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市農業近年來保持了較快發展, 但在發展過程中也存在一些亟需解決的實際問題:重慶大城市與大農村并存, 城鄉二元結構突出, 農業人口比重過大, 人均耕地不到一畝, 在農產品市場需求彈性很小的情況下, 農民無法獲得與城市居民相匹配的經濟收益, 導致農業生產要素不斷流失, 農村勞動力紛紛轉移, 農村資金投入相對較少, 結果是農業資產投資長期持續高度萎縮, 部分農產品 (如糧食) 已經出現短缺, 農產品價格持續上漲, 農業經濟危機初顯。
農業在國民經濟中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 農業發展的好壞將直接、間接影響國民經濟部門40余個, 農業危機的發生有可能帶來國民經濟的全面危機。因此, 研究認為加強重慶市農業的經濟危機的預測和防范的分析研究是十分必要的。
1 重慶市農業經濟危機的預測分析
1.1 糧食總量不足, 供給小于需求, 短缺危機日顯
2001年之前, 重慶市糧食產需基本平衡。之后, 重慶糧食供需開始出現不平衡現象, 供應小于需求, 糧食缺口顯現, 到2007年糧食缺口達102萬噸。通過對未來幾年重慶糧食供需的預測, 得出重慶在糧食方面所面臨的短缺危機為:2008-2012年, 每年重慶糧食缺口在200萬噸左右, 且逐年增加, 2012年重慶糧食缺口在227.9萬噸。
1.2 重慶農產品價格持續高漲隱藏著農業危機
農產品價格普遍大幅上漲。2006年來農產品價格從豬肉價格上漲開始, 緊接著帶動禽、蛋、水產以及糧食等食品價格全面上漲。2006年底, 重慶農產品價格總體上漲, 肉類同比出現大幅度上漲;2007年, 重慶農產品呈持續上漲趨勢;2008年, 大部分農產品較2007年小幅上漲, 比漲價前的2006年上漲許多。
農產品價格大幅上漲帶動CPI快速上升。2007年, 重慶食品類價格上漲了14.1%, 其中肉禽及其制品同比上漲36.7%, 影響CPI上漲2.53%, 對CPI上漲的貢獻率高達53.83%。
農產品的大幅上漲, 帶動CPI快速上升, 2007年重慶CPI指數超過警戒線3%的1.7個百分點, 2008年CPI仍在較高位運行, 當前防止價格由結構性上漲演變為明顯通貨膨脹的壓力越來越大。
1.3.2 農業增長率低下, 對國民經濟增長的貢獻率不高, 農業勞動者生產水平低, 農業地位日顯不足
1997-2007年, 重慶農林牧漁業總產值的增長率除2004年和2007年外均較低, 有幾年是負增長, 不及全國平均水平。
農業對國民經濟增長的貢獻非常小, 農業增長率的低下, 拖了重慶整體經濟發展的后退。
2007年, 重慶鄉村從業人數占全市總人口42.6%, 農林牧漁業總產值占GDP19.39%, 占總人口42.6%的農業勞動者只創造出全社會總價值的19.39%, 這一數據體現了農業生產率低、農民收入低、城鄉收入差距大等多種問題。
1.3.3 農村大量勞動力“離土不離鄉”式的轉移成為農業農村發展的最大的潛在危機
重慶每年農民外出務工人數在700萬人以上, 這些外出勞動力大部分戶籍仍在原地, “離土不離鄉”。這種轉移方式不利于農業穩定發展, 從長期看, 將使得農村勞力不斷缺乏, 農業增產將受到人力資源的約束而趕不上需求的提高。這不僅威脅農業生產可持續性, 而且或將演變成整個經濟的勞動力短缺, 這種“空殼化”現象將成為今后農業發展最大的潛在危機。
1.3重慶農業蘊藏在其他方面的危機
1.3.1農業生產的基本條件不斷惡化
農業最重要的生產要素—土地不斷減少, 土壤質量下降, 肥力降低。2007年, 重慶耕地和農作物總播種面積分別比1996年減少了23.75萬公頃和5.18萬公頃;大部分耕地的土壤肥力只有中下水平的4-6級, 2007年重慶農業使用農藥和化肥量分別比1996年增加了20.71%和29.08%。
基礎薄弱仍然是重慶農業發展的最大制約;水利化程度低, 全市有效灌溉面積僅占耕地面積的45.76%;旱澇保收面積僅占耕地面積的20.3%。
重慶用于農業的投入仍顯不足。2007年重慶用于農村投資額的占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的比從1996年的28.72%減少到6.01%;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中用于第一產業的比例近幾年只有2%左右。
2 重慶農業危機的原因分析
2.1 體制原因是重慶農業危機的根本原因
首先, 我國城鄉分割的二元體制使得農村、農業和農民創造的收益以空前的規模轉移到了城市, 造成了對農村在生產、發展上極大的不平等。國家在體制上形成的重工輕農的戰略, 忽視了農業的發展, 向農村吸取的多, 給與的少, 默認了城市對農村的掠奪, 使得資源根本無法在城市與農村、工業與農業之間進行合理的配置, 在工業迅速發展和成長的同時, 農業作了工業的犧牲品;造成了今天農業的弱勢地位, 發展水平低下, 發展速度緩慢, 工農發展極不平衡, 城鄉差距日益擴大。
其次, 城鄉二元體制下形成的農村勞動力轉移方式更加深了重慶城市對農村的掠奪、市外勞力地吸納地區對重慶農村資源的掠奪。
再次, 體制的慣性仍然在發揮它無窮的作用。近些年國家雖頻頻出臺各種利農政策, 但由于體制的慣性作用, 以及長期以來積累的對農村的欠賬太多, 再加上重慶生態環境脆弱地區幅員面積大、人均可用地少、基礎設施落后、以及重慶大城市大農村并存和城市經濟實力不十分強大的市情, 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撐農村的能力仍然比較弱, 目前仍處在“小馬拉大車”的狀態, 對農村的投入仍然不足, 效果依然不太明顯。
2.2 技術因素
首先, 一家一戶的自由農業生產, 仍是主要的農業生產方式, 由小型農業企業來歸并一家一戶的農業生產還有一個相當長的歷史過程。
其次, 重慶市農業機械化發展水平仍然不高。全市機“耕”、機“種”機“收”面積分別僅占總播種面積的30%、1%和3.4%, 均遠低于全國平均水平;機械使用中多為運輸和加工機械, 與農業生產直接相關的作業機械所占比重偏低, 合計不到50%。
2.3 農業本身的弱質性
農產品由于生產周期較長, 受地理條件、氣候變化、自然災害等多種因素的影響大, 農業生產者面臨生產和市場的雙重風險, 農業是明顯的弱勢行業。
3 預防重慶農業危機的對策建議
3.1 加大投入
加大基礎設施建設投入。在水利、農村道路、環境整治等方面的基礎設施建設加大投入。
加大對生產環節的扶持力度。在財政投入、生產補貼、保險補貼、稅收優惠等方面完善支農惠農措施;加大重慶農業機械化投入。
加大科技投入。加大科技抗災投入, 增強農業抵御自然災害的能力;以高新技術和先進適用技術帶動常規農業技術升級;著力培育、扶持、發展一批科技型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大力支持無公害農業基地、生態觀光農業基地等的技術創新。
加大對農村義務教育的投入力度。逐步改變農村落后的教育設施和教育力量, 減輕農民教育投入負擔, 逐漸提高農民整體素質。
利用財政、信貸等政策, 建立完善的彌補農業弱質性的機制。
3.2 加快重慶城鄉統籌建設
加快城鄉戶籍制度改革, 逐步建立起城鄉統一、遷徙自由、以身份證管理為中心的戶籍管理制度, 促進農村人口自由有序的流動。
完善城鄉用地制度, 深化土地流轉制度改革, 逐步擴大經營規模。
建立覆蓋城鄉統一的公共財政制度。改革完善財政預算制度;優化公共財政投向, 完善財政支農體系、擴大公共財政覆蓋農村的范圍;加大對縣的轉移支付力度, 實現從“保運轉”向“促發展”轉變。
完善城鄉社會保障制度。健全農村社會保障體系, 逐步增加保障品種, 擴大保障覆蓋面, 提高農村社會保障水平。
3.3 千方百計提高農民生產的積極性
穩定農業生產資料價格, 切實保護農民的利益, 提高農民生產積極性。
完善農業補貼制度, 提高農業綜合直補標準:構建多元化的農業補貼來源體制;完善補貼政策和方式, 以確保糧食等農副產品供給安全;較大幅度地地提高補貼標準, 確保農民凈收益不減。
進一步提高農民的生產技能。繼續開展大規模的科技入戶工程, 讓專家、技術員手把手帶領農民轉變生產方式, 不斷增強農民科學種田本領。
加強政府對農業的公共服務能力。在良種繁育、動植物疫病蟲害防治、科技推廣與農業技能培訓、信息服務、農業保險等方面, 為農民提供支持, 搞好農業的公共服務。
3.4 經濟社會發展控制在適當水平
首先, 經濟發展保持適當水平。重慶近幾年經濟以高于全國平均水平的速度發展, 經濟的高速發展一方面使得農產品需求較快增長, 另一方面使得農用地和農業勞動力減少, 影響農業生產, 導致價格上升。重慶作為投資拉動明顯的經濟發展較快的地區應十分重視經濟增長對農業、農產品價格帶來的影響, 應將經濟增長保持在適當的水平。
其次, 重慶的城市化進程需要循序漸進。將農民變市民、重慶城市化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 不能操之過急。一方面先前征地過程中, 還有許多歷史遺留問題未解決, 另一方面重慶工業發展水平還處在較低水平, 工業快速反哺農業還欠火候。
3.5 建立健全重要農產品預警機制
要加強價格監測預警, 通過預警系統反應的情況及時作出分析, 提前采取應對措施, 增強宏觀調控的科學性、預見性、有效性。
摘要：我市農業在發展過程中存在危機, 表現在總量短缺、價格高漲、生產條件惡化、生產率低下、農村勞動力轉移不合理等方面。本文分析了重慶農業的潛在危機, 找出產生危機的原因, 并提出了防范危機的對策建議。
關鍵詞：農業危機,短缺,農產品價格,農業生產率,城鄉統籌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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