統計與預測論文范文第1篇
1管理會計在國內外發展及應用概況
眾所周知, 會計是隨著經濟的發展而發展的, 管理會計作為會計的一個分支, 其產生自然是會計不斷發展的結果。20世紀20年代, 在已經有了相當發展的資本主義世界的企業管理工作中, 以經驗和直覺為核心的傳統會計, 仍然占據著統治地位。工廠經營粗放, 管理混亂, 浪費嚴重。因此, 如何用先進的科學管理代替落后的傳統管理, 以適應資本主義經濟迅速發展的需要, 成為十分迫切的問題。此時, 集中體現科學管理理論和方法的泰羅制應運而生。泰羅創建了“科學管理理論體系”, 就在推行泰羅制使企業管理得到空前加強, 生產效率顯著提高時, 會計體系也發生了相應的變化。會計的任務不再是計算盈虧, 反映生產經營活動的數字資料, 而要求提供關于未來經營活動的預測, 以便決策者作出正確的決策。于是逐漸形成了管理會計。
我國對管理會計的一般定義是:“管理會計是為企業內部使用者提供管理信息的會計, 它為企業內部使用者提供有助于正確進行經營決策和改善經營管理的有關資料, 發揮會計信息的內部管理職能。”傳統會計事后算帳, 管理會計是事前預測同事后分析相結合。
近一個世紀以來, 管理會計在國外的企業中得到了廣泛的運用和長足的發展, 但在我國企業中的運用始于20世紀70年代末, 其歷史不長。在我國企業推廣過程中, 受到我國內外部環境的影響, 多年來, 管理會計理論在我國只是在部分地區、部分企業得到零星、分散的應用, 并未形成真正的管理會計應用體系, 也沒有真正解決企業改善管理所急需解決的問題, 遠沒達到改善企業經營管理、提高經濟效益的目的。而企業也缺乏應用管理會計的意愿和要求, 企業應用管理會計的動力明顯不足, 在中國, 管理會計廣為應用還任重而道遠。
2影響我國管理會計運行的原因
管理會計在我國企業難以推廣的原因, 歸納起來有兩個方面:一是企業外部客觀原因;二是企業內部的主觀原因。
2.1外部原因
在現實經濟生活中, 外部環境主要指管理會計的基礎教育、理論與實際的結合情況、法律環境和市場經濟秩序。
2.1.1管理會計缺乏統一、規范性的基礎教育
我國的管理會計教材從結構體系到內容極不統一。也很難找到適應不同文化層次需要的實用教材。這就直接影響了人們的學習和掌握。
2.1.2知識陳舊, 理論脫離實際
我國現在管理會計的理論研究僅限于對國外情況的翻譯介紹, 沒有總結出適合我國國情的方法、體系。我國管理會計的運用是在20世紀70年代末伴隨著管理會計理論的傳入開始的, 當時在一些企業中取得了顯著的成效, 但由于未及時地將這些成功的經驗加以總結, 其理論也嚴重脫離了實際, 影響了它的實際應用。直到今天, 在實踐中應用管理會計方法的企業仍屈指可數。
2.1.3缺乏相應的法律環境和市場經濟秩序不規范, 使管理會計在企業中缺少實施的保證
管理會計要真正發揮作用, 必須處于一個平等、公平、競爭和高度靈敏的市場經濟條件下。但總體上來說我國的法律體系還不健全, 企業不能在公平競爭的市場條件下正常經營。比如:稅法對大、小規模納稅人規定了不同的增值稅處理辦法等;企業也經常出現“執法不嚴”、“有法不依”的現象, 法律的權威不時受到挑戰, 不規范的會計行為非常普遍。這使管理會計給企業提供經營信息時, 在有用性、相關性方面的作用大為減弱, 管理會計在實際應用中沒有相應的法律保障。
2.2內部原因
管理會計主要是為企業內部管理決策服務的, 企業內部環境對管理會計的普遍應用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企業的內部環境主要指基礎管理工作、傳統做法與習慣勢力和會計人員的素質。
2.2.1管理水平落后, 基礎管理工作薄弱
目前, 我國企業經營管理水平雖然整體上有了些許提高, 但許多企業運行機制并沒有太大的改觀?，F代市場經濟要求企業家不僅要懂經營, 更要懂管理, 其中包括會計和財務管理。而在現階段, 大多數企業經營者離這一要求還有一定的距離, 這就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管理會計在企業中的普遍應用。低效、混亂仍是我國絕大多數企業治理結構中普遍存在的問題, 即沒有建立管理會計組織, 也沒有培訓相應的管理會計人員。
2.2.2傳統做法和習慣勢力的影響, 導致管理會計的應用缺乏良好的社會環境
具體表現在:會計工作的地位低下;經營者的“長官意志”;消極的文化思想使得管理會計難以推廣。由于我國目前還沒有為之建立健全完整的管理會計體系, 沒有從客觀上消除傳統做法和習慣勢力的影響, 這是企業難以應用管理會計的關鍵所在。
2.2.3會計人員的總體素質不高
管理會計作為一門實踐性很強的應用學科, 關鍵是人的問題。然而, 我國目前會計管理人員素質偏低、知識的層次和結構不合理, 缺乏高素質的會計管理人員, 使企業難以應用管理會計。
3管理會計, 分析過去、控制現在、規劃未來
3.1管理會計比傳統會計有著更廣泛而深刻的內容
管理會計圍繞著成本、利潤和資本三個中心, 科學地應用變動成本法、彈性預算、損益平衡分析等方法, 不單單局限于事后算帳, 而是將事前的預測與事后分析緊緊結合起來, 理性地科學地進行生產安排。一改粗放的生產經營模式, 變為精細管理模式, 這對我國企業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管理會計對企業生產經營活動進行規劃、決策和控制, 它將財務會計提供的資料進行整理、計算、對比和分析, 幫助企業管理者正確地制定經營目標預測經濟前景, 確定經營、投資方案, 編擬實施計劃等。在公眾對生活質量提出越來越高的要求的今天, 在我國參與世界經濟競爭日漸深入的時候, 必須要嚴格控制整個經濟運行的質量, 確保我國企業在科學管理下健康地發展, 管理會計的引入勢在必行。3.2損益預測是管理會計的重要職能
管理會計總是把經營過程中形成的財務會計資料、統計資料、業務資料等加工整理和改制, 使之成為滿足管理者開展預測、決策、規劃、控制的管理信息。比如, 根據財務會計提供的有關成本的資料, 將其劃分為固定成本和變動成本, 從而揭示了成本同業務量之間的關系, 為進行成本預測和編制全面預算提供依據。又比如, 通俗地講, 任何企業生產產品, 都是希望“少損多益”, 或者說是少投入多產出。管理會計可以隨時提供損益預測, 并作出損益平衡表 (曲線) , 找出企業產品銷量、價格與盈利收入的關系, 爭取盈利最大化。對企業生產狀況隨時進行分析, 使生產經營始終處于最優化狀態, 以謀求最大的經濟效益。管
稿件要求
1、稿件應具有科學性、先進性和實用性, 論點明確、論據可靠、數據準確、邏輯嚴謹、文字通順。2、計量單位以國家法定計量單位為準;統計學符號按國家標準《統計學名詞及符號》的規定書寫。3、所有文章標題字數在20字以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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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資訊》期刊投稿要求及說明
理會計提供的盡量科學的預測, 讓生產管理者可以在企業運行過程中, 隨時不斷地調整經營策略, 確保優化損益關系, 達到獲取最大利潤的目的。
3.3發展前瞻, 管理會計能動地參與企業經營決策
經營決策既是現代企業經營管理的核心問題, 也是管理會計的重要內容。在世界緊鑼密鼓地推進國際一體化的今天, 世界每一個國家的企業, 都不可避免地面臨著投資、擴張、并購、重組等各項問題。這是企業發展過程中必然要經歷的事件, 各企業都極需要對自己經營的企業的未來, 有較為全面真實和理性的認識。都要根據當前的企業狀況推斷預測未來的發展, 找出最適合本企業的進取方向。管理會計的責任是不斷地向企業管理者提供日常管理信息的同時, 還卓有成效地幫助管理者進行決策和規劃, 減低成本、提高效率、杜絕浪費。正所謂能動地參與企業管理, 積極地為企業發展提出前瞻性建議?，F在又出現了“戰略管理會計”, 它是管理會計的發展。它更直接地體現了管理會計在企業經營決策中的重要地位, 也因此, 我國管理會計的推廣, 必
企業管理
須刻不容緩抓緊排上日程。
“十二五”規劃為我國政治經濟與社會民生畫出了美好的藍圖。要建設現代企業體系, 要建設節約型社會。這一切都需要我國企業管理更上一個臺階。管理會計必須著力推上企業管理的舞臺, 要對照上述影響我國管理會計運行的內外部原因, 逐一加以解決。管理會計的應用與推廣是一項龐大的系統工程, 在我國雖然受到種種因素的影響, 但隨著我國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入, 管理會計的推廣進程會逐步走向深入。管理會計必將為大多數人所認可, 成為我國企業的內在要求, 形成適合我國國情的管理會計體系, 為我國社會經濟發展作出重要貢獻。
摘要：敘述管理會計當今發展狀況, 以及我國管理會計應用落后的原因。論述管理會計在企業管理中, 分析過去、控制現在、規劃未來, 科學精細地預測生產前景, 為企業發展提供前瞻性決策等重要作用。
統計與預測論文范文第2篇
摘要：跨境媒體作為反映國際關系的一面“明鏡”，在呈現事實的同時，也會帶有主觀性的認知和偏向本國利益的立場。通過對2003-2014年期間《明鏡周刊》國際版涉華外交報道的內容分析，以及對發布時間、主題分布、報道對象及關鍵詞分析進行梳理，研究發現其報道主要有以下特點：對中國長期關注，與關鍵事件相同步；話題上涉及面較廣，側重于經濟發展與人權問題；關注中國與大國及周邊鄰國之間的動向；行文措辭上較為直接、主觀，強調后果和影響。不同的國家制度與文化影響了跨境媒體報道的視角，而國家之間的關系走向與利害沖突，是決定外交報道基調的關鍵因素。
關鍵詞：德國；明鏡周刊；外交報道；國際媒體；涉華報道
隨著全球一體化進程的不斷推進，全球間國際合作與交流日益密切，各國之間的國際戰略也在不斷進行著調整。外交活動作為主要的國際間交往形式，關系到一國國際地位的樹立與國家形象的塑造，而國際媒體在國家間的外交活動中扮演著記錄者的角色，能夠反映并影響國家間的關系。作為發展中國家的代表，中國積極在國際舞臺上表現自我、發揮作用，傳播著自身的影響力，與世界上的主要國家都建立了良好的外交關系，“中國形象”深入人心。
作為老牌的歐洲發達國家，德國與中國之間已建交四十佘年，期間友好交流與摩擦碰撞并存，具體體現在德國媒體對于中國在對外交往事務方面的報道。德國媒體的涉華外交報道在呈現上具有怎樣的特點？其立場傾向性受哪些關鍵因素的制約與影響？通過分析境外媒體的涉華外交報道，對于推進我國和平外交與塑造國家形象有哪些啟示與意義？基于以上考慮，本文選取2003-2014年期間德國《明鏡周刊》國際版網站上的涉華外交報道，基于內容分析的研究方法，探究境外媒體眼中的中國外交活動，并試圖分析影響“中國外交”媒介形象塑造的主要因素，從中發現具有實際意義的研究結論。
一、綜述及研究問題
（一）國家形象與外交活動
國家形象是指受眾所持有對于某個國家在印象上和情感上的態度和認知，受到宣傳報道、個人經歷、口耳相傳等方式而獲得。國家形象包括政治、外交、商業等方面，同時能夠對國家間的政治、外交和商業活動產生影響，通常由國家媒體以對外傳播的方式來塑造，是國家軟實力的重要組成部分，維持積極、正面的國家形象，對于一個國家的國際交往與對外傳播活動來說至關重要。
由于國家形象的內涵過于寬泛，本文選擇涉華外交報道作為研究對象，分析境外媒體眼中的中國外交。外交活動是一個國家的國際戰略方針的一部分，即“一個國家對較長一個時期內整個國際格局、本國的國際地位、國家利益和目標，以及相應的外交和軍事政策等總的認識和謀劃”（張季良，1990）。就外交而言，通常認為“是以主權國家為主體，通過正式代表國家的機構與人員的官方行為，使用交涉、談判和其他和平方式對外行使主權，以處理國家事務和參與國家事務，是一國維護本國利益及實施對外政策的重要手段”（謝益顯，1993）。
外交活動是國家提升國際影響力與自身軟實力的重要途徑，對于塑造與提升國家形象來說至關重要，而媒介報道在其中扮演著關鍵角色。通過結合境外媒體所屬國的國體政體、經濟水平、對華利害關系、受眾文化等要素考慮，分析該國涉華外交報道內容，在了解作為研究對象的境外媒體的報道特點的同時，能夠把握境外民眾的對華態度，較為客觀中立地分析中國的外交活動及其國際地位，認知對外傳播媒體在關鍵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
（二）媒體報道與申德關系
全球媒介研究中常涉及到對于國際媒體的新聞報道分析，由于各個國家的政治制度與意識形態有所差異，以國家通訊社、執政黨媒體等為代表的國家媒體，作為國家傳聲筒和政策制度的映射，在報道角度和立場傾向上也有所不同。國家媒體的受眾群體為本國國民之外的全球讀者，包括他國執政黨與境外民眾，不同文化的受眾對于特定內容的偏好，也將成為媒體報道內容的價值評判標準。通過分析一個國家的媒體報道，能夠從特定的角度了解該國的政體特征和對外傳播特點。
中國自成立以來一直謀求和平發展之路，重視與世界各個國家之間的外交關系建立與維護。即便如此，仍有一些境外媒體對于中國的外交政策和跨國跨境活動持懷疑態度，在跨文化解讀上不同國家之間存在較大差異。以德國為例，作為最具有代表性的歐洲國家之一，德國與中國從19世紀末開始進行直接的交流；1972年，中國與聯邦德國正式建交，由此開啟了中德43年的外交關系。然而，德國媒體的涉華報道經常作為響亮的批評者出現在受眾面前，其針對中國問題的負面報道在國際范圍內也頗具代表性：客觀性不強，一般而言其報道往往是評論與事實摻半，以負面報道和指責性內容為主。隨著中國國際地位的逐步提升、對外打交道方式的轉變，德國媒體對于中國的報道，在關注中國發展的同時，言語措辭方面明顯戴著“有色眼鏡”。
（三）現有德國媒體研究
本文分別以“德國”、“明鏡周刊”、“世界報”為關鍵詞，在中國知網（“新聞傳媒”學科）里搜索，共得到254篇符合要求的文獻資料。因為關鍵詞的搜索缺乏一定的準確性，如“世界報”會出現在“世界報紙展覽會”為關鍵詞這樣的文章中，所以在對搜索出的254篇關于德國的研究文章中繼續篩選發現，真正以兩家媒體為研究對象的文章不足60篇，表明當前對于德國媒體的研究較為缺乏。
對于德國媒體研究的論文，可主要分為兩個方面：一類是對于德國媒體本身的研究，如研究媒體的發展歷史等；另一類則主要是關于德國媒體對于中國的呈現。除此之外，關于第二類主題的研究更多的是學位論文，如《鏡鑒中國：德國<明鏡>周刊中國報道分析（1978-2008）》、《德國媒體眼中的中國經濟形象——以<南德意志報>、<法蘭克福匯報>等德國主流媒體2008年報道為例》、《論德國媒體的權利和倫理——以<明鏡>周刊2010年涉華報道為例》、《2003-2013年中國兩會期間德國<明鏡周刊>中國報道中的政洽形象研究》、《德國媒體中中國形象的呈現——以<明鏡周刊>為例》、《德國媒體中的中國形象》。
而國外研究者對于《明鏡周刊》的研究，在EBSCO數據庫中以“Der Spiegel&China”為關鍵詞檢索，結果大多數為德文文獻，有少部分的英文文獻。西方學者的研究更多關注的是德國媒體（《明鏡周刊》）對于中國形象構建、中國經濟發展以及人權問題（西藏問題）等，而研究方法也多為框架分析。
總體來說，已有研究圍繞政治、經濟、軍事以及人權來對德國媒體的報道進行分析，已有研究的主題覆蓋面是廣泛的。但是分析都不夠深刻，大多數停留在對于文章主題的分類，然后得出一些既定的表面看法（如德國媒體對于中國的報道是負面的等），缺乏較為系統深入的研究。而對于德國媒體對于中國外交形象的報道與塑造，在數量和質量上都較為有限，外交常常作為國家形象塑造的一部分來呈現，很少有以德國媒體涉華外交報道作為對象的研究，這也為現有研究預留了空間。
綜上，本文提出的三個研究問題是（1）德國《明鏡周刊》國際版網站上的涉華外交報道具有哪些特點？（2）以《明鏡周刊》為例的德國媒體對中國外交形象的呈現具有哪些特點？（3）哪些因素造就了《明鏡周刊》國際版涉華外交報道的這些特點？
二、研究對象及研究方法
（一）德國《明鏡周刊》國際版
《明鏡周刊》（德語：Der Spiegel）是德國最知名的新聞周刊之一，每周平均發行量在110萬冊左右，以政治批判報道見長，風格嚴謹，在整個歐洲和世界范圍內都有重要影響。早在1947年《明鏡周刊》創刊之初，周刊對中國就有所關注，時至今日，中國已經成為《明鏡周刊》世界版報道的焦點之一，這些報道反映了中國自身的發展和中德關系的演變?！睹麋R周刊》緊貼時事與對華政策，堅決維護德國利益，近70年的創辦運作，周刊在世界范圍內累積了一批教育程度較高、經濟能力較強的年輕用戶，使得其具有重要的輿論影響力。以2013年明鏡公布數據顯示：平均每周有600萬14歲以上的德語人口閱讀周刊。288萬人閱讀電子雜志，692萬人訪問明鏡在線，除去交叉閱讀使用者，每周從明鏡相關產業獲得新聞消息的人數總計高達1235萬。較之德國八千萬的人口而言，明鏡周刊的讀者基數在德國乃至歐洲德語世界中傲視群雄。選擇《明鏡周刊》作為代表德國的對外傳播媒體，具有合理性。
（二）研究方法及具體操作
考慮到德語在世界范圍內的應用不廣，為了更好地了解《明鏡周刊》在面向全世界報道中國外交時如何設計與操作，本文選擇《明鏡周刊》國際版網站上的英文報道內容，通過內容分析法研究《明鏡周刊》如何報道中國的外交活動，主要就數量分布、主題分布、關鍵詞詞頻等方面，結合國際政治環境、經濟貿易關系、中德外交關系等現實因素，對樣本內容進行分析。
具體操作方面，本文在《明鏡周刊》國際版網站（以下簡稱《明鏡》）提供的搜索引擎中，分別以“China”、“Chinese”、“diplomacy”等為關鍵詞進行檢索。由于數據庫內容限制，在《明鏡》網站上只能看到2003年之后的所有內容，因此將時間范圍限定在2003-2014年共計11年的全部內容。在閱讀全文內容后，剔除與“涉華外交”主題不匹配的內容，具體的篩選標準為：（1）中國是否為主要報道對象；（2）報道所選的主題是否會影響到中國與其他國家之間的外交關系。共計得到164篇報道樣本。編碼方面，結合現有文獻的切入點與部分報道的具體內容，包括時間分布、選題角度、體裁類型、框架結構、話語分析等，最終確定選題角度作為編碼選項，包插國際會議、國事訪問、軍事與國家安全、國際經濟與貿易、人權法治、文化傳播、戰略制定、其他8個方面。
報道樣本的主題編碼由三名作者共同完成，按照內容分析的信度要求，本文按照隨機抽樣法，抽取總樣本的20%共計33篇報道進行預編碼，之后將三人的預編碼結果進行百分比一致性計算，共有29篇報道的預編碼一致，一致性系數為0.879，超過0.85，表明編碼結果具有較強的信度，編碼工作可以進行。在編碼的過程中，編碼員對于每篇報道中出現的關鍵詞進行記錄，最后由一人匯總統計，將同義詞合并，整理出各個關鍵詞出現的頻率。
三、
《明鏡周刊》國際版涉華外交報道的特點呈現
（一）《明鏡周刊》對中國的外交報道關注度較高，且與時事熱點契合
通過對樣本報道的發表時間進行統計，可以發現，《明鏡》對于中國的外交報道一直都有較高的關注度。除去差距較大的四年（2003、2004、2008、2014），7年平均每年有17篇報道。報道量高峰出現在2008年，共有40篇涉華外交報道，2008年中國在國際上的表現十分搶眼：成功舉辦奧運會，但因為西藏問題引得諸多西方國家非議。其他年份如2006、2007、2012年等，報道數量也相對較多。2003、2014年兩年報道數量少，原因可能在于國際版網站數據庫未收錄該年份的報道。
將報道的時間分布與主題分布結合來看，更能夠發現《明鏡》國際版在報道中國外交時，主題選擇上明顯有所側重，如2006年、2010年重點關注軍事關系與國家安全，2008年關注人權問題，2011年對于國際經貿議題的報道很多。這幾年當中《明鏡》對于中國外交的關注則聚焦在關鍵的幾個月，如朝鮮核問題、伊朗核危機、中日釣魚島爭端、中美印三國共同抗議碳排放限制、中國與歐元區加強貿易合作等事件，表明報道與時事熱點有著很強的貼合性。而就主題來看，人權法治、戰略制定、國事訪問等具有事件指向性的議題，在特定的時間點會呈現激增，如2008、2012年的外交活動；國際經貿、軍事安全等常規議題，逐漸成為報道中必定會提及的要點，因此在數量分布上與前一類話題相比，顯得較為平均。
（二）《明鏡》更關注中國的國際經貿和人權問題
一篇報道可能涉及到多個主題，從議題設置和分布上能夠看到《明鏡》對于中國外交的關注點所在。從上圖可以發現，
《明鏡》更關注于中國的經貿外交（59篇）、人權問題（33篇）和國家安全問題（32篇），這三類主題總計達124篇，占到所有報道的75.6%。由于國家之間的外交關系多以結盟或爭端的形式呈現，而經濟實力和軍事力量在其中發揮著很大的作用，決定著國家外交關系的走向，因此德國媒體在報道中國時，更傾向于對其在全球經貿市場中的表現進行報道，相對于國家之前的聯盟與合作關系，媒體更熱衷于報道國家之間的交涉的爭端問題，在矛盾中凸顯價值。
具體的議題上，《明鏡》關注的議題較為集中，同時也是較為熱門的話題。報道量最大的“國際經濟與貿易”主題中，主要有：中國與非洲、澳洲、伊朗等國的資源能源貿易；中國與歐元區的加工制造貿易；中國與美國之間的債務關系、中印合作等。國家安全與領土爭端中，朝核問題、伊朗核問題、緬甸內戰、釣魚島爭端等國際性糾紛中，中國作為常任理事國所扮演的角色，而《明鏡》傾向于將中國塑造成“為自身利益而沉默無為的旁觀者”。人權法治問題，《明鏡》對于西藏問題的關注可以說具有代表性，一些敏感人物如達賴、熱比婭、艾未未等接受過《明鏡》專訪。此外，中國與臺灣之間的對話也有所報道，臺灣問題中常會涉及到中美、中日等國之間的外交戰略走向。
報道對象方面，國家之間的外交多以重要人士的言論作為國家代表，如國家領導人、外交部長、國防部長、財政部長、新聞發言人等在國際會議或國事訪問中的講話發言，這部分內容常作為報道的選題，兩個議題共計20篇，但具體的主題上存在高度重合?！睹麋R》在報道國際會議或國家領導人外事訪問時，通常會發布不止一篇報道，從短消息、通訊稿到長達4頁的深度稿件，顯示出《明鏡》作為德國的全球性媒體所具有的國際宏觀視野。
其他一些議題如：環境氣候、食品安全、中國國際援助等，在11篇“其他”主題的報道中，環境保護與氣候變化議題占到9篇，且多與經濟發展與國際貿易有關。而對于中國與其他國家之間的文化交往，《明鏡》并沒有給予特別關注，文化外交與對外傳播方面的內容關注度較低（6篇），選題上集中在2008年對北京奧運會、日本祭拜戰犯等事件的報道，都是具有爭議[生的話題。
（三）《明鏡》更關注中國與大國及周邊鄰國之間的動向
統計《明鏡》涉華外交報道中所提及與中國有外交來往的國家，按其特點可劃分為三類：超級大國之間的較量（美國、歐盟、俄羅斯等）、中國與鄰國之間的交往與摩擦（日本、朝鮮、韓國、印度、緬甸等）、中國與友好國家之間的合作與結盟（非洲、澳大利亞、巴西、伊朗、巴基斯坦等）。從上圖可以發現，《明鏡》更關注中國與大國及周邊鄰國之間的動向。
報道對象的選擇上，《明鏡》作為德國的媒體，關注度最高的國家就是德國（52篇），占到總數的26%，在對于中歐關系的報道（24篇）中也有部分提及中德關系，包括中德兩國元首會晤、中德外貿、人權對話等，這也體現出媒體報道選題的接近性。報道量其次的幾個國家分別是：美國（46篇）、朝鮮（14篇）、日本（10篇）、非洲（9篇）、印度（8篇）、俄羅斯（8篇）等。這幾個國家都具有很強的國際影響力，且與中國有著很強的聯系，有著持續關注的價值，尤其以美國和日本為代表。由于核危機牽動全世界的安全問題，而涉及到核武器問題的幾個國家（朝鮮、伊朗）與中國都有著歷史上的良好關系，《明鏡》的報道會格外關注中國對待這些國家的態度，并引入其他世界性媒體的評論對中國施壓。
《明鏡》在關注不發達國家時，通常會在一篇報道中提及到多個國家，并強調中國給予這些國家的援助和保護，將這種外交關系描述為“結盟”，包括非洲國家（贊比亞、津巴布韋、蘇丹等）、緬甸、印度等；而對俄羅斯、法國、澳大利亞等發達國家與中國的合作交流，《明鏡》會描述發達國家與中國之間的友好往來，并將這種關系描述成一種具有威脅性的“同盟”?？梢园l現，《明鏡》在關注中國與世界各國關系時，更加側重于對世界力量格局的分析。
（四）《明鏡》在行文措辭上較為直接、主觀，強調后果和影響
通過對報道中的關鍵詞進行編碼統計，結果發現《明鏡》的涉華外交報道描述中，使用大量形容詞對國家關系、世界格局、國家立場等進行描述，在遣詞造句方面會體現出自己的立場，能夠從中看出以《明鏡》為代表的德國媒體如何刻畫中國形象?？傮w來說，《明鏡》涉華外交報道在行文措辭上較為直接、主觀，強調后果和影響。
“人權”（human rights）是周刊最為關注的議題，共被提及53次（每篇報道算一次，下同），在這個議題下常包括“西藏”、“臺灣”、“民族”等關鍵詞；“沖突”（conflict）被提及4了次；“貿易”（trade）被提及42次；“資源”（resource）被提及23次；“利益”（interest）被提及22次；“核武器”（nuclear、Nuke）被提及工4次。從以上議題可以看出《明鏡》更關心的議題有哪些，即中國的人權問題與經濟發展，這兩者也是影響中國外交的重要因素。
國家之間的外交活動主要包括“對話”（dialog）、“談判”（negotiation）、“批評”（criticism）、“制裁”（sanctions）、“援助”（assistance）、“譴責”（condemn）等，其中criticism和sanctions兩個關鍵詞使用頻率最高，均超過25次。對于國家關系之間的描述，《明鏡》描述的角度主要分為兩類：一類是對于關系性質的描述，最常使用的詞匯包括“伙伴”（partnership、partner）、“盟友”（ally、teamwork、comrade in arms）、“保護者”（protector）、“對手”（rival、adversary、competitor）等；另一類是對于國家之間關系的親疏變化，如“降溫”（cooling、icy、chill）、“強化”（strengthening）、“惡化”（deteriorated）、“和解”（reconciliation）、“妥協”（compromises）等，尤其是中德、中美、中日等國“關系降溫”一詞被多次提及。
《明鏡》對中國外交形象的描述，包括“超級大國”（superpower）、“獨裁者”（dctatorship）、“虛偽的”（hypocrisy）、強硬的（tough）、全球霸權（globalsupremacy）、怪獸（monster）等；對于中國外交活動的評論，使用率最高的詞匯是“威脅”（threat），共計使用68次，描述的對象包括中國以及與中國建交的國家；此外還有“抗議”（protests）、“批評”（criticism）、“壓力”（pressure）等詞，使用均超過了30次。整體來看，《明鏡》對于中國外交形象的塑造傾向于負面和指責，帶有很強的評論和主觀色彩。
四、《明鏡周刊》國際版涉華外交報道的影響因素
結合德國自身的因素，以及中德兩國之間的關系走向，分析造成《明鏡》國際版涉華外交報道呈現以上四個特點的原因，本文認為有如下幾點：
（一）不同制度下的意識形態沖突與文化對立
中國與德國分屬社會主義國家與資本主義國家陣營，由于國體和政體存在較大的差異，資本主義國家更加關心個體價值與產出最大化，對于社會主義國家的問題會予以關注和指責，兩者長期以來存在的利益沖突和刻板印象，導致分屬兩大陣營的媒體在報道時會放大問題，而對對方的發展和成就選擇性忽視或表露危機感。究其原因，還是在于兩種制度之間對于所有制的理解不同，進而導致的利益對立和意識形態沖突。
德國在二戰之后分裂為聯邦德國和民主德國，兩者對立長達41年，于1990年柏林墻拆毀，德國才正式走向統一。西德與東德長時間的分裂與主權對立，使得最終走上資本主義道路的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對社會主義制度國家存在敵視和偏見，在報道中國與不發達國家之間的外交活動時，《明鏡》對于中國形象的描述常?？梢姟疤搨巍?、“集權”、“專制”等詞匯。這不僅是不同所有制之間的對立所造成的，同時也關乎一個國家的歷史。
文化方面，德國注重哲學批判思維，強調理性解讀和觀點的陳述，“講道理”是常用的表達方式，《明鏡》在報道中夾雜評論和分析性論斷，帶有較強的主觀色彩。而兩國人民所接受的文化教育不同，由于地域相隔甚遠，信息接收相對來說不對稱，由此造成的誤讀和認知差異，影響了媒體報道的準確和客觀。
以人權問題為例，西方國家重視個體發展與物質保障，而社會主義國家的價值觀為個體服從國家利益，集體利益高于一切。西方媒體有著大量對中國人權問題的報道和評論，而在西方看來非正常的“人權問題”，在中國其實并沒有報道中那樣夸張，如奧運會“集中力量辦大事”、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等，甚至有些報道歪曲事實，給中國的外交形象蒙上一層污點。
（二）媒體與國家之間的關系作用
與中國的國家媒體不同，西方報刊多自營自辦，受到國家的管控和約束較少，立足于市場主要靠獲取受眾的關注與利益集團的支持，因此不同的媒體服務于特定的黨派和利益集團。內容上，德國媒體更傾向于迎合受眾，因此《明鏡》國際版在選題上會選擇報道矛盾和沖突，甚至在標題上會花很多心思，如將中印外交描述為“龍象之交”，將兩國之間的合作描述為“聯姻（marry）”等，在內容上除陳述事實外，還較多地使用評論或引用其他媒體的言論，配上精心挑選的圖片（如中俄之間“熊貓與熊的友誼”），增強可讀性。
而作為德國的媒體，《明鏡》雖然放眼于世界政治，但在報道選題和對象上還是會服務于德國利益，關注與德國利益相關的國家，如德國的經貿伙伴、政治同盟、周邊鄰國等。中國作為德國最大的貿易伙伴，自然成為德國媒體關注的焦點。對于中德關系的走向，《明鏡》十分關注，以默克爾會見達賴引起中國抗議為例，前期的報道主要是指責中國的人權問題，將達賴塑造成無辜的形象，并呼吁其他國家指責中國。而在中國表態將取消與德國的國事訪問和人權對話后，《明鏡》此時將關注點放在德國與中國的合作關系上，擔心中德關系緊張化，同時對于默克爾的執政風格也予以評述，言辭上為求平衡而略微收斂；在報道美國希望德國收納新疆人士時，《明鏡》使用了“害怕觸怒中國”的表述。2001-2012年間中德兩國之間的貿易往來增多，在報道中德經貿往來時，《明鏡》多次使用評論稱“德國越來越依賴中國”、“應當向中國學習”，表露出憂患意識。
而對于德國在歐洲的競爭對手——俄羅斯和法國，《明鏡》對于中國與這些國家之間的交往也進行了報道，尤其是中法合作、中俄合作的報道，《明鏡》都會在陳述完時事之后對歐洲形勢進行分析，多次提出“聯盟可能會對世界格局產生威脅”的類似說法。
由此可見，媒體報道的出發點和落腳點，跟報道者所處國家與被報道國家之間的利益關系有著很強的關聯性。媒體報道的風格的立場受到國家利益和戰略部署的影響，而國家之間的利益和關系走向，會使得媒體的態度有所轉變，最終都會體現在對外傳播的報道文章當中。
（三）新世界格局下國家間利益的考量
隨著第三次工作革命的推進，信息化、網絡化競爭激烈，世界變平逐漸融為一體，傳統強國更多地遇到全球新勢力的挑戰，國際格局處在動態變化的過程中。第三產業和國際資源貿易日漸興起，德國在二戰之后作為老牌工業國家的大國地位被削弱，而近年來越來越多的發展中國家如中國在加工制造業和信息科技領域不斷取得發展，其綜合實力在國際社會上獲得認可，加之常任理事國的要職，德國對于中國的強大會有所擔憂。一方面，德國希望鞏固與中國的友好關系，深化國際間交流與合作，以實現雙贏局面；另一方面，德國對于中國與美國、俄羅斯、法國等傳統強國之間的友好往來，以及巴西、印度、韓國等新興國家與中國之間的外交合作，都會擔心自身的利益和在國際空間中的地位空間受到擠占，在報道中也能看出，《明鏡》在描述國家之間的外交關系時，傾向于使用“盟友”、“競爭者”、“降溫”等詞語，以自己的視角來劃分全球勢力版圖。
此外，對于一些涉及國家安全的敏感話題，如朝核危機、伊朗核威脅、內戰等，德國媒體關注中國的外交舉措，并向中國施壓希望其介入并終止糾紛。而在南海爭端、藏獨勢力等問題上，對于美國、日本、菲律賓等國與中國的交涉摩擦，《明鏡》會盡量保持中立，對雙方的問題都會進行批評，以避免得罪一方?？梢詮闹锌闯?，以《明鏡》為代表的德國媒體，相較于言語激進的美國媒體，所發表的批評類報道相對溫和，總體來說反對戰亂，主張和平與力量之間的制衡。主要原因是德國在歷史上都是戰爭國，長期遭受戰亂傷害的德國元氣大傷，深知和平的重要性，而新時期各國對于和平發展已達成共識，中國長期以來為自己塑造了“維護和平”的大國形象，《明鏡池多次在報道中將中國與美國、俄羅斯等國并列為“超級大國”，認為其對于世界和平、共同發展肩負有重要責任，這也是在綜合實力重新洗牌之后而建構起的國際新格局下，德國為謀求合作發展與和平穩定所做出的決定。
五、結語
整體來看，《明鏡周刊》國際版涉華外交報道對于中國外交形象的呈現存在高關注度、負面化、主觀化的特點，帶有很強的危機意識與防備心理，這跟長期以來跨文化傳播中溝通不暢所導致的刻板印象與認知偏差有一定的關系，同時不同的國家性質、教育文化，以及兩國之間的利益關系也決定了報道的基調。隨著中國在新世界格局下的發展和強大，德國媒體對于中國在世界舞臺上的動態也將繼續高度關注。如何使得境外媒體眼中的中國形象不再被歪曲和誤讀，既需要中國不斷增強自身軟硬實力，掌握外交主動權不留話柄，同時也需要我們加強對外合作與溝通，對外塑造良好的國家形象，重視國際事務中媒體的作用。
責任編輯：葉民英
統計與預測論文范文第3篇
【關鍵詞】檢驗檢疫;多指標綜合評價;投入產出分析
一、前言
近年來，隨著國家對外經貿發展日趨活躍，出入境檢驗檢疫工作得到跨越式發展。檢驗檢疫監管工作的多樣性和復雜性也日益增加，需要引入統計思想和方法，形成能夠綜合評價業務工作成效的體系，既有助于各地檢驗檢疫部門相互比較發現自身不足進而尋求值得學習借鑒的方面，也有助于其對比自身過去業務狀況了解業務某方面或某環節的改善情況以尋求新的突破點，從而促進整個檢驗檢疫事業的發展。
本文將為決策者提供兩種統計方法：一是運用多指標綜合評價方法，使決策者通過綜合得分了解檢驗檢疫把關服務的實際效用;二則是使用投入產出分析方法，計算投入產出的相對效率，判斷其是否能夠實現最優的投入產出。本文對這兩條思路中涉及的主要方法進行介紹，為統計思想運用于檢驗檢疫管理決策中提供理論基礎。
二、檢驗檢疫工作多指標評價體系的構建
(一)指標的篩選
本文根據指標評價體系的設置原則，結合檢驗檢疫業務部門的意見反饋，綜合反映檢驗檢疫工作主要成果的各項指標，可將檢驗檢疫業務統計分析指標評價體系分為三個層次。
第一層次為衡量檢驗檢疫工作成果時需要評價的主要方面，如業務量，執法能效，工作質量等;
第二層次將需要評價的主要方面細分為若干個具體的評價內容：人員/貨物/運載工具檢驗檢疫、企業/產品監管、公共衛生安全、執法監管、惠企政策成效、外部評價等;
第三層次則為具體評價內容的指標層，這些指標可以反映出某項具體的評價內容，主要包含貨物檢驗檢疫批次/貨值、出入境人員數量、運載工具數量、進出口企業監管數量、進出口產品不合格批次/貨值/不合格率、動植物疫情、行政處罰、惠企成效、證單差錯率、流程時限、顧客滿意度等。從檢驗檢疫關聯工作狀況的評價角度，可將如上指標分為四類，即外部評價指標(如進出口總值等)、檢驗檢疫業務評價指標(如批次/貨值、不合格率、疫情疫病等)、企業監管評價指標(如企業監管等)以及服務地方發展評價指標(如減免收費等);從反映檢驗檢疫業務成果的角度，又可分為反映檢驗檢疫業務量的指標、檢驗檢疫工作效力的指標以及檢驗檢疫服務地方經濟發展貢獻度的指標。
(二)多指標綜合評價方法
由于不同類別業務指標無法直接加總，因此引入多指標綜合評價法，即通過一定方法，將反映評價對象不同方面的多個指標轉化為能反映評價對象總體特征的綜合指標，據此對評價對象做整體的評判進而進行橫縱向的對比。進行多指標綜合評價，需要在確定綜合評價指標體系的基礎上，收集數據并進行標準化等處理，進而確定指標體系中各指標的權重、建立評價模型、匯總計算出綜合評價指數或綜合評價分值后根據評價指數或分值對參評單位進行排序、得出結論。
目前，較常使用的多指標綜合評價方法大體上可分為主觀賦權評價法與客觀賦權評價法。前者多采用定性方法，根據專家的經驗主觀確定權重，如專家評估法、層次分析法等;后者根據指標間關系采用定量方法來確定權重，如主成分分析法、熵權法等。
1.主觀賦權評價法
(1)專家調查法(特爾菲法)
專家調查法是為了達到對所要調查的事物的認識，利用專家的知識、經驗等無法量化的信息，通過討論、通信等方式進行交流，從而達到意見的相對統一，得出關于調查對象的特征和本質的方法。通常采用匿名方式，分發調查表向專家們征求意見，然后匯總整理，并將調查結果再分發給每位專家，供他們分析判斷，提出新的意見。如此多次反復，經過幾輪調查，意見日趨一致，最后得出結論。
專家調查法具有較強的可操作性，且各領域專家進行評估時綜合考慮各方意見，具備一定的科學性，評估結果也具有較強的針對性，因而被廣泛使用于數據缺乏或新技術評估時。
(2)層次分析法
層次分析法的基本思想是根據問題的性質、目標，將問題分解成不同的組成因素，再按照各因素間的相互關系，聚集組合成一個有序層次結構體系，根據專家對一定客觀現實的判斷，給出各因素相對重要性的定量表示，并通過建立數學模型，計算出每一層次各因素的權重，最終歸結為最低層(指標)相對于最高層(總目標)相對重要程度的權值或相對優劣次序的問題。
該方法將研究對象作為一個系統，按照分解、比較判斷、綜合的思維方式進行決策，但涉及主觀因素較多，且特征值和特征向量的精確求法比較復雜，特別是指標較多時，一致性檢驗難以通過。
2.客觀賦權評價法
(1)主成分分析法
主成分分析通過將原來變量的少數幾個線性組合來解釋原來變量絕大多數信息的一種多元統計方法。其基本思想是根據方差最大化原理，通過對原始數據的平移、尺度伸縮和坐標旋轉，得到新的坐標系后，用原始數據在新坐標系下的投影來替代原始變量，即用一組新的、線性無關且相互正交的向量來表征原來數據矩陣的行(或列)，而這組新向量(主成分)正是原始數據向量的線性組合。
使用主成分分析法存在一些缺陷，如計算過程較為復雜、樣本量要求較大、需假定指標間存在線性關系等。
(2)熵權法
熵權法認為評價對象在某項指標上的值相差程度越大，其提供的信息量就越多，該指標在綜合評價中起到的作用便越大，權重也應相應越大。因此，可根據各指標值的變異程度，利用熵來計算各指標的熵權，并利用各指標的熵權對所有指標進行加權，從而得出較為客觀的評價結果。其中，熵權為各指標在競爭意義上的相對激烈程度系數。
熵權法相精度較高且客觀性更強，可以用于任何需要確定權重的過程，也可以結合一些方法如灰色綜合評價法、TOPSIS綜合評價法共同使用。
三、檢驗檢疫工作投入產出分析方法的構建
(一)指標的篩選
投入產出模型即根據投入產出原理建立的一種經濟數學模型。投入是指從事一項經濟活動的消耗;產出則是指從事經濟活動的結果。投入產出分析，是研究經濟系統各個部分間表現為投入與產出的相互依存關系的經濟數量方法。
在檢驗檢疫業務評價中，可投入類指標包括人力資源指標(含在職人員數、學歷、年齡等)、財務指標(含行政事務費、業務執法經費、科學技術經費等)、資產指標(含固定資產價值等);產出類指標包括業務量指標(含批次/貨值、運載工具、企業監管等)、執法把關指標(含產品不合格、動植物疫情等)、服務發展指標(含原產地證明優惠、通關便利等)、科研標準指標。
(二)投入產品分析方法
1. DEA模型
DEA模型是一種基于線性規劃的用于評價同類型組織(或項目)工作績效相對有效性的工具手段，特別是具有多個輸入、多個輸出的單位作為一個決策單元(DMU)的相對有效性(稱為DEA有效)。具體來說，衡量某一決策單元j0是否DEA有效，先構造一個由n個決策單元的假想決策單元，如果該假想單元的各項產出均不低于j0的各項產出，它的各項投入均低于j0的各項投入，則說明j0決策單元不為DEA有效。
計算模型如下：
式中，為第j個DMU的m維投入變量; Yj為第j個DMU的s維產出變量;S-和S+為松弛變量;X0和Y0分別為第 j0個DMU的投入變量和產出變量;ε為非阿基米德無窮小量，實際應用中取;為DEA效率值，為因數。若求得結果<1，則DMUj0不為弱DEA有效;若=1，，則MUj0僅為弱DEA有效;若=1，，則MUj0為DEA有效。
2. SE-DEA模型
當出現多個DEA有效的決策單元時，無法比較各有效的決策單元之間效率的高低。對此，Andersen等人提出了超效率DEA模型即SE-DEA模型，其數學模型如下：
四、結論
本文介紹的檢驗檢疫管理決策中的統計思想：多指標綜合評價法和投入產出分析法，能夠有效應用于當前檢驗檢疫實際業務。通過對關鍵指標進行綜合分析，得出統一直觀可比的結果，有助于管理者進行績效評價和管理決策。對管理者整體把握檢驗檢疫業務狀況、檢驗檢疫工作成效、工作質量等將起到極大的積極作用。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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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介紹
*由智勇，男，1977年生，北京出入境檢驗檢疫局信息化管理處。
統計與預測論文范文第4篇
【摘 要】會計與統計作為經濟社會中不可缺少的兩種基本的核算手段，在企業的經營和管理過程中具有不可取代的地位，會計和和計算既有聯系，又存在一定的差別，只有將會計和統計有機地進行協調統一，才能使企業的經濟狀況得到準確地梳理和改善。本文從會計核算與統計核算的相互關系出發，分析兩種協調統一的必要性，然后提出了促進企業會計核算與統計核算協調統一的方法和對策。
【關鍵詞】會計核算；統計核算；協調方法
一、 引言
在對企業或者公司進行經營管理的過程中，會計和統計以各自的不同核算職能對企業經濟狀況進行核算、監督和服務，兩種核算方式的目標存在交集，必然會導致企業資源的共享。會計核算與統計核算是為企業提供經濟信息的重要渠道，雖然二者存在一定的差異，但是兩種能夠相互補充和借鑒，在不影響各自的獨立性的基礎上，提升兩者間的相關程度和完善程度，能夠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公司的經濟效益。但在實際的應用過程中，由于存在許多不可抗拒的客觀因素，使得會計核算和統計核算各自為政、相互獨立，可能會導致大量的重復性勞動，無法確保企業經濟信息的一致性和準確性，又阻礙了兩者的協調統一，從而削弱了企業經濟核算的整體必要性。
二、會計核算與統計核算的關系
1.會計核算與統計核算的聯系
會計與統計均是經濟管理領域基本的計量手段，二者相輔相成，促使了企業內部經濟信息的共享，為企業戰略制定和決策提供了相應的技術支持和輔助。會計核算與統計核算間的聯系如下：
（1）從企業的角度來看，二者在對企業生產經營狀況進行分析都需要生產總量指標、相對指標以及平衡指標等，而且兩種存在的意義相同，都是為了核算和監督企業的生產經營情況，通過采集、整理和分析企業經濟相關的信息，實現企業內部的信息資源共享，現代化的企業經營管理和戰略決策均離不開會計和統計的有效協調。而且，會計和統計核算能夠通過不同的角度對企業經濟活動信息進行整理和分析，從專業的角度來看，兩者是互補的。
（2）單純從核算的角度來說，統計核算是企業會計核素的基礎，會計對數據進行整理和分析的過程中需要利用多種不同的統計工具，而且會計核算過程中需要對原始憑證進行匯總和編制，期間會使用到大量統計分組、相對指標以及絕對指標等統計分析方法，高效準確的統計方法能夠有效提升企業會計核算的整體水平。換個角度，統計核算也需要相應的會計資料和會計方法，企業統計核算常用的會計指標包括資產負債率、流動比率、流動資產周轉率、經濟效益綜合指數以及速度比率等，以上指標均自于會計核算后所形成的財務報表，將會計核算產生的數據融入到統計核算過程中，能夠有效地完善統計核算方法。
2.會計核算與統計核算的區別
（1）核算目標的不同
統計核算的核算目標是通過所有相關的統計指標對企業經濟發展或者國民經濟發展的某個方面進行統計分析，其主要面向于企業政策的制定和政府決策服務等領域。而會計核算的目標是向財務管理者說明企業目前的資產負債、經營情況以及資本流向等財務狀況，對企業管理者的受托責任具體情況進行說明和反映；
（2）核算配比的不同
會計核算與統計核算在核算配比方面也是不同的，會計核算的配比基礎是銷售，而統計核算的配比基礎是生產。會計核算的配比基礎應當參考企業的盈虧狀況，根據企業在特定時期的收入和支出來開展工作，主要通過時間配比和因果配比兩個層次進行體現。統計核算通過計算增加值，密切關注企業經營過程的中間消耗和產出的相結合程度，以保證企業某個時期經濟狀況的真實性和準確性。
三、會計核算與統計核算的協調方法
1.制定會計、統計核算指標體系標準。對企業經濟狀況的核算必須具備同樣的口徑和計算標準，這是會計核算和統計核算協調統一的前提，也是進行財務評估和預測的基本，因此企業必須制定會計、統計核算指標體系標準，對核算標準進行規范。
2.促進會計核算和統計核算方法的相互調用的程度。通過統計學方法對財務狀況進行預測，以提升企業在經濟管理過程中的整體把控程度，從而提升 公司財務狀況預測的合理性和準確性；同時，利用核算和統計學方法對企業的經營狀況進行全方位的監督；使用會計規范工作促使核算工作的統一化和標準化，利用會計信息和會計指標對企業的統計報表進行統一，實現核算工作的歸一化。
3.加快財會工作的信息化建設，更大程度地實現會計和統計信息的協調和共享。企業通過構建互聯網和大數據的信息計算平臺為會計和統計核算提供一個完備的數據溝通渠道。
四、結論
在企業經營管理的過程中，會計與統計作為經濟社會中不可缺少的兩種基本的核算手段，通過本文分析可知，會計和和計算既有聯系，又存在一定的差別，只有將會計和統計有機地進行協調統一，才能使企業的經濟狀況得到準確地梳理和改善。本文提出了促進企業會計核算與統計核算協調統一的方法和對策，希望能夠幫助讀者經濟管理領域方面產生些許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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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與預測論文范文第5篇
摘要：上市公司于2007年1月1日實施新會計準則，是為適應我國資本市場和經濟全球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從上市公司公布的中報看，對于新會計準則執行的效率性問題，眾說紛紜。文章基于文化視角，研究文化因素與會計準則執行之間的關系，即新會計準則的實施不能忽視我國特有的文化背景，旨在創建優秀的會計文化氛圍，為提高我國會計準則執行的效率性尋求一種思路。
關鍵詞：文化視角；實施會計準則；效率；措施
一、文化視角與實施會計準則
行為是文化的函數，人的任何行為都要受文化因素的制約，文化的導向功能決定著有什么樣的文化就有相應的行為。我國《辭?！逢P于文化是這樣解釋的：“從廣義上講，文化是指人類社會歷史實踐過程中所創造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總和；從狹義上講，是指社會的意識形態，以及與之適應的制度和組織結構?！睍嬜鳛橐环N社會實踐活動，作為社會文明的一部分，同樣生存于一個特定的文化環境之中，文化環境因素在潛移默化中影響著會計理論和會計實踐的發展。所以會計準則作為會計活動的抽象和概括，也深深地打上了文化的烙印。文化是一個社會、民族長期積存的精神財富，它包括價值觀念、思維方式、道德規范、風俗習慣、語言、文字等各方面的因素。任何一個國家的會計發展都不可能脫離其文化環境，任何一個國家的會計在其發展過程中都會以其特有的價值觀念和思維方式形成會計思想、會計理論，以其特有的語言文字描述和傳播會計信息，按照其道德規范及習慣進行會計處理，總之是汲取社會文化的養分來形成這個社會的會計文化。雖然，人們很早就提出了文化與會計的聯系，但對于文化因素對會計影響的系統研究卻相對較少，最早將民族文化與會計制度聯系起來，做出較具體解釋的是英國學者格雷（Gray）提出的理論模式。格雷以霍夫斯泰德（Hofstede）的“文化層面”（1984年霍夫斯蒂德根據一項對53個國家IBM員工進行的問卷調查后，用統計的方法從以下層面歸納出不同地區和民族的人們的文化取向。利己主義相對于集體主義；大跨度的權力結構相對于小跨度的權力結構；強避免不確定性取向相對于弱避免取向；陽剛相對于陰柔）理論為基礎，提出了四維的會計價值觀理論，即職業化與法律管制、統一性與靈活性、穩健主義與樂觀主義及保密與透明。
（一）職業化與法律管制（Professionalism vs. Statutory Control）
格雷認為：職業化程度較高的社會傾向于由會計職業團體或其他獨立機構來制定會計準則并對其的執行情況進行監管，不主張政府過多干預，鼓勵會計人員對發生經濟業務的性質，根據自己的專業知識獨立判斷；而職業化程度低的社會則傾向于用規范化的法律條文規定會計處理的方法和程序。在這樣的社會中，強調會計人員應遵循法規，其可供選擇的空間相對較小。將“職業化與法律管制”同霍夫斯泰德的“文化層面”理論聯系可以發現，個人主義意識強的社會比較注重個人努力，比較尊重個人職業判斷，因此會計職業團體往往較發達。權距小的社會由于等級觀念較模糊，強調平等與參與，大多不喜歡政府以法規形式干預企業的會計活動，因此職業化程度往往較高。在規避不確定性程度低的社會中，人們比較能從容應付風險因素和陌生事物，不喜歡用僵硬的教條作為行為規范，因此也會有較高的會計專業意識。
（二）統一性與靈活性（Uniformity vs. Flexibility）
格雷認為：一般情況下，個人意識較低或集體意識較高的社會傾向于推行統一的會計制度，要求企業嚴格遵循法律法規的要求和監管。因為集體主義強調整體利益，硬性規定有關會計程序與方法，可以減少解釋準則或自由選擇引起的爭議。權距大的社會，等級觀念強，人們較傾向于服從權威，較愿意接受教條式的會計規定。規避不確定性意識高的社會為減少或避免未來可能引起的疑慮或爭議，往往由政府在會計準則中作詳細明確的規定，統一實施，以此來保障公共利益。
（三）穩健主義與樂觀主義（Conservatism vs. Optimism）
格雷認為：針對面對風險或不確定性因素時，對資產的確認和計量，對收入、費用確認方法的選擇，穩健主義傾向于以悲觀謹慎的態度對待可能發生的事項，從而導致資產低估，利潤低估；樂觀主義則反之。一般來說，社會規避不確定性的程度越高，出于對風險的厭惡在面對未來不確定性事項時，往往會做出悲觀的預測及選擇保守的會計處理方法，以避免實際結果不如想象中樂觀所需承擔的后果。
（四）保密與透明（Secrecy vs. Transparency）
格雷認為：針對企業到底應披露多少會計信息，保密性傾向于把企業的財務信息作為商業秘密來處理，僅對于企業經營、資金籌集等有密切關系的信息進行公開披露；透明性則傾向于采用透明的、開放式的、對社會公眾負責的方法公開披露企業的財務信息。集體意識強的社會把整體利益置于個人利益之上，權距大的社會傾向于尊重與服從長官意識，因此在這樣的社會中，充分披露企業信息的意愿相對較弱。因為被保護的是有權勢者及有財富者的利益，披露太多信息被視為不利于他們的利益。
二、我國文化特征對新會計準則實施的影響
以社會價值觀為核心的社會文化環境，對會計準則的實施有著重要的影響。企業會計除了利用專業知識處理經濟業務外，還牽涉到人為因素，包括企業管理層和會計人員的主觀意識。如企業資產計價方法的選擇是人為的、費用攤銷期限的確定是人為的等等。而這種主觀判斷又受沿襲至今的傳統文化的影響，因此，文化這種社會價值觀對會計準則的執行具有必然的影響。
（一）我國文化特征
1、推崇集體主義。集體主義是我國社會文化比較顯著的特征。集體主義強調集體的利益，重共性而輕個性，鼓勵個人遵守集體的規范，強調集體的利益高于一切，個人的利益、成就和價值是通過集體的利益、成就和價值來實現的。具體表現為，重視家庭的倫理道德、強調社會秩序和人際關系的和諧，提倡中庸之道，我國文化一直以來都保持著尊敬師長、尊老愛幼、忠于民族、熱愛國家等優良傳統。
2、權力距離大。由于我國是剛剛步入發展中國家的行列，社會法制程度相對較低，政府對各項社會活動的干預較多，人們的選擇余地較小，對社會組織的參與程度較低。
3、對未來不確定性的回避程度較高。傳統的中國對風險、新生事物和未來的態度比較消極，回避風險的現象較為常見，常常不能容忍個人的離經叛道的行為。因此，往往是循規蹈矩，不鼓勵創新、冒險和自我表現，“不求有功但求無過”即是這種觀念的表現。
4、柔性社會明顯。傳統的中國觀念中，鼓勵人們之間相互幫助、相互關心，提倡共同富裕和助人為樂，思想意識上比較同情弱者，回避市場競爭和優勝劣汰。改革開放后，這一柔性傾向有所改善，公平合理的競爭得到了認可，優勝劣汰的市場原則也被普遍接受。
（二）我國會計準則執行的效率性分析
1、職業化水平對執行新會計準則的效率性分析。我國會計的職業化水平相對偏低，會計職業管理是由財政部來具體負責的，我國的會計基本準則、具體準則和應用指南也是由財政部會計司來負責制定、頒布和解釋。會計人員的一切會計活動只能遵循法律法規的要求，所以無論是會計執業的自我約束能力，還是會計人員的職業判斷能力與發達國家相比均差距較大。新頒布的企業會計具體準則中許多業務都要求會計人員必須具有很強的職業判斷能力，如企業采用銷售折讓方式銷售，準則規定只能采用總價法，待銷售折讓實現時折讓部分列入“財務費用”，如該筆業務是跨年度的，銷售額又較大，對當年的企業所得稅稅負影響就很大（特別是本年度盈利，下年度虧損），這時會計會很無奈，導致投機取巧；又如銷售商品收入的確認需同時滿足5個條件，其中“相關的經濟利益很可能流入企業”，對債務企業財務狀況的判斷是很困難，特別是由于市場變化無常，突發事件多，再加上債務企業有意隱瞞，給會計人員的職業判斷帶來諸多不變。因此，具體準則的許多硬性規定使會計人員在實際會計處理中很難合理、準確地把握和運用其職業判斷能力，這些對會計信息的質量將會產生影響，削弱了會計準則的效率性。
2、高度統一性對執行新會計準則的效率性分析。我國會計基本準則、具體準則和應用指南均為財政部制定和頒布，具有高度的權威性和統一性，這與我國國有經濟在國民經濟中占主導地位的關系是分不開的。由財政部在制定和解釋會計準則，各利益相關者的利益不可能得到公平和公正的協調。我國文化崇尚集體主義，以集權的等級管理結構維系政治、經濟與人際關系，反映到會計準則中，就要求不同企業都要服從于國家宏觀經濟管理的需要，給企業留下因地制宜進行會計處理的余地就較少。而企業在處理具體經濟業務時就會遵循博弈原則，選擇對自己有利的會計政策，甚至會扭曲具體準則。這種現象在上市公司中已比比皆是，不惜損害國家的利益來滿足企業的需求。所以由于會計準則的高度統一，利益相關者之間的博弈，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新會計準則的效率性。如對固定資產折舊年限、借款費用是資本化還是費用化等業務的選擇及對公允價值計量屬性應用范圍的規定等，就可能影響企業披露會計信息的質量。
3、穩健性對執行新會計準則的效率性分析。會計人員偏好穩健還是樂觀不僅會影響到會計準則的制定，而且會計對會計準則執行時會計政策的選擇影響將更加明顯。亙古以來國人信奉的“有備無患”、“凡事預則立，不預則廢”等觀念，均反映出中國人偏好穩健而非樂觀的文化特征。因此，在會計要素的確認計量、報告和會計方法的選擇時，穩健性原則是與我國的文化特征相呼應的。所以執行會計準則時，一些企業為了自身利益，通過對會計政策的選擇會低估資產和收益，達到維護自身利益的目的，降低了新準則實施的效率性。如《企業會計準則第6號——無形資產》規定：企業內部研究開發項目的支出，應當區分研究階段支出和開發階段支出，研究階段的支出作為期間費用處理，開發階段的支出滿足一定條件的列入無形資產成本。其實研究階段和開發階段的支出在實際操作時是很難劃分的，企業基于穩健角度考慮，全部作為研究階段支出列入期間費用，為以后的盈利埋下伏筆。所以這種穩健原則對實施新準則的效率性也會產生一定的影響。
4、透明性對執行新會計準則的效率性分析。中華文化較為含蓄、神秘和束縛較多。在這種文化背景下，對會計信息披露要求的表現最為明顯，我國新會計準則要求披露的事項較少甚至沒有。如《企業會計準則第21號——租賃》規定融資租賃的確認標準共有5項，只要滿足其中1項或數項標準即可確認，而不是同時滿足。這樣一來，企業在確定一項業務是經營租賃還是融資租賃時，通過改變租賃期限或租金的支付等租賃合同條款就能調整租賃業務的性質，從而改變了一些相關的財務指標。融資租賃業務在資產負債表上體現長期負債，而經營租賃業務則沒有。我國具體準則對經營租賃的披露沒有要求（承租人），如果企業有意隱瞞，在會計報表附注中不加以披露，投資者、債權人在決策時就會被誤導。
三、創建優秀會計文化環境，提高會計準則實施效率性
會計準則體系的發展應與其所處的文化環境相適應，同時，良好的文化環境將為會計準則體系的有效執行創造一個好的條件。文化可以通過3個途徑提升準則執行效率：一是文化減少了成員預期的不確定性，有利于個體專用性知識和能力的積累；二是作為一種重要的非正式控制機制，文化補充了正式控制制度，可以減少監督成本；三是文化可以改變成員的偏好函數，使成員趨向組織的共同目標，而恰恰是這種歸屬感降低了組織運行中的談判和討價還價成本。下文就與提高新會計準則執行的效率性的相關文化環境的建設談幾點建議：
（一）加強企業管理層和會計人員的文化建設，是提高會計準則執行效率的根本保證
會計職業道德是會計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會計文化建設的核心。管理層在執行會計準則過程中，其行為偏差來自委托代理關系，加強管理層的職業理想、職業責任、職業紀律教育，形成良好的企業文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緩解管理層因激勵或制衡所引起的會計造假動機。在現代企業制度架構下，雖然會計人員只是具體會計政策的執行人，但會計人員也有自己獨立的判斷和行為方式。當今世界科學技術日新月異，社會經濟也迅猛發展，在人們物質生活改善的同時個人拜金主義、享樂主義也向各個領域蔓延，在會計領域的經濟類案件時有發生，傳統的價值觀念受到了嚴重的沖擊，所以應加強對會計人員的職業道德、社會公德、個人品德建設也是非常重要的。
（二）加強注冊會計師行業的誠信建設，是提高會計準則執行效率的關鍵
注冊會計師對會計準則的執行情況起監督和指導的作用，所以注冊會計師執業是否誠信自律，直接關系到會計準則執行的效率性。一方面加大宣傳誠信教育力度，充分發揮社會輿論的監督作用，在注冊會計師行業逐步形成誠信為本、操守為重的良好風尚；另一方面應通過立法和制度的建設，建立規范的行業誠信檔案和信用懲戒機制，及時對違規執業的注冊會計師追究行政責任、民事責任和刑事責任。
（三）營造良好的文化氛圍，是提高會計準則執行效率的必要補充
會計文化的建設和會計文化環境的改善需要發揮會計人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和產生和諧向上的文化氛圍。因此，應以美化、凈化、知識化、人性化為目標，為會計人員提供一個優雅舒適的工作和生活環境，樹立一種尊重會計、尊重會計人、尊重會計工作的良好氛圍。這樣，不僅可以陶冶人的情操、凈化人的心靈，對良好人格的塑造也起了潛移默化的作用，誘發會計人的愛國熱情和自律意識，提醒會計人時刻牢記自己的崗位職責和職業道德，有利于保障會計工作的順利進行和會計準則、規范的順利實施。
四、結論
文化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千百年積淀下來的對人的行為規范及價值取向的一個潛移默化的思維定式，文化的影響是根深蒂固的，不易動搖的。文化對于會計準則這一制度安排的影響是普遍的、基礎的，它既可能產生正向作用，也可能產生反向作用，只要正確引導、循序漸進，努力營造優秀的會計文化環境，使新會計準則在我國資本市場、經濟全球化過程中發揮應有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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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單位：福建行政學院會計系）