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勢與政策有關論文范文第1篇
自改革開放以來，隨著我國經濟的發展高速發展，綜合國力的不斷提高，國際影響力的不斷擴大，崛起成為了一個世界性的大國，但與此同時也引起周邊國家的擔憂進而激發了中國與其他國家的一些矛盾。
一:我國作為世界上鄰國最多的國家之一，相應的地緣矛盾也最多，我國與周邊多個國家有領土和領海之爭，除此之外，我國周邊地區在社會制度，發展程度，宗教，民族文化等方面存在巨大的差異性和多樣性。
(一):日本
中日釣魚島之爭繼續僵持，而中國與日本的爭端主要是東海問題，而東海不但涉及到主權問題，其下更擁有巨大的經濟利益，對我國更有重要的戰略意義。近來日本瘋狂修改憲法而一度成為各國關注的焦點，而這更多的是針對中國，而美國的‘美日安保條約’適用釣魚島更令這個問題復雜化。
(二);南海
近年來中國與菲律賓與越南等國的海洋權益爭鋒不斷加劇。近來菲律把南海問題提交國際仲裁法庭意圖把南海問題國際化，且非法捉捕中國漁民，更使得中非關系陷入低谷，除此以外越南菲律賓還把當事國以外的國家引人，引入外國投資公司在南海開挖石油天然氣，這一且都提醒我們南海問題的嚴峻性。
(三)：印度
中印關于藏南問題一直糾纏著。盡管這些年來兩國都沒有發生過大的沖突，但印度在軍事上的耿耿于懷,以及政治上的莫名失落中印之間矛盾重重，使印度持續向中印邊境增兵，欲打破這種局面出現了中印邊境帳篷對峙。
朝鮮半島作為中國東北部安全的戰略緩沖，半島局勢的緊張將破壞本地區的和平與穩定：中亞與中國西北地區密切相關，但中亞的宗教極端注意和恐怖主義勢力呈擴張之勢，國家領導人的更新換代以及政局的不穩定時刻威脅著我國東北的安全。
除此之外，最重要的要說美國，中國的崛起，相應的削弱了美國的影響力，為保護美國的主導地位和利益，美國處處圍堵中國，防止中國替代或者削減美國的存在與影響力成為美國“重返亞洲”的新戰略。
二：我國周邊存在著這么多的安全威脅，時代不同，對于這些威脅，一味的忍讓只會無濟于事，以前的那一套已經不完全適用的了，需要作適當的調整。
總的來說中國應對周邊國家的威脅方法有：
(一)擱置外交：在領土領海問題上，擱置外交仍然不可棄用，畢竟打仗也未必能解決問題，如英阿馬島之戰，英國雖然取勝，馬島問題實際仍未解決，以后仍然需要雙方通過談判來尋找解決的方法。但“擱置外交”同時，必須強調“主權在我”，且凡是涉及民族和國家核心利益的重大問題，是不能“擱置”的。還有一個就是當對方違反了這一約定是，我們必須作出反擊或者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
身。絕不能是當越南菲律賓在南海開采石油天然氣而我們卻在“擱置外交”只有抗議時的憋屈。
(二)強化周邊，維持穩定。我們要重視周邊，加大投入和開發，對突發情況及時做出反應、積極引導，要樹立“和平發展、重在周邊”與“和諧世界、始自周邊”的戰略意識。只有發展好周邊，才能在維持周邊局勢穩定的同時有效維護我國的利益。對于爭議領土領海，只有我們自己重視了，我們才有底氣，才能有效維護權益。
(三)有效應對大國地緣角逐，夯實地緣戰略依托，同時設定底線且嚴格堅守。與主要大國美國，俄羅斯等增加溝通、協調與戰略互信，積極應來自各方的挑戰，共同應對恐怖主義威脅，致力于促進有關國家與周邊穩定。
形勢與政策有關論文范文第2篇
摘 要： 2018年國家發布的《教育部關于加強新時代高?！靶蝿菖c政策”課建設的若干意見》是新時代形勢與政策課程建設的綱領性文件。其在肯定專題式教學作為形勢與政策課程主要授課方式的同時，就新時代形勢與政策課程專題教學的組織與實施提出了明確的指導意見?？傮w來說，規范化建設將成為新時代形勢與政策課程改革的基本方向，形勢與政策課專題教學將在教學內容、教學模式、師資隊伍以及教學管理等方面出現新的調整與變化，從而更好地滿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形勢及要求。
關鍵詞：新時代;形勢與政策;專題式教學;路徑
2018年4月12日國家教育部發布《教育部關于加強新時代高?！靶蝿菖c政策”課建設的若干意見》（以下簡稱《意見》）將高校形勢與政策教育提升到一個新的高度?！兑庖姟分赋?，“形勢與政策”課是理論武裝時效性、釋疑解惑針對性、教育引導綜合性都很強的一門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是幫助大學生正確認識新時代國內外形勢的重要渠道[1]。如何使“形勢與政策”課發揮《意見》中提出的功能定位和目標，是所有擔任形勢與政策課程教師正積極探索但同時也是必須要解決的問題?；诖?，本文在分析形勢與政策課專題式教學的優勢與弊端的基礎上，剖析和解讀《意見》對新時代形勢與政策專題式教學的要求，進而提出未來高校形勢與政策專題式教學模式的改革方向和路徑。
一、當前高校形勢與政策專題式教學的優勢與弊端
所謂專題式教學，就是以教學內容為基礎，結合學生思想世界與社會現實問題，以學生為本，以問題為核心來組織課堂教學的一種教學方式[2]。大學形勢與政策教學內容與專題式教學模式的使用要求高度契合，從而使其成為形勢與政策課程的主要教學模式，但同時該教學模式在形勢與政策課程運用中也凸顯出一定的弊端。
就形勢與政策課程專題式教學的優勢而言，主要有三點：首先，專題式教學對當前熱點問題的深入挖掘大大提升了形勢與政策課程對大學生的吸引力。以西北農林科技大學2018年上半年的形勢與政策課為例，面對朝鮮半島形勢的迅速轉變，課程專門設置了朝鮮半島核問題專題，引導學生正確認識朝鮮半島局勢的實質和未來走向。這不僅大大調動了學生課程學習的積極性，也大大提高了學生的國際視野。其次，專題式教學運用所帶來的靈活性和開放性彌補了形勢與政策課程師資力量不足的缺陷，也有利于任課教師發揮專業特長和優勢。以西北農林科技大學形勢與政策課程為例，開課時就將每個學時的課程內容分為國內部分和國際部分，這樣擅長講授國內形勢的教師專門講授國內形勢與政策，而有著國際問題研究背景的教師則專門講授國際形勢與政策。課程實行統一備課制，這既保證了教學內容的統一性，同時又鼓勵教師根據專業特長確定講授重點，實現了統一性與靈活性的結合，也保障了授課內容的專業性。再次，專題式教學為增強大學生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的信心和社會責任感提供了新途徑。專題式教學的最大特點是每一次課程都是一次小型講座，都是對當前國內外正在發生的一個熱點的生動闡釋，其在宣傳、闡釋、貫徹十九大精神中的優勢尤為明顯。當其他課程正努力研討實現十九大精神如何進教材、進課堂和進師生頭腦（簡稱“三進”）時，形勢與政策課程內容則以通過多個專題講座將十九大精神第一時間送進了課堂，教師也在形勢與政策的集體備課中，早早實現了十九大精神進教師的頭腦，進而實現進學生的頭腦。
就形勢與政策專題式教學的弊端來說，教學效果和考核方式是需要解決的挑戰。一是形勢與政策課程專題式教學會因大學生相關背景知識的缺乏而導致授課效果大打折扣。形勢與政策課程的主要講授對象是大一和大二的學生，他們大都不是政治類專業，相關的背景知識有限，專題式教學集中圍繞形勢與政策“焦點問題”深入講授的做法有時會讓學生聽不懂和聽不明白。二是專題式教學使得課程的評價和考核面臨挑戰。就學生對教師的評價而言，由于任課教師的不斷變換，導致很多時候學生都不清楚是對哪一位任課教師做出評價，評價結果可想而知。至于對學生的考核，鑒于專題教學是由多個教師輪流完成的，教師很難對學生有全面的了解，對學生的評價重心仍是落在期末的“卷”上，使得教師難以對學生進行一個完整、準確的考核評價[3]。
二、教育部對新時代形勢與政策課教學的頂層設計與基本要求
2018年4月12日，體現國家對形勢與政策課程頂層設計的文件——《教育部關于加強新時代高?！靶蝿菖c政策”課建設的若干意見》作為2018年教育部社科司的一號文件印發，不僅顯示了教育部對形勢與政策課程的期待和重視，而且就該課程的發展提出了明確的建設要求和指導原則。
首先，《意見》肯定了形勢與政策課程專題教學，同時提出要加強專題教學模式的創新與改革?！兑庖姟访鞔_要求，形勢與政策課程要定期組織任課教師開展集體備課，確定教學專題、明確教學重點、研制教學課件、規范教學要求， 這就意味著專題式教學是形勢與政策課的主要授課方式，因而也就要求進一步強化專題式教學在形勢與政策課程中的運用。對于專題式教學帶來的問題，《意見》提出形勢與政策課“可采取靈活多樣的方式組織課堂教學，積極運用現代信息技術手段，擴大優質課程的覆蓋面，提升“形勢與政策”課教學效果”[4]。由此，新時代形勢與政策課程教學將實現“專題教學+”的模式，即“課上專題講授+課下自學”的混合教學模式。
其次，《意見》對新時代形勢與政策課程開展專題式授課的內容做非常明確的規定?！兑庖姟分赋?，新時代形勢與政策課程重點講授黨的理論創新最新成果，重點講授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生動實踐，從而實現引導大學生樹立四個“正確認識”①。據此，今后形勢與政策課程要開設的四個教學專題：一是全國從嚴治黨形勢與政策專題;二是國內經濟社會發展形勢與政策專題;三是港澳臺工作形勢與政策專題;四是國際形勢與政策專題，并為每個專題需要涵蓋的內容做出了規定[5]?？梢哉f，《意見》的上述規定使得專題式教學內容的選擇更加明確，有利于課程的規范化建設。
再次，《意見》對新時代形勢與政策專題式教學課時和教師隊伍做出了的規劃?！兑庖姟芬笮蝿菖c政策必須嚴格落實學分，保證本、?？茖W生在校學習期間開課不斷線。本科每學期不低于8學時，共計2學分;?？泼繉W期不低于8學時[6]。不僅如此，《意見》則明確了形勢與政策課教師隊伍的組成和來源，即按照“優中選優”原則，從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師、哲學社會科學專業課教師、高校輔導員等擇優遴選“形勢與政策”課骨干教師。實行“形勢與政策”課特聘教授制度，分層建立特聘教授專家庫，選聘社科理論界專家、企事業單位負責人、各行業先進模范等參與“形勢與政策”課教學。積極邀請黨政領導干部上講臺講“形勢與政策”課[7]。這樣的舉措不僅能使形勢與政策課程的教師隊伍有了保障，而且也進一步提升了該課程的教學效果。
最后，《意見》也為形勢與政策課程專題式教學的效果評價指明了方向。就考核主體而言，《意見》提出，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科研單位是形勢與政策課程的考核主體，統一管理任課教師，而其他如黨委宣傳部、教務處等相關部門配合做好教學管理工作[8]。而對于如何評價課程效果和對學生進行課程考核，《意見》也要求評價要注重考核學習效果。具體來說，成績考核以提交專題論文、調研報告為主，重點考核學生對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的了解情況。按照學期進行考核，各學期考核的平均成績為該課程最終成績，一次計入成績冊。
三、對新時代形勢與政策課專題式教學改革方向的思考
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高校形勢與政策課程建設和發展經歷了多個階段的演變，國家對形勢與政策的日益提升的重視度對形勢與政策課程的規范化要求也愈來愈高②。依據《意見》的頂層設計，新時代高校形勢與政策專題式教學可以從教學模式、教學內容、教師隊伍以及教學管理等方面進行規范化改革以適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和實現中國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的要求。
就教學模式而言，探索專題教學新途徑是未來形勢與課程教學改革的首要任務?！兑庖姟访鞔_肯定了專題是形勢與政策教學的主要途徑，但必須對專題式教學模式進行優化和更新，從而更好地發揮其授課效果。為此，今后的形勢與政策專題式教學模式可以采取以下改革努力：一是在教學形式上，可以采取將專題教研團隊與教學實施團隊結合起來，探索“按課題組進行備課、按專題實施教學”的新形式[9]。二是在教學途徑上，采取傳統的講授方式和網絡在線課程學習相結合的“混合式”教學，從而將大大提升形勢與政策課程的教學效果。
就教學內容而言，改革和做好課程教學內容的遴選和設計是形勢與政策課程未來改革的關鍵。形勢與政策課程的目的是宣傳黨中央大政方針，牢固樹立“四個意識”，堅定“四個自信”，培養擔當民族復興大任的時代新人。這就要求新時代形勢與政策課程應該按照《意見》的要求涵蓋全國從嚴治黨形勢與政策、國內經濟社會發展形勢與政策專題、港澳臺工作形勢與政策以及國際形勢與政策等四個方面的專題，同時結合形勢與政策四年不斷線的課程特性，做好四年形勢與政策課程的頂層設計和統籌安排，將講授的系統性和時效性體現出來是未來形勢與政策的基本取向。
就師資隊伍而言，建立專職教師負責，兼職教師配合和參與，涵蓋經濟政治社會各領域優秀人才和管理者的全方位形勢與政策教師構成體系成為必然的趨勢。新時代形勢與政策教師隊伍建設需從以下方面做起：一是堅持專任教師的選拔依據“優中選優”的原則，從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師、哲學社會科學專業課教師、高校輔導員等教師隊伍遴選課程教學骨干。二是在兼任形勢與政策教師的選擇上，高校將建立涵蓋社會各領域理論家、單位負責人、黨政干部、先進模范人物組成的兼職教師隊伍，并探索如何建立“形勢與政策”課特聘教授制度。
最后，改革現有的教學管理模式也是新時代提升形勢與課程專題教學效果的必然選擇?！兑庖姟窞樾聲r代的教學管理改革指明了方向，即“形勢與政策”課納入思想政治理論課管理體系，并且要充分保證規范開課[10]。具體來說，在課程管理上，改革后的新時代形勢與政策課程管理模式只能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科研二級機構——馬克思主義學院（思政部）統一組織開課、統一管理任課教師，其他職能部門如黨委學生工作部、教務處等積極配合。在學分落實上，擠壓形勢與政策課程學分的情況將改善。在課程考核上，改革后的形勢與政策考核將更加注重內容和過程考核，并且以撰寫專題論文和調研報告為主，實行每個學期都要考核的機制。所有這些改革都將使該課程更好地滿足新時代形勢與政策課程的要求。
從目前來看，新時代的形勢與政策課程將仍然以專題式教學為主要手段，但是與以往相比，新時代的形勢與政策課程將在教學模式、教學內容、教師隊伍以及教學管理出現新的調整和變化，從而更好地落實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行新時代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的要求。作為該課程的責任單位——全國普通高校按照《意見》的要求，同時結合自身校情進行形勢與政策課程改革也成為必然的選擇，也是唯一的選擇。
注釋：
①四個“正確認識”是《意見》為新時代形勢與政策課程設定的最終目標，也是新時代形勢與政策課程專題內容選擇的基本原則，即新時代形勢與政策要引導學生正確認識世界和中國發展大勢，正確認識中國特色和國際比較，正確認識時代責任和歷史使命，正確認識遠大抱負和腳踏實地。
②石珉將新中國成立以來高校形勢與政策的發展劃分為初創探索階段（1949—1960年）、地位確立階段（1961— 1986年）、改革發展階段（1987—1999年）和全面創新階段（2000年以來）等四個階段。具體分析可參見石珉：《高?！葱蝿菖c政策〉課程設置的歷史沿革》，《池州學院學報》2005年第5期，第130—133頁。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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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edu.china.com.cn/2018-04/27/content_50975187. 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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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勢與政策有關論文范文第3篇
關鍵字：貿易政策;產業政策;政策協調;聚氯乙烯
在自由貿易機制不斷發展壯大的今天，世界各國都從中享受到了豐厚的回報。但部分國家肆無忌憚的傾銷行為也給他國產業造成了不可估量的傷害，如中國在加入WTO以后，其不斷擴大的貿易往來招致他國頻繁的傾銷行為。截止2018年年底，按照WTO涉案方“一國一起”的計算方法，累計對外發起反傾銷反補貼調查290起。本文結合《產業結構調整指導目錄》以及《外商投資指導目錄》等產業政策共同實施的背景下，對聚氯乙烯行業面臨的影響進行討論，分析國內聚氯乙烯產業在弱勢狀態下緣何出現跨越式發展進而深陷產能過剩的泥潭。最后，本文對行業存在的問題以及政策協調的對策提出看法。
一、聚氯乙烯產品簡介及產業發展歷程
(一)聚氯乙烯產品簡介
聚氯乙烯是一種重要的有機高分子材料，英文名為Polyvinyl chloride(簡稱PVC)。聚氯乙烯的主要生產流程主要分為兩類，一類稱為電石法，一類稱為乙烯法。聚氯乙烯的生產始于新中國成立初期的50年代，而后經歷了半個多世紀的發展，現如今已成為化工行業重要的組成部分。聚氯乙烯的需求主要來源于建筑行業，建筑行業對聚氯乙烯的需求量占比超過60%。除基礎設施建設需要之外，居民住宅需求的擴張以及持續的工業化進程也極大的消耗了聚氯乙烯產品。
(二)起始階段：擴大生產時期與對外反傾銷
隨著改革開放的大幕拉開，國內經濟建設進入了騰飛階段，隨著建設步伐急速加快，對塑料制品的需求也不斷旺盛，尤其是國家開始提倡“以塑代木、以塑代鋼”的綠色發展理念，更是拉動了塑料工業的迅猛式發展，之后便出現了聚氯乙烯行業面臨的一系列問題——國內廠商供給不足、對外依賴度的居高不下、市場依賴國外進口。1996年至2002年期間，國內聚氯乙烯產品的自給率低于70%。同時期的國外企業生產規?；@著，技術成熟度高，出口到中國的產品價格低廉，具有很強的競爭力。而本土廠商工藝成熟度低，產量規模小，出廠價相比進口價格不具優勢，產品價格長期維持低位，這對于尚處“幼稚”的行業來說，是一種致命的打擊。進入21世紀后，中國正式加入WTO，大幅下調進口關稅，對外貿易總量迅速攀升。受此影響，聚氯乙烯產品進口總量逐步擴大，國內生產廠家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壓力。2003年，國務院關稅稅則委員會決定對聚氯乙烯產品征收反傾銷稅，實施期限自2003年9月29日起5年，稅率區間為6%-84%。從此，聚氯乙烯產業進入貿易政策與產業政策雙重保護階段。
(三)轉變階段：產能過剩與貿易摩擦
受產品價格走高的影響，國內生產廠商開始大幅擴充產能，各地區加速上馬各類生產項目。此外1998年版和2000年版的《產業結構調整指導目錄》中將大型合成樹脂以及乙烯氧氯化法制聚氯乙烯列入鼓勵類項目。2005年版的《產業結構調整指導目錄》將20噸/年及以上的氧氯化法制聚氯乙烯列入鼓勵類。將20萬噸/年一下的氧氯化法制聚氯乙烯和12萬噸/年以下的電石法聚氯乙烯裝置列入限制類。自2003年起到2007年，聚氯乙烯行業產能年均增長率超過20%，其中，2005年產能增長率高達46.4%。到2006年年底，國內聚氯乙烯產能已高達1158萬噸之多，電石法所占比例上升到70%以上，而乙烯法所占比例下降到30%以下。在高額利潤的驅使下，相應企業失去了對產業發展的長遠規劃，對其他企業和總量信息了解不足，導致固定投資出現“潮涌”現象。各地區企業選擇盲目擴張，出現了一批技術差、規模小、環保不達標的廠商，這便為后期的產能過剩埋下隱患。到2006年年底，國內聚氯乙烯市場風云突變，價格急轉下調。當政策制定者意識到行業高速發展形成產能過剩之時，聚氯乙烯行業已經出現嚴重的產能過剩危機，并選擇將過剩產能轉移到國外。2004年以前，中國每年出口的聚氯乙烯產品總量低于3萬噸，占比當年產量不到1%。2004年起，聚氯乙烯出口出現飛躍式增長，2005年，出口數量僅有11.86萬噸，到2007年，便躍升至71.04萬噸，增長幅度高達498.9%。然而，出口數量激增的背后，不是世界市場需求大幅增長，而是廠商為緩解企業的過剩產能，出口他國，便造成了貿易摩擦。從2006年起我國出口的聚氯乙烯產品遭受多國的反傾銷調查。調查情況如表1。
二、聚氯乙烯行業發展過程中涌現出的問題
(一)行業周期換擋過快
1998年國家出臺《當前國家重點鼓勵發展的產業、產品和技術目錄》，聚氯乙烯行業迎來高速發展的春天，在國內產量供不應求、急需進口的情況下，國內氯堿企業分分上馬聚氯乙烯建設項目。2002年，我國企業對外提出反傾銷訴訟，終裁認定來自日本、韓國、美國、中國臺灣等地區的聚氯乙烯產品存在傾銷。2003年起，聚氯乙烯產品大幅漲價，行業存在巨大利潤空間，各地投資分分上馬，新建、擴建大批項目。產能增長率長期維持20%以上高位，產量從2001年的308.8萬噸躍升至2007年的971.7萬噸，漲幅高達214.6%。在高亢的投資熱潮背后，是逐年遞減的產能利用率。數據顯示，從2003年起，產能利用率逐漸下降，到2008年僅有56%，距2003年的82%利用率減少26%。在《產業結構調整指導目錄》指引下，我國中西部地區將氯堿產業列入招商引資項目，以改善地方經濟，創造稅收。單純的產能擴張和簡單的運營模式復制，使行業在高速發展之后，面臨同質化產品競爭加劇、低端產品占比過大、產能結構性過剩等一系列問題。從國際上對產能過剩的判定標準來看，低于80%的產能利用率即可歸類為產能過剩，而我國聚氯乙烯產業從2006年起，常年低于70%，2012年，行業平均開工率僅有56%，市場價格觸及企業平均生產成本，部分企業選擇完全停產。至此，產業面貌已經從21世紀初的弱勢狀態轉入激化競爭的態勢，而這種轉變僅僅3年便完全實現。
(二)產業政策削弱貿易政策的保護力度
貿易政策中的反傾銷行為，是進口國政府本著保護本國產業安全為宗旨，對他國實施的有損或威脅本國產業的行為的反制，其目的是救濟本土產業免遭外部沖擊。然而，在對外征收反傾銷稅的同時，作為產業政策的《外商投資指導目錄》，將聚氯乙烯生產加工納入鼓勵類項目，這無疑給原本已被限制的企業換了一種身份再次進入本國市場。2002年，被征收10%反傾銷稅的臺灣塑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在寧波成立臺塑工業(寧波)有限公司。2003 年，被征12%反傾銷稅的臺灣華夏海灣股份有限公司率先在我國寧波動工建設聚氯乙烯裝置，年產超 30 萬噸， 2005年，被征6%反傾銷稅的韓國 LG 化學公司在天津開展聚氯乙烯原料合資項目，總投資3億美元。2006年底，日本東曹在廣東建設年產22萬噸的聚氯乙烯生產項目。三大涉案方中國臺灣、日本、韓國等，憑借有利的技術和資金優勢不斷加大對國內涉案產業的投資力度，一方面將原本通過貨物貿易形式出口到中國的聚氯乙烯產品直接在中國生產，繞開了高成本、程序繁瑣的反傾銷調查。另一方面利用我國廉價的勞動成本，給加工貿易帶來了極大的利潤空間。外資引進在提高聚氯乙烯產能、促進產業發展的同時，也形成技術和市場方面的壟斷勢力，迫使國內企業迎接價格和產品質量兩個維度的競爭，從而削弱反傾銷對聚氯乙烯的保護效果，再次導致生產技術和規模不具競爭優勢的本國聚氯乙烯企業陷入被動局面。
(三)產業結構分散，低效產能占比過高
數據顯示，2006年我國山東、山西、內蒙古等26個省區共建有92家聚氯乙烯生產廠，其中10萬至20萬噸及20萬噸以上產能占比分別為32%、35%。生產規模偏小，低水平重復建設問題嚴重，競爭力低下。國內總產能超過1000萬噸，但是產能超過30萬噸的企業屈指可數。該年度我國聚氯乙烯實際產量為864.1萬噸，同比增幅高達29.3%。其中，采用乙烯法生產工藝的產量為239.76萬噸，占總產量的27.7%;電石法原料路線的產量為624.3萬噸，占比為72.3%。2006年新增的157萬噸聚氯乙烯產量中，采用電石法工藝生產的產品占比高達95%，共計150萬噸。反觀全球，約90%以上的聚氯乙烯已采用乙烯法工藝。電石法生產聚氯乙烯不僅帶來嚴重的環境污染、巨大的能源消耗，還因電石法聚氯乙烯質量較低，不能用于生產高檔型材原料，只能用于中低檔型材和管材等制品原料，約束了行業擴展的空間。政策支持聚氯乙烯產業發展，卻忽視產業發展方向的引導，使得產業結構處于低端鎖定，電石法生產設備占比高達65%，而具有長遠發展價值的乙烯法企業僅有不到35%的領地。因電石法的過度擴張，市場出現價格大幅走低的現象，此外國際油價不斷高漲，不具備規模優勢的企業出現嚴重虧損，有能力投產乙烯法的企業僅剩下行業內的龍頭企業。
三、建議與對策
(一)政策制定需要各部門共同協商
中國的貿易政策與產業政策由商務部和發改委各自制定，制定標準與目標均存在異同，產業政策主要依據當下國家宏觀經濟環境，有針對的引導產業發展方向，推動產業結構升級。而貿易政策主要表現為對外貿活動制定管理的方針和原則。從聚氯乙烯產業發展路徑來看，作為反傾銷的貿易政策疊加了鼓勵行業發展的產業政策之后，對行業形成了雙重呵護，這直接誘發企業投資“潮涌”現象。從這一現象著手，本文認為，作為后繼出現的政策措施應充分考慮已有的政策影響，要科學度量政策影響力度，避免片面決策引起不良后果。如在考慮他國傾銷行為造成低價侵害之外，還應考慮本國企業一旦得到保護可能出現非理性投資行為。因此，在正式確立反傾銷稅率之前，應與產業政策的制定者共同商討市場主體可能形成的投資預期，應設置一個既有效減少傾銷損害，又不至于為國內廠商提供過高的利潤空間的保護稅率。
(二)政策實施階段要動態考察產業發展路徑
行業景氣度的轉變不是一蹴而就的，行業生命周期的轉變有其演變的規律。以聚氯乙烯為例，在2003年對外征收反傾銷稅起，行業的擴張便如火如荼，每年的產能擴張率超過需求增長率。當一個行業產能有超過市場需求的傾向時，保護性政策便需要及時調整，避免企業不受限制的擴張行為。如果說產業政策與貿易政策各自根本性目的是增強產業競爭力，推動經濟可持續發展的話，那么，受扶持的產業在出現經營性競爭激化的局面后，便不能繼續放任產業無序的擴張。國際上以產能利用率是否低于80%為界，判定產業是否存在產能過剩。結合我國國情，本文認為當某行業在基于政策保護后出現供給層面的單方面擴張情形，在產能利用率接近或低于80%這一界限時，就需要留心今后可能的惡化趨勢。實際情形顯示，多數行業在出現產能利用率下降的趨勢初期都未引起政策層面的足夠關注，當出現行業危機時才出臺各類準入規范，這種事后補救行為無益于中長期的穩定發展。因此，作為宏觀管控的政府部門，需要及時留意行業投資熱度，適當降溫才是行業穩定發展的長遠之策。
(三)企業決策需要更多理性
從企業角度看問題，就不難理解造成產能過剩的原因。企業決策者在嗅到行業存在利潤空間的時候，會立馬做出投資決策。當市場中的每一位決策者都感受到行業的春天到來之時，便會快馬加鞭，加速行業演變的進度。這背后是因為作為企業決策者缺乏對行業整體投資情形的準確判斷，對未來收益情況的過高預期導致每位企業主很難放棄觸手可得市場利潤。以聚氯乙烯為例，早在對外反傾銷之前，國家便出臺多項產業政策支持聚氯乙烯發展，就這一時期來看，行業的發展明顯處于一種按部就班的節奏，因為此時市場受制于國外更低的價格競爭。市場中僅有部分有長遠規劃的企業在此時擴建生產，但當更大政策利好來臨時，市場價格迅速走高，原本沒有擴建計劃的企業看到未來巨額的利潤回報，大舉投資辦廠，有序的供給格局被打破，結局是數年之后，部分工廠幾乎處于停工狀態，高額的停工成本加劇企業的破產。因此作為企業的決策者，在做投資之前更應當保持充分的理性，要對市場需求能力做出準確的判斷。及時觀察市場格局的變化，留意產品價格波動背后的經濟原因，充分調研產業內市場結構，避開錯開密集投資的高發期。在選擇投資項目時，應避開市場單一，同質化嚴重的品種，將視線轉向差異化、有特定需求市場的細分領域。此外，對于以犧牲環境換取利潤的行為要及時制止，只有將心思放在主營業務的創新上，才能在市場的巨浪中波瀾不驚。
(四)化解產能過剩問題亟待合理的對策
各行業出現產能過剩情形時往往會表現出一定的共性，如低效產能占比過量，落后產能得不到淘汰。以聚氯乙烯行業為例，2006年，產能超過20噸/年的企業的總生產能力占比行業總體生產能力僅為35%。而國際前五的生產企業年產能超過100萬噸，相比之下，我國的聚氯乙烯企業生產規模過小，產能集中度過低，這正是聚氯乙烯行業所面臨的棘手的問題。因此，如何淘汰落后產能，如何擴大企業生產經營規模成為解決產能過剩問題的突出重點。本文作者認為，若能夠建立有效的激勵機制，將化解產能過剩問題的完成情況納入地方政府的政績考核，或者是將各地區企業能耗、排污等情況納入政府考核環節，那么地方政府會表現出極高的熱情來化解低效落后的產能。此外，我們還可以借鑒日本的產業發展經驗，如在聚氯乙烯行業協會中設立“企業退出補償基金”，由行業內部會員企業集體出資對退出企業進行補償，以改善企業所面臨的短期壓力，從而有效增強企業主解決落后產能問題的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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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勢與政策有關論文范文第4篇
[關鍵詞]高校形勢與政策教育;創新;思想政治教育
[文獻標識碼] A
形勢與政策教育是高校學生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內容，也是思想政治理論課的重要組成部分，在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中擔負著重要使命。有效地開展形勢與政策教育，對于培養大學生客觀、科學地看待社會發展、正確理解黨和國家的路線、方針、政策的能力和素質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面對新世紀新階段的新情況和新問題，高校形勢與政策教育教學還存在一些亟待加強的地方，創新高校形勢與政策教育是貫徹落實中央16號文件，不斷推進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提高人才培養質量的迫切需要。
一、充分認識形勢與政策教育在大學生思想政治工作中的重要作用
中央16號文件指出：“形勢政策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內容和途徑。學校要緊密結合國際國內形勢變化和學生關注的熱點、難點問題，制定形勢政策教育教學計劃，認真組織實施。”2004年底，中共中央宣傳部、教育部下發的《關于進一步加強高等學校學生形勢與政策教育的通知》又明確指出：“形勢與政策教育是高校學生思想政治理論課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每個學生的必修課，在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中擔負著重要使命，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這些都表明，在新的形勢下，黨和國家把高校形勢與政策教育提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
但是，目前一些高校對形勢與政策教育的重要性認識還不夠深入。主要表現在一些高校負責同志對大學生形勢與政策教育在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中的重要地位認識還比較膚淺，對形勢與政策教育在培養合格社會主義建設者和可靠接班人的重要作用方面的認識還停留在一個比較低的層面。因此導致一些高校形勢與政策教育授課教師受到輕視、學生對“形勢與政策”課消極對待等現象產生，有些高校沒有做到在各層次和各科類普遍開設，本科層次形勢與政策教育開設情況還比較規范，其他層次開設情況較差;文科類專業開設情況尚可，理工農醫類開設情況較差。一些高校在教學計劃中并沒有將形勢與政策教育作為公共必修課，形勢與政策教育教學比較隨意，“形勢與政策”課的教學投入、師資隊伍建設、圖書資料建設、課時安排等都得不到有效保證，有些高校形勢與政策教育沒有納入考核或考核流于形式，一些高校沒有將形勢與政策教育納入教學管理體系。
要貫徹落實黨和國家關于高校形勢與政策教育的要求，解決當前高校形勢與政策教育的困境，推進形勢與政策教育的創新，這要求我們必須從思想上提高認識。就當前高校形勢與政策教育的情況而言，最需要的是高校的負責同志要從思想上與中央精神保持高度一致，從培養社會主義合格建設者和可靠接班人的高度來重視大學生形勢與政策教育，迫切需要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關于形勢與政策教育的規章制度，做到目標明確，職責分明，有章可循。對形勢與政策教育的主管領導、主管部門和所需資料、場地、設備及形勢與政策教育的組織管理方案等，都要用文件落實下來，形成形勢與政策教育的強大合力。高校應該樹立形勢與政策教育的全局觀念，理順管理體制，明確各部門的責任和分工?？傊?，要充分認識到，在新世紀新階段，進一步加強和改進高校學生形勢與政策教育，是堅持和鞏固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指導地位的迫切需要，是促進大學生全面發展和健康成長，培養造就千千萬萬具有高尚思想品質和良好道德修養、掌握現代化建設所需要的豐富知識和扎實本領的優秀人才的迫切需要。
二、結合大學生思想實際，創新形勢與政策教育內容
形勢與政策教育的內容既要符合教學大綱的要求，又要滿足學生思想發展的實踐需要，這就需要我們根據形勢與政策教育內容的特點，不斷創新形勢與政策教育的內容，拓寬口徑，增加內容，做到教學內容與時俱進。形勢與政策教育內容具有這樣一些鮮明的特點：一是具有知識性。形勢與政策教育的內容是國際國內形勢與政策，每一項形勢與政策都是一個知識體系;二是具有思想性。形勢與政策教育的內容在于引導學生認識形勢，了解國情，增強社會責任感和執行國家政策的自覺性，達到提高學生思想道德教育的目的;三是具有動態性。形勢與政策教育的內容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處于一個動態的發展變化過程，形勢與政策教育內容要根據國際形勢的發展變化和國家政策的變化進行調整;四是具有實踐性。形勢與政策教育的內容可以在社會實踐中得到感性和理性的認識，學生可以在現實生活中對教育內容進行檢驗。形勢與政策教育內容的這些特點告訴我們，形勢與政策教育不是簡單地系統傳授馬克思主義理論，它的內容涉及到思想政治、馬克思主義理論和國際關系等各個方面，這要求我們必須緊密結合學生思想實際，對形勢與政策教育的內容進行創新。
形勢與政策教育內容主要包括形勢與政策基本理論和基礎知識教育、重大時事教育、國內外形勢教育、社會熱點問題剖析等。自1987年教育部決定在普通高校思想品德教育課程中設置“形勢與政策”必修課以來，全國高校普遍將形勢與政策教育列入教學計劃，開設了“形勢與政策”課程教學及其研究工作。教育部社政司每年定期印發形勢與政策教育教學要點，這實際上起到了與教學大綱類似的作用，對形勢與政策學起到了重要的規范作用。但由于形勢與政策教育內容時效性非常強，沒有也不可能有較穩定的、具體的教學大綱和教材，因此，如何把握教學內容，解決“教什么”的問題，就成為形勢與政策教育創新的一大難題。根據我們多年的教育實踐經驗，創新形勢與政策教育首先是盡量依照教育部社政司每年印發的“教學要點”要求安排教學內容，同時密切結合當前國內國際形勢的新變化，力求做到穩定性與靈活性相結合，重點選擇近期發生的、學生普遍關注和感興趣的重大政治、經濟問題，同時將馬克思主義的形勢發展觀，即科學、具體分析認識形勢的立場、觀點和方法滲透到教學內容中去。其次，要根據形勢發展的需要決定教育教學內容。不同層次、不同專業的學生思想實際會有很大的差別，但往往又有內在的必然聯系，處于動態的發展過程之中;同時，國際國內形勢風云變幻，黨和國家的方針、政策也在不斷推出和調整，這些都決定了形勢與政策教育內容必須始終處于一個不斷變化、不斷更新的動態過程中，始終保持與時俱進的狀態。第三是要緊密結合學生的思想實際，圍繞學生關注的熱點、難點問題確定形勢與政策教育的重點，做到教育教學有的放矢。力求通過與學生共同探討，使學生學會自覺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來分析、認識國內外形
勢發展變化的基本規律和趨勢，認清問題產生的背景、實質及其發展的方向、利弊等，從而采取正確的應對方法。最后是形勢與政策教育內容要與本校實際結合起來。在以教育部社政司下發的教學要點為主要依據的前提下，要結合地方和學校的實際組織力量收集、整理和編印符合本地實際的教學輔導材料?？傊?，創新形勢與政策教育的內容，關鍵是要抓住學生最關心、要求最迫切、反映最強烈的問題，尋找到學生思想需求與教學內容的結合點，才能使形勢與政策教育的內容更加具有針對性。
三、創新形勢與政策教育的有效途徑，增強教育的實效性
中共中央宣傳部、教育部下發的《關于進一步加強高等學校學生形勢與政策教育的通知》強調：“要積極探索新形勢下開展形勢與政策教育的新方式和新途徑。要根據教學的需要和學生的特點，采取靈活多樣的教學方式。要努力做到系統講授與形勢講解、專題講座相結合，請進來與走出去相結合，課堂教學與課外討論、交流相結合，正面教育與學生自我教育相結合。”創新形勢與政策教育的有效途徑，是增強教育實效性的必然要求。
1.要抓好形勢與政策教育的“主課堂”。“形勢與政策”課堂教學是高校形勢與政策教育的主課堂。每次授課的選題都要精心安排，要把那些近期對社會政治、經濟有重大影響、學生普遍關注的問題作為課堂教學的重要內容。要加強對教學要點和教學內容的理解和把握，以增強教學的科學性;要深入了解當代青年學生的人生經歷和思想實際，以增強教學的針對性;要全面了解學生關注的社會熱點以及疑難問題，以增強教學的實效性。要把馬克思主義的形勢觀和政策觀滲透到教學內容之中。主課堂要著力于調動學生的學習主動性，要全力發揮學生介入課堂教學的積極性。
2.搞活形勢與政策教育“第二課堂”。校園文化活動在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發揮著重要作用，也是形勢與政策教育的有效載體，它是彌補形勢與政策教育課堂教學課時不足、手段單一，實現多模式教學的“第二課堂”。高校要結合實際，建立學生形勢報告會制度。每年春、秋兩季學期開學后或在國內外發生重大事件時，組織大型形勢報告會，請各級黨政領導或高校黨委負責同志為學生作報告，使學生更直接地了解改革開放和經濟社會發展的新成就新變化。要聘請一批理論水平高、形勢與政策感敏銳的教師組成形勢與政策教育巡回報告團，圍繞學生關注的一個或幾個熱點難點問題在學生中進行巡回演講。學校要抓住重大節日、紀念日、重大事件發生的時機，挖掘教育資源，通過座談會、研討會等方式，廣泛開展宣傳教育活動，切實增進教育效果。要積極發揮校園新聞媒體的作用。校報、校園電視臺和廣播臺等校園媒體要對近期國內外政治、經濟、社會活動進行報道，讓學生多方位了解國內外形勢與政策的近況。
3.抓好形勢與政策教育的“大課堂”。社會實踐是形勢與政策教育的“大課堂”。形勢與政策教育本身具有現實性和實踐性的特點，與社會發展實際有密切的關系。形勢與政策教育只有貫徹理論聯系實際的原則，才有吸引力和生命力。要把形勢與政策教育與加強教學實踐、專業實習為主要內容的實踐教學結合起來，使大學生在參與實踐教學的過程中，深刻體會國際國內形勢，把握國家的方針政策;要把形勢與政策教育與學生開展的“三下鄉”活動結合起來，組織大學生圍繞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問題，深入農村、企業、廠礦，開展調查研究，幫助大學生正確認識社會現象，了解形勢與政策在現實生活中的實踐狀況，提高學生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努力把握事物的本質和規律，增強社會責任感;要把形勢與政策教育與開展“紅色之旅”學習參觀結合起來，經常組織學生到革命紀念地，特別是到改革開放前沿和經濟社會發展成效顯著的地方學習參觀，讓他們了解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開放的歷史和成就，增強對形勢與政策的現實認識，增強教育效果，激發他們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責任感。
4.利用好形勢與政策教育的“現代化課堂”。要改變“形勢與政策”課教育傳統形式單一、教學手段落后、教學方法改革滯后的局面，充分利用現代化信息網絡的技術手段、影視音像資料等，在形勢與政策教育中廣泛利用電視教學、多媒體教學、網絡教學等手段，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和積極性，增強教育教學的實效。要利用網絡開設“形勢與政策”專欄，設立專家網絡信箱，定期邀請專家在網絡上與學生開展交流，以更加開放和主動的形式占領現代化教育陣地。
[責任編輯：陳梅云]
形勢與政策有關論文范文第5篇
自20世紀40年代末臺灣與大陸隔絕以來，在兩岸分離的政治現實下，雙方對許多問題的看法都有各自的立場。但由于共同的民族認同、歷史情感等因素，雙方在南海問題上的立場、政策大多是相似的，兩岸實現南海合作有著堅實的基礎。
一、大陸在南海問題上的立場、政策
1、以外交抗議為主要形式的主權宣示
新中國成立伊始，美國對其推行政治孤立、軍事包圍和經濟封鎖的政策。1951年美國和日本簽訂的《舊金山和約》中對華部分的內容上沒有寫明哪個國家繼承日本放棄的權利，也沒有明確規定將南沙群島歸還給中國，這一結果就為南海島礁主權埋下了隱患。這一時期南海問題還沒有真正形成，但周邊國家對南海侵占的欲望已經開始顯現，通過說理、抗議等形式宣示對南海的主權是大陸在這個時期對南海的立場。
第一，抗議菲律賓等國對南海的主權要求。20世紀50年代菲律賓政府和南越政府對中國南海的南沙群島提出不合法的主權要求，使中國的南海主權和海洋權益受到威脅，在大陸當時外交孤立、國力衰弱環境下，大陸在各種場合采取以主權宣示的方式不斷重申對南海的主權。1956年5月29日，菲律賓外長加西亞稱南海包括太平島和南威島在內的一群島嶼屬于菲律賓，對此大陸嚴正聲明：“南中國海上的太平島和南威島，以及它們附近的一些小島……向來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中華人民共和國對這些島嶼具有無可爭辯的合法主權。”
第二，抗議外國條約否認中國南海主權。美國和日本簽訂的《舊金山和約》中規定日本政府放棄對南威島和西沙群島的一切權利，但沒有標明將南海中南威島和西沙群島的主權歸還中國，大陸對此發表聲明：“西沙群島和南威島正如整個南沙群島及東沙群島、中沙群島一樣，向為中國領土，……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南威島和西沙群島之不可侵犯的主權，不論美英對日和約草案有無規定及如何規定，均不受任何影響。”中華人民共和國堅決主張若沒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參加對日和約的簽訂，無論條約內容如何，中華人民共和國都認為條約是無效的。
第三，抗議別國對南海的侵略行徑。20世紀50年代，美國基于其對華封鎖和打壓的戰略考慮肆意侵入中國南海，無視中國的南海主權并任意在南海自由航行，試圖把南海海域變成事實上的國際公海。另外，美國政府規定在南海的美國軍艦上的飛機如果受到中國大陸的攻擊，美軍戰機可以采取反擊，追蹤中國大陸飛機進入中國大陸的領海、領空。1954年美國艦載機群侵犯中國海南島上空及附近海域，并對駛往中國港口的兩艘波蘭商船和中國護航艦進行攻擊，同時，美國宣稱其第七艦隊負有保衛南中國海安全的責任。中國政府通過外交途徑嚴正抗議美國對中國南海主權的侵犯，重申中國對南海享有全部主權。
大陸在這一時期對南海采取外交抗議為主要形式的主權宣示主要是基于下列原因：一是新中國建立初始的20年，內外政治、經濟環境并不樂觀，外部面臨資本主義國家的封鎖與孤立，內部還經歷著“大躍進”和“文革”，因而沒有過多的精力關注南海。二是大陸當時的戰略重心不在南海地區。20世紀50年代至60年代大陸由于陸上安全受到嚴重威脅，在北方、東北方、西南、東南邊境都面臨著嚴峻的安全問題，因此，大陸重點關注的地區是臺灣海峽、朝鮮半島、印支半島等，并沒有優先考慮收復南海被占島礁的事宜。三是這時期大陸海軍力量薄弱，沒有對南海所有群島實施有效控制，由于大陸海軍軍力輻射面的局限性，其在整個南海地區只進駐了西沙群島中的宣德群島。
2、以科考、設行政區方式宣示主權并進行有限自衛
20世紀70年代起，隨著海洋科技的發展和進步，在人們對海洋的認識不斷加深的基礎上，海洋的重要性被各個國家發現和重視。一方面，海洋富含的生物資源是人類的食品來源，海洋儲藏的各類能源為人類提供發展的動力。另一方面，海洋給沿海國家提供了巨大的生存空間，是沿海國家進行國土防御的自然屏障，海岸和伸向大海的島嶼能夠駐屯兵力從而擴大防御縱深，也是國際經濟、貿易、軍事活動的重要通道。海洋價值的發現使各國競相爭取其海洋權益，同時這一時期《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的訂立，使得各國間圍繞海洋利益的斗爭更加激烈。因而，爭奪南海島嶼、開發南海資源成了南海周邊國家斗爭的焦點，南海問題在這一時期得以形成。
20世紀50年代后期，南越屢屢侵占西沙群島的部分島嶼，對南海諸島懷有強烈的領土野心。1973年9月，南越非法宣布將南沙群島的南威島、太平島等島嶼劃入其版圖。1974年1月，中國大陸發表聲明，譴責南越肆意侵犯中國領土主權，中國政府決不容許。然而，南越不顧中國政府的嚴正警告，竟然出兵挑釁當時中國從事捕魚生產的漁輪，并炮擊中國駐扎的島嶼。面對南越的侵略行徑，中國人民解放軍海軍與陸軍分隊、民兵協同，對入侵西沙群島的南越軍隊進行反擊作戰，戰爭以中國人民解放軍完勝告終，此后中國牢牢控制了西沙群島。
以西沙保衛戰為標志至冷戰結束之前的時期里，大陸由單純的主權宣示發展為主權宣示與有限自衛并存的政策立場，采取的相關措施主要有：第一，采取有限自衛。除了1974年的西沙保衛戰，大陸在南海問題上的有限自衛還表現在1988年的“3·14”沖突事件中。1988年初，大陸根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決議，在南沙群島的永暑礁建立海平面觀測站，同時進駐赤瓜礁等島礁。然而，1988年3月14日，越南競公然指責中國并擅自登礁攻擊正在赤瓜礁作業的中國人員和船只，中方被迫自衛反擊，中越雙方發生短暫沖突。大陸在這次沖突中進行的是非常有限的自衛反擊，沒有收復被越南占領的島礁，只是對幾個島礁維持了既有控制。
第二，以多種方式進行主權宣示。主要是采取設立行政區和科學考察等方式宣示大陸對南海的主權。1984年大陸決定設立海南行政區統一管轄海南島及南海島礁和周邊海域，1988年4月正式建立的海南省成為唯一授權管轄海域的省份。建立海南行政區并立即建省是大陸加強管轄南海的有力措施。此外，1977年中國科學院南海海洋研究所成功考察了中沙群島、西沙群島以南和南沙群島以北的海域，這次考察不僅為大陸海洋科學事業的發展做出貢獻，而且向南海周邊國家宣示了南海是中國的領土，別國不得侵犯。值得注意的是，大陸將綜合考察南海列入第七個五年計劃的重大科技項目，這顯示出大陸對南海的重視已經提升到戰略層面。
3、加強立法管轄使中國對南海的主權權力法律化
20世紀90年代，冷戰結束使得整個國際形勢包括南海形勢發生很大變化。隨著冷戰的結束，南海地區作為美蘇對抗前哨的地位下降，美蘇軍力的撤出給這一地區留下很大的權力真空，南海周邊各國競相在南海占得一席之地。因此，冷戰后南海周邊各國侵占南海島礁的行為更加活躍，南海爭端也呈現出白熱化發展趨勢，大陸原先單純的主權宣示與科學考察并不能有效應對這一情勢，大陸必須改變處理南海問題的策略以應對新形勢下的南海爭端。
20世紀90年代大陸的南海政策主要是通過海洋立法以使大陸對南海主權的權力法律化，并在這個階段確定了“擱置爭議，共同開發”的政策，表現在以下方面：第一，正式確立“擱置爭議，共同開發”政策。隨著和平逐漸成為世界潮流，大陸由于改革開放和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基本國策使其必須擁有一個和平的外部環境，同時，大陸奉行和平外交政策，這與南海問題的多極發展以及區外國家介入制衡南海的格局一起降低了大陸使用武力的可能性。因此，“擱置爭議，共同開發”成為既能維護主權又能和平解決爭端的好辦法。對于南海爭端，鄧小平在1984年說：“南沙群島……將來怎么辦？一個辦法是我們使用武力統統把這些島收回來；一個辦法是把主權問題擱置起來，共同開發，這就可以消除多年積累下來的問題。”“擱置爭議，共同開發”的政策立場在大陸領導人于國際場合發表的談話中大體成型。20世紀90年代初，時任總理李鵬在訪問馬來西亞等場合多次提出有關國家可以就存在的分歧進行協商。1992年時任外交部長錢其琛在東盟外長會議上提出“擱置爭議，共同開發”的主張，“愿意在條件成熟時同有關國家談判尋求解決的途徑，條件不成熟時可以暫時擱置，不影響兩國關系。”
第二，加速海洋立法。1958年9月中國大陸發布了關于領海的聲明規定中國的領海寬度為12海里及領?；€的劃定方法，指出這項規定適用于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領土，包括南海的幾個群島。但隨著1982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的通過，該公約的部分條款給相互之間不到400海里的沿海國家帶來了矛盾，也給一些國家為其侵占他國海域進行辯解提供了法理支撐。因此，大陸有必要加速海洋立法應對南海爭端的新變化，1992年大陸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領海及毗連區法》規定中國海域毗連區的寬度為12海里，中華人民共和國對領海的主權及于領海上空、領海的海床及底土，有權在毗連區內行使管制權。1995年批準了《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并宣布享有200海里專屬經濟區和大陸架的主權權力，緊接著1996年，宣布了西沙群島的領?；€等領?；€，將中國大陸實際控制的西沙群島的主權權力法律化。之后，于1998年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專屬經濟區和大陸架法》，從而完成了對專屬經濟區的立法。進入21世紀，面對中國海洋環境惡化、島嶼數量減少以及被違法占有的情況，2003年國家海洋局、民政部和總參謀部聯合發布《無居民海島保護與利用管理規定》，開始了海島管理制度建設。在這個基礎上，十一屆人大常務委員會十二次會議于2009年12月26日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海島保護法》，以保護海島生態為目的，規定了對中國海島的保護、開發、建設及有關管理活動所要遵循的原則等方面內容，解決了無居民海島的權屬性質不清的問題，“無居民海島屬于國家所有，國務院代表國家行使無居民海島所有權。”大陸開始從法律上明確對無居民海島的主權，這也是對南海海域諸多無居民島嶼的主權聲明，為大陸在南海爭端中維護自身海洋利益提供了有效的法理支撐。
二、臺灣在南海問題上的立場、政策
1、宣示對南海的“主權”并極力避免軍事沖突
1949年后，臺灣南海政策歷經了復雜多變的過程。20世紀50年代至60年代，臺灣堅守“一個中國”原則，對南海問題的立場比較強硬，主張“中華民國”對南海的領土“主權”。臺灣海軍自1956年起駐守南沙群島中的太平島，這一行動成為臺灣維護其對南海“主權”的象征。1956年，臺灣“內政部”嚴正聲明“南沙群島向為我‘中華民國固有領土’之一部，無論就歷史、地理、法理及事實上，均是不容爭議者。”1957年6月，針對菲律賓非法侵入南沙群島，臺灣當局表示強烈抗議，抗議菲律賓企圖移居南沙群島的南子礁。
20世紀70年代，由于臺灣當局被逐出聯合國代表大會，其代表中國“主權”身份的消失，使得臺灣在這一階段在南海問題上的行動趨于保守。臺灣當局雖然多次聲明南沙、西沙為中國領土，比如1974年2月，越南政府發表了對南沙群島擁有主權的聲明，臺灣當局向越南政府提出嚴重抗議，并重申對南沙群島的“主權”。此后，臺灣“外交部”就蘇俄與越南將在南沙群島聯合探勘石油一事也表示了類似立場。但是，對于1974年越南在南沙群島中無人居住的島嶼登陸一事，臺灣當局僅是提出口頭抗議，當時臺灣對越南實行“非戰”政策，所以臺灣當局指令當地報紙等媒體封鎖越南登陸南沙群島的消息，避免由于民眾的抗議而導致“臺越”關系破壞的事情發生。因此，此階段的臺灣在南海問題上，強調“主權”但行動呈現出消極保守的，予點。
臺灣在20世紀80年代一方面加強對南海的管理，把東沙群島和南沙群島列入高雄市行政區，逐步強化對這兩個群島的行政管轄。同時，為確保對南沙群島的主權及開發漁業資源，派員長駐南沙群島進行海域漁業資源開發試驗，并派試驗船分區探測南中國海漁場。另一方面，在軍事上，臺灣堅守不介入沖突的立場。1988年大陸和越南在南海發生武裝沖突之后，臺灣當局發表了一個聲明，主張南沙群島是其固有“疆域”，任何方面意圖侵犯，“國軍”都將誓死保衛，至于大陸和越南的沖突，臺灣絕不介入。臺灣避免介入大陸與其他南海聲索國之間的沖突，以防御來自外界的攻擊。臺灣這一立場嚴格來說是對中越南沙沖突所作的反應，還沒有形成整體的南海政策。
2、加速海洋“立法”，反對南海問題國際化
20世紀90年代，臺灣的海洋視野開始展現，通過組建具體的南海管理小組和海洋“立法”，臺灣南海政策體系逐漸清晰。1992年8月5日，臺灣“行政院”計劃設置“南海小組”，目的在于“維護我國南海諸島、南海水域之權益及和平開發、管理”。次年，臺灣“行政院”公布“南海政策綱領”，該綱領前言明確指出，“南海歷史性水域界線內之海域為‘我國’管轄之海域，‘我國’擁有一切權益。‘我國政府’，愿在和平理性的基礎上，及維護‘我國主權’原則下，開發此一海域，并愿依國際法及聯合國憲章和平解決爭端。”在此原則指導下，這一時期臺灣當局的南海政策有五大目標：堅定維護南海“主權”；加強南海開發管理；積極促進南海合作；和平處理南海爭端；維護南海生態環境。同年5月，臺灣“行政院”制定了“南海政策綱領實施綱要分辦表”，交由各相關單位實施辦理該“綱要”，這一措施體現了臺灣當局對維護南海“主權”的積極態度。
與此同時，臺灣的一些政要在不同場合積極表述臺灣的南海政策，臺灣當局針對別國發表的關于南海的言論，也多次發布南海政策聲明。比如，1995年5月，針對美國國務院發表的南海政策聲明，臺灣“外交部”及時發布了聲明，聲明強調：“對于南沙群島問題，在牽涉‘我國’歷史性水域‘主權’方面，‘我國’堅持‘主權’之立場絕不改變；對區域內以和平方式解決爭端之作法表示支持；對任何足以引發新爭端之挑釁行為表示反對；目前‘擱置主權爭議、共同開發資源’之觀點，已在各南海周邊國家漸獲共識，‘我政府’對此表示支持；我將繼續積極參加‘南海潛在沖突管理研討會’之相關國際會議，并與南海周邊國家充分合作，避免引發潛在沖突。”此外，1995年2月，因南沙群島美濟礁主權問題沖突，南海緊張情勢大為升高，臺灣“外交部”除了對外宣示南沙群島“主權屬我”的立場外，“內政部”還于3月派遣巡護船前往南沙群島宣示“主權”。1995年6月，臺灣當局批準成立“內政部南海突發事件緊急處理小組”；1997年12月通過了“專屬經濟海域與大陸礁層法”；1998年1月通過了“領海及鄰接區法”；2001年3月，為應對激烈的南海爭端，制定了第一部“海洋政策白皮書”，建議“應以海軍的力量維護國家海洋權益；但為了促進區域整體經濟的發展，在不涉及主權的爭議下，積極與周邊各國就共同開發的議題，協商合作與控制沖突的機制，以創造西太平洋地區和平、安全與繁榮的環境。”這些都明確顯示了臺灣當局對南海問題的立場。
最重要的是，這一時期臺灣當局明確反對南海問題國際化。在1991年“南海會議”中，印尼代表反復提議邀請日本、美國等使用南海水道的國家參加類似南海會議，新加坡代表也認為應可引進日本資金成立南海共同開發機構，對此，“臺灣代表”鄭文華則表示不同看法：“有資格談南海問題的應是與此區域有直接或間接關系的國家，……區域的問題本就應該縮小糾紛范圍，尤其是領土主權有爭執的區域，最好由雙邊國家商談解決，國際合作固然可以尋求合作伙伴，但并不等于一定要邀區域外國家來參加南海會議。”在1993年參與第4屆“南海會議”時，印尼外交部長又多次主張南海問題的國際化發展，“臺灣代表”對此予以反駁，臺灣“反對南海問題‘國際化’的立場不變，對于現階段任何有關南海問題的解決模式，‘我國’的態度都是，先擱置主權問題，只討論共同開發的可能性。”
臺灣在南海問題上開始主張“共同開發”，即在暫時擱置“主權”爭議的情況下，采取和平方式解決南海爭端，共同開發南海，邀請有關國家共同集資，成立國際開發公司。1995年4月，在南海主權爭議日益尖銳之際，臺灣地區領導人首次對此一議題提出具體解決方案，主張臺灣“支持以和平方式解決爭端，在此基礎上，可以邀集有關國家共同集資，籌設國際開發公司開發此一區域內的資源，而盈余所得則可提供各國作為基礎建設基金之用。”1999年6月，臺灣“行政院南海小組”決定開放獎勵民間企業興建東沙島及南沙太平島碼頭，發展觀光旅游等事業。但臺灣當局在主張共同開發的過程中并沒有放棄對南海的“主權”要求，不斷重申“中華民國”擁有南海“主權”。
3、注重南海資源分配方面的參與權，“主權”立場消極
民進黨在其“2000年政策綱領”中提出民進黨關于“國家安全”的主張，強調多邊多元的區域安全合作。民進黨認為，臺灣是維系亞太地區安全、西太平洋航道暢通不可或缺的力量；同時宣揚“共同安全”的理念，認為“亞太國家對于避免戰爭都有共同的責任，每個國家的安全都是相互依賴的，我們應以合作取代對抗，限制軍備替代無止境的軍備競賽。”民進黨妄圖說服亞太國家以盡快爭取臺灣加人各種區域組織，并推動加入聯合國及其外圍組織。因此，民進黨在南海問題上主張“臺灣應該呼吁南海周邊國家摒棄本位主義，尋求多邊合作模式，整合相關國家的人才、資金、技術尋求效益”。
民進黨按照這一政策綱領，在其上臺執政以后，在南海“主權”抗爭上始終持消極態度。民進黨并沒有主張“‘中華民國’對南海的‘主權”’，而是一切以“臺獨”為中心進行活動，試圖以“臺灣”名義來主張對南海的“主權”，南海爭端只是促成“臺獨”的一個平臺，民進黨參與南海多邊國際協商的要求，也是尋求提升臺灣的國際地位。2004年4月越南聲稱臺灣在南沙群島構筑工程侵犯了越南的“主權”，對此，臺灣當局解釋道，“此行動是運送施工材料赴中洲礁建構和平用途的簡易工程，……全無軍事目的，……并盼與其他南海諸島主權聲索國暫時擱置爭議，以和平談判方式解決區域內爭端，包括透過對話或協商解決紛爭、以聯合集資方式合力開發南海資源，以便達成以共同經濟利益取代軍事競爭，有效化解南海緊張情勢的最終目標。”～2008年2月2日，臺灣地區領導人陳水扁登上太平島，提出“以環境保護取代主權爭議，以生態存續代替資源掠奪”@等四點內容的“南沙倡議”，號召南海周邊各國共同參與制訂以早日實現南海的安全與穩定，定期開放并邀請國際生態學者及環保團體至東沙環礁、太平島及中洲礁進行研究與考察，陳水扁此行完全沒有提到“中華民國”，在“主權”問題上，特別指出臺灣是南沙“主權爭議國”之一，企圖將“臺灣是主權獨立國家”的論述，推上南海問題的國際舞臺。陳水扁當局對于南海周邊國家侵占南海諸島的行為很少表態反對，強調南海資源的保護多于維護“主權”。
4、強調“中華民國”對南海的“主權”，主張共同開發
馬英九2008年在臺灣執政以來，臺灣南海政策的總體態度變得積極起來，一方面，馬英九當局不斷重申“中華民國”對南海的“主權”與共同開發的立場，對菲律賓、馬來西亞等國侵犯南海的具體事件也都提出嚴重抗議。在2008年2月19日“大選”之前，馬英九提出跳脫大陸思維、改以“海洋國家”為中心的“藍色革命、海洋興國”的海洋政策，并進一步成立“海洋部”，統籌相關海洋事務，同時重申臺灣對南海的傳統漁場的“主權”和權益。馬英九以“海洋興國”為目標具體包括“藍海戰略”、“設置專責機構”、“海洋產業”等8項，其中“藍海戰略”是指“發展海洋戰略，走出冷戰鎖國思維，邁向海洋”、“開放南海、共同開發、促進亞太區域安定。”82008年8月，馬來西亞副首相納吉赴南沙群島拉央拉央島，宣示馬來西亞對該島擁有“主權”，臺灣“外交部”對此表示，拉央拉央島“不論就歷史、地理或國際法而言，屬于‘中華民國’水域，呼吁相鄰南海各島礁之國家，依據聯合國憲章、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及‘南海各方行為宣言’……之原則與精神，擱置主權爭議，共同開發資源。”
另外，他還重申了對南海“固有領域”和傳統漁場的“主權”和權益，認為沒有“主權”就沒有漁權，但是愿意透過談判協商共同開發分享南海資源。2010年7月，臺灣“內政部長”江宜樺于東沙島設立門牌以宣示“主權”，“不論南海周遭其他國家或地區如何宣稱或占領相關海域及群島，我們一概不承認。”2008年12月，臺灣“中油公司”與大陸的中國海洋石油總公司簽訂全面合作意愿書，為兩岸石化產業合作揭開新局。馬英九上臺后推行“活路外交”政策，因而對于南海問題的看法和處理更加務實，在主張“主權”前提下，與南海周邊國家或地區擱置爭議共同開發南海以分享資源。
三、海峽兩岸南海政策的相似之處
海峽兩岸由于各自發展歷史的不同，各自所處的地理位置的差異，致使它們的南海政策體現各自的階段性特點，但兩岸南海政策在內容上有著諸多相似之處。主要體現在：
1、海峽兩岸都主張中國擁有對南海的主權
海峽兩岸共同主張中國對南海傳統疆線內所圍繞的水域擁有主權，雙方均認為無論從法理上還是歷史上，南海的主權都歸屬于中國。目前，南海島嶼中大陸擁有西沙群島，而臺灣占有東沙群島和南沙群島中的太平島，兩岸都主張對南海的領土主權。歷史上，臺灣兩蔣時期在南海問題上就已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反對制造“兩個中國”，對其他國家侵犯南海主權的行為多次表達了抗議。海峽兩岸共同的主權認知為兩岸在南海問題上的合作奠定了基礎，在“一個中國”的前提下，兩岸應共同強化對南海的主權主張，并暫時放下中國內部的主權之爭，而在對外的主權主張上亦應立場一致，并以充分的默契替代主權的對抗。
2、海峽兩岸對于“共同開發”具有共識
大陸方面一直堅持中國對南海擁有主權，在強調主權在我的基礎上推動南海的共同開發，大陸在20世紀90年代初明確提出了“擱置爭議，共同開發”政策并一直予以堅持，2011年4月25日，溫家寶總理在接受印度尼西亞和馬來西亞記者訪問時依然強調“在南海有領土和海洋權益爭議的國家應該也完全能夠實行共同開發，這樣做不僅有利于南海局勢的和平穩定，而且有利于當事國及各方的利益。”而臺灣方面也堅持這一政策，1991年6月，時任臺灣“內政部長”的吳伯雄在印尼舉行南海研討會之前指出，“在不影響國家主權的前提下，透過國際合作方式，開發資源。”海峽兩岸都主張在擱置南海主權爭議基礎之上，可以與其他國家或地區一起在海底電視、電信航海等具體領域進行合作實行共同開發，而兩岸同為一個中國的組成部分，更應積極推動兩岸南海的合作與開發，使兩岸在南海共同開發中實現互惠雙贏。
3、海峽兩岸都反對南海問題國際化
南海周邊國家和區位大國企圖蠶食中國南海之野心越來越大，面對這一情形，大陸和臺灣都反對將南海問題國際化。大陸反對南海問題國際化的立場始終未變，2010年4月，解放軍副總參謀長在會見越南代表團時闡述了中國在南海問題上的原則立場，“我們反對南海問題國際化，也反對外部勢力的介入。”2010年7月，希拉里公開聲稱中國南海是美國國家利益的一部分，大陸政界對此明確反對將南海問題國際化。臺灣當局一向反對南海問題國際化，認為南海問題一旦國際化，對其控制下的南海利益將有不利的影響，其多次在“南海會議”上申明這一立場。臺灣在1993年第四屆南海會議上，針對印尼外交部長屢次提及南海問題國際化的建議，臺灣代表給予明確反對。
大陸和臺灣在南海問題上具有多處相似的立場，“兩岸在臺灣海峽有緊張對峙，卻未曾在南海有過劍拔弩張。臺海兩岸關系穩定、交流頻繁、對話不斷，在南海問題較容易合作。”當今兩岸關系進入和平發展時期，相似的立場和新的兩岸環境為兩岸南海合作打下基礎。南海問題的加劇需要海峽兩岸在這一問題上攜手合作，只有大陸和臺灣在南海海域內形成“合力”，才能捍衛兩岸中國人共同的民族資產和民族利益。
（作者單位：首都師范大學政法學院）
（責任編輯：潘林峰）
形勢與政策有關論文范文第6篇
[摘要]對外經濟政策選擇的研究在國際政治經濟學框架內取得了重要的進展，已經成為國際政治經濟學和國際關系研究最重要的領域之一。本文分析了對外經濟政策選擇作為一個研究領域產生和發展的理論背景以及近30年來的理論進展，比較了從國際和國內兩個層次研究對外經濟政策的不同視角，概括了兩種視角下的主要研究問題和關注焦點，認為目前對外經濟政策選擇的研究已經在打通國際和國內界限，結合經濟和政治要素的學術方向上做出了重要貢獻，我們可以借鑒這些研究成果來分析和認識國際政治經濟問題。
對外經濟政策研究已經成了國際政治經濟學的一個重要領域，過去30年國際政治經濟學的重要進展之一就是在對外經濟政策研究領域做出的。[1]對外經濟政策的研究任務就是“說明為什么各國政府會采取它們已經采取的對外經濟政策以及為什么國家的經濟關系會表現出它已經表現出來的沖突與合作形式。”[2](P8)學者們在對國家貿易政策、對外直接投資政策、匯率和貨幣政策以及援助政策等的分析中，建立了不同政治要素和經濟政策輸出的因果關系。對外經濟政策研究不僅擴展了我們對一國政策選擇的理解，同時也深化了我們對國家間經濟沖突與合作的認識。
本文主要分析對外經濟政策研究興起的理論背景，比較從國際和國內兩個層次研究對外經濟政策的不同視角，概括這兩種視角下的主要研究問題和關注焦點，最后討論對外經濟政策分析對國際關系研究的意義。
一、對外經濟政策研究興起的背景
從20世紀70年代以來，對外經濟政策研究得到了迅速的發展，該研究得到學術關注主要有以下四個方面的原因。
第一，對外經濟政策研究天然的是政治經濟學議題。無論是將政治經濟學理解為經濟活動的政治基礎，研究政府政策是如何影響經濟運行的;還是將政治經濟學理解為政治活動的經濟基礎，強調經濟力量對政府政策的約束，[3](P1)都可以在對外經濟政策研究中提出命題并進行經驗驗證。對外經濟政策就其研究內容而言，是處理經濟問題的;而就政策過程而言，則毫無疑問是政治協調的結果;就其后果而言，則是關系到國際經濟的合作與穩定。對外經濟政策明顯的體現了政治和經濟、權力與財富的互動。當強調對外經濟政策制定主體時，就是研究經濟活動的政治基礎;反過來當強調對外經濟政策的經濟內容的時候，就可以研究政治活動的經濟基礎早期對美國對外經濟政策的研究就是集中于考查經濟活動的政治基礎，可參考Robert Gilpin,US.Power and the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New York: Basic Books,1975;Stephan Krasner,Defending the National Interest: Raw Materials Investments and US. Foreign Polic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8. 庫珀第一個系統地分析了相互依賴對國內的影響，強調國際市場一體化對國家經濟政策自主性的制約，可參考Richard Cooper, The Economics of Interdependence: Economic Policy in the Atlantic Community, New York: McGraw Hill, 1968; Raymond Vernon, Sovereignty at Bay,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1.。
第二，在全球化和相互依賴不斷加深的時代，國家間政策的相互影響變得越來越明顯。戴斯勒(Destler)認為“在一個相互依賴的時代，我們很難發現沒有不超過美國邊界某些影響的政策行動，更難發現沒有明顯經濟內容的政策”。[4](P7)隨著國家間經濟聯系的緊密，國家經濟政策的跨界影響也相應增強，不可避免地增加了國家間沖突的可能性，同時也產生了經濟政策相互協調的必要性?？赡芤粐档蛧鴥韧ㄘ浥蛎浀恼吲?，會導致別國的失業上升;而石油消費大國國內對石油稅率的提高，可能導致全球石油價格的下降。政策的外部性要求我們關注對外經濟政策的制定過程和政策的國際傳導機制，在對對外經濟政策制定和國際傳導機制認識的基礎上，我們更容易找到解決問題的方法，從而實現國際合作。
第三，對外經濟政策還是政府對別國施加影響，實現特定政治目標的工具。國家可以通過改變同特定國家的經濟聯系條件來影響該國政策。針對特定國家[JP+2]的歧視性政策，往往是一國試圖利用對外經濟政策對其施加影響的一種方式。對外經濟政策也可以鞏固安全，通過對外經濟政策，比如馬歇爾計劃，可以強化聯盟關系，防止第三方的攻擊。[5]就對外經濟政策而言，歧視政策顯然是一種有效的戰略工具。美國的最惠國待遇、對外援助以及經濟制裁政策等都是美國對外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研究這些政策的目標、績效以及政治結果對我們理解國際關系是十分必要的。
第四，對外經濟政策也是國家應對全球挑戰的工具，是國家維護國內穩定的重要手段。冷戰結束后，國內政治在國家對外經濟政策制定過程中越來越重要，為了制定某項對外政策，常常要經過艱苦的國內政治辯論。全球化對國家政治經濟的影響，不僅會影響國家的整體福利水平，更重要的是會對一國社會內部分配產生影響。一國內部可能只有某些部門、某些企業或者某些要素所有者才能從全球化中獲益，因此關注對外經濟政策已經不僅是政治家或者政黨的事情了，也成了普通民眾參與政治生活的動力之一。對國家而言，平衡國內不同利益要求，補償全球市場的失敗者，對維護社會穩定和鞏固政權是非常重要的。國家的對外經濟政策往往是一種選擇性的控制政策，[6](P51)比如國家會允許某些行業部門更開放，因而降低其關稅水平，允許更多外資的進入;也可能會為了保護特定群體的利益，而限制不同類型勞動力的進入或者對特定行業實施保護。這種選擇性政策會深刻地影響普通民眾的福利水平，因此出于對自身利益的關切，國內具有不同政策偏好的行為體在對外經濟政策制定過程中越來越活躍，這也是對外經濟政策研究興起的重要背景之一。
國際政治經濟學框架內的對外經濟政策研究經過30年的發展，取得了很大進展。在對外經濟政策研究中，權力與財富、國家與市場的互動很好地體現了出來。學者們或是強調政治對經濟關系的作用，或是分析經濟對政治權力的影響， [3](P4)針對對外經濟政策制定提出了不同的解釋機制。根據解釋變量的設定，學者們將對外經濟政策分成了不同的類別。弗里登和萊克根據研究層次和單元，將對外經濟政策研究區分成四種解釋模式：國際政治、國際經濟、國內政治和國內社會。[3](P4-9)國際政治角度的研究用國際權力分配來解釋對外經濟政策，尤其是霸權國的對外經濟政策;國際經濟模式則繼承了古典自由主義的傳統，強調市場的力量，強調經濟力量對國家政策的制約;[JP+1]國內政治模式是把對外經濟政策的制定看成是國內政治相互作用的結果，關注的分析單元是政治家或政治制度;而國內社會模式則強調社會利益集團對對外經濟政策制定的影響。本文就以此為分類依據，分別討論從國際層次和國內層次研究對外經濟政策的方法及其主要問題。
二、國際政治經濟與對外經濟政策
國際政治解釋模式強調國際體系的特征與國家行為和對外經濟政策之間的關系，核心觀點就是“國際力量分布的變化和敵對國家在爭奪影響力的斗爭中的行為，是造成對外經濟政策大幅度變化的決定性力量”。[2](P20)這種觀點主要來自結構現實主義，強調國際體系的無政府狀態及其決定的國家行動的基本原則，認為體系層次是解釋國家行為的最重要的要素。[7]國際政治解釋主要有兩種觀點，一種觀點強調均勢穩定，一種強調霸權穩定。前者認為，只有各國軍事能力的相互穩定，才能有穩定的國際經濟秩序和避免惡性競爭的經濟政策，相信“軍事力量結構的變化可能會引起國家政策的變化，有時導致力量的重新組合，建立新的平衡，以遏制新增強了力量的國家或聯盟。這種重新組合可能涉及對外經濟政策和其他政策”。[2](P22)
從國際政治角度來觀察對外經濟政策的另一種代表性理論就是霸權穩定論。霸權穩定論強調霸權與開放和穩定的國際經濟的關系。金德爾伯格認為一個主導性大國對開放穩定的國際經濟是重要的，他在分析1929-1939年世界經濟危機的時候，提出了國際經濟中霸權和領導者是世界經濟保持穩定的基礎，30年代經濟危機的出現就是因為英國霸權的衰落和美國沒能及時地承擔霸權的責任。[8]吉爾平對跨國公司的研究、克萊斯納對國際貿易結構的研究進一步考察了權力結構變化如何影響世界經濟，他們都主張霸權國家能夠保證經濟的開放和避免與鄰為壑的政策。
吉爾平運用權力分析方法，討論了霸權與跨國公司的關系，認為“美國霸權提供了特定的政治和安全結構，這一結構推動了美國公司在海外的快速擴展”。[9](P113)克萊斯納則分析了貿易開放度與國家權力結構的關系，認為國際貿易結構是由國家利益和權力決定的，也就是國際經濟的霸權結構更容易產生開放的貿易結構。[10]對外經濟政策的國際政治視角將國際體系權力結構作為解釋變量，強調國家對外經濟政策選擇是國家擴展在國際體系中權力、實現安全的重要方式。當國際體系是勢力均衡體系時，國家的對外經濟政策就是以維護體系均衡為目的，并根據這個政治目標來展開經濟交往或進行經濟援助。在勢力均衡體系下，對外經濟政策是維持體系的重要手段。當霸權是國際體系特征時，這種方法著重分析的是霸權國的對外經濟政策選擇，認為霸權國的政策目標是為了維護自身在全球經濟中的利益，其副產品就是國際經濟體系的開放與穩定。其他國家的對外經濟政策選擇也是受制于霸權國的政策偏好的。這種視角在解釋冷戰時期，國家的對外經濟政策選擇時，具有解釋力，但是在冷戰結束后，隨著全球化的發展，這種研究路徑受到了很大挑戰。
從國際經濟視角出發的研究強調國際市場變化是國家政策變化的首要或主要原因。這種分析將國際經濟的特征作為解釋變量，將國家對外經濟政策選擇作為被解釋變量，認為國際市場的不均衡特征是政策發生變化的原因。
基歐漢和約瑟夫•奈是這方面的先行者，在1972年《跨國關系和世界政治》一書中就指出了跨國關系和跨國行為體對國際關系研究的重要性?？鐕P系或者后來發展的相互依賴都是強調世界經濟的聯系狀況，兩位作者強調經濟聯系的密切程度的增加部分地改變了國際關系現實。這個思想已經被廣泛地應用到了世界政治的研究中，[11]從國際經濟角度研究對外經濟政策的學者，都或多或少受到這種思想的影響。
這種視角下也存在兩種觀點，第一種觀點試圖全面理解全球市場一體化作為一種社會經濟力量對國家政治的影響。格瑞特(Garrett)將國際市場一體化定義為三個方面“商品和服務貿易、生產的多國化以及金融資本流動”,[12](P788)認為這三個方面確實限制了國家政策的自主性，但是在某種程度上也給了國家更多的權威來源。學者們普遍認識到全球化對國家的制約性，比如資本的流動性增加了私人部門退出某個國家的能力，金融的全球化限制了政府采取某些宏觀經濟政策的能力。但是，全球化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強了政府權威，當一國經濟的開放程度增加的時候，社會中某些部門的社會經濟不安全感也會增加，就會要求政府提供保護。所以衡量全球化與政府自主性的關系，關鍵就是看全球化的兩種不同的動力機制是如何起作用的：資本的退出威脅與重新分配的大眾要求;政府干預市場的經濟成本與收益。[12](P789)
在這種視角下，第二種研究思路關注國際經濟對國內政治的制約作用，研究國際經濟是如何作用于國內政治。米爾納和基歐漢認為世界經濟通過三種途徑改變了國內政治：“創立新的政策偏好和同盟、引發國內經濟和政治危機、削弱政府對宏觀經濟政策的控制”，[13](P255)強調“國際化影響社會行為體和經濟行為體面對的機會和約束，進而影響其政策偏好，即影響它們對何種政策最能實現其根本目標的選擇……國際化也影響了國家財富的聚集、國家對外部變化的敏感性和脆弱性以及政府所面對的機會和約束。”[13](P4)也就是，通過理解國際經濟影響國內政治行為體和社會經濟行為體的政策偏好和行動能力，來認識對外經濟政策的制定。
對外經濟政策研究的國際經濟視角通過國際經濟的特征來理解國家對外經濟政策選擇的邏輯。對國際經濟特征的判定和國際經濟如何影響政治的因果機制的確立是這種研究方法的兩個重要問題。第一種研究思路從定義全球經濟的雙重矛盾特性來理解對外經濟政策，全球經濟一方面限制了政府能力，但同時又增加了政府干預經濟的要求。第二種研究思路則通過國際經濟對國內政治的影響來分析國家對外經濟政策選擇。兩種思路各有側重，并且都被從國內政治經濟角度的研究所繼承。
三、國內政治經濟與對外經濟政策
從國內政治經濟研究對外經濟政策主要有兩種路徑：強調國內社會利益分化與政策競爭的國內社會路徑和強調政治家與政治制度作用的國內政治路徑。
國內社會模式是重視民主制度的代議本質和利益集團對國家政治的參與本質，或是用民意或是用利益集團的活動來解釋國家對外經濟政策選擇。[2](P26-29)根據不同的研究目的和問題領域，學者們設定不同的國內社會行為體作為研究的考察對象。概括而言，這種研究關注的行為主體是特定的利益集團、公眾或者中位選舉人。
斯奈特施內德(Schattschneider)對斯穆特—霍利(Smoot Hawley)法案的研究就是最早強調國內利益集團相互作用與貿易政策關系的，他強調因為主張保護主義的進口商的利益更集中、更有組織，因此政治上更有力;而自由貿易的主張者主要是消費者，則很難組織起來，難以發揮政治影響。[14]但是，因為他的研究過于簡化了貿易之間的集團分歧，而受到了嚴重挑戰。后來的學者在斯奈特施內德的研究基礎上，發展了對外經濟政策的利益集團模式。一般討論不同的對外經濟政策對社會不同群體的收益和成本影響，然后確定它們的政策偏好，再通過這種不同的社會經濟行為體的偏好結構分析對外經濟政策的制定。這種利益集團基礎的模型在貿易領域得到了顯著發展，學者們就自由貿易和保護主義政策的不同的國內社會經濟基礎作了深入地研究。
另一種研究是基于選舉的研究，以民主的多數決為對外經濟政策制定框架。對于政治家而言，其目的就是維持自己的位置，贏得選舉，所以政治家為了贏得選舉就必須分析選民的政策偏好，迎合選民?；籼亓?Hotelling)和布萊克(Duncan Black)發展的中位選舉人定理(the median voter theorem)成了重要的分析工具。按照布萊克的中位選舉人定理，投票者的偏好均為單峰偏好，則中位投票人就是政策的決定者，所以對外經濟政策體現了中位投票人的偏好。
莫羅維斯克(Moravcsik)總結了這種國內社會解釋模式。莫羅維斯克強調國家與社會關系對世界政治中的國家行為有重要的影響，[15](P513)從這個基本前提出發，他提出了關于自由主義國際關系理論的三個核心假設：社會行為體優先性;代議制和國家偏好;相互依賴與國際體系。社會行為體優先性指的是“國際政治中的基本行為體是個人和私人集團，他們一般而言是理性的和規避風險的，他們在物質稀缺、價值觀沖突和不同的社會影響所設定的條件下，組織交換和集體行動以提高自身的利益。”[15](P516)代議制和國家偏好則是指國家是國內社會的代表，正是在國內社會利益集團的基礎上，國家來界定自身的利益和偏好。莫羅維斯克的主張是比較徹底的國內社會主張，強調從下到上的利益匯聚過程，從而對外經濟政策也就是各種約束條件下，國內社會利益的加總與實現過程。
從國內社會角度研究對外經濟政策強調了政策制定的社會基礎，以國內社會行為體的政策偏好來解釋政策選擇的結果。無論是選擇利益集團還是選舉人作為研究單元，都為我們更好的理解對外經濟政策的國內后果提供了有益的思考。但是這種研究也存在一定缺陷。首先，這種方法忽視了政治行為體自身的政策偏好，當然政治行為體要反映社會行為體的利益和偏好，但是兩者并不總是一致的;其次，這種研究方法忽視了社會行為體參與政治活動的成本問題，社會行為體的行動面臨著集體行動的困境，并不是總能根據自身的政策要求組織參與政治活動。
國內政治解釋模式強調社會經濟利益行為體的作用，但是也有學者強調最終的對外經濟政策的制定是由政治家和政黨做出的，他們并不是中立的和沒有自身利益考慮的，因此要考慮政治家和政黨的政策偏好與對外經濟政策制定的關系。
從國內政治的角度出發，一般強調政治行為體的重要性，政治家、行政機構、執政黨、官僚或者立法機構成了研究關注的行為體。這些政治行為體都被假定是理性的和單一的。政治行為體的基本目標就是維持自己的職位，基本的效用函數就是選票最大化。政治行為體面臨的制度約束就是選舉，根據這個基本前提，決定選舉的要素我們假設為整體的經濟狀況，比如經濟增長速度、失業率、通貨膨脹以及社會保障程度等。國內政治視角就是在這個框架內來解釋不同的政策過程和結果。
對外經濟政策的制定主要通過兩種方式決定政治行為體的政策偏好：對外經濟政策對國內的分配性后果以及對政府干預經濟手段有效性的影響。[16](P46)政府制定特定的對外經濟政策，總是會造成國內特定部門、要素所有者、企業或者特定的地區間損益的不同，如果受損的部門或者階級、企業、地區能夠有效的組織起來，并進入政治過程，就會對國家政治產生重要的影響，因此政府或執政黨必須考慮政策的分配性后果與統治的支持程度，這是實現自身利益的最重要的關切。同時，對外經濟政策也會影響政府干預經濟的手段的有效性，如果國家采取了更加開放的經濟政策，國際經濟狀況和國家的國際承諾都會降低國家的政策制定的自主性。比如，如果采取了固定匯率制度，那么國家就不能有效地用貨幣政策來干預經濟，喪失了貨幣政策的自主性。
也有學者強調國內制度的重要性，認為國內制度是政治家行動和實現自己目標的政治框架，政治制度會決定政治家的政策偏好。這些學者借鑒比較政治學的研究，強調不同的政治制度對國家對外經濟政策選擇的影響?？偨y制或者議會制、比例代表制還是多數選舉制、兩黨制還是多黨制、議會的結構以及委員會等政治學和比較政治學的概念和思考方法都被引入了對外經濟政策研究中。伯恩哈德(Bernhard)與萊博朗(Leblang)對匯率制度安排的研究就是這種思路的典型。[17]他們研究了選舉制度和議會結構對匯率制度安排的影響。因為選擇固定匯率制就是放棄貨幣政策的自主性，而不同的選舉制度和議會結構決定了政治家或執政黨是愿意選擇固定匯率制還是貨幣政策的自主性。首先，多數選舉制的結果更容易產生一黨政府，所以決定選舉結果的往往是很少的票差，而獨立的貨幣政策對經濟的干預可以在選前改變部分選民的福利水平從而贏得選舉，因此執政黨一般不愿意放棄貨幣政策自主性，而傾向于采用浮動匯率制。在比例代表選舉制下，一般不能形成一黨政府，往往是聯合政府，所以不會拒絕固定匯率制。[17](P76)第二，反對黨對政策過程的影響也決定了執政黨是否會采用固定匯率制。如果反對黨被排除在政策立法過程之外，反對黨缺少足夠的資源和程序來影響政策過程的話，執政黨是不愿意放棄政策自主性而采用固定匯率制的。[17] (P76)
總之，國內政治解釋模式強調政治行為體偏好對理解政策選擇的重要性，通過分析制度性限制來理解政治行為體偏好的形成;就行為體而言，無論選擇的是政黨、政治家還是議會、行政機構作為研究對象，都是理性的和統一的行為體，有著穩定的偏好;強調政策形成的政治過程特征，認為國家政治是一種分治政府(divided government)，因此理解對外經濟政策的選擇就必須理解這種開放和分享的決策過程。
四、結論
對外經濟政策研究的迅速進展反映了國際政治經濟發展的現實。20世紀70年代以來，尤其是冷戰之后，國際關系中三個現象變得越來越重要。首先就是國際事務中經濟要素受到了越來越多的重視。冷戰結束后，相互依賴和全球化對國家政治的制約受到了越來越多的學者的關注。第二，問題領域變得更加重要，不同領域之間權力的轉移并不是自然發生的。“所有問題都附屬于安全的時代不復存在”，[18](P27)石油、國際貿易以及國際貨幣金融等不同問題領域變得重要起來。第三，冷戰的結束使得國內層次變得更加重要，原來兩極對抗下軍事優勢的重要性降低，國內不同行為體的偏好結構與國際合作、國際制度的關系越來越引人注目。全球經濟的一體化和國內政治過程的妥協性是我們關注對外經濟政策的兩個基本前提。應該說，從70年代以來這些趨勢變得越來越強了。
與20世紀70、80年代占主流的國際關系理論強調理論的簡潔性不同，對外經濟政策研究更關注的是國際政治經濟的復雜性，這可能既是國際關系現實變化的原因，也是理論趨向變化的結果。在冷戰時期，安全是最核心的問題，軍事力量是最有效的施加影響的手段。但是，自從70年代以來，尤其冷戰之后，經濟要素和國內要素在解釋國家行為中變得越來越重要。從理論發展來看，兩次世界大戰和冷戰促成了學者們對政治沖突和權力爭奪的關注，學者們關心如何能夠發展出避免戰爭、謀求和平的理論，研究的重點是什么條件下能夠保證國際體系的穩定。但是隨著國際關系本身復雜性和多樣的變化，國際關系研究更強調把握具體的因果鏈條，“當學者們能帶有信心的確證那些影響外交政策和國家間互動關系的因果力量時，國際關系研究才是有用的;而不是在于學者們用自己具體的經驗知識來提出意見，盡管可能是睿智的和具有完備信息的。”[19](P136)對外經濟政策研究已經做到了這一點，比如，貿易政策的政治學能夠幫助政府找到更好的方法進行國際貿易談判，也就是給對方最大限度的壓力，而自己承擔最小的成本。20世紀90年代中期，美國同歐盟的爭端中，美國準備就香水和幾種特別的奶酪實施制裁，從而影響了法國政府的態度。[20]國際關系研究中，各種“主義”之間的界限正在模糊，用傳統的現實主義、自由主義以及馬克思主義等來分類現在的新一代學者越來越困難，學者們更多的強調具體問題領域的原因和結果，通過掌握國際關系的作用方式來理解國際政治經濟現象，而對外經濟政策研究無疑就是這樣一個可以綜合各種研究視角的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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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tional Forces, Domestic Politics,and the Choice of Foreign Economic Policy
Qu Bo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Key words]international forces, domestic politics, choice of foreign economic policy
[責任編輯劉蔚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