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經濟論文范文第1篇
編者的話：金融危機爆發后，引起《資本論》熱銷。一些西方人士開始重新認識資本主義，這些人中不僅包括學者理論家，還包括一些政府高層人士，如薩科齊、陸克文等。本刊為此所專門策劃的專題——《“三大預言”落與空》，引起強烈反響。但這一問題的討論似乎遠未結束，許多學者還“有話要說”：促使歐美高層對資本主義進行重新認識的力量來自何方?他們的再認識徹底嗎?存在哪些局限性?馬克思、恩格斯曾對這一問題有過怎樣的認識?面對資本主義自身所無法克服的“痼疾”，資本主義國家會做何選擇?查韋斯及其“21世紀的社會主義”是對新自由主義的替代選擇嗎?這種探索會產生哪些啟示?本期“策劃”將對上述問題進行探討。
[摘要]在此次世界經濟危機中，中國遇到的困難的性質與世界各國一樣，是產能過剩和需求不足。這是資本主義經濟的剝削制度和積累規律導致兩極分化帶來的不治之癥。但中國之所以能在危機中表現不俗，保持了較高的經濟增長率，主要原因在于堅持了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模式，保持了國家強大的宏觀調控能力。
[關鍵詞]經濟危機 內需不足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當前世界經濟危機的實質
當前世界經濟危機是上世紀30年代世界經濟危機以后最嚴重的一次世界經濟危機，我們不能僅僅從體制運作層面來尋找危機的原因，而要從資本主義制度的本質層面，尋找它的深刻根源。這次危機表面上是金融危機，本質上同歷次資本主義經濟危機一樣，是生產過剩的周期性危機。這次生產過剩的特點是，由于經濟全球化的發展，除了發達國家自身一些產品如房屋、汽車等生產過剩，還包括流通領域各種金融產品的過剩，形成虛假的購買力，刺激了發展中國家為發達國家提供廉價產品，造成一些發展中國家嚴重的生產過剩。這次危機的根本原因仍是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
社會主義經濟體受到為滿足人民需要而生產的目的和有計劃按比例發展等規律的支配，本質上沒有資本主義經濟那樣的矛盾，所以理論上不會發生周期性的生產過剩危機。上世紀三十年代世界經濟危機發生的時候，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就是一個例子。那時候蘇聯與美國等資本主義國家的貿易交往不少，主要是以資源換取裝備和技術，以此來進行五年計劃的建設，蓬蓬勃勃地發展經濟，并沒有受到當時世界經濟危機很大的影響。之所以如此，就是因為兩種社會制度，受到兩種社會經濟規律的支配。所以社會主義的蘇聯沒有被卷入上次資本主義的世界經濟危機。
這次世界經濟危機的不同在于，社會主義的中國被卷進去了，受到危機嚴重沖擊。GDP的增長速度由2007年的13％，一下子降到2008年的9％，第四季度降幅為同比6.8％，使我國的經濟遭受到極大的困難。這種情況與前蘇聯在上次世界經濟危機時遇到的情況全然不同。這是什么原因呢?
中國進入改革開放，正與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隨著新技術革命和經濟全球化進入高漲階段的長周期相適應。此時中國經濟建設適應社會主義初段階段的要求，實行了允許私有制經濟和市場經濟發展的道路，使資本主義因素得以在社會主義條件和框架下，大量生產起來，形成了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模式。同時中國加速對外開放，逐漸主動地融入經濟全球化的潮流。這一方面為中國經濟的迅速發展創造了條件，另一方面使中國經濟逐步卷入資本主義發達國家主導的市場經濟的軌道，受到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規律越來越大的影響。
多年來，我們實行出口導向型的經濟發展戰略。十三億人口的大國，對外貿易依存度達到了GDP70％以上，出口依存度接近GDP40％的空前高度，致使我國經濟相當大的一部分與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緊密地聯系在一起。發達國家發生了周期性危機，需求下降，中國經濟就受到極大的沖擊和損害。這不能不說是這次我國經濟急劇下滑的重要因素之一。但這只是造成我國經濟困難的外部因素，內部因素才是根本原因。內部的因素，除了在經濟發展方面，投資消費比例的扭曲，房市股市的周期波動等影響外，在經濟體制方面，生產資料私人占有制比重的迅速上升和公有制的相對下降，市場化改革的突進和國家計劃調控的相對削弱等等原因，使得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規律在中國經濟中起作用的范圍越來越大。這樣在資本主義發達國家主導的經濟全球化過程中，中國就很自然地、不可避免地被資本主義世界的周期性經濟危機卷進去。
中國遇到困難 但表現不俗
中國這次實體經濟遇到的困難，其性質其實是與世界各國基本一樣的，就是產能過剩和需求不足。中國因“內需”不足，多余的生產能力要靠外需出口；一旦外需出口遇阻下滑，就要回過頭來找內需補上。但是“內需”有投資需求和消費需求。這些年來，事實上投資一直上升得快，消費上升得慢，這種趨勢是不能長久持續的。因為投資需求除了轉化為工資的少量部分，其余部分都是對生產資料的中間性需求，投資最后的產出供應能力，要靠最終消費需求來消化。這次擴大內需，仍主要是靠投資需求，但是如果居民的最終消費需求上不去，單靠投資需求，補不了外需出口的下降，內需不足問題還是難以解決。所謂“內需不足”，換一個角度說就是“產能過?！?。需求不足和生產過剩是資本主義經濟的剝削制度和積累規律導致兩極分化以及人民大眾有支持能力的需求不足帶來的不治之癥，被迫周期性地通過經濟危機的爆發來解決。
我國這些年來過度追求市場化的快速發展和鼓勵私人逐利，使貧富差距不斷擴大，基尼系數從改革開放初的0.28，近年上升到0.47，超過國際警戒線，這是居民最終消費需求不足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因為富者的邊際消費傾向低，貧者消費傾向雖高，但沒有錢不能多消費，而低收入的貧者在居民中又占多數，就把總的社會平均消費傾向拉下來，把最終的有效消費需求拉低。所以，中國的問題和資本主義世界的問題實質上是類似的，就是人民大眾有購買能力的消費需求不足，不能消化過剩的生產能力，所以受到資本主義經濟規律作用的影響。其實過去中國并不存在需求不足的問題。傳統計劃經濟下的主要問題是供給不足，是“賣方市場”，科爾耐稱之為“短缺經濟”。這是傳統計劃經濟的一個缺陷。改革開放初期，我們提出要以市場取向的改革來校正供給不足的“賣方市場”的現象，使我國經濟逐漸轉變為供給略大于需求(差額為儲備和機動)的有限“買方市場”，這當然是在國家計劃調控下，才有可能做到的。當初設定供給略大于需求的有限買方市場目標，決不是“需求不足、產能過?！钡氖袌??！靶枨蟛蛔?，產能過?！?，只能是資本主義經濟規律作用的表現。
現在，中國雖然卷入了世界經濟危機，受到嚴重的損失，但相對而言，還是比較輕的。主要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如美、歐、日本經濟增長率變為負數，其他國家經濟增長率下降比中國都大，只有中國還在2008年保持了9％的增長速度，可說是一枝獨秀。外國有不少人也相信中國經濟可以率先復蘇，甚至于期望“中國救世界”，“中國救資本主義”。那么為什么在危機中中國能有這樣的業績?
特色社會主義模式作用巨大
在危機中，中國表現不俗，這與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模式有關。因為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經濟模式中，既有社會主義經濟因素，也容許資本主義因素存在，所以就有人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模式歪稱為“中國特色資本主義模式”。簡單說來，中國容許市場化、私有化的發展，不是很徹底，還有一些保留。比如在關鍵領域和重要領域保持了相當強大的國有實力。又比如這些年的財政稅收金融政策，大大增強了國家控制的財政金融資金實力，包括保持大量外匯底存等等。又比如在建立市場經濟體制的同時，加強宏觀調控，特別是保持了國家計劃調控的余地，如繼續編制執行年度計劃，五年十年中長期規劃，保留發改委這樣龐大的計劃機構等等。這次應對危機所采取的種種重大措施，就展示了這種出手快、出拳重、集中力量辦大事的計劃調控的能力，為一些資本主義國家所稱道。另外，中國在融入經濟全球化過程中比較謹慎，如資本賬戶沒有完全放開，銀行運作尚未完全與外國接軌等。這些都使得中國經濟在世界經濟危機中受到的沖擊較小，表現也較好?？傊?，中國的經濟并沒有照抄歐美自由市場經濟模式，沒有遵循新自由主義的“華盛頓共識”。堅持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模式，這是我們在這次危機中的表現相對出色的主要原因。
總的來說，為了堅持改革開放的社會主義方向，我們一方面要把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允許市場經濟和私有制經濟發展來協助推動我國社會生產力發展的作用發揮充分，一方面更要防范陷入資本主義社會經濟規律作用消極后果的泥淖。我們要以我為主地參加公正的經濟全球化過程，自主掌握對外開放的廣度和深度，擺脫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周期的陷阱。我們必須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反對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歪曲為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我們必須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堅持在國家宏觀計劃導向下，實行市場取向的改革；堅持按勞分配為主，更加重視社會公平；用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來反對資本主義的私有化、市場化、自由化以及兩極分化，把資本主義社會經濟規律的作用限制在一定范圍。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在資本主義周期性經濟危機的濁流中，高舉社會主義的紅旗不斷前進。
世界經濟論文范文第2篇
1月8日，世界旅游城市聯合會（WTCF）與中國社會科學院旅游研究中心在京共同發布了《世界旅游經濟趨勢報告（2020）》（以下簡稱“報告”）。
根據報告，2019年，全球旅游總人次（包括國內旅游人次和入境旅游人次）為123.1億人次，較上年增長4.6%;全球旅游總收入（包括國內旅游收入和入境旅游收入）為5.8萬億美元，相當于全球GDP的6.7%，這一比例較上年下降0.1%;全球入境旅游收入與國內旅游收入波動趨勢放緩，有望實現“五連增”。
報告指出，2020年全球旅游將面臨不確定性并實現微幅增長。2020年，全球旅游總收入預計增速為3.6%，其中中國旅游總收入增速將達到6.1%。
從全球、區域、國別、城市等多個視角出發，報告圍繞全球旅游經濟走勢、區域發展格局變化、重要國家突出特征、城市的核心支撐作用等問題做出了全景式分析，并在上年度提出“T20”概念的基礎上，針對全球前20個重要國家的旅游發展特征和近年走勢進行了細致刻畫。
以下為報告全文：
1 全球旅游經濟增長趨緩
1.1 2019年全球旅游總人次增速同比上升0.9個百分點
2019年全年全球旅游總人次（包括國內旅游人次和入境旅游人次）將達到123.10億人次，增速為4.6%，與2018年相比，增速上升0.9個百分點，增長趨緩。預計2020年全球旅游總人次將達到128.21億人次，增速為4.2%，增速較2019年下降0.4個百分點。
1.2 2019年全球旅游總收入相當于GDP比例基本保持穩定
2019年全球旅游總收入（包括國內旅游收入和入境旅游收入）達到5.8萬億美元，相當于全球GDP的6.7%，比上年下降0.1%。預計，2020年全球旅游總收入將達到6.02萬億美元，相當于全球GDP的6.8%，比2019年略有回升。
1.3 2019年全球入境旅游人次增速同比下降0.5個百分點
2019年全球入境旅游達到13.71億人次，比上年增長3.4%，增速比2018年下降0.5個百分點;預計2020年，全球入境旅游總人次將達到14.23億人次，增速達到3.8%。
1.4 2019年全球國內旅游人次增速同比上升1個百分點
2019年，全球國內旅游總量達109.4億人次，增速達到4.7%，比2018年增速高1個百分點。預計2020年全球國內旅游人次達114.0億人次，增速為4.2%。
1.5 全球入境旅游收入與國內旅游收入波動趨勢放緩，有望實現“五連增”
2019年，全球入境旅游收入達到1.7萬億美元，增速為1.1%，全球國內旅游收入達4.1萬億美元，增速為1.2%;預計2020年全球入境旅游收入達到1.78萬億美元，增速將達到4.7%，全球國內旅游收入將達到4.24萬億美元，增速達到3.2%，兩者有望雙雙實現連續5年增長。
2 五大區域的旅游經濟發展差異更加明顯
2.1 歐洲：入境旅游半壁江山地位有所松動。歐洲入境旅游領先優勢逐漸縮小。
1995年至2011年，歐洲入境旅游收入占全球入境旅游收入的比例保持在50%左右，但是2012年以后，歐洲入境旅游收入占全球入境旅游總收入比例與之前相比明顯下降，至2019年，這一比例下降為39%，預計2020年，將下降至38.9%。
2.2 亞太：三個增速位居全球五大區域之首。
第一，國內旅游人次增速和穩定性排名第一。2019年，亞太地區國內旅游人次為76.08億人次，同比增長5.2%。預測2020年，亞太地區國內旅游人次將達到79.89億人次，同比增長5.0%。
第二，國內旅游收入增速趨勢排名第一。2019年，亞太地區國內旅游收入達到1.6萬億美元，增速達到2.5%，預測2020年將達到1.7萬億美元，增速為4.3%。從長期趨勢來看，亞太地區國內旅游收入總量和增速均領先于其他四個地區。
第三，旅游總收入相當于GDP的比重增速排名第一。
歐洲旅游總收入相當于GDP的比重從2005年的8.0%下降到2019年的7.6%，下降0.4個百分點;亞太地區旅游經濟相當于GDP的比重從6.4%增長到7.0%，增長0.6個百分點;美洲地區旅游經濟相當于GDP的比重從6.1%下降到5.5%，下降0.6個百分點;非洲地區旅游經濟相當于GDP的比重從6.7%下降到5.1%，下降1.6個百分點;中東地區旅游經濟相當于GDP的比重從5.9%增長到6.2%，增長0.3個百分點。
2.3 美洲：“一穩二降”，旅游發展日漸式微。
從長期趨勢來看，美洲地區旅游業發展日漸式微：國內旅游人次長期平穩低速增長，2006年以來，美洲地區國內旅游人次增速在[-1.2%-5.4%]之間;入境旅游收入增速處于下降趨勢，2019年增速僅為0.2%;旅游總收入相當于GDP的比重長期而言處于下降趨勢，2019年這一比例下降到5.6%，預計2020年，將繼續下降為5.5%。
2.4 非洲和中東：全球旅游的長尾，不穩定性突出。
中東和非洲接待入境旅游人次之和不足全球入境旅游總人次的1/10，且其發展波動性較強。2006年至2019年之間，中東入境旅游人次增速的最高峰值（2008年，19.4%）和最低峰值（2011年，-17.6%）相差37個百分點;非洲入境旅游人次增速的最高峰值（2010年，8.7%）和最低峰值（2015年，-3.3%）相差12個百分點。
3 新興經濟體在全球旅游經濟中的地位更加凸顯
3.1 新興經濟體入境旅游人次占比趨近一半，入境旅游收入占比接近四成。
2019年，新興經濟體接待入境旅游人次占全球接待入境旅游人次的比例為46.2%，預計2020年這一比例將增至47.4%。2019年，新興經濟體入境旅游收入占全球旅游總收入的比例為39.3%，預計2020年這一比例將有所上升，將為39.7%。
3.2 新興經濟體拉動社會經濟發展的作用更強。
2019年新興經濟體旅游總收入增速為2.0%，高出發達經濟體1.4個百分點，旅游總收入相當于GDP的比重為7.0%，高出發達經濟體0.5個百分點。預測2020年，新興經濟體旅游總收入增速上升到4.7%，高出發達經濟體1.9個百分點，旅游總收入相當于GDP的比重為6.9%，高出發達經濟體0.5個百分點。
4 全球旅游經濟高度集中于T20國家
課題組將全球各個國家中旅游總收入排名前20位的國家稱之為T20國家?？傮w來看，全球旅游經濟80%集中于T20國家，國內游是T20國家的旅游經濟支柱，旅游穩步促進T20國家的經濟發展。
以入境旅游收入占國家旅游總收入的比例、入境旅游收入占國家旅游總收入比例的年均增速[1]作為兩個衡量維度，將T20國家劃分為入境驅動型旅游國家、國際國內雙驅動型旅游國家（國內旅游和入境旅游雙輪驅動）和國內驅動型旅游國家。
5 T20國家呈現出不同的旅游發展趨勢
分析T20國家的旅游發展趨勢，可將其歸為如下四種類型：
一是一美國為代表的“低速穩增型”;
二是以中國、印度、菲律賓為代表的“減速緩增型”;
三是以德國、日本、英國、意大利、巴西等為代表的“正負增長交替型”;
四是以法國、墨西哥、澳大利亞、西班牙、加拿大、韓國、土耳其、俄羅斯等為代表的“收入波動型”。
6 旅游服務貿易與全球服務貿易發展基本同步
旅游服務貿易出口與服務貿易出口增速波動趨同，兩者峰值均出現于相同的年份。2006年以來，旅游服務貿易出口相當于全球服務貿易出口的比例較為穩定，均在30%左右。
美國和中國在服務貿易出口國和旅游服務貿易出口國中均位列前兩位。英國、德國、法國、日本、意大利、印度、墨西哥、西班牙也是重要的服務貿易出口國和旅游服務貿易出口國。
近年來，美國挑起的中美經貿摩擦也波及到中美旅游服務貿易的發展。2017年美國對中國旅游服務貿易出口為353億美元，同比增長4.1%，增速較2016年下降6.3個百分點，這一增速近10多年來首次降到10%以下，2018年美國對中國旅游服務貿易出口增速繼續下降至3.0%。
同時，2018年中國赴美旅游人次首次出現負增長，增速跌至-6.0%
不過，中美貿易摩擦似乎并未影響到美國赴中國旅游人次的變化，據統計，2018年美國赴中國旅游人次增速達到7.4%，比2017年（2.8%）高出4.6個百分點。
7 WTCF樣本城市在全球旅游格局中扮演重要角色
城市作為游客的來源地、旅游產業和要素的聚集地、重要的旅游目的地，在全球旅游發展格局中扮演著重要角色。以世界旅游城市聯合會（WTCF）100個樣本城市為例，窺見城市在全球旅游發展中所發揮的重要作用。
7.1 WTCF樣本城市入境旅游占全球入境旅游三至四成。
2018年，世界旅游城市聯合會100個樣本城市所接待的入境旅游人次占全球入境旅游總人次比重達到42.2%，入境旅游收入占全球入境旅游總收入比重達到29.8%。
7.2 WTCF樣本城市國內旅游占全球國內旅游三成以上。
2018年，WTCF樣本城市接待國內旅游人次占全球國內旅游總人次比重達到39.9%，國內旅游收入占全球國內旅游總收入比重為31.3%。
7.3 中國、西班牙和美國樣本城市接待入境旅游者最多。
2018年，中國、西班牙、美國分別接待入境旅游者9676萬人次、6368萬人次和4489萬人次。
8 旅游投資的時代拐點已經到來
8.1 巨頭破產標志著一個時代的終結。
“20世紀的經濟和組織模式”無法滿足“21世紀消費者旅游的私人訂制需求”，導致英國Thomas Cook 、歐洲法國藍色海岸航空公司（Aigle Azur）、特大航空（XL Airways）和在線酒店預訂平臺愛遨網（Amoma）等企業先后宣布倒閉或破產。
8.2 科技驅動帶來旅游創投積極布局。
科技與旅游的融合創造了許多新的旅游產品和服務。越來越多的企業成立孵化器、加速器、投資基金，試圖借助其品牌影響力、行業資源、資金支持吸引創業公司入駐、并對其進行培育和孵化。
8.3 多領域巨頭開始回歸聚焦主業。
迪士尼在財報中披露2019年投資性現金支出將主要用于投資美國本土和海外的迪士尼樂園建設;默林娛樂投資馬來西亞和韓國的樂高公園;銀河集團計劃投資15億美元改造其澳門銀河項目;拉斯維加斯金沙集團計劃耗資22億美元在澳門建設四季酒店;六旗集團購買Premier Parks的5座公園租賃運營權。
8.4 酒店和OTA并購猶熱但風格迥異。
2018年酒店業并購案例占據旅游業并購top10的六席，OTA并購頻度更高，5億美元以下“小而美”的并購大受青睞。萬物互聯的時代，OTA公司并購整合會繼續活躍。
8.5 亞太地區城市吸引了最多的旅游投資。
2018年，亞太地區城市的年旅游投資規模最大，達到1406億美元，占全球城市旅游所吸引投資總額的48.2%。中國和美國是旅游投資的熱土。2018年，中國城市的年旅游投資總額最高，達939億美元，其次是美國，其年投資總額為440億美元。
9 2020年全球旅游經濟面臨不確定性并將實現微幅增長
地緣政治風險、貿易摩擦風險、區域性社會矛盾以及其他不確定性因素問題等將成為掣肘2020年旅游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英國新政府的首要目標是在2020年1月31日使英國順利脫離歐盟?！懊摎W”的目標雖然明確，但進展仍不明朗，而這一進程及其結果將對英國和歐元區的經濟表現產生影響，并進而影響其旅游業;盡管中美貿易摩擦有緩解傾向，但前景依然撲朔迷離;多個地區存在各種社會矛盾和沖突，給全球旅游經濟增長帶來諸多挑戰。
考慮到旅游需求的剛性和旅游業自身發展的韌性以及各國對旅游發展的重視，預計2020年全球旅游經濟增速將為3.6%，比2019年高出2.4個百分點，其中入境旅游收入增速將達到4.7%，比2019年高出3.6個百分點。全球旅游經濟的小幅增長將主要依賴于亞太地區和新興經濟體市場。
世界經濟論文范文第3篇
2010年世界經濟將呈現恢復性增長
受國際金融危機影響，2009年世界經濟出現全面衰退，特別是主要發達經濟體，上半年出現了近代歷史上最為嚴重的全面衰退。但隨著各國經濟政策的落實及政策效果的顯現，自下半年起國際金融市場漸趨穩定，消費和投資開始緩慢恢復，經濟下滑速度放緩并逐步走穩，致使全年全球經濟下跌速度低于預期。據2010年4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最新估計，2009年全球經濟整體下滑0.6％(見表1)，明顯好于之前預測的－1.3％和－1.1％。鑒于世界經濟最脆弱的時期已經過去，主要國家資本市場逐步回穩、制造業生產開始恢復、進出口貿易已顯著上升，預計2010年世界經濟將呈現恢復洼增長，經濟增長率有望反彈至4.2％。
全球經濟衰退導致全球需求減少、貿易保護措施增加、貿易融資減少，以原油為首的原材料價格下跌，相關產品的貿易額明顯下降，2009年全球貨物貿易額跌幅達23％，總額跌至12.15萬億美元，扣除匯率和價格因素，世界貿易下降12.2％，為70多年來的最大降幅。其中，美國下降13.9％，歐盟下降14.8％，日本下降24.9％，均高于世界平均降幅。進入2010年，隨著世界經濟的恢復，主要國家貿易開始增長。第一季度，日本、巴西、中國、韓國、美國、德國和俄羅斯的貨物貿易出口同比分別增長48.2％、25.8％、28.7％、36.2％、20.2％、16.9％和82.7％；進口增長率分別為22.5％、36％、64.7％、37.3％、21.4％、12.0％和17.7％。今年以來，貨物貿易增長較多的產品是礦產品和機電產品。WTO預計，2010年世界貿易將增長9.5％。其中，發達國家的出口預計增長7.5％，世界其余國家的出口預計增長約11％。但世界貿易總額難以回到2008年經濟危機前的水平。
全球金融危機對外國直接投資(FDI)造成沖擊，投資規模大幅度下挫。據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UNCTAD)發布報告顯示，2009年全球FDI(外國直接投資)從2008年的1.7萬億美元降至1.04萬億美元，下降39％。其中，流入發達國家的投資繼續大幅下挫41％。流人發展中國家和新興經濟體的投資也分別下降了35％和39％。美國吸收的外國直接投資為1370億美元，較2008年下降57％。從2008年中起，全球范圍內爆發了跨國公司總部的撤資潮。受金融市場萎縮和現金短缺的影響，作為FDI增長“發動機”的跨國并購大幅減少。2009年上半年，全球10億美元以上的跨國并購案只有40宗，不到2008年同期數據的1/3。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的報告認為，隨著投資環境和自身經營狀況不斷改善，預計全球外國直接投資2010年可能出現溫和反彈，2011年將增長強勁。在國際資本的地區流向上，中國及其他亞洲新興經濟體將依然是最有吸引力的地區之一。農業、服務行業、采礦業等會是未來投資的重點，而制造業方面恢復的速度相對稍慢。
當前世界經濟貿易發展中值得關注的主要問題有：
世界經濟最壞的時期已經過去，世界經濟恢復明顯好于預期，但鑒于此次經濟危機的實質是全球經濟結構矛盾的總爆發，有很多內在深層次原因和矛盾短期內仍無法得到有效解決，世界經濟復蘇之路仍充滿坎坷。
1、政策退出時機的選擇問題。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后，美歐日等發達國家以及包括中國在內的新興經濟體展開了規模龐大的救市行動。隨著世界經濟逐漸企穩，宏觀政策走向成為2010年關注焦點。2010年全球經濟恢復的步調和規模，很有可能取決于貨幣政策、財政政策的退出節奏。對美國和歐元區來說，由于金融機構的風險還沒有完全出清，很多金融機構還存在虧損；經濟盡管回升，但也沒有完全走上強勁持續復蘇的道路，特別是失業率依然很高，貿然退出可能會給經濟帶來二次衰退風險。對于大多數發展中國家來說，如果退出戰略實施得過早，即在私人消費和投資尚未能有效成為經濟復蘇的推動力之前實施退出，經濟復蘇將可能因此而夭折。但若退出戰略過晚實施，龐大的貨幣供應將導致全球經濟出現通脹，并出現新的資產泡沫。預計短期內，主要發達國家實施大規模退出策略的可能性極低。對一些經濟恢復情況依然不理想的國家，比如英國、俄羅斯和日本等，還可能進一步采取刺激政策，未來全球宏觀經濟政策走勢將日趨分化。
2、不斷加大的財政負擔。對應對金融危機，各主要國家不斷加大力度的政府財政安排，已使得政府開支迅速增加，財政赤字水漲船高。據《經濟學人》“全球政府債務鐘”，實時獲悉的全球公債情況。截至2010年2月，全球各國負債總額巳突破36萬億美元，預計2011年全球債務將超40萬億美元。包括美國、加拿大、日本以及歐元區都是負債狀況嚴重的國家，這些經濟體的負債率均已達到歷史高位。其中，2010年美國政府赤字已達到創紀錄的1.56萬億美元，占GDP的10％左右，這是自二戰以來的最高比例。目前歐元區政府赤字均已超過占GDP3％的參考“警戒線”。2010年，法國預算赤字將占GDP的8.2％；德國將占GDP的5.5‰歐元區總體赤字可能會超過GDP的7％，歐盟27個成員國中有20國出現赤字超標問題。日本政府總額債務將升至占其GDP的229％，高居發達國家之首。全球性赤字高企，伴隨的正是全球性債務的高漲。在經濟復蘇脆弱的形勢下，各國推出的削減赤字計劃，面臨諸多障礙與風險，各國試圖在“保增長”、“保就業”與“削赤字”三者之間取得平衡，顯得困難重重。
3、就業全面恢復仍需時間。金融危機給各國就業形勢蒙上巨大陰影，2009年全球就業形勢日趨惡化。歷次金融危機的教訓表明，在經濟開始復蘇后，通常還需要4年到5年的時間失業率才能逐步恢復到危機前的水平。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發表報告預計，2010～2011兩年時間內，經濟復蘇不會有效降低發達國家的失業率。2011年，發達國家失業率仍將保持約9％的水平。政府仍然需要實施刺激經濟計劃及其他政策，來彌補私營部門就業增長緩慢的問題。盡管2010年就業人數將有所增長，但新增工作崗位無法為不斷壯大的勞動力大軍提供足夠的就業機會。因此，失業率得不到有效降低。2009年，發達國家失業率為8舟‰預計2010年美國失業率很難降至9％以下。
4、貿易保護主義依然嚴峻。國際金融危機發生后，需求大幅萎縮，國際貿易出現嚴重下滑，加劇了各國之間的貿易競爭。一些國家和地區在擴大內需受阻的情況下，紛紛提出通過擴大出口來促進經濟盡快復蘇，甚至
通過本幣大幅貶值、增加各種形式補貼等手段提高本國產品競爭力，千方百計爭奪國際市場，國際貿易競爭激烈。為促進本國經濟盡早復蘇，各主要經濟體自顧性會進一步增強，將優先解決國內就業、產業發展等問題，持續出臺各種貿易限制措施和保護措施。目前由于世界經濟尚未完全走出經濟危機的陰影，貿易保護主義在一些領域依舊存在，且有將保護主義手段延伸至更多領域，如匯率、知識產權以及低碳與環保節能等方面的可能。從歷史上危機過后的經驗來看，一旦貿易保護主義、投資保護主義、金融保護主義、就業保護主義等措施出臺，即使這些措施會自行退出歷史舞臺，依然還會在很長時間內繼續延續，因此，即使世界經濟走出衰退，世界自由貿易的繁榮依然任重道遠。
5、通脹壓力進一步加大。受世界經濟并未徹底走出衰退、消費乏力、資本市場仍舊動蕩等因素的影響，2009年全球范圍內并沒有出現真正的通貨膨脹。但是，隨著世界各國的經濟狀況的進一步好轉，2010年通脹出現的可能性較大。特別是發展中國家很可能重新踏上高速增長之路，對原油、黃金以及其他大宗商品的需求會急劇增加。此外，隨著新的監管措施的出臺，金融創新將受到嚴格審核，而且金融機構的去杠桿化過程還會繼續，因此金融衍生產品的投資機會相對有限。在此背景下，市場投機力量只能進入大宗商品市場尋找機會，從而推高價格，并可能帶來新一輪的投機泡沫。另外，為鞏固世界經濟復蘇勢頭，各國暫時不會大規模采取退出政策，一些經濟恢復緩慢的國家甚至還可能加碼宏觀政策以刺激經濟復蘇，因此全球流動性將保持充裕。與此同時，很多國家因救市而產生的巨額債務問題凸顯，由于這些國家的債務基本采用本幣計價，在發行新債、增加稅收或出售資產都不能解決債務危機的情況下，可能會通過印鈔的形式還債，這將進一步加劇流動性過剩的局面。
主要國家和地區經濟前景
美國：盡管美國經濟在第四季度強勁增長5.9％，創下6年來的最高季度增長水平，但由于前兩季度的嚴重衰退，2009年美國經濟依舊下降2.4％，是1946年以來表現最糟的一年。個人消費支出增長、出口擴大、民間庫存投資恢復、企業固定投資增加是第四季度美國GDP增長的主因。而這一態勢已延續到2010年第一季度，美國GDP增長率為3.2％，連續第三個季度保持增長。個人消費正在取代個人投資，成為促進美國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3月份的非農就業人數增加16.2萬人，是2007年3月以來的最大增幅，進一步證明美國經濟最困難的時刻已經過去。但徘徊在10％左右的失業率依然是美國經濟的隱憂，因此美國經濟復蘇仍然被廣泛認為是脆弱的，美聯儲仍需維持低利率來支持經濟。自2008年12月以來，美聯儲一直將基準利率維持在0～0.25％的歷史最低水平，目前仍然重申其將在“更長時期內”維持極低的利率水平。
歐元區：在政府實施的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刺激下，在庫存增加和出口增長的帶動下，2009年第三、四季度，歐元區GDP環比止跌回穩，但全年經濟增長仍然是下降3.9％。進入2010年，受德國和法國經濟增長及出口訂單推動，歐元區3月制造業采購經理人指數由2月的54.2增至56.6，為40個月來最高水平，表明產出有所擴張。今年一季度，德國國內生產總值實現了0.2％的微弱增長，經濟狀況好于預期。但歐元區的就業數據遠非樂觀：歐元區2月失業率由1月的9.9％增至10.0％，這是1998年8月以來的最高水平。其中，西班牙為19％，法國為10.1％，意味著歐元區企業仍面臨疲弱需求，復蘇強度仍不足以抑制企業裁員。希臘債務危機加重歐元區經濟恢復的難度，加上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及愛爾蘭的財政狀況同樣艱難，因此希臘援助計劃不會結束歐元區的憂慮形勢。在宏觀經濟與結構相對疲軟的環境下，大規模財政危機已經傷及歐洲國家信用可靠度，歐洲的國家財政問題隨時可能蔓延到希臘以外的地區。在希臘債務危機和歐元區經濟疲弱復蘇的雙重壓力之下，歐洲央行也難言加息。預計2010年歐元區整體GDP增速為1.2％，估計在發達國家中表現最差。另外，多年來歐元區各成員國不斷增加財政支出等財政舉措，最終將成為該地區的財政負擔。隨著各國政府對人口老齡化等相關方面支出的預期增長，中長期財政負擔也越來越大，公共債務持續大幅增長將對歐元區經濟增長與穩定帶來嚴重威脅。
日本：由于受到全球金融危機影響，2009年第一季度日本GDP增長率大幅下滑8.8％，拖累全年經濟下滑超過5.0％，成為二戰后的最大降幅。進入2010年，隨著世界經濟的恢復，受到出口需求提升及政府優惠措施的刺激，外需成為日本經濟增長動力。2010年第一季度日本實際國內生產總值(GDP、季節調整)比上季度增長1.2％，換算成年率為4.9‰連續4個季度實現正增長，經濟復蘇勢頭更趨明顯。其中，個人消費增長0.3‰企業設備投資增長1.0％。內需對GDP增幅的貢獻度為0.6％，外需為0.7％。從全年看，隨著經濟復蘇，資金需求最終將恢復上升，但在通縮仍將持續的情況下，日本央行仍將面臨各方面要求其進一步放寬貨幣政策的壓力，而日元升勢可能持續。日本民間經濟學家預計，2010全年經濟增長1.6％。
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盡管大多數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都受到這次金融危機的拖累，但亞洲的主要新興經濟體引領了全球經濟的復蘇。撒哈拉以南非洲的許多發展中國家在2009年只經歷了溫和下降。由于許多新興市場較快恢復了健康增長，流入這些市場的資金呈現回升，部分緩解了資金壓力。從2009年3月份至今，各國新興經濟體股市率先收復失地。得益于國內需求和良好的經濟基礎，南美地區受經濟危機拖累較為緩和。民間消費與投資使得該地區2009年經濟呈現增長。世界銀行預計發展中國家有望走向相對強勁復蘇，2010年預計增長5.2％，2011年預計增長5.8％、均高于2009年的1.2％。其中，中國經濟2009年增長8.4％，明后兩年則可望保持9％的高速增長。這在世界各國中首屈一指，也高于印度今明兩年7.5％和8.0％的增幅。隨著世界經濟的恢復，國際市場商品價格的上漲，非洲地區出口上升將帶動其經濟、特別是與亞洲國家和地區貿易的擴大，2010年非洲地區經濟也將恢復增長。由于世界經濟復蘇仍相當疲軟，前景面臨諸多不確定性，必須警惕陷入再次衰退和出現新一輪資產泡沫的可能。此外，就業市場依然疲軟，失業率將居高不下。金融市場雖有所穩定，但依然虛弱，而迪拜的債務風波和希臘、墨西哥主權信用評級下調提醒人們潛在的金融風險。與此同時，由于新興亞洲強勁恢復，其他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經濟體也開始恢復，全球金融條件有所改善。預計商品價格進一步上升，通脹壓力加大。IMF預計，2010年，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經濟體，通脹將上升到6.25％。
世界經濟論文范文第4篇
摘 要：本文探討了我國經濟周期性波動對產業結構失衡和調整的影響。本文在科學界定我國經濟周期性波動這一典型事實后，基于波動周期階段分別對我國產業結構和產業失衡度的變化進行分析。實證結果表明，我國產業結構變動與經濟周期性波動之間存在較強的相關性；經濟周期性波動是造成我國產業結構失衡的基本原因。由此，本文提出了在經濟周期性波動中實現我國產業優化調整和平衡發展的政策建議。
關鍵詞：經濟周期；產業結構；產業結構失衡度
一、引 言
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的三次產業結構變化可分為兩個時期。第一個時期是建國之初到1978年，我國一、二、三產業在GDP總量中所占比重由1952年的53∶18∶29變為1978年的31∶45∶24[1]。這個階段中，我國產業結構的變動特點表現為第二產業迅速擴張，成為國民經濟的基礎產業；農業在經濟中的地位有所下降，但是仍然占有主導作用；服務業相對于其他產業增長速度過慢，成為輔助產業。第二個階段是改革之初到現在，一、二、三產業在GDP總量中所占比重由1978年的31∶45∶24變為2006年的12∶49∶39。在這段時間內，我國的服務業增長迅速，工業平穩發展，而農業在國民經濟中所占比重急劇下降，反映出我國產業結構層面優化的趨勢。而在長期產業結構變動的同時，我國三次產業之間及產業內部的短期結構性質呈現出一定的波動特征[2]。此外，相同的時間序列中，在經濟總量層面上，我國的經濟增長也可以分為相同的兩個階段。建國初期到1978年的改革開放初期，我國經濟增長率波動幅度較大，以百分之零為界點，上下波幅達到20%以上；而在第二個階段，即改革開放初期到現在，我國經濟增長率的波動幅度較第一階段有所平穩，大體在10%左右波動，波幅不超過6%。從這些數據我們可以得到一個基本的結論：從長期來看，我國經濟結構性變化和總量變化之間存在較強的相關關系；但是，短期的結構波動和總量波動之間的關系卻很難確定。
結構變動和周期波動是經濟運動的兩種基本形式，社會經濟系統正是在結構變動和周期波動中實現經濟的增長和發展。從長期來看，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過程，不僅體現為經濟總量的增長，而且伴隨著產業結構的成長。而從短期來看，這兩個問題就變成經濟總量的波動問題和產業結構的短期調整問題。按照一般理論，變量如果在長期概念中具有相關關系，那么它們在短期也存在一定相關性。但是，現有的研究主要集中于長期經濟發展和產業結構調整的相互關系，比如配第和克拉克發現，隨著經濟發展，通過勞動力的產業間流動，一國產業結構將出現一個長期變化的過程；庫滋涅茨通過經驗研究證明了配第—克拉克定律的現實科學性；而羅斯托則發現產業成長與一國經濟發展具有很強的相關性。與此相對的是，對于產業結構和經濟波動的短期效應分析較少實際上已經有經濟學家在一定程度上涉及到了這些問題，如前蘇聯研究經濟周期的專家門德爾遜在《經濟危機的周期理論與歷史》（第一卷上冊）中就曾分析過歷次周期中各個部門開始衰退與復蘇的時間和波動幅度的變動；美國NBER的專家們在某些研究中也涉及到了這一問題。，這就是本文準備剖析的基本問題。
一般而言，經濟周期是指一定時期內市場經濟活動不斷重復從復蘇、擴張、收縮到衰退這一循環過程的內在變化規律。經濟增長的結構指標反映經濟增長過程中的結構狀況。經濟結構不合理，就會對經濟的發展產生制約作用，形成瓶頸現象。因此，通常要使經濟發展過程中各產業的發展保持一定的比例關系，做到協調發展。這里的產業結構平衡主要是指第一產業、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工業和農業，重工業中采掘工業、原材料工業和加工工業，工業和能源，工業和交通運輸業，工業和建筑業，工業和商業，工業和科學教育等產業相互之間的平衡問題。理想的情況應當是各產業基本上供需平衡，不存在瓶頸制約現象。
本文將對我國經濟周期波動與我國產業結構調整及其失衡之間的相互關系進行分析，從而把握經濟周期與產業結構之間的內在聯動機制，為我國產業結構優化調整和經濟健康平穩發展提出相應的政策建議。
二、我國經濟周期性波動的基本階段確定
經濟周期是經濟長期增長的短期波動表征，經濟學界主流理論認為經濟周期的存在具有一定的客觀性。而對于我國的經濟周期而言，我國學者雖然對經濟周期的具體劃分有微小差異，但是大多數學者都認同我國經濟周期存在這一客觀事實。
我們利用1953—2006年我國GDP的增長率波動來分析我國經濟運行的周期波動。從圖1中可以看出，我國經濟增長中存在著明顯的擴張和收縮的重復交替。因此，可以基本斷定，我國經濟發展中存在著周期波動的典型事實。
（一）我國經濟周期的整體階段界定
從圖1我們可以直觀地看到，我國經濟波動的特征在改革開放之前和之后具有較明顯的差別。為了進一步描述我國經濟波動的整體階段性特征，本文將運用二階線性自回歸計量方法，對改革前后兩個階段我國經濟波動的特質分別進行數量刻畫。
單位根檢驗結果顯示，改革開放前后GDP增長率在5%的水平下都是平穩的時間序列。由此，我們對改革開放前后的GDP增長率進行二階線性自回歸計量（AR（2）），得到如下的回歸結果：
通過經驗研究，關于我國經濟周期的整體階段界定，我們可以得到以下三個基本結論：
（1）改革開放前后的回歸方程中，滯后一、二期經濟增長率的斜率的絕對值都小于1，并且經濟增長率的斜率系數的符號正好相反。前者說明我國經濟增長內在的具有衰減型波動特征；后者表明經濟周期波動是經濟系統內在的加速力和減速力共同作用的結果。
（2）滯后一期經濟增長率的斜率系數的絕對值大于滯后二期的經濟增長率的斜率系數的絕對值，說明改革前后經濟增長率的震動幅度都趨于縮小。
（3）二階線性自回歸方程中的截距在改革后比改革前大，意味著我國經濟周期波動的平均位勢在改革后內在地高于改革前。滯后一、二期經濟增長率的斜率在改革后分別是改革前的1．7、1．24倍，這表明改革后周期擴張的速度相對于收縮的速度比改革前大。
（二）我國經濟周期的具體階段性劃分
為了進一步確定我國具體經濟周期階段性劃分，我們根據“復蘇—復蘇”這一經濟周期劃分常用標準，1952—2006年，將我國經濟周期劃分為10個階段，具體劃分如表2所示。
根據表2，建國后我國經濟周期可以大體分為10個階段。其中，在1991年之前，我國的經濟增長一般是3—5年為一個周期，經濟波動頻數較大；1991年之后，我國經濟周期性波動頻數明顯下降，波幅也呈縮減趨勢。同時，改革開放前，我國經濟波動幅度較大；而改革開放后，我國經濟波動振幅較為平穩，顯示出較穩定的波幅。
所以，我國的經濟增長呈現出比較顯著的周期性波動特征，這成為我國經濟增長的典型事實。此外，我國經濟增長周期性波動具有“非平穩”的特性，這一特點必定對我國整體經濟發展及部門結構變化產生一定的影響。
三、我國經濟周期性波動中的三次產業結構變動
配第和克拉克最早提出了我們通常說的三大產業演變趨勢：隨著社會的發展，第一產業所占份額（無論是產值份額還是就業份額）都存在不斷下降的趨勢；第二產業份額迅速增加，然后趨于穩定；第三產業則處于持續增加的趨勢。而根據主流的發展經濟學理論，隨著一國經濟發展階段的變化和國民收入的變動，該國的總體產業結構將產生相應的調整。而無論從供給層面的經濟發展還是需求層面的國民收入變化，經濟增長是實現這兩大轉變的基本經濟基礎。所以，經濟增長的波動性通過影響經濟發展階段的設定和國民收入的變化，將間接推動一國產業結構的變動。那么，我國產業結構變動是否符合這樣的一般理論邏輯，還是有其自身獨特的發展規律呢？我們將考察三次產業結構在經濟周期波動中的變動情況。
注：這里的第三產業包括交通、運輸、倉儲、郵電業和批發零售貿易餐飲業；P、T為一般周期的波峰、波谷，p、t為短期波動的波峰、波谷。
從表3中可以得出以下結論：
（1）我國第一產業占GDP的比重總體上呈現出逐漸下降的趨勢，從1952年的50．5%下降到2006年的11．8%，并且第一產業的比重在擴張期減少（因為第一產業的擴張速度低于總體經濟的擴張速度），在收縮期增加（第一產業的收縮速度低于總體經濟的收縮速度）。在1953—2006年的12個周期階段中，第一產業比重符合擴張期較少、收縮期增加這樣一般規律的有8個，占66．7%，并且周期的波峰都低于前期的波谷。
（2）第二產業占GDP的比重總體上呈現出逐漸上升的趨勢，從1952年的20．9%上升到2006年的48．7%。第二產業的比重表現出在擴張期上升（因為第二產業的擴張速度高于經濟總體的擴張速度），收縮期下降（第二產業的收縮速度高于經濟總體的收縮速度）。在12個周期中，第二產業比重符合擴張期上升和收縮期下降這一一般規律的有9個，占75%。
（3）第二產業與第一產業所占份額的周期變動呈現出相反的變動方向，說明我國第二產業的波動幅度大于第一產業的波動幅度，從而使一個正周期性波動產業第一產業成為一個逆周期性不敏感波動產業。
（4）第三產業占GDP的比重在改革開放前呈現出逐漸下降的趨勢，在1979年以后這一比重又開始逐漸上升。1979年前表現出的這一趨勢是與經典的產業結構理論不一致的，因為在我國1979年以前，我國視商品經濟為資本主義的東西，不應該在社會主義國家發展。在這種自然經濟思想和左傾路線的指導下，大砍商業、壓抑非國營貿易，使與商品流通有關的第三產業遭到嚴重損害。整個第三產業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和地位出現相當程度的下降，甚至工農業的劇烈衰退都不能使第三產業的比重有所上升。1979年以后，我國開始認識到商業的重要性，商業開始得到大力發展，也開始呈現出隨著社會的發展，第一產業比重下降，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比重上升的正常發展規律。
從表4可以看出，在第二產業內部，與工業相比，建筑業的比重在擴張期上升、收縮期下降的趨勢更加明顯，其所占份額的變動幅度更大，建筑業在波峰期的比重平均為4．5%，波谷期其比重平均為3．73%，波峰期所占比重是波谷期的1．21倍。工業份額在波峰期的比重平均為35．3%，在波谷期所占比重平均為34．9%，波峰期所占比重是波谷期的1．01。所以說建筑業的波動更大。另外，從表4中的工業和建筑業產值增長率中也可以看出建筑業的波動幅度大于工業波動幅度，建筑業在20世紀70年代前表現出明顯的對稱性正周期性波動，以后就表現出明顯的正值型正周期波動，而我國工業一直表現出正值型正周期波動。
由此，我們可以直觀地看到，在我們分析的時間序列當中，我國的產業結構變動和經濟周期性波動之間具有比較顯著的相關關系。
四、我國經濟周期性波動中的三次產業結構失衡
根據前面的分析可見，在我國，經濟周期波動與產業結構變動之間存在著非常密切的關系。然而，經濟的快速增長往往會加劇產業結構的失衡， 如何在經濟周期性波動中實現各產業平衡發展，成為一國經濟調控的主要目標。為了描述我國經濟周期性波動中產業結構失衡的具體情況，本文將對我國產業之間的失衡程度進行量化分析，并進一步剖析我國產業結構失衡中經濟周期性波動的具體影響程度。
為了對產業結構失衡進行核算，我們首先用權重法對經濟增長率進行重新定義。如果以G表示經濟增長率，gi表示各個行業的產值增長率，ρi表示各個行業在總經濟中所占的份額，那么，以權重法表示的一國經濟增長率的具體核算公式為：G=∑ρigi。同時，經過相應的推導可以得出產業結構失衡度（用Imbalance表示），則Imbance=∑ni=1ρ2i(gi-G*)2/n-1。其中，G*為結構平衡時的經濟增長率，也就是最佳的經濟增長率。
我們根據第一部分中所得出的經濟增長率計算出經濟增長率的最佳值，然后根據上述公式計算出失衡度，并在1956—2006年時間序列中對比我國經濟增長率和產業結構失衡度的數值運行趨勢，表述為圖2和表5。
從圖2和表5可以看出，我國三次產業的失衡度在長期是逐漸下降的，而且失衡度的波動在近幾年趨于平穩狀態。在20世紀50年代末到70年代是我國產業結構失衡度比較高且波動幅度較大的時期，也是我國經濟增長率波動較大的時期。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其波動縮小，經濟總體增長率的波動也較小，并且在短期波動中呈現下降的趨勢，說明我國的產業結構平衡度與前期相比有了很大的改善，并且其波動與經濟的穩定性有關。此外，在我國經濟增長的波峰與波谷階段，產業結構失衡度平均值為3．65，其它時期的平均值為2．2，這說明在波峰期和波谷期，產業結構失衡度大于其它時期的失衡度。產業結構失衡度最高（13．5和11．9）的1958年和1961年分別為波峰期和波谷期，結構失衡度較低的年份一般既不是波峰期也不是波谷期。
從以上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出，我國整體產業結構的優化有賴于經濟的平穩增長。當經濟增長發生強度波動時，我國的產業結構便處于失衡的現實狀態或者發展趨勢；而經濟平穩發展階段，我國的產業結構則處于漸進優化的趨勢。所以，經濟周期性波動頻次減少和波幅下降是我國產業平衡發展的基本條件，經濟平穩發展的環境下才能保證我國產業結構的漸進調整和逐步優化。
五、在經濟周期性波動中實現產業結構調整
本文的實證分析表明，我國經濟周期性波動對我國產業結構具有較為顯著的影響。隨著我國經濟周期性的擴張和收縮，我國產業結構也呈現了周期性變動，特別是產業結構呈現周期性的失衡。在明確我國經濟周期性變動典型事實的條件下，對經濟波動階段的合理劃分為政府主動調整產業結構提供了信號，這其中包括調整對象、調整力度和調整時機等。
根據我們對經濟周期中產業結構的變動特點的分析和世界各國產業結構調整的經驗，在經濟周期階段當中，經濟擴張后期和經濟收縮前期是最容易對產業失衡造成影響的基礎環節，我國的結構調整要重點把握這兩個階段。同時，我們還要兼顧開放經濟條件下世界經濟周期通過影響國內經濟周期，間接造成我國產業結構周期性失衡。由此，從本文的實證分析中，我們可以得到以下關于我國在經濟周期性波動中實現產業結構優化調整的具體對策：
（1）經濟周期中的擴張后期，往往是基礎產業需求壓力最大的時期。在這個階段，農業與工業增長差異很大，結構關系最為脆弱，這時恰到好處的調整可以延長擴張的過程，防止產業鏈的突然斷裂。在擴張后期，生產要素已經被充分利用，社會已無閑置資源可供短線部門利用，這時結構調整目標應該是限制高速增長部門的增長，對建筑業和重工業實行財政和金融的適度緊縮，如降低投資規模等；同時，進行比較充分的增量調整，即把足夠的新增投資投放在短缺強度較高的農業和輕工業部門。所以，擴張后期的經濟調控和產業政策基本上是一種增量調整和結構性緊縮相結合的調整政策。
（2）經濟周期中的收縮前期是產業結構優化調整的最佳時機。第一，經濟衰退將產業結構調整的矛盾充分暴露，進行調整的政治壓力和社會壓力較小。第二，過度擴張部門和產能過剩部門利潤下降，競爭力不足，孕育著強烈的創新壓力。第三，由于產品和產能過剩，使得受經濟變動影響不大的農業、輕工業等比較容易擴大生產。通過存量和結構性擴張政策的結合，可以調整失衡的產業結構，又可推動我國經濟早日走出階段性收縮的低谷。
（3）隨著我國在國際上的地位和作用的提高和加強，世界經濟波動對我國經濟的影響主要通過世界市場即國際貿易這一渠道實現的；而伴隨著我國國際貿易量占世界總貿易量的增強，以及吸引外資的擴大，這一影響將會增強。我們不僅要采取相應的政策來規避世界經濟波動對我國經濟的消極影響，而且要充分利用世界周期波動的時機來促進我國產業結構的調整。利用世界經濟的衰退，引進比較先進的技術設備和價格趨于疲軟的原材料，促進我國產業結構的優化；利用世界經濟衰退帶來的資本相對過剩，引進條件比較優惠的外資，以加強我國短線部門行業的投資，緩解產業結構的失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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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韓淑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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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經濟論文范文第5篇
摘 要：主場外交是目前國際外交活動的關鍵組成部分，我國目前已經形成了多個具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形象的主場外交活動。中國通過積極的主場外交活動，不僅向全世界展示了中國作為世界大國的責任與擔當，同時，也對世界經濟發展帶來了積極推進作用。本文簡要對主場外交進行了分析，并分析了開放型世界經濟建設的關鍵性，探究了開放型世界經濟建設中主場外交的作用。
關鍵詞：經貿開放;世界經濟;對外開放;主場外交;作用
主場外交對于中國來說，是發展自身經濟并推動世界經濟的重要措施，同時也是中國在世界經濟領域發展與建設中扮演好負責任大國形象的重要途徑。通過主場外交的積極影響，讓世界上的發展中國家和經濟較為落后的國家經濟實力逐漸獲得提升，這是實現世界經濟穩步發展的關鍵因素。
一、主場外交簡析
主場外交通常是指在本國領土上召開的各類外交活動，能夠充分展示主辦國綜合國力，并最大限度利用好本土開展的這一主場優勢，在帶動本國健康發展的同時，增強與國際上其它國家和地區之間的經貿合作，推動世界經濟持續向好發展。隨著我國改革開放政策實施程度不斷提升，改革開放也徹底讓中國做到了“走出去”，也切實讓其它國家和地區“走進來”，中國在經濟領域的主場外交越來越多，每年中國的主場外交整體水平都在不斷進步，影響力和實際價值也都在持續提升。比如“博鰲亞洲論壇”、“上合峰會”、“中非合作論壇”、“G20杭州峰會”、“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等主場外交活動都取得了十分顯著的效果。
二、開放型世界經濟建設的關鍵性
我國陸陸續續開展了多次主場外交活動，這充分展現了我國的新形象、新氣象，同時也充分展示了我國作為世界大國的責任與擔當。當前的世界經濟正處于經濟全球化發展帶來諸多挑戰的復雜環境中，這給世界經濟發展帶來了較為明顯的阻礙，不僅不利于本土經濟的建設與發展，同時也不利于世界經濟的良好發展。在進行世界經濟建設與發展過程中，必須要始終保持開放型的理念和態度，始終堅持“共商共建共享”的世界經濟建設觀，世界各國攜手推動建設開放型世界經濟[1]。
個別西方國家的“單邊主義”、“保護主義”等負面主義思想并不利于世界經濟的建設與發展，相反會在破壞本土經濟的同時，對經濟全球化發展帶來較為明顯的阻礙。我國在多次的國際性經貿會議多次提出，要積極推進“開放型世界經濟”的建設，這在國際領域中獲得了比較大的共鳴和相應。尤其在2020年“新冠疫情”全球蔓延的情況下，全球經濟出現比較明顯的低迷問題，很多國家都面臨著“抗疫”和處理經濟問題的困境中，急需通過世界經濟發展來實現本國經濟的復蘇。從這一突發全球性公共衛生事件來看，經濟全球化是必然趨勢，各國經濟也不是獨立存在的，世界各國與地區要共同建立命運共同體，加強團結協作，實現合作共贏，不僅突出體現了做好世界經濟一體化建設的客觀性和必要性，也更加明確人類需要對世界經濟建設與發展進行一次前所未有的自我革命的緊迫性。
每個國家和地區對于經濟建設與發展存在爭議和分歧是十分正常的，開放型世界經濟建設正是解決這些客觀存在問題的正確途徑，也是必然措施。在開放型世界經濟條件下，各個國家和地區之間的交流與活動更加頻繁，而且始終保持同一個目的，都致力于推動世界經濟發展。在開放型世界經濟體系中，每個國家和地區的權利、義務、機遇都是公平的，每個國家和地區都在大量發展經濟機遇的基礎上，始終保持正確的競爭方式和意識，堅持貫徹執行公平競爭和良性競爭，這讓世界各國都愿意積極參與到共同發展經濟的行列中，也真正可以做到以大局為重、以集體利益為核心，致力于構建休戚與共的命運共同體。
三、開放型世界經濟建設中主場外交的作用分析
（一）展示中國發展實力，提高中國國際地位和影響力
中國在改革開放的四十余年來，我國的綜合國力有了明顯提升，無論是在經貿領域中，還是世界整體形象上都發生了巨大轉變。通過我國積極開展的各項主場外交活動，讓世界更多的國家和地區真切的感受到中國通過改革開放帶來的巨變，一方面通過主場外交活動向全世界展示了中國當前的發展實力，以及未來的發展方向和重心，另一方面也通過主場外交向全世界“講中國好故事”、“講好中國故事”，不斷在國際領域積極塑造積極、正面的中國形象，從而提高中國的國際地位、國際影響力以及國際上的話語權。借助主場外交這一主場平臺優勢資源，向全世界分享中國在建設開放型世界經濟的先進經驗和堅定決心[2]。
博鰲亞洲論壇是目前非常有影響力的國際會議組織，在成立的近二十年中，中國作為東道主國家，積極向組織各國宣傳中國在這些年發展經濟過程中的先進經驗，也始終致力于向世界各國講述中國改革開放的各種措施與策略，這不僅使我國在亞洲范圍內的形象與地位得到了明顯提升，同時也讓我國在國際領域中有了更多的話語權和正面形象，無論是亞洲各國還是世界上其它區域的國家都希望與中國展開更多經濟貿易合作。從整體效果上來看，每個參加博鰲亞洲論壇的各個國家都對在中國進行的論壇會議有著比較高的期待值，而且在論壇舉辦期間，每個參與國家都會共同向一個目標進行邁進。以“2019博鰲亞洲論壇”為例，論壇提出了“多邊合作”、“開放型世界經濟”、“一帶一路”、“科技創新”等多個關鍵詞，這對于促進中外雙邊友好合作，推動世界經濟發展有著積極意義。
我國從一個“一窮二白”的國家發展成為世界最大的發展中國家，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與我國改革開放有著極為密切的關聯，同時也是堅持經濟發展走“對外開放策略”的集中體現。我國青島、杭州、上海等城市承擔舉辦各類論壇、會議的同時，也在向世界展示我國的整體發展水平，和中國在推動世界經濟發展時所展現的積極態度，讓世界各國都真切看到中國在實施“開放型世界經濟”發展策略所獲得的積極效益，以及中國在建設開放型世界經濟時肩負起的大國責任與擔當。
（二）始終保持開放姿態，促進世界經濟交流整體水平
我國通過大量主場外交活動，加深了與世界其它國家之間的經濟貿易互動，也通過“一帶一路”方針政策，帶動了沿線國家的經濟不斷發展，使世界經濟始終在公平、安全、穩定的環境下進行發展。中國在主場外交活動中所扮演的東道主角色，比較好的發揮出了東道主作用和價值所在，根據當前世界經濟現狀問題，提出相關會議議題和論壇關鍵詞，合理安排會議地點，并促進各國深化落實項目交流合作，真正使世界各國經濟在中國的積極努力協調和推進間加深了合作。
“一帶一路”是我國根據我國國情和當前世界經濟實際情況所提出的世界經濟建設思路，“一帶一路”無論是給我國國內經濟還是世界經濟建設發展都帶來積極作用?！耙粠б宦贰睂崿F了世界經濟的多邊合作，打破了西方個別國家在建設世界經濟時的“單邊主義”禁錮，向世界各國積極宣傳中國在建設世界經濟時始終保持開放的姿態，絕不贊同經濟貿易保護主義思想，做好世界經濟貿易開放發展這一建設工作，積極推進世界各國間的經濟貿易合作。通過“一帶一路”政策帶來的積極影響，讓我國經濟發展有了更多機遇，同時也給世界經濟建設與發展帶來了新的能量，形成了多條“一帶一路”世界經濟建設道路。
由我國舉辦的第一屆和第二屆“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是世界經濟貿易中首個以“進口”貿易為核心的主場外交活動。一方面，通過博覽會讓世界各個國家都能感受到我國在建設世界經濟時所展現的“開放型”姿態，以及中國始終踐行改革開放的堅定決心;另一方面，也在世界范圍內釋放中國堅決反對“單邊主義”的積極信號，為世界經濟貿易發展帶來了極為明顯的推進作用?？梢哉f，通過主場外交的強大影響力，使中國逐漸成為世界經濟發展的核心[3]。
（三）推動國際貿易自由，推動世界經濟相互合作發展
在經濟危機之后，世界經濟出現了比較差的發展形勢，再加上個別西方國家的“貿易保護主義”機制，使得世界經濟不僅沒有實現復蘇，反而形成了更為混亂的局面。在此形勢下，中國提出的“多邊貿易”以及開展的“主場外交”活動，實現了世界經濟建設與發展的自由化和公平化，這是推動世界經濟保持持續向好進步態勢的關鍵因素。中國的“主場外交”之所以能夠在世界領域上產生比較好的形象與作用，是中國經濟建設發展始終保持開放性態度的重要結果，也讓博鰲亞洲論壇和上合組織會議等中國主場外交活動逐漸成為具有中國特色的國際會議品牌形象。中國所舉辦的各種主場外交活動，比如APEC峰會、G20峰會、上合峰會等主場外交活動，都充分展現了中國在國際領域中的地位和影響力，同時推動了世界各國之間的相互合作與發展，讓世界金融貿易合作有了更多機會，讓世界上的各個國家都能夠在建設世界經濟和建設人類命運共同體使保持高度一致性。
在主場外交活動中，不僅體現的是中國推動世界各國與地區經濟協調、統一發展的堅定信念和決心，以及始終堅持走“開放經濟”的基本發展思想。我國必須要堅持做好主場外交，選擇更多的城市作為主場外交活動舉辦地點，強化主場外交的開放程度，同時，根據當前世界經濟發展形勢，執行相應科學的會議方針、會議主題和關鍵詞，從而使主場外交真正對世界經濟建設帶來積極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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