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術檔案管理范文第1篇
摘 要： 情感藝術的管理是一種兼具有效性和人性化特征的教育管理模式，它的管理核心是使人的正向情感得到有效激發，在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之間形成感情上的契合關系。本文從情感藝術管理理論和現實依據出發，闡述了感情溝通在高校思想政治管理中的應用及影響作用。
關鍵詞： 情感藝術 高校思想政治管理 應用特色
我國著名教育家說：“理是可以治病的良藥，情就是藥外帶著香味甜味的糖皮。無情，理難以下咽；無理，情就失去存在的意義。只有兩者緊密結合才能增強教育效果，實現兩點由情而達之的教育目的?！备咝Ｋ枷胝喂ぷ饕彩且粯?，只有情和理之間建立緊密相連的關系，才能達到理想的教學效果，才能使高校思想政治管理工作的有效性得到提高。為此，高校學生思想政治管理中應關注學生的特殊情感需求，在高校學生思政政治管理中加入情感藝術已成為當務之急。
一、情感藝術是高校學生思想政治管理工作的有益補充
1.給予學生最大的尊重與關愛是做好高校思想政治管理工作的前提條件。高校學生雖以學習為主，但同樣是追求個性發展和期待實現自我價值的獨立個體。尊重學生，即指尊重學生的個人尊嚴，尊重學生的權利和自由，尊重學生的情緒等方方面面。關愛學生是指關愛學生的學習和生活，關愛學生的情緒變化等。
2.在運用情感藝術對學生的思想政治進行管理時，教師要細致觀察分析學生的動態，高校學生普遍有著活躍的思維和較為寬廣的知識面，多為獨生子女，注重個性發展。在思想政治管理工作中要因材施教，注重情感管理的科學性，尤其要關注學生的個人特點，對他們身上體現出來的共性和特性都有所把握[1]。積極了解學生的成長環境和發展需求，以便為他們提供及時有效的情感幫助，從而使情感藝術在高校學生思想政治管理工作中展現的作用得到最大限度的發揮。
3.運用情感藝術可以使學生的情緒得到正確引導。在思想政治工作管理中，我們會遇到一些學生因受到挫折而難以處理情緒的現象，有時候體現為滿目愁容，有時候體現為焦躁不安，在這些不良情緒的干擾下，學生的思維容易受到較大的干擾，做事易沖動。因此，我們需要對某些大學生這種負面情緒用科學積極的方式進行引導，設法使他們的情緒得到平復。教育者在對學生進行疏導的過程中要善于運用情感藝術，循循善誘，盡可能讓學生產生思想和情感上的共鳴，使心理壓力得到有效排解。
思想政治工作者在日常學生管理工作中要做的事情還有很多。他們要善于對學生的積極情緒進行把握和運用，使這種情緒轉化為力量服務于學生的思想政治管理工作，對學生的良好表現加以褒獎，使情感激勵變成學生進步發展的動力，有利于學生成長的同時還對高校學生思想政治管理工作起到一定的促進作用[2]。
二、情感藝術在高校學生思想政治管理中應用原則
1.從實際出發。在思想政治工作中，堅持從實際出發，為其堅持解放思想與實事求是的直接體現。要增強高校學生思想政治管理工作的滲透力，必須堅持從實際出發的原則，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提高工作針對性，對癥下藥。在情感藝術的應用上，對于情感表達，思想政治工作者應具備針對性，在情感的流露與表達上均根據教育內容和對象及場合、時機等不同有所改變，增強情感藝術應用針對性。
2.情感交融。從情感的發展看，其形成發展于認識過程，濃厚的情感來源于深刻的認識。情感現象雖相對復雜，但其存在并未脫離道理。從情與理的關系看，其相互滲透，且密不可分。在展開思想政治管理工作時，首先應講明道理，在重大原則問題上必須堅定立場，在動之以情和曉之以理下以情、理服人。情與理的辯證關系，要求高校學生思想政治管理工作不能冷酷無情的同時，也不能完全以情代理，對學生姑息與縱容，不能通過感情對政策加以代替。
3.以身作則。高校學生思想政治管理工作表現出較強的實踐性與應用性，目的除了促進學生思想認識提升外，還要確保學生行為的正確性。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者需要堅持以身作則原則，對自身表率作用提高重視度，要求學生做到時自己應首先做到，要求學生不能做某件事時，自己也不能做，通過言傳身教感染與指導學生。
三、高校學生思想政治管理中有效應用情感藝術對策
1.合理運用認知理論。認識是人的大腦對客觀事物的反映，思維能夠對認知的科學性和正確程度進行基本的判斷，因此思維方式的科學性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著世界觀的科學性。大學生的思維有著很強的可塑性，他們接受新事物的能力很快，思維和看法更新的速度很快。但是由于大學生的生活閱歷尚不夠豐富，認知缺乏一定的準確性和深刻性，因此，高校思政部應當合理運用認知理論，重視對學生理論思維品質的培養。
2.尊重學生的個性發展[3]。個性是指區別于其他人的發展特性，世界上沒有兩個完全相同的人，每個被教育者都是獨立存在的人，每個學生都有和別人不一樣的個性差異。因此，教育工作者要善于把握個體之間的差異性，并給予這種差異最大的尊重，用合適的方法貼近和學生的情感交流，使思想政治管理發揮更大的效用。
3.充分利用期待效應的積極作用。積極的期待能夠促進人的發展，消極的期待能夠打擊人的成長。要想使一個人得到更大的發展空間，就要給予他更多的信心和鼓勵，在言語行為中向他輸送積極的期望。有實驗顯示，教師對學生的期望值越高，學生的積極性得到發揮的概率和程度就越高。同理，如果對有了一次錯誤經歷的學生就貼上問題學生的標簽，就會誘導他們思維中消極情緒的滋長，使他們產生厭學情緒，不利于學生的身心健康發展。
4.使激勵作用得到最大限度的發揮。合理的激勵可以使學生把受到的外在刺激內化為促進成長的積極因素，增強學生的意志。正確的激勵是人才的催化劑，它能夠激發學生的創作熱情和主觀能動性。一方面，思想政治管理工作者要善于利用榜樣作用，塑造積極的典型，滿足學生的學習心理需求。另一方面，針對學生的特長給予一定的贊賞或者褒揚，給他們提供充分展示特長的機會，增強學生的自信心。
5.教育工作者要以發展的眼光看待學生。在學生的思想政治工作中，教育工作者要避免對學生產生偏見，而要用發展辯證思維對待學生身上展現出的特點，從中提取優秀的部分，并用合理合適的方法指出展現出來的不足之處，看到學生的發展和進步，不能對學生的學習成果盲目否定。
四、高校學生思想政治管理中應用情感藝術對教育者的要求
要使高校的思想政治工作具備更強的說服力和權威性，取得優異的教學成果，就需要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有效地結合理論和實踐，以身作則，言傳身教。
1.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要具備良好的心理素質和專業素養，這對思想政治教育效果有著很大的影響。教育工作者要經常進行自我反思和反省，分析自己日常行為中存在的不足之處或者優勢，積極發揚優點、克服缺陷，控制好自己的情緒并將良好的一面展示給學生，通過對自身的把控感化和激勵學生。
2.教育工作者需要有豐富的教育經驗和情感疏導能力。善用心理知識中體現的規律及特征提高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并能夠對自己掌握的知識有靈活調動的能力，善于運用啟發教學、趣味教學方法使情感藝術和對大學生的思想政治管理之間建立起密切聯系，提高工作質量，強化教學效果，促進高校學生的可持續發展。
六、結語
情感藝術在學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也是學校管理學生的一種重要方式。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應該根據不同學生的特點，進行不同的交流和教育，只有不斷改進情感教育方式，才能更好地教育和指導學生，使學生更順利地成長和進步。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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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李紅革.高校學生思想政治工作思維模式研究[D].武漢：華中師范大學，2012.
藝術檔案管理范文第2篇
摘 要： 本文在對我國目前高等藝術院校管理人員績效管理方式進行分析的基礎上，提出績效管理方式的轉變要綜合考慮藝術院校特點、管理的制度化建設、管理人員的內在需求與成長等多種因素，加強管理人員的周邊績效考核，摸索創建高等藝術院校團隊績效工作系統。
關鍵詞： 高等藝術院校 管理人員 績效管理
高等藝術院校是指在我國開展高等藝術教育、為社會主義文化發展培養所需要的各類專業藝術人才，并擔負著我國藝術學科的學術研究和發展等重要職能的專業院校。目前，全國除了有31所獨立建制的藝術院校外，綜合大學的各類藝術學科也達到一定的規模，并承擔著相應的教育任務。[1]
績效通常被用來衡量組織中員工的行為與結果兩方面因素。通常認為員工的工作績效由員工與工作相關的陳述性知識、程序性知識與工作動機三個方面因素所決定?？冃且粋€多維度概念，最常見的維度分類為任務績效與周邊績效[2]。一位員工在完成他的工作任務方面可能非常在行，但他的周邊績效卻可能很低，因而可能在考核中得不到應有的心理預期。
高等藝術院校作為教育教學類組織，其員工構成通?？煞譃閮深悾簩I教師與管理人員。本文旨在就高等藝術院校中管理人員工作績效管理方式的轉變做一些思考。
一、管理人員現行績效管理方式及其轉變的必要性
我國高校從2006年開始實施崗位績效工資制度。該制度的目標是建立符合高校特點、體現崗位績效和分級分類管理的收入分配制度、完善工資正常調整機制、逐步實現高校收入分配的科學化和規范化。通過多年的建設，我國高校普遍推行了較為符合本校實際的崗位績效工資制度。崗位績效工資通常包括四項：崗位工資、薪級工資、績效工資、津補貼。除了績效工資外，其余三項在年度內基本恒定。所以在秉承“以崗定薪、績效優化”、“總量控制、拉開檔次”的考核管理原則下，績效管理就顯得至關重要。據統計，高等藝術院校由于專業差異性特征明顯，管理人員職數占比比非藝術類院校高，普遍占到教職工總數的三至四成。
目前，在高等藝術學校內部管理上，由于管理人員工作狀態上的“恒穩態”[3]——基本上是為教學體系服務，沒有現成的考核依據，不像教師那樣有教學成果、科研成果、職稱體系、藝術展演、社會知名度等一系列相對成熟且廣為接納的考核標準。一所學校內部各院系往往“麻雀雖小五臟俱全”，職位林立而工作范疇不一，加大了專業性考核指標設置的難度。所以，現在基本沿用了與公務員考核相類似的一種比較主觀簡化的績效評價方式：采取“德能勤績”個人述職與部門考評相結合的任務績效考核方式。這種考核相對而言好操作，但考核的實際效用就值得商榷。因為這種考核方式基于這樣一個事實，即部門主管對于各管理崗位的工作績效具備非常廣泛的業務知識和透徹的了解，而事實上并不完全具備。所以高等藝術院校在員工管理層面的關注和投入程度上已經形成兩類：學校通常將教師看成需要對其進行投資的財富，并進行專業化差別管理；而將管理人員看成必須實現成本最小化的費用支付項目，后期開發不足，并實行行政化管理。管理人員的績效管理顯得滯后、不足甚至有些流于形式，年度考核只有優秀、合格、基本合格、不合格四個檔次?？己私Y果對被考核者的績效反饋和管理者的績效評價都顯得單薄。
但是在高等藝術院校，管理工作又比非藝術類院校難度更大。藝術類教師通常具備較強的本專業知識和創作技能，大多是在單一狹窄的專業模式中培養出來的，較為普遍地存在著缺乏現代科技知識和對高新科技設備的應用能力，對群體與組織的意識較為薄弱。有的甚至缺乏作為一個高校教師應該具備的關于教學改革方案的制訂與操作、科研申報等所必需的對專業設置及相關學科的了解與教學實驗實踐評估等實踐能力[4]。管理人員則因為日常管理聯系的線性與常態、坐班制工作特點的時間與資源保證，與教師之間聯系的點狀與間斷性相比更有優勢。教育部主管的《中國高等教育》雜志2013年第7、10、17期分別刊登了多篇由兩院院士、高校校長撰寫的有關“深化體制機制改革、提升高校創新能力”的文章，普遍認為我國已經進入大數據時代，協同創新是高校改革的必經之路。在非藝術類高等院校的協同創新進行得如火如荼之際，高等藝術院校的協同創新項目申報也開始展開，南京藝術學院2013年底成功申報了江蘇省內第一批藝術類協同創新項目。在項目申報過程中，大量的數據提供者恰恰是校行政、教務、財務、科研、實驗中心等管理部門。
二、管理人員績效管理方式的轉變
1.在高等藝術院校，管理為教學服務的宗旨沒有改變，但管理的制度化建設、管理人員的內在需求、定位與成長必須細化與重視。
不可否認，在高等藝術院校管理崗位上有相當比例的從業者具備藝術類專業的學科背景，但管理人員所從事的日常工作以管理為主，而非藝術。因此從本質上厘清管理人員的內在需求、定位與成長，管理的制度化建設對管理人員工作績效的提升、績效考核的效率效用、績效反饋與應用等整個績效管理流程至關重要。
（1）管理的制度化建設
目前針對高校人力資源管理中績效管理應用的實證研究[5]較多，而關于高校管理的制度化研究較少，尤其缺少同一級學科下不同高校相同或類似管理點的比較研究。這里，還要區分兩個概念，管理的“去行政化”并不是“去制度化”，相反在高等院校，真正制度化的規范管理很少。
2013年11月南京藝術學院電影電視學院組織專業老師與管理人員分別赴中央戲劇學院、北京電影學院、中國傳媒大學訪問，隨后北京電影學院回訪，就“北京電影學院本科教學工作水平自評指標和標準”7個一級指標，20個二級指標進行了懇談交流，開始了具有管理學意義上的高等藝術院校管理的制度化對話。該院的管理崗位工作范疇不僅僅是配合教學完成日常管理事務，而且有了更深層面的思考。比如，在該院“師資隊伍——2.2.4教授、副教授上課情況的考核”一欄中明確“專業主干課：開設五年以上的課程中，90%以上由教授、副教授講授；開設不滿5年的課程中，50%以上由教授、副教授講授”、“教學基本設施——3.1.4圖書館狀況”一欄中分別注明教育部規定生均圖書指標、生均年進書量、專業匹配指標等。這樣，管理崗位的制度化特征明顯、管理依據充分。同樣，南京藝術學院也有很多管理制度化建設的亮點，如《南京藝術學院學分制指南》等。
（2）管理人員的定位、內在需求與成長
高等藝術院校管理人員的內在需求、定位與成長，是高等藝術學校管理人員績效管理的本源問題，認清管理人員的內在需求、定位與成長，才能在真正意義上制定出行之有效的激勵考核制度，并有效實施。
因為高等藝術院校專業差異性特征明顯，管理人員又有相當部分具有藝術類專業背景，所以與非藝術類院校相比，管理人員定位的選擇性較多，從而也就形成了不同的員工類型：院系一級多有偏向專業型的管理者，在管理者隊伍內所占比重較大，層次也較高，但其中有相當部分屬于“專業優則仕”，多從專家教授層面的干部中選拔，從事管理的同時繼續關注專業研究；普通管理者來源復雜，有的是經過公開人事招聘而入，有的則是從事多年管理工作而缺乏職業上升空間保留的人員，等等。復雜的員工類型必然使得簡單劃一的考核方式很難關注管理人員的普遍性與多樣性。
高校管理工作相對穩定，工作動機的選擇對工作效率的影響較大。從某種意義上而言，管理人員會將非工作活動及家庭生活的質量看得比薪水與工作職位更重，模糊的績效考核對這部分員工的激勵是失效的。高等藝術院校管理崗位沒有權威的考核依據，缺乏行之有效的考核方法，工作環境與條件簡陋導致管理人員對工作績效的內在需求不足；習慣性傳承也使得管理交流活動開展較少，管理理念的更新比較遲緩；和教師同等苛刻的職稱評審條件也使得管理人員的職業成長性不足。因此，行之有效的績效管理模式必須兼顧上述幾個方面。王文智在“高校人力資源管理中應用績效管理的實證研究”一文中提出的績效考核流程化中的“績效考核的全局性、績效計劃制定的參與性、考核方式的合適性、績效反饋的有效性”[6]四個方面，能一定程度地緩解高等藝術院校有關管理人員的定位、內在需求與成長導致的考核不充分。但是，這幾個方面沒有充分分析藝術類院校的專業與管理特點。
2.加強管理人員的周邊績效考核，摸索創建高等藝術院校團隊績效工作系統。
（1）周邊績效的考核可以適度解決激勵問題
在高等藝術院校，管理人員通常是學校各類資源的實際控制者，如校舍、實驗室與試驗設備、實習基地、圖書館、校園網、運動場及體育設施、公共空間等。而上述資源又大多是高校申報各類課題、項目進行科研和爭取資金的載體。以跨專業、跨部門的團隊方式申報課題、進行研究或產業開發已經是目前大數據時代項目申報的常態。就高校三大職能“培養人才、科學研究、服務社會”而言，一個能夠創造價值的、稀缺的、并且是其競爭對手難以模仿或者模仿代價極其高昂的團隊，才是真正贏得競爭優勢的團隊。遺憾的是，許多高校都傾向于把教師的科研創新和管理者的結構創新當成兩個相互獨立的問題來看，而且一直單方面強調管理對教學的服務和從屬地位。管理學一直強調“只有最接近工作的員工才是具有最優改善思路的人”[7]。藝術類高校對管理人員的評價應當增加他們對某個團隊整體活動貢獻程度的考核比重，這也正是“周邊績效”的考核理念。
充分利用資源，創造有利于管理人員和專業教師合作的條件與空間，讓管理人員適度進入教學研究項目，甚至可以以“虛擬團隊”的形式進入。管理人員在團隊中工作的重點可以是人際協調、技術資源調配等，幫助專業教師將他們的研究成果轉化為合格的項目報告書或提高其他申報材料的效率、豐富數據，同時還可以幫助考慮各種可以利用的院系研究設備、辦公條件等所能提供的便利有效的工作途徑。另外建議有關職稱工作部門考察實際，切實有效地研究目前藝術類高等院校管理人員職稱評審條件與日常管理工作的關系，從而適度解決管理人員的職業激勵問題。
（2）摸索創建高等藝術院校團隊績效工作系統
高等藝術院校在近年來的發展中普遍存在“保持藝術傳承”、“與國外一流藝術大學接軌”、“獨特的思政與外語教育所占課時比例過多”、“學科建設成果如何轉化為一線教學資源”等諸多方面的問題。這些問題的解決需要學校進行各方面資源的整合，進行總體布局研究，方可取得成效。對應于學校人事層面，需要“搭班子、定戰略、帶隊伍”，構建具有針對性的管理團隊，推動工作有效開展。隨著團隊的建立與普及，團隊的績效考核變得至關重要。
關于普通高校行政管理干部工作績效模型的實證研究，已經有一些可借鑒的研究成果。華中科技大學的于海琴認為，個人素質績效和任務績效是高校行政績效評價的基本內容，而針對不同的評價對象，有不同的工作績效標準[8]。我國高等藝術院校團隊績效工作系統的創建尚在摸索階段，高質量的藝術教育和與之相應的管理行為很難以客觀的、量化的、正式的方式加以衡量。充分利用高等藝術院校管理人員與專業教師工作特征上的互補性組建團隊，轉變管理人員績效管理方式，不僅可以克服純教師團隊的制度缺陷，合理利用管理資源，更可以有效解決高等藝術院校管理人員在定位、內在需求與成長方面的激勵不足、績效評價依據不充分等問題，有利于學?？冃Ч芾碚w水平的提升。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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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檔案管理范文第3篇
中國古詩作為我國特有的一種載體，運用了最靈動、最睿智、最精辟的語言來表達作者對自然與人生的深刻理解和感悟。古詩詞工于音韻，注重意境，句式工整，讀起來朗朗上口，是中國文化的經典。要想幫助幼兒輕松有效地學會一首古詩，需要緊緊抓住古詩教學的三大環節：教師應該充分利用語言教育策略和古詩文的特性，積極為幼兒創設語言交往環境，激發幼兒對古代文學的興趣，讓幼兒在輕松有趣的游戲活動中充分發展語言能力，接受優秀傳統文化的熏陶。
古人云：“熟讀唐詩三百首，不會作詩也會吟”。幼兒時期是一個人記憶能力最強的時期，如果在這個時期能大量記誦古詩，既可以鍛煉幼兒口齒清楚伶俐，吐音準確流暢，又能讓幼兒品味詩的優美意境、陶冶情操、啟迪智慧。但是，有些古詩的內容對于幼兒來說有些深奧，而幼兒的理解能力也有限。所以，幼兒教育階段，教師如何培養幼兒古詩誦讀的興趣，從而達到教育教學目標成為幼兒園古詩教學的一個難點。
幼兒園教育應該注重孩子的全面發展。為了提高幼兒對中華文化的了解，陶冶幼兒的情操，幼兒園應該進行古詩教學，從小培養孩子的語言鑒賞能力，激發孩子的文學細胞，提高孩子對傳統文化的認識。隨著教學的不斷發展，幼兒園也在古詩
教學方面進行了很多探索，并且效果顯著，那么對幼兒的古詩教學該如何進行呢？
一、創建集體誦讀氛圍，提高幼兒興趣
（一）讓幼兒在活動中大聲誦讀古詩，或者在活動開始前進行誦讀，孩子們可以在聲音的刺激下加強記憶，日積月累，孩子們就會形成記憶，在不經意的情況下就會背誦已經學過的古詩。
（二）可以開設一個誦讀角，在墻壁上貼上各種古詩詞，并且要圖文并茂，由于小孩子好奇心較重，生動有趣的故事會極大吸引孩子們的注意力。還可采用激勵機制，設立一個紅花榜，如果幼兒讀得好、背得好，就獎勵一朵小紅花，提高競爭意識。
（三）可以搜集有關古詩的小視頻，以講故事的形式向孩子們進行教學，讓孩子們在讀故事的同時強化記憶，這樣也有利于古詩的背誦。
二、在教學中尋找樂趣，創新教學手段
教師不僅要激發幼兒的興趣，還要調動孩子們的學習積極性，這就需要教師不斷創新教學方式，讓孩子們始終保持對古詩學習的興趣。一方面由于幼兒園小朋友年齡較小，對事物的專注力不夠，也容易分心，經常會受到外界事物影響，因此教師要注重游戲與學習的結合。古詩教學只有結合游戲，才能提高幼兒自主學習的積極性。另一方面，除了運用游戲來強化幼兒對古詩的興趣，還可以在老師和幼兒朗讀古詩的同時，配上相適應的音樂，渲染學習氛圍。
（一）圖畫展示
3—6歲幼兒思維的主要形式是具體形象思維。圖畫是展示形象的主要手段，因此用圖畫再現古詩情境，把古詩內容形象化，是幫助幼兒理解古詩內容最直觀的手段。
（二）故事講述
故事是幼兒百聽不厭并且易于接受的一種學習方式。我經常把幼兒難理解的古詩內容編成通俗易懂的故事，并且有感情地講述故事，讓幼兒從故事中理解古詩內容。
（三）動作表演
在幼兒理解了古詩內容之后，教師就可以請愿意展現自己的幼兒上臺表演古詩情景。讓幼兒用動作、表情等方式來表現古詩內容，既可以發揮幼兒的想象力和創造力，又可以調動幼兒學習古詩的積極性，且能加深幼兒對古詩的理解。
三、家園合作共育，共同促進幼兒成長
在進行幼兒教育的時候，要加強家長和教師的合作，這樣不僅能夠提高教育質量和效率，也有利于加深家長與教師之間的交流?？茖W教育是促進幼兒健康成長的有效途徑，由于家長教育理念的守舊和缺失，幼兒園要向家長傳播先進的教育理念和知識。另外，幼兒園要多開展豐富多采活動，特別是親子活動，加強家長與孩子們之間的感情交流，這有利于加深孩子們的情感，也有利于幼兒園今后的管理工作，加深家園合作共育的理念。
綜上所述，提高幼兒在古詩學習過程中的興趣和積極性，最基本的是要掌握幼兒的心理，根據幼兒的心理生理特點采取科學的教學方法，這樣才能提高幼兒對中華傳統文化的興趣。在幼兒園教育中，古詩教育要格外注重精細，而不是越多越好，這樣幼兒不僅在藝術欣賞、言語表達等方面的能力得到了極大的提高，而且情感也得到了升華，為孩子們以后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藝術檔案管理范文第4篇
內容摘要：1944年8月國立敦煌藝術研究所為添建宿舍，在中寺后院的土地廟殘塑中發現了一批六朝殘經雜文（即土地廟遺書），這批資料自發現以來便備受各界關注。1944年—1946年間當時的國立北平圖書館、國立西北圖書館、甘肅省政府均曾致函教育部希望獲得對其保管權，但并未得允準。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土地廟遺書除一種由故宮博物院收藏外，其余均一直由敦煌研究院保管收藏。
關鍵詞：國立敦煌藝術研究所;敦煌;土地廟遺書
近代以來，我國學術文化發展進程中的一項重要內容即是對典籍文獻新資源的利用和開發。商周甲骨文、漢晉簡牘、敦煌遺書和明清內閣檔案被譽為20世紀初我國古文獻的四大發現。敦煌遺書，主要指1900年發現于敦煌莫高窟第17窟中的大批文獻，此后在莫高窟其他洞窟、佛塔、烽燧等遺址及土地廟殘塑腹中，也發現了一些十六國時期以來到西夏、元代的文書，此外在羅布泊及吐魯番發現的一些與敦煌有關的文書，這些也應囊括在敦煌遺書的范疇之中。其中，土地廟遺書的發現是當時國立敦煌藝術研究所在莫高窟成立以后的一次重大事件，也引起了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當時的北平圖書館、西北圖書館、甘肅省政府等相關單位相繼提出想要獲得保管權。本文將以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臺北“國史館”相關檔案為主，并參考文獻史料和當事人的日記、回憶錄等，重點對土地廟遺書保管權的爭議進行探索，以期更為完整地梳理土地廟遺書自發現之后的相關史實，祈請方家指正。
一 國立敦煌藝術研究所的成立與土地廟遺書的發現
20世紀40年代國立敦煌藝術研究所的籌備與成立，是在抗戰進入關鍵時期，國民政府號召開發西北，進行西北建設，將其作為經濟大后方的背景下進行的。1941年秋，時任國民黨監察院院長于右任到西北進行考察時，曾專門到莫高窟巡視，在感嘆其藝術價值的同時深感設立保管機構的必要性。12月返回重慶后即向國民政府提議“建議設立敦煌藝術學院”。提案結尾指出“似此東方民族之文藝淵海，若再不積極設法保存，世稱敦煌文物，恐遂湮銷。非特為考古家所嘆息，實是民族最大之損失”。1942年1月12日，在重慶召開的國防最高委員會第75次常務會議討論通過了于右任關于設立敦煌藝術學院的提議，決定交教育部負責籌備。經行政院令飭教育部擬具“設立敦煌藝術研究所辦法”，提請行政院五五六次會議通過后，即由該部聘請高一涵、常書鴻、王子云、張大千、張庚由、竇景椿、張維等七人為該所籌備委員會委員。并指定高一涵、常書鴻為正副主任委員，王子云兼秘書。1943年3月27日，常書鴻一行人到達莫高窟即開始對敦煌藝術的保護和調查。是年7月，國立敦煌藝術研究所籌備委員會向教育部呈送了工作報告書，分列了包括籌備會議舉行與所址勘定、所址的改建與布置、千佛洞（即莫高窟）初步調查、地形測繪、修補洞窟、清除積沙等諸多工作內容。7月底，常書鴻還專程到重慶匯報工作。經過近一年的籌備工作，該年12月31日國立敦煌藝術研究所籌備處結束，1944年1月1日國立敦煌藝術研究所正式成立，常書鴻被任命為所長，所址設在莫高窟中寺（又稱皇慶寺）。這是近代中國成立的第一個石窟藝術的現代科學保護和研究機構[1]，同時也是教育部直屬的國家級獨立研究所。
1944年8月30日，國立敦煌藝術研究所為添建職員宿舍，于中寺后花園土地廟殘塑中發現了一批六朝殘經雜文（即土地廟遺書），這是國立敦煌藝術研究所存在期間的重大事件，也是繼1900年藏經洞發現以來的又一次重大發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據常書鴻回憶，在廟里（土地廟）有清朝末年創作的三尊塑像，藝術價值不大，但作為文物仍決定把它們移到別的地方。敦煌塑像，其坯子一般用草和泥捆扎，而廟里塑像的制作方法與一般塑像不同，其塑像中心的木棒在土臺基座下埋得很深無法移動，因而只好毀掉塑像，發現殘塑的中心支柱桃木上捆綁著的是寫經殘片。警長竇占彪和泥工秦司持經卷報告給所長常書鴻，所長讓當時在場的助理研究員蘇瑩輝、干事劉榮曾匆促檢驗一過，當場簽寫封條密封，妥存一方。于下午四時常書鴻所長召集該所同仁陳芝秀、董希文、李浴、張琳英、邵芳、辛普德、陳延儒、蘇瑩輝、劉榮曾在考古組啟封檢點（其中蘇瑩輝、李浴、劉榮曾三人負責記錄），“并敦請中研院西北科學考察團歷史考古組夏鼐、向達、閻文儒三位先生蒞場監視指教，冀昭鄭重”[2]。
1944年春，“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中央博物院”籌備處、中國地理研究所和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四單位聯合組成了西北科學考察團，在甘肅、新疆兩地進行考察。歷史考古組的考察只在甘肅境內，工作站設在距離敦煌縣城15里外的佛爺廟，由于夏季炎熱酷暑，7月30日，夏鼐、向達、閻文儒抵達莫高窟避暑。正因如此，三人也親自見證了此次的啟封檢點。對于檢點過程，夏鼐在其日記中記述較為詳細，有利于了解當時的具體細節：
……當眾檢點登記，共48號（第48號為碎片24片）。除記賬單二、蘇公詩一，其余皆為佛經，且大半為《涅槃經》。有二卷有年號，一為興安三年（454）及太和十一年（487），幾全為魏代寫本。晚間余與閻、李二君至常所長處，承其出示各號，長者有190行，長達一丈……（8月31日）所中又發現一批寫本，乃昨日工人潛藏于墻外土坯中者……連碎片共編21號（連昨日所得者，計69號）。有和平二年（461）唐豐國寫《孝經》殘本及軍將憧將統吏名冊一卷，其余為佛經，時代亦為魏代。余等瀏覽一遍后，即行登記。[3]
此外，在夏鼐致傅斯年和李濟的信函中，對此事亦有提及：“千佛洞于八月間發現六朝寫本六十余卷。系工人于清末泥像中無意發現。雖為所中職員所察覺收歸所有。然小部分為工人所匿藏，攜出私售”。
由上可知，30日和31日發現的寫本殘經經過檢點后的基本情況，但由于時間倉促，只是初步統計，文書的具體情況并不十分準確。通過后來所長常書鴻向教育部部長陳立夫報告發現藏經經過詳細情形所發呈件中可知，在土地廟遺書發現后國立敦煌藝術研究所第一時間（31日）發電報向教育部作了匯報“竊本所于本年八月三十日午前十一時發現藏經多種曾以午引電陳在案”。9月9日向教育部呈報發現藏經的詳細經過并附呈初步檢驗報告一份?，F將國立敦煌藝術研究所向教育部呈報藏經經過詳細情形的相關內容移錄如下：
竊本所于本年八月三十日午前十一時發現藏經多種曾以午引電陳在案。緣本所因修建職員宿舍，擬利用后園破土地廟一間，予以修補為工友住所。該廟面積三公尺見方，為清末中寺主持王喇嘛所修，中有殘塑四尊，高約三尺，居中為龍王，左右為土地園神及其他不知名之殘塑一尊，技法粗劣俚俗。（一如石窟中王道士所造之神像，泥工以修改土坑，在搬動時發現佛像腹中木柱周圍有紙卷，取出時見系藏經兩卷，由當時在場之長警攜來報告，經職偕同當時在場之助理研究員蘇瑩輝、干事劉榮曾匆促檢驗一過，當場簽寫封條密封，妥存一方。即書通知于即日下午四時召集本所全體職員并邀請寄住本所，正在千佛洞工作之西北考察團向達、夏鼐、閻文儒三先生參加檢驗。自四時至六時共檢閱殘經自第一號至四十七號，次晨七時至九時復行繼續檢驗，計自四十九號至六十八號，前后兩日檢驗結果共得寫經雜文六十八種，其間有碎片兩包，關于是項寫經年代方面除第一號、第三號、第五十三號有年代紀錄確為北魏寫作外，其余各種根據書法紙質等斷為六朝之物?，F經分別包卷妥存本所，容全部詳細研究后再行呈報外，理合將發現殘經經過詳情連同造具檢查報告一份一并備文呈赍仰祈，鑒核示遵
謹呈
教育部部長陳
由上面的引文并結合前引夏鼐在其日記中所記內容我們可較為清晰地了解30日和31日檢點經卷的過程。30日下午4點到6點檢閱殘經，編號1—48號，其中第48號為碎片，共24塊。次日又獲得臨時雇工藏匿于墻外土坯中的藏經，檢點后編為49—68號。對比初步檢驗報告以及向達《國立敦煌藝術研究所發現六朝殘經》[4]一文，所編編號總共確為68號，其中第48號為殘片一包，計24片，第68號為殘片一包，計8片，因而初步檢驗報告中所述為“共得六朝殘經、雜文等六十六種，碎片三十二塊”，向達一文中為“計編六十八號，凡七十余段”。夏鼐在日記中所記編號總計69號有誤。值得注意的是，前引呈報藏經經過詳細情形中所涉及的檢驗內容共得寫經雜文六十八種，其中已包含兩包碎片（32塊碎片），是為編號統計。在一些學者的論著中對土地廟遺書總數的描述存在表述錯誤或有歧義的情況需要注意。
國立敦煌藝術研究所9月9日呈送的藏經經過詳細情形及初步檢驗報告于10月7日到達重慶教育部，10月26日教育部發給國立敦煌藝術研究所指令，要求該所妥善整理并保管新發現藏經：“呈件均悉，準予備查。發現各件并仰妥為整理保管”[5]。
二 國立北平圖書館對保管權的爭取
自藏經洞發現后，西方所謂的探險家紛至沓來，1907年和1908年英國的斯坦因和法國的伯希和分別將藏經洞大量珍品劫掠而去。1910年清學部電令甘肅政府將剩余經卷全部押解入京，途中又被沿途官員私自竊取，最后入藏京師圖書館的只有8000余卷斷簡殘章。同時留在當地的寫本殘片也不在少數，后來又有日本大谷光瑞探險隊成員橘瑞超、吉川小一郎，俄國人鄂登堡、美國人蘭登·華爾納相繼來此，使得藏經洞遺書絕大部分流失海外。這一方面刺激了中國知識界，觸動了知識分子的悲情意識，陳寅恪在《敦煌劫余錄序》中寫道“敦煌者，吾國學術之傷心史也”。另一方面也強化了知識界發掘、重視和保護祖國文化遺產的學術自覺。
在藏經洞遺書被席卷俱空之際，莫高窟土地廟中又意外發現了這批珍貴的六朝寫經殘卷，其意義價值不言而喻。這批資料自發現后，當時很多報刊媒體都對此進行了報道，引起了各界廣泛的關注。1944年10月12日，《“中央日報”（重慶）》刊登（“中央社”蘭州十一日電）《敦煌藝術研究所發現六朝殘經》消息，報道了土地廟遺書的初步檢驗報告。同日，《西北日報》亦刊登題為《六朝殘經 敦煌發現》的消息。13日，《“中央日報”》（貴陽）、《西康國民日報》、《革命日報》、《國風日報》、《西京日報》、《西北文化日報》等也對此進行了報道。是年11月1日蘇瑩輝的《國立敦煌藝術研究所新發現北魏寫經顛末記》一文在《西北日報》上發表，詳細介紹了這批寫經的發現過程、數量、年代及寫經主要內容。12月向達在《圖書季刊》新第5卷第4期發表《國立敦煌藝術研究所發現六朝殘經》一文，文末附有“民國三十三年八月三十日國立敦煌藝術研究所在本所（即中寺）后園土地廟殘塑像中發現藏經初步檢點報告”。1945年春由國立西北圖書館主編的《西北文化》連載了七期“敦煌藝術特輯”，由國立敦煌藝術研究所纂輯，其中蘇瑩輝《記本所新發見北魏寫經（附目）》對新發現的土地廟遺書的發現過程和內容進行了介紹并公布了整理目錄，并以新發現的土地廟遺書為中心撰寫了專文《關于本所新發見北魏寫本毛詩殘葉》[6]。以上報道和文章的發表使得大眾對土地廟遺書乃至敦煌藝術有了較為全面和深刻的理解，擴大了敦煌和莫高窟藝術的影響力和知名度。
雖然這批偶然發現的文書數量較少，與藏經洞遺書數量無法比擬，但確如常書鴻在初步檢驗報告中所寫“此次發現實為斯坦因、伯希和等盜竊藏經后敦煌之創”，為今后敦煌學的研究增加了一批新資料。國立敦煌藝術研究所成立于千佛洞（即莫高窟）文物俱空之際，土地廟遺書的發現對剛正式成立不久的敦煌藝術研究所來說意義非凡。從本身內容來看，均為六朝遺書，其中有題記年號者有三種，分別是：北魏興安三年五月十日譚勝寫《彌勒經》，北魏太和十一年五月十五日釋僧肇寫《佛說灌頂章句拔除過罪生死得度經》及北魏和平二年十一月六日唐豐國寫《孝經》殘葉。此外，尚有六朝職官名冊殘葉、六朝人佚詩等，極具收藏和研究價值。正因為如此，這批資料無疑受到了學術界的廣泛關注，當時多家單位提出想要收藏保管這批新發現的六朝寫經。
國立北平圖書館是最早向教育部提出將六朝殘經移交保藏的機構。繼國立敦煌藝術研究所發現六朝殘經兩個月后，11月1日時任國立北平圖書館館長袁同禮致函教育部“呈為擬請令飭國立敦煌藝術研究所將該所新近發現之六朝寫本殘經撥歸職館保藏”。文中首先說明國立北平圖書館所藏敦煌寫經的由來及歷年來對寫經的保藏和研究工作所取得的成績，包括“先后曾出專書?？喾N”以方便學術界參考利用;派專員前往英國、法國，將英倫博物院和巴黎圖書館所藏敦煌遺書抄錄、拍攝副本;在西北搜尋流散于私人之手的珍貴寫本等。之后從發現寫本殘經的年代和內容角度闡述其重要文物收藏和史料價值，重點提及《孝經》古本更當視為國之珍寶。進而從機構性質以及材料集中保存的便利性角度，闡明新發現的六朝寫本殘經由本館負責保藏更為妥當，懇請將其移交?，F將袁同禮致函教育部全文移錄如下：
竊查敦煌為兩漢六朝隋唐各代之中西文化交通孔道，久已著聞于史冊。前清光緒年間，該地千佛洞發見六朝至唐宋人寫本經籍。當時國人未能注意，致被英國斯坦因、法國伯希和諸人先后輦歸英倫博物院及巴黎國立圖書館。世界學者莫不驚為宇內瑰寶。近代中西文化史之研究，英法諸國學者所以能有特殊之成績，賴我敦煌遺物之賜實多。前清學部派員收拾余剩，尚得數千卷，撥予京師圖書館永遠保藏，此即職館所藏敦煌寫經之由來也。職館歷年對于該項寫本之保藏特予注意。而于研究之工作先后曾出專書?？喾N。國內外學術界參考利用莫不稱便。近年更派員前往英法，先后將英倫博物院及巴黎圖書館所藏敦煌經卷一律影攝副本寄回國內。該項影片擬俟抗戰終了景印流傳。上年職館又派員在西北收購流落私家之寫本得有多卷，務求物以類聚，使學者研究得材料集中之便利，而國家文化遺物亦獲永久之保存也。竊查本年八月三十日敦煌國立敦煌藝術研究所因修造職員宿舍于舊屋殘塑中發見六朝寫本殘經六十六種，碎片三十二塊。其中有年號題記者計有北魏興安三年寫本《彌勒經》，北魏太和十一年寫本《佛說灌頂章句拔除罪過生死得度經》，而尤重要者為北魏和平二年寫本《孝經》。此外復有六朝人佚詩及職官花名冊多種，彌足珍貴。竊查《孝經》古本世推唐玄宗御注石刻本。而此北魏寫本則為距今以前一千五百年遺物，較唐代石刻又早數百年，恐世間再無出其前者，允當視為吾國國寶。該所發現上項寫本后，已有初步檢驗報告。竊查該所為專門研究藝術之機關，上項寫本并無藝術價值，或無由該所特別保藏之必要。而職館三十余年以來已為國內敦煌寫本專門保藏之唯一機關。為謀此項文獻之集中保藏及研究利用計，擬懇鈞部令飭國立敦煌藝術研究所將該所發現之寫本悉數撥歸職館永遠保藏。所請是否有當，敬候批示，祗遵謹呈教育部部長陳
國立北平圖書館館長袁同禮
“中華民國”十一月一日
印章（國立北平圖書館關防）
袁同禮致函教育部部長陳立夫，一方面國立敦煌藝術研究所是教育部直屬機構，另一方面當時的北平圖書館也在教育部統轄之內。這樣國立北平圖書館因想要保管六朝寫本殘經而向教育部呈請批準就可理解了。
教育部收文后自11月22日起，先由高等教育司簽辦，部長陳立夫25日核示，27日發文國立北平圖書館，作出指令“呈悉，所請暫毋庸議，此令”，屬于比較委婉地暫時駁回了北平圖書館的請求。相信這也是教育部經過多方考量的結果，當時正處于抗日戰爭時期，盧溝橋事變后北平隨即淪陷。在這之前，北平圖書館已提前將其館中善本珍籍裝箱分四批南運分存于多地，以保障館藏古籍珍品的安全。北平淪陷后，原國立北平圖書館被日偽政府接管，時任副館長的袁同禮攜館中部分人員南下。戰時的國立北平圖書館并沒有固定館址，而在長沙、昆明、重慶設立辦事處，為與國外通訊方便，又在香港般含道馮平山圖書館內設立臨時通訊處。從國立北平圖書館當時所處形勢看，本身沒有固定的館址，館中珍貴的藏書文物等也是分散寄存于上海公共租界倉庫、法租界中國科學社、南京地質調查所等地。1941年又因時局危急，為妥善保護我國文化遺產將部分最精善本寄存美國國會圖書館。這樣看來，即使如袁同禮所說該館為“國內敦煌寫本專門保藏之唯一機關”，在當時條件下國立北平圖書館也并不適合保管這批文獻資料。
實際上北平圖書館在當時并非是國內收藏敦煌文獻的唯一機關，其他機構也零星保存敦煌文獻。如1909年清學部電令陜甘總督將劫余的8000余卷子運送北京，入藏京師圖書館。但王道士私藏相當一部分，1920年甘肅省教育廳派員會同敦煌縣政府共同清理檢驗莫高窟殘存敦煌藏文經卷，后經過協商分別保存于甘肅省圖書館、敦煌縣勸學所及莫高窟內。從保存敦煌文獻的數量上看，1909年劫余的8000余卷均在北平圖書館，北平圖書館是國內保存敦煌文獻最多的機構是無可爭議的。但國立北平圖書館是國內保存敦煌文獻數量最多的機構但也絕非唯一機構。
從地理位置上看敦煌地處我國西陲，免于日寇侵擾，較為安全。國立敦煌藝術研究所成立于莫高窟，旨在就地研習，寓保管于研究之中，以保存東方文化并發揚光大。在保護莫高窟藝術之外，針對于研究一途，宗教、歷史、藝術均為該所同時推進的研討對象。同時該所設有陳列室，其目的一為保存史跡免致失散，二為匯集有關資料以便研究[7]。因此，無論是出于安全保管研究的角度還是從這批資料最初被發現的情理關系，教育部最終以“所請暫毋庸議”未同意國立北平圖書館的要求。
三 西北地區相關單位為獲取保管權的努力
繼國立北平圖書館之后，1945年4月30日國立西北圖書館代理館長劉國鈞亦向教育部呈文請求將國立敦煌藝術研究所存藏的部分經卷古物撥交該館保管以資研究。文中先介紹該館為遵奉教育部三十三年五月十三日社字第二二六五號訓令抄發邊疆教育委員會會議通過的“國立圖書館應充實東方圖書”的決議，設立了西北文物研究室，竭力搜尋西北地區的古物文獻，但因西北各省“迭遭兵燹災禍，購求頗為不易”，即使市面上偶有零星出售，也因價格高昂，非館內經費所能負擔而作罷。陳述完目前館內所面臨的困難之后，進入到此次呈文的主要目的，即請求教育部將國立敦煌藝術研究所內保藏的大部分古文獻文物移交本館保管，相關具體內容如下：
案查前奉鈞部三十三年五月十三日社字第二二六五號訓令抄發邊疆教育委員會會議決議：國立圖書館應充實東方圖書一案，飭就力量所及，注意辦理并將辦理情形具報備核等因。奉此，當經于同月二十六日以總字第三六五號呈復在案。查本館前為充實東方圖書，闡揚西北文化起見，曾遵令附設西北文物研究室，以利進行，對于西北古物文獻，竭力搜求以供研究。惟以西北各省自清末以來，迭遭兵燹災禍，文物蕩然，購求頗為不易，即使于市上發見一二，索價甚昂，亦非本館經費能力所能負擔。近聞國立敦煌藝術研究所，業經奉令辦理結束，竊思該所庋藏之經卷古物，殊為珍貴，本館為搜求西北文物資料提倡研究起見，擬懇鈞部俯準，轉飭該所在結束未竣之前，將所藏之（一）敦煌寫經殘片（二）三十三年八月三十日發現之經卷全部（三）敦煌壁畫殘片及塑像殘段（四）藏梵文蒙古文回紇文寫經殘片（五）復制之塑像及壁畫臨本或照片（六）唐代花磚等項酌予擇要，撥交本館保管，庶研究者可以免跋涉關外之勞，而本館內容亦得借以略加充實，實為兩便，是否有當，理合備文呈請，仰祈鑒核示遵為禱。
謹呈
教育部部長朱
代理國立西北圖書館館長劉國鈞
由于抗戰后期通脹嚴重，財政部資金吃緊，國庫入不敷出，1945年3月國民政府下令裁撤包括敦煌藝術研究所在內的多個機構。后在常書鴻的多方奔走及學術界的呼吁下，敦煌藝術研究所才得以由教育部改隸到“中央研究院”之下。查4月18日甘肅省教育廳曾發電教育部詢問敦煌藝術研究所奉令裁撤后的接收辦法，4月27日教育部以特急件急電敦煌藝術研究所：“為奉令該所裁撤，業務歸并‘中央研究院’接辦，電令五月底辦理結束完竣”。由此可知，劉國鈞發函教育部請求撥交經卷古物時應該只知曉敦煌藝術研究所要奉令裁撤，從西北圖書館角度來看，國立敦煌藝術研究所之前由教育部直屬，六朝寫經殘卷發現后一直由該所負責保管研究，再加上國立北平圖書館之前提出希望移交的請求也被拒絕，所以在此之前未有表態，此時既然國立敦煌藝術研究所即將不復存在，作為隸屬于教育部的西北地區唯一之國立圖書館自然希望能夠接手保管該所收藏的古物文獻。
教育部收文后，于5月14日開始交辦，部長朱家驊26日簽準，30日發文，指令國立西北圖書館：“查國立敦煌藝術研究所奉令辦理結束，其業務交由‘中央研究院’接辦，所請未便照準，仰即知照”。教育部以敦煌藝術研究所改隸“中央研究院”為由未批準其要求。
國立北平圖書館與國立西北圖書館均是隸屬于教育部的下屬機關，前者函請希望轉飭敦煌藝術研究所撥交古物文獻，從部門責任權限也可看做是教育部內部事務。從來往公文看，無論是“暫毋庸議”還是“未便照準”，均是教育部直接作出決定，下達指令。
除了以上兩單位函請過教育部外，1946年1月7日甘肅省政府也專門針對新發現六朝寫經保管一事咨文教育部，由于甘肅省政府與教育部是互不統屬的平級機關，當然不能簡單草率拒絕了事。從現有檔案資料中我們可以完整看到關于甘肅省政府所提此事的公文流轉過程以及最后結果。由于當時國立敦煌藝術研究所隸屬于國立“中央研究院”（以下簡稱“中研院”），教育部在收到甘肅省政府咨文后，于2月6日發函“中研院”轉達甘肅省政府的訴求。從教育部的公函中可以看到甘肅省政府所發內容全貌，現將教育部發給“中研院”公函內容錄文如下：
案準甘肅省政府卅五年一月七日教三（卅五）子字第七九號咨開：“查本省府近擬在蘭設立博物館一所，現正籌建館址征集陳列物品以便定期開幕，查敦煌藝術研究所前曾在敦煌千佛洞發現藏經雜文等六十六種，碎片三十二塊，為西北文獻之重要研究資料，足資陳列，除函該所允予如數撥交該館陳列外，相應咨請查照備案為荷”等由。準此，查敦煌藝術研究所早經歸并貴院接辦，準咨前由相應轉達查照為荷。
此致
“中央研究院”
部長：朱家驊
由上文可知甘肅省政府籌劃在蘭州設立博物館，在此之前需要征集陳列物品，國立敦煌研究所在莫高窟發現六朝殘經雜文由媒體廣泛報道，引起了極大關注。作為西北地區發現的重要文獻資料，如果籌設博物館，這批資料會被列入考慮范圍也在情理之中?！爸醒性骸笔盏浇逃抗?，2月9日總干事薩本棟批示“函常書鴻先生酌辦”。2月12日“中研院”箋函國立敦煌藝術研究所。所長常書鴻何時回復未找到相關資料，由于路途遙遠來往公函耗時較長，據現有資料僅知5月29日“中研院”代電甘肅省政府，指出本院收到貴府函請后，已電詢國立敦煌藝術研究所，然“該項經典現尚在研究整理時期，擬于研究完畢后，再行洽商辦理。相應電復，即希查照為荷”。
由此可知關于這批資料的歸屬保藏先是甘肅省政府咨文教育部，之后教育部發函“中研院”轉達、“中研院”箋函敦煌藝術研究所請“察酌辦理”、國立敦煌藝術研究所回復“中研院”，最后“中研院”將反饋得到的消息代電甘肅省政府。歷經近五個月的時間，最終以新發現六朝藏經仍在研究整理中為由未同意甘肅省政府的請求。
四 土地廟遺書的最終存藏歸屬
土地廟遺書自發現后便在學術界引起了轟動，使得相關單位爭相獲得保管權。在此期間國立北平圖書館、國立西北圖書館、甘肅省政府先后曾提出保管這批資料，但均未得允準。因而便一直由國立敦煌藝術研究所負責妥善保管并進行整理研究工作。
1950年國立敦煌藝術研究所改為敦煌文物研究所。在1951年之前，土地廟遺書一直由該所負責保管收藏。1951年4月，為配合抗美援朝進行愛國主義宣傳，所內保管的重要經卷古物和壁畫摹本被攜至北京，在故宮午門舉辦了規模宏大的“敦煌文物”展覽，《文物參考資料》為此推出第四、五兩期敦煌文物展覽特刊。據常書鴻回憶：“這是一個大型的展覽會，是在文化部社會文化事業管理局的直接領導下，由敦煌文物研究所在北京歷史博物館、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中央美術學院等有關單位的專家們協助下進行籌備的?！?/p>
土地廟遺書作為敦煌文物研究所收藏的重要經卷古物，自然也被攜至北京參展。其中的《毛詩注》殘葉現存13行，學術價值極高。敦煌卷子中有大批《詩經》寫本，然大多被劫掠至國外，1944年在土地廟發現了此種《詩經》殘卷殊為不易，蘇瑩輝曾撰寫專文《關于本所新發見北魏寫本〈毛詩〉殘葉》和《六朝寫本〈毛詩注〉殘葉斠記》。由于其本身的收藏價值和學術價值，展覽結束后《毛詩注》殘葉轉歸由故宮博物館珍藏。土地廟遺書中剩余的65種殘經雜文及32塊碎片仍藏于敦煌文物研究所（后改為敦煌研究院）中。1977年《文物資料叢刊》第一輯中刊出施萍婷、劉忠貴整理的《敦煌文物研究所藏敦煌遺書目錄》，將土地廟遺書的經卷卷尾加“土”字混編于其中。
自土地廟遺書發現以來，學者們大多關注于這批資料的發現過程、性質、特點，尤其是否為藏經洞遺書的組成部分更是成為爭論的焦點，學者們莫衷一是，關于相關學者的觀點看法，業師劉進寶先生在《敦煌學通論》一書中有細致介紹，在此不再贅述。作為繼藏經洞遺書之后的莫高窟第二次重要發現，以往大家只清楚這批資料一直由敦煌研究院收藏，1951年展覽后其中一種由故宮博物院保管。而對于發現后曾引起多家相關單位對獲得土地廟遺書保管權的爭奪這段史實，則并不為人所熟知。
土地廟遺書保管權的爭議涉及國民黨時期“中央”與地方、同屬平級機關單位、“中央”駐地方單位與地方政府之間的關系問題。1930年6月2日，國民政府頒布了中國近代史上第一部專門的文物保護法律，即《古物保存法》，凡十四條，首次以法律形式規定了“埋藏地下及由地下暴露地面之古物概歸國有”[8]，確立了“古物國有”的基本準則。但該法只具有大綱性質，相關規定比較寬泛和籠統，對古物保管權并未作出明確的具體規定。況且當時各省市古物保存機關眾多且隸屬不同系統，面對具有珍貴價值的古物，其所有權為國家這一點自然毋庸置疑，但其保管權由于牽扯到各方利益自然容易引起相關爭議。土地廟遺書發現后出現的保管權爭議并非個例。例如前面提到的保存王道士所藏的敦煌藏文卷子也同樣存在相似問題。1919年甘肅省教育廳令敦煌縣將藏文經卷悉數運送來省，交由省圖書館保存，而敦煌縣方面只是將經卷封存于莫高窟洞窟中。1920年省教育廳又專門派員到敦煌處理此事，共同檢點經卷之后，經過商議這批寫經一部分仍封存洞中，一部分移至敦煌縣勸學所，只有一小部分被帶走保存于甘肅省圖書館。再如1928年開始的安陽殷墟發掘過程中也出現了“中研院”與河南省政府針對殷墟發掘和文物歸屬權之爭以及1944年夏鼐在武威所發掘文物起運過程中與武威縣政府發生的爭議等。雖然《古物保存法》規定了“古物除私有者外，應由中央古物保管委員會責成保存處所保存之”，但作為計劃掌管全國古物古跡保管、研究及發掘事宜的中央古物保管委員會，因戰時經費緊張，1937年被裁撤，業務轉由內政部禮俗司兼辦。
國立敦煌藝術研究所是近代中國成立的第一個石窟藝術的現代科學保護和研究機構，同時也是教育部直屬的國家級獨立研究所。在成立之初其意旨便是就地研習，寓保管于研究之中，其“工作對象，保管和研究并重?！盵9]土地廟遺書發現后，作為收藏敦煌文獻最多的北平圖書館最先提出保管訴求，之后西北圖書館、甘肅省政府分別以搜尋西北古文獻和闡揚西北文化及擬設博物館征集陳列品為由提出訴求。教育部對此從大局出發，全面考慮各方面利益關系，仍決定將土地廟遺書由敦煌藝術研究所保管研究。敦煌藝術研究所雖是教育部（之后曾改隸“中研究”）直屬單位，但所址在敦煌莫高窟，地處偏遠，所內日常補給、修建圍墻等各種事宜均需地方政府的支持，處理好與地方政府的關系就顯得尤為重要。而這次保管權的爭議比較妥善地避免了相關單位之間可能會出現的正面沖突，敦煌藝術研究所與相關訴求單位并未有直接公函往來，而是由其直屬機關負責處理，化解爭議。古物國有原則無可爭辯，然具體操作中相關單位對某一文物的保管權出現意見分歧卻并不稀奇，相信所有單位的出發點均是如何更好保護國家珍貴文化遺產。在土地廟遺書保管權的爭議中教育部和國立敦煌藝術研究所堅持就地保管的原則，在戰爭時期最大限度避免文物流動的風險，這是當時的最佳選擇，也為文物保護和處理各單位關系提供了有益啟示。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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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敦煌藝術研究所修建千佛洞圍墻[N].新華日報（漢口重慶），1944-4-6（2）.
藝術檔案管理范文第5篇
關鍵詞：文化藝術單位;藝術檔案管理
1 藝術檔案的特點
藝術檔案是指各類文化藝術單位和藝術工作者在藝術創作、藝術演出、藝術教育、藝術研究、文化交流、社會文化等工作和活動中形成的，對國家和社會有保存價值的各種文字、圖表、聲像、實物等不同形式的歷史記錄，是寶貴的文化遺產。按照《藝術檔案工作暫行辦法》，藝術檔案細分為藝術生產檔案、群眾藝術檔案、藝術教學檔案、藝術研究檔案、專業表演藝術檔案等16個類別。藝術檔案除具有一般檔案的規律和共性外，還具有以下幾個鮮明的個性特點：
1.1藝術性。藝術檔案是文化藝術活動的歷史記錄，藝術性是其突出特點。文化藝術活動中，對于戲劇、舞蹈、歌曲、音樂、曲藝、雜技、書法、繪畫、文藝表演等藝術形式的活動，按照其各自藝術專業性特點進行收集、整理、保管、開發、利用，藝術檔案反映社會生活，將藝術工作者的精神勞動及其藝術創造成果，通過藝術作品本身的藝術形象這一特殊手段體現出來。
1.2公眾性。藝術作品是供人們欣賞的精神食糧，一出精彩的大戲、一支優美的歌曲、一段驚心的雜技等，了解的人越多，藝術檔案的作用發揮得就越大，就越能讓經典的作品流芳百世、經久不衰。這就決定了藝術檔案具有公開性、公眾性特點，便于藝術檔案廣泛利用，易于發揮作用。
1.3多元性。這是藝術檔案的一個明顯特征，現代文化藝術活動所采用的技術手段是多種多樣的，而不同的技術手段，所產生的記錄形式和載體是非常豐富和復雜的。所以藝術檔案材料在載體類型上呈現多樣性特點，在保管工作中藝術檔案用多種不同的記錄手段、在不同的載體上、以不同的方式共同反映一項藝術活動的全過程及其取得藝術成果，加之各類藝術手法表現的形式、內容千差萬別，這就必然成就藝術檔案材料、類型的豐富多樣。
1.4獨特性。藝術檔案帶有深厚的藝術家的個人色彩。由于藝術家各自生活的閱歷不同，思想性格千差萬別，審美情趣存在差異，藝術才能不同，即使同一個藝術家在不同的時期內，其藝術思想、傾向、風格、創造方法也不盡相同，根據個人風格和各自創作方法的不同，藝術家被分為各種流派。因此，藝術檔案也必然帶有不同特色的藝術風格和流派特點。
2 加強藝術檔案管理的重要性
藝術檔案管理是文化藝術管理工作的基本內容之一，是記錄文化藝術事業發展歷史、保存藝術成品、造福后世的重要手段。在新的歷史形勢下，我們要充分認識藝術檔案管理的重要意義，引進先進的管理理念和手段，面向社會、面向大眾，實現藝術檔案管理工作的良性發展。
3 藝術檔案管理存在的主要問題
2018年4月份，安徽演藝集團會同省檔案局，對集團所屬黃梅戲劇院、歌舞劇院、雜技團、話劇院、大劇院、徽京劇院、安徽樂團、演出總公司、演藝院線等9家藝術院團開展了藝術檔案分類方案調研，發現存在以下四類問題。
3.1.藝術檔案管理制度不健全。目前，除了文化部、國家檔案局頒布的《藝術檔案管理辦法》，對綜合活動材料、文學創作材料、藝術表演材料、美術攝影材料、社會文化材料、藝術研究、藝術教育材料7大類藝術檔案進行規范。但對于這7大類中具體需要歸檔的文件沒有細化的管理辦法，比如藝術表演材料類，劇本、曲譜、燈光、音響、服裝材料等，包括了紙質、光盤、照片、實物等好幾類檔案的保管利用沒有具體的辦法。即使有相類似的歸檔材料，在歸檔方式上也存在差異。
3.2. 藝術檔案管理人員不專業。很多文化事業單位沒有專職檔案管理人員，多數由辦公室文書或人事部門兼管，單位活動檔案和藝術檔案混放一處，分類不嚴謹，沒有實行集中統一管理。
3.3 藝術檔案管理軟件不配套。按照藝術檔案藝術性、多樣性和獨特性的特點，很難使用傳統檔案軟件管理藝術檔案。當前，還沒有開發出一套實用的藝術檔案管理軟件，把不同種類的檔案綜合到檔案管理軟件中，把紙質、視頻、照片等相關的材料一一對應起來，方便查找、保管和利用。
3.4.藝術檔案數字化程度不高。存在硬件嚴重不足，軟件開發滯后的問題，大多數文化藝術單位只有價值不高的簡易設備，沒有專業高端的信息采集、存儲和利用設備。同時，檔案數字化標準也不統一，難以實現規范化和標準化。
4 藝術檔案管理應采取的措施
4.1完善管理制度。加強藝術檔案的管理，必須建立和完善藝術檔案管理的規章制度，對藝術檔案的收集、歸檔、移交保管、借閱、利用作出明確規定。嚴格執行《檔案法》《著作權法》等相關法規，防止藝術檔案分散流失。要將藝術檔案工作納入文化藝術單位工作計劃，將其作為考核的重要內容。要給提供檔案者出具收藏證書和補償一定的制作成本費用，通過不定期舉辦優秀藝術檔案展覽等，提高文化藝術工作者上交檔案的積極性，建立健全保存、上交藝術檔案資料的激勵機制。
4.2加強數字化管理。信息技術的快速發展，數字化、網絡化、多媒體時代的到來，為實現藝術檔案長期保存、資源共享，延長檔案壽命提供了廣闊空間。要利用多媒體技術對現有藝術檔案的原始資料進行處理，借助掃描儀、數碼相機、存儲磁盤等手段，將其轉化為電子數據，實現藝術檔案數字化;同時，建立藝術檔案目錄數據庫，便于藝術檔案的檢索和查閱，實現藝術檔案信息化管理。
4.3培養專業技術人才。文化藝術單位要有目標、分步驟地培養一批藝術檔案人才，充實到藝術檔案單位。通過舉辦藝術檔案知識培訓、文化藝術藏品展覽等，提高檔案管理人員自身素質，提升其職業道德和專業技能，為做好藝術檔案的管理打下堅實基礎。
參考文獻
[1] 文化部、國家檔案局，《藝術檔案管理辦法》、《藝術檔案工作暫行辦法》。
[2] 李燕紅.藝術檔案及其在其中文化中的作用，《神州民俗》，2012第188期。
[3] 張毅.檔案數字化管理探討，《社會發展》。
作者簡介：
朱煥鳳，女，漢族，1980年，安徽長豐人，2004年畢業于安徽工程大學藝術設計專業。從事藝術檔案管理8年，檔案館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