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份認證技術論文范文第1篇
[摘 要]文化身份研究中的“他者”邏輯，對認知和建構中國電視的文化身份具有重要的啟發和借鑒意義。中國傳統文化在當代社會的映射和全球化時代西方電視文化的浸入，都可以看作是中國電視文化身份建構的“他者”因素。在文化的流動和參照中，中國電視會逐漸完成自我文化定位和身份認知。另外，“他異性”原則、他者想象和文本敘述則是闡釋“他者”的主要途徑。
[關鍵詞]他者；文化身份；建構；參照
中國電視業進入新世紀以來發生了急速變化，電視文化精神下移，精英立場逐漸被草根性、平民化取代，“眾神狂歡”的娛樂精神被誤讀。伴隨而生的是不斷變換的節目形態和文化定位，從而喪失了穩定、深刻的意義所指。電視文化的根基無處追尋，電視文化審美價值變得模糊。在收視率至上的消費文化圍困下，中國電視亟待樹立起自身的文化精神。文化身份便是在“眾聲喧嘩”的電視文化表象中提煉出真正屬于中國電視的文化核心精神與價值，以探索我國電視文化新世紀轉向的規律和脈絡，把握真正體現電視文化擔當的話語方式及文化態度。
文化身份并不是一成不變的固態存在，它的建構需要一個不斷調整、轉向、完善，從而趨向更為合理、更加符合整個社會的運行發展規律的動態過程。正如斯圖亞特·霍爾所提出的兩種關于文化身份的思維方式，他本人更傾向于動態地評價文化身份。電視文化身份的認知過程亦是如此。尤其是當電視的外部環境不斷發生變化之后，其文化定位、文化形象的塑造及文化精神的表達都會出現與接受之間的差距。因此需要不斷認知、調整及塑造，把握住電視存在的外部環境及自身特性發展的最新規律，及時對電視文化身份進行重新建構。電視文化身份擁有許多建構資源和影響要素，“他者”邏輯是探討文化身份建構的重要因素。只有在全球化時代，將“他者”對本土文化身份的比較與參照作用充分認識，才能對電視文化身份在新世紀的定位做出全方位的研判。
一、不可或缺的“他者”
自我中的“他者”是文化身份認知中的關鍵。對于文化身份研究來說，“他者”的最大貢獻是引入了一個與自我相異的參照物，它對文化身份起到異化作用。由于“他者”的存在，文化身份就不能是固定的、一成不變的，而是永遠處在與“他者”比較的矛盾與變換之中。
“他者”這一概念最早來自于拉康的“鏡像理論”，雅克·拉康認為主體通過“鏡中自我”確定自己的身份，從而完成真實身體認同“鏡中自我”的身份確定過程。[法]雅克·拉康： 《拉康選集》，褚孝泉譯，上海：三聯書店，2001年。這種認同就是要找到與自我既有一定聯系又不完全相同的一個參照物，幫助主體進行自我體認。需要注意的是，拉康的“鏡像理論”特別強調這個自我所參照的“他者”乃“鏡中之物”，也就是說他并不是真實存在的，而是自我的鏡像投射，是一個由自我建構并且加以闡釋的“他者”?！霸诶悼磥?，眼睛是一種欲望器官，因此我們可能從觀看行為中獲得快感；但眼睛又是被充分象征秩序化的器官。但是在拉康這里使用的是‘凝視’，‘凝視’不同于一般意義上的‘觀看’，在‘凝視’的時候，我們同時攜帶了投射著自我的欲望。凝視使我們在某種程度上逃離象征秩序而進入想象關系之中?！贝麇\華：《電影理論與批評》，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183頁。文化主體“凝視”的“他者”其實是自我內心構建的一種幻像，而非客觀存在。在主體的內心世界讓“他者”復出，按照自我的想象將這種相似或差異呈現出來。通過專注的“凝視”，中國文化主體尋找著自我的文化定位——如何更好地彰顯我國傳統文化魅力與價值；如何在全球化語境中傳達屬于中國的聲音；如何更大限度地與世界接軌以滿足本國、本民族的文化訴求。這種“凝視”能夠將自我與他者之間的差異凸現出來，在和他者的參照中進行文化認同。
文化身份研究中的“他者”邏輯借鑒了拉康的“鏡像”理論，由后殖民主義理論學者提出，意在說明西方在塑造自我文化身份的同時總是要樹立一個他者形象，這個他者就是對東方邊緣化的產物，自我和他者的差異存在構成對自我文化身份的認同。西方在經濟實力、社會發展水平及軍事力量等強大背景支配下將第三世界即東方世界描述為“沉默的他者”，處于被奴役、被支配的地位。西方的文化身份體認是以犧牲他者的文化價值為代價，漠視第三世界的一切文化精神與文化成就，從而進行文化殖民。東西方對話的方式被單方面的言說所取代，對東方文化的排斥成為西方文化身份建構必要之路徑。這一問題在全球化時代尤為突出。西方對東方的刻板印象經由媒體傳播造成了一種媒介偏見，加之西方社會掌控的世界主流媒體擁有強大的影響力，因此在描述“妖魔化”了的東方形象和中國文化時呈現出話語霸權。
2008年北京奧運會期間，我國努力通過這一國際體育盛會打開讓世界了解中國的窗口，“綠色奧運”“人文奧運”“科技奧運”等嶄新的文化理念經由我國主流媒體向外傳播。但是，像美國《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等主流大報卻無視這些主導議程，而僅僅在抗議報道上做文章，批評中國政府沒有履行放松對言論自由限制的承諾。這說明西方媒體一直把中國文化視為與自己相異的“他者”，建構“他者”是為了加強自身的話語霸權，體現文化的優越性。雖然對“他者”會有理性的認知，但是更多地表現為一種非理性地主觀臆想，在極力尋找他者與自我的差別中來進行自我文化認同，并通過媒體話語將其塑造得常態化、自然化。
由后殖民主義理論家提出的“他者”概念不僅僅適用于西方對東方進行的“文化殖民”，也同樣適用于更為廣泛的文化研究。東方成為了西方加以參照的“他者”，但是西方同樣也作為東方的“他者”而存在，自我與“他者”之間的關系和位置可以互為轉換，“他者”作為主體建構自我形象的要素，也可以進行多方位的探尋。中國電視文化身份的研究離不開“他者”，我國電視起步較晚，在尋求自身文化獨立性的道路上不可能固步自封，必然要在對照與比較中完成自我文化認知。
二、被參照的“他者”
中國電視文化身份建構的過程，始終不是封閉的自我探索，而是在不斷地對“他者”的參照中，逐漸完成自我文化定位和身份認知的。被參照的“他者”主要來源于兩方面，一方面來自中國傳統文化在當代社會的映射作用，另一方面則來自全球化時代西方電視文化的入侵。
（一）作為“他者”的傳統
中國電視是伴隨著現代化進程逐步興起的，曾經一度出現的現代與傳統的對立使得電視文化身份在確認過程中不得不暫時放棄傳統，而急切地與現代文化“握手”。傳統文化本應該與現代文化形成一個接續的文化鏈條共同對社會存在發生作用，但是由于五四時期激進的反傳統浪潮而導致了“文化撕裂”。亨廷頓曾經提出“撕裂的國家”，這種“撕裂”主要指文化的斷裂。原本具有長期文化積淀與歷史傳統的國家由于外力的侵入，終于對自己的文化感到失望、不滿甚至自卑，轉而急切地崇拜另外一種文化，并且極力與既有文化劃清界限，甚或拋棄，這樣就造成了文化上的“撕裂”。對于外來文化的迎合和崇尚未必能夠找尋到自我文化新生的出路，但卻造成了傳統與現代的巨大裂隙，形成文化“撕裂”后的陣痛。
中國電視正是在這個“文化撕裂期”出現的，因此傳統文化之于中國電視就變成了“身外之物”，無所謂關聯，更談不上承繼。傳統被建構成“他者”而處于被中國電視參照的位置。在中國電視最初發展時期，由于技術與內容都是西方舶來品，傳統文化備受冷落，仿佛傳統就是落后、守舊、封閉的代名詞，而電視文化多少帶有一點實驗和先鋒的性質，自然要與傳統劃清界限。傳統文化所弘揚的精神價值都被電視文化作為揚棄的對象，在消費文化、大眾文化的籠罩下尤其突出。
1990年代以來傳統文化高舉復興大旗，頗有“王者歸來”的氣勢，漢服、茶道、誦經、祭孔等等帶有傳統文化標簽的活動大行其道，電視媒體又充當起了宣揚傳統文化的排頭兵，《百家講壇》的熱播就是很好的例證。傳統文化的強勢回歸使電視文化身份構建的“他者”形象發生了改變，從原來的抵觸、排斥到接近與趨同?！八摺苯嫷倪壿嫶蟮秩绱?，作為傳統的“他者”不可能完全獨立于或對立于自我而存在，一定是自我在尋找和定位文化身份時與之相聯系的參照。只是這種聯系的程度會隨著社會思潮及文化語境的變遷而發生改變，傳統文化對中國電視文化的映射和影響自上個世紀90年代以來至今就是遵循這樣的邏輯軌跡實現的。
（二）作為“他者”的西方
西方文化在認知其文化身份時就將東方作為“他者”來參照，只不過這種參照體現出強勢文化的霸權。在后殖民主義理論家的論述中，已經清晰地闡述出東方文化在建構自我文化身份時，面對強大的西方文化大多呈現出文化不夠自信的局面。薩義德在《東方學》中直言不諱地說，西方人在想象和表述東方時采取了一種“控制、重建和君臨東方”的話語方式。[美]薩義德：《東方學》，王宇根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9年。東方作為沉默的“他者”被西方塑造，被極度邊緣化，在某種意義上可以將其理解為西方掌握的話語霸權對第三世界的支配和殖民化，從而造成第三世界“被言說”的文化宿命。
隨著東方世界的崛起和強大，這種文化宿命也開始發生扭轉，東西方文化交流途徑增多，交流內容擴大，文化的隔閡和芥蒂在逐漸消失，文化全球化傳播的中介更為廣泛和多元，使民間文化傳播現象增多，影響日漸擴大。第三世界作為“他者”不再沉默，極力爭取曾經被忽視、被消解的文化地位，對于文化身份的認知與建構也體現出蓬勃之勢。東方文化身份的認知也同樣需要建構一個“他者”形象，東方文化包括中國文化在認知自我身份時把西方擺在反思自身文化內涵，呈現文化特質的“他者”位置，西方也就自然成為我們認識自身文化身份的參照。文化的原初特性被擦掉，取而代之的是消費社會語境下大眾文化的高度復制性。
尤其是全球化時代的到來，對中國電視文化身份的確立和認知提出了更為全面的要求，中國電視文化身份必須要置于全球化語境中才能更為準確和科學地加以闡釋。誕生于西方的電視媒體一直被中國電視視為發展的參照和追隨的榜樣，并且被建構為“他者”形象而納入文化認同過程之中，這就是作為“他者”的西方。
西方文化突出個人價值的追求與實現，特別強調個人奮斗的過程，崇尚科學、民主、直率、樂觀，這些都充分地體現在電視節目中。尤其是真人秀節目，對草根價值的肯定、對競爭意識的張揚、對技術理性的崇拜，充分洋溢著西方價值觀和文化特質。進入到新世紀，隨著跨文化傳播途徑和機會的增多，西方電視節目紛紛被我國各級電視媒體效仿和引進：2005年湖南衛視模仿《美國偶像》推出《超級女聲》，2010年東方衛視引進版權推出《中國達人秀》，2012年浙江衛視推出《中國好聲音》，2013年《中國夢之聲》亮相東方衛視等，僅2013年國內引進的海外模式綜藝節目已超過49檔。馬若晨：《“走出去”與“請進來”：中國內地電視節目模式引進現象研究》，重慶：西南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4年。如此熱鬧的引進熱潮在博得一片喝彩和高收視率之余，我們也不免擔心，伴隨著這些節目的引進，西方文化閑庭信步式的徘徊于中國電視屏幕之上。西方文化作為“他者”的被參照作用可能在國內電視節目與其親密接觸之中改變，不再是“之外”的一種存在，直接滲透到我國電視文化之中，從而對電視文化身份的認知產生負面影響。
西方文化的參照意義，一方面是彌補中國文化在全球化視野中的局限，尤其是彰顯流行與先鋒的電視文化更應該具有的廣闊的文化視野和文化包容性。當今的中國電視在西方文化的影響下更加開放多元，無論是電視的節目風格、內容質量、技術指標以及整體定位都呈現出與上個世紀截然不同的風貌——更加現代、豐富和時尚。這些變化充分說明對西方這個“他者”借鑒過程中我國電視文化收獲頗豐。另一方面在中國電視模仿、引入西方模式的同時，需要把握嚴格的尺度和邊界，可以將其作為參照，但不能是覆蓋甚或取代中國電視文化，不能使中國電視成為西方文化傳播的試驗場，對于西方節目模式不僅要拿來，更要對其進行本土化改造，時刻警惕西方文化的“他者”立場。中國電視文化把西方當作“他者”，在跨文化的流動與參照中也完成自我蛻變，在傳統與西方之間尋求一種文化認同，從西方文化的樊籬中脫離出來而形成具有文化獨立性的身份定位，以求在本土與全球之間實現廣泛需求和接受。
三、“他者”的生產機制
“他者”作為人認識自身的重要部分總是被建構、被生產的，而非客觀存在、靜止不動。中國電視在將西方電視文化作為“他者”進行闡釋，從而完成對自我文化身份的認知的同時，始終會把自我與他者相區分，既不能一味地去認同“他者”的文化邏輯，也不能抹平與“他者”的差異存在。需要明確一點，西方在將東方建構為“他者”時往往帶有文化霸權的強勢心理，但我們討論的電視文化“他者”的生產卻不帶有這種偏見與歧視，而是在相對獨立和平等的空間里對話，進行自我文化身份的建構。
（一）遵循“他異性”（alterity）原則對“他者”定位
霍米·巴巴把“他者”的建構解釋為一種“處于不斷變化中的臨時聚合體，這個立足點就是‘居間’（in-between）和‘之外’（beyond）”。翟晶：《霍米·巴巴的身份觀》，《世界美術》2014年第4期。這種描述本身就對“他者”的特征進行了比較明確的定位——外物能夠被建構成“他者”的首要條件就是與自我的“區別”和“差異”，即“他異性”（alterity）?！八愋浴迸c“同一性”是對立的概念，指的是在建構自我文化身份時所參照的他者一定要呈現出與自我的明顯區別，尤其是在文化屬性、文化觀念與文化原則等方面的差異，“他異性”特征越明顯，“他者”對比的張力就越強烈。也就是說只有建立在區別之上的比較才能凸顯主體的文化身份定位。
“他者”建構首先要基于對自我認識不足的基礎之上，需要借助外界對立物的參照和比較，與自我完全同一的外物是不能被建構為“他者”的。因為在對這一外物進行觀照時，無法提取出自我并不具備，或自我超越外物的差異，自然也無法成為衡量自我價值、進行自我文化定位的有意義的參照。
阿蘭·李比雄認為：“一種文化對另一種文化的觀察，是具有發展性與補充性的積極觀察。其最終效應就是開創一片相互認識的共同空間?！盵法]阿蘭·李比雄：《多元文化視界的互相認知》，《跨文化對話（11）》，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3年。文化認同的形成就是要在對另一種具有差異性的文化對比中形成。中國電視文化對“他者”的建構始終建立在一種差異基礎上的，中西方文化背景的差異成為“他者”生產的基石。西方電視的濃重商業色彩為其文化身份貼上了消費性、大眾化的標簽，電視節目也無不彰顯出開放、自由的格局。相比較西方電視，中國電視的文化表達更為內斂和含蓄，總是在循規蹈矩中進行節目創作和文化定位。進入到新世紀這種狀態亟待改變，面對受眾定位更為細化，電視頻道化發展的格局要求中國電視必須進入創造與自新的軌道之中，西方電視作為“他者”恰好顯示出了極大的差異性，差異性也被中國電視文化主體不斷發掘，充當了中國電視文化身份的構建中可參照的“他者”。這種差異性不再是后殖民主義者談到西方將東方建構為“他者”，以差異來顯示自身文化優越性，而是變成了文化主體尤其是電視文化主體對“他者”的借鑒和參考，盡力縮小與“他者”之間的差異。例如近幾年在各大衛視頻道紛紛上馬的競歌、競智、婚戀交友、職場等類型節目，幾乎都是引進外國節目版權稍加本土化改造，不能不說是對“他者”的接受。
（二）融入想象對“他者”認知
中國在文化身份認知的過程中，曾經一度將“他者”作為危險因素來對待，本能的文化保守主義重視的是自省和自持，通過自我思考與反省進行文化定位和對自我的界定，而對外來文化總是保持一段距離，甚至是回避或排斥。近現代以來，隨著文化交流的深入和頻繁，完全地回避已經無法實現，中國文化在西方面前也不再具有心理優勢，對作為“他者”的西方由畏而敬，開始有了接受、容納西方文化的嘗試。
對于西方這個“他者”的認知并不完全依靠客觀的發現，而是充滿著想象的成分，因此想象也是建構“他者”的一種途徑。文化主體對“他者”的認識除了直接來源于對“他者”的經驗觀照，更多的是無法直接接觸“他者”，而是依賴于其他經驗基礎之上的想象和判斷。西方電視文化脫胎于資本主義社會制度，按照我們對資本主義制度的理解而進行對西方電視文化的想象，于是唯利益、唯收視率、唯娛樂等尺度應運而生，個體價值被高度張揚，重利、重法的社會準則也被構建到電視文化之中。憑借著這些間接認識，我們對西方電視的文化態度與文化定位開始想象，努力尋找主體與“他者”之間的差異存在，但是在實際接觸中不難發現，原本被想象的差異也存在著同一性。雖然波茲曼一度將“娛樂至死”作為對西方電視文化的悲觀總結，也曾經是我們對西方電視文化最直接的富有想象力的總結，但是經過若干年的發展，我們非但沒有看到瀕臨死亡的西方電視，反而從中吸納了更多的可供持續發展的節目創意與思路。引入西方節目版權已經成為當前中國電視節目發展的捷徑，接受了西方電視“真傳”的中國電視人在對待這個“他者”時顯然多了份景仰與欽佩，少了些鄙夷與不屑。因為中國電視業無法脫離西方電視發展脈絡而獨立存在，因此當初對西方電視的想象變成了今天中國電視發展的必然，差異在逐漸地接近與交流之中被弱化，甚至被同一了。
（三）依托文本敘述對“他者”解碼
賽義德認為建構“他者”的策略基本上依靠文本，因為有關東方的形象和刻板印象傳統上都是通過書面形式來表現的。 [英]丹尼·卡瓦拉羅：《文化理論關鍵詞》，張衛東等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23頁。在文化研究中，我們發現文化主體對“他者”的印象主要不是來自于真實的對面凝視與觀察，而是通過閱讀有關的文本和資料做出對“他者”的判斷，所以“他者”是被與之相關的文本敘述所估定的。在某種程度上我們也可以理解為對“他者”的想象從根本上來說是虛構的，與真實的距離取決于文本敘述提供的事實理據。
中國電視在將傳統及西方作為“他者”進行建構的過程中，也是依靠相關的文本敘述建立起對“他者”的初步認識，進而找出主體與“他者”的差異而反觀自我的。無論是對作為“他者”的傳統還是對作為“他者”的西方，認知主要通過記述傳統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歷史文本獲得，那些集中代表傳統和西方文化的符號和元素被中國電視文化抽取出來。需要注意的是，對文本的解讀并不是直接的對視，而是經由“編碼—解碼”（斯圖亞特·霍爾語）的過程完成的，在“編碼—解碼”的過程中勢必會融入各種主觀認識與理解，容易形成對“他者”的片面印象，從而造成對自我文化身份認知的偏狹。我國曾一度視西方為“洪水猛獸”，不同的社會制度造成文化的隔膜，所以最初的“他者”是完全對立于我國文化主體的，中國電視也總是謹慎地、有限地對西方電視文化進行借鑒。隨著全球化進程的加速，增加了對西方文化的了解，文本敘述的方式開始改變，解讀也變得更為多元開放。尤其進入到新世紀，中國電視能夠更為客觀地對待西方電視文本，結合自我文化特征，順應文化發展的普遍規律——從精英文化到大眾文化、從大眾文化到平民文化、從平民文化到草根文化的位移，對西方電視的模仿和借鑒增多，推動了中國電視文化核心價值的自我認知，這種對“他者”的認識是漸進的、發展的，隨著文本解讀的深度和維度的變化而發生改變。
身份認證技術論文范文第2篇
摘 要：論證式教學模式的構建能夠明顯提高高中階段學生對歷史知識的深入理解與掌握。文章主要圍繞如何以核心素養目標為線促進高中歷史論證式教學模式的教學實踐，分析了高中歷史核心素養教育的不足與采用論證式教學模式的必要性，在此基礎上詳細闡述了抓住學生思維，梳理論證脈絡;定位關鍵節點，構建論證基礎;開展小組合作，加強論證邏輯;深化師生交流，保證論證效果等有效建構高中歷史論證式教學模式的方法。
關鍵詞：高中歷史;核心素養教學;論證式教學模式
隨著教育教學改革的不斷深入，核心素養教育在各學段學校內如火如荼開展，但在實踐中，在何種教學方法之下，在何種教學模式之下，才能夠實現核心素養教育目標在各學科教學中的落實，成了學校與教師們共同思考與期待解決的重要問題。在高中歷史教學工作中，高中學生擁有更加獨立自主的學習態度與觀念，核心素養教育的滲透效率不能與高中歷史教師的教學預期相匹配。加之高中歷史學科知識內容難度較大，知識內涵豐富，更加需要有效教學方法的輔助。論證式教學模式，充分考慮到了高中階段學生與高中歷史教學知識之間的聯系，能夠成為高中歷史教師滲透核心素養教育的科學、有效的教學模式。
一、高中歷史核心素養教育不足分析
高中階段歷史學科知識教學與其他學科教學存在較大的區別，學生需要通過了解、分析最終掌握古今中外的歷史人物與歷史事件，學習難度較大。而在核心素養教育落實過程中，高中歷史教師由于自身教育素質與學生的實際學習情況不相匹配，導致教師對高中歷史核心素養教育的片面理解，課堂教學中出現了以下不足。
（一）思維啟發不足
各種歷史核心素養教育開展過程中出現的不足之一在于，高中歷史教師對學生的歷史學習思維啟發程度不足。這種不足的產生，往往由于高中歷史教師對學生的引導深度不夠，對學生引導方法并不科學，很大程度上是因為高中歷史教師本身對核心素養教育的理解較為片面，進而導致教師在課堂中開展核心素養教學工作的過程中，對學生的引導出現了一定的片面性，使學生的歷史學習思維不能夠更大程度的擴展，影響了學生對歷史知識認知的深度與廣度，不利于學生學習思維的構建。
（二）探究深度不足
高中歷史核心素養教育開展過程中出現的不足之二在于，學生對歷史知識的探究深度不足。這種不足的出現，往往前期由于學生自身原因引發。高中歷史知識與之前學生接觸過的歷史知識存在相似性，這往往會使學生在學習過程中產生錯誤認知，認為只要回顧從前學過的知識，就能應付高中階段歷史學習，導致學生在探究知識過程中屢屢出現淺嘗輒止的現象，沒有對所學知識進行刨根問底式的深度探究。
（三）知識聯系不足
高中歷史核心素養教育開展過程中出現的不足之三在于，教師為學生所做的知識聯系不足。這種不足的存在，依然反映出了高中歷史教師對核心素養教育的片面理解，而這種片面理解在于淡化了對不同核心素養組成部分之間關系。這部分教師往往在教學過程中只能夠在單個核心素養教育概念引導下，為學生開展形式不同的學習活動，但如果要將核心素養教育組成部分中的幾個或全部組成部分加以綜合，教師的教學能力與水平則不足以完成這部分教學任務，導致學生受到的綜合性啟發減少，沒有形成對核心素養的綜合性感知。
二、論證式教學模式在高中歷史教學中落實必要性
高中階段歷史學科核心素養教育中存在的不足，極大程度上影響了學生對所學知識的正確感知，不僅不利于學生與歷史知識之間客觀聯系的建立，也不利于學生對知識的深入探究，以及培養學生的不同核心素養。論證式教學模式，更加重視以學生為主體，體現出學生在知識探究中的主體與主導作用，教師真正轉化為引導者的身份，更加有利于高中歷史教學效率的提升，自然而然達到核心素養教育的目標。而論證式教學模式，在高中歷史教學中落實的必要性主要體現在以下幾方面。
（一）啟發學生歷史學習思維
論證式教學模式在高中歷史學科中的落實，有利于啟發學生的歷史學習思維。在論證式教學模式之下，完全由學生主導整個學習過程，學生面對教師給出的材料或者是教材當中的知識，提出自己的觀點，并對自己的觀點進行論證。在這一過程中，學生的思維完全與對應知識相接觸，圍繞著知識展開探索，能夠使學生找到更多的解決問題與論證自我觀點正確性的角度，對于啟發學生歷史學習思維，解決歷史學習問題，得到核心素養水平的提升而言具有積極作用。
（二）提高學生解決問題能力
論證式教學模式在高中歷史學科中的落實，能夠有效提高學生解決歷史問題的能力。論證式教學模式與傳統教育教學模式之間存在的差別，主要在于實踐性。學生在論證式教學模式中不僅主動性更強，并且實踐性更強，學生脫離了原有的理論闡述模式，在實際探究活動或者是在與其他同學思想碰撞中，得出對所面對問題與知識材料的正確理解，使得學生解決歷史問題的能力在論證式教學模式中不斷提高。
（三）提升學生核心素養水平
論證式教學模式在高中歷史學科中的落實，能夠有效提升學生的核心素養水平。論證式教學模式真正體現了以學生為主體的教育理念，且其在高中歷史學科中的實踐，需要教師為學生搭建不同的學習場景，核心素養教學目標的有效融入能夠為學生提供科學高效探究知識內容的途徑，不僅使得學生能夠更快拉近與知識之間的距離，并且使得學生的核心素養水平在論證式教學模式中得到快速提升。
三、核心素養目標下的高中歷史論證式教學模式構建途徑
論證式教學模式對處在高中階段的學生而言，采用了一種潛移默化的滲透式教學思想，使學生不自覺沉浸在對歷史知識的論證過程中，完成對知識的探究過程，而學生自己也能夠在論證式教學模式下感受到歷史知識的別樣魅力，并且增強學生解決問題的能力，有利于培養學生在歷史知識學習過程中的探究能力。因此，高中歷史教師在課堂教學中構建論證式教學模式，需要以核心素養目標為線索，搭建論證式教學模式的整體框架，為學生提供深入探究知識與廣泛提升核心素養水平的有效環境。
（一）抓住學生思維，梳理論證脈絡
高中歷史教師在以核心素養目標為線索中構建論證式教學模式，首先必須重視高中階段學生的歷史學習思維，培養學生對所見材料與知識內容開展分析、提出觀點并加以證明的學習思路，進而刺激學生對所學知識進行逐層深入的探索，在抽絲剝繭順序中掌握歷史知識的內涵，提高對歷史知識的認識。同時高中歷史教師抓住學生的思維加以鍛煉，能夠幫助學生在歷史知識學習過程中，掌握梳理個人思路的正確方法，面對論證式學習內容時，能夠在順暢論證脈絡下提高解決問題的效率。
例如：在“明末清初的思想活躍局面”教學過程中，教師提出問題“課文中出現的幾位思想家的主要觀點是什么，誰的思想中體現出了對封建制度的批判，而誰的觀點又只是針對封建統治者？”學生在問題引導下制作表格，理順對不同思想家觀點的認識，以此為基礎提出自己的論證觀點。但有學生不能順利分析其中的差別，教師引導學生對思想家的人生經歷以及時代背景出發，與思想家的觀點相對應，使學生在腦海中構建起論證思想家觀點與批判封建制度之間的關系，從而能夠在正確思路的幫助下正確闡述，得到問題的正確答案。
（二）定位關鍵節點，構建論證基礎
高中階段學生在學習中往往存在不明確知識重點的現象，往往同等重視，這種學習現象的存在，影響學生在探究知識過程中的效率。高中歷史教師需要在課堂教學中幫助學生對歷史事件的關鍵節點加以定位，使學生能夠掌握論證過程中觀點闡述的重點，不至于在論證過程中出現重點偏差的現象。這種定位方法的運用能夠有效改善學生在史料實證以及歷史理解核心素養方面的表現，提高學生在這兩方面的學習表現。
例如：在“古代中國的經濟政策”教學過程中，教師向學生提出綜合問題“分析秦朝、漢朝以及明朝的主要經濟政策，并判斷對人民產生的具體影響，根據歷史事實證明自己的觀點?！睂W生在研究教材與史料基礎上，基本認為秦朝的“重農抑商”與漢朝的“鹽鐵工商”政策有利于百姓的生產生活，而明朝的“海禁”政策卻損害了人民群眾的利益。學生在論證過程中通過歷史史料的佐證以及對上述幾個朝代中商業政策的重點加以分析，完成自己的論證過程。
（三）開展小組合作，加強論證邏輯
高中歷史教師開展論證式教學模式過程中，需要對學生的論證邏輯進行引導，使學生的論證過程能夠更加客觀，也使得學生的整個論證過程更加可靠，形成一次又一次完整的知識深入探究與知識理解水平提升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僅憑教師一個人的努力是不夠的，學生的論證思路不免有些狹窄。
例如：在“中國早期政治制度的特點”教學過程中，教師詢問學生有關分封制對今后朝代啟示的問題，學生在小組合作中共同討論，從分封制的產生緣起、作用影響、產生的弊端等方面加以論證，在這過程中，有些學生的論證邏輯由于受到“分封制已經被歷史發展淘汰”觀點的影響，在論證過程中偏向分封制的弊端。在小組合作中，這種不平衡的論證邏輯被其他學生糾正，共同確定了上述綜合的論證邏輯，論證完整性與客觀性有所增強，學生的歷史解釋核心素養也在合作與探究中有所提升。
（四）深化師生交流，保證論證效果
高中歷史教學內容的內涵較為深厚，其中的歷史事件涵蓋了對世界發展、朝代更迭、人生成長、價值選擇的多種描述，對學生的整體論證能力提出了挑戰。
高中歷史教師在落實論證式教學模式中，在充分尊重學生探究與論證自由的基礎上，更要明確自身職責，對學生尚不成熟的世界觀、人生觀與價值觀進行積極引導。因此，教師還需要做好面向學生的交流工作，全面掌握學生的論證過程與其中的內容，從中判斷學生的價值取向，從而確定引導學生的角度，避免學生陷入錯誤與非客觀的論證過程中。教師的成熟經驗與學生的深入論證探究過程相結合，為學生的最終論證效果提供保障，學生的歷史價值觀與核心素養也將得到更多提升。
結束語
論證式教學模式在高中歷史教學課堂中的構建需要有核心素養組成內容作為線索，將其串聯起來，幫助學生完成探究與論證的完整過程，在論證中增進對知識內容的理解，在論證中提升核心素養水平。
參考文獻
[1]解功星.鑒別與運用——淺析高中歷史教學中學生史料實證素養的培養[J].天津教育，2020（32）：118-119.
[2]王征軍.高中歷史教學中審辯性思維培養策略研究[J].高考，2018（23）：196.
[3]汪加龍.討論教學法在高中歷史課堂運用探索[J].中學教學參考，2017（01）：98.
[4]周成明.高中歷史課堂史論結合教學探微[J].中學教學參考，2016（31）：95.
本文系福建省教育科學規劃辦“十三五”規劃2020年度課題《基于核心素養培育目標下高中歷史論證式教學模式建構的研究》（課題批準號FJJKXB20-735）的研究成果之一。
身份認證技術論文范文第3篇
摘要：宗教傳播實際上就是一種跨文化交際活動，因而西方傳教士具有多重文化身份，一種是他們的共同的原生身份，即傳教士，另一種是他們為實現傳教目的重新構建的文化身份。本文以利瑪竇為例，探討譯者在不同文化語境中的文化身份，以及針對各自文化身份采取的譯介策略。
關鍵詞：宗教傳播;文化身份;利瑪竇;譯介策略
一、引言
十三世紀后期，文藝復興最先在意大利興起，隨后擴展到歐洲各國。經濟、科學、文化的全面發展極大地沖擊了羅馬天主教。為了維護羅馬天主教的地位，擴大其輻射范圍，傳教士們將目光轉向了東方。利瑪竇正是天主教在華傳教的先驅之一;這位西方傳教士，從地中海起航，經由非洲西岸，穿越馬六甲海峽，最終抵達澳門，開啟了中國之旅。 天主教初入中國之時，困難重重，其傳播最大的障礙來自于它與中國傳統儒釋道文化的沖突，這種沖突既是天主教傳播的阻力，同時也是天主教實施適應性傳教路線的動力。因此，傳教士的文化身份具有多重性，他們融合了東西方不同的民族文化身份，而這種特殊的文化身份對傳教士的譯介活動產生了錯綜復雜的影響。本文以利瑪竇為例，將其來華傳教歷程分為三個階段，重點探討利瑪竇在傳教過程中，其多重文化身份對傳播內容和譯介策略的影響，還意在揭示以利瑪竇為首的傳教士們對中國文化的欣賞之情如何深深影響了他們自身。
二、利瑪竇的文化身份及其在華傳教之路
文化身份理論的代表人物科利爾（M.J.Collier） 闡釋了文化的兩個特點：一，文化是通過人們的傳播活動繼承發展的， 因此， 它既有慣性又有變化性; 二， 文化為人們提供行為規范 ，在傳播過程中， 交際雙方不僅要使用對方聽得懂得語言符號， 還要使用對方可以接受的交際方式（轉引自劉雙 2000：88）。 利瑪竇所代表的文化是西方天主教，所代表的文化身份是天主教教徒。 為了實現傳教目的，實現兩種異質文化的交流，傳教路線的選擇至關重要。 Rogers和Steinfatt合著的《跨文化交際》（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一書中指出：文化身份不僅決定交際者采用哪一種語言進行交際，而且還決定交際者采取何種傳播方式傳遞信息內容（轉引自劉雙 2000：90）。從語言出發，宗教開始與翻譯聯姻，以利瑪竇為首的傳教士紛紛學習中文借助翻譯打開路徑;從傳播方式及傳遞信息內容出發，跨文化傳播者們深入了解國人的文化和心理，“從而構建出體現天主教立場和教義的中文話語體系”（高勝兵 2019：71）。
（一）傳教初期：堅持原有文化身份
在尚未深入了解中國的國情之前，利瑪竇曾狂妄地聲稱要以耶穌之名，征討儒、釋、道所代表的中國文化。 然而，當他處在中國文化的語境中， 一味地堅持原有文化身份讓傳教之路越發艱難。 “這種文化身份就是站在自己的文化疆域中，堅持自己原有的文化特色?！?（毛海燕 2004： 67）西洋面孔，西洋語言，西洋服飾以及西洋思想對當時崇儒推佛的中國社會而言無異于野蠻的入侵者。 王銀泉認為傳教士在華受阻原因主要有三： 其一，中國擁有悠久、燦爛的文化且國力在同時代處于世界先進水平; 其二， 孔孟之道和儒家哲學思想早已深入人心，數千年來，中國人早已形成自己的倫理道德和文化價值觀;其三，明朝中國正處國力強盛之時，華夏中心論的觀念十分普遍，中國即世界的中心，外國皆為番夷。 以利瑪竇為代表的傳教士們勢單力薄，對當時的中國來說他們是異類，是突然闖入的陌生人;其所代表的文化在中華文化大語境下是異質文化。因而，他們不能作為海里的一粒粒沙，而必須化為海里的顆顆水珠，與海相融。 “作為墾荒者，傳教士們面臨兩種選擇，面向故土或面向這片戰場?！保ㄙM正清，吳莉葦 2003：123）
（二）傳教中期：改為異文化身份
“這種文化身份就是拋棄原有文化，接受或融入另一種文化。這一身份的定位往往是在交際者所承載的傳統文化與現代文化發生沖突，或少數民族文化與主流文化發生沖突時所被迫采用的?！保Ｑ?2004： 68） 屢屢碰壁之后，利瑪竇意識到“化中為西”的強硬傳教路線在中國社會行不通，于是果斷采取適應性傳教策略，即宗教中國化。耶穌教會為在華傳教士確立了兩大傳教原則：其一是與主流社會搞好關系;其二是本土化政策，即學習傳教地區的語言文字和禮儀習俗，使用多樣的傳教方式（王銀泉 2018：139）。利瑪竇將這一策略落實為一系列可操作的措施，首先體現在讀華書、講華語、著華服、行華禮、奉華俗，活動于大江南北，廣結學界政界人士。這時以利瑪竇為代表的傳教士在傳教過程中，即交際過程中，將自己的身份轉變成一個交際雙方可以互為接受的、趨于統一的且相互聯系的身份。 利瑪竇時刻牢記自己的使命，異化對他而言并非目的，而是手段。 “異化是為了化中為西”（孫迎春 2019：52）。之前提到的一系列措施只能贏得國人的初步認可，且還未實現傳教的目的。推動中國人入教僅是宗教中國化的第一步。利瑪竇深知要在中國弘揚天主教義還必須得征服中國人的內心，找到雙方的契合點。察覺到中國所缺之后，利瑪竇借助科技翻譯打開路徑，以入教為條件，以講授西方科技知識為誘餌與中方上層人士達成了一種互惠關系。
（三）傳教末期：重構身份
這種文化身份就是將兩種不同的文化融合為一;交際者以第二階段的相關身份為基礎來建構一種包容性的文化身份。在傳教中期，利瑪竇脫掉西方文化的外衣僅是宗教中國化的第一步，而將天主教教義與中國儒家理論進行調和，借助對中國儒家思想的理解來迎合中國人的心理，將西方價值觀引入中國才是宗教中國化的關鍵一步。 他引經據典來證明天主教學說與中國文化相呼應。 他在宣教方面毫不掩飾其西學來源，另一方面卻主動穿上中國外衣。利瑪竇繼續深化適應性傳教路線，一方面隱性傳教，一方面研究中國儒家思想、撰寫中文著作，其中最為著名的是其在南昌逗留期間完成的《交友論》——“這部著作緊扣當時中國士大夫們的心理，又融合了西方思想，可以說它是中西文化交流碰撞和融合的產物”（王銀泉 2018：143）。利瑪竇亦是如此，此時他既非異國文化的侵入者，也非本國文化的背叛者，而是逐步演變成一個跨文化傳播者。誠如費正清先生說道：傳教士努力使自己勝任學者之職，從而具有更大的影響力以改變中國，但他們卻因此發現自己站在雙行道上。他們的切身目標是要從宗教上影響中國人，但結果他們的歷史功績卻是充當了中西文化的溝通渠道。
三、譯介策略的歸與異
深入了解中國的國情之后，利瑪竇放棄“直接傳教”的策略，轉而采取“曲線傳教”的方針—“以譯載道”（方紅2020：123）。他將“傳教士”和“儒士”的身份有機的結合在一起，因此他可以自如地歸化或異化自己的身份從而在達到傳教的目的同時為中國的文化土壤提供新的生機。利瑪竇文化身份的轉變直接影響了其譯介過程中的內容選擇及闡釋策略。
（一）歸化：會通儒家倫理觀
利瑪竇潛心研習儒家經典，結識中國各界名流后認識到，開始引用儒家的概念和詞匯來闡釋天主教義，即新教術語中國化。 “用來表述教義的中國術語構成了宗教中國化的第一步。 當然，這些術語長期以來一直存在于中國的文學作品中。中國的宗教術語早就是現成的，只等新教徒來選擇使用”（費正清，吳莉葦 2003： 125）。利瑪竇的接見儒學典籍并將其他教義完美調和，從而證明二者觀念具有一致性。其中最典型的例子當屬天主教的核心概念“Deus”（“天主” “上帝”）。 ”Deus”最先翻譯成真“真主”，羅明堅在《天主十誡》中將其替換成“天主”，這樣做可能是受中國人對“天”的概念的影響。這一譯名遭到利瑪竇的否定，因為他在中國古籍中發現“天地同為至尊“，這與天主教秉持的“一神論”相悖（Deus意為“至高無上”），所以“天主”這一譯名尚且不能彰顯Deus的獨一性。最終，利瑪竇在儒家典籍找到了“上帝”一詞，繼而引用《中庸》《詩經》《易》中的11段使用“上帝”的文字來說明“吾天主，乃古經書所稱上帝也”。 歸化教義、思想是宗教中國化的最重要一步，利瑪竇始終不忘這一使命;利瑪竇讓天主教與儒家學說這兩個本處于殊途的“陌生人”在路口相匯，促使他們成為志同道合的“知己”。
（二）異化：對儒家思想進行新闡釋
“身為天主教傳教士，利瑪竇認同的是天主教的宗教信仰和價值觀念，他并不完全認同儒、釋、道的信仰和觀念，因此，在話語的表現上，“他們雖然使用佛道話語或儒家話語，但是他們都在試圖擺脫這些話語對他們言說天主教的限制”（高勝兵，2019：71）。在“合儒”的過程中，利瑪竇也曾驚嘆于中國文化的價值內涵和深厚根基，但同時也意識到中國傳統思想的局限性以及中西倫理觀的差異性。利瑪竇在《天主實義》中對“忠孝”這一理念做出了新的闡釋。 他并不否認中國封建禮教所提倡的“三綱五?！?，只是在“五倫（五常）”之上再加上“大倫”，即對天主教的認識和信仰。 繼而利瑪竇提出“三父”說：“凡人在宇內有三父：一謂天主，二謂國君，三謂家君。逆三父之旨者，為不孝子失?！?再次，利瑪竇對儒家的核心概念“仁”進行了解構，“在他看來‘仁’的核心就是‘愛天主’，從而否認了‘孝悌’為‘仁之本’的儒家倫理道德，從而‘顛覆’了維護儒家社會秩序的核心概念‘孝’”（高勝兵，2015： 164）。在“孝”方面，利瑪竇認為這一理念不應局限于“不孝有三，無后為大”之中，而應將其進行延伸擴大。朱利品認為利瑪竇這樣做的目的之一是，以此來反駁當時中國士人認為他們遠離故土、親人的行為是“無父無君”的看法。
四、結語
利瑪竇的多重身份決定了他必須基于多重文化因素來選擇譯介內容和策略。 作為“儒士”，他采取了“以儒證耶”的歸化策略，迎合中國文化的主流圈，借用儒家學說、理念來闡釋天主教義，從而論證儒家思想與天主教思想乃是同根同源;作為傳教士，他信奉的是天主教的宗教信仰和價值理念，這一文化身份決定他使用異化翻譯策略，即對儒家思想進行解構從而構建出體現天主教義的中文話語體系;作為跨文化傳播者，自利瑪竇受命傳教之時，他就不再只是停留在自己的文化中，而是處于中西兩大文化之間。利瑪竇本人可能都未曾想到，他早已超出“儒士”和“傳教士”之外，以他為首的西方傳教士翻譯活動，形成了中國翻譯史上的第二次高潮，開創了中國典籍外譯的先河。利瑪竇“在自己身上把司鐸與學者，天主教徒與東方學家，意大利人和中國人的身份，令人驚嘆地融合在一起”（若望保祿二世）。他以翻譯為路徑構建起跨文化傳播的橋梁，不僅對當今中國乃至世界的文化對話和溝通極具現實意義，對當今譯者也有新的啟示，即在譯介過程中切勿單純地從自己的身份出發，不僅要熟悉本土文化還要以極大的熱情扎根于譯入語文化，這樣才能在異國構建中文話語體系，為中國文化“走出去” 做出貢獻。
參考文獻：
[1]費正清，吳莉葦.新教傳教士著作在中國文化史上的地位[J].國際漢學， 2003（02）： 119-131.
[2]方紅.融合與共生：利瑪竇《交友論》著譯策略探析[J].北京行政學院學報， 2020（03）： 123-128.3
[3]高勝兵，王娟.利瑪竇的文化身份與其翻譯策略和效果[J].中國翻譯， 2019， 40（03）： 63-74.
[4]高勝兵.顛覆儒家“忠孝”根本——論《天主實義》對《圣經》中的“Deus”和“diligere”的翻譯[J].中國比較文學， 2015（02）： 159-167.
[5]掛云帆. 身份管理理論—人際傳播學[DB/OL]. （2020-04-15）[2020-12-24]. http：//www.guayunfan.com/lilun/143452.html
[6]利瑪竇. 天主實義 [A]. 李之藻（編）. 天學初函（第一冊）[C] 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6.
[7]劉雙.文化身份與跨文化傳播[J].外語學刊， 2000（01）： 87-91.
[8]毛海燕.跨文化交際中文化身份的選擇[J].北方論叢， 2004（02）： 67-69.
[9]若望保祿二世. 利瑪竇來北京四百周年致詞[R].2001
[10]孫迎春.翻譯史實：西學漢譯的本質[J].譯苑新譚， 2019（02）： 51-62.
[11]王銀泉.適應性傳教路線與利瑪竇儒學化翻譯研究[J].亞太跨學科翻譯研究，2018（02）： 136-146.
[12]吳莉葦.從利瑪竇和艾儒略的傳教策略看晚明基督宗教與儒學對話機制的缺失[J].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 2009（04）： 63-71.
[13]肖志欽，肖建安.利瑪竇及其對中國翻譯史的貢獻[J].婁底師專學報，2003（04）：33-35.
[14]朱利品.晚明時期天主教與儒學思想的會通——以利瑪竇《天主實義》為例[J].中國宗教， 2020（08）： 54-55.
身份認證技術論文范文第4篇
摘 要：文章從我國設計類職業資格認證制度的發展及現狀中總結我國工業設計職業資格認證的不足，并從我國工業設計師職業資格評定的一般模式及特點出發，提出構建我國工業設計師職業資格評定體制的構想。
關鍵詞：工業設計 職業資格評定 模式 體制
檢 索：www.artdesign.org.cn
Internet ：www.artdesign.org.cn
我國經濟正處于快速發展之中，但是在創新與創意方面與發達國家仍然有著顯著的差距。國家正在實施從“中國制造”向“中國創造”的戰略轉換，工業設計正是工業產品“創造”的重要組成部分——“創意”的實現手段。而人才是實現工業設計創新的根本，實施工業設計師職業資格評定是培育高素質工業設計師的重要手段。
一、我國設計類職業資格認證制度的發展及現狀
我國職業資格認證的內容主要為技術資格認證，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與進步，我國職業資格認證逐步擴展到設計類職業資格認證等更為廣泛的職業領域。中國建筑裝飾協會、中國室內設計師協會、中國家紡協會先后制定了《中國建筑裝飾協會全國室內建筑師技術崗位考核認證辦法》（2003年）、《全國室內設計師技術崗位考核認證辦法》（2003年）、《家用紡織品設計師國家職業標準》[1]（2006年）等設計類職業認證辦法和標準。一些地方政府也根據本地區發展的需要實施了一批專業職業資格認證工作，如《上海市服裝設計專業職業資格暫行規定》（2003）[2]《廣州工業設計職業資格制度（專業技術人員）試點工作暫行辦法》（2010年）《浙江省工業設計職業資格制度試點工作暫行辦法》（2012年）等。目前，國家已經將廣告設計師、平面設計師、室內設計師、服裝設計師、景觀設計師、工業設計師、動畫設計師、商品展示設計師等職業的五、四、三、二、一級全部歸屬到藝術設計類國家職業資格鑒定體系[3]。
在工業設計職業資格認證方面，中國輕工業聯合會于2004年發布了《中國輕工業設計師職業資格制度規定》，并制定了相關的實施細則。 2010年中國機械工程學會在上海召開了中國機械工程學會工業設計師專業技術資格認證全國預備會議，研討了中國機械工程學會工業設計師專業技術資格認證標準和工業設計師資格考試大綱和培訓教材編寫方案 [4]。擁有全國工業設計從業人員半壁江山的廣東省于2009年由廣東省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廳、廣東省經濟和信息化委員會發布了《工業設計職業資格制度（專業技術人員）試點工作暫行辦法》和《工業設計職業資格（專業技術人員）考試實施辦法》。為使工業設計職業資格（專業技術人員）在實際中發揮證書的效用，廣東省人力資源社會保障廳明確提出工業設計職業資格證書在聘任和兌現待遇、積分入戶享有與相應檔次專業技術職務任職資格證書同等的效力。2012年9月由浙江省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廳、浙江省經濟和信息化委員聯合發布了《浙江省工業設計職業資格制度試點工作暫行辦法》和《浙江省工業設計職業資格考試實施辦法》。
由我國設計類職業資格認證制度的發展及現狀可知，我國設計類職業資格評定的管理機制尚不夠健全，工業設計職業評定制度的建設尚處于局部探索階段，尚未建立起國家級的工業設計職業評定制度。因此，有必要從我國工業設計師職業資格評定的模式及特點出發，建立科學、合理的工業設計職業資格評定體制。
二、我國工業設計師職業資格評定的一般模式及特點
根據政府和社會組織在工業設計師職業資格評定活動中的作用地位的不同，可以將工業設計師職業資格評定的模式劃分為市場主導型、綜合型和政府主導型三種類型。
政府主導型的工業設計師職業資格評定體制指的是主要有政府職能部門承擔工業設計師職業資格評定的管理工作，如我國工程師系列、教師系列等職稱評定工作的管理體制。
這種職業資格評定模式的優點是有利于政府對職業資格評定工作的總體規劃和對質量的控制。政府可以從宏觀上對職業資格評定工作進行總體的調控，并且可以通過出臺一些配套的政策發揮證書的效用，從而提高證書評定工作的權威性、提高評定工作的效果；其缺點是容易導致評定機制的僵化、不能滿足市場變化的要求。工業設計師職業資格評定工作屬于專業性很強的一項工作，而且其市場化特征很強。這樣，由政府主導認證工作，容易帶來認證工作的官僚化、與市場需求脫節，從而不利于形成可持續發展的長效機制。
市場主導型的工業設計師職業資格評定體制指的是工業設計師職業資格評定活動主要由行業協會等社會組織承擔職業資格評定的主要工作，政府僅發揮其宏觀調控的職能，如發達國家的注冊會計師等。
這種模式的優點是能夠充分發揮行業組織在職業資格評定中的作用，從而使得職業資格評定符合市場的需要。行業協會等行業組織熟悉市場對人才質量的要求，因此能夠根據市場的需要發揮其專業性作用、開展認證的培訓和考評等工作；其缺點是要求行業組織必須具有比較強的權威性和和自我約束能力，否則評定工作難以得到社會的認可，認證證書的效果大打折扣，或者因為缺乏約束而導致出現“賣證書”的現象，致使認證工作墮落為圈錢的工具。
綜合型的工業設計師職業資格評定體制指的是工業設計職業資格評定工作由政府和行業協會等社會組織共同實施職業資格評定工作，如注冊建造師等。該模式的優點是政府既能夠發揮其在職業資格認證中的宏觀調控作用，也可以根據需要出臺相關的支持政策；同時，也能夠充分發揮行業組織在職業資格認證中的專業性優勢，并逐步培育行業組織在職業資格認證中的權威性，以便于逐步形成市場化的長效認證機制。但這種模式對政府與行業協會之間的良好合作關系要求比較高。否則，政府與行業組織在職業資格認證中的職能分工容易產生交叉，進而影響認證工作的質量和效果。
三、我國工業設計職業資格評定的體制構想
（一）我國工業設計職業資格評定的模式選擇
我國工業設計職業資格評定的模式選擇主要分為兩個階段：一是建立由政府主導、行業組織參與實施的綜合型職業資格評定管理體制；二是構建由工業設計協會為主導的職業資格評定工作機制。
1.政府與社會共同參與，建立工業設計職業資格評定管理體制
為了保證工業設計師職業資格評定工作的權威性，建立由政府主導、行業組織參與實施的工業設計師職業資格評定管理體制。
政府作為工業設計師職業資格評定工作的行政管理者，對職業資格評定工作進行實施組織和調控管理。人力資源與社會保障部門負責職業資格評定的歸口管理，承擔職業資格證書數量指標控制、考試與培訓組織、證書注冊等管理職能；財政部門負責提供評定機構建設與評定活動的費用；工商部門負責與設計企業分級標準有關的標準制定與實施；教育部門負責根據設計師職業資格要求進行專業教育內容的改革。
工業設計行業協會作為工業設計師職業資格評定工作的執行組織，負責工業設計師職業資格評定的評價標準制定、評定培訓教材的編制、培訓活動的開展、評定機構的構建并開展評定工作、職業資格的注冊登記等職能。
2.構建工業設計師職業資格評定工作機制，保障工業設計師職業資格評定的可持續發展
為了確保工業設計師職業資格評定工作的持續、健康發展，結合工業設計師職業資格兼具科學性與藝術性的特點，構建試卷考試與專家評定相結合的、科學合理的工業設計師職業資格評定工作機制。
建立工業設計師職業資格評定工作機構。在人力資源與社會保障局的領導下、財政局的支持下，由工業設計協會組織建立工業設計師職業資格評定小組，負責工業設計師職業資格評定的考試組織與管理、評審專家管理、證書管理等工作。
建立工業設計師職業資格評定考試機制。在人力資源與社會保障局領導下，由工業設計師職業資格評定小組負責開展培訓教材編寫、考試培訓、考試試題編制、考試規范制定、試卷考試和專家評定過程組織與管理、考試信息反饋與答疑等工作。
（二）推進工業設計師職業資格評定的對策
1.實施培育工業設計師的人才政策，打造工業設計師人才高地
通過實施工業設計師職業資格評定制度，充分發揮工業設計師職業資格評定工作在創意人才培育、激勵與引進中的重要作用，打造工業設計師人才高地。
一是將工業設計師職業資格制度納入體制內，與工程師等制度處于同等重要的地位并實現相互之間的對等轉評，以利于增強工業設計師的歸屬感和有利于工業設計師的合理流動；
二是通過宣傳和培訓，讓低層次的設計師了解向高層次設計師努力發展的方向，激發設計師積極上進的潛能；
三是將高層次設計師與戶籍管理制度相結合，以利于吸納優秀設計師在武漢地區創新創業。
2.實施支持工業設計企業發展的扶持政策，培育工業設計龍頭企業
充分利用工業設計師職業資格評定的成果，建立工業設計企業分級管理制度和實施優秀設計企業重點扶持政策，培育一批工業設計行業發展的領頭羊。由工商局與工業設計行業協會共同開展相關研究并實施，建立工業設計企業分級管理制度，根據工業設計企業的設計師人才數量與結構、業績等標準將工業設計公司劃分為一級、二級和三級資質，以利于扶持優秀品牌工業設計企業，引導工業設計市場進入有序競爭。
注釋
1 賈京生.家紡產品創新的本源[J].浙江紡織服裝職業技術學院學報，2008.12.
2上海市人事局，上海市經濟委員會.關于印發《上海市服裝設計專業職業資格暫行規定》的通知， 2003.11.25.
3湯菲.湖北省室內裝飾設計師職業資格考試現狀及對策研究——以〈室內裝飾設計師國家職業資格理論考試指南〉編寫為依托[M].武漢：華中科技大學，2008.5.
4 深圳市工業設計行業協會.中國機械工程學會工業設計師專業技術資格認證全國預備——首次工作小組會議在上海召開http：//www.bobd.cn/design/industry/news/exhibit/201004/40824.html 2010-4-21.
身份認證技術論文范文第5篇
關鍵詞： 雙語教學 教師資格認證 指標
一、雙語教師資格認證的必然性
（一）資格認證是雙語人才質量提高的必然需求。
自2004年《教育部本科教學工作評估指標（試行）》發布以來，雙語教學改革在我國本科院校全面鋪開。高校雙語教學雖然經歷了10年改革與實踐，但是仍然處于探索、實踐階段，高質量雙語人培養效果不盡如人意。如何提高雙語教學質量，切實保障人才雙語素質培養，是高校必須面對并解決的問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認為：教學質量=（教材+環境+學生+教法）*教師，教師是提高雙語教學質量的關鍵因素。教師素質與雙語教學質量正相關，且倍數影響雙語教學質量。因此，開展資格認證，保證教師雙語教學資質，是雙語人才質量穩定、提高的必然需求。
（二）資格認證是教師雙語教學能力的明證。
師者，傳道、授業、解惑者也。單就漢語教學而言，雙語教師無論從語言能力和專業素質，都具備傳道、授業、解惑的能力。但是，雙語教學不是漢語教學，它不僅面臨新的教學理念和教學模式的挑戰，更是兩種語言、文化、習慣的沖突和融合。教師是否具備雙語教學理念、用英語傳授專業知識和交流溝通的能力、文字表達觀點和傾聽能力、豐富的教學模式與技巧等亟待權威認證。
（三）資格認證是雙語教學發展的必然趨勢。
一方面，從國際雙語教學發展規律層面，雙語教師資格認證是雙語教學規范化、科學化發展，切實提高雙語人才質量的有效手段。北美、亞洲、歐洲許多雙語教學較為成功的國家，都利用國際雙語教學資格證書（IBTQ—International Bilingual Teaching Qualifications）對雙語教師資格進行認定。雖然我國雙語教學和師資培養尚未形成統一的、科學的、權威的規范體系，但是盡快建立雙語教師資格認證制度，規范教師教學資質是雙語教學發展的迫切需要[1][2]。
另一方面，從社會經濟發展對人才雙語能力要求層面，英語應用能力正成為眾多涉外職業的準入條件之一。具有涉外業務的大型公司、企業在人才招聘時，除了專業知識、技能外，英語應用能力是考察的重要項目。顯然，“買方市場”對大學生英語綜合應用能力的高要求與現階段高校雙語教師“魚龍混雜”、教學質量不高形成尖銳的矛盾。為此，高校迫切需要研制雙語教學準入標準，開展教師資格認定。
二、雙語教師資格認證的意義
（一）資格認證有利于雙語教師隊伍建設。
雙語教學已經成為我國高等教育重要的組成部分，資格認證一方面能指導職前雙語教師培養，即準備從事雙語教學的學生和預備從事雙語教學的青年教師雙語教學能力培養，另一方面能從師德、專業素養、英語能力、授課藝術等各方面規范現有雙語教師，去劣存良，推進雙語教師隊伍建設。此外，資格認證有利于教師雙語教學綜合能力的提高，保持職業生涯和高校雙語教學可持續發展。
（二）資格認證有利于樹立雙語教師的權威性，提高雙語教學效力。
雙語教學有別于漢語教學，目前國內尚無專門的官方鑒定或認證機構，且有學者質疑雙語教學合法性[3]。因此，從官方或高校層面開展雙語教學資格認證，可鑒別教師對某個學科或課程語言能力、教學模式、課堂組織等是否達到雙語教學要求，做到持證上崗，能對雙語教師的權威性、合法性給予肯定。
（三）資格認證有利于轉變觀念，提高雙語教學管理效率。
資格認證讓高校領導和教師從思想上深刻認識雙語教學，從形式上重新定位雙語教學在人才培養中的地位，轉變教學觀念，規范雙語教學管理，提高效率。并且，資格認證有利于雙語教學研究、改革項目投放，提高有限教研資金投放的針對性和使用效率，為高校教師對外交流、學習、培訓提供依據，培養現代化雙語教學的專家、大師，提高社會聲譽。
（四）資格認證有利于緩解“教學”矛盾。
我國高等教育已經步入大眾化階段，大學生日益增加的綜合素質需求同高校雙語教師良莠不齊、教學質量不高的矛盾逐步顯現。資格認證促進教師提高英語文化修養，加深對英語承載的優秀文化、文明的理解，完善英語素質，提高雙語教學能力，培養高素質雙語精英人才，提高普通大學生綜合素質，緩解“教學”矛盾。
三、雙語教師資格認證對象
有效的雙語教學，師資遴選是重點環節之一[4]。教師是英語、專業知識與學生之間的紐帶和橋梁，合格的雙語教師關系到雙語教學的成敗。所以，深入研究雙語教師構成特點，科學選擇認證對象，才能保障雙語教師資格認證順利開展。
我國高校雙語教師主要有本土專業教師、英語轉崗教師、外聘教師、客座教師、外籍教師、海歸教師[5]，其中海歸、外籍教師、外聘教師和客座教師無需資格認證。因為，前兩者英語能力毋庸置疑，而專業素質招聘考核已經保證，重復認證無論是從人格尊重，還是國際慣例上，都不是上佳舉措；后兩類教師一般是學科或課程雙語教學能力得到認可，或有一定聲譽的專家或學者，教學能力也可保證。而專業教師和轉崗教師長期從事單語教學，無論是教學理念、英語水平還是授課模式，都是經過短期培訓或自學強行上馬，且基本是兼職，教學能力難以從制度上保證，所以是資格認證的重點對象。
四、雙語教師資格認證指標
較強英語應用能力、雙語、多元文化者、特殊教學策略等是高校雙語教師應具備的基本條件[6]。在已有研究的基礎上，考慮到我國社會形態、雙語教學目的、實施階段等的特殊性，筆者發現：雙語教師不僅僅是專業知識、英語的傳授者，更是社會主義國家意識形態、價值觀的培養者、塑造者。因此，從人文素質、英語素質、業務素質三個維度綜合構建雙語教學資格認證指標，符合我國雙語教學實際和國情。
（一）人文素質。
1.思想道德素質。一方面，指教師須有高尚的思想道德品質，堅定的社會主義價值觀和人生觀。另一方面，要有積極、主動投身雙語教學研究和實踐，愛崗敬業的職業精神。
2.心理素質。英國教育學、心理學博士戴維·方塔納（D.Fontana）認為情感成熟、穩定是成功的教師的重要品質之一。教師要保持良好的心理素質，在遇到困難、挫折、失敗時，不氣餒、不苦悶、不灰心喪氣；在獲得成功時，不沾沾自喜、洋洋得意、故步自封。
3.個人魅力。教育心理學表明，教師個人魅力對教學效果的影響是積極的。因此，教師要有健康、陽光的儀表、儀容，著裝得體；寬嚴適宜、民主、合作、平等對待的性格；有豐富的教學語言，生動、活潑、嚴謹、幽默、機智、詼諧、夸張、娛樂等，靈活應用，恰如其分；態度親和，關心學生疾苦；尊重學生個性發展及其自信心、自尊心，能理解學生好奇心、進取心和成就成就感的寬容氣度；真心熱愛教育事業。
（二）英語素質。
教學活動要求教師對學生是“給予一滴水，要有一片海”。衡量教師英語水平的標準是教師是否具有較高的英語聽、說、讀、寫、譯能力。雖然大部分雙語教師在學生階段基本通過了CET6級和學位英語考試（轉崗教師除外），具備了以英語為工具進行文獻閱讀與學習的能力，但就是否具有用英語教授專業知識的能力問題，絕大部分答案是否定的。因此，資格認證須全方位、多角度整體考核教師英語素質。
1.聽。不僅要能聽懂純正發音的英語，還要能聽懂學生不同口音、不同句式，正確的或不正確的表達。
2.讀與說。發音純正、準確，能根據問題或情景組織地道的句式流利表達能力，有合理分解長句為短句的能力。
3.寫。要博聞強識，能正確、流利地書寫，文筆清晰、工整、賞心悅目。
4.譯。要有豐富的詞匯積累，熟悉英語語法與修辭，能準確、地道、規范地表達知識含義。
5.英語文化修養。要有較高的英語文化修養，熟悉英語國家風土人情、風俗習慣、宗教信仰等。
6.思維與思考習慣。能在教學活動中，靈活切換漢英，且保持語言的獨立性，保證英語的原汁原味和漢語語義。
（三）業務素質。
業務素質主要指教師有明確教學目標，熟練使用現代教育技術，靈活多樣的教學手段、技巧和用英語詮釋、教授專業知識的能力。
1.清晰、明確的教學目標定位。能否根據教學目標計劃、組織、開展教學計劃制訂、教材選擇、大綱制定、教案編寫、教學方法選擇等讓雙語教學講實效，而不講形式。
2.熟練掌握、使用現代教育技術。能否充分利用視頻、音頻、圖像、動畫、色彩變化、鏈接等直觀、形象、變化多端的方式充分調動學生的視覺、聽覺功能，增強教學趣味性、生動性、靈活性。
3.課堂組織模式。能否將指導者與參與者、合作者的身份融合，構建多樣化交流、對話平臺，根據課程內容創新教學模式，變換教學技巧。
4.用英語進行學科或課程教學的能力。用英語流暢描述、介紹、講解學科背景全貌；用英語準確、規范詮釋專業知識概念、定義；用中文或英文總結、歸納、梳理英文教材知識重點、難點；用英語指導學生實驗實踐和學習實踐手冊。
五、資格認證措施
教師和課程是雙語教學必不可少的客觀條件，雙語教學資格認證要將教師和課程有機結合。一方面，課程是專業知識、技能的載體，不同課程的教學目標、教學內容、授課形式、課堂組織等要求不同；相同的雙語教學模式顯然不適合所有課程。另一方面，能從事某門課程雙語教學的教師，不代表能對該學科相關課程或其他課程進行雙語教學。因此，雙語教學資格認證模式應以課程為基礎，實行一課一認證模式，即教師在開課前對該門課程雙語教學能力進行認證并頒發課程雙語教學資格證書，確保教師在該門課程雙語教學的資質和權威性。
當然，由于高校雙語師資數量、質量、學科專業結構、課程復雜性等問題，資格認證可根據實際情況采取靈活、多樣的策略，提高教師和課程的認證數量。如：教師可對某學科多門相近課程進行資格認證，甚至可跨學科課程認證；允許不同教師對相同課程進行資格認證；允許外校教師對校內課程進行資格認證等。
資格認證還應對資格時效進行規定。不可否認，學習、使用頻率會潛移默化地提高教師英語熟練程度，課程教學連續性能提高教師對課程結構、內容的掌控力。因此，資格時效要根據課程發展、教師學年課程安排等實際情況具體落實，一般3-4年為宜。如果由于主觀或客觀原因（英語國家進修、學習除外），教師缺少1年以上的雙語課程教學，應主動對該課程進行重新認證，否則自動取消資格。
應當承認教師問題是我國高校雙語教學水平總體不高的重要原因之一。開展資格認證、持證上崗，對規范雙語教學實施，提高雙語教學質量有重大意義。雙語教學資格認證無論是從現實還是從預期來看，都是一項復雜而艱巨的任務，有賴國家、高校、教師統一認識，積極研究，逐步制定、完善和推廣使用。
參考文獻：
[1]趙兆平，張勝，何虎.我國雙語教學師資隊伍建設思考[J].高教探索，2007，（6）：194.
[2]寧曉潔.雙語教學中的師資隊伍現狀研究[J].山西財經大學學報，2013，（4）：146.
[3]彭澤潤.“英漢雙語教學”跟“國家漢語戰略”矛盾_語言學家、南開大學博士生導師馬慶株教授訪談錄[J].北華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5，（2）：24-27.
[4]李同艷.淺論我國高校雙語教學的三大瓶頸及其解決對策[J].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7，（5）：51.
[5]談多嬌.高等學校雙語教學的關鍵環節[J].教育研究，2010，（10）：91.
[6]張麗娟.我國高等院校師資建設問題研究[J].北京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7，（5）：265-2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