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論文沒有思路的時候，經常查閱一些論文范文，小編為此精心準備了《歐元作為共同貨幣沖擊國家論文(精選3篇)》的相關內容，希望能給你帶來幫助!摘要：歐元區在啟動之時即非最優貨幣區，但是最優貨幣區的“內生性假定”認為經濟趨同會是單一貨幣區經濟運行的實際結果。本文對歐元區成立后成員國的經濟趨同進行了實證檢驗。無論是對歐元區名義趨同還是實際趨同的檢驗，均無法支持單一貨幣區有助于加強成員國經濟趨同的論點。歐元區始終沒有形成真正意義上的最優貨幣區，是歐債危機產生的重要原因。
歐元作為共同貨幣沖擊國家論文 篇1：
歐元區貨幣一體化效應研究回顧
摘 要：文章從貿易效應、資本流動效應、財政擴張效應以及歐債危機等四個方面，回顧歐元區貨幣一體化效應的研究，并對文獻進行了述評。在文獻回顧的基礎上，進一步提出歐債危機的五點反思與啟示，包括：縮小歐元區國家之間的技術水平差異，提高經濟發展水平較低國家的技術水平；改革歐元區國家的勞動力市場；重視歐元區內的貿易不平衡問題；縮小歐元區的經濟發展水平差異；建立財政聯盟或希臘等國家退出歐元區。
關鍵詞：歐元區 貨幣一體化 研究回顧 歐債危機
在全球經濟一體化的大趨勢下，國際范圍的區域經濟一體化無疑是一大亮點，而貨幣合作已經成為區域經濟一體化的核心問題。1999年1月1日，歐元區正式啟動，至今已有十余年的時間。對于歐元區貨幣一體化效應的研究，在歐元啟動之前就已經開始研究，至今已有大量文獻產生。2009年10月，正當全球經濟逐步擺脫美國次債危機的沖擊，走向復蘇之際，希臘爆發主權債務危機，并迅速蔓延至其他國家，引發了全球金融市場的動蕩和不安。歐元區的成立早就存在爭議，歐債危機的爆發使得對歐元區的討論再次升級。本文主要從貿易效應、資本流動效應、財政擴張效應以及歐債危機等四個方面入手，回顧2000年以來歐元區貨幣一體化效應的文獻，并對文獻進行述評。在文獻回顧的基礎上，進一步提出歐債危機的五點反思與啟示。
一、貨幣一體化的貿易效應
貨幣聯盟一個重要的收益在于增加成員國之間的貿易，很多文獻的研究結果表明貨幣聯盟的建立對成員國的貿易具有顯著的影響。Andrew Rose（2000）采用1970—1990年間186個國家的數據，運用引力模型考察了貨幣聯盟對國際貿易的效應，研究表明：使用共同貨幣的貨幣區成員國之間的貿易量是非成員國之間貿易量的3倍。小島清（1967）認為國家與國家之間采用不同的貨幣，對貿易來說是一種邊界，這一貨幣邊界類似關稅邊界。關稅同盟的建立，消除了關稅邊界；同樣，貨幣聯盟的建立消除了貨幣邊界。Andrew Rose和Wincoop（2001）同樣認為國家主權貨幣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貿易障礙，國家主權貨幣的存在相當于額外施加了26%的貿易關稅。他們的研究表明貨幣一體化使得歐洲地區的貿易量增加了50%，由于貿易量的大幅度增加使得成員國的福利也大幅度增加了，雖然實行單一的貨幣政策會帶來一定的損失，但是福利的增加是超過損失的。Bun和Klaasen（2002）的研究表明歐元對貿易的增加效應第一年為4%，預計長期效應可能會達到40%。
Marjan Petreski（2007）指出歐元區內部貿易占GDP比重在1998年時為41.1%，2006年時達到54.6%，增長了13.5%，從貿易角度看是支持歐元區是OCA這一觀點的。Berger和Nitsch（2008）利用歐盟22個國家1948—2003年間的數據研究了歐盟的貿易增長問題，研究表明歐盟的貿易增長明顯，但如果控制了貿易一體化的趨勢，那么歐元的貿易效應會消失，同時歐盟的貿易一體化與匯率、機構一體化具有顯著的聯系。Paul和Ching-Yin Lin（2012）研究了貨幣聯盟對貿易的動態影響，研究表明貨幣聯盟的建立降低了沉沒成本或固定但重復的交易成本。另外，也有其他很多文獻得出了貨幣一體化對貿易的正向作用（Barr et al.，2003；De Nardis 和Vicarelli，2003；De Sousa和Lochard，2004；Faruqee，2004；Baldwin et al.，2005）。
對于歐元區建立后會擴大歐元區區內貿易的觀點，基本得到了經濟學家們的認可。但事實上，歐元區成員國間的貿易效應并沒有像經濟學家預測的那樣大。Bernanke（2006）研究發現1999—2001年間，歐元區內部貿易占貿易的比重是一直在下降的。2004年，歐元區區內出口占總出口的50%，低于20世紀90年代57%的最高值。Aurice和Ranc（2007）指出已有的研究認為歐元區貨幣一體化使貿易增加大體上在5%～40%之間，主要采用標準的面板引力模型進行估計。隨著時間的推移，這會導致向上的估計偏差，為糾正這一點，Aurice和Ranc考慮了時間趨勢，最終估計結果只有3%。
二、貨幣一體化的資本流動效應
OECD（1999）指出歐元區成立后，幾乎歐元區所有國家的FDI無論是流入還是流出均是增加的。但是相對于美國，歐元區的金融一體化還是比較低的（Krugman和Obstfled，2003）。Lssing（2000）的研究表明，貨幣一體化后金融一體化程度加深，利率差異變小，金融市場套利機會下降。而且，貨幣一體化后貨幣市場一體化明顯，政府債券收益率顯著收斂。De Grauwe和Mongelli（2005）認為歐元區金融一體化是加強的，尤其是在貨幣市場。Marjan Petreski（2007）研究發現，歐元區貨幣一體化后無論是隔夜拆解利率還是政府債券收益率價差均迅速收斂。
Blanchard和Giavazzi（2002）研究了歐元區國家的儲蓄投資差異，研究結果表明歐元區成立之后儲蓄和投資的關系顯著下降，他們把原因歸結于單一貨幣下的金融一體化。貨幣一體化使得資本從經濟發展水平較高、資本富裕的國家流向經濟發展水平較低、資本缺乏的國家。Ahearne，Schmitz和von Hagen（2009）利用截至2006年的數據研究了歐元區內部的資金流向，研究表明資金從高收入國家流向低收入國家。Zemanek、Belke和Schabl （2009），Berger和Nitsch （2010）指出歐元區內部的資本流向國內經濟扭曲最嚴重、結構改革最少的國家。相似地，被認為有效率的德國和荷蘭處于金融中介過程的中心，他們在全球融資，然后購買希臘、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債券，通過過度杠桿化追求收益率是非常危險的，歸因于傾斜的管理激勵、競爭的加劇以及“大而不倒”的預期。Barry Enchigreen（2011）指出德國和荷蘭等經濟發展水平高的國家通過高度發達的金融市場從全球金融市場融入資金，然后再把融入的資金借給葡萄牙、西班牙和希臘，德國和荷蘭等國起到了金融中介的作用，把葡萄牙、西班牙和希臘和歐元區外的其他國家聯系起來，正如Ahearne，Schmitz和von Hagen（2009）所描述的一樣。這有些像美國：紐約作為金融中心從海外融入大量資本，然后將其借給低收入的州。主要的不同在于紐約不像德國和荷蘭，紐約試圖通過赤字融入資本，而歐元區的經常賬戶基本是平衡的。
三、貨幣一體化的財政擴張效應
對于歐元區內成員國來說，由于貨幣政策和匯率政策的決定權已經不在自己手中，所以各成員國無法通過貨幣貶值來提升競爭力、緩解各成員國的財政壓力，只有通過擴張的財政政策以刺激本國經濟發展（A.K.L Milne，2011）。在經濟發展的同時，歐盟的政策自身就存在諸多方面存在問題，比如財政監督力度不夠、監測指標不夠全面等（S.Vehelst，2011）；另一方面，成員國向歐盟上報的數據的可靠性也存在一定問題，很多國家存在隱瞞財政赤字的傾向，這樣財政規則無法發揮其應有的作用（Gonzá-lez-Páramo，2011）。
歐豬五國的經濟發展水平在整個歐元區中排在后列，但是其福利水平向其他歐元區國家看齊，拖垮了本來就不堅實的基礎（宿玉海，2011）。而且歐元區的老齡化問題突出，一方面人口老齡化會使得公共養老支出占GDP的比重逐年上升，增加了財政負擔；另一方面帶來勞動力不足（王鵬程、王星，2011）。而且，歐元區各國為了抵御危機、刺激經濟，實行了擴張的財政政策，進一步惡化了資產負債表（C.Noyer，2010）。同時，美國次貸危機致使歐盟及其主要貿易伙伴貿易額大幅度下降，財政收入收到較大的影響。另外，一些國家的財政收入主要靠旅游、房地產等行業，在次貸危機中就已經受到較為嚴重的沖擊，致使政府財政赤字飆升（S.Verhelst，2011）。在這種情況下，歐元區國家仍采取擴張性的財政政策以刺激經濟。
四、貨幣一體化與歐債危機
歐元區自成立之前，有關歐元區可行性的爭議就一直存在，這種爭議一直延續到現在，尤其是歐債危機的爆發，把這一爭議推向了高潮。不少經濟學家都把歐債危機的根源歸因于貨幣一體化，認為是由于貨幣一體化的制度安排導致了主權債務的不斷攀升，并最終導致歐債危機。
首先，回顧歐元區貨幣和財政政策的非對稱結構。1999年1月1日歐元啟動，財政與貨幣政策分離（瞿旭等，2012），這就形成了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的非對稱結構。歐元區統一的貨幣政策使得歐元區各成員國在面臨財政赤字時，無法通過貨幣貶值來緩解財政負擔（Milne，2011），只有采取財政政策（瞿旭等，2012）。當全球性金融危機爆發時，成員國只有采取擴張性的財政政策來緩解危機、刺激經濟，擴張性的財政政策使得財政赤字和債務狀況不斷惡化，最終導致歐債危機的爆發。
歐盟在貨幣一體化中，財政規則的缺陷也是導致歐債危機爆發的重要原因（Vehelst，2011；European Commission，2010；Mora et al.，2007；Zgajewski et al.，2005；González-Páramo，2011）。Vehelst（2011）指出，歐盟在評估成員國的財政狀況時，采用的指標較為單一，只采用了財政赤字占GDP不超過3%的標準，無法全面、有效地評估成員國的財政狀況。他認為對成員國的財政評估，還應當加強對中長期目標的重視。而且，收入過渡依賴于某些資源也沒有受到監管的重視。另外，對于成員國向歐盟提供的數據質量也存在問題，自律意識較弱的成員國修改了原有的數據（European Commission，2010），如果歐盟要實施制裁時需要的時間則更長（Zgajewski et al.，2005）。若要對違反財政紀律的國家進行處罰，無疑會使已經處于財政困境中的國家情況更加糟糕，所以歐盟并不傾向于對違反該紀律的國家實施制裁（González-Páramo，2011）。因為可以相對容易的逃避制裁，使得這一問題在歐元區國家比較普遍，基于錯誤的數據進行評估時，得出的結論可靠性也值得懷疑（Mora et al.，2007）。
五、研究述評
對現有的文獻進行梳理后，可得出如下結論：
第一，總體看，關于歐元區貨幣一體化效應研究的文獻較為豐富。一方面，歐元區的成立與發展為學者提供了研究素材，學術界持續有大量文獻涌現，促進了理論研究的提升。另一方面，大量研究文獻的出現，也為歐元區的實際發展提供了研究支撐。第二，從研究內容而言，現有的文獻多數局限于局部而非全面?，F有的文獻多涉及貨幣一體化某一方面的效應，如貨幣一體化的貿易效應，或只分析貨幣一體化某一方面的效應對歐債危機的影響，較少同時涉及貨幣一體化多方面效應的研究，缺乏全面的研究。第三，從研究結論而言，既有共性也有差異。上述文獻研究的原理與方法不盡相同，但大部分得出了一些共同的基本觀點，如貨幣一體化后歐元區的貿易增加、資本流動加劇、貨幣一體化是導致歐債危機爆發的重要原因等。但同時也存在爭議，如Aurice和Ranc（2007）指出已有的研究認為歐元區貨幣一體化使貿易增加的效應偏大，他們考慮了時間趨勢，最終估計結果只有3%。第四，從研究方法而言。在歐元區成立之前，研究以理論研究為主，歐元區成立后，逐漸轉向實證研究。另外，從歐債危機爆發后的文獻看，定量研究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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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單位：1.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 北京 100871；2.中國工商銀行 北京 100032；3.嘉浩盈華（天津）股權投資基金管理有限責任公司 北京 100044；作者簡介：楊曉龍，經濟學博士，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博士后流動站、中國工商銀行博士后工作站博士后，研究方向：商業銀行與宏觀經濟；岳海峰，經濟學博士，嘉浩盈華（天津）股權投資基金管理有限責任公司融資總監，研究方向：產融結合、泛資產管理、私募股權投資）
（責編：若佳）
作者：楊曉龍 岳海峰
歐元作為共同貨幣沖擊國家論文 篇2：
單一貨幣區經濟趨同的實證研究與歐債危機的內在邏輯
摘要：歐元區在啟動之時即非最優貨幣區，但是最優貨幣區的“內生性假定”認為經濟趨同會是單一貨幣區經濟運行的實際結果。本文對歐元區成立后成員國的經濟趨同進行了實證檢驗。無論是對歐元區名義趨同還是實際趨同的檢驗，均無法支持單一貨幣區有助于加強成員國經濟趨同的論點。歐元區始終沒有形成真正意義上的最優貨幣區，是歐債危機產生的重要原因。在統一貨幣政策下，成員國之間的經濟趨異持續放大，經濟失衡日益加重。目前，各種緊急紓困措施只能解決短期的流動性問題。歐元區要繼續生存發展下去，需要實現成員國間的基礎性趨同。
關鍵詞：經濟趨同 最優貨幣 歐元區 歐債危機
理論上的支持、制度上的約束以及歐元區初期的平穩運行，共同構筑了貨幣聯盟支持者對單一貨幣區成員國長期經濟趨同的信心。然而單一貨幣區成立后，成員國并未如預期那樣實現經濟趨同。歐洲債務危機的擴散，將歐元區隱藏在平靜表面下的諸多問題集中地呈現出來。歐洲債務危機產生的主因是部分國家不穩健的財政和宏觀經濟，還是歐元區內部基礎性的失衡？單一貨幣促進了成員國之間經濟的趨同抑或是趨異？歐元區經濟趨同的研究顯得尤為重要：從理論層面上看，歐元區經濟趨同的實證研究是對區域貨幣一體化理論的檢驗；從實踐層面上看，歐洲貨幣一體化的主要目的是要通過一體化促進區域內經濟體的協調發展，為政治一體化構造經濟基礎，對歐元區的經濟趨同進行研究，有助于評估單一貨幣區經濟政策的效果。
一、經濟趨同標準與歐洲單一貨幣區
最優貨幣區（OCA）的思想是歐洲貨幣一體化的理論基石。20世紀70年代，針對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內在缺陷以及美元信心與清償力的“特里芬難題”，蒙代爾提出了建立歐洲統一金融市場和歐洲單一貨幣的計劃。1992年，愛默生和格羅斯提出了“一個市場，一種貨幣”的理念，為歐洲統一中央銀行的建立和單一貨幣的誕生提供了理論基礎。此后，與加快實現歐洲統一進程這一政治意愿相適應，OCA理論的研究也產生了新的進展。在傳統OCA理論中，最優貨幣區的判斷標準被視作外生變量。1998年，弗蘭克爾與羅斯提出了最優貨幣區的“內生性假定”，認為最優貨幣區具有自我強化的功能，即使成員國不滿足最優貨幣區的“事前標準”，在單一貨幣區建立之后，經濟趨同也將成為貨幣區經濟運行的實際結果，貨幣一體化能夠自然推動一個“事后”最優貨幣區的出現。
自1958年歐洲經濟共同體成立之后，歐洲統一貨幣的設想就被不斷提及，直至1992年馬斯特里赫特峰會最終確定了統一貨幣的時間表。與此同時，關于歐盟是否已經達到最優貨幣區標準的問題，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一直被爭論不休。事實上，在1999年歐元區啟動之前，歐洲國家之間的經濟周期與經濟結構就存在諸多差異。為了保持歐洲統一貨幣目標的實現，《馬斯特里赫特條約》（以下簡稱《馬約》）在財政和貨幣方面均設立了看似嚴格的“經濟趨同標準”，以保證“只有那些實際行為、貨幣政策信念和價格穩定程度高度符合趨同標準的國家才可以加入貨幣聯盟”。傳統的弱幣國政府為了獲得歐元區的入場券，也顯示出向共同目標靠攏的誠意。單一貨幣啟動之初，區內通貨膨脹水平遠低于《馬約》設立的準入門檻。低通脹水平有國際油價大幅下跌等外部環境的因素，也體現了各成員國在貨幣聯盟準備階段對以穩定為導向的政策的支持。與此同時，各國的預算赤字大幅減少，多數成員國在短時間內達到了“趨同標準”，盡管其中部分數字借助了“創造性的”技術方法而取得。貨幣聯盟的設計者們對此心知肚明，但卻給予了充分的容忍。事實上，歐洲貨幣聯盟的設計者們從一開始就承認，即便是首批加入歐元區的11個國家集團，也仍然不能代表最優貨幣區。但是，最優貨幣區的“內生性假定”使他們相信，單一貨幣的引入，能夠消除成員國間的經濟差異，實現成員國的經濟趨同。鑒于《馬約》設立的“趨同指標”只是成員國加入歐元區的“敲門磚”，“達標”只能反映成員國在當時經濟的靜態表現。為了避免一次性“突擊達標”對統一貨幣區穩定可能造成的威脅，貨幣聯盟的設計者制定了更具長遠約束力的政策限制，即《穩定與增長公約》?！恶R約》趨同標準、《關于過渡赤字程序議定書》（《馬約》的附件），以及《穩定與增長公約》共同從制度層面上構筑了對成員國的嚴格約束。
二、單一貨幣區成立后成員國經濟趨同的實證檢驗
（一）歐元區成員國名義趨同的檢驗
鑒于統計數據可得性與連續性的考慮，對成員國名義趨同的檢驗選擇2002年以前加入歐元區的12國作為考察對象，分組研究1995-2011年期間歐元區成立前后，單一貨幣區成員國在通貨膨脹率、政府財政赤字和公共債務率等經濟指標的趨同情況。
由分組樣本數據觀察可知，加人統一貨幣區前后對比，EU-12國通貨膨脹水平的“趨同”狀況并未出現明顯的變化。德國與希臘分別代表了統計期間內通貨膨脹控制最優與最差水平。德國的通貨膨脹率水平在2000年以后有較大提高，但始終位于貨幣區平均水平之下。希臘總體通貨膨脹率始終處于較高水平。2001年加入歐元區之前，希臘通貨膨脹率大幅回落，此后便迅速回升。此外，愛爾蘭、西班牙、葡萄牙等國的通脹率水平在加入歐元區后至2005年左右均有顯著上升。2008年金融危機以后，歐元區的通脹水平出現較大波動。2009年嚴重經濟衰退導致通貨緊縮，但隨后美國量化寬松政策導致的全球流動性泛濫及救助債務危機的歐版量化寬松，使通脹趨勢再度抬頭。
從數據上看，20世紀90年代各國的財政赤字均有大幅減少（忽略“創造性”會計手段的作用）。盧森堡的財政狀況一直比較穩健，也是歐元內唯一在樣本區間內指標均低于《穩定與增長公約》規定的3%界線的國家。希臘僅在加入歐元區之前的1999年實現3.1%的財政赤字率，勉強接近“趨同標準”，在此前后財政赤字率始終位于最高水平。2001年，德國和意大利兩大“核心國”率先打破“紅線”，迫使歐洲貨幣聯盟于2002年啟動超額預算赤字程序。
1 通貨膨脹水平
2 財政赤字狀況
此后，歐元區財政赤字狀況每況愈下，多數成員國采取了擴張性財政政策，甚至連財政最為穩健的盧森堡，也由財政盈余轉向赤字。受惠于單一貨幣區成立后內部貿易的加強，德國經濟從2005年開始復蘇，財政狀況也隨之有明顯改善。希臘的財政狀況則持續惡化。從標準差來看，加入歐元區不僅沒能實現各國財政狀況的趨同，反而使成員國間的財政趨異日益加強。2008年金融危機全面爆發后，各成員國的財政狀況均顯著惡化，財政趨異也進一步加強，2010年標準差高達7.9。
3 公共負債狀況
從分組數據上看，2000年后歐元區政府債務率的標準差較單一貨幣區成立前略有下降，但并未反映出顯著的趨同態勢。與相對穩健的財政收支狀況相適應，盧森堡是區內債務控制最好的國家，其次是芬蘭。貨幣區內大多數國家的債務水平堪憂，德國、法國的負債率早已在2003年后跨過60%的參考水平。意大利與比利時在1999年以前，債務率就一直與《馬約》的“趨同標準”相去甚遠。上述兩國最終由于債務率“有足夠的降低并正以令人滿意的速度趨近參考值”而被獲準進入貨幣聯盟。但是加入歐元區后，其債務率始終處于高位。希臘依然是區內債務狀況最令人擔憂的國家之一。只有愛爾蘭與荷蘭的債務狀況在加入歐元區后略為改善。2008年后，幾乎區內所有國家的債務水平均大幅提升。
（二）歐元區成員國實際趨同的檢驗
1 成員國經濟趨同的絕對β檢驗
參照巴羅（Barro）和薩拉·馬?。⊿ala-i-Martin）提出的收斂模型構造簡化的線性回歸方程：
其中，yiT是期末各國人均GDP值；yin是期初各國人均GDP值；μir為誤差項。
對歐元區成員國實際趨同的B檢驗同樣以1995-2010年的數據為統計樣本，并分別考察歐元區成立前后的經濟趨同情況。經統計軟件進行回歸分析后，EU-12國的絕對β收斂結果如下：
各組回歸結果的R2均在95%以上，反映出模型較高的擬合優度?？紤]到2008年以后歐元區經濟狀況存在明顯的波動，為客觀反映成員國實際趨同情況，本研究分別進行了2000年-2008年、2000年-2009年、2000年-2010年期間成員國間的回歸分析。結果顯示，除了2000-2009期間的β值略低于1以外，其它各組的趨同系數均略大于1，反映出成員國間存在一定的趨同態勢。但是在歐元間成立前后，各組間的β值并未有太大差異，無法支持單一貨幣區促進成員國間“經濟趨同”的結論。
2 成員國經濟趨同的α檢驗
本文以1995年為基期測算EU-12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并對數據進行了對數處理，得到相應的變異系數，其變化趨勢如圖1所示。統計結果顯示，成員國人均產出的離散程度從1995年至2008年間基本處于上升態勢，反映出成員國間并未呈現出α收斂。顯然，α收斂檢驗也沒有對單一貨幣區加強成員國經濟趨同的經濟假設提供充分的證據。
三、單一貨幣區內的經濟趨異與歐債危機的內在邏輯
從以上的實證研究結果來看，無論是對歐元區名義趨同還是實際趨同的檢驗，均無法支持單一貨幣區有助于加強成員國經濟趨同的論點。各種證據表明，單一貨幣不僅未能抹平成員國之間的差距，反而使核心國與外圍國間的不平衡日益加劇。
首先，單一貨幣區加速了成員國之間資本的流動，直接孕育區內的金融風險。統一貨幣政策下的利率趨同，使得貨幣風險溢價消失，降低了外圍國的融資成本，助長大量外債的形成。當利率水平較低時，債務負擔尚能控制。一旦利率飆升，債務則難以為繼。此外，歐元區成立后市場對其前景的樂觀預期也刺激了大量外來資本的流入；而流入外圍國的資金又大量進入非實體經濟領域，催生潛在的經濟風險。另一方面，出口驅動的德國等核心國家經濟受益于單一貨幣區極大提振，累積的出口盈余和低水平的國內消費，產生大量資本盈余。這些超額資金，又以低利率借貸給外圍國家，直接助長了外圍國的信貸增長。外圍國的信貸增長持續轉換為債務堆積，增加了其金融部門的脆弱性。當危機來臨時，逐利性的風險資本不愿再繼續流入外圍國，為其財政和經常賬戶赤字融資，資本流向的逆轉進一步惡化了危機。
其次，單一貨幣區加劇內部成員國間的國際收支失衡。德國等核心國家在歐元區成立后逐漸擺脫低迷的經濟走勢，成員國身份使德國可以不受約束地在貨幣區內施行重商主義政策。依賴平穩的歐元匯率，德國增強了對外貿易的競爭力，尤其是區內貿易額持續增長。自加入歐元區以來，德國的出口額幾近翻倍。與此相對應的是，外圍國經常項目的巨額赤字，規模幾乎與德國的貿易盈余相當。而在統一的貨幣政策下，成員國傳統的宏觀經濟調控工具又被大大削弱。要維持國際收支平衡，經常項目的失衡只能依賴于資本金融項目來彌補，再加上原本就不甚穩健的財政制度，雙赤字的格局日益惡化。在2008年以前，資本流入帶來外圍國資本金融項下的大量盈余，部分隱藏了歐元區內部嚴重的國際收支失衡。當資本從熱鬧的資本市場撤離時，外圍國的經濟困境就暴露在日光之下。
最后，統一的貨幣政策助推了成員國之間的經濟趨異。從其他成員國大量涌入的外來資本，刺激了外圍國的投機需求。物價水平持續上漲，財政膨脹，導致外圍國經濟的競爭力減弱。而同期，德國的勞動力成本上漲緩慢，出口產業對經濟增長的推動作用顯著。一方面，由于統一貨幣政策的有效性與各國經濟指標的趨同性密切相關，成員國間顯著的經濟增長率和價格水平的差異直接影響了統一貨幣政策作用的發揮。如在相同的政策利率水平下，高通脹水平的成員國，其實際利率顯著低于低通脹國家，進一步助長外圍國不穩健的投資與支出傾向。另一方面，統一貨幣政策的實施與不同的宏觀調控需求之間不可避免地產生協調困境，而最終的決策在成員國的利益博弈中往往是向占據主要話語權的核心國傾斜。偏離外圍國實際經濟需求的宏觀政策，勢必影響其經濟增長，導致外圍國與核心國經濟指標的進一步趨異。于是核心國的相對繁榮與外圍國經濟的相對停滯便最終形成單一貨幣區經濟的晴雨兩面。因此，經濟迥異的成員國加入單一貨幣區，實際上從一開始就暗藏風險。如果德國這樣的強勢國家不能改變其增長與支出模式，其他國家要保持長期繁榮的唯一途徑便只能是被動適應德國模式。否則，一旦不對稱的外部沖擊出現，危機的觸動便在所難免。
結語
綜合以上分析，歐元區在啟動之時就不是最優貨幣區，經過十年的運行，成員國間經濟趨同的效應仍然沒有顯現。原本增長路徑、速度、財務能力迥異的經濟體被綁定于同一個貨幣區內之后，經濟依然呈現出離散的態勢。加入歐元區時的“突擊達標”并未從根本上解決各國在經濟結構、收入水平以及經濟偏好等方面的差異。今天看來，不少國家當初為加入歐元區而采取的政策帶有明顯的機會主義傾向。這種為了贏得單一貨幣區“入場券”的投機行為，導致成員國間經濟趨同的不穩定性。雖然外圍國不謹慎的財政與債務累積是引爆危機的直接原因，但歐元區始終沒有形成真正意義上的最優貨幣區，則是危機產生的重要內因。在統一貨幣政策下，成員國之間的經濟趨異持續放大，經濟失衡日益加重。要實現經濟的基礎性趨同，需要外圍國改變原有的支出傾向，實現真正的經濟增長。從理論上說，德國堅持外圍國必須進行內部改革、削減政府開支、改變經濟發展路徑的觀點不無道理。然而，要求外圍國承擔貨幣區經濟復蘇的主要成本，在實踐中顯然困難重重。一方面，已經陷入疲軟的經濟體根本無力完成承擔債務削減或結構性改革的成本；另一方面，財政緊縮將使外圍國的經濟前景更加黯淡，經濟陷入“增長乏力——債務擴張——強制性財政緊縮——經濟更加低迷”的惡性循環中。歐元區的危機救助最終不得不依賴擴張性的貨幣政策，實行歐版的量化寬松。而貨幣流動性的加大，可能引發潛在的通脹風險，這又是德國所不想見到的結果。因此，歐債危機爆發至今，成員國間在國家利益的糾纏與矛盾間博弈，始終未能形成有效的危機救助框架。對于外圍國而言，擺脫危機最好的方式是經濟增長。長期而言，經濟發展模式的調整勢在必行。而作為單一貨幣區最大的受益者，歐元區的存續與穩定也符合德國的經濟利益，適當分擔相應的調整成本在所難免?？傊?，要從根本上解決歐元區的危機，需要成員國共同分擔經濟改革成本，并推動貨幣區向實質性經濟趨同的道路邁進。
作者：楊力 任嘉
歐元作為共同貨幣沖擊國家論文 篇3：
信用本位、對稱競爭與國際貨幣多元化
摘要：運用博弈論的方法分析對稱競爭性國際貨幣多元化體系的穩定性問題可知，在信用本位的背景下，建立在對稱競爭基礎上的國際貨幣多元化體系具有內生的穩定性。歐元、日元、英鎊和人民幣作為國際貨幣，雖在其背后均存在不同形式的發展障礙，但其均具有成為與美元并重的對稱競爭性國際貨幣的可能性。
關鍵詞：信用本位；對稱競爭性國際貨幣多元化；博弈
一、研究綜述
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全球金融危機，再次把人們的目光聚焦到國際貨幣體系改革問題上。普遍認為，建立在信用本位基礎上的以美元為主導的單一國際貨幣格局是本次全球金融危機爆發的根源。正是由于缺少對美元的有效制約，美國在享受到發行國際貨幣帶來的權利的同時，卻忽視了依據世界經濟增長狀態穩定國際貨幣供給的責任。為了彌補美國自身的儲蓄赤字、財政赤字，不斷擴張的美元供給導致全球經濟失衡和流動性過剩，同時催生了美國國內的金融資產泡沫，金融泡沫的破滅最終引發全球金融危機。因此，為了避免金融危機卷土重來，就必須要改革建立在信用本位上的以美元為主導的單一國際貨幣格局。
世界各國學者對于國際貨幣體系改革的必要性已經基本達成一致，現在的關鍵是要選擇適當的改革方案。事實上，自從金本位體系無法維持之后，經濟學家們就不斷地為國際貨幣體系改革尋找方案。目前，可供選擇的主要有兩種思路：超主權單一貨幣和國際貨幣多元化。超主權單一貨幣一直以來都是國際貨幣體系改革的最高目標，早在二戰結束之際，凱恩斯在其“國際清算同盟計劃”中就提出了建立超主權單一國際貨幣單位的設想[1]，之后的學者們（如Cooper，1984[2]；周小川，2009[3]，等等）繼承并發展了建立超主權單一貨幣的構想，歐元的誕生更被認為是從實踐角度證實了建立超主權單一貨幣的可行性。然而，世界經濟畢竟不是一個最優貨幣區，歐元區愈演愈烈的債務危機也暴露了統一貨幣政策與分散財政政策之間的內在矛盾，除此之外，還有包括政治層面和技術層面在內的一系列困難，都成為短期內實現全球超主權單一貨幣難以克服的障礙。
相對于超主權單一貨幣的改革目標，國際貨幣多元化則是一個在相對較短的時間內更容易實現的目標，因此得到了許多學者的關注。蒙代爾（Mundell，2000）提出“貨幣穩定性三島”（Three Islands of Monetary Stability）的概念，他認為包含美元、歐元和日元的多元國際貨幣格局具有穩定性[4]。羅格夫（Rogoff，2001）認為，即使消除了實現更高程度貨幣協調（甚至是單一世界貨幣）的政治障礙，多種國際貨幣并存也不失為是一種優化的國際貨幣體系，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是多元國際貨幣并存條件下的競爭可以一定程度上克服單一國際貨幣帶來的自然壟斷[5]。艾奇格林（Eichengreen，2009）指出，以多種貨幣為基礎的國際儲備體系，可以減少單一國際貨幣發行國所受到的來自急需外匯儲備的新興市場的沖擊，同時由于存在具有替代性的多個中央銀行和多種國際投資資產，政策制定者們就會更加謹慎地采取措施來維護投資者信心[6]。
筆者認為，國際貨幣多元化目標又可分為兩類具體目標：一主多元和對稱多元。一主多元就是指以一種中心貨幣為主導，多種國際貨幣并存的多元化國際貨幣體系。對稱多元又可以被稱為對稱競爭性國際貨幣多元化，是指多種勢均力敵的國際貨幣以競爭形式并存的多元化國際貨幣體系。一主多元實際上只是對現有國際貨幣體系的簡單修補，并不能真正克服建立在信用本位上的以美元為主導的國際貨幣體系所面臨的問題?；诖?，本文將專門考察對稱競爭性國際貨幣多元化問題，具體結構安排如下：第一部分，引言，主要介紹研究背景并對相關研究進行綜述；第二部分，主要運用博弈論的分析方法探討對稱競爭性國際貨幣多元化的穩定性問題；第三部分，對歐元、日元、英鎊和人民幣等幾種主要貨幣進行分別考察，討論這些貨幣發展成為具有與美元對稱競爭能力的貨幣的可能性；第四部分，結論與展望。
二、對稱競爭性國際貨幣多元化
所謂對稱競爭，是指建立在勢均力敵基礎上的競爭。如果競爭雙方的實力具有明顯差距，那么這樣的競爭就是非對稱的。如果競爭是非對稱的，那么占據優勢的一方對于競爭的結果就具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力。一般來說，對稱競爭性國際貨幣多元化的國際貨幣發行主體應該具有兩個基本特征：經濟實力大體接近，決策過程相互獨立?；诖?，可以運用博弈的方法來分析這種對稱競爭性國際貨幣多元化體系。為了簡化過程，我們的分析只包括兩個國際貨幣發行主體，但是由于多個國際貨幣發行主體具有對稱特征，本文的結論可以推廣到包括更多國際貨幣發行主體的國際貨幣多元化體系。
博弈參與者：具備對稱競爭實力的國際貨幣發行國A和國際貨幣發行國B。
策略空間：假定兩個國家都只有貨幣政策一種可以影響宏觀經濟的政策工具。其中，貨幣政策工具又包括擴張貨幣供給、穩定貨幣供給和緊縮貨幣供給三種具體策略。擴張貨幣供給是指特定國際貨幣的供給水平超過了世界經濟增長對該貨幣的正常需求水平。穩定貨幣供給并不是保持貨幣的絕對不變，而是指特定國際貨幣的供給水平與世界經濟增長對該貨幣的正常需求水平相適應。緊縮貨幣供給是指特定國際貨幣的供給水平不足以維持世界經濟增長對該貨幣的正常需求水平。
策略收益：作為以自身利益最大化為目標的理性參與者，國際貨幣發行國實施特定的貨幣政策時，不僅要依據自己的政策目標，更要充分考慮競爭對手的策略選擇。國際貨幣發行國不同的策略選擇組合決定了不同的收益組合。如圖1所示：
（一）策略組合：穩定貨幣供給，穩定貨幣供給
其中，前者為國際貨幣發行國A的策略，后者為國際貨幣發行國B的策略，后面同理。由于國際貨幣發行國之間的對稱競爭性，此時兩國的收益相同。
正如前文中所指出，穩定貨幣供給是指特定國際貨幣的供給水平與世界經濟增長對該貨幣的正常需求水平相適應，也就是說，此時國際貨幣的供求處于平衡狀態，在沒有其他政策工具影響的情況下，穩定貨幣供給必將促使宏觀經濟實現內外均衡發展。具體而言，從內部來看，兩個國際貨幣發行國均能保持均衡增長、充分就業和物價穩定。從外部來看，兩個國際貨幣發行國繼續共同分享國際貨幣地位并獲得穩定的鑄幣稅收益，同時保持幣值穩定和國際收支相對平衡。之所以強調國際收支的相對平衡，是因為為了滿足因世界經濟增長而增加的對國際貨幣需求，國際貨幣發行國總是需要保持一定的國際收支逆差，當國際貨幣發行國的數量較多時，對單個國際貨幣發行國國際收支的影響就不會太大，從而能保持國際收支的相對平衡。
（二）策略組合：擴張貨幣供給，擴張貨幣供給
由于國際貨幣發行國之間的對稱競爭性，此時兩國的收益相同。從內部來看：由于短期價格粘性，寬松的貨幣政策將導致經濟出現擴張性增長并保持充分就業狀態，但是通貨膨脹壓力增大。從外部來看：在沒有新的具有對稱性競爭能力的國際貨幣之前，兩個國家的國際貨幣地位不會受到影響。由于國際貨幣供給量增加，兩個國際貨幣發行國都將獲得更多的鑄幣稅收益，但是由于接下來國際貨幣相對于非國際貨幣的貶值過程，以及非國際貨幣發行國從國際貨幣發行國被迫輸入的通貨膨脹，會逐漸抵消這種暫時性增加的鑄幣稅。同時，由于名義貨幣供給增加具有刺激進口進而惡化國際收支的作用，如果馬歇爾—勒納條件[7]成立，匯率貶值又具有刺激出口進而改善國際收支的作用①，因此總體而言，國際收支的波動程度會進一步增加，但是波動的方向并不確定。
（三）策略組合：緊縮貨幣供給，緊縮貨幣供給
由于國際貨幣發行國之間的對稱競爭性，此時兩國的收益相同。從內部來看：由于短期價格粘性，緊縮貨幣供給政策將導致經濟出現收縮，失業增加，通貨緊縮壓力增大。從外部來看：在沒有新的具有對稱性競爭能力的國際貨幣之前，兩個國家的國際貨幣地位不會受到影響。由于國際貨幣供給量減少，兩個國際貨幣發行國都將獲得更少的鑄幣稅收益，但是由于接下來國際貨幣相對于非國際貨幣的升值過程，會逐漸抵消這種暫時性減少的鑄幣稅。同時，由于名義貨幣供給減少具有抑制進口進而改善國際收支的作用，如果馬歇爾—勒納條件成立，匯率升值又具有抑制出口進而惡化國際收支的作用，因此總體而言，國際收支的波動程度會進一步增加，但是波動的方向并不確定。
（四）策略組合：擴張貨幣供給，穩定貨幣供給
對于國際貨幣發行國A，從內部來看：在短期價格粘性的條件下，擴張性的貨幣政策將刺激經濟實現擴張性增長，并保持充分就業，但是通貨膨脹的壓力將會加大。從外部來看：在很短的時期內，國際貨幣發行國A獲得更多的鑄幣稅收益，接下來，由于貨幣供給的增加，國際貨幣A相對于國際貨幣B和非國際貨幣發生貶值。為了維護外匯儲備的有效購買力，非國際貨幣發行國會減少持有國際貨幣A，增加持有國際貨幣B，這又會導致國際貨幣B進一步貶值，國際貨幣A的信用水平隨之降低，從而動搖國際貨幣A作為國際貨幣的基礎。如此不斷循環，國際貨幣A將逐漸失去其國際貨幣地位，鑄幣稅收益會隨之永久性減少。國際收支會隨著擴張的貨幣供給和貨幣貶值而出現波動，一方面由于名義貨幣供給增加具有刺激進口進而惡化國際收支的作用，在馬歇爾—勒納條件成立的前提下，匯率貶值又具有刺激出口進而改善國際收支的作用，因此總體而言，國際收支的波動程度會進一步增加，但是波動的方向并不確定。
對于國際貨幣發行國B，從內部來看：根據世界經濟需要而適時調整貨幣供給的穩定貨幣政策，有利于國際貨幣發行國B保持經濟均衡增長、充分就業和物價穩定。從外部來看：與國際貨幣發行國A相對應的是，國際貨幣B將升值并逐漸成為唯一的國際貨幣，其鑄幣稅收益也會永久性增加。同時由于國際貨幣發行國A在逐漸失去國際貨幣地位的過程中，需要有國際貨幣B進行補充，在這一階段，國際貨幣發行國B將會出現國際收支的暫時性惡化。
同理，當國際貨幣發行國A實施穩定貨幣供給政策，而國際貨幣發行國B實施擴張貨幣供給政策時，兩國的收益也正好相反。
（五）策略組合：擴張貨幣供給，緊縮貨幣供給
對于國際貨幣發行國A，其策略收益與在策略組合（擴張貨幣供給，穩定貨幣供給）中的基本收益保持一致，但是收益程度有所加強。對于國際貨幣發行國B，從內部來看：緊縮貨幣供給的政策將導致經濟收縮、失業增加和通貨緊縮。從外部來看，國際貨幣發行國B的策略收益與在策略組合（擴張貨幣供給，穩定貨幣供給）中的基本收益保持一致，但是收益程度有所加強。
同理，當國際貨幣發行國A實施緊縮貨幣供給政策，而國際貨幣發行國B實施擴張貨幣供給政策時，兩國的收益也正好相反。
（六）策略組合：穩定貨幣供給，緊縮貨幣供給
對于國際貨幣發行國A，從內部來看：根據世界經濟需要而適時調整貨幣供給的穩定貨幣政策，有利于國際貨幣發行國A保持經濟均衡增長、充分就業和物價穩定。從外部來看，其策略收益與在策略組合（擴張貨幣供給，穩定貨幣供給）中的基本收益保持一致。對于國際貨幣發行國B，其策略收益與在策略組合（擴張貨幣供給，緊縮貨幣供給）中的基本收益保持一致，但是收益程度有所減弱。
同理，策略組合（緊縮貨幣供給，穩定貨幣供給）的收益與此正好相反。
占優策略納什均衡：對于國際貨幣發行國A而言，當國際貨幣發行國B的策略是擴張貨幣供給時，通過比較國際貨幣發行國A在不同策略選擇下的收益，可以發現穩定貨幣供給是一個占優策略。同理，當國際貨幣發行國B的策略是穩定貨幣供給和緊縮貨幣供給時，國際貨幣發行國A的占優策略依然是穩定貨幣供給。對于國際貨幣發行國B而言，無論國際貨幣發行國A的策略是擴張貨幣供給，還是穩定貨幣供給，又或者是緊縮貨幣供給，國際貨幣發行國B都能找到一個共同的占優策略——穩定貨幣供給。綜上可得，圖1所展示的國際貨幣雙對稱非合作靜態博弈具有一個占優策略納什均衡——（穩定貨幣供給，穩定貨幣供給），此時，占優策略納什均衡不僅符合國際貨幣發行國的利益要求，也符合世界經濟均衡發展的要求。同樣的結論可以推廣到更多具有對稱競爭特征的國際貨幣多元化體系。
上述博弈分析表明，對稱競爭性國際貨幣多元化體系具有內生穩定性。除此之外，對稱競爭性國際貨幣多元化還可以大大弱化特里芬（Triffin，1960[8]）所提出的特里芬難題②，由多個具有對稱競爭實力的國際貨幣發行主體來共同提供新增的國際貨幣需求，則單一國際貨幣發行國的國際收支和貨幣幣值受到的影響就會小很多。這在一定程度上也會增加對稱競爭性國際貨幣多元化體系的穩定性。
三、對稱競爭性國際貨幣的形成
第二部分的分析表明：在信用本位的背景下，建立在對稱競爭基礎上的國際貨幣多元化體系具有內生穩定性，穩定貨幣供給是每一個國際貨幣發行國的占優策略，占優策略納什均衡不僅符合國際貨幣發行國的利益要求，也符合世界經濟均衡發展的要求。接下來，我們將進一步探討：在當前的國際經濟政治形勢下，哪些貨幣有可能成為與美元并重的對稱競爭性國際貨幣。
正如上文的討論所指出，對稱競爭性國際貨幣多元化的國際貨幣發行主體應該具有兩個基本特征：經濟實力大體接近，決策過程相互獨立。在當今國際貨幣體系中，除了美元這一占據主導地位的國際貨幣外，歐元、日元和英鎊也在國際貨幣體系中占有一席之地，具體如表1所示。除了上述三種已有的國際貨幣之外，隨著中國經濟越發強勁的發展勢頭，人民幣的國際地位上升顯著，雖然還沒有成為國際貨幣，但其對于世界經濟也已經具有了舉足輕重的影響。
（一）歐元
從經濟實力來看，歐元區的經濟總量與美國的經濟總量大體相當，如圖2所示，2008年歐元區GDP總量大約是同期美國GDP的95.5%。從決策過程來看，歐洲中央銀行可以完全獨立自主地制定和實施貨幣政策。由于具備上述先天優勢，歐元自1999年誕生起，就表現出了十分強勁的發展勢頭，如表1所示，歐元占世界各國外匯儲備的比重一開始就達到了17.9%，之后更是一路上升，到2009年，這一比重已經達到了27.3%。同期，美元占世界各國外匯儲備的比重卻一路下降，從1999年的71%降至2009年的62.2%。除此之外，IMF公布的數據顯示，歐元在SDR貨幣籃子中的權重也在不斷上調，從2001年的29%上調至2006年的34%，再到2011年的37.4%。同期，美元在SDR貨幣籃子中的權重略有下降，從2001年的45%下調到2006年的44%，再到2011年的41.9%。以上數據表明，歐元正在對美元形成強大的競爭壓力。
然而，歐元雖然沖勁十足，但是到目前為止還沒有明顯的證據表明歐元即將成為與美元并重的具有對稱競爭力的國際貨幣。相反，歐元區接連發生的主權債務危機為歐元的進一步發展蒙上了陰影。歐洲中央銀行網站公布的數據表明，2007年第四季度到2010年第三季度的短短三年間，歐元區公共債務占GDP的比重大約上升了17%，截至2010年第三季度，歐元區公共債務占GDP的比重為82.7%，成為歐元產生以來的最高負債水平。不僅如此，更為嚴重的問題是在這些主權債務危機背后的制度性障礙：統一的貨幣政策和相對分散的財政政策之間的矛盾。正是由于歐元區各國政府對于財政政策的過度依賴，才導致了主權債務危機的最終發生，而主權債務危機的發生又必將進一步影響到歐元在國際貨幣體系中的信用水平和競爭力。
綜上所述，歐元表面上的強勢并不能掩蓋其背后的發展障礙，要最終解決統一的貨幣政策和相對分散的財政政策之間的矛盾，深化歐元區的政治改革，實現歐元區真正的統一是一條必由之路，也是一條異常艱難的路。因此，可以預見，在相對較短的時期內，歐元還是無法成為與美元并重的具有對稱競爭性國際貨幣。
（二）日元
日本的國土面積雖然狹小，但其經濟實力卻異常強大，在2008年全球GDP排名中，日本位居第二，僅次于美國。不過，日本的經濟總量與美國相比還是有較大差距，如圖2所示，2008年日本的GDP大約是同期美國GDP的35%。與日本經濟地位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日元在國際貨幣體系中的表現卻相對平常，如表1所示，日元占世界各國外匯儲備的比重從1999年的6.4%一路下滑至2009年的3%，除此之外，IMF公布的數據顯示，日元在SDR貨幣籃子中的權重也有下降趨勢，從2001年的15%下調至2006年的11%，再到2011年的9.4%，日元在國際貨幣體系中完全不能對美元形成對稱的競爭力量。之所以出現這樣的情況，除了經濟總量上的絕對差距之外，日本貨幣政策的決策過程無法完全擺脫美國的影響是一個更重要因素。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作為戰敗國的日本在政治經濟等各方面都附庸于美國。在美國的幫助扶持下，戰后日本經濟發展十分迅猛，在很短的時間內就發展成為僅次于美國的世界經濟大國。然而，即便如此，日本的經濟政策依然很大程度上受到美國的影響。最顯著的事件是1985年的“廣場協議”，為了扭轉對日本長期巨額的國際貿易逆差，美國公開對日本施加壓力，迫使日元在短期內實現了大幅度升值，激化了日本國內的經濟泡沫，為1990年代泡沫經濟破滅及日本經濟陷入長期衰退埋下了種子。
綜上所述，日本雖然是一個經濟大國，但其經濟總量與美國相比仍有很大差距，更為重要的是其經濟決策過程無法與美國保持獨立，日本與美國更多時候是一種具有較高可信度的合作博弈，如果日本能夠完全擺脫對美國的依附，那么，日元完全有可能成為與美元并重的對稱競爭性國際貨幣。
（三）英鎊
英國是最早發展起來的資本主義國家，曾經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然而，在經歷了兩次世界大戰之后，英國的政治經濟實力被大大削弱，如圖2所示，2008年英國的GDP大約只有同期美國GDP的18.6%。曾經占據國際貨幣體系主導地位的英鎊，也漸漸地開始邊緣化。從表1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雖然自1999年以來，英鎊在世界各國外匯儲備中的比重表現出微弱的上升趨勢，從1999年的2.9%上升到2009年的4.3%，但是總體水平依然很低。另外，IMF公布的數據顯示，2006年開始英鎊在SDR中的比重也只有美元比重的1/4左右，根本無法與美元形成對稱的競爭力。造成這一結果的原因有兩個方面：第一，當前英國的經濟實力無法與美國相提并論；第二，英國與美國長期的同盟關系促使兩國在決策時都會充分照顧到對方的利益，在國際貨幣問題上，英鎊不會主動挑戰美元的國際地位，這意味著在國際貨幣問題上，英國與美國無法形成真正的競爭性博弈。
綜上所述，英鎊要重新回到國際貨幣體系的中心，成為與美元并重的對稱競爭性國際貨幣，要走的路還很長。
（四）人民幣
改革開放之后，中國的經濟實力一直保持高速增長態勢。如圖2所示，就經濟總量而言，2008年中國GDP大約是同期美國GDP的30.5%，位居世界第三。另據中國國家統計局和日本內閣府的初步數據顯示，2010年中國的GDP總量已經超過日本，成為全球僅次于美國的第二大經濟體。同時，由于中國與美國具有不同的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在有關兩國利益的地區問題和國際問題上，中美之間的競爭總是多于合作，因此就決策過程而言，中美之間可以保持很高的相互獨立性?？傮w而言，如果人民幣成為與美元并重的對稱競爭性國際貨幣，必將大大增強現有建立在信用本位上的國際貨幣體系的穩定性。然而，在表1的世界各國外匯儲備的幣種結構中，我們還看不到人民幣的身影。最關鍵的原因就是人民幣尚未國際化。顯然，人民幣要最終成為與美元并重的對稱競爭性國際貨幣，除了要努力增強經濟實力之外，更重要的是要大力推行人民幣國際化。
貨幣國際化在帶給貨幣發行國很多額外的收益的同時，也伴隨著巨大的金融風險。在中國宏觀經濟還不夠均衡、金融體系還不夠成熟的時候，對于人民幣的國際化問題，中國政府一向堅持謹慎推進的態度。因此，當前我們需要從兩方面來為人民幣國際化做準備：一方面，要加強調控引導宏觀經濟實現內外均衡發展；另一方面，要深化我國的金融體制改革。這兩方面工作并不是完全分離的，而是相輔相成的，必須同時推進。
四、結論與展望
運用博弈論的方法，本文分析了建立在對稱競爭基礎上的國際貨幣多元化問題。研究發現：在信用本位的背景下，建立在對稱競爭基礎上的國際貨幣多元化體系具有內生的穩定性。在此基礎上，我們進一步探討了歐元、日元、英鎊和人民幣成為與美元并重的對稱競爭性國際貨幣的可能性?？偟膩碚f，雖然每種貨幣背后都存在不同形式的發展障礙，但歐元、日元、英鎊和人民幣都具有成為與美元并重的對稱競爭性國際貨幣的潛力。
當前，全球金融危機已經基本結束，但其對于世界經濟的負面影響卻仍將持續。即使經歷了全球金融危機的沖擊，美元在國際貨幣體系中依然保持著獨一無二的主導地位，并且這樣的國際貨幣格局在短期內仍將持續。所幸的是，隨著歐元等貨幣的異軍突起，國際貨幣多元化趨勢已經不可逆轉，即使無法形成與美元對稱競爭的實力，也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約束美元的作用。對于人民幣而言，隨著我國經濟實力和綜合國力的迅速增強，走向國際化將是人民幣的必然發展方向。
注釋：
①基于馬歇爾的基礎性研究，勒納（1944）研究發現，匯率貶值對國際收支的影響依賴于一定的彈性條件：當出口的匯率彈性與進口的匯率彈性之和大于1時，匯率貶值會改善國際收支；當出口的匯率彈性與進口的匯率彈性之和小于1時，匯率貶值會惡化國際收支。
②特里芬（Triffin，1960）指出，單一國際貨幣主要特征的國際貨幣體系存在難以調和的矛盾，一方面，為了保證國際貨幣供給，國際貨幣發行國的國際收支就不得不面對逆差，長期的逆差又會給國際貨幣造成貶值壓力，從而影響到人們對國際貨幣的信心；另一方面，國際貨幣發行國要保持國際收支平衡，就無法提供足夠的國際貨幣。特里芬難題主要是針對布雷頓森林體系而提出的，但問題同樣存在于當前建立在信用本位基礎上的以美元為主導的國際貨幣體系。
③數據來源：中國國家統計局，《國際統計年鑒2010》，中國統計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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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校對：關 華
作者：張見 劉力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