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為經濟學范文第1篇
農地流轉是我國農地制度的一次重大的制度變遷, 是實現農地資源優化配置和農地適度規?；洜I的重要舉措。農地流轉可以促進農民增收, 有利于實現農業現代化。十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指出[1], “在符合規劃和用途管制前提下, 允許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出讓、租賃、入股, 實行與國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權同價?？s小征地范圍, 完善對被征地農民保障。擴大國有土地有償使用范圍, 減少非公益性用地劃撥。建立兼顧國家、集體、個人的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機制, 合理提高個人收益。完善土地租賃、轉讓、抵押二級市場。”
如何落實十八屆三中全會的重要決定, 穩步提高農民收入, 進一步增強農村發展活力, 實現農業現代化, 成為當前社會關注的焦點。
河南省是農業大省, 農地流轉對實現河南省農業現代化具有重要意義。河南省農村土地流轉發展相對較慢, 本文從河南省農戶在農地流轉中的行為表現出發, 從行為經濟學的角度分析農戶流轉意愿低的原因, 為探討制約河南省農村土地流轉發展的因素, 尋找破解對策提供理論依據。
二、河南省農戶在土地流轉中的行為表現
(一) 農民缺乏流轉的動力
根據河南省統計局的數據, 截至2013年10月, 全省農村土地流轉面積2 824萬畝, 占家庭承包耕地面積的29%。雖然這個數據要高于全國26%的水平, 但對于一個農業大省而言, 流轉水平還處于較低水平, 而且, 這并不能說明大多數農戶在土地流轉中有較高的積極性。相反, 根據筆者對河南省部分農戶土地利用狀況進行的調查表明, 受訪農戶約有80%均表示不愿意對土地進行地流轉。我國農村集體土地實行農戶家庭承包經營制度, 土地流轉涉及到農民的切身利益, 土地是否流轉、價格如何確定、流轉模式如何選擇, 均應當由農戶自主決定, 任何組織和個人不能強迫和限制。但不可否認的是, 一些地方在農村土地流轉過程中急于求成, 代替市場作用, 代替農民作主, 強迫農民進行農地流轉的情況?；鶎诱闷渫恋匕l包方的地位, 在利益博弈中使土地流轉價格低于市場價格。更有甚者, 基層政府利用行政權力, 強迫農民進行土地流轉, 侵犯了農民的自主權。所以, 現實中存在的很多土地流轉活動, 大多是出于迫不得已, 并非農戶的真實意圖, 更多的農戶還是選擇一邊耕種, 一邊從事一些非農勞動。
隨著經濟的不斷發展和中國城鎮化的推進, 農村青壯勞力外出打工、經商現象比較普遍, 農民非農收入不斷提高, 應該說農民對土地依賴程度不斷降低。大力推行土地流轉, 促進農業生產規?；?、集約化和機械化, 是促進就業, 解放和轉移農村勞動力, 解決目前面臨的農民和土地互為制約的矛盾的發展趨勢。但是目前, 大規模的土地流轉依然沒有看到, 主要原因還是大多數農民缺乏農地流轉的意愿。
(二) 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的規模小、期限短
對于存在流轉意愿的農戶而言, 大多數農戶往往選擇將自己的農地承包權流轉給鄰里和親屬, 相互之間通常只是經過口頭協商即可, 沒有書面協議, 有的規定沒有固定的流轉期限, 隨時可以收回農地承包經營權, 有的進行流轉的農地約定期限均普遍較短, 大部分流轉期限在5年以內。這種建立在看似人格信任基礎上的自發行為, 因為沒有規范的流轉流程和合法的協議, 不可避免地會遇到很多農地流轉糾紛發生, 可能還導致自己的利益損失。農業生產本身要面臨自然和市場雙重風險, 加上流轉期限短, 未來收益面臨著很大的不確定性, 因此, 農地承包經營者沒有長遠的預期, 不利于農地生產的長期投資。
而且土地流轉多發生在熟人或村里成員之間, 流轉規模普遍比較小。而要實現農地資源的優化配置, 需要實現農地的規?；?。有專家分析, 以家庭為單位, 以糧食生產為例, 一年兩熟地區戶均耕種50—60畝, 一年一熟地區100—120畝, 各種資源配置效率最高。沒有規?；霓r地經營, 既不利于先進技術及其設備在農業生產中的使用, 也不利于土地規模效益的提高, 不利于吸引工商企業資本進入農業生產領域。
三、河南省農戶農地流轉行為的行為經濟學分析
從行為經濟學角度看, 農戶在農地流轉中出現以上現象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幾方面。
(一) 風險規避
2002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發給了心理學家卡尼曼 (Kahneman) , 他帶給人們一個新的理論——“前景理論”。該理論認為[2], 人們面臨損失時更加傾向于冒險 (風險偏好) , 而面臨盈利時更傾向于確定性盈利 (風險規避) ;一定量的財富減少帶來的痛苦與等量的財富增加給人們帶來的快樂不相等, 前者大于后者, 例如人們損失兩千塊錢所帶來的痛苦程度要大于獲得兩千塊錢所帶來的快樂程度。因此, 人們在面臨獲得時往往是小心謹慎, 規避風險;而在面對損失時卻會甘心冒險, 不愿意面對損失。
盡管農民非農收入已經超過農業收入, 生存環境有了較大改善, 然而, 農民對于土地流轉熱情并不高漲。原因就在于, 在當前農村, 土地是農民的第一生產要素, 雖然近幾年進城務工的農民人數越來越多, 但由于農民工無法享受城市人可以享有的社會保險, 大多數農民對土地轉出后收入無保障、就業不穩定存在著較大顧慮。所以, 對他們來說, 農村還是他們最終的歸宿, 土地依然承擔著農民的就業保障和社會保險功能, 大多數的農民主要還是依靠土地獲得的收入解決住房、醫療、養老、子女教育等問題。這就決定了農民不愿意失去土地, 寧可粗放經營, 甚至讓土地閑置, 無人耕種, 也不愿輕易轉讓土地, 因為, 離開土地意味著失去了保障, 未來將面臨較大的不確定性。
因此, 筆者認為, 由于對未來生括預期的不確定, 農民將始終保有土地以防范風險。在“規避風險”意識的作用下, 盡管目前社會經濟環境發生了很大變化, 農地流轉更具規模經濟效益, 農地流轉也不一定能得到農戶的積極響應。
(二) 稟賦效應
稟賦效應是指當個人一旦擁有某項物品, 那么他對該物品價值的評價要比未擁有之前大大增加。它是由Tbaler (1980) 提出的。
有實驗者把康奈爾大學經濟學系的學生任意分為兩組, 并發給第一組學生每人一個馬克杯 (美國人常用的一種杯子, 上面印有大學的?；? 作為禮物, 而第二組學生什么禮物也沒有。然后問每組的學生:領到杯子的第一組學生愿意以多少錢的價格出售杯子?沒有領到杯子的第二組學生愿意以多少錢的價格購買杯子?
實驗結果如下:如果平均價格低于5.25美元, 領到杯子的第一組學生就不愿意出售杯子, 而如果平均價格高于2.75美元, 沒有領到杯子的第二組學生就不愿意購買。這兩組學生是隨機分組的, 為什么會出現這種結果呢?行為經濟學上就將這種現象稱為“稟賦效應”。當一個人擁有某項物品的時候, 他就會將該物品賦予比沒有擁有該物品時候較高的價值。因此, 人們在出賣某中自己擁有的商品時往往索要過高的價格。
在我國土地家庭承包責任制下, 雖然農民只享有土地承包經營權, 而無土地所有權, 但家庭承包經營制度, 是中國農村土地的一種長期制度, .耕地的承包期限為30年。從某種意義上可以認為土地是農民的一種稟賦。另外, 自2006年開始, 國家開始全面廢除農業稅以來, 土地經營不僅免征農業稅, 而且很多地方還能得到一些種地補貼, 土地經營的成本大大降低, 使得這種稟賦更為明顯[3]。由于農民的損失厭惡心理和稟賦效應作用, 農民多不愿意放棄土地承包經營權和所承包的土地, 除非農民通過土地流轉可以獲得較高的收益。
而目前的土地林地流轉價格形成很不規范。從法律角度來看, 我國土地的流轉應該是使用權的轉讓, 農戶承包土地所有權不能轉讓。對于農村土地來講土地使用權的價格如何計算, 卻沒有統一和科學的價值衡量標準, 價格形成機制不規范, 主要表現在:
1. 土地流轉市場發育不完善
現階段, 多數地區沒有農村集體土地資產評估機構, 土地流轉市場信息不對稱, 土地流轉市場主體結構單一, 分散的農戶成為土地流轉市場的主體, 土地流轉價格多為農戶與承租方之間通過協商的自發形成的, 農村土地價格評估困難。另一方面, 由于依法轉讓農村土地的案例較少, 運用市場比較法和長期趨勢法計算土地流轉價格比較困難, 目前土地流轉市場通常用收益還原法求地價, 一般以小麥產量和價格來計算。根據土地肥沃度、地勢高低不同, 價格有所不同。但影響土地流轉價格的因素有很多。如同塊土地因作物種類不同, 其產量和價格也不同。農產品的產量受自然條件和經營水平的限制, 農產品的價格受供求關系等影響, 使得農村土地價格評估非常困難。
2. 價格制定隨意性較大
我國多數地區在確定農村承包土地林地流轉價格過程中隨意性較大, 多數土地流轉屬于農戶間自發流轉的較多, 因此只是流轉雙方事先簡單地協商價格, 而沒有簽訂相應的書面合同, 對影響土地流轉價格的多方面因素沒有加以考慮。
在河南省大多數地區的農戶自發流轉中, 價格普遍在每畝400—600元之間。這是因為, 承租戶一般都是經濟實力不強的小農戶, 無資本投資, 得地后并不是發展高效農業, 而是種植一般經濟作物, 種植技術并不先進, 種植效益達不到高效標準, 也就出不起高價租地。由于“稟賦效應”, 農民往往賦予土地使用權較高的價值, 而土地流轉市場的不成熟和不規范, 往往造成農地流轉價格偏低, 與農民的心理預期差距較大, 從而導致農民惜售現象。
結語
由于“風險規避”和“稟賦效應”造成了農戶農地流轉意愿較低, 和農地流轉規模小、期限短等現象, 因此, 政府在推進農地流轉的過程中, 有必要從行為經濟學視角出發, 制定相應的土地政策。比如, 應該將土地產權還給農民, 產權的明晰既可以減少土地流傳過程中的高昂的交易成本;建立土地流轉服務平臺, 培育土地流轉市場, 完善農民承包土地流轉的價格形成機制, 加強管理, 依法規范流轉行為;建立和完善農村社會保障體系, 創造土地流轉的良好外部環境等配套措施, 這樣才能充分尊重農民的意愿和保障農民的利益, 消除農民心理擔憂, 合理引導農民經濟行為, 更有效地促進農地流轉。
參考文獻
[1]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EB/OL].新華網, 2013-11-15.
[2]董志勇.行為經濟學[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2008.
行為經濟學范文第2篇
一、行為經濟學
自丹尼爾·卡尼曼獲得諾貝爾獎后,行為經濟學逐漸發展成為經濟學的一個重要分支,其研究成果直接輻射到各商業分支功能如金融,營銷和會計等方面的研究。行為經濟學開始用人們生活中比比皆是的例子,直接挑戰傳統經濟學的幾個關鍵假設而形成了自己的理論。作為實用的經濟學,行為經濟學將行為分析理論與經濟運行規律、心理學與經濟科學有機結合起來,以發現現今經濟學模型中的錯誤或遺漏、進而修正主流經濟學關于人的理性、自利、完全信息、效用最大化及偏好一致基本假設的不足。
行為經濟學的研究是建立在“前景理論”的基礎上,該理論的觀點在以下幾個方面:(1)大多數人在面臨獲利的時候是風險規避的:(2)大多數人在面臨損失的時候是風險喜好的;(3)大多數人對得失的判斷往往根據參考點決定。簡言之,人在面臨獲利時,不愿冒風險;而在面臨損失時,人人都成了冒險家。而損失和獲利是相對于參照點而言的,改變評價事物時的參照點,就會改變對風險的態度。
有國內學者將“前景理論”通俗地歸納為5句話:
1.“二鳥在林,不如一鳥在手”,在確定的收益和“賭一把”之間,多數人會選擇確定的好處。所謂“見好就收,落袋為安”。稱之為“確定效應”。
2. 在確定的損失和“賭一把”之間,做一個抉擇,多數人會選擇“賭一把”。稱之為“反射效應”。
3. 白撿的100元所帶來的快樂,難以抵消丟失100元所帶來的痛苦。稱之為“損失規避”。
4. 很多人都買過彩票,雖然贏錢可能微乎其微,你的錢9 9.99%的可能支持福利事業和體育事業了,可還是有人心存僥幸地去做。這稱之為“迷戀小概率事件”。
5. 多數人對得失的判斷往往根據參照點決定,舉例來說,在“其他人一年掙6萬元你年收入7萬元”和“其他人年收入為9萬元你一年收入8萬”的選擇題中,大部分人會選擇前者。稱之為“參照依賴”。
二、實驗經濟學
從1956年開始,弗農·史密斯在亞利桑那大學對11個班級進行了長達六年的實驗,驗證了競爭均衡理論。據此實驗所撰寫的論文《競爭市場行為的實驗研究》在1962年的《政治經濟學雜志》發表,標志著實驗經濟學的誕生。此后,實驗經濟學開始運用于驗證市場理論和博弈理論。實驗經濟學是經濟學家在挑選的受試對象參與下,按照一定的實際規則并給以一定的物質報酬,以仿真方法創造與實際經濟相似的一種實驗室環境,不斷改變實驗參數,對得到的實驗數據分析整理加工,用以檢驗已有的經濟理論及其前提假設、或者發現新的理論,或者為一些決策提供理論分析。
實驗經濟學的興起標志著經濟學方法論上的重大變革。長期以來,西方經濟學模仿自然科學的信念十分堅定,實證方法始終是主流經濟學的研究方法,其范式是提出理論假設并力圖避免和消除人類行為或經濟關系中的不確定因素,然后在理論假設上建立數學模型并推導出主要結論,最后對理論結果進行經驗實證并由此展開深入的理論分析。不可否認,這種假說演繹方法有科學合理的方面,但同時也有不少缺陷。例如,理論前提假設和數學推導排斥了人類行為或經濟關系中的非理性和不確定因素。又如經驗檢驗具有被動性和不可重復性的缺點。
實驗經濟學彌補了經濟學實證方法的缺陷,它將人類決策行為當作研究對象,把經濟運行過程納入到研究領域,從而發現更符合現實的經濟規律。實驗經濟學以可犯錯誤、有學習能力的行為人取代以往的“理性經濟人”的假說,用數理統計的方法取代單純的數學推導,解決以往實證研究的高度抽象和簡化與現實世界不一致的問題。實驗經濟學家可以再造實驗和反復驗證,用現實數據代替歷史數據,克服以往經驗檢驗的不可重復性。實驗室建立的經濟與現實經濟相比可能特別簡單,但是卻一樣地真實。弗農.史密斯采用只有三個網絡節點的模型來模擬電力系統,其實驗結果基本上能反映現實電力系統運行中發電企業和電力交易商的行為類型和特征。
行為經濟學范文第3篇
收稿日期：20130815
基金項目：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重大項目“經濟增長中的產業結構與就業結構研究”（11JJD790052）；國家社會科學重大項目“中國當代社會管理與國家科學發展戰略研究”子課題“創新社會管理中就業政策和戰略研究”（12@ZH002-8）
摘要：現階段有關國企高管高薪酬與貪污、腐敗的報道不斷刺激著公眾的神經，人們質疑國企高管高薪不能養廉的呼聲越來越高。本文從經濟學角度嘗試分析在信息不對稱情況下國企高管的契約激勵，指出了國企高管腐敗源于國企高管激勵契約出現逆向選擇、多任務激勵導致高管道德風險加重以及與有信息的監管部門共謀所致，并就國企高管的腐敗行為進行治理提供激勵約束和市場化監督改革的相關治理機制，以期為現階段社會面臨轉型之際的國企提供理論研究的借鑒。
關鍵詞：國企高管激勵；國企高管腐??；國企高管薪酬
據法制日報下屬媒體《法人》雜志等單位發布了“2011年中國企業家犯罪報告” [1]顯示，2011年中國國企落馬企業家平均年齡在5259歲，人均貪腐金額3380萬元人民幣。其中前光明集團董事長馮永明一人就貪腐79億元，如去掉這一特殊案例，其他每人平均貪污為2077萬元，而2010年這一數字為957萬元。88例國企企業家犯罪案例中，至少有20位企業家獲得過黨和國家給予的很高的政治地位和榮譽。與此同時，根據上海榮正投資咨詢有限公司發布的《2011年中國企業家價值報告》[2]中《中國上市公司高管薪酬與持股狀況綜合研究報告》的數據顯示，國資委轄下央企高管的最高年薪均值為854925萬元，地方國企高管最高年薪均值為730095萬元，民營企業高管最高年薪均值為651544萬元，國資委央企董事長年薪均值為777886萬元，為民營企業董事長年薪均值562282萬元的14倍；同樣，國資委央企總經理年薪均值779723萬元，也基本為民營企業總經理的14倍。
近年來國企高管大幅增長的薪酬激勵并沒有阻止部分國企高管們邊干邊腐的案例發生，畸高的薪酬與巨額的貪腐令廣大公眾對現階段國企薪酬激勵產生了質疑，“為何國企高管們拿著高薪還要不斷地貪腐？”的質詢聲不絕于耳。本文試圖以經濟學角度分析國企高管的薪酬契約激勵與腐敗發生的關系，為中國國企治理腐敗提供解決問題的相關路徑。
一、相關理論縱述
在人類社會的發展史上，激勵問題是伴隨著勞動分工與交易而出現的。斯密在其所著的《國富論》中已經就佃農與雇主之間就激勵問題有過觀察與敘述[3]。而自羅納德·科斯在1937年發表《企業的性質》一文以來，經濟學者對企業組織的討論就不曾停止過，有關企業內部的激勵問題自然成為組織理論中的一個重要課題。
腐敗在廣義上說是行為主體為其特殊利益而濫用職權或偏離公共職責的權利變異現象。在狹義上講，腐敗即是國家公務人員借職務之便獲取個人利益，使得國家政治生活發生病態變化的過程。
經濟學中有關激勵與腐敗相關聯的理論研究主要集中在尋租理論、委托代理理論。下面本文就上述理論研究做一簡要評述：
1尋租理論
尋租理論的思想淵源來自于塔洛克于1967年所寫的論文《關于稅、壟斷和偷竊的福利成本》。他認為完全競爭理論未能完全解釋因偏離競爭而導致社會福利損失。其原因在于人們會通過“疏通”活動增加自己的收入。直到1974年由Krueger[1]在《尋租社會的政治經濟學》一文中才將尋租理論概念展現給世人，她又據此建立了精確的數學模型。Krueger在有關尋租理論的研究中闡述了利益集團對建立租金的要求，她認為租金能給人們帶來好處，那么獲得租金好處的人們會通過游說、買通等手段促使其事先采取行動，于是便產生了利益集團對租金的要求?？唆敻裨诋敃r對尋租理論的解釋為中國現如今經濟轉軌時期出現的腐敗現象做出了前瞻性的研究，可以說克魯格對尋租理論發展做出了里程碑式的貢獻[4]。而后公共選擇學者布坎南在尋租的條件、層次和分配等對尋租理論做了集成式的研究。他認為尋租基本上是通過政治活動進行，提出限制尋租就是限制政府的觀點。為此，布坎南于1986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
所謂“租”，又稱“經濟租”，是指某種生產要素所有者所獲得的收入中，超過此要素機會成本的剩余。按照古典經濟學的均衡理論，要素在市場自由流動，任何要素在其產業中超額收入即“經濟租”都不可能長久穩定?！敖洕狻痹谡{節經濟要素的流動中，既可以產生正向影響，也可承擔負面效應。而腐敗即是負面效應的結果。因權力等所設的“租”不斷地“激勵”著利益團體向特定要素購買者尋租，企業在組織生產中同樣會面臨著針對不同的尋租者如何消除由此帶來的成本問題。
尋租理論對現代經濟學的發展開辟了獨特的創新途徑，其理論影響力可謂遍及經濟學的各個分支，并且在政治學、行政學、社會學和法學領域都有廣泛的應用。但尋租理論對腐敗問題的解釋目前尚不全面，理論學界對權力天然外生性的前提預設存在爭議。腐敗不全是非生產性的社會再分配，它在一定程度上也推動社會性生產，當下社會對政府部分官員、國企高管等“不行動是最大腐敗”的觀點認同，表明在中國經濟面臨轉軌之際下的“腐敗”是特定時期激勵與約束的產物。
2委托—代理理論
委托—代理理論是制度經濟學契約理論的主要內容之一，主要研究在信息不對稱和目標函數不一致的情況下委托人如何設計最優契約激勵代理人，即如何解決代理問題。美國學者米恩斯[2]在《現代公司與私有財產》一書中通過對200家美國最大的非金融公司的考察，認為在股權極其分散的條件下經理實際上已經掌握了企業的控制權，并稱之為美國企業制度史上的一場“經理革命”，同時創造性地提出“所有權與控制權分離”的命題——“經理革命”造就了一種“與所有權相分離的經濟權勢”，“那些提供資財的人被賦予所有者的地位，從而使新主子們能夠行使他們的權勢”。勒納（1966）調查了美國1963年最大的200家非金融公司，并與1929年的情況相比，發現“管理者控制型公司”不僅大量存在，而且公司總數中所占比重比1929年大幅提高。錢德勒（1977）認為，這種“所有權和控制權相分離”的現象是美國歷史的一次“管理革命”，并把這類企業稱為“經理式企業”[3]。
從本質上看，代理問題源于代理人與委托人之間的潛在利益沖突。代理人一方有權采取行動，委托人一方為行動的后果承擔責任，其本質是所有權與控制權分離所造成的信息不對稱：第一，在挑選代理人時，他們對于候選人的能力如何，是否稱職，較之候選人本人所知道的要少得多，即代理人與委托人簽訂契約時，他掌握著一些委托人不知道的“私人信息”，因而委托人就有可能被代理人提供的信息所誤導，從而發生選擇錯誤的可能性。第二，即使選對了人，委托人對于代理人的忠誠程度，即付出了多少努力來為委托人創造財富較之代理人本人所知道的要少得多。這兩個問題，及所謂“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的存在，使得代理人有可能偏離委托人的目標，或利用公司的資源去追求自己的私利。委托—代理理論認為委托人和代理人的目標函數不一致，代理人因理性人機會主義行為會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比如更多的休閑、奢侈的在職消費和盡可能多的獎金和腐敗行為等。斯密[4]在《國富論》一書中提到“股份公司中的經理人員，使用別人而不是自己的錢財，不可能期望他們會有像私人公司合伙那樣的警覺性去管理企業。因此，在這些企業的經營管理中，或多或少的、疏忽大意和奢侈浪費總會流行”，就印證了代理人囿于機會主義而可能發生的腐敗行為。
委托—代理理論強化了風險—報酬之間的替代關系，對于企業的薪酬管理尤為重要。但是委托—代理理論忽略了對員工激勵人性化的一面，對人力資本的特性分析也不足，從而使激勵契約的設計存在缺陷。
二、國企高管腐敗原因探析
在熊彼特的創新和企業家意義上，國企高管作為國有企業的高層領導者在根據企業內外部環境制定和執行企業戰略，促進企業創新發展，維護職工穩定和就業方面起著重要的作用。否則，國有企業就不可能獲得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的提升（以全要素生產率為指標），這已經被不少研究所證實。大多數情況下，這一發展被歸因于宏觀制度變革與市場競爭的結果，但如果沒有國企高管面對市場競爭和制度變遷的積極反應或發揮企業家精神，則競爭就不可能對國有企業產生改進。因此說國企高管作為對于國企改革能否成功的核心并不為過。
與此同時，作為國有資產代理人的國企高管們在中國經濟一路高歌猛進的今天，他們在貪腐方面也不甘示弱。這些落馬國企高管的幾千萬元貪腐均額狠狠地戳傷了廣大公眾的內心?，F階段在中國市場經濟轉軌之際，國企高管腐敗一直是社會公眾關注的焦點，從“59歲現象”到如今腐敗高層年輕化、腐敗現象多元化，從媒體曝光層面看，國企腐敗問題十分嚴重。如何遏制國企高管腐敗已經成為當今社會普遍關注的話題。
20世紀70年代的信息經濟學、激勵理論等經濟學理論研究的出現，為企業組織的研究提供了分析工具。本文以激勵理論[5]來分析現階段中國國企高管的腐敗問題，以期深究國企高管腐敗的根源。
1國企高管行政任命式的激勵契約出現逆向選擇
有關國有企業所有權的問題，本文認為全體公民作為實際所有者在履行國有資產監管上處于缺位的狀態下，國有資產監管部門自然就充當了委托人的角色，國企高管以代理人身份出現。
假設1：監管部門在選聘國企高管時雙方是一次性博弈。
現實中，一旦高管被正式任命，或是升遷或是平穩退休的退出途徑外，除非特殊原因，其被解聘、辭退的概率非常小。這樣就排除了監管部門與國企高管間有關聘任的多次博弈情況。
假設2：本文將企業家精神強的國企高管定位為高效率，風險中性，企業家精神弱的國企高管定位為低效率，風險規避。
所謂企業家精神是指勇于承擔風險、勇于創新、在不確定環境下為企業發展制定決策戰略的人。
假設3：選聘契約在中間時段簽訂，即監管部門在設計選聘方案時已經存在信息不對稱。
任命前期：高管獲知自己類型→任命期：監管部門提供任命契約；高管接受任命契約→任命后期：任命執行。即高管在被任命前已獲知自己是風險中性還是風險規避型的代理人。
盡管國企高管通常是由監管部門對每個候選干部進行長期的業績考核與評價基礎上選拔出來，國企高管與委派、任命和聘用他的監管組織之間是一種長期關系，但監管部門之前所采集的信息對于候選高管在被任命后的判斷是有差異的。因為候選國企高管沿著班組長、車間主任到后來的副總經理乃至總經理、董事長的發展路徑表明，在任職總經理之前的個人發展階段，因其所處職位與風險決策相關性較低，因此監管部門是無法獲得其對風險的態度。
此情形下，低效率的高管得到嚴格負的信息租金，即USB>0>SB。
上述論證表明，在信息不對稱情況下，企業家精神的強弱成為國企高管的私人信息，如果有幸聘任了具有實干精神的國企高管，那么監管部門的任務與任命的高管目標函數一致，雙方可以達到國企效用與高管激勵的帕累托最優。如果監管部門任命的國企高管是效率低下、懼怕風險的人員，那么他上任之后欺上瞞下，尋租、腐敗就不足為奇了。
2多任務契約激勵機制扭曲加重國企高管的道德風險
作為系統研究管理中激勵理論第一人的巴納德（1938）認為“不恰當的激勵意味著淡化或改變組織的目的，或導致合作的失敗。因而，在所有類型的組織中，為成員提供恰當的激勵成為壓倒一切的任務，而我們所看到的管理工作的失效往往就體現在這一點上”。在國企高管的履職過程中，如果高管的努力水平能通過產出很好地映射出來，那么監管部門就可以制定一個完全的激勵契約達到雙方的帕累托最優。但國企的考核指標除了利潤指標以外，還受到諸如企業規模、維穩指標等其他考核因素顯著影響。這時，國企高管會考慮在努力工作和其他指標的完成之間進行精力分配，加之高管努力的不可驗證性，使得高管將精力集中在容易得到政績顯示的非經營指標和短期行為上。
假設5：監管部門布置兩種任務（如規模與利潤，利潤與維穩等）令e=（0，1），e為高管在履行監管部門布置任務的努力水平，兩種努力分別為e1和e2，相應的隨機回報為Si=，S，i=1，2，我們試圖論證在國企高管履行任務的努力成為高管的私人信息，監管部門無法獲知的情況下如何實施激勵的。
為防止高管只付出一種任務努力激勵約束為：
通過對激勵約束條件的分析可得出：當監管部門布置的任務是互替的，作為委托人的監管部門同時激勵兩種任務比只激勵一種任務要困難很多。如果任務是互補的，則對激勵風險規避的國企高管在兩個任務上都施加努力的激勵則變得更加困難。在這種情況下缺乏企業家精神的國企高管通過各種方式瘋狂尋租，以彌補自己的效用損失。比如瘋狂擴大企業規模、盲目并購，企圖通過擴大企業帝國來增加自己的控制權，以期獲得更多的租金。也有國企高管利用監管部門在中國社會處于經濟轉軌之際，為苛求宏觀社會政治穩定要挾監管部門，致使監管部門把企業追求經濟利益的真實目標偷換為謀求上司滿意的政治目的。這也就不難解釋為什么很多國企高管下馬的同時，所工作過的企業大多規模龐大，人員眾多了。
以使風險中性的高管獲得企業剩余收益權。但現階段通過給予國企高管股權、期權的激勵方式進展非常緩慢，而以MBO方式的管理層收購在當下容易演變為特殊利益集團鯨吞國家財產的借口和誘發因工人失業導致的社會動蕩。其中曾經取得過一些優異成績的高管通過“其他途徑”獲得收益以用來彌補自己人力資本的投入，這也就不難理解為什么一些曾經取得過輝煌業績的國企高管會最終因貪腐而落馬的原因。
3有信息的監管部門與國企高管共謀導致雙方聯合尋租
國有企業由于作為實際所有人的全體公民監管缺位，導致國資監管部門承擔起執行委托人的角色?，F階段，監管部門相對所轄國企掌握著諸如人事任命、考核評價、補貼發放、政策資金支持等諸多資源，我們這里將控制資源的監管部門設定為有信息的委托人。
上述證明顯示，在型委托人即低信息控制權的情況下：IP=，當在θ型即掌握絕對信息的委托人情況下委托人的過度消費超過正常量，qIP>q。
現實中國企高管企業家精神的發揮受制于監管部門的控制，如果監管部門同樣具有勇于改革、實施管理創新、有效激勵國企高管，那么他們的聯合就能使企業家精神在國企發展中得到充分體現。反之，監管部門出于機會主義的行為動機，濫用手中權力與代理人的偷懶行為共同作用，那么其危害性是巨大的[6]。
三、結論及政策含義
目前，針對國企高管腐敗治理機制的相關研究很多，從產權激勵制度到政策約束等各方面建議頗多。本文試圖從社會公眾關心的薪酬激勵著手，試圖在契約簽訂和執行中減少國企高管腐敗的發生。
1建立職業經理市場，減少行政任命的逆向選擇
根據激勵理論的闡述，存在信息差異，在契約簽訂時就存在逆向選擇，此論述同樣適用于職業經理人市場。但職業經理人在市場生存和發展的平臺上除了依靠薪酬激勵其對企業負責外，市場聲譽激勵機制嚴格控制著職業經理人的退出途徑，這一點與依靠行政任命的國企高管在退出路徑上存在著巨大差異，所以職業經理人市場對契約激勵出現的逆向選擇具有修復和糾偏作用。
2建立合理激勵約束機制，減少國企高管履約的道德風險
為了應對激勵不足導致的國企高管腐敗頻發，國企監管部門在激勵機制的運用上針對不同類型的風險偏好逐步從固定薪金加績效工資的年薪制逐漸向股權、期權等產權激勵方式過渡。針對國企高管在企業創新、企業文化等核心競爭力方面等無形資產的前期投入和抵御經濟危機暫時處于企業低谷等難以用數據進行量化的高管業績，監管部門要積極采用主觀評價的方式加大對國企高管的激勵程度，以免造成“該發展的不激勵，不該激勵的亂給錢”的現象[7]。
3嚴格界定行政監管與企業邊界，減少雙方的合謀
現階段囿于一些體制上的弊端，國企監管部門要充分地放“手”，而不是“緊緊握住”。讓監管部門掌握的信息與企業充分共享，并逐步減少監管部門的信息控制權，減少各自尋租的現象發生。同時加強獨立董事和外部董事的監督，減少代理成本。
國企高管的薪酬激勵問題與國企高管的腐敗是現階段中國市場經濟轉軌之際出現的典型現象，如何在有效的薪酬激勵制度下減少國企高管腐敗案件的高發，是呈現在“十八大”之后中國重啟改革的現實問題。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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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于振榮）
行為經濟學范文第4篇
阿聯酋迪拜酋長國政府于2009年11月25日宣布, 將重組其主權投資實體迪拜世界, 延期6個月償還即將到期的約40億美元的伊斯蘭債券, 并將在政府援助下進行高達590億美元的債務重組。消息一出, 宣告迪拜危機來臨。
1998年, 為了走出一條依靠非石油業的經濟發展道路, 迪拜政府開始把房地產作為支柱產業, 試圖以此帶動餐飲業、旅游業、金融業以及貿易的發展。為了促進房地產業的發展, 迪拜政府出臺了一系列優惠政策 (比如自由的經濟政策和優惠的稅率) , 由此吸引了大量外資進入房地產行業。有數據顯示, 2000年, 迪拜房地產投資總額僅為約30億美元, 到2006年6月底, 迪拜房地產投資總額已是2000年的15倍, 達到約449.5億美元, 巨幅增加的投資使迪拜房地產市場處于欣欣向榮的狀態。2004年迪拜政府舉借外債推進了3 000億美元的建設項目, 這無疑給正在發展的房地產市場又打了一劑“強心針”。在1995-2000年, 迪拜的住房樓盤數僅增長6.7%, 而2000-2005年, 迪拜的住房樓盤數從56 000個增長到79 000個, 增幅達42%。迪拜的民用房間在2000-2005年增幅達到63%, 到2005年底, 已經達到238 000套。作為迪拜政府旗下的三大房地產公司之一的Emaar房地產公司, 2005年的利潤超過了12.9億美元, 比2004年的4.6億美元增長了180%, 2005年的房地產收入達到22.8億美元, 比2004年的14.3億美元增長了59%。 (1) 2006年3月14日, 迪拜酋長國頒布《房地產法》, 允許外國人在迪拜購買永久產權物業或99年產權的物業, 并附帶阿聯酋永久居住簽證。一時間, 諸多外國商人、影視明星、投機者紛紛進入迪拜房市。好萊塢一線明星狂熱追捧在迪拜購房, 英國國家足球隊幾乎人手一套, 就連中國溫州商人也不惜斥資1億元買下一個完全人工堆砌的小島———作為阿拉伯聯合酋長國標志性建筑的人造海上別墅群。與此同時, 房價在政府不停的為房地產市場注入新的活力和信心的同時也攀升不止。2001年平均價格為966美元/平方米的迪拜別墅, 到2008年時已經達到5 856美元/平方米。即使是迪拜的普通商品房在2009年9月房價也已經達到2 991美元/平方米。迪拜最著名的“世界第一高樓”迪拜塔在2004年還沒有開建時, 就已標價6 766美元/平方米。迪拜塔的房價在2008年更是被爆炒到29 283美元/平方米。
數據顯示, 在迪拜危機的重挫之下, 到2009年5月, 迪拜房地產價格跌幅超三成, 居全球第二。2008年3月底至2009年3月底, 迪拜房價下滑幅度達32%。 (2) 過于依賴外債、過于依賴房地產和過于依賴政府投資導致經濟的“空心化”, 一旦房價下跌, 在沒有其他產業支撐的情況下, 就會即刻給迪拜經濟以致命打擊。因此, 從本質上看, 迪拜危機的本質是房地產泡沫破裂引發的債務危機。
二、房地產泡沫形成過程中的非理性行為
房地產泡沫通?？梢苑譃樗膫€階段, 即泡沫萌發階段、泡沫形成階段、泡沫膨脹階段和泡沫破裂階段?；仡櫟习莘康禺a泡沫的形成過程, 不難發現, 迪拜政府的一系列優惠措施和不當行為, 雖然在很大程度上成為導致房地產泡沫的主要因素, 但是作為購房的微觀主體, 購房者的非理性購房行為也是導致房地產泡沫形成的不可忽視的因素。從房地產泡沫形成的四個階段進行分析:
(一) 泡沫萌發階段
該階段的特點是:受利好消息影響, 房地產市場逐漸活躍, 自用購房者大量入市, 投資者及開始入市或者少部分入市, 投機者觀望, 持有入市動機, 各方需求推動房價上漲, 泡沫開始萌發。
在政府對房地產業的鼓勵政策下, 迪拜本地一部分收入較高, 且具有住房性需求的人從政府的這一政策行為中找到購房信心, 房地產市場開始逐漸活躍。此時的購房者基本上屬于自用購房者, 購房行為屬于消費性投資。而市場外的那些投資者及投機者 (3) 對市場持觀望態度。隨著房價開始逐步攀高, 更多的房地產需求者進入市場, 而房地產投資者看到房地產業的發展前景, 開始陸續的持有資金入市。到2004年, 房價翻了三番, 這些首批進入房地產市場的獲利者給其他投機者起了強烈的示范作用, 使更多處于觀望狀態的投機者進入房地產市場。自用購房者是為了生存的需要, 同時也希望房子作為固定資產能夠升值;而投資者及投機者則是完全存在僥幸心理, 希望在房價不斷上升的過程中獲利。并且由于迪拜的房地產是以高端房地產為主, 高端房地產的買者一般不為己用, 基本是用于投機。這樣, 投機者對房地產的大量巨額買賣會促進房地產市場的繁榮, 推動房地產價格的上漲, 而房地產市場泡沫也逐漸萌發。
(二) 泡沫形成階段
該階段的特點是:不斷上升的房價在利好消息的推動下有更大的上升空間, 迫使人們調整參照點適應更高的房價;自用購房者開始逐步退出市場, 投資者開始轉變為投機者, 新投機者大量進入, 投機者的處置效應使得交易量增加, 房價的不斷上漲透支了購房的實際需求, 泡沫因此而產生。
3 000億美元的建設項目的推動, 使得更多的房地產投資者、投機者加入房地產市場?？墒?004年的房價已經是1998年房價的三倍, 為什么購房者可以接受一直翻倍增長的房價呢?這要用行為經濟學中的參照點效應和適應性偏見來解釋。行為經濟學認為:在任何時候, 人們對損失和獲得的估計都不是財富的絕對變動, 而是其相對變動。在相對變動時這個用于比較的基點就是參照點。當所得財富高于參照點時, 就稱之為收益;反之低于參照點時, 就稱之為損失。而適應性偏見是指人們常常低估了自己的適應能力, 從而高估了某些事情在一段時間后對自己的影響, 而且人們對物質性的東西適應性更強, 對精神性的東西更不容易適應。假如1999年的房價為800美元/平方米, 2000年漲到900美元/平方米, 人們會對增加的100美元/平方米表現出逐漸的適應性, 把800美元/平方米的房價參照點調整為900美元/平方米;以后房價每上漲一次, 人們就進行相應的參照點調整, 不斷適應當前的房價。
房價的不斷上升誘惑了投機者的加入, 而第一批進入市場獲利的投資者也開始轉變為投機者。這些投機者不斷的買入房產, 在購房者的哄搶中將其賣出, 然后再次買入, 上漲后再次賣出, 以此獲得差價利潤。在房價不斷看漲的情況下, 持有房產的投機者為什么還要拋出?行為經濟學認為:在面對收益時, 人們采取風險規避的態度;而面對損失時, 卻采取風險偏好的態度。這是因為人們存在遞減的敏感性。這導致人們在房地產投資上出現“處置效應”, 即“贏利拋出, 虧損持有”。當房價處于上升階段時, 交易量很大, 換手率也很高, 價格就被反復拉高, 進一步加劇房地產市場的繁榮;而當房價處于下降階段時, 伴隨著房價的下降, 交易量也在不斷萎縮, 進一步加深房地產市場的蕭條。迪拜投機者的行為符合“處置效應”, 在獲得贏利時便將房產拋出。投機者之間的不斷換手促使交易量的不斷增加和房價的不斷攀升。
如果有實際需求的支持, 房價不斷的上升是合理的。購房的實際需求是自用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 它最終取決于微觀主體的收入。而房價的不斷上漲正是這些實際支付能力的釋放過程, 一旦房價超過實際支付能力, 房地產泡沫就會形成。通過觀察迪拜的人口結構就可以看出, 這個外來人口占80%的國家, 僅有25萬的當地人口不能托起巨大的房地產市場, 房地產市場的大部分份額被外來投機者所占據。泡沫就在這種超過實際需求支付能力的房價中滋生出來。
(三) 泡沫膨脹階段
該階段的特點是:大量資金流入房地產市場, 自用購房者和投資者基本退出市場, 投機者橫行市場, 投機者的“追漲殺跌”推動價格偏離房產的實際價值;而近似瘋狂的羊群效應已經傳播開, 偏離實際價值越來越遠的房價中蘊藏的泡沫正在急劇膨脹。
在迪拜本國人口的實際購買需求不足以維持房價上升時, 針對國外購房者的《房地產法》大大刺激了房市的繁榮。此時的購房者主要由投機者組成, 迪拜的購房行為已經成為了投機者的相互炒作。行為經濟學認為:人們在判斷決策時, 會走一種思維捷徑, 譬如遇到復雜而又不確定的事件時, 往往依賴于過去的經驗。在不確定的條件下, 會關注一個事物與另外一個事物的相似性, 以推斷一個事物與另外一個事物的其它相似之處, 而不考慮這個相似的原因和相似重復的概率, 也就是人們在認知過程中存在代表性啟發偏向。我們認為房地產市場中的投機者也存在代表性啟發偏向, 他們的特點是“追漲殺跌”。A投機者購買房產是因為房價在上漲, 而且他根據房價過去的連續上漲而預測以后房價會進一步上漲, B投機者購買房產是他看到周圍的人都還在買, 所以他也預期房價會繼續上漲。結果一個人的投機行為抬高了房價, 驗證了房價會上升的預期, 從而又促使別人去投機……。
由于人們對某些問題沒有充足的把握能力, 唯一可以依賴的參考點就是周圍其他人的行為, 但是其他人也持有這種心理。一旦由于某個偶然原因導致一部分人開始行動, 那么其他的人以此為依據, 也會采取跟隨的行動, 這種行為就是羊群效應。在房地產市場存在大量的羊群效應:在房地產市場逐步繁榮的時候, 每個投機者都忽視他們自己掌握的信息, 而去模仿其他人的行為, 受到其他人的了解和信息所束縛, 進而形成大家比較傾向一致的參考點。非理性的跟風行為不斷抬高價格, 從而越來越多的投機者加入到房地產市場中, 進而進一步將價格抬高, 經過多次價格抬高戰之后, 房價已經遠遠高于實際價值, 于是, 房地產市場中的泡沫被越吹越大。
(四) 泡沫破裂階段
該階段的特點是:在泡沫急速膨脹的時候, 市場開始出現前所未有的恐懼感。外部環境的微妙變化都能徹底摧毀投機者的信心, 房價一旦開始下跌, 將會引起恐慌性拋售, 價格會一路暴跌, 直到有人肯接盤為止。泡沫破裂階段的時間是最短的, 但也是最可怕的時刻。
從長期來看, 泡沫具有最終破裂的必然性。隨著泡沫的膨脹, 房價已經遠遠高于它的實際價值。此時, 房市中投機者橫行, 而自用購房者退出市場。一旦受到利空消息或是外部環境的沖擊, 房地產泡沫就會面臨膨脹破裂的危險。2008年下半年美國樓市下跌, 隨之而來的是全球經濟的衰退和房市的不景氣。而迪拜房市作為世界經濟的一部分難以獨善其身不受金融危機的影響。這時房地產市場充斥著投機者恐慌和價格下跌的預期。最初只是一部分投機者認為周圍環境的惡化會影響到迪拜, 預期迪拜房地產價格會下跌, 于是迅速賣出房產, 而羊群效應的存在又使得跟風買入的投機者作出跟風賣出房產的行為。這一決定性的行為引發了另外一些人的跟風行為, 于是投機者紛紛低價出售房產。投機者的“追漲殺跌”特征再一次得到印證。以此類推, 最后導致價格不斷下跌, 房地產泡沫最終破裂。
三、結論
傳統經濟學認為, 泡沫是理性的。因為投機作為投資的一種方式, 是根據未來的理性預期而做出的一種理性的選擇。尤其對于房地產這種巨額投資來說, 人們往往更謹慎, 所以其投機的理性應該更加明顯。
但是通過前述分析中可以看出, 人們的投資決策不是在搜集到一切可能的信息的基礎上做出的客觀決定, 而是根據周圍特定群體的情緒和行為做出的決定。迪拜以政府信用為擔保大肆舉債建設就向外界發出了政府鼓勵支持房地產業發展的信號。這在很大程度上影響房地產投資者的心理預期, 造成政府推動房價上漲的心理影響, 從而引起投機過度, 投機者心理預期房地產價格進一步上升。羊群效應的存在使得泡沫急劇膨脹, 外部環境的惡化最終引發房地產泡沫破裂。投機者的心理及羊群效應對房價的瘋狂上漲和暴跌起了很大的作用。因此, 從本質上看, 迪拜的房地產泡沫是由人們的非理性造成的。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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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經濟學范文第5篇
送禮行為群體特征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群體之間關系和群體所處地域兩方面的研究。
1. 以群體關系為基礎的研究。
中國社會是一個以民族血緣關系的宗法社會基礎上發展起來的社會。因此它是一個以群體為重要取向的社會。在中國, 正是由于這種關系的存在, 才迫使人們進行禮品往來。因此在研究中國送禮行為之前明確群體結構以及群體行為顯得尤為重要。
中國鄉土社會的基層結構是一種“差序格局” (費孝通, 1998) 。在這個格局中, “社會關系是逐漸從一個一個人推出去的, 是私人聯系的增加, 社會范圍是一根根私人聯系所構成的網絡”。“差序格局”明確了中國社會送禮習俗形成的社會結構基礎。日后許多學者對送禮行為的研究都建立此基礎上。黃光國 (2006) 運用社會學與社會心理學的交換理論勾勒出一個“闡明在大多數文化中的社會互動過程的一般模型”, 他把中國人的交換關系分為:“情感型關系”、“工具型關系”和“混合型關系”。林升梁等 (2011) 在黃光國模型的基礎上進行了細分, 把感情成分細分為親情型、友情型、愛情型, 把工具成分細分為商務型、促銷型和獎勵型。
中外對送禮行為的研究差別很大, 產生這種現象是和文化環境分不開的。中國人受儒家傳統的影響更重視家庭觀念, 而國外更崇尚個性自由, 因此外國關于群體關系對送禮行為影響的研究不多, 但也有涉及。Lowrey (2004) 等人發現關系對西方人送禮行為也有影響。Komter (2006) 探討了親屬及友誼關系在送禮行為過程中所呈現的情感成分, 認為不同層次的社會關系情感是構建送禮情緒的分析基礎。
2. 以群體所處地域為基礎的研究。有些學者從一個相對封閉的地域中對群體行為在送禮行為過程中起得作用作了研究。
閻云翔 (2000) 通過實地鄉土調查將關系網分為“核心區域”, “可靠區域”和“有效區域”, 驗證了不同區域存在不同的送禮頻率和送禮動機。蔣麗華 (2006) 在她的碩士畢業論文中對初中生的送禮行為進行了考察。引用了閻云翔對禮物的劃分標準將學生送禮分為表達性送禮與工具性送禮兩種, 并總結出學生禮物交換分為兩種:同質性禮物交換與異質性禮物交換。王 (Wang) (2001) 比較處于不同環境的中國人的送禮價值觀和送禮行為是否存在差異。研究發現, 農民工和白領階層在送禮價值觀和選擇禮物時的考慮因素等方面沒有顯著差異, 僅僅在送禮的時機等方面存在顯著差異。
這些學者們得出的結論雖然補充和完善了人類對禮物現象的解釋, 在某種程度上是對送禮行為研究的拓展, 但研究對象僅限于一個狹小的地域中, 研究結論的普適性有待進一步的考證。
二、送禮行為個體特征研究
西方研究者對消費者送禮行為的洞察依于動機理論, 并發現動機差異導致送禮行為的差異。送禮行為產生的動機也就是送禮者主觀愿望或者是對送出去的禮品有著預期的回報。
外國對送禮動機的研究從不同側面進行展開。Sherry (1983) 從送禮全過程出發構建了送禮三階段模型, 她將送禮過程劃分為構思階段, 送收階段、關系再修訂階段;從送禮動機的受益者出發Wolfinbarger (1990) 將送禮動機劃分為3種:利他型、義務型和利己型;從送禮動機的產生機理Goodwin (1990) 將送禮動機分為兩種:自發型和義務型。Belk&Coon (1993) 分別從經濟視角、互惠視角和社會交換視角提出的三個送禮交換模型, 對人們理解普遍性送禮動機具有重要意義。
中國人送禮行為研究逐漸從社會心理領域轉化到消費研究領域, 基于中國本土文化概念 (關系、人情、面子和回報) 等對送禮行為進行研究。陳 (Chars) 等人結合中國特有的儒家文化, 從多種本土化的價值觀 (如人情、禮、面子、回報以及關系) 的角度出發, 深刻的解讀了這種文化背景如何影響人們的送禮行為, 中國人通過禮物象征性地表達了其贈禮中的不同價值觀的意義。盧泰宏 (2007) 將中國人的面子消費分為個人情感型、個人功利型、社交情感型和商務功利型四種類型, 其中后兩類為企業或組織的消費行為。
三、送禮行為自我概念研究
送禮行為自我概念的研究是從送禮者自身感受出發對送禮行為產生的影響。主要體現在面子情節上。自胡先縉女士 (1944) 首次把中國人的面子觀區分為臉和面兩類。King與Myers (1977) 在分析面子時候, 在胡先縉女士面子理論的基礎上把面子細化為道德性面子及社會性或者地位性面子, 從而避免了“臉”和“面”意義上的重復或混淆。施卓敏 (2010) 等人把面子分為四個維度:道德型面子、能力型面子、經濟地位型面子和社會關系型面子, 并用數據加以分析。
楊柳 (2008) 對禮品購買情境中基于消費者自我監控的品牌選擇行為進行了研究。中國消費者的品牌選擇行為受群體的影響巨大。更關注個人消費的社會群體效應。具有很強的面子情結。劉世雄等人 (2009) 通過實證的方法對自我概念———禮品形象一致性對消費者禮品購買意愿的進行影響研究得出送禮者社會自我一致性對購買意愿的影響最為顯著以及態度這一變量在自我一致性和購買意愿的影響關系中起到了中介作用等觀點。
四、小結
送禮行為作為心理學、社會學、市場營銷等學科的交叉學科, 得到中外學者越來越多的關注, 無論在群體特征、個體特征還是在自我概念方面的研究都取得不俗的成績。需要注意的是, 在眾多研究之中, 大多是純理論的推理或問卷調查, 缺乏相對嚴謹的高水平實驗研究, 這制約了送禮行為研究的公信度, 應在以后加以完善。
摘要：自從Mauss把禮物的概念引入研究領域以來, 已有越來越多的中外學者對送禮行為產生了興趣, 并對此做了許多研究。筆者通過文獻法對目前的研究成果進行梳理, 主要從送禮行為的群體特征、個體特征、自我概念進行了評述, 試圖勾勒出送禮行為研究現狀的一個概貌。
關鍵詞：送禮行為,群體特征,個體特征,自我概念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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