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汪曾祺寫吃的文章
汪曾祺
汪曾祺，1920年3月5日生于江蘇省高郵市，中國當代作家、散文家、戲劇家、京派作家的代表人物。[1] 被譽為“抒情的人道主義者，中國最后一個純粹的文人，中國最后一個士大夫。”[2] 汪曾祺在短篇小說創作上頗有成就，對戲劇與民間文藝也有深入鉆研。
1935年秋，汪曾祺初中畢業考入江陰縣南菁中學讀高中。1939年夏，汪曾祺從上海經香港、越南到昆明，以第一志愿考入西南聯大中國文學系。1950年，任北京市文聯主辦的《北京文藝》編輯。1961年冬，用毛筆寫出了《羊舍一夕》。[3] 1963年，發表的《羊舍的夜晚》正式出版。1981年1月，《異秉》在《雨花》發表。1996年12月，在中國作家協會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上被推選為顧問。
1997年5月16日上午10點30分因病醫治無效去世，享年77歲。[2] 人物關系
糾錯
西南聯大的“壞學生”
汪曾祺(1920年—1997年)，江蘇高郵人，曾就讀于西南聯大中國文學系，師從沈從文等。新中國成立前當過中學教員、歷史博物館職員。后在北京做編輯工作;寫過劇本，參與過《沙家浜》的修改和定稿;在短篇小說和散文創作上頗有成就。作品有《受戒》《晚飯花集》《逝水》《晚翠文談》等。
文筆中有許多“暗功夫”更多
西南聯大學制四年，他卻讀了五年，因為體育和英語不及格，留了一年。汪曾祺不用功，喜歡到處逛，泡茶館，可不愛上課。他是個夜貓子，晚上在圖書館或茶館讀書，白天睡覺。在西南聯大，汪曾祺開始寫作。這是他人生方向的開始，注定了這一生將成為一個作家。 那些不能忘的昆明記憶更多
1997年3月，汪先生去世前兩個月，又寫了散文《貓》;小說、繪畫和散文，三種不同的表現方式，但只有一個指向：昆明的記憶。不同的年歲，不同心境。 內容整理 微信紅包頭條
中文名 汪曾祺 國
籍中國
民
族 漢族 出生地中國、江蘇省高郵市
出生日期 1920年(庚申年)3月5日 逝世日期 1997年5月16日 職
業散文家、戲劇家 、小說家
畢業院校西南聯大中國文學系
主要成就小說被視為詩化小說
《大淖記事》獲全國短篇小說獎
《沙家浜》深受觀眾的喜愛
代表作品 《受戒》《沙家浜》《大淖記事》 《黃油烙餅》《葡萄月令》
目錄
1 人物生平 ? 求學經歷 ? 解放前夕 ? 解放時期 ? 晚年歲月 2 主要作品 3 文學特點 ? 散文寫作 ? 小說寫作 4 家世成員 5 人物評價 人物生平 求學經歷
1925年，汪曾祺入高郵縣立第五小學幼稚園學習。1926年秋，汪曾祺入縣立第五小學讀書。 1932年秋、汪曾祺小學畢業考入高郵縣初級中學讀書。
1935年秋，汪曾祺初中畢業考入江陰縣(今江蘇省江陰市)南菁中學讀高中。
1937年，日本人占領了江南，江北告急。正讀高鍋爐板中二年級的汪曾祺不得不告別南菁中學，并輾轉借讀于淮安中學、私立揚州中學以及鹽城臨時中學，這些學校的教學秩序都因戰爭而打亂。汪曾祺就這樣勉強讀完中學。后戰事日緊，汪曾祺隨祖父、父親到離高郵城稍遠的一個村莊的小庵里避難半年，他在小說《受戒》里描寫過這個小庵。 1939年夏，汪曾祺從上海經香港、越南到昆明，以第一志愿考入西南聯大中國文學系。 大學期間，汪曾祺與同學創辦校內的《文聚》雜志，并不斷在雜志上發表詩歌、小說。 解放前夕
1944年，為生活計，汪曾祺在昆明北郊觀音寺的一個由聯大同學辦的“中國建設中學”當教師，在兩年的教學期間，汪曾祺寫了小說《小學校的鐘聲》，重寫小說《復仇》。后由沈從文推薦給鄭振鐸在上海主辦的《文藝復興》雜志發表。此外，還寫了小說《職業》、《落魄》、《老魯》等。這期間汪曾祺與同在中國建設中學任教的施松卿相識，并建立了戀愛關系。 汪曾祺 汪曾祺
1946年秋，汪曾祺由昆明到上海，經李健吾先生介紹，到民辦致遠中學任教師兩年，直到1948年初春離開。這期間，寫了《雞鴨名家》、《戴車匠》等小說。
1948年初春，汪曾祺離開上海到北京，與在北京大學外語系任助教的施松卿會合，臨時借住在北京大學。失業半年后，才在北京歷史博物館找到工作。
1949年1月31日，人民解放軍進入北平，北平宣告和平解放。3月，汪曾祺報名參加“四野”南下工作團，在武漢被留下來參與接管文教單位，后被派到第二女子中學當副教導主任，干了一年。
1949年4月，汪曾祺的第一本小說集《邂逅集》，作為巴金主編的文學叢刊中的一種在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該書收入汪曾祺初期作品8篇：《復仇》、《老魯》、《藝術家》、《戴車匠》、《落魄》、《囚犯》、《雞鴨名家》和《邂逅》。5月，與施松卿結婚。[4] 解放時期
1950年，北京市文聯成立。汪曾祺從武漢回到北京，任北京市文聯主辦的《北京文藝》編輯。[4]
1954年，汪曾祺創作出京劇劇本《范進中舉》，后獲北京市戲劇調演一等獎。秋，調離北京市文聯，到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任《民間文學》編輯。 1957年，“反右斗爭”開始后，他因這篇短文受到批評，但并未劃定為右派。[4] 1958年夏，被補劃為右派，下放張家口沙嶺子農業科學研究所勞動。 1960年，汪曾祺被摘掉右派帽子，結束勞動，暫留農科所協助工作。
1961年春，農科所讓汪曾祺到設在沽源的馬鈴薯研究站畫一套馬鈴薯圖譜，可惜畫稿毀于“文革”中。 1961年冬，用毛筆寫出了《羊舍一夕》。年底，汪曾祺調北京京劇團任編劇。 1963年，《羊舍的夜晚》正式出版。這是汪曾祺的第二個作品集。[4]
1964年，汪曾祺等人根據滬劇《蘆蕩火種》執筆改編同名京劇，由北京京劇團演出，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鄧小平、董必武等黨和國家領導人觀看并接見了全體演職人員，祝賀演出成功。
1966年“文革”開始后不久，汪曾祺即因“右派”問題被關進“牛棚”，但1968年迅速獲得“解放”。
1970年5月21日，汪曾祺因參與京劇《沙家浜》的修改加工有貢獻，而被邀請登上天安門城樓。[4] 晚年歲月
1977年，民間文學論文《花兒的格律》發表，這是汪曾祺“文革”后發表的第一篇作品。 1978年12月，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勝利召開，汪曾祺深受鼓舞，創作熱情逐漸高漲。 1979年，小說《騎兵列傳》在《人民文學》第11期發表，這是汪曾祺在“文革”后發表的第一篇小說。
1980年，小說《受戒》在《北京文學》10月號發表。 1981年1月，《異秉》在《雨花》發表。4月，《大淖記事》在《北京文學》發表。這一年汪曾祺的佳作連續發表，小說創作日趨活躍。10月，應高郵縣人民政府邀請，汪曾祺回到闊別多年的故鄉訪問。
1982年，汪曾祺新作不斷。1983年，汪曾祺的創作更趨活躍，在全國各地發表小說、散文、評論等近20篇。
1985年，在年初結束的中國作家協會第四屆全國代表大會上當選為理事。
1987年2月26日，汪曾祺在京入黨。4月16日，汪曾祺隨中國作家代表團赴云南訪問。10月，應安格爾和聶華苓夫婦之邀，汪曾祺赴美國參加國際寫作活動，歷時三個多月。 1988年，小說無新作，間或發表些散文、隨筆。 1989年1月，《北京文學》與臺北《聯合文學》采取同步行動，同時出汪曾祺作品專輯。 1990年2月24日，汪曾祺寫散文《七十抒懷》。[5] 1991年5月，《蒲橋集》由作家出版社再版。[6]
1992年4月，散文集《旅食集》由廣東旅游出版社出版。
1993年6月，以故鄉高郵為背景的小說集《菰蒲深處》在浙江文藝出版社出版。[7] 1995年春，應臺灣《聯合時報》邀請，汪曾祺赴臺參加“兩岸三邊文學問題座談會”。[8] 1996年12月，在中國作家協會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上被推選為顧問。
1997年5月16日上午10點30分終因搶救無效而不幸去世，終年77歲。[9] 主要作品 作品類型
作品一覽 短篇小說 《受戒》《大淖記事》《雞鴨名家》《異秉》《羊舍一夕》 小說集 《邂逅集》《晚飯花集》《茱萸集》《初訪福建》 散文集 《逝水》《蒲橋集》《孤蒲深處》《人間草木》《旅食小品》《矮紙集》《汪曾祺小品》 藝術小品集
《汪曾祺：文與畫》 文學評論集 《晚翠文談》 劇本京劇 《沙家浜》(主要編者之一) 京劇
《范進中舉》 文集
《汪曾祺自選集》《汪曾祺文集》《汪曾祺全集》 資料來源：[10-11]
文學特點 散文寫作
汪曾祺的散文沒有結構的苦心經營，也不追求題旨的玄奧深奇，平淡質樸，娓娓道來，如話家常。[12]
他以個人化的細小瑣屑的題材，使“日常生活審美化”，糾偏了那種集體的“宏大敘事”;以平實委婉而又有彈性的語言，反撥了籠罩一切的“毛話語”的僵硬;以平淡、含蓄節制的敘述，暴露了濫情的、夸飾的文風之矯情，讓人重溫曾經消逝的古典主義的名士風散文的魅力，從而折射出中國當代散文的空洞、浮夸、虛假、病態，讓真與美、讓日常生活、讓恬淡與雍容回歸散文，讓散文走出“千人一面，千部一腔”，功不可沒。[12]
汪曾祺的散文不注重觀念的灌輸，但發人深思。如《吃食和文學》的《苦瓜是瓜嗎》，其中談到苦瓜的歷史，人對苦瓜的喜惡，北京人由不16mn無縫管接受苦瓜到接受，最后談到文學創作問題：“不要對自己沒有看慣的作品輕易地否定、排斥”“一個作品算是現實主義的也可以，算是現代主義的也可以，只要它真是一個作品。作品就是作品。正如苦瓜，說它是瓜也行，說它是葫蘆也行，只要它是可吃的。”[13] 小說寫作
汪曾祺的小說充溢著“中國味兒”。正因為他對傳統文化的摯愛，因而在創作上追求回到現實主義，回到民族傳統中去。在語言上則強調著力運用中國味兒的語言。汪曾祺小說中流溢出的美質，首先在于對民族心靈和性靈的發現，以近乎虔敬的態度來抒寫民族的傳統美德。為此，他寫成了膾炙人口的《受戒》和《大淖記事》。[14] 家世成員 祖父 拔貢
父親 汪菊生 字淡如，多才多藝 生母 姓楊 在汪曾祺三歲的時候因肺病去世 繼母 姓張 后也死于肺病 第二個繼母 姓任 伴隨汪曾祺的父親度過漫長而艱苦的滄桑歲月 人物評價
汪曾祺一生經歷了無數苦難和挫折，受過各種不公正待遇，盡管如此，他始終保持平靜曠達的心態，并且創造了積極樂觀詩意的文學人生。賈平凹在一首詩中這樣評價汪曾祺：“是一文狐，修煉成老精。”(賈平凹評)[15]
汪曾祺博學多識，情趣廣泛，愛好書畫，樂談醫道，對戲劇與民間文藝也有深入鉆研。他一生所經歷的轟轟烈烈的大事可謂多矣，例如啟蒙救亡、奪取政權、反右斗爭、“文革”、改革開放等等。但他深感現代社會生活的喧囂和緊張，使讀者形成了向往寧靜、閑適、恬淡的心理定勢，追求心靈的愉悅、凈化和升華。(中國作家網評)[16]
第二篇：汪曾祺
汪曾祺(1920年3月5日—1997年5月16日)，江蘇高郵人，現當代作家、散文家、戲劇家，京派作家的代表人物。早年畢業于西南聯大，歷任中學教師、北京市文聯干部、《北京文藝》編輯、北京京劇院編輯。在短篇小說創作上頗有成就。著有小說集《邂逅集》，小說《受戒》、《大淖記事》，散文集《蒲橋集》，大部分作品，收錄在《汪曾祺全集》中。被譽為“抒情的人道主義者，中國最后一個純粹的文人，中國最后一個士大夫。”
1939年考入中國西南聯大中文學系，師從沈從文等名家學習寫作。他是跨越幾個時代的作家，也是在小說、散文、戲劇文學與藝術研究上都有建樹的作家。1940年開始發表小說、詩和散文。1948年出版第一個作品集《邂逅集》，1963年出版第二個作品集《羊舍的夜晚》，1978年發表小說《騎兵列傳》，1980年發表小說《受戒》，受到普遍贊譽，隨后一發不可收?，F已出版《汪曾祺短篇小說選》、《晚飯花集》、《汪曾祺自選集》以及多卷本《汪曾祺文集》等十幾個作品集。他的小說被視為詩化小說，其中《大淖記事》獲全國短篇小說獎。他還寫散文、評論和劇本。與他人合作改編、加工的《沙家浜》深受觀眾的喜愛。
汪曾祺的小說充溢著“中國味兒”。他說：“我是一個中國人”，“中國人必然會接受中國傳統思想和文化影響”。儒、道、佛三家，“比較起來，我還是接受儒家的思想多一些”;不過，“我不是從道理上，而是從感情上接受儒家思想的”。正因為他對傳統文化的摯愛，因而在創作上追求回到現實主義，回到民族傳統中去。在語言上則強調著力運用中國味兒的語言。這是他藝術追求的方向，也是他小說的靈魂。
1946年起在《文學雜志》、《文藝復興》和《文藝春秋》上發表《戴車匠》、《復仇》、《綠貓》、《雞鴨名家》等短篇小說，引起文壇注目。1950年后在北京文聯、中國民間文學研究會工作，編輯《北京文藝》和《民間文學》等刊物。1962年調北京京劇團任編劇。著有小說集《邂逅集》、《羊舍的夜晚》、《汪曾祺短篇小說選》、《晚飯花集》、《寂寞與溫暖》、《茱萸集》，散文集《蒲橋集》、《塔上隨筆》，文學評論集《晚翠文談》，以及《汪曾祺自選集》等。短篇《受戒》和《大淖記事》是他的獲獎小說。作品被譯成多種文字介紹到國外。
汪曾祺，1920年3月5日生于江蘇省高郵市，中國當代作家、散文家、戲劇家、京派作家的代表人物。[1]被譽為“抒情的人道主義者，中國最后一個純粹的文人，中國最后一個士大夫。”[2]汪曾祺在短篇小說創作上頗有成就，對戲劇與民間文藝也有深入鉆研。
1935年秋，汪曾祺初中畢業考入江陰縣南菁中學讀高中。1939年夏，汪曾祺從上海經香港、越南到昆明，以第一志愿考入西南聯大中國文學系。1950年，任北京市文聯主辦的《北京文藝》編輯。1961年冬，用毛筆寫出了《羊舍一夕》。[3]1963年，發表的《羊舍的夜晚》正式出版。1981年1月，《異秉》在《雨花》發表。1996年12月，在中國作家協會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上被推選為顧問。
散文寫作 汪曾祺的散文沒有結構的苦心經營，也不追求題旨的玄奧深奇，平淡質樸，娓娓道來，如話家常。作品集他以個人化的細小瑣屑的題材，使“日常生活審美化”，糾偏了那種集體的“宏大敘事”;以平實委婉而又有彈性的語言，反撥了籠罩一切的“毛話語”的僵硬;以平淡、含蓄節制的敘述，暴露了濫情的、夸飾的文風之矯情，讓人重溫曾經消逝的古典主義的名士風散文的魅力，從而折射出中國當代散文的空洞、浮夸、虛假、病態，讓真與美、讓日常生活、讓恬淡與雍容回歸散文，讓散文走出“千人一面，千部一腔”，功不可沒。[13]
汪曾祺的散文不注重觀念的灌輸，但發人深思。如《吃食和文學》的《苦瓜是瓜嗎》，其中談到苦瓜的歷史，人對苦瓜的喜惡，北京人由不接受苦瓜到接受，最后談到文學創作問題：“不要對自己沒有看慣的作品輕易地否定、排斥”“一個作品算是現實主義的也可以，算是現代主義的也可以，只要它真是一個作品。作品就是作品。正如苦瓜，說它是瓜也行，說它是葫蘆也行，只要它是可吃的。”[14]
小說寫作
汪曾祺的小說充溢著“中國味兒”。正因為他對傳統文化的摯愛，因而在創作上追求回到現實主義，回到民族傳統中去。在語言上則強調著力運用中國味兒的語言。汪曾祺小說中流溢出的美質，首先在于對民族心靈和性靈的發現，以近乎虔敬的態度來抒寫民族的傳統美德。為此，他寫成了膾炙人口的《受戒》和《大淖記事》。[15]
汪曾祺一生經歷了無數苦難和挫折，受過各種不公正待遇，盡管如此，他 汪曾祺
始終保持平靜曠達的心態，并且創造了積極樂觀詩意的文學人生。賈平凹在一首詩中這樣評價汪曾祺：“是一文狐，修煉成老精。”(賈平凹評)[16]
汪曾祺博學多識，情趣廣泛，愛好書畫，樂談醫道，對戲劇與民間文藝也有深入鉆研。他一生所經歷的轟轟烈烈的大事可謂多矣，例如啟蒙救亡、奪取政權、反右斗爭、“文革”、改革開放等等。但他深感現代社會生活的喧囂和緊張，使讀者形成了向往寧靜、閑適、恬淡的心理定勢，追求心靈的愉悅、凈化和升華。(中國作家網評)[17]
第三篇：汪曾祺語言
我不去想，是否能夠成功。既然選擇了遠方，便只顧風雨兼程。
2、只知道，確定了就義無反顧。要輸就輸給追求，要嫁就嫁給幸福。
3、獲得是一種滿足，給予是一種快樂。
4、沒有比腳更長的路，沒有比人更高的山。
5、人生沒有對錯，成功永遠屬于奮斗者。
6、除在某一方面確有特別杰出、超常的天賦者外，少年時期偏科是不大適宜的，未來的創造和發展需要思想開闊，過早偏科則會限制自己的思路，這也就限制了自己的發展。
7、不論你是站著還是跪著，命運都會不加改變地到來。以為跪著就矮了一截，命運的風暴就會刮不到，這只能是一種天真。
8、貝多芬說，他要扼住命運的咽喉，如果我們沒有貝多芬扼住命運咽喉的那份勇氣，能給命運使個絆兒也是好的。
9、原來，人們詛咒命運，只是在自己沒有受到命運寵幸的時候，如此說來，命運并非像許多人感覺的那么不公平。人們所以常常感覺命運不公，有時是因為我們太不念命運的好，而太記命運的不好。
10、生活之中，適當地改變自己的個性不是為了趕“時髦”，而是為了自我的完善，恰恰在這一點上，有一些人常常本末倒置。
11、一個人沒有個性，便失去了自己。生活中一味的模仿之所以不可為，原因之一就在于它抹殺了個性。
12、一般來說，一個人的個性可能不合于“潮流”，卻合于生活。為了追趕“潮流”而改變自己的個性，那不過是做了一篇虛情假意的“文章”。
13、同為名山：華山險;泰山雄;黃山奇;峨嵋秀。“險”、雄”。“奇”、“秀”，就是不同的個性。山如此，人亦然。
14、少年不要怕失敗，沒有多少人會譏笑一個少年的幼稚和失敗。當你長大了，失敗的滋味會比少年時代難受得多。
15、沒有個性，不是一個好的藝術家;僅有個性，也不是一個好的藝術家。
16、少年，既是長知識也是長身體的時期，學習和娛樂不可偏廢。在我看來，首先是身體好，其次才是學習好。俗話說身體是本錢，一個人連本錢都沒有了，還能干成什么事呢?
17、錢鐘書先生一生淡泊名利是一種美德，而雨果先生生平的一大愿望是要把巴黎改為自己的名字也并非缺德。
18、少年時期雖應以學習為主，卻也應逐漸養成分析和判斷的習慣。有許多時候能夠提出新的問題比解決問題還重要。
19、保持自身的個性和尊重別人的個性同樣重要。
20、畫家的個性揮灑在作品的線條里;詩人的個性傾注在作品的感情里;音樂家的個性融匯在作品的旋律里。不過，有為大多數人欣賞的個性，卻沒有為所有人欣賞的個性。
21、少年時代學東西，容易著急，容易改變興趣，若能在長輩的指導并在一些伙伴之間展開競賽，將有助于改變這種情況。
22、少年時代，人的記憶力特別好，能夠在這個時期多背誦一些文學中的精華，不僅對當時有益，對未來也是很有益處的。
23、成大事業者有大胸懷。這樣的人不會成日計較于雞毛蒜皮，整天著眼于蠅頭小利，枉費了許多時間和精力。
24、一個人有了寬廣的胸懷，他在生活中便多了理解，多了寬容，多了溫和，多了寵辱不驚的氣度。那些經常表現出咄咄逼人，尖酸刻薄的人，面對別人的成就不是贊賞而是低毀。
25、習慣的力量是非常強大的，所以凡事一旦養成了習慣是很難改的。少年時期，在很多事上正是養成習慣的時期。與其后來吃力地改變一種壞的習慣，不如在少年時代就養成一種好的習慣。
26、少年成才，固然是件可喜可賀之事，卻并不特別值得驕傲。當時南朝齊梁之際的才子江淹，六歲便能寫詩，成名也很早。遺憾的是晚年沒有取得什么成就?！读簳?，江淹傳》中說他：“晚年才思微退，時人皆謂之才盡。”江郎才盡的故事是發人深省的。
27、狹隘的人總是想扼殺別人的個性;軟弱的人隨意改變自己的個性;堅強的人自然坦露真實的個性。
28、不能保持自身的個性是一種“懦弱”，不能尊重別人的個性是一種“霸道”。
29、我喜歡出發，只為到達的地方都屬于昨天，哪怕那山再清，那水再秀，那風再溫柔，太深的留戀便成了一種羈絆，絆住的不僅有雙腳，還有未來。
30、心胸寬廣者如海，心胸平常者似河，心胸狹小者像溝渠。
31、人生，機會總是有的，不過稍縱即逝，就看你能否把握住。
32、命運的折磨和命運的恩賜，有時是難說清的，亞柯卡的自傳《反敗為勝》很多地方都說明了這點……
33、有胸懷者能薦賢，如春秋時齊國鮑叔牙力薦管仲，自己甘居其下;如塞內加爾第一任總統桑戈爾讓位于迪烏夫，自己樂于隱退。這樣的胸懷，對國家的繁榮發展和長治久安都是十分有益的。
34、“潮流’’總是不斷地改變，你的“文章”難道也要不斷地重寫?
35、當我們備受命運折磨的時候，我們會嗟嘆命運的不公平。當有一天命運對我們倍加青睞的時候，我們卻會安然享受，不再去想命運是否公平。
36、心胸狹小的人多煩惱，別人不能公正地對待他，會使其煩惱;自己的機遇不如人，也會使其煩惱。在生活中遇到些許不順的事情，便會叫苦連天，仿若安徒生童話中那個豌豆上的公主。
37、我真羨慕少年，學什么都來得及，不像我們，總是感覺在被時間的鞭子抽打著走。
第四篇：汪曾祺傳記
汪曾祺
汪曾祺，1920年3月5日生于江蘇省高郵市，中國當代作家、散文家、戲劇家、京派作家的代表人物。被譽為"抒情的人道主義者，中國最后一個純粹的文人，中國最后一個士大夫。"汪曾祺在短篇小說創作上頗有成就，對戲劇與民間文藝也有深入鉆研。
1935年秋，汪曾祺初中畢業考入江陰縣南菁中學讀高中。1939年夏，汪曾祺從上海經香港、越南到昆明，以第一志愿考入西南聯大中國文學系。1950年，任北京市文聯主辦的《北京文藝》編輯。1961年冬，用毛筆寫出了《羊舍一夕》。1963年，發表的《羊舍的夜晚》正式出版。1981年1月，《異秉》在《雨花》發表。1996年12月，在中國作家協會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上被推選為顧問。
1997年5月16日上午10點30分因病醫治無效去世，享年77歲。
基本信息 個人成就
主要成就：《大淖記事》獲全國短篇小說獎 個人概況
本名：汪曾祺民族族群：漢族出生地：江蘇省高郵市出生時間：1920年3月5日去世時間：1997年5月16日 主要作品
主要作品：《受戒》《沙家浜》《大淖記事》 等 其他信息
職業：散文家、戲劇家 、小說家 目錄
1人物生平 2歷史評價 3親屬成員 4主要作品 5文學特點 人物生平
求學經歷
1925年，汪曾祺入高郵縣立第五小學幼稚園學習。1926年秋，汪曾祺入縣立第五小學讀書。 汪曾祺 汪曾祺
1932年秋、汪曾祺小學畢業考入高郵縣初級中學讀書。
1935年秋，汪曾祺初中畢業考入江陰縣(今江蘇省江陰市)南菁中學讀高中。
1937年，日本人占領了江南，江北告急。正讀高中二年級的汪曾祺不得不告別南菁中學，并輾轉借讀于淮安中學、私立揚州中學以及鹽城臨時中學，這些學校的教學秩序都因戰爭而打亂。汪曾祺就這樣勉強讀完中學。后戰事日緊，汪曾祺隨祖父、父親到離高郵城稍遠的一個村莊的小庵里避難半年，他在小說《受戒》里描寫過這個小庵。
1939年夏，汪曾祺從上海經香港、越南到昆明，以第一志愿考入西南聯大中國文學系。 大學期間，汪曾祺與同學創辦校內的《文聚》雜志，并不斷在雜志上發表詩歌、小說。
解放前夕
汪曾祺 汪曾祺
1944年，為生活計，汪曾祺在昆明北郊觀音寺的一個由聯大同學辦的"中國建設中學"當教師，在兩年的教學期間，汪曾祺寫了小說《小學校的鐘聲》，重寫小說《復仇》。后由沈從文推薦給鄭振鐸在上海主辦的《文藝復興》雜志發表。此外，還寫了小說《職業》、《落魄》、《老魯》等。這期間汪曾祺與同在中國建設中學任教的施松卿相識，并建立了戀愛關系。
1946年秋，汪曾祺由昆明到上海，經李健吾先生介紹，到民辦致遠中學任教師兩年，直到1948年初春離開。這期間，寫了《雞鴨名家》、《戴車匠》等小說。
1948年初春，汪曾祺離開上海到北京，與在北京大學外語系任助教的施松卿會合，臨時借住在北京大學。失業半年后，才在北京歷史博物館找到工作。
1949年1月31日，人民解放軍進入北平，北平宣告和平解放。3月，汪曾祺報名參加"四野"南下工作團，在武漢被留下來參與接管文教單位，后被派到第二女子中學當副教導主任，干了一年。
1949年4月，汪曾祺的第一本小說集《邂逅集》，作為巴金主編的文學叢刊中的一種在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該書收入汪曾祺初期作品8篇:《復仇》、《老魯》、《藝術家》、《戴車匠》、《落魄》、《囚犯》、《雞鴨名家》和《邂逅》。5月，與施松卿結婚。
解放時期
汪曾祺 汪曾祺
1950年，北京市文聯成立。汪曾祺從武漢回到北京，任北京市文聯主辦的《北京文藝》編輯。
1954年，汪曾祺創作出京劇劇本《范進中舉》，后獲北京市戲劇調演一等獎。秋，調離北京市文聯，到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任《民間文學》編輯。
1957年，"反右斗爭"開始后，他因這篇短文受到批評，但并未劃定為右派。
1958年夏，被補劃為右派，下放張家口沙嶺子農業科學研究所勞動。
1960年，汪曾祺被摘掉右派帽子，結束勞動，暫留農科所協助工作。
1961年春，農科所讓汪曾祺到設在沽源的馬鈴薯研究站畫一套馬鈴薯圖譜，可惜畫稿毀于"文革"中。
1961年冬，用毛筆寫出了《羊舍一夕》。年底，汪曾祺調北京京劇團任編劇。
1963年，《羊舍的夜晚》正式出版。這是汪曾祺的第二個作品集。
1964年，汪曾祺等人根據滬劇《蘆蕩火種》執筆改編同名京劇，由北京京劇團演出，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鄧小平、董必武等黨和國家領導人觀看并接見了全體演職人員，祝賀演出成功。
1966年"文革"開始后不久，汪曾祺即因"右派"問題被關進"牛棚"，但1968年迅速獲得"解放"。
1970年5月21日，汪曾祺因參與京劇《沙家浜》的修改加工有貢獻，而被邀請登上天安門城樓。
晚年歲月
1977年，民間文學論文《花兒的格律》發表，這是汪曾祺"文革"后發表的第一篇作品。
1978年12月，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勝利召開，汪曾祺深受鼓舞，創作熱情逐漸高漲。
1979年，小說《騎兵列傳》在《人民文學》第11期發表，這是汪曾祺在"文革"后發表的第一篇小說。 汪曾祺 汪曾祺
1980年，小說《受戒》在《北京文學》10月號發表。
1981年1月，《異秉》在《雨花》發表。4月，《大淖記事》在《北京文學》發表。這一年汪曾祺的佳作連續發表，小說創作日趨活躍。10月，應高郵縣人民政府邀請，汪曾祺回到闊別多年的故鄉訪問。
1982年，汪曾祺新作不斷。1983年，汪曾祺的創作更趨活躍，在全國各地發表小說、散文、評論等近20篇。
1985年，在年初結束的中國作家協會第四屆全國代表大會上當選為理事。
1987年2月26日，汪曾祺在京入黨。4月16日，汪曾祺隨中國作家代表團赴云南訪問。10月，應安格爾和聶華苓夫婦之邀，汪曾祺赴美國參加國際寫作活動，歷時三個多月。
1988年，小說無新作，間或發表些散文、隨筆。 1989年1月，《北京文學》與臺北《聯合文學》采取同步行動，同時出汪曾祺作品專輯。
1990年2月24日，汪曾祺寫散文《七十抒懷》。 汪曾祺 汪曾祺
1991年5月，《蒲橋集》由作家出版社再版。
1992年4月，散文集《旅食集》由廣東旅游出版社出版。
1993年6月，以故鄉高郵為背景的小說集《菰蒲深處》在浙江文藝出版社出版。
1995年春，應臺灣《聯合時報》邀請，汪曾祺赴臺參加"兩岸三邊文學問題座談會"。
1996年12月，在中國作家協會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上被推選為顧問。
1997年5月16日上午10點30分終因搶救無效而不幸去世，終年77歲。[1]
歷史評價
汪曾祺一生經歷了無數苦難和挫折，受過各種不公正待遇，盡管如此，他汪曾祺 汪曾祺
始終保持平靜曠達的心態，并且創造了積極樂觀詩意的文學人生。賈平凹在一首詩中這樣評價汪曾祺:"是一文狐，修煉成老精。"[2](賈平凹評)
汪曾祺博學多識，情趣廣泛，愛好書畫，樂談醫道，對戲劇與民間文藝也有深入鉆研。他一生所經歷的轟轟烈烈的大事可謂多矣，例如啟蒙救亡、奪取政權、反右斗爭、"文革"、改革開放等等。但他深感現代社會生活的喧囂和緊張，使讀者形成了向往寧靜、閑適、恬淡的心理定勢，追求心靈的愉悅、凈化和升華。[3](中國作家網評)
親屬成員
祖父 汪嘉勛 字銘甫，曾中過拔貢 父親 汪菊生 字淡如，多才多藝 生母 姓楊 在汪曾祺三歲的時候因肺病去世 繼母 姓張 后也死于肺病 第二個繼母 姓任 伴隨汪曾祺的父親度過漫長而艱苦的滄桑歲月 主要作品
作品類型 作品一覽 短篇小說 《受戒》《大淖記事》《雞鴨名家》《異秉》《羊舍一夕》 小說集 《邂逅集》《晚飯花集》《茱萸集》《初訪福建》 散文集 《逝水》《蒲橋集》《孤蒲深處》《人間草木》《旅食小品》《矮紙集》《汪曾祺小品》 藝術小品集
《汪曾祺:文與畫》 文學評論集 《晚翠文談》 劇本京劇 《沙家浜》(主要編者之一) 京劇
《范進中舉》 文集
《汪曾祺自選集》《汪曾祺文集》《汪曾祺全集》 折疊編輯本段文學特點
折疊散文寫作
汪曾祺的散文沒有結構的苦心經營，也不追求題旨的玄奧深奇，平淡質樸，娓娓道來，如話家常。
作品集
他以個人化的細小瑣屑的題材，使"日常生活審美化"，糾偏了那種集體的"宏大敘事";以平實委婉而又有彈性的語言，反撥了籠罩一切的"毛話語"的僵硬;以平淡、含蓄節制的敘述，暴露了濫情的、夸飾的文風之矯情，讓人重溫曾經消逝的古典主義的名士風散文的魅力，從而折射出中國當代散文的空洞、浮夸、虛假、病態，讓真與美、讓日常生活、讓恬淡與雍容回歸散文，讓散文走出"千人一面，千部一腔"，功不可沒。
汪曾祺的散文不注重觀念的灌輸，但發人深思。如《吃食和文學》的《苦瓜是瓜嗎》，其中談到苦瓜的歷史，人對苦瓜的喜惡，北京人由不接受苦瓜到接受，最后談到文學創作問題:"不要對自己沒有看慣的作品輕易地否定、排斥""一個作品算是現實主義的也可以，算是現代主義的也可以，只要它真是一個作品。作品就是作品。正如苦瓜，說它是瓜也行，說它是葫蘆也行，只要它是可吃的。"
小說寫作
汪曾祺的小說充溢著"中國味兒"。正因為他對傳統文化的摯愛，因而在創作上追求回到現實主義，回到民族傳統中去。在語言上則強調著力運用中國味兒的語言。汪曾祺小說中流溢出的美質，首先在于對民族心靈和性靈的發現，以近乎虔敬的態度來抒寫民族的傳統美德。為此，他寫成了膾炙人口的《受戒》和《大淖記事》。
第五篇：再讀汪曾祺
汪曾祺式的趣味
蘇抱琴
瀏覽當代文學，汪曾祺是個繞不過去的名字。小說、散文均有影響，不管專業領域還是民間讀者，多年來一直擁躉無數。直至今天，一些文學講座仍把他的幾個小說奉為圭臬;前不久出版家梁由之在博客提及汪曾祺，依然崇慕有加，乃多年來一以貫之，對梁這樣一個傲骨軒然的人來說，這還真是稀罕。汪曾祺作品的魅力似乎抗拒了時間。
多年前，看到業內外各種溢美，我忍不住去找汪的作品來看。第一本是《草木春秋》——一本散文隨筆集，是汪過世后其后人編選的代表作合集——看了卻只覺得失望，印象是典型的文人趣味，花草樹木的品賞，吃喝玩樂的雅趣，一路秉承古文人的遺風而來，一直聊而一直無聊，且寫得滿，實，不清氣，甚至幾個結尾如《昆明的雨》，最后一句‚我想念昆明的雨?自成一段結束，《咸菜茨菰湯》最后一句‚我想念家鄉的雪?，也是自成一段結束，很像小學生作文，與其大名實在難符。
曾有人將文人與作家分類，后者指更有社會責任感和使命擔當的寫作者，而前者更多耽于趣味性。舉魯迅兄弟為例，魯迅是作家，周作人則更適合稱文人，盡管早期也曾參與時代的各種話題。汪曾祺作品亦然，沈從文晚年汪曾贈詩于他，中有‚玩物從來非喪志?之句，志趣可見一斑。文人趣味是個人選擇，但我不解的是何以博得如此大名?厚厚一本《草木春秋》，只有一篇《泰山片石》份量相若，文中說，‚我是寫不了泰山的，因為泰山太大，我對泰山不能認同。我對一切偉大的東西總有點格格不入。……我承認偉大的人物……是人里頭的強者，這是毫無辦法的事……?這里有一個寫作者對于天地和自我的確認，其誠摯懇切令人動容，有境界也有厚度。另幾篇憶人散文有資料價值，此外別無可讀。
《泰山片石》中他還說，‚我也更清楚地認識到我的微小……更進一步安于微小，安于平常。?這也是汪曾祺貫徹一生的寫作意旨，大名之‚大?是外人的施與，他自己其實只認可‚小?。汪曾祺‚老來紅?于上世紀80年代初，主要源自幾個代表性的短篇小說。在傷痕文學、尋根文學乃至稍后的先鋒文學競相崢嶸時，他獨辟蹊徑，以十分平和的視角，從描寫小人物、小事情入手，摹寫市井俚俗而頗有妙章。在‚宏大敘事?還占著主流、意識形態氛圍依然濃郁的當時，這些短篇小說的出現，為文壇和萬千讀者提供了一個全新視角：從拋開時代的‚大?中擇出一些有意思的‚小?來，這成就了汪曾祺獨有的文風。
最近重讀這些作品，發現它們的確有一種在當時難得的人本意識，如《大淖記事》里對‚東頭?生活的描寫，老錫匠告誡侄子不要和‚東頭?的人來往，‚和我們不是一樣的人?，原因是‚婚嫁極少明媒正娶……媳婦，多是自己跑來的，姑娘，一般是自己找人……這里的男人和女人好，還是惱，只有一個標準：情愿。……因此街里的人說這里‘風氣不好’?，但故事最后人們還是為‚風氣不好?的‚東頭?人所折服。這里有對人類生于天地之間那種原生態生活的肯定和悅納。又如《受戒》中寫到民間小廟的出家人，‚他們吃肉不瞞人。年下也殺豬，殺豬就在大殿上……跟在家人不同的……是給即將升天的豬念一道‘往生咒’?，也有對宗教世俗化之后民間真實生活的默認，都體現出一點：唯有人，才是人世間唯一的主角。這大概也是汪曾祺當時獲得人們特殊喜愛的主要原因，作品中滲透了一種在當時頗為難得的人本意識。 從汪曾祺的短篇小說不難看出其師沈從文的影響：跳出時代的主流而堅持自己的路線，寫出不局限于具體時代的人物和生活。文學畢竟是人學之一種，它不應服務于任何現實的機構乃至思想潮流，而應有自己獨立于時代的價值追求，從而具備超越性的特征：立足于追求永久的藝術和永久的人性的立場。這是汪曾祺小說的另一種‚政治正確?。然而并不因為這個，以及局部技巧上的熟極而流——諸如他小說后半部分結構的精巧，方言的熟練運用——便足夠。
從小說的藝術性來講，《大淖記事》《受戒》《歲寒三友》《異秉》等作品獨出心裁，有其巧妙靈動和手藝匠心，但說到底不過小巧而已，因仍停留在他那‚玩味?一路。一個人的趣味性，不加節制地施之于小說細節難免成為弊病，如果玩味無妨于散文，卻未必適于小說。汪曾祺的趣味性卻幾乎貫徹在每一個代表性的作品中，如上面提到的幾個，小說前半部分多是不厭其煩的鋪陳，完全趣味化的鋪陳——稱之‚鋪陳?，是因為大量對于俚俗常態的描寫，基本停留在對現實的平面摹寫上，如《異秉》里對王二熏烤攤子以及保全堂藥店‚后柜?的描寫，極盡羅列之能事，在一篇統共六七千字的小說里，這兩次羅列各自用去近千字篇幅，且這些描寫很多與主題關系并不大，純粹作者私人趣味的投向。
散文羅列，或可稱意趣，小說羅列，尤其在篇幅小巧的短篇中，實在無益且浪費。直至后來這成為他小說的格式化特征，即前半部分基本沒有故事的推進，只作大量鋪墊，東家一筆，西家一塊，這些平面的羅列如繡像如剪影，是過了中間部分人物和故事才慢慢變得立體，有‚活起來?了的感覺——即便他最好的作品也是如此，一種技術上的雷同性。
汪曾祺跟沈從文的不同也是明顯的，沈從文仍然是‚詩歌的?，他的文學審美，對于故鄉人物的摹寫帶一層輕霧似的光——有人說《金瓶梅》是徹底的現實，而紅樓夢則是現實之上還有詩歌——沈從文也是，如《邊城》，《邊城》的美有一種現實上浮裹的光暈，一種詩化的生命的憂傷。汪曾祺則是徹底的俚俗(不是作品俚俗，而是作者在作品里把玩俚俗)，在俚俗中得趣味。汪曾祺是踏實的，安定的，自足于生活現實(撇開了政治現實卻完全踏入世俗現實之中)的，至少從作品來說如此。這是一個特點，很難說是優點還是缺點。然而一個徹底相信世俗現世的人，‚現世?就容易成為‚信仰?，成為‚宗教?……也是至此我明白了他為什么會在那些短篇中不厭其煩的‚鋪陳?下去。自足于現世可觸摸的世界，就不會蹈向寫作者常常陷入的終極虛空，但也喪失了超越與升華的任何可能性。這一點在《受戒》中體現得尤為明顯，作者對宗教世俗化的認可以及諧謔，不乏對精神性信仰的顛覆——當然那也是宗教世俗化后的現實。我注意到，在人生的最后階段，汪曾祺文字里終于透出一個‚現世?者對于人生終點的憂懼，這與他前期閑適、篤定的文人趣味背道而馳，而實則與他的價值觀一脈相承，因為陷在‚現世?里了，失去了任何其他的出路和可能。
我承認汪曾祺的短篇小說有其精巧、微妙處，如古玩玉器，一種雕琢后的精致，但那是用以把玩的，因缺少一種內在的虔誠所提供的震撼。耽于鋪陳，耽于現世，耽于俚俗，所以這些作品的缺陷是明顯的——這樣說未免挑剔，但沖著名家，平常人總似乎有挑剔的權利，尤其發現這盛名下的實際并不十分相符時。當然寫作跟評論是兩碼事，恰如張愛玲在反駁傅雷時說的，評論是后生于作品的，評論者并不是拿著馬鞭驅使的人。我承認寫作者才是藝術世界的創造者，上帝站在創作者那邊。評論者只是饒舌者，我的饒舌就此打住。
稿件說明：原為‚雙簧?欄約的一稿，現無此欄，看適否合適單篇發表?個人覺得此稿也反映了真實的文學評論態度，不失為一種率真之聲。
作者李升連，筆名蘇抱琴 地址：山東省壽光市商務小區2號165室
郵編：2627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