怎么辦?名稱改也好，不改也可以，不要在這件事情上弄得他們不愉快，如改而弄得他們不愉快，不如不改。在談到統戰部門的工作時，他說，要把統戰工作的必要性講清楚，要善于向黨委負責同志做宣傳工作。黨內確有些人覺得統戰工作可以不要。統戰工作到底搞多久，這在黨內有些同志中也是一個沒有解決的問題。因此，必須在黨內講清統戰工作的意義，必要性和長期性。應當明確，我們要把資產階級、民主黨派、民主人士等一直引導到社會主義，統戰工作要做到社會主義。做統戰工作的干部要立場堅定，作風較好，還要有靈活性。為了解決統戰干部問題，可考慮采用開訓練班的方法，要好好培養教育一批青年知識分子干部。
6月25日，全國統戰工作會議正式召開。出席會議的有：華北區十四人;東北區十四人;西北區十三人;華東區十四人;中南區二十二人;西南區八人;西藏三人，中央各部委十人，政府系統十二人;政協全國委員會二人;全國工商聯籌委會一人，中央統戰部二十一人，共一百三十四人。另有六十七人列席了會議。會議出席人員按六大區分為：華北組，組長平杰三;東北組，組長關山復;華東組，組長吳克堅;中南組，組長張執一;西南組，組長程子健;西北組，組長汪鋒。會議領導小組由中央統戰部正、副部長及中央局、分局統戰部負責人組成，組長李維漢。于毅夫同志任會議秘書長，負責會議的組織、秘書、行政等工作。
中央統戰部提交這次會議討論的有四個文件：《關于利用、限制和改造資本主義工商業問題的意見(草稿)》、《關于黨的民族政策執行情況的初步檢查》、《關于人民代表大會制實行后統一戰線組織問題的意見》、《關于實行人民代表大會制時安排民主人士的意見》。
在這次全國統戰工作會議上，李維漢同志作了關于利用、限制、改造資本主義工商業問題的報告;徐冰同志傳達了周恩來同志在中央財經會議上的講話，作了《關于人民代表大會制實行后統一戰線組織問題的意見》的說明;于毅夫同志作了《關于實行人民代表大會制時安排民主人士的意見》的說明和關于統戰系統編制問題的說明;汪鋒同志作了關于成立宗教團體問題的報告;于剛同志作了介紹民盟七中全會情況的報告。會議結束前，還請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習仲勛同志到會作了關于如何搞好文教統戰工作的報告。
習仲勛同志在報告中指出，三年多來，文教界的黨外人士經過屢次的社會改革運動，思想上，政治上都有了很大的變化，他們中間的大多數，都愿意跟著共產黨走，都愿意為人民服務。所以，今天文教工作的成績，也可以說是文教統一戰線方面正確地團結了黨外人士的結果。他說，革命勝利后，要進行大規模的經濟建設和文化建設，就需要大量有知識懂技術的干部。由于舊中國文化落后，知識分子太少，這就更需要廣泛地團結知識分子?，F在，我們的領導方法必須轉變，一些專門性的東西，不能光由我們自己決定，必須和一部分真正有知識的人合作，經過他們的手，然后我們再做決定。特別是高級的領導，要經過高級民主人士這一道手，不經過這一道手，我們的領導是搞不好的。他還指出，文教統戰工作是整個統戰工作的一個重要部分。統戰部搞資產階級工商業者的工作，其中就有很多高級知識分子、代表人物，如果只搞資產階級工商業者工作，忽視文教統一戰線工作是不全面的。當然文教機關同統戰部門應有分工，但是都必須做統戰工作是共同的。希望統戰部門今后多做這方面的工作，以求把黨的整個統一戰線工作搞好。
全國統戰工作會議分組討論了上述四個文件草案稿和李維漢、徐冰等同志的報告?；就馕募岢龅姆结?、政策，也提出了一些具體修改意見。
黨中央和毛澤東同志非黨重視這次統戰工作會議。對會議的四個文件，中央政治局進行了討論。7月16日，中央政治局會議專門討論了統戰工作問題。李維漢同志7月17日向會議傳達了中央和毛澤東、劉少奇同志在政治局會議上對統戰工作的重要指示，主要有以下幾點：
(1)在談到黨內有一部分同志把統一戰線看作包袱，主張干脆取消、丟掉時，毛主席說，當作包袱主張干脆取消是不對的，是應該批判的。“干脆取消”，應該是干脆不取消;“丟掉包袱”應改為不要丟掉包袱。首先要肯定民主黨派、各種上層人物、知識分子和宗教界人士是可以改造的，這樣做統戰工作才有信心。如果認為他們大多數是不可改造的，那么做統戰工作就沒有信心了。以前在陜北跟我們合作的一些民主人士，如李鼎銘、安文欽、霍子樂這些人，現在在西北軍政委員會都當了部長、副部長，安文欽那樣的大地主都改造過來了。所以，要下決心把這些人安排起來。我們這樣一個大的國家，工人階級現在只有八百萬人，數量太少了，將來要有幾千萬，拿人口來講，如果占全國人口的十分之一，就要有五千多萬。工人階級要解放自己，要消滅階級，如果不去解放那五萬萬，工人階級怎么能夠解放呢?我們對地主、反革命絕大部分沒有殺，還是要改造。對地主、反革命尚且這樣做，對資產階級、上層人士，更加應該采取改造的方針，把他們的大多數改造過來。民主人士有麻煩，民主黨派有麻煩，但是總比我們共產黨內的麻煩要少得多。我們黨內的麻煩多得很，又是"三反"，又是新“三反”，又是這樣，又是那樣。劉少奇同志說，不做統戰工作就更麻煩。統一戰線工作是每天麻煩一點，沒有大麻煩，不要統一戰線就可能搞出些大麻煩，這個問題應該講清楚。在民族工作上也要講清楚這個問題：在民族問題上，不應只講漢族去幫助少數民族的重要和必要，還應該講漢族幫助少數民族對漢族是有好處的。毛澤東指出，我們是為了工人階級自己的利益，而來改造資產階級、農民、手工業者，等等。漢人是為了自己民族的利益而來做好民族工作。少數民族也要為了自己民族的利益來團結漢人。工人階級不解放全人類就不能最后地解放自己。毛主席還說，我們有兩個聯盟、兩種合作。一種是工人階級和農民的聯盟，就是勞動人民的聯盟;一種是工人階級和剝削者的聯盟，跟資產階級的聯盟。頭一個聯盟為后一個聯盟的基礎，沒有頭一個聯盟，我們就沒有力量，必須有這個聯盟，才有力量去聯合那些可以合作的剝削者，他們才會來同我們合作。
(2)在談到統戰工作缺乏支持、不被重視，給黨委送去報告不批，材料送去了也不看時，毛主席說，我是一貫支持你們的。你們統戰部的同志要先跟黨委書記去說通道理，一次不行兩次，兩次不行三次，終究要把他說通。
(3)在談到統戰部的設立范圍和編制問題時，毛主席說，縣要重點的設，一般的不設;老區要少設一點，新區要多設一點。統戰部一定要把全國一百五十八個城市抓住，同時再抓一批縣。全國兩千多個縣，統戰部抓一半吧!不要抓太多了，這樣，干部容易配備，工作也好檢查，否則是困難的。
(4)關于民族工作的這個文件，毛主席說，題目應該改一下，因為這個總結的內容重，題目輕，不相稱，同時也用不著叫初步檢查。毛主席提議把題目改為《關于過去幾年內黨在少數民族中進行工作的主要經驗總結》。毛主席、劉少奇同志說，這個文件很好，講清了一些思想問題和策略問題，對干部有幫助。這個文件是綱領又是策略，前面一部分是綱領，中間的幾個問題是策略。策略就是政策，它是根據群眾在各個時期不同的覺悟程度規定出不同政策，采取一些步驟，逐步提高群眾的覺悟程度來達到戰略的目的。
(5)在談到少數民族干部有職有權問題時，毛主席說，要對漢族干部專門講一講這個問題，使他們不要包辦代替、搞大漢族主義，要讓少數民族干部有職有權。
(6)在談到在少數民族中建立黨組織的問題時，劉少奇同志說，在少數民族中發展黨員，不要機械地按照黨員標準的八項條件辦事。文件上要加上這句話。
(7)在談到一部分沒有進行社會改革的區域的改革方針問題時，毛主席說，這些地區的改革方針，將來要采取法令形式，不是自下而上發動群眾進行斗爭，而是由政府宣布法令進行改革，采取自上而下的和平的方法逐步進行改革。這仍然是階級斗爭，并不是恩賜，并不是取消級階級斗爭。這是一種比較巧妙、比較溫的和的、特殊形式的階級斗爭。劉少奇同志還提出，半農半牧區發展生產的方針應該以牧業為主，同時照顧農業。在這些區域里，應禁止開荒，以保護牧民的利益。在少數民族地區開荒，要經過中央局的決定?，F在不要去開，將來有了拖拉機再去開，要開也要少數民族自己去開。
7月18日，劉少奇同志向大會作了報告，深刻闡明了統一戰線工作的必要性、長期性和重要性。他根據政治局討論的精神，說明了黨對民族資產階級采取和平贖買政策的依據，分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家民族資產階級的兩面性，指出在我國具有強大的人民民主專政的條件下，用和平的贖買的辦法，也就是用統一戰線的方法來實現消滅民族資產階級和改造資產階級人們，不僅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他指出，統一戰線工作對黨的總路線、總斗爭來講是配合的，對消滅現存的剝削階級的方式來講則是主要的。統一戰線的根本立場是服務于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的利益。
這次全國統戰會議在7月22日勝利閉幕。這次會議主要有以下共同認識和收獲：
(1)在今后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統一戰線都是重要的和必要的。為著對付帝國主義侵略、顛覆的威脅和實現祖國統一大業，為著改變我國經濟文化的落后狀況，實行國家工業化和過渡到社會主義，必須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鞏固發展廣泛的統一戰線。在過渡時期，統一戰線是消滅資產階級的主要方法，是階級斗爭的一種形式。黨的統戰工作是實現過渡時期總任務的一個方面的必不可少的工作。任何輕視或者取消統一戰線工作的觀點都是錯誤的。
(2)人民民主統一戰線包括兩個聯盟，一個是工農及其他勞動者的聯盟，這是統一戰線的基礎，另一個是勞動人民同一部分可以聯合的剝削者及其代表的聯盟，主要是同民族資產階級的聯盟，有了這個聯盟，才有廣泛的統一戰線。在過渡時期，保持同民族資產階級的聯盟，是為著實現消滅民族資產階級、改造這個階級人們，是為著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的利益和解放，而不是為著保存資產階級。
(3)黨在過渡時期對資本主義工商業采取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通過不同形式的國家資本主義，實現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這是實現對民族資產階級和平改造的一項基本政策，也是實現過渡時期總任務的一項根本任務。各級統戰部門應當在中央和各級黨委的統一領導下，積極參加這項社會主義改造的偉大斗爭，在工作中做出貢獻。
(4)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實行，決不意味著要削弱統一戰線，而是更應使之鞏固和加強。在對民主人士的安排上，對于凡是已經同我們合作的，仍應根據具體情況，用各種方式從各個方面分別予以適當安排。對各方面新的代表人物和在工作上有特殊貢獻者，應適當提拔。凡有民主人士的地方，自縣市以上各級人民代表大會、人民政府、統一戰線組織、部分人民團體和其他組織，都要注意做好民主人士的安排工作。
(5)在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實行以后，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不再代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職權，它作為統一戰線組織將繼續存在，并在國家政治生活和鞏固發展人民民主統一戰線方面，繼續發揮重要作用。認為統一戰線可有可無的觀點是錯誤的。
(6)明確了黨在過渡時期在民族工作方面的任務和各項具體政策。黨在民族工作方面的任務是：鞏固祖國的統一和各民族的團結，共同來建設偉大祖國的大家庭;在統一的祖國大家庭內，保障各民族在一切權利方面的平等，實行民族區域自治，在祖國的共同事業的發展中，與祖國的建設密切配合起來，逐步地發展各民族的政治、經濟、文化(其中包含穩步的和必要的社會改革在內)，消滅歷史上遺留下來的各民族間事實上的不平等，使落后的民族得以跨進先進民族的行列，過渡到社會主義社會。
總之，經過這次會議，進一步明確了黨的過渡時期對民族資產階級和民族工作的方針政策和今后統戰工作的主要任務，增強了信心，提高了積極性。這對于做好過渡時期的統戰工作，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會后，除《關于利用、限制和改造資本主義工商業問題的意見(草稿)》中央另作決議不再批發外，《關于過去幾年內黨在少數民族中進行工作的主要經驗總結》、《關于實行人民代表大會制時安排民主人士的意見》和《關于人民代表大會制實行后統一戰線組織問題的意見》都經中央批準轉發各地。其中，《關于人民代表大會制實行后統一戰線組織問題的意見》中的有些規定，如地方統一戰線組織由地方統一戰線組織代表會議產生、統一組織的上下關系應是領導關系，在1954年制定《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章程》的過程中，經中央批準作了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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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次全國統戰工作會議概況
1954年3月20日至4月11日，召開了第五次全國統戰工作會議，這是一次專門研究人民代表大會制實行后人物安排工作的會議。
隨著我國進入有計劃地進行建設時期，黨中央根據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的規定，及時提出實行選舉，召開全國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的建議。1953年1月13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二十次會議通過了"關于召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的決議"。毛主席在會上作了重要講話。毛主席說，三年來，我們的土地改革已基本完成，各界人民已經組織起來，辦全國選舉工作的條件成熟了。他指出，發揚民主，實行普選，對于促進經濟建設，對于加強抗美援朝，對于加強反對帝國主義的斗爭都有重要作用。他還著重針對黨外人士的思想疑慮，講了實行選舉對于有些黨派、階級、團體是不是有利的問題，他說，在全國，人數多的民族是漢族、人數多的黨派是共產黨，人數多的階級是農民階級、小資產階級，人數多的團體是工會、青年團、婦聯、農協。這樣一來，是否人數少的民族、階級、黨派就沒有份了呢?是不是人多稱王呢?不是的。不是從今年起，或者明年起就不要各民族、各民主階級、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的團結和努力了，還是要團結和努力的。凡是一切愛國者，能夠團結的人都應該團結起來，而且永遠是這樣。我們的重點是照顧多數，同時照顧少數，凡是對人民，對國家的事業忠誠的，做了工作的、有相當成績的、對人民態度比較好的各民族、各黨派、各階級的代表性人物都有份?？傊?。凡是愛國者都會一道進入社會主義，沒有理由不跟他們一道進入社會主義。為了做好人民代表大會制實行時對民主人士的安排工作，真正做到各民族、各民主黨派、各階級的代表人物都有份，中央統戰部在1953年7月，制定了《關于實行人民代表大會制時安排民主人士的意見》和《關于人民代表大會制實行后統一戰線組織問題的意見》。1954年1月，制定了《關于縣、市以上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制實行時安排民主人士和人民代表大會制實行后人民民主統一戰線組織問題的補充意見》，都經中央批準，轉發各地執行。這次全國統戰工作會議的任務，就是為了貫徹上述經中央批準的決定，進一步通盤考慮和研究中央及各省、市民主人士的安排問題。這次會議經中央批準后，中央統戰部于1954年2月7日通知各中央局、分局和省、市委統戰部，加緊進行人物安排專門會議的準備工作，并要求各地根據中央的方針，提出具體方案報中央統戰部。
1954年3月20日，第五次全國統戰工作會議在北京正式開幕，參加這次會議的是各中央局、分局、省委、市委統戰部長或副部長、西南局民族工作委員會主任或副主任共九十七人，其中華北區十六人，東北區十七人，西北區十四人，華東區十八人，中南區二十一人，西南區十一人。提交這次會議討論的主要文件，是關于各省、市黨外人士的安排方案。3月25日，李維漢同志在大會上作了《關于國家資本主義和對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安排問題》的報告。他主要講了兩個問題：(1)實行過渡時期總路線，還要不要統一戰線。(2)在國家的權力機關和管理機關中，還需要不需要安排資產階級代表人物以及安排的原則和我們應采取的工作態度。各小組對會議文件和李維漢同志的報告進行了熱烈的討論。一致同意李維漢同志的報告，并對安排方案提出許多好意見。4月6日下午，李維漢同志向會議傳達了鄧小平同志有關黨外人士安排原則的指示，并就省、市人民政府委員會和人民代表大會中民主人士安排問題講了會議領導小組的意見。會議經過討論，最后形成《關于各省、市人民代表大會和省、市人民政府委員會中民主人士安排方案的意見》。主要內容有六點：
一、中央、大區和省、市的各方面民主人士，應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省、市人民代表大會，省、市人民政府委員會，政協全國委員會，省、市政協委員會等五個方面通盤考慮，適當安排，盡量減少兼職(主要人物兼一職，最多兼兩職，其它人盡量不兼職)，以便提拔和吸收一批新的代表人物，擴大陣容，并使其中能夠工作的人有較多的時間從事實際工作。
二、對于中央、大區和省、市三級政府委員會，省、市各界人民代表會議，全國、省、市政協委員會中，已經安排的民主人士，這幾年又有貢獻、有進步的，一般都要在上述五個方面分別予以適當的安排。原有省、市各界人民代表會議中民主人士名額過多，不能在上述五個方面安排的，可在縣、市和市轄區人民代表大會中安排一部分，或采取其他辦法加以適當安置。
三、為了適應國家社會主義建設和社會主義改造的需要，在上述五個方面的安排中，都應注意吸收一批文教工作人員(包括中、小學教職員和醫務衛生人員)和科學技術人員，適當吸收私營工商業中有代表性的人物。同時還應注意從各方面吸收有適當代表性的婦女，條件不宜要求太高。
四、省、市人民代表大會中，民主人士在總名額中的比例，省可占到百分之三十，市可占百分之三十五。省、市人民政府委員會中民主人士所占比例，可較其在當地省、市人民人表大會和省、市人民政府委員會中民主人士和民族上層分子應當占的比例，由省、市黨委依據當地具體情況提出方案。
五、少數民族地區省、市人民代表大會和省、市人民政府委員會中民主人士和民族上層分子應當占的比例，由省、市黨委依據當地具體情況提出方案。
六、在縣、市和市轄區的人民代表大會和人民政府委員會中，也要注意適當地安排民主人士。
1954年4月11日，李維漢同志向大會作總結報告，主要是對會議形成的《關于各省、市人民代表大會和省、市人民政府委員會中民主人士安排方案的意見》作了說明。同時，還講了：(1)關于統一戰線組織的建設問題，要求各地提出設立縣級統戰組織的具體方案;(2)對于雇傭工人十人以上的私營工業要在兩個五年計劃內實行公私合營，相應地要注意在資產階級人們中培養接受社會主義改造的先進分子;(3)要把文教、科技方面的統戰工作也列為統戰部門的工作重點。最后，他強調指出，統戰部門必須把熟悉人物為自己的工作職責。他說，這次會議暴露了統戰部門在熟悉人物工作的弱點。我們熟悉的人是局部的，有相當一部分我們不熟悉。文教、科技、婦女，我們不熟悉，或很不熟悉。表現了我們工作中的薄弱的部分。其中主要是對于高級知識分子不熟悉。去年，我們提出兩個工作重點：一個是“資本”(即民族資產階級)，一個是民族。今年，我們的工作重點還要加上文教、科技，在這些重點中都包括婦女在內。做好這方面的工作是必要的，但有困難。困難是文教、科技、業務不歸我們管。但我們不是去管業務，而是講統戰關系，講政治。所以，是既困難又不困難。因為，①這些業務部門的統戰關系是客觀存在的;②現在我們進一步認識到需要做這方面的統戰工作。至于主管部能否認識到這種需要，那就要看我們的工作對他有無幫助。我們的工作對他有了幫助，人家自然會找我們，那時沒有干部也有干部了。統戰部本身就是這樣發展的。開始需要摸清基本情況，搞點理論。中央統戰部與東北合作先摸一摸教育界。其他地區統戰部自動做一下，可先集中的搞幾個點。李維漢同志講話后，會議即告結束。
4月下旬，中央批準了這次會議形成的《關于各省、市人民代表大會和省、市人民政府委員會中民主人士安排方案的意見》，要求各地結合當地情況研究執行。到1955年1月，中共中央又專門作出了《中央關于統一戰線工作的指示》，尖銳批評了黨內存在的忽視統一戰線和愛好清一色的傾向，要求各省、市委必須正確地配備省、市廳、局長和政協地方委員會的人選，加強政協地方委員會和地方統一戰線的工作。其中，對省、市政府廳、局長和各級政協委員中的黨外人士安排作出了具體規定：1.現在國務院各部、委正職中非黨人士占百分之三十七點二。各省、市廳局長正職中，非黨員的比例一般以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左右為宜。2.政協全國委員會委員中黨員約占百分之二十七;常委中黨員約占三之一。在政協地方委員會中，黨員同黨外人士的比例應大體與此相近?！吨甘尽芬蟾魇?、市委加強對統戰工作的領導，應該對政府、政協和其他有關方面的統戰部工作，加以檢查，作出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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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次全國統戰工作會議概況
1956年2月16日至3月3日，第六次全國統戰工作會議在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的形勢下于北京召開。
1956年初，我國的社會主義改造進入高潮，工人階級同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基本解決，我國開始進入社會主義歷史時期。毛澤東同志在1956年1月25日召開的最高國務院會議上，高度評價我國用和平方法進行社會主義革命的成功經驗。他指出：“在我國條件下，用和平的方法，即用說服教育的方法，不但可以改變個體所有制為集體所有制，而且可以改變資本主義所有制為社會主義所有制。”毛主席提出：“我國人民應該有一個遠大的規劃，要在幾十年內，努力改變我國在經濟上和科學文化上的落后狀況，迅速達到世界上的先進水平。為了實現這個偉大的目標，決定一切的是要有干部，要有數量足夠多的、優秀的科學技術專家，同時要繼續鞏固和擴大人民民主統一戰線，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我國人民還要同世界各國人民團結一起，為維護世界的和平而奮斗。中共中央在一月份召開了關于知識分子問題的會議。周恩來同志在會上作了《關于知識分子問題的報告》，總結了建國以來對知識分子工作的經驗教訓，強調指出，為了大力發展社會主義建設”，“必須依靠體力勞動同腦力勞動的密切合作，依靠工人、農民、知識分子的兄弟聯盟”。他指出，我國知識分子的政治面貌已經發生了根本變化，“他們中間的絕大多數已經成為國家工作人員，已經為社會主義服務，已經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正確地解決知識分子問題，更充分地動員和發揮他們的力量，為偉大的社會主義建設服務，是努力完成過渡時期總任務的一個重要條件。毛澤東同志到會講話，他強調指出，我國經濟上還沒有獨立，科學上也沒有獨立，文化落后，要實現現代科學技術革命，必須充分尊重知識分子。他號召全黨要努力學習科學知識，同黨外知識分子團結一致，為迅速趕上世界科學先進水平而奮斗。
為了適應1956年初我國這種新的形勢和任務，繼續鞏固、擴大人民民主統一戰線，廣泛團結一切可能團結的力量，把我國建設成為偉大的社會主義強國，中央統戰部經過集體研究，由李維漢同志主持起草了《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二年統一戰線工作的方針(草案)》(簡稱《七年方針(草案)》。在這個《七年方針(草案)》中，分析了人民民主統一戰線內部階級關系的深刻變化，提出“我們的國家已經開始進入了社會主義社會，我國的人民民主統一戰線已經進入了社會主義階段，成了社會主義的統一戰線。”“民主黨派和工商聯已經成為參加社會主義工作的組織，已經是社會主義性質的團體。”“今后統一戰線內部的階級矛盾，將更經常、更集中地從機關、學校和企業內部的業務工作和學術研究上表現出來，表現為對待這些問題上不同的立場、觀點和方法，不同的思想和作用。這就使教育的方法成了階級斗爭的基本方法(無論在政治上、思想上和工作上)，教育工作成了統一戰線工作的中心任務。”
《七年方針(草案)》1月28日報送中央。2月初，周恩來同志審閱此稿后，認為把我國人民民主統一戰線說成是“社會主義的統一戰線”，各民主黨派和工商聯“已經是社會主義性質的團體”不妥，當即向中央統戰部的負責同志指出，并要求對文件稿作適當修改。1956年2月6日，周恩來同志在二屆政協常委會第十七次會議上的講話中，肯定我國統一戰線從開國起就帶有社會主義性質，同時指出不要把人民民主統一戰線改為社會主義統一戰線。理由是：第一，從性質上說不完全。同時，還有另一種不完全，好象中華人民共和國過去是一種性質，現在才是社會主義性質，這樣不對。我們從一開始就是社會主義，就是逐步完成和逐步實現，特點就是過渡，這也是最本質的東西。今天我們不能說已經變了性質。第二，我們的人民民主統一戰線的成員也不能說今天以前是人民民主的，今天以后就夠社會主義成員的條件了。我們還有民族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嘛，怎么能說都是社會主義成份了呢?還要有一個過程，人民團體里頭還有工商聯，民主黨派里還有代表資產階級的黨派，海外華僑里頭有很多是資本家，各民族現在還有貴族。毛主席說，要把一切可以團結的人士都包括進去，使我們的統一戰線一天天更廣泛、更鞏固?，F在改變名稱不太好，一改名，就把統戰范圍弄窄了，弄混了。隨后，李維漢同志主持對《七年方針(草案)》作了修改，重新報送中央，經中央審核同意，提交這次全國統戰工作會議討論。
出席會議的，有各省、市、自治區和五十萬人口以上的省轄市黨委統戰部的負責同志共五十七人。會議著重討論了《七年方針(草案)》。2月28日，李維漢同志在會上作了《關于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二年統一戰線工作的方針(草案)的發言》，對《七年方針(草案)》的基本精神，資產階級分子的改造問題，同民主黨派、民主人士的關系問題，教育工作問題，民族工作問題作了說明。他指出，從實現社會主義改造這個過渡時期的任務來說，資產階級分子、知識分子、大多數少數民族、民主黨派都走過了有決定意義的一步。社會主義改造的迅速發展和階級關系的根本變化，要求我們在統戰工作方針上有新的提法。制定《七年方針(草案)》的基本目的，就是要在今后七年內把教育工作提到首要地位，經過工作實踐的教育;經過政治理論的學習，幫助資產階級分子，高級知識分子和民主人士的思想改造，逐步做到同他們已經變化和正在變化著的政治地位和社會地位相適應，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為最后實現生產資料私有制的國有化獲得思想上的準備。關于民族工作問題，他提出，民族工作方面要有一個規劃。一個目標是，要使各兄弟民族都能夠經過不同的途徑完成社會主義改造;另一個目標是，使各民族經過不同的步驟，在經濟上和文化上達到或者接近于先進民族的水平。
與會同志熱烈討論了《七年方針(草案)》，普遍認為，這個文件很好，解決了統戰工作的方針問題，對今后的任務也規定得很清楚。有些同志提出了一些具體修改意見。會議經過討論，一致同意把《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二年統一戰線工作的方針》作為這次全國統戰工作會議的決議。3月31日，中央將《七年方針》批發各地執行。
會議還討論了以下幾個文件：
一、《關于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國民族工作的規劃大綱(草案)》?！洞缶V》提出：在十二年內，使少數民族地區經濟文化的發展水平與漢族地區相當或接近;繼續推行民族區域自治政策，幫助各民族自治地方充分實現各項自治權利;積極進行對于少數民族地區畜牧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在各少數民族地區建立和發展工業，發展畜牧業，等等。會議認為這個文件是很必要的，但還不太成熟，需作進一步的研究和修改。
二、《中央統一戰線工作部關于幫助民主黨派工作的意見》。會議基本同意這個文件提出的意見。會后，經過修改報請中央審批。中央于7月23日批發各地。中央在批語中指出：幾年來，各民主黨派在社會主義建設和社會主義改造事業中，不僅做了不少工作，在工作中取得了成績，獲得鍛煉和提高，而且在某些方面對我黨和國家起了一定的監督作用。根據我國的情況，民主黨派在新民主主義革命階段已經和我黨結成了統一戰線，當我國進入社會主義革命階段又積極擁護社會主義革命，因此，他們在社會主義社會里，還應當同我黨一起繼續存在下去，并且繼續發揮他們的積極作用。這不僅不妨礙人民民主專政的實現，而且對于人民主專政的鞏固和社會主義建設的成功很有益處。
三、《關于加強人民政協地方委員會工作的意見(草稿)》。會議認為這個文件不夠成熟，會后需再作些研究，報送中央審批。中央統戰部副部長于毅夫在會上就地方政協工作作了專題發言。他主要對政治協商中的形式主義，對有些統戰部的同志和政協中有的共產黨員對政協工作把持包辦、或包而不辦的作法提出了批評。
四、《中央關于公私合營運動中資方人員的工作安排和薪金待遇的指示(草稿)》。會后報中央對資改造十人小組核處。這個指示草案中提出：對原私營企業的資方在職人員，包括董事監事和經紀人等在內，都要包下來，給以安排，有的還可以擔任公私合營企業的領導職務。他們的薪金高于同類國營企業標準的，一律不降低;低的可在職工提高工資時，跟著調整。
中央統戰部副部長許滌新就工商界的公債問題，1955年私營和合營企業的利潤分配問題，北京市公私合營工業的改組經驗，工商聯的經費等問題作了發言。
五、《關于幫助民主人士、資產階級分子進行政治學習和理論學習的辦法(草稿)》。這個文件提出：政協各級委員組織學習座談會，開辦業余政治學校(如夜大學)，省政協辦短期政治學校，全國政協依照高級黨校的辦法，設社會主義學院，組織民主人士進行學習。開辦資產階級分子參加學習的短期訓練班，并組織他們參加所在企業的學習。各級黨委對民主人士和資產階級分子的教育工作，應當予以充分的重視和經常的領導。會議基本上同意這個文件，并提出了一些補充修改意見。會后，經修改，征得中央宣傳部同意，由中央宣傳部和中央統戰部聯名報請中央批發。4月9日，中央將這個文件批發各地參照的執行。
六、《中央和各級黨委統戰部干部管理工作試行方案(草稿)》。經會議討論同意后，報送中央。會后，中央批發各地，請各地研究執行。
七、《關于一九五六年到一九五七年干部管理工作的規劃》。經會議討論同意，中央統戰部發各地統戰部執行。
八、《關于在省、市、自治區的人民政協、民主黨派、工商聯等機關干部中進行肅反斗爭的意見》。會后報中央肅反十人小組核處。
3月3日，會議結束，李維漢同志作了總結發言，他著重提出了統戰部門在對待民主黨派和民主人士的關系上的宗派主義和關門主義問題，并進行了深入的分析和批評。他提出，1956年上半年要切實檢查一下統戰部和統戰工作人員與民主黨派、民主人士的關系，檢查執行黨的統戰政策的情況，要切實改進我們的作風。3月6日，中央統戰部邀請各民主黨派領導人、部分無黨派民主人士，傳達了今后統戰工作的方針，聽取了他們對統戰工作的意見。
3月26日，中央統戰部向中央報送了《關于全國統一戰線工作會議的報告》?！秷蟾妗分姓f：“這次會議，一般說來是開得好的。到會的同志一致認為明確了今后一個時期的工作方針，解決了若干專門問題，在思想上提高了一步，從而增強了工作信心。”同時提出，“這次會議中，反映出統戰部門的保守主義和關門傾向是相當嚴重的，主要表現在對民主黨派和民主人士幾年來的顯著進步估計不足，因而對他們政治上信任不夠，工作不放手;政治的和思想的工作做得不夠”，“甚至有的統戰部門和有些干部發展到干涉民主黨派的內部事務，以至實行組織控制;在工作作風上，有些干部驕傲自滿，以領導者自居，不能很好地同黨外人士協商辦事，而只在少數幾個進步分子中打圈子，很少同各民主黨派的負責人協商工作。”“會議對統戰部門的保守主義和關門主義傾向著重地進行了批評和自我批評，并且規定在今年上半年內各級統戰部要對統戰部門同民主黨派和民主人士的關系徹底檢查一次。”
3月31日，中央批準了《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二年統一戰線工作的方針》，批示指出：自1955年1月17日中央發出關于統一戰線工作的指示以后，各級黨委一般進行了討論和檢查，全黨在對待民主人士和非黨聯盟問題上的關門傾向已經有所克服，主要表現在安排民主人士方面基本上執行了中央的指示，在政協工作方面一般有了進步，在國家機關中黨和非黨人士的關系也有所改善。但是應該指出，這種進步是很不夠的，目前，在統一戰線工作方面，不僅存在著關門傾向，同時也存在著右傾保守傾向，這些傾向的主要表現是對于民主黨派和民主人士幾年來在黨的領導下發生的很大變化估計不足，對于人民民主統一戰線在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中的積極作用認識不夠，因而對民主黨派和民主人士在政治上沒有給以應有的信任，對統一戰線工作還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各級黨委應該在黨內繼續加強統一戰線政策的教育并加強對統一戰線工作的領導，及時地糾正“左”的或右的傾向。對于統戰部門的工作應該予以經常的領導和定期的檢查。對于一些地方統戰部門編制不足，干部太少、太弱特別是缺乏領導骨干等問題，應該予以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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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次全國統戰工作會議概況
1956年10月16日至11月8日召開的第七次全國統戰工作會議，是一次學習、貫徹中共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精神，總結關于檢查統戰工作在全國開展的經驗，研究改進共產黨與民主黨派關系的會議。
1956年3月第六次全國統戰工作會議以后，為改善共產黨同民主黨派、民主人士的關系，以適應變化了的國內階級關系和大力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需要，全國各級統戰部普遍開展了對統戰工作的檢查，通過召開各種座談會，廣泛聽取民主黨派和民主人士對統戰工作的意見和批評。在這期間，毛澤東同志發表了《論十大關系》的報告，提出了“把國內外一切積極因素調動起來，為社會主義事業服務”的方針;在共產黨與民主黨派之間的關系方面，提出了“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方針;5月，又在中央的會議上，提出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6月，經中央批準，李維漢同志在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的發言中，提出要尊重各民主黨派在憲法賦予的權利和義務范圍內的政治自由、組織獨立和法律上的平等地位。9月，中共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勝利召開。毛澤東同志在開幕詞中提出：“在我們繼續加強全黨的團結的時候，我們必須繼續加強同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的團結，繼續鞏固和擴大我們的人民民主統一戰線，并且認真地糾正在任何工作環節上的任何一種妨害黨同人民團結的不良現象。”黨的“八大”決議指出：“繼續鞏固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統一戰線，是加強人民民主專政的必要條件。為了鞏固人民民主統一戰線，必須繼續執行團結、教育、改造知識分子的政策，使廣大知識分子在社會主義事業中同中國工人、農民形成親密的團結。必須繼續加強對于民族資產階級的工作，給以工作上和生活上的安排，使他們中間的絕大多數人在社會主義的教育下逐步改造成為名符其實的勞動者，把他們在生產上、經營上有用的知識經驗貢獻給國家。必須繼續團結國內各民族中的一切愛國人士，繼續團結國外各地的華僑。必須按照‘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方針，繼續加強同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的合作，并且充分發揮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和各級協商機構的作用。在一切政府機關、學校、事業和武裝部隊中，共產黨員都必須負責建立起同黨外工作人員合作共事的良好關系。”黨中央對統一戰線工作的這些極其重要的指示給正在全國開展的對統戰工作的檢查是一個巨大的推動，這次全國統戰工作會議，就是為著學習和深入貫徹“八大”精神和這些重要指示，進一步檢查改進統一戰線工作而召開的。
經中央同意中央統戰部于8月27日，向各省、市、自治區黨委統戰部發出了召開全國統戰工作會議的通知。10月16日會議在北京正式召開。出席會議的有：各省、市、自治區黨委統戰部長、副部長三十四人;中央統戰部部長、副部長、秘書長、副秘書長，處長、副處長，主任、副主任，國務院八辦組長、副組長三十九人;有關單位的黨組成員、負責干部人三十二，共一百零五人。另有一百一十四人列席了會議。李維漢同志主持會議，并致開幕詞。平杰三同志向大會作了《關于檢查統一戰線工作問題的報告》，介紹了前一段統戰工作檢查的情況、成績和經驗，提出了進一步開展統戰工作檢查的意見。
與會同志對統戰工作的檢查問題展開了熱烈的討論，認為這次檢查是必要的，也是有成績的。經過檢查，發現統戰工作中確實存在不少問題和缺點。例如：黨外人士安排后，不少人有職無權，無事可做;統戰工作部門同民主黨派、民主人士廣泛聯系不夠，有時偏聽偏信，助長了進步分子的宗派主義情緒;對少數人的意見，特別是反對的意見，尊重不夠，一些同志以領導者自居，不注意向黨外人士學習;同民主黨派進行民主協商做得較差，尊重民主黨派的獨立、平等地位不夠，甚至干涉他們的內部事務;大漢族主義有所滋長，不少地區忽視民族平等政策，不尊重少數民族的自治權利和風俗習慣，對少數民族的迫切要求和生活困難熟視無睹等等，已引起當地少數民族群眾的不滿。有些同志認為各地統戰工作的檢查，主要是暴露問題，很少解決問題，建議對產生問題的思想根源進行深刻的分析，從根本上解決問題。不少同志希望中央就一些重要問題作出具體規定，做到有章可循。許多同志認為，不僅統戰部門要檢查統戰工作，全黨都需要檢查統戰工作，這樣才能進一步解決統戰工作中存在的問題。
會議經過討論，提出了請中央就進一步開展統戰工作檢查問題發出專門指示的建議，并由中央統戰部代擬了《中央關于進一步開展統一戰線工作檢查和民族政策執行情況檢查的指示(草稿)》報送中央。12月26日，中央批準用中央名義發各地貫徹執行.
這次會議還著重討論了改善黨與民主黨派關系的問題。在這方面提交會議討論的文稿共有五件：(1)關于統戰部門如何協助民主黨派工作的意見;(2)在國家機關和學校中我黨組織如何幫助民主黨派基層工作的意見;(3)關于民主黨派發展組織問題的通知;(4)關于在民主黨派中吸收我黨黨員的補充規定;(5)關于解決民主黨派機關編制、干部調動、經費和干部生活待遇等問題的意見。會議對這些文稿分別進行了專題討論。
在討論中大家普遍認為有關民主黨派工作文稿中提出的意見，對今后的工作很有幫助，但還不夠，還必須進一步解決黨內的認識問題。因為“長期共存，互相監督”方針提出后，黨內不少同志對這一方針，存有懷疑和抵觸情緒，如說“階級快消滅了，民主黨派長期存在沒有階級基礎”、“監督只能是我們監督他們，他們怎么能監督我們”、有的甚至擔心提互相監督會降低黨的威信。因此，貫徹執行“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方針，有許多困難，地方黨委也沒有把統戰工作安排在應有的地位，許多問題得不到及時解決。因此，必須對這個方針作進一步的解釋，并廣為宣傳，以解決黨內的思想認識問題，與此同時，還必須為民主黨派創造一些能進行監督的條件，如發揚民主，讓他們了解我黨的方針、政策等等。此外，一些同志對尊重民主黨派在憲法賦予權利和義務范圍內的政治自由、組織獨立和法律上的平等地位存有疑問。
針對討論的問題，李維漢同志作了多次發言。會議經過討論，決定將上述幾個文稿合并寫成一個關于民主黨派工作的文件，即《中央統戰部關于民主黨派工作的幾個問題的指示(草案)》，發各省、市、自治區黨委統戰部征求意見，準備作進一步修改后，報中央審批。不久，發生反右派斗爭。這個文件稿中的某些觀點曾被懷疑是否右了，因而沒有結果。這個文件稿1987年作為李維漢同志的文章，正式收入《李維漢選集》，題為《關于民主黨派工作的幾個問題》。
這次全國統戰工作會議還討論了以下幾個文件：關于加強政協地方委員會工作的意見，關于資本家代理人摘帽子問題的意見，關于對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工作安排中的平衡問題的意見，關于繼續發揮工商業聯合會的作用的意見，關于工商聯合會機關干部評級、醫療、福利學習和工商聯經費問題的意見，關于統戰部門進行對知識分子的統一戰線工作的意見，關于各省、市自治區參事室工作的意見，對各省、市、自治區文史研究館工作的意見。除此外還討論了民族工作、華僑工作，以及對資改造等問題。會后，中央于12月批發了《中央統戰部關于加強政協地方委員會工作的意見》，批語指出：政協在我國的政治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為了繼續擴大和鞏固愛國主義的團結，進一步發展國家的民主生活，充分實現我黨同民主黨派、無黨派民主人士的互相監督，就必須充分發揮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和各級協商機構的作用。中央批語還指出，希望各地黨委根據中央統戰部提出的意見，加強對當地政協的領導，克服不重視政協的偏向。對于有些在黨外人士面前愛擺老爺架子，宗派主義作風極為嚴重的同志，應當認真地給以批評和教育，端正他們的態度和作風。1957年2月，中央批發了《中央統戰部關于繼續發揮工商業聯合會的作用的意見》，請各地研究執行?！吨醒虢y戰部關于對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工作安排中的平衡問題的意見》、《中央統戰部關于統戰部門進行對知識分子的統一戰線工作的意見》和《中央統戰部對各省、市、自治區文史研究館工作的意見》，則由中央統戰部發各地貫徹執行。
在會議結束前，11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彭真同志到會講了話。他指出：統戰工作就是團結全體的工作，要把國內所有可能團結的人都團結起來，建設社會主義。做好統戰工作要靠幾個方面：第
一、靠黨的領導，統一戰線是以黨的領導為前提的;第
二、靠基本群眾，如果不把群眾發動起來，不提高他們的覺悟，黨的領導是空的，統一戰線也沒有基礎;第
三、肅清反革命，否則他們總要破壞統一戰線。他還批評了一些同志認為現在群眾起來了，肅反也差不多了，社會主義改造和第一個五年計劃也快完成了，因而可以不要統一戰線的思想。他指出：統戰工作是黨的工作的一個重要方面，要取得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勝利，不團結全體是不行的。建立統一戰線首先是為了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的利益，是工人階級的根本要求。把一切可以團結的人都團結起來，共同建設社會主義，對工人階級有利，不團結則有害。統一戰線的方針早已確定，黨的“八大”又概括地提出來了?，F在的問題就是要把“八大”的精神在全黨實際地、全面地貫徹。首先要在所有的干部和黨員中把道理講透。
彭真同志說，我們有些同志有一種盲目的階級感情，視統戰工作為累贅，對資本家不管他擁護還是反對社會主義改造都討厭，只喜歡和共產黨員在一起。這是違反黨的政策的。究竟我們的隊伍是越大越好，還是越小越好?人家接受社會主義改造，為什么還要討厭他們?民主黨派、民主人士經常發議論、提意見，使我們能夠兼聽，是這樣好，還是搞清一色，開起會來講一樣的話好?從這些方面來考慮，就不會感覺統戰工作是負擔了。團結資產階級人們，消滅他們的階級，又使他們為社會主義、為工人階級服務，有什么不好?資產階級、上層小資產階級和他們的知識分子有文化和技術基礎，如果不團結他們，如何向科學進軍，如何建設社會主義?!彭真同志還指出，搞好統戰工作的關鍵在黨委。黨委抓緊領導，問題就基本解決或解決了一半。統戰工作做不好，責任首先在黨委。當然黨委工作忙是事實，但是不管怎樣忙，都不能忘掉或者放松統戰工作。要求黨委抓緊，并不是要黨委天天討論這個問題。統戰部先把問題集中起來，提出意見，黨委在一定時期開會討論，書記向大家講講，作個報告，就把工作推動起來了。
11月8日，會議結束，李維漢同志在閉幕會上講了話。他著重講了統一戰線的方針，同時，對今后的工作做了部署：第
一、要繼續檢查與民主黨派的關系，把這個關系搞得象個樣子;第
二、參加民族工作檢查。所有的檢查都應注意檢查統戰部，把我們的隊伍徹底整一下，以迎接明年七八月中共中央全會的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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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次全國統戰工作會議概況
1957年3月21日至4月4日，在北京召開了第八次全國統戰工作會議，主要是學習討論毛澤東同志《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講話，并根據這個講話，研究統一戰線內部的各種矛盾。
毛澤東同志1957年2月27日在最高國務院會議第十一次(擴大)會議上發表了《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重要講話。這篇講話，在我國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已經基本完成的情況下，明確指出革命時期大規模的急風暴雨式的群眾階級斗爭基本結束，并且把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作為國家政治生活的主題提了出來，具有重大的理論和實踐意義。
毛澤東同志在講話中提出了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公式，即“團結──批評──團結”;提出了“統籌兼顧，適當安排”的方針，提出了在分配問題上，必須兼顧國家、集體、個人三方面利益的原則;全面深刻地闡明了在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的關系上實行的“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方針和在科學文化工作方面實行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這些方針、政策，一個基本的指導思想，就是要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團結一切可能團結的人，并且盡可能地化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為建設社會主義的偉大事業服務。認真學習和貫徹毛澤東同志的這個重要講話，對于做好統戰工作，鞏固和發展人民民主統一戰線，具有十分重大的現實意義。
參加這次統戰工作會議的有各省、市自治區及若干省轄市委統戰部部長、副部長共五十五人。其中：華北代表七人;東北代表十三人;西北、西南代表九人，華東代表十三人;中南代表十三人。中央統戰部的部長、副部長、各處、室的正副處長、主任出席了會議。從3月16日到20日舉行了預備會議。在這期間，參加會議的全體同志聽了毛澤東同志在最高國務院會議上的報告和在宣傳工作會議上的報告兩個錄音，聽了周恩來同志在人民政協二屆三次大會上關于中緬邊界問題的報告，并分組進行了討論。3月21日，大會正式開幕后，與會同志聯系統戰工作實際，各抒己見，暢所欲言，著重討論了以下問題：
(一)關于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
(1)在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后，資產階級和工人階級的矛盾，在人民內部的矛盾中，應放在什么位置?有的同志認為，這種階級矛盾是人民內部矛盾的主要矛盾。有的同志認為人民內部矛盾中居主要地位的不是階級矛盾，把階級矛盾放在一個特殊地位比較恰當，這樣既不至于忽視它，也不過分強調它。有的同志認為，階級矛盾在人民內部矛盾中應有其特殊地位，有些干部對統戰政策不通，就是因為看不到這個特殊地位。在個別時期、個別地方，階級矛盾可能是突出的。
(2)人民內部矛盾中的階級矛盾有無對抗性?資產階級和工人階級的矛盾，什么時候轉化為非對抗性矛盾?怎樣正確估計目前資產階級的兩面性?資產階級積極的一面是主要的，還是消極的一面是主要的?
(二)關于“放”與“收”的問題
一般都認為今后應繼續放，過去放得不夠，有的同志認為，過去放得不夠是因為不相信民主人士能處理自己的問題，不相信我們有能力有辦法改造他們。華北組認為，一年來，放，僅僅是開始，顧慮還很多。去年一年變化很大，中央提出抓思想是對的，但由于下面干部思想落后于實際，對加強思想領導，還是用老一套的作法，靠來個運動，以為這樣才是加強思想領導。這種加強思想領導的辦法，就沒法放了。
為什么要放?有的同志說，放是批判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思想的最好的辦法，放出來的問題就可以解決。有的同志認為，社會主義改造的基本完成，并不意味著資產階級分子思想都得到了改造，所以要讓他們進一步暴露思想，好據以進行教育。有的同志則認為，放的目的是要發展科學、文化藝術。
如何理解放，放什么?有的同志說，放是改造的一種手段，絕不是放任自流。有的同志說，放就是擴大社會主義民主。有的同志說，放，首先應該是廣開言路，第二是要支持黨外人士有職有權。對于放與收的關系，有的同志認為放和收即民主與集中的關系。放不能離開加強領導，放是在加強思想工作的前提下放的。有放就有收，收要經過辯論、討論來收，收不是待黨外人士的思想暴露后算總賬。放中有收，放是為了更好地收，即通過放達到進行教育的目的。
(三)所謂“重安排輕改造”的問題。
會議中不少同志，反映不少省、市委書記傳達1957年1月中央召開的省、市委書記會議內容時，提到“統戰工作有重安排輕改造的傾向”，有些統戰部曾因此被批評有右傾傾向，感到壓力很大。有的同志認為，改造不夠是事實，但不能說是“輕改造”。有的同志認為，如果用這句話來引起對改造工作的加強是可以的，如作為對統戰工作的估計或批評，則不一定恰當。還有的同志認為，有些地方實際上是輕安排、輕改造。有些同志認為，黨內一些同志對傳達這句話有興趣。其原因是對統戰政策、統戰工作認識不夠或有抵觸情緒。他們不鉆研統戰政策，看不到民主黨派的作用和團結改造知識分子的重要性，把民主黨派民主人士當包袱。當然，統戰工作確有“左”和右的表現，但“重安排輕改造”的提法不符合事實。會議經過討論，一致認為，統戰部門對此應采取實事求是的精神進行檢查，有則改之，無則加勉。
(四)關于黨派工作的問題。
有些同志提出以下一些問題：尊重民主黨派組織獨立和加強領導二者如何結合?對民主黨派應放什么，如何放?如何加強領導，通過什么形式?對民主黨派的政治領導體現在什么地方?幫助和干涉的界線如何劃分?有的同志反映，現在民主黨派什么都要向共產黨看齊，一提平等他們就與分權聯系起來。
有的同志提出：民主黨派現在發展很快，要提請他們注意培養一些骨干。有的同志提出：民主黨派地方組織提出可否在一些運動和工作中單獨成立他們的組織?陜西的同志說，他們在開省代表大會時允許民主黨派成立了臨時支部。
(五)關于政協的工作的問題。
有的同志認為：政協的工作，主要應以協調階級關系為主，宣傳政策，協調關系，至于政府的具體業務則不宜多搞，否則，政協搞得太業務化了，代替了行政。
有的同志認為：過去總覺得只有黨內有了成熟意見的問題才好提出去協商，但成熟了的意見，往往馬上要執行，時間緊迫，來不及仔細協商，而且成熟了，也就沒有什么可協商的了。今后要改變這種作法，只要黨內有了原則性的意見即可提出來協商，征求意見。各業務部門的主要規劃也可拿出去協商。
有的同志認為：過去政協的工作組只反映問題，不能處理問題，影響他們的積極性，今后應組織專門問題的調查研究，由他們提出具體意見。同時，每個工作組可以推一兩個人直接和政府有關部門聯系。
有的同志認為視察工作還要改進：1.視察的時間可不加限制，否則，有些教授無法參加。2.視察的內容可由他們自己選擇。3.要作些專門的研究性的視察，不要一般看看，泛泛地提幾條意見。
(六)統戰部門的精簡機構問題
各地統戰部的同志均認統戰工作正日益開展和深入，但統戰干部則少而弱，要求不要按一般比例加以精簡，應根據實際工作需要和干部具體情況來考慮統戰部門的編制。
4月4日，李維漢同志在會上作了總結發言，•他結合學習毛澤東同志《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講話，系統地分析了工人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民族矛盾、宗教矛盾等幾個直接同統戰工作有關的社會矛盾，提出了如何處理統戰工作范圍內的矛盾問題的意見，專門講了民族工作中的幾個問題;最后講了關于統戰部門的工作，主要有六點：(1)學習，要繼續學習毛主席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指示，在思想上搞通，在實際工作中貫徹到各個方面。(2)要準備整風。(3)工作方法，第一要到現場調查;第二要解決問題;第三要找出典型;第四要用典型去推動全局。(4)要爭取黨委的領導和支持，首先要自己努力。(5)“左”傾右傾問題，實事求是，是非輕重，具體分析。(6)工作布置，一個時期要搞什么，應商量確定幾條。
李維漢同志講話后，會議閉幕。
會后，中央統戰部起草了《關于全國統戰工作會議向中央的報告》送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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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次全國統戰工作會議概況
1957年12月2日至16日，第九次全國統戰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當時，全國范圍的反右派斗爭正在深入開展中。這場反右派斗爭是從6月8日開始的。在此以前，中共中央于4月27日發布了《關于整風運動的指示》，決定在全黨進行一次以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為主題，以反對官僚主主義、宗派主義和主觀主義為內容的整風運動，廣大人民群眾、各界黨外人士和廣大黨員積極響應黨中央的號召，對黨和政府的工作以及黨員干部的思想作風提出了大量有益的批評和建議。在這個過程中，也出現了一些違反社會主義利益的錯誤言論，極少數資產階級右派分子乘機向共產黨和新生的社會主義制度發動進攻，妄圖取代共產黨的領導、一時形成了相當緊張的政治氣氛。在這種形勢下，中共中央決定對右派分子的進攻實行反擊，是完全必要的。
但是，由于黨的領導對當時階級斗爭形勢估計過于嚴重，把大量人民內部矛盾當作敵我矛盾。導致反右派斗爭發生嚴重擴大化的錯誤，把一大批知識分子、愛國人士和黨的干部錯劃為右派分子，把同我黨長期合作、已經成為為社會主義服務的政治力量的民主黨派說成是資產階級政黨，把在1956年初已經宣布為工人階級一部分的知識分子，重新戴上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帽子，對于正處在由剝削者向勞動者轉變過程中的原工商業者，斷言他們基本上沒有拋棄資本主義立場。
第九次全國統戰工作會議，就是在這樣的形勢下召開的。參加這次全國統戰工作的有：各省、市、自治區統戰部及一部分省轄市統戰部部長八十八人，其中東北組十五人，華北組十四人，西北組九人，華東組十八人，中南組二十一人，西南組十一人，中央各部及有關單位共十八人，此外還有中央統戰部二十六人，共一百三十二人。
這次會議主要是討論中央統戰部提出的四個文稿，即“關于處理五個方面民主人士中的右派分子的若干原則規定”，“關于各民主黨派處理右派分子的原則規定”，“關于幫助民主黨派改組各級領導機構的意見”，“關于人民代表大會、政協各級委員會安排民主人士的通知”。會議還研究了第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和第三屆政協全國委員會員候選人中的民主人士的安排方案。會議還根據風精神，初步討論了統一戰線的政策方針，檢查了一年多來的統一戰線工作。會議過程中，與會同志聽了周恩來同志關于目前世界的形勢和整風任務的報告，毛澤東同志在12月8日邀請各民主黨派負責人談話會上講話的傳達。
這次會議對幾個主要問題的討論情況如下：
(1)對四個文稿和下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全國政協委員中民主人士的安排方案，在原則方針上一般表示同意，少數同志對繼續安排某些右派分子有懷疑，認為右派既是反動派，新的為社會主義服務的統一戰線不應包括他們;認為右派處理后仍留在統一戰線之內，從理論上很難解釋。
(2)對"1956到1962年統一戰線工作的方針"和1956年以來的統戰工作，絕大多數同志認為總的政策方針是正確的。大家反映自中央提出"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方針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后，統戰工作有了很大進展。但是也有不少同志認為七年方針這個文件對民主黨派和知識分子的估計過高;認為文件中說"各民主黨派已經基本上成了為社會主義服務的政治團體"的提法同7月1日《人民日報》社論中說“民主黨派過去和現在都是資產階級性的政黨”的提法有矛盾;認為七年方針文件中對知識分子從政治立場說他們已經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的估計是高了;有的同志認為中央統戰部關于對民主黨派“不干涉”的一面強調太多，而對他們如何領導這方面說得不夠，缺乏具體辦法。還有個別同志提出：“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方針是否要作新的解釋。
(3)多數同志都提出對黨的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的"新的為社會主義服務的統一戰線"應如何認識的問題。有些同志認為新的為社會主義服務的統一戰線應與人民民主統一戰線有所區別，實質上已經是社會主義統一戰線。從理論上說，資產階級已不包括在統一戰線之內，但在實際工作中則還要對資產階級分子進行統戰工作。
(4)會議中還反映反右斗爭以來黨內有些同志對統戰政策的認識上又有不同程度的混亂，想取消統一戰線的思想有所抬頭，懷疑統戰政策和統戰工作是否右了，說民主人士中出了這么多右派是統戰工作中統出來的。
上述問題的提出，實際上反映了當時“左”的錯誤思想影響。經過小組討論、大會發言，大體上取得了一致認識。12月13日，劉少奇同志接見了參加會議的部分同志，并就會議中提出的問題作了重要批示。
劉少奇同志說，有些人總想不要統一戰線，圖清靜。照他們的想法辦，則更不清靜。愿望是一回事，結果事與愿違，實際與愿望相反。清一色也好，不要資產階級也好，不安排右派也好，說統一戰線漆黑一團也好，總而言之是想要圖清靜。劉少奇同志說，不要兩個聯盟，只要一個聯盟，歷來就有這個問題，說要兩個聯盟就是右傾。因此就產生這樣的問題：黨的統戰政策是正確的還是錯誤的，黨的統一戰線工作成績是主要的還是缺點錯誤是主要的。應該這樣估計：黨的路線是正確的，其中也包括統戰政策，黨的工作成績是主要的，錯誤缺點是次要的，這也包括統一戰線工作。統一戰線工作成績是主要的，但也有錯誤缺點，這點不能否認。錯誤中有右的也有“左”的，一個時期有右，一個時期有“左”。但從時間的長短、錯誤的數量看來，“左”的錯誤多些、時間長些。當前黨的統一戰線工作，恐怕“左”的錯誤更容易犯?，F在“左”一點大家都贊成，說右派不要安排，大家都鼓掌?，F在是犯“左”的錯誤的可能性更多。不要兩個聯盟，這把過去的工作否定了，就是說統戰政策錯了。提出統一戰線是否還要包括資產階級，是否要包括右派，認為搞統一戰線才統出這么多右派，懷疑長期共存，等等。這些觀點都是"左"的觀點。照這些意見辦就要犯“左”的錯誤。反右以來，對黨的統戰政策又動搖了，這也是老問題了。一有風吹草動就動搖，就否定。不要怕，否定了又會扶起來的，否定了多少次，否定不了。
在談到新的為社會主義服務的統一戰線是否就是人民民主統一戰線的問題。劉少奇同志回答是肯定的。他說，從革命勝利以來就提出人民民主統一戰線，現在的統一戰線就是那時的統一戰線，黨派未變，階級未變，人事關系也沒有大變動，綱領也沒有變。“新的為社會主義服務的統一戰線，”這只是說法問題，語言問題。
在談到現在的統一戰線是否包括資產階級的問題時，劉少奇同志指出，當然是包括資產階級，但是資產階級已沒有什么生產資料，沒有工廠了，而且多數依靠國家工人階級吃飯，當然還拿定息，已不是原來的資產階級，是政治思想要改造的資產階級了。資產階級這個說法還可以用，因為他們現在還有定息，再過五六年，定息取消了，就不好再講資產階級了。那時資產階級可稱為“原來的資產階級”。
劉少奇同志指出，黨內不重視與非黨人士合作，清一色觀點是不正確的，要批判。右派批評我們不都是錯誤的，如批評我們宗派主義，說我們沒有友情、溫暖。不和人家談話，明知人家錯了也不講，客客氣氣，這些缺點是有的，要克服。要改善和加強黨與黨外人士的合作，特別對中間派要熱情。如果反右以后同民主人士更疏遠了，是我們的失敗。劉少奇同志最后說，用統一戰線的辦法，以利用、限制、改造資產階級的辦法，把資產階級的多數化過來，這個路線是正確的。統一戰線就是這樣統下去，把資產階級統得干干凈凈，將來資產階級也變成勞動者了，有些成為體力勞動者，有些成為機關干部，同我們沒有什么區別。再過十五年，很多現在五六十歲的人死了，青年人長大了，那時中國的情形如何，思想變化如何?現在的青年資本家那時的思想如何?會有很大的不同。那時壞人還會有的，那時的壞人不一定是資產階級及其子女?，F在資產階級的子女沒面子，他們好好努力，反而會好，恰恰我們干部的子女認為自己沒問題，反而可能出右派。劉少奇同志又說，兩個辦法消滅資產階級，一個是用消滅地主階級的辦法，一個是用統一戰線的辦法，哪個辦法更好?統一戰線的辦法是比較麻煩，天天發指示，搞安排，但資產階級比地主階級的影響大得多，有這么多知識分子，有國際國內影響，有文化有技術。用統一戰線辦法來消滅資產階級更有利于人民和社會主義事業。12月16日，平杰三同志根據劉少奇同志指示的精神作了總結發言，至此，會議閉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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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次全國統戰工作會議概況
1958年7月1日，在北京召開了第十次全國統戰工作會議(即全國統戰工作四級干部會議)。這次會議是在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剛剛結束、反右、整風運動的高潮之后以及全國“大躍進”的形勢下召開的。
在1957年反右派斗爭中毛澤東同志在黨的八屆三中全會上改變了黨的“八大”一次會議作出的國內主要矛盾已經不再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的正確論斷，提出“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社會主義道路和資本主義道路的矛盾，毫無疑問，這是當前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1958年5月召開的黨的“八大”二次會議，根據毛澤東同志的這個意見，認為在整個過渡時期，也就是說，在社會主義建成以前，仍然存在兩個剝削階級，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的斗爭，社會主義道路同資產階級道路的斗爭始終是我國內部的主要矛盾。這就進而為階級斗爭擴大化提供了理論依據。統一戰線工作也就不能不強調階級斗爭和改造。黨的“八大”二次會議上通過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在這前后又發動了“大躍進”運動和農村人民公社化運動，以高指標、瞎指揮、浮夸風和“共產風”為主要標志的“左”傾錯誤也嚴重地發展起來。這種“左”傾思想也不能不反映到統一戰線工作中來。這就是這次全國統戰工作四級干部會議召開前所面臨的形勢。
這次全國統戰工作會議的中心議題，是研究對資產階級分子和民主黨派的改造問題。
1958年5月20日，鄧小平、彭真、楊尚昆等同志批示同意中央統戰部關于召開全國統戰工作四級干部會議的請示報告。5月25日，中央統戰部向全國各省、市、自治區黨委(西藏、寧夏工委)統戰部，中央、國家機關黨委發出召開全國統戰工作會議的通知，要各地準備以下材料：(1)各民主黨派、知識分子(包括中小學教員)的整風情況及自我改造的各種典型經驗;(2)大、中、小城市關于資產階級改造和整風的經驗;(3)合營企業的改造工作和公私關系，資產階級分子學習和參加體力勞動的經驗;(4)對小型工商戶進行社會主義教育的經驗;(5)對工商聯、工商業者家屬和青年工商業者的工作經驗;(6)國家機關中中共黨員同非黨人士合作共事的典型經驗。通知確定了參加會議的范圍：中央、國家機關統戰部負責人或主管統戰工作的負責同志;省、市、自治區、地(市)、部分縣以及相當于這些級別的一些大專院校、大型工礦企業黨委主管統戰工作的同志。
中央統戰部原設想參加會議的人數約八百人，但通知發出后，中央、國家機關和各地不斷要求擴大名額，正式開會時實到人數達到一千零九人。會議從6月15日一直開到7月22日，歷時三十七天。這次全國統戰工作會議，是一次人數最多、時間最長的會議。會議除按省、自治區和直轄市劃分小組外，后期又按民族工作、地縣統戰工作、合營企業統戰工作、國營企業統戰工作、大城市區的統戰工作、大專院校統戰工作等分別開了六個專業座談會。會議討論了徐冰同志《關于資產階級分子、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和民主黨派的根本改造問題》的報告;《改造資產階級分子的工作綱要(草案)》;《改造民主黨派的工作綱要(草案)》;還討論了《中央統戰部關于改進工作方法的試行方案(初稿)》和平杰三同志關于這一方案的說明。有三百五十二位同志在大會上作了口頭或書面發言。
這次會議基本上劃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半個月的預備會議，實際上是一次全國統戰部長會議。與會同志對《改造資產階級分子的工作綱要(草案)》、《改造民主黨派的工作綱要(草案)》、《中央統戰部關于改進工作方法的試行方案(初稿)》等主要文稿提了不少修改意見。在此期間，中央統戰部連續開了五次部務擴大會議，討論大家對文稿的修改意見。并就文稿是否寫消滅階級的年限，改造資產階級分子、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和民主黨派的工作指標，要不要訂出百分比等一些有爭論的問題，鄭重地向中央寫了請示報告。
第二階段，即四級(中央、省(市)、地、縣)干部會議。與會議代表廣泛地討論了經過預備會議研究修改的上述三個主要文稿，并聽取了中央負責同志對統戰工作的指示。提交這次會議討論的《改造資產階級分子工作綱要(草稿)》和《改造民主黨派工作綱要(草稿)》中，提出以取消定息作為資產階級消滅的標志，提出以實踐和勞動為基礎、以企業工作崗位為基地、以說服教育的方法為根本方法等是正確的。但這兩個改造綱要對人的改造規定指標，定規劃，提出用“四大”(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評比競賽和搞運動的方法來改造思想，給民主黨派戴上資產階級政黨的帽子，要在五年內把民主黨派改造成為社會主義政黨等，在一定程度上是反映了當時“左”的錯誤指導思想的。但即使這樣，在當時形勢下，有些參加會議討論的同志還嫌文稿“左”得不夠，主張指標還得高，規劃還要大，要以躍進的精神制訂更高的標準等等。
第三篇：中國共產黨歷次全國代表大會和重要會議介紹
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 1921年7月23日在上海開始舉行，后轉移到浙江嘉興南湖舉行。出席大會的有13人，代表50多名黨員。陳獨秀為書記。黨的一大宣告中國共產黨的正式成立，從此中國革命的面目為之一新。
八七會議 1927年8月7日在湖北漢口召開的中共中央緊急會議。會議總結大革命失敗的經驗教訓，確定土地革命和武裝起義的方針，并選出以瞿秋白為首的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在大革命失敗的緊急關頭，八七會議為挽救黨和革命作出了重大貢獻。
古田會議 1929年12月下旬在福建上杭縣古田舉行的紅軍第四軍黨的第九次代表大會。古田會議決議是黨和紅軍建設的綱領性文獻。它解決了在農村環境中，在以農民為主要成分的情況下，如何從加強思想建設入手，保持黨的無產階級先鋒隊性質和建設無產階級領導的新型人民軍隊的問題。
遵義會議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貴州遵義舉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會議批評左傾冒險主義領導者在第五次反“圍剿”以來軍事領導上的嚴重錯誤;增選毛澤東為中央政治局常委;委托張聞天起草《中央關于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的決議》;決定由毛澤東、周恩來負責軍事工作。遵義會議確立毛澤東在黨和紅軍中的實際領導地位，在極其危急的情況下挽救了黨、紅軍和中國革命，是黨的歷史上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在延安舉行，確立了毛澤東思想在全黨的指導地位，新黨章規定中國共產黨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與中國革命的實踐之統一的思想——毛澤東思想，作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針;總結了武裝斗爭、統一戰線和黨的建設的經驗;概括了黨的三大優良作風，即理論和實踐相結合的作風，和人民群眾緊密聯系在一起的作風，自我批評的作風
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 1956年9月15日至27日在北京舉行。出席大會的代表1026人，候補代表107人，代表1073萬名黨員。大會正確分析了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的國內形勢，提出國內的主要矛盾已經是人民對于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對探索中國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取得了具有深遠意義的成果。
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于1969年4月1日至24日在北京舉行。出席大會的代表1512人，代表2200萬名黨員。大會通過的政治報告的核心內容是所謂“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大會通過的黨章對八大黨章的正確內容作了錯誤修改，并把林彪是“接班人”寫入總綱。大會選舉了中央委員會。九屆一中全會選出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務委員會，毛澤東為中央委員會主席，林彪為副主席。黨的九大使“文化大革命”的左傾錯誤理論和實踐合法化，在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的指導方針是錯誤的。
中國共產黨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 1973年8月24日至28日在北京舉行。出席大會的代表1249人，代表2800萬名黨員。大會通過了政治報告和經修改的黨章，選舉了中央委員會。十屆一中全會選出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務委員會，毛澤東為中央委員會主席，周恩來、王洪文、康生、葉劍英、李德生為副主席。黨的十大繼續了九大的左傾錯誤，并使江青集團的勢力在中央領導機構中得到加強。
中國共產黨第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 1977年8月12日至18日在北京舉行。出席大會的代表1510人，代表3500多萬名黨員。大會宣告歷時10年的“文化大革命”已經結束，但沒有糾正“文化大革命”的左傾錯誤理論、政策和口號。大會通過的經修改的黨章，雖然寫進了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內容，強調要堅持民主集中制，保持和發揚黨的優良傳統和作風，但也沿襲了九大、十大黨章中的一些錯誤提法。大會選舉了中央委員會。
十一屆一中全會選出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務委員會，華國鋒為中央委員會主席，葉劍英、鄧小平、李先念、汪東興為副主席。黨的十一大沒有完成“文化大革命”結束后制定新的正確路線、方針和政策的任務。
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在北京舉行。在全會前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鄧小平發表《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講話，實際上成為十一屆三中全會的主題報告。全會取得一系列具有決定意義的成果：恢復和重新確立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作出把黨和國家的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的決策;作出實行改革開放的決策;形成以鄧小平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恢復黨的民主集中制的優良傳統，提出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的重要任務;審查和解決歷史上遺留的一批重大問題和一些重要領導人的功過是非問題;提出正確對待毛澤東的歷史地位和毛澤東思想的科學體系的方針。這次全會實現了建國以來黨和國家歷史上具有深遠意義的偉大轉折。從此，中國進入了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時期。
中國共產黨十一屆六中全會 1981年6月27日至29日在北京舉行。全會通過《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對建國以來的歷史作出正確總結，實事求是地評價了毛澤東的歷史地位，充分論述了毛澤東思想作為黨的指導思想的偉大意義。全會對中央主要領導成員進行改選和增選，選舉胡耀邦為中央委員會主席，鄧小平為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這次全會標志著黨在指導思想上撥亂反正的任務勝利完成。
中國共產黨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于1982年9月1日至11日在北京舉行。選舉胡耀邦為中央委員會總書記;決定鄧小平為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批準鄧小平為中央顧問委員會主任，陳云為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第一書記。黨的十二大對全面開創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局面具有重要意義。
中國共產黨第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 1987年10月25日至11月1日在北京舉行。大會提出并系統地闡述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大會規定了“三步走”的經濟發展戰略，即第一步，實現國民生產總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決人民的溫飽問題;第二步，到20世紀末，使國民生產總值再增長一倍，人民生活達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21世紀中葉，人均國民生產總值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較富裕，基本實現現代化。選舉趙紫陽為中央委員會總書記;決定鄧小平為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批準陳云為中央顧問委員會主任，喬石為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書記。
中國共產黨十三屆四中全會 1989年6月23日至24日在北京舉行。全會審議并通過中央政治局提出的《關于趙紫陽同志在反黨反社會主義的**中所犯錯誤的報告》，決定撤銷趙紫陽的中央委員會總書記等黨內一切職務。全會選舉江澤民為中央委員會總書記;以江澤民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開始產生。
中國共產黨第十四次全國代表大會 1992年10月12日至18日在北京舉行。大會確立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在全黨的指導地位。選舉江澤民為中央委員會總書記;決定江澤民為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批準尉健行為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書記。黨的十四大和年初鄧小平的南方談話，標志著中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進入新的階段。
中國共產黨第十五次全國代表大會 1997年9月12日至18日在北京舉行。規定把鄧小平理論確立為黨的指導思想，選舉江澤民為中央委員會總書記
中國共產黨第十六次代表大會2002年11月8日至11月14日在北京舉行，：中國共產黨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作為自己的行動指南，把“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正式寫在黨的旗幟上，如同黨的七大把毛澤東思想寫在黨的旗幟上、黨的十五大把鄧小平理論寫在黨的旗幟上一樣，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第四篇：?？嫉闹袊伯a黨歷次全國代表大會和部分重要會議
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1921年7月23日在上海開始舉行，后轉移到浙江嘉興南湖舉行。大會規定黨的名稱為“中國共產黨”;黨的綱領是“革命軍隊必須與無產階級一起推翻資本家階級的政權”，“承認無產階級專政，直到階級斗爭結束”，“廢除資本家私有制”，以及聯合第三國際。大會討論了實際工作計劃，決定集中精力領導工人運動。黨的一大宣告中國共產黨的正式成立，從此中國革命的面目為之一新。 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1922年7月在上海舉行。大會制定了黨在現階段的奮斗目標即黨的最低綱領：消除內亂，打倒軍閥，建設國內和平;推翻國際帝國主義的壓迫，達到中華民族完全獨立;統一中國為真正民主共和國。大會規定黨的最終奮斗目標即最高綱領是：組織無產階級，用階級斗爭的手段，建立勞農專政的政治，鏟除私有財產制度，漸
古田會議：1929年12月下旬，中國共產黨紅軍第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即古田會議)在福建上杭縣古田召開。會議認真總結了紅軍創建以來黨在同各種錯誤思想、錯誤傾向作斗爭的過程中積累起來的豐富經驗，統一了思想認識，一致通過了多種決議案，其中最重要的是關于糾正黨內錯誤思想的決議。這些決議案系統地解決了建黨建軍的一系列根本問題。決議案明確規定了紅軍的性質，指出“中國的紅軍是一個執行革命的政治任務的武裝集團”，這個軍隊必須是服從于無產階級思想領導，服務于人民革命斗爭和根據地建設的工具。這個規定，從根本上劃清了新型人民軍隊同一切舊式軍隊的界限。從這個基本觀點出發，指出軍隊必須絕對服從黨的領導，批評了那種認為軍事和政治是對立的，軍事不要服從政治，或者以軍事來指揮政治的單純軍事觀點。古田會議決議案的中心思想是要用無產階級思想進行軍隊和黨的建設。 遵義會議：1935年1月在貴州遵義舉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會議批評左傾冒險主義領導者在第五次反“圍剿”以來軍事領導上的嚴重錯誤;增選毛澤東為中央政治局常委;委托張聞天起草《中央關于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的決議》;決定由毛澤東、周恩來負責軍事工作。遵義會議確立毛澤東在黨和紅軍中的實際領導地位，在極其危急的情況下挽救了黨、紅軍和中國革命，是黨的歷史上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 瓦窯堡會議：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在陜北子長縣瓦窯堡召開的一次重要的政治局擴大會議,即瓦窯堡會議。這次會議，是在中日民族矛盾日益加深，大規模的抗日民主運動重新高漲的形勢下，為制定正確的政治路線和革命策略而召開的。會議討論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國防政府和抗日聯軍等問題，制定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方針。會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目前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的決議》?！稕Q議》提出目前黨的策略任務就在于發動、團結和組織全中國和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對當前的主要敵人——日本帝國主義與蔣介石。黨內那種認為民族資產階級不可能與工農聯合抗日的觀點是錯誤的，黨內主要危險是“左”傾關門主義?！稕Q議》提出將“工農共和國”的口號改為“人民共和國”，并相應地改變了黨的若干政策。這次會議，為黨領導全國人民迎接偉大的抗日戰爭奠定了政治基礎。 洛川會議：1937年8月中國共產黨在陜西省洛川縣召開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史稱洛川會議。會議通過了《關于目前形勢與黨的任務的決定》，并根據毛澤東的提議，通過了著名的《抗日救國十大綱領》。洛川會議是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戰爭全面爆發的歷史轉折關頭召開的一次重要會議。這次會議指出了國共兩黨兩條不同的抗戰路線的原則區別，確立了我軍在敵后放手發動獨立自主的游擊戰爭、利用游擊戰爭配合正面戰場、開辟敵后戰場、建立敵后抗日根據地的戰略任務，正確地指導了黨和軍隊實行由國內戰爭到民族戰爭、由正規戰到游擊戰的戰略轉變，為實現黨對抗日戰爭的領導權和為爭取抗日戰爭的勝利奠定了政治思想基礎，指明了正確道路。
中共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中共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是指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國共產黨在延安召開的擴大的中央全會。會議由張聞天主持并致開幕辭，王稼樣傳達了共產國際的指示，毛澤東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作了《論新階段》的報告和會議總結。會議總結了抗戰以來的經驗，特別是就武裝斗爭和統一戰線問題展開了討論，明確了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民族戰爭中的領導地位，確定了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原則。會議明確提出在統一戰線中必須堅持獨立自主和又團結又斗爭的方針，批判了統一戰線工作中只講聯合不講斗爭的錯誤。會議要求全黨努力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把馬克思列寧主義和國際經驗應用于中國的具體環境，堅持理論和實際相結合，反對教條主義。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肯定了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央政治局的政治路線，為奪取抗戰勝利，提供了思想上、組織上的保證。
中共擴大的六屆七中全會：是指1944年5月21日至1945年4月20日中國共產黨在延安召開的擴大的中央全會。會議討論通過了《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決議對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的若干重大問題、特別是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以王明為代表的“左”傾教條主義錯誤作了分析和結論，同時，高度評價和肯定了毛澤東在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同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方面作出的杰出貢獻，確立毛澤東在全黨的領導地位和毛澤東思想作為全黨的指導思想。全會討論并通過了《中央關于城市工作的指示》等，要求把城市工作當作與根據地一樣的任務去完成，同時決定成立城市工作委員會，彭真任主任。全會還討論并通過了關于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議事議程的草案，通過了七大主席團名單草案等。中共擴大的六屆七中全會是在全黨整風運動的基礎上召開的。通過這次會議，使全黨在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正確路線的基礎上達到了思想上、政治上的統一。會議通過的主要文件，為中共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召開作了具體和充分的準備。 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在延安舉行。大會制定了黨的政治路線：“放手發動群眾，壯大人民力量，在我黨的領導下，打敗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國人民，建立一個新民主主義的中國”;確立了毛澤東思想在全黨的指導地位，新黨章規定中國共產黨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與中國革命的實踐之統一的思想——毛澤東思想，作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針;總結了武裝斗爭、統一戰線和黨的建設的經驗;概括了黨的三大優良作風，即理論和實踐相結合的作風，和人民群眾緊密聯系在一起的作風，自我批評的作風。黨的七大為爭取抗日戰爭的勝利和新民主主義革命在全國的勝利，奠定了政治上、思想上、組織上的基礎。
中國共產黨七屆二中全會：在全國革命即將勝利之際，1949年3月5日至13日，中國共產黨在河北省平山縣西柏坡村召開了七屆二中全會。毛澤東主持了會議并作了報告。報告提出了促進革命迅速取得全國勝利和組織這個勝利的各項方針;說明了在全國勝利局面下，黨的工作重心必須由鄉村轉移到城市;會議著重研究和規定了黨在全國勝利后，在政治、經濟、外交方面應當采取的基本政策，分析當時中國經濟成分的狀況和黨所必須采取的正確政策，指出中國由農業國轉變為工業國、由新民主主義社會轉變為社會主義社會的發展方向。全會號召在勝利面前，全黨務必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和艱苦奮斗的作風。全會規定，禁止給黨的領導者祝壽，禁止用黨的領導者的名字作地名、街名和企業的名字，防止對個人的歌功頌德。會議在思想上和政治上為中國共產黨在全國的勝利作好了充分準備。
中共七屆三中全會：1950年6月6日，中共七屆三中全會在北京召開。這是建國后中國共產黨召開的第一次中央全會。此次會議主要討論了國家的經濟問題，并確定了黨在國民經濟恢復時期的主要任務以及所應采取的戰略和策略方針。 毛澤東在會議上作了為爭取國家財政經濟狀況的基本好轉而斗爭的報告。但更為著名的是他的另一個發言——“不要四面出擊”。 針對新中國剛剛建立，立足未穩的情況，毛澤東指出，“四面出擊，全國緊張，很不好。我們絕不可樹敵太多，必須在一個方面有所讓步，有所緩和，集中力量向另一個方向進攻。”黨的七屆三中全會是中國共產黨在全國范圍取得政權之后，全黨致力于恢復國民經濟斗爭之際召開的一次非常重要的會議，特別是毛澤東的講話，為黨在這一時期的策略作了完整的闡釋。
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1956年9月在北京舉行。大會正確分析了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的國內形勢，提出國內的主要矛盾已經是人民對于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黨和全國人民當前的主要任務，就是要集中力量來解決這個矛盾，發展社會生產力，把中國盡快地從落后的農業國變為先進的工業國，滿足人民的物質文化需要;確定了政治、經濟、文化和外交工作的一系列方針;提出了執政黨建設的問題，強調要堅持民主集中制和集體領導制度，反對個人崇拜，發展黨內民主，加強黨和群眾的聯系。八大的路線是正確的，但由于當時黨對于全國建設社會主義的思想準備不足，沒有能夠在后來的實踐中堅持下去。
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在北京舉行。在全會前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鄧小平發表《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講話，實際上成為十一屆三中全會的主題報告。全會取得一系列具有決定意義的成果：恢復和重新確立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作出把黨和國家的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的決策;作出實行改革開放的決策;形成以鄧小平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恢復黨的民主集中制的優良傳統，提出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的重要任務;審查和解決歷史上遺留的一批重大問題和一些重要領導人的功過是非問題;提出正確對待毛澤東的歷史地位和毛澤東思想的科學體系的方針。這次全會實現了建國以來黨和國家歷史上具有深遠意義的偉大轉折。從此，中國進入了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時期。
中國共產黨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1982年9月1日至11日在北京舉行。鄧小平在開幕詞中提出了“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論斷。黨的十二大對全面開創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局面具有重要意義。
中國共產黨第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1987年10月25日至11月1日在北京舉行。大會提出并系統地闡述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并將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完整地概括為：領導和團結全國各族人民，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自力更生，艱苦創業，為把我國建設成為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奮斗。大會規定了“三步走”的經濟發展戰略，即第一步，實現國民生產總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決人民的溫飽問題;第二步，到20世紀末，使國民生產總值再增長一倍，人民生活達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21世紀中葉，人均國民生產總值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較富裕，基本實現現代化。大會把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開辟新道路的歷史經驗作了初步概括，使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有了比較清晰的輪廓。 中國共產黨第十四次全國代表大會：1992年10月12日至18日在北京舉行。大會確立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在全黨的指導地位。江澤民在報告中回顧了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14年來的實踐，從發展道路、發展階段、根本任務、發展動力、外部條件、政治保證、戰略步驟、領導和依靠力量、實現祖國統一九個方面，概括了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主要內容。大會明確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黨的十四大和年初鄧小平的南方談話，標志著中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進入新的階段。
中國共產黨第十五次全國代表大會：1997年9月12日至18日在北京舉行。大會以高舉鄧小平理論偉大旗幟，把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全面推向21世紀為主題，首次使用“鄧小平理論”這個科學稱謂，并把這一理論作為指引黨繼續前進的旗幟。江澤民在報告中指出：鄧小平理論圍繞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這個根本問題，第一次比較系統地回答了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一系列基本問題，是當代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發展的新階段。大會進一步闡述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提出并論述了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經濟、政治、文化綱領及其相互關系。大會就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所有制結構和公有制的實現形式、推進政治體制改革、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等問題提出了新的論斷。大會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章程修正案》明確規定把鄧小平理論確立為黨的指導思想，指出：“中國共產黨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作為自己的行動指南”。黨的十五大是在世紀之交召開的一次承前啟后、繼往開來的大會，是高舉鄧小平理論偉大旗幟，把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全面推向21世紀的大會。
中國共產黨第十六次全國代表大會：2002年黨的十六大召開，這次大會是我們黨新世紀乘勝前進，規劃制新世紀中國發展重大戰略的會議，也是與時俱進，為指導思想增添理論新成果的代表大會，在大會通過的黨章中，把“三個代表”確立為全黨的指導思想。并實現了我們黨承前啟后，完成整體性新老交替的任務。大會的主題是：高舉鄧小平理論的偉大旗幟，全面貫徹“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繼往開來，與時俱進，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加快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為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新局面而奮斗。 中共十六屆三中全會：中國共產黨十六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2003年10月在北京舉行。全會審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審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修改憲法部分內容的建議》并決定提交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審議(1993年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吨泄仓醒腙P于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指出，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要求是“五個統籌”：(1)統籌城鄉發展;(2)統籌區域發展;(3)統籌經濟社會發展;(4)統籌人與自然和諧發展;(5)統籌國內發展和對外開放的要求。 中共十六屆四中全會：中國共產黨第十六屆中央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于2004年9月16日至19日在北京舉行。全會審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決定》?！吨泄仓醒腙P于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決定》的要點解析： 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重要性：這是關系中國社會主義事業興衰成敗、關系中華民族前途命運、關系黨的生死存亡和國家長治久安的重大戰略課題(“三個關系”)。 黨執政五十五年的主要經驗(“六條基本經驗”)：“第一，必須堅持黨在指導思想上的與時俱進，用發展著的馬克思主義指導新的實踐。第二，必須堅持推進社會主義的自我完善，增強社會主義的生機和活力。第三，必須堅持抓好發展這個黨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把發展作為解決中國一切問題的關鍵。第四，必須堅持立黨為公、執政為民，始終保持黨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第五，必須堅持科學執政、民主執政、依法執政，不斷完善黨的領導方式和執政方式。第六，必須堅持以改革的精神加強黨的建設，不斷增強黨的創造力、凝聚力、戰斗力。” 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總體目標是(“四個‘執政黨’”)：通過全黨共同努力，使黨始終成為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的執政黨，成為科學執政、民主執政、依法執政的執政黨，成為求真務實、開拓創新、勤政高效、清正廉潔的執政黨，歸根到底成為始終做到“三個代表”、永遠保持先進性、經得住各種風浪考驗的馬克思主義執政黨，帶領全國各族人民實現國家富強、民族振興、社會和諧、人民幸福。 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主要任務是(“五種能力”)：按照推動社會主義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協調發展的要求，不斷提高駕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能力、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能力、建設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能力、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能力、應對國際局勢和處理國際事務的能力。
中共十六屆五中全會：中國共產黨第十六屆中央委員會第五次全體會議，于2005年10月8日至11日在北京舉行。全會審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一個五年規劃的建議》。 《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一個五年規劃的建議》共分十部分(略)：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促進區域協調發展。增強自主創新能力和加快科技教育發展。
中共十六屆六中全會：2006年10月8日至11日在北京召開。全會聽取和討論了胡錦濤受中央政治局委托作的工作報告，審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全會提出了到二0二0年，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目標和主要任務。全會強調，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要遵循以下原則：必須堅持以人為本，必須堅持科學發展，必須堅持改革開放，必須堅持民主法治，必須堅持正確處理改革發展穩定的關系，必須堅持在黨的領導下全社會共同建設。全會指出，社會要和諧，首先要發展，必須堅持用發展的辦法解決前進中的問題，大力發展社會生產力，不斷為社會和諧創造雄厚的物質基礎，同時更加注重發展社會事業，推動經濟社會協調發展。社會公平正義是社會和諧的基本條件，制度是社會公平正義的根本保證，必須加緊建設對保障社會公平正義具有重大作用的制度，保障人民在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方面的權利和利益，引導公民依法行使權利、履行義務。建設和諧文化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重要任務，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是建設和諧文化的根本，必須堅持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牢牢把握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倡導和諧理念，培育和諧精神，進一步形成全社會共同的理想信念和道德規范，打牢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團結奮斗的思想道德基礎。全會強調，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關鍵在黨。必須充分發揮黨的領導核心作用，堅持立黨為公、執政為民，以黨的執政能力建設和先進性建設推動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建設，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提供堅強有力的政治保證。全會審議并通過了《關于召開黨的第十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決議》，決定黨的十七大于2007年下半年在北京召開。
第五篇：全國安全月活動歷次主題
2014年第十三個安全生產月：強化紅線意識、促進安全發展
2013年第十二個安全生產月：強化安全基礎 推動安全發展
2012年第十一個安全生產月：科學發展 安全發展
2011年第十個安全生產月：安全責任、重在落實
2010年第九個安全生產月：安全發展、預防為主
2009年第八個安全生產月：關愛生命、安全發展
2008年第七個安全生產月：治理隱患 防范事故
2007年第六個安全生產月：綜合治理、保障平安
2006年第五個安全生產月：安全發展 國泰民安
2005年第四個安全生產月：遵章守法 關愛生命
2004年第三個安全生產月：以人為本 安全第一
2003年第二個安全生產月：實施安全生產法 人人事事保安全
2002年第一個安全生產月：安全責任重于泰山
2001年第十一個安全生產周：落實安全規章制度 強化安全防范措施 2000年第十個安全生產周：掌握安全知識 迎接新的世紀
1999年第九個安全生產周：安全·生命·穩定·發展
1998年第八個安全生產周：落實責任 保障安全
1997年第七個安全生產周：加強管理 保障安全
1996年第六個安全生產周：遵章守紀 保障安全
1995年第五個安全生產周：治理隱患 保障安全
1994年第四個安全生產周：勿忘安全 珍惜生命，控制事故為目的，開展“不傷害自己，不傷害他人，不被他人傷害”為內容的安全生產活動。
1993年第三個安全生產周：遵章守紀 杜絕三違，控制事故為目的。
1992年第二個安全生產周：國營大中型企業創造良好的安全生產環境和提高全社會的安全生產意識為目的
1991年第一個安全生產周：安全就是效益，提高職工安全意識
1984年第5個全國安全月
1983年第4個全國安全月
1982年第3個全國安全月
1981年第2個全國安全月
1980年第1個全國安全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