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學與哲學范文第1篇
【關鍵詞】醫學模式演變 現代醫學模式 辯證唯物主義 認識論
醫學模式( medical model)又叫醫學觀,是人們考慮和研究醫學問題時所遵循的總的原則和總的出發點,是指人們用什么樣的觀念與方法來看待、研究和處理健康和疾病問題,是對健康、疾病等重要醫學問題的總體觀,是我們在醫學實踐中貫穿始終的世界觀和方法論。迄今為止,醫學模式大致經歷了神靈主義、自然哲學、生物醫學和生物—心理—社會醫學模式(現代醫學模式)等四個時期的演變。由于醫學包括認識和實踐兩個方面,因此說,每個時期醫學模式的形成都是人們在醫學實踐中,通過發現影響人類健康的因素,不斷深化和完善對疾病本身的認識而建立起來的。在對醫學模式的建立和演變的認識中,人們從唯心主義的觀點逐步到唯物主義,其中還滲透了辯證法的思想,最終生物-心理-社會醫學模式建立在了辯證唯物主義認識論的基礎上。
一、神靈主義的醫學模式——唯心主義的醫學觀
神靈主義醫學模式是遠古時代的醫學模式。遠古時代,人們認為世間的一切是由超自然的神靈主宰,疾病乃是神靈的懲罰或者是妖魔鬼怪附身,故把患病稱為“得”病,對待疾病則依賴巫術驅兇祛邪,而死亡是“歸天”,是靈魂與軀體分離,被神靈召喚去了。這種把人類的健康與疾病,生與死都歸之于無所不在的神靈,就是人類早期的健康與疾病觀,即神靈主義醫學模式。很顯然這種醫學模式是一種唯心主義的醫學觀。在這種醫學觀下,人們治療疾病的方法,往往是拜神、逐鬼,和求神保佑。
二、自然哲學的醫學模式——從唯心主義向唯物主義的邁進
人們的認識并不止于此。隨著社會的發展,人們想去探求、揭示疾病的規律,想去認識是什么樣的原因使人患病。比如古希臘的醫學就認為,生命是由土、氣、火、水四種元素組成,四元素與冷、熱、干、濕四種物質配合成四種體液,即血液、黃膽汁、黑膽汁和痰。四種體液的協調與平衡決定人體的體質和健康。其中,不平衡導致了疾病。在西方醫學之父希波克拉底看來,人們健康的好壞是有條件的,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人們的生活態度,即取決于人們生活各個方面的平衡,如睡眠和清醒,工作和休息,吃和喝,愛情生活和節欲,精神壓力和休閑等。
中醫認為世間萬物都是由金、木、水、火、土五種元素構成。人體各器官又與這五種元素相對應。他們相生相克,相互制約,相互協調,保證人體健康。認為致病因素有內因:喜、怒、憂、思、悲、恐、驚,也有外因:風、寒、暑、濕、燥、火。外因有可能作用于人體,使人體產生平衡或非平衡狀態,當不平衡時,人們就會得病。
不難看出,這一時期人們對疾病的認識與自然哲學靠得很近。不論是中醫還是西醫的整體觀、辨證論在某個角度上是以自然哲學的思維方式來認識疾病規律的。不僅人是一個整體,而且人與外部環境也是一個整體;不僅人是一個有機的統一體,需要內部平衡,而且與外界環境也要平衡、要適應,甚至這種平衡有時還取決于人的主觀能動性。這就把影響健康的客觀因素,全面的、聯系的統一到人們對疾病的認識中去了。由此看來自然哲學醫學模式, 正是運用樸素的辯證法和唯物主義觀解釋健康和疾病現象, 把哲學思想與醫療實踐聯系起來, 以直觀的自然因素現象說明生理病理過程的一種醫學模式。
三、生物醫學模式——唯物主義觀點的確立
生物醫學模式( biomedical model)是指建立在經典的西方醫學基礎之上尤其是細菌論基礎之上的醫學模式。由于其重視疾病的生物學因素,并用該理論來解釋、診斷、治療和預防疾病以及制定健康保健制度,故被稱為生物醫學模式。
從18世紀下葉到19世紀,隨著科學技術的進步,醫學的研究逐漸從宏觀步入微觀,并已進入分子水平,比如顯微鏡的發明,創立了細胞學說;工業化、都市化導致的傳染病問題日益突出,推動了細菌學的發展,人們不僅發現了細菌的存在,而且通過培養基認識了一些使人致病的細菌。這些使醫務人員對抗感染治療、對疾病發病機制的認識提高到細胞分子水平。取得了前所未有的一系列成就,傳染病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控制;可以從基因水平上認識到每個人和每個人易患性的不同—這個人可能是肝易損人群,那個人可能是肝不易損人群—這些都可以從基因上找到依據。與此同時,一些醫學基礎學科,如生理學、病理學、寄生蟲學、藥理學、免疫學等都在蓬勃發展。生物學的長足進步,促使人們開始運用生物-醫學的觀點認識生命、健康與疾病,認為任何疾病都能用生物機制的紊亂來解釋,都可以在器官、組織和生物分子上找到形態、結構和生物指標的特定變化。
不難看出,生物醫學模式以物質分析為基礎,通過觀察和試驗結果,運用機械唯物主義的方法進行分析歸納,不僅使人類深刻的認識到致病和影響健康的、客觀生物因素,也極大推動了醫學的發展。無論人們怎樣認識這種模式的局限性或不足,但在認識致病和影響健康因素的方法和途徑上,無疑是進步和科學的,是唯物主義的。
四、生物—心理—社會醫學模式——強調醫學的系統整體觀
隨著現代社會的發展,醫學科學有了更大的進步,一些由生物因子(細菌、病毒、寄生蟲)所致的疾病已被控制,而另一類疾病,如心腦血管疾病、腫瘤、精神病等,已成為人類健康的主要危害。同時,人們還驚訝地發現,曾經為人類健康作出過重大貢獻的生物醫學模式,在這些疾病面前顯得束手無策。因為這類疾病的發生原因主要不是生物學因素,而是社會因素或(和)心理因素所致。于是,美國羅徹斯特大學醫學院精神病學和內科教授恩格爾(O.L.Engel)在1977年“科學”雜志上發表了題為“需要新的醫學模式;對生物醫學的挑戰”的文章,提出了綜合生理、心理和社會因素對人類健康與疾病影響的醫學觀,這就是生物—心理—社會醫學模式,也即現代醫學模式。
現代醫學模式的提出應該說并沒有否定生物醫學模式,而是對以往的模式進行哲學上說的“揚棄”,并非“拋棄”,屬事物的螺旋式上升。這種模式強調醫學的系統整體觀,其中生物、心理、社會3個要素組成現代醫學模式系統。3者之間有著特定的聯系,在疾病發生發展中的作用是不同的。社會因素和心理因素只是導致機體健康或疾病的原因和中介。生物學指標是人體健康與疾病的重要標志,是醫學研究與醫療診治的出發點和落腳點。生物因素仍是醫學的中心,在現代醫學模式中其核心地位仍是不可動搖的。生物因素的核心地位,決定著它對社會、心理因素的制約作用。
生物—心理—社會醫學模式建立,比生物醫學模式更加全面和深刻的認識現代人類與疾病和健康因素有關的系統問題,以及他們之間的關系、地位和作用,鮮明的提出了生物、心理、社會因素對人類健康的影響,這符合辯證唯物主義全面的、聯系的、辯證的分析和認識事物的觀點,也符合醫學實踐的實際,它將促使人們的醫學理念發生深刻的變革,并為人類的健康帶來更大的福祉。
五、現代醫學模式的哲學基礎——辯證唯物主義認識論
認識論是探討人類認識的本質,認識與客觀實在的關系,認識的前提和基礎,認識發生、發展的過程及其規律,認識的真理標準等問題的哲學學說。唯心主義認識論否認物質世界的客觀存在,堅持從意識到物質的認識路線。唯物主義認識論堅持從物質到意識的認識路線,認為物質世界是客觀實在,強調認識是人對客觀實在的反映,申明世界是可以認識的。辯證唯物主義的認識論則進一步把實踐作為認識的基礎,把運用于認識論。
從醫學模式演變的過程看,醫學模式演變的過程,也就是人類認識自身疾病與健康的過程,亦即對醫學的認知過程。醫學包括認知和實踐兩個方面,對醫學的認知是醫學實踐中對許多客觀存在的致病因素和影響人類健康因素的認知,而建立在醫學認知基礎上的醫學模式,又對醫學實踐起著指導作用。神靈主義時期,人們對醫學的認知是空白的,所以只能建立在唯心主義的哲學基礎上;自然哲學時期,人們已經探討疾病發生的條件、影響健康的因素,以及怎樣才會導致疾病的問題,這種認識已經帶有樸素的唯物主義和自然辯證法的特點,是醫學認知上的巨大進步;生物醫學模式的形成,是建立在對客觀存在深刻認識的基礎上,具有鮮明的唯物主義認識論的觀點;現代醫學模式并不是對生物醫學模式的完全拋棄,而是對生物醫學模式的完善,它不僅考慮的了生物因素,還綜合了社會、心理因素對健康的影響,這種考慮是基于唯物辯證法指導下的醫學認知?？v觀醫學模式的整個演變過程,不難發現,每個時期醫學模式的建立,是醫學認知和醫學實踐交互作用的過程,是辯證唯物主義認識論所強調的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的不斷重復的過程。而醫學模式的每次演變,都使人們對醫學的認識更深刻、更全面、更科學。
建立在辯證唯物主義認識論基礎之上的現代醫學模式,必將在醫學實踐中引發人類醫學觀的深刻變革,也必將推動醫學科學的深入發展。
參考文獻:
[1]王辰.醫學模式轉型有多難[N].健康報, 2009,1(23):3.
[2]王泰智,沈慧珠譯.自從有了哲學家[M].北京:同心出版社,2006.48.
[3]張養生.自然哲學醫學模式的系統認識[J]. 陜西中醫,2002,23(9):819.
[4]李宏字,梁斌.用自然辯證法指導醫學模式的轉變和現代醫學模式的形成[J]. 醫學與社會,2005,18(7):2.
醫學與哲學范文第2篇
【摘 要】從神靈主義、自然哲學、生物醫學和現代醫學模式四個時期的演變入手,通過對影響人類健康和導致疾病的各種因素的哲學分析,以及對整個演變過程的哲學分析,揭示了現代醫學模式的哲學基礎是辯證唯物主義的認識論。
【關鍵詞】醫學模式演變 現代醫學模式 辯證唯物主義 認識論
醫學模式( medical model)又叫醫學觀,是人們考慮和研究醫學問題時所遵循的總的原則和總的出發點,是指人們用什么樣的觀念與方法來看待、研究和處理健康和疾病問題,是對健康、疾病等重要醫學問題的總體觀,是我們在醫學實踐中貫穿始終的世界觀和方法論。迄今為止,醫學模式大致經歷了神靈主義、自然哲學、生物醫學和生物—心理—社會醫學模式(現代醫學模式)等四個時期的演變。由于醫學包括認識和實踐兩個方面,因此說,每個時期醫學模式的形成都是人們在醫學實踐中,通過發現影響人類健康的因素,不斷深化和完善對疾病本身的認識而建立起來的。在對醫學模式的建立和演變的認識中,人們從唯心主義的觀點逐步到唯物主義,其中還滲透了辯證法的思想,最終生物-心理-社會醫學模式建立在了辯證唯物主義認識論的基礎上。
一、神靈主義的醫學模式——唯心主義的醫學觀
神靈主義醫學模式是遠古時代的醫學模式。遠古時代,人們認為世間的一切是由超自然的神靈主宰,疾病乃是神靈的懲罰或者是妖魔鬼怪附身,故把患病稱為“得”病,對待疾病則依賴巫術驅兇祛邪,而死亡是“歸天”,是靈魂與軀體分離,被神靈召喚去了。這種把人類的健康與疾病,生與死都歸之于無所不在的神靈,就是人類早期的健康與疾病觀,即神靈主義醫學模式。很顯然這種醫學模式是一種唯心主義的醫學觀。在這種醫學觀下,人們治療疾病的方法,往往是拜神、逐鬼,和求神保佑。
二、自然哲學的醫學模式——從唯心主義向唯物主義的邁進
人們的認識并不止于此。隨著社會的發展,人們想去探求、揭示疾病的規律,想去認識是什么樣的原因使人患病。比如古希臘的醫學就認為,生命是由土、氣、火、水四種元素組成,四元素與冷、熱、干、濕四種物質配合成四種體液,即血液、黃膽汁、黑膽汁和痰。四種體液的協調與平衡決定人體的體質和健康。其中,不平衡導致了疾病。在西方醫學之父希波克拉底看來,人們健康的好壞是有條件的,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人們的生活態度,即取決于人們生活各個方面的平衡,如睡眠和清醒,工作和休息,吃和喝,愛情生活和節欲,精神壓力和休閑等。
中醫認為世間萬物都是由金、木、水、火、土五種元素構成。人體各器官又與這五種元素相對應。他們相生相克,相互制約,相互協調,保證人體健康。認為致病因素有內因:喜、怒、憂、思、悲、恐、驚,也有外因:風、寒、暑、濕、燥、火。外因有可能作用于人體,使人體產生平衡或非平衡狀態,當不平衡時,人們就會得病。
不難看出,這一時期人們對疾病的認識與自然哲學靠得很近。不論是中醫還是西醫的整體觀、辨證論在某個角度上是以自然哲學的思維方式來認識疾病規律的。不僅人是一個整體,而且人與外部環境也是一個整體;不僅人是一個有機的統一體,需要內部平衡,而且與外界環境也要平衡、要適應,甚至這種平衡有時還取決于人的主觀能動性。這就把影響健康的客觀因素,全面的、聯系的統一到人們對疾病的認識中去了。由此看來自然哲學醫學模式, 正是運用樸素的辯證法和唯物主義觀解釋健康和疾病現象, 把哲學思想與醫療實踐聯系起來, 以直觀的自然因素現象說明生理病理過程的一種醫學模式。
三、生物醫學模式——唯物主義觀點的確立
生物醫學模式( biomedical model)是指建立在經典的西方醫學基礎之上尤其是細菌論基礎之上的醫學模式。由于其重視疾病的生物學因素,并用該理論來解釋、診斷、治療和預防疾病以及制定健康保健制度,故被稱為生物醫學模式。
從18世紀下葉到19世紀,隨著科學技術的進步,醫學的研究逐漸從宏觀步入微觀,并已進入分子水平,比如顯微鏡的發明,創立了細胞學說;工業化、都市化導致的傳染病問題日益突出,推動了細菌學的發展,人們不僅發現了細菌的存在,而且通過培養基認識了一些使人致病的細菌。這些使醫務人員對抗感染治療、對疾病發病機制的認識提高到細胞分子水平。取得了前所未有的一系列成就,傳染病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控制;可以從基因水平上認識到每個人和每個人易患性的不同—這個人可能是肝易損人群,那個人可能是肝不易損人群—這些都可以從基因上找到依據。與此同時,一些醫學基礎學科,如生理學、病理學、寄生蟲學、藥理學、免疫學等都在蓬勃發展。生物學的長足進步,促使人們開始運用生物-醫學的觀點認識生命、健康與疾病,認為任何疾病都能用生物機制的紊亂來解釋,都可以在器官、組織和生物分子上找到形態、結構和生物指標的特定變化。
不難看出,生物醫學模式以物質分析為基礎,通過觀察和試驗結果,運用機械唯物主義的方法進行分析歸納,不僅使人類深刻的認識到致病和影響健康的、客觀生物因素,也極大推動了醫學的發展。無論人們怎樣認識這種模式的局限性或不足,但在認識致病和影響健康因素的方法和途徑上,無疑是進步和科學的,是唯物主義的。
四、生物—心理—社會醫學模式——強調醫學的系統整體觀
隨著現代社會的發展,醫學科學有了更大的進步,一些由生物因子(細菌、病毒、寄生蟲)所致的疾病已被控制,而另一類疾病,如心腦血管疾病、腫瘤、精神病等,已成為人類健康的主要危害。同時,人們還驚訝地發現,曾經為人類健康作出過重大貢獻的生物醫學模式,在這些疾病面前顯得束手無策。因為這類疾病的發生原因主要不是生物學因素,而是社會因素或(和)心理因素所致。于是,美國羅徹斯特大學醫學院精神病學和內科教授恩格爾(O.L.Engel)在1977年“科學”雜志上發表了題為“需要新的醫學模式;對生物醫學的挑戰”的文章,提出了綜合生理、心理和社會因素對人類健康與疾病影響的醫學觀,這就是生物—心理—社會醫學模式,也即現代醫學模式。
現代醫學模式的提出應該說并沒有否定生物醫學模式,而是對以往的模式進行哲學上說的“揚棄”,并非“拋棄”,屬事物的螺旋式上升。這種模式強調醫學的系統整體觀,其中生物、心理、社會3個要素組成現代醫學模式系統。3者之間有著特定的聯系,在疾病發生發展中的作用是不同的。社會因素和心理因素只是導致機體健康或疾病的原因和中介。生物學指標是人體健康與疾病的重要標志,是醫學研究與醫療診治的出發點和落腳點。生物因素仍是醫學的中心,在現代醫學模式中其核心地位仍是不可動搖的。生物因素的核心地位,決定著它對社會、心理因素的制約作用。
生物—心理—社會醫學模式建立,比生物醫學模式更加全面和深刻的認識現代人類與疾病和健康因素有關的系統問題,以及他們之間的關系、地位和作用,鮮明的提出了生物、心理、社會因素對人類健康的影響,這符合辯證唯物主義全面的、聯系的、辯證的分析和認識事物的觀點,也符合醫學實踐的實際,它將促使人們的醫學理念發生深刻的變革,并為人類的健康帶來更大的福祉。
五、現代醫學模式的哲學基礎——辯證唯物主義認識論
認識論是探討人類認識的本質,認識與客觀實在的關系,認識的前提和基礎,認識發生、發展的過程及其規律,認識的真理標準等問題的哲學學說。唯心主義認識論否認物質世界的客觀存在,堅持從意識到物質的認識路線。唯物主義認識論堅持從物質到意識的認識路線,認為物質世界是客觀實在,強調認識是人對客觀實在的反映,申明世界是可以認識的。辯證唯物主義的認識論則進一步把實踐作為認識的基礎,把運用于認識論。
從醫學模式演變的過程看,醫學模式演變的過程,也就是人類認識自身疾病與健康的過程,亦即對醫學的認知過程。醫學包括認知和實踐兩個方面,對醫學的認知是醫學實踐中對許多客觀存在的致病因素和影響人類健康因素的認知,而建立在醫學認知基礎上的醫學模式,又對醫學實踐起著指導作用。神靈主義時期,人們對醫學的認知是空白的,所以只能建立在唯心主義的哲學基礎上;自然哲學時期,人們已經探討疾病發生的條件、影響健康的因素,以及怎樣才會導致疾病的問題,這種認識已經帶有樸素的唯物主義和自然辯證法的特點,是醫學認知上的巨大進步;生物醫學模式的形成,是建立在對客觀存在深刻認識的基礎上,具有鮮明的唯物主義認識論的觀點;現代醫學模式并不是對生物醫學模式的完全拋棄,而是對生物醫學模式的完善,它不僅考慮的了生物因素,還綜合了社會、心理因素對健康的影響,這種考慮是基于唯物辯證法指導下的醫學認知?？v觀醫學模式的整個演變過程,不難發現,每個時期醫學模式的建立,是醫學認知和醫學實踐交互作用的過程,是辯證唯物主義認識論所強調的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的不斷重復的過程。而醫學模式的每次演變,都使人們對醫學的認識更深刻、更全面、更科學。
建立在辯證唯物主義認識論基礎之上的現代醫學模式,必將在醫學實踐中引發人類醫學觀的深刻變革,也必將推動醫學科學的深入發展。
參考文獻:
[1]王辰.醫學模式轉型有多難[N].健康報, 2009,1(23):3.
[2]王泰智,沈慧珠譯.自從有了哲學家[M].北京:同心出版社,2006.48.
[3]張養生.自然哲學醫學模式的系統認識[J]. 陜西中醫,2002,23(9):819.
[4]李宏字,梁斌.用自然辯證法指導醫學模式的轉變和現代醫學模式的形成[J]. 醫學與社會,2005,18(7):2.
醫學與哲學范文第3篇
摘 要：蒙古族的傳統醫學又稱蒙醫學，培育合格的蒙醫藥人才是蒙醫教育的目標。合格的蒙醫人才不僅包含專業素養，也包含思想政治的認知。因此，如何對蒙醫專業學生進行符合民族特點而又有效的思想政治教育應是少數民族地區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關注的焦點。本文從蒙醫專業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特殊性出發，探討蒙醫專業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可行性路徑，為蒙醫教育的發展提供思路和方法。
關鍵詞：思想政治教育；蒙醫文化；醫學道德；精神價值
蒙醫藥學是中華民族傳統醫學的重要組成部分，是蒙古民族優秀的物質文化成果。傳承蒙醫學是蒙醫教育的重中之重。蒙醫學發展的重要方面是蒙醫學人才的發展。所以，作為高等教育的蒙醫學教育必須全方位開展，不僅重視醫學學科的進步，也要重視蒙醫學生的培養。合格的蒙醫藥人才是傳承蒙古族優秀傳統文化、弘揚民族精神、發展民族醫藥事業的最好途徑。
合格的蒙醫人才不僅包含專業素養培育，也包含思想道德認知的進步。所以，關注蒙古族醫學生的思想狀況、道德觀念、價值認知和心理成長應是教育工作的重心。作為以蒙古族醫學生為對象的思政教育必須從蒙醫學生的特殊性出發，積極探索符合蒙古族醫學生思政教育實際的獨特路徑。
一、蒙醫專業大學生思政教育的特點
（一）強烈的民族性、文化性
思政教育是對人的教育，是以人為本的教育。蒙古族醫學生的思政教育離不開蒙古族醫學生的民族特點。蒙古族醫學生長期生活在民族地區，其家庭教育及以往的學校教育主要是在民族教育的環境下完成的。民族性和文化性是蒙古族醫學生最突出的特點。蒙醫藥學蘊含深厚的蒙醫文化，在蒙醫歷史的傳承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蒙醫文化以蒙醫傳統哲學思想、價值觀念、倫理道德、民俗禁忌、心理指向等形式展現。優秀的蒙古族文化傳統造就了特有的蒙古族民族心理。大學階段的思政教育必須充分尊重其民族性和文化性的特點。
從文化認同的角度而言，蒙古族醫學生存在著“文化適應”的問題。思政教育要鼓勵蒙古族醫學生認識城市文化，以便他們在大學生活中遭遇城市文化時能夠減少壓力。
對蒙古族醫學生而言，文化自覺的意識和能力直接決定其文化價值觀念的養成。文化自覺是主體人對多樣性文明的理性認知態度，體現了文化的融合意識、接受意識。思政工作者要鼓勵學生尊重文化的多元性和差異性，培養他們在新文化環境下的接受意識，并引導他們進行積極的調節和適應。
（二）專業特性
思政教育不是獨立存在的，思政教育要充分考察專業學習的特點。不同的專業學習有其特殊的專業思維模式。對蒙醫專業學生而言，專業性尤為突出。蒙醫學講求整體、宏觀地看待生命機體，強調人與自然的聯系。整體性是蒙醫施治的基本思維方式，思維方式的共通性給思政教育提供了思想前提。
再比如辨證施治的理論，辯證的思維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基本認知方式。蒙醫的治療方式和藥物運用崇尚天然、綠色，這也和我們當下的消費觀念和價值觀念一致。蒙醫學的許多治療方法都是現實生活中的工具?？梢?，蒙醫學的實踐性非常強，思政教育也應該從實踐出發，理論和實踐相結合。
總結以上認識，思政教育不僅具有本身的特點，也立足蒙醫專業的特殊性，在兩者的共性中找到提高蒙醫專業思政教育效果的現實路徑。
（三）醫學道德的特點
蒙醫學是醫學的一種形式。蒙醫學符合醫學道德的基本要求。思政教育和醫學道德教育具有內在的一致性。蒙醫專業的思政教育又具有蒙古族醫學歷史的特點。思政教育首先要把握好醫學生思想道德教育的尺度，從醫者仁術的角度找到思想道德教育的立足點，從求真求善的角度建立共同的價值觀。
二、改進蒙醫專業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新途徑
（一）引導蒙醫專業大學生適應新的文化環境
蒙醫專業的思政教育首先具有蒙古民族的特點，受到蒙古民族文化的影響，思政教育首先要考慮蒙古族文化的適應性，同時注重蒙古族學生心理素質的變化。
從學生心理的角度建立蒙古族文化意識和馬克思主義觀點的聯系。拉近思政教育和同學認知的距離。
從關心學生的實際生活入手，蒙古族同學進入大學后面臨著漢語語言能力不高、溝通能力差的問題，學習壓力加大，所以要把解決學生的生活問題與思想問題放在一起。
充分了解蒙古民族文化，拉近與蒙古族學生的心理距離。蒙古族學生普遍具有強烈的民族情感和民族意識。來到大學之后，他們對自己的民族身份和地位更為敏感，民族文化恰是開啟他們心靈的鑰匙。思政工作者要通過民族文化建立與蒙古族同學的心理橋梁，拉近與學生的心理距離，讓學生接納與信賴，從而引導學生形成正確的人生觀、價值觀。
蒙古族的文化形式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特有的精神氣質與漢文化一起相互融合、影響而又各自獨立，形成了中華民族傳統文化。蒙古族民俗文化中有很多極富教育意義的民諺、民歌、民間故事、傳說等，對蒙古族學生影響深遠，思政工作者可以有針對性地選取典型的民俗文化，進行價值觀、人生觀的教育。通過這樣的方式，蒙古族學生才容易接受，現實中更容易踐行。
（二）充分發揮蒙醫學的精神價值
蒙醫不僅是蒙古族的物質資源，也是蒙古族的重要精神財富。蒙醫學對醫學的卓越貢獻增強了蒙醫學生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思政教育要充分利用獨特的民族心理加強對學生的理想信念教育、愛國主義教育。尊重其民族觀念，增強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進而培養蒙古族大學生的大局觀、全局意識。再者，充分利用蒙醫學生對蒙醫學繁榮的自豪感和榮譽感，積極引導學生獻身蒙醫研究，繁榮民族醫學，從而積極為社會做貢獻。
三、轉變醫療理念
在現代我國醫藥衛生事業發展的新形勢下，新型醫學模式對蒙醫專業學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美國一位資深醫學教育家指出：醫學模式已開始從生物醫學模式向生物—心理—社會模式轉變。新的醫學模式的轉變使一些新型的醫學學科產生，諸如社會醫學、行為醫學、醫學心理學等。新型醫學學科的產生使醫學的服務對象、手段發生了重大的變化。從單一的診治轉變為預防、診療、康復、保健四位一體。順應這一變化，合格的醫生應該是既醫病又醫人。為了適應這一新的醫學模式，蒙醫專業學生除了要廣泛學習醫學專業知識和技能，還要學習哲學、法學、藝術、社會學、心理學等人文科學知識，以便今后更好地履行神圣職責?，F代的蒙醫教育要適應這種醫學模式的轉變，多方面、多渠道灌輸各種知識，培養出適應現代醫學技術手段和醫學理念的合格人才。在這樣的形勢下，大學教育顯得尤為重要，大學階段是學生接受新理念、新手段的黃金時期。所以，教育工作者要幫助學生開闊眼界、拓展思路，接受新技術、新理念。例如，利用校園論壇、講座、心理咨詢、微博、微信、客戶端等形式。
總之，蒙醫專業大學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是一項極具特殊性的教育形態，作為教育工作者不僅要具備思政教育的基本技能，還應該采用多方式的教育教學模式以達到教學效果。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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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袁力，周鑫，張敬軍. 我國高校醫學生心理健康教育及其發展中的問題探析[J]. 中國高等醫學教育，2014，（5）.
醫學與哲學范文第4篇
摘要：旅居美國的伊朗裔學者賽義德·侯賽因·納斯爾教授是當代最負盛名的伊斯蘭哲學家之一。他是“永恒學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是西方最知名的蘇非研究者。正是從“永恒哲學”這一角度出發，他批駁了把伊斯蘭哲學定義為在伊本·魯世德之后已經式微的一種中世紀哲學形態的觀點，而獨辟蹊徑地倡導在伊斯蘭傳統內部梳理伊斯蘭哲學史。提出了以“神授智慧”為核心概念的具有時空延續性的伊斯蘭哲學史框架，是當代伊斯蘭哲學史研究中的一種重要的學術思路和流派。
關鍵詞：伊斯蘭；哲學史；納斯爾；神授智慧；永恒哲學
納斯爾教授在哲學觀上秉承“傳統主義學派”(traditionalist school)的觀點，該學派又以“永恒哲學”(Perennial Philosophy)、“永恒主義”(Perennial－ism)著稱。該學派特別重視前現代、非西方的智慧傳統，認為各大宗教傳統都可上溯到同一個本原，即“永恒智慧”或“神授智慧”，而現代西方則恰恰中斷了其與這一神圣源頭的聯系。納斯爾認為，永恒智慧存在于各大傳統之中，通過我們直觀到的不同的形象——如使者、先知、化身、圣子或者其他傳達者——啟示或者顯現給人類，這一永恒智慧，在西方傳統中就是拉丁文的sophia perennis在印度傳統中就是梵文的sanatana dharma(恒法)，在伊斯蘭傳統中則是阿拉伯文的al-Hikmah al-khalidah(永恒智慧)。
因此，納斯爾所代表的傳統主義學派強調知識的神圣性，認為“現代”與“傳統”的區別不是時空范疇內的“先后”關系，而是同超驗、永恒、神圣之域的“圣俗”關系。這樣，傳統學派已經進入了社會批評的領域，對現代性的“進步”、“進化”等觀念提供了有價值的反思。作為與西方思想關系密切而又迥然相異的思想體系的伊斯蘭思想傳統，就提供了納斯爾教授實踐其上述思路的最佳資源。在“神授智慧”這一核心概念的引領下，納斯爾教授找到了貫穿伊斯蘭哲學史的“綱”，重構了伊斯蘭哲學史的框架和體系，并最終在他與奧立弗·利曼主編的《伊斯蘭哲學史》(1996年)中表達出來。
一、納斯爾評伊斯蘭哲學史研究中的東方主義模式
納斯爾教授指出，伊斯蘭哲學史研究的真正開端是19世紀中期以來歐洲東方學家對伊斯蘭教的研究。這個研究傳統先天具有的歐洲中心主義和東方主義視角，使其不可避免地有重大的觀點上的缺陷；但由于“先入為主”，這一研究傳統卻在19世紀以來有著最為廣泛的學術影響力。
19世紀中期，哲學史研究在德國和其他歐洲國家興起。雖然很多西方學者試圖“科學地”研究伊斯蘭哲學，但他們卻受制于自身學術傳統的局限，集中表現在“Orientalism”這一概念上，它有三個方面的含義：一種學術研究學科(此時譯為“東方學”)，一種思維方式，一種權力話語方式(此時譯為“東方主義”)。而三者往往相得益彰。1978年，愛德華·薩義德(Edward W.Said)的名著《東方學》出版，在世界范圍內引起了廣泛的關注和爭論。薩義德指出，“東方”并非一種自然的、地理的存在，乃是被“西方”建構起來的一種文化和政治的現實。后來，英國穆斯林學者齊亞烏丁·薩達爾(Ziauddin Sardar)又著述了同名著作，梳理了東方主義的歷史，他指出，東方主義所關注的不是“東方”，而是“西方”自身，只不過這種關注“是通過對一個虛構的被稱為東方的對象的想象來體現的”。此后，這種“東方主義”的視角又通過歐洲的全球擴張被輸入到各個國家和地區，使得第三世界的知識分子在很長時期內也不自覺地受到其影響。
當然，作為學科的“東方學”在歷史與文化研究領域是有貢獻的，但作為一種思維方式和話語方式的“東方主義”卻是非常狹隘的。納斯爾指出，伊斯蘭哲學史研究就源自歐洲的東方學?！敖?個世紀的時間，在諸如巴黎、魯汶、帕多瓦和波洛尼亞這樣的地方，此種關于伊斯蘭哲學的觀點被作為西方學術史的一部分講授?！边@種觀點認為：伊斯蘭一阿拉伯哲學是一種中世紀的哲學形態；主要充當了“二傳手”的角色，即在保存、翻譯、注釋以及向歐洲輸回亞里士多德哲學方面作出了貢獻，但獨創性很少；伊本·魯世德(阿維羅伊)是中世紀伊斯蘭哲學的巔峰和結束。這種觀點不僅長期在西方流傳，而且也影響了近代以來到歐洲求學的穆斯林學者，“雖然身為穆斯林，這些學者卻是從西方資源學習他們的伊斯蘭哲學，并仍舊在通過他人的眼睛來尋求自己的學術認同”。
納斯爾教授認為，上述此類觀點的主要缺陷是：
第一，把伊斯蘭哲學等同于阿拉伯哲學，縮小了伊斯蘭哲學的理論內涵和地理范圍。首先，從語言說，雖然多數伊斯蘭哲學著作是用阿拉伯語寫成的。但自伊本·西拿時代就有很多波斯文著作；其次，從民族背景說，雖然有重要的阿拉伯哲學家如鏗迪和伊本·魯世德，但更多的是波斯哲學家、突厥及印度背景的哲學家；在大多數時候，波斯才是伊斯蘭哲學的主要陣地。
第二，把受希臘哲學影響的哲學家作為伊斯蘭哲學的頂點，忽視了伊斯蘭哲學的時間延續性和其獨特的發展脈絡。納斯爾教授認為，伊斯蘭世界與歐洲一起繼承了古希臘的哲學遺產，但其繼承和闡發的方式卻是迥然不同的。如果以現代西方的理性主義、啟蒙精神來解讀伊斯蘭哲學史，無疑會忽視伊斯蘭哲學重視精神性價值和心靈凈化的獨特取向。
正是從對東方主義的伊斯蘭哲學史觀的反思入手，納斯爾教授開始提出并構建了立足在伊斯蘭傳統內部視角的哲學史框架。
二、納斯爾論伊斯蘭傳統的“哲學”概念
在伊斯蘭傳統中，用什么樣的術語來指稱“哲學”呢?納斯爾教授在《伊斯蘭哲學史》的第一章中就談到了伊斯蘭傳統中“哲學”的概念問題。在阿拉伯語中有一個來自古希臘的詞“費勒色非”(Fal-safah)，但伊斯蘭哲學家和思想家更喜歡另一個直接源于《古蘭經》和“圣訓”的阿拉伯語詞“?？他湣?Hikmah)。不同學派的穆斯林學者們都引證一段圣訓：“追求智慧(?？他?是你們的責任，善行存在于智慧之中?！边@段圣訓把尋求智慧(?？他?作為穆斯林的一項義務，就與古希臘“哲學就是愛智”的傳統巧妙地對接起來，使得哲學研究在伊斯蘭學術傳統中獲得了合法性。
在伊斯蘭傳統當中，“?？他湣辈皇强咳祟惖摹袄硇浴本湍塬@致的，它是來自真主恩賜的一種“神授智慧”或“永恒智慧”。與“?？他湣币辉~同根的“哈基姆”(al-Hakim，智慧者)，既是真主的尊名之一(用以形容真主的一種屬性)，也是《古蘭經》的名稱之一?！豆盘m經》第31章“魯格曼章”表達了對智慧(?？他?和智慧者(哈基姆)的贊美；《古蘭經》中還有不少把“經典”(kitab)和“智慧”(hikmah)并提
的經文，如：“他要教他經典和智慧”(3:48)；“我已賞賜你們書法和智慧”(3:81)。伊斯蘭哲學家們認為，這表明真主通過“啟示”(瓦哈伊)所揭示的東西，真主同樣也使其成為可通過“智慧”(?？他?獲得的東西；因此，哲學就是尋求真主隱藏在世界萬物中的禮物——神授智慧“?？他湣?，以完善自己的“靈魂”(al-Nafs)，向真主(亦即真理)接近。哲學(hikmah或Falsafah)也就成為“啟示”的補充、證明或延續，是先知時代結束以后的學術繼承者；哲學成果從終極上來說不是靠人的能力而是靠真主恩賜的智慧“?？他湣辈拍塬@致的。
在這種意義上，納斯爾認為，阿拉伯語的“?？他湣币辉~翻譯成英文的Theosophy(神智學)更合適。納斯爾認為，該詞的最初含義是“關于神圣奧秘的知識”，該詞意味著既非狹義的哲學(philosophy)又非神學(theology)的一種智慧形式。古代的哲學，一直具有強烈的神智學色彩，注重知識的神圣性，以及人與終極真理的直接、神秘的溝通。這些思想資源包括起源于古埃及亞歷山大學派的赫爾墨思主義、古印度的《吠陀》傳統、古波斯的索羅亞斯德教(神祆教)和亞里士多德以前的古希臘哲學。今天的西方哲學主要是建立在崇尚理性的亞里士多德主義之上的，其先天缺陷就是對前亞里士多德的神智學傳統所具有的知識的神圣性的丟失。相反，伊斯蘭哲學卻正是建立在這一古老的神智學傳統之上，走了一條不同于西方哲學的道路，保存了與“理性主義”相互參照的另外一種“永恒主義”的智慧資源。
顯然，只有了解了伊斯蘭哲學家關于哲學源頭、哲學與啟示的關系、伊斯蘭哲學的獨特性的理論，才能夠正確認識伊斯蘭傳統中對哲學的認識和定位。納斯爾教授指出，這個重視精神純潔、靈魂完善的哲學傳統從來沒有中斷，只要有伊斯蘭教存在的地方，這一哲學傳統都以某種特定的形式留存至今：“此種致力于揭示關于事物性質的真理并把精神知識與個人生存的純凈與完善相結合的哲學概念，在任何有伊斯蘭哲學傳統流傳的地方一直延續到今天，并且在事實上以持續至今的伊斯蘭哲學傳統的最杰出代表們的存在而具體表達出來?！?/p>
三、納斯爾論伊斯蘭哲學傳統的時間延續性
納斯爾教授的伊斯蘭哲學史觀，最重要的內容就是系統論證了伊斯蘭哲學的時間延續性，從而顛覆了東方主義的伊斯蘭哲學觀。而貫通伊斯蘭哲學史的線索，就是前述的“?？他湣?神授智慧)這一關鍵概念。對此，納斯爾教授有以下幾點重要的論述。
(一)《古蘭經》和“圣訓”是伊斯蘭哲學的源頭
納斯爾教授把伊斯蘭哲學與伊斯蘭教本身聯系起來：“伊斯蘭哲學是伊斯蘭的，不僅由于事實上它是在伊斯蘭世界由穆斯林培育起來的，而且因為它以伊斯蘭的啟示為源泉獲得其原則、靈感和很多它所關注的問題”，伊斯蘭哲學因此“可被恰當地稱為‘先知性哲學’(prophetic philosophy)”。這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來認識。
首先，所有的伊斯蘭哲學家都是在《古蘭經》和“圣訓”主導的伊斯蘭教世界里進行其哲學思考的。即使是被認為傾向于理性主義的伊本·西拿(阿維森納)和伊本·魯世德(阿維羅伊)，“當遇到難題時，伊本·西拿會去清真寺禮拜；而伊本·魯世德則曾是科爾多瓦的宗教法官，這意味著他自身就是伊斯蘭教法權威的體現”。
其次，《古蘭經》倡導的“智慧”(Hikmah)和“真理”(Haqiqah)，被哲學家對應于哲學活動。真主的尊名之一就是“罕格”(al-Haqq)或“真”，而“真理”(al-haqiqah)則是《古蘭經》的內在本質；伊斯蘭哲學家的目的就是尋求真理、理解真主的啟示并接近真主；在后一個意義上，Al-haqiqah就成了蘇非術語中的“真乘”(音譯為“哈給蓋提”)。
第三，伊斯蘭哲學家對《古蘭經》的某些章節作了哲學注釋，構成了伊斯蘭哲學的一種重要存在形態。哲學家的注解是《古蘭經》注釋中一個重要的種類，與法學的、文字學的、教義學的以及蘇非的注解并列。其中最著名的如被稱為“光明節”(ayat al-nur，《古蘭經》24章35節)的經文，哲學家伊本·西拿、穆拉·薩德拉等都曾專門就此節經文寫過注釋。
第四，《古蘭經》的某些主題主宰著伊斯蘭哲學的歷史。如“認一論”、世界有始還是無始、真主對世界的知識、宇宙論和末世論等，這些問題之所以成為伊斯蘭哲學家關注的主題，乃是因為其與伊斯蘭教義有直接的關系。
(二)阿拉伯逍遙學派是哲學伊斯蘭化的嘗試階段
阿拉伯逍遙學派(Peripatetieism，阿拉伯語mashsha)泛指那些受古希臘哲學影響的伊斯蘭哲學家，是一種以新柏拉圖主義為主要資源的、古希臘各不同流派哲學的混合體，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看作是古希臘哲學傳統的延續。但西方學者一般把其看作是古希臘哲學的不成功的移植，他們認為，以安薩里對哲學的批判和伊本·魯世德遭流放為標志，哲學在伊斯蘭世界衰落以至絕跡，只是在使古希臘哲學重新輸回歐洲方面做了一個中介而已。我國的一些研究者則傾向于強調伊斯蘭哲學史上“世俗哲學”與“宗教哲學”(或經院哲學)的對立，這其實都是對阿拉伯逍遙學派的曲解。
納斯爾認為，阿拉伯逍遙學派的哲學家都生活在一個伊斯蘭教義占主導的世界里，“他們中幾乎所有的人都按照伊斯蘭教法生活，在成年時代每天朝向麥加做禮拜。其中最著名的，如伊本·西拿(阿維森那)和伊本·魯世德(阿維羅伊)，有意識地堅持他們與伊斯蘭教的積極從屬關系，強烈地反擊任何有悖其信仰的攻擊”。當然，我們可以看到在《古蘭經》的“認主獨一”信條與從希臘引進的“哲學”之間存在著一種張力，但幾乎所有的阿拉伯逍遙學派哲學家都致力于調和二者之間的關系，并保持“認一論”的優先地位。他們因此而對古希臘哲學做出了修正，最明顯的是對作為哲學基本概念的“存在”(being)的探討。有別于亞里士多德的“第一推動者”理論，伊斯蘭哲學家區分了作為“必然存在(wajib al-wujud)”的真主與作為“可能存在(mumkinal-wujad)”的宇宙，二者之間是截然不同的兩種存在方式。類似的討論都可以明顯看出這些哲學家的穆斯林身份和立場。
但這些穆斯林哲學家把希臘哲學遺產整合進伊斯蘭傳統的努力沒有獲得完全的成功，因此我們稱之為“嘗試階段”。后來，遜尼派教義學大師安薩里在三個問題上指責逍遙學派大師伊本·西拿為“庫夫爾”(kufr，叛教)，即：承認世界的無始、否認真主擁有對特殊的知識以及質疑肉體復活。幾個世紀以后，波斯哲學大師穆拉·薩德拉指出，伊本·西拿和安薩里處理此問題時均有不足之處。伊斯蘭教義學與逍遙學派之間的緊張關系，正是哲學伊斯蘭化不徹底或還未完成時期的一種表現。此后，古希臘哲學的因素并沒有因為阿拉伯逍遙學派的消亡而徹底
消失，而是繼續以多種形式留存在伊斯蘭傳統內部，包括伊斯蘭教義學和后來的光照哲學、穆拉·薩德拉哲學之中，并延續至今。
(三)光照哲學是哲學伊斯蘭化的關鍵環節
納斯爾認為，延續伊斯蘭哲學傳統的關鍵一環是12世紀波斯神秘主義哲學家蘇赫拉瓦迪(Suhrawardi，1153－1191)所創建的“光照哲學”(Hikmat al-ishraq)。納斯爾指出，經過安薩里的批判，亞里士多德主義在伊斯蘭世界作為一種完全理性主義的體系而被拒絕了，而蘇氏的學說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原先逍遙學派的位置，尤其是在波斯。
蘇赫拉瓦迪的4本著作構成了其哲學思想的主體，這4部曲是：《宣告》(Talwihat)、《反駁》(Muqawamat)、《對話》(Mutarahat)和《光照哲學》(Hikmat al-ishraq)。其中前3部繼承逍遙學派的遺產，闡釋并修正了亞里士多德哲學，最后一部則是他的代表作。納斯爾指出，蘇氏思想的來源主要有三種：一是蘇非行知，尤其是哈拉智和安薩里的作品；二是阿拉伯逍遙學派，尤其是伊本·西拿的哲學；三是前伊斯蘭的資源，主要有古希臘畢達哥拉斯和柏拉圖學說、古埃及赫爾墨思主義以及古波斯的索羅亞斯德教。他特別強調蘇氏對古代“神智學”遺產的繼承并把其整合進伊斯蘭傳統當中，“在蘇氏看來，亞里士多德與其說是哲學在希臘的開始倒不如說是結束，因為他終結了此智慧傳統，使其僅限于其理性的方面”。蘇氏認為作為哲學的“神授智慧”(Hikmat)是真主通過先知易德里斯(即赫爾墨思)啟示給人類的，“然后這一智慧分成兩支：一支傳到波斯，另一支傳到埃及，從埃及又傳到希臘；最后，經過這兩種來源——即波斯和希臘——進入了伊斯蘭文明”，而蘇氏自己就是這兩大古代智慧傳統的交匯點。對納斯爾來說，這一點十分重要，光照哲學正是憑借其在伊斯蘭信仰下對這兩大古代智慧傳統的綜合而獲得了其不可替代的地位。也正是憑借這種智慧形態，伊斯蘭哲學獲得了與西方哲學迥然不同的樣式。
(四)伊斯蘭哲學傳統的延續
納斯爾認為：“遜尼派和什葉派伊斯蘭教對于哲學的回應是有些不同的。在遜尼派世界里，在逍遙學派消亡之后，哲學也幾近消失，只有邏輯學繼續在經學院里講授；而且，神秘主義學說粉墨登場并進入了學校課程。在什葉派伊斯蘭教中情形則十分不同，蘇氏學派的神智學(theosophy)一方面逐漸與伊本·西拿哲學相結合，另一方面也與伊本·阿拉比的神秘主義學說相結合，這種結合是在什葉派教義的基礎上進行的，實際上什葉派教義成為哲學與純粹的靈知之間的結合點。正因如此，……真正意義上的伊斯蘭哲學并沒有隨著阿維羅伊而結束，而是在他之后才真正開始：蘇赫拉瓦迪的學說開始在東部伊斯蘭世界廣泛傳播?！笨上У氖?，蘇氏的作品從來沒有像逍遙學派那樣進入歐洲人的視野，這使得其在整個世界范圍內知名度不高，這當中有語言、地域、研究旨趣等各方面的原因。但無論如何，光照學派在逍遙學派之后延續了伊斯蘭哲學傳統，這是毫無疑問的。
16世紀，波斯又出現了一位把伊斯蘭哲學傳統發揚光大的著名哲學家：穆拉·薩德拉(MullaSadra，1572－1640)。他提出了“超驗哲學”(al-hikmat al-muta aliyah)的概念，是對此前的伊斯蘭哲學流派的繼承、綜合與發展。他采用的是逍遙學派的模型、光照學派的靈魂，而教義學問題又以哲學形式出現在他的哲學之中。他既不像逍遙學派之過分依賴理性，不注重啟示和領悟；也不像光照學派之只接受領悟和直覺觀照。他認為哲學家首先達到的是理性，然后應該利用直覺觀照(Shuhud)和眾先知帶來的“啟示”在追求真理的道路上繼續前進。穆拉·薩德拉學派在波斯延續至今，影響到印巴地區，并通過現代著名伊斯蘭思想家阿富汗尼而傳播到阿拉伯世界。納斯爾教授本人也是這一哲學流派的一個當代傳人。
四、納斯爾論伊斯蘭哲學傳統的空間延展性
納斯爾教授把伊斯蘭哲學放置在世界性的知識背景中考慮，提出了一個“一體多樣”的伊斯蘭哲學史框架。
(一)伊斯蘭哲學是與西方哲學并列的一大智慧傳統
如果說“哲學”(philosophy)是誕生在古希臘的一種獨特的智慧形式，則很顯然這一智慧形式是向東、西兩個方向分別傳播的。西方哲學通過中世紀穆斯林的譯文、注釋和研究而繼承和延續了古希臘哲學傳統，尤其是亞里士多德的理性主義傳統，這是沒有異議的。而伊斯蘭哲學通過阿拉伯逍遙學派的嘗試，到光照學派的綜合，誕生了伊斯蘭哲學獨特的“神智學”傳統，則是被大多數人忽視了的。
納斯爾教授指出，正是由于基督教歐洲與伊斯蘭世界在對待亞里士多德理性主義的問題上有不同的取向，導致了這“兩大姐妹文明在14世紀以后的分道揚鑣”，“在東方，通過安薩里及其他人如法赫魯丁·拉齊(Fakhr al-Din al-Razi)的批判，理性主義的影響力被縮減了，為蘇赫拉瓦迪的光照學說的傳播以及伊本·阿拉比學派的誕生奠定了基礎。而在西方，亞里士多德理性主義的來臨對于早期的建立在光照說基礎上的奧古斯丁柏拉圖主義的破壞來說作用不小，而更重要的是，作為一種后果，它帶來了理性主義和自然主義的世俗化形式，這在后來的文藝復興時期顛覆了中世紀經院哲學自身的堡壘”。
按照季羨林教授的觀點，世界范圍內歷史悠久、延續至今的文明只有四個：中國、印度、阿拉伯一伊斯蘭以及從希臘至今的歐洲文明。其中，顯然中國與印度文明在歷史上曾有密切的互動(如佛教)，而伊斯蘭雖然也被劃為“東方文明”，但卻與歐洲文明有著密切的政治、經濟和文化領域的互動。除了被基督教歐洲視為主要的“競爭對手”以外，納斯爾教授的觀點也許能提供一些新的角度，即：伊斯蘭與西方哲學所代表的不同的智慧取向，并非對立，而是互補的。其實，在對現代性的反思當中，部分西方哲學家也注意到了這個問題，并誕生了一些新的作品和思想。
(二)伊斯蘭哲學的多樣化表現形式
在歷史和現實中，伊斯蘭哲學的實體只有一個，但卻包含著幾個不同的學術傳統，納斯爾教授形象地稱之為伊斯蘭哲學的歷史性“化身”(embodi－ments)，主要有以下幾個。
首先，是存續于波斯以及毗鄰的從伊拉克一直到印度的區域內的伊斯蘭哲學傳統。這個傳統最能代表伊斯蘭哲學的特點和延續性。在伊斯法罕、德黑蘭、庫姆等伊朗學術中心，文本的和口述的傳統仍在存續，納斯爾本人也正是受益于這一學術傳統的澆灌，才成為一代學術大師的。
其次，在伊斯蘭世界的阿拉伯部分也存在一個伊斯蘭哲學傳統。雖然阿拉伯地區是伊斯蘭教的誕生地，但伊斯蘭哲學傳統作為一個獨立的學術領域，其生命歷程卻短于波斯：“13世紀以后，該哲學傳統
在伊拉克以西地區被教義學(kalam)和蘇非靈知學(al-marifah或al-irfan)摧毀?！钡?9世紀，哲瑪魯丁·阿富汗尼(Jamal al-Din al-Afghani)才在埃及復興了伊斯蘭哲學，移居開羅前，他曾經是波斯的穆拉·薩德拉學派的學生?！?/p>
第三，還有一種被西方視為自身學術傳統的一部分的伊斯蘭哲學，通常稱為阿拉伯哲學?！按朔N觀點認為，當伊斯蘭哲學對西方的影響減少并逐漸消失時，伊斯蘭哲學也到伊本·魯世德而戛然而之了?！痹谌魏挝鞣秸軐W史或歐洲哲學史里，一般都有專門的章節來提及中世紀阿拉伯哲學，這當然是一種建立在歐洲中心論基礎上的阿拉伯哲學史。
第四，與伊斯蘭哲學有密切關系的中世紀猶太哲學，或“對伊斯蘭哲學的猶太式理解”。猶太哲學大致分為三個時期：希臘化時期、中世紀、現代。而中世紀時期從10世紀開始的300年間，在北非、西班牙和埃及，猶太人使用阿拉伯語寫作并受到伊斯蘭哲學的強烈影響。之后西方猶太哲學才與伊斯蘭思想樣式分道揚鑣。19世紀晚期和20世紀早期，大量猶太學者又對歐洲和美國現代伊斯蘭哲學研究的興起有所貢獻。
第五，19世紀中期以來歐洲東方學家對伊斯蘭哲學和文明的研究傳統。東方學家對文本與歷史資料的整理貢獻良多，“與其說是哲學的不如說主要是文獻學和歷史學的研究”，“這一研究角度最多能把伊斯蘭哲學放在文化史和思想史的背景中看待，但很難達到哲學的研究”；但這一學術傳統對當代西方伊斯蘭研究有重要的影響，不僅在觀點上，也在學術機構上，“西方伊斯蘭哲學研究仍舊大量地被歸并于東方學、中東或伊斯蘭研究部門，極少被放在哲學系”，“這在很大程度上也應歸因于一個多世紀以來東方學家研究和呈現伊斯蘭哲學的方式?！?/p>
第六，近代以來受西方影響的幾代穆斯林學者自己對伊斯蘭哲學的理解?！斑@些著作看起來是從伊斯蘭的觀點來研究伊斯蘭哲學，但實際上只是反映西方學者的著作然后試著去調和之以適應自己的處境而已”。
但是，以上這些伊斯蘭哲學傳統并沒有被整合起來看待，它們只是支離破碎的不同的學術傳統和研究角度。納斯爾教授所提供的新的伊斯蘭哲學史編寫框架，就試圖把這些不同的聲音納入一個體系，使其各就其位，從而展現出一種匯融東西的多元一體模式。他與奧立弗·利曼共同主編的長達1200頁的《伊斯蘭哲學史》就是這一思想的具體表現。
結語
通過對納斯爾教授的伊斯蘭哲學史觀的介紹，筆者有一些粗淺的看法。
第一，對認識伊斯蘭傳統本身的價值。
納斯爾教授以兼收并蓄的寬容姿態，合理地論述了伊斯蘭傳統本身的包容性和多元性。這種包容性和多元性，是在伊斯蘭信仰原則“認主獨一”的統攝下，容忍、吸納、改造前伊斯蘭的人類智慧資源，既表現為伊斯蘭歷史上百家爭鳴的學派，也表現為伊斯蘭傳統在不同地域、民族和文化中的變體。這也是有人把納斯爾看作是伊斯蘭教內“宗教多元主義”的代表人物的原因。
另一方面，尤其是近代以來，作為對西方殖民主義、霸權主義的反動，簡單化、教條化、反智(anti－in－tellectural)的原教旨主義思潮席卷穆斯林世界，好像要為塑造這個時代東方主義式的“愚昧”、“暴力”的穆斯林形象作一個恰當的注腳。納斯爾教授的伊斯蘭哲學史研究，則為我們展現伊斯蘭傳統深邃、廣博而不為人知的一面，這對于陷入東方學、后殖民語境下的穆斯林知識分子來說，顯然具有重要的思想價值。
第二，對反思西方傳統的價值。
如前所述，納斯爾教授提出伊斯蘭哲學傳統是與西方哲學并列的、可資參照的一大智慧傳統。由于學術取向的不同，兩大傳統對待亞里士多德理性主義的取舍就不大一樣。事實證明，中世紀天主教開始以托馬斯主義的形式接納了理性主義傳統，但這導致了經院哲學自身的被顛覆；而進入“現代”以來的西方哲學，基本都是以理性主義為基本取向的，這導致了“現代性”問題以及工具理性的泛濫。
所謂“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當前大行其道的“文明對話”理念也正是對人類多元化智慧資源的合理開發和利用。而與西方哲學傳統最為密切的伊斯蘭哲學傳統，也具有更為直接的參考價值。在經歷了“現代”幾百年來西方文明的一枝獨秀和對“西方”眼里的“東方”的壓制之后，伊斯蘭哲學傳統有被重新審視和提升的充分理由。
責任編輯：李有智
醫學與哲學范文第5篇
一、概念范疇研究問題意識及優劣分析
概念范疇研究是對詞匯進行研究的方法, 特定的概念表示指定的哲學問題, 是對哲學系統建構的科學定位。就問題意識研究, 中國千年哲學研究衍生出大量詞匯, 包括“氣、道、理、心”等, 均是哲學概念范疇核心。此研究方法直觀展現了哲學問題內部情況, 摒棄了哲學研究, 將概念作為核心研究內容, 這是對哲學進行基本問題研究的方法。將概念范疇作為解析哲學體系重要工具, 保障了哲學體系的相應性, 但存在意識問題不明確、體系建構力不足等問題。概念范疇主要研究文字, 但文字承載了表意、表內兩種功能, 可作為概念問題而存在。研究將其作為提出問題的概念, 其重點在于問題本身, 并非概念詞匯。應用概念研究哲學問題, 本身便具有角色附帶功能, 無法輕易鎖定研究內容, 很多哲學問題無法在概念范疇中理清[1]。
就體系建構而言, 個別主張回應問題而產生, 孟子性善論哲學思想所蘊含的內容極易理清, 多維度構建哲學研究體系。若應用概念范疇解析, 則會出現系統性、體系性不足問題, 概念意識不明確, 無法建立完善的范疇邏輯結構。中國哲學家將特定概念作為立場, 其中包括“理學家”、“心學家”等, 將概念作為主張存在一定的落實困境, 受眾極易通過概念范疇對主張進行論斷、批判。
二、哲學基本問題研究方法問題概述
(一) 架構功能之差異問題
哲學研究必然具備獨立的思考脈絡, 使其能夠形成體系。哲學研究是在體系形成之后, 使其具備概念范疇, 其中包括倫理學、知識論、唯物主義等, 而不是首先應用概念范疇作為解釋框架。西方將哲學體系中的問題意識進行分類, 無法應用解釋體系研究基本問題。應用解釋體系要盡可能涉及哲學問題, 實現對各架構的相互推演, 中國哲學盡可能的應用更多的解釋架構, 與西方的分類有所差別, 甚至在推演關系上也存在不同。中國哲學三大家為儒家、佛家、道家, 并在數千年的發展中逐漸衍生出新的學派, 各學派理論存在一定聯系, 新的觀點是在哲學家堅持自身立場解決問題過程中而形成的, 中國哲學基本問題, 大都在解釋結構之中[2]。
(二) 研究限制及轉化問題
西方哲學基本問題、使用經驗對中國哲學基本問題研究造成一定影響。在中國哲學探討之中, 實踐哲學問題深深融合在一起, 具備特殊性。中國形而上哲學具備實踐、實證特點, 馮友蘭先生在此基礎上提出了新的理學思維, 構建新的形而上哲學體系, 但遭到學術批判, 其他學者認為其缺乏中國哲學特征。形而上學研究如何使中西方哲學出現區分, 并可以溝通中西方, 是哲學研究亟需解決的問題。就知識論而言, 西方哲學分為理性主義、經驗主義, 應用知識論討論中國哲學基本問題, 具有適應性。知識論作為獨立的哲學解釋體系, 在詮釋我國哲學基本問題時極易衍生出另一個問題。當前中國哲學研究內容, 重點在于理解與詮釋, 通過建構一個具有當代特征的解釋架構, 可規避基本問題影響。
(三) 學派與實踐性格問題
中國哲學基本問題理論有兩大特點, 分別為學派性格與實踐性格。儒釋道三家在哲學源頭上具有聯系, 但在發展過程中衍生出的不同學派經常性發生體系爭辯, 應用解釋體系理清學派爭議, 能夠消除差異。實踐性格在馬克思主義哲學上得到了深刻體現, 由于很多哲學性格缺乏實踐要素, 致使其存在一定問題。概念范疇研究是處理實踐性格的重要路徑, 也是完善解釋架構的重要方法。
(四) 思辨哲學研究意義
思辨哲學在很多學派中無法被充分展現, 如何構建中國哲學解釋架構, 使其具備中國實踐哲學特征, 是哲學研究領域的主要內容。問題意識研究必然要細致區分中西方思辨形態不同, 把握好哲學解釋體系中客觀性與主觀性, 提高哲學問題的適應性。實踐哲學與思辨哲學融合是馬哲理念的基本內容, 也是哲學研究的創新發展, 此類哲學使用必須具備問題意識。
三、基本哲學問題與概念范疇融合發展
(一) 脈絡屬性區分
從概念范疇切入研究中國哲學基本問題, 應注意研究方法的創新應用, 做好哲學研究理解工作。綜合概念范疇論述, 語句脈絡一定要清晰、屬性一定要全面, 其中需包括問題屬性、主張屬性。在人性論哲學研究中, 性本善是問題、仁義禮智是材料、主張是性善論。解釋體系中包括問題、材料、主張, 應用概念范疇應首先研究解釋體系中的上述問題。在不同的哲學理念之中, 同樣可能會出現相同的問題, 主張在不同哲學理念中均具有適應性, 荀子性惡論中同樣將性概念作為主張。概念范疇作為材料存在, 哲學問題才不會明顯。就哲學基本問題模式研究, 實踐哲學、思辨哲學中, 均通過命題方式表達哲學觀點, 通過命題方式定位問題, 則會使概念文本分析更加清晰, 問題之間的內在聯系也極易弄清楚, 這樣才能形成更加科學、完善的基本哲學解釋體系。將概念范疇應用到主張與問題之中, 也有可能會造成理論混淆, 將其用于分析哲學討論的基本問題, 才能更加準確表達概念范疇中的表意功能[3]。
(二) 意義類型區分
就意義類型而言, 概念范疇被賦予的功能是復雜多樣的, 通過概念類型區分方式, 可理清其在不同哲學體系中表現的價值, 使研究人員能夠更準確理解文本。參照問題意識區分概念范疇, 將其劃分為具化表象、抽象價值、類項三個層面。類項是指種類概念, 結合中國哲學研究的不同方向, 談哲學中的人、鬼、神、修羅、精氣、陰陽、法界等。抽象價值是指哲學主張中的仁、義、禮、智、無為、苦、空等。表象為體用、有無、本末等。應用概念范疇討論哲學基本問題, 其在哲學問題研究中承擔核心材料的重要作用, 可加深受眾對概念的理解。
(三) 學派差異區分
不同學派之間的概念范疇存在明顯不同, 通過學派區分方法, 探討概念范疇中所展現的共同問題與不同問題, 分析學派之間的共性與異性。在談論關于界、宇宙等尚未得到實證的哲學觀念時, 學派之間無法共用一個體系, 道家思想與佛家思想在對鬼神的看法上, 存在很大的差異, 超越性經驗在哲學理念中只能用于想象、思考, 無法共用。就經驗現象而言, 學派之間就某一現象發表哲學觀點時, 可共用一個概念范疇討論不同的觀念。中國哲學中的價值意識, 在不同學派之間也無法共用, 這是哲學基本問題的特征表現, 即使不同學派共用了相同的概念, 但意指也可能有所不同。
概念范疇研究方法在相同體系之中, 可能會展示不同的含義, 就學派系統進行區分, 對基本問題進行探討, 才能夠明確學派哲學概念的意指, 使其不至于發生混亂。
(四) 基本問題區分
哲學家、學者對同一概念進行討論時, 哲學問題討論方向十分豐富, 具有抽象價值的概念問題, 類項討論內容也會明顯不同。概念主要表示文本意義, 與文本脈絡方向存在內在關系, 研究脈絡中的問題意識, 就是在研究概念的哲學主張與哲學思想。概念無法獨立于文本之外, 以文本為基礎研究問題, 理解主張, 是優化概念范疇系統的重要手段。
哲學中“道”的概念比較廣泛, 其在本體論、境界論等哲學思想中, 均得到了很好的體現, 將“道”的意見置于不同的哲學問題中, 可以不去爭論概念性質, 而是要分析其背后所要表達的含義。
綜合系統性的研究方法, 將概念范疇與哲學問題進行研究, 能夠通過文本脈絡, 準確、清晰的表現主張, 定位哲學基本問題。
四、結論
學者應用概念范疇研究哲學問題, 取得了大量研究成果, 但此項工作仍需繼續, 使其能夠具備更加完善的理論特質。研究中國基本哲學問題, 就是找到哲學現代化、國際化出路, 使哲學研究具備問題。實踐是馬克思主義哲學核心, 應用概念范疇研究方法, 提高哲學研究系統性具有可行性, 也是促進哲學研究發展的重要關鍵。
摘要：概念范疇是比較常用的哲學研究方法, 中國實踐哲學為思辨哲學、以問題意識促進哲學研究成果。應用概念范疇研究方法, 存在問題意識不足、體系建構缺失等問題, 通過基本哲學問題研究, 能夠取得更加具有創造價值的成果。本文通過分析概念范疇中的哲學意識, 探討了中國哲學基本問題的研究方法, 并對兩者進行了融合探討, 豐富了哲學研究內容。
關鍵詞：哲學問題,概念范疇,價值系統,解釋架構
參考文獻
[1] 張慧敏.中國文化“工具理性”的再發現——張再林對中國哲學研究的新拓展[J].社會科學論壇, 2018 (06) :104-112.
[2] 張汝倫.舊學商量加邃密新知培養轉深沉——四十年來西方哲學研究的反思與前瞻[J].哲學動態, 2018 (09) :5-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