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論文范文第1篇
4月8日上午，國家發展改革委召開專題新聞發布會，國家發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聞發言人孟瑋，體改司司長徐善長、副司長蔣毅，商務部條法司副司長蔣成華，海南省政府副秘書長李東嶼出席發布會，介紹支持海南自由貿易港建設放寬市場準入若干特別措施有關情況。按照《海南自由貿易港建設總體方案》要求，近日，國家發展改革委牽頭，會同商務部、海南省等制定《關于支持海南自由貿易港建設放寬市場準入若干特別措施的意見》（以下簡稱《特別措施》），經黨中央、國務院批準印發實施。這是我國全面實施市場準入負面清單制度以來，國家持續推動放寬市場準入限制的重要舉措，是“十四五”時期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重要內容，將對海南自由貿易港建設起到重要支持作用。
貫徹新發展理念 全力配合海南自貿港重大戰略落地
首先，徐善長介紹《特別措施》的總體情況，分為三個方面。
（一）出臺特別措施是縱深推進市場準入制度體系建設的重要舉措
我國全面實施市場準入負面清單制度以來，市場準入環節政府與市場的關系進一步規范，市場準入限制進一步放寬，市場主體活力得到充分激發。但同時也要看到，部分行業的準入門檻依然過高，“準入不準營”的隱性壁壘依然不少。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和今年《政府工作報告》都做出了“繼續放寬市場準入限制”的安排部署，《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于新時代加快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意見》（中發〔2020〕10號）明確要求，以服務業為重點，試點進一步放寬準入限制。通過試點先行的方式，探索出一套兼具放寬準入與完善監管的市場化改革模式，實現有效市場與有為政府更好結合。
黨中央著眼國內國際兩個大局，深入研究、統籌考慮、科學謀劃，做出支持海南逐步探索、穩步推進中國特色自由貿易港建設的改革開放重大舉措。習近平總書記對海南自由貿易港建設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對接國際高水平經貿規則，促進生產要素自由便利流動，高質量高標準建設自由貿易港。2020年3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海南自由貿易港建設總體方案》（中發〔2020〕8號），要求制定出臺海南自由貿易港放寬市場準入有關政策舉措。以海南作為放寬市場準入試點的先手棋，實行特別準入政策，支持海南大膽先行先試，探索更加靈活高效的市場準入政策體系、監管模式和管理體制，將推動海南樹立全國暢通市場準入的樣板，打造世界級市場治理的典范，以具有競爭力的治理模式，加速匯聚國內外高端要素，成為支持海南自貿港建設的重要基礎性制度安排。
（二）特別措施的主要內容和主要考慮
《特別措施》的研究制定，主要基于四方面考慮。
一是聚焦黨中央對海南自貿港的功能定位。中央明確，海南自由貿易港建設，要以發展旅游業、現代服務業和高新技術產業為主導，強調通過人的全面發展，充分激發發展活力和創造力，打造更高層次、更高水平的開放型經濟?！短貏e措施》將醫療、文化、教育、旅游等服務業作為重點，同時關注商業航天、種質資源、新能源等前瞻性戰略性行業，推出了一批創新性強的政策舉措，力求加快培育海南國際比較優勢產業，健全完善海南現代產業體系，加強高等教育、職業教育人才培養，服務國家重大戰略落地實施，為海南乃至全國經濟高質量發展提供不竭動力。
二是推動海南自貿港建設更好服務新發展格局。我們立足于將海南自貿港，以進一步放寬市場準入為抓手，推動打造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營商環境，以吸引更多的國內外企業家和創業者團隊來海南立業安家，穩定他們的投資預期與信心，將海南自貿港打造成強大國內市場建設的重要支點，打造成暢通國內與國際雙循環的戰略高地。
三是貫徹新發展理念，全力配合海南自貿港重大戰略落地。創新是引領發展的第一動力，《特別措施》進一步塑造海南發展新優勢，為科技創新驅動發展提供源頭活水。協調發展方面，《特別措施》根據全島不同區域資源稟賦優勢，通過放寬市場準入推動不同產業與市場梯次錯位布局，突出發展鄉村旅游與特色農業，促進全島城鄉協調發展。綠色發展方面，《特別措施》鼓勵新能源充換電網絡全島布局，這也是實現碳達峰、碳中和目標的重要舉措。開放發展方面，《特別措施》聚焦醫療、金融等服務業領域，賦予不同所有制主體一視同仁的準入待遇，有助于進一步穩預期穩外貿穩外資。共享發展方面，《特別措施》側重引導民生補短板項目，促進社會公平正義，保證全島民眾在共建共享發展中有更多獲得感，推動共同富裕。
四是以目標為導向注重解決現實問題?！短貏e措施》不是簡單放開負面清單上的準入事項，而是選定適合海南現階段發展需要的目標領域，以市場主體需求為中心，以加快產業落地為導向，針對產業鏈各個環節存在的體制機制問題，綜合提出放寬準入限制、優化準入環境、提供配套支持等一攬子政策措施，力求打通制約行業發展的難點、堵點，形成更加靈活高效的市場準入政策體系，推動政策舉措切實轉化為現實生產力。
《特別措施》共包含五大領域22條具體措施。一是醫療領域，共7條，分別是開展互聯網處方藥銷售、支持海南國產化高端醫療裝備創新發展、加大對藥品市場準入支持、全面放寬合同研究組織（CRO）準入限制、支持海南高端醫美產業發展、優化移植科學全領域準入和發展環境、設立海南醫療健康產業發展混改基金。二是金融領域，共2條，分別是支持金融業在海南發展、開展支持農業全產業鏈發展試點。三是文化領域，共4條，分別是支持建設海南國際文物藝術品交易中心、鼓勵文化演藝產業發展、鼓勵網絡游戲產業發展、放寬文物行業領域準入。四是教育領域，共3條，分別是鼓勵高?？蒲谐晒袌龌涞睾Ｄ?、支持國內知名高校在海南建立國際學院、鼓勵海南大力發展職業教育。五是其他領域，共6條，分別是優化海南商業航天領域市場準入環境、放寬民用航空業準入、放寬體育市場準入、放寬海南種業市場準入、支持海南統一布局新能源汽車充換電基礎設施建設和運營、開展鄉村旅游和休閑農業創新發展試點。
（三）完善配套措施確保特別措施扎實落地
《特別措施》涉及部門多、涉及面廣，推動落實是一項系統工程，發改委將繼續完善配套保障，確保各項措施落地見效。
一是健全工作機制。國家發展改革委將持續密切關注《特別措施》實施中的進展成效、存在問題，會同商務部等有關部門加強統籌協調和指導推動，各部門與海南省加強上下聯動，重要情況及時向黨中央、國務院報告。一些涉及部門多、實施環節多、協調要求高的措施，將由國家發展改革委會同有關部門共同推動。
二是壓實地方責任。海南省是特別措施的實施主體，要加強組織領導，針對每項措施制定具體實施方案，明確省內責任分工，周密安排部署，推動工作取得實效。相關措施中，明確要求海南省專門出臺配套政策的，海南省要抓緊研究出臺。涉及三亞崖州灣科技城、陵水國際教育先行區、博鰲樂城先行區等重點區域的，海南省要加大放權力度和協調支持力度，為改革營造良好條件。
三是強化法治保障?！逗Ｄ献杂少Q易港法草案》已經過全國人大常委會會議首次審議，《草案》對于在海南自由貿易港實施放寬市場準入特別措施設置了專門條款。國家發展改革委將積極配合有關立法工作，始終堅持在法治框架下指導推動《特別措施》實施，《特別措施》凡涉及調整現行法律或行政法規的，將報經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或國務院同意授權后實施。海南省要用好用足國家賦予海南的各項授權，及時調整相關地方性法規政策，確?！短貏e措施》順暢落地。
四是加強督促落實。海南《特別措施》能否取得預期效果，關鍵是抓落實，必須牢牢抓好措施落地各個環節，高位推動。國家發展改革委將會同商務部、海南省，以目標和結果為導向，持續督促落實，及時發現和解決新情況、新問題，確?！短貏e措施》按照黨中央要求落地見效。以上就是我把《特別措施》的有關情況跟各位記者朋友作一個介紹和匯報。
為海南自由貿易港打造更高層次、更高水平的開放型經濟提供重要的制度支撐
習近平總書記對海南自由貿易港建設給予殷切期望，多次作出重要批示、指示。近年來，海南省緊密圍繞黨中央、國務院決策部署，站在歷史賦予的更高起點謀劃和推進改革，下大氣力破除體制機制弊端，勇當改革開拓者、實干家，取得一系列歷史性成就。徐善長表示，按照《海南自由貿易港建設總體方案》部署要求，經黨中央、國務院同意，我委會同商務部聯合發布《特別措施》，這是支持海南自由貿易港建設的又一個重大政策紅利，是對海南乃至全國市場準入政策機制的突破性探索，是一項全新的制度安排，對其政策內涵需要深刻理解、準確把握。
一是著眼于直接服務自貿港特殊定位，精準推動海南發展。特別措施的“特別”之處體現在，是為海南自貿港建設量身打造的措施。緊密圍繞國家賦予海南建設全面深化改革開放試驗區、國家生態文明試驗區、國際旅游消費中心和國家重大戰略服務保障區的戰略定位，充分考慮海南獨特地理區位，突出精準性、有效性、開拓性，找準社會資本有進入積極性意愿和破除壁壘迫切需求的關鍵點，為海南自由貿易港打造更高層次、更高水平的開放型經濟提供重要的制度支撐。
二是著眼于特別措施不設條框，在“管得住”的前提下，切實放寬文化、醫療、教育等行業準入準營門檻，千方百計破除壁壘，有效充分激發市場主體活力。特別是在網售處方藥、商業航天、新能源基礎設施等領域作出開拓性探索，全面重構行業準入與監管機制，在市場準入體系建設中形成更加濃厚、更有活力的改革創新氛圍。
三是著眼于匯聚全球資源。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之下制定出臺支持海南自貿港建設放寬市場準入特別措施，能夠向全球投資者和消費者展示我國改革開放的決心?！短貏e措施》把海南打造成為世界范圍市場準入的標桿，形成極具吸引力的市場環境。具有中國特色的自貿港市場準入標準體系和市場環境將極大地促進全球優質資本、人才、技術等資源高效匯聚，形成改革發展的強大動能。
《特別措施》緊密圍繞市場準入負面清單研究制定
近日，國家發展改革委、商務部發布了《市場準入負面清單（2020年版）》。關于《特別措施》與《清單（2020年版）》的關系，蔣成華表示，負面清單是市場準入負面清單制度改革的主體。特別措施是在這項改革框架下，進一步放寬市場準入的重要舉措。具體而言，二者關系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
第一，《特別措施》緊密圍繞市場準入負面清單研究制定。每一條特別措施，都將對應放寬負面清單相關事項的準入限制。例如，《特別措施》第3條“加大對藥品市場準入支持”，針對的是《市場準入負面清單（2020年版）》第25項“未經許可或檢驗，不得從事藥品的生產、銷售或進出口（事項編碼203008）”;再比如說，第16條“鼓勵海南大力發展職業教育”，針對的是《清單（2020年版）》第92項“未獲得許可，不得設立、分立、合并、變更、終止學校、幼兒園（事項編碼216001）”。也有一些措施對應著多個清單事項?？傮w而言，22條特別措施的推出，意味著30個《清單（2020年版）》所列事項將在海南試點放寬。
第二，《特別措施》在放寬準入同時提出了配套政策。為了切實破除“準入不準營”等市場準入隱性壁壘，《特別措施》在放寬清單事項限制之外，針對產業鏈上下游客觀存在的體制性障礙、機制性梗阻、政策創新不足等問題，從體制機制、機構保障、金融支持、人才保障等多個角度統籌提出支持產業發展的配套政策，務求為產業發展營造良好環境，使市場主體真正感受到改革紅利。
第三，《特別措施》是進一步縮減全國版市場準入負面清單的重要探索。2018年以來，經黨中央、國務院批準，國家發展改革委、商務部先后發布三版市場準入負面清單，清單事項由2018年版的151項縮減至2020年版的123項，市場準入限制持續放寬。同時，市場也呼喚著更加精準、更加完備、更加具有突破性的放寬準入政策路徑。作為首個放寬市場準入試點，《特別措施》統籌放寬和規范市場準入、精簡和優化行政審批、強化和創新市場監管，提出一攬子政策措施，提出了清晰的改革方案，其中實踐證明效果良好且具備推廣意義的，將按程序在全國清單中放開。
《特別措施》多領域進行先行先試
蔣毅介紹到，《特別措施》中的一些條目，對于服務國家重大戰略、在全國率先破局相關領域改革，尤其具有突破性意義。
醫療領域中，開展互聯網處方藥銷售的措施，針對當前放開網售處方藥存在的處方互認、患者隱私保護、醫保結算等多方面難點，推動建立電子處方中心，以互聯網+醫療的方式，打通醫療機構、銷售平臺、醫保機構、商業類保險機構間的信息壁壘，同步強化高風險藥品管理，為放寬該領域準入限制做出突破性嘗試。加大藥品市場準入支持的措施，鼓勵已獲得上市許可的創新藥，由具備條件的海南醫療機構按照“隨批隨進”的原則直接使用，打通了創新藥進入市場的最后一道門檻，既保障了海南患者及早用上創新藥，也將進一步激勵優秀藥企加強研發。全面放寬合同研究組織（CRO）準入限制的措施，在海南開展中藥臨床試驗和上市后再評價試點，首次明確按照安全性、有效性原則制定藥品評審標準，將有效簡化中藥上市流程，提升中藥上市效率，推動優秀中藥更快投入臨床使用。支持海南高端醫美產業發展的措施，對醫療美容行業的機構設立審批、醫生執業、藥品醫療器械與化妝品進口等各個準入環節作出全面優化，支持博鰲樂城進一步匯聚國際優質醫美資源，加快培育高端醫美產業集群，打造既國際領先又具有海南特色的高端醫美產業鏈條。
金融領域中，支持農業全產業鏈發展的措施，通過引入地理信息系統（GIS）、衛星遙感技術、無人機信息采集技術等信息化手段，推動農業全產業鏈數據采集整合，開展風險評估與信用評價。這項政策也是充分考慮到海南仍然是一個農業大省，《特別措施》制定從海南實際出發，認真研究海南農業加快發展和農民收入提升的迫切需求，從破解海南農業的金融支持難題入手，統籌謀劃布局，加快推動海南傳統農業經營方式向現代農業的全面轉變，促進農業增效、農民增收、農村繁榮。
文化領域中，鼓勵文化演藝產業發展的措施，在充分發揮行業協會等社會組織作用、加強行業自律的基礎上，著力優化營業性演出審批方式、規范審批標準，將進一步激發海南文化演藝產業活力，推動全國、“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乃至全球最優質的文化演藝行業的表演、創作、資本、科技等各類資源向海南聚集，將海南打造成為社會主義文化強國開放、包容、自信的新窗口。
教育領域中，支持國內知名高校在海南建立國際學院的措施，立足于從國家戰略層面，為海南自由貿易港打造一個國際一流的本科教育平臺，對學校設立、辦學定位、學科專業設置、招生規模及來源、獎學金等方面給予全面明確，將有利于海南進一步匯聚國際一流人才。
其他領域中，優化商業航天市場準入環境的措施，全面創新商業航天準入和管理機制，著力打通國內商業航天企業在獲取發射工位、開展發射申報、辦理相關審批等環節面臨的諸多限制，協同推動配套產業鏈發展，支持海南建設開放型、國際化的文昌國際航天城。放寬種業市場準入的措施，充分利用海南島天然隔離條件與優良育種條件，放寬種業準入限制，精簡種業進出口審批流程，鼓勵國際合作育種研究，加強種業知識產權保護，為國內外優秀種業企業落戶海南創造條件，助力建設海南“南繁硅谷”。新能源汽車充換電基礎設施相關措施，針對其前期投入大、回報周期長的特點，支持有實力的企業以市場化方式組建投資建設運營公司，牽引新能源基礎設施建設，有效激發市場投資積極性，加快打造海南全島“一張網”運營模式。開展鄉村旅游和休閑農業創新發展試點的措施，針對海南旅游業發展面臨的缺乏統一規劃、閑置農房和宅基地開發阻力大、服務標準不完善、融資難度較大等現實困境，加大政府引導和政策支持力度、統籌協調各方力量，為行業發展提供重要基礎支撐。
加快商業航天領域發展
目前商業航天市場需求很旺盛，市場潛力很巨大，海南文昌作為中國首個濱海低緯發射基地，發射成本最低，大直徑火箭運輸最便利，航路落區最安全，發射最高效，自貿港政策最優?！短貏e措施》提出支持海南建設融合開放的文昌國際航天城，推動商業航天產業不斷擴大開放開展國際合作，推動商業航天產業鏈落地海南，對助力中國商業航天蓬勃發展意義重大。
李東嶼介紹，海南省將在國家發展改革委和有關部委的支持指導下，加大對文昌國際航天城的支持力度，從空間規劃、開發建設、運營管理、招商引資、產業發展、制度創新等方面全力支持建設融合、開放的文昌航天發射場，打造國際一流、市場化運營的航天發射場系統，建立符合我國國際商業航天產業發展特點的建設管理運用模式，積極鼓勵商業航天領域科技創新與應用，進一步鼓勵和支持商業航天企業重大項目布局海南，推動海南文昌建設成全國乃至全球的商業航天高地。
建立工作協調機制 做好每項措施的落地實施工作
蔣毅表示，《特別措施》制定期間，充分征求了中央和國家機關、海南省相關職能部門意見，聽取了有關行業協會、市場主體、專家學者意見，高度重視調動國家、地方、社會、市場等各層級、各方面的積極性，通過上下聯動、條塊結合，對政策措施進行了精細打磨，在保證改革含金量的前提下，盡力尋求各方意見最大公約數，努力提升改革舉措的科學性、規范性、協同性，已經為政策落地打好基礎?！短貏e措施》中，每條措施的內容和落實標準，能細化明確的，盡量細化明確，同時列出了牽頭部門、參加部門，便于下一步操作落實。
《特別措施》印發實施后，由海南省會同各部門各單位具體實施，海南省作為實施主體，要高規格建立工作協調機制，扎實做好每項措施的落地實施工作。各牽頭、參加部門按照職責分工全力配合，給予海南省相關授權及配套支持。國家發展改革委將會同商務部等有關部門加大協調力度，加強督促檢查，確?！短貏e措施》按照黨中央、國務院要求落地見效。
有針對性地組織好《特別措施》的落地實施工作
李東嶼介紹，海南省將從三個方面做好落地工作，明確近期重點工作有以下幾點。
一是做好部署推動。目前，海南省將成立由省委省政府負責同志牽頭的工作機制，組建工作專班，工作專班辦公室設在省發展改革委，就每條措施明確牽頭部門與任務分工，啟動有關工作，壓實各方責任。我們將在國家發展改革委和相關部委的指導下，針對每條特別措施逐條制定實施方案，細化改革路徑，明確每項改革的時間表、路線圖，確保各項工作路徑清晰、推進有序。
二是做好政策配套。支持開展互聯網處方藥銷售、加大對藥品市場準入支持、支持國內知名高校在海南建立國際學院等措施，制定配套政策或清單目錄。目前海南已經先行著手，抓緊推進政策研究起草工作。由博鰲樂城國際醫療旅游先行區、文昌國際航天城等具體機構為主體實施的，海南省將明確支持保障機制，加大放管服力度，確保支持到位，在立法、機構、規劃、資金、人才、土地等方面，依事權能夠給予支持的，將全力支持。
三是做好評估反饋。在《特別措施》實施過程中，海南省將加強總結評估，與國家發展改革委等有關部委密切協調溝通，積極爭取進一步支持，及時總結新進展、發現新情況、提出新建議、報告新問題，確保各項措施達到既定目標、取得預期成果。
作為實施主體，海南省將不負黨中央、國務院對海南的重托，切實承擔起國家賦予海南的重大責任和使命，利用好《特別措施》賦予海南的政策紅利，大膽探索、積極創新，多措并舉、有力有序抓好落地實施工作，力爭交出滿意答卷。
支持博鰲樂城充分利用政策紅利加快發展
博鰲樂城國際醫療旅游先行區成立以來，黨中央、國務院及各部委給予了樂城先行區大量關懷支持，出臺了大量改革舉措，賦予了大量政策紅利，推動了樂城的快速發展。李東嶼介紹，本次《特別措施》提出7條醫療領域放寬準入政策，其中有4條與樂城直接相關。這些措施是海南和樂城期盼已久的，將極大有利于早日實現醫療技術、裝備、藥品與國際先進水平“三同步”，有利于加快建設世界一流的國際醫療旅游目的地和醫療科技創新平臺，有利于為海南乃至全國、全世界人民提供更好的醫療服務。
海南將從以下三個方面支持博鰲樂城充分利用政策紅利加快發展。
一是抓好項目建設保障?！短貏e措施》明確，在樂城先行區建立海南電子處方中心，依托中心實現處方藥互聯網銷售。這是對處方藥流通管理體制的重要突破，也是全國首個獨立建設運營的電子處方中心。海南省將制定細化工作方案，強化對高風險藥品管理，落實網絡安全、信息安全、個人隱私保護等相關主體責任，在要素保障和配套基礎設施建設等多個方面，全力保障處方中心項目順利投建運營，支持中心發揮好互聯網處方藥銷售的樞紐作用。
二是抓好配套政策保障?！短貏e措施》在加強高風險藥品管理、支持有關機構開展臨床試驗、鼓勵醫療美容機構落戶、設立國際康復診療中心等方面，明確要求相關機構和樂城先行區制定配套措施。我們將支持樂城先行區認真研究、抓緊制定出臺相關細化方案，完善制度供給、發揮制度集成創新效能，確?！短貏e措施》盡快落地。
三是抓好企業服務保障。支持樂城先行區與有關行業協會、醫藥投資機構、藥品研發企業等積極對接，繼續大力吸引高水平醫藥企業、醫療機構在樂城先行區集聚發展，培育更多充滿活力的優質市場主體，加快形成產業集聚和品牌效應，為博鰲樂城先行區打造醫療旅游的“世界名片”。
實行特別準入措施主要考慮“三個立足”
關于是否出臺更多的特別措施，徐善長表示，目前國家發展改革委和商務部會同有關部門和地方政府正在研究這項工作。要求建立全國統一的大市場，構建國內國際雙循環的新發展格局，為什么在統一的大市場當中又要出臺特別的準入措施？這兩點實際并不矛盾，是相輔相成相互促進的一個關系。市場準入負面清單，主要就是列出禁止進入或需要審批、需要許可才能進入的行業和領域，盡管清單事項從151項到了123項，但是還是偏多，社會上普遍期待不斷壓縮市場準入負面清單，有更多的行業領域放寬市場準入。為什么在這幾個重點區域又要實行特別準入措施呢？就是對市場準入負面清單上一些需要禁止、需要許可的事項，在一些地方進行試點，取得經驗以后，在面上就可以在市場準入方面有更大的放寬。主要考慮三個方面，歸納為“三個立足”。
一是立足于國家重大區域戰略。深圳、橫琴都是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重要區域。因為這些國家重大區域戰略的地區都是改革發展的基礎和條件比較好，在這些地方選擇進行特別準入的措施，更有利于探索到改革突破的經驗，也是呼吁國家重大區域戰略目標的實現，使改革圍繞發展，通過市場準入，更好地推動整個區域戰略目標的實現。這方面的《特別措施》不會太多，數量會非常有限，是少而精、優中選優。希望選擇這些地區，與國家戰略相呼應，確實能夠取得經驗效果。
二是立足于從地方實際出發?！短貏e措施》事項的選擇，充分考慮到中央對相關區域的定位，以及地方資源要素的稟賦以及已有的改革發展工作基礎，這次推出的海南版的《特別措施》，就是重點圍繞醫療、教育、金融、文化這些對海南自貿港建設有重大影響和作用的行業和領域，以及海南未來發展特別有前瞻性、戰略性的領域，比如商業航天、種業、新能源基礎設施等方面作出部署。下一步我們在其他區域出臺《特別措施》，也仍然要遵循這個原則，從地方的實際出發，這樣國家戰略和地方實際能得到很好的結合。
三是立足于市場經濟的發展規律。特別準入措施的研究和制定，一定要考慮到市場體系一體化的要求，尤其是我們進入新發展階段，不但要求商品市場的一體化，更要求要素市場的一體化，所以中央出臺了高標準市場體系建設的行動方案。十九屆五中全會提出來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提出要建設高標準市場體系，現在按照中央的要求出臺了《建設高標準市場體系行動方案》。所以說市場體系的高標準、全國大市場的統一，是我們制定《特別措施》當中首先要考慮的。另外一個是要特別考慮和尊重市場主體的意愿，充分聽取市場主體的意見和建議，包括一些措施的研究、制定、出臺，包括一些具體措施的內涵，都會充分聽取市場主體的意見和建議，我們力爭做到中央戰略和地方實際、市場體系和市場主體相互促進、相互比較，形成市場發展的合力。
改革開放論文范文第2篇
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和經濟建設的發展，作為學校工作重要組成部分的檔案工作，正面臨著嚴峻的挑戰，如何適應新形勢，加快學校檔案發展的步伐？本文就此問題談談個人見解：
一、解放思想，與時俱進，推動學校與檔案工作的同步發展
檔案工作的創新是檔案工作觀念的創新。首先，要樹立檔案工作的發展觀。努力消除檔案工作中的封閉觀念，確立開放、整合、融入的新觀念，要把滿足現狀、不求進取的舊觀念，轉變成敢想、敢干和開拓進取的新觀念；要改變過去被動提供利用檔案的舊觀念，樹立有目的地積極主動開發檔案信息資源的新觀念，要拓寬檔案的利用渠道，改善檔案基礎設施，充分發揮檔案在檔案資源建設中的主體地位，使各種資源合理流動，優化配置，要把檔案工作融入學校各項工作中，與學校同步發展，不斷提升檔案工作的發展空間。其次，要樹立檔案工作的效益觀。在具體管理上要與時俱進，要樹立正確的學校管理觀念，制訂整套科學嚴密的與現代化管理相適應的管理體系和運行機制，檔案管理中實現技術現代化，即采用計算機、傳真機和信息檢索終端等現代化辦公室設施，收集處理傳遞檔案信息資料，提高檔案的服務質量。再次，要提高檔案管理人員綜合素質。學校檔案管理人員必須清醒地認識到，隨著學校體制改革和管理機制的轉變，學校和社會各方面的聯系增加了，相應的學校檔案工作的范圍也越來越大，檔案的門類、內容形式都會不斷地發生變化，所以對檔案管理人員的業務素質和工作能力要求就更高、更嚴。因此，學校檔案人員就必須解放思想、更新觀念，樹立終身學習的觀念，不斷掌握新的理論，運用現代科學管理手段，解決檔案工作面臨的新問題，盡快成長為檔案管理的行家里手，為學校教育事業的發展作出積極貢獻。
二、強化檔案意識，建立有效的檔案領導機構
學校檔案工作面廣、量大，靠少數專兼職人員很難搞好，必須靠各級領導的重視與支持，必須把檔案工作列入學校工作的議事日程，在學校年度工作計劃中，有關于檔案工作的內容，有負責檔案工作的分管領導，結合本學校實際，通過學習與廣泛宣傳，使教職工增強檔案意識，教職工的檔案意識增強了，直接影響著檔案的質量，因為他們只有對檔案和檔案工作的意識、價值有了基本的了解和認識，才能重視對檔案材料的積累和保護，才能形成人人重視檔案，支持檔案，自覺地維護學校檔案工作。建立健全管理機構，成立檔案管理領導小組，校長為組長，主管領導為副組長，各科室負責同志為組員，從組織上保證檔案工作的順利開展，特別是在改革開放的新形勢下，學校不僅是培養人才的基地，而且是科研基地。校領導要善于利用檔案指導學校的教學和教研工作，齊全、完整、準確的檔案給予各級領導研究決策提供了可靠信息，從而能使各級領導了解過去，認識現在，開拓視野，預見未來，從中尋找出學校發展的基本過程和規律，做出切實可行的決策，促進學校的發展。因此，領導對檔案工作的重視程度是強化檔案意識的關鍵，領導越重視檔案工作，廣大教職工的檔案意識就越強。所以，重視檔案工作，必須從領導做起。
三、加強檔案管理，充分發揮服務職能
檔案工作是學校各項工作的基礎，直接影響到學校的發展，必須采取有效措施做好檔案工作，為學校發展提供服務。一是加強監督，確保學校檔案工作穩步發展。檔案行政管理部門要繼續加強對學校檔案工作的監督和指導，形成年檢工作制度，每年按時對檔案工作進行檢查評比，確保各項管理制度得到落實，學校的文件材料齊全完整，整理科學，方便利用，這樣可以確保學校檔案工作的持久性，避免學校檔案工作出現滑坡現象。二是加強檔案工作現代化建設。當前，計算機技術和網絡技術發展迅猛，網上檔案查詢已成為檔案利用的一個方向，現在很多學校都建立了校園局域網，檔案室也配備了計算機等現代化設備，檔案部門可以在校園網上開設站點，將學校簡介、規章制度、師資配備、畢業生情況及學校其他一些情況發布在網上，使利用者足不出戶就能查閱所需信息，檔案部門還可以把上級領導視察時的題詞、先進的教學設施、名師教學風采、學校組織的各種有意義的活動等等也在網上發布，這樣通過局域網及國際互聯網能夠讓更多的人了解學校，增加學校的知名度，獲得更廣泛的社會支持，從而充分發揮檔案的重要作用，更好地為學校和社會提供服務。
（作者單位：平頂山市湛河區教師進修學校）
改革開放論文范文第3篇
一、改革開放初期的起步和探索階段（1978－1992年）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是一次具有偉大歷史轉折意義的大會，是中國改革開放開始的標志。全會形成的以鄧小平為核心的中央領導集體，開始承擔起新時期艱巨的使命。從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到1９92年10月十四大召開的這一階段，是遼寧貫徹落實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思想路線，撥亂反正，逐步確立以市場為取向的改革開放的起步和探索階段。應該說，在這一階段，遼寧從思想解放到實踐行動在全國來說并不慢，甚至在一些方面走在了全國的前面，出現了很多當時的全國第一，如中國的第一條高速公路，中國第一家國營企業租賃經營，中國第一家企業倒閉，中國第一家企業發行股票等。這個階段基本過程和變化如下：
1．積極參與真理標準大討論。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報》特約評論員的文章《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發表后，一場關于真理標準問題的大討論在全國逐步展開。時任中共遼寧省委書記的任仲夷同志看到《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文章后，即撰寫了《理論上根本的撥亂反正》一文，刊登在中共遼寧省委主辦的《理論與實踐》雜志上。隨之在遼寧省上下廣泛深入開展了關于真理標準的大討論。這次大討論，破除了“兩個凡是”的禁錮，解放了全省人民的思想，為各項工作回歸到正確軌道打下了良好的思想基礎。
2．貫徹落實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精神。1978年12月具有劃時代歷史意義的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在北京勝利召開，全會確立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否定了“兩個凡是”的錯誤方針，果斷地停止使用“以階級斗爭為綱”的錯誤口號，作出了“把全黨工作重點和全國人民的注意力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的戰略決策。中共遼寧省委立即于1979年1月4日至6日召開常委擴大會議，傳達全會精神，強調要認真貫徹落實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制定的一系列方針和政策，要從思想、組織、政策、機構設置、工作方法和領導方法上促進和保證工作重點轉移。同年4月20日，5月19日至29日，中共遼寧省委召開兩次工作會議，研究調整全省基本建設規模，堅持扭轉多年來存在的被動局面，要求盡快把全省基本建設，農業、輕工業、各項社會公共事業搞上去。
3．深化農村經濟體制改革。1978年冬天，安徽鳳陽小崗村18位農民簽訂了“包產到戶”的私下契約，這是我國第一個實行農村家庭承包制的地區，也拉開了我國農村經濟體制改革的序幕。遼寧從1980年開始，首先在沈陽市的一些農村建立家庭承包經營制，營口1981年有5個生產隊開始包產到戶。經過幾年的時間，全省大多農戶實施了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農民獲得了生產和分配的自主權，克服了平均主義，積極性被極大地調動起來，遼寧逐步成功地解決了全省人民的溫飽問題。1982年12月遼寧省召開了農村工作會議，會議貫徹了《全國農村工作會議紀要》，指出目前農村實行的各種責任制，包括小段包工定額計酬，專業承包聯產計酬，聯產到勞，包產到戶、到組，包干到戶、到組等都是社會主義集體經濟的生產責任制，指出聯產承包制是在黨的領導下我國農民的偉大創舉，是馬克思主義農業合作化理論在我國實踐中的新發展。我省農村由于實行了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農民收入顯著增加，增長率明顯高于城鎮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長率。但隨著城市經濟體制改革的起步和推行，城鎮居民收入增長逐漸領先于農村居民收入的增長。
4．啟動全民所有制企業改革。1984年10月20日，中共十二屆三中全會在北京舉行。會議一致通過《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同年11月27日，中共遼寧省委制定《貫徹執行〈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的意見》，明確提出：進一步貫徹執行對內搞活經濟、對外實行開放的方針，加快以城市為重點的整個經濟體制改革的步伐，改革的基本任務是建立起具有中國特色的、充滿生機和活力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促進社會生產力的發展。1986年12月5日，國務院作出《關于深化企業改革增強企業活力的若干規定》?！兑幎ā诽岢鋈袼兄菩⌒推髽I可積極試行租賃、承包經營。全民所有制大中型企業要實行多種形式的經營責任制。各地可以選擇少數有條件的全民所有制大中型企業進行股份制試點。這標志著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開始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轉變。據遼寧統計局測算，遼寧工業總產值按經濟類型分所占比重，1978年國有經濟為83％，集體經濟為17％；到1992年，國有經濟為70％，集體經濟為23％，其他經濟類型為7％；2０06年，遼寧工業總產值比重，國有經濟為12％，集體經濟為3％，其他經濟類型為85％，非國有經濟已成為支撐遼寧國民經濟的重要力量。
5．認真制訂和實施新的發展計劃。1980～1985年遼寧省開始執行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六個五年計劃，這個計劃是繼“一五”計劃后的一個比較完備的五年計劃，是在調整中使國民經濟走上穩步發展的健康軌道的五年計劃?！傲濉庇媱澋木唧w要求是：繼續貫徹執行“調整、改革、整頓、提高”的方針，進一步解決過去遺留下來的阻礙經濟發展的各種問題，取得財政經濟根本好轉的決定性勝利，并且為“七五”時期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奠定更好的基礎，創造更好的條件?！傲濉庇媱澣〉昧司薮蟮某删停簢窠洕娣€定增長，重要產品的產量大幅度增長，有重點地對現有企業進行了技術改造，加強了能源、交通等重點建設，財政狀況逐年好轉，嚴格控制了人口增長，妥善安排了城鎮勞動力的就業，科技、教育、文化事業出現繁榮興旺的景象。
6．注重物質文明建設和精神文明建設。1986－1990年是遼寧執行“七五”計劃時期，這個時期國家把遼寧列為重點改造的地區，為此，遼寧一方面把改革放在首位，同時，又從端正黨風和社會風氣入手，努力為改革創造一個良好的社會和政治環境。這一階段，大力進行了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提倡“顧大局，講團結，重實效，比貢獻”的好風氣；強調堅持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說真話、鼓真勁、做實事、收實效；關心群眾的疾苦，著力解決百姓工作和生活上的實際問題；大力進行黨風和社會風氣建設，嚴肅黨紀政紀和國法，嚴厲打擊嚴重刑事犯罪和經濟犯罪分子；加強了思想政治工作，引導群眾正確對待和處理“四化”建設和改革中的各種問題；堅持“四有”教育，努力提高人民群眾的思想文化素質等。在工作中，這一階段切實落實了黨的知識分子政策、干部政策、統戰政策、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充分發揮了各方面、各階層人士的積極作用，發揮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以及海外僑胞、港澳同胞建設四化的積極作用，切實加強對人才的使用、培養工作，保證人盡其才，才盡其用，調動各級各類專業人員的積極性，充分發揮他們的作用。
7．大批外商企業投資落戶遼寧。中共遼寧省委、省政府1983年提出“改革、開放、改造、開發”振興遼寧的戰略思想；之后，又提出“奮發圖強，振興遼寧，服務全國，走向世界”的戰略目標；1984年又提出了發展遼東半島外向型經濟，進一步對外開放戰略設想。1984年9月，黨中央和國務院決定進一步開放大連、天津、廣州等14個沿海港口，批準大連市進一步對外開放，興辦大連經濟開發區。同年10月批準營口港對外開放。此后，遼寧在大連等城市繼續建立了一些經濟技術開發區、保稅區、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國家旅游度假區和綜合開發區等。遼寧進出口總額大幅攀升，1978年是15．9億美元，到1992年達到76．9億美元。同時外商投資企業越來越多。歐美許多世界著名的跨國公司，如摩托羅拉、西門子、阿爾卡特、諾基亞和飛利浦等，都陸續到遼寧開拓市場。遼寧為外商投資企業開拓市場提供了強有力的制度保證，外商投資企業也為遼寧經濟社會發展作出了應有的貢獻。
二、改革開放處在攻堅階段的戰略選擇（1992－2002年）
1992年10月黨的十四大召開到2002年11月黨的十六大召開，是遼寧由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轉變的關鍵時期。遼寧是新中國最早解放的地區之一，也是最先開始實行計劃經濟的地方，當生產力要求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的時候，遼寧自身計劃經濟慣性太大，轉型困難重重。遼寧雖歷經磨難，但終究實現了歷史性的突破。這一階段基本過程和變化如下：
1．加快經濟體制建設。1９93年12月15日至17日，中共遼寧省委召開了七屆九次全會，討論通過了《關于貫徹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決定〉，加快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建立的意見》，提出要以中央《決定》精神為指導，以國有大中型企業為重點，加快建立現代企業制度；不斷深化農村改革，全面繁榮農村經濟；抓住重點，加快市場體系和社會保障體系建設；進一步改革對外經貿體制，促進和擴大對外開放；轉變政府職能，搞好宏觀調控。經過實施上述一系列方針、政策和措施，到2０02年遼寧省對272戶國有大中型企業進行了公司制改造，其中100戶初步建立起現代企業制度，上市公司達到49家；社會保障體系不斷完善，基本養老保險覆蓋面和社會化發放率均達到100％，征繳率達到92．5％；享受最低生活保障人數71萬人，比上年增加44萬人；遼寧省政府機構改革任務基本完成，減少工作部門11個，行政編制精簡48％；基本實現了國有企業三年改革與脫困的目標，勞動力市場快速發展，房地產市場穩步發展，技術市場、信息市場逐步形成；商品、生產要素和服務品的價格絕大多數由市場決定。在以上改革基本成功基礎上，遼寧醫療衛生系統、城鎮住房制度也開始啟動。這時，市場機制正在遼寧有效地發揮著作用：中介組織的發展明顯加快，已初步形成了有多種機構類別、多種組織形式和多種服務方式的中介組織體系；市場的管理與監督不斷改善與加強；國有企業市場化程度大大提高，規范化改制力度不斷加大，等等。經濟體制改革取得新進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初步建立。
2．對外開放水平全面提高。1９93年6月，中共遼寧省委在大連召開了常委會議，決定加快速度，把大連建設成為“北方香港”。1９95年1月，遼寧省制定了促進遼寧經濟發展的新戰略──外向牽動戰略。在這一階段，遼寧建立了開放型經濟體系，把“引進來”與“走出去”結合起來，堅持內外聯動、互利共贏、安全高效，擴大開放領域、優化開放結構、提高開放質量，形成經濟全球化條件下參與國際經濟合作和競爭的新優勢。優化了對外開放格局，形成特區、沿海和內地聯動、梯度開發的開放體系，實現對內對外開放相互促進。在利用外資方面，積極開展與跨國公司的重點項目對接，加強對招商引資的統籌和引導，著力引進先進技術、先進管理和海外智力。同時鼓勵遼寧的企業到海外承攬大型基礎設施項目，增強帶動技術、成套設備、大型裝備出口的能力。據統計，僅“九五”期間遼寧省外貿進出口總額達到744．5億美元，比“八五”時期增長64％。其中，出口449億美元，增長52．4％。2000年遼寧省外貿出口達到108．5億美元，比上年增長32．3％。利用外資規模擴大，質量和效益提高，5年累計實際利用外資額達到146．3億美元，其中外商直接投資107億美元。到2000年底投產開業的“三資”企業達8310家，比1995年增加56．6％。通用、西門子、東芝、浦項等跨國公司在遼寧省投資興辦的企業達130多家。
3．城鄉面貌發生較大變化。這一階段遼寧加快了基礎設施建設，1996年到2000年新增公路里程2113公里，其中高速公路559公里；電話普及率達到25部／百人，比1995年末增加17．5部／百人；新建萬噸級泊位18個，港口吞吐能力增加4134萬噸；新增發電裝機容量483萬千瓦；新增城市日供水能力228萬噸；污水日處理72萬噸，遼河流域水污染防治第一階段任務基本完成；小城鎮建設、老城區改造、城市美化綠化成效明顯，城市功能進一步增強。同時堅持“兩高一深”方向，工業結構調整步伐加快，鞍鋼半連軋和新軋工程、本鋼燒結和連鑄工程、遼化二期工程等一批重點基本建設和技術改造項目相繼竣工投產，石化、冶金、電子、機械四大支柱產業實力增強，高新技術產業和第三產業發展較快。到2000年三次產業增加值比例由“八五”末期的14．0∶49．8∶36．2調整到10．9∶49．4∶39．7，高新技術產業產值占工業總產值的比重由8％增加到14％。到2002年沈山、錦阜、錦朝、丹本、大莊、盤海等高速公路建成，新增里程1128公里，在全國率先實現“市級城市通高速、全部鄉鎮通油路”。沈陽桃仙機場擴建，渾河及大遼河整治，大連引碧供水、城市軌道交通、大窯灣集裝箱碼頭、北良倉儲，綏中和鐵嶺電廠等重點項目建成。白石水庫建成，閻王鼻子和玉石水庫落閘蓄水。新建港口泊位124個，新增吞吐能力35０0萬噸，莊河港開工建設。
4．全面實施三大發展戰略。為實現遼寧現代化建設的第二步戰略目標，1996－20０0年“九五”期間遼寧實施了結構優化、外向牽動、科教興省的三大戰略。在此戰略的推動下，遼寧省國民經濟持續穩定增長，綜合經濟實力顯著增強。到2000年，全省國內生產總值實現4668億元，年均增長8．6％；其中第一、二、三次產業增加值分別年均增長6．1％、8．9％和9％；人均國內生產總值11235元，年均增長8．2％；地方財政一般預算收入295．5億元，年均增長10．2％?？萍?、教育等各項社會事業持續發展，2000年全省高新技術產業實現產值1000多億元，比1９95年增長2．6倍；提前兩年普及九年義務教育，高等教育改革和調整有新的進展，規模不斷擴大；人口自然增長率控制在5‰以內；城鎮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達到5358元，農民人均純收入為2356元，人民生活基本實現小康。與此同時，伴隨管理體制改革的深入和國家開始實行分稅制財政管理體制改革，遼寧也進行了涉及范圍最廣、調整力度最強、影響最為深遠的政府制度創新，即從以往服務于計劃經濟向服務于市場經濟轉變，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了基礎性作用。生產什么、生產多少已由生產者根據市場需求自行決策，市場主體在經營活動中獲得絕對自主權。政府逐步從直接的大量的企業管理中退了出來，成為宏觀管理和社會管理者。1994年遼寧財稅、金融、外匯、投資等體制改革進展順利，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宏觀管理體系基本確立。
5．民營經濟快速發展。1997年9月遼寧省召開全省鄉鎮企業工作會議。提出大力發展鄉鎮企業是建設新遼寧、實現跨世紀發展目標的重大戰略抉擇，各級領導要從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高度，把發展鄉鎮企業作為戰略重點和經濟發展支柱，千方百計搞上去。之后，九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正案》，明確非公有制經濟是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1997年，黨的十五大又將非公有制經濟納入到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框架內，非公有制經濟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視和肯定。遼寧對非公有制經濟的認識及相關政策也經歷了一個從探索到完善的過程，發展速度雖然沒有南方沿海省份快速，但也有質和量的提升。到2002年全省民營經濟增加值達到2344億元，比2000年增長30％；稅收和出口創匯均增長30％以上。大連實德、萬達、華農、億達、華豐、大楊，鞍山西洋，遼陽忠旺、富虹，營口盼盼、青花，沈陽遠大、東宇，錦州華順，本溪北龍，丹東曙光等一批民營企業已成做大之勢。
6．實施幾大社會工程?！笆濉背跗谖沂嵤┝藘纱笾攸c工程。一是推進社保試點“一號工程”。2001～2003年間，我省國有企業減員分流76萬人，124萬國有企業職工實現了并軌，做實了個人賬戶基金48億元，地方共籌集各項社保資金354億元，償還了拖欠國有企業并軌人員債務22．6億元。期間中央財政對我省的社保補助也比20０0年增長了82％。與此同時，實現了183萬人的就業和再就業；開展了遍布城鄉的大規模扶貧幫困活動，籌集款物36億多元，幫扶特困群眾9０0多萬人次，為特困老模范、老軍人、老烈屬等建房3．6萬套，在4０0個貧困村實施了開發式扶貧，密切了黨和政府與人民群眾的血肉關系，增強了全省的凝聚力。二是推進資源枯竭型城市轉型“二號工程”。首先從阜新突破。目前，來自北京、上海、河南的12戶大企業落戶阜新，已落實投資8．4億元，各項基礎設施投資已到位13．8億元，4500戶居民喬遷新居，1．2萬名礦工實現再就業。撫順、本溪和北票采煤沉陷區治理的總體方案，涉及居民16．5萬人，總投資26億元，國務院領導和國家計委對此十分認可。三是掀起外引內聯的熱潮。2001－2002年我省實際到位外資70億美元。促成了金杯與寶馬，鞍鋼與蒂森，東藥與巴斯夫等重大合資項目。通過同廣東、江蘇等省、區的內聯活動，引進資金已到位183億元，解決了29萬人的就業問題。
三、改革開放進入老工業基地全面振興階段（2002－2007年）
2002年黨的十六大到2０07年黨的十七大召開，是遼寧進入以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為奮斗目標，著力推進科學發展，促進社會和諧，進一步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把改革開放繼續推向前進的階段。其間，2０03年秋中央啟動了東北老工業基地全面振興戰略。伴隨振興戰略的不斷深化，遼寧緊緊抓住了難得的歷史性機遇，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堅持發展為第一要務，更新發展觀念，轉變發展模式，老工業基地振興工作和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都取得了明顯成效。這一階段基本的過程和變化如下：
1．老工業基地振興戰略的實施。自從2003年10月黨中央和國務院作出實施振興東北地區等老工業基地戰略以來，遼寧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視，深刻認識到，這是黨的十六大從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全局著眼提出的一項重大戰略任務，也是從新世紀新階段我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長遠發展的高度提出的一項具有重大意義的戰略舉措。遼寧省委、省政府領導全省人民進一步解放思想、深化改革、擴大開放，著力推進體制創新和機制創新，促進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加快企業技術改造，走出一條老工業基地調整改造和振興的新路子，加快全面振興遼寧老工業基地的步伐。在中央政府實施的諸多宏觀調控措施引導和作用下，經濟整體運行平穩，同時各項事業全面進步，終于實現了政治、文化和社會建設同步協調發展的歷史性的跨越。經過幾年的努力，現已初見成效。到2０07年，全省經濟在連續3年較快增長的基礎上，繼續保持又好又快的發展態勢，主要經濟指標增速全部超過東部地區平均水平，經濟整體運行質量達到改革開放以來同期最高水平。具體表現為：增長較快，全省生產總值突破萬億元，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增長21％；效益提高，地方財政一般預算收入突破千億元，增長32．3％，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實現利潤增長５5％，其中國有及國有控股工業企業實現利潤增長70％；結構優化，裝備制造業增加值增長32％，高新技術產業增加值增長33．9％，縣域生產總值增長18．8％，全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增長17％，非公有制經濟增加值增長20％；民生改善，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實際增長13．4％，農民人均純收入實際增長9．1％，城鎮登記失業率控制在4．4％以內。
2．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2０06年10月黨的十六屆六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在我們黨的歷史上第一次把“提高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能力”作為黨執政能力的一個重要方面明確提出。這一重要論斷的提出，是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重要豐富和發展，是我們黨對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又一次理論升華。中共遼寧省委九屆八次全會按照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關于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要求，提出了建設和諧遼寧的戰略任務。這一戰略任務的提出對于我們全面貫徹“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學發展觀，加快遼寧老工業基地振興、全面實現小康社會的重要目標具有重大而深遠的意義。在實踐中，我省堅持從解決人民群眾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入手，加快構建和諧遼寧。到2007年底我省5萬平方米以下、1萬平方米以上城市連片棚戶區改造任務完成；繼續保持零就業家庭動態為零，有條件的實現了雙就業；遼西北地區農村群眾飲水特殊困難問題基本得到解決。全部免除農村義務教育階段學雜費，高等院校和中等職業學校貧困學生資助體系進一步完善。大力促進就業再就業，全年實名制就業達到122．2萬人，歷史遺留就業問題全部解決。城鎮社會保險覆蓋面繼續擴大，企業退休人員養老金標準進一步提高。城鄉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不斷完善，一百多萬城鎮居民和幾十萬農村居民享受到最低生活保障，率先在全國建立了城市低保邊緣戶救助制度。全面啟動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制度試點，基本建立社區衛生服務體系，提前兩年實現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基本覆蓋全省農村的目標。農村扶貧開發工作取得新進展，實現了解決30萬貧困人口穩定溫飽問題和幫助40萬低收入人口增加收入的目標。
3．通過“五點一線”建設加大對外開放力度。2006年初，遼寧召開了對外開放會議?熏提出了遼寧要大力發展開放型經濟的構想，不斷擴大開放，優化開放，有重點有步驟地推進“五點一線”沿海經濟帶建設，實施對內對外開放相互促進，加快外貿增長方式，積極培育我省的國際知名品牌。經過幾年的建設，我省“五點一線”沿海經濟帶建設初見成效，沿海與腹地優勢互補、良性互動的全方位對外開放格局開始形成?！拔妩c一線”重點區域基礎設施功能不斷健全，臨港產業快速集聚，沿海產業基地初具規模。2008年累計投入基礎設施建設資金139億元，累計批準入區注冊項目427個，投資總額1250億元，其中外商投資項目101個，投資總額39億美元。中國五礦集團、美國英特爾公司等投資的一批大項目落戶沿海經濟帶。大連東北亞國際航運中心建設取得重大突破?熏大窯灣保稅港區（一期）正式通過國家驗收并封關運作。遼寧中部城市群經濟區對外開放成效顯著，一批重點產業聚集區迅速崛起。全省開放型經濟水平不斷提高，對外貿易快速增長，出口產品結構進一步優化，全年外貿進出口總額592億美元，增長22％，其中出口總額352億美元，增長24％；利用外資的質量和水平不斷提高，全年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90億美元，增長50％。中國夏季達沃斯年會在大連成功舉辦，擴大了我省的國際影響。同時，我省認真落實《遼寧省外商投資優勢產業目錄》，著力吸引更多的大企業、大項目入駐產業聚集區，不斷擴大開放，使遼寧成為外商競相涌入、內商紛至沓來的熱土，提高了開放型經濟水平。最近幾年，遼寧實際利用外資年均增長38％，世界500強企業有113戶在遼寧落戶，總投資25億美元的英特爾集成電路等項目開工建設。2０07年，全省進出口總額達到595億美元。
4．突出科技創新在老工業基地中的作用。近幾年，遼寧加快建立技術創新體系，深化科技管理體制改革，實施知識產權戰略，進一步營造鼓勵創新環境，促進科技成果向現實生產力轉化；加大了自主創新投入，大力推進重大核心技術攻關，在關鍵技術領域正努力實現突破，形成了一批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技術和產品，提高了產業核心競爭力；把科技創新與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緊密結合起來，大力發展現代產業體系，加快形成以科技進步和創新為基礎的產業競爭新優勢；在裝備制造、原材料等優勢產業和數控系統、電子信息等高新技術產業領域，組織實施了若干重大科技項目；在信息、生物和醫藥、新材料等重點領域，實施了國家高技術產業化示范工程、國家工程研究中心和企業技術中心建設；鼓勵企業與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合作開發和組建聯合研發中心，促進企業成為技術創新主體；鼓勵中小型科技企業的創新和成長等。據統計，到2007年底，我省新批新建省級重點實驗室24個、省級各類技術中心103個、省級企業博士后科研基地36家。推進重大關鍵技術攻關，開發一批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核心技術和產品，特別是技術裝備國產化成效顯著。沈陽北方重工集團研制的全斷面掘進機填補了國內空白，沈陽機床集團五軸聯動車銑中心達到國際先進水平，大連重工起重集團1．5兆瓦級風電機組實現產業化，大型船用曲軸研發取得重大突破。同時沈西工業走廊和大連“兩區一帶”裝備制造業聚集區快速發展，裝備制造業作為第一大支柱產業的地位進一步鞏固。重點提高乙烯、芳烴、板材、特殊鋼及新型建材產品的精深加工度，推進原材料工業向集約化、大型化、高級化和系列化方向邁進。
5．實施縣域經濟為主體的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2005年10月，黨的十六屆五中全會明確提出了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重大歷史任務，為在新時期做好“三農”工作指明了方向。遼寧省委、省政府根據黨中央的部署，結合遼寧的實際，調整了全省各級財政支出結構，加大了對農業和農村的投入；加快發展現代農業，深入推進全國重要優質特色農產品生產和加工基地建設；優化農業生產布局，發展適度規模種植與養殖，推進農業標準化生產；繼續深化農村改革，深入推進農村綜合改革，發展農民專業合作組織；努力改善農村生產生活條件，實施了村村通油路工程和農村飲水安全工程，實施整村推進扶貧500個。到2０07年底，我省實現了農民增收、糧食增產、農業和農村經濟快速發展；縣域經濟發展全面提速，全省縣（市）生產總值、地方財政一般預算收入等主要經濟指標增速均高于全省平均水平；現代農業大發展，推進了農業產業化經營，優質特色農產品生產和加工基地建設步伐加快，糧食產量達到367億斤，連續四年獲得豐收，創歷史最高水平；縣域工業主導地位加強，第二產業占縣域生產總值的比重由上年的44．9％上升到47％。同時實行最嚴格的耕地保護制度，連續10年實現耕地占補平衡。
6．體制機制創新有新突破。這一階段我省體制機制創新取得明顯成效。表現在：深化了國有企業公司股份制改革，健全現代企業制度，優化國有經濟布局和結構，推動重點行業重點企業戰略重組，培育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大型企業集團；全面完成國有企業政策性關閉破產、主輔分離、輔業改制和分離辦社會職能工作；加快建立國有資本經營預算制度，探索各類國有資產管理體制改革；進一步促進非公有制經濟快速健康發展，鼓勵和支持非公有制企業走股份制發展道路和圍繞大型企業發展配套產業；在深化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加快政府職能轉變、提高行政效率和服務水平的基礎上，加快推進事業單位分類改革，完善事業單位管理體制和運行機制；加快公共財政體系建設，強化預算管理和監督，不斷加大對公共服務和重點領域的投入；發展各類資本市場，加快培育和發展創業風險投資，探索建立產業投資基金，支持企業上市融資；推進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逐步提高居民特別是低收入勞動者收入，創造條件讓更多群眾依法擁有財產性收入；積極發展各類生產要素市場，加快形成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現代市場體系；完善穩定市場供應和價格的應急預案，采取有效措施抑制價格總水平過快上漲；繼續加大軟環境建設力度，努力營造廉潔高效的政務環境、公正透明的法治環境和公平守信的市場環境。
7．經濟發展后勁進一步增強。近幾年，我省認真貫徹落實國家宏觀調控方針和產業政策，注重發展后勁的培養和提升。一方面，堅持區域協調發展，構建良性互動的區域經濟發展新格局。以發揮中心城市輻射帶動作用為切入點，加快建立區域合作協調機制，引導生產要素跨區域合理流動，促進區域協調互動發展；積極推進了以沈陽為中心的遼寧中部城市群經濟一體化發展，加快沈撫同城化進程，推進沈本一體化建設，推動沈鐵工業走廊發展；更好地發揮大連在對外開放中的龍頭作用，加快推進大連東北亞國際航運中心建設，把遼東半島經濟區建設成為承接國際產業轉移的先行區和對外開放的先導區；突出了遼西沿海經濟區城市群的整體優勢，以沿海工業區開發為突破口，形成各具特色的新型產業體系；進一步加大對朝陽、阜新、鐵嶺等遼西北地區和民族自治地區轉移支付和對口幫扶力度，促進其加快發展；支持和幫助資源型城市和地區加快經濟轉型，發展接續產業。另一方面根據建設國家新型產業基地的需要，繼續推動一批重大項目建設，特別是加快推進了近年陸續開工的重大產業項目、基礎設施項目的建設，確保按時竣工投產和投入使用。在基礎設施方面，加快推進了綏中發電廠二期、哈大鐵路客運專線、東北東部鐵路、錦赤鐵路新線、大伙房水庫輸水等重點工程建設；在工業結構調整方面，加快推進鞍鋼營口鲅魚圈5０0萬噸精品鋼材等一批項目竣工投產，全力推進中石油撫順石化分公司1000萬噸煉油和100萬噸乙烯擴建、鞍凌精品鋼材等重大項目建設，積極推進錦西石化千萬噸煉油等項目前期工作；在高技術產業化方面，重點推進大連英特爾集成電路等項目建設，積極推進沈飛與加拿大龐巴迪公司的合作，爭取國家早日批復沈陽國家航空產業基地建設項目；同時繼續規劃和論證一批重大項目，做到立項一批、開工一批、竣工一批、儲備一批，不斷增強經濟社會持續發展的動力和后勁。
責任編輯宮秀芬
改革開放論文范文第4篇
[關鍵詞]改革開放；進程；社會變遷
2008年11月18日至20日，由中央黨校黨史教研部、中共江蘇省委黨校、中共無錫市委、中國現代史學會、全國黨校系統黨史教學與研究專業委員會聯合主辦，中共無錫市委黨校承辦的“改革開放的偉大歷程與當代中國的社會變遷”學術研討會暨全國黨校系統黨史教學與研究專業委員會年會在市委黨校召開。中央黨校副校長李君如，江蘇省委常委、無錫市委書記、市委黨校校長楊衛澤，中央黨校黨史教研部主任柳建輝、副主任曹普，江蘇省委黨校常務副校長黃文虎、教育長桑學成，中國現代史學會會長郭德宏，無錫市委黨校常務副校長陳全生等領導和專家出席。
中央黨校副校長李君如為會議作主題報告。他以三個“光榮使命”為主線展開論述。關于第一個“光榮使命”，李君如指出，研究改革開放30年的歷史，首先要有一個宏觀的、客觀的、歷史的評價尺度?；仡?0年，既要總結經驗，又要分析問題。要看到經驗教訓對于成功的重要意義。其次，要客觀分析改革開放30年的演進階段，要有一個階段劃分的尺度。他對當前把改革開放30年的歷史階段劃分為“五階段”、“四階段”、“三階段”等各種觀點進行了分析，認為從學術的角度來看，這些劃分方法都有其論據和道理，可以百家爭鳴，繼續展開討論。第三，最重要的是全面總結30年的經驗。30年的經驗很多，最重要的、最根本的，就是從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出發，解放思想、解放生產力。而且解放思想必須體現在落實解放生產力上。第四，在總結經驗時。對問題的研究要有科學的態度。這里有兩條重要的原則，一是實事求是，認真地研究問題；二是什么問題就是什么問題，不要以反思問題為南頭，反對改革方向和道路。
關于第二個“光榮使命”，李君如指出：一是要深入研究深化改革開放的歷史方位；二是要深入研究深化改革開放的指導方針；三是要深入研究深化改革開放的戰略部署；四是要深入研究深化改革的動力問題；五是要深入研究深化改革開放的危機管理體系。關于第三個“光榮使命”，他指出：第一，黨史教學要上新臺階，必須進一步提高教學科研水平，這就要把黨史知識的傳播與學員的黨性訓練更好地統一起來；把黨的歷史經驗的總結與提高黨的執政能力、干部的施政能力結合起來。第二，黨史科研要打開新的思路，拓寬新的領域。第三，黨史學科建設要突出重點，圍繞重點研究方向進行。
研討會采取大會專題發言與專家點評相結合的方式進行。來自中央黨校、中國社科院和全國省級、副省級、地級黨校的黨史部(室)主任或副主任。黨史教學與研究專業委員會的委員及各黨校的教研人員110多人圍繞會議主題展開研討交流。研討內容主要包括：改革開放的緣起、歷史進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形成的歷史條件、歷史階段以及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歷史地位；30年來黨的建設、制度創新情況；對30年來經濟社會發展與轉型、區域經濟發展特別是蘇南模式的探討；30年來的思想文化建設情況等。
中央黨校黨史教研部主任柳建輝最后作會議總結，并根據會議形成的意見，提出了2009年學科建設工作年會和學術交流等設想。會議還對由中央黨校黨史教研部和中國現代史學會組織的“全國黨校系統1998—2007年優秀黨史論文評選”獲獎者進行了頒獎，共有87人分獲一、二、三等獎。
責任編輯 沉 香
改革開放論文范文第5篇
關鍵詞：改革開放;解放思想;發展戰略;區域經濟
文獻標識碼：A
一、關于搶抓戰略機遇與解放思想先行問題
湖北位居內陸長江中游地區，雖然不是也不可能是改革開放的先行地區，但作為中部且是長江經濟帶重要的工農業大省，在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及全國由沿海向內地分層對外開放的大格局中，所面臨的改革開放戰略機遇并不在少數，關鍵在于能否以解放思想先行，及時抓住和充分利用全國共同戰略機遇及若干特殊機遇。
1、改革開放30年湖北面臨的共同機遇與特殊機遇
從湖北暨武漢曾經面臨的全國性共同機遇看，至少有以下幾個方面：上世紀80年代初中期沿海開放波及沿江地區及鄉鎮企業異軍突起的機遇：上世紀80年代后期治理整頓與深化改革相結合的機遇;90年代初期鄧小平南巡講活與實施沿江戰略的機遇，尤其是湖北武漢作為南巡講話第一站的機遇;90年代初中期全國六大老工業基地改造的機遇(六大老工業基地包括上海、天津、重慶、武漢、沈陽、哈爾濱);2004年實施“促進中部地區崛起”戰略的機遇，等等。從湖北暨武漢曾經面臨的特殊機遇看，主要包括：上世紀80年代初期特大中心城市武漢、中等城市沙市及黃石成為全國經濟體制綜合改革試點城市及機構改革、科技體制改革試點城市的機遇：90年代中期湖北境內三峽工程上馬與浦東開發并稱為沿江戰略兩大增長極的機遇。此外，從上世紀70年代至90年代中期，武漢市漢正街小商品市場率先開放，武漢實施“兩通起飛”戰略，武漢柴油機廠聘請外籍高管。國有企業武漢火柴廠被民營企業“蛇吞象”，武鋼“質量效益型道路”，以及企業協作聯合“荷花模式”的機遇等。當然。所謂特殊機遇，有相當一部分是省委、省政府依托利用共同大機遇而創造的改革開放機遇，如沙市早于1981年就成為第一個經濟體制綜合改革試點城市，1984年武漢繼重慶之后成為全國特大城市中經濟體制改革的第二個試點城市，還有武漢“兩通起飛”等。
2、不同時期湖北搶抓改革開放機遇的比較分析
反思30年，湖北抓住和利用機遇有二三個明顯特點：一是有的改革開放階段抓住機遇的意識和能力較強，而有的改革開放階段這種意識和能力又較弱，未能及時抓住和始終如一地充分利用改革開放戰略機遇;二是與沿海發達地區比較，在多數發展階段，抓住和利用機遇還不夠及時和充分，以至改革傳統計劃經濟體制力度不大，這是湖北長期發展不夠，與沿海發達省份差距擴大的深層原因所在;三是自己同自己相比，凡是較好地抓住和利用機遇的改革開放階段，經濟發展就快一些，與沿海發達省份發展差距就小一些：反之就發展慢一些，與沿海發達省份發展差距就大一些。比較而言，在改革開放初期的1978-1984年、鄧小平南巡談話后的1992-1997年和十七大召開后的2002年至今三個時段，湖北搶抓機遇、利用機遇大體比較成功。以1978-1984年階段為例，這期間正值黨中央醞釀并實施沿海開放戰略，湖北雖然不是國家生產力布局的重點，但當時省委、省政府能審時度勢，不等不靠，主動改革，很快推出了幾項重大改革決策。從而創造了在全國多個率先甚至第一的改革試點經驗，改革開放力度不亞于沿海地區而大步推進。這些屬全國率先甚至第一的重大決策包括：
第一，1979年，省委決定在沙市進行城市經濟體制改革試點，并上報黨中央、國務院，使沙市1981年7月獲批為全國第一個經濟體制改革的試點城市。沙市立足本市、著眼全國，制定綜合改革的方案和若干單項方案，不僅帶動了全省工業管理體制改革，并在全國獲得推廣，一個時期內，沙市成為全國發展和改革的雙“明星”城市。
第二，1983年2月至1984年5月，省暨武漢市合力運作，規劃設計武漢市經濟體制綜合改革方案，使武漢市緊隨1983年3月國務院確定的綜合改革試點城市重慶市，成為全國又一個綜合改革試點城市。1984年9月，黨中央、國務院正式批準省委、省政府上報的《關于武漢市經濟體制綜合改革方案》后，武漢市經濟體制改革從實行計劃全面單列，有步驟地搞好企業下放，改革外經貿體制，改革價格、稅收、信貸體制，改革科技體制等10個方面展開。在上世紀80年代初中期，武漢市綜合改革試點對全國城市改革所起到的帶頭作用，實際上就是發揮著“內地特區”的作用。
第三，1984年，全省農村綜合改革第一批9個試點縣市啟動，包括安陸、蒲圻、當陽、黃陂、石首、巴東、羅田七縣和隨州、丹江口兩市。該項改革在全國較早，其重點是進一步完善統與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鄉鎮企業改革，國營工商企業改革和供銷社、信用社改革等，為全面推進縣域經濟體制改革提供經驗。
第四，1979-1984年，配合特大城市武漢和中等城市沙市經濟體制改革綜合試點的全面推進，全省的各個單項改革也開始突破，多項創舉堪稱“全國第一”。如1979年漢正街在全國率先恢復小商品市場，成為“天下第一街”，一時全國流傳“對外開放看深圳，對內搞活看漢王”;1980年武漢柴油機廠引進德國廠長格里希，創造了現代企業管理的一整套經驗：1984年6月武漢提出實施“兩通起飛”戰略，宣布武漢三鎮徹底開放，并擬劃出24萬平方米土地，歡迎國內外客商開發流通業或經營工商業。
第五，從上世紀70年代底到80年代初，引進上海的技術和人才以提升湖北國有工業企業和鄉鎮企業的技術、質量水平。如80年代初中期在全國名噪一時的“荷花”洗衣機、“沙松”冰箱和武漢自行車等一大批湖北知名品牌，就是從那時起步，在上海技術人員幫助下發展起來的。
可以說，在改革開放初期的1978-1984年，湖北并未因為不是全國對外開放的重點地區而等待改革機遇，而是大膽改革，敢闖敢試，以致若干方面改革走在內地甚至全國的前列，因而經濟社會發展基本上保持了“五五”時期的勢頭。作為工農業大省的工業增長最能說明問題。1978-1985年間，全省工業總產值年均遞增14.7%，其中“六五”時期年均遞增13.6%。工業總產值占全國比重均在5%以上，位次均在8位之前，主要產品如鋼、軋鋼、發電裝機容量、石油加工、汽車的生產能力均居全國第5位。農業總產值也年均遞增12.7%。這足以表明，即使全面推進沿海戰略的上世紀80年代中期，湖北仍處于
全國工業化第一集團行列。但此后至1992年春鄧小平南巡講話以前，在沿海全面開放加快開放的大環境下，由于缺乏改革開放的意識，加之沒有處理好治理整頓與深化改革二者的關系，自覺不自覺地放慢了改革開放速度，尤其是治理整頓決策失當，剎車過猛，下馬大項目太多，以致國有企業發展停滯不前，非國有經濟(主要是鄉鎮工業)發展大大落后于沿海，湖北經濟進入了1986-1993年持續八年之久的低速徘徊期。至于1994年開始至全國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前，湖北經濟緩慢回升乃至較快發展，那也是由于較好地抓住了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機遇和全力推進沿江戰略的結果。
3、湖北與沿海地區搶抓機遇的差距，主要差在思想解放先行不夠上
一個地區能否搶抓機遇，加快發展，思想解放先行的作用至關重要。尤其是湖北，近代以來至今，并非是封閉的內陸落后地區，而是處于全國對外開放次前沿的沿江較發達地區。在改革開放以來的一些重大轉折時期，未能搶抓機遇，只能從思想解放滯后上找原因。
第一，在處理思想解放，觀念更新與改革傳統經濟體制問題上，思想觀念破舊立新的力度還不夠，以致傳統計劃經濟體制“進入早”、“退出遲”，傳統小農經濟體制長期根深蒂固。未能形成像沿海地區那樣有利于搶抓機遇，加快發展的新體制、新機制。由于思想觀念破舊立新不夠，湖北念念不忘計劃經濟體制下的“一五”至“六五”時期曾是國家的老工業基地與老農業基地，對中央政府“等、靠、要”的觀念遲遲不能淡出決策者和干部群眾的頭腦。也由于思想觀念破舊立新不夠。湖北也念念不忘傳統農產品生產，尤其是糧、棉、油、豬、魚、蛋對全國“一要吃飯、二要建設”的貢獻，滿足于農業的“大而全”和初級農產品的數量優勢，在促進農業生產大省向農產品加工大省轉變，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轉變上步伐不快，以致在改革開放初中期較長時間內，未能充分利用國家先后批準沙市、武漢成為全國經濟體制綜合改革試點和上世紀90年代初國家實施沿江戰略的機遇，加快對老工業基地和老農業基地的改革與改造，加快全省工業化的進程。在世紀之交推進西部大開發戰略時期，有學者研究表明，體制、機制因素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東部地區較西部地區高出10多個百分點。認為兩部學習、借鑒和追趕東部，最重要的不是優惠政策，而是體制機制。對一個發展中地區而言，體制、機制比機遇更重要。湖北自身的改革實踐也證明，有了好體制、機制，就能用足用好所面臨的機遇，甚至沒有機遇也可以創造機遇;沒有好的體制、機制，即使面臨著機遇，也不一定能用足用好機遇，甚至有可能喪失機遇。
第二，在處理實現理想目標與確立適度目標關系上，從國家全局審勢度勢不夠，看自己優勢(如區位、資源的優勢)多，看劣勢少，看潛在優勢多，看現實優勢少，不利于形成各個改革開放階段搶抓機遇、加快發展，既有目標，又不壓指標的政策環境。湖北作為中部地區有一定發展基礎的工農業大省，經濟發展目標定位既要堅持較高的起點，但義必須是從基本省情出發，經過努力切實可行的目標。根據這種認識，世紀之交，省高層決策部門確定湖北“十五”發展的目標為“全國重要經濟增長極之一”，很難說是一種切實可行的適度目標。因為，從“七五”時期開始，尤其是通過1989-1991年治理整頓后，湖北經濟經歷了1986-1993年8年低速徘徊，已逐步退出全國工業化第一集團行列，是名副其實的發展不夠省份。對2000年(即“九五”時期最后一年)主要經濟指標進行分析，雖然湖北國內生產總值(4275.32億元)在全國排位第10，但人均GDP(7188元)僅略高于全國平均水平(7078元)，人均地方財政收入(358元)則大大低于全國平均水平(507元)，二者在全國排位分別為第13、第19。尤其是出口額占GDP的比重(3.7%)大大低于全國平均水平(23.1%)。同期，湖北與滑海發達地區(長江流域的滬、蘇、浙兩省一市)的差距進一步擴大。仍以2000年數據分析，人均GDP湖北分別為滬、蘇、浙的20%、60%、54%;人均地方財政收人分別為滬、蘇、浙的11.5%、58%、47.75%;出口額占GDP的比重，湖北(3.7%)與滬、蘇、浙的44.8%、25.8%、28.1%比較，差距更大。在這種既定格局下，中部大省湖北要想在短期內縮小與長江三角洲或珠江三角洲發達省市的差距，幾乎是不可能的。還要看到，曾是“中部老大”的湖北與周邊省市(包括豫、湘、渝、皖、贛)的差距，或總量指標，或人均指標，均在急劇縮小。由此可見，建成“全國重要增長極之一”的目標，只有沿海發達省市才有可能，對湖北來說，僅靠“得中獨厚”、“承東啟西”的區位優勢，難以達到“全國重要增長極”這個高峰，它最多是個理想目標。也正因如此，新一屆省委修改為“走在中西部前列”的發展定位，這與“九五”時期省高層決策部門接受省社科院學者建議所提的建成“內陸地區(即中西部)經濟強省”的目標，也是大體一致的。
第三，在處理講“湖北話”與講“普通話”的關系上，落實黨中央國務院重大戰略決策與從湖北實際出發決定本省大政方針緊密結合不夠，不利于形成搶抓機遇，加快發展的特色思路和支持鼓勵敢闖敢試的創新精神。黨中央、國務院作出的全國性戰略決策，是從一定時期的全國大局出發的，并不要求各個省區照搬照抄，而班求從本地實際出發加以落實，也就是多講“本地話”，形成自己特色的工作思路。如1989-1991年的治理整頓，就全國而言，重點應是經濟增長“過熱”、投資規模過大的沿海省份，而對當時經濟增長速度已低于全國平均水平的湖北而言，即使投資增長稍快，也不應是重點。但實際上湖北已自覺成為全國治理整頓最快、力度最大的地區之一，結果也失去了治理整頓與深化改革相結合的一次發展機遇，湖北經濟下滑過猛，治理整頓后的1991年，國內生產總值增長速度僅為4.5%，是典型的低速增長，而同年江蘇省國內生產總值增長速度為8.3%，表明二者治理整頓的成效不同。再如上世紀90年代中期，一度出現了所謂“16字”的“湖北精神”，其用意不能說不好，但就是缺乏湖北歷史文化底蘊和當代改革特色，“普通話”味道太濃，雖有“搶前爭先”等豪言壯語，卻未體現敢闖敢試精神，從而生命力不強，也不為全省干部群眾所認同。
二、關于推進工業化的思路及正確處理現代工業與傳統農業的關系問題
從改革開放前的“五五”時期到改革開放初期的1978--1984年，湖北是工農業大省，但首先是工業大省，并且是現代工業與傳統農業不對稱結合的典型城鄉二元結構大省。一方面，具有與西方發達國家相差無幾的工業規模。1983年工業產值占工農業總產值的69%，重工業化率高達60%以上，相當于西方發達國家70年代的水平;另一方面，1983年，農業人口占全省
總人口的80%，農業勞動力占全省社會總勞動力的60%，仍處于落后的傳統農業發展階段。以1984年10月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為標志，我國加快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從湖北這種二元結構工業大省的實際出發，如何堅定不移地推進工業化，并正確處理現代工業與傳統農業的關系，事關湖北市場取向改革的成敗，也事關新時期湖北能否保持全國工業化第一集團的地位。
1、1985-1992年間，湖北工業化從改革開放初期以現代工業為主導。重、輕工業協調、工農協調發展的工業化思路，開始轉向一種把工業化建立在農業基礎上或農業大省偏好戰略的思路
面對國家實施沿海戰略，投資重點東移的格局，湖北工業化的思路選擇有三：一是繼續實施“六五”前的城市大工業大企業(如著名的“一、二、三”大企業)，尤其是重工業企業帶動縣市和鄉鎮工業發展的思路;二是從圍繞城市“大全重”(即大企業、全民所有制、重工業)轉向圍繞“小集輕”(即中小型企業、集體所有制、輕工業)，以及圍繞農業大省，大力發展以農產品為原材料的輕工業及農村工業的思路：三是保持城市大工業大企業優勢，“大全重”與“小集輕”相結合，工農業協調發展的思路。比較而言：第一種思路，由于湖北不再是國家工業化重點地區，且傳統大工業大企業面臨改革轉型困境，難以像計劃經濟體制時期那樣帶動縣市與鄉鎮的工業發展。第二種思路，從湖北工農業大省兼有工業和農業優勢、“大全重”與“小集輕”優勢出發，在一個時期內適當發揮農業大省和“小集輕”優勢，促進工農業協調發展，并非完全不可能，但湖北首先是工業大省，是重工業主導下的工農業大省，一旦“大全重”放慢，就意味著工業化放慢，勢必淪為一般的農業主導大省，重工業大省的優勢也勢必削弱。只有第三種思路，也是改革開放初期1978-1984年大致實行的一種工業化思路，以現代工業為主導，重工業與輕工業協調發展，工農業協調發展，包括城市大工業與農村工業協調發展，才有利于發揮城市大工業大企業和農村工業、農業兩個優勢，因而1979-1984年間，與沿海競爭處于不利地位的湖北，獲得了不亞于沿海的發展速度。1985年以后，則偏離了上述思路，主要從發揮農業和輕工業優勢人手，抑制了湖北現代工業、尤其是重工業優勢的發揮，這種企圖把工業化及輕工業發展建立在農業大省乃至農業基礎上的做法，只能是削足適履，揚短避長。即使是圍繞農業辦農村工業，也是一條完全不同于沿海地區的農村工業化道路。具體表現有三：一是圍繞農業生產辦工業，而不是面向市場辦工業。二是辦“三就地”工業，而不是“兩頭在外，大進大出”。所謂就地取材、就地生產、就地銷售，限制了工業企業的發展，是一種“小腳女人”式工業化。三是不允許農村工業與大工業爭原料、爭資源、爭市場，這不是促進城市大工業與農村工業之間的平等競爭和相互促進。這同該期間沿海普遍利用國內國際兩種資源，面向國內國際兩個市場的工業化進程比較，實質是一種逆工業化思維。在國有大工業大企業轉型中，注重農村工業化這一頭，十分必要，但也要利用兩種資源，面向兩個市場，不能只圍繞農業發展農村工業，進而代替城市大工業發展，更不能割裂城市大工業大企業與農村工業的血緣關系。
在該時期，給湖北工業化，尤其是農村工業發展致命一擊的是1989-1991年三年治理整頓。在全國各地大膽放手鼓勵支持發展鄉鎮企業時，湖北省的有關文件還明令治理“與大工業爭原料爭能源而效益很差”的鄉鎮企業。由于治理整頓的力度失控，不但導致湖北大工業大企業失去了持續快速增長的后勁，而且使剛有起色的農村工業，即鄉鎮企業的發展勢頭嚴重受阻。其間，全省有1154個鄉鎮企業關停，163個企業合并，20個企業轉產。到1991年，全省鄉鎮企業104.33萬個，從業人員387.87萬人，分別比1988年減少4.93萬個和19.32萬人。1989-1991年，全省鄉鎮企業總體速度明顯回落，年均遞增17.38%，比1984-1989年大發展時期回落了26.5個百分點。湖北鄉鎮工業發展本來就慢于沿海省份，而治理整頓后下降幅度如此之大，乃至若干年后恢復元氣時與沿海差距拉大的格局已不可逆轉。湖北工業化進程從此放慢減速，縣域經濟更是落后于沿海地區，以致改革開放初期農村工業化進程加快、充滿活力的縣市，相當一部分陷入了“農業大縣、工業小縣、財政窮縣”的困境。就全省而言，湖北已不再是工業位居全國前列的T農業大省，而是農業比重高于沿海發達省份10個百分點以上的農業大省，甚至是“農業大省、財政窮省”。以改革開放初期的1983年與治理整頓時期的1989年比較，前期湖北與江蘇農業總產值占工農業總產值的比重均為31%，與汀蘇同屬全國工業化第一集團;而后期湖北第一產業在三次產業中的比重則上升為39%，江蘇則下降為29%。它表明，湖北從該時期開始，已退出全國工業化第一集團，與江蘇等沿海工業大省不在一個檔次上。最能說明湖北與江蘇工業化差距的，是以沙市為首的江漢平原與蘇、錫、常為首的蘇南平原的城市化差距。到上世紀90年代初期，一方面，蘇南平原各市縣紛紛推進二次創業，造就了大批充滿活力的新興工業城市，蘇、錫、常迅速壯大為特大城市和大城市，20余個縣市進入全國縣域經濟百強;另一方面，江漢平原各縣市卻為走出“農業大縣、工業小縣、財政窮縣”困境而努力，其領頭羊“江漢明珠”沙市也急劇萎縮，人稱“工業城市農村化”。這從一個側面說明，湖北的中部凹陷是從城市到農村的全面凹陷，其源自于工業化進程的滯后。
2、1993-2001年間，湖北尋求現代工業和農村工業在新一輪改革開放中“雙突破”，但又囿于“農業大省”定位和發揮農業優勢，只能背著“米袋子”與沿海地區競爭
1992年春鄧小平南巡講話發表后，湖北和全國一樣進入了一個“抓住機遇，加快發展”的新一輪改革時期。這個時期對湖北最大的促進，就是開始扭轉工業1986-1993年8年低速徘徊的局面，加大工業化力度，加快工業園區建設速度。1994年，全省工業實現了“六五”后首次高于全國平均水平的增長。在“八五”時期(1991-1995年)，全省工業總產值平均遞增22.2%。大大高于計劃增長13%的目標，比“七五”時期提升11.6個百分點。到“九五”時期的第2年，即1997年，湖北國內生產總值(按可比價格計算)比上年增長13%，增幅在全國各省市中居第3位，國內生產總值在全國的位次由上年的第9位上升到第8位。工業化進程的提速，也促使前一個時期形成的一部分“農業大縣、工業小縣、財政窮縣”開始走出困境。但其間1993年11月全國出現的新一輪糧食波動，促使中央政府加大了對糧食生產的調控力度，對各省實行“米袋子”省長負責制。這對于工業化本
來明顯落后于沿海、卻又是全國糧食主產區的湖北來說，是一次新的嚴峻挑戰。因為經過1978-1993年10多年的工業化進程，特別是沿海發達省份一些地方以放棄糧食生產為主要內容的非農化，全國糧食主產區，即強調發揮糧食優勢的地區，已從1981年的23個變為9個。湖北及黑龍江、吉林等傳統工農業大省均屬其中，也都面臨著落實“米袋子”省長負責制與加快工業化(甚至是補工業化之課)的雙重任務。
實事求是地講，在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的過渡時期，在糧食并非完全意義上的商品而是戰略性商品的條件下，實施“米袋子”省長負責制，客觀上制約著湖北這類工農業大省的工業化進程，不利于現代工業體系的升級和農村工業的更快發展。其主要原因有三：一是“米袋子”省長負責制強化了湖北等糧食主產區在計劃經濟體制下形成的“農業大省”分工定位，即使到“八五”時期。國家宏觀職能部門對湖北等中部大省的發展方向，仍定位于一個“農業大省”和“四個生產和輸出基地”(即商品糧、棉、油生產和輸出基地，重要原材料生產和輸出基地，能源的生產和輸出基地，初級農業勞動力的生產和輸出基地)。這種定位很大程度上沿襲丫計劃經濟體制下的區域分工體系。重視湖北等中部大省向全國，尤其是向沿海地區提供初級農產品和原材料的任務，卻忽視了全國，尤其是沿海發達地區對中部大省工業化的應有支持，包括從大工業項目到支農工業項目方面給予的支持。二是就湖北等糧食主產區而言。既要負責本省“米袋子”，又要負責非糧主產區“米袋子”，這就導致了加快工業化中湖北背著“米袋子”與沿海發達省份的一種不公平競爭。三是作為糧食主產區的湖北與工業化先行的沿海糧食主銷區之間，存在著一種地區利益剪刀差，包括糧食價格與農業生產資料價格、農村工業消費品價格的剪刀差，糧食主產區初加工的糧食產品(上游產品)價格與糧食主銷區精加工糧食產品(下游產品)價格的剪刀差。以及糧食主產區出售商品糧承擔了巨額流通費用與糧食主銷區以半行政半市場價格獲得商品糧的剪刀差。由于“米袋子”省長負責制事關國家發展和宏觀調控大局，而加快工業化屬本省發展范疇，在落實“米袋子”省長負責制與加快工業化的雙重任務面前，湖北等省明知發揮糧食優勢不利于本身工業化，明知與糧食主銷區之間存在地區利益剪刀差，但又不能不把前者放在首位，以“農業安天下”為己任，而把加快工業化來補工業化之課的任務放在次要地位。為此，湖北從90年代中期開始，對作為工業化新增長點的各類開發區和工業園區建設，也不得不放慢速度。“農業安天下”固然重要，但湖北就農業論農業，不可能從根本上解決本省傳統農業問題，不可能由農業大省變為農業強省，以致該時期全省工業化水平的提升依然有限。以工業化發展較快的1997年為例，湖北第一產業占三次產業的比重仍然高達22.2%，比沿海地區江蘇15.1%仍高7.2個百分點。即使到2001年，湖北第一產業占三次產業的比重仍高達14.9%，高于江蘇(11.4%)3.5個百分點，比全國平均水平(15.2%)也低0.3個百分點?？梢?，湖北仍然是農業比重較高的工農業大省。
必須指出的是，實施“米袋子”省長負責制，還只是制約該時期湖北工業化進程的重要外因。即使是實行“米袋子”省長負責制，如果湖北能堅持以工業化思路謀劃農業，那么，發揮農業大省優勢是可以與加快工業化相結合的。這就是要走出傳統農業生產大省的誤區，即不滿足于向全國尤其是沿海地區提供農產品的初級產品，而是大力發展農產品加工業，延伸農業產業鏈，如山東、河南那樣變農業生產大省為農產品加工大省，湖北農村工業化也將是有所作為的。但“八五”時期以來，湖北比較重視農產品生產，加大投入建設30余個商品糧、棉基地。這是必要的，但對農產品加工的投入明顯不足，未能造成一批面向國內外市場，且帶動力強的農產品加工龍頭企業。這種“重生產，輕加工：輕流通”的思路與做法，既不利于廣大農民致富，也不利于農村工業化建設，從而實現全省城鄉工業化的協調發展。
3、2002年至今，一手抓武漢城市圈建設(現代工業)，一手抓縣域經濟發展(農村工業)。以不放棄農業，尤其是糧食生產為底線。促使湖北工業化步入快速發展軌道
從一手抓武漢城市圈建設來看，從2002年4月開始，以武漢為龍頭的“1+8”城市圈在省委、省政府支持下，在武漢市委、市政府配合下開始啟動，2004年省委、省政府以兩辦名義轉發《省發展和改革委員會關于加快推進武漢城市圈建設的若干意見》，并在此基礎上制訂《武漢城市圈總體規劃》。上述《意見》和《總體規劃》突出基礎設施、產業布局、區域市場、城鄉建設和生態環保五個方面的一體化，對提升“1+8”城市圈的市場化工業化水平乃至推進全省市場化工業化進程，起到了引擎的作用。與此同時，以襄樊為中心的襄(樊)+(堰)隨(州)汽車城市帶和以宜昌為中心的宜(昌)荊(州)荊(門)城市群也加快推進建設步伐，與武漢城市圈共同形成了全省“一主兩副”三大城市群鼎立的格局。
從一手抓縣域經濟發展來看，重點是加大“一主三化”進程，即以民營經濟為主，加快工業化、城鎮化、農業產業化，特別是加大民營經濟發展力度，以扭轉縣域經濟工業化遲滯局面，扭轉一部分“農業大縣、農業小縣、財政窮縣”的困境。這部分“農業大縣、工業小縣、財政窮縣”在鄧小平南巡講話后通過加快對外開放，加快工業園區建設而有所改變，但由于1993年開始的“米袋子”省長負責制牽制了相當一部分財力，以現代工業謀劃農業的思路不夠清晰，且大城市大工業無力支持農村，反哺農業，不少“農業大縣”困境反而重新加劇。如湖北原來躋進全國百強的兩三個縣市逐年落后，乃至2005年全部被淘汰落選，便是最好證明。當然，以整體上看，通過全面推進以民營經濟為主的工業化、城鎮化、農業產業化，給全省縣域經濟尤其是縣域工業增添了發展活力，形成了新的增長點。2004年底，全省縣域規模以上工業總產值達1818.8億元，比上年增長28%，有11個縣市增幅達40%以上?？h域工業占全省工業的比重已超過50%，比2001年提高13個百分點，縣域工業占縣域GDP的比重達40%，比2001年提高近4個百分點，這表明湖北縣域經濟由恢復性發展進入了加快發展的新時期。
以“兩手抓”推進工業化的主要意義在于，比較符合湖北由傳統工農業大省向新型工業大省轉變的實際，較好地處理加快工業化與“農業安天下”的二者關系，進而找到了傳統工農業大省工業化提升不同于沿海發達省份的特殊道路。具體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發揮了湖北工業化的兩個優勢，即城市現代工業，尤其是大工業大企業的先發優勢與縣域經濟及農村工業的后發優勢，以先發優勢帶后發優勢，以后發優勢促先發優勢。二是湖北工業化找到了先進城市經濟與落后
縣域經濟的結合點，即發展“一主兩副”三大城市圈是大城市帶動縣域經濟、工業反哺農業的一種有效形式。三是避免了重蹈沿海部分發達地區以放棄農業特別是糧食生產為代價推進工業化的老路。而是以確保全國“農業安天下”為前提，以國有大工業大企業與農業產業化經營的結合推進新型工業化。“兩手抓”的工業化實踐，與前兩個時期(即1985-1992年、1993-2001年)的工業化相比，成效比較明顯。以武漢為中心的“1+8”城市圈持續快速發展，真正成為全省工業化的龍頭。2007年，武漢城市圈實現生產總值突破5000億元，為5509.98億元，占全省GDP的61.2%;其中武漢市GDP達3141億元，進入全國“3000億俱樂部”，是中部地區唯一入圍城市。武漢城市圈規模以上工業總產值突破6000億元，為6016.78億元，占全省工業總產值的62.6%。武漢城市圈促進了全省縣域經濟“一主三化”進程的加快。特別是在武漢城市圈帶動下，襄+隨汽車城市帶和宜荊荊城市群也有了長足的進步，新型工業化進程明顯加快。2007年，后兩個城市帶(群)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分別達到446.37億元和602.28億元，正成為促進湖北實現中部崛起的兩大新增長點。但要看到，南于二、三產業尤其是第三產業的提升還不夠快，加之縣域經濟“一主三化”進程中現代農業水平的提高，湖北第一產業占二三次產業的比重仍處于高位運行。以2007年與2001年比較，湖北第一產業占三次產業的比重由14.9%上升到15.5%，與同期全國由15.2%下降為11.7%及江蘇南11.4%下降為6.7%相比較，形成強烈反差，說明湖北加快工業化進程，尤其是提高二、三產業比重，實現產業結構調整升級的任務仍然十分艱巨。
三、關于湖北區域經濟發展與改革開放戰略選擇問題
對于改革開放30年間湖北所實施的區域經濟發展與改革開放戰略，有代表性的論述主要有二：一是按省歷次黨代會報告為主線的三階段總體戰略劃分，即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中期的“在中部崛起”戰略，90年代中期至2001年的“振興崛起”戰略，2002年以來的“走在中西部前列”戰略;二是以改革發展階段為主線的三階段區域戰略劃分，即1978-1987年的“城市先導”和“四區一中心”戰略，1988-2001年的“金三角”和“一特五大”戰略，2002年以來“一手抓武漢城市圈，一手抓縣域經濟”的戰略。但如果從實踐操作的層面看，對湖北改革和發展影響較大、推進時間也較長的應是上個世紀80年代后期、90年代初期和本世紀初三個時段先后提出并實施的“在中部崛起”戰略、湖北長江經濟帶開放開發戰略和武漢城市圈戰略。其中，“在中部崛起”戰略與長江經濟帶戰略在實施上有所交叉。
1、“在中部崛起”戰略的曲折推進與逆向效應(1987.12-1992.6)
值得注意的是，上個世紀80年代底湖北提出的“在中部崛起”戰略與2004年3月黨中央國務院正式提出的“促進中部地區崛起”國家戰略不是一回事。這不僅在于兩個戰略的“級別”屬性不同，而且還在于“崛起”的內涵、外延也不同。 “在中部崛起”的本意，是湖北實現在中部地區，尤其是周邊地區的凸起，而“促進中部地區崛起”，則是黨中央、國務院要求整個中部地區加快發展，縮小與東部地區差距，實現在全國的崛起。湖北的“在中部崛起”戰略，是省委、省政府吸收和采納理論工作者關于湖北要在中原突破、中部崛起的建議，于1987年12月召開的省委四屆八次會議正式提出的，1988年4月省委常委擴大會議的主題也是《適應沿海經濟發展戰略，力爭在中部崛起》，1988年12月省第五次黨代會再次確認了這一戰略。
在全國實施沿海大戰略，國家投資重點東移的大背景下，湖北省高層決策者認識到要避免塌陷為全國中間谷地(俗稱“鍋底”)的危機，提出奮力“在中部崛起”，無疑體現了一種中部大省主動適應沿海戰略的前瞻性思想，也是一種針對湖北經濟開始走下坡路實際的一種戰略對策思路。如果落實得好，湖北就可能保持住全國工業化第一集團的地位，避免“凹陷”的境地。問題在于，從1987年開始提出該戰略到1992年6月省委、省政府又正式提出“堅持以武漢為龍頭，以長江經濟帶開發開放為重點”的長江經濟帶戰略之前，將近五年時間，湖北經濟非但沒有改變1986年開始低于全國平均增長速度的局面，實現預期的“在中部崛起”，反而經濟持續低速徘徊，陷入了所謂“面窩”經濟的困境。為什么出現這種欲奮力崛起而逐步凹陷的逆向效應?
首先，從特殊的外部因素看，湖北提出“在中部崛起”戰略之日，也正是黨中央國務院作出治理整頓經濟秩序的決策之時。1988年下半年開始的治理整頓，對控制全國經濟“過熱”及已經出現的通貨膨脹、物價上漲，無疑非常必要，對享受開放開發優惠政策、經濟持續高速增長的沿海經濟快車“剎”一下年，也非常必要。但對于廣大中西部地區而言，尤其是經濟增長速度已低于全國平均水平的湖北而言，顯然不是一個“利好”的消息。改革開放后特別是沿海戰略實施后，習慣于投資依賴而_義失去國家投資重點支持的湖北經濟，與沿海地區已不在一個起點上，即使要維持全國平均水平的經濟增長，也只能吃補藥而不能吃泄藥。如果實行與沿海地區大體同步的治理整頓，也去壓縮已十分有限的投資項目、投資規模，那就等于把自己踢出全國“平均水平”增長之外。而恰恰在這個關鍵時期，本來已經發展不夠的湖北推進治理整頓卻過快過猛，居然走在全國前列，其結果只能是與“在中部崛起”的目標背道而馳。
其次，從湖北自身運作的因素看，從戰略提出后的近五年實踐看，不僅未能形成“在中部崛起”的新增長點，也未真正找到戰略的突破口。既然湖北不再成為國家投資重點地區，那么，“在中部崛起”只能主要依靠自身力量，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來崛起。對此，1991年1月省委五屆六次全體(擴大)會議闡明了這種思想，認為在“80年代國家建設重點轉移，我省建設投資在全國所占比重有較大的下降”情況下，實現在中部崛起應“立足于向內使勁，以內涵擴大再生產為主。”湖北如何向內使勁，培育新增長點?當時，除了通過加大技改力度，促進老工業基地轉型升級外，主要就是適應全國鄉鎮企業異軍突起的大潮，加大力度發展鄉鎮企業。這也是改革開放初期江蘇、浙江等沿海省份高速發展的成功之路。但湖北鄉鎮企業起步較晚，并且發展舉措不如沿海省份得力，鄉鎮企業發展既未形成“鋪天蓋地”之勢，又未培育一批“頂天立地”的企業集團，即使在鄉鎮工業發展較快的1988年，全省鄉鎮企業產值達246.15億元(1980年不變價)，比1985年增長1.1倍，但與沿海發達省份相比，仍然總量不大，增速不快。如1989年到1992年，江蘇鄉鎮工業產值由1078.41億元增加
到2963.23億元，而湖北僅由291.05億元突破到1000億元，顯然不能成為湖北實現“在中部崛起”的新增長點。至于戰略突破口選擇，幾乎在提出“在中部崛起”戰略同時，省委、省政府就決定適應沿海經濟發展戰略，從沿江經濟帶突破，即建立改革開放試驗區，批準武漢、沙市、鄂州和黃岡地區為沿江開放開發試驗區，同時確定黃石、宜昌、十堰及枝江、大冶等11縣市進行自費改革，加速開放開發試驗，逐步建立各具特色的開發區和成龍配套的開放體系。但上述長江經濟帶“突破口”選擇，重點不突出，既強調武漢等“三市三地”，又涵蓋黃石、宜昌、十堰三個中等城市及11個縣市，特別是1991年制定的《湖北省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八個五年計劃綱要》又提出“八五”期間“兩江三線”的戰略設計，強調“要充分發揮長江‘黃金水道’和‘經濟走廊’的優勢和鐵路大動脈作用，加速長江經濟帶的改革開放開發和漢江經濟帶的若干重點建設，并逐步形成以長江、漢江和京廣、焦枝、襄渝、漢丹、大沙鐵路為主線的布局”，幾乎涉及全省所有大中城市和沿江(長江、漢江)、沿鐵路地區。另外，1993年12月省第六次黨代會提出的“一特五大”，把特大城市武漢與其他五個城市并列。這種突破口“全面”開花，“重點”不“重”，嚴重脫離了湖北加快發展只能“立足于向內使勁”和“自費改革”的實際，多突破口等于沒有突破口。
2、湖北長江經濟帶開放開發戰略的初見成效與“大金三角”思維定勢的干擾(1992.6-2001.12)
撇開1988年4月提出以長江經濟帶開放開發為湖北“在中部崛起”戰略突破口不論，1992年6月省委、省政府作出《關于加快改革，擴大開放，促進湖北省經濟上新臺階的決定》(即20條)，標志著湖北長江經濟帶加快開放開發戰略的正式實施，這就是“堅持以武漢為龍頭，以長江經濟帶開發開放為重點，兼顧清江、漢江、京廣、焦枝鐵路沿線的開放開發，進而帶動全省的開放開發和經濟發展。”湖北是全國長江經濟帶的重要組織部分，近代以來有著通江達海、對外開放的歷史，以其承東啟西的區位加速沿江經濟帶的開放開發，應該是一個切合實際，也利于與沿海發達地區接軌的戰略。
與實施“在中部崛起”戰略不同，長江經濟帶開放開發戰略起點較高，開局順利。起點較高，主要體現在較好地抓住了鄧小平南巡講話后全國加快發展上新臺階的機遇，積極主動地把湖北納入沿江開發戰略的前沿地帶，是一個對內對外全方位開放湖北的高端戰略;開局順利，主要體現在實行“以武漢為龍頭，以長江經濟帶為主線，以三峽工程上馬為契機”的三位一體，也是一個可操作性強的務實戰略。根據加快長江經濟帶開放開發的要求，1993年4月，省委五屆十次全體會議決定調高“八五”計劃和十年規劃若干發展目標，以提高經濟增長率和優化產業結構為重點，規劃10年間，全省國民生產總值年均遞增9.2%，比原計劃提高2.9個百分點。其中“八五”期間，年均遞增9%，比原計劃提高3.2個百分點。“八五”期間，農業總產值年均遞增4.5%，鄉鎮企業總產值年均遞增20.5%，工業總產值年均遞增13%，分別比原計劃提高1.2個、9.3個、5.7個百分點。這個計劃調整體現了以加快沿海地區開放開發帶動全省發展的思路，為1994年開始走出經濟低速徘徊確定了具體目標。通過實施長江經濟帶開放開發戰略，不但特大中心城市武漢初步形成“四城”、“三區”(即鋼鐵城、商業城、科技城、汽車城，東湖高新技術開發區、武漢經濟技術開發區、陽邏經濟技術開發區)的新格局，龍頭作用日益顯現，沿江城市中很快形成了一批富有活力初具實力的改革開放試驗區，如鄂州的葛店開發區、宜昌的東山開發區等，就走在全省改革開放的前列。尤其是宜昌市，利用全國沿江戰略兩大增長極之一——三峽工程上馬的歷史機遇，加快水電建設與發展旅游、生態保護相結合，促使宜昌成為全省一個重要的新增長點，也提高了宜昌市在全省區域經濟布局中的地位。1992-1994年三年實踐證明，加快湖北長江經濟帶開放開發的主要成效，在于促進湖北經濟尤其是工業從“八五”后期開始扭轉了長期低速徘徊的局面，整個“八五”時期(1991-1995年)，全省國內生產總值年均增長12.9%，比全國平均水平高1.1個百分點;工業總產值年均增長22.2%，大大高于計劃增長13%的目標，比“七五”時期提高11.6個百分點;農業總產值年均增長73%，大大高于計劃增長4.5%的目標，比“七五”時期提高4個百分點。“九五”時期前兩年(即1996年、1997年)的持續發展，進一步表明實施長江經濟帶開放開發戰略是湖北發展的一著好棋，其巨大的正向效應與實施“在中部崛起”戰略的逆向效應，形成了一種鮮明對比。如果湖北能一以貫之地推進長江經濟帶開放開發戰略，那么將會發展得更快一些，在全國戰略布局中尤其是中部地區崛起中將占有更有利的地位。但應當看到，從制定湖北“九五”計劃開始，個別經濟學者提出的并為省相關職能部門所吸納的“大金三角”戰略布局思維以及企圖把整個湖北建成“全國重要經濟增長極之一”的目標定位，從一定程度上干擾了長汀經濟帶開放開發戰略的全面穩步推進。這種干擾至少有兩點：第一，“大金三角”，或“兩江三線”，或“一點四面”，是以“多中心”削弱了以武漢為龍頭的沿江經濟帶這個中心。在《湖北省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九五”計劃及2010年遠景目標綱要》(湖北“九五”綱要，1995年10月23日通過)和《湖北省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個五年計劃綱要》(湖北“十五”綱要，2001年12月18日批準)中，均突出了所謂“大金三角”戰略構想，即：重點建設以武漢為中心。以黃石、宜昌、襄樊為頂點，以江漢平原為中部腹地的“金三角”地區，加強其對周邊地區的輻射，帶動全省經濟的發展;所謂“一點四面”是：以武漢為中心，鄂東、鄂中南、鄂兩北、鄂西北四大區域為四面。這實際上是1991年提出的“兩江三線”戰略布局的延伸，充其量是一個地理經濟學的布局。從湖北城市化T業化的實際看，全省城市群由西向東呈“A”字型布局，以武漢為中心的鄂東沿江城市群處于“A”字型頂端，它才是湖北經濟較發達的真正“金三角”地區，也是中國內陸最大的“金三角”經濟增長帶之一。第二，把“大金三角”或“一點四面”作為湖北乃至全國的“經濟增長極”來培育，顯得大而不當，不具備可操作性。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兩大城市群，是全國公認的兩個最大經濟增長極，但其“金三角”地區“洲”域面積分別只有9萬、5萬平方公里，而湖北“大金三角”居然達12萬平方公里，占全省國土面積的2/3以上。無疑，這是一個“面”，而不是一個“點”，在近期內根本不具備建成湖北乃至全國經濟高地的基礎條件。
與建設“大金三角”經濟高地的戰略目標相
適應，《湖北“十五”綱要》還提出了將湖北建成“全國重要的經濟增長極之一”的奮斗目標。在2000年全國實施兩部大開發戰略，湖北尚處于“不東不西”地位的條件下，該奮斗目標宏偉卻偏高，不易實現。相比之下，《湖北“九五”綱要》提出的“實現由內陸地區的工農業大省向經濟強省跨越”的奮斗目標比較準確，切合經歷1986-1993年8年低速徘徊后湖北已退出全國工業化第一集團的發展實際，也與新世紀初省委確立的湖北“走在中西部前列”的發展目標大體相近，是一個經過努力可以達到的適度目標?？梢哉f，按照“大金三角”思維定勢，急于成為“全國重要增長極”的理論主張不利于湖北長江經濟帶開放開發的順利推進。
3、“武漢城市圈”戰略的實施與構建中部崛起戰略支點(2001.12—)
“武漢城市圈”(又稱“大武漢集團城市”、“武漢周邊城市群”和“武漢經濟圈”等)戰略，或稱“推進武漢城市圈建設”戰略，正式見諸省委重要文件，是2002年6月10日在中共湖北第八次代表大會上的報告。該報告提出“拓展和完善空間布局和功能分區，形成武漢經濟圈，更好地發揮對全省的輻射帶動作用”。但有關學者的咨詢建議和研究論文則發表在2001年12月至2002年2月之間。省委提出實施“武漢城市圈”戰略。與1988年12月省第五次黨代會提出“在中部崛起”戰略。大約相隔了三個五年計劃的時間。武漢城市圈位居中部地區四大城市群之首，以構建促進中部地區崛起的重要戰略支點為奮斗目標。世紀之交，推進武漢城市圈建設的戰略，是中部工農業大省湖北建設內陸經濟強省，走在中西部前列的一個大戰略，也是30年來湖北改革開放進程中成效最為顯著的一個大戰略。
第一，該戰略吸收、總結了改革開放20年來湖北所實施的主要發展戰略的正反經驗。從吸收、總結正面經驗看，它繼承、發展了湖北長江經濟帶開放開發戰略的靈魂——堅持以武漢為龍頭、為中心加快并率先發展沿江經濟帶。解決了省、市(武漢市)之間因體制不順而導致的“兩張皮”問題，形成了“全省支援武漢、武漢帶動全省”的互相促進格局。從吸收、總結反面經驗看，以“形成武漢經濟圈”來“促進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的新提法，取代了《湖北“九五”綱要》、《湖北“十五”綱要》中所謂“大金三角”以及“一點四面”和“兩江三線”的不科學提法。“1+8”城市圈以武漢命名，突出了大武漢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即使是長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三大沿海城市群，也未能用上海、廣州、北京來命名?？梢哉f，武漢城市圈是一個具有中部特色。尤其注重發揮特大中心城市作用的城市群。
第二，該戰略適應了21世紀的全球城市化浪潮，是以非平衡推進，依托城市群帶動全省發展的戰略。2l世紀被稱為“城市世紀”，未來世界將是城市群的世界。素有“大武漢”之稱的武漢市，不論從建設現代化開放型國際性城市目標出發，還是從服務全省、帶動全省出發，不能不融入這一趨勢中。從近百年歷史來看，武漢每前進一大步，均同城市群發展之路相關。從1899年(即光緒二十五年)將漢口與漢陽、武昌城區統稱“三鎮”到上世紀70年代實行市帶縣以前，大武漢就已是一個“三鎮”合一即三個大中城市融為一體的城市群。從這個意義上講，“三鎮”合一的大武漢是我國近代史上最早成型的“城市群”。70年代以后實行市帶縣，表明武漢又進入了一個“3(鎮)”+“4(縣)”的城市群階段。21世紀初，以武漢為龍頭組建“1+8”的“大武漢”集團城市，表明大武漢進入了城市群的第三個發展階段。
第三，該戰略從提出、研究、論證到規劃編制，直至組織實施，都很規范、科學，時間長達約5年。該戰略形成大致經歷了四個階段：一是提出階段(2001.12-2002.3)。省社科院學者的一篇咨詢建議和兩篇學術論文，全面系統闡述了“大武漢”集團城市的框架構想和理論依據。二是論證與啟動階段(2002.4-2004.4)。省市有關部門和理論工作者組成有關的課題組研究武漢周邊城市群發展的重大問題，并由武漢市委、市政府和省政府辦公廳牽頭，召開“1+8”城市負責人協調會議，開展“1+8”城市圈經濟一體化的調研活動。在此基礎上，形成《省發展和改革委員會關于加快推進武漢城市圈建設若干問題的意見》。三是規劃編制階段(2004.4-2006.7)。由省長批示成立《武漢城市圈總體規劃》課題組，由中科院地理科學與資源研究所同省社會科學院、省政府發展研究中心和華中師大等單位聯合組成，經過課題組兩年努力，五易其稿，《武漢城市圈總體規劃》通過高層次專家評審。四是規劃實施階段(2007年2月)。2007年2月2日，省長羅清泉在省人大第十屆五次會議上的《政府工作報告》正式宣布實施，強調加快推進基礎設施、產業布局、區域市場、城鄉建設、環境保護與生態建設的一體化。2007年，武漢城市圈以占全省1/3的土地面積、1/2的人口，創造了約3/5的生產總值、1/2的地方一般預算收入，成為湖北也是中西部最富活力最具實力的地區之一。
(責任編輯 陳孝兵)
改革開放論文范文第6篇
摘要：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銀行業經歷了40余年的探索與發展歷程，通過“引進來”和“走出去”發展戰略，既積累了豐富的經驗，也取得了斐然的成績。在當前金融業全面開放的背景下，中國銀行業必然面臨著巨大的挑戰，也必將迎來難得的機遇。對此，中國銀行業應通過加強自我優勢發揮、完善公司治理結構、提升綜合創新能力、增強金融科技力量等措施，探索出一條具有中國銀行業特色的發展路徑。
關鍵詞：全面開放;中國銀行業;發展策略
2020年2月14日，中國人民銀行等部門適時發布了《關于進一步加快推進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和金融支持長三角一體化發展的意見》，從對接高標準規則，探索與國際接軌的金融政策體系、監管模式和管理體制等方面提升上海的金融開放水平。上海作為中國金融開放的前沿陣地，成為了中國銀行業對外開放的排頭兵，實行一系列舉措，探索中國銀行業擴大開放的發展路徑，也逐步打開中國銀行業全面開放的序幕。
1.金融全面開放對中國銀行業的影響
1.1中國銀行業面臨的挑戰
1.1.1產品業務面臨競爭。進入門檻進一步降低，外資銀行必將積極進入中國，打破中國銀行的獨大局面，重新劃分市場份額。外資銀行的混業經營模式能為客戶提供全面到位的、體驗感較好的綜合金融服務，對具有多樣金融服務需求的客戶將產生極大吸引力，而中國銀行業的分業管理模式略顯劣勢。
1.1.2優質客戶面臨劃分。外資銀行進入中國市場，可以利用其高效的創新能力、豐富的業務產品、優質的服務水平以及靈活的運行機制等優勢，針對三資企業、外向型企業、跨國企業、高新科技企業、大型集團公司等優質客戶發展公司業務，或者針對高收入、高凈值個人客戶發展私人銀行業務。通過精準營銷和拓展，外資銀行不僅能以較少的人力和物力投入，獲得更高的回報，而且經營優質客戶所帶來的風險也更低。
1.1.3重點區域競爭加劇。外資銀行進入中國市場較晚，難以短期內廣泛布局網點，加上外資銀行對成本收益率的嚴格考量，因此，他們將采取“精打細算”的發展策略，大多僅選擇在中國金融資源最豐富的一線城市或者省會城市設置個別分支機構。從外資銀行進入中國銀行業市場的區域布局來看，與大多數中國銀行業機構重點發展區域存在重疊，必然會產生激烈的競爭，對于中國銀行業長期以來形成的固有利潤來源將構成較大威脅，盈利能力將會受到較大沖擊。
1.1.4金融科技力量懸殊。面對金融業的不斷革新，中國銀行業紛紛加大金融科技的投入力度，具有代表性的中國銀行、招商銀行、光大銀行等金融科技投資均占營業收入總額的1%或者凈利潤的1%-2%，但相較于外資銀行依然稍顯不足。2018年麥肯錫發布的《全球數字化銀行的戰略實踐與啟示》報告，得出“全球領先的金融科技銀行的轉型和創新投入，達到稅前利潤的17%-20%”。中國金融開放的大門將越開越大，面對金融科技力量明顯強于自身的外資銀行積極進入，中國銀行業承受著較大壓力。
1.2中國銀行業迎來的機遇
1.2.1提高整體素質。在金融全面開放的大趨勢下，外資銀行大量涌入，他們先進的管理體制、靈活的運行機制、優質的金融服務等將給中國銀行業機構帶來更直面的體驗，也為中國銀行業機構創造了良好的學習機會，促使中國銀行業也更深入的改革和發展，進而提高中國銀行業整體素質，取得與外資銀行一競高下之力。
1.2.2拓展業務市場。金融全面開放，個人和企業活動空間范圍也日趨國際化，也將不斷增加優質便捷的跨境金融服務需求，通過中外資銀行合作，中國銀行業機構將在國際結算業務、國際信貸與投資、外匯交易業務等領域進一步打開，滿足不斷衍生的國際業務需求。尤其是，在國際貿易融資業務上，中外資銀行合作將會使得中國銀行業為客戶提供更為便捷、綜合的國際貿易融資服務。
3.中國銀行業應對金融全面開放的路徑探析
3.1加強自我優勢發揮
一是發揮網點優勢。中國銀行業機構可以通過整合、優化線下營業網點建設和改造，促進線上線下融合發展，提高線下營業網點客戶體驗，做好網點利用開發，取得競爭優勢。二是發揮本土優勢。中國銀行業機構屬于中國本土銀行，對本國各區域的經濟發展狀況、風土人情等有著深入的了解，且長久以來的發展積累了豐富資源。
3.2完善公司治理結構
一是強化內控機制建設。中國銀行業機構應學習和借鑒外資銀行良好的經驗，加強內控制度建設，完善授權審批、財務管理等制度建設，對內形成規范化管理，實現對責任分擔明確化，對權利運用約束性。二是健全風險管理體系。中國銀行業機構應學習外資銀行的先進風控經驗，建立有效的綜合風險控制體系，實現對負債業務、資產業務、中間業務等全面風險管理。
3.3提升綜合創新能力
一是理念創新。中國銀行業機構應轉變經營發展理念，加快產品導向型向客戶導向型的發展理念轉變，針對不同類型客戶群體，乃至不同類型客戶個體，設計、推廣差異化產品，提升客戶滿意度。二是管理創新。針對部分組織架構試行扁平化管理模式，實現銀行組織管理的靈活性、信息與決策傳遞的精準性以及降低銀行運作成本。三是產品創新。中國銀行業機構應突出以金融衍生產品為主體的中間業務領域的產品創新，提高中間業務收入對銀行的貢獻度。
3.4增強金融科技力量
一是金融科技開發。中國銀行業應以客戶為中心，以大數據、區塊鏈、云計算、人工智能等新興前沿技術為手段，對新興業務模式、新技術應用、新產品服務等領域開發，形成屬于自己的金融科技力量。二是金融科技運用。通過大數據和人工智能改變傳統的金融產品統一定價模式，通過用戶畫像和大數據模型實現智能營銷和客戶服務，通過人工智能、智能算法及優化投資組合等理論模型實現智能研究和投資;通過運用非接觸式、智能穿戴設備、生物識別技術等手段實現高效支付和清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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