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汪曾祺陳小手文學評論
汪曾祺評論
汪曾祺
人物評價
汪曾祺，資深文化界名人。汪曾祺同別人不一樣之處，在于他接受過西南聯大正規的高等教育，當屬科班出身。他雖也喜歡做學問，但同那些大學者不同的是，他多半陶醉于辭章考辨之類的“小學”，做的是闡幽發微的工作。他喜愛《世說新語》和宋人筆記，繼承明清散文傳統和五四散文傳統，傾心晚明小品集大成者張岱的文章，同晚明公安派“獨抒性靈、不拘格套”的文學主張也息息相通。中國傳統文化修養深厚、從事過京劇編劇的汪曾祺，深諳“絢爛之極歸于平淡”的東方古訓和布萊希特標榜的“間離效果”的西方現代理論，加上個人身世浮沉的滄桑之感，促使他不去追求反映時代精神的最強音，而是以含蓄、空靈、淡遠的風格，去努力建構作品的深厚的文化意蘊和永恒美學價值。他長于江南，定居于京城。翻閱他的作品，不乏風和日麗、小橋流水的江南秀色和小四合院、小胡同的京城一景，極少見到雷霆怒吼、闊大無比的壯觀場景。汪曾祺憑著對事物的獨到穎悟和審美發現，從小的視角楔入，寫凡人小事，記鄉情民俗，談花鳥蟲魚，考辭章典故，即興偶感，娓娓道來，于不經心、不刻意中設傳神妙筆，成就了當代小品文的經典和高峰。
汪曾祺博學多識，情趣廣泛，愛好書畫，樂談醫道，對戲劇與民間文藝也有深入鉆研。他一生所經歷的轟轟烈烈的大事可謂多矣，例如啟蒙救亡、奪取政權、反右斗爭、“文革”、改革開放等等。但他深感現代社會生活的喧囂和緊張，使讀者形成了向往寧靜、閑適、恬淡的心理定勢，追求心靈的愉悅、凈化和升華。人們都有這樣的體驗：狂瀉喧騰的大瀑布之美固然可敬可畏，然而置身清麗澄明的小溪邊，觀魚游蝦戲，聽流水潺潺，不是讓人忘掉精神疲憊而頓感其樂融融嗎?汪曾祺把自己的散文定位于寫凡人小事的小品，正是適應了中國讀者文化心態和期待視野的調整。
當今社會，由于復制技術造成的那種虛擬幻化的“大文化”、“大話語”、“大敘事”，因為它們的虛幻和刻板，已經不再具備可體驗的審美特征。真正具有可體驗的美的特征的，恰好是真實的個體生存中的無時無刻不在的“小文化”“小話語”“小敘事”。汪曾祺在中國當代文壇上的貢獻，就在于他對“大文化”“大話語”“大敘事”的解構，在于他對個體生存的富有人情味的真境界的昭示和呼喚，在于他幫助人們發現了就在自己身邊的“凡人小事”之美。美在身邊，美在本分。汪曾祺散文的精神氣質和藝術神韻之所以能對讀者產生強大的魅力，就在于他對“凡人小事”的審視，能做到自小其“小”，以小見大，而不是自大其“小”，以小媚“大”。
必須指出，汪曾祺寫“凡人小事”的小品文深蘊著他獨特的人生體驗，但其效用并不只是自娛一己的性情，他強調自己的作品還應于世道人心有補，于社會人生有益，決不是要把個人與社會隔離開來，對立起來。他的作品間或也流露出道家主張的隨緣自適、自足自保的悠然任化的意趣，但斷然有別于魏晉文人的清談和頹廢，在本質上他對人生的理解和描繪是樂觀向上的，相信“人類是有希望的，中國是會好起來的”?，F代藝術，太多的夸飾，太多的刺激，太多的借助聲光電氣。汪曾祺則是要從內容到形式上建立一種原汁原味的“本色藝術”或“綠色藝術”，創造真境界，傳達真感情，引領人們到達精神世界的凈土。
現代人的生活節奏越來越快，身邊的“凡人小事”還沒來得及完全呈現自己的意義就被拋到記憶的背后。由此看來，人們除了被“忙”包裹、擠壓之外，似乎根本體驗不到人生還有什么其他樂趣。汪曾祺的散文在向人們發出這樣的吁請：慢點走，欣賞你自己啊!
汪曾祺散文的特色
汪曾祺的散文沒有結構的苦心經營，也不追求題旨的玄奧深奇，平淡質樸，娓娓道來，如話家常。汪曾祺曾說過：“我覺得傷感主義是散文的大敵。挺大的人，說些姑娘似的話……我是希望把散文寫得平淡一點，自然一點，家常一點的。”因此品讀汪曾祺的散文好像聆聽一位性情和藹、見識廣博的老者談話，雖然話語平常，但饒有趣味。如《葡萄月令》。
汪曾祺的散文寫風俗，談文化，憶舊聞，述掌故，寄鄉情，花鳥魚蟲，瓜果食物，無所不涉。在《夏天的昆蟲》中，他向讀者介紹了蟈蟈、蟬、蜻蜓、螳螂的品種、習性和孩童捕捉昆蟲的情形。如他說：“叫蛐子(蟈蟈的俗稱)是可以吃的。得是三尾的，腹大多子。扔在枯樹枝火中，一會兒就熟了。味極似蝦”。說北京的孩子在竹竿上涂上黏膠捉蟬。作者小時候用蜘蛛網捉蟬"選一根結實的長蘆葦，一頭撅成三角形，用線縛住，看見有大蜘蛛網就一絞，三角里絡滿了蜘蛛網,很黏。瞅準了一只蟬，輕輕一捂，蟬的翅膀就被粘住了。"讀到此處，不覺會心一笑，好像說的就是我自己童年的情形。
文如其人，汪曾祺散文的平淡質樸，不事雕琢，緣于他心境的淡泊和對人情世故的達觀與超脫，即使身處逆境，也心境釋然。在被打為右派下放勞動的日子里，他奉命畫出了一套馬鈴薯圖譜。他認為在馬鈴薯研究站畫圖譜是“神仙過的日子”，畫完一個整薯，還要切開來畫一個剖面，畫完了，“薯塊就再無用處，我于是隨手埋進牛糞火里，烤烤，吃掉。我敢說，像我一樣吃過那么多品種的馬鈴薯，全國蓋無二人。”
汪曾祺的散文不注重觀念的灌輸，但發人深思。如《吃食的文學》和《苦瓜是瓜嗎》，其中談到苦瓜的歷史，人對苦瓜的喜惡，北京人由不接受苦瓜到接受，最后談到文學創作問題：“不要對自己沒有看慣的作品輕易地否定、排斥”“一個作品算是現實主義的也可以，算是現代主義的也可以，只要它真是一個作品。作品就是作品。正如苦瓜，說它是瓜也行，說它是葫蘆也行，只要它是可吃的。”
汪曾祺小說的特色
汪曾祺的小說充溢著“中國味兒”。他說：“我是一個中國人”，“中國人必然會接受中國傳統思想和文化影響”。儒、道、佛三家，“比較起來，我還是接受儒家的思想多一些”;不過，“我不是從道理上，而是從感情上接受儒家思想的”。正因為他對傳統文化的摯愛，因而在創作上追求回到現實主義，回到民族傳統中去。在語言上則強調著力運用中國味兒的語言。這是他藝術追求的方向，也是他小說的靈魂。 曾祺小說中流溢出的美質，首先在于對我們民族心靈和性靈的發現，以近乎虔敬的態度來抒寫民族的傳統美德。他說：“我寫的是美，是健康的人性”。而美與健康的人性，不論在多么古老的民族傳統中，永遠是清新得如同荷風露珠一般。為此他寫成了膾炙人口《受戒》和《大淖記事》?！妒芙洹分幸粚顫娍蓯鄣男号g萌發的天真無邪的朦朧愛情，蘊含著對生活和人生的熱愛，洋溢著人性和人情的歡歌。這種內在的歡樂情緒同古代樂府和民間情歌相同?！洞竽子浭隆返膼矍楣适侣詾榍?。娟美可人的巧云和年輕風流的錫匠十一子純真赤誠的愛情遭到野蠻的蹂躪，然而無比堅貞的愛竟可使生者死、死者生，使所有人為之敬佩，文中描寫的錫匠形象尤為鮮明。這是令作家“向往”和“驚奇”的美，它深藏在民間，深藏在我們民族的傳統中。
然而，它在展示美與健康的人性的同時，也常常對人性的丑惡發出深沉的嘆喟。 《釣人的孩子》反映的是貨幣使人變魔鬼，《珠子燈》揭示的是封建貞操觀念的零落，《職業》寫的是失去童年的“童年”和人世多辛苦，《陳小手》更揭示了封建主義、男權專制的殘暴。當然，作者也無意掩飾我們民族心理和性格的弱質?！懂惐分袑κ芯矫裱匾u為常的僵硬刻 2
板生活，于生無望而求助于“異秉”的猥瑣心理，也進行了不無調侃的諷刺：《八千歲》中米店老板的心理自我調節也頗似阿Q。
對于自卑、平庸、麻木的心理狀態，作者都有所針砭，但畢竟同情與悲憫要多于批判。因為在作者看來，今天寫過去的事，需要經過反復沉淀，除凈火氣，特別是除凈感傷主義。所以即使在《八月驕陽》中寫老舍之死時，也只是將一腔憤懣深藏在凄清和冷寂中。除凈火氣、感傷，達到恬靜、淡泊，可說是汪曾祺小說的主要風格，也是他自己饒有特色的“抒情現實主義的心理基礎”。但也誠如林斤瀾所說：“„除凈火氣?，也可能除凈了„血氣?。除凈了„感傷?，也可能除凈了„創傷?。”
平靜淡泊的汪曾祺
汪曾祺的夫人是施松卿女士。施松卿出身名門，是西南聯大的高材生，就讀于物理系，同楊振寧同班，后由于身體原因改讀英文，當年施松卿風華正茂，有人問她為何選擇當時外貌背景都不出眾的汪曾祺時，她說她看中的是汪曾祺的才華。
文革時期，汪老受到迫害，舉家被安置在北京一個偏僻的四合院里，不知是不是當時有人故意整他，汪老所住之處緊鄰當時北京一有名的地痞，有人好心告訴汪老要小心一點。后來入住后，汪老的夫人想要作畫，汪老就在窗前用廢棄的水缸栽了些豆角，時日一久，藤蔓漸漸爬滿了隔壁的窗戶，遮住了所有的光線。那里住的恰恰是那個地痞。汪老過意不去，后來拿一袋豆角送給那個地痞。出人意料的是，滿面刀疤的地痞態度謙和，還問汪老，可否送一幅畫與他?？梢?，汪老的處世人格魅力的感染力。
汪老年老之際，一家人仍住在狹小的房子里，汪老的書房在小小的陽臺上，有一個外國作家讀了汪老的著作，專程來拜訪他時，看到汪老簡陋的住處很是感慨。后來在家人的勸說下，要汪老向政府申請房子，但一輩子著書頗多的一代大家竟苦惱如何寫申請(其實是討厭復雜的程序~~)，最后作罷。后來還是按照兒子的職務分了一套房子。
汪老處世淡泊，不計名利。人格魅力令人敬仰。
人物自述
“我所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諧。”“我寫的是美，是健康的人性。美，是什么時候都需要的。”“我喜歡疏朗清淡的風格，不喜歡繁復濃重的風格，對畫，對文學，都如此。”“我曾戲稱自己是一個„中國式的抒情人道主義者?，大致差不離。”“我非常重視語言，也許我把語言的重要性推到了極致。我認為語言不只是形式，本身便是內容。”“我們有過各種創傷，但我們今天應該快活。”——汪曾祺[2]
汪曾祺《我為什么寫作》，全詩如下：
我事寫作，原因無它：從小到大，數學不佳。
考入大學，成天泡茶。讀中文系、看書很雜。
偶寫詩文，幸蒙刊發。百無一用，乃成作家。
弄筆半紀，今已華發。成就甚少，無可矜夸。
有何思想、實近儒家。人道其理，抒情其華。
有何風格?兼容并納。不今不古，文俗則雅。
與人無爭，性情通達。如此而已，實在無啥。
絕美的比喻
汪曾祺借自己的理想為人們未經壓抑自由生長的天性作了一個絕美的比喻?！妒芙洹分刑J葦的清香輕襯的那塊忘俗的天地，幽靜寺廟中小和尚明子青澀拘謹少年的影子，農家女小英子水鄉里養出來的率性天真，《受戒》是鄉土自然清新得不容許一?；覊m的呼吸，它把一直在其中自自在在行走.生活.哭哭笑笑.說話的故事的淳樸人們的美揭發出來，帶著不留余地的罪惡，讓讀者徒然心羨悵然向往那種原始的自由和恣意。它激起的更多的是對那種迥然不同的美的遙不可及的遺憾，深沉到傷及人的自信。作為狹隘空間中的文明人，我們少有超越理性的天性，那些被稱為沖動和錯誤，或是蒙上了不真實的色彩，所以猛然間停住腳面對一片夢般叫你心有戚戚的美的影射時，才發現有種天賦很早就被遺棄了。這是來自《受戒》的暗示。
迷惑人的高手
汪曾祺是個迷惑人的高手，他盡由自己不緊不慢地繭中抽絲，便讓讀者適應了遙遠的故事。作者力求的不僅是內在的美的本質，他還把這種意思組織得和諧生動，輕松靈動的整體，征服的就不僅是人的思想，還有感覺了。他選擇的是原汁原味的風土人情加清新活潑的語言效果。關于高郵水鄉，作者顯然是傾注了熱情，帶著最親切的回憶和最深刻的理解來描繪她的一切。我們看到的就是生靈活現的人和人們，只不過沒有爾虞我詐的心計，沒有追名逐利的欲望，沒有太多的瑣碎和市儈，怎樣是最透明的它就是怎樣。這種全新的意境已經足夠讓人心馳神往了，那男女主人公更是集中了這種"樸實"的菁華，他們是簡單自由的，卻更尊重天性。我們不妨這樣看待《受戒》：它雖然是霧里盛開的花，但它畢竟宣告了另一種花開的樣子，即使不可企及，霧里觀花也是安慰。作者在全文營造的一種輕松活潑、讓人賞心悅目的情感基調，是和他選用的幽默清麗的語言風格分不開的。他慣用一些不以為然的筆調來敘述有悖常理的事情，給人的心理和視覺都是一種全新的不大不小的沖突，讓這篇皈依美的文字從頭到腳都充滿了吸引人的氣質，它有存在不可多得也并非完全脫離現實，像沒有沾煙塵的野外的風，我們完全可以把它當作這樣一股不合時宜的空氣，它告訴我們：生活還可以是這樣一種樣子。
宣揚著復蘇的人性
人性中，有最原始的欲望和索取，但同時更有最簡單的付出和給予。為什么要用看不見的東西，即所謂的論理道德來捆住它呢?人與人的交往中，人的生存中，若沒有人性的自由來參與，則再自由的物質世界也無法填補這種心靈世界的虛空。人的臉上始終是面具，看不見下面真實的表情：人的生活像被囚禁在籠子里的野獸，即使給它最鮮最美的肉，也無法比擬自由給它的無上的快樂。 或許世界 上有很多東西是可以被束縛的，但人性卻是永遠無法被束縛的，它會用盡所有力量沖破一切阻礙，尋找到心靈的歸宿。這是它的天職，是它歷盡困頓辛苦仍不懈的追求和目標。有時，情感會戰勝理智，或許這就是人性蘇醒的時候。人最初的善良和勇氣，才是真正健康的人性，這種人性下的追求，才是美好的追求;這種人性下的勝利，才是正義的勝利。人性之善，是世間生命的精髓;人性之善，是社會靈魂的梁柱。宣揚著復蘇的人性，引領著人性的復蘇，這正是《受戒》的偉大之處。
隨意漫談
順其自然的閑話文體表面上看來不象小說筆法，卻盡到了小說敘事話語的功能。正是這種隨意漫談，自然地營造了小說的虛構世界。這個世界中人的生活方式是世俗的，然而又是率性自然的，它充滿了人間的煙火氣，同時又有一種超功利的瀟灑與美。汪曾祺善于通過地域風情的描寫，襯托那種純樸的民俗，而明海與小英子的純潔的愛情，也通過這種地域風情的描寫，表現得純樸、溫馨、清雅。所以，雖然是表現理想境界，汪曾祺的筆調也不會失之甜俗，而是清雅之中隱隱有一點苦味：例如，明海為什么會出家呢?他和小英子的純潔愛情乃至這個桃花源一樣的世界能保持下去嗎?(文本中作者將明海和小英子的年齡處理的很模糊，并盡量使人感覺他們的年齡很小，頗讓人捉摸)……盡管作者將之進行淡化處理，這個理想世界中仍夾雜著那么一絲不易察覺的苦澀，只是不像《邊城》的結尾那樣明顯。
《受戒》中表現的就正是傳統文人追慕的"超功利的率性自然的思想"，這種"生活境界的美的極致". 作者是愛世間的，對之有無法割斷的牽系，在態度上也就特別寬厚通脫。這種生活態度和人生立場在"五四"以來的新文化傳統中，肯定不占主流地位，也不可能以完整的形態呈現，由此散落在民間世俗世界中，與被遮蔽的民間文化建立了某種關聯。與這種生活態度和人生立場相配合，在審美上他也追求一種民間傳統藝術趣味，如年畫，如鄉曲，在大俗中彌散出一種蕭散自然的神韻。 這種特有的氣氛與韻味的營造，在很大程度上也得力于作品的語言?！妒芙洹返恼Z言是洗練的現代漢語，其行文如行云流水，瀟灑自然中自有法度，正如作者所言，“作品的語言映照出作者的全部文化修養。語言的美不在一個一個的句子，而在句子與句子之間的關系。 包世臣論王羲之字，看來參差不齊，但如老翁攜帶幼孫，顧盼有情，痛癢相關。好的語言正當如此。"
當今社會，由于復制技術造成的那種虛擬幻化的“大文化”、“大話語”、“大敘事”，因為它們的虛幻和刻板，已經不再具備可體驗的審美特征。真正具有可體驗的美的特征的，恰好是真實的個體生存中的無時無刻不在的“小文化”“小話語”“小敘事”。汪曾祺在中國當代文壇上的貢獻，就在于他對“大文化”“大話語”“大敘事”的解構，在于他對個體生存的富有人情味的真境界的昭示和呼喚，在于他幫助人們發現了就在自己身邊的“凡人小事”之美。美在身邊，美在本分。汪曾祺散文的精神氣質和藝術神韻之所以能對讀者產生強大的魅力，就在于他對“凡人小事”的審視，能做到自小其“小”，以小見大，而不是自大其“小”，以小媚“大”。 必須指出，汪曾祺寫“凡人小事”的小品文深蘊著他獨特的人生體驗，但其效用并不只是自娛一己的性情，他強調自己的作品還應于世道人心有補，于社會人生有益，決不是要把個人與社會隔離開來，對立起來。他的作品間或也流露出道家主張的隨緣自適、自足自保的悠然任化的意趣，但斷然有別于魏晉文人的清談和頹廢，在本質上他對人生的理解和描繪是樂觀向上的，相信“人類是有希望的，中國是會好起來的”?，F代藝術，太多的夸飾，太多的刺激，太多的借助聲光電氣。汪曾祺則是要從內容到形式上建立一種原汁原味的“本色藝術”或“綠色藝術”，創造真境界，傳達真感情，引領人們到達精神世界的凈土。
現代人的生活節奏越來越快，身邊的“凡人小事”還沒來得及完全呈現自己的意義就被拋到記憶的背后。由此看來，人們除了被“忙”包裹、擠壓之外，似乎根本體驗不到人生還有什么其他樂趣。汪曾祺的散文在向人們發出這樣的吁請：慢點走，欣賞你自己啊!
第二篇：文學理論與文學評論
湖南師范大學碩士研究生入學考試自命題考試大綱
考試科目代碼：[712 ]
考試科目名稱：文學理論與文學評論
一、考試形式與試卷結構
1、試卷成績及考試時間
本試卷滿分為150分，考試時間為180分鐘。
2、答題方式
答題方式為閉卷、筆試。
3、試卷內容結構
本試卷分文學理論與文學評論兩大部分
(1) 文學理論(100分) 文學本質論
約25分
文學作品論
約25分 文學創作論
約20分 文學接受論
約20分 文學發生發展論
約10分 (2) 文學評論(50分)
4、題型結構
第一部分：文學理論(100分) 填空題：
5小題，10個空，每空1分，共10分 名詞解釋題：4小題，每小題5分，共20分 簡答題：
3小題，每小題10分，共30分 分析論述題：2小題，每小題 20分，共40分
1 第二部分：文學評論(50分) 文學評論題：要求考生閱讀試卷提供的材料，寫一篇評論文章。評論角度自選，可整體上談，也可就內容或形式的某一方面立論。50分
二、考試內容與考試要求
文學理論
(一)考試目標與要求：
1、系統掌握文學理論的基礎知識、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論。
2、能運用文學理論的基本理論和觀念來解決文學領域的現實問題，分析具體的文學現象與文學作品。
(二)考試內容：
第一部分：文學理論
1、文學的本質與社會功能 ① 文學是一種審美的意識形態 ② 文學是語言的藝術
③ 文學是人類掌握世紀的一種方式 ④ 文學的社會作用
2、文學形象及其審美形態 ① 文學形象
② 文學形象的審美形態
3、文學作品的構成
① 文學作品的內容與形式的統一 ② 文學作品的內容 ③ 文學作品的形式
4、文學體裁
① 文學體裁的涵義、區分、特點與意義 ② 詩歌、小說、散文
2 ③ 戲劇文學、影視文學
5、文學的創作
① 文學創作中的主體與客體 ② 文學的創作過程 ③ 文學創作與文學傳統 ④ 文學創作中的藝術思維
6、文學的創作方法、風格和流派 ① 創作方法的涵義和原型
② 現實主義、浪漫主義和象征主義 ③ 西方現代主義文學的創作原則與方法 ④ 社會主義文學及其創作方法 ⑤ 文學風格 ⑥ 文學流派
7、文學的接受 ① 文學的接受活動 ② 文學鑒賞 ③ 文學批評
8、文學的生產、消費與傳播 ① 文學生產
② 文學消費 ③ 文學傳播 ④ 文學與文化產業
9、文學的發生與發展 ① 文藝的起源 ② 文學的發展
③ 不同社會發展時期的文學 第二部分：文學評論
根據試卷提供的文章，寫一篇文學評論文章。要求：
1、要體現評論文章的體裁特點，不可寫成抒情散文或泛泛而談的讀后感。
2、要扣住所給材料進行評 3 論，不能拋開材料另起爐灶。
3、要求有一定的理論背景，運用一定的批評方法。
4、字數控制在900字到1100字之間。
三、主要參考書
1、文學理論：趙炎秋主編：《文學原理》，湖南師范大學出版社2006年。
2、文學評論：趙炎秋主編：《文學批評實踐教程》(修訂版)，中南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1版，2011年第2次印刷。(注：此書只供考生寫作文學評論參考，不進入文學理論的考試內容。)
第三篇：文學評論
《文學評論》
《諂媚的奢華》
諂媚的奢華
------電影《紅高粱》的后殖民主義色彩
【摘要】：后殖民主義是90 年代興起的一種新的國際文化思潮，其影響正在日益擴大。本文從后殖民主義的視角，從三個方面探究了影片《 紅高粱》 的后殖民特性。在張藝謀改編自莫言《紅高粱》《高粱酒》的電影《紅高粱》里，就保存著這種后殖民主義的特性。并近乎于諂媚的表現出民族的劣根性。
關鍵詞：《紅高粱》 張藝謀 后殖民主義
后殖民主義主要研究殖民時期之后宗主國與殖民地的文化話語權力關系，以及有關種族和文化帝國主義的問題。愛德華· 賽義德在《 東方主義》 一書中認為：在西方學人的視界中，“東方”被憧憬為一個從遠古以來就洋溢著異國情調與傳奇色彩的浪漫國度，而且這種憧憬是一種文化獵奇。雖然我們中國并沒有真正地淪落為西方國家的殖民地，可是在一定的程度上我們卻遭受著殖民化的統治。
在莫言的小說中，并沒有這些在電影中表現的這些意象元素，在經過張藝謀的改編之后，凸顯了我們中華民族在一些問題上的是是非非。張藝謀作的電影作品《 紅高粱》首先是在柏林電影節獲得金熊獎之后，在國內外引起了一片轟動，特別是獵奇心理支配下的西方觀眾，可是在國內對于影片卻有著各種不同的看法。影片《 紅高粱》 折
1 《文學評論》
《諂媚的奢華》
射的落后文明是舊中國的真實寫照，但是相應地迎合了西方東方主義者的欣賞品味?？墒窃谶@其中也暗含著許多實際中并不存在的東西。
一、“偽民俗”迎合了西方觀眾的獵奇心理
在小說《紅高粱》中，作家莫言所描寫的是在山東高密的事情，張藝謀導演有意的將這故事背景挪用到了陜北的高原之上。這是我們可以理解的，在那片廣袤的土地上所承載的中華文化，才是最原始的的最富有激情的，也是最能夠滿足西方人對中華文化的獵奇心理的?？墒恰?紅高粱》 這部影片對民俗文化的闡述卻帶有很強的虛構性，即“偽民俗”性。
首先，在故事的層面上將故事的發生地移植到陜北那是合情合理的，但從史實的角度出發，這未免就太牽強了。影片將地點改在了邊遠的寧夏地區而不是原作中的高密東北鄉。很顯然，這是一種錯誤。因為當年日本侵略中國并沒有深入到邊遠的寧夏一帶。這就給人一種錯覺，會讓東方主義者認為當年的中國非常弱小，連偏僻的內陸深處都受到了日本的侵略和蹂踴。
其次，影片中我奶奶要嫁過去的十八里坡是除了燒酒作坊一家人外荒無人煙的地方。這是不可能的，因為沒有村莊是如此荒涼、人丁稀少的。
再次，去十八里坡的路上經過的那片高粱地被拍攝成野生的高粱，這也是站不住腳的，沒有野高粱會是那么整齊壯觀的，更不可能如此的生長在陜北大地上，在那片土地上，是不可能出現“有心栽花花不發，無意插柳柳成陰”的美滿的。
2 《文學評論》
《諂媚的奢華》
最后，燒酒作坊的人崇拜酒神。但是，我爺爺的惡作劇朝高粱酒里撒了一炮尿，竟然釀成了噴香的好酒一一十八里紅。如此多的“偽民俗”客觀上無形地迎合了西方世界的觀眾，為他們呈現了一個神奇的東方國度，從而滿足了他們的獵奇心理，引發了他們對東方中國“神秘”的幻想。在這樣的背景之下，對于不了解我們中國文化的西方人來說，無疑是在給我們中國，中國認得臉上抹黑，可是對于張藝謀來說，通過這樣做他成功了。
二、愚昧和落后引發了西方觀眾的后殖民情緒
影片刻意在視覺上營構了流動的畫面，以最大的信息量來表現東方大陸傳統文化的原始荒蠻與愚昧落后，供西方讀者獵奇。在三四十年代的抗日戰爭開始前后的那段日子里，并沒有影片所展示的那般的丑陋不堪。張藝謀有意的將這段傳奇刻畫成如此直露的對于金錢，物質等的追求實在是有那么點差強人意。
首先，在我奶奶上花轎前后，畫外音里的那段“坐轎不能哭，哭轎吐轎沒有好報，蓋頭不能掀，蓋頭一掀必生事端。”這些語言信息無非在向我們傳達新娘必須在轎子里也規規矩矩，哭和吐等任何動作都是傷風敗俗的，新娘沒有一丁點的自由，花轎也是一種束縛而不是讓人歡喜的地方。
其次，我奶奶在曾祖父的眼里就相當于一個可以利用的工具。曾祖父用她換取了李大頭給的一條老騾子。為了讓老李家的名氣和氣派提高自己的聲望，窮困的曾祖父把她嫁給了李大頭，逼她做了買賣婚姻的犧牲品，并向她隱瞞了未來丈夫的情況：對方五十多歲了而且還
3 《文學評論》
《諂媚的奢華》
是個麻風病。對于這樁婚姻，曾祖父自個心里美滋滋的，覺得自己的 女兒高攀了。但她仍然處在父權制和夫權制的夾縫中，她只好把自己屈服給了余占熬。這樣的情節塑造使得西方獵奇者認為，中國的婦女喪失了主體地位而淪為工具性客體，喪失了自己的聲音和言語權力，僅僅縮為一個空洞的能指而成為夫權主義的反證;她們不僅受到壓迫而且通過在中國社會日常生活的基礎上養成的精神馴服來支持對她們自己的壓迫即她們已經心甘情愿地適應了男性的壓迫。
再次，影片多次向觀眾展示了我奶奶的金蓮小腳的誘惑魅力，也就是展示了中國婦女在身體上所受到的夫權社會的殘害。攔路搶劫者掀開轎子的簾子時，注意到的是我奶奶的那雙小腳，而不是她那美貌的容顏。我爺爺和我奶奶第一次的肉體接觸就是我爺爺對我奶奶伸出轎子外面的金鏈小腳的撫摸和凝視。纏足似乎還有另一個目的。這種刻意把女性角色塑造成被動客體，營造為男性觀賞愉悅對象的做法，使得西方人用新奇和帶有偏見的眼光來看待東方，對待東方女性群體。
三、對情欲的大肆捕捉強化了西方觀眾的后殖民情結
在影片中張藝謀刻意的策劃了幾處具有商業元素的情色場面，雖然并沒有直接的描寫兩性之間的茍合，但是在在那種大寫意的視覺元素下，加上電影蒙太奇剪輯的視覺補償，在看完這樣的段落之后，自然的會在我們的意象里產生這樣的錯覺。這樣的視覺營造，在一定的程度上滿足了西方人對于東方女性的視覺上的欣賞。
在迎親的隊伍里，我奶奶的三寸金蓮的小腳，對于作為轎把式的
4 《文學評論》
《諂媚的奢華》
我爺爺的迷惑，甚至是對攔路搶劫的假“神槍三炮”的迷惑，這些稍微的流露著“色”，甚至是“性”的暗示，給西方觀眾傳達了東方人含蓄的兩性觀念。在西方人的好奇心理的后殖民情緒中，似乎也是對于近日的老外對華人女性侵犯的始作俑者。
在我奶奶回娘家的時候，我爺爺將我奶奶捉到高粱地里并踏出了在一些影評人眼里的女性“生殖器”的造型，這無疑是對西方人的獵奇心理的茍合。在中國的歷史上，的確存在著生殖崇拜。在那個人口就是生產力的年代，只有人口多了才是強大了，所以會更多的重視女性，重視生殖?？墒窃谶@里的生殖崇拜，似乎有點不合乎情理。雖然我們面對的是比我們強大的敵人，可是這樣的背景對生殖崇拜似乎并沒有什么直接的的聯系。再者說來，這種穿越式的理念構架，除了滿足西方人的欲望之外，尚不若實實在在的好。
總之，這部影片刻意營構了本土傳統文化的愚昧和落后以取悅西方大眾，使得西方觀眾對東方、東方文化以及東方人更感到好奇，滿足了西方觀眾的獵奇心理。
參考文獻
【 1 】朱立元《 當代西方文藝理論》 (第二版)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5
【 2 】羅鋼，劉象愚《 后殖民主義文化理論》 北京：中國社會科
5 《文學評論》
《諂媚的奢華》
學出版社，19990 【 3 】張京媛《 后殖民理論與文化批評》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 。
第四篇：文學評論
《傾城之戀》的時間政治
一
傅雷在《論張愛玲的小說》中著重評述了《金鎖記》和《傾城之戀》。借著力捧《金鎖記》所留下的言說余地，傅雷不失大度、頗顯惋惜地“刻薄”了一番《傾城之戀》：“仿佛是一座雕刻精工的翡翠寶塔……美麗的對話，真真假假的捉迷藏……吸引，無傷大體的攻守戰”，盡管“機巧、文雅、風趣，終究是精煉到近乎病態的社會的產物……既沒有真正的歡暢，也沒有刻骨的悲哀”。如果不以傅雷苛嚴的、擔當“悲劇角色”作標準，上述評價似乎也可反話正解?！秲A城之戀》在一般讀者中備受歡迎顯然與這看來“輕薄”的“喜劇”聚焦和描述不無干系。就知名度和雅俗咸宜而言，《金鎖記》明顯不能和《傾城之戀》比肩。后者已成為毋庸置疑的張氏代表作，這一點連作者本人也始料未及。在《寫〈傾城之戀〉的老實話》(1944年12月)①、《回顧〈傾城之戀〉》(香港《明報》1984年8月3日)的事后追述中，張愛玲表露的多是應讀者之需而寫的“被動”和“感激”，個人的喜好和情感并不充分。反諷的是，張愛玲最喜歡的《傳奇》中的《年青的時候》(1944年1月)卻知音了了②，看來大多數“張迷”并未和“祖師奶奶”③ 心有靈犀。
本文并非要細細品味《傾城之戀》中“華美”的外表或“對話”，而是以此為由頭，試圖將《傾城之戀》置于一種更大的對話場景中，通過揭示文本間的對話、關聯和呼應，一種“文本間性”，來探討張愛玲的言說及話語策略，并還原其寫作《傾城之戀》的真實意圖。
有臺灣第一張迷之稱的水晶先生曾以原型分析之法解讀《傾城之戀》，認為就一個無足輕重、窮遺老的女兒來說，白流蘇的現代艷遇和勝利不啻為復活了古已有之的“禍國殃民的美人”神話：“流蘇不是正面的紅顏禍水，但是她一樣具有„法術?，可以助她轉危為安，自求多福。”④ 這種“神話結構”的預設和論證雖免不了故求新意的牽強，但出發點卻是極為樸素的、基于對作品題目“傾城之戀”的詞的聯想：所謂“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流蘇的容貌盡管不及李夫人、妲己之類，年齡上也分明陷于劣勢，但還算得是中等姿色以上的美麗;更重要的，白流蘇確實把握住了香港陷落(傾城)的機會，收獲了她渴望已久的婚姻。
水晶之后，又有論者提出了“反傳奇”、“拆解„傾城?神話”的解讀⑤，雖然觀點各異，甚至相互抵牾，但論證的出發點和思路卻是一致的。在此不想否定“神話結構”的合理質素，事實上它也正是廣義的“文本間性”的內涵之一，但卻并非關鍵，否則張愛玲的反應也不會如此淡然了⑥。如果原型研究不想陷于橫向比較間自圓其說的邏輯陶醉的話，那么問題就須更進一步，即張愛玲是在怎樣的心態下觸及神話這類集體無意識的?
對此問題的解答當不局限于單篇的主題或審美，而應從張愛玲的創作整體來把握。我認為《傾城之戀》中隱含著張愛玲明確的言說與文體自覺;正是《傾城之戀》的出現，標志著張氏風格的確立。對此，倒是為多數張迷不以為然的傅雷的解說，無意間觸到了問題的實質，即張氏文本與左翼文學的關聯。
傅雷的《論張愛玲的小說》于1944年5月在《萬象》上刊出后，當年張愛玲即以《寫什么》(1944年8月)、《〈傳奇〉再版的話》(1944年9月)、《自己的文章》(1944年12月)等篇什予以辯駁。文中儼然把傅雷當作了標準的左翼批評家，而張的反詰也一篇比一篇深入、系統。1945年6月，時為張愛玲丈夫的胡蘭成寫就《張愛玲與左派》為張助陣，越發強化了上述爭議的格局。傅、張二人的不同原本只是文人間趣味相左，居然發展至個人與宗派的勢不兩立，其間頗多值得深思之處。就張愛玲一方來說，左翼文學內涵的模糊(傅雷評判所執的悲劇審美、英雄史觀與左翼文學有相通之處)，它與五四新文學結合而成的話語強勢，似要負主要責任;亦不能排除胡蘭成的影響、煽動。在此暫不詳述傅、張之間的深刻誤讀，單就張愛玲極力撇清她與左翼文學的瓜葛，彰顯自身實為另一路數而言，左翼文學(連同五四新文學)恰恰構成了其言說的起點。這較之遠山遠水的神話溯源應該更貼近張愛玲的言說實際。值得一提的是，1964年，當張愛玲經歷了創作在美國屢屢受挫的煎熬后，曾不無沉痛地反思自身與新文學的關聯。“我自己因受中國舊小說的影響較深，直至作品在國外受到與語言隔閡同樣嚴重的跨國理解障礙，受迫去理論化與解釋自己，才發覺中國新文學深植于我的心理背景。”⑦ 這應該算是典型的“蒼涼的啟示”吧。
《傾城之戀》(1943年9月)是作為一個和左翼文學對抗的文本出現的，張愛玲于此策反、用力的核心是左翼文學中的時間和歷史意識。出于對科學、理性的虔誠與樂觀，五四新文學奉行帶有進化論色彩的、直線演進、不可逆的歷史時間觀，汪暉曾將這種時間意識作為現代性概念中明確、公認的核心⑧，凸顯其意義重大。本文不想就現代性的問題多做展開，簡單說，時間意識引發了審美和敘事領域里將傳統和現代、舊和新、表面與深刻、現象與本質對立的思維模式：新文學家們否定前者，肯定后者。傅雷所謂的“徹底的悲觀主義”，“把人生剝出一個血淋淋的面目來”與此同調，盡管兩者的思想來源并不一致，然而求深探源的科學欲望和理性的強悍卻是息息相通的。也難怪張愛玲當初會有“四面楚歌”之感。新文學的歷史時間意識為后來的左翼文學所繼承，但主導思想已由多元的科學、民主、自由等改弦易轍為一元的馬克思主義，話語形式亦從張揚個性的啟蒙話語變成了強調集體、階級的革命話語。寫《傾城之戀》時的張愛玲尚不能就此做出區分，張愛玲曾把五四運動比作深宏遠大、蓄含陰謀的交響樂，“把每一個人的聲音都變成了自己的聲音”(《談音樂》，1944年11月)，可見她在此問題上的模糊。在張愛玲潛在的抵抗意識中，是將新文學與左翼視為一體來對待的。今天看來，張氏特異獨行的言說其實與五四新文學的個性主義話語有頗多共通之處。至于她繼承的究竟是魯迅抑或周作人的衣缽⑨ ，似乎不必過急論定。但張愛玲對市民陰暗心理的揭示，對亂世男女惶恐不安的精神狀態的逼真刻畫，確實讓她的作品帶上了隱性的啟蒙味道而與一般的通俗文學有所區別。在與新文學關聯的意義上講，張氏文本與左翼文學確有同源之親。只是這種關系在1943年的張愛玲那里渾然不覺。
二
歷來研究《傾城之戀》者往往專注于白流蘇和范柳原的愛情，從神話或女性主義的視角切入引出種種洞見。相對而言，研究者們對于《傾城之戀》中的時間要素關注不夠，鮮有人將時間的感悟作為《傾城之戀》的核心。其實，時間的描述雖然在篇幅上不及白、范二人的情愛，但自始至終，它都是一個有力的、不容忽視的細節樞紐。小說一開始，時間便以一種觸目的姿態先行置入了故事的情境：
上海為了節省天光，將所有的時鐘都撥快了一小時，然而白公館里說：“我們用的是老鐘。”他們的十點鐘是人家的十一點。他們唱歌唱走了板，跟不上生命的胡琴。
胡琴咿咿呀呀拉著，在萬盞燈的夜晚，拉過來又拉過去，說不盡的蒼涼故事——不問也罷!⑩
這里出現了兩種時間的對比和錯位，走板的歌唱引發了蒼涼的韻致。如果說一般的故事講述中，時間只是單純的記述坐標，那么這里恰恰出現了“反串”：既然故事可以“拉過來又拉過去”，“不問也罷”，那么它的新鮮感和獨立性便被取消了;是時間的恍惚啟動了故事，對時間的感悟成為講述的動力和故事的靈魂。反過來說，所有的故事都是不可救藥的時間錯位意識的展開、反復和驗證。
我們能否說《傾城之戀》是一個關于時間的寓言呢?就張愛玲的表白來看，她對故事本身的興趣并不大，只要讀者歡喜，她盡可再涂抹些光鮮的細節。重要的是人物的關系與格局，這是無法更動和借以炫人的部分。小說中，流蘇自稱“過了時的女人”，她的形象是和胡琴故事里的“光艷的伶人”疊合在一起的。這成為敘事的起點。當流蘇帶著白公館的時間節奏、記憶入住香港的淺水灣飯店，與自小在英國長大、浪蕩油滑的老留學生范柳原調情時，生命的胡琴開始拉起。柳原一心要找個道地的中國女人，流蘇則出于她的“婚姻經濟”嚴陣以待。兩人的關系像極了舊時的看客和伶人。流蘇的戲演得著實不易，看客愈是叫好，她的架子愈是要端足;她越是想唱得中規中矩，就越是跟不上對方的西式節拍，對方也越是不過癮。一系列的試探、挑逗，張愛玲寫得輕松裕如，搖曳生姿。自始至終，流蘇的思想和智力沒有任何“進步”，就像白公館堂屋里的琺瑯自鳴鐘，“機括早壞了，停了多年”。在此，“誤會”成為“必須”的結構，把時間的“錯位”凝固下來。
在白、范二人的調情攻守中，有一個夜半電話訴衷腸的設置，在老套的“我愛你”的表白中穿插了一句古詩，假柳原之口說出：
“《詩經》上有一首詩——”流蘇忙道：“我不懂這些。”柳原不耐煩道：“知道你不懂，你若懂，也用不著我講了!我念給你聽：„死生契闊——與子相悅，執子之手，與子偕老。?我的中文根本不行，可不知道解釋得對不對。我看那是最悲哀的一首詩，生與死的離別，都是大事;不由我們支配的。比起外界的力量，我們人是多么小，多么小!可是我們偏要說：„我永遠和你在一起;我們一生一世都別離開。?——好像我們自己做得了主似的!”
一段經典的時間感悟。讓柳原這樣一個“中文根本不行”的人突然背誦《詩經》，多少有些不倫不類，與他此前玩世不恭的個性也不甚相符。李歐梵便認為“柳原的突然引用《詩經》確實謎一樣難于解釋。一個在國外出生在國外受教育的人……如何可能突然記起一句中國古典詩，那還是用文言文寫的，而不是小說敘述和對話所用的現代白話?為什么在無數的詩行中單挑了這一句”(11)。在我看來，這表明在《傾城之戀》中，張愛玲抒寫時間感悟的沖動要遠遠大于對人物、故事的經營。讓柳原吟誦古詩而非新詩是為了凸顯一種交錯迷離的時間感，與小說的開頭相呼應。作者感悟時間的這根神經一直緊繃和興奮著：一個帶有西方背景的、時髦的花花公子在施行他的現代勾引術時，驀然變現出《詩經》里的句子，這遵從的是記憶的法則而非人物寫實的原則。重要的不是人物性格的完整、故事的統一，而是要藉著背誦這一動作(或曰情節契機)將往昔和傳統呼喚到現場，讓過去的幽靈在當下復活。
陳思和曾指出一個重要的細節：柳原的引用與詩經原文相比，改了一個詞：“死生契闊，與子成說”變成了“死生契闊，與子相悅”，他認為這是“張愛玲故意讓范柳原改的”。“與子成說”含有彼此盟誓之意，對人生和愛情持肯定態度，而“與子相悅”則是你看我我看你，大家覺得很高興。意思油滑了不少，由此透出張愛玲不可救藥的虛無意識(12)。倘若把這虛無解析得再透徹些，我們將觸及張愛玲的時間哲學：之所以不愿訂立盟約(“成說”)，是出于對未來的惶惑與抗絕，這也即是張思想背景里那難以言喻的“惘惘的威脅”(《〈傳奇〉再版的話》)。在張愛玲眼中，遙想未來是沒有意義的，像左翼作家那般構造一個指向將來的烏托邦實在既空洞又瘆人，于是她將所有的心力凝注于對當下的耽溺，用記憶的針線將過去和現在縫合、交織起來。一種鬼氣陰郁的張氏敘事。葛薇龍在回望梁太太家的瞬間，感到“那巍巍的白房子，蓋著綠色的琉璃瓦，很有點像古代的皇陵”(《沉香屑第一爐香》，1943年4月)，便是這種敘事的極為形象化的表述。事實上，張愛玲小說中繁復的譬喻大多縈繞著時間的?；?，那遍布imagery(13) 的語言奇觀不啻為一個復雜幽深、冒險刺激的時間再造工程，在可視性方面堪和現代電影中的蒙太奇效果媲美：如：
鏡子里反映著的翠竹簾子和一副金綠山水屏條依舊在風中來回蕩漾著，望久了便有一種暈船的感覺。再定睛看時，翠竹簾子已經褪了色，金綠山水換了一張她丈夫的遺像，鏡子里的人也老了十年。(《金鎖記》)
這地方整個的像一支黃色玻璃杯放大了千萬倍，特別有那樣一種光閃閃的幻麗潔凈。電影已開映多時，穿堂里空蕩蕩的，冷落了下來，便成了宮怨的場面，遙遙聽見別殿的簫鼓。(《多少恨》)
完全可用鏡頭的推進、淡出和特技等將上述文字翻轉成電影圖像。張愛玲將粘帶痛楚的時間迷惘變成了電影的“欣賞”，以此和“自我表現”過度、無病呻吟的職業文人病(《論寫作》)撇清干系。用電影的手段捕捉、傳達時間的夢魘，傳統由之“現代化”了。這在《傾城之戀》里亦不乏其例：
一年又一年地磨下來，眼睛鈍了，人鈍了，下一代又生出來了。這一代便被吸到朱紅灑金的輝煌的背景里去，一點一點的淡金便是從前的人的怯怯的眼睛。
柳原與流蘇跟著大家一同把背貼在大廳的墻上。那幽暗的背景便像古老的波斯地毯，織出各色人物，爵爺、公主、才子、佳人。(14)
現在不再倏忽即逝，它成為過去(皇陵、怯怯的眼睛)賴以改裝、還魂之所，系空間化的過去?，F在之中的景致(鏡子)、情緒(如愛情、虛無等)、人物，亦應作如是觀。由此，范柳原耿耿于懷著《詩經》的句子也就不足為奇了，他也是一個時間的裝置，仿佛一個會行走、思想的潘多拉盒子，內里寓居著過去的幽靈。過去滋養了他，賦予他意義(一個浪蕩子有了出人意表、略嫌深沉的內涵)，同時又嘲弄了他及他所代表的現在。張愛玲曾坦言：“我從她(流蘇)的觀點寫這故事，而她始終沒有徹底懂得柳原的為人，因此我也用不著十分懂得他。”(15) 這進一步印證了，范柳原形象與其說是現實主義的結果，不如說是張愛玲倒錯的時間綜合癥的產物。傳統/時尚，過去/現在在他身上糾結旋繞，徹底排擠、抹除了“未來”的字樣。而將意義和安全感寄予過去而并非現在、未來，則構成了張愛玲虛無意識的核心：
時代在影子似的沉沒下去，人覺得自己是被拋棄了。為要證實自己的存在……不得不求助于古老的記憶……這比瞭望將來要更明晰、親切。于是他對于周圍的現實發生了一種奇異的感覺，疑心這是個荒唐的，古代的世界，陰暗而明亮的?；貞浥c現實之間時時發現尷尬的不和諧，因而產生了鄭重而輕微的騷動，認真而未有名目的斗爭。(《自己的文章》)
三
孟悅曾把張愛玲充滿imagery的描寫稱為“意象化的敘述”，認為它們的意義在于“為轉型中的社會提供了„景觀?，使社會生活形態像„本文?那樣具有了„可讀性?”(16)。這固然不錯，但從主觀上說張的寫作并不致力于給出一個如其所是、正在進行的社會圖景，而是要給過去招魂。讓以往的聲腔、色調彌漫以至涵蓋現在與未來，成為張的敘事信仰和構思專注。“三十年前的月亮早已沉了下去，三十年前的人也死了，然而三十年前的故事還沒完——完不了。”這是《金鎖記》的結局，亦可視為張愛玲歷史觀的告白。曾有研究者指出：《金鎖記》“缺乏故事與歷史生活之間的必然聯系，情節、人物性格缺乏歷史的規定性，不免令人惋惜”(17)，在我看來，這正是張愛玲要達到的效果。“完不了”的過去成為歷史的主宰和本質，張愛玲于此著力營造反撲、逾越左翼文學的時間 / 政治力量。
“你碰過它的肉沒有?是軟的、重的，就像人的腳有時發了麻，摸上去那感覺……”季澤臉上也變了色……七巧道：“天哪，你沒挨著他的肉，你不知道沒病的身子是多好的……多好的……”她順著椅子溜下去，蹲在地上……背影一挫一挫，俯伏了下去。她不像在哭，簡直像在翻腸攪胃地嘔吐。(《金鎖記》)
曹七巧的歷史在她觸碰到姜家二少那團“病肉”時已然停滯，此后的瘋狂、報復與其說是外部的壓抑——如家庭的罪惡，不如說是食了“病肉”后一系列的反芻和嘔吐，所謂斂財成癖的“黃金枷”亦滲透著深刻的反芻邏輯。這里延續的是《傾城之戀》的時間歷史觀，連首尾照應的結構也如出一轍：“完不了”的故事巴巴地回望著“三十年前的上海，一個有月亮的晚上”，而白范二人的傳奇婚戀最終還是落入了胡琴的老調，“拉過來又拉過去，說不盡的蒼涼故事——不問也罷!”歷史在此打了個回旋，歷史的演繹不是前進，而是重復。傅雷講《金鎖記》是“文壇最美的收獲之一”，“頗有《狂人日記》中某些故事的風味”(18)，殊不知二者形同實異。在狂人“救救孩子”及“難見真的人”的內心呼喊中，不難感覺類似希望、曙色的掙扎、躍動;而狂人最終“清醒”地走出黑屋、“赴某地后補”，亦表明瘋癲的“日記”實是指向將來的敘述。而《金鎖記》中七巧的瘋狂則是源于記憶的沉溺，歷史退縮為(女性)身體的內耗而與外界無干。小說末尾有一個細節可視為上述歷史感的隱喻表達：七巧“摸索著腕上的翠玉鐲子，徐徐將那鐲子順著骨瘦如柴的手臂往上推，一直推到腋下。她自己也不能相信她年輕時候有過滾圓的胳膊”。這是經歷了無數嘔吐—反芻—嘔吐之后的一具干尸。時間丟失了，記憶在身中盤踞。此處不存在丸尾常喜論及《狂人日記》時所講的“自身的羞恥”(它激發了狂人和魯迅的行動)(19)，恰恰相反，身體以自我的消磨來忠實、供奉和滋養著恐怖的記憶。滾滾前進的歷史車輪終被女性的肉體阻斷，盡管是通過不自知、不識恥的自虐方式。 就此意義而言，曹七巧與白流蘇是同一類型的人物，二者都寄寓著張愛玲對以左翼文學為代表的現代性時間的抵制與抗衡?！秲A城之戀》寫于1943年9月，同年10月，《金鎖記》完成。兩部前后緊隨的作品將張愛玲的記憶美學扯向深入。雖然新文學的批評家對它們一貶一褒，但就張愛玲的寫作歷史看，二者閃爍著一致的創作興奮，顛覆歷史的快感和犀利讓它們成為精神上的“姊妹篇”。作為張氏時間哲學純粹喻象的曹七巧，其形象構思顯然建立在流蘇的基礎上。較之流蘇，七巧在記憶中沉溺得更深、更決絕，以致有了毛骨悚然的驚懾。流蘇身上潛伏的破壞時間的火藥在七巧這里全面引爆，它炸毀了后者的色身和正常的性欲，余下一具表征女性歷史、時間的抽象軀體：
瘦骨臉兒、朱口細牙，三角眼，小山眉……
世舫回過頭去，只見門口背著光立著一個小身材的老太太，臉看不清楚，穿一件青灰團龍宮織緞袍，雙手捧著大紅熱水袋，身旁夾峙著兩個高大的女仆。
上述相貌描繪泯除了性別的痕跡，一個名義上的“女人”，活似僵尸還陽，厲鬼轉世。當張愛玲專心致志地經營她的時間顛覆/再造工程時，冷不防撞入了新文學的趣味“誤區”：人性窺視的深刻。而這只是張愛玲時間構造中的“副產品”。七巧后來對兒女的報復、摧殘，象征地說明過去(世界)的吞噬和生長能力。當長安要跟留學歸來的童世舫去過一種新式的生活節奏時，七巧斷了她的念想，以致她和哥哥長白駐留在鴉片煙彌漫的舊世界。兩人如此輕率地放棄抵抗，讓人既惋惜又狐疑。這與其說是因為七巧的強威與專橫，不如說系張愛玲的時間“意愿”所致。否則她不會鄭重聲明：《金鎖記》是她創作的“例外”，也不會執拗地改寫《金鎖記》：從英文的《粉淚》(Pink Tears)、《北地胭脂》(Rouge of the North)，到《怨女》。屢戰屢敗，屢敗屢戰(20)?！督疰i記》，一部被誤讀的、無心插柳的“杰作”，成為張愛玲難以擱下的審美“異數”，非扭轉、改寫不能釋其心結。由此看小說里“Long,Long Ago”的口琴吹響，就并非偶然。未來的憧憬轉化為古老的挽歌被長安消化，一個凄婉與殘酷交織的過去，君臨現在與未來的世界。它重構了歷史。
四
香港的陷落成全了她。但是在這不可理喻的世界里，誰知道什么是因，什么是果?誰知道呢，也許就因為要成全她，一個大都市傾覆了。成千上萬的人死去，成千上萬的人痛苦著，跟著是驚天動地的大改革……流蘇并不覺得她在歷史上的地位有什么微妙之點。她只是笑吟吟地站起來，將蚊煙香盤踢到桌子底下去。
傳奇里的傾國傾城的人大抵如此。
這是《傾城之戀》中的點睛之筆。借用柯靈的評述：“只要把其中的„香港?改為„上海?，„流蘇?改為„張愛玲?，我看簡直天造地設。”(21) 流蘇的主體性是在和歷史的對抗中彰顯出來的。當張愛玲煞有介事又不置可否地在香港的陷落(歷史)和流蘇的幸福之間索問孰因孰果時，即是要在歷史的邏輯之外，樹立流蘇或自我的主體價值和地位。須注意一點，“傾城”并不像作者申明的，是“都市的傾覆”，或者“傾國傾城”的現代翻版，“傾城”的實質乃是對現代性歷史時間的顛覆。至于那讓水晶先生贊嘆不已的踢蚊香盤的動作(22)，不過是處心積慮的時間顛覆的灑脫外化。在此，張愛玲使出了她慣用的聲東擊西的策略，雖談不上深沉，卻頗受青睞。她太了解人性的弱點，因而提早備下“傳奇”與“傾城之戀”的談資。即使像傅雷樣的讀者，也曾被吊起“地老天荒情不了”的思維與期待，“方舟上的一對可憐蟲”(《論張愛玲的小說》)便是期待落空后的感慨。而我們的今天的評說又有多少能擺脫張氏預設的“傳奇”與“傾城”的軌道呢?
承接前文的論述，我提出一個大膽的設想：《傾城之戀》中真正的主角是時間。白公館的老鐘，流蘇的記憶，柳原的思古幽情，香港的戰事突變……如果將這些時間的暗示和感喟歸類的話，前兩者可歸入女性(記憶)的歷史意識，香港陷落則指代左翼或新文學的歷史觀。柳原的設置在兩類之間，構成動態的緩沖和跳板。仿佛一個雙方用以爭奪、加分的砝碼，雖稍嫌游離，但大體是為女性的歷史感服務的。從他后來與流蘇相濡以沫以及主動締結婚約來看，柳原新異、西化的時間步調已逐步和流蘇趨同了。兩種時間意識的膠著、抗衡構成了《傾城之戀》的結構核心，一個與傳奇相距甚遠的、冷調的理性主題。而流蘇主體地位的確立有賴于女性歷史意識的勝出，兩者互為標記。
最早觸動我產生上述想法的是好萊塢電影《亂世佳人》，這也是張愛玲鐘愛的影片之一。據張愛玲的弟弟張子靜回憶：費雯??麗的片子，張愛玲的幾乎每部必看。“《亂世佳人》那部大戲，她只欣賞費雯??麗和蓋博，其他的演員都不在她的眼下。”(23) 張愛玲在談及蘇青時曾說：“那緊湊明倩的眉眼里有一種橫了心的鋒棱，讓我想到了„亂世佳人?。”(《我看蘇青》，1945年4月)其實她自己何嘗不是如此?美國作家木心便稱張愛玲是文學的“亂世佳人”(24)。因戰爭突發被迫從港大輟學的憤憤難平(“只差半年就要畢業了呀!”(25))，以及顛簸動蕩的經歷讓張愛玲對“亂世”一詞產生了復雜的傾心與認同。只是她所謂的“亂世”是作動詞用的，非指淆亂世道人心，而是要旁立“文壇的異數”。這成為她看重費雯??麗和《亂世佳人》的基點。
《飄》的譯者傅東華在譯序中寫道：“今年(指1940年)夏初，由本書拍攝成的電影《亂世佳人》(前曾譯作《隨風而去》)在上海上映四十余日，上海的居民大起其哄，開了外國影片映演以來未有的記錄，同時本書的翻印本也成了轟動一時的讀物，甚至有人采用它做英文教科書了。”(26) 張愛玲是1942年夏天由香港回到上海的，一心要當暢銷作家的她不大可能對《亂世佳人》的轟動熟視無睹，而且，以她對該片和費雯??麗的喜愛推測，張愛玲十之八九讀過《飄》?！秮y世佳人》的成功給張愛玲的創作究竟帶來了怎樣的“啟示”或靈感?這是一個饒有意味的話題。
《傾城之戀》的故事情節是從《亂世佳人》的后半部分“平移”過來的。郝思嘉因丈夫陣亡，成了寡婦。為了給塔拉納地稅，她橫刀奪愛，與妹妹的未婚夫甘扶瀾成親。白流蘇以寡婦的身份出場，在陪妹妹相親中搶了她的對象范柳原;白瑞德剛露面時“名譽壞得很”，范柳原據說是“年紀輕輕時受了些刺激，漸漸的就往放浪的一條路上走”;白瑞德被郝思嘉獨特的個性吸引，稱其為“帶有愛爾蘭脾氣的南方嬌小美人”，范柳原則對流蘇的東方情調一見鐘情。白范之間的求愛照搬了白郝之間的模式，若明若暗，若即若離;男主人公吐露真情時一個在醉酒中，一個在睡意蒙眬的電話里，都讓女主角掂量不定;戰爭打響后，白瑞德、范柳原不約而同，英雄救美……無論在情節安排、人物關系上，還是性格與對話設計方面，《傾城之戀》與《亂世佳人》都呈現出明顯的“對稱”，“仿寫”的痕跡是很明顯的。指明這一點并非要取消或貶低《傾城之戀》的意義，而是想探討如此寫作對于張愛玲的意義，如果承認“仿寫”亦是一種自我選擇與定位的話。
平心而論，張愛玲對《亂世佳人》的傾心并非偶然，影片凸顯的戰爭/歷史與女性(佳人)的關聯在此充當了紐帶的作用。1943年，對剛經歷過戰爭變故而斷了英國留學夢的張愛玲來說，其人生行至關鍵的岔路，此時還有什么比描述戰爭中的女性(郝思嘉)命運更能吸引她的呢?思嘉的選擇和成長、流蘇的婚姻賭注、張愛玲的文學抉擇在相通的戰事背景下形成意味深長的互文。依據傅東華的譯序，《亂世佳人》在上海公映后曾被人冠以“和平主義”的帽子，郝思嘉并沒有在戰爭的洗禮中搖身變為革命女性，她保持了自私和恣性。“和平主義”意味著女性邏輯對于戰爭及歷史規范的改寫、挑戰，郝思嘉、白流蘇、張愛玲于此心照不宣。“我的作品里沒有戰爭，也沒有革命”，“我甚至只是寫些男女間的小事情”。“和戀愛的放恣相比，戰爭是被驅使的，而革命則有時候多少有點強迫自己。真的革命與革命的戰爭，在情調上我想應當和戀愛是近親，和戀愛一樣是放恣的滲透于人生的全面，而對于自己是和諧。”(《自己的文章》)這種試圖以戀愛中女性的體悟，一種放恣的身體美學，來歸并革命與戰爭的寫作姿態，是頗有些“亂世佳人”的德性的。它讓人想起郝思嘉的經典戲言：“戰爭的結局是什么?賭一個親嘴。”
《傾城之戀》不僅寫到了戰爭，還發了不小的議論，它與張愛玲“不寫革命和戰爭”的文學宣言看似抵觸，內里的精神并不相悖。戰爭/歷史在此是作為一個促發俗人婚姻的道具、而非有機構成進入小說文本的。這也是《傾城之戀》與《亂世佳人》的最大不同。郝思嘉雖然討厭戰爭，但戰爭的因子卻深深鐫入了她的個性。殺北佬、開木材廠、雇犯人做廉價勞動力……樁樁件件，無不驚世駭俗，令人欽佩之至。從嬌滴滴的莊園少女到精明、堅毅的生意人，思嘉在戰爭中成長，一個“與時俱進”的人物。小說結尾落在“Tomorrow is another day”，雖滌蕩不去悲劇的色彩，卻敞現了一個人性拓展與開放的時空。郝思嘉以明天的希望來激勵和點燃當下的生命，而流蘇卻是一個幽閉在過去的人物，她的智慧和個性已然定型。在流蘇身上，我們感受不到戰爭的分量。歷史被壓抑在一個由女性記憶、體悟鑄成的扁平單調的時間構造中，顯不出期待的延續和變化。這迥異于《亂世佳人》的歷史時間觀，我以為才是張愛玲推出《傾城之戀》的意圖所在。
歷來比較《亂世佳人》與《傾城之戀》者，往往為情節、人物的“對位相似”所吸引，于不同處的發掘用心不夠。一個顯明、公認的結論是：《傾城之戀》以范白二人的喜劇結合改變了《亂世佳人》中白瑞德與郝思嘉的鴛鴦離散。以張愛玲的天分、抱負而言，她決不是平庸的模仿者，局限于內容層次上的改頭換面未免低估了她。如果沒有拿得出的、足以和《亂世佳人》比肩而立的意識，張愛玲不會冒險推出《傾城之戀》。作為中國版的《亂世佳人》，《傾城之戀》在延承前者情節構架的同時，亦改造、重寫了它的精神內髓。說得直截了當些，借著《亂世佳人》的軀殼，《傾城之戀》幽幽地裝入了張愛玲的歷史與時間政治。然而，這亦是“亂世佳人”的典型氣質，不是經由寫實的層面流露出來——在勇往直前、顛倒眾生方面，流蘇不能和思嘉相比——而是體現在張愛玲的敘事姿態和主體意識上。就此而言，《傾城之戀》是張氏作品中少有的具棱角和“攻擊性”的一篇，被流蘇踢到桌子底下去的不僅是蚊香盤，還有主流的左翼革命敘事與啟蒙敘事：“成千上萬的人死去，成千上萬的人痛苦著，跟著是驚天動地的大改革……”——“一筆兩面”的寫法，既是符合語境的敘述鋪陳，又是精妙含蓄的風格宣喻。在此，戲謔戰爭進而解構歷史成為《傾城之戀》的著力點與主題核心。雖說張愛玲并未在“香港的陷落”和流蘇的婚姻中明晰因果順序，但玩世不恭、語帶譏誚的提問本身，儼然已暗示戰爭和歷史做了流蘇的陪嫁。隨著“流蘇笑吟吟地站起身來”，一個“亂世佳人”式的女性敘事主體亦傲然確立;憑借對歷史的譏嘲和冷漠，張愛玲打造了她“亂世佳人”的主體形象?！?/p>
【注釋】
① 本文括號中標注的時間如不另加說明，均為作品寫作的時間。
② 參見《〈傳奇〉集評茶會記》，見《張愛玲的風氣——1949年前張愛玲評說》，陳子善編，80頁，山東畫報出版社2004年版。張愛玲稱《傳奇》中“自己最歡喜的倒是《年青的時候》，可是很少人歡喜它。自己最不愜意的是《琉璃瓦》和《心經》，前者有點淺薄，后者則是晦澀”。
③ “祖師奶奶”的稱謂出自王德威的《落地的麥子不死——張愛玲與張派傳人》一書(山東畫報出版社2004年版)，詳見該書的序言：《張愛玲成了祖師奶奶(代序)》。
④ 水晶：《試論張愛玲〈傾城之戀〉中的神話結構》，見《替張愛玲補妝》，33頁，山東畫報出版社2004年版。
⑤ 艾小明：《反傳奇——重讀張愛玲的〈傾城之戀〉》，載《學術研究》1996年第9期;劉峰杰：《拆解“傾城”的神話——張愛玲〈傾城之戀〉創作意圖辨》，載《江淮論壇》1998年第5期。
⑥ 水晶：《蟬——夜訪張愛玲》，見《替張愛玲補妝》，18頁，山東畫報出版社2004年版。“《傾城之戀》難為你看得這樣仔細，不過當年我寫的時候，并沒有覺察到„神話結構?這一點。她(張愛玲)停了停又說，仿佛每個人身上都帶有mythical elements似的。”
⑦ 高全之：《張愛玲學：批評??考證??鉤沉》，345頁，臺北一方出版社2003年版。張愛玲的原文如下：“I myself am more influenced by our old novels and have never realized how much of the new literature is in my psychological background until I am forced to theorize and explain, have encountered barriers as definite as the language barrier. ”
⑧ 汪暉：《韋伯與中國的現代性問題》，見《汪暉自選集》，2頁，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原文如下：“現代性(modernity)一詞是一個內含繁復、訴訟不已的西方概念。只有一點非常明確，即現代性概念首先是一種時間意識，或者說是一種直線向前、不可重復的歷史時間意識，一種與循環的、輪回的或者神話式的時間認識框架完全相反的歷史觀。”
⑨ 關于張愛玲與魯迅和周作人的關系，可分別參見邵迎建：《傳奇文學與流言人生》，北京三聯書店1998年版;劉鋒杰：《想像張愛玲》，308~312頁，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⑩ 本文所引的張愛玲小說和散文，如不另加說明，均出自《張愛玲文集》(四卷本)，安徽文藝出版社1992年版。
(11) 李歐梵：《上海摩登》，313頁，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
(12) 陳思和：《都市里的民間世界：〈傾城之戀〉》，見《中國現當代文學名篇十五講》，374頁，復旦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
(13) “imagery”語出水晶：《蟬——夜訪張愛玲》，當被問及意象的功用時，張愛玲說：“我感到故事的成份不夠，想用imagery來加強故事的力量。”見《替張愛玲補妝》，19頁，山東畫報出版社2004年版。
(14) 這是張愛玲甚為自得一段話，也是她對《傾城之戀》記憶最為恒久一部分。在《回顧〈傾城之戀〉》一文中她說道：“有些得意的句子，如火線上的淺水灣飯店大廳像地毯掛著撲打灰塵，„拍拍打打?，至今也還記得寫到這里的快感與滿足，雖然有許多情節已經早忘了。”
(15) 張愛玲：《寫〈傾城之戀〉的老實話》，見《張看》，陳子善編，381頁，經濟日報出版社2002年版。
(16) 孟悅：《中國文學“現代性”與張愛玲》，見《批評空間的開創》，王曉明編，343頁，東方出版中心1998年版。
(17) 趙園：《開向滬、港“洋場社會”的窗口》，見《鏡像繽紛》，金宏達主編，7頁，文化藝術出版社2003年版。
(18) 傅雷：《論張愛玲的小說》，載《萬象》月刊1944年5月。
(19) 〔日〕丸尾常喜：《“人”與“鬼”的糾葛》，257~268頁，人民文學出版社2006年版。
(20) 1956年張愛玲在美國新罕布什爾州的麥克道威爾文藝營撰寫英文長篇Pink Tears，自此開始了長達十幾年的屢遭退稿的《金鎖記》改寫之路。1967年，Rouge of the North終于在英國出版，此時張愛玲已基本放棄了英文創作。1968年，改譯自Rouge of the North的《怨女》由臺灣皇冠出版社出版。
(21) 柯靈：《遙寄張愛玲》，見《張愛玲評說六十年》，子通、亦清主編，383頁，中國華僑出版社2001年版。
(22) 水晶：《試論張愛玲〈傾城之戀〉中的神話結構》，原文如下：“„將香盤踢到桌子底下去。?——這一姿勢極其流麗瀟灑!”見《替張愛玲補妝》，36頁，山東畫報出版社2004年版。
(23)(25) 張子靜、季季：《我的姊姊張愛玲》，96~9
7、107頁，文匯出版社2003年版。
(24) 轉引自若江：《張愛玲的“紅樓情結”》，載《太湖》2003年4期。
(26) 〔美〕馬格麗泰??密西爾：《飄??譯序》，1頁，傅東華譯，浙江文藝出版社1988年版。
第五篇：文學評論
文學評論
文學評論是運用文學理論現象進行研究，探討，揭示文學的發展規律，以指導文學創作的實踐活動。
文學評論包括詩歌評論、小說評論、散文評論、戲劇評論、影視評論等?！段业母赣H母親》是電影。電影是集編劇，導演、演員、攝影、音樂、美工、剪輯、服裝、道具、化妝、燈光、特技等于壹身的壹種集體創作的綜合藝術，影視評論既可對諸多方面做綜合評論，亦可對某壹方面做重點評論。
文學評論與壹般的思想評論是不同的。思想評論的對象是社會生活和人們在其生活，工作中表現出來的種種思想問題，目的是幫助人們提高思想認識，分清是非;它可以通過各種各樣，各方面的材料予以論證，只要緊扣妳所要闡明的觀點就行。
文學評論的對象是文學作品(小說、詩歌、散文、戲劇、繪畫、影視等);評論的目的是通過對其思想內容，創作風格，藝術特點等方面議論、評價，提高閱讀，鑒賞水平，評論時當然可以旁征博引，引用各種材料論證，但這旁征博引的各種材料，應是與文學作品有關的，而文學評論所用的材料基本上是來自所評文學作品本身。
另外文學評論與壹般的作品分析也不同。當然從某壹角度講，文學評論首先要基于對作品的分析，沒有分析何來評論;而分析本身也自然含有對作品的評價。但之間仍是有區別的，分析作品側重是談作品“是這樣”;而評論側重是談作品“爲什麼是這樣”，“這樣好不好”。文學評論必須對作品有總的評價，並且對妳這個評價有壹定論證過程，但作品分析就未必對作品要有總評價。
另外在寫文學評論時，不必大段引述原材料，那樣會用原材料擠掉妳的論述;評論點要集中，鮮明。評論角度不要過大，比如妳寫“評《紅樓夢》”如此宏大的古典巨著，妳從何處下手評?很難寫，如果妳把它縮爲“評《紅樓夢》中人物的對話”，進而再縮小角度爲“評《紅樓夢》鳳辣子的語言特征”就容易下筆了。
觀點要鮮明，要用確鑿的材料的闡析去支持觀點，引證的材料首先要來自作品本身，當然還可旁征博引，材料分析和觀點要始終保持壹致。對讀者不太了解的作品，評論前要對其有關方面作壹定的交代。
文學評論的標準：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提出了文學評論的兩個標準即：壹個是政治標準，壹個是藝術標準。政治標準是爲了解決文學爲什麼人服務的問題，藝術標準則是爲了解決文學如何服務好的問題。這兩個標準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以來壹直堅持的文學藝術工作的指導思想。
編輯本段文學評論
《文學評論》是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主辦的全國性文學研究和理論批評的大型學術刊物。
文學研究所成立于1953年2月22日，原屬北京大學，1956年撥歸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領導，1977年5月哲學社會科學部改爲中國社會科學院，是《文學評論》的主辦和主管單位。
《文學評論》原名《文學研究》，1956年下半年籌辦，1957年3月12日創刊號出版，爲季刊。1959年2月定名爲《文學評論》，由季刊改爲雙月刊。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開始後，刊物出至當年第三期被迫?？?。
刊物重視對新時期文學成果的研究和評論，注意扶植中青年文學研究工作者，爲繁榮文藝，爲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做出自己的貢獻。
編輯本段寫文學評論
文學評論的寫作大致有四個步驟：閱讀——定題——評論——寫作。
(壹)閱讀閱讀對于文學評論來說，是占有材料、調查研究的過程。只有通過閱讀，才
能爲寫作打下堅實的基礎。1.閱讀範圍。從文學評論的寫作要求看，閱讀既要做到點面結合，又要做到深淺結合。
所謂點面結合的“點”，是指作品。所謂“面”是指作家生平、作家其它作品、其它作家的作品等。在這裏，作品的閱讀是最重要的，這是獲得評論權的最重要的依據。只有閱讀作品，才能使自己對評論的對象了如指掌，評論時說到點子上，切中要害，避免片面性。所謂深淺結合，是指作品的閱讀要深壹點，鑽得透壹點，深到能産生真知灼見爲止。爲了深，就要多讀幾遍。恩格斯爲了對拉薩爾的《弗蘭茨·馮·濟金根》壹劇本進行評論，先後將作品至少讀了四遍，他在《致斐迪南·拉薩爾》中說：“爲了有壹個完全公正、完全‘批判’的‘態度’”，爲了“在讀了之後提出詳細的評價、明確的意見”，所以需要壹個“比較長的時間我才能發表自己的意見”。再如，列甯爲了對小說《怎麼辦》進行評論，在壹個夏天把這部小說讀了五遍，“每壹次都在這個作品裏發現了壹些新的令人激動的思想。”(《列甯論文學藝術》第897頁)毛澤東也說過，《紅樓夢》要讀五遍，不讀五遍就沒有發言權。
這說明，浮光掠影、晴蜓點水式的閱讀是不行的。對于被評論的對象，壹定要研究得透徹壹些，對作品象對人壹樣，要知心、知音。對其他作品和材料的閱讀不妨淺壹點，瀏覽壹遍，有壹個直覺印象即可，否則，不能保證“點”的深。2.閱讀方法。壹般采取“總體——部分——總體”的步驟。壹、總體，就是從頭至尾通讀。得出初步而概括的印象。
二、部分，是要對重要部分仔細地讀，分析研究，加深印象，發現特色(或發現問題)，初步形成觀點。
三、總體，是要獲得完整的本質的認識，對作品的傾向和藝術性作出自己的判斷。在閱讀過程中，要及時做好摘記工作。有壹種“評點法”的評論，就是壹手拿筆，壹邊閱讀，壹邊評點的。如金聖歎評點《水滸》、《三國演義》。還要通過閱讀培養複述節錄作品內容的能力。這是因爲評論中常要概述作品內容，以作評論的依據。
(二)定題所謂定題，就是在讀書、搜集材料的基礎上，選擇並確定評論的題旨(中心)。定題也稱爲“選題”。
初學寫作文學評論的人在定題時常犯以下幾種毛?。旱谝挤N，爲評而評，無的放矢。評論者隨便拿壹篇作品，自己沒有明確的目標，未經過認真思考，就去評論。第二種，貪大求全，面面俱到。壹開始就寫《論×××的小說創作》這樣大的題目，往往無從下筆而流于壹般、平庸、膚淺。第三種，缺乏新意，老生常談，步別人的後塵，拾人牙慧。應該怎樣定題呢?首先要選準作品。應該選擇什麼人的哪壹篇作品，這是有標準的。標準就是：
(1)作品的價值。壹篇作品拿到手，要掂壹掂份量，權衡壹下，問問自己：這作品有沒有價值?值不值得評?俄國文藝批評家車爾尼雪夫斯基說：“假使妳要做壹個徹底的人，那麼就應該特別注意作品的價值，而不必拘泥于妳以前覺得這同壹位作家的作品是好還是壞。”(《談批評中的坦率精神》)這說明：文學評論要評的是文學作品，作品本身的價值才是我們確定評論與否的重要依據。所謂作品的價值，指的是它的美學價值，也就是作品的思想性和藝術性達到的水平應是很高的，或比較高的;另外，是某壹種作品代表著壹種值得注意的傾向，或者就是壞作品。這兩類作品都是值得評論的。因爲，評論好的，可提高讀者的審美水平，使讀者獲得美的享受，也可使作者認識到自己的特色，向好的方面發展，提高壹步;評論壞的，可以防微杜漸，給作者敲警鍾，使讀者也能認識假、惡、醜。
(2)現實的需要?，F實的需要指的是：國家事業的需要，人民生活的需要，社會發展的需要。凡是現實需要評論的作品，我們作爲評論者，就應該負起評論的責任。
(3)個人的專長。選作品要根據自己的愛好、專長來定。也就是說，要選自己有所研究的，有把握的，有心得的，能評論的來評。尤其是初學評論寫作的，更要揚長避短，否則評起來困難，也不容易評好。其次要定好中心。要確定評的論中心，有兩個原則要遵守：第壹、不同體裁，區別對待。體裁不同，確立評論中心的角度也應有所不同。如：敘事文學的評論，評論的角度應信箋于人物塑造、矛盾沖突等方面。抒情文學的評論，評論的角度應偏
重于藝術意境、感情抒發等方面。第
二、應有真知，貴在創新。評論的中心，必須從自己對作品的獨到見解、真知灼見出發來確立。由于是自己的真知灼見，就可避免雷同，就能創新，評出新水平。對壹篇作品，是評人物形象，還是評情節安排，是評某壹細節，還是評全篇結構，是評思想意義，還是評語言風格，都需要評論者具有壹雙慧眼。培養“眼力”，可以采取兩個辦法：壹是選取。選取作品有意義之點來評。因爲作者在寫作時就是這樣選材的。魯迅說：“選取有意義之點，指示出來，使那意義格外分明，擴大，那是正確的批評家的任務。”(《關于小說題材的通信》)應該使自己能夠熟練地從評論的作品中選取有意義之點。在開始時，可以選擇壹些名篇，自己確定壹個具體的範圍，選取壹些有意義之點。如評價魯迅的小說《祝?！?，可以確定壹個範圍：評論祥林嫂的形象塑造技巧。這樣，既可以從總的方面——祥林嫂是壹個什麼樣的典型，成功在哪裏等方面來選取;也可以從局部的方面——魯迅怎樣刻劃祥林嫂的眼睛、語言、性格等方面來選取。二是甄別。主要從三方面鍛煉自己的甄別能力：壹，作品中什麼是應選取的有意義之點，什麼是要舍棄的無意義之點;二，什麼是自己對于作品的真知灼見，什麼是拾人牙慧的舊調重彈、老生常談;三，哪些是自己評論時能夠駕馭的，而哪些是偏大偏難自己力不勝任的?？傊?，定題是在閱讀作品的基礎上，通過評論者的思考，從感性認識上升到理性認識的“飛躍過程”。要順利完成這個“飛躍”過程，需要花大力氣、下深功夫。壹些批評家能定題定得準，不是壹朝壹夕之功，“冰凍三尺非壹日之寒”。
(三)評論多數評論是基于以下五個問題：
1.這部作品說些什麼?
2.這部作品意味著什麼?
3.這部作品是如何表達的?
4.這部作品表達得好不好?
5.這部作品值得創作嗎?
第壹個評論的問題，只涉及到作品的壹些表面現象。主要應對“誰”、“什麼”、“何處”、“何時”、“爲何”和“如何”給予正確的答案。目的在于明確作品所反映的具體內容，並且把作者所經驗的與自己所經驗的聯系起來。
第二個評論的問題，在于闡明作品的主題。這種能力只有在閱讀和欣賞文學作品有了豐富的經驗之後才能具備。要正確評論作品的主題，壹般要從：壹、內容釋義;
二、感覺感情;
三、語言調整;
四、作者意圖等四個方面去理解作品。
第三個評論的問題，涉及到作者爲了在讀者中得到預期反應所運用的技巧。技巧是作者要達到他的目的而使用的手段和工具，作爲文學作品來說，除非能夠注意並運用這些特殊的技巧，否則，讀者就不可能充分理解和評價它。評價作品的表達技巧是讀者和作者都會感興趣的。
第四個評論的問題，是建立在對前三個問題的刻苦研究之上的，是爲了公平、正確地評價壹部文學作品與讀者進行思想感情交流的能力。這種評價在很大程度上是主觀的——評論者對這部文學作品的個人感受。但是他如果能正確判斷作者藝術手法表達的成功程度，對作品的技巧的運用作出應有的評價，將會得到作者和許多讀者的贊同。
第五個評論的問題是關于作品的價值的。壹篇文學評論只有正確地指出作品的認識價值和藝術價值，才稱得上是壹篇好的文學評論。“使文學作品獲得寫作價值的，除了帶來愉快，擴大知識領域，提供新的見識，促進積極行動，促進對生活有更正確的態度等等以外，還有語言的描繪(通過色彩、形狀、明暗、場景的描寫)，思想、結構或語言的宏偉，曆史性(對于另壹時間的描述)，以及存在于許多散文和詩歌中的韻律。”(威廉·W·韋斯特《提高寫作技能》)
在《文學評論》、《文藝報》等報刊上發表的評論作品，爲我們學習評論提供了範文，我
們可以從這些評論中學習到有益的評論方法。
(四)寫作文學評論屬于議論文。它必須具有議論文的壹般特點，這是它與其它議論文相同的共性。但是由于它是對文學作品發表的評論，所以又不同于其它的議論文，而要有點文學色彩，這是它的個性。因此，壹篇好的文學評論，既要具有壹般論說文的特點，又要講究文學性。
1.要有正確而鮮明的觀點(論點)。我們對壹篇文學作品發表議論，總要有個基本看法：是好還是壞?是基本上好的還有缺點，還是基本上不好但尚有某些可取之處?這個基本看法就是文章的中心論點，而這個論點必須是正確的、鮮明的。
2.要有準確、充分而有說服力的論據。文學評論的論據，主要應從作品的人物、情節和藝術描寫中去找，也就是說，要對作品的人物形象、故事情節、藝術描寫和語言運用等方面進行深入細致的具體的分析。從而引用足以說明自己論點的材料來作爲論據。這些論據壹定要準確可靠，不能想當然，更不可曲解，甚或斷章取義，攻其壹點不及其余。
3.要運用科學的符合邏輯推理的論證方法。是用歸納法，還是用演繹法，或者是類比法，應深思熟慮。而且，是寫成壹篇立論的評論，還是壹篇駁論的評論，也需要根據寫作目的，從作品實際和讀者需要出發來確定。
4.要具有文學批評的當代意識，能按照文學規律和特性結合作品實際進行寫作。必須運用學過的文學理論知識、文學史知識、美學知識、語言學和修辭學知識，針對具體作品進行具體分析。否則，在文章中盡講外行話，或者對文藝作品提出不切實際的要求，這樣的評論肯定難以服人。
5.在創作上文學觀念在不斷更新，因此文學評論的理論和術語也隨之不斷更新。爲此，就要努力使評論的語言既準確、嚴密、有科學性、理論性，又要鮮明、新穎、有文學性、形象性。要通過語言的運用將評論的理、情、文三者完美地結合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