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視傳媒論文范文第1篇
[內容提要]民生新聞自興起后，歷經公共新聞，如今進入了后民生新聞時代。作為極具生命活力和改革原動力的民生新聞，在此起彼伏的電視新聞變革中，不但沒有失去民生本色，而是在不斷吸收公共新聞合理元素的基礎上，大膽地對自身存在的問題進行糾偏和校正，使自身品質得以提升和完善，從而堅定地走向后民生新聞。后民生新聞時代的到來，進一步昭示：當今的大眾傳媒，應更加秉持以受眾為中心的傳播理念，堅持以民為本的傳播內容，堅定地走新聞傳播價值多元化之路。
[關鍵詞]民生新聞；公共新聞；后民生新聞
自2002年江蘇廣電總臺城市頻道的《南京零距離》樹起電視民生新聞的大旗后，電視民生新聞在全國遍地開花，異常繁榮。民生新聞興起不久，便出現了公共新聞現象，近來又出現了“后民生新聞”。本文旨在把后民生新聞看作新的電視新聞現象，探討民生新聞與公共新聞、后民生新聞之間的關系，分析民生新聞在發展過程中的兩次提升，以及這種提升所包含的傳播學價值等。
一、第一次提升：從民生新聞到公共新聞
電視民生新聞作為近年來最突出的新聞現象之一，聲名鵲起，成為中國電視發展史上的一道奇觀，有學者把它譽為“十年來中國電視的第三次革命”。盡管有人置疑民生新聞是否是一個嚴謹的科學命題，甚至把它看成社會新聞、輿論監督的一種，抑或是從經濟新聞和社會新聞兩大板塊中各劃出一塊合并而成的，但民生新聞以其固有的新聞特質顯示出了一種特有的生命力。
民生新聞的特質即以民眾的日常生活為主要內容，以民眾的人生訴求為基本出發點，以民眾的生存狀況為關注焦點，以民眾的視角表現民主價值和人文關懷的理念。民生新聞興起之后，以其民本的理念、新聞本土化優勢以及“家?；?、“口語化”的敘述風格，迅速抓住了觀眾的“注意力”，制造了一個又一個收視率神話。
就在民生新聞“高歌猛進”之時，其自身局限性也慢慢顯露出來：過度市場化、破而不立，由貼近民眾逐漸演變成大肆迎合民眾，對于負面事件的批評很多，卻沒有一個有效的解決建議；盲目追求高收視率導致節目低俗化；盲目克隆、跟風導致節目同質化；角色錯亂導致媒體公信力的缺失；報道題材過于狹窄，關注群眾生活的廣度不夠；報道手法流于表面，觸及社會問題的深度不夠；主動介入社會生活的時候少，構建平民話語的力度不夠。
就在民生新聞發展進入了“拐點”之際，以江蘇衛視開播的《1860新聞眼》為契機，電視新聞界展開了一場公共新聞的試驗探索運動，民生新聞積極吸收公共新聞的理念，開始了自身品質的第一次提升。
公共新聞最初源于20世紀90年代初的美國，其核心價值觀念就是要做公民時代的公共新聞，新聞話語由“宣傳性”轉變為“公共性”，主張新聞記者不應僅僅局限于報道新聞，更應致力于提高公眾獲取新聞信息的能力以及由此展開的實際行為能力；不僅僅注重與受眾交流的形式，更要關注交流的質量，幫助民眾積極尋找解決問題的辦法與途徑；不僅僅告訴公眾社會出現哪些問題，更要指導受眾如何應對這些社會問題。公共新聞要求媒體充分收集、組織和引導公眾輿論，協調和處理政府、公民、媒體自身三者的關系。并提供一個話語平臺作為公眾理性討論和開放性交流的空間。以期對社會民主進程產生更有現實性的作用，其最終目的是培養、提升公民對新聞事件和社會問題的思考和批判能力。
民生新聞和公共新聞的區別在于：前者僅僅要求及時真實地反映新聞事件的原生態，后者則需要“立足公共利益，匯聚社會的多元聲音，就公共生活中的現實問題設計選題，使公民能夠加入到公共討論之中”，“通過報道新聞事件的沖突場景，展示新聞事件的復雜性和連續性，提供多種解釋框架和視角供公眾參與討論”，從而能動地改變社會生活。此其一。
其二，公共新聞與民生新聞雖都關注民生，但在表現主體、價值取向、新聞解讀方面各有側重。在表現主體上，公共新聞更關注公眾，民生新聞更關注民眾；在價值取向上，公共新聞的視點是公眾的立場，保持了在精英視點與平民視點之間的平衡，關注的領域不囿于平民階層家長里短的日常生活圈子而轉向更廣闊的公眾生活領域；在新聞解讀方式上，公共新聞的記者不僅要向公眾展示事件、描述沖突，還要向公眾解釋事件為什么和哪里值得關注，并盡可能地提供建議，幫助公眾參與到社會公共生活中去。
公共新聞和民生新聞代表了不同的新聞價值理念追求——公共新聞更突出公眾的權益維護，致力于提高公眾參與社會公共生活的能力，而民生新聞則傾向于反映普通大眾日常生活中遇到的個人問題和遭遇。公共新聞突出公眾權益的價值理念對于民生新聞具有極大的借鑒價值。事實上，為了提升民生新聞的公信力、美譽度、引導力，增強自身的核心競爭力，民生新聞積極吸收了公共新聞的這一價值理念，認真關注公眾的公共利益。避免百姓平民意識形態的過量滲入，以達到民眾關心與政府滿意之間的平衡。
民生新聞之所以吸取公共新聞中的合理元素，原因就在于公共新聞較之民生新聞，在架構與政府和公眾關系方面要和諧得多?，F在很多民生新聞欄目雖然也有類似“為百姓辦事，替政府分憂”的傳播理念，但實際上，很多民生新聞確實為百姓辦事了，但未必替政府分憂了。民生新聞對公共新聞合理元素的吸收，使得民生新聞自身的品質得到了極大的提升，具體說來主要體現在如下幾個方面：
首先，凸顯題材的公共服務性。使媒體成為民眾發表意見、建言獻策的公共平臺，成為公民參政、議政的重要渠道。將“民生”與“公共”有機地集合起來，提高節目的公共含量與社會品格，并努力搭建起政府與民眾之間進行有效溝通的橋梁。尊重百姓的需要，在保持原來親民性、為民性的基礎上，通過培養公眾對國家、對社會發展的關心和參與，協調個人與政府、個人與社會之間的關系。
其次，凸顯正確的輿論引導。民生新聞常常運用民眾的眼光和話語，表達民眾的情感、情懷和命運，聚焦輿論熱點、難點。關注弱勢群體，關注與民生息息相關的事件和現象，以至于一度被指責為“一地雞毛”。民生新聞吸收公共新聞理念后，力避“有聞必錄”，特別注意公共利益的維護，注意把握輿論導向，堅持媒介應有的社會責任感和公眾良知。為此，一方面設法溝通社會信息、傾聽社會呼聲，另一方面努力化解社會矛盾、維護社會穩定，保證為國家發展和社會主義建設創造出積極、穩定的輿論環境。
再次，凸顯和諧的媒體生態。民生新聞一度強調“收視率”。假丑惡、新奇特、血腥性等內容充斥熒屏，以至于出現新聞的商業化、娛樂化和低俗化，雖然收視率上去了，結果卻造成了媒體生態污染，歪曲了民情，干擾了民聲，誤導了民意。為此，民生新聞一方面堅持“以人為本”，另一方面借鑒“公共新聞”理念中的“公共意識”，不僅保障為公民的
自由表達提供最大的空間，更注意以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為出發點，為和諧社會營造良好的媒體生態環境。
總之，民生新聞積極吸收公共新聞理念中的合理元素，從而在整體上避免了民生新聞繼續向“市井化”、商業化、低俗化方向滑行，使民生新聞的發展漸漸走出了低谷，顯出再造新生的黎明曙光。
二、第二次提升：從民生新聞到后民生新聞
公共新聞的理念為民生新聞品質的進一步提升提供了可能性，然而，公共新聞在實踐環節上卻面臨著很大的困難。公共新聞的運作作為媒介在較高層次上的一種自覺行為，不僅需要一個良好的媒體生態、政治生態、文化生態環境，同時。還需要媒介擁有相當的物質實力和人力資源，其運作也需要很高的生產成本，否則，公共新聞運作將舉步維艱。而今國內媒體大多還處在產業化進程初期，無論是物質資本還是人力資本都難以承擔公共新聞的常態運作。在這種背景下，出現了后民生新聞概念。
后民生新聞概念目前尚未準確的界定，但可以肯定地說，后民生新聞是既繼承了民生新聞的基本價值理念，又吸收了公共新聞的部分價值理念之后出現的一種新的民生新聞形態，或者說它是民生新聞的“改進版”。后民生新聞的出現，是民生新聞合乎邏輯發展的結果，標志著民生新聞品質的第二次提升。
后民生新聞與民生新聞有著密切的聯系，也有著自己的一些特質，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強化“上下結合”、“大小結合”、“點面結合”。其具體表現為：一方面新聞更加貼近群眾、服務群眾，另一方面卻站在民生的視角，做好黨和政府的喉舌；一方面關注下層百姓的身邊“小事”，關注“民生”，另一方面關注上層黨政部門的政治、經濟、文化的時政“大事”，關注“國計”；一方面“眼睛朝上”，做到讓市長滿意，另一方面“眼睛朝下”，做到讓市民滿意；一方面專注于百姓衣食住行的一些點，另一方面積極拓展報道視野，以審視社會的蕓蕓眾生。在打造和諧社會的進程中，努力做到幫忙不添亂，既為百姓說話，也替政府分憂。力爭成為架起干部、群眾、政府和老百姓之間的聯系紐帶、溝通的橋梁，上情下達，下情上傳。正因如此，后民生新聞有一個理念，那就是民生新聞能夠而且應該成為新聞輿論的主流。
其次，強化新聞的本土化、地域化、貼近性和接近性。本土化、貼近性原本就是民生新聞的最明顯的特征，后民生新聞對此進一步強化，其突出的表現就是新聞播報的方言化，節目主持的個性化和直播化。此外，后民生新聞強調新聞的深度報道和追蹤報道以及新聞的幕后調查，盡可能使新聞節目往“深”和“厚”的方面發展，對新聞資源進行深度的開發和利用。同時，強化節目的紀實性和原生態，抓細節、抓情節，抓現場感和畫面感，以此凸顯新聞的貼近性。
再次，強化社會責任感和人文關懷。過去，民生新聞提供的內容多以老百姓喜聞樂見的雞毛蒜皮的事情為主，內容很討巧，加上功能無限的放大，以至于造成社會責任感和人文關懷的缺失，雖有很好的收視率，但帶來了許多負面的影響。后民生新聞則較好地掌握著民生內容的度和量，以負責任的態度和人文關懷，為自己爭取到更好的生存空間和輿論氛圍，贏得了觀眾的認同。特別在處理批評報道中，后民生新聞比較好地做到不越位、不缺位，遵循“有理、有利、有節、有度、有情、有法”的原則。
此外，后民生新聞強化了民生新聞回歸新聞本質的意識。民生新聞注重對新聞真實性、時效性、接近性、重要性的價值判斷以及趣味性、知識性、服務性等價值的輔助性因素的運用，實際上就是新聞本質的一種回歸。
可以說，后民生新聞在相當的程度上對民生新聞的瑣屑化、低俗化、庸俗化等傾向進行了徹底的糾偏和校正，使之更加符合受眾的要求，符合新聞價值的規律。當然，后民生新聞也秉持了民生新聞以民眾的平視角度，關注民生的基本價值理念，只不過后民生新聞的視角是有高度的平視，是有深度的透視，其中彰顯了一定的廣度和厚度?？傊?，后民生新聞的出現使民生新聞得到了更高品質的提升和自我超越。
三、民生新聞兩次提升的傳播學價值
從民生新聞到公共新聞再到后民生新聞的歷程，民生新聞歷經了兩次品質提升和自我完善，這種提升和完善，對于中國電視新聞的改革具有重要的傳播學價值。
1、傳播理念：以受眾為中心。
長期以來，媒體傳播者以救世者自居，居高臨下，以傳者為本位，采用“我傳你受”的傳播模式。民生新聞的興起，有意識地改變這種傳播模式，確立了從以傳者為中心向以受眾為中心轉變的全新傳播理念，并將話語權交給廣大的受眾。因為，今天的觀眾不再是呆坐在電視機前的被動者，觀眾是挑剔的，節目只要稍不合他們的口味，就會轉臺。據統計。在南京和成都地區幾檔具有代表性的民生新聞節目中，市民的出鏡率都超過了50％，有的甚至還高達80％以上。在這些節目當中，記者和解說詞退居到次要位置，同期聲被大量地運用，生動的畫面、鮮活的市井語言使媒體與市民實現了零距離的貼近。
不僅如此，為了強化受眾本位的傳播效果，民生新聞的傳播者積極拓展更為開放的傳播空間，并且變單向傳播為雙向參與，使受眾從信息的被動接受者變為主動參與者?，F場熱線、手機短信、網站以及市民的DV記錄等多種參與方式，不僅為民生新聞節目贏得了忠實的受眾，同時實現了媒體與受眾之間的溝通和信息交流。
2、傳播內容：以民為本。
民生新聞雖幾經變化，但不變的是“以民為本”，這不僅體現在題材選擇上的民生內容，而且體現在報道立場上的平民視角、價值取向上的民本意識、報道方式上的民眾話語。正因如此，民生新聞的兩次提升，真正實現了電視媒介本性的回歸——關注民眾、關注民生，實現了“從天上回到人間、從遠方回到身邊、從高塔到平臺”的回歸，完成了電視作為媒介本身的自我實現，也使電視在社會生活中的作用和價值得到了充分的體現和彰顯，隨著電視節目宣傳教化功能的淡化和服務功能的加強，將為電視的生存和發展提供一個更加廣闊的空間。
民生新聞的提升不僅標明了中國新聞業民本價值理念的一大進步，更是中國社會民主理念的進步。民生新聞“以民為本”的新聞價值取向，給困惑中的中國傳媒以諸多啟示：如何以知識分子不太習慣的商業利益，最大程度地實現公共利益?如何謀求新聞技術和思想上的創新，從而讓大眾傳媒從天上回歸人間?如何讓我們從自以為是的窠臼中解脫出來，放棄那些似是而非的偽問題，討論真正關乎民生的真問題?如何將“民眾是大眾傳媒的主人”，從呼喊多年的口號落實成行動?
3、傳播價值：多元化。
在當今的傳媒生態中，大眾傳媒理應和諧相處、自由競爭、價值多元，共同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營造好的輿論環境。民生新聞的發展提升，再一次告訴我們：和諧多元的社會里，不應僅強調某一種或幾種新聞價值理念，也不應為某些價值理念爭論不休，我們應該鼓勵傳播價值多元化取向，以適應日益變化的受眾需求。因為社會的多元，必然帶來有多元化的信息需求，而多元化的信息需求，需要多元化的傳播價值理念。也就是說，在我們消費新聞產品時。我們既需要嚴肅的、理性的時政新聞、經濟新聞，需要諧趣的、輕松的社會新聞，也需要公共新聞，同時也需要反映民生內容的、實用的民生新聞和后民生新聞。倘若從這個角度來看，民生新聞的興起和后民生新聞的出現，都是傳播價值多元化時代的產物。
電視傳媒論文范文第2篇
資源配置，就是在稀缺的或有限的資源中間進行選擇以求達到最好的目標的問題。電視節目資源作為傳媒內容產業的重要資源，是最基本的，也是最為核心的，關乎傳媒的成敗，好的節目資源具有稀缺性。怎樣優化節目資源的配置，開發、利用好各類節目資源，進而實現電視節目資源的可持續發展；怎樣通過節目資源的優化配置成就電視傳媒的和諧發展、參與國際競爭，是值得研究的問題。
一、節目資源存在的問題
（一）節目的來源一元化，數量和質量不高的問題。我國目前的電視節目綜合起來有三大來源：一種是自制節目；一種是社會節目制作公司購買的節目，節目制作公司包括電視臺派生出來的制作機構和完全獨立運營的節目制作公司；第三種是從國外購買的節目。這些不同來源的節目存在各自的問題。
1．自制節目成本高，產出少，質量低，缺乏競爭機制
我國電視系統的生產能力嚴重不足，遠遠滿足不了節目播出的要求。于是節目重播率高，多臺同播統一節目，不但不能提供滿足人們文化需求的好節目，而且造成頻道資源的巨大浪費。各頻道缺乏對對手分析的競爭意識，模仿跟風現象嚴重。重復建設，浪費資源，缺乏新意，致使受眾厭煩，欄目不得不整改或者停辦，當初的熱潮很快一陣風而過。
2．外購節目存在制度障礙，缺乏市場規范
整個行業缺乏市場制度，資本進入遭遇制度門檻，缺乏明確的產業制度規范，民營電視制作公司無法以平等的市場主體身份參與交易。
3．從國外引進的節目模式的后續問題
央視資訊科技有限公司資深顧問童瑞平認為，事實上，東方國家購買了西方國家品牌欄目的版權后，除個別節目很成功以外，大多反響平平。由于文化上的差異，節目需要進行“本土化”改造的地方很多，買了版權反而受了限制。版權售賣方也有自己的品牌，不愿意自己的品牌欄目在其他國家被改變過多，這樣會影響其本身的品牌銷售?！霸S多電視節目類型文化特征很濃，很難完全在另外一個國家復制。特別是對于一些貧窮國家來說，即使買過來，也往往做不來?！盵1]
（二）節目資源的生產、利用“母體”電視臺的問題
1．局臺不分，管辦不分
當前，政府不僅以行政手段控制著傳媒的新聞政策，而且對傳媒的產權結構、治理結構、組織結構乃至生產運營都進行嚴格管制，傳媒集團的成立也未帶來實質性的突破和變化，絕大多數傳媒集團實際上是“翻牌公司”，掛牌前后的體制、機制并未有本質的變化。
2．體制僵化，活力不足
不論是人事管理體制、財務管理體制、節目制播體系、廣告經營體制都采取半官僚化的金字塔式的組織結構，僵化有余，活力不足。既缺乏激勵機制，又缺乏約束機制，如用人制度和分配制度中，論資排輩和平均主義、“大鍋飯”現象依舊嚴重。節目成本控制制度缺乏科學的投入和產出分析，節目生產沿襲前店后廠、自產自銷、自娛自樂的制播合一體制；廣告經營中缺乏與節目的有效互動。誠然，上世紀90年代財務包干、人員聘用、欄目制片人制等市場手段的導入，促成了中國電視的空前繁榮，但這種初級的市場手段激發的活力，如今已走到盡頭，成本虛夸、冗員膨脹、效率低下等管理問題日益突出，體制創新、深化改革迫在眉睫。
3．觀念滯后，人才不足
在體制內生存的電視人的市場意識、危機意識不足，成本意識、受眾意識缺乏；采、編、播各類人才門類多，但精英人才不足，懂得科學管理、市場經營的人才更是難覓。
綜上所述，相對于環境要求而言，中國電視傳媒系統功能的有效供給不足，原因在于行政力量干預過度，市場力量不足，市場化的產業結構安排缺位。[2]宏觀控制力和微觀活力的關系總進入死角，二者不能有機結合，做不到或者不能切實做到綜合運用法律、經濟、行政等手段，對導向、總量、布局、結構、質量和效益實行宏觀調控。改革的力度與宏觀管理的完善程度不相適應。電視臺可經營性部分不能通過改革充分轉變機制，增強活力，積極參與市場競爭，增強自我發展能力。[3]
二、節目資源的開發與配置
（一）節目資源的開發與配置的依據
1．理論依據
傳媒要取得實質性的發展，第一步必須進行外延式擴張。只有通過外延式擴張，加大對生產要素的投入，才能在極短的時間內獲得資源數量的增加，為自身的發展提供必要的條件。外延式擴張是傳媒規?；跏茧A段必然的、合理的行為，但是外延式擴張只是傳媒追求短期效益的一種擴張行為，這一行為主要通過生產要素的投入來實現利潤的增長，往往會造成資源的大量損耗和浪費。因此，外延式擴張只是為內涵式增長提供一種前提，一種可能，傳媒的運營必須從外延式擴張走向內涵式增長。
內涵式增長是通過資源的優化、生產效率的提高和生產要素的充分利用，給傳媒帶來效益的增長方式的一種。內涵式增長促使現有資源合理利用，資源不斷增值，并且不斷培育傳媒集團的核心競爭力，實現長遠發展利益。內涵式增長要求資源按照最大化的利用規律來分配，盡可能減少資源浪費和損耗。這就會牽涉到資源的重新分配。資源重新分配對企業在競爭環境下持續生存和發展有抉擇性的作用。[4]
2．現實依據
傳媒單位一直定位于“事業單位企業化管理”，其如意算盤是：通過行政控制確保傳媒導向功能不受商業影響，享受事業單位的種種優惠政策，免去企業的種種賦稅壓力，同時又進行企業化操作，贏得市場收益。但在實際操作中卻面臨很大困難，事、企面目不清導致“兩不像”現象比較突出。[5]
事業、企業本屬于兩種不同的體制，它們在財務制度、組織結構、運行機制、監管方式、社會責任等方面迥異（如下表）
事業單位企業化管理模式雖抱著“事業、企業兩種機制的益處兼得的良好愿望，卻存在著事業、產業兩種目標落空的隱患。因企業身份缺失，電視產業功能發育不良，導致電視在受眾市場上的影響力下降，從而降低導向宣傳效果；加之經營收入的減少也將削弱導向功能的經濟保障能力。產業外，事業、產業混營，難免顧此失彼，有所偏廢。如果偏重宣傳功能，產業功能受影響；如果商業色彩過重，則易導致宣傳功能公信力和權威性大打折扣。
要再造電視傳媒的組織活力，就必須實行業務剝離，將公共服務與商業服務分類管理，對進入產業經營的電視業務部門進行企業改制，將媒體從政府的附屬地位中解放出來，理順媒體企業的產權關系，確立委托人地位，建立規范的法人治理結構，確立自主經營、自負盈虧、自我約束、自我發展的獨力市場資格和法人媒體地位。同時，打破沿襲幾十年不變的僵化的傳媒組織結構，根據節目的特點和戰略、戰術、環境等因素變化的需要，建立高效、扁平的彈性組織結構，提高運作效率。[6]
（二）節目資源的開發與配置的原則
1．社會效益與經濟效益并重
2．突出自身優勢與特色
3．效率與效果結合
4．發展與壯大媒介組織的原則
所謂媒介組織，是指專門從事大眾傳播活動以滿足社會需要的社會單位或機構。[7]具體是指各級各類的電視臺。廣播電視媒介組織結構直接制約著組織配置資源的效率、組織活動的效果，影響著自制目標的實現。因此廣播電視媒介管理創新就是要打破原有組織機構重疊、人浮于事、效率低下、資源浪費、“小社會”型的組織結構，建立高效、有序、經濟的組織框架體系。
（三）節目資源的開發與配置的方法
1．外部環境規范
這種管理方法以對人、事、物的外部控制、調節為特征，包括行政方法、法律方法、教育方法、經濟方法。
2．內部自我規范
這種管理方法強調管理活動和行為的自我約束、自我協調和自主運行。
三、節目資源管理
節目作為一種特殊商品，以追求經濟效益為根本的不同于一般物質產品，它追求的根本是為了滿足人們日益增長的文化需要。目標不一樣，但是都要經過有效的方法手段來實現目標，也要考慮生產、分配、交換、消費的各個環節。
（一）生產
電視媒介組織的生產活動主要就是節目生產。因為，節目是電視媒介活動的最終產品。以低成本生產優質產品是生產的根本要旨。對電視節目生產而言，要突出強調產品的質量、產品生產的效率、產品生產的作業流程科學等問題。
1．電視節目生產規劃管理
目前，我國節目規劃的總體做法基本是依據中央一定的路線、方針、政策、工作重點，各行業、各部門工作重心，提出年度宣傳要點，甚至把每年的重大節目、固定重大活動、重要領袖人物生辰紀念日等列出來，作為制定節目規劃的參考。許多臺成立編委會，通過編委會討論，確定工作立項，總編室從編委會領取精神，并下達各部門，征求各部門年度節目設想，匯總分類，形成新的節目規劃。
這種節目規劃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節目的宣傳質量。但是，節目作為具有意識形態性和文化屬性的商品，簡單地作為宣傳產品已經不能最大化地發揮它的作用，不僅僅是進入文化市場，并且要研究這個市場。
第一，外部的宏觀環境：包括政治、法制、經濟、人文資源、社會文化、技術等，違反國家政策、法規的節目將失去生存的意義，市場價值無從談起，節目要符合大多數人的審美習慣。
第二，外部微觀環境：國內外同行節目的最新的動態、其他傳媒的最新動態等。節目規劃要取百家之長，用以指導節目形勢的創新，有效地提高競爭力，最終贏得市場。
第三，內部環境：現有設備、人員及媒體自身的優勢、劣勢。規劃節目要按生產規律辦事，使設備、人員有效地運轉起來，提高節目的生產能力。節目的規模要基本符合現有制作水平，規劃中允許個別時候有所突破，提倡高效率，講究成本核算，以提高在市場的競爭力。
第四，節目規劃按市場規律辦事，確立目標市場，分割市場，對產品進行定位。如有效地分割時段，針對該時段的受眾群進行有效的節目定位，以鎖定受眾。
2．電視節目的生產管理
同汽車家電或者服裝食品一樣，作為獨立的經濟實體，節目的生產管理也要從一個企業的角度去考慮，要建立這樣一個節目生產管理系統。[8]
3．電視節目的市場管理
節目市場的形成具有它的必然性，它的形成符合中國電視事業發展的需要。節目市場需要規范化，即要建立節目交易市場；逐步實現制作與播出分離；健全版權法規和指導價格條例；建立節目審批權威機構，節目投資咨詢機構；建立真正意義的、獨立核算、自負盈虧、以制片人為重心的制作公司；
（二）交換
交換是人們相互交換活動或交換勞動產品的過程，它是生產者之間、生產及由生產決定的分配和消費之間的橋梁，是社會生產總過程的中間環節。節目生產出來了，還要經過一定的渠道，搭建節目的制作和節目的播出利用的橋梁，而這些渠道是通過電視臺、節目公司等實體來實現的。
尤其是以銷售推廣見長的節目公司，彌補了電視臺營銷推廣的不足。電視臺向市場輸出核心產品——節目，并利用市場營銷的手段使節目為視聽率和廣告占有率更好地服務，這個完整的市場營銷過程，使得節目受歡迎了，吸引了廣告客戶，成功地進行廣告經營管理；另一方面也為樹立品牌增加了優勢，更有利于下一步的多元化經營。
營銷理念是節目能夠成功營銷的靈魂。媒介營銷理念的應用模型如下：
（三）生產和交換的保障——技術
技術是電視媒介活動所需的物質技術條件及其運行機制。節目的生產和交換，都是以技術條件滿足為基礎。它包括制定技術政策和事業發展規劃、建立科學的管理制度與運行機制、廣播電視技術的標準化等，以及健全技術操作規程、設備技術管理等各方面。[9]
技術資源及其配置主要是指電視媒介技術條件、設備條件以及技術設備的管理。電視媒介組織需要強化技術管理手段，加強設備的有效利用。
四、趨勢展望
內容產業是依托內容產品數據庫，利用各種數字化渠道的軟件和硬件，通過多種數字化終端，向消費者提供多層次、多類型的內容產品的企業群。這一概念來自于歐洲學者的研究，研究認為，數字技術革命導致了傳媒匯流和產業彌合，出現了傳播手段過剩、內容稀缺的局面。信息社會由此進入第二個階段：內容產業階段。[10]
內容產業首先要求內容的大規模生產，在電視就是節目的質優價良的生產，這就需要借助社會的資本的力量，制播分離——就是節目制作從電視媒體的經營中分離出來，走向社會。這個趨勢給了大量節目制作公司各種投資機會。電視媒體本身可以從這種轉變中節約成本，而且也給眾多公司提供了營利機會。制播分離決定了電視內容制作的產業化，是頻道專業化的基礎，是數字電視、收費電視發展的根本。為了鼓勵這一趨勢的發展，國家廣電總局在2004年公開表示，2004年11月28日以后，外資媒體公司可以入股國內廣播電視節目制作經營企業，中方投資人持股不得少于51%。外資進入節目制作市場，給中國電視媒體帶來發展所需的資金，更重要的是帶來了各種技術和更專業的態度，而這些是節目市場發展的關鍵因素。
另外，國家廣電總局已經發布了《中國有線電視向數字化過渡時間表》，有線電視數字化的配套政策已陸續出臺，數字廣播電視直播衛星正在加緊研制，國家地面數字電視標準也在加緊制定之中。
數字電視的發展，是一個龐大產業鏈的發展：節目市場的產業化；定位清晰的專業化頻道的出現；收費電視的日益成熟；給硬件生產帶來的機會；觀眾收視習慣的逐步改變；給廣告投資方式帶來的啟發等等。數字技術給中國電視行業帶來的變化，不僅僅是上千億的產業規模。
綜上所述，數字革命導致傳播媒介的大匯流、大整合，進而引發產業之間的彌合。節目資源，放在整個內容產業的環境中，雖然其配置和管理存在某種先天缺陷，但更顯著的將是它前所未有的后天優勢?？梢詳嘌?，地方和區域戰略后十年的任務是找到一種可以把文化產業和更廣泛的制造業部門聯系起來的方式，創造性、風險，創新和信息，知識與文化在全球經濟中將具有核心作用。
注釋：
[1] 《“舞林”波瀾驟起 <舞林大會>卷入侵權紛爭》，載中財網2006年11月15日。
[2][4] 田春生、李濤：《經濟增長方式研究》，江蘇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3][6] 黎斌：《中國電視業資本運營系統分析》，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60～61頁。
[5] 邵培仁、劉強：《媒介經營管理學》，浙江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73頁。
[7][8]胡正榮：《媒介管理研究——廣播電視管理創新體系》，北京廣播學院出版社2000年版，第155～174頁。
[9] 劉寶順主編：《電視管理文集》，北京出版社1998年版，第403頁。
[10] 《中國媒體發展研究報告2003～2004年卷》，武漢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332～334頁。
（本文編輯：趙曙薇）
收稿日期：2007-01-08
電視傳媒論文范文第3篇
任何事物的出現, 都有它的正反兩方面。即積極的一面和消極的一面。新媒體的出現, 所產生的影響也同樣如此。
(一) 新媒體帶來的積極影響
多元化的接收方式減小了傳統媒體被時間、地域所束縛的局限性。各大門戶網站開設的新聞專欄、微博、微信公眾平臺、手機客戶端、網絡視頻等, 可隨時隨地收看收聽, 極大豐富了人們獲取信息的渠道。大量的手機用戶自然成為了受眾群體。新媒體產品傳受互動便捷化。微博、微信作為一個積聚強大信息的平臺, 只要注冊個人或者團體, 都可以通過自述發布的方式對所獲得的信息和宣傳產品進行發布, 既可以圖文并茂傳播, 也可以配發評論進行互動傳播。
(二) 新媒體帶來的弊端和消極影響
新媒體在發展過程中也顯現出了它的弊端。重要的是它缺乏對大量信息來源的篩查和把關, 特別是自媒體人多數不是媒體專業人員, 政治素質和技術水平距廣播電視專業技術人員的素質能力有一定的差距。新媒體存在信息的隨意性, 有的自媒體人為了獵奇和利益, 往往為迎合消費時代大眾的娛樂心理需求制作散布負面、消極的信息, 也會造成一定社會不良影響。
二、新媒體時代廣播電視媒體的不足
傳統媒體在新媒體時代背景下表現出諸多不足。不僅存在技術落后, 而且運行機制古板缺乏靈活性, 在現實中導致節目質量參差不齊, 對受眾選擇產生不良影響。觀念落后, 內容陳舊, 多元化、多層次需求來打造精品節目意識淡薄。時代在進步, 人們的生活水平不斷提高, 而傳統媒體節目內容、發展理念、創新意識卻未及時做出更新和轉變。新媒體時代的到來對廣播電視發展提出了更高、更嚴格的要求。廣播電視媒體工作人員專業素質有待于進一步提升。作為廣播電視工作人員不僅應具備過硬的專業基礎知識, 同時還應熟悉各類基本操作技能, 以適應與新媒體融合發展的需要。
三、新媒體時代廣播電視傳媒的發展空間
新媒體以互聯網技術為基礎, 以傳播時效快、可選擇性和便捷性高, 信息量大、參與性強等特點占據了非常強的傳播優勢。移動傳媒主要載體——智能手機的出現和廣泛應用, 使受眾收聽收看廣播電視節目走出了時間地點的限制, 受眾可以不受限制地接受到更豐富的優質信息。智能手機作為移動傳媒的載體和快捷的新型服務平臺, 它集中了互聯網絡等多種技術優點, 成為新媒體發展的助推器。移動傳媒的快速發展, 對廣播電視傳媒和從業人員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要求廣播電視傳媒應在觀念上更新, 轉變原有的管理方式, 運營方式。面對新媒體這一新生事物的出現, 除了要有超前意識, 創新意識外, 積極培養新型人才是關鍵。要培養有創新意識, 對傳統媒體業務熟悉, 熱愛新聞事業, 有時代責任感的年輕人才。通過人才培養, 打造一支把握時代脈搏, 具備全新理念, 能夠勝任未來融媒體發展的復合型人才。只有這樣, 才能多方面、多角度在內容與形式上不斷拓展媒體經營與發展空間, 推進融媒體向更廣闊領域邁進。
隨著人類社會進步和經濟快速增長, 人們對獲得信息量和信息服務的需求也在不斷增加, 受眾對獲取信息的便捷性與時效性要求有了更高的要求?；ヂ摼W時代的到來, 信息傳播方式發生了巨大變化。傳統媒體與新媒體的深度融合已經成為必然趨勢, 勢不可擋。新興媒體對傳統媒體帶來了沖擊和挑戰, 同時, 也提供了一種廣闊的發展機遇和空間。
在互聯網時代, 廣播電視精品節目的打造, 節目收視率的提高, 都離不開互聯網這個大平臺。只有在發揮優勢的基礎上, 將傳統媒體與新媒體深度融合, 才能滿足新時代廣大受眾的多領域信息需求, 才能使廣播電視發展立于不敗之地。
推進廣播電視媒介與新媒體的融合, 提高傳統媒體與新媒體的融合力度, 主要體現在融合新媒體的實時性, 發揮廣播電視新聞的深度性優勢;融合新媒體的個性化, 發揮廣播電視新聞的權威性。電視新聞要做到揚長避短, 提高廣播電視編輯的素養, 制作高質量的新聞作品, 既要保持傳承廣播電視編輯過程中的精華, 也要學習新媒體的潮流方向, 兩者相融合, 才能在發揮自身原有的優勢, 創作出百姓新聞樂見的好的作品, 贏得受眾的歡迎。廣播電視媒介必須緊跟時代步伐, 以新的理念和思路實現信息傳播方式的改變, 積極推進傳統媒介與新媒介的融合。拓寬傳統媒介傳播思路, 將傳統媒介優秀的傳播技術與互聯網技術相融合, 實現廣播電視傳媒的創新與發展。
四、結語
互聯網時代的到來是時代發展的必然, 融合發展是廣播電視事業在時代大潮中應作出的果斷選擇。未來道路任重道遠, 廣播電視媒體要順應時代發展, 創新思維, 取長補短, 發揮真實性、權威性優勢實現突破。媒體融合是一種媒體創新的模式, 也是發展趨勢, 目前融合的程度不夠, 特色不突出, 資源沒能實現充分共享, 也是比較普遍的問題。
摘要：隨著互聯網時代的到來和新媒體的誕生, 廣播電視移動傳媒技術得到了快速發展, 傳統媒體受到沖擊。面對快速發展的互聯網時代, 特別是手機用戶的急速增加, 也給廣播電視傳媒領域帶來了前所未有的發展機遇和廣闊天地, 新媒體的傳播優勢沖擊著傳統媒體固有的優勢。在這樣的時代大背景下, 廣播電視媒體只有轉變觀念, 迎接挑戰, 和新媒體融合創新發展, 做到優勢互補, 互利共贏, 才能贏得廣闊傳播發展空間。
關鍵詞：融媒體時代,廣播電視,融合,創新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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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樊方.融媒體時代下廣播新聞編輯創新意識的培養[J].新媒體研究, 2016 (13) .
[4] 宋毅.媒介融合趨勢下電視媒體的內容變革[J].中國廣播電視學刊, 20111 (11) .
電視傳媒論文范文第4篇
關鍵詞 大眾傳媒 中國外交政策制定
最近幾年來，隨著大眾傳媒的迅速發展，人們正在不知不覺間見證并經歷著一場深刻的變革。以下是這場變革中的三個典型案例：第一個案例是1997年，成千上萬的中國人第一次親眼目睹了來訪的美國總統克林頓與時任中國國家主席的江澤民聯合舉行的記者招待會，通過衛星電視直播，中外國家元首圍繞中國人權問題進行了不動聲色的激烈辯論；第二個案例是2005年5月，在中國東南沿海地區的主要城市，數萬人通過手機短信和諸如QQ、MSN這樣的即時通信軟件自發組織起聲勢浩大的游行，反對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參拜供奉有甲級戰犯靈位的靖國神社，同一時期，網民通過互聯網組織了反對日本謀求成為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在線簽名活動，2005年5月間，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劉建超在不到一個星期的時間里，2次就這些活動專門回答了記者提問；第三個案例是2006年7月19日中國互聯網信息中心發布了第18次中國互聯網發展狀況統計報告，其中顯示中國網民數量在11650萬人至12950萬人之間，接近總人口的10%。[2]
以蘭普頓（David M. Lampton）為代表的學者已經注意到中國外交和安全政策正在發生的重要變化將對中國在21世紀初期的國際行為產生深刻影響。這些變化包括中國外交的職業化（Professionalization）、合作-多元化（Corporate Pluralization）、去中心化（Decentralization）和全球化（Globalization）。[３]同時盡管有學者承認在所謂的非民主國家（nondemocratic）里要準確評估大眾傳媒和公共輿論對決策過程的影響是非常困難的，但是他們傾向于認定在這些國家中政治精英保持著對于大眾傳媒的嚴格控制，中國也不例外，大眾傳媒不過是政府對外宣傳（Propaganda）的工具。而且在外國學者眼中，中國政府對待互聯網之類新興媒體的態度總體來說是消極的，傾向于在某些時候以關閉某個有爭議網站服務器的方式來控制事態惡化。[４]
另一方面，部分中國學者認為中國的媒體因為擁有數量龐大的用戶，因此在信息發布方面擁有特殊的優勢，同時媒體對于外交政策制定的影響也呈現上升趨勢。在研究中國的具體案例后，有學者認為信息技術的發展使得在線公眾輿論成為了一種足以影響外交決策社會力量，盡管最終的決策仍然是由黨和政府制定的。有學者更加樂觀的認為，互聯網是一種推動中國通向民主化的重要力量，因為它提供了“多-多”的交流新模式，使得那些處于傳統決策圈之外的人能夠以更加方便和更加廉價的方式在線表達其不同看法。此外，還有研究者認為，信息技術和現代傳媒的發展，為中國通過傳媒在全球范圍內改善自身形象提供了可能。
上述所有研究都說明了這樣一個基本事實：大眾傳媒與中國外交政策制定之間的關系已經并且正在繼續發生重要的變化，盡管這種變化的速度可能相對比較緩慢。然而同樣需要指出的是，所有這些研究都沒有就一個關鍵性的問題給出令人相對滿意的答案，這個問題就是大眾傳媒能夠在多大程度上影響中國外交的決策。本文嘗試通過對1978年中國改革開放進程啟動以來外交決策模式和權力分配的變化來回答這一問題。
一、中國外交政策的決策機構
從形式上來看，所謂外交政策通常指的是一國政府用以處理與外部世界關系的一系列聲明、決定、政策和反應。[５]從內容上來說，外交政策包含三個部分：一國政府努力在海外追求實現的目標，在背后促成這些目標的價值以及如何實現上述目標和價值的手段與方法。[６]在阿諾德·沃爾夫斯（Arnold Wolfers）看來，理解、預測和應對國家在國際社會中的決定和行動的前提就是要辨別出那些能夠影響決策的要素。[７]所以很自然的在分析中國外交政策制定與大眾傳媒的關系之前，需要先明確中國外交政策決策體系的結構。
從理論上來說，整個中國外交政策的決策體系可以分為三大主要機構：決策機構、咨詢機構和執行機構，其中決策機構的演變可以看作是整個決策過程特點變化的標志。
總體來說，中國外交政策的決策機構自1949年新中國成立以來逐漸完成了制度化和規范化的建設，最為重要的標志就是根據1958年6月10日中共中央發出《關于成立財經、政治、外事、科學、文教小組的通知》成立的中央外事領導小組，這些小組直屬中央政治局和書記處，陳毅為外事小組組長。[８]該小組在文革期間被撤銷，1981年重新恢復，1993年3月，江澤民以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身份兼任中央外事工作領導小組組長，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錢其琛任副組長，中央外事工作領導小組最終成了中國對外政策的最高決策機構。目前胡錦濤以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的身份兼任中央外事工作領導小組、中央國家安全領導小組組長，國務委員唐家璇任副組長、秘書長。自1993年至今，中央外事工作領導小組組長一職開始由中國最高領導人出任。同時該小組的人員構成也逐漸趨向于穩定，其職能被確定為負責對外事、國家安全工作領域的重大問題做出決策。[９]中央外事工作領導小組可以據此看作是中國外交政策的最高決策機構。
從理論上說，中國外交政策的決策過程應有兩個主要特點：第一，它是一種集體決策而非個人決策。這就是說最終政策的選擇并非由個別領導人說了算，而是集體討論的結果；第二，它應是一個相對開放的決策過程，因為咨詢機構在決策過程中有對決策施加影響的合法地位，另外，政府相關部門的參與，外交政策的領域也有不斷擴散的可能。但實際的運轉情況并非完全符合上述預期，與制度設計的初衷存在一定的差距。
二、中國外交政策決策的歷史沿革
自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中國外交政策的決策過程經歷了深刻和重要的變化，大致上至少可以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從1949年開始，至1978年結束。該階段最大的特點就是兩位具有超凡魅力的領導人毛澤東和周恩來占據了中國外交政策決策過程的核心位置。尤其需要指出的是，毛澤東的超凡魅力或者說個人權威是在整個中國革命的過程中逐漸積累起來的，“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締造和我國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建立了永遠不可磨滅的功勛”。[1０]在這一時期，有2個經典的案例：第一個經典案例是有關是20世紀50年代派遣志愿軍入朝參戰的決策。根據已經公開的檔案，是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的討論中說服他的同事們，在敵我力量對比極度懸殊的情況下仍然做出了出兵朝鮮的艱難決定。[1１]第二個經典的案例是20世紀70年代關于改善中美關系的決定：盡管當時國內處于“反帝反修”的特殊時期，盡管毛澤東當時擔任的職務是中央軍委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但是這毫不影響他在深思熟慮后做出改善中美關系的戰略決策。[1２]
在這一時期，具有超凡魅力的領導人占據了決策體系的核心位置，使得整個決策過程成為具有高度個人化色彩的過程。與此同時，當時整個中國社會也是高度同質化的，大眾傳媒的發展處于一個相對比較低的水平，冷戰這一國際大背景也讓中國孤立于世界其他部分之外。因此，大眾傳媒在那一時期的主要功能就是報道政府新聞和政策。
第二個階段從1979年持續到1993年，這一階段鄧小平成為了黨和國家領導的核心，并且領導中國啟動了改革開放的進程。這一時期外交政策決策的主要特點是個人決策與集體決策的過渡和轉換。鄧小平本人依然是一個主要依靠源自個人超凡魅力開展工作的領導人。在這一時期，鄧小平擔任的最高職務是中央軍委主席，但是這絲毫不妨礙他在中國對外政策上扮演最重要的和最終的決策者。作為決策核心的表現在于，這一時期中國重大的對外決，包括中美關系、中日關系和中蘇關系的決策，以及各項最主要的戰略目標與外交政策的指導方方針，都是由作為領導核心的鄧小平親自拍板的，其中的典型例子就是確定了中美建交的三原則“斷交、廢約、撤軍”。[１３]另一方面，以1981年重新恢復中央外事工作領導小組為標志，顯示出這一階段外交政策決策過程中集體決策機制的逐漸回歸。與此同時，伴隨改革開放進程，中國大眾傳媒也開始進入一個蓬勃發展的新階段。
從1995年前后開始，進入了第三階段。在這一階段中，中國所處的世界局勢發生了巨大變化，中國內部社會也發生了巨大變化，其中對中國外交政策制定與傳媒關系產生影響的，主要是下面四個變化：
第一個變化是中國發展環境的變化。冷戰的結束，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以及以互聯網為代表的信息技術在中國大陸擴大了影響，并改變了大眾傳媒與中國外交政策制訂之間的關系。冷戰的結束為中國發展提供了一個更加友好的國際社會：在冷戰期間，或者甚至在1992年，意識形態因素仍然是阻礙中國接入互聯網最主要的障礙。[１４]同時，中國國內改革開放的深入發展，也使得中國外交決策和運行更加注重制度化與規范化建設，例如在2004年，通過對于憲法的修訂，重新賦予國家主席以國事權。[１５]這一修訂讓制度與中國外交的實際實踐相互契合，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原來首腦外交屬于體制外型化的尷尬局面。
第二個重要的變化表現在中國人口的構成上。目前中國社會中的大多數人屬于革命后出生的第二代、第三代乃至第四代人，出自革命時期超凡魅力的領導人，其領導的社會基礎發生了一些變化。這樣就意味著外交決策模式將會發生變化。超凡魅力領導人個人化色彩較濃的決策模式逐漸從歷史淡出，有助于建立一個更加科學和理性的外交決策過程。盡管仍然存在諸多局限，但是整個決策過程已經開始變成一個真正的集體決策過程。雖然公開的資料有限，相關公開的資料仍能讓人一見端倪。1999年5月美國轟炸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之后的決策就是一個比較典型的案例：在得知事件發生之后，首先的反應是召開中央外事工作領導小組的緊急會議，最終對美國的反應以及引導國內輿論的措施，都是在會議上討論之后做出的，總書記仍然掌握最后的權力，但是這種決定是在各方討論后綜合各方意見做出的。[１６]
第三個變化就是隨著改革開放政策進一步深入，外交政策領域進一步得到擴散，外交政策的領域涉及到武器貿易、科學和技術、文化和教育、外國專家、情報和信息、公共外交、貿易和技術轉讓等。為此，外交政策的制定的變化一方面反映著國家領導人制定外交政策的基本方針和戰略，另一方面，越來越多的新參與者加入外交政策制定過程。外交政策領域的擴散客觀上需要相關外交決策信息資源的開拓，媒體無疑是一個意見表達的重要平臺。
第四個變化是互聯網以前所未見的通訊高速度在中國的發展。根據中國互聯網信息中心的統計數據，1997年整個中國大陸共有299,000臺計算機可以通過電話線撥號或者是專線方式上網，到2004年則達到了22,503,000臺，截至2006年這個數字則達到了創紀錄的49,500,000臺；在網絡用戶方面，1997年全中國有420,000人以各種方式上網，整個網民數量在2006年增加至1.4億人左右，相當于每10個中國人中，就有1人上網。[１７]
互聯網的高速發展帶來了兩個直接的影響：首先是大大加速了信息和知識的跨國流動；其次是伴隨著互聯網、電子郵件、即時通信軟件、在線論壇和個人博客的迅速發展，每個單獨的個體都能夠從眾多的工具中尋找到一樣最簡單和最方便的工具去獲取與中國外交政策相關的信息和知識。這兩個效果對中國外交政策制定提出了三個嚴峻的挑戰：
第一個挑戰來自于信息技術的發展影響了信息的重新分配。高速和幾乎實時的跨國信息流動使得所有互聯網的用戶能夠在第一時間獲得有關問題的最新進展，即使是最普通的中國公民，也可能和最高決策者同時甚至更快的了解到同樣的信息。同時，網絡用戶可以非常方便的從網上得到各種關于國際關系的知識，這意味著他可以根據個人偏好選擇一種理解和分析國際現象與中國外交政策的分析工具，而不是只能被動的接受來自政府的唯一解釋。這意味著政府不再壟斷對于國際問題和本國對外政策的唯一解釋權，決策者在制定政策的時候，必須更多的考慮如何在政策公布之后說服公眾，以贏得更多公眾支持。
第二個挑戰來自于知識的擴散。如同約瑟夫·奈（Joseph Nye）已經指出的那樣，在信息時代，可信任知識的供給將成為新的權力來源。因為信息時代過于充分的信息供給使得人們更加需要有效處理和過濾信息的知識，誰能夠提供這種知識，就能夠通過提供知識影響接受者的行為，這是信息時代最為重要的權力新來源之一。[１８]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外交決策機構面臨的挑戰就是如何保持民眾對于官方口徑的信賴。
第三個挑戰是權力分布的去中心化（Decentralized）趨勢?？傮w來說，不僅是中國，大多數國家的外交決策權仍然是高度中心化的，特別是大國。但是，世界各國的學者都指出，外交決策中權力的去中心化趨勢同樣是不可否認的。這一趨勢意味著在傳統決策圈之外的行為體能夠比以前更加方便地影響圈內的行為體以及決策過程，尤其當決策圈外的行為體能夠有效動員民眾支持的時候。作為應對這種趨勢的措施之一，中國外交部2004年3月19日在新聞司下設立了一個公眾外交處，主要的職責就在于推動公眾更多的了解外交部的工作。
三、大眾傳媒與中國外交政策制定之間的關系
自1949年以來，中國政府對于大眾傳媒的管理政策經歷了非常重要的變化。簡要的變化情況可以概括為如下的表格：
簡單來說，在改革開放之前的時間里，媒體在很大程度上被看作是一個政府部門，它的主要開支來自于政府的財政撥款，這種財政撥款被看作是政府的投入，在管理上，除了全國性的少數媒體之外，都是各地方政府分別管理的。改革開放之后，媒體更多的被看作是一個產業，而不是一個政府部門。從內部管理的角度來說，仍然強調黨和政府的宣傳部門對于媒體的管理，但是媒體的專業工作方面已經由職業化的編輯遵循和西方新聞媒體比較類似的原則進行管理。
在很長一段時間里，對于大多數中國人來說，媒體的主要功能就是作為階級斗爭的工具。這一認識的形成可以追溯到延安時期對于媒體的管理，在那時形成了“黨管媒體”的認識。這里的媒體是包括報紙、電視和廣播在內的各種形式的媒體，對于這些媒體的控制是高度中心化的，等級非常森嚴，在媒體上幾乎無法發現學者個人對于中國外交政策的評論?？偠灾?，可以說當時媒體和中國外交政策的關系是一種單向的關系，大眾傳媒扮演的就是政府新聞發言人的角色：它只能如實報道從政府那里獲得的所有信息，而對于決策過程構不成影響。
20世紀80年代改革開放以來，一些關于媒體管理政策的敏感話題開始被允許討論起來，同時部分媒體也開始了比較成功的商業化運作。但是真正的實踐仍然要到20世紀90年代之后才開始。媒體被放入市場，通過競爭來促進成長。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大多數媒體必須依靠自身去賺取繼續生存下去的資金，除了少數作為政府喉舌的媒體，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不再給媒體提供財政上的支持。[１９]對于大多數被放入市場競爭環境的媒體來說，必須依靠與眾不同的風格來吸引足夠多的民眾以保證發行量。
同時對于媒體的管理模式也從“黨管媒體”變為“中央領導，政府管理，媒體行業自我約束，企業或事業單位獨立管理”。盡管黨對于輿論大方向保持控制的原則沒有發生變化，但是情況仍然發生了微妙而重要的變化：媒體之間競爭的加劇，也使得各種報紙的編輯竭盡全力去尋找自己的特色，而且讓越來越多的職業編輯來管理報紙的內容。這些編輯所學習的主要是西方的新聞理論，并越來越多地試圖學習西方同行們的實踐經驗，結果就是媒體內容更加的開放，聲音趨于多元。
這一變化趨勢對大眾傳媒與外交政策制定之間的互動產生了新的影響。
總結來說，大眾傳媒對于中國外交政策制定的作用可以概括為如下五種類型的功能：
第一類功能是作為黨和政府的“喉舌”。這不僅僅是所有主流媒體的職責，也包括其他媒體，盡管后者通常采取比較靈活和多樣化的報道。在發揮這種作用時，媒體僅僅報道其從官方來源獲得國際新聞，并且不會對政府外交政策發表基于不同立場的評論。
第二類功能是作為知識精英表達其意見的“麥克風”。這些意見包括對外交政策的補充、完善甚至是批評。那些試圖影響中國外交政策制定的知識精英從大眾傳媒的發展中看到了表述其主張、吸引更多的支持者的機會。
這一“麥克風”的作用在朝鮮核問題上得到了體現。2006年9月，當朝鮮宣布要進行核試驗時，有學者發文認為“朝鮮政策是相對獨立的，中國對其影響有限”。[2０]當10月9日朝鮮宣布進行地下核試驗之后，有記者就中國對朝政策有效性更加直接的提問，外交部發言人則給出了與學者完全不同的評價。[２１]國內學者對于中國外交政策效用的不同判斷，在多大程度上影響了記者的提問，這種影響目前可能還難以進行精確的量化測定，但其存在本身則是一個客觀的事實，同時也使得外交決策過程必須考慮這類因素的存在。
第三類功能是作為政策辯論的“競技場”，提供一個讓持不同政策主張的精英進行辯論的平臺。對于中國外交政策持不同主張的精英通過在刊物上公開發表文章的方式進行辯論。媒體對種辯論很歡迎。因為這會吸引眾多感興趣的讀者。因此當發生某個熱點問題的時候，他們會有意鼓勵這樣的辯論。2002年6月開始的圍繞對日關系新思維的討論，就是典型的案例。[２２]這種辯論很快就從學術期刊擴散到了網絡，借助新興媒體引發了激烈的討論，并在經歷了種種外界影響之后最終演變成為群體性事件。這一時期中國對于日本爭常的強硬態度多少受到了這一激烈辯論的影響。
第四類功能是作為對決策過程施加壓力，促使縮短反應時間的“加速器”。針對某些熱點問題的實時、密集的報道，會讓決策者感受到巨大的壓力，從而要加速做出反應的時間和速度，這對于整個決策體系都提出了全新的要求。以中國工程師在巴基斯坦遇到襲擊事件為例，事件發生后24小時之內，外交部就在例行新聞發布會上就后續處理問題發布了詳細的信息。[２３]
第五類功能是作為普通民眾宣泄其針對某些國家對華政策不滿的“安全閥”。但是并沒有足夠的證據顯示政府會鼓勵媒體無限制的去表達民眾的這種不滿。同樣無法確定的是中國政府曾經嘗試在與其他國家進行外交談判的過程中利用媒體去煽動某種負面的公眾輿論，進而利用這種輿論在談判中爭取有利地位。
在中日關系問題上這一安全閥的作用表現得尤其明顯：自2001年至2005年，新浪網為中日關系至少建立了10個專題，持續時間最短的是3天，最長的是615天（反對日本成為常任理事國），而新聞報道和頻率最密集的則是“如何看待中日關系”專題，在39天時間里發布了接近200篇的新聞報道和新聞分析。從內容來看，除了“如何看待中日關系”專題之外，其他專題集中報道的都是中日關系中的負面新聞。這些對于負面新聞的報道，最終引發了民間的大規模涉日游行，而此后出現的“如何看待中日關系”專題，則是在出現了大規模涉日游行之后外交部引導民間情緒所做努力的結果。在這些新聞報道和分析中，正面或相對中立的立場占據了壓倒性的多數，同時配合人民網上發表的包括《我們怎樣表達愛國熱情》在內的三篇時評，才最終較有成效地疏導了受日本政要屢次參拜靖國神社、學者關于轉變對日政策辯論和反對日本加入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等一系列時件高度動員起來的民族主義情緒。
這一案例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證明通過發表一些比較激進甚至接近極端的民族主義色彩的言論，媒體有可能在部分受眾中獲得共鳴，結果就是能夠追求到更大的商業利益。但是對于政府來說，這種通過媒體進行宣泄的做法并不理智，而且被高高刺激起來的民族主義情緒要作妥善的善后工作也會比較困難。
結論：大眾傳媒的影響及其限度
總而言之，目前大眾傳媒對于中國外交政策制定的影響有了明顯的增強，但其效果仍然是有限的。
在今日中國，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大眾傳媒開始有越來越大的作用，不同種類的媒體在中國已經得到了廣泛的發展。越來越多的中國人開始有興趣了解國際問題，并日益強烈的希望能夠以某種方式加入到外交政策的制定過程中去。最重要的變化是今日中國大眾傳媒已經獲得比以往更大的自由來發布不同學者對國際現象的分析和對中國外交政策的評價。
與此同時，大眾傳媒的影響仍然有限。首要的原因在于中國外交政策的決策過程仍然未充分開放，大眾傳媒如何影響，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影響外交決策較難考量。其次是因為外交決策的信息資源分布尚不均衡，體制內政治精英有更大的優勢可以同時對大眾傳媒乃至大眾直接施加直接和間接的影響。
無論如何，整個社會的持續發展將使得大眾傳媒與中國外交政策制定之間的關系變得更加復雜，大眾傳媒在決策過程中也會因此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
注釋：
［1］ 本文是在提交復旦大學國際關系與公共事務學院2006年10月舉辦的“國際關系理論與中國外交”學術研討會的會議論文基礎上修改而成的。
［2］ 中國互聯網信息中心：《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第18次），http://www.cnnic.org.cn/uploadfiles/doc/2006/7/19/103601.doc （2006年8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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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Joseph Fewsmith and Stanley Rosen, “ The Domestic Context of Chinese Foreign Policy: Does ‘Public Opinion’ Matter? ” David M. Lampton ed., The Making of Chinese Foreign and Security Policy in the Ｅra of Reform, 1978-2000, pp. 172-175.
［５］ Junhao Hong, “The Internet and China’s Foreign Policy Making: The Impact of Online Public Opinions as a New Social Force”, in Yufan Hao, Lin Su ed.， China’s Foreign Policy Making: Societal Force and Chinese American Policy, Burlington: Ashgate Publishing Company, 2005, p .97.
［６］ Eugene R. Wittkopf, Charles W. Kegley, Jr., James M. Scott,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Pattern and Process, Pek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04， p. 14.
［７］ Arnold Wolfers, “The Goals of Foreign Policy,” Discord and Collaboration: Essays o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Press, 1962, pp. 67-80.
［８］ 人民日報：《中國共產黨80年大事記·1958年》，http://www.people.com.cn/GB/shizheng/252/5580/5581/20010606/483231.html （2006年8月29日）。
［９］ 由于資料來源的限制，該部分以及下面有關中央外事工作領導小組歷史沿革的論述主要依據網絡資料整理而得，資料主要來源為：http://www.chinajunzheng.com/bbs/htm_data/44/0509/20243.html（2006年8月29日），該資料來源經求證外交部相關部門人士核實后基本可信。
［１０］ 《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1981年6月27日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一致通過），http://www.hzxjhs.com/dangzhibu/wenti.htm
［1１］ 王焰等編著：《彭德懷傳》，當代中國出版社，1993年版，第400-402頁；《彭德懷軍事文選》，中央文獻出版社，1988年版，第321頁；沈志華：《毛澤東、斯大林與朝鮮戰爭》，廣東人民出版社，2004年3月版，第200-300頁。
［1２］ 中央電視臺：“打開中美關系的大門”，http://www.cctv.com/specials/50th/bwl/17.htm
［１３］ ［美］羅伯特·勞倫斯·庫恩：《他改變了中國：江澤民傳》（談崢等譯），上海譯文出版社，第146-149頁；鄧小平：《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50-351頁。
［１４］ 《中國互聯網大事記1986-1993》，http://www.cnnic.org.cn/html/Dir/2003/10/22/1002.htm
［１５］ 張清敏：“中國修憲：提升首腦外交”，載《世界知識》2004年第8期，第62頁。
［１６］ ［美］羅伯特·勞倫斯·庫恩：《他改變了中國：江澤民傳》（談崢等譯），上海譯文出版社，第146-149頁。
［１７］ 中國互聯網信息中心1997年、2004年、2006年發布的中國互聯網數據統計報告，見http://www.cnnic.org.cn/download/2003/10/13/93603.pdf，http://www.cnnic.org.cn/download/2004/2004072002.pdf，http://www.cnnic.org.cn/uploadfiles/pdf/2006/7/19/103651.pdf
［１８］ ［美］約瑟夫·奈：《美國霸權的困惑》（鄭志國等譯），世界知識出版社，2002年6月版，第45-65頁。
［１９］ 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關于進一步治理黨政部門報刊散濫和利用職權發行、減輕基層和農民負擔的通知（中辦發［2003］19號），http://law.chinalawinfo.com/newlaw2002/slc/SLC.asp?Db=chl&Gid=49335
［２０］ 沈丁立：“朝鮮核試驗和中朝關系及中國的選擇”，載《青年參考》2006年9月5日，資料來源：http://military.people.com.cn/GB/42967/4789770.html （2006年10月2日）。
［２１］ 2006年10月10日外交部發言人劉建超在例行記者會上答記者問，資料來源：http://www.fmprc.gov.cn/chn/xwfw/fyrth/t275579.htm （2006年10月15日）。
［２２］ 主張對日關系新思維的學者率先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馬立誠：“對日關系新思維——中日民間之憂”，載《戰略與管理》2002年第6期；時殷弘：“中日接近與‘外交革命’”，載《戰略與管理》2003年第2期；馮昭奎：“論對日關系新思維”等，載《戰略與管理》2003年第4期；洪明：“重振河山待后生——中日關系的過去、現在與將來”，載《戰略與管理》2004年第1期。隨后持反對意見的學者開始進行反駁，代表性的包括：林治波：“對‘對日關系新思維’之九點質疑”，載《時代潮》2003年第14期；張睿壯：“從‘對日新思維’看中國的國民性和外交哲學”，載《世界經濟與政治》2003年第12期。
［２３］ 2006年2月16日外交部發言人秦剛在例行記者會上答記者問，http://www.fmprc.gov.cn/ce/cgngy/chn/fyrth/t235695.htm （2006年8月29日）。
（作者簡介： 蔣昌建，復旦大學國際關系與公共事務學院，博士，副教授；沈逸，復旦大學國際關系與公共事務學院，博士，講師，上海，200433）
電視傳媒論文范文第5篇
摘要：隨著新媒體時代的到來，傳媒正在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其對于文學的影響也在日益擴大，其中影視改編便是一個重要手段。嚴歌苓這位準確把握時機，在影視改編中謀求文學作品新發展的女作家也逐漸受到了更多人的關注，形成了嚴歌苓“影視熱”。
關鍵詞：傳媒 影視改編 嚴歌苓
傳媒或媒介的定義一直以來沒有一個較為準確的概念，在1979年版的《辭?！分兄皇珍浟恕懊浇椤币辉~，解釋為“雙方發生關系的人或事物”。[1]麥克盧漢說“媒介即是訊息”。黃發有在《中國當代文學傳媒研究》中提到的“文學傳媒”是指以文學信息為主題內容的傳播媒介，主要包括文學副刊、文學期刊、文學書籍、廣播、影視、網絡及其生產與傳播機構。[2]隨著碎片化時代的到來，文學開始以多種方式傳播，以適應快節奏的生活。傳媒對于文學的影響愈加明顯，這其中影視改編就是一個最常見的手段。
一、影視改編的含義及現象分析
影視改編是指按照影視藝術的特殊美學要求和表現需求，將其他體裁的藝術作品改寫為電影或電視劇本。文學與影視的關系向來密切，影視改編成功的例子不勝枚舉，如導演張藝謀的電影《紅高粱》改編自莫言的小說《紅高粱家族》，《大紅燈籠高高掛》改編自蘇童的《妻妾成群》，導演陳凱歌的《霸王別姬》改編自李碧華的同名小說。除此之外，大家耳熟能詳的影視劇《唐山大地震》《陽光燦爛的日子》《鬼子來了》《太陽照常升起》《讓子彈飛》都改編自文學作品。最近幾年，國外作家的文學作品也相繼被改編為影視劇，如弗·司各特·菲茨杰拉德的小說《了不起的蓋茨比》，東野圭吾的小說《嫌疑人X的獻身》《解憂雜貨店》《放學后》《白夜行》也都被改編為電影，并且取得了不錯的成績。
影視改編不僅能使作者名氣大增，促進作品銷量，而且由于原著本身帶有讀者基礎和話題性，自然會使影視劇容易取得成功。雖然對于文學作品被改編為影視劇這一現象大家已經開始習以為常，但是一直以來也存在很多爭議，文學家、編劇、評論者所持觀點都有所不同。一些作家對影視改編持反對態度，而有一些作家則贊成文學作品的影視改編，他們認為影視劇比小說的影響力大。
但是不難發現，一方面作家認為改編后的影視劇會削弱原著中的獨特精神內涵以及韻味，特別是原文中的美學色彩、“此時無聲勝有聲”的場面，一旦被拍成畫面，透過鏡頭呈現出來就破壞了作家的獨具匠心；另一方面，作家們對于自己的作品能被改編求之不得，例如蘇童、北村、格非、趙玫、須蘭、鈕海燕等六位作家同時為《武則天》撰寫文學腳本。在影視劇面前，文學作品已經成為附庸，而作家們也身居幕后，成為商業時代的消耗品。就像金庸雖然不贊同改編后的成果，但是他的作品卻一直在被翻拍為影視劇。
二、嚴歌苓：在影視改編中謀求文學作品新發展
（一）嚴歌苓“影視熱”
如今，觀眾對嚴歌苓這個名字并不陌生，從電影《天浴》《少女小漁》《金陵十三釵》到電視劇《一個女人的史詩》《小姨多鶴》《鐵梨花》《幸福來敲門》等都取得了不俗的成績，她本人也多次獲得編劇大獎。不管是文學作品被買走版權改編為影視劇，還是文學作品本身就是為影視劇而寫，嚴歌苓都在傳媒迅速發展的今天找到了擴大文學影響力的方式，在影視改編中謀求文學作品的新發展，形成了嚴歌苓“影視熱”。
（二）電影《芳華》
2017年，有一部電影引起了大家的廣泛關注與討論，那就是改編自嚴歌苓同名作品、由馮小剛執導的電影《芳華》。
因為馮小剛和嚴歌苓在年輕時有共同的文工團經歷，所以馮小剛幾年前就找到嚴歌苓，希望她能寫一部與文工團生活有關的作品，然后改編成電影。但是嚴歌苓本人也透露，這部作品其實和馮小剛最初想要的不同，雖然一開始的目的就是改編為電影，但是她還是堅持先文學，再電影，不能完全為了電影而寫作。
電影《芳華》上映之后，網上影評很多，一些人沒有看過原著，就對小說妄加評論。小說和電影是兩種完全不同的藝術形式，電影出于商業和市場的考慮，不可能將小說一成不變地呈現出來。
雖然這部同名電影由嚴歌苓本人擔任編劇，以此保證了改編后的電影基本內容不變以及改編的質量，但是原著與最終電影呈現的內容還是有所差別。首先是氛圍不同。小說英文名叫“You Touched Me”，來映射當時環境對人性的壓抑，因為“人性是唯一不會過時的主題”。電影在前期則用鏡頭更多地表現文工團里男兵女兵們的青春，宛如一個世外桃源，集體主義是其表現的重點。小說中蘊含的矛盾、沖突、對立減少了，禁欲與壓抑的氛圍削弱了。其次是何小萍的故事缺少細節。從小說中的女主人公何小曼到電影中改名為何小萍，缺少了一些細節的刻畫。小說中何小曼從不摘帽子，以至于別人都以為她是瘌痢頭，其他女兵嘲笑她、嫌棄她，甚至故意脫下何小曼的帽子，刺激了何小曼，導致她自卑心理加重。小說中對何小曼成為模范人物后的心理變化過程描寫得比較細致，她精神分裂后只說一句話“我離英雄差得太遠”。[3]這一細節值得深思，電影中完全采用的是另一種表現方式。此外，有一個刪掉的情節嚴歌苓本人也特別惋惜。何小曼當兵前在家里，因為一件紅色毛衣和妹妹發生爭吵，而母親偏向了妹妹，后來何小曼把這件毛衣拆了，從側面表現了何小曼的悲劇人生。這小小的爆發甚至帶有一種人性的黑暗，但黑暗之后是更深層的悲哀。
三、影視改編的期待：在商業中實現良性循環
孟繁華在《眾神狂歡——世紀之交的中國文化現象》中指出：人文知識分子不可能走上經濟的主戰場，他們被宿命般地排斥在市場經濟之外，而傳統的人文理想在這一時代失去了往日的神性光彩。[4]的確，很多作家對大眾傳媒持有不屑和不信任的態度，他們認為一旦妥協就會喪失文學的獨立性。潘軍更直白地說：“電視劇是個破東西，不過很賺錢?！?[5]
金理在《什么是80后文學》中強調：如果我們在如今依然持一種夸張“文學”與“市場”之間對立的看法，其實是很可笑的。影視改編是在當下生產力和人民需求下產生的，我們應該想辦法如何推進其更好地發展。
正是因為一些作家們表達的熱情依然存在，所以他們介入影視，希望其作品在更大范圍內產生影響。在影視改編并不太令人滿意的現狀下，只有像嚴歌苓一樣，有更多的作家愿意在堅守底線的前提下參與進來，才能推動影視改編的進步。
四、結語
影視改編作為傳媒對于文學影響的手段之一，已成為一種越來越常見的現象。文學作家和導演借助這一手段實現互惠互利，也能讓觀眾看到更高水平的影視作品。但是，影視改編的弊端也不容忽視，如果為了商業利益一味崇尚形式而忽視內容，那將對觀眾的審美判斷力產生很大的傷害，進而使其閱讀接受水平下降，而受眾的趣味又會反過來影響文學，這就形成了一種在文學與影視中的惡性循環。
嚴歌苓作為文學作品參與影視改編最成功的作家之一，為我們帶來了很多經驗。我們期待這位高產的女作家在文學作品與影視劇之間建立一座溝通的橋梁，促進傳媒與文學、文學與影視之間的良性循環。
參考文獻：
[1]舒新城.辭海[M].上海：辭書出版社，1980.
[2]黃發有.中國當代文學傳媒研究[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4.
[3]嚴歌苓.芳華[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7.
[4]孟繁華.眾神狂歡——世紀之交的中國文化現象[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
[5]潘軍.答何銳先生問[J].山花，1999（03）.
（作者簡介：孫夢嘉，女，碩士，華中師范大學文學院，研究方向：中國現當代文學）（責任編輯 劉月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