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發群體性上訪事件范文第1篇
以建設“和諧社會”重要思想為指導，落實“安全第一，預防為主、綜合治理”的方針，加強對群體性突發事件的應急處置能力，降低群體性突發事件危害程度，保障人民生命和財產安全，確保一旦發生群體性突發事件，能以最快的速度、最高的效能，實施處置，最大限度地減少人員傷亡和財產損失，把危害降到最低點，維護企業安全與社會穩定。根據有關法律、法規及上級文件精神，根據《***有限公司突發事件總體應急預案》，特制訂《***有限公司群體性突發事件應急預案》。
二、適用范圍
適用于公司對造成或可能造成重大損害和重大社會影響的群體性突發事件的應對及處置。
三、組織機構
成立***有限公司群體性突發事件應急指揮領導小組，由公司分管領導擔任組長，綜合辦公室主任、安全機務科科長擔任副組長，成員由各部門、各單位分管負責人組成，指揮領導小組辦公室設在公司安全機務科(電話：工作日********，非工作日及夜間：********，傳真：********)。
四、事件類型
1、 聚眾沖擊、圍堵上級部門、要害部門、重要場所等重要目標的。
2、 利用交通工具居中堵塞交通或通過聚眾靜坐非法占據辦公區域等重要場所的。
3、 罷工、罷運，違法聚眾上訪、請愿，非法集會、游行、示威等。
4、 造成較大人員傷亡、財產損失的械斗及打、砸、搶、燒等事件。
5、 其他嚴重破壞社會秩序、危害社會穩定、人員滯留以及造成重大社會影響的群體性行為。
五、工作要求
處置群體性事件總的要求是：發現得早，化解得了，控制得住，處置得好。
1、 統一領導，分級負責。按“誰主管、誰負責”的原則，落實崗位責任制，由引發事件的相關責任單位負責解決。
2、 預防為主、防患未然。堅持預防為主的工作方針，正確理解“和諧社會”重要思想，正確處理改革、發展、穩定的關系。建立健全社會穩定預警工作機制，做到早發現、早報告、早控制、早解決，將事件控制在萌芽階段，及時消除誘發大規模群體性事件的各種因素。要高度重視群眾反映強烈的熱點、難點問題，認真聽取群眾的意見，并依法按政策研究解決群眾反映的問題。
3、 理性克制，防止激化。注意工作方法和策略，綜合運用法律、經濟、行政等手段的宣傳、協商、調解等方法處置群體性突發事件，加強對參與者的說服教育，引導參與者以理性、合法的方式表達利益訴求，解決矛盾，防止矛盾激化和事態擴大。
4、 快速反應，相互配合。群體性突發事件發生后，事發單位應嚴格落實應急處置工作責任制，各有關單位要及時給予配合和支持，要相互協作、相互配合，并確保信息收集、情況報告、指揮處置等各環節的緊密銜接，在最短的時間內控制事態。對發生暴力行為、嚴重損害社會治安秩序、危害企業和社會安全的群體性事件，要及時報警，采取果斷措施，堅決制止違法行為。
5、 加強教育，正確引導。預防和處置群體性事件，要將法制宣傳、教育疏導工作貫穿事件處置得整個過程。教育群眾遵守法律法規，依法維護自身合法權益，通過合法、正當渠道和方式反映問題。
6、 連續性與階段性相結合。事前處置做到信息反應靈敏，事中處置做到依法、及時、穩妥，事后處置做到精確處理，追蹤掌控。
六、應急處置
群體性突發事件發生后，事發單位必須快速反應，根據事故性質規定啟動應急預案，組織應急處置，并根據《***有限公司突發事件總體應急預案》報告制度向公司和有關部門報告。
1、 凡出現涉及本單位、本部門工作的群體性突發事件苗頭或群體性事件尚處在醞釀過程中的，由事發單位負責人和分管領導出面做好化解疏導工作，聽取群眾意見和要求，應當解決的要明確答復。不能解決的，要說明原因，講清道理，并做好思想教育和法制宣傳工作，化解矛盾，避免事態擴大。同時，要將工作情況及時報公司，并做好處置準備。
2、 群體性事件發生后，事發單位的應急領導小組成員應及時趕赴現場指揮、處置，及時、主動做好工作，化解矛盾，避免事態擴大，必要時成立現場指揮部等臨時應急組織，并向公安部門報告備案。
3、 盡快控制事態的發展。負責現場處置工作的工作人員應認真聽取參與者代表的意見和要求，面對面地做參與者的工作，對參與者提出的要求，符合法律法規和政策規定的，當場表明解決問題的態度。無法當場明確表態解決的，責成有關單位限期研究解決。對確因決策失誤或工作不力而侵害群眾利益的，據實向群眾講明情況，公開承認失誤，盡快予以糾正。對群眾提出的不合理要求，講清道理，耐心細致地做好政策宣傳解釋和說服教育工作。穩定群眾情緒，及時疏導化解矛盾和沖突，控制事態發展。
4、 查明挑頭人或組織者，現場處置領導要親自與其談話，表明態度，開展法制教育，做好思想工作。對煽動群眾鬧事、散布謠言的，盡量將其勸離，并及時通過攝像、照相和錄音等手段收集證據，為事后處理做準備。
5、 對于嚴重危害企業安全或損害企業利益的較大規模群體性事件，應爭取公安部門提前介入。對于嚴重危害社會秩序和公共安全的群體性事件，應迅速向公安部門報案，公安部門依法采取強制措施的，現場處置人員做好配合工作。
七、應急結束
群體性突發事件現場事態平息后，對已經承諾解決的問題，必須盡快解決到位，不得搞虛假承諾或者久拖不決。對法律法規和政策有明確規定而沒有落實到位的，公司要加強監督檢查，督促有關單位或部門加以落實。對群眾因不了解有關規定而存在誤解的，要說明真相，做好深入細致的思想工作和法制教育工作。對有關規定不夠完善的，及時修改完善。堅決避免違背承諾、失信于民，重新引發群體性事件。
突發群體性上訪事件范文第2篇
汪大海，柳亦博
(北京師范大學管理學院，北京100875) 摘要：公共部門在預防和處置突發群體性事件的過程中，應重視社會組織所能夠發揮的重要作用。社會組織的積極參與為弱勢群體、強勢群體以及公共部門之間建立情感嵌入提供了有效的路徑，使目前社會網絡“單一中心”結構轉變為更靈活機動、更富有組織彈性的“雙中心”結構。社會組織的積極參與，不僅能使弱勢群體與強勢群體的博弈達到一種雙贏的納什均衡，同時還能大幅減少社會交易費用。
關鍵詞：復雜社會網絡;突發群體性事件;情感嵌入;社會組織
我國社會現階段正處于改革的攻堅期，經濟結構的轉型、社會結構的調整，以及政治和行政體制的改革，都進入了阻力重重的深水區。這一時期是社會矛盾的凸顯期，也是各個利益群體之間相互博弈的磨合期。在利益群體相互角力的磨合過程中，難免出現分歧，而分歧的出現會導致矛盾逐漸積聚。一旦矛盾積聚到臨界點時，通過“誘因事件”的觸發，就很容易形成突發群體性事件。如何有效地預防和應對突發群體性事件，維護社會的穩定，已成為當前我國公共部門迫切需要解決的難題。僅僅依靠事先制定各種縝密的應急預案，無法契合復雜多變的后工業時代的需求。正如美國應急管理專家威廉·沃所言，現代應急處置表現出一種悖論：“一方面，應急相應需要精細的計劃和組織;另一方面，應急響應又是自發的。應急決策者必須具有創新能力、應變能力、臨機決斷能力，這是因為計劃不管做得多么好，都很少能與現實情況完全契合，要把現實中相互沖突的需求整合起來，這絕非輕而易舉的事情。”[1]我們應當從一個新的視角，重新審視當前社會突發群體性事件的成因及演化機理，從根源處找到預防和處置的突破口。
一、突發群體性事件的類型及演化機理
從事件爆發的原因層面劃分突發群體性事件，我們可以根據其參與者是否具有直接的利益訴求將其劃分為兩類：第一類為“利益訴求型”群體性事件，如各類社區維權群體、失地農民、農民工、下崗職工的上訪等。廈門“PX”事件、重慶出租車“罷工”事件以及上海滬杭磁懸浮工程事件等均屬于此類群體性事件。第二類為“泄憤型”群體性事件，如民間有組織的反日游行、對社會不公正現象的集體發泄、“法輪功”煽動的群體性打砸搶事件等。隴南事件、孟連事件、西安反日游行事件等等均屬于此類群體性事件。
這兩類突發群體性事件實際非“突發”的群體性事件，其演化的基本過程可以用沙堆模型來解釋。在此先引入沙堆模型：向一個圓盤逐粒地添加沙粒，起初沙粒緊靠在它們落下的位置上，但是很快它們就疊起來形成了具有平緩斜坡的沙堆。這個沙堆不時會出現某處變陡的現象，這時沙粒就滑下來，引起小小的沙堆崩塌現象。隨著沙子增加，一些沙粒開始落到圓盤之外。當加入的沙粒數量與落在圓盤之外的沙粒數量在總體上達到平衡時，沙堆就停止增長，整個沙堆系統在這時達到了臨界狀態[2]。
我們可以運用沙堆模型來解讀突發群體性事件的矛盾積聚過程，將事件矛盾相應地劃分為四個階段：“矛盾亞臨界狀態(事態處于潛伏積累期)———矛盾臨界狀態(誘因事件出現)———矛盾超臨界狀態(突發群體性事件爆發，沙堆模型出現崩塌)———沙堆模型再次處于亞臨界狀態(事件引發社會關注和上級政府的介入，矛盾得到化解或緩和)”。沙堆模型實驗發現，沙堆從亞臨界狀態向臨界狀態演化的過程中，沙崩的規模也服從冪律分布，并且沙堆在臨界狀態下具有不確定性。我們認為，這種不確定性包括兩層含義：第一種不確定性是指，處于臨界狀態的群體是否采取激進的措施，是否拿起“弱者的武器”[3]表達不滿，還要取決于誘因事件的性質及時機;第二種不確定性是指，利益訴求型突發群體性事件和泄憤型突發群體性事件是存在行為和邏輯的內在聯系的，并在一定觸發條件下會相互轉化的。利益訴求型群體性事件在爆發后，如果得不到適當處置會使矛盾激化，并很可能發展成為更加激進地泄憤型群體事件;而泄憤型群體事件也可能由于公共部門、社會組織或其他利 益集團的及時介入而使人群憤怒的情緒得到緩沖，演變為維護自身權利的示威游行活動。
二、復雜社會網絡理論的重構
矛盾的積累可以用沙堆模型來解釋，而矛盾的化解不能采取行政高壓手段去運動式地“堵”，而是要依靠暢通民意進行常態式地“疏”。本文將從復雜社會網絡理論的視角去深入剖析暢通民意的路徑選擇問題。首先，要對復雜社會網絡理論進行概念上的梳理和厘定。
(一)復雜社會網絡的定義及其相關概念的概述
所謂復雜社會網絡，是對復雜社會系統的一種抽象描述，它突出強調系統結構的拓撲特征，具有一般社會網絡的普遍特性。網絡由節點和連接這些節點的邊所組成。節點表示一個社會單位或者社會實體，也可以是個人，不一定是有“行動”能力或者有意志力的有機體;邊表示網絡中各個行動主體之間的關系[4]。簡而言之，復雜社會網絡理論把構成復雜社會系統的單元抽象成節點，單元之間的相互關系抽象為邊，所以我們可以將復雜的社會系統當作復雜的社會網絡來研究[5]。
網絡密度是社會網絡中實際擁有的聯結數與最多可能擁有的聯結數之比，能夠衡量社會網絡中各節點之間聯系的緊密程度。對于一個由節點和邊相互聯結而成的復雜社會網絡，如果網絡密度為0，則所有節點都是孤立的;如果網絡密度為1，則每個節點都與自身之外的所有其他節點相連，此時形成的網絡結構稱為“完備圖”。從復雜社會網絡的角度來審視我國社會結構，其網絡密度應是介于0與1之間，并以公共部門這個節點為中心的“明星圖”。網絡集中度是指一個網絡中的聯結集中于一個或者幾個節點的密集程度，主要用來衡量特定節點所嵌入的聯結數。一個節點的聯結數越多，則這個節點在網絡中的地位就靠近社會網 絡的“中心”。路徑長度是指從一個節點開始，不經過重復的點和線達到終點所經過路程的長度。網絡的特征路徑長度(CPI)是衡量網絡中路徑長度的參數，路徑長度決定了信息和知識的傳遞速度和難易程度，因此它可以用來衡量網絡的效率。單個節點的平均路徑長度等于該節點到網絡中其他節點路徑長度的平均值，而整個網絡的 CPI等于網絡中所有節點平均路徑長度的中值[6]。
1944年 Karl Polanyi在《大變革》[7]一書中首次提出“嵌入性”概念，并用于經濟理論分析。Polanyi認為，“人類經濟嵌入并纏結于經濟與非經濟的制度之中，將非經濟的制度包括在內是極其重要的”，“經濟作為一個制度過程，是嵌入在經濟和非經濟制度之中的”。“嵌入性”概念的提出，使原本集中在社會學和心理學領域的社會網絡研究進入了經濟學的范疇。與主流經濟理論期望的交易模式不同，嵌入性理論認為經濟個體往往更愿意選擇與自己有友誼或血緣關系的個體作為交易對象，這說明其經濟行為的決策不僅要權衡經濟活動自身的收益，還會考慮所處的社會網絡環境的改變以及在社會網絡中的位置的移動。20世紀80年代，美國新經濟社會學的代表人物格拉諾維特重新提出“嵌入性”問題。他認為：“經濟行為只是社會行為的一種形式，經濟行為從內容到方式都在很大程度上會受到其發生的那個環境及社會結構的影響，特定的經濟制度是那個社會的社會結構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8]格拉諾維特不僅把“嵌入性”放到所謂的制度架構中，而且更側重于把經濟活動放到人際關系的背景下予以考慮[9]。這正為本文在社會網絡中引入“情感嵌入”這一概念提供了理論支撐。
(二)復雜社會網絡中的情感嵌入
在傳統的社會網絡理論中，社會主體之間的互動是理性的、非人格化的，網絡中的主體之間只有或強或弱的利益嵌入。盡管這種假設在理論研究中有助于簡化研究過程，但是實際上客觀世界的經濟運行規律、組織選擇和個體行為決非嚴格遵循既定假設運行的。所以，重新構架復雜社會網絡分析方式，對群體性突發事件的處置研究將具有重要的推動作用。
我們假設，社會網絡是指由一系列社會關系聯結在一起的節點的組合;節點可以是個人、社會組織、私人企業，也可以是公共部門。在此，我們重新建構傳統的復雜社會網絡，認為網絡中的一個節點，在與其他存在利益嵌入關系的節點的互動和博弈過程中，影響其策略選擇和行為模式的不僅僅是利益關系，還必須考慮彼此之間的情感因素，即復雜社會網絡中的點與點之間(即主體之間)存在兩種嵌入的路徑：利益嵌入(圖1中用實線表示)與情感嵌入(圖1中用虛線表示)。節點之間可以僅存在利益嵌入或情感嵌入其中一種，但更多的情況是二者兼備。利益嵌入的實線邊越長，則節點之間達成契約、實現交換的阻礙就越多，即交易費用(包括搜索成本、談判成本、簽約成本與監督成本等等)相應就越多;而情感嵌入的虛線邊越長，則點之間情感的紐帶越緊密，交易費用相應就越少。較強地情感嵌入有利于 知識、信息在主體之間的順暢傳遞。點與點之間總體交易費用為利益聯結交易費用減去情感聯結交易費用的值，當結果小于或等于零時，我們可以認為這兩個主體之間彼此絕對信任且處于信息完全狀態，他們之間資源可以順暢的流動，不存在交易費用，即他們之間的談判會導致財富最大化的安排。當然，這種理論化的極值狀態在現實中是不存在的。 圖1 地方社會網絡圖
復雜社會網絡中情感嵌入這一概念的引出，合理地解釋了此前Jackson和 Wolinsky提出的社會網絡結構圖中所長期存在的悖論：處于社會網絡中心地位的明星點由于其擁有的利益嵌入數量最多，耗費的成本最高，反而成為社會網絡中凈收益最小的參與者。這顯然是與事實不符的。在考慮情感嵌入這一變量之后，雖然眾多實線聯結導致其交 易成本高昂，但同樣眾多的虛線聯結又使其交易成本大幅減低，資源和利益向中心靠攏，而風險則向邊緣流動。
(三)我國社會網絡結構由單一中心向多中心的演化
為了簡化模型，我們選取地方社會網絡這一視閾進行分析。如圖1中所示，Star點(明星點)即地方政府;A、B、C、E、H 是與地方政府有直接利益嵌入和情感嵌入的強勢利益群體;D、F是與公共部門無直接利益聯結的地方利益群體，一般處于社會的中層;而I、O 是處于社會最邊緣的人群，他們是復雜社會網絡中與政府距離最遠的弱勢群體，通常與政策制定和政策執行者沒有直接的利益關系，也沒有情感聯結的紐帶，往往是在政策制定和利益分配的決策中失語的一部分群體。底層與地方政府信息溝通機制的缺位，導致決策者們無法及時得到、甚至根本就無從獲取I、O 群體的反饋。信息的不對稱常常使I、O 群體感到被社會邊緣化的孤獨感以及對制度不公平的憤怒感，稍有不慎就會演變成為群體性突發事件的主角。我們認為，弱勢群體之所以采取激進的行為，不僅僅是發泄不滿情緒，在深層意識需求里，其實是求得高層政策制定者的關注。這就說明，他們與公共部門之間缺乏情感嵌入的路徑。而我國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尚不完善，訴訟程序相對繁瑣，利益集團相互蔭庇，均導致弱勢群體通過體制內的方式尋求矛盾化解方案的交易成本過高，因此他們才會在與強勢群體的博弈中采取較激進的方案以求境況的改善。
如何使弱勢群體在維護其自身合法利益的博弈中不再長期處于弱勢地位，是目前政府急需解決的難題。從復雜社會網絡的視閾思考這一問題的解決方案，首先就要合理地調整目前這種以政府為主導的“單一明星”社會網絡結構，重構網絡密度和網絡集中度。目前我國地方政府在當地的社會網絡中的聯結集中度普遍過高，這會導致其運行過于機械、刻板，而且過于強化的利益嵌入也使得地方政府與強勢利益集團組成了利益聯盟。這種模式無法適應后工業時代高度復雜、高度不確定的社會現狀。這種單一中心結構只有演化為多中心結構，才能釋放公共部門的活力和創造力。
為了使單一中心結構演化為多中心結構，本文認為，需要社會組織的積極參與和合作。在預防和處置突發群體性事件的過程中，基層政府、強勢群體與弱勢群體在利益博弈中所形成的社會結構，就是社會組織所要嵌入的社會結構。我們在圖1的社會網絡中引入社會組織G，則如圖2所示，社會組織 G使得社會網絡演化為公共部門(Star)與 G 組成的雙中心結構，同時，也使原先松散耦合的網絡聯結更加集中、緊密。 圖2 社會組織嵌入后的地方社會網絡圖
三、社會組織參與到社會網絡中對突發群體性事件預防及處置的作用
社會組織的參與可以使群體外部行為內部化，而且，社會組織積極地情感嵌入能夠促進公眾訴求的合理表達，并由這種情感嵌入所衍生的非正式制度來引導和規范公眾表達利益訴求的方式。同時，社會組織所具有的組織理性可以導入分散的社會公眾認知體系，通過長期的情感嵌入來彌補公眾個體理性的不足，通過正確地引導，提高公眾對政治主體、規范和程序的認同感。
(一)暢通信息交流的渠道
社會組織的參與，能夠搭建基層民眾與公共部門之間有效溝通的橋梁，使弱勢群體也能以理性的方式表達自己的訴求，使利益相關方在避免直接沖突的情況下能充分闡述、交換各自的觀點。這樣才能準確定位矛盾的癥結所在，并最終通過理性博弈達成妥協。多數矛盾的積累，并非利益上沖突的不可調和，而是溝通機制的缺位造成的信息不對稱。這種不對稱往往使利益受損的群體感到被欺騙。如果在整個群體性事件中缺乏社會組織的有效參與和整合，代之以基層政府直接向民眾回應自己的意見，往往容易導致情緒激動的民眾對信息的誤讀。公眾利益訴求最終以何種方式表達，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基層政府的回應。若地方政府回應的時滯過長，或者回應的結果不能被民眾所接受，民眾只能依靠非理性表達行為的方式進行情緒化的信息傳遞，這樣的表達方式必然會影響社會的穩定。亨廷頓認為：“社會挫折感與政治不安定之間關系產生的原因，并不像表面上看起來那樣簡單。在很大程度上，這種關系的產生，乃是由于缺少下面兩個中介變量：社會和經濟流動的機會，以及具有適應性的政治制度。”[10]而社會組織作為一種獨立于政府之外的組織，可以利用其組織成員與基層群眾具備同樣意識形態和價值觀的優勢，對分散的民眾利益訴求進行有效整合，濾除分散的利益訴求中所內含的非理性成分，消弭弱勢利益在情緒激動時的極端行為，從而在代表民眾向公共部門表達利益訴求時有效暢通被堵塞的表達渠道，避免基層政府面對散沙般的民眾訴求時出現無法有效回應的窘境。
(二)分擔基層政府的社會管理職能
社會組織積極有效地參與到基層多利益群體博弈的社會網絡中，為社會公眾，尤其是弱勢群體的訴求提供多元化的承接主體。后工業時代社會治理的特色，在于它首先是一種公共治理，要求基層社會不能只有一個權力中心，公共部門必須與私人部門和第三部門積極合作，形成制度化的多元共治模式。這種合作，要求基層政府主動“放權”給社會組織，主動讓渡一部分職能，找到應對突發群體性事件中政府職能與社會組織力量的平衡點。只有厘清社會組織能夠在其中分擔的職能，才能拓展社會組織在預防和處置突發群體性事件中有效發揮作用的合法性空間。政府主動向民間組織分權，主動向民間組織開放公共空間，這種制度上的大膽創新，顯然比經濟利益上的些許讓渡，是前進了一大步。這才是引導公眾利益訴求理性化表達的根本方向[11]。社會組織的有效嵌入，可以分擔基層政府在預防和處置突發群體性事件中的部分職能，通過社會組織與民眾進行溝通，并依法、理性、及時地處理社會公眾反映的利益問題，形成規范的對話、協商和處理問題的反應機制。
(三)防止事態擴大和矛盾升級
社會組織的作用，不僅僅表現在突發群體性事件的預防機制中扮演“潤滑劑”和“粘合劑”的角色，在突發群體性事件爆發后，社會組織的存在同樣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它將成為沖突爆發后緩沖矛盾的第一道“防火墻”。社會組織非官方性的特征使得它更具親和力，其“公益性”和“非盈利”的特點使其超然于直接的利益糾葛之外，能更順利地了解到群體性事件參與者的具體訴求，并快速暢通博弈群體在社會網絡中信息傳遞的路徑。社會組織這種間接的信息傳遞更加溫和、理性，比陷于博弈之中的利益群體的直接面對面表達，更容易為雙方所接受，進而有利于雙方溝通平臺的建立和對話協商的展開。社會組織在信息傳遞過程中，可以保證基層政府在回應公眾利益訴求時不至于被誤解，在溝通和對話協商過程中，社會組織還可以就雙方最為尖銳的矛盾展開調停，避免溝通和對話協商陷入僵局。社會組織在處置突發群體性事件中的這種緩沖作用，有利于促成雙方妥協讓步，從而避免事態的惡化和矛盾的升級，并為行政機構和有關部門爭取了寶貴的反應時間。通過與公共部門的積極協調合作，社會組織能針對現場具體情況，進行參與人員的快速疏導和安撫工作，防止事態進一步擴大或矛盾升級。社會組織的領導者、弱勢群體的代表與基層政府部門要建立穩定的情感嵌入路徑，必須加強溝通和交流，定期安排各個利益群體的領導者和代表參加座談會。這樣不但可以更直接地傾聽民意民聲，還可以使與會人員能快速地由陌生人社會過渡為熟人社會，這樣道德約束機制就會與法律約束、權力約束一起發揮作用。
(四)利益群體博弈的雙贏
從全社會網絡整體的角度來看，社會組織在預防和應對群體性事件中的重要作用在于節省社會交易費用。我們可以用一個簡單的博弈模型來進行分析。
假設弱勢群體選擇體制內解決方案(如訴訟、行政復議、座談等)的成本為Q，其獲得的收益為V。弱勢群體選擇體制外解決方案(如上訪、群體性事件等)的成本為 Q’，其獲 得的收益為 V’。當 V’-Q’>V-Q且 V’> Q’時，就有爆發群體性事件的可能。但具體爆發與否，還要取決于弱勢群體與強勢群體之間情感嵌入的強弱，以及在矛盾到達臨 界狀態時誘因事件的性質。弱勢群體與強勢群體在博弈中的支付矩陣如圖3所示。
在圖3的支付矩陣中，A、B、C、0分別代表由高到低的四種收益，其中 A 為整個博弈事件中的全部收益。如果強勢集團選擇“策略2”而弱勢集團也選擇“策略2”，則博弈的納什均衡為(0，A)，強勢集團會攫取全部的利益，而弱勢集團完全得不到任何利益。這種情況常見于弱勢群體與強勢群體雙方疏于溝通，彼此沒有建立較強的情感嵌入的情景中，他們互相缺乏信任，也不考慮對方的處境是否會因自己的選擇而變差，均傾向于選擇使自己利益最大化、預期最穩定的優勢策略。為了規避了(A，0)分配方案的出現，弱勢群體會選擇“策略1”，這樣無論強勢群體如何行動，其預期收益為 A或C;強勢群體則會選擇“策略2”，其預期收益為 C或 A。此時策略選擇為(1，2)，博弈會達到(C，C)的納什均衡。
圖3 強勢群體與弱勢群體博弈支付矩陣
如果弱勢群體的領導者與強勢群體的領導者之間經常通過社會組織的協調、溝通而熟識對方，彼此有較強的情感嵌入，則他們在領導各自群體的行動時會為對方的處境考慮，從而使博弈結果達到雙方收益最大化(B，B)這一雙贏均衡。這種雙贏的情況，是出于兩個群體對彼此的利他主義傾向決策，而這種傾向的出現正是由于相互之間頻繁而友好地情感互動和信息溝通。這種強化倫理道德權威和博弈雙方利他傾向的突發群體性事件預防和處置模式，可以說是一種“為政以德”的模式，是一種行政成本較低但行政效率很高的治理模式。所以情感嵌入的強化，不僅為緩和社會矛盾提供了可能，更為利益群體之間相互合作提供了雙贏的路徑，其節省的總社會交易費用為∑(B - C)。
突發群體性上訪事件范文第3篇
從溫州第一橋說群體性事件------網絡案例分析
溫州, 網絡, 群體性, New, Times
一個叫浙南在線網絡記者首先在溫州論壇上貼出了《溫州第一橋現場武打》，文章直指聯合執法工作人員不文明執法,毆打傷人,引得很多網友聲援。后來有人貼出的手機視頻http:///u38/v_MjQ4NjYwOTk.html(被刪)，視頻顯示是
小商販把執法人員圍攻了。
視頻把整個第一橋事件的后面高潮部分暴露在網絡之上，引發了溫州論壇一場對“執行局工作人被打被圍攻，小商販暴力抗拒行政執法”的大論壇，各種馬甲開始混戰,一時間分不清到底誰是誰非。
與大家一樣，最讓我震驚的是那個穿白衣的年輕人為什么這么囂張，竟然在眾目睽睽動手毆打執法人員，飛毛腳踢向工作人員，把扣押從車拉下等等行為，直到有人喊警察來了才跑掉，簡值讓人感覺這個人是不是發瘋了。另外還有幾個人，他們是當事人嗎?如果是，到底是發生了什么，如果不是他們為什么參與?有人提出視頻是后面發生，而前面發生的是執法人員毆打婦女。
對于這起事件的起因、發展和結果，我無法去追溯或得知。城管執法問題也不是網絡論討能解決，何況網絡上對城管執法的論題早已經是老生常談了，再談也沒
有新意。
我只想做一個假設：如果視頻中的執法人員也動手，相互攻擊，雙方都叫人再來，或者造成圍觀群眾也參與，結果會怎么樣?輿論又會傾向于哪里?如果估計嚴重一點，有沒有可能引發一起“群體性事件”?
經常在新聞里聽到一些公務員因私事或公事，被一些群眾圍住，只能靠警察來救護才能脫身。第一橋事件，如果沒有警察出現，那些“商販們”會暴力到怎么樣的程度?又有多人會受傷，又有多少財產可能被損壞，真是不可想象。
在溫州發生群體性事件最多的兩個地方：一個是重點工程征地引發的土地和房屋補償安置問題，比如《南窗風》報道的《浙江溫州一副市長用催淚彈到農村征地》，就是講瑞安市陶山鎮林霞村強行征地100畝的事，再如平安縣、洞頭縣、樂清縣、蒼南縣海涂開發后土地之爭糾紛引發的群體事件。另一個就是農民工或打工都欠薪糾紛問題，這些案件經常發生，一般不會見報道，但也能迅速的處理，量大但
影響不大。
在溫州市各縣區都存在這些不穩定的因素，而因為涉法案件引發的群眾性事件較少，其他如城鎮拆違、醫療事故、企業改制、房產問題也存在可能引發此類群體性事件也不在少數，但影響不廣，加上政府對群體性事件的低調處理和信息控制，有利于保護溫州和諧穩定的形象。但如果一味只是堵而不疏，勢必是埋下更多的
定時炸彈。
相對而言，象幾年前重慶萬州事件和漢源事件，涉及的大規模造成惡劣后果的群體性事件在溫州發生很少。去年瑞安塘下群體性事件在溫州歷史上少有的一個戲劇性的事件，一個非常特殊的案例，出乎了很多人的意外。它最大的共性就是無
直接利益沖突者的加入。
這些案例部分反映了社會整個民眾普遍的心態，他們一般對執法人員存在不理解，緣于大多的民眾對腐敗非常的痛恨，由此認為凡是公務員都不是好東西，都不是好人，民眾的不信任，造成干部群眾之間關系緊張，甚至有敵對意識。只要有一些火苗，他們就會有可能被點燃成為導火線。第一橋視頻里與執法人員沖突
的人群絕對代表一個被點燃的群體。
定義群體性事件非常的困難，因為中央和民眾對群體性事件發生都非常的敏感，所以除非特大群體性有著惡劣社會影響的并已經被曝光的并引起上級領導重視，政府才會將他們定義為群體性事件，否則當地官員不會給自己的平安穩定上搞出
一個群體性事件。
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社會經濟政治體制的變革，貧富差距的擴大，腐敗形式沒有根本好轉，廣大基層群眾利益得屢被侵犯，政令不能令行禁示，地方保護勢力嚴重抬頭，造成社會不穩定因增加，黨與政府的公信力減弱，如果不改變這種狀況，不以人為本，堅持科學發展，依法治國，那么群體性事件再次多發也決不是
偶然。
為什么溫州市第一橋城管執法者會被小販圍攻和追擊，打砸東西，這是一個值得更個社會與政府深思的問題，從更深層次上講，只有消除社會的不穩定，才能真正構建和諧社會，否則民不聊生，官不得體，世不安寧，國不昌盛。
墨池20071212
群體性事件典型案例掃描
近年來，由于干群矛盾長期得不到解決，在一些地方發生了群體性事件。 貴州甕安事件 6月22日凌晨，一位14歲的女孩在貴州甕安縣西門河溺水身亡。6月28日，這起普通的刑事案件演變為群體性事件，不法分子對甕安縣委和縣政府大樓進行打、砸、搶、燒，一度沖擊臨近的縣看守所，整個過程持續近7小時，共造成150余人不同程度受傷。
這起事件的導火線表面是一名初中女生的死亡導致謠言紛亂，而實質卻是公安局不作為，黨委、政府的不作為。 貴州省委書記石宗源在現場辦公時，大聲問大家：這樣的庸官、懶官、拿錢不干活的官，該不該下課啊?代表委員激動地齊聲應答：應該!石宗源說：對!該下課的統統下課，決不姑息!大家熱烈鼓掌。 云南孟連事件
2008年7月19日上午，云南省孟連傣族拉祜族佤族自治縣勐馬鎮發生一起暴力沖突事件，執行任務的民警遭到500多名膠農暴力圍攻，41名執勤民警在沖突中受傷，9輛執勤警車被砸壞;危急情況下，民警被迫使用防暴槍自衛，2名膠農被擊中不久后死亡，另有15名群眾受傷。
云南省委副書記李紀恒指出，膠農利益訴求長期得不到解決，增收致富的美好愿望被一些壞人利用，導致膠農長期以來對橡膠公司的積怨逐步轉化為對基層干部、基層黨委政府的積怨，最終集中爆發引起沖突。群眾利益訴求反映機制不健全，群眾沒有地方講話，反映的情況得不到處理，是這起沖突事件帶給廣大領導干部的一個重要教訓。 湖北石首事件
2009年6月17日，湖北石首發生了酒店廚師蹊蹺墜樓亡事件。6月19日，不明真相的群眾在該市東岳路和東方大道設置路障，阻礙交通，圍觀起哄，現場秩序出現混亂。6月20日凌晨，少數不法分子借機制造事端，在停放尸體的酒店內縱火滋事，并煽動不明真相的圍觀群眾，襲擊前來滅火的消防戰士和公安民警，造成多名警察受傷，消防車被掀翻砸壞。 石首事件表面上是由于群眾"不明真相"所致，實質上是因為地方政府沒有及時公開真相，使其公信力降低。中間的數十個小時，是決定事態發展的黃金時間。然而，地方政府卻在處理時"缺席、失語、妄語"，甚至想要遏制網上的"眾聲喧嘩"，導致一起簡單的案件經過一兩天的"發酵"之后，引發了一連串的多米諾骨牌效應，最終引發了一場群體性事件。漠視群眾利益、濫用亂用警力、信息公開滯后，等等，一切皆由干部作風引起，而干部作風的一個重要方面就是干群關系。
突發群體性上訪事件范文第4篇
social structure has undergone tremendous change, but the Government’s capacity to govern under the new situation is not well, especially the local government’s ability. Social fairness and justice have not been fully reflected.the legitimate aspirations of many people fail to get positive or positive response of the government, leading to mass... 【關鍵詞】群體性突發事件 謠言 應對
【英文關鍵詞】Mass emergencies rumors response 【索購全文】聯系Q1：138113721 Q2：139938848 同時提供論文寫作一對一輔導和論文發表服務.保過包發
【目錄】群體性突發事件中的謠言研究4-5Abstract5-6
摘要
第一節 群
第一章 緒論9-16體性突發事件概念的提出9-10究現狀10-1
2第二節 謠言的概念解析及研
第三節 如何應對謠言的研究現狀12-13第四節 群體性突發事件中應對謠言的兩個正反案例13-16
一、謠言應對的成功案例:甕安事件14-15糕案例:石首事件15-16成機制16-28信息黑市滋生謠言17-19
二、謠言應對的糟
第二章 群體性突發事件中謠言的形
一、
第一節 謠言產生的信息狀態16-1916-17
二、謠言本身的”事實”內核第二節 謠言產生的社會環境19-2
3一、地方政
第三治生態惡化19-2
2二、民眾訴求長期被忽視22-23節 謠言產生的心理基礎23-28
一、緊張情緒借謠言來釋放
23-2
4二、刻板印象加劇情緒對立24-2
5三、從眾心理導致人云亦云25-26
四、集體記憶增加事實基礎26-28第三章 群體性突發事件中謠言的傳播模式及作用機制28-34第一節 謠言的傳播模式28-3128-29
一、現實環境中的人際傳播
第二節 謠言
二、網絡環境中的擴散傳播29-31的作用機制31-3
4一、成為引發事端的導火線31-
32三、事件平息后仍煽風點火
二、為事件的發展推波助瀾32-3333-3434-4234-3737-42第四章 群體性突發事件中謠言的應對措施研究第一節 甕安官員與石首官員在應對謠言行動上的差別第二節 群體性突發事件中謠言的應對措施
一、政府承擔應對謠言的主要職責37-39
二、主流媒體承擔應有的社會責任39-40對意識40-
42結語42-4
3三、群眾加強謠言防范和應參考文獻43-45
致謝46
突發群體性上訪事件范文第5篇
摘要：網絡群體性事件的發生是社會“燃燒物質”、社會“助燃劑”和社會“點火溫度”共同作用的結果?；凇吧鐣紵碚摗?，對于網絡群體性事件應該采取減少社會燃燒物質、增加網絡滅火劑、降低點火溫度等措施進行綜合防范治理。
關鍵詞：“社會燃燒理論”；互聯網；網絡群體性事件；防治策略
基金項目：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基金“西部民族地區群體性突發事件的擴散路徑與控制對策研究”（12YJC810034）的階段性成果。
作者簡介：王惠琴（1976-），女，河南許昌人，廣西師范學院公共管理系副教授，碩士生導師，研究方向：公共危機管理；李詩文（1989-），女，廣西欽州人，廣西師范學院行政管理專業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公共管理理論。
隨著信息技術尤其是電子計算機技術和網絡技術的迅猛發展，互聯網日益成為新興的網絡群體性事件發生和演化的平臺。網絡群體性事件作為虛擬社會的矛盾沖突事件，其潛伏、醞釀乃至爆發與現實社會中的群體事件具有不同的演化路徑?，F實社會矛盾和沖突經過網絡的誘發、傳播、聚集、擴大甚至扭曲，引起眾多網絡公眾“聚集”，致使網絡公眾利用網絡經行串聯、組織，并在現實中非正常聚集，擾亂社會正常秩序，所產生的后果遠比傳統群體性事件的后果嚴重，對社會政治穩定無疑是嚴重的破壞。由于虛擬社會的特性，政府在處理網絡群體性事件時往往面臨更為棘手的局面。本文試圖運用“社會燃燒理論”，分析網絡群體性事件的演化過程和防治策略。
一、“社會燃燒理論”視野下的網絡群體性事件
燃燒原本是一種自然現象，是可燃物質因為劇烈氧化而發光發熱的物理和化學反應過程。20世紀初，隨著燃燒反應動力學的發展，學界對燃燒過程涉及的反應動力學機理有了較為深刻的認識。自然界中的燃燒現象，既有物理過程，也有化學過程。物理過程主要指物質的平衡和能量的守衡，化學過程主要指物質的變化以及變化所依賴的基本條件。[1]燃燒所必須具備的三個基本條件，即燃燒物質、助燃劑、點火溫度，缺乏其中之一，燃燒都不可能發生。[2]作為自然科學的燃燒理論被借鑒到社會科學研究以后，產生了“社會燃燒理論”。該理論認為，可以借鑒燃燒理論分析社會系統運行和群體性事件。從“社會燃燒理論”的角度來看，網絡群體性事件與自然界中的燃燒現象有高度的相似之處：（1）隨時隨地發生的人與人之間的矛盾沖突構成了社會不穩定的“燃燒物質”；（2）互聯網扁平的非線性結構、移動通訊的快速便捷、網絡大V的推波助瀾、網絡謠言等相當于“助燃劑”；（3）具有一定規模且帶有標志性并能夠快速引起網絡公眾關注的突發性事件，可以作為網絡群體性事件的導火索或“點火溫度”。因此，網絡群體性事件的發生是一個受到燃燒物質、助燃劑和點火溫度三者之間相互作用影響的演化過程。社會不穩定要素集合（社會矛盾）經過長期的量與質的累積，最終形成燃燒物質，在某一“突發事件”（社會點火溫度）的觸發下引燃，社會助燃劑則通過自然或者社會等觸發因子，加速燃燒過程，從而發生社會失衡（不穩定）現象，具體過程如下圖所示：
盡管網絡群體性事件是以互聯網為發生演化的載體，但是作為反映現實社會矛盾的集群性行為，它不僅僅滿足于在網絡虛擬社會生成演化，而勢必會從網上走向網下，因此隱含了成為引發社會失衡的燃點的風險。網絡公眾群體性事件不受現實生活的限制和束縛，帶有更強的群體極化傾向和微妙的虛實互動性。網絡公眾是現實公眾在網絡中的折射，網絡公眾的言論、行為、狀態都直接受到現實社會生態系統的影響，這使網絡群體性事件往往出現了網內網外互相推動、互相影響的交織局面。
二、網絡群體性事件發生和演化機理分析
1燃燒物質：聚積的利益矛盾與怨恨情緒。網絡群體性事件的發生，首要條件是社會中聚積大量的利益矛盾與怨恨情緒。中國目前處于社會轉型的關鍵期，隨著社會利益格局的不斷調整，社會各階層和社會成員之間的利益差別不斷拉大，利益沖突也不斷增多，利益關系的協調和統籌難度日益增大，由于利益的不滿足，許多人的怨恨情緒也日漸累積。實證研究表明，各種新舊問題在社會中不斷蔓延，利益矛盾和社會怨恨情緒不斷累積，網絡群體性事件的爆發頻率也在逐年增加。利益矛盾和社會怨恨情緒與網絡群體性事件呈現正相關關系。
2助燃劑：新媒體與網絡大V的推波助瀾。社會助燃劑是網絡群體性事件發生的必備條件。以信息技術尤其是互聯網和移動通信技術為依托的新媒體打破了信息傳播的傳統格局，互聯網的扁平非線性結構致使信息傳遞和獲取信息的方式大大超越了傳統物理空間的限制，網絡公眾能夠及時獲取信息，并通過微博、BBS、跟帖等形式完成網絡動員，“移動的網絡公眾”則通過微信、陌陌、飛信等移動通信軟件實現便捷實時聯系，網絡動員更具及時性、隱秘化。
網絡公眾往往根據自己的喜好、價值觀，或者是被輿論領袖的“人格魅力”所吸引，自愿加入到某個網絡社群體?！盎ヂ摼W作為一種交流的渠道，具備一種獨特的，甚至是革命性的力量，人們可以相對容易地聯系與自己具有相似興趣、價值和信念的人?！盵3]“我的世界我做主”，這是互聯網傳播的原則，互聯網的自由言論機制，使每個網絡參與者都可以自由、及時地參與熱點討論，以互聯網為代表的新媒體顛覆了傳統媒體自上而下的傳播渠道，傳播與被傳播的界限已經模糊，“網絡審判”、“人肉搜索”、“網絡惡搞”等都反映了社會底層公眾的草根話語權，人人進入“大眾麥克風”時代。在便捷地獲取各式各樣的信息后，網絡公眾自主過濾、篩選和“站隊”限制了與他們自身興趣和見解相反的經驗之談，致使原有的價值想法在海量信息沖刷下不斷強化，當網絡群體性事件發生之后，不管事件與其他人的價值想法是否一致，都可以引起大多數人的共鳴，這就是所謂“沉默的螺旋”。此外，網絡傳播的匿名性，使得網絡公眾比在現實生活中更具安全感，拋開了現實生活中法律、行政、道德的種種約束，自由地發表個人觀點，但又方便了網絡謠言的傳播，這都為網絡群體性事件的生成添上一把火。助燃劑的作用使得網絡群體性事件有走向群體極化的風險。
3點火溫度：突發性社會沖突。突發性社會沖突是網絡群體性事件的導火索。在化學燃燒過程中，煤氣和氧氣都存在的情況下并不一定會產生化學反應，只有觸及燃點，燃燒才會發生。所以，網絡群體性事件的發生必須具備第三個條件——點火溫度，即具體突發性社會沖突。如果沒有具體沖突（導火索），社會矛盾（社會燃燒物質）和社會助燃劑則沒有辦法引爆，一般不會引發網絡群體性事件。網絡的扁平結構使得網絡公眾能夠成為信息的發布者和接收者，海量信息使得信息接收者如果想要核實信息的真偽成本太大，網絡使得社會燃燒反應發生的燃點越來越低，網絡信息達到燃點后就有可能以燎原野火之勢迅速在網上蔓延，引發網絡公眾聚集，乃至采取集體性行動。
綜上，網絡已經成為各種社會矛盾和體制漏洞的預警器，當某種社會利益矛盾和怨恨情緒（社會燃燒物質）累積到一定程度，遇到突發性社會沖突出現，在網絡大V的推波助瀾下，各種新興媒體中的公眾便會以激進的方式進行集群行動并映射到現實社會，網絡群體性事件就此發生。
三、網絡群體性事件的防范與治理策略
1減少社會燃燒物質。從社會沖突事件發生到網絡群體性事件發生期間，政府必須在第一時間理清公眾輿論的指向，并開誠布公地對民意做出回應，而不是采取封鎖、回避信息的策略，躲避外界質疑。政府的回應不應是冠冕堂皇的尋找借口，推卸責任，而是公開公眾所關心的核心細節，并及時遏制政府及其官員的失范和越軌行為。學者認為：“網絡公眾參與網絡熱點的討論主要是為了滿足成就感和尋找被重視的感覺，因此某種意義上多數網絡公眾是通情達理的，一旦自己的訴求和想法被官方或者主流媒體所認同，自身的成就感得到滿足，就會退出?！盵4]政府在平復民意的過程中不應該低估公眾自身理性判斷力。但長期以來，政府運行的基礎是單中心的權力結構模式，采取的是單向的、自上而下的管理模式，政府處在一個至高無上的位置，官員思維中仍保留著根深蒂固的官本位思想。這種權力結構模式、管理模式和官員思維方式使得政府在處理網絡群體性事件時不可避免地帶有官僚主義色彩。
網絡群體性事件近年來之所以頻頻發生，除了互聯網技術所帶來的信息爆炸，公民日益高漲的參與情緒之外，根源其實在于上述體制的缺陷。由于我國體制框架存在著弊病，才會在具體事件發生后招致了民怨沸騰，甚至產生了激進式的抗議?！袄渍徊谎乓曨l”事件體現了公眾對官員腐敗的痛恨，“李某某打人”事件所引發的議論也從側面體現了公眾對于官員濫用權力和裙帶關系的厭惡，“黃浦江漂浮死豬”事件和“郭美美”事件暴露了政府民生治理、慈善管理等一系列制度問題。因此，維護健康穩定的社會，真正減少社會燃燒物質，必須依靠審時度勢的制度改革，建立訴求匯集、分析提取、相應解決的相關機制，聯動政府與民間、網上與網下的資源，構筑整體訴求相應的互動平臺，要將我國體制框架中的弊病所暴露的制度缺陷納入到制度改革軌道中去。在網絡社會，政府和官員都必須反思和重構權力結構模式、管理模式和思維方式。
2增加網絡滅火劑，凈化網絡輿論環境。首先，通過“網絡輿論領袖”引導網絡集群。拉扎斯菲爾德等人提出的“兩級傳播”理論認為，媒介信息首先抵達輿論領袖，然后由他們有選擇地傳遞給一般受眾，即“媒介信息→輿論領袖→一般受眾”。網絡輿論領袖是指：在人際互動和信息傳遞過程中，經常為他人提供信息、觀點或建議并對他人施加影響的人物。勒龐認為：“只要有一些生物聚集在一起，不管是動物還是人，人們都會本能的讓自己處于一個頭領的統治下?！盵5]當發生網絡內聚時，網絡公眾會按照本能去尋找一個可以信賴的意見，也就是說，網絡公眾的個體意見往往會受到網絡輿論領袖的影響，這是一種“從眾心理”。因此在網絡群體性事件的處理過程中，如果能夠獲得“網絡輿論領袖”的支持，也就能夠贏得他們所在群體的更多人的認同，所以，政府要重視網絡輿論領袖對于互聯網信息平臺的影響，要注意培養、引導和規范網絡輿論領袖，利用這些“輿論領袖”來引導網上輿論，使網絡公眾能夠客觀理性地看待問題。
其次，加強網絡媒介素養教育，提升網絡公眾媒介素質。媒介素養教育是大眾傳媒時期的重要教育思想和方式，它以培養人的媒介素養為核心，使人們具備正確使用媒介和有效地利用媒介的能力，并形成對媒介所傳遞的信息能夠理解其意義以及獨立判斷其機制的認知結構。[6]網絡作為一個新型交流平臺，為網絡公眾與政府搭建了一個新的交流渠道。網絡具有開放性、多元性等特點，網絡公眾會根據自身喜好、價值觀、利益取向等方面因素傳播信息，這也導致了網絡信息良莠不齊，而且因為網絡自身的自由性和匿名性，使得部分網絡公眾的言論過于編激，甚至會煽動或被煽動進行網絡攻擊等不良行為，誘發網絡群體性事件的爆發。通過媒介教育，可以使網絡公眾在眾多的網絡信息中辨別真假，具備參與信息傳播中所包含的法律相關知識、抵制不良輿論和不實輿論，在尊重他人合法權益的前提下，以理性的態度、文明合法的方式，客觀地表達自身的利益訴求，維護自身的合法權利。
最后，健全網絡管理的相關法規?！皼]有規矩，不成方圓”，通過網絡立法可以規范網絡公眾行為，為網絡集群行動提供法律標準。我國目前已經頒布了《互聯網信息服務管理方法》《維護互聯網安全的決定》《互聯網電子公告服務管理規定》等一系列法律法規，各網絡主流媒體也共同簽署了《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自律公約》等行業自律制度。但是到目前為止，對于網絡群體性事件的認定、對于網絡言論內容的界限、對于違規行為的規范等依舊是法律空白，這就導致部分激進的網絡公眾鉆法律法規的“漏洞”，打“擦邊球”的行為時有發生。因此，我國還需根據具體情況進一步加強研究制定有針對性和操作性強的法律法規。
3降低點火溫度，維護社會安定穩定。首先，建立暢通的公眾利益表達渠道并對網絡民意進行實時疏導。網絡群體性事件實際上是網絡公眾的利益表達方式，它往往在正常的利益訴求渠道不暢通的情況下發生。因此，要預防網絡群體性事件的發生，就應著力構建政府與公眾之間的有效溝通機制，建設暢通的民意訴求表達渠道，做好政府與公眾的意見溝通工作，因勢利導化解社會矛盾，將利益訴求引導到依法、理性、健康的軌道上來。[7]政府要認真聽取民意，了解公眾需求，及時制定切合民意的政策，化解公眾對政府的質疑和誤解。面對網絡輿情信息龐雜又不斷發生變化的特點，政府要在收集社情民意過程中，充分利用新媒體來構建政府與公眾之間更加暢通的溝通渠道。
其次，建立健全網絡群體性事件的監測預警機制。應對網絡群體性事件，政府應構建快速反應的、能力與機制多位一體的監測預警管理體系。主要包括：（1）建立快速反應機制，建立風險評估體系并對網絡群體性事件進行綜合評估，分析可能存在的風險，并采取相應措施。針對多發型網絡群體性事件要進行總結，做好預案，在危機發生后，第一時間做出反應，第一時間信息公開，引導輿論導向，降低網絡群體性事件的負面影響。[8]（2）提高信息收集、甄別、回應的系統性能力，成立網絡輿情管理中心，負責匯總、分析和整理各部門收集的網絡輿情，協助各職能部門制定靈活的應對之策。此外，政府需不斷加強網絡輿情管理的技術手段，完善硬件設施，借助先進的技術設施對網絡輿情進行收集、甄別、預警。（3）構建多元的網上輿情預警與管理機制，提高輿情應對能力；重視利用自身現有的網上輿情監控系統，24小時不間斷地對重點網站、重點論壇的輿情進行日常監測。
最后，建立網絡謠言的預防控制機制。權威消息的發布是消除謠言的最終力量。網絡謠言是在權威信息缺失和滯后的情況下產生的，因此，保證相關信息透明公開是消除網絡謠言的根本。網絡群體性事件發生后，政府不應該“捂蓋子”，而是應該通過相關權威機構第一時間發布信息，除了召開新聞發布會第一時間對謠言澄清之外，還可以通過權威和主流網站建立新聞專題，設立專題網站并保持隨時更新，使得相關信息快速直接到達網絡公眾面前。[9]與此同時，對于相關的謠言貼要及時刪除，將網絡謠言扼殺在萌芽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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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閆生金】
突發群體性上訪事件范文第6篇
個體極端行為、群體性突發事件應急處置預案
(2011年8月)
一、編制目的
為有效地預防和處置辦事處轄區個體極端行為、群體性事件，建立統一領導、分級負責、職責明確、運轉有序、反應迅速、處置有力、依法規范的個體極端行為、群體性事件處置機制，預防和減少個體極端行為、群體性事件的發生，最大程度降低事件造成的危害和影響，切實維護安全和社會穩定。
二、編制的依據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中華人民共和國集會游行示威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治安管理處罰法》、《信訪條例》、《國家大規模群體性事件應急預案》等法律和規定制定本預案。
三、使用范圍
處置轄區重大個體極端行為、群體性突發事件使用本預案。主要包括嚴重危害人民生命財產安全、擾亂社會治安秩序的個體極端行為、群體性行為，以及造成重大社會影響的個體極端行為、群體性行為。
四、組織領導體系及職責
(一)處置個體極端行為、群體性突發事件應急處置領導小組
- 1
1.黨辦、行政辦：負責大規模事件信息收集、整理、上報，協調應急處置辦公室人員調配，交通車輛調配，確保信息暢通。
2、社會事務辦：參與處置民政對象突發事件、參與因社區選舉等問題引發的突發事件事件。做好各社區應急處置安排工作。
3、司法所：協調人民調解組織參與大規模群體性事件的調解工作;加強對處置大規模群體性事件相關法律、法規、政策的學習，為事件妥善處置提供法律支持。
4、綜治辦：負責處置個體極端行為、群體性事件。
5、城管科：處置因房屋拆遷、改建、建筑安全事故、拖欠工程款引發的突發事件。
6、經濟科：處置因企業經營問題引發的突發事件。
7、安監辦：處置因安全生產、食品安全引發的突發事件。
五、預防預警機制
(一)預防及預警信息收集
要制訂針對突發事件的有效預防、預警和處置措施，建立高效、靈敏的情報信息網絡，加強對社會不穩定因素的掌握和研判，逐步形成完善的預警工作機制。對可能發生個體極端行為或大規模群體性事件的信息，特別是苗頭性信息進行全面評估和預測，做到早發現、早報告、早控制、早解決。要特別強化情報信息工作，擴大信息收集的范圍，增強信息分析的深度和廣度，提高信息傳報的效率，報送信息必須及
- 3
(二)現場處置
現場應急領導小組成員到位后，應立即派應急處置人員進入事發現場，并按照職責分工迅速開展處置工作。
1.事發科室及社區主要任務：
主要負責人迅速趕赴現場，了解引發事件的起因和有關情況，提出工作方案，直接指揮現場處置工作，并帶頭與有關部門的負責人面對面地做群眾工作，及時疏導化解矛盾和沖突，盡快平息事態。
2.事件涉及部門的主要任務：
主要負責人應迅速趕到現場開展疏導、勸解工作，告知當事人相應的救濟渠道及正當的申訴方式，通過合法手段和途徑維護自身合法權益。
3.信息報送和處理
(1)信息采取分級報送原則。特別重大突發事件信息應立即上報區委、區政府，同時上報領導小組
(2)事發地單位應及時派員趕赴現場，核查、了解、研究并續報有關信息。
(3)信息收集和報送應做到及時、客觀、全面、準確。 (4)信息報送內容：
① 事件發生的時間、地點和現場情況
② 事件的經過、參與人員數量和估計的人員傷亡數、財產損失情況
③ 事件發生的原因分析 ④ 事件發展趨勢的分析、預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