符號新聞學管理論文范文第1篇
[摘 要]品牌語意構建的目的，是為了幫助企業與用戶溝通，使得企業品牌價值和用戶價值達到一致。通過對B&O品牌語意構建分析，我們可以看到，品牌語意構建過程實際上就是品牌文化苻碼系統(品牌價值)構建過程；只有通過反復地編碼、解碼、反饋的語意傳達，獲得用戶認可，才能最終完成品牌價值向用戶的傳遞。
[關鍵詞]品牌語意；品牌設計戰略；品牌價值；符碼系統；B&o
[作者簡介]胡紅忠，南昌大學藝術與設計學院副教授，研究方向為視覺傳達；
黃子瑩，南昌大學藝術與設計學院2009級碩士生，研究方向為視覺傳達。(江西南昌330031)
一、引言
著名廣告學家約翰·菲利普·瓊斯曾認為，品牌是指能為顧客提供其認為值得購買的功能以及附加價值的產品。而菲利普，科特勒對于品牌定義則是：品牌就是一個名字、稱謂、符號或設計，或者是上述的總和，其目的就是要使自己的產品或服務有別于競爭者。而我國經濟學家東方羸則在二者基礎之上提出了“品牌是顧客以及有關群體對產品的認識與印象”。品牌設計戰略，目的是傳播企業自身的價值主張，樹立品牌形象和企業形象，從而獲得用戶認可，使品牌獲得成功。
品牌的核心是其所提供的產品和服務，而產品和服務則是通過設計完成的。因此，設計科學作為一門決策的科學同樣也可以應用品牌戰略當中。本文便是基于這樣的目的，試圖去闡述品牌價值，并介紹一種品牌語意的構建方法結合實例，來回答品牌價值如何成功地傳遞給用戶的問題。
二、品牌語意與產品語意學
由于現代主義過分強調入機理性關系而忽視了人的心理上的非功能性需求。1983年，在美國克蘭布魯克藝術學院舉辦的美國工業設計師協會(IDSA)的一次“產品語意學研討會”上，K·克里彭多夫和R·巴特正式提出了“產品語意學”的概念，這也被視為現代產品語義學研究的伊始。在這次研討會上，他們給“產品語意學”下了統一定義：“產品語意學是研究人造形態在使用狀態中的象征特性，并將此象征特性應用于設計中?！?/p>
產品語意學突破了傳統設計理論將人的因素全部都歸人人體工程學的簡單做法。不僅拓寬了人體工程學的研究范疇，而且將設計因素深入到人的心理和精神的更高需求層次。它是基于符號學的研究，旨在“用形式表達功能”(forms express functions)，并認為產品形式本身就可以成為一個用來和使用者進行溝通和表達的媒介。通過形式，我們可以傳達兩個基本語意：功能性語意，即提供產品的形狀、方向含義及操作提示；情感性語意，即產品的人文情感價值，包括情緒、歷史象征、個性、品牌特性等個人社會和社會的情感價值。這兩種基本語意正好也承載了品牌價值，并為品牌的語意構建提供了基礎，使得品牌語意的研究成為了可能，
品牌的語意是指產品通過形式向用戶傳達其品牌的文化與內涵。從結構上看，它是一個由能指和所指組成的二元一體模型，如圖1所示。能指即符號的載體，是指語意的表現形式或功能性語意，它包括視覺表現層面(形態、色彩、材質等)和用戶界面(交互設計和界面設計等)兩個方面，為用戶對品牌價值的識別提供基礎和載體；所指即符號所表達的內容和意義或情感性語意，它包括企業理念、精神、文化、品牌觀念等等，也就是我們所要傳達的品牌核心價值。
三、品牌語意的構建
品牌語意構建過程的目的，是為了幫助完成品牌價值與用戶的溝通，它是一種基于符號學的、將品牌價值成功傳遞給用戶的方法，其實質是品牌文化符碼的構建過程。
(一)品牌語意自身構建。隨著當代生活物資的日益豐裕，人們開始有意識地認識到品牌之間的差別性和附加價值。并愿意為好用的、易用的以及符合其夢想的產品或服務買單。因此，我們在制定品牌設計的基本策略時，就必須從不同角度、不同層次去理解用戶的需求，不斷發掘能夠使得品牌價值和用戶相一致的契機，達到滿足品牌價值傳播的目的。
如果要使我們的品牌傳達出預期的語意，就需要對目標群體社會的、經濟的、文化符號意義本身的性質有所了解，以便有的放矢地進行語意設計。前面我們所提到的二元一體模型中的能指部分，也被視為語意的外延，是指符號具有的那些確定的、顯在的或者常識性的意義。在產品設計中，常以功能的描述，使被指涉物具體化。通常。在純理性的環境下，我們首先需要充分理解客戶的需求，將客戶的需求轉化為設計概念，再通過細節設計和原型的測試，啟動產品和服務的生產，最終完成表現層面(形態、色彩、材質等)和用戶界面(交互設計和界面設計等)的統一，從而得到成熟的產品和服務。同時，我們還需要注意維持成功產品的固有印象，也就是我們常說的產品系列化(Pruduct Family，保證品牌在消費者心目中形象的一致性，便是就產品理性方面而言的。所指部分，也成為語意內涵，即所指符號中包含的社會文化和個人的聯想(意識形態、情感等)。這些解讀，與解讀者的階層狀況、年齡、性別、種族等有關系。在這一部分，我們需要將企業理念、企業精神、企業文化、品牌觀念等這些非理性的且含有高附加價值的部分注入到產品和服務當中去，并與客戶的符碼系統相一致，同樣地，為了得到符合目的性的內涵意義，我們需要對目標群體的社會因素、經濟因素和技術因素三者進行充分的分析(SET因素分析)，以提高識別產品機遇的能力，將對用戶需求的深刻理解轉化成可以決定產品屬性的、可行的見解和思想。即品牌價值。
品牌語意的構建過程，是一個將品牌的外延和內涵意義在理性和非理性領域中有機結合的過程。只有客戶需求得到了充分理解，才能使品牌價值與用戶的符碼系統相一致，至此品牌的構建才算是完成，如圖2所示。
(二)品牌語意的傳播。語意傳達是由眾多的回路、多層網絡組成的復雜結構。我們把它簡化成7個主要因素所構成的信息傳遞模型，即：(1)信息源(設計信息)，(2)編碼(符碼化)，(3)信息(品牌價值)，(4)信道(設計產品)，(5)信宿(效果評估)，(6)解碼(符碼解讀)，(7)反饋(用戶評價)。這7個主要因素相互貫穿，共通構成了信息傳遞的回路，其中，關鍵在于的編碼(符碼化)和解碼(符碼解讀)，如圖3所示。
首先，設計者作為信息源載體同時又是編碼器，他們會根據自身的符碼系統(符碼系統A)，利用自身的經驗和創造力，將必要的設計信息制造出來，這些設計信息將包括品牌價值并會反映到設計產品上。抽象的品牌價值將在設計產品上，通過產品的形式從而變得具象化(具象的品牌價值)。當然，設計師的編碼也包括了語法編碼、語義編碼和語用編碼三個不同層次和水平的內容。語法編碼是指造型、色彩、肌理等的變換和有序組合，以便構成特定的產品形態；語義編碼是指設計者選擇有關材料、技術，投入自己的主觀意識
和創造精神(與品牌價值向一致)，使之具有穩定的基本內容并為語法信息所固定的過程。語用編碼是指產品形態和基本內容中的個性投入，顯示的是設計藝術美的作用。只有當以上三個層次的編碼工作完成時，品牌價值才算是反映到產品當中了。
其次，用戶作為信息接收者同時又是解碼器，即對設計者的編碼進行解讀，最終決定是否接受品牌價值。用戶本身并不具有解碼的責任，他們會根據自身的符碼系統(符碼系統B)。依照所掌握的語法情況，對產品及其展示各種信道傳輸過來的信息首先作出是否接受的判定，即語法解碼，然后，當確定接受時，用戶則會根據自己所掌握的語義符碼進行再次解碼，即語義解碼。在此基礎之上，根據自身的審美經驗、審美情趣、審美認識等繼續作出判定，即語用解碼。
品牌文化符碼的建立是設計者和用戶互動的結果，而不是設計者單向的傳遞。因此，還需要用戶將使用狀況、感受等即時向設計者反饋。這樣，便形成了品牌語意構建的一個基礎。品牌文化符碼經過多次語意傳達的編碼、解碼與反饋，不斷地積淀和深化，才能完成品牌價值向用戶的傳遞。
品牌語意的構建，是設計者將與用戶符碼系統相一致的品牌價值，以編碼的形式編人設計產品當中，通過用戶的解讀而后接受的反復過程。品牌設計戰略的成功，在于品牌價值成功傳遞給用戶并為用戶所接受。因此，品牌語意的構建便成了品牌設計戰略成功的關鍵。
四、B&O公司的品牌語意構建
Bang&Olufsen(簡稱B&O)公司，是由丹麥兩名工程師Peter Bang和Svend Olufen于1925年創立的，至今已有80余年的歷史。在當今視聽設備品牌林立的國際化大潮中，B&O公司一向以理性、新穎、獨特和優質著稱而聞名遐邇。它不僅是丹麥質量的標志，也是丹麥最具有價值和影響力的品牌之一，同時也是國際高品質家用視聽設備的代名詞。
(一)B&o的品牌設計戰略
B&O之所以可以取得如此大的成就，與其成功的品牌設計策略是分不開的?，F將B&O的品牌設計戰略總結如下：
1 將品牌定位于國際市場的最高層次，不以市場占有率為基準，因為，B&O的理念是品位和質量先于價格。他們認為，人們將擁有一套高質量的視聽設備為其一生的夢想，正如B&O商業發展執行副總裁Carl Henrik Jeppesen所言：“就好像在買一部車時，你不只是買一部車，你還同時買一個夢想?！睘榇?，用戶當然是要付出更高的代價的。B&O從不考慮以價格的競爭策略，始終貫徹高品位和高質量的設計理念。
2 高質量的設計管理。B&O公司設計團隊都是由外聘設計師組成，公司并沒有專門的設計部。由此可窺其設計管理能力的一斑。B&O公司因其本身的國際性，85％的產品為出口品，因此，公司長期和歐美各國的設計師有穩定的合作關系，并始終保持品牌的獨特個性和統一的品牌形象，這保證了B&O品牌設計的延續性。
3 以人為本的設計原則。B&O的設計是以用戶為核心，將家居設計和音響設計融為一體，力求讓音響設備完全可以按照家具擺設，增加家居的氛圍。他們力求品牌與用戶的溝通，把產品作為制造夢想和講故事之物，從而博得用戶的認可。
4 重視長期可塑性技術。他們認為，設計其實就是各種不同傳統技術的呈現而已，透過設計可以增加這些技術的價值。B&O向來崇尚嚴謹的制作，細膩的做工，這使得他們的產品獨樹一幟。
5 保持高度理性的現代極簡風格。B&O秉承北歐設計傳統，以簡約、理性和精致的現代風格為其主要的設計特點，對于B&O而言，設計是一種可以體現自身的理念、內涵和功能的媒介，目的為了使得用戶和產品之間建立起最簡單和最直接的聯系。因此，功能性和簡約性成為其兩條重要的設計原則，充分體現了“少則多”現代主義的特點。
從以上B&O的品牌設計戰略總結當中，我們進一步可以得到其品牌語意的構建過程，
(二)B＆0品牌語意的構建
1 內容層面的定位。B&O品牌價值是以人為本，力圖打造具有家居氛圍的，能夠實現人們夢想的高品位、高質量的音響系統。他們所提出的“全一體化系統(au i，one system)”、“高技術、高情趣”以及“未來是屬于制造夢想的、有故事可說的品牌”等口號都是圍繞這一核心品牌價值服務的。B&O在其創立伊始就把品牌定位于追求高生活水乎質量的消費市場，這種定位確定了該品牌獨特的設計戰略和管理模式，為品牌的繼承和延續明確了方向，同時也形成當今國際市場的特有的和鮮明的品牌形象。
2 表面層面的設定。為了能夠成功地傳遞品牌價值，B&O主要在形態、色彩、技術和操作界面四個方面進行設定：
(1)形態規劃。在形態方面，B&O以現代主義簡潔、理性的線性、幾何造型風格著稱，無論是從其早期的硬邊風格還是當代的新理性主義風格的產品，都可以體現出這一特征，反應其高質量和高技術的品牌價值。但同時，B&O的產品又考慮家居環境氛圍因素，力求與家居融合，即與環境相統一。
(2)技術規劃。B&O依靠傳統的可塑性技術，通過設計和細膩的工藝增加傳統技術的附加價值。他不信任曇花一現的新技術，也恰恰是高品位、高質量的品牌價值要求。
(3)色彩規劃。B&O繼承現代主義的衣缽，早期僅用黑、白、灰中性高度理性的色系統。但隨著全一體化系統的開創。B&O順應時代發展，提出以“多變的色彩來迎接信息時代”。但其色彩的規劃也是為品牌價值的伸張所服務的，因此，色彩系統基礎依舊是理性主義的。
(4)操作界面規劃。B&O尤其注重細節設計。因為細節是對品牌高質量和高品質最直接的反映。在操作界面規劃方面，B&O重視界面設計的人機關系，力求操作的簡便。為體現簡潔造型一貫特點，界面上只保留了最基本的人工操作鍵，去除了不必要的操作。
責任編輯 陳齊芳
符號新聞學管理論文范文第2篇
摘 要：動畫電影《頭腦特工隊》一經上映，好評如潮，在觀眾中引起了強烈反響，顯見是皮克斯動畫工作室的又一成功力作。本文從皮爾斯符號三分法理論和解釋項原理入手，解讀了該影片最典型的五個動畫形象的符號學意義，籍由揭示影片成功之原因，五個情緒小人的建構與博弈符合大眾的情緒共性，故而能在大眾中引起共鳴。
關鍵詞：情緒管理；符號學；解釋項原理；《頭腦特工隊》
作者簡介：楊亞美（1989-），女，漢，西南財經大學外國語言學及應用語言學碩士研究生。
1、引言
《禮記·中庸》首章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爸小笔侨巳硕加械谋拘?，“和”是大家遵循的原則，達到“中和”的境界，天地便各在其位，萬物便生長繁育了。這可謂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智慧給予現代人情緒管理的啟示。在這一啟示中，強調了情緒抒發的兩個階段。一是未發階段，強調人人都有喜怒哀樂之情緒；二是在產生情緒后，強調抒發時的自我節制及因時制宜?，F代社會生活節奏越來越快，如何管理自己的情緒，是現代人不可逃避的問題。
3D動畫電影《頭腦特工隊》由華特·迪士尼電影工作室、皮克斯動畫工作室聯合出品的。影片一經上映，好評如潮，尤其在北美市場引起了強烈反響，影片講述了小女孩萊利因為爸爸的工作變動而舉家搬到舊金山，適應新生活的過程，主要展現了萊利頭腦中五種情緒的繽紛世界。
影片中選取的五種情緒是我們最基本的情緒，因而最具代表性，充滿想象力的設定和空間構造，打動人心的共鳴點是這部影片成功的關鍵。影片的靈感來自于導演彼特·道格特的女兒成長中的變化。本文從符號學角度對影片中的這五個小人加以解讀，以符號學家皮爾斯的符號三分法和解釋項原理作為理論支撐，挖掘符號背后的深層含義，揭示影片對現代人情緒管理的啟示。
2、文獻綜述
本部分主要概述皮爾斯的符號三分法和符號學解釋項原理，這是本文的理論基礎，此外，筆者總結了電影符號學的研究現狀。
2.1皮爾斯符號三分法
作為現代符號學奠基人，皮爾斯是第一個全面研究符號的學者，他將非語言符號學也納入到符號學研究的范疇（Gorlée， 1994： 175）。皮爾斯從邏輯角度研究符號，主張符號三分法，他認為一個有效符號的基本成分應該包括符號代表項、對象和解釋項。所謂代表項，是相對于某人，在某個方面或在某個程度上，代表它物的某種東西。皮爾斯在定義時還特別指出：它（符號）是針對某個人的，也就是說，它在那個人的頭腦里形成一個對等符號，或者說是一個更加發達的符號。皮爾斯將那個在頭腦里形成的符號叫第一個符號的“解釋項”，符號代表某樣東西，即它的對象（Peirce， 1931-1958： 2.228）。
對于解釋項，即對符號進行感知、解釋和批判的過程，皮爾斯也進行了三分，即直接解釋項、動態解釋項和終極解釋項（Peirce， 1931-1958： 8.184）。
2.2皮爾斯符號學解釋項原理
皮爾斯的符號三分法理論突破了索緒爾語言符號學二元研究的限制，具有更強的分析和解釋各種符號現象的功能，其符號學為我們理解符號的意義提供了理論支持（王銘玉，2006）。皮爾斯的符號原理與索緒爾抽象的能指和所指關系相比，更需要解釋項的參與，以體現替代關系。符號的橫組合和聚組合構成的是語言的結構，決定的是語言的功能，與符號的意義無關（趙彥春，2005）。故而皮爾斯提出符號系統的第三個元素----解釋項，強調了解釋項在整個符號系統中的重要意義。作為解釋項的認知元素在皮爾斯符號學中占重要地位，皮爾斯認為，只有解釋項的參與才可以使符號終究成為符號，“除非它（符號）被解釋和針對某人而言，否則它就不是一個真正的符號”（Peirce， 1931-1958： 7.356）。如果說索緒爾對符號的界定是靜態的，那么皮爾斯對符號的定義則是動態和意指的過程（丁爾蘇，1994）。
2.3關于電影的符號學研究
通過大量閱讀文獻，筆者發現國內研究電影的符號學大致分為兩類，一類是符號二元研究，一類是符號三元研究。從語言符號學的鼻祖索緒爾到美學符號學的集大成者羅蘭·巴特，無不是站在符號二元論的基礎上來探討符號學。一般而言，電影符號學以索緒爾語言學理論為基礎，用結構主義語言學的研究方法來分析電影藝術，認為符號是能指和所指之間的關系，但是同屬于符號學奠基人的皮爾斯，其符號學理論，特別是符號三分法原理和解釋項原理對電影符號的闡釋更具有影響力。
解釋項的存在豐富了電影符號的意義和內涵，同時也造成了電影符號的復雜性。一方面，電影符號具有普遍性和模擬性，另一方面，解釋項使得電影符號具有不確定性。認知水平的差異使人們對同一個電影符號的直接意義、動態意義和終極意義的觀點不盡相同，人們在闡釋時也就會產生不同的答案，從而使影視作品的豐富內涵得以展現。
3、電影《頭腦特工隊》符號學解讀
電影符號勾勒的符號王國既是一個人們熟悉的世界，但又是一個陌生的世界，它改變了符號交換的時空參數，并創建了新的言語情境。費斯克（John Fiske）和哈特利（John Hartley）在《解讀電視》（1978）中認為，應當分三個階段解讀傳媒如電視文本的復雜信息，先是解讀社會符碼，即現實的符碼，如行為符碼，服飾符碼和語言符碼等，再是解讀技術符碼，如拍攝距離，鏡頭運動等，最后是解讀意識形態符碼，如種族主義，男權主義和個人主義符碼等。與之對應的是，在解讀電影符號中，可以從相似符、標引符和象征符三類符號和直接解釋項、動態解釋項和終極解釋項考察。由于電影符號的解讀最終是通過人的解釋來實現的，因此形成最終解釋項的主體也是個人，同時，電影解讀的意義最終也要回歸到人。
3.1從符號學角度解讀五個情緒小人
《頭腦特工隊》的主角可以說是五個情緒小人。黃藍搭配的“樂樂”像星星，藍色的“憂憂”是一滴眼淚，火紅的“怒怒”似一團火焰，紫色的“怕怕”是神經元，綠色的“厭厭”則如同西蘭花。五種情緒小人齊聚，妙趣橫生地在主人公萊利頭腦深處操縱著她的喜怒哀樂。
對這部影片而言，符號的代表項是這五個小人，對象是人類的五種不同的情緒，解釋項則是觀眾對著五個情緒小人的感知、解釋和批判的過程。這五個符號在人們頭腦中產生模糊的第一印象，形成直接解釋項，金黃的閃閃發光的樂樂歡快充滿活力，藍色的胖胖的憂憂總是一臉憂郁，紅色的暴躁的怒怒動不動頭發就噴火，綠色的高傲的厭厭一臉不屑，紫色的膽小的怕怕神經敏感。隨著影片情節的推進，觀眾對這五個符號的解讀會產生不同的感受，這一過程是動態的，隨著時間和場景發生變化，形成動態解釋項，比如憂憂這一形象，影片最初給人的感受是憂郁的悲觀的消極的，中間我們又會發現藍色的憂憂還有知識廣博的一面，到了影片最后還表現出了勇敢的一面、理智的一面。終極解釋項是這五個小人貫穿影片始終給觀眾留下的完整印象，是觀眾看完整部影片后對情緒的認知，對情緒小人博弈的感觸，對情緒管理的思考。情緒的指揮部里，沒有“人”應該被拋棄。要讓萊利健康幸福地成長，這五個小人缺一不可。
3.2符號學折射下的影片內涵
皮爾斯認為“符號或符號媒介是某種對某人來說在某一方面或以某種能力代表某一事物的東西” （Peirce， 1991： 227）。皮爾斯的符號學關注的不是符號，而是符號的動態過程，即意指過程。符號在意指過程中構成了一個“客觀世界—符號—闡釋者”的三分結構。符號的意義成為符號與客觀世界相互作用的結果。因此，站在皮爾斯符號學的基點上，來解讀電影這部影片中的符號無疑更具說服力和解釋力。
作為一部動畫電影，美好和悲傷并存是這一影片的基調，深刻的影片內涵使它完全超出了童話的范疇，而成為一個關于人生的寓言。通過解讀影片塑造的故事，解讀其中的符號意義，可以幫助我們重新認識自己，認識我們的情緒，我們如何被情緒挾持，我們為何會遺忘，甚至包括為什么憶起一件小事就會觸發我們情緒島的坍塌。這個關于萊利成長過程的故事不再限于萊利克服了種種不適、面對新生活，這個故事更是幫助我們全新認識自己，認識自己的情緒，進而學會管理情緒。朝氣蓬勃、帶有甜甜味道的喜劇動畫背后蘊含深刻的哲思，這也是這部影片在觀眾中引起共鳴、獲得成功的原因。
4、結論
皮爾斯的符號三分法和解釋項原理為符號意義的解讀提供了有力的理論基礎，符號具有相對獨立性，同時又必須與客觀世界發生聯系，被主體闡釋才能獲得意義。意義生產是一種符號解釋活動，這一解釋過程離不開符號本身即代表項、對象和解釋項之間的互動。本文分析了影片中符號意義的產生過程，從直接解釋項、動態解釋項和終極解釋項三個層面考察了電影符號----最具代表性的五個情緒小人，揭示了影片的深刻內涵。
《頭腦特工隊》是一部邏輯縝密的具有教育意義的好的電影作品，對于各個年齡段的人的情緒管理應頗有助益。這部影片對我們的情緒管理啟示有二。其一，接納每一種情緒。每種情緒都塑造著我們，接納它們，才能真正地接納自己。其二，控制情緒是一種博弈。每一種情緒在不同場合通過不同的博弈達到一種平衡。對于現代人來說，在處理各類事務時，不可避免地要在心理上產生反映，發生各種各樣的情緒變化，并且在表情、行動、語言等方面表現出來。如何使表現出來的情緒恰到好處，既不過分，也無不足，而且還符合當事人的身份、不違背情理、適時適度、切合場合是很重要的。只有更好地了解情緒，接納情緒，控制情緒，才能達到“和”的境界，做自己情緒的真正主人。
參考文獻：
[1]Charles Harthorne &Paul Weiss， Collected Papers of Charles Sanders Peirce [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31-1958： 2 （volume）. 228 （paragraph）， 8. 184， 7. 356.
[2]Charles Sanders Peirce， Peirce on Signs： Writings on Semiotic [M]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91： 227.
[3]Gorlée， Linda， Semiotics and the Problem of Translation：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Semiotics of Charles Pierce [M]. Printed in the Netherlands， 1994： 57-58， 175.
[4]John Fiske， & John Hartley， Reading Television， London： Methuen， 1978.
[5]丁爾蘇，論皮爾士的符號三分法[J].《四川外語學院學報》， 1994，（3）.
[6]王微萍，從皮爾士的符號學看符號學的意義[J].《外語與外語教學》， 2007，（7）：11-13.
[7]王銘玉，對皮爾士符號思想的語言學闡釋[J].《解放軍外語學院學報》，1998，（6）.
[8]趙彥春，《語言學的哲學批判》[M].重慶：重慶出版社， 2005 ：107.
符號新聞學管理論文范文第3篇
百年征程波瀾壯闊，百年初心歷久彌堅。從石庫門到天安門，從延河到中南海，中國共產黨團結帶領全國人民創造了彪炳史冊的非凡事業。為慶祝中國共產黨百年華誕，2021年5月15日，“非凡事業、紅色傳承”百年中國共產黨新聞傳播：歷史、理論與實踐學術論壇在復旦大學、延安大學、清華大學同步舉行。論壇采用視頻直播、三地主旨發言共享一屏、線上線下相結合的形式，這在國內類似學術論壇中尚屬首次。來自全國學界、業界的近300位專家、學者在論壇上圍繞百年中國共產黨新聞傳播的歷史、理論與實踐進行了深入研討。
一、紅色基因：中國共產黨發展重要歷史地點的精神印記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多次指出，要把紅色文化資源利用好，把紅色傳統發揚好，把紅色文化基因傳承好。在我黨具有重大歷史節點意義的地點——上海、延安和北京，紅色基因深深融入城市的血脈，為中國共產黨的創立發展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礎和理論基礎。此次論壇在建黨一百周年重大的歷史節點上召開，歷經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百年未現之大引擎，這三個百年構成了會議的大背景和重要意義。中國特色新聞學在與會學者的引領下要開創一個光明前景，在全國起到引領潮頭的作用，而在上海、延安、北京這三個中國共產黨發展的重要歷史地點進行線上線下學術融合交流模式的探索，講述紅色基因的精神印記，一定能夠在新聞學科的發展史上留下光輝的一筆。
二、歷史使命：中國共產黨百年新聞實踐
中國共產黨在一個世紀的偉大征程中，始終把新聞宣傳工作擺在重要位置，繪制了一幅中國無產階級新聞宣傳事業波瀾壯闊的發展史。
復旦大學文科資深教授童兵作了題為《傳承紅色文化基因，厚植馬克思主義新聞觀》的主旨演講。他指出，從內容上把握關于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等經典作家的新聞觀的呈現，必須符合中國共產黨人的價值考量，關于毛澤東及以后各主要領導人新聞觀的呈現，必須符合當時需要并表現出中國智慧。要用習近平總書記關于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和價值觀考量中國新聞傳播的理念和機制，考量中國新聞學人和新聞學研究當代理念和學術成果。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聞觀應反映當代中國實際，擁有中國風格、中國氣派和中國話語的特征，隨著紅色文化基因同馬克思主義新聞觀互傳互動的強化，馬克思主義新聞觀的時代化、大眾化和中國化建設要有新的步伐和新的進展。
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新聞傳播學院院長、教授唐緒軍在主旨演講《從革命到建設：黨管媒體的歷史使命演變》中提煉了中國共產黨從一大到十八大政治報道中的十大高頻詞：中國、社會、人民、社會主義、發展、革命、階級、經濟、建設、國家。這些關鍵詞體現了中國共產黨在一百年來堅持為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的初心，并由此提出四個觀點：革命和建設是中國共產黨百年間的兩大任務;革命與宣傳緊密相連，是階級斗爭的一對產物;建設與輿論相伴通行，是社會治理的孿生兄弟;引導和監督缺一不可，輿論引導和輿論監督是社會主義新聞事業的兩大功能，這是新時代黨媒新的職責。
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原主任、湖南師范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院長尹韻公作了題為《內參的信息失靈與補救》的主旨演講，闡述了內參作為特殊的新聞實踐的重要意義。內參是我黨的一個獨特的傳播機制，世界上獨一無二。內參渠道主要源自報社記者的內參、人民群眾來信來訪和各地省委省政府和縣市委、地市委的報道，內參在中國的政治生活當中具有強大無比的威力。
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常務副院長陳昌鳳基于百年來中國共產黨新聞政策、新聞實踐改革等，作了題為《實踐中的自律：中國共產黨新聞倫理觀》的主旨演講，她將中國共產黨的新聞倫理觀分為爭取革命過程的斗爭和革命勝利后兩個時期。早期共產黨領導人經過資產階級思想時期、開始接受俄共新聞思想時期，逐步確立了無產階級新聞倫理觀。其認知背景是中國共產黨新聞事業的階級論，新聞倫理從實踐開始，其重要核心部分是新聞的職業道德規范，所以它首先要在職業活動中去確定工作準則，同時體現原則。
蘭州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一級學科負責人樊亞平作了題為《圣地與熱土：抗戰時期〈新華日報〉對陜甘寧邊區形象的呈現》的主旨演講，將1938年1月至1945年《新華日報》關于陜甘寧邊區典型事例、典型活動的報道作為考察對象，對其中共產黨和陜甘寧邊區的形象進行分析，分別考察了政治形象、經濟形象、文化形象，及其對延安乃至陜甘寧邊區“圣地和熱土”形象的形塑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人民日報社新聞協調部副主任汪曉東曾于2020年2月2日趕赴武漢，進行了為期84天的抗疫一線報道，他在主旨演講《挺起新聞輿論工作的精神脊梁——從抗疫報道談踐行馬克思主義新聞觀》中說，在武漢的時光是寶貴的財富，同時也是踐行馬克思主義新聞觀的生動一課。
最后，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院長、馬克思主義新聞學與新聞教育改革研究中心主任柳斌杰作了題為《中國共產黨百年新聞實踐的鮮明特色》的特別報告。他表示，中國共產黨是以新聞宣傳起家的政黨。跟其他的政黨有所不同，一直以來，我黨把新聞宣傳工作放在黨的重要日程上，當作執政為民和安邦定國的大事來做，有著珍貴的歷史、豐富的實踐、系統的理論和完善的制度，這是構建中國特色新聞學的重要資料和基礎要素。
三、非凡歷程：新聞史視野中的中國共產黨
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光榮歷史，昭示了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性，中國共產黨帶領中國人民堅定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必然性，滲透著黨和人民對馬克思主義的印象，對民族精神的傳承，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想的向往。
中央民族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特聘院長張昆在《從毛澤東到習近平——中國共產黨新聞宣傳思想的演變》中談到中國共產黨政治領袖新聞思想來源中的“變化”與“不變”。他認為，百年可歌可泣的中國共產黨新聞史，歷經戰爭與和平，我黨領袖對于新聞宣傳的認識堅持“不變”的是耳目喉舌論、黨性原則、政治家辦報、真實性、群眾性、新聞批判和輿論監督。而思想則是在繼承基礎上的“變化”與發展：與時俱進、實事求是、理論聯系實際。北京大學國家戰略傳播研究院院長程曼麗在《中國共產黨新聞發布的歷史變遷及未來走向》中梳理了我國的新聞發布制度從無到有，持續發展、逐步完善的過程。她談道，進入新世紀的第二個十年，社會形態、媒介形態以及國家輿論環境都發生了深刻的變化，黨的新聞發布須充分考慮當前國際形勢，在多元元素的基礎上突出價值要素，新聞發布應有結果導向意識，中國國際話語體系建設要有話語框架。南昌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院長陳信凌回顧了中央蘇區新聞事業的歷史貢獻，他表示，中央蘇區的新聞工作是第一次在人民政權下創辦的嶄新事業，提高了群眾的政治意識與文化水準，掀起了蘇區共克時艱的運動浪潮，積累了系統管理傳媒的經驗，形成了新聞應該為中心工作服務、全黨辦報、群眾辦報和延續至今的新聞批評理念。
四、繼往開來：紅色新聞文化與“四史”學習教育
學四史，看新聞，重點不在專業乃至主義，而在黨史、新中國史、改革開放史和社會主義發展史的大本大源。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李彬在《學四史，談新聞》中表示，中國新聞學既不是對人民新聞學的簡單回歸，也不是對現代新聞學的簡單否定，而是一種辯證取舍、守正創新的綜合性方案。要遵循從理論—經驗—理論的小循環和從實踐—理論—實踐的大循環。
如何從“四史”教育中繼往開來，研究紅色新聞文化，眾多學者分別從各時期、各地黨的宣傳理論實踐中進行了研討。華東師范大學傳播學院院長呂新雨在《延安黨報實踐中的若干理論思考》中提出如何理解延安時期馬克思主義新聞觀的問題。天津師范大學新聞傳播學院院長李秀云從生產勞動的角度闡述《解放日報》報人群體的心理認同。陜西師范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院長許加彪同樣講到《解放日報》，他說，抗戰時期《解放日報》揭露日軍的殘暴行徑，替人民群眾發聲，在黨與人民群眾之間建立了牢固的橋梁，是“作為武器的報紙”。西藏民族大學新聞傳播學院院長周德倉從《西藏日報》的創辦史反映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西藏新聞事業的發展和成就;井岡山大學人文學院新聞系主任郭輝對井岡山時期紅軍宣傳工作的組織機制與核心理念進行了研究。
五、思想指南：新時代重要論述與馬克思主義新聞觀話語體系
馬克思主義新聞觀是馬克思主義的重要內容，也是新聞學的觀念體系，是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關于新聞傳播活動、新聞信息、生產流通消費及其規律的觀點和思想總匯。暨南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院長支庭榮在《淺談馬克思主義新聞觀的理論和話語體系創新》中提出，新聞“有為而治”是馬克思主義新聞觀鮮明的特色，馬克思主義新聞觀對于新聞是持正面的、積極的、肯定的、行動主義的看法，新聞要干預社會、影響輿論，新聞話語體系創新要在能夠使用西方的概念和話語體系過程中“且行且改進”“且戰且進”。暨南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副院長湯景泰以《核心話語與話語框架：論美國涉華輿論的話語建構》為題，將2020年美國皮尤研究中心14個經濟發達體對中國看法為調查對象，分析美國“他我”對立的核心話語建構，通過輿論學的視閾觀照國際競爭話語博弈。同濟大學藝術與傳媒學院院長李麟學在《基于媒體融合的馬新觀教育創新》中表示，在新的時代語境下，新聞傳播學科“戰略性”學科屬性凸顯，馬克思主義新聞觀成為重要的頂層關注。培育融合式學科主流教育，更需深耕細作馬克思主義新聞觀課程的靈魂浸潤作用。
六、砥礪前行：媒體深度融合與媒介技術批判
2020年9月26日，中辦、國辦發布《關于加快推進媒體深度融合發展的意見》指出，要加快建立以內容建設為根本、先進技術為支撐、創新管理為保障的全媒體傳播體系。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院長強月新就此發表題為《全媒體傳播體系：思想脈絡、理論內涵、時代價值》的發言，從技術和社會雙重維度探討全媒體傳播體系。他表示，全媒體傳播體系，是全媒體時代傳播管理的有序調整和傳播能力的有效提升，要研究技術對傳播的影響，更要研究、解釋其與現代傳播體系核心的關系。浙江傳媒學院副校長李文冰闡述了《媒體融合視域下互聯網平臺的復合屬性與治理議題》，她認為，互聯網平臺具有多重復合屬性，對互聯網平臺的治理，關鍵在于通過基于“利益相關者”的多元共治，需與其復合屬性相勾連討論核心議題，從而實現綜合治理。華中科技大學新聞傳播學院院長張明新則在《媒體深度融合背景下新型主流媒體建構的困局與破局》的發言中提出如何破局，一是考慮民間資本市場機制，在不影響意識形態關鍵問題的情況下，適當引入民間資本;二是要在先進的技術和內容生產之間進行深耕，打造高質量的泛內容生產圈;三要建設真正屬于自己的海外陣地，加快融入當地化步伐;四是提升國家治理能力，新聞服務、政務和商務有效結合，全面拓展媒體功能。上海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院長嚴三九將新聞傳播領域殺入的“黑馬”——軟件工程師作為研究對象，在《新聞傳播領域算法工程師倫理責任考察》中通過數據分析、調研訪談等方法分析工程師認知算法所引發的倫理問題并給出應對思路。浙江大學傳媒與國際文化學院院長韋路則在《智媒時代媒體融合發展的挑戰和機遇》做出判斷：中國目前已經完全進入智媒時代，其收益已見端倪，局部凸顯優勢，但在智能鴻溝、信息繭房、隱私安全和人文價值等方面也存在刻不容緩的挑戰。
七、革故鼎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與中國新聞學的想象力
中國新聞學當代價值在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紅色文化基因的傳承。安徽大學新聞傳播學院院長姜紅在《實踐視野中中國共產黨新聞宣傳的“升維”》中表示，2013年以來，“講好中國故事”不僅成為我國新聞宣傳工作的重要行動指南，而且逐漸生成了一種全新的新聞宣傳觀念，實現了黨在新聞宣傳實踐中的多重“升維”，蘊含著當下黨的新聞輿論工作的“實踐意識”和“大宣傳”理念。上海外國語大學新聞傳播學院副院長嚴怡寧在《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國際傳播》中提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實現是一個復雜而艱巨的過程，需要根據不同層次的訴求，形成多層次命運共同體，階段性推動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發展。北京外國語大學副校長孫有中表示，探討中國共產黨新聞傳播的歷史、流變以及未來的走向，最根本的問題是中國共產黨新聞傳播學知識體系的重構，提出有針對性的中國特色解決方案。南京大學新聞傳播學院教授丁柏銓梳理了《中國共產黨百年輿論思想的發展軌跡》，他說，百年中國共產黨輿論思想有著自己特有的國情，順應時代特點。新的歷史條件下，中國共產黨輿論思想在堅持馬克思主義新聞觀和中國共產黨原有輿論思想繼承的基礎上，進行了全方位的創新發展，使黨的輿論思想更加系統、更加全面，由此進入了新的境界。
百年中國共產黨新聞傳播史，百年經驗思考，百年真知灼見。厚植馬克思主義新聞觀，探討中國新聞傳播的教育和未來，提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聞學水平是中國共產黨新聞傳播歷史、理論與實踐研究的落腳點。弘揚非凡事業，賡續紅色傳承是中國共產黨擔負歷史使命的動力源泉，是中國共產黨堅定“四個自信”的內在要求，也是新聞學人的使命擔當，更是中國共產黨堅定不移全面從嚴治黨的題中應有之義。
（作者為復旦大學新聞學院博士生）
編校：趙亮
符號新聞學管理論文范文第4篇
近些年來，在英中國留學生的數量不斷增長，一些最吸引中國留學生的高校如帝國理工學院、南安普頓大學、華威大學、拉夫堡大學等，在讀中國留學生比例均超過了5%。除最受歡迎的理工、經濟和金融專業之外，與媒介有關的專業也成為中國留學生的主要選擇之一。英國的媒介產業發達，媒介教育歷史悠久、獨具特色，同時，這個專業相對來說入學門檻較低，成為中國留學生首選之一就不足為奇了。
英國大學也是中國媒介研究學界的重要參考對象。隨著雙方交流日益頻繁，英國媒介教育的部分專業、學制、教學方法等被逐步引入。然而，中國學界對于英國媒介研究和媒介教育的特殊性仍存在一些普遍的誤讀和忽視，由此也造成了一系列爭論。例如，有人認為，英國的媒介研究等同于美國的傳播學，是同一學術領域的兩個名字，只是側重點有所不同；也有人認為，英國的媒介研究是批判式的，美國的傳播學研究是行政管理式的，兩者水火不容。再比如，有人認為，英國的媒介教育是新聞職業培訓的高端延伸；也有人認為，英國的媒介教育是純粹理論性、批判性的，與媒介實踐相去甚遠。這些觀點往往從當前的本土框架出發，忽略了一個學術領域和教育領域發展所依存的特殊歷史與社會情境，未免對英國媒介研究與媒介教育做出了簡單化的判斷。
實際上，欲描繪英國媒介教育的學術地形圖，必須對這個國家的整體思想狀況與社會狀況進入深度理解。本文限于篇幅，僅對其歷史進行浮光掠影的描繪，望能述其大概。簡言之，英國媒介教育與其整體思想和教育狀況緊密契合，在現代性和后現代性、工業文明和社會激進革命、自由主義和社會公共服務、殖民主義傳統和多元文化社會的矛盾進程中，呈現出一種多重建構的結果；與美國為代表的媒介學術傳統不同，它的新聞學長期處于半缺席的狀態，文化研究成為主導性思想潮流，學術界限較為模糊，批判理論和成人教育成為特色。
一個學術領域的命名
如果說，在中國大學中常見的“傳播學”（Communication Science或Communication Studies）這一術語主要來自于美國式的學術界定，那么英國大學里更常見的是“媒體研究”（Media Studies）這一稱謂。命名本身就是一種學術策略?！懊浇檠芯俊迸c我們通常所見的傳播學有所關聯，實際上卻是建立在不同基礎上的另一種知識體系。在英語中，“傳播”是個廣義的詞匯，用以指代各類象征性轉換。在英國大學的學術話語中，它主要與語言學研究和人際傳播研究相關，相關研究的主要傳統來自社會心理學和語言學。與之對應，媒體研究是對以某種形式借助媒介開展的人類傳播活動進行研究。它側重研究的是電影、電視、廣播、電腦等為核心的傳播活動。因此，在美國大學的傳播學中占據一席之地的言語傳播、修辭研究，極少出現在英國大學的媒介研究傳統之中。
在英國社會的普遍認識中，媒體屬于大眾文化，與文學為代表的高雅文化涇渭分明。因此，傳統的學術體系之中往往會輕視媒體，把電視、音樂、電影當作消遣，而并不作為嚴肅的學術研究或教育的分內之事。在劍橋大學和牛津大學，至今都沒有媒介研究這一專業，由此可見一斑。在創建初期，媒介研究與傳統學科的關系一直不洽，直至今日仍是如此。這是當前媒體研究狀況的重要一面。
英國傳統的歷史建構
1919年至1939年期間，倫敦大學曾開設過新聞學的培訓，但由于二戰的原因，早期的新聞學高等教育無疾而終。直至1960年前后，正規的涉及新聞、傳播與媒介的高等教育才重新展開。當時也恰是英國高等教育蓬勃發育的新高峰。
之前，英國的大學體系規模很小，極其精英化，大學呈現出兩極分化，一極是屈指可數的傳統大學如劍橋和牛津等，另一極則是一系列城市大學，最早于19世紀在倫敦出現，隨后興起于其他的大型工業城市如曼徹斯特、里茲、利物浦等。此外，英國大學教育還出現了較低一級，被稱為技術學院，它們是由地方政府出資的教育機構，主要頒發職業證書。
20世紀60年代中期，這種狀況被改變了。高等教育金字塔頂端的劍橋、牛津依然作為旗幟高高飄揚。與此同時，一方面政府大規模新建了相當數量的大學；另一方面，技術學院以傳統大學為模板，開始設置各類學位課程。英國式的媒體研究和媒體教育，正是在這個年代作為一個嚴肅的學科應運而生的。它最開始并不是出現在劍橋、牛津等全國性大學，而是出現在地方大學；并不是出現在傳統大學，而是出現在技術學院。這多少反映了這個新學科在當時學術體制中的地位。另外一個原因是，它是非傳統學科建制的，是跨學科的，很難將它納入基于單一學科建立起來的傳統大學的系科劃分體系，很難給媒體研究找個安身之所。然而這也為媒體研究帶來了獨特的風格與特色。
如前所述，高等教育金字塔頂端的傳統大學并沒有給媒體研究一席之地，因此，地方大學成為了媒體研究的橋頭堡。20世紀60年代，在傳統的大學中只有三個為媒體研究設立了科系、提供了容身之所，而它們是地方大學：里茲大學、萊斯特大學和伯明翰大學。
媒體研究的歷史流變
在里茲大學，麥奎因開創了在政治傳播中媒體作用的研究，并創建了電視研究中心。在萊斯特大學則創辦了傳播研究中心，這個中心主要由來自社會學、人類學、社會心理學和政治經濟學的學者構成，更關注為機構與工業實體的媒體組織；他們更關心媒體機構的內部，并以媒體生產的民族志研究為主要研究手段，其核心的議題是記者如何工作，到底什么是新聞，電視劇如何構成象征。最后一個地方，則是赫赫有名的伯明翰大學當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由霍加特創建、并由霍爾發揚光大的這個中心，開創了文化研究的傳統。這個中心的大部分學者擁有文學背景，他們既關心文本中蘊涵的意義，也關心社會團體的日常生活實踐。當今學術界不少獨當一面的媒體研究學者都來自于此。有趣的是，這三個機構都只有研究生課程。
里茲大學的電視研究中心、萊斯特大學的大眾傳播研究中心以及伯明翰大學的當代文化研究中心，均更具人文學科導向、偏重學術研究而非實務訓練。如果說它們在20世紀60年代的創立是英國媒體研究的第一波，那么，這個學科的第二波則出現于20世紀七八十年代，與教授媒體本科課程有關，與所謂的技術學院有關。以新聞實務為主并授予本科學位的新聞科系是1971年在威爾士的卡迪夫大學開設的。而最早的媒體研究本科學位教育則出現在中倫敦技術學院，也就是今天的威斯敏斯特大學。這些大學也被稱做新大學，雖然早就存在，但直到20世紀60年代才得到發展。媒體研究拓展的第三波出現在20世紀末，由于媒介產業的蓬勃興起，媒介教育獲得重視，幾乎所有英國大學都開設了相關的專業。
缺席的新聞學
值得注意的一點是，從歷史上來看，新聞學在英國的學科體系之中長期缺席，而新聞教育更多的是采取一種所謂“學徒制”的方式進行傳承。雖然自由主義報刊、廣播、電視等媒體多半都是在資本主義早期最重要的陣地英國發展起來的，但在英國的大學體系之中，新聞學一直沒有容身之所。在高等教育體系中，英國的傳播與媒體實務教育雖然有一些先期性的工作，但是被第二次世界大戰打斷進程后，新聞教育并沒有獲得長足的進步，而長期以來，新聞職業培訓是以非學位教育的形式存在的。
英國擁有BBC、《泰晤士報》這樣一系列重量級的媒體機構，是造成新聞學在學術界長期缺席的原因之一。這些大型媒體機構自身就有完備的內部培訓機制，所以也沒有必要接收學院體系里的新聞學子，而更傾向于招募有更廣泛學科背景者，在機構內部進行必要的技能培訓就可以上崗。如果你想成為一名記者，要么獲得一個其他專業的學位，如英語、政治、歷史等，然后想方設法在英國廣播公司或是知名報社找到一份工作；要么在地方性媒體打拼然后逐步提升到全國性媒體工作。但近些年來，情況也開始發生改變，美國傳播學的傳統和注重實踐的新聞學課程也開始陸續出現在英國校園。
批判理論的現實關懷
另一個值得關注的特點，是英國媒介教育中的成人教育。這個特色主要是來自于英國式文化研究（British Cultural Studies）的思想。從伯明翰大學的當代文化研究中心發展起來的這個潮流，在20世紀的后三十年間蔓延到全球知識領域，成為媒體研究和其他人文社會學科對話的重要陣地。雖然這個中心的后身——社會學與文化研究系——于2002年被校方撤銷，但是其形成的研究潮流卻不僅在金史密斯學院等地繼續發揚光大，而且拓展至紐約、悉尼、香港、上海，遍及世界各地。
有意思的是，該研究潮流的早期重要人物，如理查德·霍加特、雷蒙·威廉斯、斯圖亞特·霍爾等人，都曾涉足成人教育，把自己的學術研究作為工人階級文化素養教育的一部分加以貫徹，而同時也使得學術和教育成為政治思想的實踐。斯圖亞特·霍爾在離開伯明翰大學后，專門任職英國開放大學的教授，而這是一所致力于成人教育的高校。1977年10月，英國卸任首相愛德華·希斯訪問中國，與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鄧小平會面。在這次會面中，希斯就向鄧小平介紹了英國的開放大學，它利用廣播電視等大眾化媒介來開展成人教育，在當時是世界性的創舉。鄧小平決定借鑒英國的做法，這促成了中國的廣播電視大學的重新建立?；魻栐陂_放大學研究與教育不僅致力于發展學術成果，同時致力于將其扎根于工人階級和社會大眾的文化實踐當中。2011年，金史密斯學院在斯考特·拉什領導下的文化研究中心，宣布將其研究生課程向社會公眾開放，可謂繼承了這一理想。雖然對象、內容、力度、目標均有不同，但文化研究對成人教育的重視，與中國學界目前關注的熱點之一——媒介素養，有異曲同工之處。
一方面擺脫了實務訓練而專注于理論拓展，另一方面又將學術教育返歸到社會大眾的素質培養和日常實踐，從象牙塔到起居室，英國的媒體研究與媒介教育形成了獨特的政治策略和學術方向。
中國情境下的反思
中國學界試圖以自己心目中的新聞學或是傳播學的模板去對接英國的學術機制，而兩者往往很難契合。正如前述，在特定的歷史發展過程下，諸多的英國高校中，以新聞學命名的科系并不算多，而冠以傳播學之名的學科往往又會與媒體研究或是文化研究并列。因此，從建構主義的角度來看，學科本身并非與生俱來，更不是一成不變。任何一個學科都沒有一個標準模式。學科的形成往往是與社會變遷互動進行的，是包括學術政治在內的諸多因素合力的結果。
當中國傳播學界面向世界獲取學術資源之時，我們應時時警醒，理解一個學術領域的特定歷史變遷、社會情境、學科建制和政治策略，由此方能反觀自身，理解中國的傳播與媒介研究所面臨的境況與議題，尋求發展之路。
（章戈浩：澳門科技大學人文藝術學院助理教授、英國拉夫堡大學媒體與文化分析博士；張磊：中國傳媒大學廣播電視研究中心副研究員、英國倫敦大學金史密斯學院訪問學者）
符號新聞學管理論文范文第5篇
摘要 時至今日，許多新聞學的基礎問題還未徹底厘清，其中尤其值得一提的就是關于新聞學的學科歸屬問題至今仍未達成一致的意見。從人文學科和社會科學的不同特性出發，可將人文學科和社會科學的判別標準歸結為4點：研究對象和價值、研究方法、成果形式、研究效用的差異，以此標準，新聞學的學科性質當屬具有強烈人文底蘊的社會科學。
關鍵詞 新聞學 學科屬性 社會科學
劉銳，上海交通大學人文藝術研究院講師，博士后。
本文為中央高?；究蒲袠I務研究精品培育項目《“新聞經典”研究》最終成果的一部分（SKJ201004）。
時至今日，中國新聞學經過近百年的發展，已取得長足進步，“新聞無學”的爭論也已告一段落，但與文學、歷史、哲學、經濟學、法學等較為成熟的學科相比，誕生于20世紀的新聞學還尚顯稚嫩，理論基礎薄弱、研究層次不高等依然是不爭的事實，許多新聞學的基礎問題還未徹底厘清，其中尤其值得一提的就是關于新聞學的學科歸屬問題，至今仍未達成一致的意見。新聞學到底屬于“人文學科”還是“社會科學”？這一新聞學的基本問題尚未得到解決。學科歸屬是關系到學科發展的根本性問題，新聞學到底是向文史哲等人文學科靠攏，還是向社會學、經濟學、政治學、法學等社會科學逼近？這不但關系到新聞學的研究內容、研究方法、研究成果的實現，且會影響到新聞學能否在學科之林中與其他學科平等地展開交流對話。下面筆者將在論述新聞學的學科歸屬之爭的基礎上，通過辨析人文學科與社會科學之間的區別，重點闡釋新聞學的學科屬性問題。
一、新聞學的學科歸屬之爭
客觀地講，20世紀的中國學術研究中，既有人文學科的研究，亦有社會學科的研究，但向來只有社會科學或哲學社會科學的提法，而沒有人文科學或人文學科（盡管《辭?！飞弦褑为氉鳛橐粋€條目而與社會科學區別開來）的提法。只是到了20世紀80年代以后，才有學者提出區分人文科學與社會科學的要求。[1]因此，新聞學早期關于新聞學科歸屬的討論不在本文的探討范圍之內，而主要討論當今新聞學眾學者在新聞學科歸屬問題上的爭議。綜觀新聞學科屬于人文學科還是社會學科這一問題，學界仍無一致的看法：
一類以李彬、李希光、屠忠俊、吳廷俊、徐培汀等為代表，認為新聞學科是人文學科。他們在分析新聞學與傳播學的差異時指出，首先是二者的學科屬性不同，新聞學屬于人文學科中的應用學科，而傳播學是社會科學的行為學科。再次，二者研究的方法不同，新聞學屬人文學科，人文學科講究人文性，體現人對人的終極關懷，其研究方法主要是定質的方法、思辨的方法；傳播學屬于社會科學，其研究方法主要是定量方法、實證的方法。[2-5]中國人民大學博士唐遠清則根據李承貴提出的劃分人文學科的4個主要依據，即人文學科本身具有人文氣質；直接與人的意義特別是精神價值相關；對人、社會、民族具有價值導向、精神塑造等功能；研究具有主體性、求異性、偶然性、復雜性和創造性等特征，認為新聞學屬于人文學科。[6]
再一類以鄭保衛、張昆、趙凱、丁法章、黃芝曉等為代表，認為新聞學是以新聞現象和新聞規律為研究對象的一門社會科學。[7-9]除概念界定外，對新聞學為什么屬于社會科學，其與人文學科有什么本質的不同，并無過多探討。
還有一類以楊保軍為代表，認為新聞學是一門以社會科學性質為主，同時兼有一定人文科學性質的學科。新聞學是對人類新聞傳播現象、新聞活動特征及其規律的探討和揭示。按照對人文科學和社會科學的一般理解與基本區分，新聞學作為一門學科，屬于社會科學。但是，嚴肅一點講，社會科學從嚴格意義上說要求研究者以價值中立或者價值無涉的態度對待自己的研究對象和結論，而新聞學還包含著人文的思想和論述、價值性的評價與判斷。因而，就學科性質而言，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說，新聞學是一門以社會科學性質為主，但同時兼有一定人文科學性質的學科。[10]
上述論點都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其一個明顯缺陷即大多并未從人文學科和社會科學的科學區分角度進行新聞學學科性質的界定，唐遠清和楊保軍雖然區分了人文學科和社會學科的不同特征，但失之系統、全面。
唐遠清依據李承貴提出的劃分人文學科的4個主要依據來定義新聞學科的學術歸屬，相應標準雖容易區分，具體到實踐中則很難操作，究竟何謂突出的“人文”氣質？什么學科的研究才算與人的意義特別是精神價值直接相關等等，并無明確的具體的規定。由此也就不難理解，為什么作者單列一節論述新聞學的學科歸屬問題，堅持認為新聞學是人文學科，但在前文中卻把新聞學界定為“新聞學是一門研究大眾傳媒業的獨立的社會科學” （博士論文閱評人雷躍捷也指出了這一點），這就出現了前后矛盾、顧此失彼的現象。
而楊保軍在談到人文科學與社會科學之別時，僅談到了研究對象和研究判斷類型的不同，判斷標準有失片面。另外，在認定新聞學兼有人文學科屬性時，僅僅從目前新聞學研究現狀出發，認為相關的理論著述在事實判斷之后，總要加上一個價值判斷的尾巴，認為新聞學科兼具人文學科屬性的理解也存在偏差。因為現有著述存在的問題與該學科屬性并不等同。
二、人文學科和社會科學的區別
這里，筆者從區分人文學科和社會科學的不同特性出發，將人文學科和社會科學的判別標準歸結為4點，以明確新聞學科的學科歸屬問題。
1. 研究對象和價值
人文學科研究的是人的觀念、精神、情感和價值，是人的精神世界及其積淀下來的文化。人文學科的價值不在于提供物質財富或實用的技術，而在于為人類提供一個精神的家園，使人類的心靈有所安頓、有所依歸。而社會科學以社會為研究對象，它側重于對社會結構、社會組織、社會運作和變革的普遍性和規律性的認識，解決社會矛盾，促進社會發展。即人文科學研究的是人的主觀世界和人類的精神文化，社會科學關注的則是客觀的人類社會，它是外在于具體個人的。
2. 研究方法
人文學科具有體驗性、闡釋性、評價性的特點，強調研究者的個體性和獨創性，它的知識并不像科學知識那樣呈前后遞進式發展，而是散點、跳躍式的、或不斷闡釋性的。一些古典著作中提出的命題可以被后人不斷地理解和闡發。而社會科學的研究方法具有分析、歸納、證實等特點，強調研究的客觀性和普遍性，社會科學知識的發展是前后遞進式的，前人提出的某些命題可以被證偽或替代。
當然，社會科學的研究方法雖越來越多地借鑒自然科學的實證研究法，但社會科學并不排斥人文科學的研究方法。社會科學既應該采用自然科學的邏輯實證方法來研究認識人類的社會生活中的制度、關系、結構和功能，又需要采用人文科學的精神與情感體驗方法來把握人類社會生活中的價值與意義問題，因為社會具有物質客觀屬性與精神觀念屬性兩重性質。
3. 成果形式
人文學者在人文科學領域中的探索與創造，主要表現為精神的收獲和思想的創造；而這些收獲與創造，主要以人文著述的形式保存下來。社會科學探索與創造的成果，除以社會科學著述的形式保存下來外，還集中表現為決策的制訂、規劃的設計、社會實踐活動的開展，甚至表現為規模宏大、長期持續的社會運動。而人文科學探索與創造的成果，則很少以文本之外的形式加以保存。
4. 研究效用
人文學科是基礎性學科，而社會科學是應用性學科，所以人文科學的研究成果往往不具有實際運用的價值，而社會科學的成果則往往具有實際運用的價值。當然，這并不是說人文學科沒有用，只有社會科學才有用，而是說人文科學是一種無形之用，而社會科學則是一種有形之用。社會科學更能直接指向人的現實生活，對人的現實生活產生直接的影響。
三、新聞學的學科屬性辨析
依據以上人文學科和社會科學的劃分標準，筆者認為，新聞學總體屬于社會科學。理由如下：
1. 從研究對象來看，雖然目前新聞學術界并沒有取得共識，但根據不同學者對新聞學研究對象的論述，較為常用的關鍵詞是：新聞事業、新聞工作、新聞活動、新聞、新聞傳播活動、新聞現象、新聞與社會關系等。有學者依據56位新聞學者對新聞學研究對象的論述，篩選出中心詞的出現頻率，從高到低分別是：新聞事業（27次）、新聞（傳播）活動（24次）、新聞現象（18次）、新聞工作（14次）、新聞（12次）、報紙（10次）、新聞事業與社會關系（6次）。[11]可見這些關鍵詞都與社會活動、現象、組織、運作等有著密切的關系，更有不少學者如徐寶璜、黃天鵬、李公凡等認為，新聞學的間接對象就是全社會。[12]且自新中國成立后第一部理論新聞學著作——甘惜分的《新聞理論基礎》開始，對新聞學研究對象界定的中心詞都由比較具象的“報紙”轉換為比較抽象的“規律”——學者們幾乎都使用了“規律”一詞，盡管在與其他中心詞的搭配上，有“新聞事業規律”“新聞活動規律”“新聞工作規律”“新聞傳播規律”等的不同。[13]這符合社會科學以社會為研究對象，主要側重于對社會結構、社會組織、社會運作和變革的普遍性和規律性的認識的觀點，而非人文科學研究對象范疇。
2. 從研究方法來看，新聞學強調研究“新聞事業規律”“新聞活動規律”“新聞工作規律”“新聞傳播規律”等，既然研究對象的中心詞是“規律”，那么，強調研究的客觀性和普遍性就是理所當然的了。雖然新聞學的研究方法目前仍以定性研究為主，但定性研究并不代表就是主觀性研究，定量研究也并不意味著就是客觀研究，定性與定量只是研究方法的區別，而主觀和客觀則是研究對象與客觀事物的符合、相去程度?！翱茖W是理性的產物，使用事實、規律、原因等概念，并通過客觀語言溝通信息?！盵14]與此不同，“人文學科是想象的產物，使用現象與實在、命運與自由意志等概念，并用感情性和目的性的語言表達?！盵15]從這一點看，新聞學無疑也歸屬于社會學科，幾乎所有的研究者都希望自己的研究能夠反映新聞現實，符合新聞實踐的要求和發展規律，有效地指導新聞實踐，而非自由想象，閉門造車。
3. 從成果形式來看，新聞學探索與創造的成果，除了以著述的形式保存下來外，還集中表現為新聞社會實踐活動的開展、新聞管理決策的制定，甚至還表現為規模宏大、長期持續的社會運動（譬如公共新聞學）。從新聞學界尤為強調新聞學研究成果要對新聞實踐有指導意義即可見一斑。
4. 從研究效用來看，新聞學的研究成果尤其是新聞業務的研究具有明顯的實際運用價值，能夠對新聞實踐產生直接作用和影響，即使是新聞理論和新聞史研究，也強調要對新聞實踐有所啟迪和教益。盡管目前學界的研究和業界現實尚有一定隔膜，但已有一批研究成果得到業界和政界認可。從長遠來看，新聞學將更好地服務于新聞傳播實踐，對新聞傳播實踐產生更大的影響。
從以上4點可以看出，新聞學理當歸屬社會科學。然而，事實上，我們很難在人文學科和社會科學之間畫出涇渭分明的界線，正如著名學者讓·皮亞杰所說：“在人們通常所稱的‘社會科學’與‘人文科學’之間不可能做出任何本質的區別，因為顯而易見，社會現象取決于人的—切特征，其中包括心理生理過程。反過來說，人文科學在這方面或那方面也都是社會性的，只有當人們能夠在人的身上分辨出哪些是屬于他生活的特定社會的東西，哪些是構成普遍人性的東西時，這種區分才有意義?！盵16]新聞學雖然屬于社會科學，但新聞學也具有較為濃郁的人文色彩，從學科性質而言，新聞學是具有人文底蘊的社會科學。表現在：
第一，從研究對象和價值來說，新聞學既是事學，是對社會結構、社會組織、社會運作和變革的普遍規律的研究，又是人學，除研究新聞媒體作為一個社會組織對于社會所起的作用及其運作之外，還需關注在媒體運行過程中傳者和受眾各自的精神狀態、價值情感等。新聞傳播事關每一位公民的言論自由權利，新聞學研究決不能因事廢人，放棄新聞傳播學的人文屬性。因為“新聞傳播活動根本上是人的交流活動，盡管這種活動在現代以來越來越需要利用機器和制度等途徑進行，但它畢竟與人的生存息息相關，從沒有離開‘人’的新聞傳播”。[17]“新聞學的終極關懷或指向是為人的，新聞學研究的最終目的和新聞傳播活動的最終目的，都是為了讓人更加趨近人所能擁有的自由、美好而不悖乎人性的生存方式，即馬克思所說的‘自由人聯合體’?！盵18]從這一點上來說，新聞學科注定將難以回避價值判斷，價值判斷在新聞學科中占據較大的比重。價值判斷是每一個新聞學研究者不可回避的一個問題，新聞學需要事實判斷，也需要價值判斷。
第二，新聞學的文本之學特征較其他社會科學更重。盡管學界對新聞學的研究對象是否為新聞文本仍存爭議，與“新聞事業”“新聞活動”“新聞現象”“新聞工作”等這些關鍵詞相比較，將“新聞”文本作為新聞學研究對象的呼聲相對弱小一些，一個不爭的事實是，無論是新聞事業、新聞活動、新聞現象、新聞工作，其成效好壞最終都將反映到新聞文本上?？梢哉f，新聞文本是新聞事業、新聞活動、新聞現象、新聞工作最重要的環節，無新聞文本則無新聞事業、新聞活動、新聞現象、新聞工作。新聞學的研究起步于新聞文本，最終無論是作用于新聞實踐，還是作用于新聞管理政策，也將落腳在新聞文本上。新聞學研究是圍繞著文本這一中心運行的，這是新聞學與社會學、經濟學、法學、政治學等其他社會科學的不同之處，他們的研究未必起步于文本，也未必最終作用于文本，從這點看，新聞學也具有較為鮮明的人文色彩。
因此，新聞學的學科性質為具有強烈人文底蘊的社會科學。新聞學不單單是人事之學，也是文本之學。
結 語
新聞學具有較多的人文色彩，但新聞學并非人文學科，新聞學和傳播學一樣仍屬社會科學。一些學者在辨析新聞學和傳播學時過分突出了兩者之異，以至兩個協同發展的社會科學之“小異”，被說成是人文和社會學科之大別。目前，新聞學和傳播學都還尚未達到成熟之境，過分強調其區別，不利于新聞學和傳播學的融合和兩個學科的協同共進。兩個學科之間只有相互學習，相互借鑒，雙劍合璧，才能全面提高新聞學和傳播學的學科地位，也才能在學科叢林中占據與其他學科平等對話之一席之地。
參考文獻：
[1] 李承貴. 20世紀中國人文社會科學方法問題[M]. 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1.
[2] 李彬. 媒介話語 新聞與傳播論稿[M]. 北京：新華出版社，2005.
[3] 李希光. 畸變的媒體[M]. 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4.
[4] 屠忠俊，吳廷俊. 網絡新聞傳播導論[M]. 武漢：華中科技大學出版社，2002.
[5] 徐培汀. 中國新聞傳播學說史（1949—2005）[M]. 重慶：重慶出版社，2006.
[6] [11] [13] 唐遠清. 對“新聞無學論”的辨析及反思[M]. 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2008：135，134.
[7] 鄭保衛. 論新聞學學科地位及發展[M]. 北京：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2010.
[8] 張昆. 中外新聞傳播思想史[M]. 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6.
[9] 趙凱，丁法章，黃芝曉. 二十世紀中國社會科學·新聞學卷[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10] 楊保軍. 新聞活動論[M]. 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
[12] 李秀云. 中國新聞學術史[M]. 北京：新華出版社，2004.
[14] [15] 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美國不列顛百科全書公司. 簡明不列顛百科全書[M]. 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86（6）：761，760.
[16] [瑞士] 讓·皮亞杰. 人文科學認識論[M]. 鄭文彬，譯. 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9：1.
[17] [18] 姜紅. 現代中國新聞學科建構與學術思想中的科學主義（1918-1949）[D]. 復旦大學，2006：153.
符號新聞學管理論文范文第6篇
【摘 要】新媒介技術和設備的普及使用，主要從學習、生活、就業等三個方面影響了高校新聞學專業學生，使他們學習視野更加開闊，生活“宅”化，求職理念發生轉變。
【關鍵詞】新媒體 新聞學專業 學習 生活 就業
“新媒體”是依托于數字技術、互聯網技術、移動通訊技術等向受眾提供信息服務的新興媒體，它被人們一般性地稱之為“第五媒體”。①隨著“以個人為中心”的微博的興起，互聯網逐漸超越了以“信息共享”為特征的門戶，智能手機和移動互聯技術的結合將人們帶入了“由所有人面向所有人進行信息傳播”的自媒體時代。虛擬世界與現實世界的界限愈加模糊，虛擬交往與現實交往互動共生，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虛擬化生存成為人們的一種現實生存方式，大學生活也被深刻地卷入這場媒介技術革命當中。
高校學生對新媒體的使用頻率高，運用范圍廣，已經為多項調查所證實。在高校新聞學專業學生的學習生活中，新媒體更是扮演著重要角色，影響著他們對外部環境的感知，改變著他們的人生觀、價值觀。新媒體的普及應用，對高校新聞學專業學生來說，不僅是信息傳輸技術的巨大跨越，人際交往更加便利；而且是一種新媒介文化的介入，以一種潛移默化的方式，影響到他們的現實價值判斷和認定。在將信息傳播作為自身的學習研究對象的同時，又深陷媒介技術變革的浪潮之中。當代高校新聞學專業學生的學習、生活、就業都不可避免地受到新媒體的影響。
第34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顯示，截止到2014年6月，中國網民規模達6.32億，其中，手機網民規模5.27億，使用手機媒體上網的用戶首次超越了傳統PC整體使用率。網民中規模最大的群體依然是學生，以20-29歲年齡段網民的比例最高，占到全體網民的30.7%。這一年齡段與大學生群體有著高度的契合性。高校學生中使用手機上網非常普遍，瀏覽學習資源、關注微信朋友圈，查詢招生就業信息全部都在“掌中”完成，虛擬化的生存正在成為一種現實。
一、新媒體對高校新聞學專業學生學習的影響
新媒體時代，移動互聯網在改變著大學生的信息獲取方式的同時，也最大限度地滿足了高校學生的求知欲。有著多元追求的新聞學專業學生，并不會被自己的專業所局限，依靠互聯網，他們不僅可以找回自己失落的人生夢想，重新定義自己的人生目標，而且可以找到為之奮斗的途徑和方法。
海量信息為新聞學專業學生定位自己的學習目標提供科學依據。新媒體時代，不僅意味著海量信息的提供而且意味著海量信息的便利獲取，足不出戶，便知天下，已經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高校新聞學專業學生學習目標的設定已經擺脫了現實專業課程的束縛，向著更為廣闊的視野深發。一方面，依靠移動互聯網絡，高校新聞學專業學生對新聞事業和新聞信息傳播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新媒體時代，新媒介技術的普及使用注重的就是用戶的體驗，大學生對新媒體的使用，是他們理解新媒體信息傳輸革命的前提。不斷豐富的信息傳輸類型，文字、語音、圖片、視頻等，挑戰著已有的新聞傳播機制，也考驗著新聞媒介自身的發展，這是新聞學專業學生應該知曉的。另一方面，借助虛擬交往中的異質性交往主體，新聞學專業學生可以對新聞行業、信息產業有更加深入的了解，愈加明晰自己專業學習的目標。熟練掌握各種新媒體的信息傳輸功能及應用固然重要，但理解媒介技術對人類社會發展進步的影響和作用才是終極目的，惟其如此，才能對人們日益增加的新媒體依賴情節有比較清醒的認識。
移動互聯網絡中虛擬學習交流圈的形成豐富了大學生的學習方式。大學生的生活圈子相對來講是比較封閉的，這種情況下，他們的人際交往圈也相對封閉，交往對象基本在校園內，他們以專業為對象， 以未來的職業為目標， 以班級為單位從事學習和集體生活。新媒體環境下，大學生借助移動互聯網絡上的即時通信工具QQ、微信、微博構建了自己獨特的虛擬人際交往圈，這個圈子既是對他們現有人際資源的整合，也是對已有人際交往鏈條的延伸。一方面，現實中的人際交往被移植入網絡虛擬空間，成為熟人圈子；另一方面大學生們根據自己的多元志趣在移動網絡中結識新的交往對象，構建新的虛擬人際交往圈。新媒體時代，大學生逐漸擺脫了以書為友， 以同學為伴， 以教者為師， 以教室和圖書館為主要活動場所的封閉性學習交流空間，開始了一種更為開放的學習交流方式，一種注重分享的學習方式，從分享中獲得學習資源，從分享中獲得學習動力。
二、新媒體對高校新聞學專業學生生活的影響
新媒體時代，高校新聞學專業學生的虛擬化生存程度加深，“足不出戶”已經不是個別人的個性行為，而是他們普遍認可的一種生活方式——“宅”。這種“宅”生活中，又以“朋友圈”對他們的影響最大，是宅男、宅女們的精神慰藉和感知外部世界的重要依據，一切大小事宜，全都依賴“圈子”來確認、判別。
虛擬化生存模式——“宅”生活。早在移動互聯網絡之前，高校新聞學專業學生的“宅”現象就已經受到人們的普遍關注。2010年，移動互聯網的高速發展使得越來越多的人加入到這種新媒體使用方式中來。但是手機這種移動互聯網終端并沒有帶給人們一種完全的身心的徹底解放，而是成就了另一種“宅”生活。高校新聞學專業學生的生活狀況足可以證明這一新型的“宅”生活的特點。如今大學生的購物、休閑、交友幾乎全部都在網上完成，借助手機的虛擬化生存才是他們的真實生存模式。大學生活圍繞手機而展開，一種新的“宅”生活正在形成，手機成了禁錮大學生身心的新的枷鎖。同PC時代的“宅”生活相比，手機時代的“宅”生活范圍更小了。世界盡在“掌”中，而身心卻被“掌”控，這恐怕是德弗勒在提出他的媒介依賴理論時都不曾想到過的。
虛擬化生存下的“圈子”化生存。新媒體環境下，人際交往中人們對移動社交網絡應用的高度依賴，QQ、微信、微博已然成為現代人維系其現實社會關系的紐帶。高校新聞學專業學生的人際交往很大程度上也是依靠移動社交應用展開的。他們通過QQ群、微信朋友圈、微博了解同學、親友的境況；也通過這些虛擬社交平臺結識新的朋友，以此來拓展自己的現實人際交往范圍。盡管在網絡虛擬社交的空間中，人們可能使用“假身份”和“非真實的文字”與網絡另一端的一個同樣“虛假”的人進行互動，但這并不等于人們通過網絡媒介的交際活動就是虛擬而沒有意義的。②虛擬人際交往的現實影響力卻是存在，它通過“圈子”對交往主體發揮影響，以一種主體不自覺的方式改變著主體的情愛觀、價值觀，這是高校學生管理工作者應注意的問題。
三、新媒體對高校新聞學專業學生就業的影響
新媒體的發展對于高校新聞學專業學生的職業人生規劃也有著或大或小的影響。新聞學專業本就是研究新聞信息以及新聞媒介信息傳播規律的，專業培養目標的定位是合格的新聞從業人員，即我們所說的媒體人。隨著媒介技術的進步，尤其是大數據概念的深入人心，信息已經不僅僅與媒介相關，而是涉及社會眾多行業、領域。這就帶來了新媒體環境下新聞學專業學生職業理想的多元化，他們不再僅僅拘泥于專業的新聞傳播媒體，而是面向所有涉及信息傳播和控制的行業和領域。在自主就業的道路上，新媒體帶來的新型網上應聘方式更是為他們實現自己的職業理想提供了有利條件。
新媒體環境下高校新聞學專業學生職業理想多元化。新媒介技術的進步不僅是用戶體驗的巨大變革，而且還伴隨著海量、多樣信息的高速傳輸，這是最近一兩年被頻繁提及的大數據所帶來的信息技術革命。新媒體環境下，高校新聞學專業學生對于自己所學專業有了更加清醒的認識，他們對于未來的職業規劃愈加清晰。技術的發展對社會的推進作用明顯，當今社會涉及信息傳輸和控制的產業數量龐大，種類繁多，高校新聞學專業學生的擇業理念也有了全新的改變，他們不再僅僅盯著傳統主流媒體，而是將目光轉向了那些具有挑戰性的新興的信息技術產業，這種多元化的擇業理念是對他們自身個性的最大釋放，有利于激發他們的創新潛能。就全社會本身的發展來說，高校新聞學專業學生擇業理念的轉變，有利于實現人才資源的最優配置，實現社會的高效率發展。
新媒介技術催生新的就業應聘方式——網上應聘的流行。如今借助互聯網技術的發展，高校新聞學專業學生的應聘方式也發生了變化，由傳統的面對面應聘轉變為網上在線應聘，這對大學生來說是一個經濟實惠的就業方式。以往面對面的應聘場景：風塵仆仆趕來的大學生面對一群聲色俱厲的招聘主管，多少會帶來他們心理上的不快。而且雙方的信息交流豐富而不全面，無論是招聘者還是應聘者都要克服臨場發揮的心理障礙。新媒體時代，這一切都有了改觀，首先是對方信息的獲取更加便利，借助移動互聯網絡，大學生可以了解招聘單位的詳細情況，對自己的求職意向有了更加精準的定位。招聘單位也可以最大限度地了解應聘學生的專業素養，求職意向，找準自己的招聘對象。其次是在線應聘的方式最大限度的節約雙方的成本，節省時間，為聘用的最終實現打下基礎。
結語
新媒體給高校新聞學專業學生帶來的學習、生活和就業等多方面的影響表明，順應這種媒體環境變化已屬于大勢所趨。高校新聞學專業學生在認知、接觸和使用新媒體方面有專業優勢，有著較高的媒介素養，可能成為高校校園中新媒體的最先得益者。時下，所有的大學生都已經面對新媒體時代下大學生活方式的變化，這需要所有的大學生轉變思維方式，也可能給高校的相關部門帶來學生管理方面的新挑戰。
【本文為周口師范學院青年基金項目“新媒體環境下高校新聞學專業學生管理工作研究”的階段性成果，編號zknuc0
109】
參考文獻
①黃巖、陳偉宏，《新媒體：大學生核心價值觀培育的契機與挑戰》[J].《思想政治工作研究》，2011（6）
②付垚，《大學生人際傳播中的網絡媒介依賴分析——以即時通訊工具QQ為例》[J].《中國傳媒科技》，2013（1）
（作者：周口師范學院新聞與傳媒學院講師）
責編：周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