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村中國紀事》一書以微觀史學的研究方法, 通過對作者家鄉江蘇省東臺縣秦村的考察, 探討集體化和改革時期的中國地方鄉村社會發展的歷程。李懷印憑借著在地人的優勢, 搜集了大量的地方性資料和口述訪談, 如生產隊和大隊賬冊、報表、工分薄、年終分配方案、民主理財記錄, 以及生產隊、大隊干部的私人筆記和會議記錄等等。以局內人的視角, 對所掌握的一手資料條分縷析, 詳盡地分析集體化時期各個階段, 述說秦村集體經濟和農民生活狀況, 以此增進對集體化時期鄉村社會的認識與理解。
1 國家與鄉村的互動
近年來, 愈來愈多的學者將研究視角從上層政治轉移到地方社會, 主張“自下而上”看歷史, 亦可稱為“草根史學”。但是, 強調“下”并不意味著要排斥“上”, 或是只停留在對地方社會的關注。而是要從民眾的角度、立場和行為來重新審視國家與權力, 解讀社會機制, 考察與政治、經濟相關的重大事件。李懷印在《鄉村中國紀事》一書中對國家與鄉村之間復雜的關系進行了闡述, 一反主流史觀, 把關注點轉向秦村村民, 通過觀察村民的態度和行為方式, 展示集體化時期國家與鄉村如何進行互動。
1.1 村民的抵抗:從正義到正當
過往研究普遍認為集體化時期的農民被動消極、無所作為, 順從于國家為追求快速工業化而采取的各項政策。而李懷印指出在農業集體化進程中特別是向高級社過渡期間, 村民失去了“共享的利益”和“身份認同”。尤其是公共產品生產和消費過程中偷懶和“搭便車”行為的出現, 造成農業收入下降, 村民開始使用他們認為理所應當的方式來維護自身的利益, 并視自己的抵抗行為是符合道德和正義的, 即稱為“正義的抵抗”。這一抵抗模式集中表現在1950年代早期, 村民們為了捍衛自身的“生存權利”, 開始通過少報農業收入、隱藏剩余糧食、賄賂基層干部等方式來降低糧食征購的指標等等。亦或者利用“弱者的武器”, “幾乎不需要協調或計劃”, 只是“利用心照不宣的理解和非正式的網絡”[1]與權威進行抗爭。村民在忍無可忍的時候, 往往并不滿足于這類日常的抵抗, 他們會試圖公開挑戰政府權威, 開始利用民間宗教的語言、符號和方法動員村民, 向政府證明自己的力量。這類抵抗模式同解放前底層農民抵制地主、惡霸的方式亦無二致, 這似乎提示該去考量國家權力在建國初期的滲透力, 而其實更要反思扎根于鄉村社會的傳統農民文化所具有的威力。
隨著國家權力在鄉村社會各個領域的滲透, 并逐漸建立起支配地位。1950年代中后期, 村內的“精英人物”, 如退伍軍人、在職或離職的干部、教師及一些受教育的人, 憑借著報紙等公眾傳媒了解到國家的相關政策, 開始尋求新的訴求手段與方法。“利用從官方媒體中學到的語言以及政府允許的途徑, 將行動合理化、合法化。”[2]即“正當的抵抗”, 在這一抵抗模式下, 精英們不會公開挑戰政府的權威, 相反能夠十分嫻熟的運用政策與制度, 使之行為變得“正當”, 如將地主、富農和反革命分子排除在抵抗隊伍之外。此外, 李懷印在書中指出, 此類鼎盛于集體化過程中的抵抗模式, 一直延續到1980年代及19世紀90年代。這便多少會引發對抵抗模式興盛與平息緣由的思考, 而當下通過上訪、宣傳等方式所進行的依法抗爭, 同前文所述的“正當抵抗”二者間是否存在著某種聯系, 或許值得深思。
1.2 國家的回應:從暴力到說服
“不止農民在對待社會主義國家時不斷改變策略, 后者同樣適時調整著處理農村騷亂的方法。”[3]農民反抗的日常形式“就像成百上千萬的珊瑚蟲形成珊瑚礁一樣, 大量的農民反抗與不合作行動造就了他們特有的政治和經濟的暗礁。”[4]事實確是如此, 1950年代早期, 國家在面對合作化過程中出現的騷亂, 多傾向于采用暴力鎮壓的方式, 并把參與者視為農村中傳統的敵人, 錯誤的將之認識為“敵我矛盾”。1950年代中后期, 政府逐漸認識到這種傳統的認識并不適用于新的鄉村社會。開始重新界定所出現的新問題, 不斷地在國家政策上作調整。主要表現為, 首先將鄉村的沖突界定為“人民內部矛盾”, 強調采用說服教育的方式對待不滿的村民。其次, 在農村政策上做出了重大的調整, 如集體資金管理、工分補貼開明化和干部參加勞動等諸多方面, 旨在緩解干群關系。并且對部分鄉村干部公開批評, 允許社員指正干部的錯誤, 以及通過“自下而上”選舉干部。國家對待農村抵抗的回應之所以得以轉變, 李懷印認為是, “在集體化形成過程中, 農民對中央的農業政策起到了關鍵性的影響作用。”[5]農民在扭轉國家對策方面所發揮的作用, 不可否認, 但是否發揮了“關鍵性的影響作用”, 仍值得繼續考究。
李懷印的抵抗模式同高王凌的農民“反行為”有著異曲同工之妙, 不同的是高王凌認為“反行為”是“平緩的、不公開的, 帶有強烈的欺騙性和隱秘性, 近于所謂‘貓膩’與‘陰柔’的行為, ”[6]但都旨在強調農民因國家政策損害其利益而抵抗, 促使國家在鄉村政策上作出實質性的調整, 意圖深描農民對國家農業政策的作用。國家與鄉村互動進程中的動態演變, 蘊涵著調和與妥協的因素, 推動社會經濟朝著更加良性的方向發展。國家與鄉村并不是二元對立的, 因此, “傳統社會研究需要把社區、地域社會和國家體制的動態過程結合起來考察。”[7]
2 集體化與改革的連續
集體化和改革時期國家施行農業政策的不同, “以至于人們強調兩個時期之間鄉村經濟環境和社會政治關系的差異和斷裂。”[8]歷史的發展雖有時代性, 但歷史研究不可過分強調時代的斷裂。以往研究為宣傳改革開放的合理性和必要性, 以至于忽視兩個時期的連續, 模糊了社會發展的整體性。李懷印在書中突破時限, 著重強調兩個時期農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連續, 打破目前學術研究中將改革前后的社會狀況完全對立的現狀。
李懷印秉承延續說, 認為1980年代的去集體化是“促成國家在集體化時期不斷調整其農業政策的實用主義取向的延續。”[9]通過對秦村這一個案進行微觀考察, 運用豐富而詳實的資料闡述集體化時期在水利建設的興修、防洪灌溉系統的建設、農作物品種的改良等成績, 指出農村人均收入和單位面積產量的顯著增長, 而農業生產率沒有相應提高, 是由于“國家對農村資源的過渡抽取的結果, 而非集體化制度本身的原因。”[10]認為集體化制度本身并沒有錯, 錯在國家對鄉村剩余資源的過渡抽取。同時描述了秦村村民的生活條件在住房、飲食、衣著、教育、醫療保健和社會福利等諸多方面發生的明顯變化, “為1980年之后鄉村經濟和社會的進一步發展鋪平了道路。”[11]充分地肯定了集體化時期在經濟發展方面的貢獻, 強調集體化成果為改革開放提供了基礎和動力。李懷印對集體化時期鄉村社會的再反思, 并不是旨在證明集體化時期經濟的成功還是失敗。而是重新挖掘其優勢所在, 更加貼近集體化鄉村社會村民的日常生活, 以此來全面了解改革前后兩個時代的經濟社會變革。他以微觀史學的思維, 近距離地考察集體化時期秦村村民的生活狀況, 不同于人類學家和社會學家的研究方法, 著重強調了研究主題的時間和事件的連續性, 這也是該書的一大亮點。
3 當代鄉村社會研究的反思
當代鄉村社會研究正處于瓶頸時期, 李懷印對于國家與鄉村的互動以及集體化與改革之間連續性的探討, 為研究集體化時期鄉村社會變遷打開了新的學術視野, 提供了一種整體且貫通的史學思維。
前人有關集體化和改革時期農村經濟問題的研究, 多傾向于只是考察國家政策對鄉村社會變遷的貢獻, 而這一視角容易忽視鄉村內在的社會關系和傳統文化。但“底層歷史是碎片化的、不連續的、不完整的, 底層意識的內部是分裂的, 它是由來自支配和從屬階級雙方經驗的元素建構起來的。”[12]需要研究者以一種“底層視角”考察鄉村社會的變遷, 從普通民眾的日常生活中挖掘固有的鄉村話語, 貼近并建構農民生活的真實情境。正如郭于華所言, “每個村落都有自己的歷史, 那里上演著錯綜復雜的宗族關系、階級關系、鄰里社區關系, 以及與外部世界的關系, 也上演著無數普通人瑣細卑微的悲歡離合、喜怒哀樂。”[13]李懷印憑借著自身的優勢深入秦村調研, 在搜集整理地方性資料的同時, 指出“自上而下”的正式制度與鄉村社群內生的非正式制度的并存和互動。并且認為“非正式的、通常是隱形的制度, 在形塑村民們對個人與集體的觀念以及左右他們的行為抉擇方面, 跟顯性的、正式的制度同樣重要”[14]例如, 國家為防止干部濫權, 采取的“人民來信”、定期查賬、以及政治運動等方式, 一定程度上的確給干部造成了巨大的壓力, 縮小了腐敗和濫權的空間, 但是鄉村社群寄存的社會紐帶、權力關系網絡也極大地削弱了政策本身的效用。同時李懷印還強調當集體化勞動成為“慣常性的做法”并漸趨穩定時, 非正式制度在規范農民日常勞動行為上的作用。集體化的政策的概念“作為意識形態宣傳的符號權力進入并影響了農民的日常生活, 也必然在他們的精神世界中打下烙印。”[15]在正式制度背景下催生的社會認同感, 農民可以在沒有干部監督的情況下依然能夠自覺的參與集體勞動。李懷印在《鄉村中國紀事》一書中以微觀史學的視角分析農民的動機與行為, 懷著無比的現實關懷, 再現了集體化和改革時期的鄉村社會狀況。
探討當代歷史的斷與通問題, 無非是因為受傳統思維定式的影響?；仡櫧赖臍v史, 總會有一些標志性的時間作為歷史分期的節點。誠然, 這樣有助于了解近代史的階段特征, 但是如此人為割裂實質上也模糊了歷史的延續與貫通。當代史研究亦是如此, 有學者指出“先分門別類地研究專題史, 然后再在這個基礎上綜合地研究總體史, 那么, 大型的、權威的當代社會史便指日可待了。”[16]即便是分專題研究, 也要做到瞻前顧后, 理清事件的來龍去脈不能忽視歷史發展的連續性。“歷史思考應該是批判性的, 歷史思考不等于維護和注解既有的理論模式, 更不是附和意識形態。”[17]因此, 歷史研究在尊重前人研究的基礎上, 更有待跨越傳統范式的藩籬。李懷印強調集體化與改革的連續, 是對當代鄉村社會研究的重新反思。歷史研究者更應該秉持著求真務實的態度, 對于過去傳統的看法加以修正, 一方面既要注意到集體化與改革斷裂之間的各種延續性, 另一方面也要注意歷史延續背后的表象與本質、傳統與變遷的問題, 這樣才能更加全面的把握當代社會史。
李懷印在書中著重強調了集體化與改革之間的發展的連續性, 卻忽視了鄉村社群中傳統文化在歷史發展進程中的延續。目前學界有關集體化對鄉村社會傳統文化的作用說法很多, 如改造說, 主張集體化制度對“傳統鄉村村落空間進行了有效的改造, 終于將村落這一宗法社會的核心變成了現代社會的基礎。”[18]誠然, 集體化的確實現了農民身份的政治化, “工分制”等國家權力也在一定程度上改造了鄉土社會的時空觀念, 但是不得不承認“神圣情感”和政治激情不可能完全取代農民生活的現實基礎和長久以來形成的生活理性。”[19]主張延續說的研究者們并不否認國家權力對傳統習俗的改造, 但認為“曾延續數千年的生活傳統, 仍有著極強的韌性和生命力, 農民總是在一定時機下走向傳統生活秩序的回歸。”也如書中所指改革開放后傳統習俗開始復興是一樣的, 或許更令人難以想象的是, 集體化并沒有瓦解鄉土傳統, “而是保留、甚至強化了鄉土社會的一些特征。”[20]李懷印對鄉土傳統在改革后的回歸僅僅做了描述性書寫, 卻反復強調兩個時期農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連續性。并未認識到相對于經濟發展的延續, 鄉土傳統的延續才是在農村治理中扮演重要角色的一個。只著墨于經濟發展先進事態的延續, 卻忽略潛藏在社群內傳統習俗這一落后事態的詳述, 似乎“一味牽強附會地強套他預設的理念。”[21]當然, 認識到鄉土傳統的延續, 不只是為了強調其對鄉村治理的重要性, 而是需要揭示其延續背后的機制到底是什么?其實無外乎源于農民的處世觀:理性且務實。面對不利局勢時, 能夠利用自己所熟知的各種資源, 將政治、經濟等一些外來政策轉換為更加符合自身利益。當代社會史研究亟待更加細致地剖析鄉村社會的復雜面相, 如若只是懷著對過往的同情, 那么只會離歷史真相越來越遠。
總而言之, 《鄉村中國紀事》是海外研究中國鄉村社會的一部力作。該書以一個新的視角考察當代中國農村問題, 揭示了集體化時期國家與鄉村之間的互動關系, 展示了在非正式制度下農民動機和行為的復雜性, 強調貫通, 指出集體化與改革之間的延續, 無疑給有關集體化時期鄉村社會的研究注入一股新的活力。盡管書中存在著一些值得商榷的地方, 但該著仍是對當代中國新史學理論與方法上的探索, 豐富了對集體化時期農民生活的認識, 為研究鄉村社會問題提供了一個新的路徑, 呈現出以往研究所被遮蔽的面相。集體化時期的鄉村社會仍然值得深挖細探, 進一步為探尋中國鄉村發展的道路提供思路與參鑒。
摘要：集體化時期的鄉村社會一直是中外學者所關注的主題之一, 其研究成果相當豐碩。不同于以往自上而下的研究思路, 李懷印以一種全新的視角, 深描集體化和改革時期鄉村社會的變遷?！多l村中國紀事》本著對集體化時期鄉村社會的再反思, 揭示了國家與鄉村的互動, 勾勒出集體化與改革之間的延續, 呈現了集體化時期的另一面相。
關鍵詞：鄉村社會,集體化,延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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