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體技術論文范文第1篇
關鍵詞：新媒體;數字媒體技術;運用
互聯網技術的迅猛發展對媒體行業帶來了極大的沖擊，進而由傳統媒體階段邁進以互聯網技術為代表的新媒體時代。新媒體環境下，以小眾、高效、快捷等為特征的傳播方式，取代了傳統以大眾、單向、大面積等為特征的傳播方式，很大程度上推動了媒介信息的傳播、互動[1]。
基于數字媒體技術的新媒體對傳統媒體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并且推動了全面媒體行業的發展變革。然而，數字媒體技術在實際應用過程中仍舊存在各式各樣的問題。由此可見，對新媒體環境下數字媒體技術的運用開展研究，有著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
1 數字媒體技術發展現狀
數字媒體技術在我國即便剛剛起步，但已然得到國家的廣泛重視。
一方面，相關政府部門針對數字媒體技術發展頒布了各式各樣的政策并為其設立有專項資金，培養人才隊伍，為數字媒體技術提供了可靠的技術支持與基礎服務。
另一方面，Y合我國實際國情，將數字媒體技術開展不同分類及系統分析，其中包括數字音頻、數字視頻及相關生成、闡述數字內容的一系列技術。
現階段，我國已確立了數字媒體內容的主要領域，即為發展面向文化娛樂消費市場、廣播電視事業，以音頻、視頻信息服務為主體的數字媒體關鍵技術及現代傳媒信息綜合內容平臺，同時確立了數字影音、數字出版等相關重點領域。
2 新媒體環境下數字媒體技術的運用
互聯網技術的迅猛發展對媒體行業帶來了極大的沖擊，進而由傳統媒體階段邁進以互聯網技術為代表的新媒體時代。相關技術人員在新媒體環境下，要緊緊跟隨社會前進步伐，強化改革創新，強化對國內外先進技術的學習引入，切實推進數字媒體技術的科學合理應用。如何進一步促進新媒體環境下數字媒體技術的有效運用可以將下述內容作為切入點。
2.1 數字媒體技術在數字影視中的運用
數字影視是基于數字媒體技術催生的一個全新領域，其主要涵蓋數字電視、數字電影、網絡媒體視頻等。近年來，數字媒體技術已然在影視制作、傳播等領域得到廣泛推廣，一方面讓人們體驗到了數字媒體所創造的便捷性、趣味性，一方面促進了影視作品的制作、傳播，并明顯表現于影視制作、影視發行以及影視上映等方面。
在影視制作方面，首先，數字媒體技術可極大水平縮減影視制作成本，并為影視制作提供便捷可靠的技術，切實提升影視制作效率;其次，通過運用數字媒體技術，可對現實拍攝中某些難以完成的影像進行模擬，進而增強影視創作的藝術性、可視性。
在影視發行方面，首先，通過運用數字媒體技術，可依托先進的通訊技術實現各地區的同步上映，極大水平縮減影視在發行過程中投入的成本，為影視創造更良好的經濟效益;其次，依托數字化影視鏈對影視創作予以發行，可防止數字影視在拷貝環節對畫質造成的營銷，實現對影視創作的長久保存，進一步推動影視文化的傳承、發展[3]。
在影視上映方面，依托建立數字化影視終端可對影視創作實現數字化呈現，相較于傳統模擬影視創作，數字媒體技術既能夠使影視創作具備更高像素的影視畫面，還可獲取良好的互動性，為用戶創造極大的便利。
2.2 數字媒體技術在廣播節目中的運用
隨著互聯網技術的不斷發展，其創造的市場規模不斷擴大，由此為傳媒技術發展創造了良好契機。于此過程中，以數字媒體技術為前提的新媒體催生的廣告市場規模同樣在不斷擴大，國內眾多地區廣播電視均在不斷尋求改革創新，并致力于推進傳統媒體、數字媒體、新媒體之間的有效相融。
數字媒體技術在廣播節目中的運用，以某地區廣播電臺為例，首先是匯集多種不同平臺的新媒體系統。結合廣播電臺傳播特征，選擇智能手機、平板電腦上的應用軟件，又由于智能手機、平板電腦上的應用軟件較為有限，因而還要求在電子計算機上提供Web途徑的媒體入口，進一步使非移動用戶可實現在線網絡收聽。其次是應用軟件、Web客戶端功能結構。在線收聽，以IP地質、3G技術、4G技術為前提的收聽功能，聲音是廣播電臺的主要傳播形式，而現階段大部分移動設備均未有配備FM收聽模塊，再加上FM收聽受無限接受范圍很大程度影響。因而，應用軟件、Web客戶端配備的網絡電臺模塊便可實現對此方面問題的有效解決。
新媒體業務要想提高受眾的關注度，應當與傳統廣播數據內容取得緊密聯系，所以新媒體平臺在播出廣播節目時，還可對其他多媒體數據進行實時推動，諸如商家信息、實時路況等。統一交互平臺，廣播電臺現階段推行的交互方式包括有電話熱線、微信、微博等。對電臺主持人而言，在各式各樣交互平臺中進行轉換勢必會面臨諸多便利，因而，通過數字媒體技術集成一個統一交互平臺，如此一來，電臺主持人便可對各種信息進行統一接收。
2.3 數字媒體技術在網絡教學中的運用
在傳統教學中，主要推行的是灌輸式教學模式，教學內容單一、教學氛圍枯燥，進而對教學成效造成不利影響。數字媒體技術在網絡教學資源中的運用，可切實提升教學內容的生動趣味性，教師可借助多媒體平臺與學生開展交流互動，營造一個輕松、活力的學習環境，調動起學生學習的主觀能動性。數字媒體技術憑借其交互性特征及龐大的信息資源，可為學生制定科學針對的教學計劃，提高教學過程中的引導性、互動性，真正意義上做到“以學生為中心”。
在網絡教學期間，教師應當注重結合學生實際情況及相關課程標準開展教學軟件選擇、設計，依托制作各種內容、各種難度的教學模塊，使每位學生可結合自身實際情況選擇自身適用的教學模塊。
與此同時，在教學模塊設計過程中，教師應當強化對數字媒體技術的科學合理運用，為模塊教學提供多元豐富的關聯引申內容及實際應用案例，一方面作用于加深學生學習印象，一方面作用于提高學生對知識內容的有效認識，培養學生創造性思維能力，擺脫傳統教學模式對學生的束縛，推動學生理論知識、思維能力的協調發展，為學生提供一個良好的表現平臺，可對自身才能、潛能予以施展。
3 結論
總而言之，伴隨互聯網技術的飛速發展，數字媒體技術在當前新媒體環境下得到越來越廣泛的推廣，為了確保新媒體實現更好的發展，務必要強化對數字媒體技術的學習。鑒于此，相關技術人員務必要不斷鉆研研究、總結經驗，提高對數字媒體技術內涵特征的有效認識，強化對數字媒體技術發展現狀的深入分析，推進數字媒體技術的科學合理應用，并推動數字媒體技術的有序健康發展。
參考文獻：
[1] 王帥.數字媒體技術在新媒體環境下的應用[J].西部廣播電視，2017，27(10)：20-21.
[2] 高小芳.淺談數字媒體技術的應用研究――以 底鐘笆游 例[J].數字技術與應用，2015，13(11)：249.
[3] 武佳楠，王文佳，王攀安，等.淺談數字媒體技術在影視制作中的應用與發展[J].商情，2017，27(14)：162-163.
媒體技術論文范文第2篇
摘要：隨著互聯網技術的不斷發展，新興傳播平臺不斷涌現，我們已進入全媒體時代，傳統主流媒體面對新興媒體帶來的強烈沖擊，加速向新型主流媒體轉型已是大勢所趨?，F階段我國傳統主流媒體轉型變革的具體實踐已經取得了許多突破性成果，通過入駐新媒體平臺、建設自主可控的新聞客戶端、轉變話語風格、雙向互動傳播、體制化改革以及大力發展信息技術為新聞傳播賦能等途徑，作出了有益轉型，為未來深度融合發展和其他正在尋求變革的傳統主流媒體提供了有效經驗。
關鍵詞：傳統主流媒體；全媒體時代；轉型；新型主流媒體
互聯網信息技術和新興傳播平臺的強勢發展，讓整個社會進入了全媒體時代?？v觀近年來全媒體的發展，微博、微信、今日頭條、斗魚直播、抖音、快手短視頻等新媒體平臺快速崛起，媒體格局發生了重大變化，新媒體對社會輿論的影響越來越大。在快速發展變革的媒體環境中更好地扮演起輿論壓艙石、社會黏合劑、價值風向標的角色，是對傳統主流媒體轉型變革能力的重要考驗。近年來，各級傳統主流媒體紛紛進行轉型變革，以期讓主流聲音傳得更開、更廣。
一、全媒體概念與全媒體時代傳播特征解析
（一）全媒體的概念
全媒體指媒介信息傳播采用文字、聲音、影像、動畫、網頁等多種媒體表現手段，利用廣播、電視、音像、電影、出版、報紙、雜志、網站等不同媒介形態，通過融合的廣電網絡、電信網絡以及互聯網絡進行傳播，最終實現用戶以電視、電腦、手機等多種終端均可完成信息的融合接收，實現任何人、任何時間、任何地點、以任何終端獲得任何想要的信息[1]?！八娜襟w”即“全程媒體、全息媒體、全員媒體、全效媒體”，是對全媒體概念更深層次的解讀。
（二）全媒體時代的傳播特征
全媒體時代的新聞傳播具有全時間段、全范圍、全員參與、高傳播效率的特征。信息傳播不受時空限制，隨時隨地追蹤新聞信息，人們可以清晰地了解到新聞事件的發展過程。新聞信息的傳播形式更加多元，相較于傳統媒體時代更加立體也更為全面，進一步擴大了受眾范圍，豐富了用戶的感官體驗，使用戶對新聞信息的理解更加透徹。全媒體時代，人人都是麥克風，受眾的角色升級為用戶，從傳統媒體時代的被動角色轉化為主動角色，每個人都有信息傳播的主動權。另外，全媒體時代，新型傳播平臺在突發事件報道方面具有效率優勢，UGC的用戶生產信息模式和手機移動終端快速便捷拍攝編輯功能的加持，使突發事件第一時間得到傳播，信息的瞬間擴散能力增強，傳播范圍、傳播頻率都超過傳統媒體時代，人們獲取信息的方式更加便利，信息傳播更加高效。
二、傳統主流媒體的概念解析
主流媒體的概念在業界和學界存在較大分歧，主流媒體的定義還沒有基本統一。綜合來講，主流媒體是實力強大，面向主流受眾，能夠引導社會輿論，具有強大公信力的媒體。
隨著互聯網信息技術的發展，新興媒體的不斷涌現對傳播領域的媒體格局產生了重大影響，傳播生態發生重大變革。因此產生了傳統媒體和新媒體的概念，而主流媒體也有所衍生，傳統主流媒體和新型主流媒體兩大概念應運而生。
傳統主流媒體依托主流媒體的概念，其傳播形態包括紙媒報刊、廣播、電視，是實力、影響力、公信力較強和權威性較高的官方媒體。在全媒體時代，與傳統主流媒體相對應的是新型主流媒體。所謂的新型主流媒體是新型媒體的主流化或主流媒體的新型化，是指一批形態多樣、手段先進、競爭實力強、具有公信力、影響力的新型主流媒體集團[2]。這是當下媒體轉型的頂層設計，是傳統主流媒體轉型變革的終極目標。
三、傳統主流媒體轉型的必然性
全媒體時代新興媒體的快速發展，給傳統主流媒體帶來了強烈沖擊。移動互聯網促使受眾閱讀習慣和信息獲取方式發生巨大變化，傳統媒體的受眾已大規模遷移到互聯網媒體。受社會環境和快節奏生活的影響，以及智能手機的普及應用，公眾的閱讀習慣呈現出碎片化閱讀的特征，人們更傾向于使用手機隨時隨地進行信息獲取，新媒體越來越受人們的青睞。傳統主流媒體面臨著傳播渠道匱乏、信息傳播時效性不足、用戶流失等發展困境。因此，傳統主流媒體及舊的傳播方式已經無法滿足用戶對時效性的要求，只有主動融入新媒體，借助新的傳播方式自我革新，才能跟得上時代發展的步伐。
傳統主流媒體作為黨和人民的喉舌，肩負著傳播主流意識形態、進行輿論引導的責任。但是在全媒體時代，輿論生態發生了重大變化，曾經由傳統主流媒體主導的輿論結構被打破，互聯網正在成為最大的輿論場。新興傳播平臺已逐漸成為收集新聞和信息、討論公共事務以及促進輿論形成的“超級輿論中心”。傳統主流媒體具有的話語優勢和議程設置功能正逐漸減弱，這無疑是對傳統主流媒體輿論引導的重大考驗。順應全媒體時代發展，構建全媒體傳播格局，鞏固和壯大主流輿論陣地，有效提升傳播力、引導力、影響力、公信力是傳統主流媒體在新時代謀求發展的必然選擇。
四、傳統主流媒體在全媒體時代的轉型變革實踐
事實上，我國傳統主流媒體的轉型變革已實踐多年，媒體融合進程已經進入了深水區，接下來將繼續深度融合。截至目前，學界關于傳統主流媒體的轉型的相關研究多指涉傳統主流媒體應如何實現轉型，其轉型路徑、融合發展策略是什么的研究領域，對傳統主流媒體轉型變革一路走來已經取得的成果缺少總結分析。所以，筆者從這一新角度出發，探討傳統主流媒體在全媒體時代進行的有益的轉型變革，回顧變革之路并進行歸納總結，為未來發展和其他正在尋求變革的傳統主流媒體提供有效經驗。
傳統主流媒體在全媒體布局中合作入駐第三方平臺，打造新媒體賬號，借助新媒體平臺拓展傳播渠道，并且大力建設自主可控的新聞客戶端，形成了微博、微信、短視頻、新聞客戶端等全渠道傳播新態勢，有效擴大了其影響能力和覆蓋范圍。
（一）入駐新媒體平臺，加速與新媒體融合，拓展傳播渠道
為加快媒體融合、構建全媒體傳播格局，傳統主流媒體紛紛建設新媒體中心，入駐新媒體平臺，開設新媒體官方賬號，拓展其匱乏單一的傳播渠道，向新型主流媒體轉型。人民日報、新華社、央視新聞、新華網、新京報、中國青年報、環球時報和南方周末等一眾傳統主流媒體入駐微博、微信、今日頭條客戶端、抖音短視頻等新媒體平臺。例如，人民日報作為全國性報紙，既是傳統主流媒體的典型代表，也是全媒體轉型的典型代表。人民日報在微博注冊官方賬號，截至2021年5月15日，人民日報微博粉絲量達1.31億人次，全時間段全網傳播彌補了人民日報報刊文字版的時空局限，人民日報微博每天發布大量“短、平、快”的最新要聞，傳播時事熱點，關注社會民生。另外，人民日報微博拓展了其傳播形態，不僅有圖文，還采用音視頻、直播、可視化信息傳播等傳播方式。人民日報微博因其主流媒體的身份而深受大家信賴，受到網民的廣泛關注，其影響力進一步擴大，并且微博的開通及運營發展一改以往其在大眾心目中嚴肅刻板的形象。人民日報入駐微信社交媒體平臺，推出微信小程序，創建微信公眾號。人民日報官方微信公眾號呈現的內容有深度、有溫度，覆蓋范圍廣泛，與用戶不同時間段的閱讀習慣相契合。人民日報還入駐今日頭條客戶端和抖音短視頻平臺，開通官方賬號，打造新聞傳播全媒體矩陣。積極入駐新媒體平臺是傳統主流媒體豐富全媒體渠道、擴展輿論陣地的重要轉型實踐，為創建智能全媒體傳播模式和把握輿論主動權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四川觀察”是四川廣播電視臺于2017年創建的新媒體賬號，憑借“四處觀察”的網絡梗，成功實現了傳統主流媒體的“破圈”?！八拇ㄓ^察”是傳統主流媒體融入新媒體環境的產物，它雖然起源于傳統電視臺，卻跳脫傳統思維，憑借強烈的網感、豐富多樣的內容、極快的更新速度塑造了一個活潑親民的形象[3]?！八拇ㄓ^察”緊跟社會熱點，發布大量新鮮的、極具新聞價值的重要資訊，時效性強，報道客觀公正，深受網友信賴，其短視頻賬號更新速度非?？?。數據顯示，截至2021年5月中旬，“四川觀察”在抖音平臺上已有11063個短視頻作品，平均每天發布20余條短視頻，每隔一小時左右就會發布一條，粉絲量達4.67億人次?！八拇ㄓ^察”在內容和形式上根據新媒體時代的特征進行大膽創新，所傳播的內容既豐富又專業，在保持新聞所需的嚴肅性的同時，提升趣味性和吸引力，很好地把握住了話語權和輿論引導權。
（二）建設自有平臺，自主掌握核心競爭力
據統計，截至2019年底，中央級媒體有141個APP，其中中央廣播電視總臺自有APP數量為82個，人民日報社為27個，新華社為19個；38家省級以上廣電機構（含中央廣播電視總臺）有214個APP。通過平臺化發展的模式，傳統主流媒體可以在內容、用戶、技術、渠道等方面實現自主可控，奠定可持續發展的基礎。
傳統主流媒體致力于為自身存在優勢的內容資源搭建自主可控平臺，從而增強自身核心競爭力，湖南廣電創立的芒果TV以及近年來總臺打造的“央視頻”都是其現象級成果。以“央視頻”為例，2018年中央廣播電視總臺正式組建，并于2019年11月推出我國第一個國家級5G新媒體平臺“央視頻”，這是國家級視聽媒體縱深融合的有益探索?！把胍曨l”強力打造優質視頻社交媒體，在形態上，“央視頻”以短視頻為主，同時伴有長視頻和移動直播?！把胍曨l”全面匯聚高清資源，可實現4K高清電視投屏，讓用戶擁有極致專享體驗；是強大的電視直播工具，匯聚央視、衛視頻道，手機上也可以同步觀看各大衛視在播內容，將大屏與小屏進行聯動，是用戶的專屬掌上電視；擁有獨家直播，是央視旗下權威直播工具，涉獵體育賽事、民生動態；打造賬號森林，匯集總臺內外優質創作機構和創作內容，開放共建“央視頻”客戶端；擁有極具新媒體特征的算法推薦功能，了解用戶喜好，提供優質個性化推薦?！把胍曨l”APP的開發是貫徹習近平總書記“守正創新，把新媒體新平臺建設好運用好”指示精神的重要舉措，標志著媒體融合的進一步發展。
“澎湃新聞”APP新聞客戶端的創立與發展也是傳統主流媒體向新型主流媒體整體轉型的標志性案例?！芭炫刃侣劇弊钤缭?014年7月上線，是東方早報團隊原班人馬傾力打造的新媒體平臺?！芭炫刃侣劇敝铝τ诖蛟煸瓌撔侣?，創造出大量優質原創新聞和深度報道，隨后，其公信力、傳播力、影響力不斷提升，已經能夠覆蓋甚至超越東方早報。因此，上海報業集團決定，從2017年1月1日起，東方早報休刊，東方早報告別紙質時代，將原有的新聞報道和輿論引導功能全部轉移到“澎湃新聞”，開創了向互聯網徹底轉型的先河。數據顯示，截至2021年7月，“澎湃新聞”APP已有679萬次安裝，發展成為一個集資訊熱點、熱點視頻、國際資訊、時政評論于一體且極具思想性的新型主流媒體平臺，獲得了大量網友的青睞，是傳統主流媒體建設自主平臺，向新型主流媒體整體轉型的成功典范。
（三）轉變話語風格
傳統主流媒體在向新型主流媒體轉型、與新媒體深度融合、向多元媒介轉化的過程中，最為顯著的轉變之一就是話語風格的轉變，以往教科書式、嚴肅、高高在上、不容置疑的話語方式轉變為接地氣、親切、口語化、形象化、故事化的話語方式。例如，《主播說聯播》是中央廣播電視總臺新聞新媒體中心開發的短視頻欄目，于2019年7月29日正式上線，作為《新聞聯播》節目的衍生品，對《新聞聯播》當天播出的某個重大時政新聞或熱點事件的內容進行重新解讀。在一分多鐘的豎屏短視頻節目里，“國臉”們悉數登場，用平民化的語言、輕松的表達、精辟的點評、恰當的音樂，成功吸引了年輕群體的注意力[4]。主持人一改嚴肅、播音腔濃厚的屏幕形象，親切自然地進行交流式新聞解讀，“網言網語”金句頻出，例如康輝的“No zuo no die”，語言幽默、個性化十足，匹配當下移動互聯網用戶的信息觀看習慣?！吨鞑フf聯播》采用親切自然、接地氣的表達方式，拉近了與年輕人的距離，取得了廣受好評的傳播效果。
（四）大力發展信息技術，為新聞傳播賦能
全媒體時代的到來源于互聯網信息技術的發展和應用，傳統主流媒體要向新型主流媒體轉型變革，技術的支持必不可少。眾多傳統主流媒體都在順應全媒體時代的發展趨勢，加強技術的研發與創新，人工智能、云計算、大數據、算法推薦、5G、4K、8K、VR、AR等信息技術已被傳統主流媒體充分運用并創新發展，為新聞傳播注入新血液、新能量，形成了新體態。例如，新華社和搜狗聯合推出了世界上第一個人工智能驅動的3D版AI合成主播。這是人工智能與新聞采編深度融合的突破性成果，為媒體深度融合開辟了新的空間。
2020年的全國兩會，因疫情防控需要，許多采訪報道都運用了高科技技術，凸顯了傳統主流媒體深度融合的成果。兩會報道新標配包括新華社研發的 5G全息異地同屏訪談，以及人民日報應用的AR采訪眼鏡+智能云剪輯。在中興通訊5G全息互動采訪系統的助力下，首個5G全息異地同屏訪談重磅來襲。北京總部演播廳和武漢、廣州、昆明等地的采訪攝影棚無縫對接，通過全息成像技術，以與真人相同的比例顯示，達到異地同屏采訪效果，沉浸式地交流關于全國人大代表履職的情況。為升級優化視頻報道，人民日報智慧媒體研究院推出全新5G+AI模式，用“智能”開啟不一樣的兩會報道。人民日報為采訪團隊配備5G+AR采訪眼鏡，幫助記者實時獲取人物信息資料，只需簡單的手勢或語音控制，便能以第一視角進行視頻錄制和現場直播。前方記者與后方共享素材后，等待短短幾分鐘，新上崗的“智能剪輯師”就能迅速剪輯視頻，自動匹配字幕，此外，去除視頻抖動、修復視頻畫質等更為復雜的后期操作也不在話下。當視頻內容較長時，“智能剪輯師”還能自動搜索人物，定位關鍵信息的時間點，大大提升了剪輯效率，讓制作更加智能。
傳統主流媒體除了以上轉型實踐，還注重與用戶加強互動，如新華社微信公眾號在留言區用生動活潑、時尚前衛的網絡語言回復網友，與網友形成強聯系互動，將單向傳播深化為雙向互動傳播，公眾對其官方賬號的關注和青睞程度不斷提高，其影響力不斷擴大。還有體制化改革，建立“中央廚房”，改編重組新聞團隊，形成一體化的采編分發人才隊伍，一撥人馬高效協同工作，提高了資源利用率。
五、結語
全媒體時代，傳統主流媒體的轉型變革是順應發展趨勢的必然選擇，傳統主流媒體向新型主流媒體轉型發展是對傳媒轉型的頂層設計和訴求。事實證明，近年來，傳統主流媒體已經進行了許多有益的轉型實踐，并取得了矚目的突破性成果。未來傳統主流媒體還應繼續開展媒體深度融合實踐，構建全媒體矩陣，守好輿論陣地和輿論主導權，傳播好主流聲音。
參考文獻：
[1] 郭文濤.媒介融合下傳統電視新聞媒體的發展[J].神州（上），2018（28）：252-253.
[2] 譚天，林籽舟.新型主流媒體的界定、構成與實現[J].新聞愛好者，2015（07）：23-26.
[3] 盧雪堯.新媒體時代傳統主流媒體的“破圈”與啟示——以“四川觀察”為例[J].青年記者，2020（35）：83-84.
[4] 劉濤.傳統主流媒體時政新聞短視頻報道突圍路徑——以央視《主播說聯播》為例[J].新聞世界，2021（01）：30-34.
作者簡介：劉穎（2000—），女，遼寧朝陽人，本科在讀，研究方向：新聞與傳播。
媒體技術論文范文第3篇
在全媒體的時代發展下, 新媒體與傳統媒體的關系, 只有做到融合才能達到共贏。雖然新媒體的快速發展對于傳統媒體來將是挑戰, 但對于傳統媒體和新媒體, 兩者的關系并不是絕對的。
新媒體在其內容、傳播渠道以及交流等方面還是離不開傳統媒體的, 目前的互聯網電視、手機電視等都是在很大程度上依賴著傳統電視內容, 新媒體之所以領先于傳統媒體, 是因為新媒體在依靠著存放于網絡平臺上的新的技術, 即便是可以與微博、微信等新的形勢完全溝通, 但是這都寄存在傳統媒體的平臺之上進行整合以及再造。與此同時, 新媒體對于受眾的發言權非常重視, 但是網絡上虛假性的新聞和信息使網絡傳播的可信度下降。但對于傳統媒體而言, 專業的知識層面、優秀的工作團隊、持證上崗的專業人員是新媒體在社會責任感這方面不可比擬的。傳統媒體雖然在傳播渠道方面以及互動性等方面也不能與新媒體比較, 但是, 傳統媒體在傳播內容的真實性、權威性等方面是值得新媒體學習的地方。
二、傳統媒體與新媒體的融合策略
(一) 創新內容的融合策略
傳統媒體和新媒體均需要將內容放在首位。對于傳統媒體, 結合自己的實際, 需要不斷地在采編播的環節中做到內容優先。利用自身團隊的專業知識和較高的媒體素養來制定嚴格的管理機制, 對于一篇報道來說, 內容一定要做到真實, 消息來源一定要可靠, 對消息的理解和把控一定要標準, 對大眾的引導和影響一定要正確。為了體現對受眾的吸引力, 必須要創造高品質的內容。在新媒體的影響下, 一些傳統媒體的受眾和消費者將被轉移, 原因是新媒體提供的內容更符合觀眾的需求。新媒體要確定觀眾的需求, 提供他們所需的信息, 讓媒體和觀眾保持高度的關注。借鑒這一優勢, 傳統媒體必須保持現有的對內容真實度為前提, 隨著新媒體信息的全面融合, 發揮新的媒體信息寬度, 實現資源整合。在對該主題感興趣的觀眾的挖掘中, 可以在微博、微信, 社交網站等工具中應用新媒體, 以滿足觀眾的心理需求為目的進性編輯和制作信息, 從而形成互動。從新媒體的發展來看, 考慮到其信譽和權威的局限性, 可以利用傳統媒體在這一領域的優勢, 通過二次處理發布信息, 引導觀眾積極參與討論。
(二) 創新渠道融合策略
在全媒體的時代背景下, 新媒體使讀者的閱讀愛好和慣性產生著重要的影響。與傳統媒體相比, 新媒體的優勢體現在信息覆蓋范圍廣泛, 信息及時訪問方便, 信息交換方便, 交流成本低, 不受時間和空間的影響限制。為了利用這些好處促進傳統媒體的發展, 我們需要積極配合, 來建立起一個新媒體和傳統媒體整合的數字技術平臺, 將傳統媒體產生的所有媒體資源都匯入新媒體的平臺之中, 為觀眾提供方便的各類新聞內容。同時, 還積極利用微信、微博等新媒體平臺推廣傳統媒體, 降低通信成本, 同時推動觀眾覆蓋擴張。
(三) 創新觀念融合策略
在整個媒體之中, 新媒體對傳統媒體的挑戰和影響都非常大, 這使得傳統媒體的生活空間變的更小, 變得難以生存。針對這類情況, 傳統媒體必須要積極的調整態度, 以創新的方式迎接新形勢下的各種各樣的挑戰。目前, 一些傳統媒體經過分析認為媒體錯誤的認為媒介融合就是以網絡等作為新媒體和傳統媒體整合的唯一手段。這個錯誤的觀點有必要解決, 有必要把新媒體和傳統媒體融合在一起, 要求傳統媒體將時代的潮流融合的觀念更新為一種新的積極的態度, 新媒體的融合要做到不僅發揮好自身的優勢, 還要提高戰略品牌, 在整個過程中, 新媒體也當然需要積極的轉變, 從而建立起更多的網絡真實度的媒體形象和品牌的理念。
例如在今年的“兩會”報道中, 各個媒體在微博上的實時報道使受眾身臨其境到兩會的現場, 音頻、視頻等多媒體的內容成為了普遍的報道現象。在兩會期間, 《人民日報》的首次啟用H5產品, 通過利用個人的微信來創造出兩會的場景, 通過微信的朋友圈、發紅包的方式吸引了大量的人們參與到與兩會的互動當中。這款H5產品的點擊量在不超過一天的時間里就達到了600萬。數百家媒體都相應的在微博上報道了兩會的情況, 在所有的媒體當中, 紙媒占據了多數, 所發布的數量也創造了歷史。這些數據說明了紙媒等傳統媒體正在積極的轉型, 在以微博為首的新媒體技術的載體里, 只有創新和變化才會有新的機遇。
(四) 創新經營融合策略
在傳統媒體和新媒體中, 經營和管理要有自身獨特的特點。傳統媒體的經營和管理缺乏著創新意識的突破, 這一點在媒體融合上是要以新媒體為標準, 作為兩者融合的經營管理的策略。對于媒體的從業人員, 傳統媒體和新媒體要做到以就業機制和賞罰機制為主體, 留住能為其發展的人才。其次, 傳統媒體也應發展其專業的媒體團隊去挖掘具有故事性的新聞事故, 采用新媒體運用圖片、視頻等方式來博取受眾的眼球, 如果由受眾需要查閱的信息內容, 可以設置成為繳費閱讀的項目來提高自己的質量。
三、結語
傳統媒體與新媒體的最終關系就是要做到, 媒體的融合, 共同發展才是傳統媒體與新媒體生存和發展的關鍵。全媒體在發展的同時還需要兼顧著各個媒體的個性的發展, 要做到有機的結合和成長。
摘要：新媒體的出現給傳統媒體帶來了挑戰, 但互聯網的快速發展也同樣刺激著新媒體的前進之路。在全媒體時代下, 傳統媒體與新媒體不只是面臨著挑戰和困難, 還會有新的機會在等待。傳統媒體和新媒體需要相互融合, 實現優勢互補。
關鍵詞：傳統媒體,新媒體,融合,轉型
參考文獻
[1] 謝慧.傳統媒體與新媒體的有效結合——以四川衛視“5.12汶川地震2周年大型公益活動”為例[J].中國廣告, 2010 (07) .
媒體技術論文范文第4篇
關鍵詞 大眾傳媒 中國外交政策制定
最近幾年來，隨著大眾傳媒的迅速發展，人們正在不知不覺間見證并經歷著一場深刻的變革。以下是這場變革中的三個典型案例：第一個案例是1997年，成千上萬的中國人第一次親眼目睹了來訪的美國總統克林頓與時任中國國家主席的江澤民聯合舉行的記者招待會，通過衛星電視直播，中外國家元首圍繞中國人權問題進行了不動聲色的激烈辯論；第二個案例是2005年5月，在中國東南沿海地區的主要城市，數萬人通過手機短信和諸如QQ、MSN這樣的即時通信軟件自發組織起聲勢浩大的游行，反對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參拜供奉有甲級戰犯靈位的靖國神社，同一時期，網民通過互聯網組織了反對日本謀求成為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在線簽名活動，2005年5月間，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劉建超在不到一個星期的時間里，2次就這些活動專門回答了記者提問；第三個案例是2006年7月19日中國互聯網信息中心發布了第18次中國互聯網發展狀況統計報告，其中顯示中國網民數量在11650萬人至12950萬人之間，接近總人口的10%。[2]
以蘭普頓（David M. Lampton）為代表的學者已經注意到中國外交和安全政策正在發生的重要變化將對中國在21世紀初期的國際行為產生深刻影響。這些變化包括中國外交的職業化（Professionalization）、合作-多元化（Corporate Pluralization）、去中心化（Decentralization）和全球化（Globalization）。[３]同時盡管有學者承認在所謂的非民主國家（nondemocratic）里要準確評估大眾傳媒和公共輿論對決策過程的影響是非常困難的，但是他們傾向于認定在這些國家中政治精英保持著對于大眾傳媒的嚴格控制，中國也不例外，大眾傳媒不過是政府對外宣傳（Propaganda）的工具。而且在外國學者眼中，中國政府對待互聯網之類新興媒體的態度總體來說是消極的，傾向于在某些時候以關閉某個有爭議網站服務器的方式來控制事態惡化。[４]
另一方面，部分中國學者認為中國的媒體因為擁有數量龐大的用戶，因此在信息發布方面擁有特殊的優勢，同時媒體對于外交政策制定的影響也呈現上升趨勢。在研究中國的具體案例后，有學者認為信息技術的發展使得在線公眾輿論成為了一種足以影響外交決策社會力量，盡管最終的決策仍然是由黨和政府制定的。有學者更加樂觀的認為，互聯網是一種推動中國通向民主化的重要力量，因為它提供了“多-多”的交流新模式，使得那些處于傳統決策圈之外的人能夠以更加方便和更加廉價的方式在線表達其不同看法。此外，還有研究者認為，信息技術和現代傳媒的發展，為中國通過傳媒在全球范圍內改善自身形象提供了可能。
上述所有研究都說明了這樣一個基本事實：大眾傳媒與中國外交政策制定之間的關系已經并且正在繼續發生重要的變化，盡管這種變化的速度可能相對比較緩慢。然而同樣需要指出的是，所有這些研究都沒有就一個關鍵性的問題給出令人相對滿意的答案，這個問題就是大眾傳媒能夠在多大程度上影響中國外交的決策。本文嘗試通過對1978年中國改革開放進程啟動以來外交決策模式和權力分配的變化來回答這一問題。
一、中國外交政策的決策機構
從形式上來看，所謂外交政策通常指的是一國政府用以處理與外部世界關系的一系列聲明、決定、政策和反應。[５]從內容上來說，外交政策包含三個部分：一國政府努力在海外追求實現的目標，在背后促成這些目標的價值以及如何實現上述目標和價值的手段與方法。[６]在阿諾德·沃爾夫斯（Arnold Wolfers）看來，理解、預測和應對國家在國際社會中的決定和行動的前提就是要辨別出那些能夠影響決策的要素。[７]所以很自然的在分析中國外交政策制定與大眾傳媒的關系之前，需要先明確中國外交政策決策體系的結構。
從理論上來說，整個中國外交政策的決策體系可以分為三大主要機構：決策機構、咨詢機構和執行機構，其中決策機構的演變可以看作是整個決策過程特點變化的標志。
總體來說，中國外交政策的決策機構自1949年新中國成立以來逐漸完成了制度化和規范化的建設，最為重要的標志就是根據1958年6月10日中共中央發出《關于成立財經、政治、外事、科學、文教小組的通知》成立的中央外事領導小組，這些小組直屬中央政治局和書記處，陳毅為外事小組組長。[８]該小組在文革期間被撤銷，1981年重新恢復，1993年3月，江澤民以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身份兼任中央外事工作領導小組組長，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錢其琛任副組長，中央外事工作領導小組最終成了中國對外政策的最高決策機構。目前胡錦濤以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的身份兼任中央外事工作領導小組、中央國家安全領導小組組長，國務委員唐家璇任副組長、秘書長。自1993年至今，中央外事工作領導小組組長一職開始由中國最高領導人出任。同時該小組的人員構成也逐漸趨向于穩定，其職能被確定為負責對外事、國家安全工作領域的重大問題做出決策。[９]中央外事工作領導小組可以據此看作是中國外交政策的最高決策機構。
從理論上說，中國外交政策的決策過程應有兩個主要特點：第一，它是一種集體決策而非個人決策。這就是說最終政策的選擇并非由個別領導人說了算，而是集體討論的結果；第二，它應是一個相對開放的決策過程，因為咨詢機構在決策過程中有對決策施加影響的合法地位，另外，政府相關部門的參與，外交政策的領域也有不斷擴散的可能。但實際的運轉情況并非完全符合上述預期，與制度設計的初衷存在一定的差距。
二、中國外交政策決策的歷史沿革
自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中國外交政策的決策過程經歷了深刻和重要的變化，大致上至少可以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從1949年開始，至1978年結束。該階段最大的特點就是兩位具有超凡魅力的領導人毛澤東和周恩來占據了中國外交政策決策過程的核心位置。尤其需要指出的是，毛澤東的超凡魅力或者說個人權威是在整個中國革命的過程中逐漸積累起來的，“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締造和我國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建立了永遠不可磨滅的功勛”。[1０]在這一時期，有2個經典的案例：第一個經典案例是有關是20世紀50年代派遣志愿軍入朝參戰的決策。根據已經公開的檔案，是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的討論中說服他的同事們，在敵我力量對比極度懸殊的情況下仍然做出了出兵朝鮮的艱難決定。[1１]第二個經典的案例是20世紀70年代關于改善中美關系的決定：盡管當時國內處于“反帝反修”的特殊時期，盡管毛澤東當時擔任的職務是中央軍委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但是這毫不影響他在深思熟慮后做出改善中美關系的戰略決策。[1２]
在這一時期，具有超凡魅力的領導人占據了決策體系的核心位置，使得整個決策過程成為具有高度個人化色彩的過程。與此同時，當時整個中國社會也是高度同質化的，大眾傳媒的發展處于一個相對比較低的水平，冷戰這一國際大背景也讓中國孤立于世界其他部分之外。因此，大眾傳媒在那一時期的主要功能就是報道政府新聞和政策。
第二個階段從1979年持續到1993年，這一階段鄧小平成為了黨和國家領導的核心，并且領導中國啟動了改革開放的進程。這一時期外交政策決策的主要特點是個人決策與集體決策的過渡和轉換。鄧小平本人依然是一個主要依靠源自個人超凡魅力開展工作的領導人。在這一時期，鄧小平擔任的最高職務是中央軍委主席，但是這絲毫不妨礙他在中國對外政策上扮演最重要的和最終的決策者。作為決策核心的表現在于，這一時期中國重大的對外決，包括中美關系、中日關系和中蘇關系的決策，以及各項最主要的戰略目標與外交政策的指導方方針，都是由作為領導核心的鄧小平親自拍板的，其中的典型例子就是確定了中美建交的三原則“斷交、廢約、撤軍”。[１３]另一方面，以1981年重新恢復中央外事工作領導小組為標志，顯示出這一階段外交政策決策過程中集體決策機制的逐漸回歸。與此同時，伴隨改革開放進程，中國大眾傳媒也開始進入一個蓬勃發展的新階段。
從1995年前后開始，進入了第三階段。在這一階段中，中國所處的世界局勢發生了巨大變化，中國內部社會也發生了巨大變化，其中對中國外交政策制定與傳媒關系產生影響的，主要是下面四個變化：
第一個變化是中國發展環境的變化。冷戰的結束，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以及以互聯網為代表的信息技術在中國大陸擴大了影響，并改變了大眾傳媒與中國外交政策制訂之間的關系。冷戰的結束為中國發展提供了一個更加友好的國際社會：在冷戰期間，或者甚至在1992年，意識形態因素仍然是阻礙中國接入互聯網最主要的障礙。[１４]同時，中國國內改革開放的深入發展，也使得中國外交決策和運行更加注重制度化與規范化建設，例如在2004年，通過對于憲法的修訂，重新賦予國家主席以國事權。[１５]這一修訂讓制度與中國外交的實際實踐相互契合，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原來首腦外交屬于體制外型化的尷尬局面。
第二個重要的變化表現在中國人口的構成上。目前中國社會中的大多數人屬于革命后出生的第二代、第三代乃至第四代人，出自革命時期超凡魅力的領導人，其領導的社會基礎發生了一些變化。這樣就意味著外交決策模式將會發生變化。超凡魅力領導人個人化色彩較濃的決策模式逐漸從歷史淡出，有助于建立一個更加科學和理性的外交決策過程。盡管仍然存在諸多局限，但是整個決策過程已經開始變成一個真正的集體決策過程。雖然公開的資料有限，相關公開的資料仍能讓人一見端倪。1999年5月美國轟炸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之后的決策就是一個比較典型的案例：在得知事件發生之后，首先的反應是召開中央外事工作領導小組的緊急會議，最終對美國的反應以及引導國內輿論的措施，都是在會議上討論之后做出的，總書記仍然掌握最后的權力，但是這種決定是在各方討論后綜合各方意見做出的。[１６]
第三個變化就是隨著改革開放政策進一步深入，外交政策領域進一步得到擴散，外交政策的領域涉及到武器貿易、科學和技術、文化和教育、外國專家、情報和信息、公共外交、貿易和技術轉讓等。為此，外交政策的制定的變化一方面反映著國家領導人制定外交政策的基本方針和戰略，另一方面，越來越多的新參與者加入外交政策制定過程。外交政策領域的擴散客觀上需要相關外交決策信息資源的開拓，媒體無疑是一個意見表達的重要平臺。
第四個變化是互聯網以前所未見的通訊高速度在中國的發展。根據中國互聯網信息中心的統計數據，1997年整個中國大陸共有299,000臺計算機可以通過電話線撥號或者是專線方式上網，到2004年則達到了22,503,000臺，截至2006年這個數字則達到了創紀錄的49,500,000臺；在網絡用戶方面，1997年全中國有420,000人以各種方式上網，整個網民數量在2006年增加至1.4億人左右，相當于每10個中國人中，就有1人上網。[１７]
互聯網的高速發展帶來了兩個直接的影響：首先是大大加速了信息和知識的跨國流動；其次是伴隨著互聯網、電子郵件、即時通信軟件、在線論壇和個人博客的迅速發展，每個單獨的個體都能夠從眾多的工具中尋找到一樣最簡單和最方便的工具去獲取與中國外交政策相關的信息和知識。這兩個效果對中國外交政策制定提出了三個嚴峻的挑戰：
第一個挑戰來自于信息技術的發展影響了信息的重新分配。高速和幾乎實時的跨國信息流動使得所有互聯網的用戶能夠在第一時間獲得有關問題的最新進展，即使是最普通的中國公民，也可能和最高決策者同時甚至更快的了解到同樣的信息。同時，網絡用戶可以非常方便的從網上得到各種關于國際關系的知識，這意味著他可以根據個人偏好選擇一種理解和分析國際現象與中國外交政策的分析工具，而不是只能被動的接受來自政府的唯一解釋。這意味著政府不再壟斷對于國際問題和本國對外政策的唯一解釋權，決策者在制定政策的時候，必須更多的考慮如何在政策公布之后說服公眾，以贏得更多公眾支持。
第二個挑戰來自于知識的擴散。如同約瑟夫·奈（Joseph Nye）已經指出的那樣，在信息時代，可信任知識的供給將成為新的權力來源。因為信息時代過于充分的信息供給使得人們更加需要有效處理和過濾信息的知識，誰能夠提供這種知識，就能夠通過提供知識影響接受者的行為，這是信息時代最為重要的權力新來源之一。[１８]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外交決策機構面臨的挑戰就是如何保持民眾對于官方口徑的信賴。
第三個挑戰是權力分布的去中心化（Decentralized）趨勢?？傮w來說，不僅是中國，大多數國家的外交決策權仍然是高度中心化的，特別是大國。但是，世界各國的學者都指出，外交決策中權力的去中心化趨勢同樣是不可否認的。這一趨勢意味著在傳統決策圈之外的行為體能夠比以前更加方便地影響圈內的行為體以及決策過程，尤其當決策圈外的行為體能夠有效動員民眾支持的時候。作為應對這種趨勢的措施之一，中國外交部2004年3月19日在新聞司下設立了一個公眾外交處，主要的職責就在于推動公眾更多的了解外交部的工作。
三、大眾傳媒與中國外交政策制定之間的關系
自1949年以來，中國政府對于大眾傳媒的管理政策經歷了非常重要的變化。簡要的變化情況可以概括為如下的表格：
簡單來說，在改革開放之前的時間里，媒體在很大程度上被看作是一個政府部門，它的主要開支來自于政府的財政撥款，這種財政撥款被看作是政府的投入，在管理上，除了全國性的少數媒體之外，都是各地方政府分別管理的。改革開放之后，媒體更多的被看作是一個產業，而不是一個政府部門。從內部管理的角度來說，仍然強調黨和政府的宣傳部門對于媒體的管理，但是媒體的專業工作方面已經由職業化的編輯遵循和西方新聞媒體比較類似的原則進行管理。
在很長一段時間里，對于大多數中國人來說，媒體的主要功能就是作為階級斗爭的工具。這一認識的形成可以追溯到延安時期對于媒體的管理，在那時形成了“黨管媒體”的認識。這里的媒體是包括報紙、電視和廣播在內的各種形式的媒體，對于這些媒體的控制是高度中心化的，等級非常森嚴，在媒體上幾乎無法發現學者個人對于中國外交政策的評論?？偠灾?，可以說當時媒體和中國外交政策的關系是一種單向的關系，大眾傳媒扮演的就是政府新聞發言人的角色：它只能如實報道從政府那里獲得的所有信息，而對于決策過程構不成影響。
20世紀80年代改革開放以來，一些關于媒體管理政策的敏感話題開始被允許討論起來，同時部分媒體也開始了比較成功的商業化運作。但是真正的實踐仍然要到20世紀90年代之后才開始。媒體被放入市場，通過競爭來促進成長。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大多數媒體必須依靠自身去賺取繼續生存下去的資金，除了少數作為政府喉舌的媒體，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不再給媒體提供財政上的支持。[１９]對于大多數被放入市場競爭環境的媒體來說，必須依靠與眾不同的風格來吸引足夠多的民眾以保證發行量。
同時對于媒體的管理模式也從“黨管媒體”變為“中央領導，政府管理，媒體行業自我約束，企業或事業單位獨立管理”。盡管黨對于輿論大方向保持控制的原則沒有發生變化，但是情況仍然發生了微妙而重要的變化：媒體之間競爭的加劇，也使得各種報紙的編輯竭盡全力去尋找自己的特色，而且讓越來越多的職業編輯來管理報紙的內容。這些編輯所學習的主要是西方的新聞理論，并越來越多地試圖學習西方同行們的實踐經驗，結果就是媒體內容更加的開放，聲音趨于多元。
這一變化趨勢對大眾傳媒與外交政策制定之間的互動產生了新的影響。
總結來說，大眾傳媒對于中國外交政策制定的作用可以概括為如下五種類型的功能：
第一類功能是作為黨和政府的“喉舌”。這不僅僅是所有主流媒體的職責，也包括其他媒體，盡管后者通常采取比較靈活和多樣化的報道。在發揮這種作用時，媒體僅僅報道其從官方來源獲得國際新聞，并且不會對政府外交政策發表基于不同立場的評論。
第二類功能是作為知識精英表達其意見的“麥克風”。這些意見包括對外交政策的補充、完善甚至是批評。那些試圖影響中國外交政策制定的知識精英從大眾傳媒的發展中看到了表述其主張、吸引更多的支持者的機會。
這一“麥克風”的作用在朝鮮核問題上得到了體現。2006年9月，當朝鮮宣布要進行核試驗時，有學者發文認為“朝鮮政策是相對獨立的，中國對其影響有限”。[2０]當10月9日朝鮮宣布進行地下核試驗之后，有記者就中國對朝政策有效性更加直接的提問，外交部發言人則給出了與學者完全不同的評價。[２１]國內學者對于中國外交政策效用的不同判斷，在多大程度上影響了記者的提問，這種影響目前可能還難以進行精確的量化測定，但其存在本身則是一個客觀的事實，同時也使得外交決策過程必須考慮這類因素的存在。
第三類功能是作為政策辯論的“競技場”，提供一個讓持不同政策主張的精英進行辯論的平臺。對于中國外交政策持不同主張的精英通過在刊物上公開發表文章的方式進行辯論。媒體對種辯論很歡迎。因為這會吸引眾多感興趣的讀者。因此當發生某個熱點問題的時候，他們會有意鼓勵這樣的辯論。2002年6月開始的圍繞對日關系新思維的討論，就是典型的案例。[２２]這種辯論很快就從學術期刊擴散到了網絡，借助新興媒體引發了激烈的討論，并在經歷了種種外界影響之后最終演變成為群體性事件。這一時期中國對于日本爭常的強硬態度多少受到了這一激烈辯論的影響。
第四類功能是作為對決策過程施加壓力，促使縮短反應時間的“加速器”。針對某些熱點問題的實時、密集的報道，會讓決策者感受到巨大的壓力，從而要加速做出反應的時間和速度，這對于整個決策體系都提出了全新的要求。以中國工程師在巴基斯坦遇到襲擊事件為例，事件發生后24小時之內，外交部就在例行新聞發布會上就后續處理問題發布了詳細的信息。[２３]
第五類功能是作為普通民眾宣泄其針對某些國家對華政策不滿的“安全閥”。但是并沒有足夠的證據顯示政府會鼓勵媒體無限制的去表達民眾的這種不滿。同樣無法確定的是中國政府曾經嘗試在與其他國家進行外交談判的過程中利用媒體去煽動某種負面的公眾輿論，進而利用這種輿論在談判中爭取有利地位。
在中日關系問題上這一安全閥的作用表現得尤其明顯：自2001年至2005年，新浪網為中日關系至少建立了10個專題，持續時間最短的是3天，最長的是615天（反對日本成為常任理事國），而新聞報道和頻率最密集的則是“如何看待中日關系”專題，在39天時間里發布了接近200篇的新聞報道和新聞分析。從內容來看，除了“如何看待中日關系”專題之外，其他專題集中報道的都是中日關系中的負面新聞。這些對于負面新聞的報道，最終引發了民間的大規模涉日游行，而此后出現的“如何看待中日關系”專題，則是在出現了大規模涉日游行之后外交部引導民間情緒所做努力的結果。在這些新聞報道和分析中，正面或相對中立的立場占據了壓倒性的多數，同時配合人民網上發表的包括《我們怎樣表達愛國熱情》在內的三篇時評，才最終較有成效地疏導了受日本政要屢次參拜靖國神社、學者關于轉變對日政策辯論和反對日本加入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等一系列時件高度動員起來的民族主義情緒。
這一案例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證明通過發表一些比較激進甚至接近極端的民族主義色彩的言論，媒體有可能在部分受眾中獲得共鳴，結果就是能夠追求到更大的商業利益。但是對于政府來說，這種通過媒體進行宣泄的做法并不理智，而且被高高刺激起來的民族主義情緒要作妥善的善后工作也會比較困難。
結論：大眾傳媒的影響及其限度
總而言之，目前大眾傳媒對于中國外交政策制定的影響有了明顯的增強，但其效果仍然是有限的。
在今日中國，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大眾傳媒開始有越來越大的作用，不同種類的媒體在中國已經得到了廣泛的發展。越來越多的中國人開始有興趣了解國際問題，并日益強烈的希望能夠以某種方式加入到外交政策的制定過程中去。最重要的變化是今日中國大眾傳媒已經獲得比以往更大的自由來發布不同學者對國際現象的分析和對中國外交政策的評價。
與此同時，大眾傳媒的影響仍然有限。首要的原因在于中國外交政策的決策過程仍然未充分開放，大眾傳媒如何影響，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影響外交決策較難考量。其次是因為外交決策的信息資源分布尚不均衡，體制內政治精英有更大的優勢可以同時對大眾傳媒乃至大眾直接施加直接和間接的影響。
無論如何，整個社會的持續發展將使得大眾傳媒與中國外交政策制定之間的關系變得更加復雜，大眾傳媒在決策過程中也會因此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
注釋：
［1］ 本文是在提交復旦大學國際關系與公共事務學院2006年10月舉辦的“國際關系理論與中國外交”學術研討會的會議論文基礎上修改而成的。
［2］ 中國互聯網信息中心：《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第18次），http://www.cnnic.org.cn/uploadfiles/doc/2006/7/19/103601.doc （2006年8月20日）。
［３］ David M. Lampton, “China’s Foreign and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Making Process: Is it Changing, and Does It Matter?”in David M. Lampton ed., The Making of Chinese Foreign and Security Policy in the Ｅra of Reform, 1978-2000,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 ４-１０.
［４］ Joseph Fewsmith and Stanley Rosen, “ The Domestic Context of Chinese Foreign Policy: Does ‘Public Opinion’ Matter? ” David M. Lampton ed., The Making of Chinese Foreign and Security Policy in the Ｅra of Reform, 1978-2000, pp. 172-175.
［５］ Junhao Hong, “The Internet and China’s Foreign Policy Making: The Impact of Online Public Opinions as a New Social Force”, in Yufan Hao, Lin Su ed.， China’s Foreign Policy Making: Societal Force and Chinese American Policy, Burlington: Ashgate Publishing Company, 2005, p .97.
［６］ Eugene R. Wittkopf, Charles W. Kegley, Jr., James M. Scott,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Pattern and Process, Pek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04， p. 14.
［７］ Arnold Wolfers, “The Goals of Foreign Policy,” Discord and Collaboration: Essays o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Press, 1962, pp. 67-80.
［８］ 人民日報：《中國共產黨80年大事記·1958年》，http://www.people.com.cn/GB/shizheng/252/5580/5581/20010606/483231.html （2006年8月29日）。
［９］ 由于資料來源的限制，該部分以及下面有關中央外事工作領導小組歷史沿革的論述主要依據網絡資料整理而得，資料主要來源為：http://www.chinajunzheng.com/bbs/htm_data/44/0509/20243.html（2006年8月29日），該資料來源經求證外交部相關部門人士核實后基本可信。
［１０］ 《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1981年6月27日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一致通過），http://www.hzxjhs.com/dangzhibu/wenti.htm
［1１］ 王焰等編著：《彭德懷傳》，當代中國出版社，1993年版，第400-402頁；《彭德懷軍事文選》，中央文獻出版社，1988年版，第321頁；沈志華：《毛澤東、斯大林與朝鮮戰爭》，廣東人民出版社，2004年3月版，第200-300頁。
［1２］ 中央電視臺：“打開中美關系的大門”，http://www.cctv.com/specials/50th/bwl/17.htm
［１３］ ［美］羅伯特·勞倫斯·庫恩：《他改變了中國：江澤民傳》（談崢等譯），上海譯文出版社，第146-149頁；鄧小平：《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50-351頁。
［１４］ 《中國互聯網大事記1986-1993》，http://www.cnnic.org.cn/html/Dir/2003/10/22/1002.htm
［１５］ 張清敏：“中國修憲：提升首腦外交”，載《世界知識》2004年第8期，第62頁。
［１６］ ［美］羅伯特·勞倫斯·庫恩：《他改變了中國：江澤民傳》（談崢等譯），上海譯文出版社，第146-149頁。
［１７］ 中國互聯網信息中心1997年、2004年、2006年發布的中國互聯網數據統計報告，見http://www.cnnic.org.cn/download/2003/10/13/93603.pdf，http://www.cnnic.org.cn/download/2004/2004072002.pdf，http://www.cnnic.org.cn/uploadfiles/pdf/2006/7/19/103651.pdf
［１８］ ［美］約瑟夫·奈：《美國霸權的困惑》（鄭志國等譯），世界知識出版社，2002年6月版，第45-65頁。
［１９］ 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關于進一步治理黨政部門報刊散濫和利用職權發行、減輕基層和農民負擔的通知（中辦發［2003］19號），http://law.chinalawinfo.com/newlaw2002/slc/SLC.asp?Db=chl&Gid=49335
［２０］ 沈丁立：“朝鮮核試驗和中朝關系及中國的選擇”，載《青年參考》2006年9月5日，資料來源：http://military.people.com.cn/GB/42967/4789770.html （2006年10月2日）。
［２１］ 2006年10月10日外交部發言人劉建超在例行記者會上答記者問，資料來源：http://www.fmprc.gov.cn/chn/xwfw/fyrth/t275579.htm （2006年10月15日）。
［２２］ 主張對日關系新思維的學者率先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馬立誠：“對日關系新思維——中日民間之憂”，載《戰略與管理》2002年第6期；時殷弘：“中日接近與‘外交革命’”，載《戰略與管理》2003年第2期；馮昭奎：“論對日關系新思維”等，載《戰略與管理》2003年第4期；洪明：“重振河山待后生——中日關系的過去、現在與將來”，載《戰略與管理》2004年第1期。隨后持反對意見的學者開始進行反駁，代表性的包括：林治波：“對‘對日關系新思維’之九點質疑”，載《時代潮》2003年第14期；張睿壯：“從‘對日新思維’看中國的國民性和外交哲學”，載《世界經濟與政治》2003年第12期。
［２３］ 2006年2月16日外交部發言人秦剛在例行記者會上答記者問，http://www.fmprc.gov.cn/ce/cgngy/chn/fyrth/t235695.htm （2006年8月29日）。
（作者簡介： 蔣昌建，復旦大學國際關系與公共事務學院，博士，副教授；沈逸，復旦大學國際關系與公共事務學院，博士，講師，上海，200433）
媒體技術論文范文第5篇
摘 要 隨著國內數字媒體產業不斷發展壯大，數字媒體技術借助數字化、信息化平臺，以藝術設計和技術語言的完美結合，成為時代社會數字信息傳媒的主要表現方式。本文提出在中職院校的數字媒體技術應用專業人才培養中要從改革教學方法、創新教學模式、優化課程體系、校外實踐基地等方面入手，將數字媒體技術應用專業的計算機教學和藝術教學緊密的結合起來，從而解決當前課程數字媒體技術應用課程教學方法單一、教學模式老套、學生實際操作能力較弱等問題。
關鍵詞 人才培養模式 中職院校 數字媒體技術應用專業
0 引言
中職院校的數字媒體技術應用專業主要是培養同時具有信息技術素養和藝術素養的現代綜合性藝術制作人才，以適應新時代的媒體藝術創作的工作。就目前中職階段數字媒體技術應用專業的發展現狀來說，存在著教學方法單一、教學模式老套等問題。針對于這些問題，本文意圖為數字媒體技術應用專業的教學改革提出一些設想，以期能為社會培養出技術水平高、綜合能力強的數字媒體專業學生。
1 數字媒體技術應用專業的專業特色與人才特色
近年來隨著數字媒體行業對人才需求的增長，我國的中職院校逐漸地將學生的綜合能力作為主導，并以培養符合時代的新型應用技術人才為主要目標，將當前的游戲開發、最新的編程技術以及先進的專業知識引入當前的學習課程體系之中。依靠著行業內企業的多年數字媒體開發經驗和培訓能力為基礎，對數字媒體專業實施產教結合的模式，同時與校外企業進行合作，突出以開發為主方向的數字媒體技術專業人才培養的特色教育，以此來滿足中職院校對專業人才培養的目標與需要，并為此專業學生以后走向工作崗位打下堅實的基礎。
2 數字媒體技術專業建設的主要內容
2.1 改善教學方法
從近些年來數字媒體技術應用專業的一些全國性質大賽來看，不管是動畫制作、圖像處理還是影視制作等比賽，都要求學生擁有較強的藝術素養與嫻熟的計算機操作能力，這些也正是數字媒體技術專業需要幫學生重點培養的能力。為了實現這一目標，各校應該打破傳統的教學方法，追求美術創作與計算機應用技能相結合的理念，提高學生的創造能力和藝術素養，在教學中也要采取項目教學與任務教學相結合的教學方式，由美術老師和計算機老師相互配合，對學生的藝術與技術進行同步的指導，把教學課程進行一系列的整合，從而完成教學任務。這樣就可以完美的彌補計算機老師技術強創意弱，美術教師設計能力強而技術弱的缺點。比如，動漫專業中想要完成一個動畫片的項目，首先需要師生共同研究動畫作品的歷史背景，明確動畫片的設計風格，并由美術教師指導學生們進行前期的藝術創作，對動畫故事的人物形象進行設計，對人物衣服的樣式顏色以及人物的造型進行反復的修改。在這之后，要導入相關的3DMAX或者Maya軟件進行建模。在這一環節之中通常由計算機教師和美術老師共同進行，兩位老師相互配合，計算機老師負責軟件的操作以及使用方面的指導，美術老師負責人物造型的設計以及背景構建方面的指導，然后通過兩位教師和學生之間的相互協同完成整個作品。作品的創造過程主要包括創意、人物、場景，畫面質量、燈光等，這些都是由兩位老師一起進行指導的。在課堂上教師通常要進行巡視指導，實時對學生的錯誤進行改正，并讓學生學會修改錯誤的技巧。在實際的教學中，教師應該因材施教，尊重學生獨特的創意思維。在對作品進行設計時，教師不應該過多的影響學生的思路，只是做到點播和輔導工作即可，讓學生以自己的創新思路為主，深刻體驗到創造的快樂。
2.2 創新教學模式并將市場需求引入課堂
在傳統的教學模式之中，學生們多數以文化課和基礎課為主，學習到的內容相對獨立，與實際生活的聯系較少，掌握的知識也沒有合理的系統結構。針對這樣的情況，各校應該嘗試將市場上的需求，引入到課堂之中，并根據實際之中的情況對各類需求進行撰寫，同時根據分鏡頭的方式來搜集相關的音頻視頻素材，進行內容設計、制作配樂、后期剪輯、加特效等工作。在工作進行時要將這些工作分成一個個小的任務給學生，讓學生分步完成。比如，想要做一個陶瓷公司的展示視頻，學生首先要進行創意的設計，構建視頻風格，以及確定設計的思路，分析陶瓷公司的企業文化與茶具的定位等等，并分析出合理的案例計劃書。然后根據茶具的特色對視頻的畫面基礎進行設計，使用相關的軟件完成建模，制作出立體的動畫。最后給視頻加上特效、包裝，并配上音，這個項目就完成了。在課堂上可以將討論、合作、資料調查、情境模擬和角色扮演等活動合理結合并讓學生參與，從而充分調動學生積極性，達到開闊學生眼界、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以及增強學生動手操作能力的目的。
2.3 構建具有開發課程體系的培訓基地
強化項目開發的特點，并將其作為專業培訓的主要方向。培訓中主要的專業課程由以下幾部分組成，數字媒體技術、計算機網絡、算法與數據結構、計算機圖形學、操作系統編程、算法與游戲開發技術、面向對象編程等。培訓中應該選用最新的、最優秀的、也最具有適用性的教材。在知識快速更新的過程中，為了跟上數字媒體技術行業中新技術發展的步伐，應該組織經驗豐富的教師編寫教科書并及時對其進行修改。通過建立校外實習基地，可以讓學生參與到數字媒體技術實際的項目流程，在產品開發過程中的實踐工作中加強學生對知識有效利用的能力，從而培養出具有較強的創新能力、綜合素質、團隊精神的人才。最后一學期的項目實踐、畢業實習、參與研發項目、專業實踐以及校企合作是數字媒體技術專業最重要的教學環節。通過專業工程項目的練習，學生可以系統地掌握程序開發的知識和流程，以及具體案例的開發過程，從而鍛煉他們的實踐能力。在實習培訓中，也要讓學生掌握企業項目的實際管理過程，提高其管理能力以及崗位適應能力。通過實際情況給學生劃分單元開發小組，分組的完成相關系統功能和模塊設計，編寫相應的規劃文檔以及制定規范性文件，根據相應的程序設計方式，對程序進行優化以及資源打包，從而對多種途徑的資源進行系統的整合以方便開發和部署工作。開發報告應包括團隊成員的角色、分工、系統分析和關鍵設計，培養學生在項目開發流程中的管理和實踐經驗，讓學生充分地研究軟件系統源代碼。指導教師可以根據學生實踐的情況總結收獲。
2.4 合作教育
這些年來，多數中職學校都會采用各種模式對數字媒體技術人才進行培養，并且以培養學生的綜合素質能力為教育理念。在數字媒體技術專業人才培養計劃中可以嵌入國外的課程模塊，引領數字媒體技術專業的學生打開國際視野。數字媒體技術專業在教育層面可以借鑒澳大利亞的先進模式和成功經驗，引入他們的教學形式、評估標準、方法。合作教育將由外國優秀教師和高級中文教師完成。在每學期的學生動員工作中，適當加入英語綜合課程，將引導學生學習英語的口語、閱讀、寫作、聽力能力，幫助學生深入學習英語課程，為英語考試做準備。通過考試的學生可以申請出國留學，第二階段將以英語的形式進行。在通過系統的學習后，學生將初步學會運用數字媒體技術的基本理論、技巧和方法，可以獨立的解決數字媒體領域的實際問題。這種同時兼顧專業能力和外語能力的培養，可以讓學生成為高素質的國際化人才。留學的學生畢業后將獲得雙文憑。根據教學計劃可以讓學生具有較強的計算機技術應用能力，能夠使用一般游戲開發及虛擬現實軟件，掌握文獻檢索方法，諳熟數據查詢，并可以擁有獨立的學習能力、綜合分析能力、管理能力以及科研能力等。
3 結語
通過相關實踐可以看出，我國數字媒體技術應用專業人才培養相關計劃的開展，不僅可以完善工程型、應用型復合人才的培養體系，也可以給我國IT企業對本專業的人才進行深度培養提供機會，從而建立起校企合作共融的數字媒體技術專業人才培養理念。同時，可以通過國際合作來不斷開闊數字媒體技術專業人才的視野，為我國媒體產業未來的高層次專業技術人才打下良好的基礎。當前，我國的數字媒體技術專業教學還主要停留在對開發能力的培養，注重從程序算法的角度去解決遇到的實際問題。筆者希望以后中職院?？梢詫ζ髽I課題進行進一步的精心選擇，通過各種方式，把學生設計理念和實際應用結合起來，爭取實現學生從校園到就業的無縫對接。
參考文獻
[1] 王鴻雁，劉閣.淺談數字媒體應用技術專業人才培養診斷方案的設計與實施[J].人才資源開發，2017（22）：44-45.
[2] 房強.數字媒體應用技術專業人才培養模式改革思路[J].知音勵志，2016（13）：21.
[3] 陳泓吉.中職數字媒體技術應用專業人才培養模式研究[D].重慶師范大學，2012.
[4] 鐘勤，聶勛偉.中職數字媒體應用專業人才培養的研究[J].重慶與世界（學術版），2012.29（8）：72-74.
[5] 葉穎.國外數字媒體的發展趨勢[J].出版參考，2000（19）.
[6] 任月琳.關于數字媒體類課程實驗教學的實踐與思考[J].浙江傳媒學院學報，2007（2）.
[7] 陳云紅，甘興勛，劉文華.數字媒體技術專業的實踐教學思考[J].湖北師范學院學報（自然科學版），200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