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羅斯的經濟轉軌范文第1篇
經濟轉軌也叫經濟轉型, 主要是指當前的一種經濟運行的狀態轉向另一種經濟運行狀態的轉變。經濟轉軌是每個國家在經濟發展過程中都要面臨的問題, 是經濟體制不斷得到優化, 經濟結構逐漸變得科學的必經之路。在學術界已經有很多關于經濟轉軌的研究。當前普遍認可的經濟轉軌的四個方面分別是經濟體制、發展戰略、經濟增長方式、經濟結構。
我國的傳統的經濟發展狀況已經不能滿足當前經濟發展的要求。在經濟體制方面, 存在很多制約經濟發展的因素。如關于專利立法的缺失使得我國的專利不能獲得很好的保護, 導致市場經濟發展混亂, 并從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企業或個人的創新積極性。在發展戰略方面, 我國傳統的經濟發展方式只盲目地求快, 而不是求穩。盲目地追求GDP的增長使得我國的經濟結構發展出現了極大的不平衡。我國很多地區仍然以高污染、高消耗的工業生產企業為主, 企業創新能力不足, 產品附加值比較低。長期以來我國以粗放型為主的經濟增長方式, 使得我國的經濟結構相當不合理。我國依然以第一產業、第二產業的發展為主, 第三產業沒有獲得長足的發展。
然而, 當前世界經濟一體化進程逐步得到深化, 信息技術飛速發展。為了適應這種新的形勢, 我國必須要通過經濟轉軌, 改變我國落后的經濟發展形勢。首先, 應逐漸完善經濟制度, 加強立法和制度建設。如對于我國的中小企業, 國家政府需要有一定的政策支持。然后, 我國需要鼓勵企業創新, 加大創新投入, 提高企業的創新能力, 從而使得企業產品的附加值增加。此外, 我國還需要強調第三產業的重要性。如加大旅游業的發展投入, 有效地發揮我國的文明古國的優勢等。另外, 我國需要重視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以人為本, 強調人與自然的和諧發展, 放慢經濟發展速度, 注重經濟發展質量。如北京地區將GDP的增長速度放慢, 開始加強第三產業的建設。我國的經濟發展還需要充分利用各種先進的技術, 如生命科學技術、新能源技術、新材料技術、空間技術、海洋技術、環境技術和管理技術等。
經濟轉軌為我國的經濟發展帶來更多的機遇和挑戰。政府單位、金融機構等各個方面都需要及時調整自身的工作方式和發展戰略, 以適應新的經濟發展狀態。針對這些問題, 本文著重研究了在經濟轉型時期我國的金融創新。
2. 金融創新的內涵與必要性
金融創新是指金融行業為了適應不斷發展變化的經濟發展狀況, 不斷改變原有的經營方式和管理模式, 在金融工具、金融機構、金融方式、金融服務技術、金融市場組織等各個方面進行的創新。金融創新的兩種主要方式是業務創新和制度創新。業務創新是指金融機構 (銀行等) 創新的基礎。通過業務創新, 金融機構可以實現相應的金融機構職能以及市場組織方面的一系列創新等。制度創新則是指金融機構為了保證自身金融體系的安全與穩定所進行的一系列在管理制度和管理活動上的調整和改善。金融創新對我國經濟的發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2.1 經濟轉軌帶來的金融市場格局的變化
在我國經濟轉軌階段, 我國的對外開放程度逐漸加大, 外資銀行以及中外合資銀行逐漸增多。由于外資銀行具有一定的技術優勢, 我國的商業銀行的市場份額逐漸萎縮。盡管外資銀行的數量比較少, 卻對我國商業銀行的發展造成了巨大的威脅。經濟轉軌使得中國的創新能力逐漸增強, 科學技術獲得較大進步。新技術的發展帶動了人們消費方式和交易方式的變化, 如電子商務、云技術等的發展。新的交易方式對于我國的金融機構的傳統業務帶來了挑戰, 尤其是手機支付等快捷支付方式的逐漸流行, 使得銀行必須要進行相關的創新。否則, 銀行就會失去大批客戶, 從而使得自身的金融產品的市場份額逐漸縮小, 進而導致銀行利潤的下降。經濟轉軌使得我國的金融機構的經營環境逐漸發生變化, 如果銀行缺乏相應的金融創新來適應新的環境, 那么其自身的發展將與當前的市場需求脫節。
2.2 金融創新能夠為金融機構帶來更高的利潤
經濟全球化使得金融服務逐漸實現全球化發展, 如中小企業國際貿易融資的發展。金融機構進行相關的金融創新可以拓寬銀行等金融機構的業務范圍, 使得金融機構獲得利潤的渠道更多、風險更小。另外, 金融產品的創新, 特別是原創性的創新, 能夠以較快的速度占領市場, 獲得更多的用戶。金融機構的獨特創新或者組合創新使得金融行業的創新進入壁壘逐漸增高, 使得競爭對手在短時間無法模仿。這樣為金融產品占據更大的市場份額爭取時間。此外, 具有一定針對性的創新可以為用戶解除理財安全的后顧之憂, 使得金融產品更加廣泛地被應用。如支付動態密碼器、U頓的安全類金融產品的創新?？傊? 金融創新使得金融機構服務的附加值更高, 使得金融機構本身的金融市場競爭能力增強, 利潤更高。
3. 經濟轉軌時期的金融創新途徑
3.1 重視金融業的制度創新
與社會制度一樣, 金融行業的制度也是社會各個相關方面, 如銀行、證券、政府、投資者等進行博弈的結果, 是各個方面通過博弈最終達到的一個均衡狀態。在我國經濟轉軌階段, 我國金融行業的體制正在逐漸由行政金融向市場金融轉變。原有的金融制度中, 政府的行政干預比較嚴重以及大型商業銀行壟斷經濟的現狀使得我國的金融行業發展受到嚴重的限制。對此, 我們要進行相關的金融行業制度創新。社會各個方面以及金融機構等應該以相互合作的方式建立一套完善的金融制度, 使得我國的金融行業能夠逐漸實現多樣化發展, 交易成本和交易風險逐漸降低。新的金融制度應該使相關金融機構具有更大的發展自主性和更大的發展空間。只有這樣, 才能調動各個金融機構的積極性, 在制度創新基礎上實現自身業務、產品等各個方面的創新。金融業的制度創新是金融創新的基礎, 為我國的金融機構各個方面的創新提供了制度保障。
3.2 實現金融市場的結構創新
在我國的傳統的經濟發展狀態中, 我國的金融市場結構出現了嚴重的不平衡。如在金融產品開發方面, 很多大型商業銀行特別重視大型企業或大型國企使用的金融產品的創新, 而忽視針對中小企業發展類型的產品創新。在新的經濟發展態勢中, 中小企業的飛速發展為我國的經濟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近幾年來, 國家特別重視中小企業的發展, 推出了很多優惠政策來支持和鼓勵中小企業的發展。金融機構的產品開發的不平衡導致了企業失去了大量的中小企業客戶。因此, 在我國的金融創新的過程, 要特別重視金融結構創新, 打破原有的金融產品的不平衡。在進行金融產品結構優化時, 我國的商業銀行需要關注國家政策和國家經濟趨勢的變化。只有這樣, 才能使得自身的產品與時俱進, 滿足當前經濟發展中市場的需求。
3.3 強調各種金融機構自身的體制創新
金融行業的體制創新使得金融機構的發展有了更加廣闊的空間。而要實現長足的發展, 金融機構不僅需要良好的外部環境, 也需要通過自身的體制創新獲得良好的內部環境。首先, 金融機構需要采取相應的措施, 合理地處理由于各種原因導致的呆賬、死賬問題, 使得自身的經營風險降低。如國有企業借款導致的巨額呆賬等。金融機構需要在完善已經運行的四大金融資產管理公司的基礎上, 成立相關的管理部門或者委員會, 實行債轉股和股轉債的良性循環。另外, 我國需要盡快推進金融租賃、企業集團財務公司、保險公司等非銀行金融機構的發展。這些發展使得我國的金融機構的運行更加順暢, 使得金融市場逐漸多元化, 進而提高我國的金融業發展的質量。
3.4 規范金融衍生工具的品種創新
金融機構可以通過金融衍生工具的創新實現金融戰略成本的降低。然而, 我國的金融衍生工具的創新具有一定的不規范性, 這直接導致了金融市場的混亂, 增加了金融交易的風險。世界上知名商業銀行的倒閉事件多與其不規范的衍生工具使用有關, 如巴林銀行的倒閉。為此, 我國的金融機構應該規范相應的金融衍生工具的創新。首先, 金融機構在進行金融衍生工具創新時, 需要充分考慮市場的需求和國家相關法律和法規的規定。在不違反國家法律法規的情況下進行產品的創新, 這樣就避免了產品使用中的很多風險。然后, 需要加大金融衍生工具的產品開發的監管。在銀行等相關金融機構設置獨立的監督部門或者監督技術人員, 從多個方面和角度對金融衍生工具的品種創新進行監督和規范。
結束語
為了實現我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我們必須進行相應的經濟轉軌。經濟轉軌階段, 經濟制度、經濟增長方式等方面的不斷變化, 為我國的金融機構的發展帶來機遇和挑戰。金融機構為了抓住發展機遇, 需要不斷進行金融創新, 從而獲得更多的利潤, 在市場競爭中立于不敗之地。
摘要：本文在分析了經濟轉軌和金融創新的內涵及必然性的基礎上, 提出了中國經濟轉軌階段金融產品創新的途徑, 主要包括:重視金融業的制度創新, 實現金融市場的結構創新, 強調各種金融機構自身的體制創新, 規范金融衍生工具的品種創新。
關鍵詞：經濟轉軌,金融創新,創新途徑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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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羅斯的經濟轉軌范文第2篇
一、理論分析
現將政府公共資本投資納入兩部門內生經濟增長模型,分析政府公共資本投資與經濟增長的關系。
( 一) 基本假設
1. 經濟主體非閑暇時間。假設經濟主體非閑暇時間h固定不變,代表人力資本,h = uh + ( 1 -u) h。其中uh表示經濟主體參加商品生產活動的時間,( 1 - u) h代表經濟主體參加教育培訓的時間,參加教育培訓可在后期實現人力資本的積累。
2. 政府公共資本投資。政府人均公共資本支出g包括人均政府物質資本支出gk和人均政府人力資本支出gh,即g = gk+ gh。政府公共投資資金來源為部分稅收收入: g = φτy ,其中τ為常數, 代表稅率,y表示人均產出,φ為人均公共資本投資占人均稅收的比率。
假設經濟中存在物質生產部門和人力資本生產部門,物質生產部門利用人均私人物質資本k、社會人均人力資本uh和人均政府物質資本gk進行生產,并采用規模收益不變的C - D生產函數:
其中y1表示人均產出,A表示?？怂怪行约夹g進步參數,α、β、1 - α - β表示人均私人物質資本、人均人力資本和人均政府物質資本的邊際生產率。人力資本在進行生產時會產生益于其他生產者的溢出效應,存在顯著外部性,用η度量人均人力資本的外部效應。因此,消費者的資源約束方程為:
假設教育部門以人均民間人力資本 ( 1 - u) h和人均政府人力資本gh為生產要素,產品為社會人力資本,采用規模收益不變的C - D生產函數:
其中κ表示人均民間人力資本邊際生產率,1 - κ表示人均政府資本邊際生產率。
( 二) 內生增長模型
假設在封閉式魯濱遜經濟中存在無限期的N個家庭,若不考慮人口增長,每個家庭均為同質且理性的經濟主體,效用函數為固定跨時替代彈性系數的形式,每個家庭部門所代表的消費者面臨的優化問題是選擇消費c最大化自己的效用U,則:
其中效用函數:σ > 0 且σ≠1 ,式中c表示人均消費,ρ > 0表示貼現率, 為保證經濟穩態增長率為正,且經濟主體效用有界,需要對貼現率施加限制條件: ( 1 - σ) A < ρ A ; σ > 0表示邊際效用替代彈性,1/σ表示消費跨時替代彈性,為常數。
當經濟體滿足效用最大化時,一階最優化條件為:
其中λ1和λ2為漢密爾頓乘子,代表影子價格,λ1表示物質資本積累的邊際效用,λ2表示人力資本積累的邊際效用,對應的歐拉方程:
橫截性條件為:表示當物質資本的邊際效用大于零時,增加物質資本投入經濟主體效用增加,經濟主體會持續增加物質資本的投入以增加自身效用,直至物質資本存量為零; 當人力資本的邊際效用大于零時,增加人力資本投入經濟主體效用增加,經濟主體會持續增加人力資本的投入以增加自身效用,直至人力資本為零。由式 ( 5) 知λ1= c- σ,將式 ( 7) 變形:
將式 ( 9) 帶入式 ( 2) 得:
當經濟實現平衡增長時,經濟系統中的消費、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以固定不變的比率增長,設則等式 ( 10) 右邊為常數,則和為常數,對 ( 10) 式關于時間t求導,得:
式 ( 11) 表明當經濟實現平衡增長時,人均產出、人均消費和人均物質資本都以固定不變的增長率θ 增長。對式 ( 9) 兩邊關于時間t求導, 帶入 ( 11) 式得經濟平衡增長率表達式:
其中代表人均人力資本增長率,表示人均政府物質資本增長率。由式 ( 12) 可知, 經濟的平衡增長率由人均人力資本增長率和人均政府物質資本增長率共同決定。人力資本增長率對經濟增長率的影響系數為:表明人力資本對經濟增長有正向推動作用。當私人物質資本邊際產出率α固定不變時,人力資本的外部效應η越大; 人力資本的邊際產出β越大時,人力資本對經濟增長的影響越大。政府物質資本對經濟增長的影響系數為:表明政府物質資本對經濟增長有正向推動作用。當私人物質資本邊際產出率α固定不變時,政府物質資本的邊際生產率1 - α - β越大,政府物質資本對經濟增長的影響越大。
二、實證分析
由上述分析可知政府公共投資對經濟增長有正向推動作用,有利于維持經濟的可持續內生增長。根據我國經濟發展實踐,現以我國1953 2013年的年度相關數據為樣本,構建向量誤差修正模型,對上述理論分析進行實證檢驗。
( 一) 模型設定
傳統經濟理論將勞動增長率和技術進步視為外生變量,內生經濟增長理論則將上述兩個變量內生化; 同時,將傳統意義上的投資進行了拓展, 認為投資是可以帶來產出的所有支出,其中包括提高勞動力素質的投資部分和益于科技進步的投資部分。為了全面捕捉到政府公共資本投資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更加直觀的觀測政府公共投資對社會經濟發展的作用,本文從我國公共資本投資領域角度出發,依據內生經濟增長理論,按照投資功能,將公共投資分解為三部分: 公共物質資本投資、公共人力資本投資和公共科技資本投資,目的在于客觀揭示不同職能的公共投資對社會經濟發展的貢獻程度。
根據研究目標,計量模型變量包括公共物質資本投資Inv、公共人力資本投資Edu、公共科技資本投 資Res和經濟總 產出Y , 則yt= ( Yt,Invt,Edut,Rest) ' 。如果各變量之間存在協積關系,可構建向量自回歸模型:
式 ( 13) 可用來反映經濟增長Yt與政府公共投資Invt、Edut、Rest之間的長期均衡關系,其中p表示滯后階數,Ai表示系數矩陣,i = 1,2,…,p ,ut 表示經典誤差項,E( μt) = 0 ,var( ( μt) = σ2, cov( ui,uj) = 0 ,t = 1,2,…,T。根據格蘭杰表示法定理 ( Granger Representation Theorem) ,向量自回歸模型可表達為向量誤差修正模型,形式如下:
令x = ( Δyt -1,Δyt -2,…,Δyt - p +1) ,式 ( 14) 可變形為:
式 ( 15) 表示向量誤差修正模型,此模型將表示長期均衡關系的yt -1作為自變量引入模型,描述短期變量波動向均衡狀態的調節過程,同時將表示自變量短期波動影響的x = ( Δyt -1,Δyt -2,…, yt - p +1) 引入模型,描述因變量對自變量短期波動的反應。其中Δ表示差分算子,ΠYt -1表示誤差修正項,Π = A1+ A2+ … + Ap- I ,表示誤差修正向量, 衡量當變量偏離長期均衡狀態時的修復速度,B表示短期參數矩陣,衡量變量短期波動的影響,以此分析政府公共投資Invt、Edut、Rest短期波動對經濟總產出的影響。
( 二) 指標與數據選取
公共物質資本投資Inv指以自然壟斷性行業、國家機關以及社會團體等為代表的公共部門的物質投資,受數據獲取限制,可以政府預算內固定資產投資來近似代替。公共人力資本投資Edu ,勞動者的勞動素質是人力資本的關鍵因素,勞動素質外部體現在勞動者自身知識和專業技能上,而教育和培訓投資則是提高勞動素質的途徑,本文以我國財政內教育支出代表政府人力資本投資規模。由于我國缺少R&D支出數據,公共科技資本投資Res用與之相關的我國財政在科學研究方面的投資來代替,產出變量采用我國國家統計局公布的同期國內生產總值及基于GDP平減指數修訂后數據來度量。本文所有數據均來自有關各期的《中國統計年鑒》《中國財政年鑒》 《中國金融年鑒》以及我國財政部財政數據網站。對于無法直接在年鑒和官方網站上獲取的數據,為確保研究數據的客觀性與完整性,本文根據經驗事實,借鑒已有研究方法,對數據進行必要的修正處理。
( 三) 單位根檢驗
對總產出Y、公共物質資本投資Inv、公共人力資本投資Edu、公共科技資本投資Res樣本數據取對數,并進行平穩性檢驗。通過各變量時間趨勢圖 ( 圖1) 可以看出我國總產出一直呈現平穩上升趨勢,物質資本投資、人力資本投資以及科技資本投資基本是一條波折上升的曲線; 在1995年以后, 三類資本投資呈現穩定增長趨勢,其中政府公共物質投資波動較為明顯; 在1960 - 1970年之間波動最為劇烈,1998年后呈現平穩上升趨勢; 公共教育投資上升平穩,在2011年呈現快速增長趨勢; 公共科技投資1953年至1960年增速最快,之后呈現平穩增長趨勢。另外,通過趨勢圖可以看出歷年各經濟變量有常數項。由于各經濟變量帶有時間趨勢特征,可以考慮帶常數項與時間趨勢項的單位根檢驗。
由于單位根DF檢驗使用一階自回歸檢驗,嚴格要求擾動項為獨立白噪聲序列。如果擾動項自相關,則需要引入更高階的滯后項來控制,即單位根ADF檢驗。為了使研究更有一般性,本文選擇ADF單位根檢驗。首先確定最大滯后階數,按照Phillips的建議,最大滯后階數pmax= int [4. ( T /100) ^( 2 /9)], 其中T為樣本數,故本文檢驗的最大滯后階數pmax = int [4. ( 61 /100) ^( 2 /9)]= 3 ,在1 - 3階滯后項中分別回歸檢驗方程,根據赤池信息準則確定各變量的滯后階數。檢驗結果如表1所示。由于各變量的ADF統計量為左邊單側檢驗,檢驗統計量均大于95% 的臨界值, - 1. 929 > - 3. 493, - 0. 393 > - 3. 493, - 0. 512 > - 3. 493, - 1. 802 > - 3. 493, 因此無法在5% 的置信水平上拒絕存在單位根的原假設,即可以認 為總產出ln Y ,物質資本 投資ln Inv ,人力資本投資ln Edu,科技資本投資lnRes表示的時間序列存在單位根,均為非平穩時間序列。
對于非平穩時間序列,中心極限定理不再適用,最小二乘估計為一致有偏估計量。如果各變量的時間序列經過d次差分后均變為平穩序列,則認為序列之間存在長期均衡關系,可以接受存在協積關系的原假設。對模型中各變量進行一階差分, 從差分后的序列趨勢圖 ( 圖2) 可以看出,一階差分后各變量既無常數項,也無明顯的時間趨勢項。因此在對一階差分序列進行單位根檢驗時,考慮方程中沒有常數項的檢驗。另外,各變量之間的升降性具有一定的聯動關系,變量總產出ln GDP , 物質資本投資ln Inv ,人力資本投資ln Edu ,科技資本投資lnRes很可能存在長期均衡關系,即協積關系。
對各變量的一階差分進行單位根檢驗,檢驗結果如表2所示。各變量的ADF統計量均小于5% 的臨界值:- 3. 702 < - 2. 925, - 3. 994 < 2. 925, - 2. 932 < - 2. 925, - 3. 264 <- 2. 925,可以在5% 的置信水平上拒絕存在單位根的原假設, 即可以認為總產出ln GDP ,公共物質資本投資ln Inv ,公共人力資本投資ln Edu ,公共科技資本投資lnRes經過一階差分后為平穩時間序列,為I ( 1) 過程。
( 四) 協積檢驗
單位根檢驗是用來檢驗單個變量時間序列的平穩性,而協積檢驗則是用來檢驗一組非平穩變量組合之間的穩定性。如果存在協積關系,則意味著變量組中各變量之間存在長期均衡關系。對變量組做包含常數項與時間趨勢項的Johansen協積秩檢驗 ( trace statistic) ( 結果如表3所示) ,結果表明當原假設為協積方程個數最多為0時,Johansen秩檢驗統計量結果顯示61. 231 > 54. 64,可以在5% 的置信水平上拒絕協積方程是0個的原假設,認為變量組存在協積關系; 當原假設為最多存在一個協 積方程時,秩檢驗統 計量結果 顯示24. 9396 < 34. 55,無法在5% 的置信水平上拒絕協積方程最多為1的原假設 ( 表中打星號者) ,認為變量組最多存在一個協積關系,即最多存在一個線性無關的協積向量,消除原非平穩序列的隨機趨勢項。根據秩檢驗,可以認為總產出ln GDP , 物質資本投資ln Inv ,人力資本投資ln Edu ,科技資本投資lnRes之間存在一個協積關系,變量之間存在長期均衡關系。
注:*表示在 5% 的水平上顯著。
在確定總產出ln Y、物質資本投資ln Inv、人力資本投資ln Edu ,以及科技資本投資lnRes之間的協積關系之后,建立向量誤差修正模型。根據表4協積方程所代表的長期均衡關系估計結果信息, 可將總產出、公共物質資本投資、公共人力資本投資、公共科技資本投資關系函數式寫為:
式 ( 16) 下方括號內代表的是t統計量檢驗結果,結果表明各變量在5% 的顯著水平上均有統計顯著性。從估計結果可以看出經濟增長與公共物質資本投資、人力資本投資和科技資本投資之間存在一個長期均衡關系。從估算結果看我國公共 物質資本投資、公共人力資本投資和公共科技資本投資對長期總產出具有正影響,其中公共科技資本投資 的長期影 響力度最 大,影響系數 為0. 339,且具有統計顯著性,這表明我國政府公共科技投資對經濟的長期增長更為重要。此外,可以看出我國公共物質資本投資對長期經濟增長有顯著正效應,公共人力資本投資也是經濟長期增長的動力機制。公共投資對科研教育等領域提供的資金支持,有助于經濟發展的內生要素發展與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對經濟長期增長產生了顯著積極效應。所以,公共資本投資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長期均衡關系,驗證了理論分析的結論。
根據向量誤差修正模型估計結果,可以得到如下向量誤差修正模型:
式 ( 17) 給出了總產出與公共物質資本投資、公共人力資本投資與公共科技資本投資的短期波動關系,模型估計結果顯示公共物質資本投資可促進短期經濟增長,而公共人力資本投資與公共科技資本投資不利于短期經濟增長,這表明公共人力資本投資和公共科技資本投資對經濟推動作用存在滯后性。綜合不同職能的公共投資對經濟增長短期影響程度來看,公共物質資本投資對短期經濟的作用更直接,也更顯著,具有良好的短期逆周期調節效果,且公共物質資本投資的短期正效應大于其它兩類投資的短期負效應,公共資本投資的短期凈效應大于零。
政府公共投資通過政府直接參與市場經濟而彌補市場失靈,以及提供有效的公共物品供給而實現優化社會資源配置的目的,它是社會經濟發展的解釋變量。我國經濟轉型期的財政政策與計劃經濟條件下的“國家財政”、市場經濟條件下的 “公共財政”有顯著不同。在計劃經濟條件下,政府擁有社會經濟的所有資源,財政政策是國家滿足自身職能,配置社會資源的一種手段。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為滿足公共服務需求,彌補市場失靈, 政府以提供社會公共產品為手段而發揮財政政策對社會資源的引導作用。目前,我國處于經濟轉軌期,財政模式留有計劃模式的影子,各地對國家財政存在不同程度的路徑依賴,致使創立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公共財政制度受到制約。
近年來我國為了實現經濟快速增長,而不斷調整財政政策。由于公共投資支出以政府主導型的經濟建設投資為主,而以提供公共服務產品為主的投資相對滯后,致使公共投資支出結構出現不平衡。因此,在經濟轉軌期需要合理調控政府公共投資結構,加強人力資本和科技領域的資金供給,加大短期經濟效應不顯著,但對經濟發展內生要素起關鍵作用領域的投資,發揮政府主導的投資拉動和優化分配的職能,以便減少未來經濟發展的復雜程度,降低財政轉型的難度。
( 五) 穩健性檢驗
檢驗向量誤差修正模型的穩定性 ( 特征值檢驗結果如表5所示,單位根結果如圖3所示) 結果顯示,除了VECM模型本身所假設的單位根之外, 伴隨矩陣的所有特征值均落在單位圓之內,這個VECM是穩定的。
三、結論
在一個兩部門內生經濟增長模型下,本文分析了政府公共投資與經濟增長的關系,實證檢驗了公共物質資本投資、人力資本投資和科技資本投資對我國宏觀經濟的影響,以識別公共投資不同結構成分對長期經濟增長的貢獻以及短期效應, 主要結論如下:
1. 在私人物質資本邊際產出率不變的條件下, 人力資本投資與政府物質資本投資共同決定了經濟增長率。人力資本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程度取決于人力資本的外部效應與人力資本的邊際產出率的大小,政府物質資本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程度,取決于政府物質資本的邊際生產率。
2. 就我國經濟發展的具體實踐而言,經濟增長與公共物質資本投資、人力資本投資、科技資本投資之間存在長期均衡關系。其中,公共物質資本投資對經濟長期增長貢獻顯著且短期經濟效果明顯,政府公共人力資本投資和政府科技投資對經濟長期總產出也存在顯著正影響,但作用效果存在滯后性,不適于短期經濟調控。
俄羅斯的經濟轉軌范文第3篇
1 對商業經濟發展的影響
1.1 對資源配置和利益調節方式的影響
資源配置是指采用什么樣的方式和手段將社會生產和人民生活所需要的各種資源配置到社會生產和生活的各個環節、各個方面和各個領域中去。隨著所有制實現形式的多樣化, 原有那種資源全部由計劃配置, 個人和群體在資源配置面前完全處于被動局面的現象正在發生改變。各個不同的利益群體都在充分發揮自己在國家中的地位和作用, 來影響公共資源的配置。但總的說來, 社會的強勢群體和中層群體在新一輪的資源配置中始終占居優勢地位。這部分群體會利用自己手中的權力和相對強大的商業經濟資本來影響或操縱公共政策的制定, 使公共政策的制定與廢止朝著與己有利的方向發展, 從而獲得更多的社會資源來鞏固自己的強勢地位;其他利益群體雖然也會通過各種各樣的方式來影響資源配置, 使社會資源向著有利于自己群體利益的方向流動, 但是相對于強勢群體而言, 這部分群體所獲得的各種資源依然有限。所謂利益調節方式, 是指采用什么樣的方式來調節人們之間的利益關系, 以減少各利益群體之間的利益矛盾與摩擦。
在商業經濟轉軌條件下, 與生產資料所有制形式緊密結合的各利益群體以自然人或法人的名義擁有對生產資料或財富具體、清晰的所有、占有、支配和使用的權力。這種產權關系支配著生產資料所有者對財產的使用、收益和轉讓。自然人或法人在市場機制的調節下自由地進行商品交換活動, 其地位在商業經濟、法律上是平等的, 不受什么計劃、職權或地位的直接影響。在這種商業經濟體制下, 與地位和權力相聯系的利益調節方式被以人們擁有生產要素多少、能力大小和貢獻多少的利益調節方式所取代。各種產品與勞務只有在市場上遵循價值規律、實行等價交換才能真正實現自己的價值, 并為自己帶來相應的收益。所以不同利益群體會最大程度地利用個人或群體的力量去爭取更多的生產要素, 提高自己適應激烈市場競爭的能力, 以獲得更多的社會資源和利益。但在一定的歷史時期, 相對于人們的需求而言, 資源總是相對稀缺的、有限的, 而利益群體又是有強有弱的, 不同利益群體獲得社會資源與生產要素的能力與機會各不相同, 這就導致了不同群體之間會因為所獲得利益的多寡而產生形式多樣的利益沖突與利益矛盾。這就需要國家和政府在市場自發調節利益關系的基礎上, 采取一定的方針、政策和措施來彌補與規范市場自發調節利益的不足與缺陷, 以化解利益沖突和消除利益摩擦, 使各利益群體能夠和平共處、協調發展, 向著共同富裕的目標邁進。
1.2 對收入分配的影響
對利益的追求是人們參加社會實踐活動并推動社會前進的動力。從某種意義上來講, 任何社會變革歸根到底都是為了重新調節和整合人們的利益關系, 以促進生產的發展、社會進步, 滿足人們的多樣需求。在計劃經濟時期, 農民參加生產勞動來爭取工分, 憑借工分從人民公社的統一調配中獲得相應的生活來源;城市居民依賴單位的人事和勞動兩大部門確立的級別工資生活。個人或群體幾乎對自己的收入起不到任何影響作用, 平均分配現象普遍, 居民收入差別極其微小。而隨著所有制實現形式的多樣化以及人們收入的多元化, 利益分化隨之出現, 不同利益群體獲得社會資源的能力不同, 收入差距不可避免地產生了。調查表明, 當前人們對收入差距擴大的不滿不是集中在差距擴大的結果上, 而是在過程上。如人們普遍對憑借知識、技術、能力而獲得高收入的個人或群體是比較認同、比較贊許的, 但對那些憑借權勢和一些非法手段獲得的高收入卻是不能接受的。
一般說來, 不同的個人或群體對利益分化所帶來的收入差距所感受到的不公平感或相對剝奪感是不一樣的, 強勢群體或中上收入群體對社會發展的認同感比較高, 而處于社會底層的弱勢群體所體會的社會不公平感要相對強烈一些。這樣不同的個人或群體就會根據自己對現存利益關系、分配方式和利益格局的肯定或否定的判斷, 而采取各種各樣的正當的或不正當、合法的或不合法的手段對當前的收入分配方式和利益格局施加影響, 從而使這一分配方式和利益格局經常處于動態的、不斷變化的過程中。
2 現有利益格局對我國社會穩定的影響
2.1 對社會穩定的積極影響
當前, 我國多元利益格局和利益群體對我國社會穩定的積極影響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 促進“大社會、小政府”格局的形成。多元利益群體的出現使得整個社會被組織起來, 有利于形成強大的社會力量。利益群體不同的利益選擇必然要求變革制度來重構各利益群體的利益關系, 要求政府對原來國家管理機制賴以存在的社會環境進行調整與改造, 國家大大縮小了對社會的控制力, 推動了社會力量的形成。社會力量的強大可以減少國家對社會的控制力, 使社會從傳統的超強
Forum學術論壇
國家控制下解放出來, 這樣政府就能把更多的精力集中在宏觀調控和微觀規制上, 凡是通過市場機制能夠解決的事情, 就讓市場自行解決, 政府不再介入, 從而形成“大社會、小政府”的國家與社會的均衡格局。目前我國已經出現了由企業、組織、社會團體或個人聯合起來, 通過有組織的、理性的方式和政府對話、溝通的事例。目前, 我國有28萬個社會組織, 已經初步形成了有一定影響的社會力量。這些社會組織既有商業經濟性的, 也有政治性的, 還有民間自發組織的等。這些組織承擔了原來政府承擔的一些管理社會的職能, 它們通過制定各種規則、章程等動員、組織其成員在遵紀守法的基礎上參與社會活動, 發揮社會動員、利益整合、利益表達、凝聚社會共識等作用, 是國家與社會交互作用的中介。
(2) 形成維持社會穩定的主要力量。就群體而言, 隨著群體內部利益一致性的增強, 各群體在政治上開始通過結盟以形成更強大的政治力量來維護和實現共同的利益。政治精英、知識精英和商業經濟精英的聯盟已經成為推動商業經濟發展和維護社會經濟、政治、文化穩定的主要力量。開發西部、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進行技術創新、構建和諧社會等都是在政治、經濟、知識精英們的合力推動下進行的。
2.2 多元利益格局對社會穩定的負面效應
利益差距的擴大加劇了利益群體的分化與對立, 適當的利益分化有利于和諧社會的建立, 但如果利益分化過度的話, 則會對社會穩定帶來很多負面影響。
(1) 動搖社會穩定的合法性基礎, 導致政府功能的畸變。在利益多元化的時代, 政府及其工作人員已經成為特殊的利益主體, 它在承擔著實現公共利益的責任的同時也有自己特殊的利益追求, 在行使權力時個別部門、地方政府、官員的行為出現經濟化、企業化、市場化的趨勢, 在社會經濟生活中越來越變得“與民爭利”、“奪民之利”, 它們往往會出臺有利于自己利益實現的政策法規而使民眾利益受損, 結果導致了政府功能的畸變。這主要表現在:某些政府機構直接參與市場、參與商業經濟活動, 出現了政府機關辦企業, 政府機關動用行政和司法力量介入招商引資活動等不正?，F象, 有的甚至層層下達商業經濟增長的指標, 將GDP的增長速度作為衡量政府官員政績的主要標準。個別地方政府在追求地方利益的過程中, 當中央政策法規不利于地方利益實現時往往選擇抵制、變通中央的政令, 為了一個地方的局部利益而置全民利益于不顧, 從而使地方政府整合社會的功能發生畸變。與此同時, 一些本應該由政府承擔的功能政府卻沒有承擔, 政府機構的公共性明顯異化了。政府把促進商業經濟增長作為主要工作來抓, 在投入公共產品的時候, 側重對營利性的商業經濟類基礎設施的投入, 而對社會保障、義務教育、公共衛生等社會類公共產品的投入卻明顯不足。
(2) 加大政府決策的難度, 影響政府決策實行。不同利益群體基于所處地位和利益取向的不同, 他們的需求重點和層次是不一樣的。強勢群體要求的是與其日益增長的財富和貢獻相當的政治權利和社會地位, 以使強者更強;弱勢群體渴望的則是公平分配社會財富和平等分享權力, 不能讓弱者更弱。面對當前利益分化差距明顯、利益需求多樣的特點, 政府必須充分了解各利益群體的利益要求, 并在整體層次上對不同利益要求進行整合與協調, 從而制定體現各群體普遍利益要求的方針、政策。這樣, 建立在廣泛的利益基礎上的方針、政策才能獲得各利益群體大力的、普遍的支持。但是由于政治體制改革的滯后, 導致利益表達機制與渠道還存在很多不完善的地方。這就導致政府在實際的決策中, 往往因為沒能夠掌握充分而全面的信息, 而不能夠根據群體利益需求多樣化、多層次化的特點進行決策, 只能采取“一刀切”的簡單方式來解決利益群體的需求與矛盾, 這就使一些政策無法得到有效的貫徹落實, 使決策目標難以實現。如在國有企業改革過程中, 不少地區把中小企業賣給個人作為中小企業轉制的主要方法, 導致國有資產的大量流失。在企業拍賣和重組的過程中, 對職工的安置簡單化問題也十分突出, 一些地方在安置職工時主要采取買斷職工工齡的方法, 使得許多工人在下崗后利益受損, 生活困難, 許多人到政府門口靜坐乃至圍攻政府。這些都有違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和改革開放的初衷。
3 結語
改革開放以來, 中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社會進入了一個重要的商業經濟轉軌時期, 社會結構也發生了巨大的變遷, 即由總體性社會向分化型社會轉型。新的利益群體出現, 利益要求多樣。伴隨著商業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入, 社會的利益關系產生了巨大的變化, 傳統的利益群體和利益格局逐漸分化, 新的利益群體逐漸形成, 出現了利益格局的多元化。本文主要從商業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兩個方面研究了多元利益格局對我國社會發展的影響。為以后能在這一社會高速發展時期調整好各利益群體之間的利益關系, 保證公共利益的公平實現提供了研究基礎。
摘要：改革開放以來, 中國社會進入了一個重要的商業經濟轉軌時期, 社會結構也發生了巨大的變遷, 新的利益群體出現, 利益要求多樣。伴隨著商業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入, 傳統的利益群體和利益格局逐漸分化, 新的利益群體逐漸形成, 出現了利益格局的多元化?；诖? 本文分析了多元利益格局對中國商業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的影響。
關鍵詞：商業經濟轉軌,利益格局,利益分化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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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羅斯的經濟轉軌范文第4篇
本文將重點圍繞以下幾個方面論述我國改革進程中計劃經濟體制和市場經濟體制的沖突,具體包括價格監管體制、投資管理體制、勞動力市場體制、貨幣金融體制。
1.1 價格監管體制方面的沖突
經過30 多年的價格體制改革,商品的價格形成己經基本上由市場供求力量決定, 作為物價主管部門的國家物價局被并入國家發展改革委, 主要負責價格監管和反壟斷等職能。 雖然如此,現實中物價管理體制仍然與價格監管體制存在沖突,物價管理體制的諸多特征仍然得到了保留。
1.2 投資管理體制方面的沖突
改革開放之后,國家對原有的投資體制進行了一系列改革,初步形成了投資主體多元化、 資金來源多渠道、 投資方式多樣化、項目建設市場化的新格局。 但是,在此同時,仍然能夠找到傳統計劃體制遺留的痕跡,投資體制改革的路徑依賴非常明顯。 而從我國投資體制的實際運行來看, 國家對重大項目沒有明晰的界定,導致了政府邊界的不確定,并且,這種根據項目大小,而不是根據是否具有市場競爭性確定的審批范圍, 與市場經濟體系的原則相悖。
1.3 勞動力市場體制方面的沖突
市場經濟體制下的勞動力可以自由遷徙和流動, 勞動力主體將根據成本和收益權衡作出各項決策。 然而,經過30 多年的勞動力市場培育和發展, 計劃體制下就業和工資制度仍然在很多領域存在,與市場經濟體制下的勞動力運行機制存在沖突。 在舊體制與新體制的沖突過程中,逐步形成了各種行政性分割,包括區域分割、城鄉分割、行業分割以及企業內部分割的勞動力體制。
1.4 貨幣金融體制方面的沖突
貨幣金融制度是市場經濟運行的基礎構件, 貨幣政策是宏觀經濟調控最重要的工具, 而金融體系對于實體經濟的發展具有重要的資金融通功能。 改革開放之后,我國也逐步建立起了現代貨幣金融體系的框架,但是,計劃體制下金融運行的核心特征仍然沒有改變,貸款指標控制等行政手段有著路徑依賴,在市場經濟體制實施多年后,這種手段仍會不時出現等。 從總量上看,當前貨幣當局給商業銀行的新增貸款額度仍然是通過下達指標來實現的,而對于貸款投向,貨幣當局和銀行業主管部門往往會根據政策需要對商業銀行下達指令,實施差別化貸款政策。
2路徑依賴:中國市場經濟制度異化的內部原因
市場經濟體制改革以來,中國的改革大體選擇了行政分權、經濟體制改革、全面改革的漸進性的改革軌跡。 應當說,改革的思路是正確的,但由于長期的指令性計劃經濟,使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思想很難為人們所接受, 加之人們對市場經濟存在敵視態度,多數人對市場經濟的運作機制缺乏了解。
權力的過分集中,損害了地方政府、“生產單位”和勞動者個人的積極性,這是當時出現種種弊病的根源。 中央計劃的約束力弱成為一種傳統, 以致中國行政社會主義經濟中的許多經濟定額, 包括上級主管機關對企業保證的條件和企業對上級主管機關承諾的責任,以及在上下級政府之間相互承擔的義務,都要通過討價還價的談判來確定。
經濟體制全面改革過程中的權力性依賴使得國家和國有部門在經濟生活中扮演了過多、過重的角色,嚴重影響中國市場經濟制度的根植,主要表現為以下三個方面:
(1)權力過多干預市場產生一系列社會問題。。 權力對經濟的干預增加了企業的交易成本,打破了市場公平競爭秩序,降低了資源配置效率。
(2)權力過大產生了貧富分化的問題。 權力干預經濟,產生了不勞而獲的利益集團, 降低了正常經濟生產活動的積極性。
(3)政治改革、法治建設緩慢,市場缺少必要的制度支撐。 另外,立法過程也不夠公開,沒有時間給利害相關者表達自己的意見,法律信息不夠透明。
3外部原因:非正式制度與市場經濟制度的不協調
正式制度的不斷完善, 可以推動市場經濟秩序逐漸趨向于有利的方向異化, 而同時非正式制度對市場經濟秩序型構的阻滯作用卻往往變得愈發顯著。 近年來,在市場經濟體制逐步替代計劃經濟體制的同時,非正式制度領域也發生了諸多重要改變,然而,正式制度變遷在政府主導下完成,而非正式制度變遷則需要較長時間,兩者的變遷速度并不具備協調性。
(1)關系文化對市場經濟秩序的制約。 中國社會正處在雙轉軌的關鍵時期,在這個階段,人與人之間的各種關系、各種人情、各種權力和社會地位,以及各種職業的特征,都會成為人們交換的稀缺資源。 在我國進行市場經濟改革的過程中,相當存在的隱性的和傳統的因素, 會對建立市場經濟秩序產生非常大的負面作用。 所以我們應充分重視這些因素,并根據具體的情況與特點對其進行積極的干預。
俄羅斯的經濟轉軌范文第5篇
關鍵詞：經濟轉軌,女性就業,社會保障
1 中國女性就業與社會保障現狀
1.1 中國女性就業現狀
與世界各國相比, 我國女性勞動參與率較高, 工資收入與男性的差距也小于世界水平。男性在1980年、1995年和2000年比世界平均水平高4個、4.1個和4.1個百分點, 而女性則高出18.1個、20.3個和19.3個百分點。根據國家統計資料表明女職工就業比重自改革初期1978年的32.9%上升到2000年的38%。然而在經濟轉軌的過程中, 將會有較高比例女性勞動和女職工進入失業隊伍。
1.2 中國女性社會保障現狀
在社會保障方面, 國家已做出了很大努力, 把婦女可以和男子有相同就業機會, 分享經濟資源和社會發展成果作為首要目標。例如:中國正多渠道開發就業崗位, 維護了婦女以生存發展的基礎。而且, 政府還實施了農村土地承包法, 讓婦女在農村不受歧視, 開展了“雙學雙比活動”讓婦女發揮振興經濟的作用。
經濟的轉軌, 使中國女性開始接受市場經濟的考驗, 尤其是對農村中的女性沖擊力更大, 許多農村男子開始走進城市務工, 這樣女性顯然就要從事更多的家務了;對城鎮就業女性來講, 其就業狀況雖然比農村好, 但是, 就業形式不容樂觀, 自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 我國企業招工時就實行的是:“面向社會, 公開招收、全面考核、擇優錄用”的競爭模式, 而且隨著市場經濟的快速發展, 女性就業問題呈現于我們眼前:女大學生同樣受到排斥, 據《人民日報》報道:在大學畢業生就業過程中, 一些用人單位拒收女生的現象越來越突出了, 許多企業都表示:“對適合男、女的工作崗位更愿意招男性”。由此可見 :我國女性勞動力供過于求的矛盾非常之非常;而且這種階段就業只是初步矛盾的顯現。當經濟轉軌的深入, 當勞動政策的放寬, 女職工就立刻成為剩余勞動力, 全國總工會的調查結果則更讓人觸目驚心:在1230個公有制 的92萬職工中, 女職工占37%, 失業和下崗女工為2.3萬, 占失業和下崗女工的60%, 是男工失業和下崗的1.5倍;而且在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的過程中, 市場調節正逐步取代行政調節, 男女工資收入開始不斷接近各自市場價值, 男女工資收入差距越來越大, 這些都是經濟轉軌調節女性就業過程中產生的負面影響。
2 經濟轉軌中影響女性就業與社會保障現狀的因素
通常地, 事件的發生有它自身的因素和外部環境的影響, 形成經濟轉軌中女性就業的社會因素有以下幾個方面:1.我國人口多且基數大, 經濟水平不高, 從而決定了在近期內沒有足夠的就業崗位。 2.矛盾的釋放——我國在計劃經濟時代吃“大鍋飯”現象嚴重, 三個人的活五個人干。而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入, 企業由面向政府轉而面向市場, 為了生存和發展, 必須提高勞動生產率, 于是企業要裁員, 而這其中也包括了減少招聘新人。 3.我國產業結構調整和轉換經營機制, 必須把長久以來影響其健康、持續、穩定發展的部門壓縮, 于是引起企業許多員工喪失就業機會。4.與我國企業生產水平提高有關, 我國改革開放以來的歷程也是生產科學水平提高的歷程, 因此企業要減員, 必定會減少相應的就業機會。 5.與我國投資重點產業和對勞動力的需求有關, 我國投資的重點行業如能源、交通、通訊等行業都是用人少的行業。6 .性別隔離形成全社會女性就業歧視使女性就業數量和層次上都受到不公平的待遇。大多數人認為:男性在身體上比女性強, 在心理上比女性表現得堅強, 而且大眾傳媒也通過書籍、報刊、網絡、電視等, 以暴露或隱晦的方式等在大量的復制著男女角色:“女主內, 男主外”于是潛移默化的“培養”了代代人對女性的“刻板成見”認為女性就是比不上男性。7.加入WTO后, 必然要進一步擴大對外開放接受與國際市場接軌甚至融合的游戲規則, 于是競爭的范圍進一步擴大, 企業相應地調整產業結構和政策, 就出現了“不規則”的就業現象, 即就業于非正規部門的勞動者將大多是女性。
3 女性就業與社會保障存在的問題
我國就業供給需求矛盾十分突出, 不僅有結構失衡問題, 更嚴重的是就業總量失衡;不僅局部地區就業矛盾嚴重, 而且全國就業矛盾尖銳;不僅有新老勞動力、不同文化程度、不同年齡人群的就業競爭, 而且有城鄉之間的競爭。根據全國勞動力市場調查 :2001年大學本科與?？萍案咧形幕那舐毦蜆I比為:71%-73%;35 -44歲求職者未就業者有37%;45歲求職者未找到工作的比例是46%;可見我國的就業矛盾問題驚人。眾所周知:結構調整不是免費的午餐, 是一個創造性與破壞性并存的過程, 更有必要付出相當大的代價, 自1996年以來中國經濟市場格局出現供大于求, 生產能力嚴重過剩, 與此同時, 在中國加入WTO的步伐及對外開放市場的推動下, 大幅度降低關稅的出臺, 以及全球經濟一體化的程度愈來愈深化, 全球生產能力過剩引起的通貨緊縮問題, 使中國正在經歷前無古人的大規模結構調整階段, 于是失業人數不斷上升。毫不夸張的說, 在中國勞動力供給遠大于需求的情況下, 勞動力市場愈來愈靈活, 勞動力流動越來越大, 就業競爭愈來愈烈, 女性首當其中是弱勢群體, 應引起全社會普遍關注。中國女性就業與失業問題具有多種綜合癥:首先在傳統正規部門和局部地區 (東北) 出現轉軌經濟國家突發性“轉軌失業”, 即失業率上升, 新貧困人口增加。其次, 城鎮勞動力市場已具有發達市場經濟國家高失業率特征, 所不同的是:并不是由于保障福利水平太高而是勞動力供給能力太大, 女性失業嚴重, 且保障水平低下所造成的。再者, 在農村地區具有眾多發展中國家嚴重就業不足的過高比例的農村剩余勞動力, 所不同的是長期以來限制和歧視農村勞動力向城市和發達地區轉移, 尤其是婦女出現“大裁員時代”。最后無論是城鎮還是農村實際失業人數特別是女性規模巨大, 失業率約為7%-8%且迅速上升, 可以說就業與保障對中國女性來說有無比重大的意義。
4 提高女性就業機會和社會保障的措施
針對我國失業問題的嚴重性, 尤其是女性失業問題的突顯, 我們必須有清醒的認識:失業是發達商品經濟的產物, 也是必要的合理的。失業能夠在社會生產過程中起到對社會勞動力供求的調節作用, 當務之急我們要做的是改善我國女性就業的現狀, 讓女性在社會生活中的作用得以發揮。
(1) 強化我國企業的民主管理與監督, 采取合理有效措施, 深化改革, 讓企業充滿生機, 扭虧為盈, 創造更多的就業崗位。政府應努力采取措施增加新的就業渠道, 大力發展各種職業介紹機構, 開發新的經濟增長點, 甚至政府可以舉辦公共工程建設, 暫緩就業壓力。
(2) 大力發展第三產業。我國是發展中國家, 第三產業的發展潛力相當巨大, 據統計, 94年第三產業就業人數在全國就業人數中我國僅為23%。而美國、日本、德國分別是72%, 62.7%, 59.4%。
(3) 以各種方式讓女性就業, 如兼職, 鐘點工, 非全日制等方式。加大宣傳力度, 轉變勞動者就業觀念, 使中國女性明白一切要從實際出發, 不能對就業值期望過高, 不能不切實際地希望擁有高報酬且輕松的工作崗位, 要增強就業、擇業的競爭意識, 要對下崗和失業者進行勞動關系清償。
(4) 積極開展就業與再就業工程, 充分利用我國勞動力成本低的優勢, 促進高附加值的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 增加就業崗位, 進一步落實就業優惠政策。對自某職業者應給予支持, 進一步發展勞動力市場, 完善就業服務體系, 發展公共就業機構, 加強職業指導, 形成多層次的就業服務網, 積極鼓勵農村勞動力返鄉就業和返廠創業雙向流動創業機制, 發展鄉鎮勞動創業機構, 逐步將勞動保障工作的范圍延伸到全國。
(5) 加強就業培訓, 針對我國女性普遍技能不高的實情, 全面開展預備培訓計劃, 對未能升學的初高中畢業生等新生勞動力在就業前普遍進行1年左右的職業教育和培訓, 延遲新生勞動力就業年齡, 提高就業能力。
(6) 完善養老保險、失業保險、醫療保險、工傷保險和生育保險等制度, 實現社會保險金社會化發放。進一步深化企業內部分配制度, 建立現代企業工資分配制, 增強工資分配透明度, 加強對企業收入分配的管理, 規范收入分配秩序。
(7) 呼喚全社會大力重視女性就業問題, “女性是一支偉大的人力資源”, 她們理應成為發展先進生產力的參與者與受益者, 這是時代發展的必然趨勢, 在這個過程中, 要堅持兩個基本原則:①在就業過程中堅持貫徹男女平等, 反對性別歧視。②發展的原則, 用發展的眼光解決發展中的問題, 保障勞動權益。
(8) 大力發展私營企業。近年, 95%的工作崗位都是私營企業提供的, 因此預見會有廣闊的發展空間創造更多的就業崗位。
(9) 對女性加強社會保障, 但是不能改變就業初衷, 不能讓女性45歲就離職, 否則沒人愿意在一個39歲的女性身上投資, 應修訂女性退休年齡條例, 保證其與男性同工同齡。
(10) 鼓勵一部分女性參與勞動力市場的高端競爭, 打破女性之適合做傳統服務性工作的定位, 舉辦經營型、管理型人才的培訓, 且培訓要有針對性、實用性和有效性。加強對女性的就業培訓力度, 著力提高女性的就業技能, 努力提高培訓后的就業率。鼓勵女性創業, 在創業過程中要堅定信念, 創業并不是只有男性才可以的, 創業意識的增強, 有利于女性獲得更好的發展空間。
5 結語
建國以來, 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 我國婦女維權工作已經提上議事日程, 其標志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婦女權益保障法》及95《綱要》的實施, 使女性保障工作有了更明確的法律依據。新形勢下女性權益維護, 一定要求真務實, 盡可能使女性就業問題向良性方向發展。
今天, 面對新世紀, 新規劃, 新挑戰, 一定要一手抓“就業”, 一手抓“維權”, 讓女性就業中出現的失業問題發揮他的積極性作業, 加強競爭意識, 讓社會資源分配更加合理。以女性“八大”所倡導的創業, 創新精神, 為女性的生存發展及不懈努力再譜新篇。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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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羅斯的經濟轉軌范文第6篇
[摘要]二元經濟的實質是農村傳統部門和城市現代部門之間制度結構的差異。受漸進體制改革方式的影響,中國的二元經濟是一種呈現雙二元結構形態的轉型二元經濟,并且在體制轉軌的前后存在兩種類型,即體制轉軌前期的計劃主導型雙二元經濟結構以及體制轉軌中后期的市場主導型雙二元經濟結構。文章最后構建了一個將經濟結構轉換和體制變遷相結合的分析框架,對中國二元經濟結構的演變和轉換趨勢進行了較深刻的理論分析。
[關鍵詞]漸進體制改革;二元經濟;轉換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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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ogressive System Reform and Dynamic Transformation of Dual Economy Structure
Zhang Weikun
(International Trade Department, Taizhou University, Linhai, Zhejiang 317000)
Key words: progressive system reform; dual economy; transforming trend
[作者簡介]章偉坤(1973-),男,浙江淳安人,臺州學院國際經濟與貿易系主任,講師,研究方向:國際貿易理論與政策、區域經濟學。
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中國存在著典型的二元經濟結構特征。促使二元經濟結構的快速轉化,早日實現工業化和現代化,一直是炎黃子孫矢志不渝的奮斗目標。然而,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二元經濟結構轉換遲緩,二元結構反差不但沒有縮小,反而呈回歸擴大趨勢,它導致了中國現階段許多重要經濟問題產生且難以解決,日益成為影響中國經濟發展的一個“瓶頸性”障礙(高帆,2005)。新世紀,中國共產黨站在科學發展觀的高度,提出統籌城鄉發展、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戰略目標,并第一次明確提出要建立有利于逐步改變城鄉二元經濟結構的體制。反映了中國共產黨在改革和發展上的全新思路。要徹底打破城鄉二元經濟結構體制,加快二元經濟結構的轉換,就必須正確理解二元經濟的實質和內涵,弄清中國二元經濟結構轉化的特殊性,并認真總結新中國成立以來在二元經濟結構轉換方面的經驗教訓。本文試圖從中國經濟體制變遷的角度對以上問題予以理論上的解釋和創新。
一、對二元經濟模型實質的再認識
自1954年經濟學家劉易斯教授在其著名論文《勞動力無限供給條件下的經濟發展》中提出“二元結構”模型以來,關于二元經濟模型實質和適用性的討論就沒有間斷過。在劉易斯的二元經濟模型中,他假定存在兩個性質截然不同的經濟部門:一個是以傳統方法進行生產,勞動生產率低,收入也低的農村傳統部門;另一個是以現代方法進行生產,勞動生產率高,工資水平亦高的城市現代工業部門(譚崇臺,2001)。很顯然,古典二元經濟模型的含義中隱含了兩個劃分標準:一個是強調產業部門生產技術水平高低的“技術”標準;另一個是強調部門之間的制度結構差異的“制度”標準。那么到底按照哪個標準呢?進一步的討論我們會發現,由于分工和社會化程度的差異,任何國家的生產力水平不可能是一律的,而發展中國家的生產力水平的多層次性和不均衡性更為突出,所以僅依據生產技術水平的高低來劃分二元經濟就缺乏統一性和可比性,說明不了問題的實質。那么考察部門之間的制度結構差異又如何呢?按照制度經濟學的解釋,作為經濟體制層面的經濟運行機制是由一系列制度安排構成的,有確定的內涵,部門之間的制度結構差異集中體現在經濟運行機制差異或資源配置制度差異上(王樹春,2002)。因此,筆者認為,以部門之間的制度結構差異為標準來劃分二元經濟更準確、更具可比性,也更能反映問題的實質。事實上,這也符合新近興起的新興古典經濟學以及演化經濟學的觀點。
根據上述結論,我們可以將二元經濟的實質理解為農村傳統部門和城市現代部門之間經濟運行機制的差異。按此標準,若以資源配置是否以市場機制起基礎作用為標準,我們可以將整個經濟劃分為以市場機制為資源配置基礎的部門和以非市場機制為資源配置基礎的部門。從整個經濟看,若前一部門占據主導地位,我們可以將這種二元經濟結構形態稱為市場主導型二元經濟結構。同理,若以資源配置是否以計劃機制為基礎,我們可以得到計劃主導型的二元經濟結構形態或行政主導型的二元經濟結構形態。這樣的劃分具有合理性和重要意義。首先,這種劃分標準統一明確,具有可比性,它保持了與劉易斯等人劃分標準的延續性和同一性。其次,這種劃分包括了世界上所有國家不論其實行何種社會制度業已存在的二元經濟結構類型,因此具有完整性。再次,這種劃分事實上將經濟體制與二元經濟結構聯系起來了,有利于建立轉軌國家的二元經濟結構轉換分析框架。最后,這種劃分并不忽視生產技術水平這一標準的重要性。按照歷史唯物主義原理,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生產關系對生產力具有反作用。一定的生產關系總是通過社會經濟運行和經濟發展過程來體現的,這個過程中形成的社會經濟關系的性質將在很大程度上制約著生產技術發展的方向,因為這種經濟關系本身包含了生產技術的甄別機制和技術創新機制。因此,沒有好的經濟運行機制就沒有好的技術進步機制?？梢哉f,社會經濟關系在一定程度上決定著一種生產方式中生產力發展的動因和限度?？傊?作為二元經濟劃分的技術水平是一個不應忽視的方面,但是與制度層面的經濟運行機制相比則只能是一個次要的因素(羅衛東,1998)。
二、中國二元經濟結構的特殊內涵
作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中國具有典型的二元經濟結構特征。與其他發展中國家一樣,中國在現代化進程中要完成二元經濟向一元現代經濟的轉變。與此同時,中國還是一個典型的體制轉軌國家,在現代化進程中首先要完成從傳統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轉變。因此,中國二元經濟結構轉換將受到雙重體制的約束。以制度變遷為特征的市場化和以經濟結構特別是產業結構變化為特征的工業化將共同影響著中國二元經濟結構的轉換進程(張桂文,2001)。
由于我國采取漸進式的改革方式,市場化具有明顯的階段性特征,有學者將其過程描述為如圖-1所示的簡單路徑(呂煒,2005)。
圖-1體制轉軌路徑
從圖-1可以看出,轉軌前期和轉軌中后期的國民經濟中部門之間的經濟運行機制是有較明顯差異的。另外,從二元經濟結構的轉化目標來看,體制市場化的不斷深入與其是一致的,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近似地把二元經濟結構的形態變化看作是經濟體制轉軌的動態函數。若以Et表示過渡期某一時點例如t時的二元經濟結構形態,以Jt表示相應時點的經濟體制結構,那么就有等式Et=E(Jt)成立(樊綱,2000)。
顯然,二元經濟結構形態E是會隨著J的變化而作出邊際調整。但根據體制轉軌的階段性特征和二元經濟結構轉化的實際,可以近似認為t在某一取值范圍內J值近似相等即經濟運行機制未發生質的改變,因而二元經濟結構形態特征相似。這種相似性可用市場化程度、各部門的經濟行為方式以及農業剩余勞動力的轉移特點等來表征。
根據前面關于二元經濟模型劃分標準的分析結論,中國在改革開放以前,應該是一種典型的計劃或行政主導的二元經濟結構。改革開放以后,隨著中國由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轉變,這種計劃主導型的二元經濟結構在邏輯上也應該向市場主導型的二元經濟結構形態轉變。但根據分析,受中國漸進改革方式的影響,二元經濟結構形態E是會隨著體制轉軌變量J的變化而作出邊際調整,并且在一定的階段內表現出比較穩定的形態特征即產生過渡形態,所以中國在經濟結構上與一般意義上的發展中國家相比有著本質的不同,它不是古典二元經濟結構,而是一種雙二元結構即由兩個二元結構交織而成的形態結構(陳宗勝,2005)。同時,筆者認為,這種雙二元結構在體制轉軌的前后期有著較顯著的結構差異,即存在以下兩種類型。
1.與轉軌前期相對應的計劃主導型雙二元經濟結構。第一重二元經濟的一元是城市非農業經濟,另一元是農村經濟包括鄉村農業和非農業;第二重二元經濟是鄉村內部的農業與非農業經濟。前者為大二元,后者為小二元(如圖-2所示)。
圖-2計劃主導型雙二元經濟結構
2.與轉軌中后期相對應的市場主導型雙二元經濟結構。第一重二元經濟的一元是城市非農業和鄉村非農業,另一元是鄉村農業;第二重二元經濟是鄉村非農業與鄉村農業。前者為大二元,后者為小二元(如圖-3所示)。
圖-3市場主導型雙二元經濟結構]
上述大小雙二元經濟結構的一個共同點是把農村非農產業作為一種特殊經濟形態加以獨立認定,較符合中國過渡期的實際,而且大小雙二元經濟結構中的大小二重之間的邏輯聯系緊密,比較符合古典二元經濟結構的本來涵義。
三、漸進體制改革與二元經濟結構的動態轉換
由前述分析可知,過渡期中國二元經濟結構存在兩種過渡形式,它們分別適宜于體制轉軌初期和體制轉軌中后期的情況,至于它們的形成和演化以及各自內部要素之間的關系并未給予理論描述。接下來,本文在中國二元經濟結構演化的歷史邏輯基礎上,從體制變遷的角度對上述問題予以理論闡釋。
(一)雙重體制背景下的二元經濟結構轉換模型
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一個重要特點是實行雙軌過渡。這就意味著,改革過程中不是立即取消舊體制,而是在暫不觸動舊體制的情況下,先發展“新體制”,然后隨著經濟結構的改變逐步改革舊體制。這種漸進改革方式必然導致改革初期“雙重體制”并存的格局。就二元經濟結構轉換而言,新體制因素的引入、成長與拓展必然導致計劃主導型二元經濟結構的分化與轉化。從二元經濟結構轉化的趨勢或最終目標看,若把市場經濟成分即新體制成分的擴張當作二元經濟結構轉化的主要內容考慮,那么按照前面的分析邏輯,這種經濟體制的雙軌過渡意味著二元經濟結構的邊際調整,這種量的變化隨著改革的推延必然引起二元經濟結構質的轉變。
為了更好地描述新經濟成分的調整對二元經濟結構轉換的影響,這里用“技術水平”和“市場化水平”兩個指標來描述漸進改革過程中國民經濟結構的變化。事實上,前者屬于生產力范疇,后者屬于生產關系范疇,兩者的結合能說明改革帶來的生產方式變化。經濟學家杰佛遜和羅斯集(1994)在研究中國轉軌經濟問題時,曾經驗觀察到中國的生產企業具有多種類型,并且它們在技術裝備水平、成本結構以及政府控制程度等方面有著較明顯的差異。如果用坐標(T,I)表示每類企業的技術水平(T)和制度約束或政府控制的程度(I),并且假定數字越小越理想的話,那么依據杰佛遜和羅斯集的判斷,各種不同的企業類型將形成如表-1所示的排序(張軍,1997)。
表-1企業的技術水平與制度約束的排序
資料來源:杰佛遜和羅斯集(1994),轉引自張軍《“雙軌制”
經濟學:中國的經濟改革(1978—1992)》,上海三聯書店、上海
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39至242頁。
結合杰佛遜和羅斯集的研究,這里把轉軌初期的國民經濟結構近似用圖-4來描述。
圖-4雙重體制背景下的經濟結構格局與轉換趨勢
如圖-4所示,用橫軸代表市場化程度,用縱軸代表技術水平,甲、乙兩條虛線將整個坐標平面分成Ⅰ、Ⅱ、Ⅲ、Ⅳ四個部分,它們各自代表具有不同市場化程度和技術水平屬性的經濟成分或部門。根據轉軌初期的實際情況,用Ⅰ(市場化程度低、技術水平低)近似代表自給性很強的傳統農業部門;用Ⅱ(市場化程度較高、技術水平低)近似代表以鄉鎮企業為主的農村工業部門;用Ⅲ(市場化程度低、技術水平較高)近似代表以國有企業為主的城市經濟部門;用Ⅳ(市場化程度較高、技術水平較高)近似代表現代經濟部門,它預示著其他三個部門的發展轉化方向(如圖-4中箭頭所示),當時最合乎標準的就是三資企業。另外,虛線甲的下半區包括Ⅰ和Ⅱ大致屬農村經濟系統,而上半區包括Ⅲ和Ⅳ大致屬城市經濟系統;虛線乙的左半區包括Ⅰ和Ⅲ大致屬舊體制經濟成分,而虛線的右半區包括Ⅱ和Ⅳ大致屬新體制經濟成分?；谏鲜龇治?從圖-4中可以明顯看出,當時占國民經濟比重較大的Ⅱ和Ⅲ兩種經濟成分在技術和制度上是明顯錯位的并且各自屬于不同的區域經濟系統。由于經濟成分Ⅳ占國民經濟的比重很小,上述特征意味著國民經濟中存在著經濟技術二元結構與體制二元結構的交錯或錯位,可以說這是轉軌初期中國二元經濟的最大特殊性。受這種特殊性的影響,中國二元經濟結構呈現一種大、小雙二元經濟結構形態(見圖-2)。其中第一重大二元經濟的一元是以Ⅲ為主的城市非農業經濟,另一元是農村經濟包括鄉村農業Ⅰ和非農業Ⅱ;第二重小二元經濟是鄉村經濟系統內部的農業Ⅰ與非農業經濟Ⅱ。從中國轉軌初期經濟體制改革的實際看,小二元經濟主要以市場機制為主導,農村工業化與市場化緊密結合,鄉鎮企業和小城鎮是吸納農業部門剩余勞動力的主渠道。因此,農村經濟系統中以農業部門與農村工業部門組成的小二元是最接近劉易斯意義上的二元經濟結構,相對大二元經濟縮小城鄉差距所發揮的作用而言,它也是一種最有效的二元經濟。在大二元經濟中,由于國有企業很大程度上還是計劃化運作,而且城市經濟與農村經濟之間的經濟流程和經濟秩序主要還是通過計劃制度下的一套行政管理辦法來建立的,所以從整體上看,轉軌初期這種雙二元經濟結構還是一種計劃主導型的雙二元經濟結構(陸立軍、盛世豪,1996)。但是,這種雙二元經濟結構形態是不穩定的,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建立和完善,特別是國有企業改革的不斷成功推進,這種雙二元經濟結構必然會發生轉化。
(二)市場化改革深入與市場主導型雙二元經濟結構的形成轉換
黨的十四大對中國經濟改革目標的確定和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的《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目標模式框架的描述,標志著中國改革進入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全面轉軌的新階段,同時也意味著進入了經濟市場化迅速展開的階段。在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中國的新經濟體制成分即市場經濟成分獲得了快速的成長與拓展。這主要來自兩個方面的力量:一方面來自于非國有制經濟的迅猛發展;另一方面來自于作為經濟體制改革的中心環節即國有企業改革的成功推進,導致國有經濟的大發展。尤其是后者改革的成功很大程度上促進了一個產權多元化的市場經濟微觀基礎的形成,進一步完善了市場經濟的功能(劉偉、李紹榮,2005)。
上述國有經濟和非國有經濟的發展變革正是中國所有制變化的集中反映。而所有制作為經濟運行機制的基礎,它的根本變化必然引起資源配置方式、宏觀調控機制等體制方面的深刻變化。據中國經濟改革研究基金會國民經濟研究所發布的《中國市場化指數》報告(樊綱、王小魯,2001、2003、2004),中國的市場化程度當前已達到68.1%。早在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中國的市場化程度就已經完成了60%的市場經濟臨界水平,可以說中國已經屬于發展中的市場經濟國家。①2002年,中共十六大報告正式確認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已初步建立,改革進入了市場經濟體制的完善階段。就中國二元經濟結構而言,由于國有計劃經濟成分很大程度上已轉化為現代市場經濟成分,即圖-4中的Ⅲ已轉化為Ⅳ,所以轉軌初期那種經濟技術二元結構與體制二元結構的錯位特征已基本消亡,原計劃主導型的雙二元經濟結構轉化為另一種形式的市場主導型的雙二元經濟結構如圖-3所示。其中,第一重大二元經濟的一元是具有相同經濟運行機制的城市非農業和鄉村非農業部門,另一元是鄉村農業部門;第二重小二元經濟仍是農村經濟系統內部的鄉村非農業與鄉村農業。受20世紀90年代國有企業改革和產業結構升級等因素的影響,第一重大二元經濟正面臨著嚴重的“托達羅失業”問題,盡快形成城鄉二元工業的合理分工,理順雙二元經濟之間的關系已是當務之急。由于新體制因素的成長所帶來的城鄉體制和政策的松動,這時農業剩余勞動力的轉移方式由以前的就地轉移為主轉向了就地轉移和異地轉移的并駕齊驅,但是這種異地轉移方式很不充分,僅限于勞動力在城鄉兩地的往返流動,并沒有形成劉易斯意義上的勞動力轉移。這種勞動力轉移方式的變化,一方面表明了經濟體制市場化深入對二元經濟結構轉化的積極影響;另一方面也說明阻礙中國鄉城勞動力轉移的舊制度障礙仍然存在。正如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指出的那樣,雖然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已初步建立,但“生產力發展仍面臨諸多體制性障礙”,舊體制的核心部位要實現向新體制的轉軌依然面臨著十分艱巨的任務。②這里的“諸多體制性障礙”主要指傳統計劃經濟體制中改革滯后的部分,如城鄉體制分割、金融體制和產權制度改革的滯后、宏觀領域改革和政府職能轉變滯后等等。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筆者認為,農村經濟系統中仍存在由農村非農產業與傳統農業組成的小二元,在吸納農業剩余勞動力和反哺農業等方面它仍然具有城市非農產業不可替代的作用,特別是對中國人多地少的突出國情來說。因此,筆者認為,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的雙二元經濟結構已經是一種市場主導型的雙二元經濟結構,并且在一個成熟、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未建立起來之前,它將一直存在。
四、結論:改革、發展與二元經濟結構轉換
1.二元經濟反差的實質是兩部門制度結構的差異。具體說,是支配兩部門經濟行為主體的經濟運行機制的差異。按此邏輯,我們把以市場機制作為資源配置基礎的二元經濟結構稱為市場主導型二元經濟結構;同理,把以計劃機制作為資源配置基礎的二元經濟結構稱為計劃主導型二元經濟結構。作這樣的理解,我們可以將二元結構轉換與經濟體制變遷結合起來進行分析,這有助于認識和分析中國的二元經濟問題。
2.中國二元經濟不同于古典劉易斯二元經濟,而是一種轉型二元經濟。它一方面具有古典二元經濟的一般特征,另一方面又具有中國二元經濟的特殊性。這種特殊性最主要體現為:中國二元經濟結構轉換是在經濟體制轉變或經濟轉型的大背景下進行的。因此,中國二元經濟的發展轉化過程中必然呈現出一種“雙重演化”的特征,即一重是二元經濟結構的演化轉變,另一重是經濟體制的演化轉變。這一特征決定了中國二元經濟的發展轉化是工業化與市場化兩方面相互制約、共同作用的過程。傳統計劃經濟體制的改革起點和中國漸進式改革方式的選擇決定了上述二元結構和經濟體制的“雙重演化”必然是從原計劃主導性的二元經濟結構中的“二元兩極分化”開始的,并且是在市場和政府的雙向推動下進行非均衡轉化。這與劉易斯模式不同,它可能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中國二元經濟結構轉換的路徑和今后應建立什么樣的有利于逐步改變城鄉二元經濟結構的體制。
3.改革的政治經濟學表明,為了正確處理改革、發展和穩定三者之間的關系而采取的先易后難、邊際推進的漸進體制改革,對中國二元經濟的發展具有深刻的影響。一方面,新體制因素的引入、成長和拓展導致中國二元經濟結構形態由原來的計劃主導型二元經濟結構轉向轉軌初期的計劃主導型的雙二元經濟結構,再轉向轉軌中后期的市場主導型雙二元經濟結構。同時,在轉換過程中逐漸形成了工業化和市場化緊密結合、相互推動的二元經濟發展道路。另一方面,漸進體制改革本身會影響二元經濟結構的轉換進程。我國二元經濟發展中的結構轉換和體制轉換并行的“雙重演化”特征與“二元繁衍”特征都與漸進體制改革方式的選擇息息相關,它們在一定程度上延緩了二元經濟結構的轉換進程。認識到這一點很重要,有利于我們正確看待目前二元結構轉換的形勢,從而制定相應的方針政策。
注釋:
①張曉晶《中國離目標市場還有多遠?》,http://www.neri.org.cn/h_fenxi_b/2004/200403.pdf。
②高尚全《完善市場經濟體制需注重制度建設和創新》,載于《人民日報》2003年10月24日第9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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