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經濟貿易范文第1篇
摘 要：當今世界服務貿易迅速發展，全球經濟競爭的重點正從貨物貿易向服務貿易轉移。服務貿易已日益成為衡量一國國際競爭力強弱的一項重要指標。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服務貿易雖然取得迅速發展，但其總體發展水平仍然相對滯后，加快服務貿易發展已經成為中國對外貿易發展的主要任務。
關鍵詞：對外貿易；服務貿易；國際競爭力；對策
1 中國服務貿易發展現狀
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飛速增長，對外貿易逐年增加，中國服務貿易發展迅速。據統計，2007年中國服務貿易進出口總額為2560億美元，比2006年增長33.5%，較1982年的43.4億美元增長了近59倍。中國服務貿易年均增長率超過17%，遠高于同期發展中國家和全球服務貿易的平均增長速度。同時，中國服務貿易出口占全球的比重不斷上升。2007年，中國服務貿易出口1270億美元，比上年增長38.9%，占世界服務貿易出口總額的比重為3.9%，比上年提高0.6個百分點，出口排名由上年的第八上升到第七位。但是，中國服務貿易的產業基礎還比較薄弱。2006和2007年，中國服務業的產值占GDP的比重只有40%左右，而據世界銀行統計，發達國家服務業產值占GDP的比重一般都在70%以上，美國近80%，發展中國家平均達到50%左右。由于服務業發展滯后，導致中國服務貿易在對外貿易整體中的地位偏低。長期以來，中國服務貿易出口占貿易出口總額的比重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
從圖1可看出，1995年以后，中國服務貿易出口額都小于進口額，呈現逆差狀態，說明中國服務貿易整體競爭力在全球趨于劣勢。不過，2007年中國服務貿易總體逆差20億美元，比2006年下降了69.1億美元，延續了2005年、2006年逆差下降的趨勢，而且下降幅度很大，逆差減少主要源于旅游、計算機和信息服務、其它商業服務等項目順差的增加，這也體現了中國服務貿易隨著出口增長幅度超過進口增長幅度逐步趨于改善，比較劣勢也并非一直衰退下去。
2 中國服務貿易的國際競爭力分析
2.1 服務貿易凈出口指標
就此指標來說，中國服務貿易主要集中在傳統服務貿易領域。近年來，中國運輸服務出口占比雖呈逐步上升勢頭，旅游服務出口比重略有下降，但仍占最大比重。
2006年，中國運輸服務出口210.2億美元，比2005年增長36.2%；旅游出口339.5億美元，比2005年增長15.9%。2000-2006年間，中國運輸服務出口年均增長34.1%，占中國服務貿易出口總額的比重由12.2%上升到23%，是僅次于旅游的第二大服務出口行業；同時期，中國旅游服務出口年均增長13.1%，一直為中國第一大服務出口行業，但占中國服務貿易出口總額的比重卻由53.8%下降為37.1%。運輸和旅游出口兩者合計占中國服務貿易出口總額的60.1%，而全球服務貿易量最大的金融、保險、通信、咨詢等技術和知識密集的行業，仍處于初級發展階段?？傊?，我國服務貿易各項目的凈出口指標顯示出我們的競爭優勢集中于資源和勞動密集型的服務行業，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的服務行業仍處于相對劣勢。
2.2 國際市場占有率指標
一個國家(地區)服務貿易整體國際競爭力強弱直接表現為其服務貿易出口。一國服務貿易出口在世界市場上的占有份額，即國際市場占有率。表1為2007年世界10個主要國家(地區)服務貿易出口額排序及占有份額，中國服務貿易出口額排名雖上升到世界第七位，但出口額為1270億美元，國際市場占有率僅為3.9％。2007年，世界服務貿易出口前十位的國家除中國外均是發達國家，美國仍居于霸主地位。中國與這些發達國家相比存在很大差距，僅為美國的27.97％、英國的48.29％、德國的64.47％。這說明我國服務貿易整體國際競爭力還很弱，所以目前提高我國服務貿易的世界市場份額是首要問題。
2.3 服務貿易競爭力指數
服務貿易競爭力指數，即TC指數，是對一國 (地區)服務貿易國際競爭力分析時較常使用的測度指標之一，它表示一國進出口貿易的差額占其進出口貿易總額的比重，即TC指數＝（出口－進口）／（出口＋進口），常用于測定一國服務貿易總體及各行業的國際競爭力。該指數作為一個與貿易總額的相對值，它剔除了經濟膨脹、通貨膨脹等宏觀總量方面波動的影響，即無論進出口的絕對量是多少，它均在-1～1之間。指數值越接近于l則競爭力越大，指數值越接近于-l表示競爭力越薄弱。
表2中，從整體上來看，中國服務貿易競爭力薄弱。中國TC指數一直為負數，這表明中國服務貿易總體上處于比較劣勢，服務貿易的國際競爭力較弱。但從發展趨勢上看，中國TC指數在緩慢上升，說明中國服務貿易國際競爭力在不斷提高。
1997-2006年，從各個具體行業上看，中國服務貿易進出口結構不平衡。只有旅游和其他商業服務的貿易競爭力指數一直保持在正數狀態，具有一定的競爭力。2006年，中國在運輸、通訊服務、保險服務、金融服務、專有權利使用費和特許費、咨詢服務上的競爭力指數均為負數，說明這些行業競爭力低下，其中保險、金融、專有權利使用費和特許費的貿易競爭力指數都接近于-1，說明這些行業基本上沒有什么競爭力。旅游、建筑、計算機和信息服務、廣告宣傳、電影音像、其他商業服務競爭力指數雖為正值，但都比較小，表明其國際競爭力不強。從各行業發展趨勢看，中國運輸、建筑、計算機和信息服務和電影音像、其他商業服務的國際競爭力在逐步提高，而旅游、保險、專利使用和特許服務的國際競爭力在下降。
2.4 比較優勢指數分析
（1）顯示性比較優勢指數。
顯示性比較優勢指數，即RCA指數，可以反映一個國家(地區)某一產業貿易的比較優勢。它通過該產業在該國出口中所占的份額與世界貿易中該產業占世界貿易總額的份額之比來表示，剔除了國家總量波動和世界總量波動的影響，可以較好地反映一個國家某一產業的出口與世界平均出口水平比較來看的相對優勢。如果一國RCA指數大于2.5，則表明該國該產業具有極強的國際競爭力；RCA介于2. 5 -1. 25之間，表明該國該產業具有較強的國際競爭力；RCA介于1.25-0.8之間，則認為該國該產業具有中度的國際競爭力；RCA小于0.8，則表明該國該產業的國際競爭力較弱。
由表3可見，中國服務貿易的RCA指數一直小于0.8，這說明中國服務貿易缺乏比較優勢，雖然1997-2006年10年間變化幅度不大，平均值為0.54，但從近年來的發展趨勢看，中國服務貿易RCA指數在緩慢下降，說明中國服務貿易相對貨物貿易而言，競爭力在相對下降。
（2）顯示性競爭比較優勢指數。
顯示性競爭比較優勢指數，即CA指數，即從出口的比較優勢中減去該產業進口的比較優勢，從而得到該國該產業的真正競爭優勢。如果一國CA指數大于0，說明該國服務貿易具有比較優勢，若CA指數小于0，則說明該國服務貿易不具有比較優勢；該指數越高，該國服務貿易國際競爭力越強；反之，該指數越低，該國服務貿易國際競爭力越弱。
由表3可見，1997-2006年，中國服務貿易CA指數呈上升趨勢，由1997年的- 0.26上升到2006年的-0.17，但數值一直小于零。因而，從總體上來說，中國服務貿易不具有競爭優勢。此外， CA指數是從出口的比較優勢中減去該產業進口的比較優勢，得到該產業真正的比較優勢，所以中國服務貿易的比較優勢受服務業進口的影響比較小，主要受服務貿易出口情況的影響。
（3）凈出口顯示性比較優勢指數。
凈出口顯示性比較優勢指數，即NRCA指數，是用一國某一產業出口在總出口中的比例與該國該產業進口在總進口中的比例之差來表示該產業的貿易競爭優勢。NRCA指數值大于0表示存在競爭優勢，指數值小于0表示存在競爭劣勢，指數值等于0表示貿易自我平衡。NRCA指數剔除了產業內貿易或分工的影響，反映了進口和出口兩個方面的影響，更能真實反映進出口情況。該指數值越高，國際競爭力越強；該指數值越低，國際競爭力越弱。如果考慮貿易壁壘的影響，這種比較優勢與真實的比較優勢可能出現一定的差距。
由表3可見，1997-2006年，中國NRCA指數在-0.04和-0.02之間波動，說明中國服務貿易處于比較劣勢，在國際市場上具有較弱的競爭力。2006年，NRCA指數為-0. 03，比2005年略有下降，比1997年有所上升。
3 提高中國服務貿易國際競爭力的對策
3.1 大力發展服務業，提升服務業的整體水平
服務業是服務貿易的基礎產業，服務業發展的落后嚴重制約了了中國服務貿易的發展。所以要想改變這一狀況，必須大力發展服務業，增強我國服務業的整體實力，全面提高我國服務業的競爭能力。政府要重視和支持我國服務貿易的發展，要采取適當的政策措施，提升我國服務貿易的國際競爭力。
3.2 加快發展知識、技術密集型服務業，優化服務貿易內部結構
中國服務貿易在傳統的勞動、資源密集型行業中具有比較優勢，有較強的國際競爭力，如旅游業，今后應在保持傳統優勢的基礎上，繼續深化傳統服務項目的發展，同時重點培育現代服務業，大力發展同人民生活息息相關的金融、信息、教育、文化以及社區服務等資本、知識密集型服務業，以國際需求為導向，促進我國服務業競爭優勢的形成和服務貿易內部結構的優化升級。
3.3 加快服務貿易人才培養工作，提高服務人員素質
高素質人才的數量和質量對中國服務業的發展和服務貿易國際競爭力的增強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首先，要加大對服務貿易人才的培養。一個國家的競爭說到底是人力資本的競爭，當前，中國缺乏熟悉服務貿易的研究人員、工商企業家、金融家、會計師及律師等，政府應當擔當起培養這方面人才的重任，應多渠道、多層次培養服務業所需的各類人才，也可通過某服務領域的對外開放，引進人才和技術；但同時也要防止高素質人才的流失。其次，要加大對教育、研發等要素的投入，提升人力資本價值及整體競爭力。
3.4 加快服務立法，建立完善的服務貿易法律體系
為保證服務貿易健康發展，使中國的服務貿易盡快融人世界這個大環境，我們應加強對GATT、GATS及WTO等有關條款原則的研究，盡快建立健全符合我國整體經濟發展目標的服務業和服務貿易法律體系，以增強服務業發展的法律支撐和規范力度，增加我國服務貿易的透明度，使服務貿易真正實現制度化和規范化。因此，要做到以下幾點：①制定一部我國服務貿易基本法。②加快各服務部門的立法進度，建立系統的服務貿易法律體系。③增加服務貿易政策法規的透明度。④按照國際標準完善我國服務貿易立法，使我國的服務貿易立法能夠與國際接軌。
3.5 健全服務貿易管理體制，加強國家對服務貿易的宏觀管理
目前，世界上大部分發達國家對服務貿易實施間接管理模式，政府部門側重于宏觀政策的制定，為企業創造良好的軟環境，一般不直接面向企業實施貿易服務。而我國現行的對外貿易管理體制是直接型管理模式，主要的管理工作都是由各級商務主管部門或其直屬的事業機構來實施，容易產生官僚作風、不經濟甚至腐敗。因此我國可嘗試采用間接型模式，首先應迅速建立一個權威性的服務貿易宏觀管理和對外開放協調機構，從戰略角度制定出中、近期的服務貿易對外開放的戰略和策略。其次明確各級政府商務機構、相關服務產業發展部門、各種半官方機構和民間社會機構的職能，形成一個分工明確、層次分明的服務貿易管理體系。再次，建立健全服務貿易行業協會組織，充分發揮行業協會對服務市場的協調作用。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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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經濟貿易范文第2篇
〔摘要〕金磚五國同為新興經濟體，其農業發展既面臨同樣的外來挑戰，又存在著內部競爭。分析金磚五國農業國際競爭力變化趨勢及其特征，研究如何利用世界經濟蕭條這一重要歷史機遇調整中國的農業結構以提升其國際競爭力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本文采用理論分析和實證分析相結合的方法，對金磚五國農業國際競爭力做比較分析，基本結論為：中國在勞動密集型農產品上具有較強的比較優勢但出現了緩慢下降趨勢，土地密集型農產品的比較優勢也比較強，RCA指數無法反映中國土地密集型農產品的真實比較優勢。五國之間的某些農產品具有互補性，某些呈現競爭性。中國應當采取措施阻止勞動密集型農業國際競爭力進一步下降，同時采取措施保持土地密集型農業的穩定發展，這對保證糧食安全和解決“三農”問題具有重要意義。
〔關鍵詞〕金磚五國；顯示性比較優勢；農業國際競爭力
一、引言
當前，世界主要發達經濟體仍處在蕭條之中并且短期內難以恢復，這對中國的農業結構調整來說，即是一個嚴峻挑戰也是一個重要歷史機遇。根據歷史經驗，每當世界經濟轉為蕭條，多邊貿易自由化談判就會受阻，而一旦世界經濟恢復到一定水平，多邊貿易自由化談判就會重啟并取得一定的成果。多哈多邊農業自由化談判重啟是早晚的事，如果談判目標能夠實現，新《農業協定》的各項約束在中短期內將對中國農業，特別是土地密集型農業構成嚴峻的挑戰。如何利用當前世界經濟蕭條的重要歷史機遇，抓緊中國農業結構調整并增強其國際競爭力是一個重大課題。金磚五國同為新興經濟體國家，人口占世界總人口的46.06%，農業人口占世界農業總人口的59.03%，農業生產總值占世界農業生產總值的41.49%，在世界農業生產中居于重要地位。在金磚五國內部，由于經濟發展水平和農業資源稟賦不同，農產品比較優勢存在差異，在內部和外部市場上既有互補性又存在競爭。本文采用理論和實證分析方法，旨在通過金磚五國內部農產品的競爭狀態比較分析，發現中國兩大類農產品的比較優勢所在及其變化趨勢，以期為中國的農業結構調整和國際競爭力提升提出方向性建議。
許多學者對金磚國家的農業國際競爭力狀況進行過研究。湯碧[1]對中國與金磚國家的農產品貿易進行了研究，認為中國和俄羅斯、印度、巴西、南非的農產品貿易競爭性并不十分突出，內部農產品貿易具有較大的發展潛力。朱晶和陳曉艷[2]運用顯示性比較優勢指數（RCA指數）、出口相似度指數和貿易強度指數對中國和印度的農產品比較優勢進行了考察，認為兩國在具有互補性農產品上的貿易聯系并不緊密，雖然外部出口市場相似度較高，但是兩國相互間的農產品出口相似度并不高。劉偉軻和景喆[3]對中俄農產品貿易的研究認為，中國和俄羅斯農產品貿易具有互補性，俄羅斯為中國茶葉、蔬菜水果、花卉的重要出口市場，也是中國水產品的重要進口來源地，兩國農業貿易具有較好的前景。范婕[4]運用RCA指數、貿易互補性指數和農產品依存度指數對中國和巴西農產品貿易潛力的分析認為，兩國具有比較優勢的農產品差異明顯，農產品貿易具有較強的互補性。劉林青和周潞[5]利用出口相似度指數和貿易強度指數對中國和非洲農產品貿易競爭性和互補性的研究表明，非洲僅在園藝產品上具有比較優勢，中非農產品互補性強而且商品結構集中穩定。就農產品國際競爭力評價方法而言，Boyle[6]認為，競爭力之所以會實現是因為競爭潛力可以轉換為競爭力績效，所以他把生產成本和生產力指標作為衡量競爭力潛力的指標。Frohberg和Hartmann[7]探討了競爭力的衡量問題，主張應該從事后績效和競爭潛力兩方面來衡量競爭力。Salvacruz[8]采用國際市場份額、國際市場份額獲利指數和出口比重三種衡量方法比較了美國和東盟成員國在世界農產品市場上的競爭力。
上述研究一方面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一定的思路，但同時也仍存在一定缺陷。多數文獻是以單一國家的農產品貿易作為比較對象分析中國的農產品貿易問題，參照系過少。更主要的是，大多數文獻只是利用RCA指標體系來反映國別農業競爭力狀況，這顯然是不夠的。其原因是，理論上，顯示性貿易指數的計算依據應當是自由貿易數據，并且屬于事后研究，而現實農產品國際貿易實績是扭曲的，它受到進出口國貿易政策的嚴重影響，致使這些數據并不能真實反映一國的農產品競爭優勢[9]。特別是對于土地密集型農產品來說，出口規模大小與出口國的人均耕地占有量有很強的關聯性。像中國和印度這樣的人口大國，人均耕地面積只會越來越少，對以谷物為主的土地密集型農產品的需求會越來越多，尤其是中國，近些年谷物貿易已經變為凈進口并且進口規模越來越大，在這種情況下，使用依據出口數據計算出來的RCA指數來反映土地密集型農產品的比較優勢顯然是不夠的。所以，本文首先利用RCA指數進行測算比較，然后使用農產品生產率指數進行修正，用以發現中國土地密集型農產品比較優勢在金磚五國中的真實水平。對勞動密集型農產品而言，鑒于金磚五國均受WTO《農業協定》約束，貿易數據的政策性扭曲差別不大，加之生產分工轉移相對容易，所以對其比較優勢的考察仍使用RCA指數進行比較分析。對于金磚五國兩大類農產品的競爭程度分析，本文使用貿易互補性指數和貿易相似度指數進行動態考察。之后，根據波特的“鉆石模型”，從決定因素角度對金磚五國的國際競爭力差異原因進行比較分析，并做出貼近實際的評價。
二、金磚五國主要農產品的比較優勢分析
RCA指數作為衡量某種商品或產業國際競爭力的重要指標，自Balassa[10]提出后得到了廣泛的運用。RCA指數是指一個國家某種（或某類）商品出口額占該國出口總額的比重與世界總出口額中該種（或該類）商品出口額所占份額之比，刻畫的是一個國家某種（或某類）商品出口份額比重與世界平均水平之間的差異，從而反映該國在該種（或該類）商品上是否具有比較優勢。其公式為：RCAij =（Xkiw/Xtiw）/（Xkww/Xtww）。其中，Xkiw為i國k產品的出口額，Xtiw為i國的出口總額，Xkww為k產品的世界出口額，Xtww為世界出口總額。如果RCA指數大于2.50，則表示該商品具有很強的國際競爭力；如果介于1.25—2.50之間，則表示該商品具有較強國際競爭力；如果介于0.80—1.25，則表示該商品國際競爭力一般；如果小于0.8，則表示該商品的國際競爭力較弱。
在數據處理上，本文根據使用要素密集程度將烏拉圭回合《農業協定》農產品分類中的果蔬花卉類、肉類和水產品類劃歸勞動密集型農產品，動植物纖維類中以棉花為主，雖然使用的土地要素比較密集，但勞動要素與谷物類相比更加密集，因而也將其劃歸勞動密集型農產品。谷物類、食用油類和糖類使用土地要素比較密集，劃歸土地密集型農產品。根據RCA指數分析方法分別對2001—2011年間金磚五國的主要勞動密集型和土地密集型農產品的比較優勢進行測算，結果如圖1和圖2所示。
計算結果表明：第一，就勞動密集型農產品而言，2001—2011年間，中國和印度的RCA指數一直保持在3.50以上，均遠高于其他三國，表現出很強的比較優勢。其他三國的RCA指數都一直較低，巴西徘徊在2.00左右，南非在1.50上下，俄羅斯更在0.25以下，在金磚五國中處于絕對劣勢地位。顧名思義，勞動密集型農產品的比較優勢應當主要來自豐裕的勞動要素。為了解釋金磚五國上述比較優勢差異產生的原因，本文設立了“勞動要素豐裕度”指標，即一國農業就業總人口與其耕地總面積之比，從另一個側面反映金磚五國的農業勞動力要素豐裕程度差異。理論上，勞動要素豐裕度越高，則勞動力價格越低廉，產品或產業的比較優勢就越大；反之亦然。如表1所示，金磚五國勞動要素豐裕度計算結果表明，金磚五國中，印度和中國的勞動要素豐裕度最高，說明兩國的農業勞動力價格相對低廉，勞動密集型農產品的比較優勢應當大于其他三國。巴西該指標在南非和俄羅斯之上，俄羅斯最差，說明俄羅斯農業勞動力價格相對較高，勞動密集型農產品比較優勢應當較差。顯而易見，表1中的國別指標強弱排序與圖1中的國別指標強弱排序完全一致，這說明，充裕的勞動要素是勞動密集型農產品比較優勢的重要源泉，也是發展中人口大國農業的重要特征。第二，統計期間，中國和印度勞動密集型農產品的顯示性比較優勢從2003年開始均呈現緩慢下降趨勢，中國尤為明顯，2006年之后下降速度超過了印度。除其他因素外，兩國經濟結構調整導致農村勞動力供給減少，勞動要素成本上升應當是主要因素，這也是農業人口大國在工業化過程中勞動密集型農業發展面臨的問題。第三，土地密集型農產品方面，巴西的RCA指數最高，除個別年份外，一直保持在接近5以上，并呈現緩慢上升趨勢，表現出很強的顯示性比較優勢。印度的RCA指數位居第二，多數年份在2—3之間波動，但2009年后下降到1.5左右。南非、俄羅斯的RCA指數均在1上下波動，中國的最低，平均不到0.5，顯示出明顯的比較弱勢。同樣，除巴西外，其他四國該大類產品的顯示性比較優勢也都呈現緩慢下降趨勢。其中的原因是復雜的，應當從生產要素本身變化和外部制度變化等多方面去尋找。
用2011年數據替代，中國2009—2011年耕地面積數據缺失，用2008年數據替代。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就中國土地密集型農產品而言，最低的RCA指數并不一定反映其真實的比較優勢。事實上，本文對在該大類產品中占比最大的谷物生產率考察后得出的基本結論是，中國土地密集型農產品在金磚五國中甚至在世界上都具有較強的比較優勢。本文根據世界糧農組織2013年發布的最新數據對金磚五國、美國和印尼2010年谷物土地生產率和農業勞動生產率進行了測算對比，結果如表2所示。中國的土地生產率在金磚五國中排名第一，勞動生產率排名第四；在世界谷物前五大生產國中（依次為中國、美國、印度、印尼和巴西），中國谷物的土地生產率排名第二，勞動生產率仍排名第四。土地生產率指標實際上包含了土地天然條件、機械化水平、生產技術、化肥及農藥的投入水平、灌溉技術水平等主要谷物生產要素，是谷物比較優勢的決定性因素。因而可以做出以下兩個判斷：第一，中國的谷物土地生產率排名在前說明其谷物的真實比較優勢是很強的。第二，在考察像中國這樣人口大國的土地密集型農業比較優勢時，RCA指數并不一定有效，許多文獻使用RCA指數對中國土地密集型農產品比較優勢的評價低估了實際水平。
世界經濟貿易范文第3篇
關鍵詞:經濟法制定和實施外部性內部化
作者簡介:楊樹龍(1978-),武漢職業技術學院商學院中級講師,法學碩士,主要研究方向:法經濟學和比較經濟法學;薛焱(1981—),河南南陽人,武漢語言文化職業學院經管系講師,法學碩士,主要研究方向:法社會學和法律政治理論。
在現代新制度經濟學理論中,所謂外部性是指一個經濟主體的行為對另一個經濟主體的福利所產生的外部影響,而施加這種影響的主體卻沒有為此付出代價或者因此而獲得補償。而外部性問題與公共物品緊密相關。中國經濟法的外部性問題,是隨著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的展開,社會經濟的急劇轉型和經濟生活的紛繁復雜化,以及在此基礎上的大規模經濟法調整而出現的。在此過程中,因應經濟法制定和實施與社會經濟生活的互動的需要,而經由經濟法學者的不懈耙梳整理,而最終加以敘述并建構起來的經濟法的特征和經濟法的本位,對中國經濟法外部性的形成具有相當程度的決定性作用。因此,認真分析經濟法外部性問題的根源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一、中國經濟法的特征與經濟法的外部性
通過對經濟法特征的深入分析和解讀,有利于我們認識經濟法外部性問題產生的原因,并深刻把握經濟法特征與經濟法外部性之間的關系。
首先,經濟法具有經濟性。因為經濟法的調整對象發生在直接的物質再生產領域,具有明顯的經濟目的性。這種經濟性的重要表現,“是經濟法往往把經濟制度、經濟活動的內容和要求直接規定為法律”,“經濟法對經濟生活準則的表述”,通常是“由立法機關和其他有權機關直接將經濟制度、經濟技術性規范通過為法,使之具有法律效力。”如在經濟制度方面,國家通過制定頒布《預算法》及其實施條例,規定國家實行中央和地方分稅制,在劃分中央與地方事權的基礎上,確定各自的財政支出范圍,同時按照稅種劃分中央與地方的預算收入。該法及其實施條例的制定和實施,必然會影響到中央與地方的發展規劃與經濟運行,對中央和各地方而言,都會產生不同程度的額外收益和成本,從而在中央和各地方,表現出不同程度的正外部性和負外部性。此外,在宏觀和微觀經濟管理層面,各種具體稅種的實施條例、外商投資領域的規范性法律文件、關于金融領域的法律法規等;以及,在維護公平競爭和經濟有序流轉方面,《反不正當競爭法》和規范土地使用與流轉的法律法規等,都會在中央與地方之間、各地方之間、各行業和產業之間,以及在各行業和產業內部,產生相應的額外收益或成本,亦即外部性,從而影響到社會經濟生活的運行、發展。
第二,經濟法具有政策性。由于經濟法根源于國家對經濟的自覺調控和參與,其要義就在于“對萬變之經濟生活及時應對,以求興利弊害,促使經濟盡速平穩發展,并提高國家及其經濟的國際競爭力。它的任務是實現一定經濟體制和經濟政策的要求,”因此,“經濟的法律調整往往以政策先行,并賦予政策以法的效力,”而由于政策本身受經濟形勢的影響較大,經濟體制也非一成不變,經濟法受其影響,時常處于變動之中也就順理成章。但是,由于政策本身對經濟社會現實的影響往往比較直接,相應的政策性效應也會更加快速的在經濟活動中突顯,尤其是由于政策本身往往針對性更強、目的性更鮮明,其制定與實施都會對特定的群體、階層、行業等等,產生較為明顯的或正面或負面的影響,亦即外部性,從而改變這些群體、階層、行業等相互之間及其內部原有的(經濟)利益格局,并對它們以后的行為產生影響。也因此,被賦予了法的效力的這些政策,亦即經濟法規范,就不可避免的具有更加明顯——因為具有了法的特殊強制性效力——的外部性特征。例如在金融法領域,隨著去年以來,針對表現為全國范圍內的房價普遍上漲、CPI不斷升高等現象的國家經濟過熱問題,央行在《中國人民銀行法》規定的職權范圍內,出臺了一系列的政策、命令、決定和指示,力求通過貨幣政策來發揮對社會經濟發展的宏觀調控作用,為不斷升溫的中國經濟降溫,并保證國民經濟的持續、平穩運行。在此過程中,這些政策、命令、決定和指示等,首先是在法律規定的職權范圍內制定頒布實施的,因而是具有法律效力的針對目前經濟形勢的“暫時性”政策,其次,也是最重要的是,這些具有法律效力的政策的實施,已經或者正在對社會經濟產生影響,尤其是對經濟活動中的不同階層、不同群體、不同行業和產業,如養殖業、生活消費品生產行業、房地產行業、城市居民、消費者等等產生深刻的影響。這些或者是正的效應或者是負的效應,必將會影響到當前與未來不同群體的經濟行為和選擇,從而對經濟社會產生深刻的影響。
最后,經濟法具有行政主導性。“經濟法是國家干預、從事經濟活動,參與經濟關系的產物,調整的是直接體現國家意志的經濟關系,從而與政府的管理和參與有著密切關系。”經濟法上的國家干預,源于現代經濟條件下的“市場失靈”,和市場的缺陷緊密相關。就新制度經濟學的視域而言,政府干預也不過是市場的一種替代,換句話說,在某些情況下,國家干預比市場本身更有效率。而這種“更有效率”意味著,國家的行政干預對相關主體所產生的影響更加直接、快速和深遠。然而,無論是適度的干預還是過度的干預,政府干預、參與經濟活動總會給不同的市場主體、行業和產業以及其他特定的群體、階層,帶來或正面或負面的額外影響,亦即會產生外部性。而對這種外部性的不同安排,就會相應的影響到相關利益主體的經濟行為。事實上,經濟法作用的發揮,從某種程度上說,就是通過對這種就不同主體而言各不相同的外部效應的分擔與配置而得以實現的。典型的例子就是《價格法》,該法授權國務院和省級政府在重要商品和服務的價格顯著上漲或有可能顯著上漲,或市場價格總水平出現劇烈波動等異常狀態時,可對部分價格采取限制、提高、調整等干預措施。價格法的這些規定,對于生產者、銷售者和消費者之間的利益關系調整,以及市場經濟秩序的穩定具有極為重要的作用。在市場價格異常的情況下,該法的實施能夠給不同的利益群體施加不同的影響,為不同利益群體的經濟行為選擇增添不同的額外成本或收益。這種或正或負的額外性利益變動,必然會對相關群體產生規制性作用,從而最終起到維護經濟秩序,保證經濟平穩運行的作用。
總之,經濟法由于其有效調整經濟活動的需要而具有鮮明的經濟性、政策性和行政主導性特征。這些特征的存在是與社會經濟活動的調整、管理和規制等密切相關的;這些特征也從一個角度全面反映了經濟法的形貌和運行機理。深入的分析這些特征與經濟法外部性的關系,有利于我們更加深刻的認識經濟法外部性問題的產生原因。事實上,也正是由于經濟法本身所具有的上述特征,以及這些特征背后所蘊涵的利益分化與整合、利益格局的調整,會給相應的利益主體帶來這樣那樣的額外成本或收益,從而造就了經濟法外部性問題的存在。
二、中國經濟法的本位與經濟法的外部性
所謂法的本位,就是指“法律運作所圍繞的主體和中心。具體而言:第一,法的本位是法的立法活動的依據和出發點;第二,法的本位是法律的實施、運作所依據的基本尺度和價值取向;第三,法的本位是相應法學研究所追求的目標、價值尺度。從其核心內容來看,所謂法的本位,是指法所維護、保障的利益取向問題。”在當代中國的經濟法學界,認為中國經濟法以社會公共利益為本位已經成為學者的一種基本共識。而經濟法之所以必須維護社會公共利益,以社會公共利益為本位,根本上是由于經濟法的本質屬性和存在使命所決定的。一方面,就現代經濟法的起源來看,最初的具有現代意義的經濟法,其基本內容是反私人壟斷,解決因對自由資本主義時代私人利益保護絕對的傳統私法觀念的一種糾正;另一方面,從經濟學的角度來看,就是為了彌補理性經濟人的“利益最大化”行為模式所造成的對社會公共利益的漠視與損害,亦即最大限度的減少個體經濟行為對社會公共利益所造成的負外部效應。
然而,令人感到吊詭的是,也正是這種社會公共利益本位以及此種本位所力圖減少的個體行為的負外部性本身,構成了經濟法外部性問題產生的重要根源。而這一根源的形成,源自經濟法上社會公共利益的內在特征,即受益對象的不確定性與經濟性。一方面,經濟法本位意義上的社會公共利益的受益對象不確定。
世界經濟貿易范文第4篇
關鍵詞：反向協商一致;正向一致;效率與公平
一、前言
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簡稱WTO）成立于1995年1月1日，它的前身是關稅和貿易總協定。在關貿總協定（GATT）的第22、23條規定的貿易爭端解決機制和WTO《關于爭端解決規則和程序的諒解》（DSU）基礎上確立的WTO爭端解決機制在WTO法律制度中占有重要地位。反向協商一致規則具體體現在《世界貿易組織爭端解決規則及程序的諒解協議》（以下簡稱《諒解協議》）的第6條第1款、第16條第4款、第17條第14款和第22條第6款以及第7款。“反向協商一致”規則即是：爭端解決機構就某一爭端解決的程序性或實體性方面問題如果出席其會議的成員國沒有一致的正式反對的話那么則通過對該問題的決定。
二、“正向一致”原則向“反向協商一致”原則轉化的過程
與反向一致原則相對的是正向一致原則，通常被稱為“一致原則”，即：只要有參與方反對就不能通過，若一項決議需要通過則需要全體參與方的同意。這也是世界貿易組織的前身《關貿總協定》下各成員國所采用的原則。但是它主要有WTO決策效率低下，或造成一種“強勢”對“弱勢”的壓迫等弊端，隨著該問題變得越來越突出以及發展中國家成員國的增多，最終使得各成員國就“協商一致”原則的改革達成了共識。終于在世貿組織成立之初就用“反向協商一致”原則替代了原來的“協商一致”原則。
在國際貿易中，爭端的解決需要各方的努力和合作，協商甚至是妥協。“反向協商一致”決策規則，有利于專家小組的成立、專家小組或上訴機構的建議或裁決的通過、補償或報復裁決的通過，都相當于自動的，除非各方協商一致否決。因此，任何想阻止裁決獲得通過的成員都必須說服其他所有成員，包括爭端中的對手，從而排除敗訴方單方面阻擾的可能。這些“反向協商一致”的決策規則有效地消除了1947年關貿總協定爭端解決程序中存在阻止多邊爭端解決進程的可能性。再加上規定了嚴格的爭端解決的結案時間表，“反向協商一致”決策規則就可以保證整個爭端解決程序進展得更快和更主動。
三、“反向協商一致”原則在實際中的應用及所存在的問題
如上所述，在“協商一致”原則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反向協商一致”原則的確解決了原來出現的許多問題。但其負面影響也不容忽視。
原來的協商一致規則需要各方達成一致的意志，如果一方有異議，專家組的裁定就無法通過，爭端就得不到及時有效的解決。但是，在“反向協商一致”規則下就其本身而言，不完全要求當事方達成合意，該決議就可通過，并且生效。這并不能徹底地解決爭端各方之間的問題。這與世界貿易組織組織在成立之初的維護各方利益的初衷不相符。
同時，在為了完成爭端問題的解決時，不免會流于形式而使所有的專家組的報告都通過，而在之前的“協商一致”下，倘若某一成員方對專家組報告不滿是可以延長報告出來到執行的時間的?，F在一來很容易就把問題拋給上訴機構。而上訴機構并非萬能，可能反而會降低爭端解決的效率，這些缺陷可能會導致訴權濫用、磋商不真誠、DSB表決制度形同虛設和資源的浪費。
另外，“反向協商一致”原則與國家主權也容易產生沖突。因為爭端解決機構在世貿組織中的“準法院”地位，有些違反某些國家主權而符合其他國家利益的一些報告就會得到通過，其關于爭端解決的報告也在一定期限內應“無條件地”執行。這樣，不可避免地就會違反一些國家的主權。
四、總結
任何好的規則都應是兼顧效率和公平的。筆者認為“反向協商一致”原則照顧到了效率，卻在公平方面還存在有待改善的地方。針對反向協商一致原則的弊可以設想出更加合理公平的原則。從上述提到的正向一致和反向協商一致原則的對比來看，正向一致偏向于照顧公平，而反向協商一致原則則偏重于效率，兩者處于效率和公平杠桿上的兩個頂點。筆者試想可以在兩者之間進行一下調和。設定為四分之三或三分之二正向協商一致原則，或者在實行“反向協商一致”的前提下在專家組報告的通過方面的“反向協商一致原則”適用方面設定更嚴格的條件，以便限制出現那些“為了通過而通過”的情況。以便效率和公平都能得到實現。至于說“反向協商一致”原則在于國家主權向沖突的方面則仍需以后的研究來找到更好的解決辦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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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周東方（1985- ），男，漢族，河南宜陽人，碩士研究生，上海對外經貿大學國際商務外語外國語言學及應用語言學專業
世界經濟貿易范文第5篇
摘 要：始于2007年的金融危機使全球經濟遭到了歷史罕見的巨大沖擊。世界經濟的各種力量對比開始發生此消彼長的變化，世界經濟格局處于動態轉換之中，表現為世界經濟結構調整加快、全球經濟治理機制發生深刻變革、科技創新孕育產業轉型和升級、發展中國家特別是新興市場國家整體實力步入上升期、世界多極化獲得深入發展。我國應努力增強參與世界經濟治理機制變革的能力，大力實施擴大內需戰略，積極推進產業結構轉型升級。
關鍵詞：后危機時期;金融危機;世界經濟格局;動態轉換;擴大內需;次貸危機
作者簡介：楊秀萍(1970— )，女，山東德州人，南開大學馬克思主義教育學院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與中國現代化;馬云澤(1970— )，男，山東德州人，南開大學經濟學院副教授，碩士生導師，博士，主要研究方向為產業經濟學和規制經濟學。
基金項目：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重大課題攻關項目(09JZD0018);國家哲學社會科學青年基金項目(09CJY042);南開大學文科科研創新基金項目(NKC1008)
從國際來看，世界多極化、經濟全球化深入發展，和平、發展、合作仍是時代潮流。國際金融危機影響深遠。對于后危機時期世界經濟格局的變化，國內外學者進行了廣泛深入的探討。金芳認為，受金融危機的影響，傳統世界經濟大國和新興及后起國家間的力量消長經歷了較大調整，以往由發達國家主導的國際貿易、國際投資和國際生產體系開始出現結構性變化，戰后創立的多邊貿易、多邊金融和國際協調機制遭遇嚴峻挑戰，由此，世界經濟格局發生了一系列變化【sup】[1]【/sup】。紀軍認為，20世紀90年代以來世界經濟格局的基本特點是美國保持領先地位、歐盟在國際經濟事務中的作用呈上升趨勢、日本及東亞其他國家(地區)經濟合作加強、多極化的世界經濟格局正在形成過程中【sup】[2]【/sup】。張海冰認為，金融危機推動了世界經濟格局調整的步伐，未來世界經濟治理體系將呈現出更多的靈活性和多元性。在世界經濟格局調整中中國是平衡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力量對比的關鍵參與者和重要平衡力量【sup】[3]【/sup】。蒙代爾認為，各國需要聯合起來，建立一個全球的機制來保護世界和平，防止各種沖突的發生【sup】[4]【/sup】。筆者認為，世界經濟格局是世界各國間經濟實力對比和經濟影響強弱的一種結構性體系，對金融危機后世界經濟格局變化的認識和判斷需要深入到世界經濟的各個領域，并從各大經濟活動的主體、環境和運動方向上對其變化特征及變化程度給予細致分析，才能有效把握主流趨勢。
一、 世界經濟結構的深刻調整
自2007年次貸危機爆發進而演變成國際金融危機以來，世界經濟結構進入新的調整時期。西方發達國家負債消費、新興經濟體出口拉動、資源輸出國依賴資源出口的世界經濟發展模式被打破，全球產業結構、需求結構、生產結構、貿易結構隨之發生重大變化，處于深刻調整之中。
(一) 全球產業結構開始新一輪調整升級
20世紀80年代后期，全球經歷了二戰以來第四次國際產業轉移，美、日、歐等發達國家和地區大力發展信息、新材料、新能源等高技術產業，把勞動、資本密集型產業和部分低附加值的技術密集型產業轉移到海外。我國成為這輪國際產業轉移的主戰場并躍升為世界制造業大國。金融危機爆發以來，各國把產業結構調整升級作為應對危機的重要舉措，第五次產業結構調整升級的序幕已經拉開【sup】[5]【/sup】。新一輪的產業結構調整升級將表現出以下特征：一是發達國家進入一輪“再工業化”過程。金融危機可能會使發達國家服務業過于超前發展、工業發展相對薄弱的格局得到一定程度的回調，發達國家在高端消費品、投資品方面的生產能力將會增強，這對發達國家改善產業“空心化”現象以及國際收支不平衡狀況將起到積極作用，但在短期內對外貿依存度較高的新興市場經濟體將產生一定不利影響。二是產業分工向產品內分工方向發展。產品內分工是指將一體化生產過程分為若干獨立生產工序，并安排在不同國家完成，形成全球生產網絡。在產品內分工不斷深化的過程中，國際產業分工將進一步細化，一國可能僅負責一道生產工序;產業轉移鏈條將向兩端延伸，從傳統生產環節的轉移轉變為生產、流通、服務等多環節的轉移。三是產業轉移的服務化特征日趨明顯。20世紀90年代以來，發達國家服務業轉移加快，目前服務業占跨國直接投資比重已超過制造業。隨著新一輪全球產業結構的調整，金融、電信等行業的跨國并購正在成為跨國投資的主要領域，汽車、電子、醫藥、化工等傳統制造業的轉移在更大程度上依賴于相關服務業的發展。
(二) 全球需求結構出現新的動向
世界經濟結構深刻調整的一個重要表現是世界需求結構發生了新變化。在2009年的世界經濟增量中，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貢獻超過50%，這改寫了發達國家主導世界經濟增長的歷史。在世界經濟結構調整階段，與發達經濟體消費需求和經濟增長恢復緩慢形成對照的是，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增長較快，進入新的需求高峰期。這不僅產生商品和服務需求，而且產生對投資和各類基礎設施、公共服務設施建設的更大需求。比如，經過30多年改革開放，我國不僅具備了海外投資的外匯資金實力，而且工程建設企業競爭力不斷增強，具備了參與國際競爭的條件和優勢。工程建設企業對外承包業務的發展將帶動出口貿易和實體投資的同步發展，成為我國與新興市場國家和其他發展中國家開展經濟貿易合作的新紐帶。
(三) 全球生產供應鏈區位導向發生變化
金融危機后，從糾正世界經濟失衡出發，一些發達國家提出再工業化戰略，不少國家迫于就業壓力，出臺了一些不允許獲補貼企業投資流出、要求企業承諾最低國內采購額度以及通過調整稅收措施吸引本國企業投資回流和留住國際投資者的應急性投資保護政策。但跨國巨頭們并未放棄全球生產網建設和全球價值鏈布局的整體戰略。應急或暫時的收縮與回歸發達地區的產業規模有限，從企業生存及贏利出發，將戰略重心從傳統市場轉向新興市場仍是大勢所趨【sup】[6]【/sup】。危機后全球生產網絡呈現三大新趨勢：一是行業重組引發全球跨境產業轉移加速。危機中行業領先企業的能力削減為行業整合、形成新的行業領袖提供了市場契機，在本行業內尋求合適的并購對象，借勢壯大成為重要的策略。二是區域性供應鏈地位上升。由于碳關稅、物流、法規的變化和自由貿易區談判的盛行，一些跨國公司更傾向于在區域內形成一個完整的供應鏈。三是隨著核心市場轉移，相對于成本型供應鏈，目前市場導向型的供應鏈地位趨于上升。如隨著中國本土市場的發展，更多的跨國公司意識到中國具有內銷市場和出口平臺的雙重角色，在華投資不減反增，與其在歐美市場撤資關廠的舉動形成截然相反之勢。新一輪全球生產網建設不僅帶動全球制造重心向新興市場國家轉移，更將推動從設計、研發、物流運輸直到售后服務等服務業全球分工體系向新興市場國家的加速布局。
(四) 全球貿易結構逆全球化趨勢兇猛
“北方”國家轉向“南方”尋求貿易出路成為國際貿易格局變化的新特征。新興市場的崛起對美、歐、日市場主導全球貿易流向的傳統格局形成顯著影響。2003年至2008年的5年間，“金磚國家”出口額占全球出口額的比重從9.7%增長到14.5%，進口額占比從8.0%升至11.5%。2009年，中國超越德國成為世界第一大商品出口國，約占全世界出口額的10%;同時，中國還是僅次于美國的世界第二大商品進口國，進口額占全球的8%。正是在2009年，中國超越美國成為巴西的第一大貿易伙伴、印度的第二大貿易伙伴【sup】[7-8]【/sup】。危機后，貿易保護主義卷土重來和逆全球化的雙邊及區域自由貿易協定數目激增，從兩個方向上改變著WTO倡導的多邊自由化貿易體系。日益盛行的雙邊和區域貿易談判顯然對推進多哈談判具有反向作用。一方面，這些協定各成一體，有的非常全面，不僅包括商品貿易，還包括服務貿易、外國投資、知識產權保護、勞動權利和環境保護;有的則范圍有限，甚至把一些敏感部門排除在外。另一方面，這些協定采用不同的原產地規則，直接挑戰WTO規則。
二、 全球經濟治理機制的艱難變革
(一) 全球經濟治理機制面臨嚴峻挑戰
金融危機爆發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世界貿易組織和世界銀行這三大多邊經濟協調機構的缺陷和困境愈加凸顯，尤其是IMF未能有效預見和監管國際金融領域的失序與風險，WTO多哈回合談判難達成果，令全球經濟治理中的分離呼聲趨于上升。盡管發達國家仍把持全球治理主導權，卻也擔心傳統多邊協調機制因新興大國另辟平臺而被邊緣化，比如新興經濟體依靠強大的外匯儲備，不再向IMF求助;發展中國家之間探索出多種對外援助和捐款機制，削弱了世界銀行的傳統角色;一些國家轉向締結雙邊或區域投資貿易協定，不再熱衷于加入WTO。危機后，面對全球經濟主體多元化的發展格局，現行國際經濟協調中的非多元化傾向和發達國家主導傾向遭遇嚴峻挑戰【sup】[9]【/sup】。
(二) 全球經濟治理機制變革的方向
世界經濟治理機制變革的方向和著力點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
構建多層次世界經濟治理架構和機制安排，發揮各種機制在世界經濟治理中的綜合效用。一是全球多邊層面的治理機制，如聯合國、世界貿易組織、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二十國集團等。二是同類國家、跨地區層面的治理機制，如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西方七國(八國)首腦會議、“金磚國家”等。三是區域層面的治理機制，如歐盟、亞太經合組織、北美自由貿易區、上海合作組織等。四是雙邊合作、協調的治理機制，如“中非合作論壇”、“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等平臺和機制。筆者認為，在多層次的世界經濟治理機制中，應著力推動二十國集團成為世界經濟治理機制的主要平臺，確保其在促進國際經濟合作和全球經濟治理中發揮核心作用，同時處理好二十國集團機制同其他治理機制的關系，發揮各種機制在世界經濟治理中的作用。
推動建立均衡、普惠、共贏的多邊貿易體制，反對各種形式的保護主義。世界貿易組織作為全球多邊貿易機構，是世界經濟治理機制的重要支柱之一，其框架內的多哈回合談判即將進入密集談判的關鍵期，當前應繼續推動多哈回合談判早日取得全面均衡的成果。同時，應堅定不移地反對各種形式的保護主義，堅持平等對話協商，妥善應對和處理貿易摩擦與分歧，推動形成自由開放、公平公正的全球貿易環境和全球貿易體制。
推動國際經濟體系改革，促進國際經濟秩序朝著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發展。全球經濟治理的根本目標是推動經濟全球化朝著均衡、普惠、共贏方向發展，建立一個公平、公正、包容、有序的國際經濟秩序。這就需要堅持全面性、均衡性、漸進性、實效性原則，繼續深化改革，不斷完善現有國際經濟組織機構，形成一個更有利于兼顧公平和效率的國際經濟體系和全球經濟治理體系。
世界經濟治理體系在對以世界貿易組織、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三大支柱所組成的組織架構進行調整和改革的同時，將會以更加靈活和多元的機制進行框架外協調，這也將成為金融危機帶給世界經濟治理體系的一個重要變化。
三、 科學技術創新孕育產業變革
每一輪科技革命催生的新產業都有生命周期，經濟危機及其引發的經濟衰退也往往與產業缺乏進一步的創新、新的科技革命和產業革命沒有及時跟上有關?，F在，世界經濟正在恢復增長，雖然復蘇較為緩慢，但正在孕育的新的科技革命必將帶來新的產業革命，進而推動世界經濟進入新的增長周期。
從20世紀中后期起，在世界范圍內出現的新科技革命使科學技術成為第一生產力?，F代經濟增長主要由科學技術的進步來推動，經濟增長速度主要由科學技術轉化為現實生產力的速度來決定。與此相關，科技與經濟的聯系越來越緊密，新科技革命的突破常常立即帶來新產業革命，科技創新幾乎與產業創新同時進行。因此，產業轉型升級依賴于科技創新并以科技創新為先導，是知識創新和技術創新的結合。戰略性新興產業是新興科技和新興產業的深度融合。一方面，科技創新是驅動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的根本動力;另一方面，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發展體現了科技創新的方向。19世紀，電磁學發展成為電氣革命的知識基礎，使電力、化工等工業部門得到迅猛發展。20世紀初，半導體物理和材料的發展、現代計算機理論和模型的突破等成為電子革命的知識基礎，使電子、信息等新興產業得到快速發展。未來科技創新將為生產力發展打開新空間，引發新一輪產業變革，推動戰略性新興產業成為主導和支柱產業，引領人類進入綠色、低碳、智能時代。由于新興產業能夠帶動整個產業結構優化升級，因而一個國家和地區在某一時期的競爭力和競爭優勢關鍵在于有沒有發展起在這個時代處于領先地位的新興產業，形成具有自主創新能力的現代產業體系。因此，目前，世界主要國家紛紛進行戰略部署，推動節能環保、新能源、信息、生物等新興產業的快速發展，努力搶占新一輪發展的戰略制高點。美國十分強調新能源、航空航天、寬帶網絡的技術開發和產業發展，積極推行“綠色經濟復蘇計劃”，期待實現“綠色技術”革命;日本把產業發展重點放在信息技術應用、新型汽車、低碳產業、新能源等新興行業;歐盟著力提高“綠色技術”和其他高新技術水平，推動“綠色經濟”發展。
四、 新興市場國家的整體性崛起
整體性崛起壯大是發展中國家新一輪經濟增長浪潮的標志性特征。所謂整體性是指新一輪浪潮涉及了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覆蓋了亞洲、拉美及非洲的大多數國家。新興市場國家是一個群體，具體的數量有不同的說法。其中，特別令人矚目的除了“金磚國家”(中國、巴西、俄羅斯、印度、南非)，還有“新鉆十一國”(巴基斯坦、埃及、印度尼西亞、伊朗、韓國、菲律賓、墨西哥、孟加拉國、尼日利亞、土耳其、越南)以及“展望五國”(越南、印尼、南非、土耳其和阿根廷)【sup】[10]【/sup】。
新興市場國家的鮮明特點就是經濟發展正在步入上升期。這種勢頭不僅表現在國際金融危機之后，而且在危機之前就已初露端倪。首先，近20年來新興市場國家的經濟實現了快速增長。20世紀90年代以來，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增長速度明顯高于發達國家，新興市場國家的經濟增長速度又高于一般發展中國家。其次，國際金融危機后新興市場國家經濟率先復蘇。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預測，2010年新興經濟體的經濟增長將達到7.1%，“金磚國家”的增長更為強勁，遠高于發達國家。2010年，全球經濟增速將超過4.5%，其中新興市場國家的貢獻達到60%左右。根據加拿大國際治理創新中心CIGI的預測，2025年新興市場國家在全球GDP的占比將從目前的11%提高到20%，其中巴西、南非、俄羅斯和墨西哥四國的占比保持在4%左右，而中國和印度將提高到14%。2050年，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在全球經濟總量中的份額將各占50%【sup】[11]【/sup】。發達國家和新興市場國家經濟增長率的對比表明國際經濟力量正在調整和轉移，新興市場國家力量正在步入上升期，將在一段時間內成為全球經濟增長的重要動力和源泉。
新興市場國家的崛起，不僅從經濟總量上而且更重要的是從制度結構上對于世界經濟格局產生了實質性的影響。新興市場國家的群體性崛起正在改變經濟要素流動和經濟存量的歷史格局，給世界經濟的發展和全球化的深入推進注入活力【sup】[12]【/sup】。新興市場國家在未來發展中，需要探討如何與發達國家以及由其掌控的全球經濟體系形成良性互動，以爭取更多的話語權和更大的影響力。
五、 中國應對世界經濟格局變化的策略
后危機時期，我國經濟發展的國際環境發生了重大變化，我國經濟中多年積累的“結構性”問題也隨之更加突出。變革經濟發展方式的內外部壓力，使我國的經濟發展進入了一個新的戰略機遇期。我們要緊緊抓住世界經濟格局大調整的良好契機，不斷解放思想，加快經濟結構的戰略性調整，爭取在未來的全球經濟合作競爭中建立更大的比較優勢，最終實現經濟的跨越式發展。
(一) 努力增強參與世界經濟治理機制變革的能力
發達國家在自身實力遭國際金融危機重創、深陷經濟衰退泥潭不能自拔之時，一方面要求我國承擔更多的責任，希望我國拯救世界經濟于水火之中，另一方面又不愿在全球事務和國際組織中給予我國更多應得之權利。在此情形下，我們要堅持從國情實際出發，不承擔對我無益的責任，不做超出自身能力的承諾，積極推動國際政治經濟秩序朝著科學、合理的方向發展，朝著對我有利的方向發展?？偟膩碚f，在新一輪國際政治經濟秩序改革中，我國必須要消除原有發展模式下積累的矛盾，既要繼續發揮全球化在提高資源配置效率方面的積極作用，又要避免出現利益分配嚴重失衡的結果;既要繼續保持國際分工帶來的提高效率的正面作用，又要避免需求失衡產生的負面影響;既要發揮金融市場便利資金流通的積極作用，又要避免金融市場過度波動對國內經濟造成沖擊。
(二) 大力實施擴大內需戰略
立足于擴大內需，是我國適應世界經濟格局調整的長期戰略方針。在擴大內需中，釋放城鄉居民消費能力、擴大消費規模具有很大空間和潛力。2010年我國最終消費支出僅占全球消費市場的11%左右，而美國和歐元區的消費市場占全球消費的75%左右。2010年我國人均GDP將突破4000美元，擴大國內消費需求的條件日趨成熟。應加快把國內消費培育成為拉動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形成我國以國內市場為支撐的參與國際經濟合作與競爭的新優勢。
(三) 積極推進產業結構轉型升級
當前，新一輪的產業革命正在醞釀，全球范圍內的產業結構調整升級正在進行。在新的形勢下，我國要立足當前，著眼長遠，用世界眼光觀察問題，從國情出發統籌謀劃，搶抓有利時機，加大產業結構調整力度，推動產業發展方式轉變【sup】[9]【/sup】。為此，一方面，要積極做好準備，承接發達國家在下一輪產業調整中轉移而來的先進產業;另一方面，要下大力氣推進自身產業結構轉型升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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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楊鳳春)
On the Dynamic Evolution of World Economic Structure in Post Financial Crisis YANG Xiu-ping, MA Yun-z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