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經濟學論文范文第1篇
摘要：馬克思經濟學的生命力在于其從現象到本質的研究路線及對不合理的現實進行剖析和改造。但局限于特定的歷史背景，它的分析主要停留在有關社會制度的宏觀層面，缺乏對微觀制度的具體分析，這也正是馬克思經濟學研究所面臨的困境。在微觀行為機理及影響因素實證方面，現代西方主流經濟學有很大發展。馬克思經濟學的發展需要契合西方主流經濟學研究具體微觀問題的工具、模型及理論。將馬克思經濟學的研究方法與現代西方主流經濟學的表達工具和檢驗手段結合起來，就可形成更全面的分析體系。
關鍵詞：馬克思經濟學；現代西方主流經濟學；研究路線；契合
以馬克思為代表的政治經濟學和以新古典學派為代表的現代西方主流經濟學原本是統一的，有共同源頭，其內容包括兩方面：一是人與自然的關系方面，主要研究稀缺性資源的配置問題。二是人與人的關系方面，關注社會關系中人的互動行為。因此，探討馬克思經濟學與現代西方主流經濟學之間的差異性和互補性，通過相互之間的溝通來促進兩者發展，并最終使經濟學成為一門更為完善、成熟的學科，就顯得非常重要。本文就兩者的契合性作以探究，尤其是探究如何契合現代西方主流經濟學的思維、理論來發展馬克思經濟學。
一、馬克思經濟學的生命力及當前的困境
馬克思經濟學的根本特征在于：它認為基于力量博弈而形成的均衡世界并不是合理的，而是偏離了人類社會發展的合理要求，從而出現一種異化狀態。因此，馬克思經濟學不僅要認識世界，而且要改造世界?；谶@種目的，馬克思經濟學在研究具體的社會經濟問題時遵循從現象到本質的基本路線：首先，透過現象去探究經濟現象的本質。其次，分析事物的現狀表現。再次，剖析現狀的成因及其偏離本質之處。最后，分析異化現狀下的種種行為及其造成的危害并尋找糾正事物異化的途徑。
馬克思經濟學在如下幾方面比西方主流經濟學深刻得多。一是在研究的根本目的上。馬克思經濟學是人本主義的，關注整體社會和弱勢群體的福利提高。因此，不僅關注人與自然之間關系及相應的物質資源的創造問題，而且還關注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及相應的社會資源的創造問題；西方主流經濟學則是物質主義的，在既定社會制度的情況下僅僅關心資源的配置問題。二是在研究的基本領域上。馬克思經濟學認識到整個社會是一個相互聯系的系統，因而關心公共領域的制度安排問題。西方主流經濟學則從孤立的個體主義出發，探究私人領域中的發財致富問題。三是在理想狀態的選擇上。馬克思經濟學認識到經濟現象從屬于社會系統，因而努力探究事物的本質，并把這一本質視為未來所要回歸的基本方向或理想狀態；西方主流經濟學的理想狀態則是建立在假設的基礎上，而這種假設往往不現實或根本不能實現。四是在基本立場上。正因為認識到現狀與本質之間的差異，因而馬克思經濟學基本上是批判性的；西方主流經濟學則熱衷于通過供求分析來解釋現狀，并在倫理實證主義的支配下為現狀辯護。
由于特定的歷史背景所賦予的使命的原因，馬克思的研究主要停留在有關社會制度的宏觀層面，是對社會發展總體趨勢的分析，缺乏對微觀制度的具體分析。因此，在資本主義基本制度被推翻后，馬克思經濟學對社會主義國家中具體微觀制度的完善和發展就顯得力不從心，這也正是馬克思經濟學目前所面臨的根本困境所在。
二、馬克思經濟學在微觀理論基礎上的不足
正因為馬克思關注的是社會制度問題，導致其理論在某種程度上缺乏微觀基礎的支撐。如，盡管馬克思經濟學從勞動投入角度探索商品生產，并從協作角度梳理了分工的深化和組織的嬗變，但它并沒有具體探究微觀組織中的勞動配置問題，也沒有具體考察組織內部的協調機制及其影響因素。再如，盡管馬克思經濟學從權力結構的角度研究社會利益的對抗和沖突，但它分析的基本單位是階級，把具有相同階級地位的視為一個整體而采取共同行動，并由此深入探究了階級利益的對立及由此產生的階級斗爭。因此，其研究的是整體主義，而并沒有進一步分析階級成員的行為心理，從而對集體行動的判斷似乎缺乏微觀的個體基礎。
盡管以馬克思為代表的經濟學家對事物的本質展開深刻的分析，其經濟學結論之間存在較為嚴密的邏輯一致性，但不可否認，其基本理論也是建立在特定的引導假定上，這種引導假定并不一定就反映事物的真正本質，一旦某些微觀假設出問題，那么，整個理論的可信性也就會受到質疑，其應用于實踐也會帶來深重的危害。如，馬克思的勞動價值理論是建立在同質勞動的基礎上，而同質勞動顯然已越來越不符合社會的發展現實。再如，馬克思的剩余價值理論也是建立在勞動市場完全競爭的條件下，但這顯然不符合現實。然而，迄今為止，人們對馬克思經濟學的關注主要集中在其總體性質方面，而很少對其微觀理論基礎進行審視。因此，馬克思經濟學往往缺乏更為微觀的具體分析，馬克思經濟學要取得進一步的發展并構成一個更為完美的理論邏輯，就必須注重微觀方面的探究。
三、馬克思經濟學與西方主流經濟學的契合
要進一步為馬克思經濟學提供微觀分析的基礎，就需要契合兩方面的知識和理論：一是其他社會學科近年來的發展，包括心理學的新近發展、道德哲學的新近發展，等等。二是西方主流經濟學近年來的發展，包括不完全信息下的人類行為、互動行為的博弈基礎，等等。其實，不僅馬克思經濟學缺乏對微觀行為的探討，即使是現代西方主流經濟學也存在微觀和宏觀之間的脫節：以理性選擇為基礎的新古典經濟學集中于微觀方面，而以心理學定律為基礎的凱恩斯經濟學則關注宏觀方面。當然，后來由于新凱恩斯經濟學在不完全信息的基礎上重新借鑒新古典的理性選擇理論，從而為凱恩斯的宏觀經濟學奠定微觀基礎。同樣，也正是基于這種契合，新古典經濟學的微觀行為機理也逐漸為其他的宏觀社會現象提供有益的分析基礎。顯然，馬克思經濟學和現代西方主流經濟學也是經濟思想長河中各有側重的兩個主要支流，它們也理應匯合在一起。只有兩者相結合，才能更好地理解事物的發生、發展和進一步演化的規律。特別是，盡管目前政治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兩門學科存在很大分歧，但兩者在本質上是相輔相成的，共同構成經濟學理論體系。
縱觀經濟學發展史，可得出如下幾點結論：一是經濟學本質上是統一的。當前割裂的政治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兩大范式的研究內容各有偏重但更具互補性：政治經濟學主要關注人與人關系的層面，西方經濟學側重于人與自然的關系層面。二是研究內容的不同導致兩者在研究方法上也存在很大差異：西方經濟學偏重于抽象演繹、個體主義、形式理性及均衡的分析，而政治經濟學則強調歷史歸納、整體主義、實質理性及演化的分析。三
是廣義政治經濟學的“政治”是“社會關系”的含義，它研究社會關系中人的行為，把經濟學視為社會科學的研究范疇，并注重事物本質和事物之間作用的內在因果機理。四是西方經濟學從功能主義出發，有助于揭示事物之間的功能聯系及分析均衡狀態，基于自然主義取向而偏重研究抽象人的行為，這導致其逐漸走向數理模型化道路，而這種模型化道路并不適合于探索事物之間內在因果機理和本質的政治經濟學。五是基于內容和方法的差異。兩者在分析的前提假設上也存在某些不同：西方經濟學討論的抽象經濟人是同質的，而政治經濟學探索的社會人是異質的。六是盡管方法論存在差異，但這些方法也都是兼容的。如，歷史歸納和抽象演繹、演化和均衡等僅僅是經濟學研究的不同視角，因而兩大經濟學范式在研究內容和方法上可以得到很好的契合，從而促使經濟學的發展。
盡管馬克思經濟學和現代西方主流經濟學有一個共同源頭，但自古典經濟學以后，這兩方面內容卻越來越分裂了，并形成兩個越來越對立的學科。一方面，自從邊際革命開始，西方主流經濟學逐漸拋棄了對制度反思和改進的思路而將其研究對象逐步限定在物質財富上，從而演變為研究稀缺資源如何配置的學問。后來，經過幾代人為建立“純”經濟學而不斷地借鑒數學工具，西方主流經濟學終于發展出了在表達上越來越精確的微觀技術，但卻因拋棄了倫理學內容而越來越與現實相脫節。另一方面，基于馬克思經濟學反對把個人物質利益內容抽象化、永恒化而主張歷史地分析經濟活動中人的行為及其動機，逐漸形成了以社會中占主導地位的生產關系為研究對象的政治經濟學，從而缺少對微觀行為的研究。因此，西方經濟學會越來越傾向抽象而孤立的形式主義分析，而政治經濟學則更傾向于結合其他社會科學進行歷史和現實的分析。顯然，從兩者的基本特質上講，政治經濟學的研究更為生動和多樣，也更具啟發性，從而具有更重要的發展意義。
重新審視兩者的互補關系，甚至將兩者納入統一分析框架，這已越來越成為明智經濟學家的共識。而且，縱觀經濟思想發展史，經濟學理論的每一次重大發展都產生于一次意義重大的折衷。顯然，要做到這一點，必須能對當前存在的兩大經濟學范式作全面而系統的梳理：首先，要對兩個基本范式進行比較就必須梳理經濟學的發展軌跡，必須探究經濟學的本質。一方面，要對古典經濟學的研究對象之爭作以辨析，另一方面，對兩種范式分歧的原因進行挖掘。其次，對兩個基本范式的研究內容和方法進行比較：在內容上，主要考察邊際革命引起的爭論及變革時的社會背景；在方法上，主要探究歷史歸納和抽象演繹、原子主義和整體主義、同質性均衡和異質性演化的差異和形成背景。再次，為探究兩個基本范式的互補性，還須對各自的演化軌跡及所面臨的危機進行剖析，挖掘內容和方法上的共通性。具體說，這些工作主要包括：探究和梳理經濟學這門學科的研究目的、內容及其演化；分析西方主流經濟學的興衰歷程；梳理政治經濟學的特點、發生、發展及趨勢；從研究內容出發比較兩大經濟學范式的方法論；剖析主流經濟學基于個體主義和抽象演繹基礎上均衡分析方法的形成及其功能分析的內在缺陷；探索政治經濟學基于因果關系所形成的方法論特色；思考兩種范式之間溝通和互補的內在機理及構建統一經濟學的可行性。事實上，只有對兩大基本范式的特點及其形成淵源作系統的比較分析，在揭示其差異性的同時又對內在的共通性進行剖析，才可以真正勾勒出構建統一經濟學的基本思路。
根據理論研究所包含的四個層次：方法論層次、理論構建層次、思維表達層次、理論檢驗層次，可將馬克思經濟學的研究方法、基本理論觀點與現代西方主流經濟學的表達工具和檢驗手段結合起來，形成“馬經為體，西經為用”的分析體系：一方面，馬克思經濟學從根本上是要揭示事物的本質，這是對經濟學長期發展的探索。另一方面，現代西方主流經濟學則偏重于具體的分析工具和手段，并熱衷于對短期內的現狀分析。當然，對本質的探討需要非常廣泛的知識，特別是梳理和繼承前人的認知和觀點，需要對各方面知識進行契合，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對他人的理論和觀點抱有寬容的態度，并積極進行溝通和交流，而不是像當前政治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的截然割裂，相互漠視和輕視。
(責任編輯：李琪)
馬克思經濟學論文范文第2篇
馬克思的經濟哲學是以經濟增長與人的發展之間的辯證互動為主題的?；谶@種互動關系,馬克思將人本目標不僅看做是一個終極目標,而且落實為一個當下目標,即通過創造二者的良性互動來實現人的自由和解放。我們必須反對將馬克思的終極關懷無限期懸置,而在現實中違背這一原則的理論與實踐,必須將終極關懷的價值目標落實為現實關懷,在現實中具體探討實現終極關懷的途徑,從而實現一種“全程”關懷。
[關鍵詞]終極關懷;馬克思;經濟哲學
劉仁營(1977—),男,江西師范大學副教授,研究方向為馬克思主義經濟哲學;裘白蓮(1981—),女,華東交通大學講師,研究方向為翻譯哲學。(江西南昌330022)
本文為江西省2008年十一五規劃社會科學基金項目“馬克思的經濟哲學與科學發展觀”(項目編號:08ZX14)重要成果。
一、馬克思經濟哲學的基本問題
馬克思經濟哲學的基本問題是經濟增長與人的發展之間的辯證互動問題。在馬克思看來,經濟增長、生產力的發展,從根本上講,有利于人的自由和發展的進步,但從現實的層面看,可能導致人的異化和發展的倒退。在階級社會里,生產力的發展,“要靠犧牲多數的個人,甚至靠犧牲這個階級”。也就是說,經濟效率、生產力的發展,與社會關系、人的自由和能力的發展之間,可能是一種正向的促進關系,也可能是一種反向的阻礙關系。這樣就存在一個非常關鍵的問題:一種具體的“阻礙”關系如何轉化為一種根本的“促進”關系呢?人們應該通過創造“阻礙”關系促進生產力發展,而在最終突然質變的基礎上實現一種歷時態“促進”關系呢?還是應該通過逐步化解“阻礙”關系,而在一種良性互動的基礎上實現相對地“同時、同步”發展?這實際上涉及如何處理對人類的局部關懷與整體關懷、當下關懷與終極關懷之間關系的問題。對于這個問題的解決,人們通常認為有兩種針鋒相對的立場:一種是“改良”說,一種是“革命”說。顯然,對這個問題的任何絕對化的結論都是不合時宜的。
筆者認為,對這個問題的回答,必須立足于馬克思經濟哲學的基本原則,堅持共時態的矛盾辯證法與歷時態的社會進化論,并在現實實踐中與時俱進地發展馬克思主義,才能找到具體答案。整體來看,對人的關懷是馬克思經濟哲學的核心內容,它既包括對人的終極關懷,也包括對人的當下關懷;既包括對人的發展狀況的直接關懷,又包括對人的生存方式的本質關懷;既是具體的、目前的、局部的關懷,又是全面的、長遠的、徹底的關懷。因此,我們既不能片面地強調終極關懷,將終極關懷無限期地懸置起來,而在當下做違背人本目標的事情;也不能拋棄對人的終極關懷,只顧[前的短暫利益,安于點滴改良,對人的發展采取盲目的機會主義的態度;而應該在實踐中具體探討化解“阻礙”關系的機制和途徑。終極關懷理應是具體的、現實的終極關懷,而不是抽象的、神秘主義的終極關懷。
二、對人的終極關懷:馬克思經濟哲學的理論宗旨
將對人的當下關懷引向對人的終極關懷,是馬克思關于人的問題的基本立場,是馬克思區別于形形色色的改良主義者和機會主義者的根本特征?，F實主義的立場使馬克思總是從對人的當下關懷出發分析問題,但馬克思的[光卻并沒有僅僅停留在當下,為當下而當下,而是將對人的當下關懷看作人的整體解放過程的一個環節,從當下關懷中感受和發現人的發展趨勢和可能性,并將這種現實趨勢和可能性與人的最終解放聯系起來,從而將對人的當下關懷引向對人的終極關懷。馬克思既立足對人的當下關懷,又超越對人的當下關懷,走向對人的終極關懷。
在馬克思關于人的解放理論的各種文本中,我們幾乎到處可以看到這種分析問題的基本思路。例如在《資本論》及其手稿中,馬克思通過分析資本主義社會化大生產和世界市場背景下,人的全面的生產能力的訓練、世界性的全面的交往關系的形成,以及在全面的生產實踐和交往實踐中形成的全面的知識,這些資本主義條件下的人的生存特征和生存方式,發現了一個由自由和全面發展的人聯合組成的社會到來的可能性;馬克思從資本主義必要勞動時間的不斷減少,而剩余勞動時間不斷增加的事實中發現,單純地從自由時間這個人的解放的必要條件來看,人的自由和全面發展的實現程度取決于勞動時間的長短,因為勞動時間與自由時間呈此消彼長的關系,勞動時間越短而自由時間越多,人的自由程度就越大,人從必然王國向自由王國邁進的步伐就越快;馬克思從對資本積累的歷史趨勢的考察中發現,隨著勞資之間和資本家之間的競爭的加劇,生產資料越來越從勞動者手中轉到資本家手中,越來越從多數資本家手中轉移到少數資本家手中,資本占有的集中程度越來越高,從而以個體勞動為基礎的小生產的占有方式和管理方式便在整個社會化了的生產力中難以發揮作用,于是生產的社會化同生產資料和勞動成果占有的個體化之間的矛盾越來越激化,最終生產過剩的經濟危機爆發,勞動者重新占有勞動資料和勞動成果,重建以個人的自由和全面發展為前提的個人所有制;馬克思還從資本主義企業股份制和簿記制度的發展中發現,隨著個體生產的計劃性和組織性的逐漸加強,一種以整體理性為基礎、個體理性為動力的生產組織方式的萌芽正在資本主義范圍內自發生成,這種萌芽的發展壯大將為整個人類生產從無政府主義的盲目狀態中走出來提供可能,為人對自己的生產能力和交往能力的自覺調節提供現實條件,等等。這些都是馬克思自覺地將對人的當下關懷引向終極關懷的例證。
然而,在馬克思去世后成立的第二國際的一些理論家例如伯恩斯坦那里,馬克思對人的終極關懷的維度遭到了粗暴的批判和拋棄,只剩下了對人的當下關懷維度。我們今天重溫這段理論史,對于正確理解馬克思的理論具有十分重大的意義。伯恩斯坦指出,“何謂最終目的?我認為運動即過程的連續就是一切,反之,預先詳細地決定了最終目的,無論怎樣的目的,對于運動都是不重要的。在關于運動發展的先見的理論中認為在原則上決定了運動的方向和性質的,正如一般的預先決定了的目的那樣,是必然常常陷入空想論的境地,并且到了某一時期,恐怕可能妨害運動的真的理論和實際的進步?！盵1](P150)
按照伯恩斯坦的理解,馬克思的理論存在一個邏輯論證上的循環:馬克思理論的基本命題和公式是馬克思的著作所要論證的結果或結論,但馬克思在論證這些結果或結論的過程中,又將這些結果和結論當作論證的前提。因此,在伯恩斯坦看來,馬克思對科學社會主義的論證是不成功的,他的理論并沒有最終成為一種科學,而是被他所接受的空想論的教義所困惑。馬克思從空想論那里繼承來的人的發展的終極目標是缺乏科學依據的,不可靠的。我們的現實行動不能以空想論指出的最終目的為指導,而應該從無產者的現實利益要求出發?！安还芴幱谌魏伟l展階段上,不足以滿足勞動者當前的利益的理論或主義的宣布,總是應該放棄的?！盵1](P159)所以,對人的任何終極關懷都是微不足道的,運動就是一切。
針對伯恩斯坦公然拋棄終極目標的做法,盧森堡和普列漢諾夫等人提出了針鋒相對的觀點。盧森堡認為最終目的是最具有實際意義的問題,如果無產階級政黨只滿足于日常改良工作,不堅持社會主義最終目的,就和資產階級政黨沒有什么兩樣。針對“最終目的算不了什么,運動就是一切”的公式,她指出,“如果運動不和最終目的聯系起來,運動作為目的的本身是算不了什么的,對我們來說,最終目的才是一切?！盵2](P25)
客觀地講,伯恩斯坦提出“運動就是一切”,是要人們從對人的解放的空想中走出來,立足人現實,面向人現實,采取有利于人的發展的現實的策略。伯恩斯坦反對對人的解放的空想主義和教條主義,主張關注現實的人的發展問題。就伯恩斯坦強調對人的當下關懷這點來看,他堅持了馬克思的理論,是很有現實意義的。但他為了強調對人的當下關懷而完全拋棄對人的解放的終極關懷,則是對馬克思理論的背離。他認為馬克思的理論是“二元論”的觀點,是錯誤的。因為在馬克思的理論中,對人的終極關懷是立足于對人的當下關懷的,而對人的當下關懷又蘊含著超越當下而追求進步的終極關懷維度。我們上面提到的《資本論》及其手稿中關于從現實關懷到終極關懷的分析思路,伯恩斯坦并沒有真正領會其現實意義,他僅僅提到了《共產黨宣言》中被現實證明是不科學的結論。所以,他實質上是抓住了馬克思理論的一些過時的具體結論大做文章,而沒有從馬克思理論的本質層面上來分析問題。
而盧森堡的觀點則正好相反,她強調了馬克思對人的終極關懷的方面,這是其合理之處。她堅持馬克思的真理而不隨波逐流的態度也是十分令人欽佩的。但她因為當時革命重點的需要,還沒有來得及強調對人的當下關懷,這不能成為我們批評她的理由。盡管筆者在這里僅僅是將這種說法推到極端,但這決不是單純的邏輯推論。因為這種只追求抽象的終極關懷,而忽視現實的人道目標的行為,的確在后來的蘇聯哲學那里達到了頂峰。如果說伯恩斯坦忘記了終極目標和終極關懷,那么斯大林的哲學就是忽視了現實目標和當下關懷。而馬克思本人的觀點,是兩者之間的具體的、現實的、歷史的統一。
三、對人的當下關懷:馬克思經濟哲學的理論基石
追求人的自由和全面發展,是馬克思所有理論的根本宗旨。這一宗旨應該是由許許多多具體的歷史的目標構成的,而不是一個“一錘子買賣”式的神秘主義的結果。馬克思對人的當下關懷,是從人本價值和客觀必然性兩個維度展開的:一方面從現實人道的角度批判不合理的社會現象;另一方面又從對人的當下關懷中尋找人的自由解放的客觀依據,而不是將一個抽象目標強加給現實。
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馬克思對人的生存的異化狀態進行了深刻揭露和批判;《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中,馬克思對人的存在三種基本狀態作了集中論述;在《資本論》中,馬克思直接以大量的現實資料和較長的篇幅來闡述勞動者,包括工人、農民、婦女、兒童的生存狀況,對資本主義經濟生產所造成的勞動者喪失生產資料過程的被迫性、出賣勞動力過程的表面的自由平等、進入工廠之后的被壓迫和剝削以及對他們走出生產過程后的一貧如洗,進行了深刻而具體的揭露;而在馬克思晚年的人類學筆記中,則以更多的精力和興趣來關注俄國和美國人的生活方式和解放道路,等等。這些都是馬克思對人的發展過程的直接關注的文本依據。立足于人的生產勞動這個存在方式,從具體的現實的角度關注人的生存和發展問題,是馬克思經濟哲學的深刻之處。那種認為馬克思的唯物史觀是“人學空場”的觀點,其實是將唯物史觀的誤解形態——生產力實體論當作了其合理形態,才得出的錯誤結論。
必須指出的是,馬克思對人的關注并沒有停留于對人的存在狀態的現象層面的描述,他還抓住了從根本上制約著人的存在方式的生產方式和生產關系這一“命根子”,從關注生產方式和生產關系的發展的角度,從生產勞動的發展的角度,關注人的發展趨勢。因此,馬克思對人的關注并沒有囿于人本身,他從人與生產勞動的相互作用的角度來闡釋人的發展,從而為人的發展提供了一個現實性的具體的分析框架。例如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馬克思依次考察了人的生產關系的部落所有制、古代公社所有制和國家所有制、封建的或等級的所有制以及資本主義所有制幾種形式,并考察了生產方式從封建行會到工場手工業,再到資本主義大工業的發展過程;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馬克思將社會經濟形態劃分為亞細亞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現代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幾種形式;而在《資本論》中,馬克思則把人的占有方式區分為“個人的、以自己勞動為基礎的私有制”、“資本主義占有方式”和“共同占有基礎上的個人所有制”三個階段,并具體考察了以資本雇傭勞動為組織方式的資本主義占有方式的具體過程。乍一看,馬克思的這些理論并不是在關注人的生存和發展,而實際上,這正是對人的生存和發展的最具有現實性和深刻性的關注。因為在馬克思看來,人在其現實性上就是人的存在方式,就是人的社會關系。因此,馬克思對人的關注不僅是現象層面的直接的關注,而且是本質層面的根本的關注。馬克思對人的關注的現實態度和唯物主義立場,使得馬克思擺脫了抽象人性論的膚淺,從而與那些批判馬克思理論是“人學空場”的抽象人道主義劃清了界限。
立足現實,關懷蕓蕓眾生。在《共產黨宣言》發表至今的160多年里,發生了許多馬克思所無法預測的事情,這些事情讓整個世界變得更加豐富多彩。人類在進步,世界在進步,但馬克思當年所批判的根本問題卻依然存在:一方面,隨著知識經濟的發展,科學技術向生產力轉化的周期越來越短,生產力的發展速度甚至超越了自然環境可以承受的限度;另一方面,世界財富的分配更加不合理,發達國家的少數世界富豪壟斷和占用了世界大部分資源,而有超過14億的人口連基本的溫飽問題都沒有解決。
令人欣慰的是,社會主義中國通過改革開放,保持了很長時間的經濟發展的快速勢頭,已經基本解決了人民的溫飽問題,并正在朝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方向努力。但在經濟體制改革的最近幾年,中國經濟也表現出一些不健康的現象:國有企業產權改革過程中,大量國有資產的流失;教育、醫療、住房體制改革過程中,許多人上不起學、醫不起病、住不起房;制度和體制改革又直接帶來了分配方面的問題,社會分配差距越來越大,基尼系數已經超過國際警戒線。針對這些新的情況,中國共產黨審時度勢,及時地調整了原來的政策,為中國經濟向更加健康的方向發展提供了及時的指導。但有某些經濟學家,受西方價值觀和意識形態的禁錮,仍然堅持和宣揚生產至上論、效率至上論的發展路線。因而,從根源上批評拜物教式的經濟價值觀,是目前意識形態領域十分緊要的事情。
四、終極關懷結合當下關懷:馬克思經濟哲學的實現途徑
在馬克思的邏輯中,對人的終極關懷與當下關懷是內在地結合在一起的。對人的當下關懷是通往終極關懷的必由之路;而對人的終極關懷是統領當下關懷的思想靈魂。如果說對人的當下關懷實現的是人的發展道路上的一個個“量變”,那么對人的終極關懷,即人的徹底的完全自由和解放就是人的發展道路上的“質變”。量變是質變的前提條件,量變只有朝向質變的方向發展,并超過“關節線”,才能達到質變。這里所謂的量變的主體實質上是人類的生產勞動過程中的內在矛盾,即生產的發展與人的發展之間的相互作用。只有保證社會生產與人的發展之間的和諧與平衡,我們才能保證社會生產勞動在發展的根本方向上是朝向人的發展的終極目標的。因此,這里所講的為質變準備條件的“量變”,不是任意的量變。一方面要求這種量變在根本方向上不背離根本目標,因為實現根本目標的過程如果向相反的方向發展,無論如何是無法想象它能最終有利于根本目標的實現。另一方面,這種量變必須是“結構內的和諧量變”,因為如果這種量變的單方面發展影響了其他要素的發展,使得其他要素向背離最終目標的方向倒退,那么這不僅無益于最終目標的實現,甚至可能導致對最終目標的破壞和背離。因此,質變的實現要求量變朝向合理的方向發展,對人的終極關懷必須具體落實為一個個符合人的發展要求的當下關懷。沒有這樣一些具體的現實的環節和過程,人的徹底的自由和全面發展就只能淪落為抽象的烏托邦。
如果說對人的終極關懷需要當下關懷來實現,那么當下關懷的具體展開又需要終極關懷這個靈魂來統領。對人類的最終命運的立場不同,直接決定了一個人的所有理論和所有行為的方向朝向哪里。馬克思不僅是一個偉大的現實主義者,而且是一個偉大的人本主義者?，F實主義與人本主義在他那里是內在地結合在一起的整體。馬克思的深沉的人文關懷理念,在他年輕的時候就已經確立了。他在中學畢業論文《青年在選擇職業時的考慮》中寫道:“歷史承認那些為共同目標勞動因而自己變得高尚的人是偉大人物;經驗贊美那些為大多數人帶來幸福的人是最幸福的人?！盵3](P7)他決心學習那些高尚、偉大的人物,“選擇了最能為人類幸福而勞動的職業”[3](P7)。
馬克思創立和踐行了自己的辯證的經濟哲學,而當代中國共產黨立足現實、與時俱進,繼承并發展了馬克思的經濟哲學。她不僅繼承了馬克思經濟哲學的價值主旨和精神實質,而且具體探討了將終極關懷與當下關懷結合起來的方法論原則和具體途徑?？茖W發展觀不僅追求經濟進步與人的發展之間的“歷時態”意義上的統一,而且追求二者之間的具體的、內在的、“共時態”意義上的統一,從而繼承了馬克思經濟哲學的現實主義精神?？茖W發展觀主張,“堅持以人為本,就要把促進人的全面發展作為經濟社會發展的最終目的,既著[于人民現實的物質文化生活需要,又著[于促進人民素質的提高,把促進人的全面發展落實到經濟社會發展的全過程,貫穿到各項工作中去?！笨茖W發展觀反對將對人的終極關懷當作一個遙不可及的目標懸置起來,要求將人的發展的終極目標具體化、操作化、現實化,把人的自由和全面發展看作一個實現的“全過程”,并在當前的發展過程中具體實現這一目標。這樣,對人的終極關懷就不是空洞的抽象的信念,而是具體的可以身體力行和看得見、摸得著的事情。
科學發展觀繼承了馬克思經濟哲學的辯證思維,創造性地探討了實現終極關懷與當下關懷相結合的途徑問題,提出了系統的“統籌兼顧”思想。這種思想體現在人的發展與經濟建設、人的發展與社會關系、人的發展與自然環境、人的發展與核心價值觀等各個方面。其中將“以人為本”與“以經濟建設為中心”辯證結合是其最核心內容?？茖W發展觀認為經濟社會的發展與人的全面發展是一個互動的無止境的歷史過程。經濟社會發展是人的全面發展的前提和條件,沒有經濟社會的發展,人的全面發展就沒有了基礎和保障。而人的全面發展又是經濟社會發展的根本目的,離開了人的全面發展,經濟社會發展就失去了目標和動力。人的全面發展和經濟社會發展是“相互協調、相互促進”的。
因此,我們必須堅持馬克思經濟哲學的基本原則,尤其是其當代形態——科學發展觀,將對人的終極關懷和當下關懷歷史地、辯證地結合起來,通過對人的當下關懷來實現終極關懷,通過對人的終極關懷來統領當下關懷,從而將“終極”關懷的思維轉化為一種“全程”關懷的思維,才能走出歷史唯心主義和經驗主義的二律背反,走向人的自由和全面發展的理想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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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龔劍飛】
馬克思經濟學論文范文第3篇
摘 要：近年來，生態經濟問題越來越引起人們的關注。其中，發展綠色經濟是當今世界發展的潮流和趨勢。本文在馬克思生態經濟思想的基礎上，重點論述了我國發展綠色經濟的必然性以及當代價值，突出確立我國綠色經濟發展的重要性。
關鍵詞：馬克思生態經濟思想；綠色經濟；可持續發展；當代價值
DOI：10.16657/j.cnki.issn1673-9132.2016.31.160
一、對馬克思生態經濟思想的闡述
隨著現代化建設的不斷推進，生態經濟問題越來越引起人們的關注。馬克思經過不斷的實踐和探究，在他的諸多作品中都提到了生態經濟問題。比如《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詳細闡述了人和自然的關系，應該把人與自然看成獨立統一的整體；《資本論》證明了社會形態的發展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自然歷史過程，為探索具體的物質生產和社會生產的規律打下堅實的基礎?！陡邕_綱領批判》則把自然和勞動看成是一切財富的來源。馬克思認為只有二者的結合才能夠創造出無窮的財富。由此可見，馬克思具有較為完整的生態思想。這種思想也為我們進一步研究生態經濟問題做出了重要指示。
（一）馬克思生態經濟思想產生的歷史背景
從十八世紀中葉到十九世紀四十年代，歐美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均已相繼步入工業化社會，至此世界上主要的資本主義國家都基本上完成了工業化的發展進程。但是，隨著生產力發展的需要，人類開始大肆的向大自然索取資源，過度開采和利用使生態環境出現了極度惡化。正如馬克思所說，“自然條件的豐饒度往往隨著社會條件所決定的生產率的提高而相應地減低”，隨之而來的就是煤炭、鐵礦、森林、水資源的枯竭[1]。這就充分暴露了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與生態矛盾，為系統的研究生態經濟做出了鋪墊。
（二）馬克思生態經濟思想的基本內涵
經濟的飛速發展和生態環境保護的有機結合，構成了生態經濟的理論思想，共同指導和促進著經濟和社會的發展。在馬克思經濟理論中，生態經濟思想是重要的組成部分。
1.人與自然之間關系統一的思想。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任何人類歷史的第一個前提無疑是有生命的個人的存在?！盵2]他們承認自然的客觀獨立性和地位的優先性，認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是自然界的獨特產物。人的生存離不開自然，自然是人類生活和進步的前提，人應該與自然和諧相處。資本主義的工業化處于掠奪狀態，不可能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統一，只有共產主義社會才能實現人與自然的統一。
2. 物質變換的思想?！拔镔|變換”思想是馬克思在分析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時提出的重要理論?！拔镔|變換”具有深刻的生態內涵，值得現代人進行探究和鉆研，也對當今的生態文明建設具有指導意義。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中曾指出：“勞動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間的過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動來引起、調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的過程?！盵3]由此可見，人類在改造自然的同時自身的能力也在逐步提高，人類勞動才是人與自然之間進行物質變換的主要手段。自然界的變化是無窮的，人類不能改變自然，但是能夠調節和控制自身的行為，這就是馬克思提出的人對自然的“合理調整”和“共同控制”思想。以勞動為基礎的物質變換其實就是自然界逐漸“人化”的過程，這種過程與人的實踐能力相統一。
二、綠色經濟的發展之路探析
（一）“綠色經濟”的歷史淵源
近年來“綠色經濟”的概念逐步走進人們的視野，并且被廣泛應用。同時，“綠色經濟”以其系統性和開放性的觀念成為了學術界關注的熱點。值得注意的是，“綠色經濟”的概念隨著歷史的發展在不斷更新，并在不同的歷史發展階段有著不同的作用。隨著“可持續發展”概念的提出，很多國家都進行了生態環境治理和資源的合理利用?！熬G色經濟”的概念最早出現在英國環境經濟學家大衛·皮爾斯的作品《綠色經濟藍皮書》中。其指出了構建綠色經濟的必要性和緊迫性。聯合國環境署（UNEP）于2008年10月召開了《綠色經濟行動倡議》項目啟動會和《全球綠色新政》專家會議，又在2009年4月發布《全球綠色新政政策概要》，宣布啟動“全球綠色新政及綠色經濟計劃”。這些實踐都表明了人類的思想在進行著積極的轉變，已經認識到發展綠色經濟，實現綠色轉型，是歷史賦予我們的使命和責任，必須要走出一條綠色發展之路，才能夠實現跨越式的發展[4]。
（二）我國發展綠色經濟的必然性
1.發展綠色經濟的共同目標和使命。當今世界，發展綠色經濟已經得到國際社會的普遍認同。它以自然生態規律為基礎，引導、推動、保障社會產業活動各個環節的綠色化，從本上減少或消除污染，而且更有效的利用各種資源、擴大市場的需求、創造出新的就業形勢。對世界各國而言，綠色經濟的發展為其經濟與生態的發展提供了強有力的保障，能夠最大限度地提高自然環境的利用率和再生能力，能夠引起工業社會向綠色社會的回歸，是環保與發展之間和諧相處的關鍵。
2.綠色經濟是我國經濟發展的必然選擇。作為當今世界上人口眾多發展中國家，我國需要發展，就必須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調整經濟結構。而綠色經濟正是基于氣候變化和能源安全考慮，與我國目前所推行的節能減排低碳經濟和循環經濟發展方式密切相連。因此，綠色經濟是我國經濟發展的現實選擇。
三、發展綠色經濟對我國經濟發展的當代價值
（一）綠色經濟將是中國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關鍵
中國在新中國成立初期的發展中，對環境保護沒有形成一個正確的認識。到了改革開放以來的三十年，中國對環境問題關注度仍不足，雖然有了可持續發展的觀念，但還不能完整地把握和認識“可持續發展”這一概念的真正內涵。但隨著經濟與環境的矛盾日益凸顯，人們逐步認識到了生態環境保護的重要性。
為了實現綠色經濟的發展，突破中等收入缺陷，繼續保持經濟中高速增長，推動創新驅動也是至關重要的。我們應在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同時，大力推進科技創新和體制創新相互融合，使有限的資源轉變為更加豐富的創新成果，實現可持續發展，最終造福億萬人民。
（二）發展“綠色經濟”是中國的自主選擇
放眼世界，許多國家都把發展綠色產業和綠色經濟作為了推動經濟結構調整的重要舉措，而中國在這方面更加具有得天獨厚的優勢和能力。早在2000多年前，我國的哲學家們就提出了“天人合一”和“道法自然”的思想，認為人和天地萬物是一體的，必須與自然和諧相處。結合我國的實際情況，我們必須要徹底改變以犧牲環境為代價的粗放型增長模式，用發展的眼光看待問題，避免出現局部發展損害全局發展的現象。自2005年起，我國在綠色經濟建設方面取得了顯著的效果，單位國內生產總值能源消耗降低了21%，主要污染物二氧化硫、化學需氧量排放總量分別下降16%和14%[5]。
綜上所述，發展綠色經濟是實現循環經濟的主要渠道，也是生態文明建設的重中之重。綠色經濟打破了傳統高增長、高污染、高消耗的“三高”現象，擊碎了資源瓶頸的制約和阻礙，是我國加速經濟結構調整和經濟形式轉變的有力武器。
馬克思經濟學論文范文第4篇
[編者按]自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迅速發展，財富快速積累。但與此同時，中國人的精神世界也普遍迷茫，精英階層缺乏精神指引，社會大眾缺乏道德是非，整個社會缺乏明確的前進方向。重建價值，是當代中國人面臨的重大而艱巨的任務。
重建精神價值，需要回溯我們的來路：在毛澤東時代建構的精神價值體系，對于當代中國仍然具有哪些啟示;與此同時，也要反思改革開放30年，市場經濟條件下資本邏輯的全面滲透怎樣重構了當代中國人的精神生活。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必須回答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的二元邏輯，如何獲得辯證的統一，而不致任由資本邏輯全面地瓦解社會主義的價值體系。
本文是作者對上述重大理論問題的探索和回答，其中的歷史與現實分析相當尖銳，也相當深刻，值得讀者深思。
鄧小平時代的改革開放是建立在對毛澤東時代的思想反思和實踐矯正的基礎之上。從高度抽象的社會精神與人們實踐的關系來看，毛澤東所推行的社會主義實踐是高揚共產主義理想目標的神圣性事業，而鄧小平的改革開放雖然從來沒有放棄共產主義理想目標的話語體系，但是在推進中國現代化的歷史進程中，通過對市場經濟手段的歷史選擇和以工業化為核心的現代化目標的實踐，整個中國社會的世俗化進程以及由此帶來的世俗化特征日益彰顯。在農村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在城市則是經濟體制的市場化改革，其結果是個體從國家生活和社會生活回歸于個人生活，個體的人生目標從共產主義的宏大訴求回歸到現實的家庭與個人生活，精神崇高被物質欲望所解構，社會本位的思維邏輯日益被市場化所推動的資本邏輯所替代。換言之，以共產主義為終極目標的人生信仰在社會運轉中失去了最終動力的功能，中國社會亟須新的時代精神。本文藉由勾勒毛澤東時代至今政治/社會文化的演變，旨在對鄧時代的世俗化社會展開歷史性反思，從而為當代中國人的精神重建提供一個鏡鑒。
毛澤東時代的精神世界
毛澤東時代社會經濟運行的一個顯著特點就是注重對中國人的靈魂的塑造，甚至將其視為黨和政府的首要任務。具體而言，毛澤東時代的革命是步步深入的，從生產資料所有制形式，到生產組織形式，再到人的思想內容——其關鍵是人們對私有財產的態度，可以看出，毛澤東試圖以人們對私有觀念的根除來實現對社會主義制度的最終保障。毛澤東力圖為其政治理念確立精神根基，即全國人民對社會主義的認同，從而達到全中國人的精神的高度統一。中國傳統社會也曾實現過儒家思想的“大一統”，但其社會結構是離散的，即每一個個體的決策都服從于自己的內在法度，按照個體的“良心”法則，以“推己及人”的理路來決策，這種社會結構必然是一盤散沙，而毛澤東對社會秩序建構的最終目標是實現中國人精神的統一，也就是不僅要實現國家制度層面上的強制性統一，而且要實現全國人民精神層面上的統一。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說，毛澤東完成了這個使命，實現了這個宏偉目標，這是其功績所在。
為了實現對中國人的靈魂改造，毛澤東樹立了兩塊牌子，其中之一是“大寨精神”，有學者總結道：
三屆人大一次會議上，周恩來總理介紹了大寨的先進事跡，認為大寨“是一個依靠人民公社集體力量，自力更生進行農業建設、發展農業生產的先進典型”，并用準確凝練、通俗易懂的言語對大寨精神作了進一步總結和概括，指出：“大寨大隊所堅持的政治掛帥、思想領先的原則，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精神，愛國家愛集體的共產主義風格，都是值得大大提倡的?！盵1]
1964年8月26日，《山西日報》發表題為《大寨精神的偉大力量》的社論，對大寨精神的概括同樣“突出了‘階級斗爭’，指出，大寨精神就是堅持階級斗爭，把社會主義革命進行到底的革命精神，就是自力更生、奮發圖強、鼓足干勁、力爭上游的科學精神，就是堅持試驗、實事求是的科學精神。一句話，大寨精神就是時代精神，是被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中國五億農民偉大精神面貌的縮影”。[2]
“雷鋒精神”則是另一種靈魂深處鬧革命的典型。1963年毛澤東親筆題詞“向雷鋒同志學習”，“就是號召人們要學習雷鋒同志熱愛黨熱愛人民，舍己為公、大公無私的奉獻精神”，“學習雷鋒同志立足本職崗位，在平凡的工作中創造出不平凡業績的‘螺絲釘精神’”;“學習雷鋒同志苦干實干不計報酬、爭作貢獻的艱苦奮斗精神”。[2]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征就是公有制和計劃經濟，公有制需要人們根除私有財產觀念，以無私的觀念來建設一個新公有制社會，其歷史活動是自由、自覺的活動，這種實踐活動恰好是每個人的自我實現。另外，學習雷鋒所強調的“螺絲釘精神”，也使人在社會活動中確立了個體價值，即個人安分于某一社會角色，但每一個體都對自己的角色有著充分的理解，都從社會整體中獲取自我的價值，并且對這一角色充滿認同，因為這種理解是建立在對社會主義事業總體的理解基礎之上的，個體的努力甚至犧牲因為整體的意義而產生意義。毛澤東為中國人民確立了共產主義奮斗目標，并且為了這個目標實現了人的思想與現實，生活世界與理想世界的合一，于是，毛澤東時代，中國是用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世界，是一個神圣的世界。
毛澤東意義上的神圣世界，雖然實現了精神秩序與社會秩序的高度統一，但是卻有違經濟發展的規律，致使中國經濟發展不盡如人意，不僅沒有實現現代化發展的預期目標，甚至連溫飽問題也沒有解決。改革開放引入的市場機制并不是對社會主義原則的否定，而是在堅持社會主義制度的前提之下，通過市場的作用促進經濟發展。經過幾十年的實踐，中國的現代化建設成就斐然，取得了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地位。這說明，改革開放是中國發展的歷史必由之路，這種選擇是歷史的必然，但是，一個意外的后果是，市場經濟體制機制的整體作用，在促進了經濟發展的同時，對建立在計劃經濟基礎上的精神秩序也起到了全面解構的作用。在這種整體意義被解構之后，個體不必再作為社會有機體的組成部分而存在，而是被納入了資本邏輯中，并與原有的社會整體相脫離，個體不僅不可能從整體中確立自己在社會整體之中的意義，而且個體的活動就是對自我的否定。
資本邏輯發展的極端后果是，毛澤東傾心打造的精神秩序與社會秩序合一的生活世界不復存在，很多人尤其是一大批年輕人，在資本的邏輯中盲目的隨波逐流，精神無所皈依。這是一種非?？膳碌纳鐣駹顩r。新中國成立之后，毛澤東擯棄了傳統中國人的信仰，并成功地以毛澤東思想占領了中國人的精神領域，但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被毛澤東所否定掉的傳統信仰沒有恢復，毛澤東思想又面臨著被解構的命運。正像尼采殺死上帝，復活了人性一樣，改革開放宣告著毛澤東思想的去神圣化，復活了中國人的人性，凸顯了中國人的“人的價值”。尼采曾講：“上帝死了”[4]，并高呼“正是我，是我——殺死了上帝”。[5]上帝必死，因為“上帝看見一切，上帝也看見了人類——這個上帝必定要死去！人類不能容忍這樣一個證人——活著！”[6]換言之，現代人不能容忍這樣一個居高臨下的監督者，他們要活出自我，其意欲的世界是人性的世界，“連宗教也依然是那種對美的欲求的結果（或者能夠經受之）：最后的結論或許是——要把握人的絕對丑陋，沒有上帝、理性等等的此在（Dasein）”[7]。這種對人的天然本質的充分肯定古已有之，在古希臘哲學中就給予其充分肯定，這也是文藝復興名號來源的根由之一。[8]
在尼采那里，上帝死了，大寫的人站了起來，尼采把活生生的人還給了人自己;在市場經濟時代，毛澤東思想的去神圣化卻是不爭的事實。市場經濟打開了人欲這個潘多拉魔盒，復活了人，當然也就扼殺了建立在計劃經濟基礎之上的神圣生活世界的生命性，從此，不僅老百姓恢復了人性，毛澤東本人也被還原為一個普通的人，被還原成一個活生生的人。
在社會精神的意義上，與其說毛澤東成功地消滅了財產私有，倒不如說他成功地消滅了人們對私有財產的欲望。與此相適應，在毛澤東時代之后的社會里，與其說市場經濟結束了中國以共產主義信仰為特征的整個精神世界，倒不如說市場經濟釋放出了人性，催生了人的無限的欲望。
改革開放與資本邏輯的興起
對私有財產占有的欲望成為改革開放與經濟發展的原動力，這也使得個體成為精于算計的個人，或者說是理性經濟人，但在整個社會來講，精于算計的個人并不能結成一個理性的社會，而是每個個體的行動都以自我為目的，從而把社會變成一個一切人反對一切人的戰場。馬克思和恩格斯對資本主義條件下人與人之間的對立有著清晰的描述，恩格斯在《英國工人階級狀況》中寫道：
競爭最充分地反映了流行在現代市民社會中的一切人反對一切人的戰爭。這個戰爭，這個為了活命、為了生存、為了一切而進行的戰爭，因而必然也是你死我活的戰爭，不僅在社會各個階級之間進行，而且也在這些階級的各個成員之間進行;一個人擋著另一個人的路，因而每一個人都力圖擠掉其余的人并占有他們的位置。[9]
馬克思則揭示一切人對一切人的戰爭的本質即“剝削”：
這樣就自然得出一個結論來：社會戰爭，一切人反對一切人的戰爭已經在這里公開宣告開始。正如好心腸的施蒂納所說的，每一個人都把別人僅僅看做可以利用的東西;每一個人都在剝削別人，結果強者把弱者踏在腳下，一小撮強者即資本家握有一切，而大批弱者即窮人卻只能勉強活命。[10]
這場“一切人對一切人的戰爭”的根源就是一個“私”字，正如馬克思所說：“利己主義的個人是資本主義社會的產物;競爭最充分地反映了流行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的一切人反對一切人的戰爭?！盵11]資本主義條件下，這場戰爭導致人與人的全面異化。
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分析極其深刻，但主要限于經濟學層面上，至少在這里，忽略了經濟學背后的精神因素。也許有學者會講，他們早年已經解決了經濟學背后的哲學問題，這里可以放開手腳直接從經濟視角切入社會問題。這種說法非常勉強。事實上，西方社會在經濟運動背后是深度的宗教理念的精神支撐，宗教是資本主義文明和秩序的維護者。與之形成鮮明對照的是，中國改革開放過程中民眾的思想信念從禁錮走向迷失，其對共產主義的信仰轉變為對金錢的信仰，但正如某些論者所提出的，在金錢面前，“人的生命的價值被貶低了，人的生命的享受和樂趣喪失了。本來是人創造的、人用來為自己服務的金錢，現在反而倒轉過來，成了人的主宰”。[12]
市場經濟既是對資本邏輯的承認，也是其興起的催化劑，因為有市場經濟制度保駕護航，資本邏輯滲透進人們生活的各個領域，各個角落，各個層面，并成為他們的生活原則，所有事物都被標上了價格，套用尼采對一切價值的斷言——“現在我們稱之為文化、教育、文明的一切，終有一天必將站在公正的審判官酒神面前”，[13]在資本邏輯的驅使下，“我們稱之為文化、教育、文明的一切，現在都站在了公正的審判官貨幣面前”接受裁決，以上論斷在現實社會中的表現就是小市民生存維艱，權力極度腐敗，以及利益集團盛行。
應當看到，西方宗教引導下的市場經濟與中國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下的市場經濟存在根本不同，其一，當前中國的市場經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但無論社會形態如何不同，市場經濟的本質是相同的，即“要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14]這種共同性決定了東西方的市場經濟建設必然遭遇相同的困境;其二，與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相伴隨的宗教信念，與馬克思主義的意識形態有根本不同。西方的宗教信念根植于市民社會，這一過程在西方社會的政治解放中已經完成，在某種意義上，西方的現代文明奠定在政治從宗教中解放出來這一前提上;與之不同的是，中國的馬克思主義信仰是國家意識形態，是一種政治信仰，這種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在毛澤東時代深入人心，但在改革開放之后，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成為單一的政治意識形態，對民眾喪失了說服力，同時又沒有另一種信仰及時填補民眾精神世界的缺位。由此，普通民眾的精神世界與國家意識形態相分離成為當今社會的根本問題，二者之間的緊張與裂痕難以彌合。
試舉一例，改革開放語境下的農村經濟體制改革，其話語表達是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其實質和核心是“分田到戶”，這種改革理念與中國傳統社會中的農民革命意識是高度契合的。在革命年代，農民的積極參與源于其思維深層中對土地占有的原始欲望，農民與土地的天然感情又成為農村改革的基本土壤。在鄧小平對社會主義本質的規定中，其理論結構的整體意蘊，也迎合了這種文化主張。鄧小平講，“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15]但共同富裕沒有超越農民戰爭的主張，或者是沿著農民戰爭的主張更進了一步，其在社會主義的精神本質層面，沒有提出根本的規定。
歷史事實證明，鄧小平給了個體解放的物質支撐，卻并未給予個體解放的精神寄托。改革開放的三十多年，是個體向個體利益回歸的三十多年，[16]也是資本邏輯盛行的三十年。
客觀地說，作為中國共產黨的指導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也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指引著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中國現代化的廣度和深度逐漸可與世界發達國家相比肩。但是，與毛澤東思想相比，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確有不足，毛澤東思想的最深層次是自然科學和辯證法，其中間層次是人的解放，最低層次是軍事理論與社會主義建設思想，而整個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只是針對新時期的社會主義建設展開的，它沒有觸及馬克思主義的核心——人的解放問題，當然就更沒有觸及到自然科學層次。鄧小平只是在方法論上討論過科學與技術，“我說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17]，也就是說，毛澤東思想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所解決的問題是不同的，毛澤東思想首先解決的是中國人的信仰問題，其次才是如何革命和如何建設的問題，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就是有關如何建設社會主義，以及建設怎樣的社會主義的問題，其內涵是不同的。
二者的差異之所以如此懸殊，根本原因并不是毛澤東思想比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遠為深刻，而是因為二者所面對的時代問題各異。毛澤東時代的首要問題是證明馬克思主義的合法性，從而讓中國人建立對馬克思主義的認同，而在鄧小平時代，馬克思主義作為中國共產黨的指導思想，已經上升為國家意識形態，這是一個不可更改的事實。新時代繼承了毛澤東時代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因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所關注的就是當代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問題，與毛澤東思想的結構當然不相同。如此看來，以毛澤東思想的標準來測度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也是不合適的。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在馬克思主義全部理論體系當中的位置與毛澤東思想相比也是不同的，應當說，毛澤東思想的結構跟馬克思主義理論體系（狹義的馬克思主義，專指馬克思和恩格斯所創立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結構是有相同之處的，馬克思主義是建立在自然科學基礎之上的科學理論，其中間層次是人的解放理論，而最低層次則是科學社會主義理論，由此看來，毛澤東思想理論體系的結構跟馬克思主義理論體系的結構有相似性，可以說，毛澤東思想是中國的馬克思主義，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則是在毛澤東思想基礎之上發展起來的，二者共同組成中國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整體，這在歷次黨的代表大會已經講得很清楚，習近平同志指出：“改革開放前后兩個歷史時期本質上都是黨領導人民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探索，不能相互否定”[18]，其中就包含這層意思。
概言之，毛澤東思想的目的是確立人的信仰，而鄧小平理論則致力于建設社會主義。在此基礎上展開的前后兩個三十年當然大相徑庭，各有不同特征，即毛澤東時代是神圣的世界，而鄧小平時代則是世俗的世界。應當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是對毛澤東思想的堅持和發展，而毛澤東思想則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基礎和指導思想。由此看來，毛澤東思想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在整個馬克思主義理論體系中所處的位置是不同的，這里也不是講二者因為位置不同就有高下之分，而是說，它們分別針對不同的問題，闡明了不同的馬克思主義理論。
中共十六大之后，胡錦濤試圖從理論上探索馬克思主義的深層次問題，就是前面所講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的中間層次，他提出以人為本，來建立馬克思主義理論體系的中間結構。其實，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基礎上，對馬克思主義的發展有兩個向度：一是結合時代特征提出建設社會主義的新理論，這是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中國共產黨發展馬克思主義的主要方向;二是沿著馬克思主義理論體系的邏輯結構向前追溯，“以人為本”的提出就是一種在馬克思主義理論發展中向前追溯的結果，然而，這一理論沒有上升到人的解放層次來理解，并且在實際工作中被庸俗化地解讀為工作方法，因而沒能支撐起科學發展觀的信仰層次，科學發展觀仍然僅只是社會主義建設理論，中國人的精神信仰問題依舊沒能得到解決。
鄧小平晚年最大的遺憾是教育，這里的“教育”實則是個人信仰的迷失。教育是信仰的教育，教育僅僅是手段和途徑，信仰才是教育的最終指引。然而，鄧小平時代根本沒有進行價值信仰設計，人們如何信仰？教育的教科書是什么？鄧小平始終沒有很好地回答這個問題。共產主義信仰問題成了無人顧及的真空地帶，資本邏輯又日益摧毀著毛澤東時代建立起來的信仰基礎，三十多年過去了，信仰問題的社會效應就突然顯現出來了。
資本邏輯的社會效應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實踐邏輯本應該是以經濟邏輯為基礎的經濟、社會、文化各種邏輯的耦合過程，當然，這個過程的每一個階段不可能是各種邏輯的齊頭并進式的發展，在某一個階段突出某一個方面也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是，反觀歷史，其中精神邏輯建構的缺失，實在是太嚴重了。這種歷史背景恐怕正是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將“四個全面”作為國家重大發展戰略的根本原因。
以城市建設為例，在傳統社會中，幾乎所有的城市建筑都具有象征意義，在實現城市服務功能的同時，都會體現某種文化傳承。計劃經濟時期，城市發展緩慢，除了“文化大革命”期間，各種具有文化象征意義的建筑和設施，被視作“封資修”而遭到破壞，整體性地摧毀作為城市文化象征的建筑設施的行為還是不多見的，直至改革開放后資本邏輯的興起。正是在這種邏輯的引導下，才出現了中國城市發展的大躍進。從沿海發達的城市到遙遠的邊疆小城，都無視地域文化和國家文化的規律，不斷地摧毀最具核心競爭力的傳統文化元素，快速地由開發商的利益和政府的政績所主導，建起了沒有文化意義的所謂現代化城市。就連離祖國首都北京萬里之遙的喀什，也在當地政府主導下、在援疆力量的強力推動下，模仿馬來西亞首都的雙子座大樓，輔以某些少數民族文化符號，建起了號稱西安以西最高的雙子座大廈。
在毛澤東時代，理性的邏輯是真理--世界--國家--民族--自我，而在毛澤東時代之后，這一邏輯發生了調轉：自我--民族--國家--世界--真理，是從自我出發來建構世界的，其所建構起來的是存在主義的解釋框架。從世界出發，其邏輯結論必然是立足于全人類，服務于全人類，所以，解放全人類是毛澤東的主題，“馬克思說：無產階級要解放自己，就要解放整個人類”。[19]在毛澤東思想的框架中，國家問題、民族問題、個人問題都轉換為人類問題，所以民族問題與個人問題消失了。
眾所周知，毛澤東時代幾乎不存在民族問題，這才有了鄧小平的如下論斷：“我們的民族政策是正確的，是真正的民族平等。我們十分注意照顧少數民族的利益。中國一個很重要的特點就是沒有大的民族糾紛?！盵20]因為每個人都將自己的命運系于國家命運之中，不計較個人利益，當然就不會使個人與民族問題成為“問題”。魯迅先生曾在《且介亭雜文集》中說：“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钡@話也可以反過來說，只有世界的，才是民族的，正如費孝通所指出的那樣，“人們常說，‘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這是不錯的;反過來說，只有世界的，才是民族的，才能使這個民族的文化長盛不衰，也很有道理”。[21]
換言之，毛澤東講的是先世界而后個人，是國際歌，“英特納雄耐爾（International）就一定要實現”，是“只有世界的，才是民族的”;鄧小平講的是個人而后世界，“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其邏輯是從中國走向世界的邏輯，是國家在強大后走向世界，他強調：“特別是像我們這樣第三世界的發展中國家，沒有民族自尊心，不珍惜自己民族的獨立，國家是立不起來的?！盵22]在毛澤東那里，世界主義才是馬克思主義，但鄧小平時代，在挖掘列寧關于“帝國主義鏈條中最薄弱的一環”實現革命的理論環節時，中國社會形態的獨特性和個別性得到凸顯，而遮蔽了馬克思主義普遍性本意。
資本邏輯所支配的時代是一個極度平面化的時代，人們不再追求生命背后的意義，生活本身成了終極目的，消費主義盛行，手機、互聯網將這個時代變成信息時代，每個人都處于信息的包圍之中，人們不再是努力獲取信息，而是處在信息的不斷沖擊下，人們可以獲得即時性信息，并且隨時可以“親臨”現場，但這種信息化所帶來的卻是自我遺忘。
歷代中央領導集體，都希望統一全國人民的思想，凝聚民心，以推動中國的現代化建設。鄧小平強調兩手抓，兩手都要硬，并突出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在社會主義建設中的地位。江澤民也反復要求要注重文化建設。胡錦濤提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制定八榮八恥的“社會主義榮辱觀”，但直到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提出，中國人始終沒有找到凝聚信仰的基點。在沒有信仰的時代，國人只能懷舊，時至今日，仍然有很多人自發地為毛澤東塑像就體現了毛澤東的影響力量。但現實中，老百姓為毛澤東塑像，把對毛澤東思想的信仰變成了偶像崇拜。河南一地農民塑毛澤東像，[23]但借用黑格爾的一句話說，“這些塑像沒有達到藝術的尊嚴，絕不代表崇高的精神，只是令人討厭的偶像”。[24]為毛澤東塑像與對毛澤東思想的信仰是絕對不同的兩個概念，毛澤東思想是真理，這種真理沒有外在的偶像，中國人擅長于以偶像崇拜取代對真理的信仰，其后果只能是對真理的反叛。
歷朝歷代，中國人都曾為孔子塑像，這里的根本問題在于孔子只是圣人而不是神，如果孔子變成神，成為死去的神，那么儒家思想就具有了絕對性，因為最高的法則只能來自于神性，正如詩人荷爾德林在《人，詩意地棲居》中寫道：“大地之上可有尺規？絕無?！?/p>
但孔子是凡人，最多只是圣人，孔子死了，孔子在世時所向往的“滿街都是圣人”的憧憬永遠不可能變成現實，作為“神”的孔子也不可能再生，盡管世世代代都有冒充圣人的猥瑣者現身，自稱是孔子“再臨”，但孔子永遠也不會是“神”的孔子了。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山東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
注釋：
[1][2]李靜萍：《農業學大寨運動史》，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版，第73頁。
[3]周溯源：《毛澤東評點古今人物修訂版》（下冊），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514頁。
[4]尼采：《上帝死了》，戚仁譯，上海三聯書店2007年版。
[5][6][7][8]尼采：《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孫周興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37頁。
[9]《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59頁。
[10]《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04頁。
[11]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歷史唯物主義研究會：《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論人性、異化、人道主義》，清華大學出版社1983年版，第102頁。
[12]田?。骸赌岵珊退某苏軐W》，商務印書館2013年版，第275頁。
[13]尼采：《悲劇的誕生》，周國平譯，三聯書店1986年版，第86頁。
[14]習近平：《在中國科學院第十七次院士大會、中國工程院第十二次院士大會上的講話》，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7頁。
[15]《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頁。
[16]有學者指認，改革開放是總體性社會瓦解的三十年，但這種認識只是看到了改革開放的外在形式，而沒有挖掘其內在的精神本質的運動過程。
[17]《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7頁。
[18]習近平：《改革開放前后兩個時期不能相互否定》，載《人民日報》2013年11月8日。
[19]《毛澤東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91頁。
[20]《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62頁。
[21]中國社會科學院科研局組織編選：《費孝通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489頁。
[22]《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31頁。
[23]2015年河南省通許縣一村莊的地頭，當地村民集資建造了一座幾十米高的毛主席像，十分引人注目。據介紹，這座毛主席像由幾名企業家投資建造，其中村里一部分人捐款數萬元，設計高度為36.6米，總造價近300萬元。1月8日已被當地政府拆除。
[24]黑格爾：《歷史哲學》，王造時譯，上海書店出版社2006年版，第123頁。
馬克思經濟學論文范文第5篇
在《資本論》中，馬克思針對再利用生產排泄物以及物質變換的基本經濟思路進行了全面創建，對此應當將其視作循環經濟有關的最早提法。因此可見，馬克思循環經濟的偉大經濟學理論突顯了循環經濟在整個經濟體系內占據的核心價值與地位。進入新時期后，馬克思創建的循環經濟模式并沒有表現為過時性，反而還蘊含了更加深厚的當代價值。在此前提下，關于上述循環經濟的馬克思偉大理論應當致力于深入進行探析，進而歸納出其中蘊含的當代經濟指導價值。
循環經濟思想最早誕生于馬克思的首創，上述經濟思想突顯了循環經濟具備的價值所在。與此同時，馬克思針對整個循環經濟模式側重于分層性的闡釋，其中主要涵蓋自然界、人類社會以及人類的三重基本關系?，F階段伴隨全方位的經濟進步，很多領域都忽視了循環經濟，因而日益暴露了顯著的經濟模式缺陷或者弊端。面對當前的全新時期背景，應當能夠將經濟領域的關注點更多集中于循環經濟，在深入探析馬克思經濟思想的同時也要挖掘與之有關的現實經濟發展意義。
一、馬克思循環經濟的本質內涵
早在十九世紀，馬克思就創立了關于循環經濟的基本模式以及經濟運行思路。在這其中，物質變換理論占據了上述循環經濟思想的關鍵性地位。具體而言，物質變換理論涵蓋了自然界、人類與整個社會體系的多種內在關聯性，對此可以將其詳細劃分成再次利用某些廢棄物、回收廢棄物與優化配置資源等相關要點。由此可見，馬克思善于借助生產勞動的要素，從而針對經濟學視角以及哲學視角下的各類物質變化給予了深入探析，并且緊密銜接了經濟學以及物質變換的兩個不同領域。
《資本論》詳盡闡釋了社會生產方式，其中含有保護以及節約珍貴資源、利用與回收再生性的資源以及其他要點，進而借助辯證性的方式闡釋了自然以及人類的內在關聯性。從當前現狀來看，建立于生態修復以及環保前提下的循環經濟模式涵蓋了3R的基本原則，其中包含再利用、減量化與再循環。由此可見，3R原則本身構成了馬克思循環經濟的衍生性產物。同時，關于節約資源、再次利用某些廢棄物以及構建和諧性更強的人類與環境關系，上述要素同樣應當蘊含在上述的循環經濟思想范疇內。
在人類勞動與生產作為必要媒介的基礎上，馬克思在原有的經濟學體系內全面引入了循環經濟，并且將循環經濟置于關鍵性的經濟體系位置。依照馬克思的上述偉大經濟原理，人類日常從事的多種多樣經濟活動通常都會引發斷裂性的物質變換現象。因此經過分析可見，自然環境呈現上述斷裂的最關鍵根源也應當歸結為人類的某些日常行為或者日?；顒?。此外在涉及到物質變換時，循環經濟視角下的物質變換也不再局限于簡單性的物質形態更改，而是蘊含了多層次的物質變換作用。
二、馬克思創建的循環經濟思想基本特征
首先是自然界以及人類之間的物質變換。人類自身如果要得以相應的演變與發展，那么需要面對自然界予以特定的物質索取。在上述的整個過程中，物質變換必需的重要媒介就在于人類勞動。反之如果沒有人類勞動給自然界帶來的某些作用或者改變，那么各領域的物質交換也不會存在。與此同時，人類勞動本身也蘊含了主觀能動性這個核心要素。因此，人類勞動針對物質變換體現為必要的調整控制與引發作用。
其次是自然界本身體現的物質變換。自然界本身呈現突顯的物質變化性，在多種多樣的物質形態更改與物質轉化中也蘊藏了與之有關的深層次規律性。在此前提下，針對自然界固有的各類物質變換可以將其歸因于物質本身具備的某種特性。這是由于，自然物質本身具備客觀實在以及獨立性的特征，其并不需要依附于人類活動。由于受到特定的自然規律影響，自然界就會呈現與之相應的某種物質形態變換。
第三是社會層面上的物質變換。除了自然層面以外，社會層面也會呈現多樣化的物質變換方式。具體在社會實踐中，商品交換主要應當依賴于貨幣媒介，據此實現了多層次的社會物質變換。各種商品在沒有被交換的狀態下，其并不會呈現特定的使用價值。因此可見，社會物質變換的側重點就在于使用價值是否能夠得以產生。通過運用消費以及生產的方式，社會物質變換將會形成多樣化的物質交換方式。
三、探析馬克思循環經濟具備的重要當代價值
面對當前的全新階段背景，馬克思首創的上述偉大思想并非已經不再適用，反而還會呈現更為顯著的當代意義與價值。在目前階段中，很多行業與領域都在著眼于獲取自身所需的各類發展資源，上述資源都是源自自然界的。針對攫取珍貴資源的傳統經濟模式如果沒能予以妥善的約束或限制，則會最終引發各地生態遭受毀損甚至資源趨向于枯竭的不良狀況。因此可以得知，循環經濟思路對于現階段的各領域發展同樣具備不可忽視的指引意義。具體而言，馬克思構建的循環經濟新模式體現為如下的當代意義：
（一）健全現存的市場機制與經濟運行模式
資源配置在根本上需要依賴于市場，因此可見，市場機制本身應當被視作有效配置資源的最優化手段。依照馬克思的基本視角與論點，循環經濟同樣也有必要根植于健全與完整的當前市場機制之上。在循環經濟中，市場機制主要蘊含了供求要素、價格要素與競爭要素。循環經濟并非單純依賴于有關部門對其加以推動，同時更加需要依賴于最根本的市場調控與調節。面對激烈性的市場競爭，循環經濟將會擁有相對更廣的經濟模式存在空間。
我國在當前階段尚未擁有完整度較高的循環經濟體系，其中最為突顯的漏洞就在于欠缺與之有關的各項約束法規。在此狀態下，市場機制將會更加突顯其具備的核心調控作用。經由市場化的渠道與途徑，應當可以折射出各種稀缺性的資源利用程度，確?，F存的循環經濟架構能夠得以全方位的建成。因此從上述的視角來看，如果要創建發展速度更快并且更為健康的全新循環經濟模式，那么通常就要全面依賴于核心性的市場調控作用。否則如果僅憑政府對其加以調控，則無法符合循環經濟的根本思路。
（二）引進全新的循環經濟手段與技術
在馬克思看來，綠色生產力主要蘊含于技術創新。與此同時，整個社會賴以全面進步以及顯著發展的最關鍵動力也在于技術創新。具體在涉及到循環經濟時，同樣有必要借助更新當前各項技術手段的舉措來輔助實現循環經濟，從而突顯了引進新型技術的價值所在。例如，馬克思針對循環利用以及再次利用某些廢棄物給予了較多關注，此外還強調借助特定的機器與工具來達到上述的循環利用思路與目標。對于各類的生產排泄物而言，應當逐步嘗試達到最高限度的循環利用水準與層次。
在當前的現狀下，全面拓寬循環經濟現有的覆蓋面就是要秉持3R的基本思路與原則，據此實現了針對各類資源浪費的全方位降低，同時也有效拓寬并且顯著延長了現存的循環生產鏈條。通過逐步推進技術創新，最終確保全面創建了收益更高、經濟投入更少并且污染更低的全新經濟生產模式。針對保護各地原有的自然環境而言，同樣不能夠欠缺新型的技術手段，這是由于新技術本身占據了支撐性的重要位置。
在馬克思創設的循環經濟視角下，物質變換的根本特征就在于創建往復循環的完整過程，進而再次利用了自然界某些可再生性的珍貴資源。因此，《資本論》同樣蘊含了針對人類占有各類消費品以及產品的全方位循環利用，此外還涉及到重新利用某些經由處理以后的日常生活廢棄物。從現狀來看，人類針對排泄性與生產性的兩類廢棄物都要著眼于再次利用，而不能夠一概予以拋棄。依照再次循環利用以及減量化的宗旨與思路，對于某些可再生資源以及生活排放廢物都要致力于再次利用。
（三）優化總體性的制度構建
循環經濟如果要突顯其應有的經濟指引意義，那么就需要在根源上優化當前現有的循環經濟整體制度架構。通過優化與之有關的制度架構，應當能夠據此重構現存的完整經濟模式，針對傳統模式的某些弊端或者漏洞也能予以妥善的彌補。因此在目前看來，有關部門針對循環經濟還需更多致力于多層次的制度構建。在馬克思看來，社會主義制度客觀上有助妥善分配多個領域的多層次利益關系，同時針對自然資源以及真實人類需求之間的突顯矛盾也能予以相應的緩解。作為社會主義國家，我國在重構循環經濟的各項舉措中體現為天然性的優勢。
因此在重構現存經濟體系的有關實踐中，關鍵在于擬定與之相適應的循環經濟相關法規，從而輔助并且促進了建成循環型的當前全新經濟模式。在此基礎上，有關部門仍然需要更多著眼于增設某些專門性的循環經濟法規，確保此類法規與法律能夠覆蓋于廢物回收、循環經濟稅收與投資、再次利用循環資源等多個視角與領域。針對循環經濟如果要逐步健全目前的各類專項性法規，那么還可適度吸納域外涉及到的此類珍貴經驗，其中典型為循環經濟以及廢棄物的相關處理規定。通過運用健全當前立法以及其他有關法規的途徑與方式，對于現階段的循環經濟就能提供必需的制度支撐，確保將循環經濟建立于現階段整體制度保障的視角下，并且全面服務于當前循環經濟基本模式的健全與完善。
四、結語
經過分析可見，循環經濟在馬克思創建的完整經濟理論中體現為不可或缺的關鍵性價值。近些年以來，很多領域都在著眼于推進循環經濟，因此針對馬克思主義創建的上述循環經濟偉大理論也要予以全方位的吸納與借鑒。未來在實踐中，關于循環經濟仍然有必要深入探尋馬克思循環經濟蘊含的深層次內涵，據此重新構建現階段的新型循環經濟模式，最終服務于生態環保以及各領域發展之間的動態平衡。（作者單位：長江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