區域合作公共管理論文范文第1篇
關鍵詞：區域公共管理;區域經濟合作;問題及原因;管理措施
隨著現代經濟的不斷發展，區域經濟發展不均衡成為制約我國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因此，加快我國區域經濟的均衡發展，對促進我國經濟發展具有重要的作用。但是，在競爭日益激烈的背景下，受利益的驅使，使得區域內地方政府各自為政、公共管理工作效率低下等，阻礙了我國區域經濟的深入融合發展。因此，如何從公共管理的角度，通過在政策和制度方面進行調整，以此促進區域經濟合作成為本文探討的重點。
一、區域公共管理與區域經濟合作發展的內涵
所謂的區域經濟合作，是指為了實現經濟發展，多個區域通過合作來組成一個共同體。從當前來看，我國區域經濟在發展上不平衡的現象越來越嚴重，以至于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國家經濟的發展速度，因此，對區域經濟加強合作意義重大。而區域經濟合作作為一種必然趨勢，對于經濟實現可持續發展起到了助推作用。另外，區域公共管理指的是為了更好解決經濟、政治以及其他領域中多面或一面的公共問題并獲得共同利益，區域內的多元主體使用調節、協商等方式來對縱向層級與橫向部分之間重疊交叉關系實施的管理。如今，在經濟一體化日益突出的大形勢下，區域經濟合作必然要得到加強，不過區域不同，其文化、經濟與政治都存在各自的特點，因此在發展區域經濟合作活動時，把區域公共管理納入進來作用重大，可以說是區域經濟發展的有效保障。所以，只有把區域公共管理工作實施好、執行好，各區域之間的利益才能有效獲得，進而確保各區域經濟實現共同的發展。
二、區域經濟合作中存在的問題
(一)地方保護主義盛行
隨著改革開放政策的實施，中央政府對地方實施了一系列讓利放權的舉措。在此情況下，地方政府具備了較強的自主性。在自主地位日益提高的基礎上，經濟發展上的積極性也被充分調動起來。不過我們也要看到另外一面，那就是為了最大程度發展本地區經濟以及增加地方收入，對于跨地域流動的生產要素，地方政府通過設置障礙來分割市場，于是地方保護主義逐漸盛行。從實際工作中也可以看到，一些地方政府出于保護地方經濟發展、獲得短期利益的目的，任意借助行政權力來設置不正當的質檢標準、銷售標準，還通過立法發文的形式抬高當地市場門檻，對外地商品實施歧視和封鎖政策。由此可見，我國地方保護主義內容越來越多樣化，程度越來越嚴重化。特別是從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開始，隨著經濟發展速度日益加快，原材料出現了供不應求的態勢，于是引發了全國范圍的原材料大戰，包括煙葉、棉花、糧食、羊毛等在內。此后，在黨召開十四大以后，開始逐步確立了市場經濟改革目標模式，各地方在改革開放政策的指導下爭相建成了經濟開發區，并借助優惠政策的實行來吸引外資目光，甚至是一再降低成本、市場門檻和利潤空間，因此政策大戰又被打響。大多數地方政府為了最大程度地招商引資，以遠遠低于成本價格的土地對其進行優惠，并且稅收也打破了國家規定的最低標準?，F如今，在一些地區，甚至對地方保護已經上升到制度層面，借助明文條款來加大行政收費并提高質量技術標準和市場準入標準，通過雙重稅收標準的設置來限制異地商品，從而實現對當地經濟利益進行保護的目的。這樣一來，市場被分割，地區與全國市場之間的交流不能順利開展，區域范圍內的資源得不到有效配置，就使得整個區域甚至是國家經濟、競爭秩序規范性被破壞掉，市場經濟的發展走向惡化，區域間的合作受到限制，長期如此，必然會給地方經濟的發展帶來不利影響。
(二)產業趨同現象嚴重
區域合作下要求各個地區結合自身的資源稟賦和經濟發展狀況，通過合理的分工與合作，不斷整合區域資源，實現該區域內資源的有效配置，以此形成區域優勢。但是，從我國整體來看，在區域經濟合作中表現比較突出的有長三角、珠三角、京津冀、成渝經濟區等，我國區域經濟發展中區域之間的分工與合作還不是很到位，產業結構趨同的問題還很嚴重。如一些地方政府為了追求局部利益和短期利益，往往會引入以下科技含量低、投資見效快和規模小的項目，以此造成區域產業水平不高，不能合理地實現規模經濟發展，造成社會資源浪費。
(三)行政區經濟
我國區域經濟的運行具有非常濃厚的地方政府行為色彩，即地方經濟發展趨勢與政府的工作重點有很大的關系。而造成這個問題的最為根本原因是我國行政區經濟。在計劃經濟體制下，我國逐步形成了以“條條”為主的區域經濟管理模式。在各地方，“小而全”的地方工業體系逐步興起，并呈現出獨立和分散化的布局。此后，隨著我國改革開放的推進，地方政府開始成為利益主體。地方政府為提高財政收入和凸顯政績，開始積極發展經濟，但其地區本位意識也逐步增強。由此，使得很多地方政府往往只關注局部利益，而忽視了區域利益。權力對微觀市場過分干預、金融本地化等問題，更是為行政區經濟的形成奠定了基礎。
三、區域經濟合作問題產生的原因
(一)區域公共管理制度缺失
制度是工作的依據和標準，沒有制度就沒有工作的思路和方向。對于目前區域經濟合作存在的地方主義、行政區經濟等問題，其關鍵還是在于政治公共管理制度的缺失。首先，由于不同區域在管理理念和方式上不同，導致區域公共管理很容易產生沖突，進而對不同區域的利益造成沖擊，很難達成平衡。其次，我國典型的行政區經濟使得地方政府為了短期利益和政績產生短視行為，不利于區域經濟的協調發展。區域經濟發展的核心是對該區域內的各種資源稟賦進行調整，從不同的區域進行分工合作，這種分工和合作在短期內會給地方經濟帶來一定的沖擊，同時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的效應通常周期比較長，而對于一些在短期內為了撈取政績的官員存在很大的不利。由此，進一步完善區域經濟合作公共管理機制建設，成為當前破解問題的重要方式。
(二)缺乏完善的法保障
行政區經濟嚴重制約著我國區域經濟合作的深入發展，一方面，過多的地方政府法規干預給區域經濟合作帶來嚴重的阻礙;另一方面，宏觀層面的法律體系缺失，特別是制約地方保護主義和打破區域市場分割問題方面的法律還幾乎是空白。而正是這種缺失，導致在區域發展中重復建設、資源配置率低等問題嚴重。
四、加強區域公共管理的措施
針對上述的問題，筆者認為還是要從優化區域公共管理入手，通過完善區域經濟合作制度，同時加強區域合作法律體系建設，這樣才能更好地消除地方保護主義，避免產業趨同等問題。
(一)完善區域經濟合作與協調制度
制度是根本，也是依據。區域經濟合作發展的好壞關鍵還是在于是否有好的制度對區域利益進行協調。因此，一方面，各地方政府要轉變區域合作意識，樹立合作共贏和可持續發展的思維理念，這樣才能為區域經濟合作打下基礎;另一方面，加強區域合作協調機制建設。首先，確立區域合作共同目標機制。所謂的區域合作目標機制，就是讓區域經濟參加者根據共同的動因，制定共同的發展目標。而實現區域合作目標，其關鍵在于制度安排。因此，各地方政府要為區域合作市場制度提供制度基礎和框架，以此彌補市場缺失和失靈帶來的問題。同時，地方政府還應該針對區域合作的共同目標為市場提供公共服務和物品，以此促進區域內各個要素之間的流動，促進產業集聚和升級。其次，構建區域市場合作機制。構建區域市場合作機制，就是為了打破傳統的地方行政性壟斷和地區封鎖，并沖突傳統的區域內外分割，實現區域內的合理分工，促進市場的協調發展，并最終形成統一的區域市場。因此，區域內的各個地方政府要結合區域市場化的具體情況，制定共同有效的市場交易規則。同時，針對市場外部性出現的問題，要制定輔助的規范性法律促使，從而保障區域內的正常交易秩序。
(二)完善區域經濟合作法律體系
區域公共管理工作的開展，必須要通過法律作為其基本的保障，從而營造良好的外部環境。通過法律可對傳統的地方保護主義進行約束，繼而更好地規范區域內的市場行為和秩序。同時，通過制定完善的法律體系，對區域內各方利益進行保護，防止出現區域內“合作博弈”失敗的問題。對此，法律體系的構建需要包含以下幾點內容：第一，界定清楚利益主體和法律協調的范圍;第二，制定協調的總規劃和進度;第三，明確區域協調機構的責任和義務;第四，協調的公正和執行效率。
五、結語
總之，隨著區域經濟合作這個必然趨勢的加快，使得不同區域之間的經濟往來日益頻繁。要促進區域之間的平衡和可持續發展，就必須針對區域經濟合作中出現的地方保護主義、產業趨同等問題制定相應的制度和法律措施，這樣才能從根本上消除地方保護主義給區域經濟合作帶來的制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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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 劉嬌嬌]
區域合作公共管理論文范文第2篇
［摘要］文章論述中國與東盟具有相同或相近的認同理念和文化形態，提出泛北部灣文化概念；進而提出應當發掘泛北部灣文化蘊含的文化力以推動中國—東盟區域經濟合作發展，實施路徑是：發掘文化產業資源，開發文化產業項目，打造文化經濟形態。
［關鍵詞］ 泛北部灣文化；中國—東盟；文化力；文化產業
［作者簡介］李建平，廣西社會科學院文史研究所所長、研究員，沿海企業與科技雜志社社長兼總編輯，研究方向：區域文化、文化產業。南寧，530022
［
自2001年11月第五次東盟和中國領導人會議議定在10年內建立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以來，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建設步伐不斷加快。2005年12月12日，中國總理溫家寶出席中國與東盟領導人年度會議時提出把交通、能源、文化、旅游和公共衛生確定為雙方新的五大重點合作領域。文化正式作為合作專項，提升了雙方合作層次。開展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建設中的文化問題研究，已成為實施國家發展戰略的重大任務之一。
一、中國與東盟具有相同或相近的認同理念和文化形態
（一）中國—東盟區域認同意識的強化
中國和東盟各成員國雖然是近鄰，但在20世紀的大多數時間里，各自在對外關系上的聯系不算十分緊密。這里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為在19世紀和20世紀的上半葉里，東盟的大部分國家當時分別處于英、法、日、美和西班牙等國的殖民統治之下，中國也長期處于內戰和反抗日本侵略軍的戰爭之中，國家關系主要面向西方發達國家。20世紀下半葉特別是60～70年代以后，世界性現代化進程加快，擺脫了殖民地、半殖民地統治的中國和東南亞各國面臨共同的發展問題，區域性合作發展推動了中國—東盟區域認同意識的形成與強化。1967年，東南亞印度尼西亞等5國聯合成立東南亞國家聯盟（東盟）；1984年文萊加入；1995～1999年，越南等4國加入；2001年，中國與東盟簽署《全面經濟合作框架協議》，開始與東盟國家經濟合作；2003年10月，中國正式加入《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中國與東盟開始國家政治合作以及社會、安全、國際和地區事務的全方位合作。至此，中國與東盟在“促進本地區國家間的和平與穩定”，“促進本地區的經濟增長、社會進步和文化發展”，“把東南亞國家建設成一個繁榮、和平的社會”等方面，形成了相同的區域性認同，并緊密聯系在一起，結成“面向和平與繁榮的戰略伙伴關系”，共同建設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
這種區域認同意識的強化，自然是跟地理的、時代的、經濟的和政治的因素相關，但更重要的是有文化認同的維系。沒有文化的認同，區域性認同是不完整的，也不會堅牢。長期以來，中國與東盟多國共存的文化理念是區域性認同和區域性聯盟形成的基石。
（二）文化認同理念下的三種文化形態
中國與東盟各國的交往最早可溯自1000多年前。由于民族起源、文化交流、歷史承傳和風習濡染等原因，中國與東盟各國也形成了一些跨國界多民族所共具的文化形態與文化認同理念，如華人文化、儒家文化、漢字文化等。這得到了許多學者的認同。筆者在2006年9月出席中國—東盟文化產業合作發展論壇作的主題發言將其歸納為那文化、儒佛文化、華人文化三種 。三種文化及其文化認同理念，涉及中國與東盟的大部分國家，在這些國家的文化觀念上獲得普遍的認同。文化認同理念是中國與東盟國家合作互動的重要基礎。
（三）泛北部灣文化的特征
中國與東盟各國在各自的歷史發展進程中形成了多樣與多彩的民族文化，共同構成了亞洲文化的重要內容和絢麗景觀。在中國與東盟各國結成區域性戰略合作伙伴關系、共同建設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進程中，伴隨著一種區域性文化，這就是泛北部灣文化。
1.泛北部灣文化是中國南方環北部灣地區與東南亞國家一體化合作發展的跨國性的區域文化
泛北部灣文化是以中國南方沿海地區與東南亞構成的泛北部灣區域的文化，涉及中國與東盟共11個國家、幾百個民族、數億人口，是東亞文化圈中的一個亞文化圈。
2.泛北部灣文化是多元型文化
以中國南方沿海地區與東南亞構成的泛北部灣區域，包含有中華（儒家）文化、印度（佛教）文化、伊斯蘭文化、東南亞土著文化等多種文化形態，是一個多元文化并存的區域。泛北部灣文化又具有較大的共同性或類似性。泛北部灣地區是中華文化圈、印度文化圈和伊斯蘭文化圈交會之地。在上千年的歷史發展中，上述的多元文化在泛北部灣區域的傳播中相互滲透、互相影響，在中國和東南亞國家中各自的面貌都有改變，各自的文化中都包含了其他文化的因子。比如，佛教文化傳到中國后，形成了與印度佛教不同的中華佛教。伊斯蘭文化在東南亞國家中，由于受中華文化與印度文化的影響，其形態與在阿拉伯半島的伊斯蘭文化也很不一樣，伊斯蘭文化在東南亞的形態雖然基本教義的精神不變，但文化形態和一些教義解釋已有不同。這種具有許多文化共同性的文化多元，產生了泛北部灣文化的特色，即多元的風貌、和諧的內涵、發展的價值觀和民族特色。
3.泛北部灣文化是以那文化、儒佛文化、華人文化三種文化形態和文化理念為核心和紐帶的區域性認同的文化
泛北部灣文化的多元性中又包含有共同性，這尤其表現在中國與東盟多國共同具有區域認同的文化形態，即那文化、儒佛文化、華人文化三種文化。那文化、儒佛文化、華人文化三種文化形態在東南亞大多數國家盛行。例如，中國壯族、傣族、布依族和越南、泰國、老撾、緬甸、印度的近20個民族有親緣關系，共同構成的以水稻耕作制度為核心的 “那”文化（又稱稻作文化），體現在泛北部灣區域多國多民族長期形成的生產制度、家庭制度、生活習俗、宗教信仰以及語言、地名等多方面，是包含跨國界多民族具有豐富內涵的文化形態，涉及約1億人口。而包含中國儒家文化和印度佛教文化的儒佛文化，傳入東南亞的地域以中南半島5國和新加坡為主，連同中國南部沿海地區，涉及人口達數億，若連同日本、朝鮮和韓國，覆蓋面更廣。華人文化更是涉及東南亞各國，目前全球各國的華人有將近3000萬，其中90%集中在東盟10國，人口總數約為2500萬人。尤其重要的是，華人經濟在東南亞國家經濟中發揮著重要作用，華人文化影響廣泛，大大超出本身的2000多萬人口的范圍。因而可以說，那文化、儒佛文化、華人文化三種文化形態和文化理念是泛北部灣文化的核心，并成為中國—東盟區域性認同的文化的紐帶。
二、以文化認同理念發掘泛北部灣文化生產力是當務之急
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建設既是經濟合作，也是戰略合作，中國—東盟區域合作發展離不開文化力的參與和推動。
（一）世界經濟增長模式的改變來自文化的參與
在當今世界政治多元化、經濟全球化的形勢下，國際勢力間的軍備競賽、政治霸權的競爭，正在演變為文化霸權的競爭。文化力已成為衡量一個國家的綜合實力大小的標志之一。文化產業是文化力的重要構成成分，它的發展越來越受到人們的重視。在發達國家，文化產業已成為支柱產業。當今的經濟，更重要的是形成了與傳統工業經濟本質不同的經濟增長方式。構成經濟增長的主要因素，是知識而不是資本。知識和信息，即文化，替代了資本在經濟中的主導地位。創新，是資本擴張中最重要的一個元素。據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的調查，美國在20世紀90年代近10年里“新經濟”增長的動力，有2/3是來自創新。
什么是創新？有學者將當代的創新特征概括為9種：理念創新、制度創新、人才創新、知識創新、網絡創新、技術創新、投資創新、經營創新、企業文化創新 。每一種創新，其實都是文化力的體現。
（二）文化力對區域合作發展的巨大作用
文化力是一種凝聚力。共同的文化理念能凝聚起相同文化基因的人們共同朝著一個目標努力，匯聚起巨大的開發力、變革力。這對于區域合作中整合各種政治和社會力量、生產要素和生產資源，有著至關重要的意義。
文化力是導向力。文化代表人類生存的智慧，對未來發展有重要的引導性意義。中國—東盟區域認同和區域合作發展，是中華文化與東南亞文化智慧在當代的升華。泛北部灣文化就是這種文化智慧升華的結晶。它將引導中國與東盟各國實現“本地區國家間的和平與穩定”、 “把東南亞國家建設成一個繁榮、和平的社會”的目標。
文化力是輻射力?？茖W技術是第一生產力。文化對經濟的輻射，改變了人類的進程。這在幾百年前歐洲開始的工業革命中尤其看得清楚。當代高科技的發展，又使人類的經濟增長方式發生了變革，人類開始了信息工業時代。
文化力是精神力，也是物質力。文化不僅僅是屬于上層建筑的文化，也具有屬于經濟基礎的物質力。過去，文化僅僅在思想引導和精神支柱上體現自身的社會價值，今天，文化價值已由精神裂變為物質，成為具有精神和物質兩重屬性的東西。文化產業的出現，使人們看到了文化確實在變為實實在在的物質資產。一幅名畫可以賣到幾千萬元。幾年前，畢加索的一幅油畫《手臂交叉的女郎》拍賣價達到了5560萬美元，而這僅僅是當時世界排名第五的名畫價格。專利、著作權、商標品牌、技術標準、互聯網域名等等，都是實實實在在的資產。
（三）以文化認同理念發掘泛北部灣文化生產力
1.發掘資源與市場
通過中國—東盟區域認同文化理念，可以發現，泛北部灣區域不僅有寬闊的地域、眾多的人口、還有豐富的資源，并正在孕育成巨大的市場。
2.開拓文化產業經營空間
通過中國—東盟區域認同文化理念，可以發現，中國—東盟合作發展文化產業有著巨大的經營空間。2006年9月18～19日在中國南寧召開的“首屆中國—東盟文化產業論壇”，來自中國和東盟10個國家的文化官員、文化產業專家學者和企業家就中國和東盟各國文化產業的發展與合作進行了廣泛深入的討論，對 “文化產業作為經濟發展的新動力”達成了普遍共識。在論壇閉幕式上，各國代表共同簽署了《中國—東盟文化產業論壇南寧宣言》。宣言認為，文化產業是21世紀的朝陽產業，能夠創造巨大的社會財富，文化產業將成為中國和東盟各國經濟發展的新動力，對推動各國國民經濟發展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中國和東盟各國在地理上相鄰，擁有豐富多彩、各具特色的文化資源，同時擁有不斷增長、潛力巨大的文化消費空間，這是各國合作加快發展文化產業的堅實基礎。由此可知，泛北部灣文化孕育了巨大的產業經營空間。
3.容納豐富的文化產業項目
通過中國—東盟區域認同文化理念，可以發現，中國與東盟區域合作可以容納豐富的文化產業項目。筆者在2006年9月出席中國—東盟文化產業合作發展論壇作的主題發言中，對開發那文化、儒佛文化、華人文化的文化產業項目提出了初步的意見 。
三、以泛北部灣文化推動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建設的實施途徑
（一）傳播泛北部灣文化理念，促成中國與東盟各國的文化認同和經貿合作
泛北部灣文化是中國—東盟各國在政治經濟社會利益基礎上聚合而成的文化形態，包容了中國—東盟各國尋求合作發展的利益方向，即和平與發展，目標是使這一地區的國家步入發達國家行列，人民享有富裕文明安寧的物質與精神生活。中國與東盟宣布在2010年建立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是實現這一發展目標的經濟行動，而要真正建立起這一自由貿易區，那就不是僅僅有經濟貿易的合作就能實現的，它必須有文化做支撐。因而，首先要傳播體現中國—東盟區域國家利益的泛北部灣文化理念，讓這一區域文化認同理念在中國—東盟區域內得到普遍的認同和接受，才能轉化為經濟貿易活動中的推動力和潤滑劑，產生出巨大的經濟效益和國家利益。
文化的作用就在于，文化不僅有對經濟發展的推動力，也有參與經濟結構的物質力，還有保證經濟活動安全、持續、高效發展的引導力。正是由于泛北部灣區域的文化認同理念傳播，改變中國與東盟國家的利益觀念，形成合作發展，共創未來的中國—東盟區域利益需求。
（二）聯合開發泛北部灣文化圈的文化資源，以項目開發為依托做大做強文化產業并延伸相關產業
筆者在《文化認同理念與中國—東盟文化產業合作發展》 里已列出了合作發展文化產業的一些具體項目和實施途徑，這里不再贅述。在實踐中，廣西的文化產業發展探索出5種延伸產業方式，值得關注：
1.演藝產業促進文化與經濟互動
柳州市演藝劇團舉辦“金嗓子杯”魚峰歌圩、“長虹世紀杯”首屆社區文藝會演、“宏華杯”家家樂家庭文藝會演等全市性大型社區文化活動，通過企業贊助解決活動經費，爭取到金嗓子公司、長虹房產開發公司、宏華公司等企業贊助開展演藝活動，觀眾達21萬人，又為企業樹立了品牌。
2.文化產業與旅游業結合產生效益
柳州市文化保護與旅游產業結合，對文物資源經過修繕，形成柳州市東門城樓、柳侯祠、胡志明舊居、桂南會戰檢討會舊址、抗戰時期大韓民國臨時政府舊址紀念館、樂群社、美國飛虎隊舊址、白蓮洞古人類遺址等文化旅游產業景觀，吸引游人18.4萬人。賀州市文化局通過對沙田龍井村居民風景點、浮山風景點的投資吸引電視連續劇《酒是故鄉醇》、《圍屋里的女人》選景拍攝，提高景點的知名度，又引來桂林、廣東等地旅游投資者投資建設，當地村民旅游收入明顯提高。百色市培育品牌，發展旅游和產業，通過右江河谷沿線的“三月三”壯族歌圩，那坡縣的黑衣壯歌演唱，隆林縣德峨鄉的苗族跳坡節活動、大樹腳“五月河”民族風情歌舞，靖西縣的壯族拋繡球活動，給當地的旅游及經濟活動帶來了比較大的積極影響。防城港市推出具有民族特色的“哈節”吸引匯集越南、北海、欽州等地的歌手，開展中越河界對歌交流，促進當地經濟商貿的交往。
3.發展商業演出業
柳州市演出市場培育，各專業劇團級團到福建、廣東、湖南等地進行演出，幾年里演出530場。引進中央民族樂團、中央民族歌舞團及朝鮮血海歌舞團等25個演出團體，共演出79場，觀眾12萬人，收益40萬元。廣西演出公司開拓演出市場，策劃經營新疆歌舞團大型歌舞《天山歡歌》在廣西、云南等地演出17場，觀眾達11萬人次，收入43.33萬元。梧州市粵劇團在完成上級布置的宣傳演出任務的同時，大力發展藝術生產經營，在剩余的7個月的時間里在廣西、廣東進行商業演出129場。玉林市全市各專業藝術表演團體商業性演出906場。玉林市雜技團到新加坡等國進行演出，2004年到福建等地演出153場，觀眾17萬人次，收入18萬元；市粵劇團到廣東珠江三角洲一帶演出127場，歌舞團赴香港參加回歸五周年巡演，演出126場，觀眾28萬人次，收入82.8萬元 。幾年來來賓市在桂林“樂滿地”、杭州千島湖、徐州森林公園等地商業演出4000多場，觀眾40多萬人次。桂林市雜技團赴沙特阿拉伯、敘利亞商業演出獲得經濟效益。引進國外演出人員與團體為游客商業演出1000場。組織藝術團體赴香港商業演出13場。
4.利用文化產業脫貧致富
靈山縣文體局先后在縣城和19個鎮、5個村建成鄉村電子信息館，全縣各級電子信息館共有365臺微機，各種科技、文化、影視光盤3萬多張，已接受群眾上網查詢信息800多人次，并有光盤和圖書出租，初步形成縣、鎮、村三級電子住處服務網絡，為實現富民興縣，推動當地經濟快速發展起積極作用。通過網上上信息，農民的市場意識和種養結構自覺性得到了增強。那隆鎮靈二村村民駱佐葵、張平香通過上網瀏覽，獲悉海南省瓊中市急需大量優質荔枝、龍眼果苗和深圳市龍崗區大棚鎮需要美化綠化風景樹的信息，馬上通過電子郵件聯系對方，雙方很快達成供求合約。僅兩個月，向海南省瓊中市銷售了優質果苗320萬株，向深圳銷售近萬株荔枝、龍眼樹銷售收入達400萬元。三海鎮十里村委農民梁作奎，通過網上查詢到廣東空心菜籽需求量大、價格看好，結果每畝收入3000多元，在他的影響和帶動下村里有38戶農戶種植空心菜，收到較好的經濟效益。
5.文化產業與節慶會展結合
南寧國際民歌藝術節是最成功的例子。幾年來，南寧的會展經濟以每年20%的速度遞增。該節已和北京國際音樂節、上海國際藝術節一樣，成為我國著名的3個國際性藝術節之一，蜚聲海內外。
（三）借助泛北部灣文化打造中國—東盟區域經濟合作的新形態——文化經濟形態，提升產業層次、形態結構和經濟效益
上世紀90年代，未來學家托夫勒的一本著作《權力的轉移》傳來中國，書中說到了人類社會的權力經歷了由暴力到資本到知識的轉移過程。如今，世界正如托夫勒所描繪的，由資本權力時代進入了知識權力時代、文化權力時代。信息社會靠文化力，靠智慧和創新。
在信息時代，資本的性質發生變化。知識是所有生產者共同具有。這就打破了過去以暴力和強權壟斷人類共有資源發展經濟的經濟增長模式，而形成了以知識創新為核心的新的經濟增長模式，即文化經濟，創新成為經營者的首要素質。
借助泛北部灣文化，可以打造中國—東盟區域經濟合作的新形態——文化經濟形態，即以知識創新為生產經營核心的產業形態。在文化經濟產業中，智力附加值在產品價格中占的比重越來越大，構成利潤的重心。這種高附加值是以高技術為基礎的，但同時又有高技術的應用和服務。這里的“應用”和“服務”，顯然，就是文化?？萍寂c文化成為經濟生產的主角而形成文化經濟。文化經濟由此提升了產業層次、產業形態、產業結構和經濟效益。借助泛北部灣文化打造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經濟新形態——文化經濟形態，可以幫助中國和東盟地區快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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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合作公共管理論文范文第3篇
摘 要：區域職業教育合作發展以需求為根本，以供給為支撐，兩大方面共同影響其發展。一方面，區域工業化、政府、企業、職業學校、民眾從不同的角度對區域職業教育合作發展的模式、內容、形式、程度提出了需求，各利益相關方目的不同，區域職業教育合作發展過程中必須將各方需求考慮在內，以形成動態發展的穩定機制。另一方面，區域職業教育合作發展在其形成完整體系之前，需要社會各方供給，區域經濟、政府政策、民眾支持等等都是區域職業教育合作發展的重要支撐。
關鍵詞：區域；職業教育；合作
作者簡介：賈敏（1991-），女，山東棗莊人，華東師范大學職業教育與成人教育研究所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為終身教育與終身學習；胡秀錦（1976-），女，上海市教育科學研究院副研究員，研究方向為職業教育政策、評價等；郭燕妮（1992-），女，山東煙臺人，華東師范大學職業教育與成人教育研究所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為職業培訓與就業。
基金項目：國家社會科學基金教育學青年課題“區域職業教育合作發展的機制與政策研究”（編號：CJA110158），主持人：胡秀錦。
區域職業教育合作，是指各區域以自愿為基礎，按照揚長避短、形式多樣、互惠互利、共同發展的原則，充分發揮政府、市場、人脈關系的作用，突破地區、部門的限制而形成的部門之間和學校之間在生源、教師、信息、專業建設、課程、教學、實訓基地等方面相互作用的行為和組織[1]。
一般來講，決定區域職業教育合作發展的根本因素來自于兩大方面：一是區域發展對區域職業教育合作的需求程度，二是社會各方面對區域職業教育合作所需資源的供給程度。因此，在探討區域職業教育合作發展的動因時，本文以影響區域職業教育合作發展的需求與供給因素為切入點，理清影響區域職業教育合作發展的各種微觀因素。
一、多方需求決定了區域職業教育合作的開展與進程
職業教育的目的是滿足個人的就業需求和工作崗位的客觀需要，進而推動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加快國家產業結構的調整與轉型。區域職業教育合作作為職業教育發展的一種方式，其本質是通過跨地域的方式整合職業教育資源與就業機會，實現高素質教師的培養、生源的合理流動、高質量課程的開發與共享、職業資格統一標準的建立等目的，以達到培養高技能人才、服務于區域經濟發展的最終目標。因此，區域職業教育合作的產生源于多方需求的共同作用，其中對區域職業教育合作影響最深的因素主要來源于以下五個方面。
（一）區域工業化發展的需求
職業教育是區域工業化發展的重要保障。我國的工業化發展始于19世紀60年代的洋務運動，但是，長期以來我國的工業化發展一直處于前工業化階段，其工業化生產需求與基礎教育水平不足以支撐以學校為主體的職業教育體系的運行。直至新中國成立，尤其是1996年我國人均GDP達到600-1200美元以后，我國的工業化發展才進入初期階段。而區域職業教育合作也正產生于那段時期。從1996年起至今，經過20年的高速發展，我國的工業化發展經過工業化初期階段、工業化中期階段、工業化后期階段成功進入發達經濟階段[2]。在此過程中區域職業教育合作的發展也經歷了迅速的更迭過程，不同的工業化階段的發展模式對地方職業教育的發展提出了不同的需求。
1996-2002年間，我國的工業化發展處于初期階段。工業化結構開始由傳統經濟向現代經濟結構轉換，市場結構、技術結構、制度結構等多元因素影響著工業化的演進[3]。在這樣一個工業全面市場化轉型的時代下，生產力的變革導致了社會經濟的變化，致使企業對人才需求的特點發生了改變，技能型人才對于企業的重要性不斷提升。同時，社會體制、教育體制的深入改革使得中等職業教育統招統分的“黃金時代”一去不復返。加之同時期高等教育的擴招、高等職業教育的高速發展以及民辦職業教育的蓬勃發展，使得中等職業教育逐漸陷入教育質量低、就業困難、生源緊缺的發展危機。對于中等職業學校來說，參與區域職業教育合作可謂是其謀生的“救命稻草”。
2003-2006年間，我國的工業化發展處于中期階段。這一時期我國的經濟開始由以工業為主向以服務業為主進行轉換，我國的經濟發展和社會各項事業都取得了長足的進步。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帶動企業對人才需求的轉變，職業教育內涵得以充實，中等職業教育發展回暖。此時，地區經濟發展不協調、城鄉二元經濟結構持續加劇等問題被提上議事日程。作為解決以上問題的重要手段——職業教育在促進制造業發展、培養高技能人才、農民工培訓以及推進城鎮化發展等領域展現出了驚人的潛力，區域職業教育合作發展也逐步受到各方面的重視，各區域都在著力構建職業教育發展體系。
2007年以來，我國的工業化發展處于后期階段。這一時期，在第一產業、第二產業協調發展的同時，我國的第三產業開始由平穩增長轉入持續高速增長，并成為區域經濟增長的主要力量。區域職業教育合作在這一時期也進入了平穩的發展階段，彼此之間的合作由最初的政策引導過渡到自發性的利益合作，培養新興行業的從業者成為職業教育學校的重要任務之一。2011年以后，我國的工業化進一步發展，第三產業開始分化，知識密集型產業逐漸從中分離出來，并占據主導地位。區域職業教育合作發展至今已經形成了涵蓋社會各方面利益相關方的龐大、系統的運營模式。相關的法律逐漸得以確立，各參與主體的職責已基本清晰，彼此之間的分工更加細化。例如職業學校主要負責學生的教學與培養，而師資培訓與課程開發則由更加專業的高等教育研究機構負責。這一階段的區域職業教育正逐步發展為一套完整的產業鏈，在社會發展中發揮著越來越大的影響力。
（二）政府行使職能的需求
區域職業教育合作發展成為職業教育發展的一種重要方式，包含多個因素的共同作用，例如工業變革、教育發展、人口流動等。在眾多形成因素當中，國家職業教育發展的政策導向決定著職業教育發展的性質、方向與形式。
政府作為社會資源的二次分配者，推動區域職業教育合作發展不僅為了追求整個社會的公平與穩定，也為了提高政府服務水平與服務可獲取性。在東西部地區的職業教育合作中，東部地區經濟發達，勞動力需求量大，職業教育發展快速，資源豐富，職業學校的辦學條件、教師素質、課程質量等方面均優于西部，但是東部地區生源不足也是顯而易見的。相比較而言，西部地區職業教育資源較為缺乏，但是生源充足，東西部進行跨區域合作可以取長補短、各取所需。政府從宏觀層面制定政策，完善頂層設計，促進區域合作，更能夠促進教育的公平與均衡，這是政府所獨有的職能。
（三）企業謀求良性發展的需求
企業是區域職業教育合作的重要需求方。企業以謀求良性發展的目的參與到職業教育合作當中，以培養符合企業自身發展所需求的技能型人才，增加人力資本存量為目的，從而以“人的價值”提高企業利益，符合企業的價值取向。追求企業的長遠發展是各地方企業參與合作的內部動力。隨著我國經濟發展的進一步推進，即便是在發展初期就占據地理與政策等優勢的發達地區也面臨著諸如人力資源、自然資源等資源短缺的阻礙。例如，近年來東部地區“技工荒”和“用工荒”現象頻頻出現，珠三角地區2016年初勞動力缺口超過200萬人。而原本就落后的區域在以技術與經濟為發展前提的時代，僅靠一己之力來推動自身發展可謂舉步維艱。于是為謀求共同發展，區域合作便成為一種自發性的發展機制。在進行合作發展的過程中引入區域職業教育合作，從而解決企業發展中最為關鍵的“人”的因素，滿足企業的人力資本需求。
（四）職業學校謀求進一步發展的需求
職業學校的職責是為社會培養各種技術技能型人才，其參與職業教育合作的目的是為學生與學校自身謀求更多更好的發展機會。職業學校作為區域職業教育合作中的重要主體，不僅利于學校自身師資水平、課程質量、教學質量等方面的提升，同時為學生就業提供了更廣泛的選擇范圍，使其在勞動力市場中具備了更大的擇業優勢，參與區域職業教育合作對于職業學校來說是一舉多得。
（五）個人謀求職業發展的需求
自2010年以來，我國的社會發展開始進入了一種“新常態”，同時也面臨經濟發展增速放緩、傳統產業產能過剩、企業用工不足、社會人口“老齡化”等問題，使得社會勞動力的供給與需求之間在很大程度上出現了偏差。正是在這種供給與需求不均衡性之間，職業教育有了較大的發展空間。學生個人通過接受職業教育得到從事職業所需的勝任力，普通民眾則通過職業培訓獲得所在職業領域或新的職業領域所需的技能與知識，職業教育為個人的職業生涯發展提供了新的發展路向。此外，近年來由于國家對職業教育的強調和重視，人們對職業教育的觀念也發生改變，尤其是在一些經濟發展還處在欠發達的地區，當地民眾對職業教育的認識轉變十分強烈。在區域職業教育合作發展的大背景下，欠發達地區的學生通過職業教育獲取足夠的職業技能進而在區域之間流動得到更有價值的工作，這一觀念已具備較為深厚的群眾基礎。民眾對于區域職業教育合作成效的滿意度決定其發展的長遠性與持續性，因此，在區域職業教育的合作過程中必須重視社會民眾的需求與利益。
二、社會供給決定了區域職業教育合作的深度和廣度
目前，我國的職業教育區域合作已經開始進入一種穩定的發展狀態，政策引導性的合作與自發合作并存，合作主體日益多元化，合作的內容日益增多，合作模式與合作機制也日趨完善。區域職業教育合作的多元主體對區域職業教育合作提供了不同的支持，其中影響地方區域職業教育合作發展的供給因素主要源于兩個方面：一是地區的綜合經濟發展水平，二是政策法規的引領與推動。
（一）區域的綜合經濟發展為職業教育合作提供支撐
職業教育兼具教育與產業的雙重屬性，因此，區域綜合經濟的發展水平不僅決定著區域職業教育合作的教育質量，還對職業教育學生的就業機會與職業發展起著決定性的影響。
職業教育作為一種相對獨立的教育體系，同普通中等教育、高等教育相同的是，在其發展的初始階段需要大量的資金進行教育硬件及軟件的建設，發展的過程中需要持續的資金投入來維持教育的正常運轉。而與普通中等教育、高等教育的不同在于，職業教育因其教育內容偏重于社會生產實踐，導致其教育內容會隨著科技的發展、社會職業的變遷而不斷地發生變化，相應的教學實踐場地與設備也需不斷更新。因而相對于其他教育形式，職業教育的教育成本相對較高，擁有較高的區域綜合經濟發展水平是區域職業教育合作發展的前提。以京津冀、長三角、珠三角等區域為例，在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的國民經濟發展方針的指引下，京津冀、長三角、珠三角等區域憑借著超前的經濟發展水平率先突破原有的地域界限，以區域為整體協同發展并取得突出的成就，極大地提升了區域的綜合發展水平，由此帶來雄厚的資金及先進的科學技術又可以為區域職業教育進一步的合作發展提供全面支持。
職業教育作為一種以培養并輸出各種技術技能型人才的特殊產業，參與并促進地方發展，當地各產業的用工需求、社會生產力的發展狀況、產業結構等與當地的綜合經濟水平直接相關，因此，區域綜合經濟發展水平對當地職業教育的內容、發展方式及規模都具有重要的支撐作用。
（二）國家政策法規引領并推動區域職業教育合作
我國的經濟發展起步較晚，面對如此龐大的人口現狀，要實現全民共同富裕、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必須經過一個漫長的先富帶動后富的過程。1978年開始實施改革開放的政策使得東部沿海地區先于內陸地區得到較全面發展與繁榮。至20世紀90年代中期，區域經濟協調發展開始成為我國國民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的戰略目標。自此，國家相關政策法規的出臺開始引領并推動職業教育合作發展。其中，國家職業教育發展的政策導向決定著職業教育發展的性質、方向與形式。構建區域職業教育合作發展體系，政府必須以政策為保障，清除區域職業教育合作發展中的障礙，為其搭建合理框架使其得以長遠發展。
縱觀“九五”計劃提出之后頒布的有關職業教育發展的教育政策，不難發現上至國務院與教育部，下至地方政府與教育部門都對區域職業教育合作發展模式給予了高度的重視。1998年，原國家教委發布的《關于加快中西部地區職業教育改革與發展的意見》中提出國家鼓勵東部地區與中西部地區之間積極開展多層次多形式的職業教育交流與合作，自此區域職業教育合作發展正式成為職業教育發展的新動向。此后，國務院與教育部等中央決策機構針對區域職業教育合作發展問題頒布了一系列的政策條文。2002年，《國務院關于推進職業教育改革與發展的決定》（國發[2002]16號）中指出“加強東部地區和西部地區、大中城市和農村的學校對口支援工作。有條件的職業學?？梢钥鐓^域招生，可以與本地、異地職業學校聯合辦學”。2014年教育部等六部門頒布《現代職業教育體系建設規劃（2014-2020年）》中提出“創新職業教育區域合作機制。完善東中西部對口支援機制。深化區域內職業教育合作。鼓勵各地打破行政區劃限制，建立區域職業教育合作平臺，協調職業教育發展政策”。在政策的引導下，區域職業教育合作更加具體明晰，各級地方政府與教育部門將區域職業教育合作發展的政策逐步細化并進行貫徹實施。在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的時代背景下，來自于國家層面的政策方針無疑極大地推動了區域職業教育合作發展。
區域職業教育合作是新時代下社會進步、職業教育發展的必然走向。區域職業教育合作發展以需求為根本，以供給為支撐，兩大方面共同影響其發展。一方面，區域工業化、政府、企業、職業學校、民眾從不同的角度對區域職業教育合作發展的模式、內容、形式、程度提出了需求，各利益相關方目的不同，區域職業教育合作發展過程中必須將各方需求考慮在內，以形成動態發展的穩定機制。另一方面，區域職業教育合作發展在其形成完整體系之前，需要社會各方供給，區域經濟、政府政策、民眾支持等等都是區域職業教育合作發展的重要支撐。綜合各區域的優勢與劣勢，推動區域職業教育之間的交流與合作，促使各個區域的職業教育發展趨向平衡。區域職業教育合作涉及多元主體，跨區域的學校、企業、行會、政府在不同維度、不同層面上對人才進行合作培養，各主體之間的交互關系極具復雜性。在實現不同區域共同發展的同時，更加高效地利用了教育、人力以及自然等資源，迎合了可持續發展的時代理念，對人類社會的發展產生了重要的推動作用。
但是，我們也應認識到，目前的區域職業教育合作隨著多元參與主體的不斷加入，出現許多新的需要探索的問題。在區域職業教育合作發展的具體過程中，也存在阻礙其順利發展的諸多因素。首先，從跨區域職業教育學校合作的角度來看，在職業院校的管理體系中，地市舉辦的高等職業院校在業務上受到省級教育主管部門指導，中等職業學校多以市縣教育部門管理為主，而技工學校則多以市縣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門管理為主，教育行政上的分條管理會經常出現政出多門、職責交叉、標準不一、難以協調等問題[4]。其次，從參與職業教育合作發展的企業、行會的角度來看，企業與行會分屬于不同的經濟管理部門。以職業教育集團為例，其發展不僅是教育部門的職責，更需要融合中職學校、高職院校、企業、行業、人社、財政、發改、經信等多個部門的配合實施，政府雖然在宏觀層面上制定了各類政策，但在既有的體制框架下，具體實施操作中各參與主體固有的政策規章在運行的過程中仍存在諸多問題與矛盾。再次，在實踐中站在參與區域職業教育合作的各主體的角度反觀國家的相關政策，不難發現國家相關政策的頂層設計仍不夠完善，合作主體、合作模式、合作內容等方面缺乏一定的標準以及質量監督手段與系統的管理機制。針對這些問題，職業教育相關政策頒布不及時，存在滯后性，同樣也阻礙著區域職業教育合作的順利進行，如何解決這些問題仍將是我們繼續研究的重點。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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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張鐵軍.地市職業教育一體化發展[J].教育與職業，2012（2）.
責任編輯 韓云鵬
區域合作公共管理論文范文第4篇
跨行政區城市合作是時代發展的大趨勢，在由行政區經濟向經濟區經濟轉型的過程中建立起利益共享和互利共贏機制，就可找到實現優勢互補和區域合作的新途徑。
近日，青島市市南區舉行“雙招雙引”政企對接會。其中，華夏基石（中國）企業總部基地作為市南區重點推介的項目之一，將于今年底前完成80%的招商及企業入駐。作為市南區打造總部經濟的“超級馬力”，華夏基石的落戶將吸引更多優質企業來青島投資發展，助力青島成為“北方的深圳”。在市南區設立北方總部的華夏基石，將在青島萊西市打造青島基石科技產業協同創新區，這也是市南區人民政府與萊西市人民政府、深圳華夏基石產業服務集團三方共同合作的樣板。這是市南區開啟“飛地經濟”大時代的開端，也是青島布局“飛地模式”實現全域高質量發展的又一次全新嘗試。
讓舊動能“騰籠”，為新動能“筑巢”。突破了地理局限的市南，正在描繪未來。對于市南區來說，未來可以借力突破土地資源的限制，打造“總部+飛地”的全新模式。近年來，全國各地合作建立的“飛地”園區眾多，模式多樣，發展路徑不盡相同。從國內來看，京津冀協同發展、西部大開發、中部崛起等，都是在推動區域協調向更大范圍和更高層次“挺進”。讓不同地區之間實現優勢互補、資源互補、要素互補，發展“飛地經濟”是一個重要選擇?！帮w地經濟”有利于進一步打破行政界線，突破現有的行政利益掣肘，探索行政許可跨區域互認，實現統一、聯通的“大市場”。未來，這種區域合作模式有可能主導中國城市化的進程，帶來一次區域格局大洗牌。
頭部企業打造北方總部基地
1978年，改革開放的號角吹響，青島這座城市煥發出勃勃生機，各行各業迸發出青春的活力。1984年，青島成為中國首批14個沿海開放城市之一，借此迎來了巨大的歷史轉折點。從“工業制造”到“青島樣板”，多年來的不斷發展讓青島在國內乃至國際有了一張張專屬“名片”。作為青島歷史文化的主要發源地，市南區見證了青島由一座“小漁村”走向國際大都市的光輝歷程，也見證了青島發展的每一個榮耀瞬間。
正因如此，青島市南區在“雙招雙引”的過程中頻頻收獲世界500強企業和國內龍頭企業的青睞。作為中國目前最專業、規模最大的專業咨詢機構之一，華夏基石是市南區運用平臺思維招引落地的成果。由原中國銀行山東省分行舊址改造而成的37號公園，是華夏基石在青島市南區打造的北方總部基地。它將延續市南區的百年“金融基因”，為市南區總部經濟建設和青島城市品牌發展增添濃墨重彩的一筆。
“作為青島市政府的智庫專家，華夏基石在協助青島市探索產業發展機遇、完善區域產業規劃的同時，將幫助青島市實現轉型、迭代升級?！比A夏基石產業運營總經理秦溪表示，圍繞“大健康、時尚+新零售”兩大產業核心，公司將打造“產業鏈孵化/加速器+上市公司北方總部基地”，整合關聯的頭部企業以及上市公司集聚市南，打造上市公司在市南區的北方總部基地。通過頭部企業落地，帶動上下游產業發展。截至目前，華夏基石已引進2家頭部企業、5家上市公司和2家深圳行業協會在青島設立區域總部和分支機構。商業則以滿足園區企業配套服務為主旨，同時打造差異化、多元化的青島新網紅商圈及夜間經濟聚集地。
北方總部設在青島市南區的華夏基石，將整合青島區市優質資源，打造企業總部基地、建筑工業互聯網產業協同區、食品工業互聯網產業協同區，全產業鏈賦能平臺與創新協同產業生態，形成市南規劃資源，萊西與山東自貿區青島片區承載資源;市南導入資源，萊西與青島片區轉化資源的三極聯動格局。同時，以青島為支點，以青煙威濰日為延展，以山東為主陣地，以沿黃流域為覆蓋目標，為沿黃流域新基建和“新農村建設”全面賦能。以青島萊西為總部基地，華夏基石將基于賦能平臺開展新業務孵化，沿著“一帶一路”總體規劃，輻射中亞、東南亞、印度、非洲、歐洲等海外市場，打造“中心+分布”式企業總部基地與加工生產基地。
“牽手”打造協同發展新樣板
隨著城市規模的不斷擴張與經濟體量的不斷增長，老青島顯然已經無法承載快速發展的需求。占據青島市核心區域的市南區，轄區面積30.01平方公里，產業以現代服務業為主，服務業增加值占生產總值的91%以上，區內聚集了眾多優質企業，世界500強企業區域性總部達50余家，是目前青島乃至山東總部經濟最為集中的區域。然而，由于可開發土地達到上限，近年來，創新資源外溢，凸顯市南區土地資源短缺瓶頸。
萊西面積達1568.2平方公里，相當于52個市南區，作為全國綜合實力百強縣，具備優良的生態、環境、土地資源和產業發展優勢，近年來新能源智能智造等先進制造業發展迅猛。不過在經濟綜合發展水平上，萊西在青島各區市中并不突出。
在全國經濟實現高質量發展這趟高速列車中，“飛地經濟”將成為市南區的重要引擎。經濟學博士、東北財經大學教授馮云廷認為，“跨行政區城市合作是時代發展的大趨勢，在由行政區經濟向經濟區經濟轉型的過程中建立起利益共享和互利共贏機制，就可找到實現優勢互補和區域合作的新途徑?！笔心虾腿R西產業結構差距較大，雙方的合作不僅可以破解“飛出地”市南區的發展土地之困，而且將為“飛入地”萊西市帶來新的經濟增長點。雙方可以充分發揮各自優勢，促進區域間資源要素的交流，打造跨區市協同發展的新樣板。
青島破題土地資源瓶頸
對于青島來說，這并不是“飛地經濟”的首次亮相。早在2019年，青島在發展“飛地經濟”上已經做出一些嘗試。比如在鄉村振興攻勢中，推行“飛地”投資或入股產業園建設模式;在突破平度萊西攻勢中，實施靈活的“產業飛地”政策，支持兩市試點實施“人才飛地”政策。數據顯示，2019年平度萊西先后引進飛地項目32個、總投資263億元，帶動兩市投資創近年新高。
在破解產業空間不足的問題上，發展“飛地經濟”是解決青島土地資源瓶頸的重要方式。為助力新舊動能轉換，儲備優質載體空間，嶗山區與萊西市合作的“飛地”項目占地面積約2000畝。巨峰科創網上競拍的地塊為項目一期，拍得地塊約700畝，未來將用于建設嶗山產業化基地。這代表著嶗山區首個“飛地”項目一一高科技工業園巨峰產業化基地正式落戶萊西。項目建成后可為嶗山區新舊動能轉換提供約60萬平方米載體，同時也能帶動萊西當地經濟發展。
青島前灣保稅港區則與石家莊市行唐縣設立石家莊（行唐）功能區，這是前灣保稅港區在省外的第三個“飛地”。該功能區規劃面積10平方公里，計劃用3至6年建成以保稅功能為核心的京津冀地區新興產業聚集高地和華北地區重要物流樞紐。此前，青島前灣保稅港區已在河北邯鄲、石家莊行唐、黑龍江齊齊哈爾建立了3個省外功能區，下一步還將在內蒙古、新疆等地設立類似功能區，發展“飛地經濟”。這些功能區將成為自貿功能政策的復制區、推廣區，把最優惠的投資貿易政策、最便捷齊全的通關功能輻射到各地。
著名經濟學家張五常曾說，縣際競爭為代表的地區間競爭，是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經濟迅猛發展的根本原因。為什么是縣？因為決定使用土地的權力落在縣之手。沒有土地就沒有什么可以發展。土地資源是經濟發展最關鍵的要素，改革開放40多年后的今天，同樣是由于土地的原因，縣與縣之間的關系開始產生微妙的變化。
資源要素的流動，促成了“飛地經濟”的誕生。
全國探索飛地合作模式顯成效
“飛地經濟”不是一個新鮮的概念。它曾被各方寄予美好的期望，但理想很豐滿，現實很骨感。在過去十多年的探索中，全國各地合作建立了眾多的飛地園區，雖然大小不一，模式多樣，發展路徑也不盡相同，卻鮮有“飛地”真正飛起來。
“飛地經濟”是指兩個相互獨立、經濟發展存在落差的行政地區打破原有行政區劃限制，通過跨空間的行政管理和經濟開發，實現兩地資源互補、經濟協調發展的一種區域經濟合作模式。近年來，國內城市越來越青睞“飛地經濟”，一些地區對發展“飛地經濟”進行了積極探索，形成了靈活多樣的合作模式。比如北京亦莊開發區與河北省廊坊市開展合作，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轉移亦莊企業傳統生產制造環節，為亦莊開發區轉型升級拓展空間;江蘇省蘇南地區對蘇北地區、廣東省珠三角地區對粵西北地區進行幫扶，通過合作共建產業園，加快欠發達地區發展，提高區域協調發展水平;四川省成都市與阿壩州共建“成阿工業園區”，通過異地發展工業，阿壩州得到相應的生態補償，對市場化的補償方式進行了探索。
在國內一眾城市中，深圳是發展“飛地經濟”的先鋒部隊。由于土地資源匱乏、產業空間不足，深圳天生就是“飛地經濟”的擁躉。如今，從大灣區到中西部，再到東北，都可以看到“影子深圳”，如深圳（哈爾濱）產業園區、湖南衡陽白沙洲工業園區（深圳工業園）、新疆喀什深圳產業園、陜西深陜（富平）新興產業示范園等。從“深圳東”到“深圳北”，再到“深圳西”，深圳已建立起多片“飛地”。在形式創新和機制探索方面，深圳的“飛地經濟”已經成為全國樣板。
今年，“學深圳、趕深圳”的浪潮，在青島形成激蕩全市的發展強音。未來，青島市南區也將發揮不同地區比較優勢，推進區域協同發展，破解產業空間瓶頸的方向，為大青島格局烙上“市南印記”。
區域合作公共管理論文范文第5篇
[關鍵詞] 東北三省;東北亞;區域合作;貿易潛力;引力模型
一、引言
根據新古典增長理論與國際貿易理論，對外貿易是推動區域經濟增長的重要舉措，而區域貿易合作是促進區域一體化、建設開放型世界經濟的關鍵動力。近年來，全球經濟出現回暖跡象，但世界經濟持續復蘇的基礎并不穩固，全球經濟發展與區域經貿合作正面臨著新一輪的大發展大變革。一方面，“逆全球化”思潮涌動，發達經濟體掀起的貿易保護主義勢頭再起，大國博弈升級與地緣政治沖突加劇等嚴峻局勢，為經濟全球化與區域一體化的向好發展增添了諸多不穩定因素。另一方面，伴隨全球經濟重心轉向東方，朝鮮半島局勢的緩和與“一帶一路”倡議、韓國“新北方政策”、朝鮮經濟強國建設、俄羅斯“新東方政策”及蒙古“草原之路”構想的推進，均對構建東北亞共同體產生了積極的促進作用，更為推動我國建設全方位對外開放與貿易合作新格局帶來了新機遇。
2020年5月4日，習近平總書記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會議，會議強調要推動構建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深入推動東北振興與東北亞區域合作則成為重要著手點。我國東北地區地處東北亞腹地，憑借自身優良的地理位置、扎實的工業基礎與良好的國際關系，成為了我國面向東北亞區域開放合作的前沿窗口，更是我國建設新時代對外開放格局與現代化經濟體系的重要陣地。近年來，中國東北地區同東北亞區域的貿易合作得到了長足進展，并為地區對外開放發展和區域經濟增長注入了不竭動力。截至2019年末，東北地區對日、韓、朝、蒙、俄五國的出口額占東北地區出口總額的35.05%，進口額占東北地區進口總額的32.10%，較之2014年分別提升了1.83與3.23個百分點，反映了“一帶一路”倡議對促進區域經貿合作的有力推動作用，而當前錯綜復雜的區域發展環境也為東北地區全方位振興與對外開放發展創造了新契機。
通過對相關文獻的梳理可知，國內外圍繞我國東北地區與東北亞區域各國的貿易合作關系的研究多基于關稅同盟理論、大市場理論、合作博弈理論及區域經濟理論，通過CGE模型[1]（13～33）、SWOT模型[2]（36～43）、地理集中度[3]（28～36）、時空演化分析[4]（29～40）、貿易潛力模型[5]（16～19）與隨機前沿模型[6]（43～50）等分析方法，針對當前貿易合作現狀、影響因素及政策優化路徑等方面展開理論與實證探究。研究表明，東北亞地區是我國東北地區對外貿易的重心，推進東北對外開放則是助力東北振興與區域發展的必然趨勢。當前，我國東北地區與東北亞區域各國貿易依賴程度正逐年提高，并呈現出顯著的單向性，影響相關指標的因素可包括地理位置、經濟發展水平、政策體制、文化距離與資源稟賦情況等。對此，相關優化政策可從助推我國“一帶一路”建設向東北亞延伸、推進東北地區深化對外開放與構建良好的區域貿易發展環境等方面展開?；诂F有文獻可知，圍繞我國東北地區參與東北亞貿易合作的研究較少，多為各國學者的早期研究成果，著眼于當前東北亞發展局勢的研究較為缺失。同時，針對相關貿易合作發展潛力的定量分析也較少，更多是從地緣政治環境與地理優勢層面展開的定性研究，研究結論缺乏一定的實證檢驗支撐。
因此，本文基于2005-2019年東北地區與東北亞區域各國貿易往來數據，運用貿易引力模型深入探究東北地區與東北亞區域各國貿易合作現狀與發展潛力，并以合作促振興、促開放、促發展的思路提出政策優化路徑，旨在通過深化區域貿易領域合作往來，打造東北對外開放新前沿，從而對于搶抓區域合作的戰略機遇，助力我國在積極“走出去”的戰略下實現新時代東北振興與區域開放戰略的有效對接，構建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
二、計量模型與數據處理
區域貿易合作是我國推動建設開放型區域經濟的重要舉措，東北地區作為我國參與東北亞區域合作的重要窗口，與各國間的貿易往來為區域經濟增長注入了持續動能。為多維度探究東北地區參與東北亞區域貿易合作的發展潛力及影響因素，本文基于初始貿易引力模型，結合東北對外開放實際，引入多重解釋變量，構建擴展的引力模型，從而全面考察東北地區的區域貿易發展前景。
（一）模型構建
引力模型（Gravity Model）屬于物理學范疇，衍生于經典力學中牛頓的萬有引力公式，反映了物體間的引力與其各自質量呈正比，而與物體間距離呈反比的現象，現常被運用在地理學、社會學與經濟學中解釋在某地理空間內社會要素間互相作用的方式。丁伯根（Jinbergen，1962）[7]和波伊豪寧（Poyhonen，1963）[8]（90）根據萬有引力公式的基本原理，最早將該模型運用至國際貿易領域，發現雙邊貿易流量規模與兩國經濟規模呈現正相關，且與兩國間地理距離呈負相關，相關考察變量的影響遠超其他擬制因素。此后，林納曼（Linnemann，1966）創新性地引入優惠的貿易協定作為虛擬變量，使之可用于考察合作國在區域一體化條件下雙邊貿易流量與流向的變化。[9]（489～490）20世紀80年代后，學者對模型的拓展也集中于增加相關解釋變量，具體包括國家人口數、國內生產總值等內生變量或優惠制度、區域合作組織等名義變量。其中，初始的貿易引力模型可表示為如下形式：
在公式（1）中，i代表出口國，j代表進口國，Tij代表兩國間雙邊貿易流量額，Yi與Yj分別表示為兩國各自的國內生產總值（GDP）水平，Dij則為兩國間經濟中心間的地理距離，K取常數。而當a0、a1、a2、a3為回歸系數，Xij為增加的其他解釋變量、εij為隨機誤差項時，該式取自然對數，可表示為：
為多維度探究我國東北地區參與東北亞區域貿易合作的發展潛力及其影響因素，本文基于林納曼（Linnemann，1966）的貿易引力模型，參考李亞波（2013）[10]（62～69）和房磊（2016）[11]的模型構建過程，選取東北地區與東北亞區域某國的雙邊貿易流量Exportij作為輸出變量，并引入與貿易流量相關的國內生產總值Yi與Yj、兩國間地理距離Dij、文化距離Cij等要素作為輸入變量，名義變量選用我國自由貿易區同員國或擁有區域貿易協定關系RTAij ，構建回歸模型為：
（二）變量選擇與數據來源
根據貿易引力模型的基本原理，本文將我國東北地區同東北亞各國間雙邊貿易額Exportij作為考察模型的內生變量，具體指貿易進出口總額。外生變量Yi與Yj分別為東北地區i 與東北亞某貿易國j 的名義國內生產總值，該變量的數值越大代表國家（地區）經濟規模越大，相應的進口（出口）能力越強，貿易流量也將越大;Dij指東北地區與貿易國j 間的地理距離，此處取東北地區的經濟中心長春市與各貿易國首都間的位置距離，相關數據由Google Earth軟件測量所得，兩者距離越大代表運輸成本越高、貿易壁壘也越明顯;Cij為東北地區與貿易國j 間的文化距離，主要是在荷蘭文化研究所所長吉爾特·霍夫斯塔德（Geert Hofstede）的文化尺度理論對文化的評定維度基礎上，通過語言差異、權力距離、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男性氣質與女性氣質、不確定性規避、長期取向與短期取向等多重維度衡量所得，所測得的文化距離越大，代表跨文化交流的無形壁壘越明顯;RTA ij為名義變量，也稱虛擬變量，代表表示貿易國j 是否與我國為同一自由貿易區成員國或有區域貿易協定關系，若存在則可降低兩國間貿易往來壁壘。
在樣本選取上，本文在原有對東北亞區域內日、韓、朝、蒙、俄羅斯聯邦5個國家的考察范圍的基礎上，增添了同東北地區具有貿易合作往來的16個國家，以綜合對比東北地區與東北亞區域各國貿易往來程度。具體包括新加坡、印度尼西亞、泰國、菲律賓、土耳其、埃及、巴基斯坦，以及中東歐的波蘭、捷克等9個同東北地區貿易合作往來關系密切的“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同時，樣本也加入了美國、德國、法國、英國、意大利、加拿大與澳大利亞等同東北地區雙邊貿易排名靠前的7個國家。相關變量說明與數據來源見表1。
三、實證檢驗與結果分析
本文借助Stata15.1軟件，運用擴展后的貿易引力模型針對2005-2019年間我國東北地區（遼寧省、吉林省、黑龍江?。┡c21個國家間貿易往來的面板數據進行了回歸分析，以探究東北地區與東北亞區域貿易合作的發展潛力及影響因素。
（一）貿易潛力的實證檢驗
在對面板數據采取回歸分析之前，本文先對相關變量序列進行了VIF檢驗，同時運用FisherLLC、IPS、ADF檢驗方法進行了平穩性檢驗，以避免選定變量存在多重共線性或模型存在偽回歸等問題。檢驗結果表明，膨脹因子平均值低于5為2.35，相關變量均在1%顯著水平下通過平穩性檢驗，反映了變量不存在共線性問題且均為平穩變量，模型不存在虛假回歸問題。同時，對相關變量取對數處理，以降低因衡量口徑與數據單位的不同而帶來的變量絕對值差異，以此提高實證結果的有效性。在此基礎上，本文對東北地區與相關21個國家的貿易數據分別進行混合最小二乘法與截面數據的隨機效應法的回歸處理，綜合考察了相關變量對貿易發展的影響以及東北地區與21個國家貿易合作程度間的差異，有助于對比分析我國東北地區與東北亞區域各國貿易合作的影響因素及發展水平。
表2中Pooled OLS的回歸結果顯示，在對變量數據進行簡單的回歸處理后，模型的調整R2為0.754，F值為89.484，表明模型能在75.4%下解釋雙邊貿易額的變化，回歸方程的擬合度較高，相關系數具有顯著性。其中，外生變量Yi和Yj回歸系數為正，說明地區與國家GDP是影響雙邊貿易往來發展的重要促進因素，東北地區與貿易往來國各自的經濟發展水平每增加1%，將分別帶動地區與貿易往來國間雙邊貿易額0.718%與0.579%的增長，代表著出口國供給能力與進口國需求水平的提高有助于貿易發展潛力的提升;地理距離Dij與文化距離Cij回歸系數為負，二者每增加1%將分別帶來雙邊貿易額0.748%與0.628%的減少，說明貿易往來地區間地理位置與文化差距的擴大所帶來的貿易運輸成本與貿易壁壘負面影響越高，越不利于雙邊貿易發展;虛擬變量RTAij系數表現為正，代表與我國為同一自貿區成員或已同我國簽署區域貿易協定，在1%顯著性水平下會產生正向促進作用，表明優惠貿易帶來的“貿易創造”與“貿易轉移效應”能有效促進雙邊貿易規模的擴大，回歸結果符合模型的基本結論與假設。
為避免個體效應為實證結果帶來的誤差，本文選用截面數據的隨機效應分析對模型進行再次回歸，通過對比分析東北地區與21個國家的貿易潛力變動幅度，可以綜合評價東北地區與東北亞區域貿易合作的發展水平。表2中RE的回歸結果顯示，模型的擬合效果較好，Hausman檢驗結果顯示p值為0.374大于0.1，接受原假設可使用該模型為估計方法。大部分外生變量能在1%顯著性水平下通過檢驗，各變量符號與初始回歸結果一致，對應系數并無較大變動。同時，樣本國家對應的變動截距顯示，日本、韓國、朝鮮、俄羅斯與蒙古國均為正值，反映在控制相關變量不變的情況下，東北同東北亞區域各國貿易合作的潛力較大，并按照俄羅斯、日本、韓國、朝鮮、蒙古的順序從大到小排列。
（二）東北與東北亞各國的貿易潛力估測結果分析
為進一步界定對應貿易潛力水平的經濟含義，依照劉青峰、姜書竹（2002）和李亞波（2013）對貿易潛力估測的方法，運用擴展的引力模型對每年份雙邊貿易額進行模型估測，所得模擬值界定為理論值，用當期雙邊貿易額的真實數值與其作比，即得貿易發展潛力。比值小于0.8以下的劃分為“潛力巨大型”，即雙邊貿易合作潛力值較小但提升的空間較大;比值介于0.8到1.2之間的劃分為“潛力開拓型”，表明存在“貿易不足”的現象，雙邊貿易合作潛力較大但發揮尚且不足，存在一定的拓展空間;比值大于1.2以上的劃分為“潛力再造型”，表明存在“貿易飽和”現象，雙邊貿易潛力很高且已得到充分利用，繼續拉動貿易合作往來需依靠發展新的增長點，但比值越高越容易引發貿易保護問題。
通過測算可知，自2006年至2019年我國東北地區與俄羅斯、日本、韓國、朝鮮、蒙古貿易合作發展潛力的平均值分別為1.01、0.90、0.94、0.63、0.51，2019年分別為1.03、0.86、0.82、0.37與0.25，對應潛力大小排名與隨機效應分析結果相符合。對于當前階段的東北地區而言，俄羅斯、日本、韓國為“潛力開拓型”，朝鮮、蒙古為“潛力巨大型”，表明東北地區同俄羅斯、日本、韓國的貿易潛力較大但發揮尚不充分，雙邊貿易合作發展未達到飽和，而與朝鮮、蒙古的貿易發展潛力存在巨大的提升空間，貿易市場亟待開拓。其中，根據隨機效應回歸結果可知，東北地區同日本發展潛力應大于韓國，但其平均值低于韓國的主要原因，應是2012年我國同日本因釣魚島問題產生的政治沖突極大影響了雙邊貿易合作往來，但伴隨中日關系的緩和與“一帶一路”向東北亞地區的延伸，雙邊貿易潛力得到了再次提升，表明緩解大國關系、增強政治互信對雙邊貿易發展具有積極促進作用。
根據圖1的走勢圖所示，2006-2019年東北地區同俄羅斯、日本與韓國的貿易發展潛力始終位居前列，這主要源于東北地區與其具有良好的地緣優勢、經濟互補性與文化優勢，比如東北地區的自然資源稟賦優勢可有效彌補自然資源匱乏的日本，勞動力稟賦又能彌補受人口老齡化加劇與勞動力短缺問題影響的日本、韓國，而日、韓出口技術密集度較高的產品又能產生技術溢出效應以促進我國技術進步，并且在文化上日、韓同我國同處儒家文化圈。加之東北地區又因中歐班列的開通、美國霸權主義抬頭與中俄兩國政治外交關系的愈加成熟等局勢，這些均有效推動了我國與日本、韓國與俄羅斯間發生國際貿易合作往來。反觀東北地區同朝鮮、蒙古國的貿易潛力情況，相關比值較東北亞其他國家始終較低，應主要受貿易國基礎設施建設落后、經濟發展水平較低及相關法規體系不健全等方面制約，從而極大限制了貿易往來規模及發展潛力的提高，但也意味著貿易市場的拓展具有巨大空間。隨著近年來朝鮮宣布進入“經濟建設大進軍時代”、蒙古提出“草原之路”建設、“中蒙俄經濟走廊”建設的推進與我國“一帶一路”向東北亞區域延伸等發展局勢又為拓展貿易合作帶來了時代機遇。
四、結論及政策啟示
東北亞區域作為世界經濟最具發展活力的重要板塊，區域生產總值占全球經濟總量的19%，一直以來都是大國政治博弈與經濟合作往來聚焦的核心地帶。在區域發展新形勢下，加快推進我國東北與東北亞區域深層次貿易合作的意義深遠，它不僅有助于我國優化區域經濟發展布局，也有利于助推新一輪東北振興戰略，倒逼地區改革以促進東北經濟企穩向好。為挖掘東北深度參與東北亞貿易合作的潛力，本文基于2005-2019年東北地區同21個國家的貿易往來數據，運用擴展后的貿易引力模型對比分析了東北地區同東北亞貿易合作發展的情況。研究表明，東北地區與貿易國的經濟發展水平與具有貿易集團伙伴或區域貿易協定簽署關系是影響雙邊貿易發展的促進因素，而地理距離與文化差異則會抑制雙邊貿易規模擴大;東北地區同日、韓、俄的貿易合作受到政治互信增強與區域一體化建設的影響得到了極大促進，貿易潛力較大但仍未發揮充分。而東北地區同朝、蒙的貿易合作受基礎設施建設落后、經濟發展水平較低與相關法規體系不健全等方面因素的制約，貿易潛力值較低，但具有較大的市場拓展空間。東北地區同區域各國貿易往來均未達到飽和，仍需配合區域發展政策開展深層次的貿易合作。為此，本文立足于實證研究結果，結合我國對外開放發展與東北振興戰略要求提出以下對策建議：
（一）開拓東北振興新局面，建設對外開放新前沿
東北地區經濟增長是帶動對外貿易發展的決定因素，而加快地區對外貿易向好發展又能倒逼改革，助力深入實施新一輪東北振興，打造我國優化區域布局新陣地。一方面，東北地區應深化體制、產業及市場經營主體改革，全力開拓東北振興新局面。著力加強深化“放管服”改革與營商環境建設，推動政府職能轉變，提高政府服務效率，完善現代市場體系;推動東北產業轉型升級，加大技術密集型產業扶持力度，引進先進技術、高科技設施與優質人力資本，提升出口產品技術含量，提高產品國際競爭力;著力提升國有企業現代化管理水平，加快完善現代企業制度，致力化解中小微企業融資困境，優化民營經濟發展的政策環境，從而全面加強東北經濟建設，激發東北經濟增長新活力。另一方面，充分發揮地緣優勢，加快跨境合作機制探索，打造我國對外開放新前沿。東北地區應主動積極對接我國對外貿易發展相關戰略，充分發揮吉林省、黑龍江省沿邊空間優勢與遼寧省沿海港口區位優勢，拓展邊境地區次區域貿易合作與跨境經濟合作區建設，從而輻射、擴散帶動東北深度參與東北亞區域合作，推動我國構建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發展新格局。
（二）深化地區互聯互通，打造區域貿易合作新窗口
我國東北地區同貿易往來國間的空間距離與文化差異是限制貿易發展水平的重要因素，建設區域互聯互通的自由貿易網絡通道，促進跨文化交流溝通，有助于降低運輸成本、消除貿易壁壘，充分發揮東北地區“通道+經貿平臺”效應，夯實對區域一體化建設的助推基礎。一方面，東北地區應積極推動我國“一帶一路”倡議同蒙古“草原之路”、俄羅斯“歐亞同盟”與“中蒙俄經濟走廊”建設相對接，重點加強對東北密集口岸群通道優勢的運用，依托連接三省的綜合公路運輸體系建設與鴨綠江、圖們江及松花江的出海通道建設，逐步拓展地區對東北亞區域鐵路、航空配套開放設施的建設，從而把握北極航線、“歐亞大通道”建設新機遇，深化完善東北地區“中俄交通走廊”“中朝交通走廊”“中蒙國際貿易通道”與“環日本海港口——腹地物流系統”的國際貿易通道，打造面向東北亞區域的陸、江、空完備的貿易運輸體系;另一方面，東北地區應加強政治、文化溝通，探索建立政府交流和政策溝通機制，推進人文交流與教育互動深入向前，打造區域文化交流長效合作機制，從而多方面助力東北地區跨境貿易合作帶動我國“一帶一路”建設向東北亞區域延伸，為我國深層次參與區域貿易合作提供新窗口。
（三）加強多邊區域合作，開創區域協同發展新格局
區域貿易合作是建設開放型區域經濟的重要舉措，不僅有助于緩解逆全球化趨勢與貿易保護主義的消極影響，更有助于深入挖掘地區經濟發展內生潛力，從內部推動東北亞各國實現區域協同發展。面對東北亞區域存在的朝鮮半島糾紛、朝鮮核問題與中日歷史遺留問題等不穩定因素的影響，我國一方面要切實增強政治互信與安全合作，加強首腦外交作用，積極加強治國理政經驗交流、深化黨際合作，通過多平臺、多領域的政策溝通以避免經貿問題政治化，改善東北亞區域政治關系，創建安全合作環境;另一方面，我國應加強“一帶一路”倡議與韓國“新北方政策”、朝鮮經濟強國建設、俄羅斯“新東方政策”與蒙古“草原之路”構想的深度結合，充分發揮東北地區在次區域與區域合作的載體角色，堅持自由貿易的戰略選擇，運用區位優勢創建國際經濟合作示范區，沿邊城市大力開展跨境電子商務貿易合作形式，延長跨境產業鏈，提升地區對外貿易發展和投資便利化水平，實現貿易合作往來互利互補，推動區域貿易多方向合作。同時，我國還應助力推動中日韓自由貿易區建設，深化助推中俄朝、中日韓、中蒙俄等小多邊、次區域合作發展，并由此多層次推動區域一體化發展，激發區域經濟增長內生動力，開創區域協同發展新格局。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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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房磊：《東北地區對東北亞國家貿易潛力與發展對策》，東北財經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6年。
[責任編輯 張克軍]
區域合作公共管理論文范文第6篇
摘 要：積極培育發展勢頭較好、資源環境承載力較強、經濟發展潛力較大的潛在區域發展新空間，是塑造我國區域發展新格局的關鍵一環，對維持全國經濟發展動力、保持經濟平穩增長具有重要意義。在剖析潛在區域發展新空間內涵與特征的基礎上，通過實證研究識別出跨省連片地區、省內連片地區、省會及周邊地區3類11個區域共54個城市作為我國潛在發展新空間，明確了不同類型區的發展方向和重點，提出加快軟硬件建設、發揮科技創新、加強人才保障、促進區域合作等相關建議。
關鍵詞：區域協調發展;潛在新空間;空間識別
隨著我國區域協調發展戰略的深入推進，發展勢頭較好、資源環境承載力較強、經濟發展潛力較大的潛在區域發展新空間逐漸受到國家重視。早在2014年，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就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要“謀劃區域發展新棋局”和“通過‘拓展區域發展新空間’來協調推動中國經濟穩定增長和結構優化”。2015年10月，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提出“要拓展區域發展空間”。2020年，習近平總書記提出“逐步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而潛在區域發展新空間無疑是拓展國內大市場的重要區域。優化提升第一代區域發展空間、拓展區域發展新空間、培育潛在區域發展新空間、拓展海洋發展新空間是現階段拓展我國區域發展新空間的四個重要方面，尤其是，培育潛在區域發展新空間將是今后一個時期推動我國區域發展形成新格局的關鍵一環。
一、潛在區域發展新空間的內涵與特征
目前，學術界對潛在區域發展新空間尚無明確界定，與其相近的概念僅有“潛在新戰略區域”和“區域發展新空間”等。安樹偉等認為，潛在新戰略區域是指資源環境保障能力強、經濟規模較大、經濟增長速度高于全國平均水平、能夠集聚更多的人口和產業，經過一定時間的培育和發展，可以有效推進國家的工業化和城鎮化的關鍵區域[1]。常瑞祥等認為，區域發展新空間應該是與“戰略性區域”“區域發展新棋局”“國家級區域規劃地區”等概念相關的概念，“新”主要體現在具體的區域范圍擴大和抽象的經濟效率提升兩個方面[2]。侯永志等在識別區域發展新空間時，采用工業化率和城鎮化率兩類指標，對全國285個地級市進行了篩選，識別出合肥等38個潛在戰略性城市[3]。這里認為，潛在區域發展新空間是指現有發展水平低于京津冀、長三角及珠三角等發達地區，且暫時低于中原地區、長江中游地區、成渝地區等快速成長地區，但是具有較好的資源、環境與經濟發展基礎，經過一定時間的培育和發展，經濟增長能夠快于全國平均水平，并形成更大的人口和產業集聚規模[4-5]，在未來能夠有效支撐我國經濟中長期增長、工業化和城鎮化持續推進的區域發展新空間[6]。
從遞進關系上來看，我國經濟增長空間呈現“第一代區域發展空間—區域發展新空間—潛在區域發展新空間”的接力機制?？梢哉J為，潛在區域發展新空間是未來一個時期推動我國經濟持續增長、區域經濟轉型發展的空間載體，具有四個特征：一是潛在性，即現有發展基礎良好，且仍有較大發展潛力未得到釋放，在中長期具有良好的發展預期;二是戰略性，即潛在區域發展新空間的培育和發展，對于所在地區甚至全國的未來經濟增長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三是帶動性，即在自身發展的基礎上，未來有條件成為新的增長極，進而帶動周邊區域的發展;四是多層次性，既有在全國層面具有重大意義的潛在區域發展新空間，又有省域等地區層面的潛在區域發展新空間，既有城市群規模的潛在區域發展新空間，又有中心城市及其周邊區域形成的潛在區域發展新空間。
二、潛在區域發展新空間的識別
根據潛在區域發展新空間的內涵和特征，這里以地級市為基本空間單元，通過構建指標體系對潛在區域發展新空間進行測度，并根據測度結果對其進行分類。為保證國土空間的連續性和覆蓋性、數據獲取的可行性與相對完整性，選取4個直轄市和283個地級行政單位為基本空間單元，對其2018年的發展狀況及發展潛力進行綜合評價。
（一）指標體系與數據測算
在借鑒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礎上，結合實際情況，構建潛在區域發展新空間測度的指標體系，并在指標中充分體現潛在區域發展新空間的內涵與特性。構建指標體系的基本思路是：把握潛在區域發展新空間的內涵與特征;確定指標體系分類框架，根據國際通用的指標體系構建方法確定分類框架，將潛在區域發展新空間測度指標體系分為表現層、專題層及指標層;確定指標體系選取標準;遴選指標，進行德爾菲法意見征詢并與有關專家進行充分討論，遴選確定最終指標。
為了使指標體系能夠科學、準確、合理地對我國潛在區域發展新空間的實際情況作出測度，在構建潛在區域發展新空間測度指標體系時遵照以下原則：第一，準確性原則，所選取的指標應該與潛在區域發展新空間有著密切關系，能夠準確反映其各個方面的特征;第二，指向性原則，所選指標對潛在區域發展新空間的發展應具有明確的指向性，即指標的大小變化能夠準確區分出潛在區域發展新空間的發展趨勢;第三，時效性原則，所選指標應能按年度獲取，并且及時反映潛在區域發展新空間的變化;第四，科學性原則，所選指標要有科學的定義及計算方法，能夠用定量檢測或者定性評價來計算，并且有權威的統計數據;第五，獨立性原則，所選指標不應反映同一問題，計算過程不應有重復。
由于對未來潛在增長的測算需要建立在對歷史數據的分析和未來發展條件的判斷上，在遵照以上原則的基礎上，本文在測度潛在區域發展新空間時考慮從歷史增長依據和潛在增長條件兩個方面構建表現層指標，并將歷史增長依據分解為經濟增長速度、對全國經濟增長貢獻率等專題層，將潛在增長條件分解為交通運輸、科技創新、教育醫療等專題層。具體潛在區域發展新空間測度指標體系如表1（下頁）所示。
為了避免測算過程中受主觀因素影響以及指標間信息重復，這里采用客觀賦權法中的主成分分析法對潛在區域發展新空間進行測度。樣本城市數據均來源于相關年份《中國城市統計年鑒》和各城市統計年鑒。
通過計算，287個城市中得分最高的為北京市（9.6382），最低的為隴南市（-1.3419），中位數為玉林市（-0.4390）。根據潛在區域發展新空間的內涵，諸如京津冀、長三角、珠三角等較為發達的地區不應作為潛在區域發展新空間的研究對象[1]。因此，在考慮潛在區域發展新空間時排除京津冀城市群、長三角城市群、粵港澳大灣區、哈長城市群、遼中南城市群、關中平原城市群、中原城市群、成渝城市群、長江中游城市群、海峽西岸城市群、山東半島城市群等發展較為成熟的地區之后，剩余102個樣本城市。在這之中，得分最高的為鄂爾多斯市（1.7706），最低的為隴南市（-1.3419）。
（二）潛在區域發展新空間劃定和空間分布
得分高于0代表該城市的增長潛力高于287個樣本城市增長潛力的平均水平，因此可以認為在102個城市中得分高于0的16個城市是高潛在區域發展新空間。同時，在這102個城市中，得分雖然低于0，但高于或等于總樣本中位數的17個城市，其增長潛力在全國城市中也是位列前半部分，可以被認為是中潛在區域發展新空間。這102個城市得分中位數為-0.7796，那么得分高于102個城市中位數但低于全國城市中位數的18個城市（不包括雞西市），可以被認為是低潛在區域發展新空間（見表2，下頁）。
從空間分布上看，這51個潛在發展新空間主要集中在中西部地區，以省際交界地區和沿邊地區為主，大多數城市呈現集中連片的分布特點，但也有單個城市的相對獨立區域。其中，集中連片的潛在區域發展新空間包括粵桂湘交界地區、西江中游地區、桂西北地區、黔西北地區、滇川地區、晉陜蒙寧交界地區、蒙東地區、隴西北地區、天山北麓地區、海南自貿試驗區、太原都市圈，共11個區域，涉及49個潛在發展新空間。鑒于潛在區域發展新空間是一個區域概念，集中連片是區域的基本特征，因此，我們也將一些與潛在發展新空間相鄰，但還未達到潛在發展新空間標準的城市也納入進來，以保證一定的區域完整性，促進具有相似資源稟賦和區位條件的地市進行組團發展。其中，滇川地區增加麗江市、楚雄州，蒙東地區增加興安盟，桂西北地區增加河池市，天山北麓地區增加昌吉州。因此，集中連片的潛在區域發展新空間涉及54個城市（盟、州）。
蘭州和西寧兩個省會城市經濟增長率和增長潛力都比較高，具有一定的輻射帶動能力，但是周邊沒有增長潛力比較大的城市。因此，這兩個城市分別以蘭州及周邊地區、西寧及周邊地區，作為我國特殊的潛在區域發展新空間。
三、潛在區域發展新空間的發展方向
培育潛在區域發展新空間，要以區域要素稟賦和經濟發展現實為依據，以激發區域經濟活力，發揮區域發展潛能，促進可持續發展，跨?、龠B片、省內連片、省會城市等不同類型區域的發展方向和戰略重點各不相同，同一類型區域內的城市亦各有具體發展方向。我國潛在區域發展新空間范圍與基本情況如表3（下頁）所示。
（一）跨省連片地區的潛在發展新空間
跨省連片地區一般屬于同一自然區域，地緣關系比較密切，擁有相似的區域社會文化背景，居民多有自發的經濟往來，但同時區位又處于邊緣化狀態[7]。特別是在省際交界地區，因行政隸屬關系不同，城市之間存在分割性，合作交流比較困難，邊緣經濟現象比較顯著，在區域協調發展中更容易產生矛盾和問題[8]。為此，一要消除省際的合作障礙;二要在省際交界地區培育“區域性中心城市”，帶動交界地區合作發展;三要探索區域利益分享機制，通過合作共建產業園區，進一步完善規劃、建設、招商以及利益分享機制，在促進科技成果轉移轉化、股權激勵、科技金融結合、人才培養與引進等方面積極開展探索示范。
1.粵桂湘交界地區
粵桂湘交界地區要樹立生態優先的綠色發展思路?；洷钡貐^是廣東省著力構建的生態發展區，桂林和懷化等也是生態本底良好的生態功能區。因此，粵桂湘交界地區發展要注意如下方面：一要重點加強生態環境保護和修復，通過生態環境保護和提高資源綜合利用率，積極提供生態產品;二要積極對接粵港澳大灣區，尤其是邵陽、永州、郴州等湘南地區，地處長江經濟帶與華南經濟圈的結合部，交通便利，資源豐富，工農業生產具有一定基礎，要加強承接粵港澳的產業轉移;三要加強生態經濟引領，促進產業特色發展，按照“產業生態化”的理念，大力發展生態農業、生態工業和現代服務業，促進經濟與生態協調發展。
2.西江中游地區
對整個西江中游地區來說，一要緊抓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等重大歷史機遇，開創珠江—西江經濟帶高水平開放、高質量發展新局面。南寧應抓住廣西實施“強首府”戰略的機遇，大力推進人才、資金、項目等要素集聚，強化中心城市的輻射帶動作用，帶動整個西江中游地區發展。二要打造廊道經濟，加強南寧、玉林、茂名、云浮等城市之間的交流與合作，加快產業走廊和生態廊道“兩廊”建設，加快推進岸線環境綜合整治和生態經濟帶建設，統籌謀劃航運樞紐港建設，打造臨港經濟區。努力把西江中游地區打造成粵港澳大灣區與泛珠三角區域深度合作的示范區，促進其發展成為西南、中南地區開放發展的新經濟增長極。
3.晉陜蒙寧交界地區
晉陜蒙寧交界地區應積極對接黃河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戰略，擯棄地方保護主義的思維，加強與沿黃省份交流合作。加強資源利用與生態環境保護合作，加強流域內各城市產業分工與合作，加強產業對接與協作，促進循環經濟、生態產業、生態園區發展。在農業領域實施“品牌戰略”，共同扶持壯大龍頭企業，促進農業產業化發展;依托本地區煤炭資源大力發展煤電聯營;依托旅游路線，推動旅游合作，編織“旅游同線”，共同開發旅游資源，聯合打造旅游品牌。同時，要加強與京津冀地區的協同互動，積極融入京津冀交通圈，主動承接京津冀產業轉移和功能疏解，從人才、資金、技術、項目、產能和市場等方面推動合作與對接。
4.滇川地區
滇川地區是我國與東南亞、南亞國家的重要陸路交通樞紐，同時，該地區的旅游文化資源豐富，又是全國重要的煙草、能源、物流基地，以及以生物、冶金、化工為重點的區域性資源精深加工基地。目前滇中地區開發強度較低，可利用土地資源具備一定潛力，尤其是國家級新區的設立大大帶動了滇中地區的經濟增長。未來滇中地區應積極推動以制造業為主的產業發展，實現區域經濟的高質量發展。一是充分利用滇中城市群作為我國面向西南開放重要門戶的地位，大力實施“走出去”戰略，構建外向型現代產業體系，積極參與國際分工合作。二是構建現代產業體系，重點依托現有資源及產業基礎優勢，穩固發展以特色農業為重點的第一產業，繼續發展壯大以制造業、重化工、資源采掘業及煙草業為龍頭的第二產業，培育發展以現代服務業及旅游產業為主的第三產業，促進數字經濟發展，推動康養產業和旅游業高質量發展。
5.蒙東地區
蒙東地區是我國連接俄蒙的重要通道，未來蒙東地區發展可從如下方面著手：一是抓住新一輪東北振興的戰略機遇，加強與東北三省的對接與協作。培育和發展特色優勢產業，打造錫（錫林郭勒）赤（赤峰）通（通遼）經濟區，強化中心城市對周邊地區的輻射帶動作用。二是加大對土地沙化荒漠化的防治力度，大規模推進綠化國土行動，加快實施防護林保護與建設、退耕退牧還林還草、水土保持等生態修復工程。三是大力發展泛口岸經濟，加強跨境經濟合作與交流，推進以輕工、日用品、農產品加工為主的特色產業發展，深度參與中蒙俄經濟走廊建設，構建內外聯通、資源集聚、要素融通的全面對外開放平臺。
（二）省內連片地區的潛在發展新空間
不同于跨省連片區域，省內連片區域處于同一省域的行政范圍內，行政區分割相對較弱，更容易實現統籌發展。要順應城鄉一體化趨勢，加快促進要素在城鄉之間的自由流動與平等交換，加強城鄉融合發展，構建“工農互促、城鄉互補、全面融合、共同繁榮”的新型工農城鄉關系。同時，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堅持綠色經濟發展理念，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著力突破能夠有效提升價值鏈層級的產業發展的關鍵環節，加快構建現代產業新體系[9]。
1.海南自貿試驗區
?？诤腿齺喪呛Ｄ献再Q試驗區發展的兩個龍頭，未來要積極利用好自貿試驗區政策，大力發展旅游業、現代服務業、高新技術產業。?？诤腿齺喌穆糜螛I資源豐富，市場向往度和美譽度高，旅游業態豐富，要加快建設國際旅游消費中心，提升旅游服務品質，培育旅游消費新業態、新熱點。大力推進現代服務業開放創新，加快發展軟件與信息服務、文化創意產業，打造一批知名會展品牌，構建現代化綜合物流產業體系。積極培育高新技術產業，重點發展深?？萍?、航天科技、新一代信息技術、數字經濟、生物技術等高新技術產業。同時，以熱帶高效農業為特色，優化調整種植、養殖布局和品種結構，強化農業設施、科技和服務體系支撐，推進農業產業化經營，延伸農業產業鏈條，做強做優熱帶特色高效農業。更重要的是要對標國際先進模式，加快形成法治化、國際化、便利化的營商環境。
2.桂西北地區
桂西北地區屬于欠發達地區，但該地區是重要資源富集區，同時地處滇、黔、桂三?。▍^）的結合部，交通區位優越。桂西北地區應憑借豐富的資源和優越的地理區位，主動加強與周邊區域的聯動發展，加快推進產業分工協作和生產要素合理流動，努力提升互聯互通水平和中心城市能級，打造區域產業發展新高地。一是促進資源產業轉型升級。桂西北的鋁工業在資源、交通、技術、人才等方面具有得天獨厚的優勢，要促進鋁工業等資源型產業的接續產業發展，積極破除傳統發展路徑依賴，培育新動能。二是促進革命老區振興發展。該地區有左右江革命老區，要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弘揚傳承紅色文化，培育壯大特色農業、紅色旅游等產業，增強老區自我發展和可持續發展能力。
3.黔西北地區
黔西北地區區位優越、交通便捷、資源豐富、環境優美，產業基礎良好，擁有豐富的水能資源、煤炭資源、煤層氣資源以及鉛鋅礦、鋁土礦、重晶石、大理石等礦產資源，是國家重要的能源基地和“西電東送”工程的主要電源點之一，而且擁有雄厚的民用航空產業和大數據產業基礎，具有較強的發展優勢?？蓮娜缦路矫嬷郑阂皇桥嘤F陽都市圈，促進貴陽中心城區及周邊地區一體化發展;二是加強與粵港澳大灣區的產業對接，積極承接產業轉移，建立“飛地”項目利益分享機制，推動形成優勢互補高質量發展的區域經濟布局;三是促進資源型產業轉型升級，加快培育接續產業發展;四是依托目前已經培育起來的數字經濟產業，加強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的融合，促進傳統產業向數字化、網絡化和智能化轉型。
4.太原都市圈
由于太原都市圈城市之間的交通一體化水平不高、分工協作不夠、城市間聯系較少、協同發展的體制機制不完善等，太原都市圈對周邊城市的發展帶動作用有限[10]。未來應加快推進太原—晉中一體化發展，大力推進太原都市圈建設，促進晉中城區、太原城區以及太谷的融合發展。一是以基礎設施為突破口，構建設施共享機制，創新服務共管機制，按照規劃統籌、標準統一的原則，率先在通信、城市道路、公交、軌道交通等方面取得實質性進展。二是優化發展太原、晉中現有城區范圍，提升太原主城區和晉中市區城市綜合中心，加快推進太晉一體化。三是建立經濟協作機制，深化協調聯動機制，逐步推進兩市產業發展、公共服務、社會管理、環境聯治的一體化進程。四是加強太原都市區與周邊城鎮組群的專業化分工協作，充分發揮太原都市區的輻射帶動作用，發揮城鎮組群對太原都市區的產業支撐功能，培育發展現代化的太原都市圈，形成區域競爭新優勢，為山西中部城市群高質量發展提供重要支撐。
5.隴西北地區
酒泉市和嘉峪關市是甘肅省河西走廊西段的經濟、人口相對集中的區域，兩市毗鄰，中心城區相距20公里左右，推進酒嘉區域經濟一體化發展是兩市多年來的發展方向。該地區礦產資源豐富，鎢、鉻、釩、石棉儲量居全國前三位，鐵、黃金、菱鎂、高純硅、石油等儲量豐富，風能、太陽能等清潔能源蘊藏量巨大，敦煌莫高窟、嘉峪關關城等旅游文化資源豐富。未來要繼續推進酒嘉一體化發展，實現區域經濟的高質量發展，特別是聯合構建現代產業體系，重點應依托現有資源及產業基礎優勢，大力發展循環經濟，將酒嘉建設成為全國重要的新能源基地、冶金新材料基地、石化基地和特色農產品生產加工基地，培育發展以古絲綢之路名勝旅游區和游客集散中心為特色的旅游產業。
6.天山北麓地區
烏魯木齊是我國向西開放的重要門戶，隨著新一輪西部大開發的深入，應進一步提升烏魯木齊對新疆和西部地區經濟發展的帶動作用。以烏魯木齊和昌吉率先實現一體化發展為主要方向，以交通互聯互通為突破口，以重點項目為依托，推進烏魯木齊與周邊城市之間的地鐵、城際鐵路、磁懸浮、云軌、智軌等重大交通項目建設有機銜接，加快構建高效、安全、便捷的現代綜合交通網絡，加強對烏魯木齊都市圈的整合，消除都市圈發展中的主要障礙，更好地促進烏魯木齊都市圈的發展。
（三）省會城市及周邊地區的潛在發展新空間
當前，“強省會戰略”正逐步成為我國絕大多數省份，特別是中西部省份推動區域經濟發展的重要戰略選擇[11]。省會城市憑借其在全省科技、教育、管理等領域的優勢，可以帶動全省經濟發展，對其他城市起到帶動和示范作用。但是，由于省會城市對人才、資金、項目等要素具有更強的集聚能力，也會導致資源過度集中，加劇省內各市之間的發展不平衡。因此，省會要從單一的中心城市向形成具有競爭力的大都市地區轉變[12]。省會都市圈要在新一輪區域競爭中贏得主動，應從省會都市圈這個更大區域范圍出發，構建以省會城市為核心的省會都市圈，增強集聚和輻射功能。
1.蘭州及周邊地區
蘭州市未來的發展要更加突出發展質量和效益。一是重振“蘭州制造”，著力構建現代產業體系。實施工業強基和產品強質工程，改造提升傳統商業街區，鼓勵發展智慧零售等新業態，優先發展文化旅游、通道物流、數據信息、中醫中藥等產業，力爭取得突破性進展。二是加強蘭州新區和蘭州高新區的帶動作用，重點布局有色金屬新材料、商貿物流、先進裝備制造等一批千億級和百億級產業集群。三是提升交通輻射能力。不斷優化和完善省會城市功能，增強全省產業創新龍頭，提升交通輻射能力，全面提升綜合實力，增強引領、輻射、服務作用，帶動甘肅省加快邁向高質量發展之路。
2.西寧及周邊地區
西寧作為我國西北地區的重要中心城市，是蘭西城市群的兩個核心城市之一。未來，西寧要積極融入蘭西城市群建設，完善和蘭州市的協同發展機制，同時應抓住“一帶一路”建設的戰略機遇，大力發展通道經濟，構筑全方位、多層次的內陸開放型經濟體系，打造我國向西開放的重要戰略支點。一是促進大西寧擴容提質，促進多巴新城等新發展空間建設，加強城市道路等基礎設施建設，完善城市功能。二是加快促進基礎資源互聯互通，統籌大西寧地區的鐵路、公路、航空、網絡等建設，加強與蘭州的聯系。三是促進產業協同一體化，合作共建新能源、新材料、生物、新能源汽車等產業集群。依托產業園區，搭建產業合作平臺，發展“飛地經濟”。四是構建大西寧生態共同體，統籌推進山水林田湖草系統治理，共同打好新時代黃河保衛戰。五是提升公共服務水平，打破城市間界線，推動公共服務均等、便捷、高效、一體化發展。
四、培育潛在區域發展新空間的建議
目前，潛在區域發展新空間的生產要素相對低廉，基礎設施還相對落后，仍然有巨大的發展空間，若能在國家戰略層面給予人才、資本和技術等方面的支持，其將成為未來我國經濟增長的重要貢獻者。
（一）加快潛在區域發展新空間的軟件和硬件建設
繼續加大基礎設施，尤其是交通基礎設施的建設。交通條件的改善可以不同程度地彌補由于地理區位和自然資源稟賦帶來的區域劣勢，促進區域的經濟增長。為此，應繼續加強對潛在區域發展新空間的基礎設施建設，尤其是交通基礎設施建設，以公路建設為重心，加強鐵路、機場等交通系統建設。加大信息建設投入，加快建設5G、物聯網、工業互聯網等信息基礎設施、智慧能源基礎設施、重大科技基礎設施、產業技術創新基礎設施等。此外，政策、文化、制度、法律以及思想觀念等軟件環境對投資建設往往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因此政府應加大對潛在區域發展新空間的軟環境建設。
（二）加大對潛在區域發展新空間的政策引導與扶持力度
潛在區域發展新空間是未來我國經濟發展的新增長極，其經濟發展需要國家政策的支持與引導。一方面，要加大對潛在區域發展新空間的政策扶持力度，從稅收、投資、土地、人才、貿易、創新等多方面給予政策優惠，積極引導資金、項目、人才等要素資源向潛在區域發展新空間集聚，支持潛在區域發展新空間承接高增長地區的相關產業轉移，大力培育新興產業，促進經濟健康持續發展[13]。另一方面，應根據潛在區域發展新空間的經濟發展情況加以區別對待，制定差異化政策，尤其是投資政策。要進一步加強基礎建設和人力資本積累投入，提高項目投資效率，增強投資過程科學化的監管。同時，要創造良好的民間資本與外資的投資環境，積極引進國際資本與民間資本，提高資本積累的有效性。此外，還可對潛在區域發展新空間采取投資補貼、貼息貸款、減免稅收等優惠措施，促進潛在區域發展新空間的投資增長。
（三）繼續發揮科技創新的支撐作用
一個地區的發展基礎和位勢通常取決于新經濟形態、新產業類型以及新創新資源等發展集聚的速度和規模[14]。因此，應繼續發揮科技創新的作用，通過改革試驗平臺等途徑賦予推動創新要素向潛在區域發展新空間轉移集聚。一方面，優化科技創新環境，通過財稅、金融等政策為產業創新發展提供有力支撐;另一方面，加快建設重大科技創新平臺，合理引進和布局重大研發項目，提高企業技術創新能力和效率。此外，還應積極與高增長地區對接協作，推動創新資源在高增長地區和潛在區域發展新空間之間的流動與聯動。
（四）完善人才引進和培養機制
人才作為一種特殊的資源要素，在一定條件下可以轉化為生產力，促進地區經濟發展。目前，潛在區域發展新空間的人才資源總體上還較為缺乏，分布結構不合理，資源總體效率低下，人才流失現象嚴重。促進潛在區域發展新空間的經濟持續發展，必須實現人才資源的合理開發利用。一方面，應建立合理的人才流動機制，突破地域之間各種障礙以及人才交流中的各種限制，設立人才流動仲裁機構，保障人才在流動中的合法權益不受侵害。另一方面，要優化培養機制，加大人才資源的引進與培養力度，制定出合理的培養規劃，針對一些在職人員建立合理有效的培訓體系和制度;要采取形式多樣的培養途徑，因材施教。
（五）加快對外開放和區域合作
只有實施開放型經濟，才能將自然資源轉變為經濟資源，更好地發揮資源在經濟建設和社會生活中的作用。潛在區域發展新空間應實施更加主動的開放政策，全方位擴大對內對外開放，增強促進經濟增長的新動力。一方面，加強與國內發達地區的互動合作;另一方面，以“一帶一路”建設為契機，依托國際大通道積極打造國際經濟合作走廊，進一步提升交通、通信、電網、管道等基礎設施建設水平，增強與“一帶一路”沿線經濟帶和城市群的連接性，擴大區域市場規模。同時，以“互聯網+”為契機，彌補自身區位劣勢，加快培育進出口競爭新優勢;加快建設跨境電商平臺，支持具備條件的地方申報建設海關特殊監管區域、口岸經濟區，創新外貿發展模式，促進本地區開放型經濟發展。
（六）深化市場化經濟體制改革
目前，我國潛在區域發展新空間地區的制度完善和轉型相對滯后，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經濟的發展。為了適應經濟發展的需要，調動各方面的積極性，應深化國有企業改革，推動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進而推動經濟快速發展。一方面，繼續推進以簡政放權為重點的各項改革，進一步激發市場主體積極性，構建統一的市場，保證經濟資源優化配置及運作[15]。另一方面，大力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以市場化手段為主、政府調控為輔的辦法不斷優化供給、改善需求，培育和扶持新興產業發展，促進新舊動能轉換，打造地區經濟增長極。此外，應加快促進政府職能轉變，優化和完善管理體制和運行機制，理順政府和市場、政府和社會、中央和地方的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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