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紅十字運動起源講解
紅十字運動起源
1859年6月24日，瑞士人亨利·杜南途經意大利北部小鎮索爾弗利諾，正趕上法國、撒丁國聯軍與奧地利軍 之間的一場戰役。戰場上尸橫遍野，死傷者達四萬多人。
杜南目睹了無助的傷兵在烈日下痛苦掙扎的慘狀，無法就手旁觀，于是組織居民搶救傷兵、掩埋尸體…… 就在這時，一個偉大的設想在他心中萌發了。戰爭結束后，亨利·杜南寫下了《索爾弗利諾回憶錄》。在書中他描繪了戰爭的悲慘情景及想對傷員進行 救援但又力不從心的遺憾和不安。為此，他提出了導致兩個歷史性事件的著名主張：“在和平安定時期應該 建立戰時傷員救護團體”;“制訂國際性的神圣協議”。他建議在所有國家建立由受過訓練的志愿者組成的 以幫助照顧戰時的傷員為目的的傷員救援協會。杜南用熱情和人道精神震憾了人們的心靈，在歐洲贏得了廣泛的共鳴。
瑞士的日內瓦公共福利會選出了亨利·杜福爾將軍、瓊斯塔夫·莫瓦尼埃律師、路易·阿皮亞醫學博士、 狄奧德·莫諾瓦醫學博士及亨利·杜南等五人組成籌備組。1863年2月17日，委員們在日內瓦召開了首次會 議，由此“五人委員會〔即紅十字國際委員會”(ICRC)的前身〕成立了。
1863年10月26日，歐洲16個國家的代表在日內瓦召開了首次外交會議，并一致通過了《紅十字決議》，決 定在各國建立救護團體，為表示對瑞士的敬意，其標志定為“白底紅十字”(瑞士國旗為紅底白十字)。翌 年8月8日至22日，又簽訂了《紅十字公約》，且被各國相繼承認。公約中規定：戰場上進行救護的醫院及人 員處中立地位，應受保護;應對傷病員不分敵友均給予救護。
至此，作為亨利·杜南理想中的救護團體“紅十字會”和國際性協議“日內瓦公約”正式誕生了。
國際紅十字運動，從1863年初成立“傷兵救護國際委員會”算起，迄今已136年，組織機構逐漸發展，現已遍及全球。整個運動由三部分組成，即：1.全世界共176個(截至1999年底)獲正式承認的國家紅十字會和紅新月會(簡稱各國紅會);2.紅十字會與紅新月會國際聯合會(簡稱國際聯合會);3.紅十字國際委員會(簡稱國際委員會)。
這三大成員的職權所涉及的范圍與事務雖然各有不同，但它們都是按照本運動的基本原，朝著同一目標，向同一方向前進的。因此，這些機構都不是單獨的個體，而是互有關聯的整體性組織。
本運動的最高審議機構是紅十字與紅新月國際大會，每4年召開一次例會，把日內瓦公約各締約國代表，已獲承認的各國紅十字會代表，以及國際委員會和國際聯合會代表集合起來，討論決定本運動進程的一些重大事項。正是由于這個大會有日內瓦公約各締約國政府代表出席并參與決策，這就賦予了本運動獨一無二的特性和權力。
本運動的其他法定機構還有：國際紅十字與紅新月運動代表會議，紅十字與紅新月常設委員會。另外，還在國際委員會下設中央尋人局?，F將這些機構及其職權分述于下：
一、紅十字國際委員會及其職權
國際委員會的前身是由亨利?杜南等5位日內瓦公民組成的“傷兵救護國際委員會”。后來改名為“紅十字國際委員會”，委員會委員全部由瑞士籍人士擔任。由于它是紅十字運動的創始者和國際人道主義法(四部日內瓦公約及兩部附加議定書)的倡導者，以及它本身的業績表現，它被授予多項國際任務和特權，而隨著國際人道主義法的發展，它被授予的國際任務和特權日益廣泛。今天的國際委員會已具有下列各種身份：
▲執行日內瓦公約的代表; ▲紅十字運動的創始者兼成員; ▲國際人道主義法及紅十字基本原則的監護者; ▲國際人道主義法的倡導者和宣傳者; ▲國際人道主義服務的主動提供者; ▲應國際社會要求和委派承擔人道主義活動的工作者。
上述各項職能使國際委員會在國際關系史上獲得一種獨特地位——國際法人身份，使它在履行職責時，可直接與各國政府打交道。 現行的日內瓦公約(即1949年修訂的四部公約及1977年制訂的兩部附加議定書)賦予國際委員會一系列特權，最基本的有以下幾項：
▲從事救助受害者的人道活動，并向他們提供救濟; ▲代表保護國行事; ▲切實保衛紅十字與紅新月標志; ▲救助戰俘和受日內瓦公約保護的人員; ▲探視戰俘及被關押或拘留的平民; ▲與中央查人局任務有關的工作; ▲保存人道主義工作合格人員的檔案; ▲主動召集并參加定期修訂1977年第一附加議定書附件一(識別章程)的工作。
▲在非國際性的武裝沖突中，它具有主動開展人道主義工作的權力。 1986年10月在日內瓦召開的第25次紅十字國際大會通過的《紅十字與紅新月運動章程》又對
國際委員會的職權作了如下的規定：
(1)維護并傳播紅十字運動的基本原則;
(2)承認符合條件的新組建或改組的國家紅十字會，并將此承認通知各國紅十字會;
(3)從事日內瓦公約賦予它的工作，受理據稱違犯國際人道主義法的指控;
(4)在國際性的以及非國際性武裝沖突或內亂中以中立機構身份從事人道主義工作時，努力保證向遭受此類事件和其直接后果損害的軍民提供保護和球濟;
(5)保障日內瓦公約規定的中央查人局的活動;
(6)武裝沖突之前，與各國紅十字會合作，致力于醫務人員的培訓和醫療器械的準備;
(7)解釋和傳播適用于武裝沖突的國際人道主義法，并推動這類法律的發展;
(8)執行紅十字國際大會交付的任務。
總之，國際委員會從1863年誕生時的一個小小團體，已經發展成為當今的一個行動組織，它的工作遍及世界各地。
它的工作對象是因武裝沖突或因敵對者的行為而喪失保護的人：傷員、戰俘、流離失所的平民和處于被占領狀態下的平民。
它的行動基礎和依據，是上述的各項法律和規則。
它的職責就是在享有權利的受害者和負有義務的國家之間充任中立的居間者，加強對戰爭受害者的保護。它的這個中立性，是基于日內瓦公約和紅十字運動基本原則(特別是中立、公正、獨立這三項原則);而不是像其成立初期那樣因其誕生地是瑞士國的緣故。
從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來，國際委員會的工作范圍在逐漸擴展，依據其業經普遍承認的倡議權，它可以向日內瓦公約及其附加議定書所涵蓋的局勢提供服務，能夠為大多數武裝沖突的受害者采取人道主義行動。
國際委員會的人道主義行動，主要是下列三個方面：
一是，救濟和醫療援助。針對現代武裝沖突的性質以及給平民帶來的必然影響，國際委員會逐漸加強救濟和醫療援助工作，專門成立了救濟處和醫療處，負責籌劃、組織、管理和監督工作。救濟處的責任是與各國政府、各國紅會以及聯合國、歐共體委員會等國際組織進行協調，給受害者提供衣、食、居、行等方面的生活資料。醫療處的責任是解決治療傷病員所需
要的醫務人員、藥品和器材以及防止疫病所需要的各種條件。另外，還為在戰爭中受傷害而癱瘓或截肢者提供手術治療、理療、康復治療，生產和裝配假肢及其他裝置。
二是，探視戰俘及因安全原因被逮捕和拘留的人們。國際委員會代表的這種探視，不過問被逮捕和被拘留的原因，僅僅是檢查被拘留的物質與心理條件，如有必要分發救濟品以及確保被拘留者能夠同其家人通訊。從1945年以來，國際委員會已在一百多個國家探視了五十多萬被拘留者。
三是，查人轉信。在紅十字組織和日內瓦公約誕生之前，要想了解落入敵方手中的武裝部隊成員的下落幾乎是不可能的。在1870年至1871年的法普戰爭中，這種情況得到了改變。國際委員會說服交戰雙方向它提供了各自捕獲的敵方傷員和俘虜的名單。這些名單使國際委員會能夠回答焦慮的親屬的詢問并在戰俘和親屬之間傳遞他們的信件。這一突破就是國際委員會設立中央查人局的起源(中央查人局的工作情況詳見本章第五部分——中央查人局)。
國際委員會組織機構的最高機關是大會，大會從瑞士公民中推選出國際委員會的委員(最多25名)。國際委員會主席由委員會選舉產生，每屆任期為4年，可連選連任。設在日內瓦的總部約有650名工作人員，絕大多數為瑞士籍。此外，在世界各地開設50多個代表處，共有上千名代表。在開展工作的那些國家還聘用了數千名當地雇員。1997年國際委員會的專職工作人員總數達到8400多名。
國際委員會的經費來源于三個方面：日內瓦公約各締約國、各國紅十字會以及社會上各種捐贈、基金和遺產?？偛繖C關預算的一半由瑞士聯邦政府提供。行動預算是通過特別呼吁獲，總數為總部機關預算的若干倍并且每年變化很大，這是因為國際委員會依據其使命而采取行動的種種局勢在不斷變化之故。
二、紅十字會與紅新月會國際聯合會及其職權
紅十字會與紅新月會國際聯合會是由各國紅十字會與紅新月會組成。國際聯合會以前名為“國際紅十字會協會”，創立于第一次世界大戰后的1919年，至1991年才改為現在的名稱，創始人是美國紅十字會的一位領導人亨利?戴維遜。
他創建這個組織的起因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后，歐洲大部分地區處于一片混亂之中，經濟凋蔽，疫病橫行，大批一貧如洗的難民在歐洲大陸到處流浪。當時沒有幾個國家設有衛生部，也沒有能夠組織大規模救濟工作的真正的國際性機構。有鑒于此，戴維遜乃于1919年召集一次國際醫學大會。倡議“把不同國家的紅十字會聯合起來，形成一個類似于國際聯盟的組織，發起一個持久的和世界性的運動來提高衛生水平，防止疾病和減輕痛苦。”戴維遜的倡議立即得到響應，國際紅十字會協會就在這一年誕生了。國際紅十字會協會成立后，各國紅十字會并未因此而解散，它們仍然保持其獨立身份。這樣，國際紅十字會協會就成為各國紅會在國際間交往的體現，成為各國紅十字會、以及紅十字會與國際社會之間的聯絡和合作的橋梁。各國紅十字會和國際聯合會之間的關系如同聯合國各成員國與聯合國的關系一樣。1995年，國際聯合會在聯合國獲得觀察員身份，屬于國際非政府組織。
國際聯合會總部最初設在法國巴黎，至1935年遷往日內瓦，與紅十字國際委員會同在一個城市，兩個組織的領導成員經常舉行聯席會議，協調彼此的工作。根據協議，他們的基本分工是：
在發生國際性或其他武裝沖突時，國際委員會負責指導國際紅十字與紅新月的行動;在和平時期，國際聯合會負責協調各國紅會的工作。國際聯合會的職權是由紅十字與紅新月運動章程確定的，它的工作范圍隨著人類社會對人道需求的擴大而在不斷擴展，總的目標是改善世界上最易受損害的人們的境遇。它在實行這個目標時，跟紅十字國際委員會一樣堅持紅十字運動基本原則，不因國籍、種族、宗教信仰、階級和政治觀點的不同而產生歧視。
根據紅十字與紅新月運動章程和國際聯合會本身章程規定，國際聯合會的主要職責是：
▲促進和協助各國紅會的發展，并協助各國紅會在國際間的活動?；咀龇ㄊ牵合蚋鲊t會提供顧問和設備，幫助培訓工作人員及志愿工作者;提供各類資源幫助各國紅會建立組織和加強組織;幫助各國紅會提高管理能力，改進工作。
▲為自然災害和疾病的受害者提供援助并協調對他們的援助。這是國際聯合會的一項中心工作。自從1923年在日本發生的一次大地震導致20萬人死亡并造成幾百萬人無家可歸以來，國際聯合會就一直在世界各地積極地工作著。1995年統計資料表明，在全球每年發生的自然災害中，約有15萬人喪生，129億人的生活遭到毀滅性的打擊。近10年以來，每年都有多達22億的人經常受災。因此，要求提供大規模的國際援助是經常的。國際聯合會的工作，就是根據來自災區的信息和要求向其成員發出尋求援助的呼吁;向災區運送捐助品，采購食品和在災區無法得到的其他物品;并在必要時派遣專家特別是醫療隊去災區支援救災工作。有些國家經常發生一些自然災害，國際聯合會幫助這些國家的紅十字會或紅新月會制訂和實施備災計劃以減少人員傷亡。其中包括建造避災所、警報系統和倉儲網絡，以便在發生自然災害時能夠盡快將救助物資運往災區。此外，國際聯合會還參與了聯合國的國際十年減災運動(1990年—1999年)。
▲援助武裝沖突地區以外的難民。這主要是聯合國難民署的任務。國際聯合會的這項工作經常是與聯合國的有關部門聯合進行的。根據統計，當今世界有約3700萬難民和無家可歸的人。國際聯合會60%以上的行動是援助遷徙中的難民，例如在盧旺達，約有200萬人逃到鄰國，還有成千上萬的人在國內無家可歸。國際聯合會為此建立了龐大的糧食分發網絡，緊急醫療和飲水消毒系統。旨在加強管理，以便為災民提供更好的和更持久的援助。
▲推進健康保護和社會福利工作。國際聯合會成立以來，保障人們健康一直是其努力的一部分。各國紅會在這方面開展了多種多樣的工作，例如急救、社會衛生服務、健康教育、輸血、護理、艾滋病防治以及對國家免疫工作的配合等。這些工作，國際聯合會是與世界衛生組織(WHO)配合進行的，WHO負責制訂戰略、計劃和技術力量的培訓與組織，國際聯合會的成員(各國紅會)組織社會力量予以實施。社會福利工作，主要是救助沖突中的兒童和無家可歸的兒童，幫助老年人和殘疾人。
另外，國際聯合會還積極鼓勵支持和發展紅十字青少年工作，支持紅十字國際委員會和各國紅會傳播國際人道主義法的知識。 國際聯合會的最高機構是大會，每個國家紅十字會在大會上有一票表決權。大會通常每兩年召開一次，國際聯合會的主席和副主席由大會選舉產生，一屆任期為四年。國際聯合會的執行機構為理事會，理事會中的國家紅十字會成員也由大會選舉產生。國際聯合會的辦事機構為秘書處，秘書處由秘書長主持，對大會負責，秘書處聘用有二百多名屬于不同國籍的工作人員以及相當數量的派出代表。
國際聯合會的經費主要來源于其成員(即各國紅會)交納會費，救濟與發展規劃經費主要來自各國紅會和各國政府的特別捐助。
國際聯合會是非政府組織，在聯合國經社理事會中具有咨詢地位，在這個組織和其他國際性機構中，它代表著其成員——各國紅會的意見。
三、國家紅十字會或紅新月會及其職權
國家紅十字會或紅新月會成立之初，只為協助軍隊醫務人員在戰時救護傷病者。隨著歷史的發展，時間的推移，不論在和平時期或戰爭時期，其工作范圍都得到擴展。這是由于自索爾弗利諾戰斗之后，軍隊醫療服務已有顯著的改善;而武裝救沖突已不局限在戰場上，有越來越多的平民成為敵對行動中的受害者。在戰亂時期輔助軍隊醫療服務仍然是國家紅十字會的主要職責(或者說是本職)，但這只是許多工作中的一部分。作為國際聯合會的成員，許多國家紅十字會或紅新月會都像國際聯合會一樣，將其工作范圍逐步擴展到人道主義的社會助的方方面面，成為保護人的生命和健康，促進社會發展與進步的重要力量之一。國際聯合會的工作在許多國家紅十字會或紅新月會工作中都得到反映。
成立國家紅十字會或紅新月會必須符合和履行下列10項條件：
1、建立在一個獨立國家的領土上，該國已加入有關改善戰地武裝部隊傷病者狀況的日內瓦公約。
2、是該國唯一的國家紅十字會或紅新月會，且由一個中央機構管轄;這個中央機構應是該國唯一有資格代表該國紅十字會與紅十字運動其他成員交往的機構。
3、已獲得該國政府根據日內瓦公約和主張正式承認其為社會救助團體，協助政府和公共團體進行人道主義的工作。
4、具有獨立自主的地位，能夠遵照紅十字運動的基本原則進行活動。
5、根據日內瓦公約的規定使用紅十字會或紅新月會的名稱和標志/徽章。
6、組織有序，能履行其章程所確定的任務，包括在和平時期作好準備，以便在發生武裝沖突時履行其法定職務。
7、其活動須遍及該國領土。
8、在招募工作人員和志愿工作者時，不論種族、性別、階級、宗教和政治傾向。
9、嚴格遵守現行的紅十字運動的章程及規則，并與運動各成員合作。
10、尊重運動的基本原則，并依照國際人道主義法行事。
在上述10項條件的規范下，各國紅十字會在國內、國際的地位(包括性質、宗旨、組織機構和職責)基本相同;但由于國情不同，各國紅十字會在體制、組織、業務、經費等方面的結構特別是業務活動和經費來源都各有自己的特色。例如：瑞士紅十字會由于瑞士聯邦政府為減少政府負擔，發揮紅十字會的作用，在政府的宏觀調控下，將全國護士培訓、急救、輸血和一部分社會救助工作都交給紅十字會辦理，政府給予必要的支持與資助。紅十字會舉辦事業實體缺少資金時，政府給予無償或低息貸款;紅十字會辦的社會福利事業均免征一切稅收;國內(外)救災所需經費，政府按照紅十字會所報計劃予以撥發。1996年瑞士紅十字會各項活動共開支4億5千多萬瑞士法朗，其中接受社會募捐、自己創收和政府撥款各占約1/3。
土耳其紅新月會在土耳其政府的特許下，在全國開辦了診所、養老院、幼兒園、學生宿舍、血站、備災救災中心等多種事業實體。政府不給該會撥款，而是給予各項優惠政策，讓該會自收自支，該會辦事業需要土地時，政府無償提供;缺少資金時給予低息貸款;海關罰沒的物資，凡能用于救濟災民的都交給該會。特別是把全國三大商業經營權交給該會，作為該會的經濟來源，這三大商業經營權是：全國醫療器械和藥品的進出口經營權，全國醫用X光膠片和撲克牌的進出口經營權，全國礦泉水的開采、加工和經銷權。土耳其紅新月會就是依靠這些經營獲取利潤支撐各項事業的發展。
日本紅十字會所舉辦的各項事業，如醫院、血站、福利院等，一般都是由政府投資，建成后交給紅十字會經營管理。此外，日本政府還給多項優惠政策，支持和促進紅十字事業的發展。如：對紅十字會所辦的事業，免征一切稅收;規定賽馬等娛樂業要從收入中提出一部分支持紅十字事業;允許紅十字會每年在全國范圍內開展一次募捐活動等。
紅十字標志的由來
紅十字作為戰場救護傷病者的標志，最早出現在1580年，當時，意大利有個叫米羅·德·勒列的軍官，十分同情戰場上傷兵所遭受的痛苦，決心放棄軍職，和朋友們一道參加了以慈善為宗旨的撒馬利頓的會，專門從事傷兵救護工作，撒馬利頓的會員們在米羅的倡議下，在所穿的外套和背心上一律都綴有一個醒目的紅十字。
1847年，瑞士各行政區之間時常發生軍事沖突，為了在戰爭發生時協助軍隊的醫療人員救護傷兵，蘇黎士的人民自發地組織起“救濟會”會員們左臂上都帶有一個紅底白字的瑞士國徽，作為識別標志。到了1863年十六國政府在日內瓦開會時，參加會議的各國代表，一致表示，為了感謝瑞士國家對紅十字事業所作的重要貢獻，決定以翻轉的瑞士國旗作為傷兵救護的特殊標志。從此，白底紅十字旗幟逐漸飄揚到世界各個角落。人們看到紅十字，就想到人道主義，也想到紅十字運動發源地———瑞士。
世界紅十字日的起源
第一次世界大戰后，鑒于戰爭給世界各國人民帶來的巨大痛苦，捷克斯洛伐克紅十字會首先倡議，每年舉行為期3天的“紅十字休戰日”活動。大力宣傳紅十字會的人道思想，增進各國人民之間的友誼和合作，促進世界和平，減少戰爭危險，同時，結合紅十字會業務進行全國性衛生、救濟、兒童福利等方面的宣傳教育。
這些倡議和作法，受到國際紅十字界的贊賞和支持。1948年協會執行委員會正式建議：各國紅十字會應盡量選擇國際紅十字運動創始人讓享利·杜南的生日5月8日作為世界紅十字日，協會第20次理事會，批準了執委會的建議，正式確定每年5月8日為世界紅十字會日。
從此以后，每年的世界紅十字日，協會和紅十字國際委員會都要進行活動，宣傳紅會的宗旨、任務和性質，傳播國際人道主義法和紅十字基本原則，擴大紅十字的影響，各國也根據本國的情況，組織各種形式的紀念活動，如由家元首或政府總理發布文告，呼呈社會支持紅十字會的人道工作：通過報刊、電臺、電視臺等新聞媒介，宣傳紅十字會的宗旨、活動;吸收會員、募集捐款、慰問孤、老、病、殘，舉辦展覽會，召開座談會、報告會、演講比賽等等活動。
紅十字標志是國際人道主義保護標志，是武裝力量醫療機構的特定標志，是紅十字會的專用標志。紅十字標志是紅十字運動的象征，體現著當今世界的人道與同情。它的存在和正確使用，對于執行人道主義保護任務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紅十字標志是為了對紅十字發祥地瑞士表示敬意，掉轉瑞士國旗的顏色而成，其中不含有任何政治或宗教因素。 紅十字國際委員會是一個獨立、中立的組織，其使命是為戰爭和其他暴力局勢的受害者提供人道保護和援助。
紅十字國際委員會的總部位于瑞士日內瓦，在大約80個國家設有辦事機構，員工總數超過12,000名。
在沖突情況下，紅十字國際委員會協調各國紅十字會和紅新月會及其國際聯合會的有關行動。
紅十字國際委員會是國際紅十字與紅新月運動以及國際人道法，尤其是《日內瓦公約》的發起者。
歷史
紅十字運動是人類文明進步的象征，它的誕生不是偶然的，而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必然產物。
富有生氣的力量
在國際紅十字運動中，紅十字青少年作為富有生氣的力量，很早就開始了活動。
1870年普、法戰爭時，荷蘭的中小學生利用舊亞麻布自制繃帶，以作戰傷救護之用。
1880年，英、荷波爾戰爭時，加拿大的學生以楓葉為標志，志愿為紅十字會工作。
1892年，捷克斯洛伐克摩拉維亞州的婦女委員會倡議組織青少年參加紅十字會活動，并向第5屆國際紅十字大會提出了議案。
1914年至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不少國家的紅十字會組織青少年參加救濟士兵和戰爭受難者工作。保加利亞、捷克斯洛伐克、英國、匈牙利、新西蘭、波蘭、瑞士、南斯拉夫、法國、羅馬尼亞、日本、瑞典等國紅十字會陸續建立起紅十字青少年部。
1922年，國際紅十字會協會理事會的第18項決議，闡明了紅十字青少年活動的作用和意義，建議各國根據具體情況，在中小學學生中發展青少年會員。兩年后，理事會進一步決定，組織紅十字青少年活動，以校內為主，但也可以擴展到校外。其宗旨和任務是：保護生命和健康;相互幫助，加強國際友誼;傳播紅十字的基本原則和日內瓦公約。
紅十字青少年的責任
作為紅十字青少年，我們的力量很薄弱。但即使是這樣的我們，仍舊會因為“愛”而走到一起，用我們微小的力量去幫助別人、宣傳知識、帶給別人歡樂!把人間的愛傳遞給需要他的人們。是紅十字青少年永遠的責任。
世界紅十字日
第一次世界大戰后，鑒于戰爭給各國人民帶來的巨大痛苦，捷克斯洛伐克紅十字會首先倡議每年舉行為期3天的“紅十字休戰日”活動。該會的倡議和做法，普遍受到了國際紅十字界的贊賞和支持。
1921年在瑞士日內瓦召開的第十屆國際紅十字大會上，通過了一項決議，向各國紅十字會推薦捷克斯洛伐克的做法。1
930年第14屆國際紅十字大會在布魯塞爾舉行，根據大會的一項決議，設立了由捷克、比利時和協會共同指派的三國委員會，負責在3年期內親赴現場實地考察捷克斯洛伐克紅十字會紅十字休戰日的組織工作和實踐經驗。
1934年在東京舉行的第15屆國際紅十字大會上，聽取了三國委員會的考察報告，充分肯定了紅十字休戰日的活動。
1938年在倫敦舉行的第16屆國際紅十字大會上，紅十字休戰日的做法再次得到肯定。
到1946年協會舉行第19次理事會會議時，世界紅十字日的活動已比較普遍。理事會在決議中指示協會秘書處研究確定一個固定的日子為國際紅十字日，各國紅十字會在這天都要舉行紀念活動。
1948年協會召開的執行委員會會議正式建議，今后各國紅十字會盡量選擇5月8日亨利·杜南(國際紅十字組織的創建人)的生日作為世界紅十字日。同年，在斯德哥爾摩舉行的協會第20次理事會會議上，批準了執行委員會的建議。于是，國際紅十字會正式確定每年的5月8日為世界紅十字日。
2008年5月8日是第60個世界紅十字日。 會標釋義
中國紅十字基金會會標體現中國紅十字基金會奉行人道、博愛、奉獻的紅十字精神;整體造型與中國國旗(五星紅旗)相似，暗喻中國紅十字基金會的“中國”特征;中央大紅十字與半圍繞的四個小紅十字，象征社會各界愛心的匯聚、紅十字基金的積累和紅十字精神的傳播。
紅十字會是一個遍布全球的慈善救援組織，目的是為推動“紅十字運動”(或稱“紅十字與紅新月運動”)，是全世界組織最龐大，也是最有影響力的類似組織，除了許多國家立法保障其特殊地位外，于戰時紅十字也常與政府、軍隊緊密合作，成為了一個人盡皆知的慈善組織。紅十字會由瑞士銀行家亨利·杜南(Henry Dunant)成立。紅十字會將他的生日5月8日訂為“世界紅十字日”，而紅十字幾乎成為圖騰的標志，是由他的祖國瑞士的國旗顏色翻轉而成。
紅十字會起源
國際紅十字會創立于1864年，它的創始人是瑞士人亨利·杜南。亨利·杜南在1859年時路經意大利倫巴底，目睹奧地利、法國及撒丁王國軍隊在索爾弗利諾(Solferino)悲慘的戰役，發現傷兵經常乏人照顧，情況凄慘，所以1862年自費出版了《索爾弗利諾的回憶錄》(A memory of Solferino / Un souvenir de Solferino)一書，希望喚起社會的注意，并且號召群眾成立一個民間、中立的傷兵救援組織。
“紅十字會”這個名詞，同時代表了三個名稱。一般而言，依照紅十字會的“普遍”原則，幾乎所有國家都有地區的紅十字會或紅新月會，而在“統一”原則下，一個國家只有一個紅十字會。而原先由亨利杜南創立的“紅十字國際委員會”，目前依舊運作，并依照日內瓦公約及相關議定書的規定，提供戰俘人道協助、監察戰俘待遇。“紅十字會與紅新月會國際聯合會”則負責協調各國紅十字會、紅新月會，跨國救援自然災害的難民。
紅十字會與紅新月會國際聯合會及紅十字國際委員會現在都是聯合國的觀察員。
紅十字會的“紅十字”是一個專有標志，依照日內瓦公約的規定，紅十字具有國際法上的效力，非戰時僅有各國紅十字會或國際委員會、國際聯合會可以使用，戰時則作為戰地醫療人員的保護標志，任何武裝部隊均不得攻擊標志紅十字的車輛、人員、設施，否則即為戰犯。
第二篇：論中國紅十字會的起源
? 2011-09-06 14:31:13
楊智芳 周秋光
英文標題：Origin of Red Cross Society of China
摘要：上海萬國紅十字會“歷來被認為是中國紅十字會之始”，但實際上，它直接脫胎于東三省紅十字普濟善會。庚子事變時期出現的救濟善會、濟急善局是帶有紅十字色彩的救護組織，它們是一種分工合作的關系。通過考察可以發現：濟急善局、東三省紅十字普濟善會、上海萬國紅十字會在組織結構上具有傳承性，而救濟善會不具此特點，因此，中國紅十字會的起源可由東三省紅十字普濟善會再前推到濟急善局。追溯中國紅十字會的起源，可以印證一種“嫁接”理論：紅十字會雖系“舶來品”，但中國紅十字會卻是中國本土的慈善組織“嫁接”紅十字會逐漸成長的結果。
關 鍵 詞：中國紅十字會 上海萬國紅十字會 東三省紅十字普濟善會 濟急善局 救濟善會
作者簡介：楊智芳(1981-)，女，湖南益陽人，清華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碩士研究生;清華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北京100084;周秋光(1954-)，男，湖南耒陽人，湖南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湖南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湖南長沙410081
當國際紅十字會于1863年在瑞士始創后，各國相繼成立紅十字會并申請加入國際紅十字會，但直至19世紀70年代中國社會才出現關于紅十字會問題的討論[1]。1904年清政府派駐英使臣張德彝前往瑞士，于6月29日“按照1864年所訂《日內瓦紅十字會公約》補簽畫押，中國由此而加盟國際紅十字會成為會員國。”[2]1912年1月12日，中國紅十字會獲得紅十字國際委員會正式承認，標志著中國紅十字會正式加入國際紅十字會①。中國紅十字會作為“近代以來歷史最為悠久的社會團體”[3]，其在中國近代史上的地位非常重要，研究其起源問題很是必要。
“1904年上海萬國紅十字會的成立，歷來被認為是中國紅十字會之始。”②因此，考察中國紅十字會的起源，筆者認為應從研究上海萬國紅十字會的成立入手。但從紅十字進入中國到上海萬國紅十字會成立之前，中國還曾出現過一些被認為是帶有紅十字色彩的組織，影響較大且已引起學術界關注的組織有：中國施醫局，救濟善會，濟急善局，東三省紅十字普濟善會。③目前學者就“中國紅十字會的先聲”問題提出了不同看法，計有三種：周秋光先生認為“東三省紅十字普濟善會是中國紅十字會的先聲”[2];閔杰、池子華先生認為“中國紅十字會的先聲是中國救濟善會”④;朱滸、楊念群先生認為“將1900年的整個戰爭救助行動稱為中國紅十字會的先聲或許更為恰當”[4]。這些學者的不同觀點實際上就涉及到對東三省紅十字普濟善會，救濟善會，濟急善局等救護團體的評定問題，同時也表明研究中國紅十字會的起源問題仍屬必要。需要指明的是，因為紅十字會是一個組織實體，故本文實乃研究中國紅十字會組織意義上的起源。
(一)
讓我們先來看看上海萬國紅十字會。上海萬國紅十字會的成立實與東三省紅十字普濟善會的出現緊密相連。
1904年日俄戰爭爆發。日俄兩國軍隊交戰的戰場是中國東三省，這對中國來說簡直是奇恥大辱，但“反動腐朽的清朝政府在各帝國主義國家的挾持下，竟于1904年2月12日發布所謂‘中立’的上諭”[5](P180)。戰爭最直接的受害者是我國東三省同胞。日俄兩國在東三省的戰況以及有關東三省難民的各種消息很快傳到上海，引起了具有良好義賑傳統且義賑能力較強的上海人士的真切關注。出于對東三省受難同胞的同情，同時也出于要救出在東三省土地上生活著的“至今既未一回”的“南省商幕中人”[6]，上海地方紳商如上海記名海關道沈敦和、前四川川東道任錫汾、直隸候補道施則敬等便于1904年3月3日在上海英租界發起成立了東三省紅十字普濟善會。
盡管清政府在戰爭中宣布“局外中立”，但在救護東三省人民一事上清政府還是做了一定的努力，例如清政府在頒行的《中立條規》中就有“戰國不得封堵中國口岸”;“中國人民寄居戰國境內者，其身家財產，均由該國保護，不得奪其資財或勒充兵役”;“中國人民如有僑居戰國封堵口岸者，本國得派兵船前往保護，或接載出口”等條[7](P212-213)，并還采取了一些救護措施，如在天津、奉化兩處“飭由當地官方出面，設立了救護機構”[8](P32)。但日俄兩國根本不尊重清政府頒行的約法，在日俄帝國主義野蠻鐵蹄的踐踏下，清政府的這些努力只能流于形式。清政府對此既尷尬又無奈：一方面他們必須實施救護，另一方面又礙于“中立”政策，使得“中國政府未便與聞，蓋恐違犯局外之義也”[9]。這種情形迫使清政府需要借用具有一定影響力的非官方力量。東三省紅十字普濟善會正好符合清政府的這種需要，因此清政府對東三省紅十字普濟善會的救護活動寄予厚望并給予支持。后來作為清政府代表的駐滬商約大臣呂海寰、駐滬商約副大臣盛宣懷及會辦電政大臣吳重熹與沈敦和等上海紳商發生聯系，并對他們的救護活動提供各種便利就證實了此點。但是，東三省紅十字普濟善會卻“不是真正意義上的紅十字會，因此不享有紅十字會所應該享有的權利。”[8](P28)在這種窘況下，東三省紅十字普濟善會不得不另尋出路。
甲午戰前，有關紅十字會的宣傳介紹文字已載于中國的報章，并且部分地區還辦理過紅十字醫院。甲午戰后，中國各大報刊特別是《申報》、《大公報》、《中外日報》等又大力宣傳介紹紅十字會，部分先進人士如商人孫淦、官員梁誠等先進人士也發出了要成立紅十字會的強烈呼吁，加之日本赤十字社在甲午戰爭中的優秀表現，使得紅十字在中國已逐漸深入人心，因此可以推定，到日俄戰爭時，中國朝野人士應該不難認識到：在中國約法得不到尊重的情況下，救護人員想要進入東三省施行救護，行之有效的辦法就是成立具有國際性質的紅十字會，以國際公法迫使日俄兩國同意中國的要求。而這種具有國際性質的紅十字會至少又須符合兩項規定：“必須成立在簽署日內瓦公約的國家，而這個國家尚沒有另外為國際委員會所承認的紅十字會。”“必須是國家的紅十字會，由政府承認，作為軍事醫護單位的輔助機構。”[8](P15)這就一方面要求沈敦和等人將東三省紅十字普濟善會改組成為政府所承認的國家紅十字會;而另一方面，則要求政府派員去瑞士簽署日內瓦公約。在東三省紅十字普濟善會本為政府所需的情況下，其想贏得政府的承認并不困難;但當時日俄戰爭如火如荼，時間上已不容政府派員去瑞士簽署日內瓦公約，而先求得各國的支持(最好是各國的直接參與)則成為臨時應急的最佳辦法。因此，在清政府和上海地方紳商已產生互動的情況下，與西方各國合作成立紅十字會乃成為他們的共同需要。
“上海的義賑系統一直保持著與紅十字會實踐的密切聯系”[4]，從而“為實現中西合作提供了某種鋪墊。”[4]另外，在中國東三省的領土上也生活著不少外國人，他們有的是戰爭的受難者;有的則在戰區從事實際的救護工作。由于人員的缺乏以及其他諸如物質供應等方面的困難，這些外國人對中國方面以紅十字會的形式派員進入東三省實施救護是持歡迎態度的。據載尚在東三省紅十字普濟善會成立之前，沈敦和致電東北的外國傳教士魏伯詩德請求予以援助時，“魏君旋得回電，極愿贊成，并言已騰出醫室中臥床五十張，以備遇難病民安臥”[10]。此外，需要著重指出的是各國傳教士，早在19世紀70年代，他們就開始在中國從事有計劃有組織的救濟事業，并且這些救濟活動也往往與上海相聯系。[11](P317)日俄戰爭爆發后，“各國在東三省教士，避難于牛莊”[9]，他們在東三省的救濟活動中發揮了很重要的作用。上述這些因素為西人贊同成立中西合辦的紅十字會奠定了良好基礎。而著名的英國在華傳教士李提摩太(TimotLy Richard)在促成中西合辦紅十字會一事上更是貢獻巨大。身為傳教士，李提摩太“本來就熱心于公益事業，他在華多次參與賑災救荒義舉”[12](P22)，再加上他發現“在災民中發放賑款，對于廣大的民眾是一個可以使他們信服的證據，證明我的宗教是好的”[13](P292)，這在某種程度上更加激發了他對中國賑濟事業的關切，因此，東三省難民的救護也自然會引發他的熱情。李提摩太是在華傳教士中極具影響力的人物，同時他與沈敦和私交不錯⑤，而沈敦和不僅是東三省紅十字普濟善會的主要發起者及領導人，而且還是“實際操作上海萬國紅十字會的靈魂與臺柱”[8](P23)。
因此，在搭起上海地方紳商與東三省傳教士之間的橋梁方面，李提摩太無疑是最合適的人選，后來的事實也證明他確實很好地起到了這種橋梁作用。此外，在與西方各國及清政府的關系上李提摩太也是如魚得水：“在義和團運動的善后工作中，他一手托兩家，在清廷與列強之間穿針引線，發揮了任何朝廷大臣都無法替代的作用。”[14](P371-372)李提摩太在中國的這種特殊地位使他被推上了在中國創辦紅十字會的歷史舞臺，并在這個舞臺上扮演了極為重要的角色。
沈敦和對李提摩太的主動拜訪使上海萬國紅十字會的創辦最終提上日程。”[14](P307)此后，在李提摩太穿針引線的作用下，西方各國人士與得到了清政府大力支持的上海紳商達成合作，1904年成立的上海萬國紅十字會就是這一合作的直接產物，它由中、英、法、德、美五國合辦而成。上海萬國紅十字會初定會名為“上海萬國紅十字支會”，但“‘上海萬國紅十字支會’僅僅是3月10日商討在中國成立紅十字會時所使用的一個臨時性用語，以揭明它對于國際紅十字會的從屬關系，并不是一個正式的會名”[15](P370)，故“在正式場合，從未使用‘上海萬國紅十字支會’字樣”[15](P371)。上海萬國紅十字會成立后不久，清政府一方面派官員赴瑞士補辦加入紅十字“原議”手續，以期取得國際紅十字會的承認;另一方面“確認上海萬國紅十字會為政府承認之合法團體”。[12](P32)
通過上述分析，我們可以發現，上海萬國紅十字會具有兩個非常鮮明的特點：其一，該組織得到了清政府的支持與承認，救護范圍不限于一隅，具有國家性;其二，該組織有多國洋人參與，形式上得到了各國的承認，又具有國際性。“國家性”和“國際性”是國際紅十字會對各國紅十字會所做的基本要求，亦是中國帶有紅十字色彩的救護組織區別于中國傳統意義上的慈善救濟組織的主要條件?？疾熘袊t十字會組織意義上的起源，首先就要考察紅十字進入中國后中國成立的救護組織是否帶有紅十字色彩(亦即是否既具有“國家性”又具有“國際性”)。具體而言，這樣的救護組織需達到如下要求：救護的范圍不限于一地;救護組織得到了官方的認可;救護組織得到了西方國家的認可。
(二)
由上分析我們還可看出：東三省紅十字普濟善會和上海萬國紅十字會誕生的歷史背景相同——都受命于日俄戰爭危難之際，成立的目的一致——東三省紅十字普濟善會“專以救濟該省(注：即東三省)被難人民為事”[6];上海萬國紅十字會“直接目的在于救護日俄兩國交戰受傷的兵士及東北戰地難民出境醫治”[16]。如果對兩者的組織結構加以考察，我們還可以發現它們具有以下相同之處：
首先，兩者都實行董事制，既有華董，又有西董。在《東三省紅十字普濟善會章程并啟》中有言：“本會開辦伊始，宏綱細目，諸務殷繁。特行公舉才望夙著、熟悉中外及北方情形大員為董事，總理局務。”同時，“本會另舉西董事，與東三省教士聯絡舉行，以免外人攔阻。”[6]由此可見，東三省紅十字普濟善會盡管由上海地方紳商捐辦而成，但從一開始他們就考慮到了借用外國人的力量，以減少甚至避免他們在救護過程中可能遭遇到的攔阻。盡管西董事在他們當時的設計中只是一塊“護身符”，并不握有實際領導權，但有了這塊“護身符”，就使東三省紅十字普濟善會帶上了“國際性”。上海萬國紅十字會的西董則更進一步，他們不僅獲得了實際的領導權，而且他們的領導權看起來似乎還要遠遠高于華董：在46名董事中華董僅占11人，其中負責處理具體事務的8名辦事董事中華董僅占3人(其中任錫汾還是上海萬國紅十字支會正式定名為上海萬國紅十字會時增補的)。由此可見，華董在整個董事會中所占的比例要遠遠低于西董。不過，需要強調的是上海萬國紅十字會的實際工作運作機制：“中西董事工作側重點有所不同，辦公地點也不在一起，可以說既分工又合作。”[8](P46)而在救護事業中最最重要的籌款事項上，中西董事更是實行“中西分籌”[17]的制度。由此可以推斷，雖然在數量上華董少于西董，但在實際領導中國方面的救護事業中，華董所起的作用仍是最主要的。
其次，在領導人方面，上海萬國紅十字會的華董班子絕大部分直接來源于東三省紅十字普濟善會的領導班子。有如下22人出席了東三省紅十字普濟善會：楊杏城、沈仲禮、曾少卿、蘇寶森、施子英、李云書、王少灝、王松堂、馮珩生、沈縵云、汪漢溪、焦樂山、朱子文、姚燕庚、任逢辛、周金箴、汪建齋、吳少卿、王益甫、陳潤夫、席子佩、黃式權。[10]⑥他們構成了東三省紅十字普濟善會的領導班子。在上海萬國紅十字會中擔任華董的有如下11人：沈敦和、施子英、嚴小舫、朱葆
三、周金箴、徐雨之、蘇寶森、陳潤夫、曾少卿、朱禮琦、任逢辛(后來增補)。[9]兩相比較，在上海萬國紅十字會中擔任華董的11人當中就有沈仲禮(即沈敦和)、施子英(即施則敬)、任逢辛(即任錫汾)、曾少卿、蘇寶森、周金箴、陳潤夫此7人直接來自東三省紅十字普濟善會的領導班子，這個比例可不容小視，它為表明上海萬國紅十字會直接脫胎于東三省紅十字普濟善會提供了證據。
東三省紅十字普濟善會設立西董，西方四國直接參與其事，這就使其具有了“國際性”;而其成立章程中還提到東三省紅十字普濟善會“雖系商辦善舉，懇請政府協助，由董事電懇政務處、外務部、商部及各地方官竭力保護”[6]，其設定的救護范圍也不局限于一隅，這可說明其也具有了“國家性”。因此，東三省紅十字普濟善會是帶有紅十字色彩的救護組織。而更為重要的一點是，東三省紅十字普濟善會和上海萬國紅十字會在組織結構上的相同之處，為證明兩者在組織上具有傳承性提供了有力的依據。因此，盡管東三省紅十字普濟善會“沒有開展具體的救護工作”[8](P29)，但我們可以說上海萬國紅十字會直接脫胎于東三省紅十字普濟善會，并且是東三省紅十字普濟善會在組織意義上的一種延續?；诖?，我們認為亦可將中國紅十字會的起源由上海萬國紅十字會進而前推到東三省紅十字普濟善會。
(三)
讓我們再來對中國施醫局、救濟善會、濟急善局這三個組織進行分析。
中國施醫局是1899年由上海士紳汪炳等人設立的，其章程稱：“同人酌照紅十字會章程辦理，有事施于軍士，無事施于貧民。”“內科以華醫為善，外科以西醫為能。如有軍士受創、機匠軋傷，以及一切割治等癥，必須參用西法，自不得不聘請西醫相助為理。”[18]其章程反映出中國施醫局開始有意識地參考紅十字會章程行事。中國施醫局的成立得到了蘇松太道的批準，但其救護活動“局限于上海一隅，不具有全國性和普遍意義”[3];盡管它聘請西醫參與，但其對西方各國是否認可不作要求。因此，不能說中國施醫局已帶上了紅十字色彩，它仍然只是中國傳統意義上的一個地方性善堂。
救濟善會，濟急善局是庚子事變時期出現的影響最大的兩個救濟組織。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八月十
六、十七日，上?！渡陥蟆贩謩e刊登了《救濟善會啟》，《救濟會章程》;同月二十
五、二十七日，又刊登了《濟急善局公啟》，《承辦濟急善局章程》，標志著救濟善會、濟急善局相繼成立。救濟善會“呈請上海道照會各國領事，聲明此系東南各善士募資創辦，亦如外國紅十字會之例，為救各國難民及受傷兵士起見，已蒙各國領事會議，允由德總領事發給護照，俾善會中人攜向軍前救護”[19]，它成立后不久，陸樹藩等人又向李鴻章稟請“鼎力成全”[20]。這表明救濟善會具有如下兩個特點：它打出了紅十字會的招牌，以期獲得各國領事的認可;它由地方紳商自捐自辦而成，但尋求政府的認可與支持。后來救濟善會如愿以償，得以“稟奉直隸總督李傳相批準，并由蘇松太兵備道余晉瑞觀察照會德國總領事給發護照”[21]。隨后成立的濟急善局亦具有與此相同的特點，它和救濟善會“都在借助紅十字會方面有著明確的意識”[22]，而在取得政府支持方面則比救濟善會更甚：濟急善局在剛宣布成立時就提到“信厚等昨奉合肥相國面諭，并接同鄉好善諸君函囑，集資往救以盡桑梓之情，因議„„設立濟急善局”[23]。此處“信厚”是指濟急善局的主要創始人嚴信厚，“合肥相國”是指李鴻章，這里特意表明“奉合肥相國面諭”，無形中就將濟急善局與政府間的關系拉近了一層。在實際救護過程中，濟急善局也確實得到了來自政府官員的鼎力支持，如袁世凱曾幫該局墊發銀五千兩、盛宣懷幫該局籌墊規元二萬兩等等。[24]救濟善會、濟急善局成立后，在全國范圍廣泛開展了各種捐款、救護活動。以上可以說明救濟善會、濟急善局已具“國家性”與“國際性”，它們可以算作是帶有紅十字色彩的救護組織。
除了上述相同的歷史背景、相同的特點，救濟善會與濟急善局還具有如下一致性：其一，兩者救護的對象相同。前期，救濟善會的救護對象主要為“東南各省之被難官紳”[25];濟急善局的救護對象“僅指救濟江浙人士而言”[23]。從1901年春開始，兩者救護的對象“由主要賑濟被難的南方各省官紳商民轉為賑濟北方的普通災民。”[26]救護中的“南方情結”值得引起重視，這可為我們理解庚子事變以及后來日俄戰爭爆發后上海人士的救護行為提供一個寶貴的視角。其二，兩者在實際救護工作中經常合作。救濟善會、濟急善局分別成立后不久，救濟善會的主要創辦人陸樹藩等在致李鴻章的電稿中曾“叩求中堂鼎力成全，勸諭盛京卿宣懷、候選道嚴信厚、候補府施則敬、刑部郎中龐元濟等籌款濟助”[20]，而嚴信厚、施則敬、龐元濟等人正是濟急善局的主要發起者，他們對陸樹藩等人的救濟行為“不勝欽佩”，并與陸樹藩等人“連日公同面議”。[27]這就為后來兩者在實際救護活動中的合作埋下伏筆。兩者后來在“彼此同辦一事，自愿不分畛域”的前提下實現了分工合作。至于具體救護實踐中的合作，《義和團運動時期江南紳商對戰爭難民的社會救助》一文對之做了較為詳細的論述[22]，此不贅述。
上文表明：救濟善會和濟急善局之間存在著極為親密的聯系，乃至造成了“一般人士常常將二者混淆”[4](P172)的情況。盡管如此，這兩個組織實際上是相互獨立的，它們有著各自不同的救護范圍：“清江等處歸嚴君筱舫諸公籌辦，京津一帶歸陸君純伯諸公籌辦”;在涉及救護活動最為重要的款項問題時，兩者更是強調“惟款項則各歸經手不得互相牽混”。因此，救濟善會和濟急善局實際上是一種分工合作的關系。閔杰，池子華先生沒有關注到濟急善局的存在，他們依據救濟善會已具有紅十字會的性質而將其視為中國紅十字會的先聲;朱滸，楊念群先生注意到了濟急善局的重要性，同時還注意到了救濟善會、濟急善局兩者之間的關聯，但他們更多的是強調兩者之間的差別，他們主張將“1900年的整個戰爭救助行動”稱為中國紅十字會的先聲，實際上是依托庚子事變的歷史背景，對庚子事變中出現的救濟善會、濟急善局等救護組織做了一番廣義化處理。
(四)
前文已經論證：上海萬國紅十字會直接脫胎于東三省紅十字普濟善會，并且是東三省紅十字普濟善會在組織意義上的一種延續。而上海萬國紅十字會被公認為中國紅十字會之始，因此，中國紅十字會的起源可由上海萬國紅十字會進而前推到東三省紅十字普濟善會。如果想將中國紅十字會的起源由東三省紅十字普濟善會再往前推，那么就要證明自紅十字進入中國后至東三省紅十字普濟善會成立之前出現的救護組織必須符合兩個條件：帶有紅十字色彩;與東三省紅十字普濟善會或上海萬國紅十字會在組織結構上具有相同之處。
如前所論，中國施醫局實際上并不帶有紅十字色彩，而救濟善會，濟急善局則已帶上了紅十字色彩，因此考察中國紅十字會的起源，可以先把中國施醫局排除在外，而將重點放在對救濟善會，濟急善局兩者的考察之上?，F在，我們要做的是研究救濟善會，濟急善局這兩個救護組織與東三省紅十字普濟善會或上海萬國紅十字會之間在組織結構上是否具有相同之處。救濟善會、濟急善局雖已帶上紅十字色彩，但它們在本質上仍偏向于歸屬善會善堂的范疇。“善會、善堂的設立均始于地方上有權有勢者的提倡，其他的有權有勢者響應這一提倡自發地加入、制定規章制度，在得到地方官的許可之后方開展活動”[28](P595)，救濟善會、濟急善局的設立就經歷了這一過程。通過閱讀有關救濟善會、濟急善局的章程、公啟、呼吁捐款救護等方面的資料，可以看出它們實行的是董事制，而這正是善會善堂常見的一種組織模式⑦。救濟善會直接冠以“善會”之名，名稱上就可直接反映救濟善會之本質與善會善堂的關系;救濟善局雖然名為“善局”，和善會善堂看似有所差別，但它的領導人如嚴信厚、施則敬、楊廷杲、朱葆三等早在義和團運動之前就曾領導過善會善堂一類的慈善組織：嚴信厚、施則敬、朱葆三曾同為廣益善堂司董、仁濟善堂董事，楊廷杲也在仁濟善堂擔任過董事⑧，施則敬還是上海北市絲業會館籌振公所的總董⑨，他們在中國慈善發展史上做出了很大的貢獻，而由他們領導的廣益善堂、仁濟善堂、絲業會館籌振公所等慈善組織在庚子事變、日俄戰爭時期一直繼續存在并發揮著作用。因此，若想進一步研究救濟善會、濟急善局的組織制度，筆者認為可參考善會善堂的組織制度。
從組織的主要領導人員來看，救濟善會主要由在籍戶部山西司郎中陸樹藩發起成立并主持，潘赤文、丁曉芳、沈習之、廖緯笙等人參與領導[21]。濟急善局則由嚴信厚、席裕福、楊廷杲、龐元濟、施則敬設立，后來，福余南曾君少卿、四明朱君葆
三、天順祥陳君潤夫等紳商以及前川東道任錫汾觀察等也參與其中，并對濟急善局給予了大力支持[24]。與前面所記之東三省紅十字普濟善會、上海萬國紅十字會的華董們兩相對比，我們很快就能斷定：救濟善會的領導人與東三省紅十字普濟善會、上海萬國紅十字會的領導人沒有重合之處;而濟急善局的領導人在后來日俄戰爭爆發時全部繼續發揮作用：施則敬、曾少卿、陳潤夫、任錫汾此4人既是東三省紅十字普濟善會的領導人，又是上海萬國紅十字會的華董;《申報》的總經理席裕福(子佩)是東三省紅十字普濟善會的領導人;嚴信厚、朱葆三是上海萬國紅十字會的華董;楊廷杲(子萱)、龐元濟(萊臣)雖然沒有名列華董，但他們與上海萬國紅十字會的關系仍然十分密切，他們在上海萬國紅十字會募集捐款進行救護等方面做出了貢獻[17]⑩。
領導班子是一個組織結構中最為重要的部分，領導班子不僅制定組織制度，還控制著組織的實際運作，領導班子的更替可以影響到一個組織的性質變化甚至該組織的存亡。因此，濟急善局的領導人在日俄戰爭時期成立的東三省紅十字普濟善會、上海萬國紅十字會中全部繼續發揮作用以及三者均實行董事制此兩點可使我們斷定：東三省紅十字普濟善會、上海萬國紅十字會在組織上存在著對濟急善局的傳承關系。而救濟善會雖然也實行董事制，但是它的領導班子與東三省紅十字普濟善會、上海萬國紅十字會的領導人之間沒有重合也看不出有什么聯系?；诖?，筆者認為可將中國紅十字會的組織起源由東三省紅十字普濟善會再進而前推到濟急善局。
盡管不能證明救濟善會與東三省紅十字普濟善會、上海萬國紅十字會之間存在著組織上的傳承性，但我們亦不能忽視救濟善會的重要性。救濟善會與中國紅十字會的起源——濟急善局兩者宣布成立的時間僅相隔十天左右，它們雖相互獨立，但兩者在很多方面所表現出的一致性以及它們之間“分工合作”的關系，使得救濟善會的重要性因之而更為凸顯。救濟善會、濟急善局及之前出現的中國施醫局等救濟組織，為其后成立的救護組織如東三省紅十字普濟善會、上海萬國紅十字會等施行救護活動在理論、實踐等方面均提供了可資借鑒的寶貴經驗。
救濟善會、濟急善局、東三省紅十字普濟善會等救護組織都帶有紅十字色彩，但分析它們的組織結構，我們可以說它們本質上仍屬于中國本土的慈善組織(具體而言歸屬于善會善堂的范疇)。由上文分析我們將中國紅十字會的起源由上海萬國紅十字會前推到東三省紅十字普濟善會，再由東三省紅十字普濟善會前推到濟急善局，這可印證一種“嫁接”理論：紅十字會雖系“舶來品”，但中國紅十字會卻是中國本土的慈善組織(具體指濟急善局)“嫁接”紅十字會逐漸長成的結果。這一“嫁接”過程可做如下解釋：
紅十字傳入中國之初，并沒有馬上在中國扎下根來自生自長，而是在中國上空飄蕩游離著，為中國本土的慈善組織進行“嫁接”提供了可資“嫁接”的選擇對象。甲午戰爭前后有關紅十字會的啟蒙宣傳，中國開明人士對紅十字會的大力倡導，外國在華人士在中國大地上的紅十字活動(包括日本赤十字社的救護活動)等觸動了中國本土慈善組織的“嫁接”情懷，并為其選擇“嫁接”紅十字會營造了良好的外部環境。之后雖然在理論層面上逐漸滋生出了要在中國成立紅十字會的強烈要求，但因“嫁接”的時機尚未成熟，因此中國本土的慈善組織在實踐中“嫁接”紅十字會的過程顯得十分緩慢，且“嫁接”流于表面化(中國施醫局就說明了這點)。
時局巨變特別是戰爭如庚子事變、日俄戰爭的爆發猶如一把鋒利的斧頭，斬斷了中國本土的慈善組織自然生長的態勢，造成了中國本土的慈善組織必須接受“嫁接”的局面——中國本土的慈善組織若想繼續發揮救護功能，就必須主動把自己改造成適應時局(特別是戰爭)需要的組織，這就使中國本土的慈善組織面臨著一個選擇“最佳嫁接物”的問題?？疾楫敃r的時局狀態和社會環境，“最佳嫁接物”已然存在，它就是早已在中國上空飄蕩并得到中國人大力宣傳、倡導的紅十字會，因此，中國本土的慈善組織產生了自主“嫁接”紅十字會的內在需要。內在的真正需要結合良好的外部環境，中國本土慈善組織“嫁接”紅十字會的時機終于來臨了!庚子事變中出現的既帶有紅十字色彩又帶有中國本土慈善組織色彩的救護團體如救濟善會，濟急善局等，就是這種“嫁接”后初步長成的“幼苗”。但是，通過“嫁接”生成的救濟善會、濟急善局這兩株“幼苗”在隨后的生長過程并非一帆風順——救濟善會這株“幼苗”在庚子事變結束后“夭折”了;濟急善局這株“幼苗”則得以繼續存活下來。由濟急善局到東三省紅十字普濟善會再到上海萬國紅十字會，它們內部組織結構上的傳承性顯示了濟急善局這株“幼苗”的頑強生命力，而這種頑強生命力的獲得一方面應歸之它的領導人——嚴信厚、施則敬、朱葆三等人資財雄厚，社會影響力大，且熱衷于慈善救濟;另一方面應歸之于盛宣懷等政府官僚的大力支持。中國本土的慈善組織通過“嫁接”紅十字會最初形成了濟急善局這株“幼苗”，之后長成為東三省紅十字普濟善會這棵“小樹”，然后繼續成長為上海萬國紅十字會這棵“大樹”，最后終于長成了中國紅十字會這棵“參天大樹”。
注釋：
①關于中國紅十字會得到紅十字國際委員會的承認時間有“1904年7月8日”之說(見《紅十字國際委員會承認我國紅十字會的時間探源》，臺北：《中華民國紅十字會會刊》1999年總第15期，第21-22頁);亦有“1912年1月15日”之說(見胡蘭生：《中華民國紅十字會歷史與工作概述》，原載1947年《紅十字月刊》，轉引自中國紅十字會總會編：《中國紅十字會歷史資料選編(1904-1949)》，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3年，第500頁)。周秋光先生對此進行了糾正，他提出了“1912年1月12日”一說(見周秋光：《晚清時期的中國紅十字會述論》，《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3期，第184-185頁)。池子華先生的觀點與周秋光先生同(見池子華《紅十字與近代中國》，安徽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18-120頁)。
②“民國時期的表述見《中國紅十字會》，行政院新聞局印行，中華民國36年，第1頁。新中國時期的表述見《紅十字與我國》，中國紅十字總會編，1981年，第30頁;陳璋主編《紅十字知識一百問》，湖南科學技術出版社1991年，第4頁”，轉引自朱滸：《中國紅十字會的地方性起源》，《石家莊學院學報》2005年第4期，第28頁;或朱滸、楊念群：《現代國家理念與地方性實踐交互影響下的醫療行為——中國紅十字會起源的雙重歷史淵源》，《浙江社會科學》2004年第5期，第175頁。
③閔杰先生在《近代中國社會文化變遷錄》一書指出：中國施醫局是開始“按照‘紅十字會章程辦理’的慈善機構”;“中國救濟善會是一個遵照國際紅十字會的基本精神和行動慣例成立的一個團體”。(見劉志琴主編，閔杰著：《近代中國社會文化變遷錄》(第二卷)，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84-185頁。)此外，朱滸、楊念群《現代國家理念與地方性實踐交互影響下的醫療行為——中國紅十字會起源的雙重歷史淵源》(《浙江社會科學》2004年第5期)一文和李文海、朱滸《義和團運動時期江南紳商對戰爭難民的社會救助》(《清史研究》2004年第2期)一文均對救濟善會、濟急善局之紅十字會性質有所論及。
④此觀點由閔杰先生提出，并為池子華先生贊成(見劉志琴主編，閔杰著：《近代中國社會文化變遷錄》(第二卷)，第181頁;孫柏秋主編：《百年紅十字》，安徽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3頁;池子華：《從中國救濟善會到上海萬國紅十字會》，第76頁)。
⑤在《紅十字與近代中國》一書中有言：“李提摩太„„他是在華傳教士中極具影響力的人物。1902年，創辦山西大學堂，并出任西學專齋總理(谷如墉任中學專齋總理)，沈敦和則是山西大學堂督辦(校長)，與李提摩太交往甚密，時相過從。”(見池子華著：《紅十字與近代中國》，第22頁)。此外，李提摩太本人也曾特意提到：“我在太原府籌建山西大學的時候，他(即沈敦和)曾提供過幫助”。(李提摩太著，李憲堂、侯林莉譯：《親歷晚清四十五年——李提摩太在華回憶錄》，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07頁)。
⑥《中國紅十字會歷史資料選編(1904-1949)》一書在摘錄《申報》時出現了一些錯誤，如《記普濟善會初次議事情形》一文中將“曾君少卿”誤作“魯君少卿”，“姚君燕庚”誤作“姚君蕉庚”，“席君子佩”誤作“席君子保”;而在《施君肇基筆譯上海創設萬國紅十字支會會議大旨》一文中將“蘇君寶森”誤作“蘇君實森”(見中國紅十字會總會編：《中國紅十字會歷史資料選編(1904-1949)》，第21頁)。這些錯誤為有些研究者所沿用，使用時需加以特別注意。
⑦善會善堂的組織模式主要有兩種：一種是輪值制，一種是董事制。臺灣的梁其姿先生和日本的夫馬進先生在他們的論著中均談到了善會善堂的這兩種組織形式，具體參看(臺灣)梁其姿：《施善與教化——明清的慈善組織》，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05-110頁;(日)夫馬進著，《中國善會善堂史研究》，商務印書館2005年版，第1頁。
⑧上?！渡陥蟆份d有大量關于善舉方面的文章，其中多篇落款處為“滬北天后宮前廣益善堂司董嚴信厚施則敬朱佩珍唐榮俊等謹志”“上海六馬路仁濟善堂董事嚴信厚楊廷杲黃宗憲朱佩珍施則敬劉芬謹志”字樣，如《積善回天》，《申報》光緒廿五年十二月初十日，第九千六百零七號;《普沾實惠》，《申報》光緒廿五年十二月初六日，第九千六百零三號等。
⑨1899年《申報》“上海北市絲業會館籌振公所施則敬”“滬北天后宮廣益善堂司董嚴信厚葉成忠施則敬唐榮俊等”等字樣即可說明，如《皖災四電》、《添醫初志》(此兩文都載于《申報》光緒廿五年四月廿二日，第九千三百八十三號)等等。
⑩1904年3月29日，由呂海寰領銜，楊廷杲、龐元濟與盛宣懷、吳重熹、吳郁生、劉宇泰、楊士琦、李經邁、顧肇熙、沈能虎、朱寶奎、沈敦和;任錫汾、施則敬等人聯署向全國各省發出《勸募籌款救護東北難民通電》(即元電)，該電文于4月2日刊登于《申報》，由此可管窺楊廷杲、龐元濟與上海萬國紅十字會的關系。元電電文見《電籌救護》，《申報》光緒三十年二月十七日，第一萬一千一百十八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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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來源：《湖南師范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06年第4期，第115～121頁。
第三篇：定向運動的起源
定向運動的起源：定向運動起源于北歐地區，最在1886年，“定向” 或“方位”一詞就已經出現在瑞典的軍營中，意思是在地圖和指北針的幫助下穿越 “未知地帶” 。1895年第一場賽事在瑞典和挪威聯合王國軍營里舉行。定向運動由軍營走向社會始于20世紀初，瑞典的一位叫吉蘭特的童子軍領袖開始嘗試把定向越野改造成一種大眾化的運動形式，他于1918年組織了一次名為尋寶游戲的活動，引起了人們的極大關注。定向運動的歷史：1961年國際定向聯合會(IOF)成立于丹麥首都哥本哈根。International Orienteering Federation。1966年舉行第一屆世界錦標賽。1978年，定向運動被接納為奧林匹克體育項目。1998年日本長野冬奧會上，定向運動成為比賽項目。定向運動在中國：定向運動在中國的傳
定向運動的起源：定向運動起源于北歐地區，最在1886年，“定向” 或“方位”一詞就已經出現在瑞典的軍營中，意思是在地圖和指北針的幫助下穿越 “未知地帶” 。1895年第一場賽事在瑞典和挪威聯合王國軍營里舉行。定向運動由軍營走向社會始于20世紀初，瑞典的一位叫吉蘭特的童子軍領袖開始嘗試把定向越野改造成一種大眾化的運動形式，他于1918年組織了一次名為尋寶游戲的活動，引起了人們的極大關注。定向運動的歷史：1961年國際定向聯合會(IOF)成立于丹麥首都哥本哈根。International Orienteering Federation。1966年舉行第一屆世界錦標賽。1978年，定向運動被接納為奧林匹克體育項目。1998年日本長野冬奧會上，定向運動成為比賽項目。定向運動在中國：定向運動在中國的傳播始于香港，1979年成立“香港野外定向會”。1983年，中國人民解放軍體育學院在廣州舉行了一場“定向越野實驗比賽”。1991年，我國成立“中國定向運動委員會”。1994年，我國舉行首屆全國定向錦標賽。1995年更名為“中國定向運動協會(OAC)”。定向的種類：定向運動有許多形式，按照運動模式，國際定聯將定向運動劃分為：徒步定向或定向越野?；┒ㄏ?。山地自行車定向。殘疾人定向。定向越野或徒步定向：被定義為一項參與者借助地圖和指北針，以徒步越野的形式，在最短的時間內按照一定的順序到達若干個被同時標記在地圖上和地面上的檢查點的運動。你需要：一張地圖。一個指北針。點標旗。針式/電子打卡計時系統。定向運動的精髓：必須識圖，明辨方向。在點與點之間做出最聰明選擇。必須獨立尋找所有點標。必須按正確順序打卡。以最快速度。定向運動的要求：體能?？焖?。獨立性?？焖贈Q擇。團隊精神。定向運動的特點：。體力與智慧并重的運動。參與性強，不受年齡、職業以及經濟條件的制約。對場地要求不高，具有很強的趣味性。真正意義上綠色環保的運動項目。重大國際賽事：瑞典五日賽(O-Ringen)。芬蘭24小時白晝接力賽(Jukola)。瑞典十公里夜。定向接力(Tio-Mila)。蘇格蘭六日賽。瑞士六日賽。世界青年錦標賽(WJOC)。世界定向錦標賽(WOC)。世界大師定向錦標賽(WMOC)。世界公園定向精英錦標賽聯賽(PWT)定向地圖上的顏色：藍色象征任何有水的地方。黃色代表開闊地：田野、牧場或空曠區。黑色代表任何人造物體;小路、小徑、輸電線;巖石、懸崖峭壁和大石頭表示容易通過的森林區。綠色代表濃密，不易通過的森林，綠色越深，越難通過。棕色表示等高線和主干道及堅硬的路面。黃綠色是私宅區域，禁入。如民宅、私家花園或草坪。紅/紫紅色指南北線，上北的粗線及路線。地圖上的等高線：等高線是用來表示地貌的特點。等高距是指相鄰兩個水平截面之間的垂直距離。兩條等高線之間的距離越近，表示該區域坡度陡。兩條等高線之間的距離越遠，表示該區域坡度緩。繪制山峰時：等高線越多，山越高;等高線越密集，地形越陡;等高線稀疏，山坡較為平緩。
雷擊：雷電通常會擊中戶外最高的物體頂尖，所以的高大樹木或建筑物往往最易遭雷擊。在雷電大作時，在戶外應遵守以下規則：預知打雷和雷擊，跑向低地，跑離高樹或密葉樹林，遠離鐵塔，去除身上的金屬物，不要聚集在一起。遇蛇：治療原則：被毒蛇咬傷后，被咬傷者應保持安定，避免驚慌奔走，以免加速蛇毒的吸收和擴散。采取相應的救治措施，迅速使用抗蛇毒血清等有效藥物中和體內蛇毒，防治可能發生的并發癥。在可能的情況下，用中西醫結合的方法，促使身體的康復。處理方法：判斷：是否是毒蛇咬傷，使傷者安靜，不要劇烈運動。結扎：傷口靠近心臟端結扎，沖洗傷口，排除毒液，藥物，緊急送醫院，或向地方緊急救援處求救。預防措施：多蛇地區，手里最好拿登山手杖類東西，邊走邊打草驚蛇，如與蛇遭遇，保持靜止冷靜，因為蛇對活動的物體容易發出攻擊還擊方法，用樹枝擊打蛇的要害，一般稱之為七寸，最好用“Y”形樹枝擊打或控制住蛇頭。遇到蟒蛇最好不要觸及，一般蟒蛇不主動攻擊人類。遇到猛獸：遇到野獸不要緊張慌亂，如果野獸離你很遠，可以迅速離開危險地帶。如果被野獸發現并被追趕，應借助溝坎、高地等掩體或障礙物，擋住他們的追擊。晚上在野外宿營遇到野獸時，可以在四周點上火堆，嚇跑野獸。野外活動或到有野獸出沒處旅游時，應帶好，防身用品，如刀棍、手電等。暈厥：暈厥俗稱昏倒，是由一時腦血流量不足引起的短暫性意識喪失，暈厥發生時，應立即將患者體位平臥，頭部放低，如果癥狀持久者可按壓人中穴或送至醫院。急性扭傷：急性扭傷多位踝關節扭傷，損傷后立即冷敷，并抬高患肢，防止腫脹。四十八小時后再進行熱敷或進行理療。中暑癥狀：發熱、乏力、皮膚灼熱、頭暈、惡心、嘔吐、胸悶。煩躁不安、脈搏細速、血壓下降。重癥病例可有頭痛劇烈、昏厥、昏迷、痙攣。治療與預防方法：立即移至陰涼處，并給予物理降溫，重癥者迅速降溫，頭部戴冰帽、頸兩側、腋下腹股溝大動脈附近放冰袋。喝些淡的涼的水，少量多次用酒精檫，或者大面積的冷敷，重癥者馬上送醫院。溺水：清理呼吸道：將溺水者救出水后，應立即除去口鼻淤泥、雜草等，然后將溺水者腹部置于搶救者屈膝的大腿上，頭部下垂，然后用手平壓背部，使氣管內及口咽的積水倒出。人工呼吸：呼吸停止者應立即進行口對口人工呼吸，心跳停止者必須與胸外心臟按壓同時進行。迷途迷向：沒有地圖或指北針時，可觀察周圍環境，尋找房屋、電線、炊煙等。沒有這些特征時，可考慮往回走，返回較為熟悉的大路，再重新確定去向。迷失方向時，可以利用手表判斷方向，時針指向太陽，時針與12點方向所成角的角平分線方向就是正南正北方向。 在北半球，角平分線指向正南，南半球則相反。
雷擊：雷電通常會擊中戶外最高的物體頂尖，所以的高大樹木或建筑物往往最易遭雷擊。在雷電大作時，在戶外應遵守以下規則：預知打雷和雷擊，跑向低地，跑離高樹或密葉樹林，遠離鐵塔，去除身上的金屬物，不要聚集在一起。遇蛇：治療原則：被毒蛇咬傷后，被咬傷者應保持安定，避免驚慌奔走，以免加速蛇毒的吸收和擴散。采取相應的救治措施，迅速使用抗蛇毒血清等有效藥物中和體內蛇毒，防治可能發生的并發癥。在可能的情況下，用中西醫結合的方法，促使身體的康復。處理方法：判斷：是否是毒蛇咬傷，使傷者安靜，不要劇烈運動。結扎：傷口靠近心臟端結扎，沖洗傷口，排除毒液，藥物，緊急送醫院，或向地方緊急救援處求救。預防措施：多蛇地區，手里最好拿登山手杖類東西，邊走邊打草驚蛇，如與蛇遭遇，保持靜止冷靜，因為蛇對活動的物體容易發出攻擊還擊方法，用樹枝擊打蛇的要害，一般稱之為七寸，最好用“Y”形樹枝擊打或控制住蛇頭。遇到蟒蛇最好不要觸及，一般蟒蛇不主動攻擊人類。遇到猛獸：遇到野獸不要緊張慌亂，如果野獸離你很遠，可以迅速離開危險地帶。如果被野獸發現并被追趕，應借助溝坎、高地等掩體或障礙物，擋住他們的追擊。晚上在野外宿營遇到野獸時，可以在四周點上火堆，嚇跑野獸。野外活動或到有野獸出沒處旅游時，應帶好，防身用品，如刀棍、手電等。暈厥：暈厥俗稱昏倒，是由一時腦血流量不足引起的短暫性意識喪失，暈厥發生時，應立即將患者體位平臥，頭部放低，如果癥狀持久者可按壓人中穴或送至醫院。急性扭傷：急性扭傷多位踝關節扭傷，損傷后立即冷敷，并抬高患肢，防止腫脹。四十八小時后再進行熱敷或進行理療。中暑癥狀：發熱、乏力、皮膚灼熱、頭暈、惡心、嘔吐、胸悶。煩躁不安、脈搏細速、血壓下降。重癥病例可有頭痛劇烈、昏厥、昏迷、痙攣。治療與預防方法：立即移至陰涼處，并給予物理降溫，重癥者迅速降溫，頭部戴冰帽、頸兩側、腋下腹股溝大動脈附近放冰袋。喝些淡的涼的水，少量多次用酒精檫，或者大面積的冷敷，重癥者馬上送醫院。溺水：清理呼吸道：將溺水者救出水后，應立即除去口鼻淤泥、雜草等，然后將溺水者腹部置于搶救者屈膝的大腿上，頭部下垂，然后用手平壓背部，使氣管內及口咽的積水倒出。人工呼吸：呼吸停止者應立即進行口對口人工呼吸，心跳停止者必須與胸外心臟按壓同時進行。迷途迷向：沒有地圖或指北針時，可觀察周圍環境，尋找房屋、電線、炊煙等。沒有這些特征時，可考慮往回走，返回較為熟悉的大路，再重新確定去向。迷失方向時，可以利用手表判斷方向，時針指向太陽，時針與12點方向所成角的角平分線方向就是正南正北方向。 在北半球，角平分線指向正南，南半球則相反。
第四篇：網球運動起源和發展
網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2-13世紀的法國，當時在法國傳教士和宮廷內流傳著一種“掌球”游戲，方法是在空地上兩人隔著一條繩子，用手掌將布包著頭發等物質制成的球互相擊打，布以埃及坦尼斯鎮所產最為名貴，網球英文“tennis”由此而來。到了14世紀中葉，這種供貴族消遣的室內運動從法國傳入英國，16-17世紀是英法宮廷從事網球運動的興盛時期，平民無緣涉及，網球被視為“貴族運動”。
網球運動發展到16世紀，出現了用羊皮制作的球拍，17世紀將繩子改為網，球拍由羊皮改為由彈性的弦。1873年，英國人M.溫菲爾德把早期的網球打法改進，1874年又進一步確定了場地和網的規格，1875年英國板球俱樂部推出了第一部網球比賽規則，1877年7月英國板球俱樂部更名為全英板球和草地網球俱樂部，同年在溫布爾頓舉行了第一屆草地網球錦標賽。1912年3月1日，澳大利亞、英國、法國等國網協代表在巴黎召開會議，成立了國際網球聯合會(ITF)，總部設在倫敦;1980年，中國網球協會被接納為該會正式成員。 20世紀70年代以來，網球運動得到進一步發展，允許了職業選手參加溫布爾頓等賽事，開創了職業網球巡回賽的先河。同時，科技在網球器材上的運用，促進了先進器材的生產和選手技術水平的提高。從70年代開始，世界上平均每個星期均有國際比賽，地點分布世界各地。到了90年代，網球運動更加普及，在國際網聯注冊國家就有160多個。作為世界第二運動的網球運動將以無與倫比的魅力和不斷發展的技術贏得越來越多的愛好者和觀眾。
四大網球公開賽
溫布爾頓公開賽：始于1877年7月地點在倫敦的溫布爾頓場地為草地。 美國公開賽：始于1881年8月地點在紐約的弗拉辛梅德 場地為硬地。 法國公開賽：始于1891年5月地點在巴黎的羅蘭加洛斯 場地為紅土沙地。 澳大利亞公開賽：始于1905年1月地點在墨爾本場地為硬地。
第五篇：“奧林匹克運動”的起源
第一屆現代奧林匹克運動于1896年在希臘雅典舉辦，至今已有一百多年的歷史了。但奧林匹克運動是怎樣起源的呢?傳統的看法認為，奧林匹克運動會因古希臘的奧林匹亞而得名。
奧林匹亞位于希臘伯羅奔尼撒半島北半部的一個平坦幽靜的小山谷里。第一屆奧林匹克競賽開始于公元前776年，起源于一場事關愛情和王位的角斗。波沙的國王艾諾麥，只有一個女兒，叫基波達米婭。父王為給她挑選一位文武雙全的佳婿，詔令應選青年必須和自己比賽戰車。如果哪位青年獲勝，就以公主相許，還可繼承王位;如果敗了，就要被毫不留情地刺死。
比 賽開始了。國王雖然年紀已大，但勇力過人;加之他車精馬壯，所以有十三個求婚者先后死于他的長子之下。但是在應詔求婚者中，有基波達米婭的戀人皮羅西，公 主決心搭救他。于是在賽前，她命國王的車夫偷偷擰松車輪上的銷釘。由于女兒暗中作弊，比賽中，國王的車翻倒了，皮羅西獲勝。這樣，國王只得把公主許配給 他，為他們舉行婚禮，并允諾由皮羅西繼承王位。皮羅西為慶賀勝利，便在波沙城以西的奧林匹亞舉行了盛大的祭典，感謝宙斯神對他的保佑。在祭祀儀式后，皮羅 西安排戰車、角力等運動競技，為人們助興。就這樣，皮羅西創立了古代奧運會。
據記載，古代奧林匹克競賽最初只有賽跑一項比賽。參賽選手從跑道的一端跑到另一端，僅此而已。公元前8世紀，斯巴達人壟斷了比賽的勝利。公元前7世紀，增加了賽車比賽和單馬競技，結果斯巴達人壟斷比賽勝利的局面被打破，斯巴達在伯羅奔尼撒半島的強勁敵人埃勾斯人成為新霸主。與此同時，比賽項目的擴大，把遠至西西里和南部意大利的選手都吸引來參加比賽。
公元前472 年，賽事的規模進一步擴大，比賽的時間也由最初的1天延長至5天。第一天不舉行比賽，人們對宙斯舉行隆重的獻祭儀式;此外，運動員和裁判員還要鄭重宣誓， 保證公平競爭。第二天主要舉行賽車和賽馬，以及包括賽跑、跳躍、標槍、鐵餅和摔跤的6項全能比賽;第三天舉行17歲至20歲之間的青年比賽，第四天舉行成 年男子的單項比賽，包括拳擊、摔跤、賽跑和跳躍等。在最后的決賽中，男子要全身戎裝。比賽在第五天結束，這一天的早晨要進行晨祭，為優勝者舉辦慶祝宴會。 優勝者將得到用野生橄欖枝葉做成的花冠，作為勝利的象征，這在當時是一種無上的榮耀。
當時，古代希臘世界各個城邦之間戰爭頻繁。許多人對此表示厭惡，舉行競技會也表現了人們對和平的渴望。奧林匹克節慶通常在6 月底或7月初舉行，賽會期間各城邦必須停止一切戰爭活動，稱“神圣休戰”。為了保證來自希臘本土和海外殖民地的大量運動員和觀眾的安全，賽會宣布一個公認 的休戰期，對違反協議者要處以罰款。參賽運動員和觀眾的人身不得侵犯，有不軌行為或被法庭判過刑的人，不得參加賽會。因此，奧林匹克運動會成為和平與友誼 的象征，并深入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